财税体制改革方案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财税体制改革方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7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依此，具有改革任务的各部委将围绕《意见》中要求的改革重点和关键环节制定相应的实施步骤。

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意见》中的改革范围包含国有企业、财税、金融、农村、投资、社会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多个领域。但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改革重点锁定在财税、电力、金融、收入分配和社会体制改革五个领域。

国家发改委人士接受采访时表示，和以往国家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改革意见相比，*年《意见》的最大特点是提出了操作性规定，并在《意见》中明确规定，要督促改革任务的完成，改革牵头负责部门要定期汇报改革进展情况。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拉开序幕

作为具有“改革”职能的国家发改委，每年都会受国务院委托制定该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上述发改委人士表示，*年改革重点具有操作性、能够实质性推进的领域划定在5个领域。

首先，要正式启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据了解，一份由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的研究机构制定的财税体制改革方案已经出笼，目前正在征集学者和地方政府的意见。

“今年最大的改革动作就是启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上述发改委人士透露，尽管《意见》中只提到“进行财税体制改革”，没有更详细的说明，但高层推动财税改革的决心已定，今年将开启这一领域的改革。

事实上，启动新一轮财税改革的呼声由来已久，但财税体制改革兹事体大，不仅仅涉及经济体制改革，还涉及预算民主化、公共财政转移、人大审查和监督、统一国家财政和国库、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诸多因素，以上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改革面临着复杂的形势。

“事权和财权不匹配是大家一致的判断。”7月10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郑新业对记者分析。对此，专家们多数认为“下放财权”是改革方向。

据获悉，新一轮财税改革基本思路是，以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和省以下财政体制为重点，启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创新各级财政支持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文化、社会保障和住房保障的体制机制。

在具体操作上，财政专家贾康认为，应该推进财政体制扁平化的系统性改造，主要是扩大推行“乡财县管”、“省管县”的试点范围。

在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方面，多数财政专家认为，应将改革的重点放在推进政府收支分类改革上，逐步推进“收支两条线”、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等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除财税体制改革外，今年还在电力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领域开展实质性改革推进。

“完善电价政策是今年重点。”上述发改委人士表示，按“十一五”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目标，继续稳步推进各项电价改革，建立与发电环节竞争相适应的上网电价形成机制。

对此，在今年4月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会”，发改委经济体制改革司司长孔泾源也详细说明了改革思路：推动落实电网企业主辅分离改革方案，完善区域电力市场建设，组织开展深化电力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意见》指出，将推进农行股改和国家开发银行改革，制定国家进出口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改革方案。

启动收入分配、教育体制改革

除财税和金融，今年改革重点还有更令公众关注的话题——收入分配和教育体制改革将启动。

据了解，《意见》中要求，今年重点任务之一是“要出台收入分配指导性意见”。以此判断，各界所盼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将在今年迈开步伐。

作为体现社会公平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从年进入决策层视野后，一直成为公众热议和热盼的改革。而由国家发改委、原人事部等部门牵头制定的改革方案，至今尚未亮相。

据了解，学者们一直希望收入分配方案是个一揽子方案，既包括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也包括相应提高“低保”水平。更重要的是改革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

上述发改委人士分析，《意见》中提出“出台收入分配指导意见”意味着今年该方案要亮相公众。

在社会体制改革领域，除了近两年的“医改”，未来“教育改革”也将成为热点。

据悉，《意见》中显示，要研究起草教育体制改革规划，“这表示教育改革将启动”。上述发改委人士分析，“而教改是目前公共领域中改革最滞后的方面。”

“由于教育改革涉及文化传承、思想意识等多方面范围，比医改更难。”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医改专家顾昕分析，因此，教育改革相比医改，可能更是长期命题。

垄断行业改革还需等待

在上述5领域改革得到突围后，诸多公众关注的改革焦点可能还需要等待更长时间。

据了解，之前各界广泛呼吁的“垄断行业”改革在今年还得不到突破性进展。包括铁路体制改革。

“由于还存在争议，铁路体制改革障碍不小。”上述发改委人士表示。据悉，铁路体制改革方案早在2006年就摆在了决策者案头，但由于利益各方意见不一，至今没有达成共识。因此，铁路体制改革近期展开的可能性不大。

“垄断行业改革难点在于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到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公共政策部主任余晖分析，其“半行政半市场化”的治理结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的严重障碍。

篇2

这种调整，体现在发展思路上有三大变化。

首先是强调回归实体经济和去泡沫化。

过去数年我们发展虚拟经济，不乏一些缺乏实体经济支撑的炒作和泡沫，甚至对实体经济产生反向抑制作用。2011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要把着眼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支持那些有利于实体经济的金融模式和虚拟经济方式，而不是反过来以“虚”促“实”，也没有折衷主义的“促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表述。这种发展思路的回归，对于下一阶段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而要发展实体经济，就要加快技术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注重打造品牌等。

其次是将扩大内需重点聚焦于消费，并提出更符合实际的长远思路。

新的扩大内需思路重在扩大消费，通过扩大消费来带动投资增长，而非笼统地提“二者并重”。因为在同样的精力付出下，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更快也更直接，最后被淡化的总是“慢一些但拉动经济质量更好”的消费。

消费不足和收入差距过大，某种程度上都与长期过度投资有关――投资抑制了消费，同时拉大收入差距。扩大内需，重在做好三方面工作：其一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改善了民生，可以使老百姓减少后顾之忧，敢于消费；其二是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以此促进产业升级和就业，间接促进消费；其三是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这是消费持续扩大和消费升级的重要基础。

三是再次强调自主创新。

“十一五”规划和党的十七大非常强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一次强调这一点，与鼓励发展实体经济直接相关，因为二者相辅相成。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有两大优势：一是资金相对充裕，有较充足的储蓄和外汇储备；二是国民投资意识强。投资意识或者说投机性是一种资源，同时也是双刃剑，利用得好是好事，利用不好就是坏事。在我们过去的发展中，存在过度重视资产化的问题，而不是资本化。资产化往往导致泡沫，房地产行业的泡沫就是资产化。但资本化不同，往往更强调技术创新，强调实体经济的升级。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要着力去资产泡沫化，加快资本的深化，促进实体经济的升级发展，才是未来我们需要的增长。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突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发展思路变化的同时，改革大思路也在酝酿调整。未来的改革应着力于两方面推进：一是启动新一轮市场化改革，二是设计一揽子财税体制改革方案。

新一轮市场化改革，主要包括加快资源产品、利率、汇率等改革。2002年以来，CPI增长已经历三次波动，波动的主因都是食品，而非货币政策。而食品的波动也有规律可寻，即三四年一个轮回。未来两年将处于价格的回落期，是推进利率市场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较好时机。

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重点是提高资源税税率和电价改革。加快利率市场化不仅能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也有利于抑制我国金融资产的泡沫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事关人民币国际化这一重大战略问题，不能仅停留在对出口成本上升的顾虑上，要拿出勇气，并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着力推进。

设计一揽子的财税体制改革变得尤其紧迫。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力强调了财税改革，在实施中需痛下决心，制定和出台一揽子财税体制改革方案，把完善分税制、寻找长期可持续的“土地财政”替代来源、收入分配改革三者结合起来。

完善分税制就是针对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的不平衡，重新设计分税比例和优化税率。

寻找长期可持续的“土地财政”替代来源需加快两方面改革：一是征收房地产税代替土地出让金收入，形成长期税源；二是加快公共投资的融资方式改革，尽快用地方债券融资替代地方融资平台。

篇3

关键词：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财税体制改革 减税

1、引言

2011年11月16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了经国务院同意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等文件，明确了我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重要内容。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优化税制结构和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具有重大意义，能为深化产业分工、促进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经国务院批准，自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根据国务院的总体部署，这项改革将在十二五期间向全国推开。

随着上海试点的逐渐推进，扩大改革试点的信号也开始释放。今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在研究部署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时明确，将扩大增值税改革试点。 以北京、江苏为代表的一些省市已经在积极进行试点的准备。今年北京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积极准备、抓紧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

2、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必要性

在我国现行税制结构中，增值税和营业税是最为重要的两个流转税税种。增值税覆盖了除建筑业之外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大部分行业则课征营业税。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税制显现出其不合理性。

2.1 增值税和营业税并行，破坏了增值税的抵扣链条，影响了增值税“中性”作用。由于增值税征收的范围是货物和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等方面，而营业税征收的范围是对不动产、无形资产和其他劳务。

2.2 营业税存在重复征税，对服务业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由于营业税的征收范围涉及到了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建筑安装业等，而这些行业大多属于第三产业，这些行业的流通环节比较多，而营业税实行是对流通各个环节进行征税，由于营业税实际是按照营业额为计税依据来进行征收，这样就造成了对同一劳务或是其他营业税征管的税种的重复征税，这无疑限制了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另外营业税不允许像增值税那样对进项税额进行抵扣，这显然对第三产业造成税负不公的影响。

2.3 增值税扣税不彻底。自2009年1月1日起我国增值税进行转型之后，即把过去生产型的增值税转型为消费型的增值税，这样使得我国增值税的税制更加完善。由于过去生产型的增值税不允许企业外购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抵扣，这样就存在这重复征税的问题，严重制约着企业投资的积极性。现在实行的是消费型增值税大大减轻了企业是税收负担，使得我国的增值税的税收负担趋于平衡。

