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调发展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区域协调发展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整体上获得了高速发展，但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逐年加大；东部地区继续高奏凯歌，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再到环渤海的开发开放使得东部地区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了我国经济的“隆起区”；中西部在经济总量、人均收入、结构提升等方面都明显滞后于东部，这种滞后不仅指增速的相对滞后，更严重的是实际收入水平和经济结构提升的绝对滞后。我国区际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引起决策层的关注，1991年3月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中明确指出，“要正确处理发挥地区优势和全国统筹规划、沿海与内地、经济发达地区与较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促使地区经济朝着合理分工、各展其长、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方向前进”，并按照沿海地区、内地、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四种类型规定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向与日标；1996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专设了“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章，专门论述了区域协调发展问题。与此同时，国家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等战略，金融危机后更是批复了包括珠三角规划在内的10多个区域发展战略。在国家“十一五规划”中，更是首次提出了主体功能区战略，并且在2011年全国两会中通过的“十二五规划”中，主体功能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那么主体功能区战略与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它能够解决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还是也如其他众多区域发展战略一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区域协调发展问题？上述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区域协调发展常用来表述如下涵义：东中西或各省区之间发展差距的缩小，或把差距控制在适度、合理的范围内，即区际经济结构协调；区域间分工协作的发展，建立和发展地区间合理的分工体系，促进国家整体利益的提高，区际产业结构协调；国家投资在地区间的合理分配，即区际生产力布局协调；消除区际贸易封锁和市场分割，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即区际贸易关系协调；区际不平等竞争环境的消除，即区际利益关系协调。显然，上述几种涵义都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应有之意，都是区域协调发展所要求的一个侧面。而在决策层面，在国家五年计划纲要中，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界定也出现了差异：国家“十五”纲要中有关区域协调发展的表述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合理调整地区经济布局，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国家“十一五”纲要中有关区域协调发展的表述为：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展基础和潜力，按照发挥比较优势、加强薄弱环节、享受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逐步形成主体功能定位清晰，东中西良性互动，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趋向缩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

侠义和广义视角下的我国区域协调发展

从表中可以看出：与区域的自身相比，东部地区省份表征区域协调发展指数从2001年的0.590缓慢地上升到2007年的0.616，之后有所下降，2009年变为0.609，这说明东部地区，区域协调发展总体趋势是逐渐改进的过程。中部地区省份表征区域协调发展指数从2001年的0.403缓慢地上升到2004年的0.409，之后逐渐下降，2008年变为0.391，09年上升到0.401，这说明中部地区，区域协调发展指数处于一个起伏，但轻微下降的过程。西部地区省份表征区域协调发展的指数从2001年的0.375下降到2006年的0.357，然后有所反复，2009年变为0.358，这说明西部地区，区域协调发展指数处于一个起伏，但逐步下降的过程。

从区域之间看，东部和中部之间的区域协调发展指数之差从2001年的0.188上升到2007年的0.224，然后有所反复，两者之间的差距2009年变为0.208，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区域协调发展指数之差从2001年的0.215上升到2006年的0.257，之后有所反复，两者之间的差距2009年变为0.251，平均来看，东中部地区省份的平均区域协调发展指数差距从2001年的0.188增加到2009年的0.203，东西部地区省份的平均区域协调发展指数差距从2001年的0.215增加到2009年的0.239。这说明，从广义区域协调角度看，中部和西部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区域不协调发展程度呈现日益增加的趋势。

结合狭义的实际人均GDP增长率来度量区域协调发展，中国的区域发展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以广义的人民生活水平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来度量区域协调发展，我国中部和西部等内陆地区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区域不协调程度日趋扩大，广义上的不协调程度远大于狭义上的不协调程度，这意味着东西部之间在实际收入水平和实际享用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更大。

主体功能区会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吗？

主体功能区战略是我国“十一五”规划有关区域协调发展部分提出的新举措，其主要思路是国家根据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四种类型的主体功能区，并进一步明确了四类主体功能区的功能定位、发展方向与发展重点，就是试图从解决空间失衡问题出发解决区域协调发展问题。

通俗地讲，主体功能区战略就是一个区域适合做什么就做什么，是逻辑意义上的以地为本，同时也是对区域过去发展水平的一个事后承认或被动承认，它的核心逻辑是对外生条件和历史事件的绝对遵从，因为根据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的相关要求，一个地方划入什么开发区域主要的判别标准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从逻辑和理论上看，这样的划分标准没有什么问题，根据一个地区的环境容量限量、发展基础和发展增量来决定一个地区的发展，然而这三个条件是如何科学地划分、如何科学地界定，则成为了争论的焦点。

我们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例，资源环境承载力在科学上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概念，不同的学者对其有不同的理解，但是通常来说，资源环境承载力通常是用土地资源、（淡）水资源、环境容量、生态脆弱性和生态贡献性等与一个地方的自然资源禀赋为判别标准，但是一个地方的自然资源开发与其生态系统之间存在着两难选择，矿物资源等自然资源的开发显然会带来产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带来承载力的提高，但同时，大量自然资源的开发又会使得一些环境脆弱地区的水资源、生态资源等遭受严重威胁，同时又降低其承载力。因而资源承载力本身就是一个不太准确的概念。

另外，从时间维度上看，资源环境承载力又是属于动态范畴的问题，随着生产技术、生产方式、制度环境、生态文明等要素的改进和完善，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也不是静止不变的，它也会发生变化的。另外，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隐含逻辑上看，通过主体功能区的定位，把环境资源承载力较低地区的人口向资源环境承载力较高地区转移，但是我们知道，行政命令式的、强制的人口转移的效果都是很不理想的。我国人口迁移也面临着就业容量问题、城市管理体制、文化冲突等种种问题。

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面临的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样，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也都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所谓的决定因素通常都会随着科技和社会的进步而出现动态的调整过程。如何科学而令人信服地分析这种调整过程？如何确定这三种决定因素之间的权重关系？当前对这些问题都没有一个清晰和成熟的分析、解释和论证。

从整体上看，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其开发顺序和开发重点正好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同向递增关系。通常来说，我国大部分东部沿海地区都是属于优化开发区域，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中的一些重要城市和经济带都属于重点开发地区，而中西部边远地区大多属于限制开发区或禁止开发区，而四种不同开发区在投资政策、产业政策、财税政策、生态政策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即使在一个省内，那些省会城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也同样被划入一个省的优化开发区，而其相对落后区被划入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任何一个地区特别是落后地区也都有发展的权利和愿望，而中西部的边远地区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就相对落后，远远低于东部发达地区，恰恰又被划入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根据国家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的要求，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不能更多地发展产业经济，而应更多地承担环境和生态维持功能。目前我国各种补偿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没有一定的经济和产业的支撑，这些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是无法承担生态和环境功能的。当然，有人认为区域协调发展不应仅仅是追求人均GDP的绝对平衡而应该是享受基本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但是正如我们上面实证分析的那样，从中国实证数据上看，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广义区域不协调要超过只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的狭义的区域不协调。当然中央政府也清楚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面临的实际情况，因而也出台了包括生态补偿、地方政府的考核标准等在内的一系列配套政策，但是这些配套政策目前主要集中在分析和论述阶段，真正实施还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以生态补偿为例，国内学者几乎在讨论主体功能区战略时都认为中国必须实行横向和纵向在内的生态补偿，以弥补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由于放弃产业发展而对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承担的生态保持和维持的利益补偿。但是具体来说，生态补偿的标准及数量则存在着巨大的争议，即使在学术界，也没有一个比较成熟和令人信服的生态补偿标准，一片森林、一片绿地、洁净空气的价值到底应该如何计算谁也说不清楚。不同学者根据不同的定价方法可以得出不同的结果，而这些结果有时候可能相差几倍，甚至十几倍。中国环保部前些年尝试推行的绿色GDP核算的夭折，很好地说明了环境价值计算的巨大难度和地方政府的排他性态度。对于同属于一个省份的不同地区来说，由于属于同一个行政区，因而不同地区之间的生态补偿相对容易一些。然而事实是，即使是一般认为较为容易同一个行政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生态补偿，实施起来也是相当困难的。作为首都和发达地区的代表性城市的北京市，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对生态补偿只有下面几个字：“继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而不同省份之间（例如北京和河北省之间），尤其跨越了好几个省份的两个省份之间的生态补偿更加困难。作为发达地区政府来说应该对于作为生态涵养区的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政府和民众给与生态上的补偿，但是很难确定补偿标准，也很难统一补偿标准。即使是同一个专家，但他用不同的方法（成本法、收益法、综合评判法）确定补偿标准，所得出的结果也千差万别。难以确定统一的补偿标准直接影响甚至阻碍省份之间的生态补偿。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区域补偿不应该仅仅指生态补偿，当存在外部性时都要实施补偿。据统计，中国当前的粮食主产区越来越集中在北方，而那些传统上具有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的南方各省份，由于率先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农田逐渐减少，农业逐渐被弱化。北方地区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起步晚，曾经承担了较多的粮食生产。然而，目前这些粮食主产区也开始进入经济加速发展阶段，由于这些地区承担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因此只能获得有限的开发。从中国现状来看，任何地区单纯依靠农业生产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否在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也应建立一个类似生态补偿性质的补偿机制问题，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政府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

结论和简单的政策含义

虽然在“十一五规划”中，国家出台了主体功能区战略试图通过对中国不同区域空间的功能界定和调整来达到区域协调发展、环境、产业和人口的合理布局、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区域合理调控等目的。但是“十一五”期间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实际进展和成效并不明显。中国决策层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界定也有了一个明显和清晰的变化，早期更多的是强调经济发展的狭义的人民生活水平差距的缩小问题，后来逐渐扩展到广义上的区际实际收入水平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过程。根据中国2001~2009年的数据，我们发现无论是狭义上还是广义上，我国区际发展不协调程度逐渐凸显出来，并且广义上的区际不协调程度远远超过狭义上的区域不协调程度。

篇2

要：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涌现，日益呼唤区域内地方政府间开展一系列双边或多边协调与合作为基本内容的区域合作。研究发现，我国区域治理不完全，区域内多元利益相关者在治理主体结构中缺位或空位。通过新区域主义视角的评估，显示我国的区域治理实际上是缺乏治理的地方政府间合作。要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应该适时推动区域政府管理走向区域治理。

关键词：新区域主义；区域治理；区域合作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3―0089-06

一、新区域主义视野下的区域治理

国际上关于区域治理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大都市区的管理。随着大都市区的发展，管理难度和复杂度日益加大，郊区的发展，城市区域的扩张，显示出地方政府既有制度规划已经滞后。城市空间扩大与功能扩展后“谁来治理”的制度化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政府试图去探索一种能够让聚居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领域范围与城市区域系统相符合的政府管理模式；另一方面，许多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试图建立新的区域治理模式来满足这些城市区域发展的需求。概括而言，这些研究者基本上有三个共同的目的：(1)在大都市区采用自愿为主的方法来提升地方政府间的合作；(2)提倡区域治理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大都市区碎片化(Fragmentation)政府组织结构的外部性；(3)提供财政和减税的方法来促进城市中心的发展，以便于为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大都市地区管理体制的发展经历了数十年的历史变迁，在各国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两种典型的管理模式：单中心体制和多中心体制，它们的理论基础分别来源于单中心治理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

