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结构分析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逻辑结构分析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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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文化背景 语篇 修辞 体裁

英语专业学生在低年级完成了基础阶段的学习后，积累了较为扎实的语言知识和技能，如何有效地开展高级英语教学，实现学生由对英语基础知识的掌握到运用英语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跨跃，是从事高级英语教学的教师一直思考和探索的问题。根据高等学校英语教学大纲对高级英语课程目标的描述，高级英语是一门训练学生综合英语技能，尤其是阅读理解、语法修辞与写作能力的课程，培养学生对名篇的分析和欣赏能力、逻辑思维与独立思考的能力。为了实现这一课程目标，本文提出将文化背景分析语篇分析及修辞分析融入到高级英语教学中，以期为该课程教学探索出一条途径，实现大纲规定的课程目标。

一、分析文化背景，提高学生文化意识

学习语言即学习文化。名家名篇之所以成为传诵之作，是因为有文化融入其中。文化承载着特定的历史，记录着不同时代人们对环境、社会、国家、人生等各个方面的感悟。背景文化是指课文的宏观语境，对语言外的关系意义起着连接作用，对正确地解读篇章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理解语篇的过程其实是学生的背景知识与语篇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在理解语篇时，中西文化的差异往往给学生的理解带来许多困难。很多学生由于缺乏相关的背景知识，严重影响了对篇章的正确理解。要让学生正确深刻了解课文，教师就要给学生提供必要的文化背景知识，如相关的历史及地理知识；作者生平主要活动及写作风格；相关国家的社会准则、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及审美观念等。将背景知识融入到整篇课文的学习之中，还有助于为学生营造一个浓厚的文化氛围，让学生更深刻地感受和体会文中语言所表达的情感及意义，脱离文化背景理解语言定会走向断章取义，而通过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去考虑作者笔下的人物性格及作者想表达的观点，可以使学生在逻辑分析中养成勤于思考、独立思考的能力。

二、分析语篇，培养学生语篇分析能力

Halliday与Hasan在其合著的“Cohesim in Engish”一书中，将语篇定义为“在一定语境下语义完整的口语和书面语的段落”，可见语篇是具有完整意义和情节的有机整体。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多对语篇进行分析，向学生讲解篇章的段落结构框架，力求保持文章内容和形式的完整，而不是把文章肢解成零碎的语言点和词汇。对语篇进行结构分析能引导学生利用宏观整体理解带动微观细节理解，以框架记忆带动细节记忆，获得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理解效果。语篇分析着重分析语篇的结构，包括微观结构分析和宏观结构分析，微观结构分析研究语篇连接的基本手段及语篇连接的机制，可以帮助学生扫清语言障碍，弄清句内及句际关系；宏观结构分析主要研究篇章的谋篇布局，帮助学生理解文章的整体意义。

三、导入修辞教学，提高学生写作能力

修辞，即美化语言。是增强言辞或文句效果的艺术手法。修辞手法的运用能提高语言的表现力、感染力、说明力。修辞能修饰文章的语言，从而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加深读者的印象，并达到特定的艺术效果，使作者的思想更清楚、更明白地展现给读者。理解修辞格是加强语言鉴赏力的重要手段，所以在高级英语教学中融入修辞格的有关讲解分析很有必要。张汉熙先生主编的《高级英语》中语言文字优美，篇章结构美妙，其主要的手段就是运用各种修辞达到了意味隽永的效果。如第一册第一课《中东集市》中就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格，包括比喻、拟声、对照、借代、押韵等，正是借助这些修辞格的运用，作者把古老的中东集市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不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修辞格，文章的描述效果将大打折扣。对修辞格的理解有助于学生欣赏篇章语言所孕藏的美，提升学生的语言审美意识，进而带动学生英语写作能力的提高。

四、确定文章体裁，深化语篇理解

文章题材大体可以分为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和描写文。不同的题材具有不同的特征。记叙文多注重情节性，如第一册第十课《震惊世界的审判》；说明文多注意条理性，如第二册第二课《马拉客什》；议论文多强调逻辑性，如第一册第十一课《字典的用途是什么》；而描写文则侧重于情与境的关系，如第一册第一课《中东集市》。另外，体裁不同，语言特色也不一样。记叙文的语言或朴实或生动，或豪放或婉约，或清新或凝重，或直白或含蓄；说明文的语言特色是准确、简洁；议论文的语言特色表现为准确、鲜明；描写文的语言特色在于使用具体、形象的词汇，为读者勾勒出一幅生动的画面。每篇课文因体裁不一，其教学重点、难点、分析和欣赏的内容也不相同。对于记叙文，学生要能理解全面意义和故事情节，鉴赏文中的遣词造句特色，叙述角度的选择等重点内容；说明文中作者对事物说明的顺序及层次是关键；议论文中最重要的是观点、论据及论证方法的分析及上下文的逻辑关系；描写文中要注意描法及修辞格的运用，等等。确定了文章的体裁，才能把对文章的理解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才能对篇章进行欣赏和评价。

高级英语课程对巩固英语基础，提高学生的理解、鉴赏及评判能力起着其他课程难以替代的作用。其课程目标的实现关系到学生是否能在综合技能上实现质的飞跃。因此，从事高级英语教学的教师应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1］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Halliday，M.A.K&R，Hassan.Cohesion in English［M］.London：Longman，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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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素材运用训练一直被视为高三作文复习的重头戏。学生在课内、课外积累了大量的作文素材，但从平时的训练来看，能恰当应用在文章中的却不多。为帮助考生解脱“心中有料，笔下无言”的困境，我在指导考生素材训练的实践中总结出三种规范运用素材的基本结构，分别是：引――议――联――结，起――承――转――合，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下面结合实例分别阐述。

一、引――议――联――结

1.结构分析

“引”，引言切题；“议”，道理阐述；“联”，事例论证；“结”，结束明旨。

2.实例阐述

心中有座桃花岛

“桃花影里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箫。”金庸笔下武功盖世的黄药师拥有如此绝美的离尘脱俗的桃花岛。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应该有这样一座桃花岛――绝少世俗功利的浮尘，亦无众生得失的羁绊；留有生命最初的纯真，拥有生命最真的善良。（引）心中有了这样一座桃花岛，我们就能静赏春花妩媚，闲听碧海潮升，坐观云霞飞渡，起吟冰雪秋霜。心中有了这样一座桃花岛，我们就能将滚滚红尘中扑面而来的浮躁喧嚣置于身外，我们就能坚守生命的本真，我们就能明白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名利得失奈我何？（议）回看2012，“最美人物”皆可证。最美女教师张丽莉生死瞬间勇救学生写成真爱篇章，最美司机吴斌垂危之际疏散乘客奏响动人乐章：最美“富二代”周江疆用生命谱写救人赞歌，最美女护士万永平列车接生救母女传为佳话，最美孕妇彭伟平跳水救童成美谈，最美清洁工卧倒水中清垃圾令人动容（素材）……无疑，他们的心中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桃花岛。瞬间摄人心魄的壮举绽放的是生命本真的芬芳，绽开的是人性善良的花朵。（联）――朋友们，洁净我们的灵魂吧。挣开得失的羁绊，拂去名利的浮尘，心中自有桃花！（结）

引，通过名人名言或材料引出分观点。议，分析说理，树立自己的分观点。联，联系素材，分析说理，证明观点。结，结束分论点的论述，回扣分论点。

该结构还能引伸以下类型的说理结构：

引（引出论点）――联（事例论证）――议（事理论证）――结（照应论点）

引（引言切题）――议（分析深化）――提（提点中心）――联（事例论证）――结（照应论点）

引（引言切题）――议（道理阐述）――联（事例论证）――议（再次分析深化）――结（提点中心）

引（引言切题）――议（分析深化）――提（点中心）――联（事例论证）――联（道理论证）――结（提点中心）

二、起――承――转――合

1.结构分析

“起”，引出话题；“承”，承接论述；“转”，事例论证；“合”，明确中心。

2.实例阐述

人尽其才方显人生价值

说起人生价值，有人认为帝王将相成就伟业，他们的人生是有价值的；也有人认为平民布衣辛勤劳作，他们的人生是充实的。（起，引出话题）的确，帝王将相也好，布衣平民也罢，只有人尽其才，方显其人生价值。（承，承接论述）北大硕士找一份能够养家糊口，能够学以致用，能够施展才华的工作，难道就贬低身份了吗？难道只有做官才是“正道”？难道只有做官才能实现人生价值吗？当然不是。（素材）没有蓝天的深邃，可以有白云的飘逸；没有大海的壮阔，可以有小溪的优雅；没有原野的芬芳，可以有小草的翠绿。有的人生于豪门却沦为精神乞丐，有的人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有的人正值年轻却苍老萎靡，有的人老当益壮不移白首之心。（转，事例论证）对自己的认识、对自己的定位以及时日标的追求历程，决定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与价值。（合，明确中心）

起，是指通过概述材荆引出话题。承，是指通过正向评议材料顺势提出自己的观点。转，是指通过列举几个道德滑坡的材料反面论证观点。合，是指通过正反对比论证再次阐明观点。

三、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1.结构分析

“提出问题”，引出话题；“分析问题”，分析说理；“解决问题”，总结点题。

2.实例阐述

追梦不息，笃定前行

追梦不息，笃定前行。每个人都有自己梦想，但是最终能实现自己梦想的人却没有多少个，究其原因，是缺少了那份执着的笃定前行。（提出问题）“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追梦的过程中总会遭受不同的困厄，我们如何面对这些困厄与阻挠？是笃定的行还是退缩不前呢？“打工作家”王十月用他的亲身经历给予我们一个答案――追梦不息，笃定前行。少不经事的他跟随着打工洪流来到了珠三角，辗转于各工厂间，重复的操作，高强度的负荷，（素材）没有对他追逐从事写作的梦想造成打击，反而更加让他笃定前行，他就是要走这样一条文学创作之路。也正是这种追梦不息，笃定前行的精神鼓舞着他，在机器声道轰鸣的印刷车间，王十月在“公家”的印纸板背面偷偷写着打工者的故事。（分析问题）梦想可以有许多，但人的生命是被限定，生命是如此短暂，倘若想我们的人生精彩的话，追梦不息，笃定前行就是必须的。（解决问题）

提出问题，就是引出话题，提出要证明的观点；分析问题，就是通过衔接过渡，引出实例，引用素材，对素材进行分析，围绕观点说理，论证论点；解决问题，就是总结前面的分析说理，得出结论，点明题旨，呼应开头提出的观点。

运用作文素材的范式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上三种，无论使用哪一种范式，都应该包含五种功能不同的句子：观点句、阐释句、材料句、分析句、结论句，就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就是我们说的标准议论段，例子如下：

舍弃应该舍弃的，你便是智者。（观点句）一个人活在世上，会面对许许多多的诱惑，却又不可能什么都能得到，只有适当地舍弃才能获得你真正想要的东西。（阐释句）世界文豪高尔基在他的房间失火时，他没有顾及衣物、家具、财产，甚至没有顾及生命，从熊熊大火中救出的是几箱书。（材料句）他舍弃了凡夫俗子眼中的财富，守护的是启迪心志、净化心灵的真正的财富。（分析句）正确的舍弃，使他的人格独具魅力。（结论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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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输电线路工程 信息模型 物理存储结构 逻辑存储结构

输电线路信息模型作为输电线路设计、施工、运维全生命周期的数据载体，在输电线路工程的各个阶段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设计输电线路信息模型的存储格式时需要考虑模型使用平台间的差异和不同阶段对模型数据内容扩展性的要求。模型物理文件的逻辑结构必须符合输电线路工程特点及使用要求，物理存储结构需要满足在不同阶段进行数据扩展的要求。

目前，输电线路工程中所涉及的设备模型及各类数字化成果均以离散的文件进行存储。这些数据文件缺乏统一的存储格式，往往只能在专有的软件平台进行使用。数据成果需要在不同的软件平台间传递时只能通过人工录入的方式将数据导入，整个过程浪费大量的人力且很容易产生错误。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论文将针对输电线路不同阶段的业务需求，采用多层级模型存储结构实现设备几何模型和属性参数的统一存储，以此为基础建立输电线路信息物理存储的标准格式。通过建立标准的信息模型物理存储格式，各个软件平台只需要针对真个标准开发相应的数据接口就可以实现对输电线路信息模型数据的共享和传递。

1 输电线路工程现阶段数据情况分析

输电线路工程数据主要包括设备模型、属性参数、图纸及附属文件等。这些数据在输电线路设计、建设、运行阶段中被广泛的使用。由于这些数据没有统一的数据结构和标准的数据打包方式，所有数据文件以离散方式存储。在不同阶段的软件平台中传递时往往需要根据不同的软件平台要求进行数据的录入，这个过程既耗费人力又容易产生错误。

目前国内对于信息模型存储格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系统架构的理论研究上，且对于标准存储格式的认识还停留于简单的数据文件堆砌层面，尚未提出一个符合输电线路工程应用要求的设备信息分层分类体系与信息交互体系存储框架。

本论文从对输电线路信息模型逻辑结构分析入手，对信息模型的物理存储结构设计和模型数据打包方法展开论述。最终形成适用于多平台的输电线路信息模型存储格式标准定义。对输电线路信息模型逻辑结构的准确分析能够为构建物理模型存储格式提供依据，输电线路呈现出复杂的网状结构特性，不同设备间的从属关系和拓扑结构是信息模型的关键。通过分析理清输电线路工程中各个设备的关系脉络，并以此为基础设计信息模型的物理存储结构。

2 输电线路信息模型逻辑结构分析

信息模型中数据存储格式的定义需要充分考虑输电线路工程本身的技术特点。输电线路工程是由多个线路段组成，每个线路段包含若干耐张段。耐张段按照档进行划分，由杆塔、导地线、基础、金具及各类附属设备设施构成。输电线路信息模型逻辑结构应当符合输电线路工程本身的特点，根据系统分类、设备分类、部件分类的层级关系，形成输电线路工程设备对象的逻辑结构树状图。分类方法参考现行的各类设备编码规范，界定和规范电网工程中涉及到的需要描述的设备对象和层次划分方法。

