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起点范文10篇

逻辑起点范文篇1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87、153页。）在人们的一般认识中，认为这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规定，强调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这是对的。但这只是一种表层认识。从更深层意义来看，它给我们指明了掌握人的本质的方法论原则，告诉我们应从社会关系中来认识和把握人及其本质。

社会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不是孤立存在物。他从事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是依赖于他人的。在现实的活动中，一切活动都离不开人，但活动并不是单个人的单独活动，“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87、153页。）应从社会关系来规定人，人始终是社会的人。

社会关系是人的生存方式，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形成。交往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交往多种多样，如物质交往、精神交往、生产交往、文化交往、艺术交往、日常生活交往，交往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有多少种交往就有多少种社会关系。各种社会关系都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成的，因而可以说社会是人际关系的总和，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构成了完整的社会。社会关系和交往关系相辅相成，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有什么样的交往关系，反之亦然。

道德的基本问题是处理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人们彼此间的利益关系只有在人们的交往中，在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和改变。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87、153页。）就是说人们的道德是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中产生和形成的，在人们的交往和实践中通过彼此之间利益关系的处理表现出来。只有在人们的社会交往和实践中才能判断一个人的言行是善的还是恶的，是丑的还是美的，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也只有在人们不断的社会交往与实践中，才能形成一个人稳定的道德品质和情操。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的思想家爱尔维修曾说过：“如果我生在一个孤岛上，孑然一身，我的生活就没有什么罪恶和道德，我在那里既不能表现道德，也不能表现罪恶的。”（注：转引自［苏］普列汉诺夫：《唯物主义史论丛》，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66页。）脱离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脱离人的社会实践，无所谓言行一致，不存在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也就无所谓道德。那么作为培养人和塑造人的道德人格的德育在内容、方法、手段等方面的选择和实施上就应与此相契合。所以，我们认为德育实践应从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出发，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应从人与人之间的友好交往、相处出发，从小处而言，指处理好自己与家人、朋友、他人的利益关系，处理好自己眼前与长远的利益关系；从大处而言，指处理好自己与集体、集体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个体道德意识的产生、道德情感的陶冶、道德意志的锤练、道德信念的确立都离不开个体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和活动。在个体现实的道德生活和活动中，在个体现实的社会交往中，个体的道德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得到提高，学会处理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进而使个体道德不断完善和超越自我。脱离了现实的生活和人际交往，仅靠单纯空洞的道德知识传授、说教和灌输，是不可能取得实效的。

2

把培养良好人际关系作为德育实践的逻辑起点，可以从道德发生学、德育心理学以及我国儒家的德育思想及其实践得到证明。

从道德的产生来看，它最初源于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整体的利益关系问题。只有当发生了个人利益同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的时候，只有当人类能够意识到这种关系并实际地感受到需要对其加以调整的时候，才会出现道德。在人类的氏族制度阶段，虽然人们在集体劳动中形成了最初的简单的社会关系和生命活动的日常秩序，但道德还处于萌芽状态。这种萌芽状态具体表现为作为某种行为的惯例，还是直接体现于共同的劳动活动和相互交往之中。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它即使人们的社会关系复杂化，个人或家庭的利益同其相互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的关系问题便不可避免地提到人们面前；也使人类的意识开始丰富和发展起来。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出现了从道德上来约束人们的各种行为，调整不断产生的社会矛盾，以巩固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必要性。于是，原始人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逐渐学会识别的“有利”和“有害”的观念，便成了后来出现的“善”和“恶”概念的雏形。拉法格在《思想起源论》中指出：“首先令人惊异的一个事实是：……欧洲语言中表示物质财富或直线的词也表示道德意义的善……。”（注：［法］拉法格：《思想起源论》，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6页。）中国汉语中的“善”字，据《说文段注》解：“吉也，从言，从羊。”羊者，祥也，说明“善”字最初的意思表示吉祥，也是从人们的利益中引申出来的。大量的考古学、人类学研究事实表明，道德最初起源于原始人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所产生的调整人们之间、个人同社会整体之间的利益的需要。（注：参见八所高等师范院校等编著：《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4－57页。）人类种族的道德源于人们之间利益的调整，现代社会个体道德的形成和完善虽然在时间上大大短于人类种族道德的形成和发展，但社会道德要真正内化为个体的道德，在过程上，它要复演人类种族道德的形成过程。德育就要与这个过程相契合，才能比较完善地促进个体道德的社会化。这就从道德发生学方面为我们的德育实践逻辑起点提供了证明。著名的心理学家皮亚杰运用观察儿童玩弹子游戏和同儿童就公正、惩罚、欺编、责任等有道德涵义的问题进行交谈的方法，研究了儿童道德判断的发展。他认为儿童能在具体的道德情景中为自己作出独立的思考和判断。通过研究，他得出结论：儿童的道德发展是一个有明显阶段特点和顺序的连续过程，分为四个阶段：（1）前道德阶段（0－2岁），此时的儿童并无对规则的任何意识，他们对事物的判断是以本能需要和感觉为标准；（2）他律的道德阶段（2—7，8岁），此时儿童的思维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单向的和不可逆的，在道德判断上表现为对规则的单向理解，对权威的绝对崇拜和服从；（3）自律或合作的道德阶段（7，8—11，12岁），儿童把规则看成是同伴之间的自愿制定、接受和遵守的行为准则，对规则形成了义务感，而且只要大家同意，规则也可以被改变。儿童能从多角度理解规则。（4）12岁以上更高水平的道德阶段，此时儿童的道德思维变得更广泛，更有社会性，并朝向一种“道德理想”的方向前进。儿童对规则的理解会更多地联系整个社会，并且使规则从具体的行动准则变成人与人之间的“观念的互惠”。基于这种研究结论，他特别推崇让学生在相互交流和合作活动中发展道德思维。他指出，虽然儿童最初的道德主要是在成人影响下形成的，并且这种影响在日后的发展中继续起着作用，但是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和活动范围的扩大，在儿童同伴间所进行的基于相互尊重和平等原则之上的社会交际和合作活动日益成为道德发展的主要推动要素。（注：参见魏贤超：《现代德育原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195页。）

美国心理学家科尔伯格在皮亚杰研究的基础上又进行了纵向研究，把皮亚杰的道德发展理论予以详细地分化，提出了从出生直到20岁以后青春期和成年初期的道德发展的三水平六阶段理论：①前习俗水平，包括阶段一，以惩罚与服从为定向，阶段二，以工具性的相对主义为定向；②习俗水平，包括阶段三，以人际关系的和谐或“好孩子”为定向，阶段四，以法律和秩序为定向；③后习俗水平，包括阶段五，以法定的社会契约为定向，阶段六，以普遍的伦理原则为定向。根据这种研究结果，科尔伯格指出，道德教育不只是个传授具体的行为准则的问题，而是要求教师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儿童的积极的道德思维和推理，一直达到能理解和运用公正这类普遍的伦理原则。他对学校德育提出了六个方面的要求：①鼓励学生考虑他人观点，以调和相互间的分歧和向高一级道德思维水平发展；②鼓励学生从事有条有理的辩论和考虑多种选择之类的逻辑思维活动；③鼓励学生勇于作出道德决定并影响学生的内心世界；④促进学生的道德思维的冲突；⑤提供一种道德思维冲突的新的道德结构，促进学生向高一级水平前进；⑥提供一个公正的社会环境让学生在其中活动，在这个环境中，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由相互尊敬和公平为基础的。（注：参见魏贤超：《现代德育原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页。）

由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的研究及其提出的学校德育方法来看，学校德育实践的关键在于培养儿童友好地与同伴相处，相互尊重，相互合作。这是与儿童道德心理的发展相一致的，把德育实践的逻辑起点定为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合适的、恰当的、有其德育心理依据。

我国古代教育以道德教育为核心，有丰富的德育理论和实践。孟子提出德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明人伦，即“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就是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持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中庸》写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段话高度概括了德育的本性和实质。意思是说人的道德发展有其本来的规律，要按这种规律去修养，不可偏离。《大学》对儒家的德育实践过程做了具体精辟的阐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身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此，儒家把个人修养看作是关系个人安危、国家治乱的大问题，把修身提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由个人修身到家庭和睦到治理国家到天下太平，表明了儒家道德教育在教育内容和方法上都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具体的由小到大，由近及远，培养封建的伦理道德，掌握处理封建人际关系的准则，进而维持封建的等级制度，维持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我国封建社会能延续两千多年，始终在华夏民族的统治之下，保持稳定的社会结构，不能不说与儒家的伦理道德教育内容和方法有很大关系。

在当代，以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价值观为导向的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日本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经济迅速发展，震惊世界，究其深层机理，是运用了儒家伦理调整社会人际关系，促进了工业的繁荣和社会稳定所致。这已是公认的事实。可见，以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作为德育实践的逻辑起点是有事实根据的。

3

德育实践逻辑起点立足于现实人际关系的培养，是对个体道德的动态把握，为我国现阶段新道德理想的建设提供了依据。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关系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赖此而存在和发展的道德也在发生变化，只有在动态发展中培养和塑造人的道德，适应变化了的社会，道德教育才有实效。个体的道德才能不断完善。长期以来，我们的德育在内容上变化很少，甚至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要求也相差无几，在方法上重视道德知识和行为准则的传授，忽视现实活动的情操陶冶和体验，方法单一，等等，不能与社会的发展变化、与儿童的身心发展相适应。因此，德育实践逻辑起点的确立要求重新调整和确立我们的德育内容和方法。

逻辑起点范文篇2

德育是现代大教育的基本内容和基本任务之一，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途径之一。我国对德育的地位和价值一直极为重视，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规定德育处于首要位置。在德育的实际工作中，我们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辛勤的劳动。但实际效果却不尽人意，与其应有的地位和付出的劳动很不相称，对此人们都有体会。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其中一个深层次问题没有解决好，这就是德育实践的逻辑起点问题。

德育实践的逻辑起点是指德育实践应从何处出发的问题，它要解决德育的内容、德育的方法、德育的途径等的出发点问题。这既是一个实践问题，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的德育实效不佳与这一问题在理论认识上不清不够有重要关系。翻开已有文献，极少见到类似的专门研究和探讨，似乎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

时代处于世纪之交，21世纪是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它对人才的要求不仅是知识丰富、能力超群，它还要求人才具有丰富的情感、健康的个性和良好的品德，应德才兼备，全面发展。世界各国在面向21世纪的教育改革中无不重视德育的地位和价值。众多国际教育专家通过20世纪百年来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发展的回顾和检讨，以及对21世纪教育发展方向，培养目标和伦理要求的展望，认为在未来的21世纪应该把道德教育放在全部教育的首位。（注：张志义：《现代化与中国优秀伦理道德传统的继承》，《教育研究》1994年第6期。）1989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提出了《学会关心》宣言，明确提出了“关心自己的健康，关心自己的家庭、朋友和同行，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和国家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利益，关心人权，关心其他物种，关心地球的生活条件，关心真理、知识和学习。”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关于道德教育的纲领性文件。在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又专门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问题，提出了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即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才观、价值观。（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因此，面对世界教育发展的特征和党的思想道德建设任务，探讨德育实践的逻辑起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87、153页。）在人们的一般认识中，认为这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规定，强调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这是对的。但这只是一种表层认识。从更深层意义来看，它给我们指明了掌握人的本质的方法论原则，告诉我们应从社会关系中来认识和把握人及其本质。

社会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不是孤立存在物。他从事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是依赖于他人的。在现实的活动中，一切活动都离不开人，但活动并不是单个人的单独活动，“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87、153页。）应从社会关系来规定人，人始终是社会的人。

社会关系是人的生存方式，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形成。交往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交往多种多样，如物质交往、精神交往、生产交往、文化交往、艺术交往、日常生活交往，交往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有多少种交往就有多少种社会关系。各种社会关系都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成的，因而可以说社会是人际关系的总和，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构成了完整的社会。社会关系和交往关系相辅相成，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有什么样的交往关系，反之亦然。

