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小额论文十篇

研究生小额论文篇1

通过观察发现很多作者在论文的写作当中都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通过这些资料来整理引用到论文当中，引用的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参考文献了。下面是学术参考网的小编整理的关于小额贷款论文参考文献，给大家提供信息方向。

小额贷款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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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小额论文篇2

【关键词】应计异象;经营性应计;股票收益

一、引言

会计盈余(Earning)是衡量企业经营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在权责发生制下,会计盈余与现金流(Cash Flow)的差额一般被称为应计(Accrual)。Sloan(1996)的研究首次发现应计与未来的股票收益呈负相关关系,他根据应计的大小将样本公司分为十组,买入应计最低组的股票并同时卖出应计最高组的股票能够在未来赚取10%的超额回报,我们将应计与未来股票收益负相关关系以及利用应计获取股票超额回报的现象称为应计异象。应计异象的发现对于人们重新认识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以及投资者的行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资本市场建立的时间还不长,对该领域的研究不多且未形成体系。我们发现,国内的研究利用Sloan(1996)的方法构建投资组合的超额回报存在较大差异,关

于应计和未来股票收益的关系也不尽一致,本文试图针对应计和未来股票收益的关系以及Sloan(1996)投资组合的超额回报做一系统的研究,探究中国资本市场应计异象的存在性,并寻求我国以前研究差异存在的原因。

二、文献回顾

国外的研究表明应计异象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并对异常存在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两类:

第一,从持续性的角度分析应计异象,如:Sloan(1996)、Xie(2001)、Richardson, S.,Sloan, R.,Soliman, M.,and Tuna, I.(2005,2006)等。Sloan(1996)检验了股票价格是否完全反映了盈余组成部分的信息,结果表明现金流的持续性高于应计的持续性,但股票价格却没有反映出这两者持续性的差异,导致应计与股票收益负相关,随后以1962―1991年为研究区间,发现基于会计应计的套利策略在这30年间有28年可以获得超额报酬,30年间平均的超额报酬为10.4%。Xie(2001)认为盈余管理导致了应计的持续性较低,从而产生应计异象。

第二,从成长性的角度分析应计异象,如: Zhang(2007)认为应计包含了未来投资与发展的信息,由于边际收益递减,因此高发展能力导致了未来的负股票回报。

此外,Zash(2003)主要从风险溢价的角度对应计异象进行研究。Zash(2003)的研究结论表明兼并重组对基于应计的套利策略有一定的影响,剔除兼并重组的公司后,套利利润减少了25%,但仍可以获得6.2%的超额收益;考虑B/M以及规模的影响后,仍然存在超额收益,但减少了20%;利用应计套利策略,Nasdaq公司具有更高的超额收益。

纵观国外的研究成果,应计异象的存在已获得了广泛的验证与支持,国外的研究重点在于探究其存在的原因。

我国目前关于应计异象方面的研究成果还不多。刘云中(2003)的研究表明现金流量所产生的会计盈余的持久性要大于会计应计量所产生的会计盈余的持久性,但是,中国股票市场并不能有效地区分这种差异,按照会计应计量的高低构造不同的投资组合能够获得3.2%左右的超额收益。王庆文(2005)以应计项目作为会计盈余质量标准并根据这一标准进行组合划分、构造投资策略,发现这些组合在形成之后的第一年和第二年可以分别获得9.74%、7.02%的超常收益。张国清、赵景文(2008)研究发现未来的股票回报率与应计项目负相关,并且可靠性越低的应计项目组成部分其负向相关越强。彭韶兵、黄益建(2007)考察了会计可靠性与盈余持续性的关系,他们的结论发现股票未来回报与应计项目正相关,但不显著。李远鹏,牛建军(2007)研究了中国特殊的退市监管制度与应计异象的关系,结论表明中国证券市场并不存在应计异象,这是由亏损公司的洗大澡行为造成的,因为这一行为降低了亏损公司当期的会计应计,造成利用Sloan(1996)套利策略买入了过多的亏损公司,从而无法获得超额回报;控制亏损后,利用Sloan(1996)套利策略获得的超额报酬从3.2%提高到了7.4%。可见,国内的研究利用Sloan(1996)的方法构建投资组合的超额回报存在较大差异,关于应计和未来股票收益的关系也不尽一致。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设计

1.经营性应计(CACC)

笔者利用资产负债法表进行计量(Dechow,1995):CACC=ΔCA-ΔCL-DEP

其中,CACC代表公司当期经营性应计;ΔCA代表公司当期较前期扣除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短期投资后的流动资产的增加;ΔCL代表公司当期较前期扣除一年到期长期负债后的流动负债的增加;DEP代表公司当期计提的折旧。

2.未来股票收益(RET)

(二)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1998―2005年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在研究过程中,对样本公司进行了筛选: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剔除上市不足一年的公司,避免其IPO效应的影响;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公司;剔除各年度中3倍标准差以外的公司。处理后,最终得到的样本公司有7832家。本文的研究数据均来自于CSMAR中国股票市场研究数据库。

四、主要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单变量回归结果

本部分直接利用RET对CACC进行回归,以检验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表1显示,分年度来看,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和2005年的显著性提高,这5年表现出明显的应计异象,但1998年、2003年和2004年的回归系数为正且不显著,这一结果并不能说明这3年存在应计异象。混合样本数据回归结果表明1998―2005年我国资本市场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应计异象。

(二)套利投资组合超额回报计算结果

这是按照Sloan(1996)的方法构建投资组合,即:按照应计量的大小,将研究样本公司区分为十组,买进应计量最小的一组,同时卖出应计量最大的一组,计算该投资组合在未来的超额回报。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①。

计算结果显示,在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和2005年这5年中,采用Sloan(1996)的套利投资策略均可获得正的超额回报,但各年度间超额回报的大小差异较大,超额回报最大的2005年达到了60.38%,超额回报最小的2001年仅1.21%,t值说明这5年中有3年可以获取显著为正的超额回报;在1998年、2003年和2004年采用Sloan(1996)的套利投资策略不能获得正的超额回报。这一结果表明,分年度来看,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和2005年存在应计异象。

此外,笔者将总体8年及上述超额收益为正的5个年度的第1至第10组组合在一起,分别组成两类投资组合,然后买入应计量最小组的股票,同时卖空最大组的股票,分别可以获得10.28%和19.73%的超额回报,这说明从总体上看1998―2005年间我国资本市场上存在应计异象,其中,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和2005年这5年应计异象更为明显。

上述结果均与单变量回归结果一致。

五、稳健性分析

(一)剔除亏损公司

李远鹏、牛建军(2007)采用1998-2002年的数据研究发现亏损公司对中国的“应计异象”有一定的影响。利用1998―2005年的数据研究表明剔除亏损公司后,总体上并不能提高单变量回归的显著程度,利用Sloan(1996)方法构建投资组合获得的超额回报也未有显著提升,因此,剔除亏损公司后的样本并未表现出更强的“应计异象”,亏损不会对“应计异象”产生显著影响。

(二)增加风险因子

Sharp(1964)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指出股票的收益与其自身的BETA有关,Fama and French(1992、1993、1995)研究了股票收益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一个由市场、公司规模、账面市值比三因素构成的模型来解释股票收益,后来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因素对股票的回报均有一定的解释力,如:Chui and Wei(1998)、Zhang(2007)、陈小悦(2000)、陈信元(2001)、朱宝宪(2002)等。笔者加入市场、公司规模、账面市值比三风险因子,多变量回归结果和规模调整后的套利投资组合回报计算结果均支持前面的研究结论。

(三)改变经营性应计的计算方法

采用营业利润和经营活动现金流的差额计算经营性应计,研究结果发现采用不同的方法计算经营性应计对实证结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改变前述实证研究的结论。

六、研究结论与后续研究方向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总体上我国资本市场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应计异象,且这一现象在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和2005年更为突出,单变量回归结果和构建套利投资组合的结论一致。剔除亏损公司、加入风险因子、改变经营性应计的计算方法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有限,但总体上不会改变本文的结论。

本文的实证结果说明相关年度间数据的差异性较大,国外的相关研究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况,如规模效应的研究、账面市值比效应的研究等,这就提示我们进行应计异象研究时要采用大样本数据。以前该领域相关研究成果的结论不完全一致,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由于选取了时间跨度不同的样本引起的。此外,变量的计算方法不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实证结论。

应计异象是上世纪80年现的“市场异象”之一,这些“异象”似乎和有效市场假说及CAPM模型相矛盾,在西方,这一领域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并成为了资本市场上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国外的研究重点在于探究这些“异象”存在的原因,研究者们试图从不同的方面回答这一问题,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然而我国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却刚刚开始,我国的资本市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的实际来探究这些“异象”存在的原因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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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小额论文篇3

与国内一些省市缩小小学的班级规模的做法类似，近几年来澳洲一些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对小学班级学生的数量有可能对教学质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一些专家认为，缩小小学班额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这种观点正在被一些在竞选中获胜的政治家接受，并在一些州开始得到推广。今年新南威尔士州大选期间，已获连任的新州总理博卡就一再打出了这张牌，赢得了选民的广泛支持。博卡允诺，一旦他再次当选新州总理，新州将进一步增加教育拨款，首先把小学班额从25人降低到20人，以提高小学的识读和运算的教学质量。 但是，对这种做法，澳洲的教育专家看法不一。最近，一个新的专家研究结果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缩小班额对提高教学质量的作用甚微，要提高教学质量，最好是加大财政投入，不断提高师资水平。 这项研究是由一个独立的研究中心(CIS)开展的，他们的报告声称，新南威尔士州将小学班额从25人缩小到20人的做法将在每个学生身上至少花费州政府1150澳元，还不一定能提高教育的质量。这家研究机构的政策分析专家詹妮弗·巴金汉说，这种班额的缩小仅仅使老师每天在每一个学生的身上多花两分钟，对教育质量的提高作用甚微。她说，“无论从教育的角度还是财政的角度看，提高教师质量都比单纯增加教师数量更有价值。” 澳洲缩小班额的做法的根据是新南威尔士州教授托尼·文森的一项学术调查的结果，这项调查引用了几项国际研究结果，证明5到8岁儿童的班额应该缩小，并认为从学前班到小学2年级要分两个步骤来缩小班额。但是，独立研究中心(CIS)的专家认为，文森报告关于班额的建议“最终将花费数十亿的经费，但其作用只是逐渐地淡化澳洲师资质量逐年滑坡问题的重要性。” 但是，CIS的研究发现却受到了澳大利亚教育工会主席丹尼斯·菲兹格拉德的反驳，他支持文森的研究成果。“人人都能明白这个道理，即成人更容易与人数较少的儿童群体打交道，”他说，“但是缩小班额需要与为教师提供适当的专业发展机会结合起来。”文森教授说巴金汉女士的观点反映了“过时的教学类型的观点”。 巴金汉在她的报告中，对文森调查中引用的许多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她说，文森的调查陷入了“缺乏严谨，在分析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例如班额问题时，失之偏颇”的误区。她说，文森报告展现的是我们直觉相信的东西。 但是，文森教授却认为，他的研究计划被广泛认为质量极高，特别是田纳西星计划被认为是声誉最好的关于班级规模的研究计划。他说，“你可能会期待世界上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但从支撑性研究看，我还很少见到澳洲有像缩减班额这样具有坚实基础的社会政策。”“800项不同水平的关于班额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我们的思考中参考了其中最好的研究。"近年来，澳洲的基础教育教学质量，特别是识读和运算教学水平逐年下滑，小学师资质量不高，数量匮乏。目前，澳洲大多数州小学的班额都在25人左右，因此进一步缩小班额的做法到底能不能够大幅度地提高澳洲小学的教学质量，还需要拭目以待。 《中国教育报》2003年4月12日第4版