输电线路设备模型对象由具体的特征属性、三维模型和非结构化数据组成，这些数据描述了同种类型设备自身的特征。在输电线路工程中通过引用输电线路设备模型对象的方式实现对设备模型对象的复用。通过模型对象引用的方法实现对输电线路信息模型的分层管理。输电线路设备模型对象层只关注设备本身的特征。在输电线路工程应用层关注设计、施工、运维等相关信息与分类，从而达到分层细化管理，减少最终数据冗余的目的。如图1所示。

该逻辑框架中每层次分别处理相应的数据，属性链中描述设备族、设备模型、工程模型中使用的基本属性以及属性组合，包括设备族引用的自身物资属性，设备模型层引用的三维属性和厂家属性，工程模型层引用的设计、运维属性等。设备族使用属性链描述了具体设备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以及设备逻辑层次关系。设备模型引用具体设备族中设备并确定了设备对应厂家信息、三维模型信息等。工程模型引用具体的设备模型并确定对应的设计、运维信息，同时还构建整个工程设计对象逻辑树状结构。

属性链中描述设备族、设备模型、工程模型中使用的基本属性以及属性组合，包括设备族引用的自身物资属性，设备模型层引用的三维属性和厂家属性，工程模型层引用的设计、运维属性等。

设备族使用属性链描述了具体设备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以及设备逻辑层次关系。

设备模型引用具体设备族中设备并确定了设备对应厂家信息、三维模型信息等。

工程模型引用具体的设备模型并确定对应的设计、运维信息。同时还构建整个工程设计对象逻辑树状结构。

3 输电线路信息模型物理结构设计

要想使信息模型能够在不同的软件平台中进行传递就需要建立一个标准化的信息模型物理存储结构，这个结构应该是开放的、可扩展的。不同的软件平台能够根据标准的存储结构对文件进行解析并提取平台需要使用的数据，同时各个平台能够根据统一的存储标准在信息模型中增加数据供其他平台使用。

在进行物理结构设计时要充分考虑输电线路工程的逻辑结构。根据逻辑结构分析输电线路信息模型对象由特定具体的特征属性、三维模型和非结构化数据组成。这些属性信息仅仅是自身内部特征属性，区分并确定一类对象。线路工程引用信息模型对象来进行设计，若工程中出现多个相同的线路设计对象，线路工程设计对象则引用同一个信息模型对象减少设计数据冗余。

输电线路工程物理模型存储结构用于描述输电线路信息模型数据组成结构并组织具体工程数据。物理模型通过对逻辑框架的分析，确定工程数据存储结构和存储规范，指导具体工程如何归档数据。通过对输电线路信息模型逻辑结构的分析，输电线路工程物理模型结构框架如图2。

原始模型定义具体原始的三维模型数据，并通过自身引用构建复杂三维模型实体。设备模型引用原始模型定义的三维模型，并定义设备自身相关的特性数据。若设备由多个带有自身特性的部件构成，可以通过自身引用构建。组合模型引用设备模型定义的设备，并定义工程相关的设计数据。同样可以通过自身的引用模型的组合。

为了实现该框架，需要考虑两方面问题。一是如何对单独每层模型中的数据进行存储；二是在物理存储过程中如何实现不同层次之间的引用关系。两者结合决定物理存储结构。逻辑框架中使用引用来建立各层次之间的关系。这样可将其他数据通过组合的方式来归为自己使用，每层中只需关注自己本层的应用以及数据。

4 输电线路信息模型打包方法

为了将离散的数据文件变成最终的信息模型，需要对数据文件进行打包行政最终的信息模型物理，文件格式框架如图3所示。文件框架由三个区块构成：表头、索引域与存储域。表头中包含FILE_DESCRIPTION、FILE_NAME、FILE_SCHEMA等属性参数，通过读取表头信息可获取关于文件创建时间、创建工程师以及文件数据排列格式规范版本等信息，为有效读取后续具体工程数据提供基础支持；索引域按输电线路信息模型逻辑结构分为四级，可有效提高数据查询读取的速度。同时，索引域描述了对应级别数据的处理过程，为第三方应用程序有效提取数据提供支撑；存储域是具体工程设计数据与属性数据的存储区块。

4.1 索引域

第一级索引包含工程名称、工程类别等信息，用于描述工程属性以及工程类别；第二级索引指向不同类型的电网工程（变电工程、输电工程），描述单一类型的电网工程形成属性、数据地址等信息。多个或单个二级索引组合构成一级索引，二级索引对应输电线路信息模型逻辑结构中的工程模型层；工程模型由多个实体设备模型组合形成，因此设计第三层索引指向工程模型中不同的设备模型，该级索引对应输电线路信息模型逻辑结构中的设备模型层；同理，设备模型由设备族实例化后形成，因此设计第四级索引描述设备模型中设备族元素的数据特征。

4.2 存储域

存储域中的数据严格遵循索引结构，进行分区块存储。如图3所示，数据存储呈现嵌套的结构，按索引级别从低往高进行嵌套。一级区域首先描述工程整体的参数，然后分区块表达各类工程；同理，二级与三级区域首先描述该级数据描述内容的综合信息，然后依次由下一级数据组合而成；四级区域是对设备族的描述，设备族由多个属性链构成，而属性链存储与本地应用模型库中，因此设备族是数据存储区域的最后一级。在组装工程时，应用程序读取设备族成分，抽取本地属性链库，形成设备族元素，然后依次向上组装，最后形成完整的工程模型。

5 输电线路信息模型实例

本文通过构建220kV架空输电线路工程一个标段的电网信息模型对相关技术的可行性、实用性、先进性进行分析和论证。架空输电线路工程的设备包括杆塔、绝缘子串、基础、金具、导地线。按照电网信息模型的四层结构模型对工程进行划分。

最底层为设备的原始几何模型和所有属性参数定义，这些元数据构成电网信息模型的最小数据单元。构成输电工程设备的零部件模型包括：角钢、螺栓、节点板、金具、绝缘子、钢筋等；基本属性参数定义包括所有设备对应的参数名、数据类型等定义。

上一层为设备族，该层数据是由底层几何模型通过引用方式构建而成，通过对几何模型的引用能够有效的减小单个工程设备模型的数据量。以绝缘子串为例，设备族数据由所引用底层几何模型的唯一标识符和该模型在设备族中的相对位置关系构成。

在设备族之上是工程设备模型，工程设备模型由设备几何模型和属性参数组成，几何模型引用自设备族，属性参数引用底层属性参数定义并进行赋值。

最上层为工程模型，通过将设备模型层的数据赋予坐标位置信息及工程属性得到最终的输电线路工程模型。

采用本结构生成的架空输电线路工程其物理存储空间大小比传统建模方式小50倍以上，以220kV双联绝缘子串2NP21Y-4040-16P为例，该绝缘子串共使用绝缘子模型30片，连接金具及线夹共13个。单个部件模型大小平均为1.5Mb，整个绝缘子串模型共计1.5*43= 64.5Mb，使用信息模型四层结构后该绝缘子串模型根据部件引用原则仅需要使用1片绝缘子模型，其他连接金具数量也降为8个，模型总计1.5 * 1 + 1.5 * 9 = 15Mb左右。通过对比可以直观的发现，采用新的模型组织结构能够大大降低模型所占物理存储空间，有效的控制模型应用成本。

6 结语

通过研究输电线路信息模型在不同平台间的数据传递技术实现了输电工程数据在设计、施工、运维不同阶段的数据交互。采用统计技术量化管理对象与管理行为，实现设计研发、计划、组织、生产、协调、销售、服务、创新等职能的综合运转。依托数字化技术，可促进传统输电工程在各个方面的技术更新，使企业在持续动态多变的全球性市场竞争环境中生存发展并不断扩大其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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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志力，韩文军.电网工程数字化移交工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J].电力建设，2014，35（2）：66-69.

[3]胡君慧，盛大凯，郄鑫，齐立忠.构建数字化设计体系，引领电网建设发展方向[J].电力建设，2012，33（12）：1-5.

[4]梅念，陈东，杜晓磊，杨媛， 王赞， 程炜. ±400kV青藏直流联网工程换流站三维数字化移交[J].电力建设，2012，33（5）：21-24.

[5]于恒友，刘波，彭子平.基于HBase的输电线路综合数据存储方案设计[J].电力科学与技术学报，2014，29（2）：58-64.

[6]王奇，钱海，常安，宋云海，邓红雷，林冰垠，李述文.基于数字电网统一功能架构的高压输电架空线路专家系统的设计与实现[J].华东电力，2014，42（4），698-703.

[7]李晓骏，邱家驹.基于三维GIS技术的输电线路地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J].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学报，2003，15（1）：5-9.

[8]齐书情.动态提高输电线路容量系统数据采集及处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D].上海交通大学，2008.

[9]张建平，余芳强，李丁.面向建筑全生命期的集成BIM建模技术研究[J].土木建筑工程信息技术，2012，4（1）：6-14.

[10]李晓骏.数字输电网络的关键技术研究[D].浙江大学，2003.

作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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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学位论文评价；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G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5-0222-02

学位论文质量评价体系是以保障和提高学位论文质量为目标，依靠必要的组织机构，把各个组成要素的质量评价活动严密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任务明确，职责、权限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1]。与容易使用定量的评价方式对其成果进行评估的自然科学硕士论文相比，人文社会硕士论文科学成果因广泛、复杂则较难评价。这不但使研究生学位论文评价工作难以顺利开展，也会影响到研究生教育规模与质量的整体发展。所以，构建和完善科学合理的人文社会科学硕士研究生评价指标体系已经成为我们亟须完成的任务。

一、对21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硕士学位论文评价体系进行调查分析

（一）调查方法

研究采用的方法主要包括文献资料法、综合分析法、层次结构分析法、文献计量法、个别访谈法和专家评审等方法。理论研究部分，充分利用图书资料和网络文献数据库，搜集21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硕士学位论文评价体系的相关资料，深入理解和综合分析文献内容，一方面详尽地了解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硕士学位论文评价体系的特点，另一方面明确国内外人文科学成果评价已取得的成果和不足。实证研究部分，主要运用层次结构分析法、个别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确立评价指标及其权重，形成相应的论文类成果和应用对策类成果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获取实证研究样本相关数据，对数据进行相关的统计分析，以验证指标体系的信度、效度和不足，以明确该评价指标体系的改进方向。另外，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加强与论文指导老师和学生的沟通和交流，及时发现和解决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积极创新，将理论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以弥补认识上的不足。

（二）样本收集

确定研究对象：具备研究生培养的石油类院校、理工类院校、国内顶级院校、地域差异的院校、省内有代表性的院校。收集数据方法：通过电话访谈，相关大学网站收集相关资料以及通过相关的期刊或研究报告等资料获取相关数据。除此之外，我们重点选取了二十余位学术评价领域的理论学者和科研管理部门的实践专家，以面访、邮件、电话方式进行了访谈和书面反馈。

（三）21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硕士学位论文评价体系统计分析

通过选取，最终有21所高校被列为研究的对象。一方面研究这些高校研究生学位评价体系的细化分类，另一方面探析各类高校研究生学位论文评价体系内部的权重分配，各个指标之间相互关系，从而发现研究生学位论文评价体系分配的规律。

以中国石油大学、西安石油大学、西南石油大学三所石油院校的硕士研究生论文评价体系为蓝本，结合其他18所高校的硕士研究生论文评价体系的分类方法，将21所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硕士研究生论文评价体系进行系统的统计分析得出以下统计结果：一级评价指标的论文选题主要包括三个二级指标：要求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的学校统计数量21个；要求选题前沿性的学校统计数量13个；要求选题新颖性的学校统计数量3个。一级指标论文水平主要包括七个二级指标：要求研究方法的学校统计数量19个；要求理论基础与专业知识水平的学校统计数量16个，要求文献综述的客观性与全面性的学校统计数量15个，要求写作的逻辑性的学校统计数量12个，要求论文研究难度与工作量的学校统计数量8个，要求材料的充分性与可靠性的学校统计数量7个，要求观点鲜明、立论正确的学校统计数量2个。一级指标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三个二级指标：要求新观点与新见解的学校统计数量19个；要求潜在的社会效益的学校统计数量9个；要求获奖或的学校统计数量4个。一级指标写作能力主要包括五个二级指标：要求文字表达能力的学校统计数量16个；要求书写的规范化的学校统计数量10个；要求设计图形、图表的规范化与标准化的学校统计数量9个；要求学风严谨性的学校统计数量5个；要求摘要表述简洁规范反应核心内容的学校统计数量2个。一级指标答辩情况主要包括三个二级指标：要求回答问题水平的学校统计数量9个，要求报告重点及阐述情的学校统计数量7个，要求着装及态度情况的学校统计数量3个。

（四）制定人文社会科学硕士学位论文评价的原则

从评价需求、评价过程、评价结果和评价持续等维度看，应关注以下六项原则：可操作性原则，即分类方案在评价过程中要具有可操作性。分类不能过于复杂，分类颗粒度切分要恰当，以保证分类框架清晰简明，并在最大程度上能够与评价主体的常识判断保持基本一致，使评价主体较容易把握，从而提高评价操作的效率和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可比性原则，即分类方案的评价结果要具有可比性。只有同类比较才可以实现同一指标下的度量，评价结果也才具可比性、可信度，这就要求分类标准明确和界线清晰。可扩展性原则，即分类方案要具有一定的扩展张力。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日益交融和加速推进，专业学科也随之细分、交叉、融合。因此，保持评价分类体系具有较广的范围适应性和较强的功能扩展性，有利于评价结果的持续性比较和评价工作的一致性开展。可靠性原则。评价指标的设计不仅要考虑评估对象的特征，同时也要考虑指标的实际可操作性，指标的内容应明确，数量需适当，同时，同一参评项目中不同研究成果的各项指标间应具有一定的内在一致性，相互之间不会产生矛盾。客观性原则。保证评价指标的客观性，使评价指标及其评价结果符合研究成果的实际质量和水平，所设计的评价指标才具有现实意义。独立性原则。当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某一指标被修改或调整时，其他指标应具有适当的独立性，不会因某一指标的修改和调整而使评价指标或评价结果之间相互矛盾。

二、确立人文社会科学（法学类）硕士学位论文评价指标体系

着重选取了人文社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学生代表和科研管理者开展问卷调查，共形成有效问卷200份。为保证问卷调查结果能够较好地反映人文社科各学科领域的实际情况，发放问卷时还对受访对象进行了学科比例控制。