1、单中心治理理论，即传统改革主义观点的大都市区改革传统，也称“巨人政府论”，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这一传统改革思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一直在美国学术界占主导地位。所谓“巨人政府”是指，建立一个适当的统一结构，在每个大都市区尽可能应该只有一个政府机构，即单中心治理。这种理论将大都市区内过多独立行政单位视为政府公共服务效率和均衡的主要障碍，所以，主要从结构途径去研究区域治理机制，主张实行政府合并(consolidator)。因为他们主张管辖区域的合并，建立大都市区政府或者中心城市对郊区的兼并，这样有助于政府规模的合理化，促使资源不足的地方政府获得发展，并允许公民充分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进而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均衡地方财政以及提供跨域服务等。

2、多中心治理理论，即大都市区治理的公共选择，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与传统主义观点致力于改革完善政府自身不同，公共选择理论关注的中心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多中心治理理论坚持认为大都市区制度化合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而大都市区制度碎片化可以极大提高区域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和效率，因而完全否决制度巩固的观点，让地方政府趋于市场化操作。他们相信蒂伯特所提出的著名的“用脚投票” (vote with their feet)观点，认为介于地方政府之间的大量自治选区可以吸引更多居民的竞争活动，一方面不仅促使地方政府更加努力达致居民的服务需求；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地方政府分配公共资源和生产服务的效率。

20世纪后半期，这两种观点的辩论一直伴随着大都市区治理的改革实践。然而，两种思路所提供的处方效用都十分有限。前者没有具体的事实证明制度的巩固是成功的，而且大多数改革结果证明都是失败的；后者所谓的介于地方自治体间的公平竞争也只是理论条件，缺乏实际的事件来支持。尽管在基本观点上各执一端，但两种观点都在于解释大都市区的政治治理结构如何才能有效和低成本解决公共问题和提供公共服务，消除或减少财政资金甚至是社会不平等。

借鉴上个世纪90年代北美和西欧等国家大都市区域的政策协调的经验研究，新区域主义是在以上两种模式辩论的基础上整合而成的，成为大都市区域治理的新视角。新区域主义概念借用了“有效率的政府不需要制度的联合巩固作为唯一的方法”，并且地区性的治理可以藉由与政策相关行动者之间的稳定网络关系来达成。这个稳定网络关系一般是由不同背景和能力的行动者所组成的团体来维持，而这些行动者被定义在团体中是依据传统地方政府所传送公共服务所及的空间所囊括。为了区域治理的目的，新区域主义不只是把焦点定位于制度结构的改革，也不只是地方自治体的行为，而是透过不同领域层级之间的公私机构的关系来达到区域治理的目的。在新区域主义看来，以地方自治居民为首的社区应该更多关注大都市区，考虑它们共同的未来，同时联合政府必须与其他不同层级的政府建立它们的合作网络关系。

所以说，新区域主义是传统改革主义者与多中心治理论者争辩调和的产物，试图超越“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的两难选择，认为解决区域问题应该综合应用竞争与合作两种机制，强调组织动员区域内部力量和培育竞争优势。其目的是在地方政府、社会公众及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起区域战略伙伴关系(Regional strategy partnership)，重点放在大都市区域协作与政治机构建设之上。新区域主义是通过不同类型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来营造区域治理的气氛与模式，将大都市治理看作是多种政策相关主体之间协商谈判的过程，而不是政府阶层的官僚行为或竞争。它是在大都市区形成的，以跨地方公共事务治理与协作网络为基础组合而成的治理制度。它主要针对区域内各地方共同面对的制约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如森林、河流流域生态环境退化等)，或者为了规划区域内产业布局和经济增长方式而建立的区域内互惠、合作和共同发展的网络体系。

新区域主义不只是强调地区间的内部合作，还强调那些在影响区域发展中所包括的解决问题和执行政策等的治理议题，而且是并非私人部门间所无法解决的。因此，公私部门合作是新治理模式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新区域主义关心的话题涉及区域议题上决策过程、区域间安排合作的协议以及当有必要时，可藉由政府的力量来处理区域的问题。

概而言之，新区域主义意味着区域治理的重大转型，它强调竞争与合作的融合，主张区域治理是藉由政策的相关行动者间的稳定网络关系来达成的。不仅包括政府之间的配合，也包括政府与私人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因为任意单方都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解决区域公共问题，政策的关键在于增强合作网络和集体的共识、行动和反应能力。

二、中国区域治理的策略与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以广东、上海、北京为核心的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这三大经济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区域协调与合作将不仅直接有助于区域内地区、城市的个别发展，而且也直接促进整体区域的发展和区域整体竞争力的增强。特别是最近几年“泛珠三角”、“泛长三角”、 “泛环渤海”等概念的提出，使得城市区域合作发展议题成为我国政府各部门以及各地方政府积极努力工作的重点。从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到市县政府都把区域的合作发展视为一个重要的工作，并试图透过不同

形式的合作方式来实现区域共同发展的目标。

面对全球竞争和区域化发展氛围，我国的区域经济体，如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等都逃离不了地方碎片化的结果。例如，在长三角地区，地方碎片化给区域治理带来巨大的负面效果，典型的如公共建设的重复投资、外贤的圈地运动、城市间“产业同构”现象等等。此外，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诸如区域发展中的投资与贸易、资源配置、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安全、环境治理、发展规划等区域公共问题大量涌现。这些问题的存在制造了区域的冲突和不稳定，破坏了区域和谐发展的可能。因此，寻求区域治理策略和模式创新刻不容缓。实际上，随着我国加入wT0，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内外部竞争压力也带给国家和地方政府一些新的思考，许多实际的地方政府间合作与制度性的协调改革大量出现在各区域经济体内。区域治理不仅限于地方层次，还提升到国家战略规划层面，区域内的协调机制与合作模式也成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所关注的议题。相应地，为了促进区域内城市之间的合作与协调，近年来各种不同的区域合作策略与治理模式不断呈现，包括空间规划、行政兼并、功能性政府机构设置、地方合作联席组织和地方合作联系机制等五种类型。这些治理策略和行为模式包括： (1)区域规划； (2)都市圈规划； (3)行政区划调整； (4) “长三角”实验； (5)长三角城市协作部门主任联席会议； (6)城市经济协调会； (7)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 (8)太湖流域管理局；(9)部门协商会议； (10)地方政府领导间互动。这些区域治理策略，或为普遍做法，或为个别做法，均为我国区域发展模式的重要尝试。

上述十个不同类型的治理策略在我国区域治理和城市空间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区域协调与合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然而，结合“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治理的实践来看，地方之间的冲突、无序的竞争和重复的投资实际上为区域治理带来了高额的交易成本，如机场大战、海港争夺、跨桥竞技和工业区与外资的争夺等。因此，区域治理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重视和解决，必将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甚至成为影响未来国家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决定性因素。

三、中国区域治理模式的评估

如今，国家《“十一五”规划》已把区域协调发展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区域经济一体化将更快发展。不可否认的是，上述区域合作与协商的制度、机制建立和区域治理策略的实施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进程，对整个区域的协调与发展，为我国在全球竞争中保持持续高速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从新区域主义视角来看，上述作为区域治理策略的区域协商与合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治理，还停留在区域政府管理的层面。区域治理模式的效用主要表现在：

1、市场分割障碍得到部分清除

行政区域内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是我国区域间市场分割的主要表现。城市间恶性竞争，行政壁垒森严，各地方政府为了地方经济利益而运用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进行市场封锁，限制外地产品流入本地市场，鼓励当地产品扩张市场容量。或者限制某些紧缺的原材料从本地流出，或者在要素市场上层层设卡，阻止人才的外流。通过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制定区域经济一体化规划，努力清除市场障碍，切实推进经贸合作，加快推进基础设施的一体化规划与建设。通过区域治理策略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商品、要素市场的开放和流动，区域市场体系得到不断健全，区域协作充满生命力。

2、区域竞争力不断得到增强

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圈，由于聚集了中国内地最优秀的人才、最雄厚的资本、最先进的技术，三大经济圈的经济增长速度始终高于中国内地平均水平，它们的区域竞争力不断得到增强。2007年，以三大经济地区为核心的区域经济继续引领我国整体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三大地区GDP达到10.47万亿元，占全国的42％。区域经济体内各城市地区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形成各自的比较优势，统一开放的大市场正在形成。经济合作形式多样，从商贸、物资到旅游、环保、农业、工业、科教、金融、通信、交通等一系列行业，从简单的物资交换到人才流动、技术输出、资本联合等，合作的内容和形式不断深化。经济合作成果突出，合作项目和项目资金逐年增加，跨地区基础设施联合建设成效明显。

3、区域合作意识不断深入人心

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的意识在迅速加强。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各省市间还有区域保护和相互压制竞争的情况，到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我国各地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区域合作比区域竞争更重要。各地都希望通过区域合作来拓展市场，优化产业布局，使区域合作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我国区域治理与合作的策略及其取得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区域合作的成果为大家所共享，合作意识不断深入人心。因此，近年来区域协商与合作不仅发生在区域经济体空间层级，同时也发生在不同的部门。

4、区域合作制度机制的建立健全

通过多种类型的区域治理策略的实施，各项协商合作机制发生效力，区域合作制度不断得到巩固。如长三角区域内通过重点开展区域合作协调机制、法规政策协调、涉外服务障碍、科技创新政策、信息一体化建设、破除市场壁垒等的调研，提出并形成“决策层、协调层、执行层”三个层次的推进机制，扎实有效地促进了区域治理水平的提高。泛珠三角运行和协商机制初步建立，主要由高层联席会议制度、中层协调制度、日常办公制度和部门衔接落实制度几部分组成。

尽管区域合作与治理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仍然存在许多急需尽快解决的问题。如，由于现行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制的压力，地方保护主义还较为盛行；各地区间不合理的重复建设、招商引资中的恶性竞争、跨界污染与环境恶化等问题层出不穷；区域间利益分配未能理顺、产业结构趋同化还比较严重、产业合作与梯度转移进程较慢、区域合作层次领域有待提高，等等。

此外，从新区域主义视角来看，我国当前的区域协商与合作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治理，推动与实施区域合作的关键角色仍然只是政府一家。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区域合作中，所有区域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完全是由政府主导并由具体政府职能部门来完成的，基本上缺乏非政府组织尤其是私人部门的参与。事实上，我国区域治理实施中最大的特色，便是来自不同政府层级的表现，这些区域政策的执行与决策过程都是由政府主导来完成的。显然，区域政策与治理过程完全忽略了私人部门和居民的参与，更未提及任何的非政府部门。这表明，即使是在当代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与全球化关系最为密切的经济发达地区，公民、私人部门和非政府的公共组织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仍然是非常微弱的，与新区域主义视野下的区域治理大相径庭。㈣这种区域治理策略，表现出国家不仅在空间发展上，而且在经济社会层面上所能发挥的重要影响力量。这种缺乏多方利益相关者作为主体参与的治理结构，或许恰好能成为反映我国区域治理成效不佳的部分原因――种完全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