研究生小额论文篇4

关键词：研究生奖学金；奖学金评审体系；制度再造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51-0201-02

研究生奖学金制度是指，国家和学校为奖励成绩优异的研究生，以规定一定的金额数量作为奖励形式颁发给研究生本人，据此形成关于奖学金评定的一系列规则和运行模式的总称。奖学金制度是为了规范研究生奖学金的评定过程而设立的调整机制，是研究生资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资助体系的其他子系统（研究生助学金、研究生贷款制度等）共同存在，相互影响[1]，X大学自2010年实施浮动制研究生奖学金制度以来，激发了研究生的竞争意识和学习热情，提高了研究生的学术积极性。由于种种原因，新的研究生奖学金制度在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改进的空间。

一、现存的问题

奖学金制度的推行，是国家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更多学子努力提高科研能力，然而由于奖学金制度在设计和实施过程存在一些问题，目前，还有各种因素制约研究生奖学金制度的顺利施行，本文将对X大学为例对该问题加以探讨。

1.奖学金额度低。奖学金设置的目的是为了奖励学业表现优秀，督促后进，对优异成绩的学生给予物质奖励。完整意义上的研究生奖学金是指硕士、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获得的所有奖学金资助，本文所指的奖学金是指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获得的各类奖学金。该校目前研究生培养经费主要是由国家财政拨付的研究生培养经费、导师科研经费资助和研究生缴纳的学费三个部分组成，而来自于企业的奖学金比较少，由于奖学金来源渠道的单一，缺乏其他渠道的投入，导致研究生奖学金额度有限。该校奖学金评选类别分为综合优秀奖和单项优秀奖，比如X大学研究生手册规定，“校三好研究生标兵”占参评研究生生总数的0.1%，而“校优秀研究生干部”、“校三好研究生”、“单项优秀奖”分别为2%、10%和6%。其奖励的金额依次为2000、1200、1000及400元。由此可知，各类研究生奖项比较单一，金额比较少，再者评奖条件要求比较高，从产生条件上说，若想评上校三好研究生标兵，必须从校三好研究生或校优秀研究生干部中产生，其次，评选条件要求较高，除了要有科研能力突出、学业成绩名列前茅，还要承担一定的社会工作，能够达到该条件的学生数量有限，能获该奖的研究生占研究生总人数中比例很低，很多同学宁愿选择去校外实习，也不愿意为了获得金额较少的奖学金而专心于学术。再者该校研究生基本奖学金设置覆盖比例不合理，具体比例为一等基本奖学金占班级50%，二等和三等分别为30%和50%，通过访谈得知同学们反映各个等级之间的额度相差比较大，奖学金的奖学金覆盖面不够广，再者学业助学金的额度比较低，每月仅为240元。

2.奖学金覆盖面小。奖学金同样存在着覆盖比例小的问题。虽然，国家为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而设立了奖金额度达2万元的国家奖学金，对研究生的学习具有巨大的鼓励性，但是由于评选条件高，国家奖学金名额有限，覆盖率必然下降，也会影响到受惠学生人数；据有关资料显示，从总量来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项名额占研究生比例只有2.9%，使大约97%的研究生被排除在获奖名单之外。硕士生名额只有3.5万人，只占硕士生总数的2.7%，由于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覆盖面过小，纵使奖金十分丰厚，由于获奖几率过低，能起到的激励作用也将大打折扣。

3.奖学金评审尺度不一。现行的奖学金评比中，学校负责制定一个指导性的政策，各个院系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定制标准，给予各院系充分的自的同时，也给奖学金评定工作带来了一些问题，普遍存在“重绝对成绩，轻相对进步”的倾向。目前X大学研究生综合测评基本由四大部分组成，即德育、智育、文体活动以及社会实践活动。而各个部分的权重各个学院都是不同的。

二、评审制度产生的负面影响

研究生奖学金制度设立在现实中也确实对一些研究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激发了其学习的积极性，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实行过程出现了无法避免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贫困生经济负担加重。“在原有的研究生教育体制下，绝大部分研究生是不需要交纳学费的，而且还可以领取一定数额的生活补贴，数额虽然不是很高，但是也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3]。然而，研究生奖学金滚动评定制度后，提高了研究生的学习和就业成本。尤其是对应届贫困研究生来说，部分同学放弃毕业后直接工作而选择读研，如果没有获得奖学金则需要在课余时间赚钱以支付高额的学费以及生活费，这样会影响贫困生最终学习效果，有可能导致在下一次的滚动评比中处于不利地位，依然拿不到奖学金的局面，使这部分学生经济压力更重。第二，学习更趋向功利化、工具化。在奖学金评比过程中，评分指标以学习成绩和科研成果为导向，获得奖学金就成为学习的唯一动力，有些同学为了急功近利，获得高的课程成绩托关系找任课老师，或者通过考试作弊来提高考试分数，也有些同学通过不诚实手段比如花钱买文章、抄袭他人文章等手段发表一些低劣论文，给论文质量监督埋下隐患。“学术研究是一个艰苦漫长的过程，需要‘十年冷板凳’的苦功，急于出成果是违背创新规律的。”[1]因此，要刹住这种不良学风的蔓延。第三，同学关系紧张。资源是具有稀缺性的，“奖学金作为稀缺资源，就必然有众多同学的追逐导致激烈的竞争”。[4]在采访过程中，笔者发现女生因评定奖学金过程中出现同学关系紧张的概率比男生高，女生之间防备心理比较强，“平时都尽量回避讨论奖学金，也很少讨论自己的学习和学术进展情况，生怕别人比自己多考几分或者多发几篇论文”[2]，以免降低自己获得奖学金的几率，因此导致宿舍气氛压抑，同学关系紧张局面的出现。

三、对研究生奖学金制度构建的建议

1.拓宽奖学金来源，提高奖学金额度。美国的行为科学家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提出了“双因素理论”，该理论认为，“保健因素”是保障人们工作积极性的基本条件，“激励因素”是激发人们工作积极性的激励条件。因此，若使研究生安心于学术研究，首先须提供维持其生活基本的保障的“保健因素”，即物质因素，国家和学校要加大对研究生学业助学金的投放力度，使研究生生存得到保障；其次要拓宽奖学金来源，开源才能节流，有了充足的资金才能为提高奖学金额度提供保障。同时，要降低奖学金等级差别，扩大获奖的覆盖面，使更多的研究生经过努力后可以获得相应的奖学金，减轻其经济负担。“比如一等奖学金可以抵免学费及生活费，二等奖学金抵消学费，三等奖学金抵免一半学费。这样一来，即使获得三等奖学金也不会因此感受到太大的经济负担”。[5]最后，改善以的数量为主的评价体系，转向以注重研究生论文质量导向为主。同时对于优秀的贫困的研究生，要建立特殊奖学金制度。

2.制定科学合理的评审指标。第一，对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研究生设置不同标准。同一指标对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型的研究生，应该有不同的权重。研一要增加课程成绩的权重，降低的权重，但是也不能以课程成绩作为唯一指标，研二的评审体系应更多增加科研论文的权重。第二，要根据考虑不同学科性质设置不同的标准。在奖学金评定过程中，应该根据不同学科的性质，在不违背学校评比标准的前提下，制定不同的评比标准，对论文的权重不能采用“一刀切”、完全一样的模式。第三，通过公开民主的方式确定本学院的奖学金评定标准。

3.减少研究生导师在奖学金评定中的介入。现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实施导师负责制和导师资助制，研究生奖学金的评定本身是对研究生本人在某一阶段学业的评价，更应该体现研究生在其中的自主性。研究生本人要有主动的意识，遵循学生自评、同学互评和导师共评相结合的原则。首先，要加强对导师的监督，制约导师“膨胀”了的权力。比如要合理设置导师评审所占的权重，科学制定学术论文的评审标准。其次，注意评审体系的灵活性。一个制度的实行成功与否，要通过制度实施的受体的认可度来体现，因此学院领导要注意倾听研究生本人对评定细则的反馈意见，及时根据具体情况对评定细则进行适度修改，并广泛告知全体研究生。

总之，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是一项系统的、长期工程，作为其主要内容的研究生奖学金制度，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才能使奖学金评定更科学合理有效，才能发挥奖学金的激励和导向作用，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对进一步全面提高我校研究生培养质量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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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小额论文篇5

【关键词】扎根理论；吉林省农村；P2P网贷；小额贷款；需求分析

1.理论综述与问题提出

1.1P2P网贷和小额贷款业务发展过程及现状

小额信贷起源于1983年尤努斯创办孟加拉银行提供小额贷款。随着互联网发展，新兴的P2P网络借贷平台是个人通过第三方平台收取一定利息向他人提供小额借贷的金融模式。网络借贷起源于2005年英国的Zopa。目前国际上比较有名的个人借贷平台有Kiva，Prospe等。2007年8月，中国第一个P2P借贷网站拍拍贷成立。目前国内有较大影响力的P2P借贷网站有红岭创投、易贷365、齐放网、宜信、人人贷、哈哈贷、E速贷等。

1.2农村借贷现状

传统农村借贷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口头约定，无手续。靠个人感情及信用行事。二是简单履约，双方简单履行手续，凭借条或中间证明人成交。三是高利贷，个别农民将闲置资金以高利率借给急需资金的农户或农村企业，赚取利润。近年来，农村金融改革不断深化，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有效改善，农村融资环境进一步改善，融资方式由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扩展。P2P的出现正符合了目前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要求。

1.3西方视角的理论研究

西方学者Zeldes发现穷人借款需求没有得到满足，Evans和Jovanovic认为缺乏资金影响穷人脱贫。BondandTownsend发现在芝加哥银行贷款不是低收入企业主启动资金的重要来源。James和Houston认为网络借贷给信息不透明公司提供了机会，使更多借款人获得更低的借款利率。Freedmanetal.认为网络贷款降低了成本。Chircu和Kau_man，SundayTelegrap认为它可以提供更低的利率并对收入不稳定的自由职业者更有吸引力。