2.4 两套税制并行造成了税收征管实践中的一些困境。随着多样化经营和新的经济形式不断出现，税收征管也面临着新的难题。比如，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商品和服务捆绑销售的行为越来越多，形式越来越复杂，要准确划分商品和服务各自的比例也越来越难，这给两税的划分标准提出了挑战。

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对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具有重要意义。按照建立健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要求，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有利于完善税制，消除重复征税；有利于社会专业化分工，促进三次产业融合；有利于降低企业税收成本，增强企业发展能力；有利于优化投资、消费和出口结构，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协调发展。

3、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政策分析

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需要“整体规划、统筹协调、平稳过渡”，既要统一设计税制改革方案和相关配套改革措施，又要通盘考虑改革的具体事项，还要充分兼顾改革前后税制和征管变迁，实现税制转换的平稳过渡。整体规划，就是要遵循增值税制度内在规律，着眼于消除货物和劳务领域的重复征税，统一设计税制改革方案和相关配套改革措施，妥善处理好政府与纳税人、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统筹协调，就是要结合增值税立法的要求，通盘考虑改革的具体事项，精心设计税制要素，科学确定税负水平，合理划分收入归属，不断完善征管条件。平稳过渡，就是要科学安排改革进程，充分兼顾改革前后税制和征管变迁，确保纳税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实现税制顺利转换、征管有序衔接、征纳关系和谐融洽、财政体制平稳运行。

在试点范围上，综合考虑服务业发展状况、财政承受能力、征管基础条件等因素，先行选择经济辐射效应明显、改革示范作用较强的地区，将与生产流通联系紧密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

在税制安排上，除合理设定计税方式、计税依据、纳税地点外，关键是科学设置税率。按照将原营业税税负平移的方法，采用全国税收调查和北京、上海、湖南3个地区典型调查的数据，相互验证测算出交通运输等行业的适用税率在11%至15%之间，现代服务业的适用税率在6%至10%之间。根据改革后试点行业总体税负不增加或略有下降的原则，改革试点方案从低确定了11%和6%两档税率，并对出口劳务实行零税率或免税。

在政策衔接上，针对增值税与营业税的税制差异和改革试点在部分地区部分行业开展的实际情况，对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试点行业与非试点行业、试点纳税人与非试点纳税人之间的税制衔接，以及原营业税优惠政策延续等问题，均进行了妥善处理。

在收入归属上，维持现行财政体制基本稳定，按照保持中央和试点地区税收分配关系不变的原则，对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

在征收管理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由现行负责征收增值税的国税机关统一征收。

篇4

在此前近一年的时间里，包括这位官员在内，与科技创新有关的各部委官员与专家智囊，一直在进行密集的讨论与调研。“最近几天，我们还在深入多家科技企业考察调研。”5月18日，该官员告诉记者。

以上密集工作的落点，是正在加速胎动的科技体制变革。

据《财经国家周刊》独家获悉，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已在酝酿新的顶层设计突破，新的改革方案已经完成起草并提交决策层审议，实质性政策有望在今年6月正式对外公布。

4月17日，在《财经国家周刊》组织了“科技体制改革闭门会议”上，多位相关部委的司局级官员参与了讨论。与会部委官员透露，本次改革方案将强化整体设计，突出重点任务，务求取得实效。其中，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强化协同创新、推进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建立更科学的人才评价标准等内容，将成为核心思路。

一位与会人士透露，科技体制改革已受到决策层高度关注与支持，将成为十后中国最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

其原因在于，自上世纪末以来，科技竞争已逐渐成为大国角力的最高主战场。在这个创新空前密集的时代，依托于快速发展的信息科技网络，全球社会经济结构正日趋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一个在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后，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生产力的新型文明形态正在形成，科技创新日益成为各国争夺经济发展主动权、抢占产业振兴制高点的核心关键。

在这些事关国家经济兴衰的大国博弈中，企业已成为各国产业主导权争夺的不二主力。

问题是，多年来，中国主要的科技创新资源一直在向高校、科研院所等非市场化的主体倾斜集中，虽然自1985年以来，中国已出台三次科技体制改革的大举措，不断推动科技与产业接轨，但直到现在，科技创新资源分配失衡、创新保护不足、研发与市场脱节等创新体制与创新环境问题，还是中国企业以科技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实力的重要障碍。

“以前，科技体制改革修了一条路，让科技企业可以在上面开车跑。而现在，不少企业已经做大了，变成了法拉利，我们的路却还是以前的乡村公路。”一位科技企业负责人说，“我们需要一条更宽、更平、跑得更快的高速公路。”

知情人士透露，在本次改革中，科技管理体制、扶持政策和资源分配等顶层设计都将有重大突破，并将出台更加明确的政策落实方案，确保“以企业为科技创新主体”的目标真正落实。

除此之外，如何建立更高层面的，跨部门的科技创新决策机制，也是决策层正在讨论的议题，“一个更加有效统筹科技创新资源的创新框架、甚至一个主管科技创新的大部委，也有可能在以后的几年内成立。”知情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透露。

改革核心一脉相承

科技创新实力的竞争，是企业的战场，还是国家的科技战场？

两者实为一体。任何全球性企业的崛起，都离不开整个国家科技体制、政策与资源的倾力支持，而企业的实力增长，也将带动国家经济乃至举国产业的全面振兴。

参与方案起草的知情人士透露，此次科技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就是真正明确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问题的根本，是真正确立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一位参与本次改革方案起草的人士说，因为只有企业，才知道市场需要哪些技术，并围绕这些需求有效地调动资源进行创新。

“这与此前的三次科技体制改革核心战略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一位科技部官员表示。

1985年，科研院所开始打破“大锅饭”走向市场；上世纪90年代末，全国5000多家应用开发类科研院所全面进行企业化转制。在这两次改革基础上，2006，中国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对科技产业发展进行了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次顶层战略设计。

一位参与过研究制定纲要的政府部门人士回忆，在战略研究阶段参与其中的研究人员超过2000人，被咨询的国内外各领域专家过万人，整个规划的制订历时3年完成，并第一次提出了国家层面的科技战略目标，即到202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

在这三次改革中，核心思路都是让科技与市场接轨，最终将科研资源由科研院所转向企业。改革方案中甚至明确要求，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向企业聚拢，科技项目必须以企业为实施主体，面向市场应用的研发项目都要由企业牵头。

但“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在落实层面还是受到各种制约。

一位央企负责人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还没有感受到“主体地位”，事事都要审批，处处都是“婆婆”，一个科研项目跑十几个部委司局是家常便饭，通过政府部门的立项和审批甚至可能需要一年甚至数年时间。在市场变化越来越快、企业对科研技术成果转化的周期要求严苛的情况下，两者不同步很难发挥科研成果的作用。

而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负责人表示，现在国家的扶持资源都是跟着科技项目走，但在这些项目中，表面上企业掌握了主动权和话语权，但实际上科技发展规划和项目选题机制大多还是由院所和高校牵头提出，相当多专家并不具备跟踪产业技术和市场前沿的能力，多从自己的特长和偏好出发选题，造成了研发方向与市场需求的脱节，真正由企业提出立项的不到20%。

这导致的结果是，企业和高校策划时开一个会，项目申请完后各行其是，申请验收前再开一个会，凑够专利数，通过验收后皆大欢喜，项目却可能就此搁置。

“整个‘十一五’，我们拿到了一个多亿的国家项目拨款，绝大多数项目都是研究所为主体在牵头，我们干了什么呢？进行技术验证。课题完成后，技术的核心我们没有，都在研究所，而且离市场非常远。”一位国企负责人说。

而根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了解，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中，将进一步明确建立以企业为主导的产业技术研发创新体制。

细化落地措施可期

外界更关注的是，改革方案将如何真正落实对企业创新的扶持。

“在此前的改革中，很多鼓励企业创新的政策一直得到了彻底执行，但科研资源还是在以传统的方式向高校、科研院所等非市场主体汇集。”一位参与方案起草的专家说，与其他改革一样，科技体制的改革本质，也是对原有资源的再分配，以及对现存利益格局的再调整，这势必牵扯到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些深层次矛盾，这是以前的扶持政策未得到真正落实的重要原因。

上述企业负责人说，直到现在，因为没有利益往来，在产学研结合方面，很多未转制的科研院所依然不愿意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即使是已经转制的院所，也往往因为竞争而不愿为其他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加上目前国内行业共性技术研究方面的共享和合作程度较低，不少行业内的企业都是整体技术储备不足，进而造成了整个产业的落后。

在财税政策等方面也同样有些问题。“我们前段时间搞了一次28省市的问卷调查，实际的情况是，因为细节不配套、核定范围受限制、操作复杂等原因，中长期科技规划中明确的研发费用加积扣除等优惠政策，落实其实并不好，很多企业的实际抵扣额甚至不到30%。”一位部委官员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时不我待的是，在日趋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中国企业正受到海外巨头越来越多的围追堵截，从标准控制、技术封锁、产业垄断、价格驱逐、资本并购、专利诉讼、贸易壁垒到政治、文化抵制，外资厂商正采取各种手段将中国科技企业挤出市场。