道德的基本问题是处理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人们彼此间的利益关系只有在人们的交往中，在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和改变。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87、153页。）就是说人们的道德是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中产生和形成的，在人们的交往和实践中通过彼此之间利益关系的处理表现出来。只有在人们的社会交往和实践中才能判断一个人的言行是善的还是恶的，是丑的还是美的，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也只有在人们不断的社会交往与实践中，才能形成一个人稳定的道德品质和情操。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的思想家爱尔维修曾说过：“如果我生在一个孤岛上，孑然一身，我的生活就没有什么罪恶和道德，我在那里既不能表现道德，也不能表现罪恶的。”（注：转引自［苏］普列汉诺夫：《唯物主义史论丛》，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66页。）脱离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脱离人的社会实践，无所谓言行一致，不存在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也就无所谓道德。那么作为培养人和塑造人的道德人格的德育在内容、方法、手段等方面的选择和实施上就应与此相契合。所以，我们认为德育实践应从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出发，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应从人与人之间的友好交往、相处出发，从小处而言，指处理好自己与家人、朋友、他人的利益关系，处理好自己眼前与长远的利益关系；从大处而言，指处理好自己与集体、集体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个体道德意识的产生、道德情感的陶冶、道德意志的锤练、道德信念的确立都离不开个体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和活动。在个体现实的道德生活和活动中，在个体现实的社会交往中，个体的道德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得到提高，学会处理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进而使个体道德不断完善和超越自我。脱离了现实的生活和人际交往，仅靠单纯空洞的道德知识传授、说教和灌输，是不可能取得实效的。

三

把培养良好人际关系作为德育实践的逻辑起点，可以从道德发生学、德育心理学以及我国儒家的德育思想及其实践得到证明。

从道德的产生来看，它最初源于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整体的利益关系问题。只有当发生了个人利益同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的时候，只有当人类能够意识到这种关系并实际地感受到需要对其加以调整的时候，才会出现道德。在人类的氏族制度阶段，虽然人们在集体劳动中形成了最初的简单的社会关系和生命活动的日常秩序，但道德还处于萌芽状态。这种萌芽状态具体表现为作为某种行为的惯例，还是直接体现于共同的劳动活动和相互交往之中。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它即使人们的社会关系复杂化，个人或家庭的利益同其相互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的关系问题便不可避免地提到人们面前；也使人类的意识开始丰富和发展起来。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出现了从道德上来约束人们的各种行为，调整不断产生的社会矛盾，以巩固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必要性。于是，原始人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逐渐学会识别的“有利”和“有害”的观念，便成了后来出现的“善”和“恶”概念的雏形。拉法格在《思想起源论》中指出：“首先令人惊异的一个事实是：……欧洲语言中表示物质财富或直线的词也表示道德意义的善……。”（注：［法］拉法格：《思想起源论》，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6页。）中国汉语中的“善”字，据《说文段注》解：“吉也，从言，从羊。”羊者，祥也，说明“善”字最初的意思表示吉祥，也是从人们的利益中引申出来的。大量的考古学、人类学研究事实表明，道德最初起源于原始人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所产生的调整人们之间、个人同社会整体之间的利益的需要。（注：参见八所高等师范院校等编著：《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4－57页。）人类种族的道德源于人们之间利益的调整，现代社会个体道德的形成和完善虽然在时间上大大短于人类种族道德的形成和发展，但社会道德要真正内化为个体的道德，在过程上，它要复演人类种族道德的形成过程。德育就要与这个过程相契合，才能比较完善地促进个体道德的社会化。这就从道德发生学方面为我们的德育实践逻辑起点提供了证明。著名的心理学家皮亚杰运用观察儿童玩弹子游戏和同儿童就公正、惩罚、欺编、责任等有道德涵义的问题进行交谈的方法，研究了儿童道德判断的发展。他认为儿童能在具体的道德情景中为自己作出独立的思考和判断。通过研究，他得出结论：儿童的道德发展是一个有明显阶段特点和顺序的连续过程，分为四个阶段：（1）前道德阶段（0－2岁），此时的儿童并无对规则的任何意识，他们对事物的判断是以本能需要和感觉为标准；（2）他律的道德阶段（2—7，8岁），此时儿童的思维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单向的和不可逆的，在道德判断上表现为对规则的单向理解，对权威的绝对崇拜和服从；（3）自律或合作的道德阶段（7，8—11，12岁），儿童把规则看成是同伴之间的自愿制定、接受和遵守的行为准则，对规则形成了义务感，而且只要大家同意，规则也可以被改变。儿童能从多角度理解规则。（4）12岁以上更高水平的道德阶段，此时儿童的道德思维变得更广泛，更有社会性，并朝向一种“道德理想”的方向前进。儿童对规则的理解会更多地联系整个社会，并且使规则从具体的行动准则变成人与人之间的“观念的互惠”。基于这种研究结论，他特别推崇让学生在相互交流和合作活动中发展道德思维。他指出，虽然儿童最初的道德主要是在成人影响下形成的，并且这种影响在日后的发展中继续起着作用，但是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和活动范围的扩大，在儿童同伴间所进行的基于相互尊重和平等原则之上的社会交际和合作活动日益成为道德发展的主要推动要素。（注：参见魏贤超：《现代德育原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195页。）

美国心理学家科尔伯格在皮亚杰研究的基础上又进行了纵向研究，把皮亚杰的道德发展理论予以详细地分化，提出了从出生直到20岁以后青春期和成年初期的道德发展的三水平六阶段理论：①前习俗水平，包括阶段一，以惩罚与服从为定向，阶段二，以工具性的相对主义为定向；②习俗水平，包括阶段三，以人际关系的和谐或“好孩子”为定向，阶段四，以法律和秩序为定向；③后习俗水平，包括阶段五，以法定的社会契约为定向，阶段六，以普遍的伦理原则为定向。根据这种研究结果，科尔伯格指出，道德教育不只是个传授具体的行为准则的问题，而是要求教师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儿童的积极的道德思维和推理，一直达到能理解和运用公正这类普遍的伦理原则。他对学校德育提出了六个方面的要求：①鼓励学生考虑他人观点，以调和相互间的分歧和向高一级道德思维水平发展；②鼓励学生从事有条有理的辩论和考虑多种选择之类的逻辑思维活动；③鼓励学生勇于作出道德决定并影响学生的内心世界；④促进学生的道德思维的冲突；⑤提供一种道德思维冲突的新的道德结构，促进学生向高一级水平前进；⑥提供一个公正的社会环境让学生在其中活动，在这个环境中，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由相互尊敬和公平为基础的。（注：参见魏贤超：《现代德育原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页。）

由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的研究及其提出的学校德育方法来看，学校德育实践的关键在于培养儿童友好地与同伴相处，相互尊重，相互合作。这是与儿童道德心理的发展相一致的，把德育实践的逻辑起点定为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合适的、恰当的、有其德育心理依据。

我国古代教育以道德教育为核心，有丰富的德育理论和实践。孟子提出德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明人伦，即“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就是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持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中庸》写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段话高度概括了德育的本性和实质。意思是说人的道德发展有其本来的规律，要按这种规律去修养，不可偏离。《大学》对儒家的德育实践过程做了具体精辟的阐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身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此，儒家把个人修养看作是关系个人安危、国家治乱的大问题，把修身提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由个人修身到家庭和睦到治理国家到天下太平，表明了儒家道德教育在教育内容和方法上都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具体的由小到大，由近及远，培养封建的伦理道德，掌握处理封建人际关系的准则，进而维持封建的等级制度，维持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我国封建社会能延续两千多年，始终在华夏民族的统治之下，保持稳定的社会结构，不能不说与儒家的伦理道德教育内容和方法有很大关系。

在当代，以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价值观为导向的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日本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经济迅速发展，震惊世界，究其深层机理，是运用了儒家伦理调整社会人际关系，促进了工业的繁荣和社会稳定所致。这已是公认的事实。可见，以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作为德育实践的逻辑起点是有事实根据的。

四

德育实践逻辑起点立足于现实人际关系的培养，是对个体道德的动态把握，为我国现阶段新道德理想的建设提供了依据。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关系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赖此而存在和发展的道德也在发生变化，只有在动态发展中培养和塑造人的道德，适应变化了的社会，道德教育才有实效。个体的道德才能不断完善。长期以来，我们的德育在内容上变化很少，甚至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要求也相差无几，在方法上重视道德知识和行为准则的传授，忽视现实活动的情操陶冶和体验，方法单一，等等，不能与社会的发展变化、与儿童的身心发展相适应。因此，德育实践逻辑起点的确立要求重新调整和确立我们的德育内容和方法。

逻辑起点范文篇3

关键词：法哲学；逻辑起点；法需要

关于法哲学逻辑起点，从目前来看，古今中外的法学家、哲学家们都有所探究，但不同的人，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所站的角度不同，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人作为一个类群，不同于其他动物群类的最关键一点就在于人有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能力。因此笔者所认为的法哲学应该是以对人与法的关系的研究贯穿于整个法哲学体系的始终，法哲学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促进人的自我完善。由此推出法哲学的逻辑起点应当是法需要。所以本文试图以法需要作为法哲学的逻辑起点来进行探析。

一、需要与法需要

从价值层面来看，法哲学是人学，法哲学离不开人，它关注人的生存命运，追求人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一提到价值这一概念，就内涵着“需要”这一意义，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出于某种需要。能否满足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类的需要，是衡量一切事物和行为是否具有价值及多大价值的根本标志。

如果以“需要”作为法哲学的逻辑起点，可能会带来一个困难的问题：许多其他的学科，例如经济学、伦理学、教育学等等，都与人的需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那么，是否一切关于人的学科都是以人的需要作为逻辑起点的呢？或者说，将人的需要作为法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否会导致法哲学研究的泛化呢？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此，这里我们必须对人的“需要”进行法哲学上的定位，否则，法哲学的研究就真有可能与经济学、教育学、伦理学等的研究难以区分了。

基于以上的担忧，笔者试图从法律价值层面来探析法哲学，那么就离不开“法律需要”（或者说“法需要”）这一概念，回避法律需要就不能对作为人的活动重要方面之一——法的形成和发展、法律行为、法律关系等与法相关的问题进行把握。因此，在研究法哲学时，笔者试图把人的法律需要作为其逻辑起点进行探索。人的法律需要是一个重要的学术价值范畴和问题，它是法哲学体系中最为重要且最基本的概念，可以说是整个法哲学体系的起点。法律需要是法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这是从终极意义上而言的，也就是说，法哲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人的法律需要，其归宿也是人的法律需要，借用黑格尔的话而言，是一种围绕人而由起点到终点之间的一种循环运动。

二、法需要符合逻辑起点的特征

第一，法需要是法哲学体系得以展开的起始范畴。笔者认为，不论是权利义务、法律行为，还是利益、占有，这样一些法哲学范畴的产生最终是源自于法需要这一起始范畴的。有学者认为法律需要最初基本上是粗线条式的实体性要求，甚至是模糊的法律公正观念，即感觉到这件事情需要由法律来管管。在由个体法律需要向群体法律需要、社会共同法律需要的转换过程中会逐步把法律需要转换为一系列的程序、权利、义务等形式表现的法律诉求，诸如商业交往规则、婚俗规则等。同时，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需要，决定着人们所追求的利益，而人们心目中追求的利益，又决定着人们的意向，支配着人们的行动。人们的行为总是一定利益的驱动。换句话说，法律上所说的利益主要是以权利要求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只有被法律反映了的、规定了的利益，才属于法律利益的范围，才是由法律所调整的对象，权利由利益而来，以利益为基础；而利益又是通过权利表现出来的，以权利、义务为其表现形式和手段，利益和权利又是同权力有关的，尤其是法律上的权益更是这样。可见，从原初出发点分析，人的法律需要是人形成法律关系的动因，同时又是人的利益的基础，是人进行法律行为的动机，直接的社会权利和义务不过是社会法律需要的外化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人的法律需要是法哲学体系的起始范畴，是法哲学的逻辑起点。