重新选取了人文社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学生代表和科研管理者开展问卷调查，共形成有效问卷200份。为保证问卷调查结果能够较好地反映人文社科各学科领域的实际情况，发放问卷时还对受访对象进行了学科比例控制。

人文社会科学（法学类）硕士学位论文评价指标（答辩用）

三、评价体系的应用及结果分析

该评价体系针对科研管理者、专家和2013年毕业的人文社会科学硕士研究生进行了实际应用，该硕士学位论文评价体系一经使用即得到了学生、相关科研管理人员及指导教师的一致好评，一致认为该评价体系的主要优势表现在三个方面：客观科学：在全面探析各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评价指标之间的内在关系基础上，能够客观科学地反映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实际水平。严密可靠：该评价体系所采用的评价项目和权重比例之间的关系是严密的，选择的应用对象具有代表性，评价结论具有可比性，因而能够对研究生学位论文水平进行可靠评价。操作简单：与其他评价体系相比，该操作步骤简单明确。答辩之前学生可以通过该体系判断是否符合答辩标准，指导教师可以通过该评价体系衡量学生对毕业设计的完成情况并督促学生。答辩时各答辩评委可以准确科学的评定学生学位论文的综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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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大学英语精读 一体化教学模式 听说一体化 读写一体化 读译一体化

1.引言

为了满足学生的需求，一线英语教学者和科研工作者不断尝试新的教学方法和模式，如语法翻译法、听说法、交际法等。2004年，《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明确提出要“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和一定的读、听、说、写、译的能力，使他们能用英语交流信息。大学英语教学应帮助学生掌握良好的语言学习方法，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提高文化素养，以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这一培养目标对大学英语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给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带来了挑战。本文提出并首次尝试性地将一体化教学模式应用于精读课堂，使教师在使用同一教材的基础上，将听、说、读、写、译融为一体，调动学生自主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增强其英语实际应用能力，最终达到教学目的。

2.一体化教学模式内容

一体化教学模式在英语教学中已不罕见，以大学英语视听说课程居多，强调视、听、说三种感官的有机融合。闫建华等（2008）、钱虹等（2011）实证研究了一体化教学模式在写作教学中的应用，指出一体化教学模式下，学生的写作积极性大大提高，写作水平明显提升。田荔（2010）、张谡等（2006）虽然指出了一体化教学模式在精读课堂的有效应用，但前者脱离了与教材具体内容的实践结合，后者只对“读写一体化”这一种策略进行了探讨，本文将弥补二者之不足，以教材为出发点，从三个方面阐释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实施内容。

2.1听说一体化

听说一体化的实施建立在主题教学模式的基础之上，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实际交际能力，将信息输入“听”与信息输出“说”有机结合起来。要求听说主题与课文主题保持一致但不拘泥于课文，留给学生拓展的空间。这里的听是有准备地听，泛泛地听；说既包括听力材料的内容陈述，又包括对主题内容的有感而发。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2.1.1课前预习环节。老师对单元主题加以拓展告知学生，学生预习时有的放矢地准备相关内容，作为课上听力和讨论的背景信息。

2.1.2课上听写环节。老师将听力材料播放两遍，学生边听边做笔记。笔记不要求与文本完全一样，但内容要尽量与原文接近，既练习了听力，又进行了创造性训练。

2.1.3课上陈述和讨论环节。学生分组后，首先，小组内互相交流笔记内容；其次，小组代表陈述本小组情况；再次，小组内部根据老师的问题和材料内容讨论观点和原因；最后，各小组间互相交换意见。讨论环节视具体情况而定，可以是讨论，也可以是信息拓展，还可以是展开辩论。

以《大学英语 精读》（上外版）第四册第二单元“Deer and the Energy Cycle”为例。学生预习课文时应准备与“energy（能量）”相关的词汇，课堂导入时老师播放英文视频，复述之后学生要对话题“How energy makes the world go round and what we should do to make the energy cycle？”进行小组讨论并发言。“听说一体化”不仅适用于课文导入部分，对课文语篇内的背景信息同样适用。这样学生既锻炼了听说能力，又加深了对背景知识的理解，将跨文化素养的培养融入精读课堂。

2.2读写一体化

读写一体化，顾名思义，就是以读带写，以写促读，即模仿阅读材料构建写作思路，通过写作练习加深对阅读材料的理解。读写一体化包括篇章读写模式和段内读写模式。上外版《大学英语精读》所选课文篇篇经典，尤其是说明文和议论文，无论是通篇结构还是段落结构，都堪称学习写作的典范。鉴于段内读写模式既可模仿篇章结构，又可学习句法词汇，本文只对段内读写模式进行探讨。同样以“Deer and the Energy Cycle”一文的第一自然段为例。

2.2.1段落结构分析。大学生学英语时往往只关注词汇和句子层面，少有注意语篇。老师的作用就是将学生带进来，再引导学生自己游出去。本段在结构上有两点值得学习：一是如何表达作者观点；二是如何阐述主题句。前者本段采用了对比的方法，后者使用了道理阐释的方法。这使得作者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读出段内结构，找出句子间的连接词，在写作时尽量模仿。

2.2.2句子结构分析。无论说明文还是议论文，作者写作时总是能做到长短句结合及多种句式的交叉使用。比如，例段中仅有5句话，却涵盖简单句、强调句、主从复合句和倒装句，读起来朗朗上口，既不晦涩，又不过于简约。学生在读的过程中需要弄懂句内逻辑构成或语法构成，在解析句型结构的基础上构建句型结构，实现读和写的完美结合。

2.2.3词汇层面运用。词汇分析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句与句之间衔接手段的逻辑和功能关联词，例如some...others...，but等；二是修辞手法和描述性词语的使用，例如“currency”暗喻性的用法。学生只有在写作实践中准确地运用所学词汇，才能真正理解词汇含义，实现输入与输出的统一。

可见，读写一体化不仅仅依赖教师的引导、学生的配合，更重要的是要有恰到好处的教学材料，本教材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2.3读译一体化

读译一体化，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语法翻译法。语法翻译法以教师为中心，母语为教学媒介，关注句子结构和语法，强调英汉互译的准确性，通过翻译理解篇章内容，换句话说，翻译是方法，理解是目的。本文提出的读译一体化虽然也包含英汉互译两个方面，但实施方法与语法翻译法相反，把任务交给学生，强调学生的参与性，英语为授课语言，在篇章理解的基础上翻译，翻译不再是方法而是培养目标，成为学生学习的动力，从而保证其积极性。

读译一体化教学模式中，英译汉指课文复杂句子的翻译，汉译英指课后习题的句子翻译。前者要求学生熟读并理解课文内容，在语境中推敲句子含义，后者则要求熟练掌握课文的句子结构和词汇用法。英汉互译技能培养的过程如下：

2.3.1段落整体把握环节。对段落整体意思的认知是弄懂每个句子的前提，要求学生找出段落的topic sentence和supporting sentences，训练学生通过已知信息猜测未知信息的能力。

2.3.2复杂句子paraphrase环节。英译汉不是简单的逐字逐句的翻译，而是包括结构分析、文化理解、词语转换在内的复杂思维活动，甚至常常遇到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句子。因此，paraphrase便成为连接原句和目的语句的纽带。

2.3.3句子翻译润色环节。在paraphrase的基础上，将解释出的英文句子加工成地道的汉语。

2.3.4重点词汇把握环节。要进行反向练习，必须弄懂重点词汇的意思和用法，进而将课后练习的句子翻译进行到底。

读译一体化的实施，加深了学生对阅读材料的理解，培养了学生英汉互译的能力，在阅读培养翻译技能的同时也促进了阅读能力的提高。

3.教学检验

本次英语教学模式的改革达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得到了培养，英语综合技能得到了提高，尤其是听说能力；在构建一体化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的同时，老师对教材有了全新的认识，个人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通过四级模拟考试选出两个成绩相当的班进行为期一个学期的教学实验，学期末又进行四级模拟考试，实验前后的成绩对比如表一和表二所示：

实验结果表明，实验班的模拟平均成绩明显高于控制班，且除深度阅读和完形填空外，实验班的其他各项成绩均高于控制班，这跟课堂一体化教学同时培养各项技能密切相关，同时也说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得到了充分调动。

4.结语

实践证明，一体化教学模式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积极性，甚至学困生也不再厌恶英语学习了；一学期的教学实验表明，学生的英语水平在“听、说、读、写、译”各方面都有所提高，实际应用能力增强。但是，一体化教学模式对老师的教学设计和组织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老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和课堂的组织者，更是教学材料的演绎者和教学活动的引导者；备课时间明显增加，但由于学生积极配合，课堂教学效率高，较强教学效果省去了繁重的课后课业负担，学生在轻松快乐的环境中掌握了英语技能。因此，这种教学相长的教学模式值得推广，从而使英语课真正成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技能课堂。

参考文献：

[1]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2]Jack C.Richard & Theodore S. Rodgers.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3]闫建华等.澳洲ESL一体化教学模式主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策略[J].外语界，2008（4）.

[4]田荔.一体化教学在主题教学模式中的探究[J].科技信息，2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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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语语言翻译特点分析 

（一）形合与意合。从语言学看来英语具有形合的特点，汉 语具有意合的特点。形合是指几句短句和长句之间的关系是 显性的，形式上逻辑是非常严格和清晰的，通过语法和词汇 逻辑关系实现了句子全部意义的表达。形合更加倾向于用链 接词的应用，不管是长句还是短句都是用链接词来链接，例 如：if、and、so等，同时也what、how等关系链接词，也有 介词to，in一户状语功能的非谓语动词结构，也就是我们经常 说的动名词。各种链接词的应用使得句与句之间、单词与单 词之间的链接关系显的非常明显和清晰。英语的语言结构就 是一种通过连接词的过渡，实现了各种词汇和句子之间的链接。 

（二）语言树状。英语是比较注重主谓结构。主+谓（S+V）、主+谓+表（S+V+P）、 主+谓+宾（S+V+O）、 主+谓+间宾+直宾 （S+V+o+O）、主+谓+宾+宾补（S+V+O+C）是英语语言中比较常 用的句型结构，这几种结构通常在长句中也是主句，然后各 种短语、分句和从句在利用各种链接词进行链接和延生，让 长句像一颗大树一样在主句上生长出各个枝叶。各种不同句 型就形成了我们熟知的长短句和复合句，我们可以从语言树 状上清晰的看到英语的形合的特征。 

二、英语长句翻译具体分析 

笔者基于英语长句翻译提出了几点现实性依据，如下： 

（一）认清主谓关系 

在任意一个英语成句中，主谓系统是不可或缺的，可在长句中找出全部动词，然后对此类动词进行分析，明确其是 从句谓语动词，或者是主句谓语动词，抑或是具有状语性功 能的非谓语动词结构。 

（二）分析结果后进行翻译工作 

参考分析结果，选择相应的翻译技巧和策略对英语长句进行翻译，同时确保译文与汉语表达习惯相符。 

例 1： He worried that his dog would not get another here bone because Billy had hidden the bones in the house before going back to the hospital，and ④now he could not remember where⑤ he put them 

通过对本句的分析可以看到，worried、would not get、had hidden、going、could not remember 和 put 是本句中的所有动词结构，而关联词则包括 that、because、and、in、where 和 before。综合来看， that 是一个宾语从句的引导词，而 would not get 

则是谓语动词，his dog 是主语，another 是宾语； because 是一个状语从句（ 阐明原因） 的引导词，其中 had hidden 是谓语 动词，Billy 是主语，the bones 是宾语； 地点状语和时间状语成 分分别由介词 in、before 构成，going 则以动名词形式列于介 词后； ④是一个并列状语分句，是由 because 和 and 所引导的 状语从句（ 表原因） 的构成部分，其中 he 是主语，could not re-member 是谓语动词，由 where 所引导的一个宾语从句则是这 个并列状语分句的宾语部分； ⑤是一个宾语从句，由连接词 where 引导，其中 he 是主语、put 是谓语、them 是宾语。从整 体上来看，在这个长句中， 是主句，其主语和谓语动词分别为 he、worried，而由that 所引导的宾语从句则是主句的宾语。此时这个看似复杂的英语长句结构已经明了，即 1 主句+ 2 宾语从句 + 2 原因状语从句，因而其逻辑关系自然也就十分清晰了，我们可以参考原文句子顺序，选择顺译法来翻译句子，译文为： 贝利害怕他的狗再也没骨头可以吃了，因为在返回医院前他把骨头藏起来了，而且现在他忘记自己把骨 头藏在哪里了。 

三、英语长句翻译的步骤 

我们知道了英语语言的行合和言语树状的特点就可以对 英语长句翻译找到合理的步奏，首先我们可以对英语长句进 行主句分离，进行句子结构分析，从一个长句子中找到我们 以上说的五中结构；其次，在句子中找到链接词，这种连接 词就好像是句子的枝杈根部，只有认识枝杈根部才能对这个 分支进行理性的识别，找到but、that、to、because、which、with这类链接词和非谓语动词结构，然后对构成句子的短句 进行分析，判断这一句型结构是非谓语动词结构还是从句结构或者是并列结构；再次我们要分别这一句型是主句谓语动 词还是从句非谓语动词，因为英语句型结构成立必然是包含 主谓语的；最后。我们根据之前的分析结构对长句进行翻 译，然后对汉语翻译进行修饰，使其符合汉语语言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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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诵读法。

即熟读和背诵的方法。诵读法是日渐被现代语文教育者注意的传统教学法。大声朗读，口熟而成诵是文言文教学的特殊要求。通过朗读，可以培养学生语感。而文言文比现代文讲究韵律，带有明显的声音美，学生也愿意读。在朗读中，教师要教给学生朗读的方法，包括朗读的节奏、语气、语调、语速，能更好地朗读课外作品，从而形成能力。需要指出的是诵读需与会意密切结合，疏通文义；例如在背诵《出师表》时，要抓住诸葛亮由谈论形势到三条治国方针的提出，由叙述21年来的经历到“出师”战略目标的提出，由归纳各方面的责任到全篇主旨的点明这条行文线索，做到灵活记诵。