1.4吉林省农村小额借贷的发展情况

吉林省是我国的农业大省，农村金融发展对吉林省的建设有着重要意义。2008年，吉林省小额贷款公司开始试点工作；2012年成立吉林省小额贷款公司行业协会；截至2014年5月27日，经吉林省金融工作办公室审核设立开业经营的小额贷款公司共有650家。

1.5进行吉林省农村对P2P网贷公司小额贷款业务需求研究的目的

一方面通过研究短期内吉林省农民对P2P网贷小额贷款业务的需求，将互联网金融和农村金融问题之间的问题综合研究。目前此类学术研究较少，可为之后的研究者提供参考文献。

另一方面，政府制定文件时可更了解农民需求，规范P2P网贷小额贷款业务；P2P网贷公司可为农民提供恰当的金融产品获利；农民得以更方便地贷款进行生产经营，提高收益并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从而有利于城镇化和解决“三农”问题。

2.基于问卷调查法的数据分析

为了获得吉林省农村现有的借贷情况和对P2P小额网络贷款的认知情况，本项目走访了吉林省公主岭、农安县等地，共采访了284名农民。问卷主要分为五个部分：贷款方式、收入水平、贷款额度和贷款用途、贷款影响因素、P2P认知情况。

2.1贷款方式

在调查对象中，农民选择的最多的借贷方式还是民间借贷和亲友借贷，占总体的86%，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借贷占少数，占比为13%，其他方式例如：小额公司贷款，占比不到1%。在调查当中，农民的学历集中在初中学历，绝大多数年龄处于40-60岁之间，对于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借款条件和相关信息了解甚少，部分坦言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正式借款和人脉关系有所联系，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借款较难。

2.2收入水平

在本次调查的284名农民当中，11%的个人平均年收入在5000以下，有19%的农民年收入在5000～10000，38%的农民年收入在10000～15000，18%的农民年收入在15000～20000，8%的农民收入在20000～25000，年收入在25000以上的占比仅为6%。

2.3贷款额度、贷款用途

关于农民最近一次的贷款额度情况，借款在1000元以下的占29%，借款在1000-5000之间的占39%，借款在5000-10000之间的占比为25%，借款在10000以上的占比7%。而借款用途包括生产型用途：购买农药化肥种子和偿付土地流转费用等，和消费性用途：家庭开支、教育支出、医疗支出等。在调查当中，72%的农民贷款出于生产性用途。28%出于消费性用途。生产性用途的贷款集中于1000-10000之间，而家庭支出则主要在1000元以下借款，几乎都是亲戚间的零碎借款。

2.4贷款影响因素

在关于贷款方式选择方面，农民提到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期限的可变化性、到账快、无抵押、无手续和零利率，绝大多数农民贷款的数额都小于1万元，使得农民不想花太多的精力去申请银行贷款，宁愿尝试向几个亲戚进行借款。

2.5P2P认知情况

在调查当中，有95%的农民称其从来未听说过P2P网贷，5%的农民因为村委会的宣传而有所耳闻，但没有进一步的了解。在本次调查当中，仅有14%的农民家里联网，所以联网情况也是很大的一个障碍。在本小组成员对P2P进行介绍之后，大多数人表示对其安全性和操作难度存在担忧，农民对于可能面临的欺诈和完全陌生的申请过程感到害怕，仅有少部分人认为希望深入了解P2P网贷后进行尝试。部分希望对P2P网贷进行深入了解的农民对于P2P网贷服务提出了期望：如希望与借款人见面、工作人员亲自教授借款流程、服务时间灵活等。

在调查过程中，有两个村的村委会对P2P网贷进行了相关的宣传，占比很小，并且鉴于农民居住地较为分散，村委会的宣传人员表示宣传效果不是很理想。

3.对吉林省农村对P2P小额贷款需求的研究――扎根理论方法的具体利用。

3.1研究过程

3.1.1研究方法概述

扎根理论是一种定性研究的方式，其主要宗旨是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研究者在研究开始之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直接从实际观察入手，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经验概括，然后上升到系统的理论。这是一种从下往上建立实质理论的方法，即在系统性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事物现象本质的核心概念，然后通过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建构相关的社会理论。扎根理论一定要有经验证据的支持，但是它的主要特点不在其经验性，而在于它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了新的概念和思想。重要步骤有开放性编码、关联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等。

3.1.2开放式编码

本文进行开放式编码的资料是将与农民进行深度访谈的录音转换为文字后所得，整个录音时常共计7小时15分，最长1小时26分，最短34分钟。其中两位农民以种菜收入为主要来源，两位农民以畜养牲畜为主要来源，一位农民以做小生意为主要来源。

开放式编码是指将收集的资料打散，然后以概念的形式对这些资料进行编译的过程。开放式编码分为逐词编码、逐行编码、逐个事件编码三种编码方法。开放式编码的程序为定义现象（概念编码）一挖掘类属一为类属命名。

经过开放式编码的概念编码提取过程，本研究从5份访谈文件中共提取了95个概念编码。通过初步归纳整理，确定了12个类属：安全性、快捷性、简便性、人情关系、成本代价、借款门槛、资源、身边人的反馈、面子问题、宣传、人脉、违约风险。在开放式编码阶段，概念的数量巨大且互相交叠，而类属则是对诸多概念进行分类与整合。

3.1.3关联性编码

关联式编码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通过对各个概念间的关系进行反复分析，总结出现象上一级的类属，及主类属，而在开放式编码中的范畴则是副类属。通过结合对农民借贷的调研资料，我们总结出各类属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将上述12个类属进行梳理，我们得到以下4个主类属：成本、安全、借款难度和意识。

成本，统领3个副类属，包括成本代价、快捷性、简便性。其主副属类属间建立的逻辑关系为：农民在选择借贷方式时，会考虑金钱成本和时间成本及学习成本。大多数农民对于借贷的要求首先是利息在承受范围以内；然后是所贷款能在数天内到账；最后是借款流程不复杂易操作。

安全，统领4个副类属，包括安全性、身边人的反馈、违约风险、宣传。其主副属类属间建立的逻辑关系为：由于民间借贷是基本没有法律保障的，出于对自身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考虑。一方面，对未接触过的借贷方式，农民一般不愿意第一个尝试，希望能从熟人那里得到使用的反馈，再决定是否使用，这里的反馈主要是看是否是高利贷和是否能相信；另一方面，借款方式的宣传也会影响农民的使用，农民会愿意使用听说过的、与放贷方接触过的借贷方式。

借款难度，统领3个副类属，包括借款门槛、资源、人脉。其主副属类属间建立的逻辑关系为：如果农民想要通过有法律保障的借贷渠道进行借贷，由于农民对网络认识不够，能够接触的有保障的贷款渠基本只有信用社和银行，借贷门槛较高，需要农民提供抵押或担保等，这其中往往还隐含着一些内幕交易，使得部分本来条件不够的农民能够快速贷款，而一些条件足够的农民反而贷不到款。所以农民希望能够有一个门槛低，公正的借贷方式。

意识，统领2个副类属，包括人情关系、面子问题。其主副属类属间建立的逻辑关系为：农民由于以上几个方面的考虑，目前往往采用向熟人借款的方式，但农民向熟人借款存在人情和面子不好处理的现状，所以农民的熟人借款需求不是刚需，只是目前没有能够真正满足农民借贷需求的方式。

3.1.4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在分析主类属的基础上选择核心类属，使其能够涵盖所有类属，并由此成为了整个扎根理论分析的最关键之处。选择性编码的思维过程与关联性编码的过程类似，但内容会更加抽象。

通过对安全性、快捷性、简便性、人情关系、成本代价、借款门槛、资源、身边人的反馈、面子问题、宣传、人脉、违约风险12个类属以及对关联性编码中成本、安全、借款难度和意识四个主类属及其涵盖的副类属的综合考虑，我们认为借款难度为本文的核心类属，由其来统领其它三个主类属：成本、安全性和意识。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理解：借款难度在资金方面的表现是成本，即农民能否承担网贷P2P小贷业务所带来的相对银行较高的利率；在信息方面的体现是安全性，即农民是否会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卷入高利贷等不安全的借贷关系中；而在可行性方面的体现是意识，即农民能否接受这样一个相对传统农村借贷方式来说全新的方式进行借贷，能否得到可靠的信息来源对各个方面的信息加以筛选和思索，最终去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借款方案；同时也涵盖借款难度本身的属性，即农民能否相对容易地跨过P2P小额信贷的借款门槛去顺利拿到借款。

同时将借款难度延伸开来进行思考也能发现其确是影响农民借贷行为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在农村，民间借贷之所以能够取代银行贷款和农村信用社贷款等贷款方式成为农村最主要的借款方式就是在于其借款难度小：亲友之间能够彼此互相信任，能够省去长时间的审批时间而快速拿到借款，并且利率较低，约定灵活，能够满足农民对借款的需求。由此可见，借款难度也同样是农民在考虑借款方式时首要考虑的因素。

3.2结果分析

从整个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方法的实施过程中，我们通过开放性编码、关联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个步骤的分析，得出本文的结论是：吉林省农民为满足自身生产生活的资金需要对小额贷款存在需求，并且对借款方式能够提出具体的需求点，但是传统金融机构例如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不能很好地满足农民的借款需求，新兴的借款方式――P2P网贷公司小额贷款业务相比之下虽有所改进，也不能完全满足农民在成本、安全性和借款难度方面的诸多顾忌，再加上农民自身难以越过自身意识方面的障碍，导致农民的小贷需求成为了一种尚未开发的潜在需求。换言之，如果农民对借款的诸多问题都能够很好地解决，那么农民的潜在需求将被开发成为真正的需求，而农村的借贷方式也将逐步走向现代化。

4.给农民和P2P小额贷款公司的建议

4.1给农民的建议

给农民的建议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给农村村委会的建议。首先，建议农村村委会在进行农村经济社会建设中，注重学习并及时向农民宣传新生事物，使农民的思维能够走出村庄，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具体方法有：建立学习小组和宣传小组，定期召集村民进行统一讲解和学习，在村里的广播、公告板等媒体上及时进行新闻更新，帮助农民建立一个学习平台。其次，为农民创造一个便于接触外界社会的硬件设施，例如改善交通、增加网络覆盖率并提高网速等。最后，可以积极与企业合作，为农民创造一个开拓创新、敢于尝试的经济环境。

另一方面，是给农民自身的建议。积极接触新鲜事物，面对新生事物要敢于发问、大胆尝试，积极配合村委会的工作，共同发家致富。

4.2给P2P小额贷款公司的建议

加强市场调研，听见来自农民内心的声音，努力改善自己的商业模式，使其能够有效地满足农民的需求点，将潜在需求真正地开发出来，这样才能够在赚取利润的同时促进农村的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1]李志刚，李兴旺.蒙牛公司快速成长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运用[J].管理科学，2006.19（3）：2-7