新区域主义倡导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之间建立合作、协商、网络和伙伴关系，共同

治理区域公共问题。新区域主义在“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之间选择了折衷与调和，力主多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与协作，共同参与区域治理过程。新区域主义不仅强调科层官僚垂直系统之间形成伙伴关系，更注重水平的政策网络形成。因此，在新区域主义看来，中国没有区域治理的形态发展，只有国家治理的单一模式――政府管理。在我国现阶段的区域经济体内，区域治理策略与行为主要是强调了多层级的政府官僚决策系统，而忽视了水平的政策网络关系，即便那些地方合作联席组织是自发成立的，如长江三角洲经济协调会和苏浙沪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等，也只是代表了城市间的制度安排。这些努力仍然是一般层面上的对话和合作，协调会也只是松散型的组织形式，权威性弱，担当不起统筹规划、制定政策、协调利益、部署行动的管理职能。

尽管新区域主义十分强调区域治理中的去中心化及非政府组织参与其中的必要性，但从我国区域经济体内区域协商与合作等区域治理策略来看，过于强调地方政府间合作的主导作用，是一种缺乏治理的区域政府管理形态。治理工具比较单一，治理内容主要局限在经济发展方面，其他区域公共事务较少受到关注，区域协调机制有待健全和制度化，区域的无缝隙对接缺乏制度配套。加上在区域合作发展中，地方政府以“全能政府”面目出现，致使区域合作中私人部门和其他非政府组织难以参与进来，即便象征性参与也是热情不高，结果区域合作成了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独角戏”，自然成了区域政府管理，区域治理的绩效大打折扣。因此，适时改进区域协商与合作的治理策略，提高区域合作水平，充分调动私人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等的参与积极性，增进地方政府与企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间互动协作就显得非常迫切。

四、结论与讨论

篇3

公路运输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在各种交通运输方式中所占比重很大，公路运输成为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成为地区间更直接、更有效的主要运输方式。其发达程度能够衡量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积极作用。

一、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梯度发展协调性理论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公路成为国家重要的公益性基础设施，公路运输是以公路为运行基础，公路网由通道与结点组成，公路网覆盖到了乡村、城镇、工矿企业、港站码头。公路运输是由公路和汽车两部分组成的，是以站场为基地，以车辆为工具，实现旅客和货物位移的生产活动。如今，公路运输所具有的优势正逐步得到发挥，公路运输的优点包括公路运输的广泛性与便利性，公路运输因其公路网分布的广泛性成为区域内唯一的运输方式，使我们能够随时利用生产和生活运输；公路运输基础建设的延伸性和通达性很好，是最为普遍适用的运输方式。并以其通达程度深、延伸性较强等特点为农村运输提供了便利，具有完善的交通工程设施和服务设施，为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建设服务；公路运输的缺点是运载量小、能耗大，运输成本高，劳动生产率低，安全性、舒适性低；公路运输的适用范围适合于补充和衔接其它运输方式，能在短时间、低投入的情况下开辟，对国土开发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

区域经济是特定地区空间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总称，是指一定地区范围内的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区域经济的形成受到多方面条件作用，由此决定了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区域经济的特征包括区域性、综合性(系统性)、开放性和权益性。区域经济最基本、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区域性，它受该区域的自然、技术和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影响；区域经济联系是各种产业间和地区间经济联系的综合与交叉，区域经济发展要综合考虑多种方面的系统协调，因此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和系统性；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开放，区域经济更加注重区际之间的流通与交换，使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能够相互补充，从而达到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为了获得本区域经济发展和居民福利的增加。

二、梯度及区域经济梯度发展

梯度的涵义是描叙事物在空间内不均匀分布状况，区域经济梯度发展是指经济在地区之间呈现一种的不均衡发展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命循环阶段的变化，按顺序由高梯度地区转移到低梯度地区推进。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之间协调性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协调是具有目的的即实现系统的总体的演进目标，协调的含义包括：把协调看作是一种组织管理工作，把协调当作事物发展的一种态势。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协调性是指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公路运输子系统内部元素、区域经济内部元素、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之间、区域经济和公路运输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统一状况。主要由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相互发展、相互制约的特殊关系所决定。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协调性的表现形式公路运输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之间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投入下产出最大或一定产出水平下的投入最小。梯度经济发展理论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高、中、低梯度区，公路运输的区域效应是增强区域经济系统的开放程度，使区域经济系统内的分工协作愈加明显和集中，使区域经济系统的非平衡性提高，加强了区域经济的集聚作用，增加对投资的吸引力，促使区域经济系统向更高阶段演化；区域经济的公路指向效应意味着经济活动的加强，运输需求的增长是刺激运输供给，提高的区域实力。

三、应用DEA评价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梯度发展协调性

公路运输与经济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相互协调，一个协调发展的系统应该是有效率的，要求和谐一致、良性循环，评价需要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的方法进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简称DEA,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借助于数学规划和统计数据,以凸分析和线形规划为工具的进行评价，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可以对经济效益指标进行评价，通过建立线性规划来求解出最优权系数和效率值。特点是适用于多输出一多输入的有效性综合评价问题，建立模型前无须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输入输出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联系，无须任何权重假设，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在具体应用时，首先要进行区域经济梯度发展指标的选取。指标的选取原则是指标数据应易于获取、指标数量不宜过多、指标要具有较强的分辨力、根据“决策单元”区分投入与产出、指标体系要保证其统一性。利用这种方法能够很好的评价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梯度发展协调性，以刺激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公路运输高效化、一体化。

四、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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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地大人多，但人均资源占有并不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各地区在自然资源、地理区位以及人文特点等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影响着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影响着各地区的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和经济发展的道路。因此，区域经济问题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高度重视，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高瞻远瞩的战略构想。党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这一重大战略选择，体现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和长远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构想的实践和发展。

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内涵

1956年前后，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形成了以《论十大关系》为代表的新思路，其中提出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促进内地工业发展的战略构想。这一思想在“二五”计划和中央有关经济方针政策中得以体现。邓小平曾高度评价《论十大关系》所蕴含的宝贵思想，认为“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建国后，为了冷战时期备战的需要，国家曾以优惠的财政政策和大量的投资加快内地的工业发展。这一政策限制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使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然而，由于中西部地区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基础较差，投资回报率明显低于沿海地区，多项数据都表明了这种强调内地发展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整体经济发展的效率，表面上缩小了内部差异，实际上导致了中外差异的扩大。

总结建国以来区域经济布局的经验教训，人们理性地认识到，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是矛盾统一的。不顾东西部地区的客观差异，人为地推行均衡发展政策，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邓小平指出：“我们讲共同富裕，但也允许有差别。”他认为搞平均主义的同步富裕、同时富裕，不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只是一种空想，其结果只能造成共同贫穷。因此他再三强调：“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

按照经济学新古典学派的观点，区域二元结构是市场不完善和市场机制失灵的反映。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市场力量的自由运转将使要素收益均等化。因此，从长期来看，区域经济差异将连同“核心&#0；边缘”结构一同消失。1965年，美国人Williamson利用24个国家1940—1961年间的有关统计数据，计算了7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区际不平等程度。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区际不平等程度大体上呈现出由扩大到缩小的倒“U”型变化。因此，尽管经济发展初期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区际人均收入水平扩大，但从长期来看，区域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倾向于均衡和趋同。这与小平同志提出的区域经济发展由不平衡到平衡的战略构想不谋而合。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内涵，就是倡导一种非均衡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具体的说，有以下几点：

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是一种适度倾斜的发展战略。适度倾斜是指从全国总体布局考虑，把投资和生产布局向沿海适当的倾斜。因为区位条件和历史因素决定了东部地区易受海外发达地区的经济辐射和产业梯度转移，起步快、阵痛小，较易迅速成长为亚太地区新兴的经济带。但适度倾斜要求处理好重点开发区域与非重点开发区域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均衡布局，也不是简单的扶持东部，而是充分发挥各地优势，扬长避短，共同发展。

非均衡协调发展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战略。非均衡协调发展在国民经济开放体系中不是静态的而是不断运动和发展的。从总体上讲，既要有重点地推进生产力空间布局，以追求投资的高回报率和区域经济的高速增长，又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协调区域间经济关系，协调主导产业同其他产业的关系，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形成合理的东、中、西部区域分工格局，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下，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走势与趋向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倾斜经济发展战略，在强调经济效益目标中，忽视了平衡目标，投资重心与政策优惠一味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造成区域经济差距扩大和区域利益关系严重扭曲。我国在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和选择时，既不能重蹈覆辙，也不能矫枉过正，另走极端，偏重地区效率，牺牲全国经济发展速度和宏观经济效益为代价。在设计我国区域经济新的发展战略时，应该充分考虑我国复杂和独特的区域问题，以求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统一，把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以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实现沿海与内地、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持续增长和协调发展。

目前对我国应该实行何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

它要求以“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一项基本指导方针，从“九五”计划期间开始，逐步加大中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力度，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内在联系及地理自然特色，突破行政界限，在已有经济布局的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形成多个跨省市区的经济区域，发展各区域优势产业，避免产业结构趋同，促进区域经济在高起点上向前发展。

二是多极增长发展战略

就是在中西部地区选择几个省、市或地区或流域（如长江流域），像过去扶助东部沿海增长极那样，培养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

三是沿江经济带以互助互动为中心的协调发展战略

这一战略主要内容包括：以水资源开发和利用为先导，把“黄金水道”的开发利用协调与发展灌溉农业和发展高能耗、高水耗、大运量工业体系结合起来；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促进资源利用的互补与协作；一般产业协调与高新技术产业协调，建立沿江经济带市场联合体，协调区域市场，协调金融市场，坚持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实施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上述三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科学性和可行性。考虑到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非均衡的客观事实，也认识到制定发展战略应当从全局出发，重点放在如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实现上，同时十分关注我国区域发展中公平与效率问题，试图在三者的统一中寻找最佳的区域发展模式，因而笔者认为，我国当前宜采取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

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是指由于我国各地区发展同一产业或者同一产业投入产出效果不尽相同，在国家所掌握的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证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重点开发的方式，并在资源分配和财政投入上对重点开发地区的重点产业进行倾斜，以此求得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共同富裕。

另外，国民经济各地区、各产业之间的发展要保持协调。这就要求国家实行的倾斜政策必须适度，必须以保持地区的产业协调发展为前提，因此，适度倾斜与协调发展相结合就成为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

三、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现实意义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实现经济和社会目标的需要。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相应的是：启动经济高速发展的车轮，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进一步加速经济发展，实行全局较均衡但局部不均衡的发展战略；保持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实行协调发展战略。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走向共同富裕的需要。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精髓就是从“先富到后富再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先富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的发展。”在视察南方讲话中，小平同志又一次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同时，他又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

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其实质是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允许而不是限制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而其最终目的则是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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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区域经济的冲突严重制约了我国区域经济的统筹发展，制定和完善区域经济横向合作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区域经济横向合作法律制度的建构要以建立区域横向合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为目标。区域经济横向合作法律制度体系的构成主要包括区域横向合作协调法律制度和区域横向合作市场培育法律制度。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历程，基本上经历了由非均衡发展到协调发展、再到统筹发展的三个阶段，实现了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大推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造就了带动国民经济整体增长的经济核心区和增长极，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但不能否认，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失误和问题，问题之一是其区域横向合作不充分不协调，区域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原材料大战、价格大战等就是其典型表现，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已爆发的两轮区域经济冲突。2001年，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都达到了9．0％以上；2005年，西部地区经济平均增速在l2％以上，超过全国9．9％的平均水平。可就在西部经济强劲增长的情况下，东西部差距却仍然在不断地扩大。西部地区的GDP总量仍然很低，2007年西部12个省区GDP的总和不到4万亿，占全国GDP的17％左右；而东部地区超过2万亿元的省份就有3个。6年间，东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元扩大到13230元，增加了1倍多。到2007年东部地区人均GDP达到了西部的2．2倍。从法律制度角度来看，建立完善的促进区域经济横向合作法律制度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措施之一。