第二，法需要是抽象的规定。法需要之所以是抽象的规定体现在，一般说来，当人处于某种匮乏状态时，就会产生需要，需要反映到主观自觉意识，通过头脑被意识到，就引起追求和获取能满足需要的对象的意识，由此产生了欲望；当人产生了某种欲望而又未得以满足时，心理上就会产生不安和紧张情绪，这种心理紧张就会引起个体的内在驱动力，促使个体选择和寻找满足这种需要的目标，一旦目标找到了，需要就转化为动机，转化为实现积极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驱动力的活动动机，动机是需要所引起的达到适当目的的行动意向；动机又推动人们进行满足需要的活动，以达到目标。我们可以看出，需要不同于欲望、动机，它是最初的、直接的和最简单的规定，法需要作为需要的一种同理如此，法需要总是基于一定生活现状而产生的需要，总是对一定对象的需要，它是人们对秩序的需要，对制度的需要，对一定的行为规范的需要，以及论证这些制度和规范的合理性的理论的需要。法需要的产生和存在正是意味着对社会秩序当前的调整措施的不满和否定，意味着超越现状的一种冲动或意向，由此形成了法律行为的动机，发动了一定的法律行动。因此，法需要也是抽象的，“纯有的”、“全空的”，不包含欲望、动机等内涵。

第三，法需要既是起点，又是终点，它们是辩证统一的。需要既是人类历史的起点，又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始终，既无法排除，也无法摆脱，是人的基本属性。同理，法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基于人对法律的需要。一方面产生于人们的法律需要，另一方面最终也为了满足人们的法律需要。法律是人类在生产和生活的实际过程中，为了满足个体与群体生存和繁衍的需要，协调相互关系，实现社会稳定与和谐，求得共同发展的需要，以及人们自我肯定、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需要，在个人欲望的满足和社会和谐之间确立一种平衡机制。可以说，人的法律需要，正是法律的最深层的根源。不断发展着满足着的法律需要，又促使人们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去认识、对待、调整和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达到起点和终点的辩证统一。

三、法的产生、存在、发展与法需要

一方面，从静态的角度进行分析，法律需要符合逻辑起点的本质内涵，其本身可作为法哲学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我们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法的起源、存在和发展与法律需要间的关系。

首先，从法的起源来看，恩格斯曾说：“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的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1]从这段著名的论述中，我们可领悟到法律需要是社会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法律的需要不是从来就有的，法律这样一种特殊工具本身也不是从来就有的，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就有规则，有关于正当的朴素观念，原始的习惯在原始人特有的信念的支撑下顺利地运行，它依靠个体自觉地服从和舆论的制约下得以实现。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剩余劳动产品出现以及由此引发的利益分化和冲突，致使和谐被打破。正像黑格尔认为的一样，在市民社会中，劳动创造的财产在人与人之间是多寡不均的，这就可能使某些人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侵犯别人的财产所有权，就会有违背相互交换劳动成果的契约等现象出现。对别人所有权的侵害和对契约的违背，因此，就有必要制定法律对人的财产所有权、契约等给予保护。也就随之产生了对法律的需要和渴求，希望法律来调整这种被破坏的秩序，最终才制造出了法律这种特殊的规则。

其次，从法的发展来看，法是人之意识自觉的一种显示，人之意识自觉是日新、日日新的智慧现象，因此，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人类的智慧觉悟告诉人类，必须改变观念，改变规则方能生存下去，方能显示真实的时候，法律就应当变革。从而也可以说，它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法律需要，因而会产生新的法律规定。法律需要经过层层的丰富、完善、蜕变、扬弃，经过不同主体的多重选择和衡量，最终转变为法律，完成了从需要到满足（即形成立法）的一个循环。从法律的形成到人们利用法律来达到自己目的，这又是一个需要到满足的新的循环。接下来，新的法律实践又产生了新的法律需要，这便又开始从法律需要到立法的一个新的循环。在还需要有法律的社会中，这个循环是无穷尽的。需要不断产生，法也会不断向前发展，不断得以完善。

再次，从法的形式来看，法律规则是人的创造物，法及其形式渊源即法律（成文的、不成文的）本身就是人的一种需要，正是借助于法律，人类许多更高层次、更广泛的需要才得以现实化。法律需要最初基本上都是粗线条的实体性要求，甚至是模糊的法律公正观念，在由个体法律需要向群体法律需要、社会共同法律需要的转换过程中，人们对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规则体系的追求和期待，在国家介入之前，在某些领域可能已经将法律需要具体化为技术性的规则了，只须由国家予以确认，这些法律需要即转变为法律。人们希望借助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体系上完整、逻辑上严谨的规则来规范自己的生活，相对于无规则、无秩序的混乱而言，有规则的生活是更好的；相对于一般性的规则调整所可能带来的软弱无力、更新迟缓等缺陷而言，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保障实现的规则治理，又有其优势，有其不可替代的功用。法律规则之所以存在，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关系的发展中逐步产生的对法律的需要。这种需要使法律成为该社会关系的内在规定性，即如果没有法律的参与，该社会关系就不能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和完善[2]。

综上所述，本文对法哲学逻辑起点进行新的探析，把法哲学的逻辑起点试着确定为“法需要”，并无对前辈思想进行指责之意，而是因为学术领域应当是开放的，思想应当是多元的，需要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加上法哲学这门学科的独特性，它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具有和哲学一样的特点，即超验性以及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因此，我们不可能对此问题最终性地解决，而只能是试图以自己的角度提出一种解决方式。

参考文献：

逻辑起点范文篇4

德育是现代大教育的基本内容和基本任务之一，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途径之一。我国对德育的地位和价值一直极为重视，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规定德育处于首要位置。在德育的实际工作中，我们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辛勤的劳动。但实际效果却不尽人意，与其应有的地位和付出的劳动很不相称，对此人们都有体会。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其中一个深层次问题没有解决好，这就是德育实践的逻辑起点问题。

德育实践的逻辑起点是指德育实践应从何处出发的问题，它要解决德育的内容、德育的方法、德育的途径等的出发点问题。这既是一个实践问题，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的德育实效不佳与这一问题在理论认识上不清不够有重要关系。翻开已有文献，极少见到类似的专门研究和探讨，似乎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

时代处于世纪之交，21世纪是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它对人才的要求不仅是知识丰富、能力超群，它还要求人才具有丰富的情感、健康的个性和良好的品德，应德才兼备，全面发展。世界各国在面向21世纪的教育改革中无不重视德育的地位和价值。众多国际教育专家通过20世纪百年来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发展的回顾和检讨，以及对21世纪教育发展方向，培养目标和伦理要求的展望，认为在未来的21世纪应该把道德教育放在全部教育的首位。（注：张志义：《现代化与中国优秀伦理道德传统的继承》，《教育研究》1994年第6期。）1989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提出了《学会关心》宣言，明确提出了“关心自己的健康，关心自己的家庭、朋友和同行，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和国家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利益，关心人权，关心其他物种，关心地球的生活条件，关心真理、知识和学习。”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关于道德教育的纲领性文件。在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又专门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问题，提出了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即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才观、价值观。（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因此，面对世界教育发展的特征和党的思想道德建设任务，探讨德育实践的逻辑起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87、153页。）在人们的一般认识中，认为这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规定，强调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这是对的。但这只是一种表层认识。从更深层意义来看，它给我们指明了掌握人的本质的方法论原则，告诉我们应从社会关系中来认识和把握人及其本质。

社会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不是孤立存在物。他从事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是依赖于他人的。在现实的活动中，一切活动都离不开人，但活动并不是单个人的单独活动，“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87、153页。）应从社会关系来规定人，人始终是社会的人。

社会关系是人的生存方式，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形成。交往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交往多种多样，如物质交往、精神交往、生产交往、文化交往、艺术交往、日常生活交往，交往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有多少种交往就有多少种社会关系。各种社会关系都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成的，因而可以说社会是人际关系的总和，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构成了完整的社会。社会关系和交往关系相辅相成，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有什么样的交往关系，反之亦然。

道德的基本问题是处理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人们彼此间的利益关系只有在人们的交往中，在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和改变。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87、153页。）就是说人们的道德是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中产生和形成的，在人们的交往和实践中通过彼此之间利益关系的处理表现出来。只有在人们的社会交往和实践中才能判断一个人的言行是善的还是恶的，是丑的还是美的，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也只有在人们不断的社会交往与实践中，才能形成一个人稳定的道德品质和情操。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的思想家爱尔维修曾说过：“如果我生在一个孤岛上，孑然一身，我的生活就没有什么罪恶和道德，我在那里既不能表现道德，也不能表现罪恶的。”（注：转引自［苏］普列汉诺夫：《唯物主义史论丛》，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66页。）脱离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脱离人的社会实践，无所谓言行一致，不存在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也就无所谓道德。那么作为培养人和塑造人的道德人格的德育在内容、方法、手段等方面的选择和实施上就应与此相契合。所以，我们认为德育实践应从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出发，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应从人与人之间的友好交往、相处出发，从小处而言，指处理好自己与家人、朋友、他人的利益关系，处理好自己眼前与长远的利益关系；从大处而言，指处理好自己与集体、集体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个体道德意识的产生、道德情感的陶冶、道德意志的锤练、道德信念的确立都离不开个体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和活动。在个体现实的道德生活和活动中，在个体现实的社会交往中，个体的道德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得到提高，学会处理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进而使个体道德不断完善和超越自我。脱离了现实的生活和人际交往，仅靠单纯空洞的道德知识传授、说教和灌输，是不可能取得实效的。

三

把培养良好人际关系作为德育实践的逻辑起点，可以从道德发生学、德育心理学以及我国儒家的德育思想及其实践得到证明。

从道德的产生来看，它最初源于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整体的利益关系问题。只有当发生了个人利益同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的时候，只有当人类能够意识到这种关系并实际地感受到需要对其加以调整的时候，才会出现道德。在人类的氏族制度阶段，虽然人们在集体劳动中形成了最初的简单的社会关系和生命活动的日常秩序，但道德还处于萌芽状态。这种萌芽状态具体表现为作为某种行为的惯例，还是直接体现于共同的劳动活动和相互交往之中。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它即使人们的社会关系复杂化，个人或家庭的利益同其相互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的关系问题便不可避免地提到人们面前；也使人类的意识开始丰富和发展起来。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出现了从道德上来约束人们的各种行为，调整不断产生的社会矛盾，以巩固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必要性。于是，原始人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逐渐学会识别的“有利”和“有害”的观念，便成了后来出现的“善”和“恶”概念的雏形。拉法格在《思想起源论》中指出：“首先令人惊异的一个事实是：……欧洲语言中表示物质财富或直线的词也表示道德意义的善……。”（注：［法］拉法格：《思想起源论》，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6页。）中国汉语中的“善”字，据《说文段注》解：“吉也，从言，从羊。”羊者，祥也，说明“善”字最初的意思表示吉祥，也是从人们的利益中引申出来的。大量的考古学、人类学研究事实表明，道德最初起源于原始人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所产生的调整人们之间、个人同社会整体之间的利益的需要。（注：参见八所高等师范院校等编著：《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4－57页。）人类种族的道德源于人们之间利益的调整，现代社会个体道德的形成和完善虽然在时间上大大短于人类种族道德的形成和发展，但社会道德要真正内化为个体的道德，在过程上，它要复演人类种族道德的形成过程。德育就要与这个过程相契合，才能比较完善地促进个体道德的社会化。这就从道德发生学方面为我们的德育实践逻辑起点提供了证明。

