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生物学的意义十篇

进化生物学的意义篇1

文化批判传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谱系确认卢卡奇物化、物化意识形态是文化批判、文化哲学属性，要对此进行更深一层的解读，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史的角度进行一番比较分析。

第一，卢卡奇“物化”理论作为文化批判方法和青年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资本主义及私有财产的批判理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异化、对象化概念，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异化劳动是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的基础，私有财产和人的本质。共产主义是扬弃私有财产，扬弃异化，实现对人的真正本质的占有。显然，异化劳动理论是高度哲学化的人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随着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发现异化劳动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财产制度的本质、内部生理机制方面的局限性。剩余价值理论取代了异化劳动，成为马克思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异化劳动逐渐退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行列，“异化”这一概念虽然保留下来，但只是用来描述社会关系特定情形的术语，并转变为“拜物教”、“物役性”、“似自然性”等概念，用以分析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本质属性，成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批判概念。在卢卡奇那里，物化、异化、对象化是一回事，其所使用的方法和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方法是一样的，取自于黑格尔的实践人本主义方法，即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它们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批判奠定了基础。

第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一方面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个流派的文化批判传统；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展文化批判的进程也极大丰富、拓展了卢卡奇物化概念的内容，丰富了文化批判的形式和手段。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文化批判的基本形式是思想批判、哲学批判，它是思考异化、物化及其扬弃等哲学主题的人本主义方法，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核心内容。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萨特在晚年努力构建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人本学就充分展示了哲学批判的意义。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萨特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进行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富有生命力，但其自身存在诸多缺陷。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各类体系中，存在着“人学空场”：对人，特别是对个体存在价值的忽视；马克思主义应当成为一种以个体实践为基础的历史人类学；在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毫无疑问是辩证法。同卢卡奇一样，萨特反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和唯物辩证法，主张建立“人学辩证法”来替代；他从《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引进了“总体性”概念，指出总体性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特色，要用“中介方法”来补充、完善、吸收“精神分析”和家庭、社区等因素，并用前进一回溯方法补充、完善。这一总体性辩证法是哲学批判方法，为此萨特提出“匮乏”这一概念作为自己“哲学批判”核心概念。“匮乏”是特殊形式的异化，它吸纳了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思想，用来分析社会关系和历史的本体。它是人类历史的起点，也是其基本条件和基本关系，是人类实践的重要驱动力，是人类历史可能性基础。现实的历史是由于匮乏所引起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异化的历史。人的实践和人的历史是不断超越匮乏、扬弃异化的进程。匮乏的异化是普遍的、基本的，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不可根除的。致力于消除匮乏的革命总是面临着“匮乏—消除匮乏的革命—重新恢复匮乏”的无限循环和周期。如果不能跳出这一“周期律”，革命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可以说“，匮乏”作为哲学批判概念，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功能。如果将“匮乏观念”在人群中灌输，使之传播、普遍化，势必在群众中形成这样的观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法最终胜利，“解放”是神话、幻想的意识，进而成为解构革命或阶级意识的因素或力量。法兰克福学派以马克思异化理论、卢卡奇物化概念为基础，极大地拓展了异化的形态、功能和作用。他们认为，异化是极其普遍的、多样化的，尤其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具有许多全新的特性。工业社会普遍存在的技术理性、技术统治、科学技术异化等异化、物化的全新类型。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中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意识形态；通过技术统治建立起来的技术、生产、组织、消费秩序，使劳工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消费、日常生活领域同质化了，人的单向度或同化形成了；不仅如此，现代社会异化更多表现为人的自我异化，表现为无形的文化力量对人的内在心理的操纵和人的主体性的消解：现代人的压抑性心理机制，个体逃避自由心理机制，不健康人的性格结构，重占有的生存方式等等。这些物化、异化的不同形式具有各种功能：哲学的“同一性”功能；理性的“启蒙功能”；思维的肯定、非批判；人性自我膨胀功能；技术统治、异化的同化功能；心理压抑功能……物化、异化的所有这些功能，特别是人的自我异化对于人的心理、身体和生存方式产生巨大影响力。如果说，在卢卡奇那里，物化使人数字化、抽象化、原子化；那么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文化意识形态的各种自我异化力量则表现为对人的心理、人格、性格结构、本能、“力比多”、生存方式……人的内在、主观世界的控制、支配。