二、讲解法。

讲解法的运用是灵活多变的，可以先有学生预习课文，参看注解，查工具书，同学之间互相讨论，试着自行讲解。也可以在预习之前，教师先把课文范读一遍，并对难懂的词语，句式作些解释，然后再让学生经过预习，逐句讲解，如有错误，教师及时订正。还可以先让学生试着将课文译出来，教师有重点地提问某些词语的意义，对于难度较大，学生无法解答的，由教师讲解。这样，既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又节约了时间。

三、讲析法。

即“用讲述分析来加深对课文内容和写法理解的教学方法。分析要从教学目的出发，抓住课文的特点和重点，紧棵扣课文的字词句来进行。可以侧重于课文的某一方面，如人物分析，情节分析，结构分析，语言分析，逻辑分析，表现手法分析等，不必面面俱到。”例如分析文言文的表现手法，要因体裁的不同而重点不同。议论文着重在篇章结构，论点论据；人物传记着重在选材，剪裁和人物描写；写景抒情的散文，着重于景物描写和意境。对同一体裁的课文，重点也有所不同。例如《桃花源记》和《小石潭记》同是游记，《桃花源记》着重记所见所闻，写的是人，事和活动的经历；《小石潭记》着重所见景物，写的是景物特征，教学重点自然应有所区别。

四、评点法。

即对古诗文的谴词造句，布局谋篇以及思想艺术等方面进行品评点示。评，主要用在层次段落间，对文章的内容和写法作简明扼要的评析；点，主要用在字词句间，就其精妙与疑难之处作出启发和提示。要评得中肯，点得准确。例如，在讲《登鹳雀楼》一诗时，对其中的“依”，“穷”二字要点，对整首诗所表现出来的雄浑开阔，激越昂扬的格调要评。以此帮助学生理解和领会全诗的意境。

五、自学练习法。

1、查注自渎。这种方法主要用于预习阶段和较浅显的课文的学习。

2、试讲回讲。试讲是学生在老师讲解之前，尝性地讲解课文。叶圣陶说“”

3、标点翻译。

4、文意猜读。文意猜读法是学生在文言文的自学过程中，运用已有的知识，根据上下文的关系，对新知识作出的合乎逻辑的推测从而明确文意的一种方法。一般从以下几个角度去猜读：a从词的结构去猜。如“暮而果大亡其财”（《寓言三则智子疑邻》）“果”，“大”，“财”的词义与现代汉语一致，可运用猜读法猜出：“果”——果然，“大”——极大，“财”——财物。

六、比较法。

要比较古今字义异同、语法异同、词性变化活用、一字多义、多字一义。如“箕畚运于渤海之尾”（《愚公移山》）句中“箕畚”要译成“用箕畚”，要比较，使学生明用法。又如多字一义现象，“曩与吾祖居者”、“向吾不为斯役”（《捕蛇者说》）两句中“曩”与“向”均是“从前”之意。还可比较思想感情和写作特点。如《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两位作者虽然都受贬，两篇文体基本相同，但抒发的感情却有区别，《岳阳楼记》表达了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旷达胸襟，很难见到受贬后的抑郁之情；而《醉翁亭记》却流露出作者受贬后娱情山水以排谴抑郁的复杂感情。

七、归纳法。

即贯讲时能上连下挂，归纳总结，使知识系统化。例如教《马说》、《爱莲说》、《捕蛇者说》之后，要归纳说明，“说”是古代文体名，跟现在的杂文大体近似，是议论文的一个分支。其内容大多是一事一议，也就是借一件事或一种现象来表述作者对某些事物或问题的见解，常具有由小见大的特点；形式上则表现为叙议结合，叙为议设，议由叙生，议是核心，大都是卒章见志。总之，教学中要引导学生逐步做好文言知识的归纳整理工作，促使学生掌握的文言知识条理化和系统化，并由此产生领悟和联想，内化和迁移，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提高自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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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不可译性；先验；必要条件；聚合关系；组合关系

Abstract: The paper differentiates two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empirical and the transcendental， and argues for the latter as the way to theorizing translation. Theory involves four necessary conditions. The author pides these conditions into two main groups – linguistic and extra-linguistic – and argues that the linguistic conditions are logically prior to the extra-linguistic conditions. In the light of modern linguistics， the linguistic condition or the structure is a priori and refers to the paradigmatic relations of linguistic signs. The possibility/impossibilit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one linguistic paradigm into another shapes the problematic of translatability/untranslatability. A case study of the poem “Jing Ye Si” reinforces the theoretical argument with untranslatability as its focus.

Key words: untranslatability; transcendental; necessary condition; paradigmatic relations; syntagmatic relations

1. 理论反思

1.1 先验与经验

面对翻译研究，我们可以提出两类性质不同的问题，从而导致两种不同的方法，最后又将呈现出两种虽可互补但性质迥异的成果。

问题之一：如何在句段层面尽善尽美地完成两种语言之间的话语转换？问题之二：一切翻译如何是可能的或者不可能的？第一个问题关注翻译行为本身(translation performance)。此“行为”与索绪尔的“言语”(laparole)或一般所谓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相对应。这是一个经验性(empirical)问题：一旦跨越了经验之界，就是非法的。第二个问题不关心“如何将一段话语翻译得更好”等技术性问题，而是要追问：使一切翻译成为可能/不可能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它与经验相关，但不等于经验。其性质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先验(transcendental)。

第一个问题和涉及的方法，与常识相通，而且实用价值显著。正因为此，这种淡化了认识论维度的翻译研究，如同缺乏科学性的传统语法一样，仍然充当着课堂教学的主角。通过翻译的成果，也可以从翻译行为中抽象出几条乃至几十条训律，当做“理论”来讲授。其合理性，主要体现在它对技能训练的关注。但是，技能训练与理论思考毕竟是两回事。一旦混淆，此进路的弊端就会暴露出来。此弊端可称之为“从经验到超验的飞跃”：一方面，每一次翻译行为，都是一次语用事件，既不可重复又不具备普遍有效性；另一方面，对尽善尽美的追求，又往往驱使经验行为膨胀成对超验的追求(transcendent inquiry)。熟知的案例是所谓“信达雅”三字经。这个念了近百年的经，隐含了一个不合法的哲学认识论假定：我们可以超越自身的经验界线，在语言和语境两个方面同时进入他者的世界。其政治和伦理学蕴含是将异质归约为同一(reduction of the Other to the Same)。这种“从经验到超验的飞跃”，既是对意识形态嬗变的回应，也是乌托邦社会工程在翻译研究中的折射。从唐代佛经翻译到如今，一千三百余年了，汉民族的翻译研究一直执着不懈且洋洋得意地在“经验 —— 超验”这个怪圈中徘徊。①就研究的主体而言，文学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之间几乎没有区别，审美和认知混为一谈。这种严重匮乏先验意识的智性传统，正是近代科学认识论未能在汉语文化圈中生成的根本原因。在长达一个世纪的西学东渐过程中，我们往往用经验来理解先验，然后通过各种渠道直奔超验。文学/文化批评如此，翻译研究亦然。经验当然要研究。但是，无先验则无理论。

第二种性质的问题和理路，要探索那些逻辑地先在于一切翻译行为同时又是任何一种翻译行为都无法摆脱的基本要素。它感兴趣的是“科学”，不是立竿见影的“技术”。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最关心的不是如何描述和说明某一个家族的某一种遗传现象，而是要探讨一切遗传现象如何是可能的这个先验问题。他们为这个逻辑地先在于一切遗传现象的必要条件取了一个名字“基因”，然后再通过可控制的实验去证明它的存在 —— 从先验假设返回经验证明。同样道理，翻译理论不是教会学生如何去从事具体的翻译活动并获得优质的译文，而是要解释翻译本身如何是可能或不可能的。在这个先验的问题框架内，不容许出现任何超验的问题，如“上帝存在”、“终及关怀”、“信达雅”等等。

立于认识论和现代语言学基础之上的翻译理论，只涉及“临在性”(immanent)领域。②它要探讨这些临在性领域，如何影响和决定了翻译的行为。对其中任何一个临在性领域的全面关注，都可衍生出一套相对独立的翻译理论；但是，没有哪一种理论可以涵盖其它临在性领域内的所有问题。这些临在性的、逻辑先在的必要条件，大致区分如下：

A. 原文语言(source language)和译文语言(target language)的结构，即：符号与符号结合并构成系统的特定方式。

B. 使原文和译文能被各自社会接受的写作成规和阅读成规。成规是多价性的；认知、伦理、审美都包括在内。

C. 写作/翻译发生时的社会文化上下文。它指向特定的意识形态动因。此动因必然影响创作和作为再创作的翻译行为并在原文/译文中再显。

D. 原文产生时那种特殊的个人化的情景，即：一种绝对不可重复的语用事件，其中包括了创作者个人才智的闪耀和对社会文化上下文的独特回应。此语用事件，又必须通过译者在另一社会文化上下文中的想象来重构，从而导致了另一个语用事件。重构的可能性，是建立在头一个语用事件的不可重复/必须重复这个悖论之上的。

显而易见，上述四类必要条件全部都逻辑地先在于一切经验性翻译行为，同时又对后者施加决定性影响。先验进路，必须分门别类地瞄准上述不同的临在性领域，提出各自的理论框架。另外，按分析法而不是综合法，③上述四种必要条件的先验程度也不一样。从第四往第一倒数，逻辑的先在性不断增强，其理论的涵盖面也不断拓宽。最具先在性的，便是语言的结构问题。追到底，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将取决于这么一个问题：在什么意义上，两种语言之间的结构性转换是可能的？在什么意义上，则是不可能的？通过翻译行为而出现的理解/误解之共生现象告诉我们，可能/不可能同时存在。研究不可译性，出于方法论和主题的需要，当然会悬置可译性，但不等于否定后者。无论侧重可译性还是不可译性，最基始的翻译理论仍然是研究结构转换问题的理论。这也是本文反思和个案分析的焦点。

1.2 区分两类必要条件

上述第一种必要条件即语言结构，为语言共同体全部成员分享。作为结构，它是一种抽象的形式，没有具体的内容，却为所有的内容（包括敌对的内容）提供了逻辑先在的运作机制。此条件，可称为语言的必要条件(linguistic necessary condition)。后三种必要条件涉及具体内容，与特定意识形态发生关系。它们不是“语言性”的——非语言结构的，却又与语言性纠缠在一起。三者可并称为非语言的必要条件(extra-linguistic necessary conditions)。

在研究语言翻译问题时，一定要区分语言的必要条件即语言结构(la langue)和那种包含形形非语言要素同时又“寄生”于语言结构的所谓“语言”(le langage)。后者就是常识所指的“语言”，它总是与非语言的必要条件纠缠在一起，使“语言”这个概念处于一种“未经审视”(unexamined)的状态。符号学的实际创始人叶尔姆斯列夫指出：一定要先弄清语言结构及其运作方式，然后再进入涉及哲学、文学、社会、逻辑、心理学等众多学科内的各种语言问题(Hjelmslev， 1963: 5-8)。70-80年代的语用学转向，将研究的重心投向各种非语言的必要条件。但是，不能为了语用而悬搁结构，更不宜抛弃“语言结构”(la langue)而返回“语言”(le langage)。因为这无异于重拾19世纪的语言观。文化人类学内的结构主义神话批评和后现代的社会语用学就是这样做的。④顺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开辟的共时语言学理路，我们甚至可以追问：英美语言哲学所言的“语言”，是指la langue还是指le langage？（英语中无langue和langage之分，只有一个词language。）我以为是指后者。那么，这种“集物理、生理、心理、逻辑、社会学等等为一体”的“语言”(Hjelmslev， 1963: 5-6)，又如何能将意义、指涉、真理等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呢？同样道理，忽略了语言结构的先在性和结构转换的可能性/不可能性，一切翻译理论都会有违初衷地被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非语言学问题冲淡乃至消解自身的理论目标，从而失去作为一门相对独立学科的必要条件。

当然，语言的必要条件和非语言的必要条件，不能绝对分立。但是，两者之间的范式性区别和语言的必要条件之先在性必须坚持。综合了两类必要条件的翻译理论，至今尚未出现。笔者以为不可能，并视之为诗学乌托邦终极关系之非法套用。所谓“全面地整体地看问题”，并不等于将问题的全景都能同时纳入视域，而是要求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持视角的局限性，明白其边界线大致在何处。各种翻译理论之间的互补，有助于克服单一理论的局限性。但是，互补不等于否定各种理论之间存在的逻辑先在性强弱之别。研究语言翻译，首先要研究语言的结构。语言结构的转换，是一切翻译理论无法回避的基始问题。

1.3 警惕翻译理论的误区

假“翻译”之名的言说数不胜数，却不一定与翻译理论相关。语言哲学家奎因在《词与物》一书中提出“翻译的不确定性”问题(Quine， 1998， Chapter Ⅱ)。有论者视之为对翻译理论的重大贡献(郭建中，1999；冼景炬，1993；方万全，1993)。其实，奎因要探讨的是内涵或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外延或指称的不确定性(陈波，1998：120)。从表面看，他编的那个故事（假设），似乎涉及了语用事件的不可重复/必须重复之悖论，于是进入了上述四种必要条件中的一种，因而有助于某一种翻译理论的确立。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四种必要条件，对翻译行为来讲都是必要的，缺一不可。这与分门别类的研究并不矛盾。从其中一个必要条件抽象出来的理论，要靠另外三个来为它设限划界。反观奎因的翻译观，其出发点是译者对原文语言一无所知，而只能在各种不同的语境或情景中去猜测“Gavagai”这个词，结果引出了“翻译的不确定性”之说。排除了最基始的必要条件，哪里还有什么翻译理论可言！奎因要打掉“意义的心灵论”，同时又要证明在言语行为中指涉对象的不确定性。其贡献，与翻译理论所言的两种已知语言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硬扯进来，只能增添莫须有的混乱。