著名的心理学家皮亚杰运用观察儿童玩弹子游戏和同儿童就公正、惩罚、欺编、责任等有道德涵义的问题进行交谈的方法，研究了儿童道德判断的发展。他认为儿童能在具体的道德情景中为自己作出独立的思考和判断。通过研究，他得出结论：儿童的道德发展是一个有明显阶段特点和顺序的连续过程，分为四个阶段：（1）前道德阶段（0－2岁），此时的儿童并无对规则的任何意识，他们对事物的判断是以本能需要和感觉为标准；（2）他律的道德阶段（2—7，8岁），此时儿童的思维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单向的和不可逆的，在道德判断上表现为对规则的单向理解，对权威的绝对崇拜和服从；（3）自律或合作的道德阶段（7，8—11，12岁），儿童把规则看成是同伴之间的自愿制定、接受和遵守的行为准则，对规则形成了义务感，而且只要大家同意，规则也可以被改变。儿童能从多角度理解规则。（4）12岁以上更高水平的道德阶段，此时儿童的道德思维变得更广泛，更有社会性，并朝向一种“道德理想”的方向前进。儿童对规则的理解会更多地联系整个社会，并且使规则从具体的行动准则变成人与人之间的“观念的互惠”。基于这种研究结论，他特别推崇让学生在相互交流和合作活动中发展道德思维。他指出，虽然儿童最初的道德主要是在成人影响下形成的，并且这种影响在日后的发展中继续起着作用，但是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和活动范围的扩大，在儿童同伴间所进行的基于相互尊重和平等原则之上的社会交际和合作活动日益成为道德发展的主要推动要素。（注：参见魏贤超：《现代德育原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195页。）

美国心理学家科尔伯格在皮亚杰研究的基础上又进行了纵向研究，把皮亚杰的道德发展理论予以详细地分化，提出了从出生直到20岁以后青春期和成年初期的道德发展的三水平六阶段理论：①前习俗水平，包括阶段一，以惩罚与服从为定向，阶段二，以工具性的相对主义为定向；②习俗水平，包括阶段三，以人际关系的和谐或“好孩子”为定向，阶段四，以法律和秩序为定向；③后习俗水平，包括阶段五，以法定的社会契约为定向，阶段六，以普遍的伦理原则为定向。根据这种研究结果，科尔伯格指出，道德教育不只是个传授具体的行为准则的问题，而是要求教师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儿童的积极的道德思维和推理，一直达到能理解和运用公正这类普遍的伦理原则。他对学校德育提出了六个方面的要求：①鼓励学生考虑他人观点，以调和相互间的分歧和向高一级道德思维水平发展；②鼓励学生从事有条有理的辩论和考虑多种选择之类的逻辑思维活动；③鼓励学生勇于作出道德决定并影响学生的内心世界；④促进学生的道德思维的冲突；⑤提供一种道德思维冲突的新的道德结构，促进学生向高一级水平前进；⑥提供一个公正的社会环境让学生在其中活动，在这个环境中，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由相互尊敬和公平为基础的。（注：参见魏贤超：《现代德育原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页。）

由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的研究及其提出的学校德育方法来看，学校德育实践的关键在于培养儿童友好地与同伴相处，相互尊重，相互合作。这是与儿童道德心理的发展相一致的，把德育实践的逻辑起点定为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合适的、恰当的、有其德育心理依据。

我国古代教育以道德教育为核心，有丰富的德育理论和实践。孟子提出德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明人伦，即“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就是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持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中庸》写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段话高度概括了德育的本性和实质。意思是说人的道德发展有其本来的规律，要按这种规律去修养，不可偏离。《大学》对儒家的德育实践过程做了具体精辟的阐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身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此，儒家把个人修养看作是关系个人安危、国家治乱的大问题，把修身提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由个人修身到家庭和睦到治理国家到天下太平，表明了儒家道德教育在教育内容和方法上都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具体的由小到大，由近及远，培养封建的伦理道德，掌握处理封建人际关系的准则，进而维持封建的等级制度，维持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我国封建社会能延续两千多年，始终在华夏民族的统治之下，保持稳定的社会结构，不能不说与儒家的伦理道德教育内容和方法有很大关系。

在当代，以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价值观为导向的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日本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经济迅速发展，震惊世界，究其深层机理，是运用了儒家伦理调整社会人际关系，促进了工业的繁荣和社会稳定所致。这已是公认的事实。可见，以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作为德育实践的逻辑起点是有事实根据的。

四

德育实践逻辑起点立足于现实人际关系的培养，是对个体道德的动态把握，为我国现阶段新道德理想的建设提供了依据。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关系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赖此而存在和发展的道德也在发生变化，只有在动态发展中培养和塑造人的道德，适应变化了的社会，道德教育才有实效。个体的道德才能不断完善。长期以来，我们的德育在内容上变化很少，甚至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要求也相差无几，在方法上重视道德知识和行为准则的传授，忽视现实活动的情操陶冶和体验，方法单一，等等，不能与社会的发展变化、与儿童的身心发展相适应。因此，德育实践逻辑起点的确立要求重新调整和确立我们的德育内容和方法。

逻辑起点范文篇5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87、153页。）在人们的一般认识中，认为这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规定，强调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这是对的。但这只是一种表层认识。从更深层意义来看，它给我们指明了掌握人的本质的方法论原则，告诉我们应从社会关系中来认识和把握人及其本质。

社会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不是孤立存在物。他从事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是依赖于他人的。在现实的活动中，一切活动都离不开人，但活动并不是单个人的单独活动，“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87、153页。）应从社会关系来规定人，人始终是社会的人。

社会关系是人的生存方式，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形成。交往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交往多种多样，如物质交往、精神交往、生产交往、文化交往、艺术交往、日常生活交往，交往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有多少种交往就有多少种社会关系。各种社会关系都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成的，因而可以说社会是人际关系的总和，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构成了完整的社会。社会关系和交往关系相辅相成，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有什么样的交往关系，反之亦然。

道德的基本问题是处理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人们彼此间的利益关系只有在人们的交往中，在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和改变。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87、153页。）就是说人们的道德是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中产生和形成的，在人们的交往和实践中通过彼此之间利益关系的处理表现出来。只有在人们的社会交往和实践中才能判断一个人的言行是善的还是恶的，是丑的还是美的，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也只有在人们不断的社会交往与实践中，才能形成一个人稳定的道德品质和情操。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的思想家爱尔维修曾说过：“如果我生在一个孤岛上，孑然一身，我的生活就没有什么罪恶和道德，我在那里既不能表现道德，也不能表现罪恶的。”（注：转引自［苏］普列汉诺夫：《唯物主义史论丛》，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66页。）脱离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脱离人的社会实践，无所谓言行一致，不存在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也就无所谓道德。那么作为培养人和塑造人的道德人格的德育在内容、方法、手段等方面的选择和实施上就应与此相契合。所以，我们认为德育实践应从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出发，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应从人与人之间的友好交往、相处出发，从小处而言，指处理好自己与家人、朋友、他人的利益关系，处理好自己眼前与长远的利益关系；从大处而言，指处理好自己与集体、集体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个体道德意识的产生、道德情感的陶冶、道德意志的锤练、道德信念的确立都离不开个体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和活动。在个体现实的道德生活和活动中，在个体现实的社会交往中，个体的道德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得到提高，学会处理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进而使个体道德不断完善和超越自我。脱离了现实的生活和人际交往，仅靠单纯空洞的道德知识传授、说教和灌输，是不可能取得实效的。

2

把培养良好人际关系作为德育实践的逻辑起点，可以从道德发生学、德育心理学以及我国儒家的德育思想及其实践得到证明。

从道德的产生来看，它最初源于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整体的利益关系问题。只有当发生了个人利益同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的时候，只有当人类能够意识到这种关系并实际地感受到需要对其加以调整的时候，才会出现道德。在人类的氏族制度阶段，虽然人们在集体劳动中形成了最初的简单的社会关系和生命活动的日常秩序，但道德还处于萌芽状态。这种萌芽状态具体表现为作为某种行为的惯例，还是直接体现于共同的劳动活动和相互交往之中。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它即使人们的社会关系复杂化，个人或家庭的利益同其相互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的关系问题便不可避免地提到人们面前；也使人类的意识开始丰富和发展起来。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出现了从道德上来约束人们的各种行为，调整不断产生的社会矛盾，以巩固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必要性。于是，原始人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逐渐学会识别的“有利”和“有害”的观念，便成了后来出现的“善”和“恶”概念的雏形。拉法格在《思想起源论》中指出：“首先令人惊异的一个事实是：……欧洲语言中表示物质财富或直线的词也表示道德意义的善……。”（注：［法］拉法格：《思想起源论》，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6页。）中国汉语中的“善”字，据《说文段注》解：“吉也，从言，从羊。”羊者，祥也，说明“善”字最初的意思表示吉祥，也是从人们的利益中引申出来的。大量的考古学、人类学研究事实表明，道德最初起源于原始人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所产生的调整人们之间、个人同社会整体之间的利益的需要。（注：参见八所高等师范院校等编著：《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4－57页。）人类种族的道德源于人们之间利益的调整，现代社会个体道德的形成和完善虽然在时间上大大短于人类种族道德的形成和发展，但社会道德要真正内化为个体的道德，在过程上，它要复演人类种族道德的形成过程。德育就要与这个过程相契合，才能比较完善地促进个体道德的社会化。这就从道德发生学方面为我们的德育实践逻辑起点提供了证明。

著名的心理学家皮亚杰运用观察儿童玩弹子游戏和同儿童就公正、惩罚、欺编、责任等有道德涵义的问题进行交谈的方法，研究了儿童道德判断的发展。他认为儿童能在具体的道德情景中为自己作出独立的思考和判断。通过研究，他得出结论：儿童的道德发展是一个有明显阶段特点和顺序的连续过程，分为四个阶段：（1）前道德阶段（0－2岁），此时的儿童并无对规则的任何意识，他们对事物的判断是以本能需要和感觉为标准；（2）他律的道德阶段（2—7，8岁），此时儿童的思维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单向的和不可逆的，在道德判断上表现为对规则的单向理解，对权威的绝对崇拜和服从；（3）自律或合作的道德阶段（7，8—11，12岁），儿童把规则看成是同伴之间的自愿制定、接受和遵守的行为准则，对规则形成了义务感，而且只要大家同意，规则也可以被改变。儿童能从多角度理解规则。（4）12岁以上更高水平的道德阶段，此时儿童的道德思维变得更广泛，更有社会性，并朝向一种“道德理想”的方向前进。儿童对规则的理解会更多地联系整个社会，并且使规则从具体的行动准则变成人与人之间的“观念的互惠”。基于这种研究结论，他特别推崇让学生在相互交流和合作活动中发展道德思维。他指出，虽然儿童最初的道德主要是在成人影响下形成的，并且这种影响在日后的发展中继续起着作用，但是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和活动范围的扩大，在儿童同伴间所进行的基于相互尊重和平等原则之上的社会交际和合作活动日益成为道德发展的主要推动要素。（注：参见魏贤超：《现代德育原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195页。）

美国心理学家科尔伯格在皮亚杰研究的基础上又进行了纵向研究，把皮亚杰的道德发展理论予以详细地分化，提出了从出生直到20岁以后青春期和成年初期的道德发展的三水平六阶段理论：①前习俗水平，包括阶段一，以惩罚与服从为定向，阶段二，以工具性的相对主义为定向；②习俗水平，包括阶段三，以人际关系的和谐或“好孩子”为定向，阶段四，以法律和秩序为定向；③后习俗水平，包括阶段五，以法定的社会契约为定向，阶段六，以普遍的伦理原则为定向。根据这种研究结果，科尔伯格指出，道德教育不只是个传授具体的行为准则的问题，而是要求教师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儿童的积极的道德思维和推理，一直达到能理解和运用公正这类普遍的伦理原则。他对学校德育提出了六个方面的要求：①鼓励学生考虑他人观点，以调和相互间的分歧和向高一级道德思维水平发展；②鼓励学生从事有条有理的辩论和考虑多种选择之类的逻辑思维活动；③鼓励学生勇于作出道德决定并影响学生的内心世界；④促进学生的道德思维的冲突；⑤提供一种道德思维冲突的新的道德结构，促进学生向高一级水平前进；⑥提供一个公正的社会环境让学生在其中活动，在这个环境中，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由相互尊敬和公平为基础的。（注：参见魏贤超：《现代德育原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页。）