比如中国集成电路核心企业中芯国际，就是在高速扩张的上升时期，被台积电的诉讼以及日韩企业发起价格战打压，导致公司实力大幅衰退，旗下的成芯等资产也流失到外资厂商手中。珠海民企赛纳科技负责人也告诉记者，该公司在推出中国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激光打印机时，就曾引来外资力量的专利诉讼与大幅降价抢夺市场等狙击。

“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化竞争过程中，将面对很多新的困难，已经不是靠企业自身可能解决的。”一位长期为中国企业进行海外诉讼的律师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比如对重要行业进行整个产业链的扶持拉动，如TD-LTE与大飞机；对一些产业关键环节需要不计成本进行追赶，如芯片与发动机；对一些海外企业带有贸易壁垒或政治色彩抵制手段的应对，如恶意的“337诉讼”等，都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统一的规划与支持，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就目前而言，政府部门还习惯于像过去一样，大多是以普惠式的‘撒胡椒面’，或是在政策上开一些小口子，主要靠企业自己去国际上打拼，并没有给予我们足够扶持。” 一位企业负责人说。

“改革文件将会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一位参与改革方案起草的人士透露，正是因为对这些问题的考虑，新的改革文件中将有更多针对实际问题的具体政策，以及政策如何落实的具体措施，甚至可能有详细的量化指标。

“比如说，将来具有产业目标的国家科技项目，原则上由企业来牵头实施。”该人士说，过去，国家科技项目原则上都是大学、科研院所，863计划、973计划，包括科技支撑计划来牵头实施，未来只要是明确的项目，原则上将改由企业牵头实施。同时，还将鼓励企业牵头联合大学和研究机构来成立一些技术创新的战略联盟，通过这个战略联盟来开展技术创新活动。

此外，针对很多国有企业因科技投入造成经营考核压力的问题，未来国资委的考核标准也会有所变化，国有企业的科技研发投入将视同利润进行考核，此举将刺激国企扩大科技创新力度。而此前外界讨论较多的扩大企业研发费用税前抵扣政策优惠，以及支持中小型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财税、金融及其他政策等，都会有较大的进展。

“总而言之，新一轮的改革将通过强化企业的创新实力，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顽疾。”参与方案起草的专家说。

该专家认为，要真正确立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是一个庞大的，需要长时间建立和完善的系统工程。它需要真正推动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改革现有的科技项目经费管理制度和科技评价奖励制度，支持骨干企业建立自己的研发机构，并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人员进入企业或创办企业，并落实在此过程中的技术转移机制和产权、股权激励机制，建立科技支撑产业的完善机制等，以全方位市场化机制，引导科技资源向企业集中等各个环节的改革与完善。

据这件专家透露，这些问题在改革方案中都有可能得到体现，“虽然这些政策的落实需要时间，但通过科技体制的引导，中国将让高校和科技院所真正转向为企业技术创新服务，并切实解决企业的创新动力、创新激励和创新保护问题。”

会不会成立“创新部”？

除了企业创新的问题，对目前的中国科技管理体制度也一直有争议。

一个被普遍认可的看法是，与培育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相比，中国科技管理体制的改革步伐显得更滞后一些。相对激进的看法则认为，正是管理体制的混乱，导致了诸多企业扶持政策的难以落实。

此前，中国科学院曾在2010年就科技体制改革问题做了一个调查，结果显示，半数以上受访的科研人员认为科技资源的配置机制存在问题，关键是国家部委多头管理、部门条块分割现象严重。

一位科技主管部门的官员也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部门在科技工作的职能管理分工上多有交叉，掌握、配置科技资源以及制定科技政策的部门和单位也较多，加之部门间沟通不够充分，致使对重大科技政策的执行难以形成统一高效的领导。

“除了国家发改委与科技部外，很多部委都下辖与科技有关的司局。”一位专家说，“这些司局都有各自的行政责权与经费预算，而且对科技政策的理解与执行思路往往不一致，各个部门的政策定位都是围绕自己的主要业务在转。”

“有一次，财政部出了一个政策，另一个部门不认可，结果让企业无所适从。”一位企业负责人说，如果没有更高层面的牵头，类似的问题可能还会出现。

与此同时，政府部门的职能定位没有完全转变过来，还习惯于“包办”思路，充当“教练员”，从科技规划，到课题经费开支、时间节点、评审验收等都拥有相当大的决定权和影响力，致使科研过于行政化，既阻碍了市场的资源配置基础作用，又容易滋生权力寻租、的行为。

对此，业内人士给出的建议是，成立中央科技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从国家层面加强组织领导，制定改革总体方案，统筹组织实施。同时建立跨部门高层科技战略决策机制和专家咨询机制。强化国家层面的科技创新领导机构作用，按照“大部委制”原则，推进政府部门科技事务综合管理职能的合并。

在此之前，关于是否应成立“创新部”已经在坊间引起讨论。不过，也有人士认为，由于科技大部制改革涉及的部委职能部门众多，形势与利益复杂，所以成立“创新部”将遇巨大阻力。

对此，有关专家建议，可以考虑分步实施，由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主持，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加强部门之间科技资源配置的协调沟通，推动科技资源共建共享。然后进行局部的职能整合，可以首先将相关部门职能合并，之后进一步归并整合有关政府部门相关科技管理职能，最终形成“大部委制”格局。

而据知情人士透露，建立国家层面的科技创新统筹协调部门这一计划，目前也已经受到决策层关注。

生长“苹果”的美国土壤

关于苹果改变世界的故事，近来最经典的或许是以下一则：一位中国妈妈问4岁的女儿，桔子的英文怎么说，女儿回答是“Orange”；问香蕉，回答是“Banana”；最后问苹果，女儿的回答是“iPhone”。

苹果正在创造巨大的市场神话。仅在中国，仅2012年第一季度，苹果的市场营收就达79亿美元。这意味着，苹果每天能在中国拿走5.5亿元人民币。

很多人认为，苹果的成功来自于“颠覆性创新”，无论是整合产业格局、引领革新潮流，把握市场脉搏，笼络人才搜罗技术，还是坚持工程向设计让步，苹果的市场敏感和创新活力都在凭借难以超越的创新统领市场。不过，在专家看来，美国支持创新、保护创新的科技政策与环境，更是苹果能得以生长的土壤。

在此之前位于加州的硅谷凭借其“鼓励冒险、刺激创新、容忍失败、绝少束缚”的信条和文化，已催生了包括Adobe、苹果、思科、eBay、谷歌、facebook、英特尔、惠普、甲骨文、Twitter等公司在内的一大批全球性巨头企业。

“在其他地方，失败了可能就再没办法翻身，但在硅谷，要是不创办公司，反而会被人认为是失败的。先做一个，不成功可以再做一个，慢慢就能体会到如何创业了。”华人企业家贾石琏说，在美国，无论投资环境还是社会环境，大家都能容许犯错，这最大限度地激发了整个产业的创新活力。

与此同时，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社会环境也更加鼓励企业进行创新。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部法律，明确科研人员可以对自己的创意拥有所有权并出售获利，并对其给予法律保护。此后多年来，维护他人的创新权益，以及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一直是美国科技文化中的重要基因。

“在硅谷，周围的人乐于帮助创新型企业成长，并从中与你一起获益。在中关村，有人愿意成为你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伙伴，但同样也有不少公司希望通过拷贝你并将你踢出局。”资深IT人士，博客中国创始人方兴东如此评价中美创新文化的最大区别。

比如，在苹果的成长过程中，没有受到大公司排挤，反而得到了很多大公司的注资。另一个例子是，2012年4月10日，Facebook以10亿美元收购了一家名为Instagram的小公司，而这家公司被收购前没有任何收入，只是融资了700万美元，只有6名员工，核心资产只是一款应用程序，通过手机拍照，利用社区和认识的人进行分享。

这样的交易与商业模式，在中国的互联网界则是“不可接受的”。互联网巨头们似乎更乐意通过剽窃的方式，抢劫小型创新互联网公司的“Good Idea”，而在巨头之间也到处充斥着抄袭和反抄袭的争吵。

“对创新的保护机制不足，在深层次上伤害着中国企业创新、微创新的情感和热情。对互联网而言，政府部门大部分时候不是不愿意保护创新，而是不知如何保护，有时候甚至不知该保护哪一方。”一位互联网公司负责人说。

三星背后的国家力量

5月2日，市场调查机构IDC了第一季度全球手机出货量报告，三星在总出货量（9380万部）、智能手机（4220万部）出货量双项指标上，分别超越诺基亚（8270万部）和苹果（3510万部），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厂商。

三星的领先不仅在手机领域。这个1938年凭借鱼干、蔬菜、水果出口起家的家族企业，今天已成长为拥有32家大型子公司的超大型集团，业务领域横跨电子、金融、机械、化学等多个领域，有近20种产品在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居全球企业之首。

这些成绩并非三星集团自身所能成就。在其背后，凝聚了整个韩国政府乃至韩国国民的力量。事实上，三星集团的成长，一直被视作韩国创新刺激政策的典型样本。

在韩国，政府长期以来对三星等本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实施政府采购。与很多国家不同，韩国通过立法方式，认定韩国科技部可直接要求国家机关及地方政府、乃至由政府投资和补助的机构和团体，优先采购韩国国内高新技术产品，甚至对处于全球化竞争的行业，例如汽车、计算机等，规定即便韩国本土产品价格更高，也必须优先采购。