[2]邓文君.基于扎根理论的中国旅游业人员跨文化敏感性研究[D].浙江大学硕士学术论文，2006

研究生小额论文篇6

【关键词】IPO 首日超额收益 月相效应 情绪

一、引言

IPO首日超额收益是指新股上市首日交易价格远高于发行价格而产生的收益，其产生原因主要有基于市场有效的一级市场抑价解释和基于市场无效的二级市场溢价解释。

由于一级市场抑价无法解释IPO长期弱势等异常现象，于是，一些研究者基于行为金融的相关理论，提出了二级市场溢价解释。行为金融学认为，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带有系统性偏差，而这种带有偏差的预期就称为投资者情绪。投资者情绪对于人们在金融市场的交易决策和交易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大量的心理研究表明，当人们心情较好时，他们往往对未来的评价更倾向于乐观，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也有所增强。因此，投资者的情绪会对投资者IPO的投资决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IPO首日超额收益。

而要考察投资者情绪的影响，首要的问题是寻找能够反映情绪的变量。以往的研究中，用来衡量投资者情绪在股票市场中的作用的主要外生因素有：天气因素、生物节律因素、社会事件因素和信念因素。

本文选取信念因素中的月相，作为衡量投资者情绪的变量，检验投资者情绪对我国股票市场IPO首日超额收益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月相是易于测量的外生变量，而且月相对于所有投资者的影响基本相同，可以使研究避开复杂的社会影响过程而专注于外生性。另外，月相的变化周期是恒定的，不分国界和地区，使得检验结论的普遍性成为可能。

基于此，本文选取2007～2010年沪深两市所有IPO公司的数据进行检验，发现月相会对IPO首日超额收益造成影响，新月期的IPO首日超额收益显著大于满月期的IPO首日超额收益。

本文接下来第二部分将回顾月相对投资者情绪及其决策行为影响的相关文献；第三部分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第四部分是对本文研究数据的来源以及筛选标准和变量定义与研究设计的说明；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第六部分是研究结论，归纳全文。

二、理论分析与文献回顾

（一）投资者非理性

在IPO市场中，一般认为存在着两类非理性的投资者，一类是过度狂热的投资者，另一类则是正向反馈交易者。对于过度狂热投资者，Miller（2000）认为IPO市场是一个存在严格卖空限制的市场，在此市场中，IPO上市首日的交易价格由非理性的乐观投资者决定。对于正向反馈交易者，DeLong、Shleifer、Summers & Waldmann（1990）建立了DSSW模型来分析噪声交易者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正向反馈交易者的出现，使理易者可以利用他们而获得超额收益，从而使价格不是趋于平稳而是使之波动更大。他们的研究表明IPO市场中的投资者就是典型的正向反馈交易者。

目前，国内基于投资者非理性的IPO市场行为研究的文献不是很多。江洪波（2007）发现IPO上市时二级市场并非有效，二级市场的乐观情绪和新股投机成为决定IPO抑价和整个价格行为的主要因素。韩立岩和伍燕然（2007）运用不完全理性投资者的情绪解释国内市场IPO之谜，论证了投资者情绪是资产定价的重要因素。雒庆举和吕鹏博（2010）借鉴国内外学者关于投资者情绪度量指标选取的方法，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反映投资者情绪的主要因素，发现投资者情绪显著影响IPO首日收益。这些研究都说明投资者情绪是导致我国IPO高抑价的重要行为因素。但是这些研究使用的多是间接变量，并没有使用外生变量作为投资者情绪的指标来进行相关的研究。

（二）月相效应

月相（Lunar Phase），是天文学中对于地球上看到的月球被太阳照明部分的称呼。现代生物学的研究表明，月亮具有吸引力，能像引起海水潮汐一样，对人体的体液起作用。研究发现，每当月中明月高挂时，人体内血液压力可变低，血管内外的压强差变大，易引起心脑血管意外。我国中医关于月亮对人体的影响也早有论述，《黄帝内经》最早借用海水潮汐现象来描述人体血气的月节律，并对月周期中人体的相关生理变化进行了阐述。人体气血会受到月相周期的影响而表现出盛衰变化的月节律，即新月时气血空虚，人体抵抗力下降；上弦月时气血逐渐旺盛；临满月时气血最旺，抵抗力最强；其后逐渐减弱，下弦月时气血更弱，而后进入下一个周期，如此循环往复。

月相对人体生理的这种影响，会进而对人类情绪以及行为产生影响。随着月相效应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学术界进行了大量心理学、行为学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月相变化会对人类的身体状态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随着月相的周期性变化，人体的循环系统、生理状况、情绪状态等也会随之变化，且周期相同（Kelley，1942）。

国内关于月相效应的研究主要有：王少春和于可红（2005）认为月相会影响人的生理状态和心理状态，进而对田径运动员的成绩产生影响，他们研究发现月相盈亏对田径运动员创造优异成绩有一定的影响，而且运动员创造田径纪录的次数在朔望月内的分布波动十分明显，并存在显著性差异；李小晗（2009）采用月相变化这一外生变量衡量投资者情绪的周期性波动，发现股票收益会随着投资者情绪的周期性波动而呈现出同样频率的循环性波动。

大量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发现信念会对投资者情绪产生影响，而投资者情绪又会对投资决策产生影响。但是，国内外并没有文献对于IPO背景中，月相效应如何影响投资者情绪进而影响IPO首日超额收益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因此，本文基于行为金融学、心理学和行为学的大量理论，拟对月相效应在我国股市IPO中的对于首日超额收益的影响进行探索，以期扩展这一方面的研究。

三、研究假说

通过上一部分的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可以发现，月相变化会引起投资者情绪的周期性波动，而情绪又会影响投资决策行为，因此，月相的周期性变化可以作为投资者情绪的变量。心理学研究发现，投资者的情绪在满月期会比较低迷、沮丧，而在新月期则比较高昂、乐观，因此投资者在满月期可能更倾向于回避风险，风险厌恶程度加剧，对股票未来的预期会比较悲观，投资策略会比较保守，反映到IPO市场上，则表现为IPO首日超额收益会比较低；而在新月期时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提高，对股票未来的预期会比较乐观，投资策略相应会比较激进，反映到IPO市场上则表现为较高的首日超额收益。这种情绪波动的结果导致IPO首日超额收益在满月期和新月期会存在明显的差异。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说：

假说1：投资者情绪会对IPO首日超额收益造成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我国上市公司在新月期的IPO首日超额收益会高于满月期的首日超额收益。

由于投资者情绪在新月期会比其他时间段高昂、乐观，那么在新月期上市的股票相较于其他时间段上市的股票，则会表现为较高的首日超额收益，于是，IPO上市日期是否为新月期则是IPO首日超额收益的一个显著影响因素。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说：

假说2：新月期上市股票的IPO首日超额收益会高于非新月期上市股票的首日超额收益。

四、样本数据

（一）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2007.1.1～2010.12.31日在沪深两市上市的A股股票作为研究对象，IPO数据来源于Wind金融数据库，总共有651个样本。然后剔除了相关资料不齐全的样本，在考察期间内，最后剩余622个样本。本文月相数据来自网站http：//，时间选取北京时间。

（二）研究设计

为考察投资情绪波动对IPO首日超额收益的影响，本文定义情绪指标如下：一是满月期：满月日前N天+满月日+满月日后N天；二是新月期：新月日前N天+新月日+新月日后N天。这里分别选取5天和7天窗口，即N分别取2天和3天，因为取1天时样本数据太少，取4天时期间跨度太大，会平滑结果。满月期和新月期用来衡量投资者不同的情绪状态的期间，其中，满月期代表投资者情绪悲观的期间，新月期代表投资者情绪乐观的期间。

为了验证假说1，本文采取分组检验的方法，对于分别在新月期窗口和满月期窗口上市的股票的IPO首日超额收益进行考察。为了验证假说2，本文采用线性回归的方法进行检验，回归模型设计如下：

ret=α0+α1lnipo_index+α2lnfina+α3zq+α4pe+α5newmoon X+α6y1+α7y2+α8y3+ε

模型里面使用新月期指标newmoonX（X=2和3），将检验IPO上市日期如果处于新月期，是否会对IPO首日超额收益产生影响。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预期newmoonX的系数为正，即新月期上市的股票有更高的超额收益。

模型中变量说明如下：

1.ret（IPO首日超额收益）：为了控制上市首日市场收益率对IPO首日超额收益的影响，本文以如下方式衡量IPO首日超额收益：ret=（lnP1-lnP0）-（lnM1-lnM0）。其中，P1表示上市首日收盘价，P0表示发行价格，M1表示上市首日沪深300指数的收盘指数，M0表示发行日沪深300指数的收盘指数。

2.lnipo_index（上市首日市场指数）：这里取上市首日沪深300指数的对数。

3.lnfina（筹资规模）：这里取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的对数。募集资金越多，首日回报越低，筹资规模与上市首日超额收益负相关。

4.zq（中签率）：中签率低，意味着新股需求旺盛，从而造成较高的超额收益。

5.pe（发行市盈率）：一方面反映了发行价格，另一方面反映了市场上投资者对发行公司股票的狂热程度。

6.newmoonX（新月期X天窗口）：虚拟变量，当IPO上市日期处于新月期前后X天之内，则newmoonX取1；否则，取0。

7.y1，y2，y3（年度变量）：以2007年为基准，当年度为2008年、2009年、2010年时，y1、y2、y3分别取1，否则的话取0。

五、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数据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IPO首日超额收益的均值为0.5159，最高位1.8443，表明我国的股票市场IPO首日超额收益比较高。中签率的平均值为0.6267%。据统计，我国A股中签率分布在0.16%～5.88%之间，中签率极低。本文样本中签率处于很低的一个水平，说明投资者对新股处于饥渴状态，新股供给不足，才会造成中签率极低的状态。发行市盈率的平均值为48.8360，处于一个相对偏高的位置。

（二）分组t-检验

对于处于不同月相下的IPO首日超额收益，分别按照5天窗口和7天窗口，对新月期与满月期、新月期与非新月期进行分组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在新月期上市股票的IPO首日超额收益要高于在满月期上市股票的IPO首日超额收益，不论是5天窗口，还是7天窗口，差异都是显著的（5天窗口在10%的水平上显著，7天窗口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不同的月相下，投资者情绪状态不同，在满月期可能更倾向于回避风险，风险厌恶程度加剧，情绪比较悲观；而在新月期时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提高，情绪会比较乐观。这种情绪波动的结果导致IPO首日超额收益在满月期和新月期会存在明显的差异：新月期的首日超额收益明显高于满月期的首日超额收益，这与本文的预期一致，假说1由此得到验证。另外，对于新月期与非新月期的比较，结论与前面一致，新月期IPO股票的首日超额收益高于其他时段内IPO的股票，而且差异都是显著的。