由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的研究及其提出的学校德育方法来看，学校德育实践的关键在于培养儿童友好地与同伴相处，相互尊重，相互合作。这是与儿童道德心理的发展相一致的，把德育实践的逻辑起点定为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合适的、恰当的、有其德育心理依据。

我国古代教育以道德教育为核心，有丰富的德育理论和实践。孟子提出德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明人伦，即“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就是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持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中庸》写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段话高度概括了德育的本性和实质。意思是说人的道德发展有其本来的规律，要按这种规律去修养，不可偏离。《大学》对儒家的德育实践过程做了具体精辟的阐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身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此，儒家把个人修养看作是关系个人安危、国家治乱的大问题，把修身提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由个人修身到家庭和睦到治理国家到天下太平，表明了儒家道德教育在教育内容和方法上都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具体的由小到大，由近及远，培养封建的伦理道德，掌握处理封建人际关系的准则，进而维持封建的等级制度，维持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我国封建社会能延续两千多年，始终在华夏民族的统治之下，保持稳定的社会结构，不能不说与儒家的伦理道德教育内容和方法有很大关系。

在当代，以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价值观为导向的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日本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经济迅速发展，震惊世界，究其深层机理，是运用了儒家伦理调整社会人际关系，促进了工业的繁荣和社会稳定所致。这已是公认的事实。可见，以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作为德育实践的逻辑起点是有事实根据的。

3

德育实践逻辑起点立足于现实人际关系的培养，是对个体道德的动态把握，为我国现阶段新道德理想的建设提供了依据。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关系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赖此而存在和发展的道德也在发生变化，只有在动态发展中培养和塑造人的道德，适应变化了的社会，道德教育才有实效。个体的道德才能不断完善。长期以来，我们的德育在内容上变化很少，甚至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要求也相差无几，在方法上重视道德知识和行为准则的传授，忽视现实活动的情操陶冶和体验，方法单一，等等，不能与社会的发展变化、与儿童的身心发展相适应。因此，德育实践逻辑起点的确立要求重新调整和确立我们的德育内容和方法。

逻辑起点范文篇6

一、逻辑起点的内涵

每一门科学理论，都有自己的逻辑起点，进而从该起点入手，展开学科理论的研究，推动学科的发展。如马克思哲学就是在回答世界的本源是物质还是意识，究竟是物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物质这个基本问题的基础上展开的。“学科的科学理论体系，一般认为首先应当确定它的逻辑起点，从逻辑起点出发，借助逻辑手段，按照学科的内在规律，层层推导，科学的逐步展开，构成严谨的逻辑系。”［1］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既是构建其学科理论体系的基石，也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有效性的关键。它将直接决定和制约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式以及教育效果，进而影响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接受程度、掌握程度及认知程度。那么，何谓逻辑起点？逻辑起点，可以简称为起点，称逻辑起点，主要是为了强调理论体系的系统性和内在关联性。一门学科理论体系是具有独特价值的，这种独特价值就决定了其逻辑起点的唯一性，它只能隶属于一门学科，也就是逻辑起点与一门学科理论体系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它应该能够将该理论体系与其他理论体系区别开来，并作为该理论体系所具有的个性存在并发挥作用。这就决定了它与研究起点、研究对象等是不一样的。逻辑起点作用和影响是根本性的，它的选择和确立不仅影响到对基本问题的回答，而且影响到整个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目前对逻辑起点的概念，学术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都对这个问题有过描述。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指“科学应该从何开始？”这表明，逻辑起点是指范畴体系的起始的、基本的范畴。“从最简单的基本的东西出发……因为这里，在这些基本东西那里，‘全部发展就在萌芽中’”。

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冯振广、荣今兴［3］，以及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骆郁廷等著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4］中关于逻辑起点的论述，本文认为对于一门学科理论体系来说，科学的逻辑起点的确立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首先，逻辑起点应该是一门学科最简单、最抽象、最基本的范畴。我们可以说逻辑起点在一门学科理论体系中是最小的“单位”，是不可以再分割的范畴。逻辑起点之于一门学科，其目的就是使该学科理论体系有一个核心的概念，这个核心概念贯穿于该理论体系的始终，整个理论始终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概念展开的，也都是这个核心概念的解释、说明。然后根据这个核心概念展开学科研究，从而使该学科的知识体系清晰明了，言简意赅，并易于为人们认识和理解。而在科学理论研究中，我们必须从大量纷繁复杂的具体问题中抽象出一般的理论，这是一个从个性特征寻求共性特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越是抽象就越是简单，就越有利于对基本问题的回答。其次，认识起点和逻辑起点是一致的。由于人们所生活的时代不同，文化知识背景不同，因而对同一问题的认识起点往往也是有差异的。在学科理论体系中，这些不同的认识必然会通过对基本问题的回答表现出来，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哲学阵营由于在认识起点上的不同，从而决定了对基本问题的回答也截然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说，认识起点和逻辑起点具有一致性，它们只是同一种说法的两种不同的表述。再次，逻辑起点应该包含一门学科发展过程中一切矛盾的“萌芽”。一门学科理论体系中包含着多种多样的具体矛盾，而这多种多样的具体矛盾无一不以“萌芽”的形式包含在逻辑起点之中。逻辑起点是贯穿于一门学科发展始终的矛盾，其它各种各样的矛盾也都是由逻辑起点派生出来的，因而，逻辑起点决定了该学科的性质，规定着该学科的发展方向。最后，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是一致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逻辑和历史是统一的，客观现实的历史是逻辑的基础和内容，逻辑是历史的理论再现，是“经过修正”的历史。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是确立科学逻辑起点必须遵循的一个根本原则。任何理论体系在其历史起点上总是表现为起始的、基本的的形态，这往往是学科理论体系在基本问题上的直接体现，这也是逻辑起点最直接的显现。张耀灿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人学转换》一文中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核心概念可以表述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的阶级、社会、组织、群体与其成员，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思想、情感的交流互动，引导其成员吸纳、认同一定社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促进其成员知、情、意、信、行均衡协调发展和思想品德自主建构的社会实践活动。”［5］而以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定义则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6］第一个概念和以往的概念相比更加注重人的价值，注重人的发展，更加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所以，本文认为把社会需要和个人需要作为思想政治教育逻辑起点的同时更应该关注研究个人需要。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

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逻辑起点，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呢？结合王金情［7］等人关于思想政治教育逻辑起点的论述，本文认为，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应该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但同时更应该注重个人的需要，关注个人的发展。下面，我们从确定学科逻辑起点应该具备的几个方面来进行说明。第一，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是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最简单、最抽象、最基本的范畴。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这对范畴之于思想政治教育学这门理论体系中，是该理论体系的一个核心概念，因为思想政治教育要么关注个人需要，要么关注社会需要，没有不关注任何需要的思想政治教育。这是由思想政治教育的属性和其所肩负的使命决定的。在任何理论研究中，我们都要把大量纷繁复杂的问题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整理，以从具体的实践上升为一般的抽象理论。越是抽象就越是简单，逻辑起点在某种意义上是最高抽象，而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这对范畴正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最高抽象。无论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定义、属性还是从其所担负的使命和任务我们都不难看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协调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在社会需要得到实现的同时，也要考虑和估计个体的感受，使个人需要得到满足，从而激发个体的积极性，以至于更好的服务于社会需要。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或者在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内容，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的具体内容是有所不同的。但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部实践活动和整个教育过程都是围绕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这对范畴展开的。第二，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认识起点。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是“人”，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这一研究对象。但笼统的讲，一切人文学科也都以人为研究对象。那么又作何区分呢？从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我们不难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所研究和关注的是人的价值、思想、道德、观念等领域，这对促进人的社会化有着重要的作用。马克思经典作家告诉我们，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因为生存产生了某种需要进而才结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人的需要就是人的本性。所以，要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人朝着社会要求的方向发展，就要关注和研究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这对范畴，而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一定社会或社会群体服务的，这一阶级属性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只能是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这对范畴。另外，只有深入研究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在满足社会的需要的同时也满足个人需要，使其工具价值和人文价值都得到实现，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正是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人的某些属性，才更好地理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第三，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的矛盾包含着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过程中一切矛盾的“萌芽”。这也正如社会主义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一切矛盾的“萌芽”一样，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这对范畴也包含着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过程中一切矛盾的“萌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一切具体的矛盾必然会以“胚芽”的形式包含在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这对矛盾运动的起点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一系列既对立又统一的概念范畴，如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教育者与教育介体、受教育者与教育环体，等等，无一不是产生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实践中，又无一不以“胚芽”的形式包含在“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这个逻辑起点之中。

逻辑起点范文篇7

关键词:公共管理研究；逻辑起点；公共利益；公共网络；经济

一、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逻辑起点之一

(一)关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逻辑起点的简单介绍

公共利益是指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公共管理在书上的含义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组织，和以公共利益为指向的非政府组织为实现公共利益而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活动。因此我认为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研究的又一逻辑起点。公共事务以及公共问题是逻辑起点本文不再论述。这一事物或事件的出现，可以为大多数人带来好处。只要有社会群体的存在，公共利益就一定会存在。随着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几乎所有的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对于公共利益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而公共管理则是是指公共利益管理部门或事业单位等组织以公共利益为管理对象而进行的一系列管理工作。在我国，进行公共管理工作的组织主要包括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利益管理组织以及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从事公共管理的组织。下面我们来说一说“逻辑起点”，要想了解“逻辑起点”这个词，首先我们要明确“逻辑”的含义，从普遍意义上讲，逻辑是指人脑在进行问题思考时所遵循的某种规律。再者就是要了解“起点”的意义，，对比“逻辑”而言，“起点”就十分容易理解了。起点就是事物、思想等从无到有，最开始的某一物体、事件、地点或时间点。“逻辑起点”是两者相结合所产生的合成名词，了解了“逻辑”、“起点”，逻辑起点这个专属名词就不难解释了。逻辑起点就是人脑在进行大量的、规律的思考后明确的某一事物或思想的起点，也就是说是逻辑意义上的起点。如何确定公共管理学这门学科所研究的逻辑起点，众说纷纭，有的说公共事务是逻辑起点，有的说公共问题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逻辑起点。我个人认为，要确定逻辑起点，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确定。从经济的角度看，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是利益，而人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才会感兴趣，才会引起纠纷，因此也就需要公共管理的制衡。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利益的纠纷一般是经济方面，因此经济方面也就是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的逻辑起点之一。

(二)公共利益、公共管理、公共管理研究之间的关系

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的管理对象，如果公共利益不存在，那么公共管理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换而言之，公共利益的存在促使了公共管理的产生。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的逻辑起点公共管理又是公共管理研究的研究对象，公共管理研究因公共管理而存在，没有公共管理就没有公共管理研究。综上所述，从逻辑意义上看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研究的起点，即公共管理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公共利益。

二、“公共管理研究的逻辑起点：公共利益”这一课题的研究意义

公共管理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关系着政治局面的稳定。公共管理研究作为一门以公共管理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对公共管理起着学术上的指导作用。由此可以看出，与公共管理研究相关的研究包括是十分必要的。以此可以看出本文选题的重要性，下面本文将从经济方面、公共网络发展方面讨论选题的研究意义。

(一)从经济方面看

“公共管理研究的逻辑起点：公共利益”这个选题之所以引起公共管理者及广大学者的高度重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个方面，那就是当代社会经济水平大大提升所提供的背景条件和其自身对于经济社会公平公正的维系作用。然而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必将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定的指导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经济已经越来越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经济”是人类社会才有的，经济又反作用于人类社会。从经济方面来看，公共利益有一定的经济性，利益和经济息息相关，人类的各种生产活动形成和生产出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利益。中国共产党是面向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不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提高经济实力，使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公共的利益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因此从经济方面看，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逻辑上的起点。要研究公共管理，我们必须牢牢掌握公共利益这一逻辑起点。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中较为容易理解的概念，“公共管理研究的逻辑起点：公共利益”这个题目则是公共管理研究中较为基本的研究课题。对于解决一些公共管理所涉及到的经济问题这一基本课题的研究会起到一些指导作用。理论研究源于经济实践的同时一定会指导经济实践活动。在公共管理研究进行过程中只有搞清楚公共管理研究的逻辑起点、目的等基本问题，才能进一步研究更为深奥的问题，促使公共管理研究系统性的形成，得出有效的指导性研究成果。而研究成果则可以应用到对公共利益的处理中来，促进经济社会更加和谐的进步，以此为基础，经济的发展也会有条不紊的进行。综上所述，“公共管理研究的逻辑起点之一是公共利益”这一课题的研究对经济稳定的、持续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从政治方面看