一、区域经济横向合作法律制度的概念及作用

区域经济横向合作法律制度是国家立足于区域自然禀赋和经济发展差异，在区域间经济发展存在互补性的基础上，为了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区域统筹发展，实现各地区共同繁荣进步而制定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的总称。由于自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全国各个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着不平衡和互补性。国家从行使管理职能出发，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促进区域间的经济合作，这就产生了区域横向合作法律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和完善区域横向合作法律制度十分必要。区域横向合作法律制度能够有效规范和保障区域合作的顺利实施，促进各地区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实现互通有无和互利双赢，巩固国家的团结和社会稳定。

区域经济横向合作法律制度是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区域横向合作法律制度起源于国家组织的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国家提出“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组织地区之间的经济协作，主要是有计划地组织全国的商品流通和寻求商品供求平衡。1979年以后，区域横向合作法律制度开始萌芽，主要表现为国家调整了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的相关法律法规。2000年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2001年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实施意见的通知》，这两个法律文件对西部大开发的横向协作制度做了全面阐述：在西部大开发中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进行地区协作和对口支援；在防止重复建设和禁止转移落后技术与环境污染的前提下，在投资、财政、税收、信贷、经贸、工商、劳动、统计等方面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支持东部、中部企业到西部地区以投资建厂、参加入股、收购兼并、技术转让等多种方式进行合作；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指导下，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强东西对口支援，进一步加大对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援力度，继续推进“兴边富民”行动；围绕西部开发的重点区域，发展多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规定：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健全合作机制、健全互助机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2006年lO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鼓励东部地区带动和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扩大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对口援助，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纽带、企业为主体、项目为载体的互惠互利机制。目前，区域横向合作法律制度的建设已经到了需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时刻。

区域经济横向合作法律制度的建构要以塑造区域横向合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为目标，这就决定了该法律制度的构建需要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和行使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统筹兼顾决不偏废。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就要大力培育市场机制，构建区域间统一的资本市场、人才市场、技术市场等，促进区域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主体作用。行使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就要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国家机构的协调作用。

建立区域经济横向合作法律制度的目的是对开发活动进行综合协调和统筹规划，主要实现以下功能：一是综合规划功能，即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区域间产业结构互补性发展，重组产业布局，调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实现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二是鼓励引导功能，通过立法明确培育区域间统一市场的各种鼓励措施，引导资本、人力和技术资源在区域间合理流动；三是限制和预防功能，防止区域经济统筹发展中的短期行为，有效解决特殊区域、特殊文化背景下的保护和发展问题；限制区域间争夺资源、重复建设等行为，减少政府政策的随意性，使区域经济合作在法律制度安排的引导下有效地推进。

区域经济横向合作法律制度不仅要有效地防止区域经济冲突，更要为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形成区域问统一生产要素市场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区域协作法律制度的立法目标，决定了该法律制度的创建要从区域横向合作协调法律制度和市场培育法律制度两方面人手。

二、区域横向合作协调法律制度

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落后区域，这一类地区主要是由内部条件如自然条件恶劣、资源匮乏、资金短缺、技术落后造成的；二是萧条区域，这一类地区主要是因为区域所面临的外部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原有的产业特别是主导产业已相对落后和衰退，而新的主导产业又未建立和壮大起来，从而导致其经济发展陷入萧条的境地。按“地区生产总值”考察：东部10省(市)在全国总量中所占份额过半，按近年(1998—2002)的份额变动分析，所占份额正以年均0．15个百分点的幅度继续提高；中部6省的份额占1／5左右，且以年均0．13个百分点的幅度继续下降；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所占份额不足1／5，以前下降幅度较大，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年均下降幅度已缩小到0．117个百分点；东北三省地区生产总值所占份额不足1／10。按工业总产值分析，东部10省(市)在全国所占份额达2／3，且以年均0．186个百分点的幅度持续提升；中部6个省占全国总量的份额近1／7，且以年均0．167个百分点的幅度继续下降；西部l2省(市、区)占总量的份额1／10强，且以年均0．129个百分点的幅度继续下降_3J。整体来看，区域间经济矛盾还较多，利益分配不够合理，地区经济增长的持续非均衡发展，对宏观经济的整体运行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当前我国区域经济的两级调控机制并不完善，区域经济的管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区域横向合作协调制度存在缺陷与不足，突出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区域协调能力较弱，区域协调机制乏力，难以对地方政府形成有效约束，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区域市场分割严重；另一方面，区域横向合作法律制度立法层次低、程序性规定不完善、基本实体制度缺失，如关于规范区域竞争，推动区际协作方面的规定，目前仅见于国务院在1986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决定》等零星的文件，大多数区际关系的协调仍然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因此，构建区域横向合作协调机制法律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区域横向合作协调机制法律制度主要是指政府协作法律制度、区域合作市场中介组织参与法律制度等。这部分法律制度主要是在政府转型的基础上，强调政府在区域横向合作活动中的协调仲裁职能。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主体，可以由地方政府、社会力量来承担，但中央政府居于主导地位l4J。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利益分配的矛盾和冲突(主要指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利益，地方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导致区域经济的法律调控，始终体现着政府对经济的主动干预，或者说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主要是以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为主导，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等多种手段缩小地区差距。政府在对经济干预过程中，要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逐步实现职能转变，应从全能型政府转变为有限型政府、从审批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从高成本型政府转变为高效率型政府、从传统型政府转变为现代型政府。为了协调地区的发展，保证区域横向合作计划的有效实施，可以考虑成立全国性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指导机构和区域性的经济协调专业职能机构，负责区域经济开发的统筹、协调和监督。全国性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指导机构可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商务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和区域经济专家组成，其主要职责是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出战略性、方向性的指导意见，并协助解决与相关部门经济政策的协调事宜。学者张可云认为：“这个机构应该在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负责人的级别只有足够地高，才能发挥这个机构的作用。”

区域性的经济协调专业职能机构可由地方政府根据具体需要共同建立，具体解决区域横向合作中产生的专门问题。同时为发挥区域经济发展中社会力量的作用，应鼓励建立区域性联合经济自治组织，协调区域内各类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区域性联合经济自治组织应由区域内各类企业自愿参与，代表区域内企业的共同利益，反映企业的共同要求和愿望，沟通政府与企业的联系，加强行业的内部协作关系，搞好区域内企业的自身管理，促进区域性各类企业的共同发展。同时，在立法中明确促进区域经济横向合作的各类主体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职责和相应法律责任。

三、区域横向合作市场培育法律制度

区域横向合作市场培育法律制度可分为区域间统一资本市场、人才市场、技术市场培育等法律制度。国家应利用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鼓励建立区域性资本市场、人才市场、技术市场，促进各种劳动要素在区域间市场自由流动。

首先，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完善我国区域经济横向合作发展的金融法律制度更具有紧迫性。政府应提高金融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灵活性，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应充分发挥宏观调控金融工具的重要作用，积极实施区域信贷向中西部倾斜的政策和区域性优惠利率政策。政府应依法加强对区域性金融资本的监管，并采取倾斜政策，降低经济不发达地区设立金融机构的条件，适当增加区域性商业银行的数量和规模，支持经济不发达地区所需要的投资项目以及信贷融资。政府应利用市场力量规范发展金融机构，建立完善区域间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帮助区域内企业实现异地融资。采用的形式可以是组建区域发展银行，也可以是组建适应地方经济特点的地区性单元制商业银行等等。而且要加快区域性资本市场中心的培育与发展。在条件成熟的区域培育发展区域性证券市场，形成多层次、开放性的金融市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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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域教育结构和教育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必须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重新定义区域教育的发展方向、结构和体系。区域教育的首要目标是促进和服务区域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教育 社会经济 协调发展

一、引言

教育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的根本要求。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科学发展观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教育与区域社会经济的协调问题，但是已经隐含或涵盖了这一点，这是区域内部第二层次的协调问题。区域协调发展就是区域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在这一层次的协调中，教育作为一个重要角色，不仅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区域社会发展，还影响区域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教育影响观念的形成和转变，影响人力资源的形成，从而影响区域的制度变迁。实践证明，教育发达和适应的地方，相应地是社会和经济较发达；相反，社会经济欠发展的区域，凸显教育的落后与不协调，并严重制约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与区域社会经济不协调的问题，已经成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但并没有引起区域的足够认识。目前，区域教育结构和教育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必须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重新定义区域教育的发展方向、结构和体系。区域教育的首要目标是促进和服务区域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欠发展区域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的表现

这里的“欠发展”是发展不够或发展滞后的意思，不同于“欠发达”，欠发达是不够发达，但含有发达的成分，而“欠发展”是一个更普遍而沉重的现实。这里的“区域”更多是指县域或县域毗邻区，因此，“欠发展区域”的定义是指发展不够或发展滞后的县域或县域毗邻区，即一个以上的欠发展县或欠发展地区，是以发展地区作为参照物。“欠发展”区域教育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

1.区域教育的方向性偏离

在欠发展区域，基础教育是教育的主体。由于基础教育的特征是应试教育，忽视职业技能培养，严格与高考对接，为高等教育输送人才，也几乎是在为城市培养人才，城市有更强的吸引力，回流的比例较低，教育对区域社会经济的贡献率很低。二元的社会经济结构导致了二元的教育与人才结构，欠发展地区人才严重流失，而人才流失制约了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观念的落后与经济发展的滞后形成了贫困的恶性循环。

2.区域教育结构和教育体系的严重缺失

目前区域教育体系基本以基础教育为主，区域发展所需的职业技能教育发展很慢，而且很不规范。职教的目标也是为了劳务输出，为地区培养技能型劳动者；农民科普与素质教育几乎被荒废；区域党政决策者及各层次干部的管理与决策教育没有列入区域教育体系，而他们担负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决策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继续教育的程度与有效性；企业家队伍和企业家精神是影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企业家的培养与教育完全被忽视，依赖土生土长。应按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要求，以区域发展为目标，建立完整的区域教育结构和教育体系，特别重视决策者教育、企业家教育、职业教育和农民科普教育。

3.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和二元教育投资结构

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导致了二元的教育投资结构。目前，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不利于农村和农民。为什么农村的义务教育问题长期解决不好？其根源就在于现有的义务教育经费分配格局严重不利于农民和农村。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现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中央只负担2%，省地两级负担11%，县级负担9%，78%的经费要由乡镇这一级来负担。既然是实行义务教育，就应该是城乡一体的，都应该由国家来承担，或主要由省级财政来承担，不能往下压。国家每年的卫生经费支出是几千个亿，但是85%给城市，只有15%给农村。这种文教卫生的二元投资结构，严重地制约了教育的发展，区域的财力只能勉强支撑基础教育的发展，根本无力发展区域所需的教育，无法完善区域教育体系。

三、欠发展区域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的措施

1.调整教育方向

从区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高度，重新认识教育的功能与作用，把握区域教育发展的方向，教育的结构、质量和数量必须满足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区域的发展为依归和出发点。

2.完善教育的结构与体系

按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组织的要求，逐步完善区域教育的结构和体系，以基础教育为重点发展，完善各层次教育，尤其是决策者教育和企业家培养。在为城市和发展地区培养人才的同时，立足区域，培养人才。