翻译理论的另一误区是玩“提喻”(synecdoche)的游戏，即：以部分代全体。典型案例是解构主义对翻译“再创造性”的极度张扬。有论者尊之为一种新的翻译理论（陈德鸿、张南峰，2000）。解构策略的线索并非“不确定”，而是非常清楚：在质疑“我注六经”之可能性的同时——即推翻“信”的原则，将“六经注我”的不可避免性推向极端，以“再创造”来消解不可重复/必须重复的悖论。此悖论，其实是一种“二律背反”(antinomy)，因此不可以通过等级二元的重建来消解。换言之，即便在语用事件之“重构”这个问题框架内，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合法性就已经颇成问题了。然而，此翻译“理论”并没有到此就收手。它的最终目标是以“再创造”或“六经注我”为武器，去颠覆先在的语言结构，瓦解先在的写作/阅读成规，批判先在的社会文化上下文。这实际上是以“再创造”的名义来替代实乃消解其它翻译理论的可能性：“提喻”游戏的活用典范。颇具反讽意味的是：正是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为我们揭示了“提喻”的政治含义和权力意志。不过，解构主义又认为“提喻”虽有暗渡陈仓之虞，但在话语实践中却无法清除。先指出某种“过失”及其不可避免，然后又凭此“过失”去横扫一切，其雄辩之力有如“我是流氓我怕谁！”这种翻译研究中出现的虚无主义反乌托邦倾向，与追求完美秩序的“信达雅”乌托邦追求一样，都是反认识论的。在哲理层面，两者均涉及本体和终极关怀问题，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也可以承担积极的先锋批判的使命，但无法替代认识论探索和翻译理论之建构。德里达和奎因之言可以启发思考；就翻译理论而言却不足为据。中国学界对此不可掉以轻心，因为从乌托邦转到反乌托邦只有一步之遥。它对“经验——超验”的民族文化心态有先天的吸引力。

1.4 作为语言结构的聚合关系(paradigmatic relations)

何谓语言结构？国内文学/文化批评界热衷的话题是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这是通过误读后结构主义而造成的常识性错误。符号无法单独存在；单个“符号”肯定不是符号。结构即系统。在索绪尔那里，语言结构是指水平的组合关系和垂直的聚合关系之间的互动(Saussure， 1960: 128-129)。“意指活动”(signification)就在此互动中发生。它仅仅承担了结构所具有的必要条件，从而在方法论上可以合理地悬置经验性言者/写者和各种非语言的必要条件。如言及“沟通(communication)或翻译的全部问题，则一定要考虑被悬置的其它要素。敝于此，就会视语言结构这个必要条件为充分条件乃至充分且必要条件，从而导致不合法的语言（结构）决定论。

在索绪尔之后，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组合和聚合，哪一个是逻辑先在的呢？索绪尔语焉不详。在北美，坚持笛卡儿“普遍心智”(the universal mind)的乔姆斯基一直盯住句法问题即组合段。另外，从洪堡特(Humboldt)，中经波尔斯(Boas)，萨丕尔(Sapir)，一直到沃尔夫(Whorf)，几代语言学家们共同建构了一套“语言相对性”理论(linguistic relativity)，已成为文化相对主义的语言学支柱。他们的分析，也是集中在句段即组合段(Gumperz & Levinson， 1996)。

索绪尔的直接继承人和语符学创始人叶尔姆斯列夫却将上述显性的组合段重述为“语言的过程”(process)，而逻辑上先在于此“过程”且使后者成为可能的隐性的聚合关系，则称之为“语言的系统”(system)(1963:9，39)。分析法的贯彻，使叶尔姆斯列夫发现：语言结构或曰“系统”是指聚合关系；组合/聚合的互动，实际上是聚合关系隐性选择在显性的组合层面之“现实化”(realization)。他指出：“没有一个系统支撑的过程，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没有过程的系统，却不是不可想象的。系统的存在，没有预设一个过程的存在。系统的出现，不必依靠过程的发现。”(1963:39)当今著名符号学家艾科(Umberto Eco)也持相同立场(1979:9)。当然，叶尔姆斯列夫并非断言在言语活动中，系统可以独立存在。他是通过分析法找出了逻辑上最具先在性的关系结构，以便揭示出语言深层的运作机制。

偏重组合关系或句段，是因为在各种欧洲语言之间，聚合关系的相似性远远大于其差异性。它们有共同的形态学(morphology)和音位学(phonemics)就是相似性的证据。这也是印欧语言家族得以成立的根据之一。一旦进入东西方之间的语言对比研究，麻烦就大了。我们知道，本世纪之前的汉语研究并没有如今的“语法”一说。文言文书面语连标点符号都不需要。《马氏文通》之后，中国人参照外来的模式建构了一套描述汉语组合关系的句法规则。此诠释性的抽象，反过来又成了规范现代汉语“过程”的依据。这种相当西化的句法，与古汉语/文言文的句法形成鲜明的反差，再加上词义的变迁，结果古汉语似乎成了另一种“语言”。说它是另一种“语言”，是基于以下表面的观察：如果仅仅就组合段和语义而言——这正是当今西方“语言相对性”理论的关注点，其“语言能力”（乔姆斯基）是绝大多数当代汉族人所不具有的，反倒是一些汉语讲得结结巴巴的少数西方汉学家能进入其中且如鱼得水。另外，简体字和繁体字之别，使海峡两岸的青年一代在读起对方的文字表述时总会有不顺畅之感。那么，又如何解释汉语是世界上唯一尚存的古代语言呢？几千年不散的汉语共同体之根基何在呢？一旦按叶尔姆斯列夫的理路，视聚合关系为真正的语言深层结构，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无论是古汉语，还是现代汉语，文言文还是白话文，繁体字还是简化字，都是同一个聚合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化”而已。几千年的历时态演变在组合段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而聚合段却依然如故。这在世界语言史上是罕见的奇迹。鉴于此，在汉语和西方语言的对比研究中就不应将注意力集中到句法。否则，就会落入西方语言/文化“帝国主义”的套路。遗憾的是，我们的汉语语法教科书大多重句法，轻形态学。原因很简单：汉语没有欧洲语言意义上的形态学特征(如：前后缀等)。殊不知形态不仅指视觉/听觉可察的形态，更指抽象的形式，即亚里士多德所言的“形成力”(a shaping force)。没有诉诸视听的形态变化，这本身就是一种形态。另一方面，少数语言学家在句法的框架内走极端，鼓动向古汉语的句法回归，将语言学家置于语言立法者的地位。西化的汉语句法，也是汉语的句法。语言历时性演变的结果，不应成为“民族主义”情绪宣泄的对象，更不能将人文性终级关怀和本体论引入汉语语言学，偷贩不合法的超验问题。⑤究其学术视域之弊，是没有认识到什么才是汉语的结构问题。

1.5 汉语的聚合关系

汉语的区分性特征，语言学界已有共识：调位的(tonemic)、单音节的(mono-syllabic)、表意的(ideographic)。它们涉及音、形、义；兼顾了声音语言和文字语言；涵盖了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从这三个概念入手，也可以进入汉语的结构问题（王宾，1997）。就翻译理论和结构的转换而言，有些可能的含混需要澄清。

首先，三个概念的提出，完全是以欧洲语言为参照，分别对应于音位、多单节和拼音。这条思路不仅包含了原型/变体或中心/边缘等级二元先入之见，而且在实际操作时也有诸多不便。譬如，单音节词（语素）虽是汉语的最小表意单位，但现代汉语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双音节和三音节词，而西语中也不是没有单音节词。重叠之处，并不等于语言结构的相似，因为结构问题与每一个词内的音节多少没有必然的联系。不重叠之处，又何以能说明结构的差异呢？不同语言之间的对比研究，要尽量避免使用暗含了原型/变体等级二元式概念。只有同时平等地适用于不同语言系统的范畴或曰“元语言”，才能帮助我们找到问题的关键。组合和聚合才是中西共用的“元语言”概念。

其次，音位是区分意义的最小单位，调位不是。为什么？因为汉语普通话四声中的每一声往往都包括了几个尚未区分开来的单音节词（语素）。这个由不懂汉语的英国语言学家琼斯(Daniel Jones)提出的概念虽被中国语言学界认可，却问题多多（克拉姆斯基，1993）。要想检验很容易：将一段汉文用第一声从头念到尾，看看汉族人能否听懂。调位和音位都属于聚合段，但是调位的独特作用不在于区分意义。全为一个“形成力”，调位不仅决定了汉语平仄和韵律，而且使几乎每一个汉字（语素）都成为一个同音异义词(homophone)。各种歇后语，还有相声艺术，均可从同音异义词中找到自身存在的必要条件。这在印欧语言中是罕见的现象。不可译性，在此处几乎是绝对的。唐诗的格律和“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如何能转译成西语呢？

最后，“表意”是指方块字不直接表示语音，仅用来记录一个词从而使它代表独立的意义。这与方块字的外形特征无关。国内批评界有人接过“语言学转向”的口号，侈谈方块字外形如何高明，将其与某种抽象艺术的关系当成语言学的结构来发挥，犯了常识性错误。⑥汉文字作为一个整体，不是全部方块字的整体，而是由方块字之间的关系构成的整体。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与方块字的字形本身无关。

调位带来的不可译性毋庸赘述。下文的个案分析将集中在表意文字的形态学特征——不是汉字的外形，而是基于汉字之间结合方式的结构问题。此特征并不玄妙。它是指：汉语的字词（语素）本身无人称、时态、语态、语气、性、数等变化；它没有冠词，也缺少西方语言意义上的情态动词；没有前缀和后缀从外形上来显示词性和词义的变化；等等。正是这种“不在场”(absent)形态学特征，产生了一种任何西方语言都没有的特殊的形态学建构力。以英语love为例，此动词性词位(lexeme)在其聚合段内包括了love/loves/loved/loving以及相应的助动词／情态动词搭配。通过社会约定俗成的法则之挑选，其中一个语素(morpheme，被视为词位的变项)进入组合段，与其它一些通过法则从各自聚合段中挑选出来的语素在水平方向上结合，便有了短语，句子和语篇。反观汉语的“爱”，由于没有上述英语的形态学之分，从声音到外形都是“爱”，即：担当了词位（一般）／语素（特殊）的双重功能。其后果之一，是每一个词（语素）在组合段的词性／词义，不像英语那样受到来自聚合段的较严格的逻辑约束，常常可以在不变词序的前提下，改变词性／词义，从而读出不同的句段含义来。文言文可以无标点符号和断句的多种可能，原因就在于此。不变词序的反面是随意改变词序，其极端的案例是汉语的回文诗。⑦标点符号的引入和句法理论的西化，掩盖了上述汉语的形态学特征。揭示这些熟视无睹现象的重大意义，就论证了汉语/西语之间结构转换的不可能性。

2. 个案分析

2.1 作为共时性文本的《静夜思》⑧

汉语文本数不胜数，为什么挑选《静夜思》？确定典型个案的标准是什么？在什么意义上《静夜思》是一个典型的个案文本？

在语言问题的框架内，典型性就是共时性。共时/历时的划分不是以时间的跨度为参数，而是以研究的性质为依据。可将三千年作共时处理，从中抽象出基本稳定的共同要素；也可将三个月作历时处理，详细描述其间的细微变化。同为共时性进路，时间跨度不同，抽象的广度和深度也不同。从先秦到当代，汉语共时性的最基始成分是由调位性和表意语素形态学特征共同组成的聚合关系。内化为语言共同体的行为自觉，就叫做汉语的“语言能力”。当然，先秦以降的历时态演变，虽然没有触动聚合关系，却在句法、词义、词形等方面留下了永久的印迹。因此，先秦汉语的共时性和现代汉语的共时性不可等量齐观，可以分开来做语言学的“知识考古”或者“谱系分析”。但是，不存在福科所言的“断裂”，因为聚合关系即语言结构未变。另外，语言学的共时性，不仅指文字语言，也指声音语言。不考虑声音语言的共时研究，不被语言学认可。最后，对共时要素的抽象或描述，要返回言语实践中受到检验，而唯一的检验权威就是语言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说到底，语言学是一门经验科学，不是形而上哲学或文学创作；任何先验假设，都要返回经验实践去取得合法性。共时性的上述方方面面，就是挑选个案文本的标准。

《静夜思》的句段和语义对当代读者不构成任何理解上的困难。这就意味着：除了稳定的聚合关系之外，它的组合段以及语义都经受住了从唐代至今的种种历时性嬗变的考验，至少可视为一个时间跨度达千年之久的汉语共时性文本。其次，一个文盲或学龄前儿童在听到朗诵此诗时，可凭其语言能力当下把握它的意义。这就在相当大程度上兼顾了声音语言和文字语言。第三，由于上述两个事实，对《静夜思》的结构分析——这是不可译性的根据，可由汉语共同体内任何一个成员按照其语言能力来检验。语言共同体不同于文学或其它学科的共同体。后者由精英组成，前者无精英/大众之分。笔者的结构分析，如果与读者的语言能力相悖，错在笔者。由此又得出《静夜思》的第四个典型特征：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语言/文化文本而不是一个狭小的文学精英文本。语言是大家共有的，语言翻译研究不能以文学翻译为主导。

为论证不可译性，先陈列《静夜思》原文和一种大致符合英语写作/阅读成规的英译文：

静夜思 Thoughts on a Silent Night⑨

床前明月光 Before my bed is a pool of light;

疑是地上霜 Can it be frost upon the ground?