（三）回归分析

如表3所示，5天窗口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是否为新月期发行与超额收益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在新月期发行上市的股票，比在其他期间发行上市的股票会有更高的超额收益率，原因是：在新月期，投资者情绪要比其他期间更高昂，对股票的未来预期也更乐观。另外，将窗口放大后，从5天到7天，新月期指标的显著性有所下降，窗口越大的话，这种显著性将会更低，放大窗口会平滑投资者情绪，使结果不再显著。假说2得到验证。

此外，发行日大盘指数与IPO首日超额收益显著正相关，说明如果股票市场处于较好的情况下，市场上资金的流动会较为积极且活跃，投资者的信心相对较强，这有助于抬高上市首日的交易价格，从而形成较高的首日超额收益。筹资规模与IPO首日超额收益显著负相关，公司在市场上筹集的资金越多，IPO首日超额收益越低。中签率和市盈率指标在模型中与IPO首日超额收益的关系均不显著，只是符号与预期一致。

六、结论

本文首次借助于月相变化来衡量IPO市场中的投资者情绪，就投资者情绪对于IPO首日超额收益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研究发现，投资者情绪会显著影响IPO首日超额收益，不同月相期内上市股票的首日超额收益存在显著差异，满月期内的IPO首日超额收益要低于新月期内的IPO首日超额收益；并且新月期的IPO首日超额收益要高于非新月期的首日超额收益。本文的发现与传统的投资者完全理性假说相背离，投资者在决策时会受到情绪的影响，做出非理性的决策行为。本文的研究增加了IPO首日超额收益的解释因素，提供了一种外生变量——月相——来作为投资者情绪的指标，进行相关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韩立岩，伍燕然.投资者情绪与IPOs之谜——抑价或者溢价.管理世界，2007年第3期，第51-61页.

[2]江洪波.基于非有效市场的A股IPO价格行为分析.金融研究.2007年第8其，第90-102页.

[3]雒庆举，吕鹏博.基于投资者情绪的IPO首日收益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年第5期，第40-49页.

[4]李小晗.情绪周期与股票收益——基于中国股票市场月相效应的检验.中国会计评论，2009年第7卷第4期，第383-418页.

[5]王少春，于可红.田径运动员创造优异成绩与月相的关系研究.中国体育科技，2005年第3期，第40-42页.

[6]DeLong，B.J，A. Shleifer，L.H.Summers and R.J.Waldmann，1990，“Positive Feedback Investment Strategies and Destabilizing Rational Speculation”，Journal of Finance，45， pp.379-395.

研究生小额论文篇7

关键字：出口绩效 模型 出口营销

一、出口绩效的概述

1、出口绩效的研究

出口绩效是衡量企业出口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从大的方面来讲，出口一直以来都备受各国政府的重视，从先前的重商主义就可以知道，各国都极力主张出口，虽然现在重商主义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出口还是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备受各国的关注。从小的方面讲，对于企业而言，出口绩效至关重要，对企业出口绩效问题的研究历来都受到推崇，出口绩效是历来国际营销文献中最具争议的话题。

关于出口绩效，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做了大量的研究。有的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来考虑，有的从市场占有率来研究，有的从渠道关系质量来研究，有的把营销策略分为营销组合的标准化与差异化来分析。

从国外的研究来看，Brouthers和Xu的研究发现差异化战略对出口绩效有负向影响，而Zou，Fang和Zhao的研究发现差异化战略对出口绩效有正向的影响。Samiee和Roth研究发现差异化营销战略对出口绩效没有影响，而Cavusgil和Zou研究认为有正向影响，Kotabe研究认为有负向影响。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

从国内研究来看，国内学者也对该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2001年钱学锋（2001）认为电子商务对出口绩效有积极影响，并进行了定性的研究；2004年范晓屏研究了市场导向与出口绩效的关系；2005年刘飞研究了企业营销资源与出口绩效的影响；2007年许森研究了企业出口营销策略与出口绩效的关系研究。

2、出口绩效的定义

出口绩效作为提升企业出口额、出口利润和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是企业能否在复杂多变的出口环境中生存的重要因素，一直以来出口绩效都受到理论学者和实践管理者的关注。目前，关于出口绩效的定义，国内外学者都有着不同的看法，本文总结了各位学者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出口绩效的定义。

1987年，Madsen认为出口绩效包括三个维度：销售额、销售利润和市场变化情况。

1994年，Cavusgil和Zou把出口绩效定义为企业的经济目标和策略目标的实现。

1998年，Shoham认为出口绩效的定义应该是问题导向型而不是理论导向型的，任何对出口绩效进行定义的尝试都必须考虑到两个方面的方面的因素，即出口和绩效。

2005年，刘飞认为出口绩效是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中所取得的出口销售额和销售利润以及两者之间变化的组合结果。此定义注重了企业的经济方面的绩效。

出口绩效从字面上很容易理解，但各个学者所考察的角度和所注重的指标不同，所以得出的结论就不一样。根据以往研究结论和各位学者的观点，本文认为出口绩效是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中所取得财务方面（如：出口利润和出口销售额等）。

二、出口绩效的测量

大多数学者对出口绩效的定义基本没有争议，但是对出口绩效的分类意见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衡量出口绩效的指标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标准。研究的目的不同，选取的绩效指标就不一样。

1995年，Richard将出口绩效分为财务绩效和营销绩效。财务绩效指标包括投资报酬率、销售成长率等；营销绩效指标主要包括市场占有率。1986年，Venkatraman Ramanujam 将出口绩效划分为财物性绩效、作业性绩效和指标组织绩效。1994年，Cavusgil和Zou将出口绩效分为经济指标和战略指标。2002年，Rose and Shoham 将出口绩效分为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从各项分类中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哪种分类标准，都主要是从出口额、出口利润、出口增长和市场占有率等方面来进行划分。因为如果仅仅采用一种指标来测量，测量结果会产生偏差，所以，学者们往往都是采用复合指标来测量，这样使得测量结果更加准确[14]。

本文结合以往学者的研究，选取了43篇关于出口绩效的文章，对出口绩效衡量指标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从统计结果中可以得知，在出口绩效的各项测量指标中，13篇采用了国外市场占有率，占比达31%；17篇采用了出口销售额，占比达40%；13篇采用了出口额增长，占比达31%；20篇采用了出口利润额，占比达47%；5篇采用了出口利润增长，占比达11%。

根据出口绩效的定义和出口绩效测量指标的占有频率统计，可以看出，测量出口绩效的指标很多，主要是从出口绩效的“财务指标”和“绩效指标”来测量。

三、结论和未来研究方向

基于以上对出口绩效的回顾，我们发现有关出口绩效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中存在这样一些缺陷：

第一、以往的研究是从出口绩效的“财务指标”和“绩效指标”来测量。对出口绩效的测量采用市场占有率、出口销售额、出口额增长、出口利润和出口利润增长这几个指标的，几乎是空白。

第二、一些学者认为通过互联网的应用，可以更加方便、快捷地获得市场信息，可以提高订单的处理速度，可以接触到更多的客户，因此企业通过互联网的应用可以突破传统行业的地域限制，可以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如Samie（1998）和钱学锋（2001）等。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网络带来的优质客户不多（如Bennet），而且在价格趋于透明化的情况下，企业以低价吸引客户，形成了恶性竞争，利润逐渐减少。综合各位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大多数人都对互联网能够提升企业出口绩效的观点表示理解和支持。企业能够通过互联网的应用，改变原有的营销策略，提升企业的效率，从而增强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因此多数人主张企业在出动中使用互联网。本文总结发现，研究互联网对出口绩效影响的学者较多，但他们大部分都是只是做了理论研究，涉及实证研究的较少。

第三、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关于差异化与出口绩效的关系问题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目前理论界关于标准化与差异化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差异化战略对出口绩效没有影响，例如Samiee和Roth的研究[3]；第二种观点认为，差异化战略对出口绩效有正向影响，例如Cavusgil和Zou的研究[4]；第三种观点认为，差异化战略对出口绩效有负向影响，例如Kotabe的研究[5]。本文认为存在上述几种分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关于差异化战略和出口绩效的研究没有统一的理论体系，维度划分也不相同；第二，差异化战略对出口绩效的作用受国际市场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国际市场复杂多变。以上两点充分说明由于环境的差异性，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不一定适合我国企业的状况，所以有必要对我国企业的差异化战略与出口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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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小额论文篇8

关键词:超额控制;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公司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09)04-0034-09

1 引言

契约的不完全性直接导致了剩余控制权的产生,即在合同未说明的情况下的权力归属和行使问题,由此也引出了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安排问题。公司治理结构安排是企业中的一个不完全契约,它所影响的不仅仅是公司所创造财富的分配,而且也是公司所有的参与者必须投资和从事于财富创造活动的一种激励。自从格罗斯曼、哈特和莫尔等人利用不完全合约理论研究剩余控制权以来,有关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研究很快对公司治理和企业制度的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公司治理的实质是有关公司的权力安排和利益分配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安排,这种权力安排的合理与否是公司绩效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

在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系数小于1的情况下便会导致控股股东超额控制现象的产生,此时,控股股东产生仅顾私利的道德风险的机会也就相应较高,引发的问题为控股股东对小股东的财富剥夺和对公司的掏空行为[1]。目前我国企业正处于国有企业股权分置后期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转轨过程中,超额控制现象大量存在,企业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安排既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企业治理结构的共性问题,又表现出转轨国家企业治理结构的特殊性问题。因此,分析超额控制与非超额控制下我国上市公司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分享状况的特征及其与企业业绩的关系,并揭示这种状况的产生原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2 文献综述

2.1 关于最终控制人的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

目前,有关最终控制人的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主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两权分离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有限的或只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有影响,例如,Wiwattanakantang研究得出公司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并不影响公司绩效,当公司控股股东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时将显著降低绩效[2]。Lopez de Silanes、La Porta、Shleifer和Vishny(学术界简称LLSV)研究发现投资者保护程度、大股东的现金流权与公司价值显著正相关,但未发现最终控制人的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对公司价值有显著影响[3]。Faccio和Lang对13个西欧国家的5232家公司进行的研究,以及Berglof和Pajuste对10个中东欧转轨经济国家的企业所有权进行的分析表明,当控股股东拥有的股权比例小于10%时,最终控制人的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与企业绩效并不存在显著关系,当控股股东拥有的股权比例大于20%时,最终控制人的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4]。

另一种观点认为两权分离度会显著地影响企业绩效。Lins研究得出公司内部人(包括董事会成员和高层管理人员)持有的现金流权并不影响公司价值,但公司内部人的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将降低公司价值[5]。Classens、Djankov、Fan和Lang研究发现,现金流量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偏离将产生侵害效应(Entrenchment Effect)[6]。张华等通过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最终控制人的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与企业绩效负相关。谢玲芳、吴冲锋认为股权投资是控股股东超额控制的表现形式,股权投资比例过大将导致公司价值降低[7]。宋春霞研究发现分离度越小的企业,其业绩越好,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多,企业业绩越好。沈艺峰等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国有终极控股股东对高现金持有量水平的偏好是一种控股股东利益侵占动机[8]。韩亮亮、李凯通过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发现,终极股东控制权/现金流权偏离度与总资产负债率、流动负债率显著负相关[9]。