3.改变二元教育投资结构

在改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同时，按“多予少取放活”要求加大对区域教育的投资，有效改变二元的教育投资结构。

4.建立区域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

人力资源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区域党政应建立这一共识，从区域长远发展出发，建立区域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在经济改善的同时，改善人才就业环境，逐步留住本地人才和吸引城市人才、企业家和投资者。

5.改革区域教育体制

把教育看作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工作，加强党和政府对教育工作的重视；致力于改善区域教育体制，提高教育的效率、质量与活力。促进教育的多元化、市场化，充分引进市场竞争机制，激化教育的活力。

6.引入社会资本，扩大教育的投入

完全靠中央政府来办好区域教育是不现实的，只能在充分挖掘现有投入渠道潜力的同时，使教育投入结构多元化。其中，重要的是要引入社会资本，而要完成社会资本与区域教育的多元化，就必须改革办学体制和产权制度，促进办学模式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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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协调问题是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之一。产业结构协调发展既意味着产业结构本身的协调和优化，也意味着区域之间在产业发展上合理的分工。以区域的协调发展为例，区域是为管理社会、经济等活动的应用性整体，作为国家领土的一部分，区域有大有小、有强有弱、彼此相连，相互之间存在各种关系。区域之间或区域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各种经济关系，这种关系和谐则会对区域经济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摩擦和冲突。区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但是，国民经济却并不等于各区域经济的简单累加。区域经济协调则会产生“1+1＞2”的效果，反之，若区域经济之间摩擦和冲突不断则结果往往是“1+1＜2”[1]。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一直较大，改革开放以来非平衡发展模式的实施使得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可以通过产业结构的地区协调来实现。目前正处于转轨期的我国经济改革，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的干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就是其中之一。产业结构区际矛盾的具体表现就是地区产业结构趋同以及由此导致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地方利益抬头、产品的过剩与短缺并存、产业过度竞争等，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我国各种经济资源的配置远未达到“帕累托最优”。因此，研究探索产业结构协调的理论，以减少或协调产业发展的矛盾，促进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产业结构协调的重要性

2.1　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任何社会，只要存在社会化大生产，在客观上都要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对一国来讲，整个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各个部分相互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并保持着一定的比例关系，因此，国民经济要实现持续稳步增长，产业之间的发展必须协调，即在再生产过程中，应经常注意保持各部门、各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比例关系。这种内在联系和数量的比例关系可以表现在多个方面，如各个部门和行业之间；每个部门和行业内部各环节之间；同类产品生产的各部门和行业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等，产业结构协调意味着从产业的角度看这些内在联系和比例关系是协调的。

2.2　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

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和社会分工日趋专业化的背景下，市场上的中间产品需求日益增多，产业部门之间彼此依赖程度日渐增大，结构效益的权重日益上升，以至于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支点。这种来自结构聚合的经济效益，其意义已大大超过个体劳动生产率提高对效益增长所带来的影响。

现代经济增长应该是速度与效率的统一，只有产业结构协调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否则社会商品要么是短缺与过剩并存，要么是以周期性的波动甚至经济危机爆发出来。对第二次产业而言，由于三次产业之间存在着供求关系和一系列数量比例关系，因此其发展必须与第一次产业和第三次产业的发展相适应。只有产业结构合理，才能保证各产业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才能争取速度和效益的统一。

2.3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需要

产业及产业的各部门总要落实到特定的区域上，并与区域所具备的条件结合起来。各地自然条件、区位状况、资源状况、现有生产力水平及区际经济联系各不相同，因此特定产业存在地域上的选择性。

区域比较优势是决定区域产业选择（布局）的利益机制，这种比较中的优势包括绝对比较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产业结构地区协调则意味着各区域的产业布局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可以使各区域在发展本区经济时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伯尔蒂尔·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比率理论可知，资源的宏观配置效率可以因此得到提高。

3　产业协调理论的国内外研究概况

3.1　产业地区布局理论

3.1.1　产业布局的区位理论

产业布局的区位理论主要由V·杜能奠基，经过A·韦伯及后人较为系统的研究，在19世纪末初步建立。主要有：

（1）V·杜能的农业区位论。杜能在其名著《孤立国》一书中提出，距离以城市为代表的消费市场的远近对农作物的布局有重大影响，由内到外他将假设的孤立国划分成6个同心农业圈层，杜能的《孤立国》可以说是区位论的奠基之作。

（2）A·韦伯的工业区位论。韦伯继承了杜能的思想，他在分析影响工业布局的区位因素时，提出了区位因素、区位优势和最优区位等概念，杜能和韦伯提出了3个一般性区位因子，即运输费用、劳动费用和聚集力。

（3）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规模的扩大，韦伯以后的研究者发现，最小生产成本并不能完全确定企业的最优区位，成本最低也不完全意味着利润最大化，市场因素对产品价格影响越来越大，为此，克里斯塔勒提出了中心地理论。此后，廖什又考察了市场规模和市场需求结构对产业区位的影响，区位分析也由生产扩展到市场，并且从单个厂商扩展到整个产业。

西方古典区位论的基本特征：①研究宗旨是为各个企业或部门寻找最优生产区位，其实质是在寻找一种比较优势以保证企业利润的极大化；②区位研究是以完全竞争市场机制下的价格理论为基础的，属于古典微观经济学范畴。③虽然没有明确的区域产业协调发展思想，但有隐含的意思[2]。

3.1.2　产业布局的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包括绝对比较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绝对比较优势理论由亚当·斯密提出，他认为，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有其绝对有利的、适宜于某种特定产品的生产条件，若每一国家均按其“绝对有利的条件”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彼此进行交换，这将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有效利用，对各国都有利。

绝对优势理论不能解释实践中的有关分工问题，因此大卫·李嘉图在继承和发展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的基础上，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相对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任何国家都有其相对有利的生产条件，若各国都把劳动用于最有利于生产和出口相对有利商品，进口相对不利的商品，将使各国资源都得到有效利用，使贸易双方获得比较利益[3]。

20世纪30年代初，伯尔蒂尔·俄林进一步提出了生产要素比率理论，他认为在同种商品不同区域的生产函数不变的情况下，比较优势的产生是由于：①各区域生产要素禀赋比率不同；②不同的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搭配比例。

3.1.3　平衡与非平衡论争

在关于宏观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方面，理论界长期流行着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是平衡发展论，强调缩小地区差别，主张国家投资布局应以落后地区为重点，在资源分配上主张地区平均主义。在西方，主张各产业应齐头并进的首推罗森斯坦·罗丹，他在1943年第一次提出“大推进”理论，指出在东欧和东南欧需要“大推进”（即同时对许多项目大量投资）来实现经济增长。实践证明，“大推进”理论只有在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中才有其正确性。而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交融，地区经济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实现“大推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另一种是缪尔达尔和赫希曼提出的不平衡发展论，该理论承认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存在性，反对在资源配置上对各产业、各地区采取平均主义作法，主张遵循并自觉利用不平衡发展规律，实行有区别、有重点、有选择的不平衡发展战略。

此外，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斯在《区域不平衡和国家发展过程：一个描述过程》一文中指出：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区域间增长差距呈“倒U型”变化。1985年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发表《发展极概念在经济活动一般理论中的新地位》一文，对“增长极”理论进行了论述[4]。

上述3种理论和以均衡理论为中心的新古典区域增长理论基本上代表了区域经济理论和产业布局的研究状况，每一种理论都有不完善之处，不能完全地解释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问题。

3.1.4　公平与效率论争

效率首先是一个经济学范畴，是指资源的有效使用与有效配置。由于经济资源的稀缺性，使用配置资源得当，有限的资源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反之，则只能发挥较小的作用，甚至可能产生负作用。

效率增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投入产出角度看，投入一定，产出较多；或产出一定，投入较少，意味着效率增长；反之，则意味着效率下降。二是从配置的角度看，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等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利用，既无闲置，也没有浪费，资源效用完全释放，表明配置效率提高，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效率增长内涵并不一致，甚至可能相互抵触。

其次，效率概念还涉及价值判断问题，有两方面的涵义：第一是从有效使用角度看，若投入者自行决策的投入导致的产出不为社会所接受，那么即便是高产出也不是有效的，否定这种名义上的“高效”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市场供需矛盾表现出来，二是通过最终激烈的社会矛盾来解决。第二是从有效配置角度看，在不同地域投入某一资源产出不同，社会对这些不同的产出需求程度也不相同，即某种资源投入的结果会因不同的地域配置而产生不同的效率，追求最高的资源宏观配置效率是产业结构地区协调的目标。

公平不是纯经济学概念，它包含有价值判断。公平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即收入分配，生产资料占有和地域空间上。产业结构区际协调发展应该实现公平条件约束下的国家整体实力增强或总体效率的最高，以及实现区域产业协调均衡发展，即空间公平。但是有效率的区域配置并不能完全带来空间的均衡协调，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在利益驱动下通常会造成资源的不均衡分布，从而造成区域的不均衡发展。

3.2　产业结构理论

3.2.1　马克思主义的结构理论[5]

篇8

区域发展不均衡是自然、历史、经济和政治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常态。缩小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各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由于区位、资源禀赋差异，中国区域差距仍然长期存在，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任重道远。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世纪之交，党中央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的战略部署。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其中都蕴含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同志在2004年经济工作会议上完整阐述了区域发展战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再一次明确提出了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前提。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所谓“全面小康社会”是指绝大多数人的收入达到或超过小康标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经济发展水平更高，政治、文化、法制、科技、教育及民主建设全面发展，人际关系更加和谐的社会。其涵义有四：一是指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协调发展；二是指经济、政治、文化、民主、法制、科技、教育等全面进步；三是指贫富差别缩小，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四是指总体水平提高。可见，区域协调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只有区域协调发展，才可能实现全面小康。所以，区域协调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前提和应有之义。

区域协调发展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无疑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区域是经济社会的载体，是人与自然共存互动的空间形式，区域过度失衡将导致地区差距鸿沟、城乡发展割裂、利益分配不公，这将从根本上动摇和谐社会的基础。区域协调发展不仅仅是生产力，也是生产关系范畴，直接关系到区域间和区域内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

现阶段，我国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着以下困境：发展目标一致性与各个区域约束条件差异性；国家目标与地区目标差异性；整体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选择差异性；发展战略多元化从而导致发展重点模糊性。因此，本文认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必须采取以下路径：积极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用可以改变的软约束替代不可改变的硬约束；建立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依据资源禀赋，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东部率先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西部大开发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突破口。

二、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困境

（1）发展目标一致性与各个区域约束条件差异性的困境。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目标是各个区域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差距，最终实现协调发展。但是各个区域在发展中面临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等方面的约束条件存在明显差异，而且区位、资源禀赋等约束还是不可突破，或者是在短期内不可突破的硬约束。所以，现阶段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着发展目标一致性和各个区域约束条件差异性的困境。

（2）国家目标与地区目标差异性的困境。现阶段，国家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全面小康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但是，各地区的目标是加快该地区经济发展，而且在分税制以及现行政绩观（当前在对地方政府官员考核的主要指标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而不是对其他地区扶持的力度和程度）的引导下，加快地区经济发展成为地方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标。为了实现国家目标，就必须加快市场化进程，打破市场割据，构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而为了实现地区目标，封锁市场，实现地方保护就成为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可见，国家目标和地区目标差异性造成其行为的差异性。