由上一章节的论证分析结论可知，这一选题的研究对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政权是上层建筑的核心。政治方面来说，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逻辑起点。思想家政治家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阶级矛盾和阶级之间的斗争归根结底都是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引起的。人们所奋斗的目标，都和他们的利益有关。”政治上的矛盾，归根结底就是利益之间的冲突。公共管理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为全体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活动。古往今来，在人类社会政权在不断地更替着，国与国之间有着政治冲突，归根结底还是利益之间的冲突。公共利益就像是特别原始的东西，所有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冲突都来源于利益之间的冲突。有了利益的不均才出现了管理，有了公共利益才衍生出了公共管理。近期在政治界发生的大事：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因为政治上的问题被迫下台，归根结底也是因为朴槿惠的某些行为触碰到了韩国民众的公共利益。国家的政权就是代表着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是公共利益，当国家政权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样的政权这样的管理已经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了，那么这个政权就会被推翻。有人的地方就有利益，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管理，管理规模化就形成了政治，因此从政治的角度看，公共管理的逻辑起点仍旧是公共利益。

(三)从公共网络角度看

如今的信息化时代，公共网络在悄无声息的入侵者我们的生活，也在改变着我们的日常。公共网络是共享的网络，是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网络，它以较低的价格提供较好的数据传输服务。在公共网络方面，网络的运行能为消费者和制造者带来利益，而这些网络需要系统维护和保障运行进行一系列的服务以及收费制度，因此又会产生管理。有公共利益的地方就会出现公共管理。因此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的源头。针对公共利益进行公共管理，研究公共管理，要先从公共利益这一逻辑起点出发。三、启发与建议通过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和管理，才形成了经济管理。追求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研究的起点。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的本质，而公共管理的目的也就是让利益最大化，公平的分配现有的利益，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是公共利益，因此，公共利益才是公共管理的目的，公共利益也是公共管理所要研究的逻辑起点。

总结

这一论证也启发着我们：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起点应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也就是每一个人的利益，就像中国梦一样。如何进行公共管理？我们首要考虑的是利益问题，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每一个人的利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只有管理好这些，才能算上是好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逻辑起点是公共利益，解决起点上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公共管理上的问题。本文论证了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逻辑起点。

参考文献：

[1]宋世明.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基本发展趋势[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01):120-126+151-152.

[2]向俊杰,陈威.论环境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起点与方向[J].生态经济,2018,34(02):209-215.

[3]苗红培.公共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逻辑起点与价值追求[J].行政科学论坛,2018(03):34-39.

逻辑起点范文篇8

世界著名的《韦氏国际词典》（webster‘snewinternationaldictianary）第三版对“理论”一词解释为：理论是某一研究领域的一套前后一致的假设、概念和实用原则所构成的系统。我国的《辞海》对理论的解释是：理论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我国《现代汉语词典》对理论的解释是：理论是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不论怎样描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总是非常密切并相辅相成的。它们互为对方提供支持和帮助，每一方都有助于纠正对方的缺陷，使它变得更加完善。理论的职能是扩大经验的范围，并深化其含义。凡属科学的理论，必须能完整地、准确地解决两个问题：（1）如何解释实践，即认识世界；（2）如何进一步做好实际工作，即改造世界。

根据上述理论的含义，结合财务管理的特点，我们可以把财务管理理论定义为：财务管理理论是根据财务管理假设所进行的科学推理或对财务管理实践的科学总结而建立的概念体系，其目的是用来解释、评价、指导、完善和开拓财务管理实践。

理论研究的深度，是衡量一门学科成熟与否的标志；首尾一贯的理论，则是评估实务正确与否的指南。财务管理实务已有较长历史，但财务管理理论的出现则较晚。根据现有资料，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财务管理学，是20世纪40年代前苏联科学院院士费。吉亚琴科教授倡导和创建的。在西方，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形成比较规范的财务管理理论。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研究，是从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的。由于种种原因，对于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起点，始终没有进行过充分的讨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务管理实践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急需理论上的规范与指导，以求今后的财务管理实务得到更好的发展。

二、现有财务管理理论研究起点的主要观点

研究财务管理理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从何处人手，即以什么作为逻辑推理的出发点。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

1.财务本质起点论

长期以来，我国财务管理的理论研究是以“财务的本质”为起点的。从这一起点出发，逐渐阐述财务的概念、财务管理的对象、财务管理的原则、财务管理的任务、财务管理的方法等一系列理论问题。我国著名财务学家郭复初教授认为，这种观点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对财务的存废问题存在很大争议，财务管理理论工作者在形成财务独立论的过程中，从财务的本质研究出发，奠定了财务理论的基石.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一些学者对其进行了系统论证，指出财务质的规定性决定了财务的独立性，财务的种种独特形态，乃是奠定财务独立存在的客观基础。从建立和完善财务管理学科体系来看，对财务的本质进行科学的定义是必要的，但以财务的本质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只能解决什么是财务、什么是财务管理这些纯理论的问题，不能解决为什么进行财务管理这一与财务管理实践密切相关的问题，也不可能有效地指导财务管理实践。因此，以财务的本质作为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起点，会阻碍财务管理应用理论的发展，不利于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完善。

2.假设起点论

这种观点是近年来人们在借鉴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任何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以假设为逻辑起点的，然而，在财务学中却忽略了这一点。”并指出：“假设对任何学科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为本学科的理论和实务提供了出发点或奠定了基础。”财务管理假设是财务管理理论结构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必须认真研究。但以财务管理假设作为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起点还存在一些问题。这是因为：（1）财务管理假设不是凭空捏造的，也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根据财务管理环境和财务管理的内在规律概括出来的，显然，环境决定假设，而不是相反。（2）即使是过去一直以假设为理论起点的会计学，进入20世纪70年代，也逐渐放弃了这种观点，改用其他范畴作为会计理论研究的起点。可见，并不是任何学科、任何时候都以假设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

3.本金起点论

这是郭复初教授近年提出的一种观点。他认为：“本金是指为进行商品生产和流通活动而垫支的货币性资金，具有流动性与增值性等特点”，并进一步指出：“经济组织的本金，按其构成可以分为实收资本、内部积累和负债等几大组成部分”。[4]同时强调，本金起点理论符合逻辑起点的基本标准，弥补了其他起点理论的种种不足。本金作为财务资金的代名词已成为财务理论的核心概念，是财务理论概念体系中的组成部分。以本金作为基本细胞并从此开始研究，有利于从小到大、层层展开，从而构成完整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但以本金作为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起点，必须解决本金与资金、资本之间的关系。本金起点论却未能圆满地解决这一问题。

4.目标起点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有些学者提出了以财务管理目标为财务管理理论研究起点的看法。这种观点认为：任何管理都是有目的的行为，财务管理也不例外。只有确定合理的目标，才能实现高效的管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应该以财务管理目标为出发点。同时认为，财务管理目标是在考虑风险和报酬两个重要因素的基础上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这种观点突出了财务管理目标在财务管理理论结构中的作用，有利于财务管理理论对财务管理实践的指导。但这种观点也存在一些问题。这是因为：（1）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任何理论的研究起点都应是其原本点（即原始出发点），显然财务管理目标并不具备这一特点，因为财务管理目标受财务管理环境的影响，不同的理财环境会产生不同的财务管理目标。（2）从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本身来看，如果以财务管理目标为起点，则很难安排财务管理假设在财务管理理论结构中的地位，因为假设是根据环境概括出来的，而不是根据目标概括的。

三、以财务管理环境作为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财务管理环境是对财务管理有影响的一切因素的总和。它既包括宏观的理财环境，也包括微观的理财环境。宏观环境主要是指企业理财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文化环境；微观环境主要是指企业的组织形式、生产、销售和采购方式等。笔者认为，从20世纪财务管理的发展历程来看，应将财务管理环境作为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合理起点。

20世纪是财务管理大发展的一个世纪，在这100年的时间里，财务管理经历了五次飞跃性的发展阶段。

1.筹资管理理财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财务管理的主要职能是预测企业资金的需要量和筹集企业所需要的资金。20世纪初，由于西方国家经济的持续繁荣和股份公司的迅速发展，各类企业都面临着如何筹集扩大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问题。那时，市场竞争不是十分激烈，各国经济迅速发展，只要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一般都能取得较好的效益。然而，当时的资金市场还不甚成熟，金融机构也不十分发达，因而，如何筹集资金便成为财务管理的最主要问题。在这一阶段，筹资理论和方法得到迅速发展，为现代财务管理理论的产生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2.资产管理理财阶段

筹资阶段的财务管理只着重研究资金筹集，却忽视了企业日常的资金周转和内部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西方财务管理人员逐渐认识到，在残酷的竞争中要维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财务管理的主要问题不仅在于筹集资金，更在于有效的内部控制，管好用好资金。在此阶段，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项目，如现金、应收账款、存货、固定资产等引起财务人员的高度重视。在这一时期，企业内部的财务决策被认为是财务管理的最主要问题。而与资金筹集有关的事项已退居第二位。各种计量模型逐渐应用于存货、应收账款、固定资产等项目，财务分析、财务计划、财务控制等得到了广泛应用。

3.投资管理理财阶段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企业经营的不断变化和发展，资金运用日趋复杂，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使投资风险不断加大，投资管理受到空前重视，主要表现在：（1）确定了比较合理的投资决策程序；（2）建立了科学的投资决策指标；（3）建立了科学的投资决策方法；（4）创立了投资组合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

4.通货膨胀理财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早期，伴随石油价格的上涨，西方国家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持续的通货膨胀给财务管理带来了许多问题，在通货膨胀条件下如何有效地进行财务管理便成为主要矛盾。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使企业资金需求不断膨胀，货币资金不断贬值，资金成本不断升高，成本虚降，利润虚增，资金周转困难。为此，西方财务管理提出了许多对付通货膨胀的方法，企业筹资决策、投资决策、资金日常调度决策、股利分配决策都根据通货膨胀的状况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5.国际经营理财阶段

逻辑起点范文篇9

关键词：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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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跨世纪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建构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已经提到了文艺理论研究的日程。笔者以为，未来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结构体系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从理论视角和方法来说，可以从人类文化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形态学、符号文艺学，甚至更新的角度和方法去研究和探讨文艺的规律，作出理论的概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从人类生命最基本的生产实践层面出发，以整体性的方位来考察文艺现象的，有它不可取代的优越性。但是，它的结构体系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新时期以来就有“美学—历史”相统一的各种体系模式、艺术生产论模式，还有人主张艺术反映论、审美创造论等等模式，这都是应该鼓励的。强求一律，要建构“大一统”的“范式”，不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精神，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也不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