举头望明月 Eyes raised， I see the moon so bright;

低头思故乡 Head bent， 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

2.2 “静夜思”句段的不可译性

如前所述，一个句段中每一个词（语素）都隐含着一个垂直的“未出场”的聚合关系。每一个聚合关系，都涉及一连串的词（语素）。在言语活动中，各聚合段遵循社会约定俗成的法则，各自筛选出一个词（语素）“出场”，在水平面组成句段。与“静”相关的英语词silence/silent/silently属同一聚合段。在该聚合段内，三者的区别清清楚楚。当其中一个按语言法则进入句段后(如：英译文中的silent)，另外两个便处于隐性状态，即“不在场”。汉语句段中的“静”同样隐含着一个垂直的聚合关系，其中就包括了“静”的名词、形容词和副词。可是，即使在该聚合段内，三者从语音到形态都完全一样。这一形态学特征，是所有汉字共有的。英语形态学规则，使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合乎英语语法的句段中将名词silence读成副词silently。错读将破坏语言的法则。如硬将silence改为silently同时又不违背语言法则，那就要调整词序，重组一个句段。重组就意味着对各个聚合段“出场者”的再挑选和再组合。易一字而动全句，其实是指聚合段之间关系的调整及其在水平句段的投射。与之相反，由于汉字（词）没有欧洲语言的形态区分，所以当名词“静”被读成副词“静”时，句段中的其它字（词）就有可能与各自所属的聚合段内的“不在场”者调整关系，重派“出场者”却又不改变原句段的词序。通俗讲就是重新“断句”。当然，这种不改变词序的“断句”自由并不是无限的，仍然受制于汉语约定俗成的法则。但是，其自由度却是欧洲语言无法企及的。鉴于此，“静夜思”句段的不可译性就凸显出来了。

“静夜思”可视为一个无标点的“文言”句段，有五种可能的“断句”。它们是“静”、“夜”和“思”所属的三个聚合段在水平的句段层面的五种可能的关系组合。五种可能如下：

1） 视“静”为形容词，“夜”则为名词；两者构成一个形容词组，作定语来修饰名词“思”。结果：静夜（形）+思（名）。

2） 将“思”读成动词，定语“静夜”旋即改变性质，成为副词性状语。结果：静夜（副）+思（动）。

3） 视“静”和“夜”为两个副词，修饰动词“思”；全句段为“静思”和“夜思”之合并。结果：静思+夜思。

4） 将“夜思”读成一个名词性词组，“静”则为形容词。结果：静（形）+夜思（名）。

5） 将三个字全读成名词，即“静·夜·思”。结果；静（名）+夜（名）+思（名）。

五种可能的“断句”表达了五种句段的含义(sense)。无论取哪一种，都不会与全诗的内容冲突。五种可能严格局限在结构分析的框架内，因此超越了与时空上下文相联的一切非语言的必要条件，其性质内在于汉语结构之中。其不可译性可从两方面展示。

首先，五种水平的组合关系及其生成的含义(sense)，在英语中必须由五个分立的句段来表达。在翻译过程中，取其中一个可能的“断句”，就是对其它四个的否定，同时也被后者否定。换言之，A与非A之分，已渗透到英语的结构中，前文转引的英译《静夜思》无论怎么修改也无法将五个句段压缩成一个。

另一方面，在包含了五种可能的“静夜思”句段中，形/副/名词的自由转换和彼此间关系的重组，实际上使得事物的状态（名）、性质（形）和活动方式（副）处于互动互换的过程中。在欧洲语言内，状态/性质/方式属不同的范畴，虽然彼此间形成关系，但各自的属性一定要区分。一旦像“静夜思”那样彼此替代，就会呈现出不同意象(images)的混杂交织，从而使每一个意象既“在场”又“不在场”，或曰“有无相生”，“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这种审美和哲理的效果，能通过翻译再现吗？

解构主义或许会以此为据来证明解构式的“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分延”说(difference)。我以为不可。作为一种阅读策略的解构主义，要解构内在于欧洲语言的逻辑成规，⑩然后从中读出“意义的不确定性”。“静夜思”的非逻辑性是由汉语的结构决定的，不是解构出来的。意义的确定和不确定，首先是由语言系统决定的。对于汉语读者来讲，“静夜思”句段根本不存在“意义的不确定性”问题。另外，“静夜思”句段的五种可能“断句”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可译性，可以接受语言成规的检验。解构的结果刚好相反——彻底冒犯了语言成规。最后，解构要将语言共同体熟悉的东西彻底地“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笔者对“静夜思”不可译性的分析，则要将我们视之为当然的东西条理化，明晰化。

2.3 主/客关系的不可译性

与写作/阅读一样，翻译一定会涉及行为的主体、客体以及他们所处的时空上下文。这也是哲学和中西比较哲学的热门话题。存在于语言之中且依靠语言来表述的哲理，要返回语言本身来接受审视。比较哲学提示的差异，往往可从语言的不可译性中找到根据。鉴于此，笔者应顺语言学理路，视“主体”(subject)或“自我”(self)为时空中的“指示语”(deixis)。涉及主体和时空的指示语很多，最基始的是人称代词和作为时间/地点的副词“此时”(now)/“彼时”(then)，“这儿”(here)/“那儿”(there) (Lyons， 1977:275-276)。于是，哲学形而上学问题就转化为人称代词在时空中的关系问题。提问的方式也就改变为：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摆脱“我”、“他”等人称代词的限定约束？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超越那些已经范畴化即语法概念化了的时空关系（时态等）所划定的界线？这可不是本质主义哲学的化简归约，而是分析法的追问。本节只讨论主/客关系的不可译，时间问题待下一节处理。

《静夜思》无人称代词“我”。主语人称代词之“缺席”，是古汉语中常见的叙事模式。这一模式已沉淀在现代汉语的“语言能力”之中。否则，此诗会冒犯当代汉语阅读成规而令人不堪卒读。“缺席”的合法性从哪里来？它来自人称代词聚合段所具有的灵活性(即：可以“在场”，亦可以“不在场”）以及此聚合段与其它聚合段在水平组合层面的运动。它对意指活动(signification)的影响是双重的。

首先，作为观念的“我”，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无须进入思维的领域。浪漫主义运动的“自我”和哲学意义的“主体”从意识中淡出。后结构主义或许会称之为“非中心化的主体”(a decentered subject)。不过，汉语的阅读成规不会从《静夜思》中读出“作者之死”（罗兰·巴特）。李白的主体性，已通过心理/形体动作而弥漫在主体与他物的关系之中。这个未出场的“我”，绝对不是“文本”中的一个既无神性又无人性的功能性纽节，而是所有关系的汇聚点。孟子“天下皆备于我”在汉语和儒家学统内其实是指“天下关系皆备于我”。“我”者，“不在场”的中心也。这与德里达批判的那种身处结构之外又要控制结构运作的“先验所指”(Derrida，1978)，完全是两码子事。德里达笔下的“不在场的中心”，是本质主义哲学观的“中心”，它预设了一个独立于外部世界的自在自为的“主体”。西语人称代词“我”与“他”之分，则是主/客之分最基始的语言前提；“提示语”概念的提出，也只不过将此二分置于时空上下文之中。反观《静夜思》，主语人称代词的“缺席”，排除了独立存在之“主体”的可能，读者只能从主/客关系中体察到作者的存在。这种主/客在认知或审美心理过程中的合一，则由汉语的结构提供了最基始的必要条件。包括塞尔(Searle)在内的一批著名的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模式会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该语言共同体的非语言行为，包括视觉艺术(Gumperz & Levinson，1996:32)。“决定”一词也许有语言决定论之嫌，但“影响”是肯定的：汉语的审美成规，使我们从一幅无人在场或者人形极不惹眼的传统山水画中读出人之精神的“在场”。诗画一体的艺术形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方才日渐式微。

1989.

转贴于 另一方面，当《静夜思》进入汉语读者视域时，决定其接受方式的各项要素中，最稳定亦最基始的仍然是写/读共有的语言结构。与作为客体的诗相遇的另一个“我”（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不会出场。“我”与“他”是相辅相成的，无此即无彼。既然在阅读的当下把握中，不会有“谁在思”或“谁思乡”之类的问题出现，读者之“我”也就无须登场。“我”/“他”同时排除的直接后果是李白与无数读者之间实际存在的时空距离在阅读中消失。这种主/客合一的经验性心态，是心理学问题，也是形而上哲学问题，但首先是语言结构问题。论证“人/天合一”汉语文化传统的人生追求，不宜从哲学概念和命题中去找根据，而必须返回精英/大众所共有的语言。当然，当我们企图从李白的传记资料中去寻找解释的“权威性”，当我们按泊来的理论去思考《静夜思》如何“反映”或“再现”了客观世界，这时，“他”就出现了，“我”也同时登场。主/客在时空中的二元对立在意识中升起。

《静夜思》文本中的主/客关系如何传译？英语的结构和意义的生成方式，能允许译文中主语人称代词“I”不在场吗？更麻烦的是：哪一个词（语素）可以从特定句段中退出（省略），不是由该句段本身来决定，而是取决于该句段中每一个在场的词（语素）所从属的众聚合段之间的关系。因此，即使费尽脑汁重构一个“I”不在场的英译，也还要面对动词的形态问题。人称和动词形态是绑在一起的。（在有“性别”区分的法语、德语等欧洲语言中，人称之分几乎与所有其它词的形态绑在一起。）动词单数第三人称形式预设了“他”；英译文中的动词形式预设了作为行动主体的“我”。在汉语阅读过程中，《静夜思》内五个动词的形态特征不预设“我”/“他”之分。一旦从阅读转入翻译，与人称和主/客相关的问题统统返回意识领域。翻译，就是改变原文中的主/客关系。

2.4 时间意识的不可译性

如果说主语人称代词的缺席在汉语叙事中是相对的，那么动词时态无形态学区分则是绝对的。沉淀在《静夜思》字里行间的汉语时间意识由此而生。

何谓“时间意识”追问“何时”(when)。“何时”要凸显一个语用事件的时间上下文。在时间之中来追问一个语用事件在“何时”发生，又构成另一个语用事件。严格讲，我们只可以谈过去和未来，因为“此刻”瞬息即逝。英语动词时态的形态学区分，再现了英语共同体的时间意识。这是语言结构本身对“何时”的追问和回答。使用语言的人，即使在具体的言语行为中没有直接提出“何时”的问题，语言结构已经将问题和答案置于言者的意识或下意识之中。不同的语言系统，呈现出不同的时间意识。

汉语动词无形态学区分，逻辑先在地排除了语言结构本身在句段层面对“何时”的西语式追问和回答。汉语共同体的成员在阅读《静夜思》时，不仅“谁在思”？而且“何时在思”的问题也不会进入思维和审美过程。在汉语结构中生成的时间意识，已将“过去”和“将来”凝缩在此刻当下的阅读活动之中；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阅读，又将“此刻当下”撒播到“过去”和“将来”。在一千多年的时间跨度内，数不尽的读者带着汉语特有的时间意识，在《静夜思》这个小小空间内来来往往，各自的身份又因主/客分野之淡出而无须界定。此现象大致可描述为：无限的时间在有限的空间内展示，有限的空间又在时间中扩张，从而为每一位读者提供了他/她身在其中的“无限的时刻”(a timeless moment)。这正是语言结构的张力和魅力之所在。表面看，此现象类似后现代文化批评所言的“时间的空间化”(the spacialization of time)或“超空间”(hyperspace)：过去/未来化为特定空间的一刹那。其实不然。造成西方后现代社会“时间空间化”的原因，是认知的“零碎化”(fragmentation)，“时间的断裂”(temporal disconnection)，“神经质的崇高”(hysterical sublime)，乃至“精神分裂或式的语言”(schizophrenic or drug language) (Jameson，1995; Kellner，1989)。透过上述扑朔迷离的后现代言说方式，可依稀窥见西方先锋派文人在试图破坏语言和文化成规的过程中如何同时又承受了破坏带来的阵痛痉挛。《静夜思》“时间空间化”和“空间时间化”同时进行，不是对语言成规的破坏，而是由语言结构提供了可能。这里只有在自然语言之中的整体性，连续性和美学的崇高。此外，西方后现代批评家杰姆逊(Jameson)对“时间的空间化”批判，恐怕与英语的时间意识以及他本人的黑格尔历史观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在关联。

如果以上分析言之有据——语言之据而非哲学思辩和诗歌的想象，那么谁又能反驳《静夜思》时间意识的不可译性呢？

2.5 “思”的心/脑关系不可译

在“思”的聚合关系中，不仅有名词“思”和动词“思”，不仅有动词“思”的各种可能——过去、现在或将来的“思”，而且还有与“思”的语义相近或相异从而可在句段层面取代“思”的其它表示动作/性质/状态的词（语素）。前者在聚合段内没有语音和词形的区分；后者（如：“想”、“忘”等）则因语义和词形的区分而减弱了翻译的难度。可是，一旦对“思”作一番语义学考察，并与英语中可能的对应词（语素）加以对比，就会发现问题并非那么简单。

《静夜思》英译的“思”取名词“thought”，悬搁了动词的“思”。这已经是对不可译性的遮蔽。再往深追探，英语的“思”在其聚合段内包含了一个表示情感的词（语素）。在此聚合段内，think/thought与feel/feeling之间的形态学区分是清清楚楚的。

汉语“思”是这样吗？“思”是理智行为还是感情活动？“心思”能作理智/情感二分吗？汉字“思”由“田”和“心”两个字合成。词源学研究或许会从中引出心/脑合一的假设。共时性研究当然不能以此为据，而是要考察词源学/发生学揭示的现象在经过数千年历时演变之后是否仍然存在。我以为仍然存在。现代汉语的常用表达方式“我心里想”便是有力的佐证。此句直译成英语“I think in my heart”就莫名其妙了。转换为结构分析，可以认为：汉语“思”在其所属的聚合段内，或强或弱地将英文的think/thought和feel/feeling凝缩为一个词（语素）。于是，区分心/脑、理智/情感的两种词（语素），在聚合段内失去了形态学的区分。语义学只告诉我们“一词多义”；语形学即结构分析则告诉我们“一词多义”如何是可能的，尽管后者要通过语义分析的渠道才能进入结构。将《静夜思》译成任何一种欧洲语言时，我们无法避开汉语“思”的形态学特征带来的问题。

德国汉学家顾彬(Wulfgang Kubin)在《关于“异”的研究》一书中辟出专门一章来讨论《静夜思》与德国诗人艾兴多夫《月夜》的区别。他先将“静”锁定为形容词，然后将全诗的基调理解为“冷静的陈述”。这也就为“思”定了性：与脑与理智相关的语言符号。然后，他又以准数学公式为工具，来证明《静夜思》的审美意蕴如何不同于欧洲浪漫主义传统（顾彬，1997）。如果按此基调将《静夜思》译成德文，恐怕会将英译本中尚可找到的情感成分涤洗得一干二净。与之相反，英译本添加了一些汉语原文中没有的饱含情感的表述：“多么明媚”(so bright)，“一池月光”(a pool of light)，“为乡情所淹没”(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这些由译者编造的意象，是为了满足接受美学所言的英语读者的“期待视域”。对一个汉语读者来讲，“思”既没有华兹华斯(Wordsworth)所要求的“强烈情感的自发漫溢”，也不讲究18世纪新古典主义推崇的“巧智”(wit)。原文中只有传统水墨画似的“虚”（地霜）和“实”（月光）的对衬。在西方智性传统中代表了思想和理智的“头”，曾两次按西方哲学家/思想家的行为模式运动（“举头望”和“低头思”），似乎为“冷静的陈述”提供了根据。其实，在虚/实的画面中，“头”的两次运动只不过完成了从语言符号到文化符号的过渡：明月（实）暗喻合家团圆，地霜（虚）暗喻清冷孤寂。心/脑或理智/情感在虚实对衬的画面中阴阳互动，使“思”的清醒（理）和冲动（情）不显痕迹地揉合在一起。这个由语言结构提供了必要条件并获得文化符号学支撑的意境，又如何能转换成欧洲语言呢？