（3）整体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选择差异性的困境。从内外部环境来分析，我国在发展中存在两个差距：一是外部差距，即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特别是与欧美等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二是内部差距，即作为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我国各个区域，特别是东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的差距。基于上述环境，我们将面临双重协调：一是外部协调，即加快我国的发展步伐，尽可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协调；二是内部协调，即加快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尽可能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实现各个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能否实现外部协调关系到我国的竞争力和在国际社会的地位；能否实现内部协调涉及到实现全面小康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基。要实现外部协调，必须采取非均衡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正是得益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要实现内部均衡，必须采取一种相对均衡的发展战略。所以，两个差距背景下要求的双重协调，为此需要选择两种不同的发展战略，是现阶段我国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困境。

（4）发展战略多元化从而导致发展重点模糊性的困境。为了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我国在各个区域采取了相应的战略，即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希望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多元化战略的目标是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但是实施多元化战略，使得区域发展的重点模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尽管在不同阶段重点发展区域不同，但是却不能没有重点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必须有核心区域，通过核心区带动其他地区发展，特别是对于发展中的大国而言更应如此。

三、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

（1）积极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用可以改变的软约束替代不可改变的硬约束。在区域发展的约束条件中，相对于区位、自然资源等硬约束而言，制度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软约束，通过制度创新来改变欠发达区域发展中面临的制度约束。国际国内经验表明，在不同的国家，全球化等外部环境因素对经济增长、贫困问题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差别很大，其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所采取的政策。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包括提供跨区域的基础设施、引导区域合理分工、促进区域合作、支持落后地区提高公共产品供给能力、鼓励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等。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和实施发展规划，引导要素向区域政策的目标区域转移；也可以运用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支持区域政策目标区域的社会事业发展。当前，着重要制定并实施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并将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纳入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以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

（2）建立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建立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主要包括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和扶持机制。一是健全市场机制，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打破条块分割，消除区域性壁垒，根除地方保护主义，鼓励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在区域间合理有序流动，促进产业在区域间合理转移和有效集聚。二是健全合作机制，区域间合作的目标是通过深化专业化分工和拓展协作范围来扩大市场、提高生产和组织效率，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一体化进程。政府应在政策层面和舆论层面鼓励区域合作，鼓励和支持各地区开展经济和技术、人才合作。三是健全互助机制，地区要采取多种方式帮助欠发达地区。四是健全扶持机制，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加大国家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3）依据资源禀赋，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根据各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进行不同的功能定位。地区要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源消耗小、附加价值高的出口产业，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实现结构优化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提高外向型经济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中部地区要立足资源和劳动力优势，抓好粮食主产区建设，发展有比较优势的能源和制造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立现代市场体系，在发挥承东启西和产业发展优势中崛起；东北地区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发展现代农业，着力振兴装备制造业，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在改革开放中实现振兴；西部地区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加快科技教育发展和人才开发，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搞好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和产业链延伸，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特色优势产业群，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4）东部率先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迅速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力是最紧迫的任务，必须妥善处理区域协调发展与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力的关系。为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力，进一步鼓励资源向优势区域集中，提高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以及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能力。现阶段，要提高我国整体竞争力，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应继续构建和壮大沿海经济增长核心区域，如珠江三角洲、闽东南、长三角洲、山东半岛、京津唐和辽东半岛地区。东部地区加快发展，有利于增强国家财力、物力和科技实力，更好地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所以，东部地区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

篇9

产业结构协调问题是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之一。产业结构协调发展既意味着产业结构本身的协调和优化，也意味着区域之间在产业发展上合理的分工。以区域的协调发展为例，区域是为管理社会、经济等活动的应用性整体，作为国家领土的一部分，区域有大有小、有强有弱、彼此相连，相互之间存在各种关系。区域之间或区域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各种经济关系，这种关系和谐则会对区域经济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摩擦和冲突。区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但是，国民经济却并不等于各区域经济的简单累加。区域经济协调则会产生“1+1＞2”的效果，反之，若区域经济之间摩擦和冲突不断则结果往往是“1+1＜2”[1]。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一直较大，改革开放以来非平衡发展模式的实施使得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可以通过产业结构的地区协调来实现。目前正处于转轨期的我国经济改革，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的干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就是其中之一。产业结构区际矛盾的具体表现就是地区产业结构趋同以及由此导致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地方利益抬头、产品的过剩与短缺并存、产业过度竞争等，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我国各种经济资源的配置远未达到“帕累托最优”。因此，研究探索产业结构协调的理论，以减少或协调产业发展的矛盾，促进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产业结构协调的重要性

2.1　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任何社会，只要存在社会化大生产，在客观上都要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对一国来讲，整个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各个部分相互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并保持着一定的比例关系，因此，国民经济要实现持续稳步增长，产业之间的发展必须协调，即在再生产过程中，应经常注意保持各部门、各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比例关系。这种内在联系和数量的比例关系可以表现在多个方面，如各个部门和行业之间；每个部门和行业内部各环节之间；同类产品生产的各部门和行业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等，产业结构协调意味着从产业的角度看这些内在联系和比例关系是协调的。

2.2　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

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和社会分工日趋专业化的背景下，市场上的中间产品需求日益增多，产业部门之间彼此依赖程度日渐增大，结构效益的权重日益上升，以至于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支点。这种来自结构聚合的经济效益，其意义已大大超过个体劳动生产率提高对效益增长所带来的影响。

现代经济增长应该是速度与效率的统一，只有产业结构协调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否则社会商品要么是短缺与过剩并存，要么是以周期性的波动甚至经济危机爆发出来。对第二次产业而言，由于三次产业之间存在着供求关系和一系列数量比例关系，因此其发展必须与第一次产业和第三次产业的发展相适应。只有产业结构合理，才能保证各产业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才能争取速度和效益的统一。

2.3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需要

产业及产业的各部门总要落实到特定的区域上，并与区域所具备的条件结合起来。各地自然条件、区位状况、资源状况、现有生产力水平及区际经济联系各不相同，因此特定产业存在地域上的选择性。

区域比较优势是决定区域产业选择（布局）的利益机制，这种比较中的优势包括绝对比较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产业结构地区协调则意味着各区域的产业布局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可以使各区域在发展本区经济时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伯尔蒂尔·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比率理论可知，资源的宏观配置效率可以因此得到提高。

3　产业协调理论的国内外研究概况

3.1　产业地区布局理论

3.1.1　产业布局的区位理论

产业布局的区位理论主要由V·杜能奠基，经过A·韦伯及后人较为系统的研究，在19世纪末初步建立。主要有：

（1）V·杜能的农业区位论。杜能在其名著《孤立国》一书中提出，距离以城市为代表的消费市场的远近对农作物的布局有重大影响，由内到外他将假设的孤立国划分成6个同心农业圈层，杜能的《孤立国》可以说是区位论的奠基之作。

（2）A·韦伯的工业区位论。韦伯继承了杜能的思想，他在分析影响工业布局的区位因素时，提出了区位因素、区位优势和最优区位等概念，杜能和韦伯提出了3个一般性区位因子，即运输费用、劳动费用和聚集力。

（3）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规模的扩大，韦伯以后的研究者发现，最小生产成本并不能完全确定企业的最优区位，成本最低也不完全意味着利润最大化，市场因素对产品价格影响越来越大，为此，克里斯塔勒提出了中心地理论。此后，廖什又考察了市场规模和市场需求结构对产业区位的影响，区位分析也由生产扩展到市场，并且从单个厂商扩展到整个产业。

西方古典区位论的基本特征：①研究宗旨是为各个企业或部门寻找最优生产区位，其实质是在寻找一种比较优势以保证企业利润的极大化；②区位研究是以完全竞争市场机制下的价格理论为基础的，属于古典微观经济学范畴。③虽然没有明确的区域产业协调发展思想，但有隐含的意思[2]。

3.1.2　产业布局的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包括绝对比较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绝对比较优势理论由亚当·斯密提出，他认为，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有其绝对有利的、适宜于某种特定产品的生产条件，若每一国家均按其“绝对有利的条件”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彼此进行交换，这将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有效利用，对各国都有利。

绝对优势理论不能解释实践中的有关分工问题，因此大卫·李嘉图在继承和发展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的基础上，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相对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任何国家都有其相对有利的生产条件，若各国都把劳动用于最有利于生产和出口相对有利商品，进口相对不利的商品，将使各国资源都得到有效利用，使贸易双方获得比较利益[3]。

20世纪30年代初，伯尔蒂尔·俄林进一步提出了生产要素比率理论，他认为在同种商品不同区域的生产函数不变的情况下，比较优势的产生是由于：①各区域生产要素禀赋比率不同；②不同的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搭配比例。

3.1.3　平衡与非平衡论争

在关于宏观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方面，理论界长期流行着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是平衡发展论，强调缩小地区差别，主张国家投资布局应以落后地区为重点，在资源分配上主张地区平均主义。在西方，主张各产业应齐头并进的首推罗森斯坦·罗丹，他在1943年第一次提出“大推进”理论，指出在东欧和东南欧需要“大推进”（即同时对许多项目大量投资）来实现经济增长。实践证明，“大推进”理论只有在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中才有其正确性。而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交融，地区经济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实现“大推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另一种是缪尔达尔和赫希曼提出的不平衡发展论，该理论承认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存在性，反对在资源配置上对各产业、各地区采取平均主义作法，主张遵循并自觉利用不平衡发展规律，实行有区别、有重点、有选择的不平衡发展战略。

此外，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斯在《区域不平衡和国家发展过程：一个描述过程》一文中指出：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区域间增长差距呈“倒U型”变化。1985年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发表《发展极概念在经济活动一般理论中的新地位》一文，对“增长极”理论进行了论述[4]。

上述3种理论和以均衡理论为中心的新古典区域增长理论基本上代表了区域经济理论和产业布局的研究状况，每一种理论都有不完善之处，不能完全地解释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问题。

3.1.4　公平与效率论争

效率首先是一个经济学范畴，是指资源的有效使用与有效配置。由于经济资源的稀缺性，使用配置资源得当，有限的资源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反之，则只能发挥较小的作用，甚至可能产生负作用。

效率增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投入产出角度看，投入一定，产出较多；或产出一定，投入较少，意味着效率增长；反之，则意味着效率下降。二是从配置的角度看，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等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利用，既无闲置，也没有浪费，资源效用完全释放，表明配置效率提高，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效率增长内涵并不一致，甚至可能相互抵触。

其次，效率概念还涉及价值判断问题，有两方面的涵义：第一是从有效使用角度看，若投入者自行决策的投入导致的产出不为社会所接受，那么即便是高产出也不是有效的，否定这种名义上的“高效”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市场供需矛盾表现出来，二是通过最终激烈的社会矛盾来解决。第二是从有效配置角度看，在不同地域投入某一资源产出不同，社会对这些不同的产出需求程度也不相同，即某种资源投入的结果会因不同的地域配置而产生不同的效率，追求最高的资源宏观配置效率是产业结构地区协调的目标。

公平不是纯经济学概念，它包含有价值判断。公平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即收入分配，生产资料占有和地域空间上。产业结构区际协调发展应该实现公平条件约束下的国家整体实力增强或总体效率的最高，以及实现区域产业协调均衡发展，即空间公平。但是有效率的区域配置并不能完全带来空间的均衡协调，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在利益驱动下通常会造成资源的不均衡分布，从而造成区域的不均衡发展。