与此同时，对依附于三星等大企业的中小企业，政府也以政策进行了创新引导，从而形成了以大公司为龙头的完整的“技术创新链条”和“产业链条”。

在韩国，中小企业以制造业为主，多依托大企业成长，向大企业供应半成品和零部件，很少会出现销路难的问题，保证了较好的发展空间。如在三星集团的产业链上，就有数百家中小企业各有分工、为其服务。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极为重要，是韩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源泉。至2010年，韩国的中小企业的数量已达300万家；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超过50%，韩国国家和地方的财税收入近60%来自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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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2 年营改增在部分行业和地区进行试点工作以来，经过四年多的时间，2016 年我们迎来了营改增的收官之年。这也就意味着营业税彻底退出历史的舞台。营改增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全面推行彰显出我国已经在财税改革的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实质性的一大步。近年来，烟草行业面临经济下行、卷烟提税顺价、控烟过激三大压力，行业进入了增速放缓、发展动力与发展方式逐渐转型的新常态时期。营改增政策的实施为行业发展提出了新的命题，将会对企业的税负、财务管理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又会催生哪些财务管理问题呢?各企业和相关部门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呢?这将是值得各企业深思的问题。

一、营改增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

( 一)营改增对企业利润表的影响

实施营改增前，企业需要缴纳营业税，并将营业税计入营业税金及附加账户上进行体现，在期末要将其计入到企业的利润表中。实施营改增后，企业所涉及到的经营项目不再缴纳营业税。《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对会计科目及利润表项目进行调整，将营业税金及附加调整为税金及附加，核算内容取消了营业税，增加了原在管理费用中核算的四小税，即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和印花税。由于价外税的属性，从账面上看，营业税的减少和四小税的调整将导致税金及附加这一账户中金额出现变动的情况，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则对资产负债表产生了影响。这一变化对企业的利润产生了直接影响，同时，由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都是以流转税作为主要计税依据，在实施营改增后，流转税的变化带来这两个带征税的变化亦会对企业的利润产生间接影响。因此，在实施营改增，以上核算报表列示方式必然会对企业的利润、资产产生影响，从而也影响到企业的盈利能力。

( 二)营改增对企业销售收入及成本费用的影响

实施营改增前，营业税主要计税基础是纳税人的全部营业收入，属于价内税。实施营改增后，增值税属于价外税，需要以企业销售货物相关的增值额单独进行核算，并不是货物价格的组成部分。增值税的应税销售收入中并不包含销项税额，销售成本中也不包含进项税额。我们再看变动成本，实施营改增前，企业征收营业税，燃油电力费等相关的营业税计入到变动成本中，并没有相关的抵扣;实施营改增后，企业消耗的燃油电力费用等这些变动成本项目涉及的进项税额是可以进行抵扣的，这就使得企业的变动成本降低。再来研究企业的固定成本，实施营改增前，企业购入的各项机器设备涉及的进项税额不能进行抵扣，都以购买成本的形式计入到机器设备的成本中，并在日后分期进行摊销;实施营改增后，企业购进的机器设备可以进行进项税额的抵扣，此时企业购入的机器设备的入账价值中并不包含增值税。可见，在实施营改增后，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等账户中的金额都发生了变化，从而对财务报表中的内容产生了影响，并对企业的营运能力产生了影响。

( 三)营改增对企业偿债能力的影响

企业的偿债能力主要包括长期偿债能力、短期偿债能力两种。其中：流动资产对流动负债的偿还能力决定着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高低。企业的资产负债比、盈利能力、资产的运营状况等多个指标将对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产生影响。实施营改增后，提高了企业的偿债能力，这主要是由于在实施营改增后，企业的税负降低，应付税款的降低减少了企业的流动负债、降低了现金流量的流出，增加了企业的现金类资产，企业的流动资产增加的同时流动负债减少。另外，企业生产使用的各项固定资产的投资可能需要企业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来实现，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长期负债，在实施营改增后，企业的固定资产能够进行抵扣，这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了固定资产的投资回报期，提升了企业的投资报酬率，从而大大降低了企业长期固定资产带来的长期负债压力。

( 四)营改增后财税政策对企业的影响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出台，我国财税体制改革进入快车道。财税改革方案三大紧迫任务之一是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具体来说涉及两个内容，一个是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另一个是各级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营改增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地方的主体税种营业税已经消失。此举虽然有利于保证中央财政收入，但随之而来必然带来地方税主体税种的缺位问题。在调控房地产过热政策极大影响地方财政收入的情况下，未来收入的划分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最近一段时间主张将消费税调整作为地方税的呼声越来越高。作为消费税第一纳税行业，烟草行业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也将是最大的。

二、快速转变思路，积极应对营改增对企业财务管理带来的影响

( 一) 积极调整企业发展方式，提升企业集约化经营管理水平

在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支撑下，企业必须正确面对营改增为企业带来的纳税环境的转变，必须尽快适应营改增后纳税环境的改变。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加快思想认识的转变，树立全新的经营管理理念，及时了解税制改革后企业自身业务的变化情况，并密切关注企业及行业税负的变化情况等，并站在本行业发展的角度，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探寻真正适合本企业 营改增的经营模式与发展方式。如：在采购环节中，烟草企业应制定最优采购决策方案，最大化地降低企业的采购成本，使企业在改革中受益。

( 二) 尽快熟悉影响变化情况，提升企业财务管理水平

营改增政策变化不仅影响企业的税收征纳，对企业经营业绩包括收入成本费用、利润表项目、投资决策以及企业偿债能力都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财务管理作为企业最核心的管理职能，要将营改增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分析透彻，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合理分析企业情况，真正把握经营实质，提升企业财务管理水平，为企业战略决策提供有效真实信息。

( 三) 实现企业管理规范化发展，提升财务精细化管理水平

在实施营改增后，各企业必须加强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这对企业财务管理的精细化、科学化、合规性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因此，各企业必须加强财务管理工作，加强纳税筹划管理。如：企业可以利用固定资产集中采购、统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方式进行进项税额的合理抵扣。

( 四) 紧跟政策做好分析，未雨绸缪应对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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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这次，房产税真的要来了吗？

一直以来，房产税改革牵动着各方。关于房产税的一点风吹草动，不断地触动媒体紧绷的神经，一次次地解读、猜测，一次次地喊“狼来了”。而目前为止，仍然是雷声大、雨点小，仅有上海和重庆开展个人房产税征收试点。

5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提出“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为今年的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内容之一，再次引来各方的关注和解读。这次，房产税真的要来了吗？ 房产税前世今生

房产税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事物，1986年9月15日，国务院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条例》规定，房产税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征收（不包括农村），由产权所有人缴纳。其中第五条规定了几类房产免纳房产税，其中包括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房产税一直是税收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税种，主要针对营业用房征收，因此，多数只拥有住宅的居民对该税种并不熟悉。

房产税的改革可以追溯到10年前。2003年10月召开十六届三中全会，全会公报首次提及房产税改革的内容，其表述为“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此后几年，中央文件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表述中均会例行提及加快推进房地产税制改革，研究房地产持有环节征税问题。房产税的改革并不是开征一个新的税种，而是对已有的房地产相关的税费进行归并，简化税制，拓宽税基，特别是将征税对象扩大到住宅，统一税率，规范征税依据，以房产的市场价值（基于市场交易价格的评估价值）作为征税依据，而不再是以房产原值或租金作为征税依据。

从2003年开始，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先后分3批在北京等10个省市和计划单列市的32个县、市、区开始房地产模拟评税试点（“空转”）。有关部门对房产税相关的任何动作都极为谨慎，始终未针对空转效果相关信息，因为任何动作都可能引来市场的过度解读。

真正小心翼翼迈出第一步的，只有上海和重庆。2011年1月28日，上海和重庆分别开始实施各自的房产税改革试点方案。其中，上海针对新购的住房征税，以家庭为单位，对人均6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面积进行征税，计税依据为住房市场交易价的70%，税率为0.6%，但住房单价低于平均单价2倍的，税率为0.4%；重庆对主城9区的独栋商品住宅和新购的高档住宅，以及非居民的二套以上普通住房征税，计税依据为房产交易价，税率根据房产单价实行累进，有0.5%、1%和1.2%三档。

沪渝两地的试点方案，共同点在于谨慎地选择征税对象，通过严格的限定条件，尽可能缩小征税方案的影响范围，而且都主要是对新购房产进行征税，新老划断；不同之处，上海方案更接近一般意义上的房产税，未来可以通过调整免税面积，扩大征税范围，逐步完善，而重庆方案更像是对房产的奢侈消费征收的调节税，与我国目前实行的消费税性质相似。 房产税改革推出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调控房地产市场。房产税的改革目标一直很清晰，就是将其培育为地方的一项稳定的收入来源，逐步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遏制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的冲动，鼓励地方政府从关注经营城市转向提供公共服务，为城市居民创造安居乐业的环境。

上海和重庆的试点方案尽管引起关注，但带来的波动却不大，因为征税范围较窄，涉及纳税人较少，选择的纳税人多为高收入者，方案设定的税率也较低，几个因素共同促成了试点方案平稳落地，没有带来突出的纳税人抵制行为，也没有对房地产市场形成明显冲击。尽管这两个方案因征税额低、房地产市场调控作用弱而被诟病，但这却是地方政府所追求的理想结果。地方政府并不会期望通过一个税种的改革在短期内迅速增加税收收入，更不希望房产税改革冲击房地产市场。