2.2 有关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配置及其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

对于公司治理中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配置问题,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强调剩余索取权,GHM理论更强调剩余控制权,但二者都认为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配置应统一。巴泽尔从人力资本属于主动性资产、詹森和麦克林从企业知识结构的角度出发,都得出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相匹配才是公司治理中企业控制权有效率配置的结论[10]。张维迎认为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在于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应当尽可能地对应[11],连建辉认为,管理者不仅拥有企业特定控制权,而且拥有企业剩余控制权,有效地控制管理者剩余控制权的“侵袭”效应,是公司治理的核心任务[12]。

对于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从所有权结构的视角进行了探索,Welch与Driffield分别利用澳大利亚与东亚国家的数据对上市公司所有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13,14],Aldrighi运用1997~2002年巴西企业资本结构与所有权结构的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终极控股股东拥有较高的投票权对企业资产回报率有负面影响,金字塔式或者非投票权的股票的存在对大企业的绩效有显著的负面影响[15]。

国内学者对于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配置及其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从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层面对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内涵的界定;(2)运用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分配对委托―问题、监督问题、内部人控制问题、企业控制机制及其股东权益问题的解决;(3)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对企业内部人的激励问题;(4)从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的某一表现形式如管理层持股、董事会结构等探讨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例如,安实等从控制权分配的视角研究了风险企业的公司价值问题[16],宋德舜,宋逢明以及陈璇等分别对国有企业国有股份变更、经理层变更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17,18]。陈晓红分别从股权结构、独立董事制度、高管薪酬等几个角度对公司治理结构与中小企业成长绩效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杨继国等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论证职工剩余控制权的可能性与可行性[19]。黄载曦提出剩余索取权配置是解决高新技术企业专有性人力资本激励的关键所在[20]。徐大伟,蔡锐等研究得出管理层收购企业中公司绩效与管理层持股呈非线性的三次方程关系[21]。郑玉,叶金福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国有股东对高管采取年薪激励的有效性高于持股激励,独立董事的持股激励作用较为显著,内部董事持股只有在股权集中度较高情况下,才能对公司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22]。徐向艺,张立达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具有状态依存特征[23]。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对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配置及其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1)对企业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经济内函的界定存在理论分歧,缺乏对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的整体认识与测度;(2)缺乏对现代企业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分配标准、分配模式的解构与具体研究;(3)对人力资本所有者享有一定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后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怎样的影响,并没作进一步的研究;(4)对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配置结构与企业绩效,特别是与国有上市公司绩效间关系的研究尚属空白,而且,已有的实证研究缺乏对企业的分类。

国内外大量学者分析了大股东的现金流权以及大股东的投票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对企业市场价值、资产负债水平以及公司绩效等方面的影响,还有一些学者从控股股东超额控制和董事会构成两个方面考察了控股股东攫取行为对公司多元化折价的影响[24]。但现有的实证研究大都集中于民营上市公司,针对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较少,也没有考虑在终极控制人存在超额控制与不存在超额控制情况下,国有上市公司赋予企业人力资本所有者一定的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怎样的显著不同影响,同时,已有的研究也较少地考虑企业行业背景的影响因素。因此,本文拟通过对我国国有上市公司超额控制现象以及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配置状况的考察,比较分析终极控股股东超额控制与非超额控制下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配置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为既有的关于股权分置、公司治理和企业绩效的研究文献提供有益的补充。

3 研究方案设计

3.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将所有拥有国有股份(包括国家持股与国有法人持股)的上市公司统称为国有上市公司。选取2006年度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市场的166家国有上市公司(不包括S及ST型企业)为研究样本;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SINOFIN)CCER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及巨潮资讯网站(中国证监会信息披露指定网站)2007年4月底的数据。

3.2 研究变量与定义

(1)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系数

公司最终控制人的现金流权(Cash Flow Right或称所有权)和控制权(Control Right或称投票权,Voting Right)的计算方法根据La Porta等:现金流权等于每条控制链条上持股比例乘积之和,控制权是每条控制链条上最低的持股比例之和。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系数SC为终极控股股东拥有的现金流权与控制权之比,用这个指标来判断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即终极控制者的超额控制度。分离系数越小,说明相对于一定的现金流权而言,控制股东拥有的控制权越大,终极控制者拥有的超额控制度越大,控制股东就越有可能通过侵吞公司财富来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

(2)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变量

阿洪和梯若尔将公司的控制权划分为实际权力和法定权力[25,26],傅绍文参照阿洪和梯若尔对权力的分类,把剩余控制权分为实际剩余控制权和法定剩余控制权,法定剩余控制权是指通过持有企业的股权而获得的企业控制权,实际剩余控制权则是指不持有本企业股权,不是企业法律上的所有者,却通过其他途径如控制董事会所掌握的企业控制权[27]。GHM分析框架中认为,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应与剩余索取权相对应,而剩余索取权的激励措施主要有现股激励、期股激励和期权激励三种类型。企业经营管理者通过拥有董事会权而行使对企业的剩余控制权,通过薪酬收益(工资)以及拥有企业股权(包括现股、期权等)而获得企业的剩余收益。因此可以看出,傅绍文定义的法定剩余控制权实质上就是公司治理结构中剩余索取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综合参考阿洪、梯若尔、傅绍文以及GHM理论的研究成果,用两个指标反映国有上市公司人力资本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控制权,一个是执行董事比例CR1=执行董事人数/董事会总人数,执行董事指目前在公司经营班子中任职的董事;另一个是总经理是否兼任董事长或副董事长CR2,它们都反映了人力资本所有者即企业经营管理者控制董事会的程度,进而拥有的企业剩余控制权数量。用四个指标反映国有上市公司剩余索取权配置状况,第一个是国有股比例RC1,第二个是管理层持股比例RC2,第三个是高层管理者平均年薪RC3,第四个是经理层股票期权数量RC4,其中RC1代表国有股份对企业剩余收益的获取,而RC2、RC3以及RC4代表了人力资本所有者即企业经营管理者享有的企业剩余索取权。

(3)公司绩效变量

上市公司绩效的内涵包括企业的市场价值和收益,净资产收益率代表企业的经济效益,每股收益则代表了企业的市场价值。因此,本研究分别选用2006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与加权平均每股收益(EPS)来衡量国有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

①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计算公式

其中P为2006年度利润;NP为2006年度净利润;E0为2006年1月1日净资产;Ei为2006年度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新增的净资产;Ej为2006年度回购或现金分红等减少净资产;M0为2006年度月份12个月;Mi为新增净资产下月起至2006年12月的月份数;Mj为减少净资产下一月份起至2006年12月的月份数。

②加权平均每股收益的计算公式

其中P为2006年度利润;S0为2006年1月1日股份总数;S1为2006年度因公积金转增股本或股票股利分配等增加股份数;Si为2006年度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新增股份数;Sj为2006年度回购或缩股等减少的股份数;M0为2006年度月份12个月;Mi为新增股份下月起至2006年12月的月份数;Mj为减少股份下一月份起至2006年12月的月份数。

(4)控制变量

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是真实的,而仅仅是来源于这四个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因此,为了考虑这一可能性,根据既有的研究文献[28],本文选取行业类型I、销售收入增长率P1和总资产增长率P2作为控制变量。表1列出了本研究涉及的各种变量的定义。

3.3 研究方法

当分离系数小于1时说明存在终极控制人超额控制现象,因此,按照分离系数小于1与分离系数等于1将国有上市公司分为超额控制与非超额控制两大类,本文主要运用回归分析法研究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变量以及分离系数与两类企业绩效的关系。

4 实证分析

4.1 研究样本总体分析

表2、表3分别对研究样本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从表中可以发现,分离系数平均值为0.838,最小值为0.06053,分离系数小于1的比例为40.96%,说明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偏离现象较为明显,这种情况使大股东容易产生仅顾私利而不顾公利,进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道德风险。董事会中执行董事比例的平均值为0.424,总经理兼任董事长或副董事长的比例均值为0.361,说明国有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者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剩余控制权,相对而言,经营管理者对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分享比例却非常低,经理层持股比例的平均值为0.0197,远远低于国有股比例,剩余控制权与剩索取权的配置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分布状况。

下面分别研究终极控股股东不存在超额控制与存在超额控制的两类国有上市公司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配置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4.2 不存在超额控制时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配置结构对国有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

首先分析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分离系数等于1时即不存在超额控制条件下,国有上市公司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配置结构对企业绩效影响。为此,以98家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分离系数等于1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加权平均每股收益这两个绩效指标为因变量,分别与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见表4所示。

表4列出了非超额控制条件下的回归系数及相应的t统计值,从中可以发现,执行董事比例、总经理兼任董事长或副董事长与加权平均每股收益呈现统计意义上的负相关性,总经理兼任董事长或副董事长对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具有负向影响,但执行董事比例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没有显著相关性,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加权平均每股收益呈现统计意义上的正相关性,但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没有统计意义上的相关性,高层管理者平均年薪、国有股比例与这两个财务指标均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在不同的回归模式中较为稳定,销售收入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以及行业虚拟变量均与公司绩效具有正向关系。

4.3 存在超额控制时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配置结构对国有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分析现金流权和控制权的偏离,即存在大股东的超额控制时国有上市公司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配置结构对企业绩效影响。为此,以68家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分离系数小于1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加权平均每股收益这两个财务绩效指标作为因变量,分别与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变量、分离系数和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见表5所示。

表5列出了超额控制时的回归系数及相应的t统计值,从中可以发现,总经理兼任董事长或副董事长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加权平均每股收益均呈现统计意义上的正相关性,执行董事比例与这两个财务指标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国有股比例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呈现统计意义上的正相关性,经理层持股比例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加权平均每股收益均呈现统计意义上的正相关性,高层管理者平均年薪也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加权平均每股收益均呈现统计意义上的正相关性,在所有回归模型中分离系数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

控制变量中,销售收入增长率与总资产增长率对绩效均具有正向影响,行业虚拟变量在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方程中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但在加权平均每股收益方程中的回归系数显著,这表明在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中,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一定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有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

5 研究结果的分析讨论与对策建议

5.1 非超额控制下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配置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分析

实证研究表明,当不存在终极控股股东超额控制时,国有上市公司人力资本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控制权对企业绩效具有负向影响;人力资本所有者享有的剩余索取权对企业价值具有正向影响。