3. 小结

本文没有建构任何可具体操作的翻译理论，而只是通过“不可译性”的论证来确定翻译理论的性质和边界。科学认识论的宗旨是为人类认知能力设限划界；翻译理论亦然。

本文首先区分了翻译研究中经验和先验两种进路，认定只有后一种进路才能通向翻译理论。本文又区分了先验进路涉及的四种必要条件，并进一步区分了语言的必要条件和非语言的必要条件，认定前者为最基始最具先在性的条件。笔者顺应现代语言学理路，认为语言的必要条件即结构指向了语言符号的聚合关系。《静夜思》个案分析表明聚合关系转换的不可能性从而论证了不可译性。

在哲理层面，不可译性与康德意义的“自在之物”相关。乌托邦翻译观要进入“自在之物”并认识和把握“自在之物”。反乌托邦的翻译观则不承认“自在之物”，只有现象界内的不断地“再创造”。从诠释学角度审视，乌托邦和反乌托邦均属“过度诠释”。 11 任何一种翻译理论的建构，只有恪守认识论立场，才能避免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两种极端。在文化批评实践中，不可译性与“他者”或“另类”(the other)相关。将“他者”归约为“同一”(the Same)，遂有文化帝国主义；极端文化多元论则将异类文化的“他者”视为“我”的不断创造。一元论和多元论的共同点是：以规则的含义——普遍规则或独特规则，来宰制作为经验个体的“他者”。文化多元论既可以抵制文化帝国主义入侵，又可以为本土的专制主义辩护，其秘密就在于此。本文未加阐述的第四个必要条件涉及到语用事件的不可重复和不可译，对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有重大意义：每一个人及其经历的每一个语用事件，都是一个“他者”，要承认和尊重其不可译性。语言结构和个人化语境，在四个必要条件中分属最稳定和最不稳定两端，不可译性则是它们的公分母。

注释

1 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在此之后约十年内公开发表的重要论文，可参见《翻译新论》，杨自俭等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新论所收的论文大多注重翻译行为，先验意识尚弱，尽管乌托邦色彩已淡出。

2 “临在性”乃海外新译。中国大陆通常译为“内在性”，易引起误解。“内在”与“外在”相对；“临在”与“超验”相对。“临在”的通俗解释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即存在于时间和空间的每一处；因此，它与经验相关，但又不等于每一次经验。老子的“常道”，就是一个临在性概念。“超验”指超越了时间和空间上下文。传统基督教神学的一个基本信条是：上帝既是超验的又是临在的。笛卡儿之后，超验维度不断被削弱。认识论和语言学只涉及临在性问题，不讨论超验问题。终极关怀或乌托邦，因处于人类经验之外，是理性为满足自身需要而提出的问题，已超出了人的认识能力，所以也归于超验。康德的“物自体”（“自在之物”）属超验范畴。黑格尔之后的本体论打掉了“物自体”，为偷贩超验开了方便之门。

3 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含义是清楚的。分析法则不然。近代认识论之后的“分析法”，康德有一个界定：“分析法和分析命题完全不同。分析法的意思仅仅是说：我们追求一个东西，把这个东西当成是既定的，由此上升到使这个东西得以成为可能的唯一条件。在这种方法里，我们经常只用综合命题。……不如把分析法叫做倒退法更好些，这样它就同综合法或前进法有所区别。”倒退法又称“回溯法”。康德用分析法追出“先验范畴”；索绪尔用分析法追出“语言”（la langue）。寻找必要条件的先验进路，采纳的是分析法。参见康德的《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译文，p.33，商务印书馆，1997年。

4 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认为：神话(myths)同时兼有“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非历史性”(ahistorical)和“历史性”(historical)等双重性质，从而在第三个层面自成一体。这就引入了非结构性问题，返回到集历时和共时为一体的lelangage，而他的神话分析却又集中在结构(LeviStrauss， 1955)。如果说作为一个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原则时出了偏差而受到责难(Culler，1975:40-45)，那么，利奥塔(Lyotard)的后现代社会语用学则公开抛弃了“语言结构(la langue)，理直气壮地返回“语言”(le langage) (Lyotard，1980)。

5 申小龙.当代中国语法学[M].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6 郑敏.语言观念必须革新[J].文学评论，1996，（4）.

王树仁.喻柏林.传统智慧再发现（上卷）[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7、25、28、29.

7 刘逸生.诗的七巧板结构[N].羊城晚报，1997-12-14（17）.所举之例可归于“部分改变词序”，其中涉及杜甫的《日暮》，常建的《落第长安》，李商隐的《锦瑟》和《无题》，柳宗元的《渔翁》，杜牧的《清明》等。叶维廉在《中国诗学》[p.15， p.27-p.28，三联出版社，1992年中引用了近人周策纵的旧诗，则是“彻底改变词序”的“字字回文诗”.五言四行共20个字，排成一个圆圈；从其中任何一个字读起，顺不同方向，按五言四行断句，获40首格律诗。任何句法理论都无法解释回文诗之所以可能的必要条件。回文诗的灵活性来自汉语聚合关系结构的独特运作方式。

8 在《汉语思维/审美问题的语言学探究》和《重返结构》两篇文章中，我都引用过《静夜思》。本文再次引用该诗作个案分析，修改了自己过去的观点。前两篇文章从句段展开再涉及聚合关系，没有突出聚合段的先在性。另外，《重返结构》多次与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调情”，对结构问题的正面阐述未能理直气壮。本文对当代批评理论反认识论情结的再批评，也是对前两篇文章的反省。

9 转引自许渊冲.Song of the Immortals [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4.

10 德里达在“Letter to a Japanese Friend”中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此立场：“All sentences in the type ’deconstruction is X’ or ‘deconstruction is not X’， a priori， miss the point， which is to say that they are at least false. As you know， one of the principal things at stake in what is called in my text ‘deconstruction’， is precisely the delimiting of ontology and above all of the third-person present indicative: S is P.”转引自Christopher Norris. Derrida [M]. Fontana press， 1989. 20-21

11 艾科(Umberto Eco)对“过度诠释”的批评，实际上预设了作为“自在之物”的文本之存在。卡勒(Jonathan Culler)为过度诠释的“辩护”，也没有否定“自在之物”。艾科的符号学理论和卡勒的文学批语理论，都采用了认识论先验进路，有别于乌托邦/反乌托邦的“过度诠释”。参看Stefan Collini主编的《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三联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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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0] 杨自俭.翻译新论[C].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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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Levi-Strauss， Claude. The Structural Study of Myth [A]. H. Adams & L. Searle. 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 [C].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篇9

关键词：自动评分，编译原理，静态检查

 

0引言

目前，国内外已有很多有关计算机语言类课程的考试软件，它们大多已能很好地完成对常见客观试题的自动评阅工作，但是对于一些主观性很强的题目，尤其是程序设计题，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其中主要采用的是结果评分法，即只依据程序运行结果给出相应分数，而并不查看考生程序内容。在这种评分机制下，程序中一个小小的错误就将导致一个几近正确的程序无法运行，从而因无运行结果，考生将丢失全部分数。这与传统人工阅卷中的评分原则是不相一致的，评分结果也并不能反应出考生的真实水平。本文以常见的C语言课程为例，对C语言程序设计题的自动评分方法进行了研究，在比较结果的评分方法基础上，设计了动态评阅与静态评阅相结合的方法，评分结果更加公正、准确。

1指导思想

经过大量分析与研究，我们设计了动态评阅和静态评阅相结合的方法实现对程序设计题的评分。具体步骤如下：

（1）结果对比。检查考生程序的结果文件，若与标准答案文件中的结果一致，则可得满分。若不完全一致，可依据正确输出数据的数量以予一定比例的得分。

（2）动态评阅。对于无结果的考生程序，我们可在系统控制下对其进行模拟运行以获取运行结果。对有语法错误的考生程序，可以通过词法分析和语法分析程序找出错误，同时设计改错算法尽最大可能改正考生程序中的错误，最终使程序得以运行并保留错误信息。若考生程序经评改、运行，获取了正确结果，则可依据错误信息从总分中扣除相应的分数。若仍无法运行或结果不正确，则采用静态评阅。

（3）静态评阅。所谓静态评阅，是指通过对考生程序中语句的静态检查获取评阅信息。系统事先在程序设计题的题库文件中根据考试题目设置有多条关键语句，评分时，通过检测考生程序中关键语句的数量可判断其逻辑合理性，给出相应分值。

尽管上述评分方法，仍不可能做到像人工阅卷一样实现真正的按步骤评分，但相对于以往只按结果评定成绩的评分方法，相信该系统还是有积极意义的。由于考试题都是较小的程序，评分可以做到较大程度的准确。

3解决方案

程序设计题的评分最为复杂，在确定了程序设计题评分目标后，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考虑：

（1）通过运行结果判定程序功能是否实现

我们要判断一个程序是否正确，就是要看其是否完成了要求的功能，即程序的运行结果是否与实际应有的结果相符。C程序的运行结果是可以通过数据文件保存起来的，因而只要我们合理设计考题源程序中的部分内容，即在程序中指定程序结果的存储文件，则在考生答题结束后，我们即可依据该结果文件中的内容是否与标准答案相符来判定考生程序的正误。标准答案文件可在抽取试题时同时生成。

（2）采用“以程序改程序”的方法对错误的考生程序进行评改，使其趋于正确

C语言源程序文件是扩展名为.C的文本文件，可被作为普通文本文件一样进行读写处理。一个没有运行结果的程序不外乎两种情况，或是有语法错误，或为死循环。针对前者，我们可以采用词法分析及语法分析方法进行处理。词法分析和语法分析任务有两个，一是找错，即要尽可能地找出程序中的词法及语法错误，生成错误文件；二是改错，要将发现的每一处错误尽最大可能修改正确，以便程序得以运行。编译原理讲述了开发高级语言编译器的一整套原理和方法，我们可以借鉴这些原理和方法，结合C语言自身的特点设计出详实的改错算法。

（3）在程序中编译运行修改后的考生程序

编译器的设计是相当复杂而繁重的工作，由少数人在短期内去开发一个全新的编译器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Turbo C提供有行编译命令TCC.EXE，其使用方法类似于一般的DOS命令，可以将C程序直接编译为目标代码和可执行程序。据此，评分程序可在Visual Basic中借助Shell函数调用TCC命令程序，从而对考生程序进行编译。通过检查编译结果即可执行文件是否生成，可判定考生程序是否正确。可执行文件为.EXE文件，可作为外部程序被其它程序所调用。若可执行文件生成正确，可再通过Shell函数调用可执行文件使考生程序得以运行。

（4）用API函数防止系统崩溃

如果考生程序为一个死循环程序，被 Shell启动后将使系统陷入崩溃。Windows提供有很多控制应用程序运行的API函数。论文参考。为防止此种情况发生，可利用VisualBasic调用相应的API函数来处理。

（5）通过合理设计关键语句，检验考生程序的逻辑准确性

对于运行结果不正确，或经过评改仍无法运行的程序及死循环的程序，如何评阅以给出较合理的分数呢？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要检验程序的逻辑合理性。一个可用多种方法编制的程序，由于其功能是确定的，因而其所采用的基本算法应是一致的。如求1至100的和，则不论用哪种循环语句，其基本算法都应是累加求和。考虑在给出的考生源程序中，可事先设定好存放结果的变量，并对程序中其它变量的命名加以适当规定，如循环变量必须使用i、j、k等。经过这样的设计，使得试题程序中存在有部分确定的关键语句。在编程题的题库文件中，我们可事先存放好正确的关键语句，评分时通过查找考生程序中这些关键语句的数量，即可给出相应的较合理的分数。

由于本系统主要用于对在校学生C语言基础应用能力的考核，要求考生编制的源程序均不是很复杂，因此经过上述一系列的评改方法，本系统对考生程序是能够给出一个较合理的考试分数的。与以往以结果论成败的评分方法相比，本系统给出的评阅结果将更加接近于人工阅卷的结果。

4 系统设计

（1）功能结构分析

对程序设计题进行自动评卷较为复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检验结果的正确性，二是要检测程序的语法和逻辑是否符合要求。程序设计题阅卷评分系统的功能结构图如图1所示。

图1 程序设计题评分系统功能结构图

（2）评阅流程设计

经过对C程序结构的透彻分析与研究，对程序设计题的评阅主要采用结果对比、静态评阅与动态评阅相结合的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1）结果对比

检查指定的结果文件是否存在，若存在则与标准答案文件进行对比。与标准答案文件内容完全相同，则说明结果正确，得满分，否则转去静态评阅。若无结果文件，执行动态评阅。

2）动态评阅

①对考生源程序进行编译连接，若生成可执行文件成功，则运行考生程序并进行结果检查，若生成失败，说明考生程序存在语法错误，转入以下过程继续处理。

②对考生源程序进行词法分析。扫描源程序，将其转化为特定格式的TOKEN串，存入TOKEN文件。

③根据词法分析的结果，即TOKEN文件，进行语法分析。论文参考。详细指出程序中存在的语法错误，生成错误文件，在保证不对考生程序正确部分产生破坏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将考生程序修改正确，生成修改后的TOKEN文件。