从上海、重庆两个试点方案也可以透露出未来房产税改革的两个可能倾向：一是选择缓和的切入点，即从窄税基、低税率切入，条件成熟后再逐渐扩大税基，调高税率；二是房产税改革将有别于以往“一刀切”式的税制改革，而是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制定税制的权力，中央政府只设定原则和框架，鼓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征税对象、征税依据以及税率。

2013年2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将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此后，对于第二批列入试点的城市屡有传闻，其中“杭州方案”最受关注。根据传出的消息，“杭州方案”将主要参考上海模式，暂只对增量房产征收房产税，人均免税面积60平方米，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征收，税率分为两档，对普通住宅，以交易价格的0.4%的税率征收；对非普通住宅，以交易价格的0.8%的税率征收。“杭州方案”虽然没有在预期的时间内推出，而是暂缓，但透露出重要的信息，即上海模式是操作性较强的一个方案，未来最有可能在其他城市推广。 房产税与房价

某种意义上，我国从未有一项改革如房产税这般经过如此充分的公开讨论。但这些讨论中，有些讨论思路混乱，使得关注房产税的人形成混乱的预期，无所适从。

房产税改革是为了调控房地产市场？房产税之所以一直以来吸引如此多的关注，的确因为其可能对房地产市场形成冲击，房产税自然地被视为悬在房地产市场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不排除有关部门可能有过利用房产税调控市场的考虑。

需要厘清的是，房产税改革推出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调控房地产市场。房产税的改革目标一直很清晰，就是将其培育为地方的一项稳定的收入来源，逐步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遏制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的冲动，鼓励地方政府从关注经营城市转向提供公共服务，为城市居民创造安居乐业的环境。

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只要房产税推出，房价必然大跌。因为这样的预期，房地产开发商谈房产税“色变”，地方政府在房产税政策上犹豫不决，许多民众对“增加”一项税收翘首以盼，作为潜在购房者，他们期待着这个税收能够为他们创造出购房的最佳时机。

从各国的实践来看，推行房产税的国家如美国、日本等，房地产市场依然可能存在投机和价格泡沫，遵循其自有的周期规律。房产税在短期内可能会对房地产市场形成冲击，由于先入为主的预期带来的抛售行为，也由于购房者在未来所需缴纳的房产税折算为当前的“折价”，也由于持有成本提高，使得囤积房产变得无利可图。但这个冲击的大小，取决于各地推出的房产税实施方案，即征税范围和税率。对此的期待不可过高，因为地方政府会尽量避免房产税对当地的房地产市场形成太大的冲击。

长期来看，房产税会提高房产持有成本，降低囤积房产的回报率，特别是如果设定累进的房产税率，将极大提高持有多套房产的成本，改善房产的分布结构，增加二手房市场供给，有助于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利益集团博弈

房产税的推出一直无时间表，政策的靴子迟迟无法落地，政府关于房产税的表述都引来过度解读，媒体一次次地喊“狼来了”，也可以反映出公众的关注和紧张。

改革滞后是因为受制于利益集团激烈的博弈，也反映出决策者的谨慎态度。过去的10年，我国各个领域的改革缓慢，大环境的改革氛围不浓，因此房产税改革也就不那么迫切了。

征收房产税的反对方包括房地产商、持有多套房产的有房者，也包括部分潜在购房者。房产税给房地产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是房地产商最大的顾虑，因此以任志强为代表的房地产商，以房产税将转嫁给购房者并进而推高房价的观点，影响一些潜在的购房者共同反对房产税的推出，也影响部分对房地产调控有顾虑的决策者。 房产税所增加的税收收入对地方政府的吸引力不够，相反，地方政府所顾虑的是，房产税可能冲击当地的房地产市场，从而影响房地产相关的其他税收收入以及土地出让收入；征收房产税可能面临纳税人的抵制以及由此引发的不稳定风险，也使地方政府对房产税避之不及。

在过去的10年，持有多套房产的有房者逐渐成为一股力量，其中包括成功的商人、中高级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的中高级管理者、大学教授、高级技术人才等，他们拥有财富、权力和知识，改革的决策者也可能在其中，他们也是对决策具有间接影响的人。

基于对税收的朴素理解，认为增加税收必定增加负担，也有一部分潜在购房者会反对房产税改革。对于他们，购房支出已是巨大的负担，难以承受未来可能的额外的房产税支出。

改革的支持者中，重要的是一部分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他们共同意识到当前财税体系存在的问题和可改进的空间：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房产税因其不可转移的性质，是地方税的理想选择，也被各国广泛采用；地方政府过度依赖于土地财政，难以为继，需要寻找稳定的收入来源进行补充；房地产税费复杂繁重，尤其集中在交易环节，需要进行兼并，转向对持有环节征收；房产增值成为造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需要对此进行合理调节。这些理由成为推动房产税改革的最重要力量，也是房产税必须要改的原因。

基于房产税可以降低房价的预期，一直以来都有一些潜在购房者对房产税改革充满期待，但他们可能会等不及，或逐渐意识到征收房产税对他们无利可图，却可能在未来成为纳税人，转而不再支持房产税的改革。不过他们的支持只是作为舆论的一部分发挥作用，对决策影响却不大。

利益集团的博弈最终体现为决策者犹豫不决，这是导致改革滞后的最关键原因。决策者需要平衡利益集团的利益，承担决策带来的潜在风险，可能因此就不得不推迟决策，或将包袱留给继任者；决策者的另一顾虑来自房产税对房地产市场乃至整体经济的不确定性影响，政策对经济冲击过大是不可接受的；决策者还要考虑舆论的反应，如果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增加新的税收，并且强烈抵制，由此带来的政治风险也是难以接受的。

税务机关是改革的重要参与方，征收房产税对整个税务系统的征管能力是巨大的挑战，向普通个人直接征税而非代扣代缴也是前所未有的，因此税务机关并无积极性推动改革。

房产税作为地方税，地方政府将在决策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试点范围的选定乃至向全国铺开，都必须地方政府同意并积极做好准备。房产税所增加的税收收入对地方政府的吸引力不够，相反，地方政府所顾虑的是，房产税可能冲击当地的房地产市场，从而影响房地产相关的其他税收收入以及土地出让收入；征收房产税可能面临纳税人的抵制以及由此引发的不稳定风险，也使地方政府对房产税避之不及。 “狼来了”还要喊多久

5月24日国务院的《通知》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房产税年内试点扩围已经确定，在全国范围内铺开也为期不远，最多在一个政府任期内应该可以确定基本的税制框架。

经过10年的酝酿，房产税改革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初步就绪。在舆论方面，经过10年的讨论，房产税的改革已经被大体默认，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新一届政府履职半年多来，致力于推动重要领域的改革，为改革营造出较好的氛围。关键部门的人事安排重用有改革意识和经验的干将，这对房产税改革具有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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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税制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税制改革的每一个大动作，都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着深刻影响

近年来，以结构性减税为主基调的税制改革频频推出“大动作”：

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推进，我国全面取消了农业税，每年减轻农民负担达1250亿元。同时，财政对种粮农民给予补贴，广大农民“减负增收”，生产生活水平双提高。

2008年，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由原来的33%降至25%，负担明显减轻，也为各类企业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税收环境。

2009年，增值税转型在全国全面推开。从2009年到2011年，实行增值税转型改革明显减轻了企业税收负担，三年累计约5000多亿元。

2011年9月1日起，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实施。个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由每月2000元提高到3500元，最低档税率由5%降至3%，并扩大了低档税率的适用范围。调整后，工薪阶层纳税人数大幅减少，由约8400多万人减至约2400万人；工薪所得纳税人占全部工薪收入人群的比重，由原来的约28%下降到约7.7%，由此全国个税收入每年减少约1600亿元。

今年1月1日起，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试点，逐步将目前征收营业税的行业改为征收增值税。据测算，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如果在全国推开，全国税收净减收将超过1000亿元，带动居民消费增长1%，同时直接带来大约7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税制改革的每一个大动作，都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着深刻影响。取消农业税、增加农民补贴，为我国粮食生产连年增长提供了保障；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推动了企业技术改造、产业升级；企业所得税合并，使内外资企业处于同一“起跑线”，市场环境更加公平；调整个税，居民税收负担减轻，有助于提升居民的消费信心，促进扩大内需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解决了货物和劳务税制中的重复征税问题，将积极促进第三产业加快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优化财政支出，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把改善民生的着力点放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上，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财政收入不断跃上新台阶。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成为财税改革的最大亮点。

北京银建出租汽车公司司机艾国东师傅说：“这几年社会保障福利的提高，几乎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拿我个人来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这几年是从无到有，变化巨大。特别是医疗保险连没有工作的‘一老一小’全都覆盖到了，对于我们这些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来说，家庭负担和压力真是大大减轻。”

贾康认为，社会保障体系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也是百姓最大的后顾之忧。党和政府把改善民生的着力点放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上，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随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农民在低保、养老、看病、就业等方面的保障正在向城里人靠拢，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2010年，全国财政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出近6万亿元，占全国公共财政支出的2/3。2011年，全国财政支出对“三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等的支持力度得以加强，增长超过20%，体现了政府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不懈努力。