诚然，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在新的文艺实践中，文艺理论研究要花力气建构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形式。这需要从多方面着手。我以为，起码要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科学地总结人类的文化实践经验，特别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丰富经验。因为这种文艺实践经验，乃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把人民群众的审美需要同他们在改造世界中的审美活动重新结合的伟大实践，有着许多新的美学特征和优秀的思想的、艺术的传统；同时，它又是不断汲取人类文化一切有价值的思想艺术成果创造出来的文艺，有它的辉煌的成功经验，也有挫折的深刻教训。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是我们进行新的理论思维的宝贵财富，它理应是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实践基础和主要理论概括内容。第二，广泛研究、分析西方从古到今的文艺理论思维材料，特别是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的思维成果，去其糟粕，取其优秀合理的成分，以拓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论思维角度和内涵。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面对资本主义现实，提出的一些新观点、新命题，欧美一些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文化上的“新保守主义者”，像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伊哈布·哈桑、丹尼尔·贝尔等，对“后工业社会”或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存在和精神的评论和分析，都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引为鉴戒的。第三，要认真梳理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优秀成果。这是一份十分宝贵而且丰富的理论遗产，有它不同于西方文艺理论的思维方式、体系、范畴和命题，需要我们进行艰巨的分析和转化的工夫，吸纳融会到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中去，从而建构出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体系。以上这些工作，我们在20世纪都在做，但显然没有做完。在上述这些工作中，我认为关键的一环，是要认真学习邓小平的文艺理论思想，学习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鲜明态度，以及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现代化的实践相结合，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路和思维方法。本文就这方面阐述一些个人的见解，请方家与同行指正。

2

每一个理论体系都必须有它建构的逻辑起点。黑格尔说，“作为一个体系，需要有一个原理被提出并贯穿在特殊的东西里面”(注1)。这个基本“原理”，笔者以为就是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从理论建构的根本层面来说，就是实践；从理论展开的层面来说，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由此出发，它从宏观的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基本实践中，从人类社会大结构中，确定文艺是人们“艺术的”掌握世界的方式，是一种审美性的社会意识形态，从而科学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逻辑起点。列宁从俄国革命的实践条件出发，根据历史唯物论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原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说，提出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十月革命后又提出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和“艺术是属于人民的”思想。我认为，这就是列宁文艺思想的逻辑起点。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条件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以“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为中心，提出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服从政治”的观点，以此展开他的文艺思想，这也就是文艺理论思想展开的逻辑起点。

邓小平的文艺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建立起来的。它集中表现在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里，也展开在他关于反对思想战线的错误思想倾向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讲话与报告之中。在《祝辞》里，他第一次用明确的语言，阐述了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正是在这一理论命题的前提下，他指出：“在这个崇高的事业中，文艺发展的天地十分广阔”(注2)，从而系统地阐述他的文艺思想和一系列理论命题以及原则。在笔者看来，这就是他的文艺理论展开的逻辑起点，就是由这一起点出发，他论述了文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现实任务和长远目标，整个文艺工作的“是非标准”和社会主义文艺属于人民的根本性质与一系列思想原则。这一理论逻辑起点是很高的。就理论上说，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关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学说，丰富了马克思关于“艺术的掌握世界方式”的命题，把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理想，同社会主义文艺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重要发展，在理论上明确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艺的崇高任务，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从适应无产阶级革命实践需要的形态，转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高度文明的形态；在实践上又给新时期的文艺创作与发展、艺术生产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开创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的里程碑。这一理论价值，我们是必须充分认识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时代，是无产阶级、人民大众进行革命斗争，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时代。他们在具体指导建设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艺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关注文艺的革命性、阶级性，以及文艺为无产阶级和人民革命斗争服务的课题，对这些课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括，自然也没有忽视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性质和历史使命。他们指出要注意描写人民群众的革命代表，要歌颂坚强的叱咤风云的革命的无产者，要求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应当在现实主义的领域占有自己的地位，以至于列宁提出文学的党性原则，提出文艺首先为工农兵、文艺从属于政治等观点。这些都是根据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革命利益和实践需要提出的思想理论原则。列宁和在革命胜利以后，虽然曾经提出了建设和发展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与文艺的任务和一系列思想原则，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他们未能在整体上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概括文艺为革命实践服务的理论形态，推进到为全面建设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认为，人类的发展有着三大生产，即生命的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只有后两种社会实践，才能推动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使每个人得到全面发展，开始人类“真正人的历史”。社会主义要代替资本主义，就要极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获得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物质生产水平，同时进行艰巨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经过长期的发展阶段，才能达到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邓小平同志正是继承了他们的理论思想，创造性地提出同时建设“两个文明”的理论命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理论内容和现实道路，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他在这一理论和现实高度上建构的文艺理论思想，把文艺的创作与发展同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事业有机地联系起来，不只给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指明方向，同时也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形态，即讨论文艺如何为全面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服务的理论形态，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理论内容，也给我们探索新的理论命题、范畴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所以，它也是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起点。这当中所体现出来的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既坚持又根据现实实践加以发展的学风，都是我们在建构当代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中，需要深入领会和继承的。

正是从以上的逻辑起点出发，邓小平同志明确反对“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指出“‘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了，从基层到中央一级的表演团体，都有些演员到处乱跑乱演，不少人竟用一些庸俗低级的内容和形式去捞钱”(注3)。这种批评，是对上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精神生产和艺术生产理论内容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为社会主义文艺生产，防止西方发达的后工业社会所带来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精神消极面影响确定了正确的指针。这是我们需要深入领会和把握的。

3

康德说过，“体系要求方法”(注4)。我理解就是要有一个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或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是整体把握事物的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邓小平同志坚持运用这一思维方式来解决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一系列基本课题。它突出地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文艺创作和发展中，把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同现实的任务统一起来。在《祝辞》中，他在指出了文艺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意义后说，“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这就把文艺在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崇高使命和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现实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主要是涵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起始阶段的现实任务。它应该从当前人民大众的审美需要和审美水平出发，进行艰苦的审美创造，既要有现实的丰富性，又要有前瞻性。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国“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社会主义文艺应该满足这种不断发展的多样的审美需要。但是，随着人民大众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文艺又要适应和引导这种审美需求的提高和发展。“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重大问题。它既是文艺当前不可推卸不可代替的现实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的任务，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历史使命。“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既是前两项任务的具体内涵，也是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求取社会全面发展的根本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建设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发展”(注5)。这种人的全面发展状态，是需要每个劳动者都有高度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才能做到的。社会主义文艺不能排除或忽视这一崇高的历史使命。邓小平同志指出文艺这三方面“责任”，就是把社会主义文艺的长远理想目标与现实任务统一起来的范例，是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构中国特色文艺理论不可忽视的宝贵财富。

把文艺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统一起来，是邓小平文艺理论辩证思维的又一特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说，从来就把文艺的一般规律，同文艺的特殊规律结合在一起。马克思批评拉萨尔在《济金根》中，“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提出要“更加莎士比亚化”；要描写时代“更加突出的性格”，反对把人物“写得太抽象了”(注6)。恩格斯则认同戏剧应“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注7)，他还曾经反复说明，他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相结合的“最高标准”(注8)去批评文艺作品的，也就是既首先尊重文艺的审美规律，又把文艺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来审视。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明确指出在文艺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注9)。在讲到文艺创作时，详细地阐述了生活美与艺术美的关系和要求(注10)，还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注11)。这一切都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说，既唯物地揭示文艺能动地反映历史生活的一般规律，又注重文艺审美创造的种种特点和规律。邓小平的文艺思想继承这一理论思维传统，创造性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文艺创作与发展的一系列课题。例如，在阐明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创作原则时，他重申列宁“艺术是属于人民的”思想，继承关于“接近工农兵群众”、“去表现工农兵群众”(注12)的观点，针对当时出现的鄙弃歌颂人民丰功伟绩和平凡劳动的错误思潮，具体阐述了我国人民千百年来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和革命精神，以及一次又一次写下的光辉灿烂篇章的历史事实，明确要求“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文艺不能批判落后思想和丑恶现象。邓小平同志在阐述文艺要在促进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作用时，便提出除了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清除、“”的政治思想影响以外，还要“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明确提出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这些都是根据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的需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关于歌颂革命无产者和人民，批评人民内部缺点以及暴露人民敌人观点的新阐述，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基本指导原则。

但是，如同以上马克思主义导师和革命领袖那样，邓小平文艺理论也总是充分注意把文艺创作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结合起来。邓小平同志在阐述了上述基本创作原则之后，就十分具体地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这实际上是用新的语言、新的观点，精要地概括了文艺创作中艺术的形象性与真实性的统一，反映生活的丰富性与揭示社会关系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性相统一，艺术的真实性与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的倾向性相统一这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想原则，并在新时期文艺创作中作出的新阐述。他还从文艺的题材、内容、形式、风格等方面论述了创作多样化的要求，其落脚点是使人民获取两个“得到”：即“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这也是对文艺审美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概括。

从以上这些论述里，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文艺思想在解决文艺的创作原则时，总是把一般规律同文艺的特殊规律多方面、多层面地统一起来。这是我们建构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时，需要坚持的思维方法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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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的创作与发展中有种种不同性质、不同层面、不同范围的矛盾。矛盾对立面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原理。邓小平同志也是坚持这一原理的典范。就文艺的方向和政治思想倾向来说，他历来坚持文艺是思想战线、意识形态重要部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坚决反对在这个领域的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但是，他同时又提出学习和借鉴资产阶级文化的课题。他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注13)。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接着指出，“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注14)。这是在对待资本主义文化问题上，把对立面统一的唯物辩证法观点贯彻始终的突出表现。此外，对作家与人民、创作主体与生活客体、文艺的内容与形式及其多样性等等对立面的统一，他都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阐述，为我们在理论与实践上进一步解决这些课题确立了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讲对立面的统一，不是矛盾双方的均衡和无原则的调和。唯物辩证法说的矛盾对立，有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它们主导着事物的性质，并在与对立面的斗争中，求得事物的进步与发展。邓小平同志在阐述坚持“双百”方针中，就体现了这些思想。他坚定地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还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提出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作为贯彻“双百”方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指针。但是，他也明确指出，“把开展批评同‘双百’方针对立起来，却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或曲解。‘双百’方针的目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他还说，“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这就把‘双百’方针这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方针了”(注15)。这些论述，除了坚持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观点之外，也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关于对立统一的基本思想。它对于我们处理和解决文艺其他层面和范围的对立统一关系，也是有启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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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这些思维方式的特点，归根到底就是把马列主义文艺学说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当代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和文艺发展的实际相统一。这一理论建构特色，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基本原理，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邓小平同志说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注16)。又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注17)。这里提出，一是要“根据现在的情况”去“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是要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艺理论就是这方面的范例。首先是要“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我理解，这就是说，要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去研究和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实质，而后加以继承和发展。不能离开当代中国的现实实践，去照搬马列主义的“本本”来硬套现实的发展情况。例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中的重要课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历来明确认为，文艺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独特部分，与政治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指出“文艺服从于政治”，这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代，是有它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重要意义的。可是，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以后，到了需要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时期，这种理论观点就需要调整和发展了。因为无论从文艺反映生活的整体性特征来看，或是从文艺影响人的整个精神世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层面来说，文艺都不能局限在与政治联系的领域；加上长期的实践表明，“文艺服从于政治”的提法，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对文艺的创作与发展利少害多。在《祝辞》里，邓小平同志就首先说明，“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以后，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又明确阐述“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注18)的理由，给调整社会主义文艺的“二为”方向作了理论准备。不久，以他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便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确定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方向。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和文艺思想的继承和重大发展。

第二是，要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出现的新问题，以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立场和方法为指导，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出新的思想、新的观点，从而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在改变了文艺服从于政治的口号之后，并没有排除文艺与政治的相互关系。他接着指出，“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还进一步说，“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注19)。70年代末又曾经指出，“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思想伟大旗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注20)。这就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出发，以新的思想和观点，阐明了社会主义文艺与政治相互关系的新内涵。特别是他指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社会主义政治的内涵，就帮助文艺工作者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艺与政治的联结点，把文艺的历史使命同文艺的审美创造对象及其塑造人的美好灵魂的审美特性连接起来。这无疑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学说和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相统一的范例。其他如上述关于文艺要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积极的贡献，关于社会主义文艺“不能代替”的历史使命，关于文艺创作的“三个统一”原则和两个“得到”的审美要求，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反对把精神产品商品化，以及教育服务部门和精神产品生产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最高准则等等论述，都是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学说的光辉成果。