3.2　产业结构理论

3.2.1　马克思主义的结构理论[5]

（1）产业划分理论。马克思将社会总生产分成生产资料（Ⅰ）和消费资料（Ⅱ）2大部类，但是，马克思提出的2大部类仅指物质生产部门，不包括非物质生产部门。虽然可以揭示社会再生产运动的总规律，但不能揭示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

（2）结构均衡理论。马克思分析说明了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必须满足：Ⅰ（v+m）=Ⅱc，并引伸出2个公式，即Ⅰ（c+v+m）=Ⅰc+Ⅱc，Ⅱ（c+v+m）=Ⅰ（v+m）+Ⅱ（v+m）。在扩大再生产情况下，两大部类生产的平衡条件为：Ⅰ（c+v+m）=Ⅰc+Ⅱc+Ⅰc+Ⅱc，Ⅱ（c+v+m）=Ⅰ（v+m/x）+Ⅱ（v+m/x）+Ⅰv+Ⅱv。马克思抽象而清楚地阐明了社会再生产实现的条件，但在现实生活中，产业部门众多，产业结构中包括了多种产业部门之间相互提供中间产品的错综复杂的联系，因此，运用马克思的结构均衡理论难以描述产业之间多部门的投入产出联系，对于产业结构的区际协调应用性不强。

（3）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马克思首先提出了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列宁则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和资本有机构成的理论及再生产公式相结合，提出了在技术进步条件下，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他指出，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这一理论在一定前提下可以反映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化情况。

（4）结构调整机制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了价值规律的发展形态与生产价格规律在调节和平衡社会各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产业结构）中发挥作用的过程。他看到了结构调整的市场和计划两个机制。马克思看到了生产价格规律调整产业结构的局限性是完全正确的，但他借此否定生产价格规律对社会主义国家调整产业结构的作用是不可取的。

3.2.2　西方的结构理论[6]

（1）结构演变趋势理论。结构演变趋势理论可根据是否考虑外贸因素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分为封闭型产业结构理论和开放型产业结构理论。

封闭型产业结构理论一般不考虑外贸因素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和作用，即在封闭情况下研究产业结构演变的趋势。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威廉·配第、科林、克拉克、库兹涅茨、霍夫曼和里昂惕夫等。封闭型产业结构理论离现实状况日益遥远，但仍对进一步研究产业结构具有借鉴意义。

开放型产业结构理论考虑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斯密、李嘉图、俄林和钱纳里等。相比之下，开放型产业结构理论与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更为贴近。

（2）结构调整理论。在产业结构调整理论中，影响较大的是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转变理论、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罗斯托的主导部门理论和筱原三代平的两基准理论。

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转变理论有3个基本假设：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接近零；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由农业的人均产出水平决定；城市工业中利润的储蓄倾向高于农业收入中的储蓄倾向。严格地说，他的3个基本假定是否完全适应我国的实际情况有待商榷。

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源的稀缺性，全面投资和发展一切部门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把有限的资源有选择地投入到某些行业，以使有限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赫氏认为，有限的资本在社会资本和直接生产资本之间的分配具有替代性，因而有两种不平衡增长途径：一是“短缺的发展”，二是“过剩的发展”[7]。从总体上看，不平衡增长理论基本上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至于选择哪一条不平衡增长途径，应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瓶颈而定。

罗斯托的主导部门理论是，根据技术标准把经济成长阶段划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成熟高额群众消费、追求生活质量这5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演进是以主导产业部门的更替为特征的，经济成长的各个阶段都存在相应的起主导作用的产业部门，主导部门通过回顾、前瞻、旁侧三种影响带动其他部门发展，主导部门序列不可任意变更，任何国家都要经历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8]。罗氏以技术标准划分经济成长阶段，是与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阶段划分的理论相对抗的。但是，他所提出的主导部门通过投入产出关系而带动经济增长的看法，以及主导部门并非一成不变的看法，是有现实意义的。

筱原三代平的两基准理论是指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基准，收入弹性基准要求把积累投向收入弹性大的行业或部门；生产率上升基准要求把积累投向生产率上升最快的行业或部门。该理论成立的前提是：基础产业相当完善，不存在瓶颈制约，或者即便存在一定程度的瓶颈制约，但要素具有充分的流动性，资源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向瓶颈部门转移，尽快缓解瓶颈状态；产业发展中不存在技术约束；不存在资金约束。

3.3　产业政策理论

产业政策的研究至今已有很长的历史，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这一概念才得到广泛的使用。在产业政策理论早期发展史上，较有影响的是由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在1791年12月提交给美国国会的一份《关于制造业问题的报告》。李斯特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从历史的角度比较了各国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指出了各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应当实行不同的政策。此外，日本政府在明治维新期间，提出了“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口号和制定各种产业的法规和措施[9]，为现代产业政策提供了历史档案。

二战后，西欧和日本为了恢复本国经济，首先考虑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而产生了系统的现代产业政策理论。1957年，西欧6国建立欧洲共同体，签署了《罗马条约》，其中包含了某些产业政策的内容。日本在战后推行“产业合理化政策”等一系列产业政策，此后，随着日本经济奇迹的出现，产业政策这一概念走出国界，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纳。随着各国实践的不断深入，现代产业政策理论吸收了其他许多理论如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的有关内容，产业政策概念逐步完善，理论日臻成熟。

3.4　我国的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概况及趋势

杨治教授较早将产业结构理论引入我国并产生了广泛影响[10]。近年来，他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产业政策的研究上。这似乎说明，促进产业结构本身及地区间的产业协调发展还得通过产业政策的制定及其运作来实现，加强产业政策的研究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和协调是很有意义的。此外，我国一些学者对经济周期中产业结构变动及周期波动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例如周振华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一书中对产业结构机理作了系统的分析，他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揭示了结构关联效应、结构弹性效应、结构成长效应和结构开放效应；孙尚清、魏后凯、郭克莎、李悦、王述英[11～14]等人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实际状况及其存在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

产业结构协调问题将始终与经济发展相伴。笔者认为，该研究领域今后的研究重点是紧密联系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借鉴他国的经验教训，针对产业结构的区域协调发展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着重对协调思想进行历史追踪，系统阐述产业结构地区协调基本理论，包括协调的本质、区域产业结构形成的一般依据、产业结构地区协调的评判标准、产业结构地区协调与地区利益协调的关系；分析体制转轨期建立产业结构地区协调机制存在的问题，回顾与反思计划体制下产业结构地区冲突的协调，在分析西方成熟市场型产业结构地区协调和障碍的基础上，剖析我国产业结构地区协调机制建立与运行的障碍，探索克服现存产业结构地区协调障碍的基本对策。并就区域产业结构协调中的政府作用和产业结构地区协调中的合作援助机制具体包括产业结构地区协调中的区际合作、产业结构地区协调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两类政策的结合、产业结构区域政策的评价、产业政策与地区产业结构协调、产业政策的逻辑起点、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取向及走势分析、产业政策与地区产业结构的协调等问题进行研究分析，为我国产业结构的地区协调提供理论贡献和操作实践指导。

【参考文献】

[1]　周起业.区域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2]　Hartley  K.经济政策问题研究[M].洪墩谟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2.

[3]　霍落斯·钱纳里.结构变化与发展政策[M].朱东海，黄钟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

[4]　冈纳·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5]　李悦.产业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6]　厉以宁.区域发展新思路[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

[7]　魏后凯.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8]　罗斯托.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9]　佐贯利雄.日本经济的结构分析[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10]　杨治.产业政策与结构优化[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11]　郭克莎.我国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及政策研究[J].管理世界，1999（5）：34-38.

[12]　周振华.产业政策的经济理论系统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篇10

 

一、区域经济法制:区域经济有效运行的内在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运行的调控需要完善的法制作保证，有充分的现实依据和理论基础。

 

(一)区域经济法制的现实依据1、区域政策的制定缺乏规范性市场经济本质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经济下的区域经济运行基础是市场主体的利益关系，作用的媒介是市场，组织经济的方式是法律规范。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通过一系列法律规范的实施，一个地区的新体制才能代替旧体制，成为经济生活的主导力设。发达国家的区域经济政策的实施主要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的，权责明确，明细规则，可以有效地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我国区域政策调控手段除采取部分经济手段外，法律手段近乎于零大多数采用的是行政手段，均以通知、意见、决定、建议、规划等形式提出，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虽然政策的出台快,但是政策的制定、实施、监督无法律法规的依据，随意性很大。从目前区域经济立法情况看，有关区域经济方面的立法主要体现于地方性法规与规章之中，且具有很浓的行政管理色彩。有关跨省跨市跨地区之间经济关系的运作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2、区域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需要区域经济立法来规范

 

在我国，各类企业已经日益走向市场，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多元的主体需要自由进入和退出市场，实现经营机制的转变，这就首先需要用法律明确界定企业的产权，理顺产权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企业在市场上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为此而尽力强化管理，提高生产技术，降低成本，增加效益，从而实现区域社会资源的摄优化配置。相反，如果区域内的企业其产权缺乏法律保障，企业在生产交换中所获得的收益，行政部门可任意不法侵吞或剥夺，企业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这样，区域社会资源乃至整个区域经济活动便不能借助于价值规律这只“无形的手”去调节，最终受损失的不仅是企业，而且是整个区域经济的增长。

 

3、区域间基本利益关系尚未理顺

 

区域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区域中各行为主体对区域利益认识的不一致，或追求利益目标的差异，使其在谋取利益的行为上表现的千姿百态。伴随着经济改革的进程，在我国逐步形成了多元利益主体，各个利益主体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区域间的利益合作涉及多重利益主体，不同的制度安排及利益需求导致区域间诸多的利益冲突，而目前我国在区域利益关系方面的调整还缺乏科学规范的制度框架，市场机制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管理体制不健全，法律制度环境不够完善，区域之间基本利益关系尚未理顺，区域发展不协调的格局还没有改变。

 

(二)区域经济法制的理论基础

 

1、区域经济的市场失灵

 

在经济自由主义者看来，区际经济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机制來解决。较具代表性的是市场自发协调论。该理论认为，在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支配下，发达地域的资本会流向欠发达区域;欠发达区域的劳动力则会流向发达区域。资本和劳动要素逆向流动的结果，一方面使发达区域的投资者增加收人，在消费递减的现实经济生活中，收入的增加意味着投资的增加;而发达区域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的预期，会迫使发达区域的投资者仍然回到欠发达区域扩大投资。认为市场自发力量会自动拉平区域经济的差距，达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不需要政府过多干预。然而，“市场区域协调论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假设之上的，而这种假设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一是现实中不存在完全竞争市场。二是生产要素充分利用，只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三是由于信息不完全、风险、劳动力素质和流动成本等实际条件的制约，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往往难以充分”。

 

2、作为调控主体的政府失灵

 