④调用转换程序将修改后的TOKEN文件重新生成为C语言源程序，其与考生源程序不同名，称其为新生源程序。

⑤调用TCC程序以命令行方式对新生源程序进行编译连接。论文参考。

⑥编译连接成功，运行新生源程序的执行文件，并调用API函数控制程序运行， 以防由于死锁的发生导致系统崩溃；编译失败则退出动态评阅过程，改用静态评阅。

⑦对新生源程序的运行结果进行检测，若有结果，则转去进行结果比较，若无结果则转去进行静态评阅。

3）静态评阅

从程序设计题题库文件中读取该试题的关键语句，对考生程序进行检测。根据检测出的考生程序中的关键语句的条数判断程序的逻辑合理性，给出相应分值。

5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较新的C语言程序设计题的自动评分方法，对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设计。通过运用编译原理的理论编写相应的评改算法，可实现对C语言程序设计题的自动评分，此种方法已经过代码设计初步实现，经测试，评分结果更加人性化，更加接近于人工阅卷的结果。此种评分方法对于如C++、JAVA等程序的自动评分方法的设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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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丁. 计算机考试系统中自动评分策略的研究与实现.计算机与现代化，2002(9)：8

[3]王春霞. 自动阅卷系统的开发. 盐城工学院学报，2002，15（1）

[4] 何涛. 自动化考试系统设计与开发：[学位论文]. 吉林大学

篇10

众所周知，叙事学的诞生直接受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影响。但是电视理论家萨拉•科兹洛夫却认为：广播电视从发明到不断成熟的这几十年对叙事学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本文拟从叙事学与语言学转向、语言学转向与图像转向、图像转向与广播电视的诞生等一系列的关系链中，探寻叙事学与电视媒介的关系。

【关键词】广播电视叙事学语言学转向图像转向

从时间上看，广播电视的出现与叙事学的兴起均发生在同一时期。叙事学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苏联，并在结构主义大背景下于60年代正式诞生于法国。这也正是广播电视从诞生到不断成熟的几十年。电视理论家萨拉•科兹洛夫（SarahRuthKozloff）在《叙事理论与电视》一文中指出：“广播电视从发明、问世到不断成熟的这几十年也是对新批评领域内一门学科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这门新学科就是叙述学，或简而言之，就是叙事理论。”（Thesamedecadesthathavebroughtthegradualinvention,birth,andincreasingmaturityofbroadcasttelevisionhavealsoplayedhosttothedevelopmentofanewcriticalfield,“narratology”or,moresimply,“narrativetheory.”）（1）

这几十年间广播电视和叙事学的发展情形是怎样的呢？广播电视的发展与叙事学的兴起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一

广播电视这种新媒介在19世纪末期就已有雏形，而正式诞生于20世纪初叶。1895年俄国的科学家波波夫和意大利科学家马可尼两位科学家经过各自独立的研究，研制了世界上最早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并先后成功地进行了长距离通信试验。1906年加拿大人费森登教授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建立了无线电广播实验室，并在圣诞节前夕通过无线电波首次进行了声音传播。1920年11月2日世界上第一座广播电台诞生，这是由美国匹兹堡西屋电气公司开办的商业广播电台，呼号为KDKA。

电视的诞生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1884年11月6日尼普可夫把他发明的一台叫作“电视望远镜”的仪器申报给柏林皇家专利局，一年后专利获得了批准。1924年贝尔德采用两个尼普可夫圆盘制作了一台电视机，首次在相距4英尺远的地方传送了一个十字剪影画，贝尔德本人则被人尊称为电视之父。1924年俄裔美国科学家兹沃雷金的电子电视模型出现。1931年兹沃雷金又制造出摄像机显像管。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在伦敦郊外的亚历山大宫，完全采用电子电视系统播出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歌舞节目，这一天被公认为是世界电视的诞生日。1954年彩色电视在美国试播成功。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这是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1962年6月19日，美国发射了“电星1号”，卫星首次成功地转播了电视信号。

无可否认，电视这种新媒介的出现，对整个的社会思潮、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所言：“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2）

二

叙事学诞生在“语言学转向”的20世纪，而20世纪对西方文学理论影响最大的事件莫过于“语言学转向”了。“语言学转向”（thelinguisticturn）一词最早是由古斯塔夫•伯格曼在一本名叫《逻辑与实在》（1964年）的著作中提出的。他认为，“语言学转向”发生的标志是哲学家们共同采纳了语言分析的方法。随后，这一用语主要由理查德•罗蒂编辑的一部题为《语言学转向——关于哲学方法的论文集》的书而被广泛传布。什么是“语言学转向”呢？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三言两语很难说透。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语言学转向”有两大特征，这两大特征又是相互联系的。之一，由历时语言学研究转向共时语言学研究。这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创立的，他认为语言研究的着眼点应为当今的语言符号系统，应该研究语言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去追踪这些成分之间的历史演变过程。之二，由语言学研究转向话语学研究。什么是“语言”和“话语”呢？“语言”一般被看作是一个由一整套固定的语法规则构成的完整体系，确定性、清晰性、规律性是语言的重要特征。“话语”则是能够表达一个完整意义的言语，话语意义的确定不仅要取决于话语自身，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语境所决定的。语境的构成包括对话者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心理状态、文化修养等因素。因此相对于语言来说，不确定性、模糊性和非规律性成为话语的一些主要特征。这种转向分为两个阶段，前者可以说是语言学阶段，后者是转向话语学阶段。如果说在本世纪前半期，西方文学批评得益于“语言学转向”，使得文学研究更加科学化，对文学对象的把握更加确定，那么到了本世纪的后半期，这种转向由于发生了质的变化，使得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文学语言学批评所确立的研究对象的确定性，变得不确定起来，甚至连语言的表征都产生了危机。人类文明赖以依存的载体变得不可靠起来。当代西方的文学批评，特别是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批评陷入了自我解构的困境。这便是文学话语学批评产生的开始。

“语言学转向”催生了一些新学科和新理论，叙事学便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叙事学最初起源于俄国形式主义。什克洛夫斯基、艾享鲍姆等人发现了“故事”和“情节”之间的差异，“故事”指的是作品叙述的按实际时间顺序排列的所有事件，“情节”侧重指事件在作品中出现的实际情况，这些直接影响了叙事学对叙事作品结构层次的划分。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直接影响着叙事学的诞生并被公认为是叙事学的发韧之作。普洛普打破了童话故事传统的分类方法——按人物和主题进行分类，他认为故事中的基本单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他按照不同的“功能”从俄国民间故事中分析出31种类型，建立了一种被称为故事形态学的框架。他的观点被列维—斯特劳斯接受并传到了法国。列维—斯特劳斯主要研究神话之中内在不变的因素结构形式，并试图用语言学模式发现人类思维的基本结构。1945年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一文中首先提出把音位学中的结构分析法运用到人类学研究中去的观点。到了60年代，大量关于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作品开始出现。格雷马斯和托多罗夫都开始译介俄国形式主义的论述。1966年，《交流》杂志第8期刊登了以“符号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为标题的专号系列文章，宣告了叙事学的正式诞生。不过，“叙事学”一词直到1969年才由托多罗夫提出，他在1969年发表的《〈十日谈〉语法》中写道：“•••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3）托多罗夫对叙事学的定义是：“叙事学：关于叙事结构的理论。为了发现或描写结构，叙事学研究者将叙事现象分解成组件，然后努力确定它们的功能和相互关系。”（4）

受“语言学转向”大背景的影响，叙事学又分为经典叙事学或结构主义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两个流派。“经典叙事学旨在建构叙事学语法或诗学，对叙事作品之构成成分、结构关系和运用规律等展开科学研究，并探讨在同一结构框架内作品之间在结构上的不同。”“后经典叙事学将注意力转向了结构特征与读者阐释相互作用的规律，转向了对具体作品之意义的探讨，注重跨学科研究，关注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5）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变大概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受到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读者反应理论、文化批评等多种理论或者流派的影响的结果。三

“语言学转向”几乎渗透到所有的人文学科，就像电视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一样。W.J.T米歇尔说：“罗蒂哲学史的最后阶段便是他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这一发展已在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产生纷繁复杂的共鸣。语言学、符号学、修辞学以及文本性的种种模式已经变成对艺术、媒介以及文化形式进行批判审思的通用语言。社会便是一个文本。自然以及对它的表征已经成为‘话语’，甚至连无意识也如语言一般结构而成”。（6）至此，我们会进一步追问：“语言学转向”是怎样发生的呢？导致这种人文学科“纷繁复杂的共鸣”现象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W.J.T米歇尔在《图像转向》一文中归纳了这种变化的原因。他说：“思想界及学术界的话语中所发生的这些转变，更多的是它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与日常生活及普通语言关系不大。这样说的理由并不见得有多么不言自明，但是人们似乎可以明白看出哲学家们的论述中正在发生另一种转变，其他学科以及公共文化领域中也正在又一次发生一种纷繁纠结的转型。我想把这一转变称为‘图像转向’。在英美哲学中，这一转向的变体向前可以追溯至查尔斯•皮尔斯的符号学，向后到尼尔森•古德曼的‘艺术的语言’，两者都探讨作为非语言符号系统赖以立基的惯例及代码，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不是以语言乃意义之示例范型这一假定作为其开端的。”（7）也许我们会再进一步追问：什么是“图像转向”？导致“图像转向”的原因又是什么？金元浦教授作了这样的解释：“美国学者W.J.P.米歇尔说，当下社会科学以及公共文化领域正在发生一种纷繁纠结的转型，而在当代哲学家的论述中，这种转向也是明白无误的。他把这一变化称为‘图像转向’。那么，图像的转型转向哪里？这不是向幼稚的摹仿论、形象化再现或图像的辅助解说转变，也不是向主体客体相互对应的理论回归，更不是一种关于图像‘在场’的玄学的死灰复燃；它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后符号学的再发现。它从根本上动摇了长期以来由传播手段限定和形成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向，即文字长期居于独霸地位的现实。而是把图像当作视觉性、机器、体制、话语、身体和喻形性之间的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综合体来加以研究。因为重要的现实是，图像现在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从最高深精微的哲学思考到大众媒介最为粗俗浅薄的生产制作，无一幸免。”陶东风教授说：“通俗报业的图像化，电影和电视的数字图像化、后成像术的出现和医学成像术的发展，成了转换的标志，更不用说互联网无休止的图象轰炸了。因而继文化研究，怪异理论和黑人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之后，西方兴起了视觉文化这个时髦的、也有争议的研究交叉科学的新方法。视觉影像成了从事摄影、电影、电视、媒体研究、艺术史、社会学及其它视觉研究者共同关注的中心。”（8）我们有理由认为，只有影像媒介的出现才标志着“图像转向”时代的来临，技术的发展和后现代的动力一道完成了“图像转向”的重任。维克多•维坦查说：“文字与图像谁更卓越，今天是图书和电视的卓越之争•••电视以其随机的不连续的图像与线性传统作对，打破了逻辑和思维的习惯。（9）

四

视觉和图像作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古希腊以来就在文学艺术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如西方绘画与雕塑等视觉艺术的影响几乎在西方文学影响之上。中国的诗学也是很重视形象的，如“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之说等等。但是，“图像”在中西传统叙事中却未能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叙事方式，即使是近代电影的出现，也因为局限于“非现实”的艺术领域，其叙事能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于德山在《视觉文化与叙事转型》一文中指出：“电视图像叙事真正创造、释放了‘图像’叙事的威力与作用，以电视图像为代表的视觉文化强势阶段开始形成•••以电视图像叙事为代表的视觉化叙事类型开始成为主导型的叙事类型，开始占据社会叙事格局的主流。电视叙事铺衍着社会的话语，构成了西方后现代现实典型而驳杂的叙事文本。”（10）萨拉•科兹洛夫说：“在当今的美国社会里，电视也成为最主要的故事叙述者。”（11）

电视作为影像叙事媒介，可以说是处处浸透着叙述，也可以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转换成叙事文本。萨拉•科兹洛夫指出：“大多数的电视节目——情景喜剧、动作系列片、卡通片、肥皂剧、小型系列片、供电视播放而制作的影片等等，都是叙述性文本。”同时，“叙述不仅是电视上起主导作用的文本类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叙述结构就像是座大门或一只格栅，即使是非叙述性的电视节目也必须穿其而过。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世界是由这一叙述话语规则构成的世界。”（12）电视叙事的包容性和整合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习惯，也改变着我们以前的经验。麦克卢汉在1961年就指出：“电视是一种整合性的媒介，它迫使长久分离和分散的经验成分之间产生相互作用。”（13）

电视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叙事媒介渗透到我们的文化中，它已经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日常生活。罗杰西尔弗斯通在《电视与日常生活》一书中也指出：“电视融入日常生活的明显之处在于：它既是一个打扰者也是一个抚慰者，这是它的情感意义；它既告诉我们信息，也会误传信息，这是它的认知意义；它扎根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轨道中，这是它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意义；它随处可见，这么说不仅仅是指电视的物体——一个角落里的盒子，它出现在多种文本中，——期刊、杂志、报纸、广告牌、书、就像我的这本；它对人造成的冲击，被记住也被遗忘；它的政治意义在于它是现代化国家的一个核心机制；电视彻底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基础。”（14）我们有理由认为：电视的日常生活化的诸种意义也应该包括了对于叙事学这门学科的主导作用的意义在内。

以上是我们循着萨拉•科兹洛夫的思路，从广播电视迅速发展的几十年间在人文社会学科所经历的两大事件——“语言学转向”和“图像转向”的因果关系中，从电视媒介对于社会文化和对于整个社会生活的介入及其影响中，追溯了叙事学诞生的背景和主导成因，为萨拉•科兹洛夫的断言——“广播电视从发明、问世到不断成熟的这几十年也是对新批评领域内一门学科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这门新学科就是叙述学，或简而言之，就是叙事理论”找到了一种事实上和逻辑上的因果链。

注释：

（1）SarahRuthKozloff:NarrativeTheoryandTelevision,inRobertC.AllenChannelsofDiscourse,the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1987,42。并参考麦永雄等译《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版。

（2）（13）[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等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226页，439页。

（3）参阅谭善明：《叙事学》，/

（4）Todorov.T:GrammaireduDecameron(M),Mouton:TheHague,1969,69.

（5）申丹：《叙事学》，《外国文学》2003第3期

（6）（7）W.J.T米歇尔：《图像转向》，范静晔译，

（8）金元浦/陶东风：《视觉新景与文化焦虑——文化研究二人谈》，/chinese/s15_wxs/qianyan/whyj/11.htm

（9）熊澄宇编选：《新媒介与创新思维》，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249页。

（10）于德山：《视觉文化与叙事转.型》，《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