第三，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谱系的形成。“文化哲学”这一术语是源于19世纪西方哲学的哲学思潮，德国“新康德主义”最早提出了自己的“文化哲学”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虽然没有“文化哲学”术语，但形成了详尽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文化哲学理论：社会意识、社会心理、个人意识、个人心理、意识形态、文化、社会主义文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都特别重视文化的性质、本质、作用，文化的不同形式、文化发展等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于“无产阶级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问题的深度探析。以卢卡奇、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则将文化或意识形态理论列为其研究主题。从狭义上讲，文化就是意识形态；从广义上讲，文化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对象、领域，意识形态或观念系统只是文化的要素，是文化的内核或本质。文化是以意识形态或观念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形态。卢卡奇的物化和阶级意识理论提供了第一个比较完备的意识形态理论，由此开始贯穿西方马克思主义全部历史之中，如葛兰西、曼海姆、戈德曼、布洛赫、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阿尔都塞、布尔迪厄等等都相继提出了自己意识形态或文化理论。这些理论借鉴、吸收了卢卡奇的物化和阶级意识概念，并予以改变、丰富、深入发展；理所当然地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或文化理论，对意识形态的性质、存在形式、本质、样态、功能、社会作用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一）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卢卡奇将意识形态界定为物化、拜物教意识；葛兰西将其理解为“文化领导权”；萨特将其确认为“匮乏观念”；法兰克福学派将其归结为虚假的、肯定的、欺骗、控制、工具性意识；哈贝马斯则将其解读为“合法性”、“合理性”。（二）意识形态的存在形式由观念系统转变为符号暴力系统。卢卡奇、葛兰西、曼海姆、阿尔都塞等人都将意识形态视为意识、精神、观念系统。随着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向“语言学”、“符号学”转向，意识形态开始归结为一种符号权力或符号实践。（三）意识形态是虚假的观念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分学者，当然也包括卢卡奇，从马克思那里吸收了“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颠倒的观念这一观点，进而认定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的观念体系。（四）意识形态是一种物质性机构或者国家机器。阿尔都塞将市民社会各种私人或社会组织称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布迪厄认为：“我可以说，所有的学术系统，所有的教育系统都是一种意识形态机构……”（五）意识形态既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实践。意识形态或文化是政治权力的特殊形式。葛兰西的“领导权或霸权”概念，说明了意识形态是一种特殊政治权力；卢卡奇则认为，无论扬弃物化还是确立阶级意识，都需要通过实践和斗争。

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而言，究竟什么是意识形态?什么是文化?二者是什么关系?这是首先应当弄清楚的问题。卢卡奇的物化意识形态理论，在对意识形态或文化的界定上，注重分析文化意识形态内容、本质、功能，但缺乏对文化的存在形式、活动载体的研究。尽管如此，物化和阶级意识概念对于我们深入拓展文化概念具有重要意义。意识形态与文化，从狭义上看它们是等同的；但更为精确的讲，意识形态作为观念只是文化的内容、内核、本质、核心本质。文化包括两个层面：内容———意识形态；形式———符号系统、符号权力、符号的结构、符号实践……其次，文化应当按照社会历史类型区分为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以物化意识为基础的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而以无产阶级意识为基础的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物化意识与阶级意识成为两种文化体系的本质区分。物化意识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本质、核心价值，阶级意识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核心价值，分别代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文化价值观念。对于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来说，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主观精神革命，就是回归总体性、扬弃以物化意识形态为基础及核心价值的资产阶级文化向以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过渡。卢卡奇的物化和阶级意识，不仅准确界定了文化的两种社会历史形态，还指明了文化形态的转变过渡，即主观意识革命、发展的规律。

二、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及其形成路径

除了要弄清文化概念的真实含义以外，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更为重要的任务是从学术上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如何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发展，从而使无产阶级取得文化的领导权?在列宁那里，无产阶级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一直是其关注、思考的重要问题。前苏联的学者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共产主义文化形成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讨论。对文化问题更为重视，提出了许多有影响、有价值的观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则与时俱进、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命题。但是，关于什么社会主义文化以及如何形成、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一直存有争议，难以形成共识。卢卡奇以物化和阶级意识为标准，将文化划分为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分析路径，有助于我们较为明确、合理地定义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内涵：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文化，是扬弃了物化意识形态的、以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为基础及核心价值的总体性观念，是以无产阶级或革命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符号权力体系及新型实践过程。在社会主义文化的这一定义中，卢卡奇的物化、阶级意识、总体性观念是最基本的理论支撑点。根据这一概念所阐述的思想，结合对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对社会主义文化及领导权的形成、发展的基本路径提出以下两方面的思考：第一，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形成应当首先彻底地扬弃物化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否定与肯定、破与立的辩证统一。不破不立，破即否定、断裂。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宣告：“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破除资产阶级文化的物化意识形态是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必由之路。但是否定物化意识形态并非要彻底抛弃过去一切文化传统，并非要忽视文化意识形态的历史继承性关系。列宁在批判俄国“无产阶级文化派”时指出：“……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也认为：“清理古代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但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那么应怎么样扬弃资产阶级物化意识形态呢?要破除一切由物化产生出来的旧观念：如私有制观念、生存竞争观念、拜物教观念、匮乏观念、合法性观念、不平等观念、精英主义观念；开展对各种资产阶级主流思潮，包括启蒙主义、公民社会、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人本主义、实证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主义、改良主义……最深入、最无情的批判；改革旧道德、旧制度；改变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方式、习俗、传统，实现移风易俗；积极推动形式多样化的思想批判、哲学批判、学术批判、文化批判；深入开展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鼓励学术争鸣、文艺风格“百花齐放”；促进思想交流、观念碰撞。其次，伴随着对物化意识形态的扬弃，应着力构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形成基础和核心价值。任何一种社会历史类型的文化内容，均是某种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成为一定社会制度和阶级的核心价值，包括世界观、方法论、伦理、人生观……社会主义文化区别、异质于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标准在于其各自核心价值的根本对立。资本主义文化以物化意识为核心价值，社会主义文化以无产阶级意识为核心价值。卢卡奇从哲学角度说明：阶级意识是“总体性”观念的实现；是无产阶级对其作为社会与历史相统一的主体与客体地位的自觉意识；是实践的、革命的观念；是社会各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认知、态度、接受度、情感、信仰的状况；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观化、内化。阶级意识在各个不同方面都是对“物化意识”的批判和否定。以阶级意识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公开表明文化是为无产阶级服务，表达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的，社会主义文化也是反资本主义的文化。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代替，确定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体现了其坚定的革命性。所以，马克思主义是阶级意识的世界观、方法论，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基石。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要求用社群主义代替市民社会，要求逐步废除私有制实现公有制；扩大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范围；信奉共同富裕，民生为本，坚持民主、平等、和谐、和平理念；努力弘扬共产主义道德、社会主义乌托邦信仰，反对生存竞争的丛林法则；倡导生态文明至上，不主张经济主义、发展主义、生产力至上的原则。如何构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呢?在卢卡奇看来，为了彻底消除物化，无产阶级必须将斗争进行到底，最后实现无阶级社会。