市场机制会出现失灵，需要政府干预(或协调)。但是，政府干预(或协调)经济til会出现失灵，即政府失灵(也称为政府缺陷)。“为弥补市场缺陷而出现的政府干预,在提高效率、增进平等和促进宏观经济稳定与增长方面，已取得巨大成就，这已为战后许多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成就所证明。但是，同市场不是万能者一样，政府也不是万能的。”政府的经济政策应政府对区域经济的调控而产生，“区域政策实际上试图修改自由市场经济的某些空间结果，以实现两个相关目标：经济增长和良好的社会分配”。政府失灵既包括政府干预不到位，又包括政府干预错位，还包括政府干预不起作用。简而言之，是政府局限性所造成的后果。一般而言，政府失灵很容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政府运行效率低下，(2)过度干预，(3)公共产品供应不足，(4)政府不受产权约束，(5)预算分配偏离社会需要，(6)权力寻租。

 

二、区域经济关系调控主体的组成结构作为区域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区域经济关系，是指国家对区域经济活动实施管理或调节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区域经济关系具有国家干预性，区域经济法对区域经济关系进行调节，也具有国家调控性。一方面，区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子系统，与宏观经济构成部分和整体、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另一方面，区域经济自身又是一个有着特定功能的经济系统，其作为一定地域范围内微观经济的集合体，和企业也是整体和个体的关系。基于区域经济的双重地位，笔者认为，区域运行中的利益关系也是层次性的。在第一层次上，国家从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出发，对区域经济活动实施宏观调控，通过产业布局、战略规划和区域政策选择，引导区域经济发展服从于宏观大局;在第二层次上，区域管理主体在国家宏观指导下，通过制定发展规划和鼓励措施自主调节本地区经济发展，促使地区利益最大化。借鉴理论界对宏观调控法主体的分类可把区域经济法主体分为调控主体和调控受体。由上述论述可知，区域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具有二元结构性，进而决定了区域经济法的调控主体也具有二元性，即在宏观层面上的调控主体是国家，而在中观层面上的调控主体主要是地方各级政府部门。

 

(一)区域经济关系宏观调控主体法的一切制度安排都是通过确认法律主体资格，赋予其权利和要求其®行义务，从而达到规范主体的行为，调整主体之间发生的社会关系，使一般的社会关系上升为法律关系。法律主体，就是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是法律关系中权利的享受者和义务的承担者。^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决定着该部门法的法律关系的主体。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对其主体体系结构的组成具有决定意义。经济法所调整的对象是发生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领域的市场规制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凡是依照国家法律的规定，有权参加上述经济法律关系，并以自己的法律行为承担一定法律后果的社会主体，均能成为经济法的主体。经济法主体是经济法律关系构成的基本要素，是经济法律关系的直接参与者，它既是经济权利(力)的享受者，又是经济义务的承担者。

 

如前所述，区域经济法宏观调控主体仅限于国家，依据国家宏观调控职权分类可以将区域经济调控职权概括地分为决策方面的职权、执行方面的职权和监督方面的职权。在现实生活中，国家的这些职能部门也可以相应地划分为：调控主体的决策部门(以下简称决策部门)、执行部门和监督部门。

 

决策部门是指在区域经济调控过程中制定有关宏观调控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发布有关宏观调控的政策，以及对国民经济中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的职能部门。我国区域经济调控的决策部门主要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和国务院及其某些部委和直属机构，其职能主要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制定、修改和废除有关区域经济调控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并对国民经济中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而在区域经济调控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环节是宏观调控主体的决策行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策属于立法型、计划型和预算型的决策。如2000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等，属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国务院部委、直属机构的决策属于规章型、专门性和执行性的决策，如2001年8月国务院西部开发办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就反映了其执行性。目前，在国务院各部委和直属机构中，行使区域经济发展调控职能的主要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等，当然不限于这些部门。

 

执行部门是指在区域经济调控过程中对关于区域经济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进行具体实施的职能部门。主要包括国务院及其部委和直属机构，如国务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

 

监督部门是指在区域经济调控过程中对区域经济运行及各区域经济调控具体职能机关的宏观调控行为进行监督、检査和预测替戒的职能部门。主要包括中国银行业监齊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中国保险业监锷管理委员会(简称保监会)、国务院审计署、监察部、统计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等，同时还包括进行司法监督的敁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二)区域经济关系中观调控主体

 

关于中观经济之涵义，德国奥斯登堡大学教授汉斯鲁道夫彼德斯(HansRudolfPeters)于本世纪70年代提出中观经济应作为国民经济独立层次加以系统研究，他认为，中观经济是有别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独立层次;中观经济研究的出发点是部门、地区和集团;中观经济的理论范围包括经济结构理论、集团与协会理论等;中观经济政策范围包括部门结构政策、部门结构计划、部门工艺政策部门、原料供应政策和地区结构政策等。1131由以上定义可知区域经济是中观经济的重要方面，而由于受我国现行立法体制的限制，在中观经济层次的许多领域,缺乏相应的法律机制。法律调整中强调中观经济调控法的独立价值，既是对我国经济法结构理论的完善，也是对我国区域经济管理体制的法制重塑。

 

根据对区域经济关系结构的解析，中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应当限定为区域经济的内部管理关系，即区域经济管理主体(地方政府)自主调控本地区经济活动之关系，其规范的重点也应当主要是作为调控者的地方政府的行为。作为中观调控主体的地方政府亦有其相应的决策、执行和监督部门，各部门相互配合、分工合作。同时,地方政府又集多重身份于一身，既要屐行行政管理职能，又要履行经济管理及监督职能，同时，地方政府还在不同的场合以经济实体的身份参与经济法律关系。多重身份及本身具有的与整体利益相比更加注重追求局部利益的属性决定了地方政府依法规范进行中观调控的难度和必要性。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地方经济立法中用来规制市场主体的立法和用来规范行政管理主体的立法，始终处于比例严重失衡的状态，地方政府的管理行为始终缺乏有效的法律规范，其行为之不规范亦无法得到矫正和扭转。中观经济调控法的价值和作用在此得以彰显，其通过为区域管理主体设定具体的包括行为原则、决策程序、管理责任等在内的一系列规范，促使其按法定的方式行使管理权限，并要求其经济政策要以公开立法的形式公开、稳定、连续地进行，并严格依据所制定的经济制度实施管理。

 

在我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地区之间经济的发展极不平衡，要求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普遍适应这种复杂的地区差异，实现直接、有效的调整是不切合实际的，其应当主要从战略布局、远景规划方面加以把握，而将具体和补充的权力留给区域自身。此外，中观经济调控法对于宏观经济调控法还起着创新和补充的作用。对于某些具有创新意义但又尚未成熟的经济制度，可以先通过地区立法，在局部地区加以实践，时机成熟即可在全国范围内普通实施;另一方面，在不违反宪法和法律原则的前提下，国家要通过地方一级的立法(如省级立法、特区立法、民族自治地区立法)，下放必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权和市场规制权,使欠发达地区从本地的实践出发，制定有利于地区经济振兴的特别法律，从中获得特殊的利益。

 

三、区域经济关系宏观调控主体与中观调控主体的分立现状

 

在区域经济的法律调整中，在宏观一中观一微观的传导机制下，宏观经济调控法和中观经济调控法是紧密关联、一脉相承的法律制度体系，“在传导机制制约下，宏观政策通过中观协调，引导微观经济行为，首先实现一个区域(中观)的经济协调运行，进而形成全国协调的经济运行的活动，其中间目标则是区域经济目标^在区域经济的法律调整中，宏观调控法和中观调控法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宏观凋控法是中观调控法的指导。在区域经济的法律调整中，宏观调控法居于主导地位，其对于中观经济立法具有指导意义。宏观调控法旨在以法制促进国民经济的宏观协调和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中观经济调控法则在于维护和促进局部地区的协调发展。而宏观经济并不是区域经济单位的简单相加，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必须放在宏观经济整体运行状况的大背景下加以评判，较之于区域经济的局部协调，宏观经济协调显然更有意义。整体利益高于局部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于整体利益，系统论的基本立场决定了中观经济调控立法必然要以宏观经济调控法为指导，接受其制约和引导。而作为区域宏观调控主体的国家和中观调控主体的地方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区域政策时也应分工合作，相互配合。而现实中两主体的职权是分离的，表现为：

 

(一)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划分不明确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对区域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政府经济行为中的政治色彩浓厚，反映在区域管理行为上，就是区域管理中经济目标乃至政治标至上。虽然中央政府意识到加强区域经济管理的重要性，并出台了不少战略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的区域管理指导思想与目标，严重影响了国家区域管理的效果。虽然国家提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目标，但是对于协调发展的内涵以及在这一总体目标实现过程中不同具体目标的主次关系认识不淸楚。在经济目标、社会目标、政治目标和生态B标产生矛盾时，不知该如何处理。中央政府实行了放权让利的行政体制改革，把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但是，在分权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和调控区域经济的手段,没有相应的约束监督体系来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造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秩序的混乱。在改革中，实行财政承包责任制有利于扩大地方自主权、调动地区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未提供保证地方自主权正确行使的约束机制。财权划分与事权划分不配套，在事权划分不明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上争下压，上下级彼此间越俎代庖。

 

(二)地方政府职能定位不合理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由于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以追求地方利益为目标，往往具备个体理性而忽视集体理性，而且由于相关制度供给不足，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地方政府间在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时的矛盾与冲突，从而导致利益主体之间合作的失败，进而陷人利益博弈的“囚徒困境”。在本该无条件执行中央政府宏观经济决策的地方，地方政府往往从自身所处地区的狭隘的局部利益出发，有时甚至是从国有地方经济的更狭隘的局部利益出发，借口地方济特别是国有地方经济的特殊性，在政策导向和利益向上向地方经济特别是国有地方经济倾斜，忽略了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宏观经济效益，对于中央决策软磨硬泡，“修改补充”，“变通细化”，乃至“有令不行，有令不止”。地方政府间往往通过地方经济立法，人为地设定市场进入瘅碍，与外地幵展恶性竞争;行政执法中纵容地方经济违法行为。由于政府集行政管理权和经济调节权于一身，也就是说，政府既充当评判区域经济发展的“裁判员”，同时也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运动员”。这种双重身份很容易造成区域管理权力运用的紊乱。

 

四、区域经济法宏观调控主体与中观调控主体的良性互动及实现途径

 

如上文所述，区域经济的中观立法接受宏观调控立法的制约和引导，我们可以说区域经济的宏观调控主体和中观调控主体应分工合作，实现良性互动。分工合作不仅表现在两主体之间，在同一组成部门的各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国家机关之间同样存在着分工协作的关系，而且它们之间的分工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应严格按照合理、科学、讲求效率的原则进行。上述政府自身的行政管理权与经济调控权界限不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不明确的现状表明要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调控权限和职权职责，明确财权和事权的分配。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区域经济悬殊的发展中大国，根据国情及上述对区域经济法调控主体的结构性解析，应先从以下两个方面完善区域经济政策体制，以为区域经济法调控主体制度完善提供法律保障。首先，为了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应当在重视区域开发的同时，以法律形式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在落后地区的开发立法上，建立以一个基本法为主、辅以众多单行法的体系。其次，要依法设立专门的区域经济开发管理机构。要使区域经济政策取得较好的成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中央政府内有专门的协凋机构及严密的实施计划。因此，需要以立法形式，建立专门的区域经济政策管理机构，确立区域经济政策的目标体系、适用的区域范围、政策工具、奖惩措施、规定各级区域利益主体的权责范围等一系列保证政策有效执行的法律。构建权威的法律法规体系对区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有效保障。同时成立区域经济政策和规划实施的评价和监督机制与机构,使得政策和规划的实施收到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