当不存在超额控制时,控股股东产生道德风险的机会也就相应减少,从而引发的控股股东对小股东的财富剥夺和对公司的掏空行为的可能性也就会大大降低。此时如果赋予企业经营管理者较大的剩余控制权,经理层由于受不到严格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基于控制权私有收益而容易引发“内部人控制问题”,这样,经营者出于自利的动机,就会利用其拥有的剩余控制权来侵蚀股东利益、增加自己财富,产生掏空公司的行为,从而导致公司的整体经营绩效下降。相反,如果赋予经营管理者一定的剩余索取权,特别是具有长期激励效应的股权、期权等激励措施,充分发挥其正面作用,使得管理者的利益与公司利益保持一致,激励与约束企业经营管理者避免短期行为,

基于企业绩效最大化进行理性决策。

5.2 超额控制下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配置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当存在终极控股股东超额控制时,国有上市公司人力资本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控制权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人力资本所有者享有的剩余索取权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实证分析结果还显示,现金流权和控制权的偏离对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经营管理者对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分享比例远远低于国有股,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配置严重不对称;同时,在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中,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的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国有上市公司的国有股股东即政府通常以授权经营的方式指派经理人实现对上市公司财富的管理权,通过对企业管理人员的任命和激励的控制方式来控制公司的行为。政府所拥有的剩余控制权权由政府委托经营管理人员来行使,但是企业经营管理者没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二者的不对称情形极为严重,从而产生国有股剩余索取权的虚位现象。当存在终极控制人超额控制时,赋予企业经营管理层一定的剩余控制权可以在经营者与终极超额控股股东间建立有效的相互制约机制,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控股股东的道德风险,减弱“隧道效应”对公司绩效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又可以抑制经营管理者“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发生。

剩余控制权提供了短期激励,但是缺乏长期激励,当剩余索取权虚置时,就会导致剩余控制权的滥用、管理的失控和决策上的非理性。由于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不对称,实际上很少有经营管理者真正从国有资产的利益出发,代表国家在股东会上严格行使剩余控制权来有效监督企业经理人员。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作为公司绩效的影响因素,是通过其所代表的公司人力资本来起作用的。现代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中人力资本的价值越来越高,企业的发展完全依靠人力资本的创造性劳动来实现物质资本的增值。人力资本特征的特殊之处在于其能够从专用性向专有性转化。究其原因,在于被赋予相应进入权的人力资本所有者对关键资源(如核心技术、客户关系以及销售网络等)做出专用性投资后,可以创造出人力资本所有者自己控制的关键资源,即属于他自己的“专有性人力资本”。专有性人力资本对高新技术企业关系租金的创造具有重大作用,并且无法为其他人力资本所替代[20]。因而在终极控股股东存在超额控制条件下,赋予人力资本所有者――企业经营管理者一定的剩余索取权,不仅仅解决了人力资本专有性与专用性的价值体现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对称分布,促使企业经营管理者进行理性决策,提高公司绩效。

5.3 对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论所蕴含的启示是,当存在终级控制人超额控制时,应适当提高国有上市公司经营管理者享有的剩余控制权,提倡总经理、副总经理与董事长、副董事长之间的交叉任职,同时基于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对称分布的原则,适度扩大经营管理者的剩余索取权分享比例、提高剩余控制权的激励效果;当不存在终级控制人超额控制时,应适当加大企业经营者参与剩余索取权分享的比例,其中包括以经营者的长期经营业绩为基础的剩余索取权,即本企业的股票和股票期权,扩大管理层与高层次技术人员的持股比例,通过建立股权与期权激励机制,解决高技术人才与高级管理人员的稳定问题,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6 结束语

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是现代公司治理的核心内容,也是目前不完全契约理论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问题,本文的创新性工作和主要研究成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通过对国内外研究文献的分析,本文创新性地构建了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变量的可测度指标,为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参考。其次,将公司治理中的核心问题――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配置,纳入终极控制人超额控制的分析框架,探讨控股股东现金流权、控制权、两权分离度以及企业管理层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对公司绩效的综合作用机理与作用效果,为不完全契约下的现代公司治理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第三,在实证研究中引入表征企业人力资本特征的行业虚拟变量,以分离系数小于1和等于1为标准将国有上市公司分为两类,运用回归分析法,分别对存在终极控股超额控制与不存在终极控股超额控制的企业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实证研究获得了控股股东超额控制与非超额控制下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配置结构对不同行业国有上市公司绩效的作用方式,以及现金流权和控制权的偏离程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为完善两类国有上市公司的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股权分置政策。最后,针对两类公司的不同特征,提出了超额控制与非超额空之下,完善国有上市公司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配置的对策建议。

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对超额控制与非超额控制下,国有控股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配置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研究。同时,在对超额控制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中发现,经理层持股比例、国有股比例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均呈现统计意义上的正相关性,对于这一结果的出现本文也没有作详细地解释,以上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做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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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小额论文篇9

关键词：风险投资；技术创新；协整；VECM模型；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9.002

1引言

自1998年以来，风险投资在中国取得迅猛的发展，并且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日益增大，研究者们将研究视角投向该领域，风险投资、R&D投入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成为该领域的热门和焦点。2015年11月3日，新华社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十三五”是中国迈进创新型国家行列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同时又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中国的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转换成创新驱动的决胜阶段。由于风险投资极大地推动了技术创新这一论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因此国家增加了风险投资，并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推动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从而获得更多的技术创新成果。风险投资在中国已经发展了30多年，它对中国技术创新有什么影响，影响有多大？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贡献与R&D投入的贡献孰大孰小？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选用1995～2013年中国的风险投资额、R&D投入和国内发明专利量数据构建了VECM模型，研究风险投资额、R&D投入和国内发明专利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如果这种长期或者短期均衡关系存在，那么风险投资究竟对我国技术创新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以及比较我国风险投资与R&D投入对技术创新贡献的大小。

剩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文献回顾，第二部分是研究设计，第三部分是实证分析，最后是研究结论。

2文献回顾

风险投资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的一种权益资本（American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 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1883～1952）在1912年出版《经济发展理论》一书里，他首先系统地提出了“技术创新理论”，他指出创新的目的在于获取高额利润。近年来，研究人员的关注点聚焦在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究竟是何影响这个点上，以及倘若是正向影响，那么这种影响相比于其他因素（如研发支出）而言究竟是大还是小。鉴于样本的可获得性、时间、种类及所处的背景等的差异性，因此，研究者们得出了的实证结论也不相同。Gilbert和Newbery；Zucker，Darby，Brewer等（1982；1998）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Hellmann和Puri；Peneder；Gompers和Lemer；Ueda和Hirukawa；Keilbach和Engel（2000；2002；2010；2003；2003a，2008b；2007）经过实证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呈中性。还有一部分学者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起作用有积极作用。Kortum和Lerner（2000）研究得到风险投资所促进专利数增加的结论，并且还得出1亿美元R&D投入引起专利数的增加大约为1亿美元风险资本引起的专利数的增加的三百分之一。Ueda和Hirukawa（2006）采用K-L模型以及Kortum和Lerner的处理数据方法，研究发现：美国风险投资增加会引起产业技术创新和专利数增加。方世建和王莹（2013）采用Kortum和Lerner的研究方法和模型，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是R&D投入的3.63倍。基于Kortum和Lerner（2000）的研究方法，Tykvova（2000）改进了K-L模型，选取了1991～1997年58个德国样本，并对其分析后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当风险投资投资额增加一倍时，会引起全社会专利申请量增加为原来的1.12倍；当有风险资本介入的企业数量增加一倍时，会引起全社会专利申请量增加为原来的1.21倍。

程昆、刘仁和和刘英（2006），采用一元回归和二元回归，选用1994～2003年风险投资、科技投入与创新产出数据，证明了风险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有促进作用。王建梅和王筱萍（2011）研究得出我国风险投资并不能显著地引起技术创新的增加或者减少，但是R&D投入与技术创新关系显著。邵同尧（2011）利用系统GMM方法分析我国27个省市的风险投资等因素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风险投资促进技术创新，研发支出额也促进技术创新，并且研发支出额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比风险投资额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要大。彭素芬（2013）以1995～2011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数据为样本，采用对数多元回归模型，实证结果为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当风险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提升6个百分点。赵武、李晓华和朱明宣等（2015）选取我国1994～2012年风险投资额、研发经费投入和创新产出数据，运用线性回归和PLS回归得出与邵同尧相似的结论，并且还得出风险投资额对专利产出的偏弹性系数是研发经费支出额偏弹性系数的一半。

基于相关文献的回顾，本文力求在以下方面有所贡献：（1）研究的视角方面，先前文献较多从静态考虑，较少从长期均衡的角度研究，而本文研究风险投资、R&D经费支出对技术创新的动态影响，从长期和短期均衡两方面研究；（2）模型的选择方面，国内学者们多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来考察风险投资、研发投入、技术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协整分析和VECM模型更有利于考察三者的长期和短期均衡和动态调整关系；（3）变量衡量方面，相关文献笼统地采用R&D投入，本文考虑到R&D投入中的其他资金源于风险投资额与债券发行额，而现阶段我国通过债券发行的方式促进技术创新还非常少，这部分的资金绝大部分源自于风险投资，因此，本文从R&D投入剔除了其他资金，增强研究结论的说服力；（4）结论对比方面，本文将研究结果与美国、德国进行了比较分析。

3研究设计

3.1模型设计

本文沿用Kortum和Lerner的研究思路（Kortum和Lerner，2000；Kykova，2000；Ueda和Hirukawa，2006；王建梅和王筱萍，2011；方世建和王莹，2013），具体模型为lnPt=β0+β1lnRDEt+β2lnVCt+μt其中：lnPt代表专利申请量的对数；lnRDEt代表研发支出的对数；lnVCt代表风险投资额的对数；β0代表随机游走项；β1代表偏回归系数，是在风险投资额保持不变时，专利申请量对研发支出的偏弹性系数；β2代表偏回归系数，是在研发支出不变时，专利申请量对风险投资额的偏弹性系数；t为第t年观测值；μt是随机扰动项。

3.2变量定义

本文将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Pd）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风险投资额（VC）和R&D投入（RDE）作为解释变量，来研究风险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

（1）被解释变量Pd表示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Kortum和Lerner；Tykova；Ueda和Hirukawa（2000，2000，2000，2006）将专利数作为创新的替代性来论证技术创新的能力。选取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作为技术创新替代性指标的优势如下：①衡量技术创新的常用指标有三个，专利就是其中之一；②考虑到外观型专利和实用型专利不能很好地体现技术创新（陈芳菲和张鹏，2011），本文采用是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数作为自主创新能力的替代指标；③与技术创新密切相关的专利数据可获性较高。

（2）解释变量风险投资额（VC）和R&D投入（RDE）。风险投资额衡量风险投资的水平。R&D投入的常用的替代指标为R&D经费内部支出（程昆，刘仁和和刘英，2006；王建梅和王筱萍，2011；邵同尧，2011；陈芳菲和张鹏，2011；方世建和王莹，2013；彭素芬，2013），然而在R&D内部经费支出的来源中包括政府资金、企业资金、国外资金和其他资金四个部分，其中，其他资金额源于风险投资额与债券发行额，现阶段我国通过债券发行的方式促进技术创新还非常少，这部分的资金绝大部分源自于风险投资，因此本文从R&D内部经费支出剔除了其他资金这个部分。