此外，2011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增长23.4%，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38.3%。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意味着中央对欠发达地区支持的过程中，欠发达地区可以自主安排的财力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这就有利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加强制度建设，让每一分钱花出效益

全面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更好地为国理财

财政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财政职能作用的发挥和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近年来，各级财政部门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全面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自2001年以来，一场被称为“财政革命”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给我国预算执行管理制度带来了根本性变革，确立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在财政财务管理中的核心基础性地位，财政资金运行由“中转”变为“直达”，财政资金运行监控能力和使用效益大幅提高。截至2011年底，中央各部门及所属13000多个基层预算单位和地方各级近40万个预算单位实行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

公务卡制度改革，是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的一项新举措。通过利用“刷卡支付、消费留痕”的特点，将公务消费充分置于阳光之下。公务卡制度改革自2007年推行以来，对减少预算单位现金支付结算、规范公务支出的政策效应逐步显现。今年1月1日起，中央预算单位实施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费、水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等支出，都要按规定使用公务卡结算。

实行政府采购制度，是加强政府自身支出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又一重要举措。2011年我国政府采购规模突破1万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的10%，为国家节约资金1500多亿元，政府采购在促进节能减排、扶持中小企业等方面的政策功能得到加强，“十一五”期间节能环保产品的采购金额达到2726亿元。

2011年，我国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又取得新的重大成果：全面取消预算外资金，将所有政府性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进一步规范了政府资金的分配秩序，推动了由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组成的有机衔接的政府预算体系建设。

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财政预决算公开力度不断加大，从“大账”到“细账”，公开的内容更加具体。2011年，在预算公开的基础上，中央部门决算和“三公”经费首次向社会公开，主动接受公众监督，进一步提高财政管理透明度。

深化财税改革，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

进一步均衡省以下财力分配，增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

与建立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目标相比，财税改革目前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和难点，突出表现在：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够清晰，省以下财政体制尚需完善；预算完整性和透明度有待提高，财政管理需进一步加强；税制结构不尽合理，地方税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等，迫切需要通过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加以解决。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表示，按照“十二五”规划要求，今年将从完善财政体制、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和健全税收制度三方面深化我国财税体制改革，更好服务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大局。

一是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继续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清理归并部分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努力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进一步均衡省以下财力分配，增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

二是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公共财政预算，提高政府性基金预算的规范性和透明度，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进一步推进健全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制度。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政府采购等管理制度改革。将部门预算制度改革覆盖到县一级，加快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进财政预决算公开，进一步增强预算透明度。

三是进一步健全改革税收制度。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进一步促进服务业发展。完善消费税制度，促进节能减排，引导合理消费。进一步推进资源税改革，扩大从价计征的范围，适时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按照正税清费原则，研究起草环境保护税法草案及配套改革方案，深化环境保护税费改革。

“十二五”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思路

基本原则

一是明确方向，服务大局。把科学发展观切实贯穿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全过程，进一步健全公共财政体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发展，为推动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提供体制保障，努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二是整体设计，协调联动。妥善处理政府与纳税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财政与金融、财政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统一规划，全面设计，综合配套，协调推进，加强各项财税改革之间以及财税改革与其他改革之间的协调配合，形成改革合力。

三是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既抓住机遇，突出重点，加大改革力度；又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精心谋划，远近结合，分步实施，成熟一项推出一项，确保改革平稳有序进行。

主要目标

完善财政体制。在合理界定事权基础上，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健全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

提高预算完整性和透明度。建立并不断完善科学完整、结构优化、有机衔接、公开透明的政府预算体系，全面反映政府收支总量、结构和管理活动。健全预算编制和执行管理制度，强化预算管理，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健全税收制度。完善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税种，财产税、环境资源税及其他特定目的税相协调，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调节的复合税制体系，充分发挥税收筹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渠道作用和调控经济、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作用。

主要任务

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在保持分税制财政体制框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把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篇8

7月12日，“中国高层论坛”在钓鱼台国宾馆召开。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论坛所做的《新的攻坚阶段的改革任务》的主题发言中提出，攻坚阶段主要推进六方面的改革要点：一是把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作为重中之重，二是继续坚持和完善国有经济体制改革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三是发展现代市场体系，四是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五是深化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六是继续扩大开放。

政府改革既联接经济体制改革，又联接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在攻坚阶段中，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被放在了最突出的位置。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

种种迹象显示，进入2005年以来，中国改革在经历了25年的迂回曲折之后，逐步开始接近改革的内核，继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启改革历史进程之后，改革战鼓再度隆隆擂起。

那么，改革攻坚阶段的改革方法、思路是否也应该有所改革？本期专题策划的一组文章中，专家们各抒己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个别文章中的措辞和举例可能略显粗砺，但并无冒犯某个部门或个人的恶意。

体制“板结化”日益严重改革已到攻关时

目前，商品价格已经基本放开，由市场供求决定，但资金、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被压制现象依然严重存在。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既是导致短期内经济忽冷忽热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威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尽快加以改变。

首先，出于为国有企业和国家项目低成本融资的需要，长期实行资金价格管制，利率被人为压低。目前，利率市场化进程刚刚真正起步，尚在推进之中。

其次，以往由于地方政府掌握着土地的实际控制权，在各地招商引资的竞争压力之下，土地价格被人为压低，有时甚至是“零地价”。

再次，由于粗加工行业的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而劳动保护制度又不健全，劳动力价格被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以“市场竞争”的理由人为压低。

最后，技术价格虽然基本上由企业决定，但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也被人为压低。

此外，水、矿产等自然资源价格也由于种种原因而被长期压低，导致乱采滥伐，资源浪费十分严重。

中国渐进式改革走到今天，一些难度比较大的改革大多刚刚开始。比如，垄断行业的改革刚刚起步；宏观调控手段甚至出现倒退迹象；政府职能的转换刚刚提上议事日程等等。

在改革动力源泉上， 依靠对外开放推进的改革项目已经开展得差不多了，进一步对外开放的余地已经越来越小。改革需要更多地从内部寻找动力源。

改革态度出现分化

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对改革的态度，可谓各不相同。

从高层看，本届政府任期第一年主要忙于应急处置，应对SARS危机；第二年则忙于宏观调控事务，解决经济发展中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短期问题。从今年开始，将2005年定为“改革年”，并重点推动国有银行改革等金融体制改革，又推行了建立节约型社会的一系列重要举措。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中央高层领导的关注点已经从先前的短期问题更多地转向了长期问题。

从中层看，目前一些部门对改革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对本部门有利的就积极推动，对本部门不利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导致改革攻坚战难度加大，尤其是一些重大改革措施由于缺乏部门间的有效协调而难以推行。

从下层看，人们对改革普遍持矛盾心态，一方面期望改革能够给自己带来收益，另一方面又担心改革会使自己的利益受损。

体制“板结化”现象严重

在改革处于胶着状态的情况下，目前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倾向：一是公共权力有被部门权力肢解的倾向；二是国家利益有被部门利益肢解的倾向；三是地区间、部门间，以及地区与部门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改革在反思中前进对以往的改革

需要进行彻底反思和全面评估

首先，应当对过去20多年的改革过程进行彻底反思和全面评估，总结经验，分析问题，汲取教训。

其次，深入分析当前改革阻力越来越大的原因，勇于对以往成功的改革方式本身进行深刻反思。

再次，深入研究和探讨改革的理论问题，脚踏实地地寻找支撑本国改革的理论。

为此，有必要创立一门新兴学科――“改革学”，以便系统地研究改革的目标分解、程序设计、模式选择、时机抉择等重大问题。

对今后的改革应确立一些基本原则

首先，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我们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又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努力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要顾此失彼。

其次，要坚持大多数人受益的原则。改革使“人人受益”实际上很难做到，我们只能追求大多数人受益的目标，因而难免会出现一小部分人利益受损的局面，要减少改革的阻力就须设法补偿一小部分受损者。

再次，改革不应引起大的社会动荡。小的社会波动可能难以避免，大的社会动荡必须坚决防止，否则不仅达不到改革的目标，还会葬送改革。但难点在于如何区分出可以容忍的事件和必须及时制止的事件。

除此之外，肯定还会有其他一些原则。

改革急需建立和完善六大机制

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革，当务之急还要建立和完善六大机制。一是各项工作中要建立并加强实地调研的机制，推行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工作方式，避免闭门造车、关门订方案。二是要建立并加强理论研究的机制。没有理论支持的改革容易走弯路，甚至还有可能走回头路。三是要建立协商机制，要建立广大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四是要完善决策机制，使有关改革的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五是要建立补偿机制，对于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人，尤其是弱势群体，予以必要的补偿。六是要建立纠错机制，在推进改革的实践过程中，要根据情况的进展及时纠正改革方案中的缺陷和不足。

“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综合分析改革的内外部因素

首先，要想推动改革，需要对改革的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最新变化，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为此，我们不妨对中国的未来进行一下情景规划分析。一种情景是，如果停止改革，中国的未来会怎么样？另一种情景是，如果维持现状，零敲碎打地局部改革，中国的未来会怎么样？再一种情景就是，如果对改革进行全面规划和总体协调，并加快推进改革，中国的未来会怎么样？各种情景预期的成本、收益和风险到底如何？