诚然，邓小平的文艺理论，只是提供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一个带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思维方法。它的重要观点和思想，也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文艺理论科学还有它需要提出和阐明的具体概念、范畴及命题，需要如前所说的通过总结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以及汲取中外古今一切文艺创作和理论思维的有益成果，发现新问题、新经验，提出新命题。新观点，解决新问题，才能建构起有新的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体系。只要我们认真学习和善于运用邓小平文艺理论，这个艰巨的任务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注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84页。

(注2)邓小平：《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载《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9—186页。以下引自此文均不注出处。

(注3)(注13)(注14)(注15)(注16)(注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第44页，第44页，第46—47页，第291页，第291—292页。

(注4)转引自阿尔麻·古留加《康德传》，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2页。

(注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7页。

(注6)(注7)(注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40—341页，第343页，第347页。

(注9)《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48页。

逻辑起点范文篇10

关键词：商品；《资本论》；开篇；逻辑起点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中国奇迹”可谓是最近几十年影响世界最深刻的历史事件之一。但是，我们对其成功背后话语权的掌握却相对匮乏，这已经构成了当前中国必须解决的时代难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对此，我们可从马克思在确定《资本论》逻辑起点中的做法寻找有益启示。

二、马克思确定《资本论》逻辑起点的理论准备

“在体系的学问性叙述中，‘开端’的设定至关重要”[1]。一个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否科学，直接决定了该理论的整体性和逻辑严密性。马克思在自己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抉择上很慎重，这很大一个原因是他深刻意识到了前人在逻辑起点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以及造成的影响。为了避免误入歧途，马克思有意吸取他们的教训，在批判继承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关于逻辑起点的看法。1.对黑格尔逻辑起点的扬弃关于逻辑起点，黑格尔可谓是首位对其进行系统研究的哲学家。在《逻辑学》一书中，他对逻辑起点做了精辟的概括。他认为，“最初的开端不能是任何间接性的东西，也不能是得到了进一步规定的东西。”[2]189概括而言，在黑格尔看来，开端应是“最初的、最纯粹的、即最抽象的”[2]59东西。黑格尔辩证法中关于逻辑起点。对此，马克思也声明：“我的辩证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3]22在创建自己政治经济学体系中，马克思首先对客体进行分析，从混沌的表现中抽象出最原始、最具有决定性的成分，再逐渐将这个客体完整地、客观地再现出来，体现的是逻辑与历史的相统一。在对《资本论》开端的选择和研究上，马克思没有直接从价值等抽象规定开始分析，而是从社会存在出发，从商品这个具体的经济实体出发，以经济实体为依托，将对价值等抽象概念的分析规定在其中，再现了商品的本质。这样马克思就把黑格尔颠倒了的物质和精神的先后关系彻底纠正了。2.对古典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的变革亚当·斯密是首位对于劳动价值论开展了较为全方位、系统化论述的研究者。他尝试利用简便的方式，去建构劳动价值论的体系框架。他对于经济范畴设计的次序为：分工、商品、货币、资本。斯密以分工为逻辑起点建立了自己的劳动价值论。斯密以分工为起点，进而引出劳动价值论核心问题，这同时也意味着他否定了交换产生于分工之前的客观历史事实，这是其将资本主义社会看出是亘古不变的先验论所引起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选择逻辑起点时，虽然意识到了抽象方法的重要性，但是他们的抽象方法，却使得经济范畴之间的历史差异都被抹掉了。这种超脱历史的思维也致使了他们理论体系及其逻辑起点缺乏着科学性。3.对庸俗经济学逻辑起点的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也曾探讨到政治经济学理论开端问题，其中尤以阿·瓦格纳为代表。尤以阿·瓦格纳在确定逻辑起点时，首先抽象出一个“价值概念”，对价值进行概念上的定义和规定，并从这个概念中推理出“使用价值”的存在，并声称“价值”就代表“使用价值”，以至于将二者混同。显然尤以阿·瓦格纳对逻辑起点问题的认识是违背科学的。对此马克思批判道，他同其他很多德国研究者们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不是从‘社会物’、‘商品’出发，而是从价值的‘概念’出发，然后把这个概念本身分裂为二”[4]419，在马克思看来，对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研究，必须依托于实体的经济结构，从社会存在出发进行研究和分析，而不能先从概念出发，否则就是空谈概念。商品作为社会历史的产物，显然符合实体经济结构的要求。

三、马克思将商品遴选为《资本论》逻辑起点的历程

马克思在建立自己政治经济学体系时，非常注重逻辑起点的选择。这体现在《资本论》逻辑起点的设置上，马克思进行了一个多次推敲的过程。1.《〈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设想以“一般的抽象的规定”为《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起点《〈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到了建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途径，马克思认为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5]69，即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使用的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马克思指出“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5]41。第二条道路则是从抽象的规定出发，例如：价值、抽象劳动等，最终上升到国家、人口等，即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认为“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5]42。对此，马克思将其运用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依循此方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他设定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五篇结构计划”。其中第一篇“一般的抽象的规定”，主要是“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5]41-42，换言之，这些不复杂的范畴被马克思选择作为自己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2.《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明确提出把商品作为开篇的考察范围在编写《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货币》章时，马克思再次审视自己将来要出版的经济学著作的体系结构，并且对《导言》中之前所提出的“五篇结构”计划进行了改动。在书写《货币》章结尾的时候，马克思突然有了一个新想法，就是在这之前增加一个《价值》章。1858年5月下半月，马克思将他所著的《价值》章，加到了已经完成的《货币》章的前面，优化了其经济学的著作。虽然这一章内容不多，但是在这里马克思已经发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这个开端并非货币、资本等这些比较常见的范畴，而是商品这个最简单、最一般的范畴。马克思指出：“表现资产阶级财富的第一个范畴是商品的范畴。”[5]293这表示此时的他已然了解到了商品才是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的基本细胞，对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分析和阐释应该以二者作为商品的内在规定性的方式去着手。3.《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将“商品”作为第一章标题《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写作结束后，马克思计划将《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本著作分成六个小册，以小册子形式分册出版。1859年6月，马克思公开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前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6]411在第一分册的首章中，马克思就指出：“最初一看，资产阶级的财富表现为一个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则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存在。”[6]419所以，在这个地方，马克思算是第一次正式提出将商品设置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起点。4.《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计划《资本论》第一章为“导言。商品。货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内容只包含商品和货币理论，未涉及到资本理论。所以马克思设想将原来的“资本”一章写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1861年，马克思开始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续”为标题，来书写“资本”章。在写作这一章的过程中，马克思同时也在不断的学习、查阅资料，直到1863年，马克思耗时两年时间，终于完成了《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写作，在这部手稿中，他再次更改了自己著作的标题设置以及出版次序，即“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只作为副标题”[7]196。此后，马克思开始以“资本论”为标题继续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部《资本论》的篇章结构设置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现在所研读的版本，并且在这里马克思已经确定了将商品范畴作为《资本论》开篇的内容。5.《资本论》：正式将《商品》作为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在德文第一版中，《商品》章俨然成为《商品和货币》的开头部分。《商品》章下也未再进行分小节，其内容主要是探讨了商品的二因素、劳动二重性、价值形式，以及商品拜物教的问题。后来在恩格斯建议下，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资本论》和掌握《商品》章的精髓，马克思又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法文版和德文第二版中补加《价值形式》一节并且将之设立为第一章第一节的附录部分，并将其一直保留至德文第四版。所以这就是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商品》的篇章安排：“1.商品的两个要素（使用价值和价值）；2.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3.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4.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至此，商品作为《资本论》的逻辑起点最终被确定下来。

四、商品作为《资本论》逻辑起点的意义

商品成为《资本论》逻辑起点绝非偶然，马克思花费很大的笔墨专门写作商品章，这也意味着作为逻辑起点的商品有着独特的作用。其作用具体而言，有以下三点：1.折射出物象背后所遮蔽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的末尾曾指出，“商品章”的主要理论意义是引出后面要介绍的商品拜物教。所以“商品章”真实含义在于，商品要剥掉自身物的属性，一步一步的将附着于物身上的人的属性展现出来，折射出物象背后所遮蔽的社会关系[8]。那么，马克思是如何通过对开篇商品的分析达到折射出物象背后所遮蔽的社会关系呢？在对开篇作为逻辑起点的商品分析中，马克思不同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近代唯物主义将商品这个“物”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自然实体物。在马克思看来，商品具有二重属性，它既有物质属性，又有社会属性。商品不仅仅是一种类似于自然物质的实体性存在，从价值的角度来看，商品还是一种超感觉的“物”。这是马克思揭示商品拜物教实质的关键一步。对商品二重性做出了正确规定后，马克思进一步对货币和资本进行分析。在马克思的推理中，货币和资本是由价值关系转化而来，所以在本质上它们同价值一样代表的是社会关系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维护者们却对此本末倒置。他们无法认识到，商品之所以能成为商品、资本之所以能成为资本，不在于它们天生就是物的属性，而是由于背后的社会关系决定的。开篇商品反映的“已经不再是那种抽象的人类学意义上的人文内容，而是身处在现实社会生产关系之中的具体的人的内容。”[9]2.使得《资本论》的中心范畴——资本的说明得以可能《资本论》研究的主题或核心范畴是资本，《资本论》开篇讨论的第一个范畴是商品，这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从《资本论》的内容上还是从其写作历程上来看，我们都可以确定这一点。“从逻辑角度来看，始初范畴是中心范畴（主体范畴）借以展开并构成逻辑体系的前提”[10]。在《资本论》中，作为逻辑起点存在的商品，是资本“借以展开并构成逻辑体系的前提”。所以在叙述顺序上，理应这样安排：欲想介绍资本，前提应介绍货币；介绍货币，则应先阐明商品。正是由于商品，这所有的一切显得清晰了。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的分析逻辑，同时也是历史在思维中的重现。当商品充当理论范畴时，它是货币、资本的逻辑前提；当把商品作为现实的物来考察时，它又是货币、资本形成的历史前提。3.奠定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当事人和人无法真正弄清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所以在他们的政治经济学中资本主义是永恒的存在，他们的理论目的和研究范围也只是在解释这个世界。马克思与之相异，他所要做的是改变这个世界，而要改变世界，则首先要说明世界是可以改造的。但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改造世界的哲学对于世界的可改变性的说明，又是与科学对于其对象所要求的决定论预设相矛盾的。因此，《资本论》“商品和货币”篇的理论任务首先便是解决这个矛盾，即实现从流变的现实世界建构起具有可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描述的确定性的科学世界，即论证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的合理性。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在《商品》章中，马克思找到了能够衔接现实世界与科学世界的通道。马克思首先将价值与人的实践活动联系了起来，将其建立在实践基础上，那么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随之建立在实践哲学之上。但是马克思要想解决以上所述的问题仅仅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马克思需要的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确定性、可观测性的科学工具，这样才能达到其目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商品章”对商品二因素的抽象分析之后，马克思随即展开了对“货币形式”这一具体的、可观测性的存在的讨论。因为货币能够将商品二因素对立统一的抽象分析拉回到现实存在着的对立统一矛盾，使之成为了一个可观测、可确定的普遍物，在随后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中，只需要在此基础上补充相关的现实条件进行逻辑推理即可。

五、结语

《资本论》的逻辑起点问题，广义上讲，亦是怎样看待商品作为《资本论》开篇的问题。这是因为开篇中的使用价值、价值、货币等范畴，皆可将他们视为是关于商品的相关规定，它们应该建基于具有现实性且作为逻辑起点的商品上。从严格意义来看，理解了这一问题，就有可能深入理解《资本论》。而作为《资本论》逻辑起点的商品其实也有着丰富的内涵。我们发现，马克思对商品的理解其实体现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原则。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逻辑起点选择得以完成的背后其实是哲学方法论的科学运用。这对于打破《资本论》过时论调、建构中国政治经济学及其逻辑起点选择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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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黑格尔.逻辑学：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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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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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杨淑静.商品问题与《资本论》解读史上的三段公案[J].哲学研究,2018(11)：19.

[9]唐正东.从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诠释[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