3.3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我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是1985年成立的，随后30年，风险投资机构的规模与数量不断增大，但是考虑到风险投资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实证分析选取的是1995～2013年的风险投资额、R&D投入以及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剔除通货膨胀并且取对数后的数据，并分析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lnPd）、风险投资额（lnVC）和R&D投入（lnRDE）三者之间的关系。数据来源：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的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整理获得；R&D投入的数据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历年数据整理获得；风险投资额的数据来源于2012年和2014年《中国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报告》；CPI的数据来源于《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风险投资额、R&D投入额以及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的原始数据单位分别为：亿元、亿元、件。

4实证分析

4.1平稳性检验

检查序列平稳性的标准方法是单位根检验，总共有六种方法：ADF检验、DFGLS检验、PP检验、KPSS检验、ERS检验和NP检验。因为ADF检验和KPSS检验是平稳性检验中普遍用到的检验方法，并且ADF检验和KSPP检验假设相反，如果检验结果一致，说明平稳性检验的效果比较好，因此，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见表1）和KPSS单位根检验对原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得出ADF检验和KPSS检验的结果一致：lnPD、lnRDE、lnVC变量的水平值存在单位根，一阶单整后为平稳时间序列，这表明lnPD、lnRDE和lnVC之间可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此外，对回归方程的估计残差ECM也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和KPSS单位根检验发现该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平稳。

为了检验lnPd、lnRDE和lnVC是否具有长期均衡关系，需要进行协整关系检验。通过LR、FPE、AIC、SC和HQ值五个准则确定滞后期，来确定最大滞后阶数。其结果显示：LR为1阶，FPE、AIC、SC和HQ为3阶，因此五个准则选出来的滞后阶数为3阶，可以将VAR模型的滞后阶数定义为3阶，评价结果是建立VAR（3）模型。因此，结果表明Johansen-Juselius协整检验中滞后阶数为2阶。下面对lnPD、lnRDE和lnVC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

说明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lnPD、R&D投入lnRDE和风险投资lnVC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与预期相符，R&D投入是决定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Pd）的重要因素，对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Pd）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同时，风险投资额对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预期仍相同。4.3短期均衡――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分析

本文lnPd、lnRDE和lnVC的数据通过ADF检验和KPSS检验之后发现其水平值和一阶差分都存在单位根，为非平稳时间序列，而一阶差分之后显示平稳，残差序列ECM平稳，并且lnPd、lnRDE和lnVC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因此，本文采用VECM模型来研究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lnPd、R&D支出lnRDE和风险投资lnVC的关系，通过Eviews 8.0建立模型，误差修正项为方程（3）和（4）：

ECMt1=lnPdt-1-1.5914lnRDEt-1-1.9559+εt（3）

ECMt2=lnRDEt-1-1.1817lnVCt-1-0.068+εt（4）

从短期来看，有如下三个结论：（1）R&D投入lnRDE和风险投资lnVC对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lnPd的影响系数比为1∶1.1817，表明风险投资额对技术创新的边际产出比R&D投入对国内专利的申请量的边际产出多18.17%；（2）并且风险投资额对国内发明专利的弹性的绝对值和R&D投入的对国内发明专利的弹性的绝对值均大于1；（3）R&D投入与风险投资额对技术创新的呈显著正向影响。由此，我国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效率与R&D投入对技术创新同期影响要高一些。这个结果相较于风险投资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比如美国而言，我国将近为美国1965～1992年间的三分之一（Kortum，Lerner，2000），同时与1991～1997德国相近（Tykvova，2000）。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方程有三个，其中最优修正方程为：

ΔlnPdt=-0.6964ECMt1+0.9352ECMt2+01584（5）

其中，误差项ECMt1、ECMt2的偏回归系数分别为-0.6964和0.9352，表示在R&D投入与风险投资额偏离均衡位置的时候，该模型将系统地按照R&D投入和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整体的偏离程度的-0.6964，同时也将按照R&D投入和风险投资额整体的0.9352倍的幅度向均衡位置靠近。

5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1995～2013年国内发明型专利申请量、R&D投入与风险投资额相关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分析风险投资与R&D投入对技术创新的作用，结果表明风险投资参与对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同时研究发现我国的风险投资业与美国这样风险投资发达的国家相比还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中国自从1985年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创立以来，逐渐在技术创新中摆脱对相关机构的固定的研发经费为主的现状。近年来

基金项目：本文是北京市大学生科学研究与创业行动计划课题成果，指导老师：郑春梅。风险投资额增幅非常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技术创新，因此在VECM模型中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是，本论文研究看出，中国之前存在的制约风险投资发展的因素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和我国风险投资环境的不断完善逐渐减少。但是由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我国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贡献水平仍处于德国20年前的水平，故我国要促进技术创新，达到风险投资行业发达的美国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还需要继续发展和完善我国风险投资环境和体系，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从而加速风险投资的发展，使之能够继续促进技术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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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小额论文篇10

关键词：融资融券 股市波动性 GARCH模型

一、引言

2010年3月开始，我国开展了融资融券交易。融资融券交易又称信用交易、买空卖空交易。融资融券交易自开始时社会公众对它的态度就褒贬不一。有人担心信用交易会加大股市风险加剧股市的波动性；也有人对此持肯定态度，认为这是中国资本市场走向成熟和完善的重要举措。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的选取和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2008年1月2日—2012年3月5日时间段共1020个交易日，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08年1月2日—2010年3月31日，表示融资融券开始前；第二阶段是从2010年3月31日—2011年12月5日，表示融资融券开始后，标地证券为90只；第三阶段是从2011年12月5日—2012年3月5日，表示融资融券开始后，标地证券为285只。融资融券数据由上交所网站数据统计里的融资融券板块所得。用（_RZ）代表每日融资余额的增量，用（_RQ）代表每日融券余额的增量。即_RZ=RZt-RZt-1，_RQ=RQt-RQt-1，其中RZt代表t时刻融资余额，RQt代表t时刻融券余额。

本文用上证180指数代表股票市场整体形势，数据来源于炒股软件。根据龚红霞的研究方法，用上证180指数的日对数收益率来代表市场波动性（VOL）。即VOL=lnPt-lnPt-1，其中Pt代表上证180指数t时刻收盘价。

（二）模型的设定

本文利用Eviews6.0软件对模型中的各参数进行估计，分析融资融券对股价波动性的影响。研究分为以下4个步骤：正态性检验、平稳性检验、模型的具体设定和实证、实证结果和分析。以下的分析结果均在Eviews6.0软件下所得。

1、正态性与平稳性检验

利用E-views 软件对序列进行正态性检验和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时间序列具有正态性分布，ADF检验见表1。在1%、5%或10%的显著性水平下，VOL、融资余额增量（_RZ）、融券余额增量（_RQ）都拒绝原假设，都是平稳序列。

2、模型的具体设定和实证

本文以上证180指数日对数收益率（VOL）为因变量，以融资余额增量（_RZ），融券余额增量（_RQ）为自变量来探索融资融券与股市波动性的影响。同时为了验证融资融券标地证券数量的变化是否对股市波动性产生影响，引入了两个虚拟变量d1、d2。d1=1代表的是融资融券标地证券数量为90只时，d2=1代表的是融资融券标地证券数量为285只时。具体模型公式为：

vol=c+β_RZ+γ_RQ+θD1+φD2 （1）

通过简单的线性回归可知，用直线回归模型来衡量上证180 指数日对数收益率所代表的上证股市波动情况与融资融券余额呈现的关系拟合程度不理想，通过对残差进行ARCH效应检验可知，在滞后阶数为5阶的情况下，ARCH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到两个统计量对应的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5，说明残差序列在5%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异方差。这说明公式（1）存在条件异方差，存在ARCH效应。

于是本文采用GARCH模型对其研究。为了使模型的回归结果更加准确，因此将虚拟变量D1，D2添加到残差项，从而考虑融资融券标地证券数量变化对残差项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3。

3、实证结果和分析

从以上的实证结果我们可以看出，D1、D2作为虚拟变量影响残差项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他们的引入增加了模型回归的有效性。从水平方程的回归结果看，融资余额增量（_RZ），D2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其对股市波动性没有影响，融券余额增量（_RQ）和D1则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相关系数的大小来看，四个变量的数值都相对较小，这说明其影响股市波动性的作用有限。从相关系数的符号来看，融券余额增量（_RQ），融资余额增量（_RZ）为正，这说明其对股市波动性具有正向作用；D1、D2为负，说明其对股市波动性具有负向作用。

通过以上实证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融资交易对股市波动性没有产生影响，融券交易对股市波动性产生了正向影响，不过其影响程度有限。二是融资融券交易制度诞生以来，其对股市波动性产生了负向的影响。这说明此项制度本身起到了平抑波动性的作用。并且在第二阶段（标地证券数量为90只时）显著的影响股市波动性，而第三阶段（标地证券数量为285只时）不够显著。

出现以上结果，笔者认为可能是以下几方面原因：

关于融资融券交易对于股市波动性影响的问题。首先的原因可能就是融资融券额占成交量比重相对过小，这就直接导致其影响股价波动性的有效性。其次保证金比率的高低也直接影响到融资融券交易的额度和有效性。关于第三阶段虚拟变量不够显著，笔者认为这和第三阶段时间持续的长短有很大关系。第三阶段样本数量过少会影响到计量结果的有效性，但可以肯定的是，融资融券制度本身起到平抑波动性的作用。

三、结论和建议

以上结果与很多学者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主要的原因是研究的市场不一样。得出融资融券会平抑指数波动结论的都是基于国内外成熟的资本市场（包括香港市场）。通过本次实证，我们也得出了融券交易可以平抑股市波动性的结论，相比于国内现有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国内的资本市场正走向成熟。

为了更好的发挥融资融券的作用，笔者认为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是要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加大监管力度。二是要扩大标的证券数量。虽然目前标的证券数量已经从90只上升到285只，但和沪深总体上市证券数量3772只（截止5月4日）相比，还只是占据一小部分。同时放宽融资融券交易的限制措施，使其交易更具市场化。三是扩大机构交易主体的范围，允许基金等机构从事融资融券交易。四是增加转融通交易方式。

参考文献：

①龚红霞. 融资融券对股价波动性的影响研究——以香港市场为例[D].广东商学院，2010

②廖士光，杨朝军.证券市场卖空机制对股价影响的研究——来自台湾市场的实证.南开大学，2004

③赵鹏. 融资融券对中国股市市场波动性影响研究[D].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1

④夏丹，邓梅. 融资融券对沪深股市影响的实证分析[J]. 商业时代，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