在对未来进行预测时，欧洲人一般比较偏好于“风险预防原理”，也就是基于最危险的貌似真实的情景来制订相关政策。而美国人一般比较偏好“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即在消除某种潜在危害带来的效益与花费的成本之间找到平衡。当结果不确定时，只能研究这些结果的概率。

对于中国未来走势的预测，应当将上述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既要想到最坏的可能性，又要在成本与收益之间寻求平衡。

其次，有必要对改革的阻力进行分析和预测。改革有阻力乃正常现象，问题在于各项改革启动之前，我们能否对可能出现的阻力进行准确地把握？也就是要找到改革的阻力源在哪里，分析阻力的形成原因，并据此制订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化阻力为动力。

为此，需要搞清楚的是，人们对于改革的担心，究竟是担心潜在收益的减少，还是担心损失的增大？对此，不同的经济学派有着不同的观点。古典经济学派认为，人类根据期望效用进行决策，索取他们所能够得到的任何东西。而行为经济学派则认为，人们拒绝不公平的交易，更加担心的是未来损失的增加，而不是潜在收益的减少，并且人类往往存在着从众心理。而从博弈论的角度看，改革是各类群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改革方案不折不扣的简单落实。

再次，在对改革的动力和阻力进行科学预测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对改革进行管理。通过种种努力，使社会各界对改革形成共识，在此基础上，对改革做出承诺。根据公众的意见，由专家来制订改革方案。选择正确的改革模式和出台时机，建立良性互动机制，不断增强改革的效果。

关于改革的模式，实际上有多种分类。针对不同内容的改革，应当选择不同的改革模式。初步划分，改革至少有如下分类：

（1） 主动型改革与被动型改革；

（2） 危机导向型改革与利益导向型改革；

（3） 单向改革与互动式改革；

（4） 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所谓“休克疗法”）；

（5） 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

（6） 外推式改革与内源式改革；

（7）单项推进改革与综合配套改革；

（8） 自下而上型改革与自上而下型改革；

（9） 精英型改革与民主型改革；

（10）目标型改革与探索型改革（所谓“摸着石头过河”）；

（11） 直达式改革与迂回式改革；

（12） 递进式改革与跳跃式改革；

（13） 效率优先型改革与公平优先型改革。

从目前情况看，今后一个时期的改革可能迫切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模式转换。

首先，应当从以外推型为主的改革转向内源型为主的改革，也就是从主要依靠对外开放来推动的被动型改革，转向更多地依靠内在动力推动的主动型改革。

其次，应当从探索型为主的改革转向目标型为主的改革，也就是从“摸着石头过河”，转向事先确立改革目标，确定“下海”改革的“航标灯”。

再次，应当从渐进式为主的改革转向攻坚战为主的改革。中国过去的经验，既不是单纯的“渐进式”，也不是“休克疗法”，有人认为是“积极的渐进式”，也有人认为是“整体渐进、局部攻坚”。今后一个时期，金融改革将作为改革攻坚的主要对象之一。

最后，应当从精英型与民主型分立式改革，转向精英与民主融合型改革。过去，有些改革是自下而上的，是纯粹的民主型改革，例如农村承包制的产生；而另一些改革则是自上而下，由专家对整体改革方案进行设计，如1994年的财税金融改革。今后的改革，应当将两种方式更好地融合起来，改革的方案设计，既要委任专家进行专门研究设计，同时又要广泛征求各界意见。

篇9

一、加强改革顶层设计是新时期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同时强调“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回顾近年来的改革，尽管在某些领域有所突破，但总体上推进乏力，一些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改革未能按预期实现突破。究其原因，大量问题出现在改革顶层，主要表现为改革的决策设计机制、执行协调机制和监督考评机制三方面的问题。

（一）决策设计机制

1、从改革的目标来看，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导致市场化不足与市场化过度问题同时存在

一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还没有有机融合，政府主导型改革导致部分领域市场化不足。在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一直以来没有处理好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即如何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及优势。突出体现在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等方面。其结果是出现市场化不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政府过度主导产权制度和资源要素配置，造成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非常艰难，垄断性行业改革难以突破，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体制还没有真正解决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问题。计划经济下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与市场经济运行的矛盾，构成了对市场化资源配置的障碍，割断和阻塞了经济总循环的畅通，影响了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

二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没有厘清，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还没有理顺，全面市场化导向造成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脱节，社会体制亟待构建。改革以来，长期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大量民生问题不断凸显，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市场化过度的另外一个表现是在很大程度上我国形成了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控制的资源多、政府的管制多、政府干预经济多。在此过程中，由于政治体制没有相应改革，政府部门没有相应转型，政府职权没有重新界定，官员行为没有受到相应的约束，原来设想的竞争性市场经济有可能演变为垄断性的市场经济、权力操纵下的市场经济。

2、从改革的思路来看，改革推进的策略和方法枯竭

一是有的改革思路尚不明确，改革推动没有抓手，大量改革问题悬而未决。当前，许多领域面临改革深化找不到着力点、改革推进无从下手的疑惑，如统筹城乡、两型社会等体制部位找得不准，住房保障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可能还没有摸透。国有经济怎样布局和国有资产如何监管，收入分配制度如何体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如何保障劳动报酬比例的合理提升，国有企业经营利润如何分配等问题，可能还需要继续探索改革办法。

二是改革缺乏优先序安排，改革推进没有主线和中心环节，各领域平行推进。从当前实际工作看，原有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的经济体制改革系统性取向存在着一定的断裂，导致能够带动全局的改革主线不清晰，各方面的改革出现了一定的自我循环、各自为战、改革合力取向衰减的局面。对于未来的改革优先序安排，理论界的争议亦很大。有人建议要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线，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带动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改革；有人认为以要素的市场化为突破口，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并以微观领域的改革突破带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有人主张改革，认为当前我国的改革已经走进了一个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打开局面的阶段。

三是改革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通道均不通畅。一方面是地方政府想改而没权改、不敢改的问题。地方政府受制于中央现有的各种禁令以及各级各类法律法规，一些领域的改革遭遇到很多“红线”，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没有得到中央政府改革试点权的前提下，地方上只能维持现状，或者通过一些变通手段、欺瞒手段艰难推进。另一方面是地方缺乏自，想改而改不了、需要中央自上而下推动的问题。如与树立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考核评价制度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等相关的体制等等，关键靠“自上而下”系统配套的、强有力的行政推动，需要渐进的改革过程，仅靠地方政府难以实施。

四是增量改革原则没有创造性的延续应用，利益格局调整困难。增量改革原则被无数改革实践所证明并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是我们推动各项改革的宝贵精神财富。当前，虽然改革的背景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的利益分配很大程度上已由过去的增量变革变成了现在的存量调整。但是，存量在增长，存量亦包含着增量，利用增量调整来改变存量格局仍然能够完成改革目标。目前这一重要的改革方法没有有效地运用于各领域改革中，改革措施只是针对改革的存量、针对既得利益和弱势群体来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困难无疑是巨大的。

3、从改革的任务来看，改革的系统性取向断裂，长期与短期混乱、发展与改革错位

改革的系统性取向断裂，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难以构成有机整体。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原有的几块内容（市场主体、市场体系、宏观调控、社会保障、法律等）与科学发展观提出后，新提出的一些改革任务（如统筹城乡、两型社会等），它们之间不融洽、不协调，长期任务和短期任务交织、发展任务和改革任务并列，难以构成系统性的考虑。原有的改革任务并没有完成，又出现了许多新的改革任务，但新老关系纠结，改革日益领域化、部门化，许多改革形成了并列前行而又难以取得进展的局面。

（二）执行协调机制

1、机构势微力薄，无统筹，欠协调，改革弱化虚化

一是改革缺乏高层次的统筹协调机制。当前，深化改革面临着许多矛盾和涉及面广、敏感性强的领域和环节，问题大量发生在顶层，改革的综合性要求更加突出。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深化，已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改革连在一起，改革真正成为庞大的系统工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职能部门进行改革的总体指导和统筹协调，改革就难以顺利推进，在实施中可能会衔接不好，影响整体改革的进展，乃至成为维护部门利益、损害改革开放大局的工具。面对复杂的利益格局，现有的发展改革部门从根本上担当起统筹协调各利益部门、利益群体的重任难度很大。如果没有更高级别的改革机构，改革将会继续面临2003年后国务院体改办撤销之后改革事业进展乏力的局面，同时进一步推动改革的难度将会越来越大。

二是目前适应新的改革形势要求的横向部门之间的改革工作协调机制还不健全，改革总体指导与专项改革沟通协调、改革牵头部门与责任部门协作配合等，缺乏制度保障。目前，横向部门之间现有的协调机制缺失，发展改革部门由于权力级别所限根本不能担当起改革统筹协调的重任。专项改革的推进必须通过建立更高级别的改革领导小组才能统筹协调。改革缺乏整体设计，各领域各部门单独推进，受制于部门利益难以取得较大成效。

三是发展改革部门的工作力量需要进一步充实和加强。目前，由于改革工作一定程度上被弱化虚化，改革进展短期内难有起色，因此，不少发展改革部门具体从事改革工作的同志，特别是业务素质比较高的骨干力量转向其他部门或其他业务领域，改革工作面临队伍不整、人员涣散、经费保障不力的困境。

四是发展与改革脱节，改革的长期目标受短期波动掣肘。主要是改革让路于发展，改革措施短期化，改革与发展的认知与定位有待进一步明确，改革和发展只是理念上结合，实际工作中脱节。地方政府这些年来一直是“最关注发展、最担心稳定、最排斥改革”，对改革工作重视不够，存在“发展硬、改革软”的问题。“发展出题目、改革作文章”，是正确的指导，但需要从改革开放事业的全局性、长远性和战略性理解和指导改革实践。改革重在“治本”，消除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长期性的体制障碍，但近年来改革的长期目标受短期波动掣肘，改革举措更多地体现为应对宏观形势起伏的政策性手段，改革的目标和内容带有较强的短期性取向。

2、方案设计论证不科学，部门、地方、行业利益阻挠和扭曲改革方案制定

一是“政府主导型改革”的决策方式已不能适应民众广泛参与改革的新需要。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其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很多，要啃硬骨头，打攻坚战；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要求普遍提高，维护自己对改革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要求日益强烈。而现实中民众在改革中处于弱势地位，民众参与改革方案设计、改革过程监督的程度比较低，“部门化改革”强化了部门利益，由此导致了一些改革成果被少数人窃取、多数人不能分享改革成果的后果。

二是改革工作虚化、方案缺乏可操作性。各领域的改革方案过于原则性、理念性，缺乏可操作性，对既有利益格局调整有限，真改的地方不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垄断行业改革雷声大雨点小；财税体制改革很难按预期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未有实质性突破。改革触及的领域与环节越艰难，就越要求把工作着眼点放在取得实效上。而要取得实效，就必须更加注重务实地推进改革。

三是既得利益集团阻挠和扭曲改革方案制定。改革已进入到全面调整利益关系的新阶段，一些改革在各种利益的诱导下“走形变样”，如行政权力支配了部分资源配置，市场运行中的优胜劣汰机制往往演变为逆向淘汰，从而加剧了社会利益关系的失衡。“内部人主导型改革”现象在中国已经非常普遍。比如，各个部门纷纷立法保护自己的权力就是典型的“内部人主导型改革”。 这种“内部人主导型改革”实际上成为中国“权力资本化”的一个过程。突出的就是行政权力分权后进入市场，一旦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就不容易再改了。这里的困难，不再是认识上的，或纯粹意识形态上的，而是非常坚硬的、实在的既得利益。

（三）监督考评机制

一是建立促进改革创新工作的考核和激励机制不健全。建立经济体制改革考核评价制度不仅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推进改革的合力，而且也有利于完善统筹协调机制，衔接好各专项改革方案。目前，各级政府很少将改革工作作为组织人事部门考核领导干部的重要指标。对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是否具体安排，改革信息的反馈是否及时，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协调机制是否有利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推进改革的措施是否有力，推进改革工作的方式方法是否有效，改革目标任务的完成情况和调研及宣传情况等都没有列为对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具体考核内容。

二是改革落实检查监督、责任追究力度不大。改革措施落实往往正面要求多，对执行不力的结果问责不够严格。对于没有严格执行改革措施的行为，往往没有严格问责，追究缺乏力度，使改革执行大打折扣。由于深入跟踪检查、过程督察不到位，对改革监督检查不到位，集中检查点多面广，难以深入，多停留在总结材料、领导汇报的层面。

三是改革评估机制亟待建立。改革执行力的强弱和高低、改革成效如何，最终要由人民群众来评判。目前，改革评估机制的不健全突出体现在：一方面，评估指标体系缺失或片面化，偏重于经济方面，社会体制、行政体制评价较少；另一方面，缺少多元参与评估机制，对改革进展的官方评估很难见到，而社会舆论评价众多，但对改革进程难以发挥影响力。

二、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做好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新时期深化改革要坚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更加注重制度的科学性和协调性，着重从全局和整体层面来设计和推动改革，对改革的目标、思路、任务、执行和考评做到科学规划，使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制度改革相协调，使制度改革的设计、制定、实施、监督等程序和环节相配套。

（一）目标设计：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科学发展提供体制保障

未来一段时期，改革的顶层目标设计要紧紧围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科学发展提供体制保障的总体要求，清晰界定我国要建立的市场经济内涵，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确立企业市场主体地位，不断完善市场体系，加强产权保护和市场法制建设，以完善体制机制为重点，着力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经济与社会、文化及政治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存在的重大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二）思路设计：按照“渐进式”改革思路，不断创新改革推进方式

作为一种辩证思维方法，“渐进改革原则”在改革之初发挥了巨大作用。攻坚阶段的改革，综合性、系统性明显增强，牵一发而动全身。“渐进式”改革思路应继续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削弱改革阻力，减少改革成本。这就要求未来的改革要循序渐进、由易而难地不断向前推进；要把握推进时机、合理分担改革成本；要坚持增量原则、自下而上推进各类改革试验；要合乎国情、不断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改革路径和方法。

（三）任务设计：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四位一体”全面体制创新

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直接讲的是经济发展、经济建设领域的变革，但是它要延伸到社会发展领域、政治发展领域、文化发展领域。按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就是要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重大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因此，适应新的改革发展形势，改革之初形成的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扩展到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四位一体”全方位的体制创新，系统性显著增强，整体配套要求更高，单个领域的突破已很难达到改革目标。因此，未来一段时期的改革，必须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全面推进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四位一体”的体制变革。

（四）执行设计：重构统筹协调机制，破除既得利益干扰

当下要尽快明确“顶层设计”的主持机构，建议成立由中央直接领导的权威的、独立的、超越部门的改革领导协调机构，形成强有力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推进强有力的自上而下改革，为转变发展方式提供有力保障。从领导和谋划改革的要求看，成立由中央直接领导的协调机构，有利于从全局上把握改革的进程。强化改革的决策机制，对每项重要的改革做好总体部署，使改革决策机制更加统一有力；坚持统筹兼顾、综合配套，对各方面改革实施具体、统一协调；综合把握改革的总体情况，改善改革的推进方式，把自上而下的改革与地方性改革试验有机结合起来。

（五）考评设计：强化考核，多元评估

首先，建立完善的改革评估指标体系。改革评估指标应包括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进展。其次，建立改革的反馈机制。对改革过程中暴露的矛盾和问题，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组织专家评估。第三，建立多元参与的评估体系，将社会评估组织和专家等纳入评估主体范围，充分发挥和整合不同评估主体的优势，形成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多元参与的评价体系。

篇10

2009年宏观经济形势严峻

根据我们的研究，2009年宏观经济形势。上半年会比较严峻：下半年在各项政策的刺激下会逐步平稳，并有所回升，全年保8问题不大。但总体上，对2009年宏观经济形势，需要估计得严重一些，决不能掉以轻心。第一，必须充分估计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冲击。从当前形势看，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实体经济的影响还没有见底。美国经济有可能形成“大L型”，这对中国出口将产生长远影响。第二，2009年宏观经济将面临三重压力。一是上面提到的全球经济下行周期；二是中国在持续五年高增长后的自然回落周期：三是几年来以紧缩投资为重点的宏观调控政策正在发挥作用。第三，近期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政策。但从近年的发展来看，消费增长率基本上是每年一个百分点，除非有大的改革措施出台，消费率很难在短期内有较大提高。

基于以上出口、投资和消费的判断，要充分估计2009年宏观经济面临的困难，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谨慎悲观。

保增长重在深化改革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缓解经济压力。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点已经放到“保增长”上。从现实情况看。保增长，不仅需要财政货币政策的松动，更需要深化改革。尽快解决体制性弊端。

第一，2009年，宏观经济面临的问题主要根源于国内体制积累的矛盾与问题。一是发展的目标更多地注重GDP增长，而忽视了GDP增长的方式，客观上形成了政府主导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二是多年来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一出口”，消费率持续走低，这与公共服务体制建设滞后直接相关；三是一些重大改革远滞后于现实需求。例如，垄断行业改革迟迟没有破题，在新一轮投资的背景下甚至有进一步固化的倾向。第二，从历史经验看，10年前我们同样面临保增长的重大挑战。当时不仅实施了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更重要的是推进了相关领域的改革，包括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外贸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国有银行改革等。第三，最近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有助于缓解当前经济困难，但宏观政策只能缓解问题而不能根除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推进改革。

要以更大的勇气和魄力推进改革

当前，我们需要以更大的勇气和魄力推进改革，不仅在于改革远未完成，改革仍需打好攻坚战。而且更在于改革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从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现实矛盾看，要科学设计改革方案，在政策调整中不断深化改革。

一方面，进入新阶段，要客观地看到，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不断增强。我院的问卷调查显示，75.41％的专家认为新阶段的改革共识正在弱化，改革动力日益不足，受既得利益掣肘的现象逐步严重。如果说过去改革的干预主要来源于“左”和“右”的话，那么，新阶段改革的阻力更多的来源于社会分化背景下利益因素的掣肘，这使得推进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大大增加。

另一方面，要把政策调整与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推进改革。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财税体制改革相结合，增量财政支出应主要放在城乡一体化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上。二是税收减免政策的出台要与税收体制改革相结合，既着眼于减轻企业负担的短期需要，又考虑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长远需求。三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金融改革相结合，使增量资金能够流入到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农村和落后地区。四是积极的社会政策与公共服务体制建设相结合。在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同时，应当着力完善中央与地方的基本公共服务分工体系，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提高投入的实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