这就需要无产阶级，不仅与外部敌人斗争，更加需要进行无产阶级与自身的斗争———对资本主义的腐蚀和影响的斗争。克服物化的基本途径就是斗争与实践，也就是说，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社会主义文化形成的根本动力。进行斗争的主要方式是开展文化批判，即哲学批判、思想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日常生活意识批判、艺术-审美批判、宗教-伦理批判等等。达到这种文化批判的根本路径就是开展宣传和教育。工人阶级自身不可能自发形成阶级意识或社会主义观念；这种意识、观念需要通过革命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体的头脑中，使其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葛兰西的“领导权”和“阵地战”思想、列宁的“灌输论”，无不说明阶级意识的形成就是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它通过意识革命尽一切努力克服旧的物化意识对个体的影响，将无产阶级和社会大多数人口从旧的观念、思想、价值观以及传统、习俗、生活方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社会主义理论、思想占领阵地，广泛深入的传播，真正充实、武装全人类的头脑。第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应当贯彻“总体性”原则。卢卡奇认为，无论是扬弃异化，还是形成阶级意识、开展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都是总体性观念的实现。总体性反映了历史中主体与客体、理论和实践、整体和局部的辩证统一，揭示了人的主体性。社会主义文化的建立是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任何文化的目标都是影响人，构建主体的同时改变客体。社会主义文化的宗旨是促进“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建立”，是要培养造就社会主义一代“新人”，建设从根本上扬弃了物化结构的“新社会”。弗洛姆在《占有还是生存》一书中提出：要克服现代人在性格和心理机制方面的深层异化，就要超越重占有的生存方式，确立重生存的生存方式，使人由“重占有、自私”充满了物化的“旧人”变为“克服了物化人格”的新人。因此，社会主义的“新人”是具有远大理想、坚定信仰、崇高品德、健全人格、有文化、有纪律、对人民有深厚感情、意志坚强、大公无私充满乌托邦激情的人；新的社会就是“无阶级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是取消了生存竞争丛林法则，扬弃了异化的真正“自由王国”，是“乌托邦”精神的集中展现。

进化生物学的意义篇2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

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 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进化生物学的意义篇3

关键词：进化　进步　达尔文主义

1959年，美国著名遗传学家h.j.穆勒在纪念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一百周年的一次会议上，针对百年来人们对于达尔文进化理论的简单、片面的理解，以及进化理论发展的迟缓，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一百年来没有达尔文也是一样的”。[1]时间又过去了37年，我想， 如果穆勒在天之灵有知达尔文主义和进化理论在当前中国的状况，他还会发出相同的感叹。

姑且不论中国当前对于达尔文主席和进化理论的研究、教学方面的忽视〔1〕， 就是对于达尔文主义和当代生物进化理论的理解和接受方面，我们也远远落后于欧美。再具体一些，对于什么是进化这一进化论中最基本的问题，不少人的认识和理解依然停留在一百年前的水平，其中当然不乏误解。《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4 期上的“论恩格斯关于物质形态进化的学说”便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例证（以下引注此文时，只注页码）。然而，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在中国目前有不少人持有与该文作者相同或相近的观点。因此，我们就进化问题的讨论便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它不是针对某人，而是针对问题本身的。

一

“论恩格斯关于物质形态进化的学说”一文中提出，“进化与事物的革命性变革、上升发展、相互转化等概念是一回事”。并且认为这“首先是客观的事实”，“所以，从语义学上讲，‘进化’者‘前进变化’之简谓也”。（第23页）

从汉语的语义学角度看，“进化”确实能使人产生“前进变化”的联想。但是这样理解显然是望文生义。因为“进化”（evolution ）是一个纯粹的外来语，又有译作“演化”的（笔者认为，根据现代的进化生物学，“演化”是比“进化”更贴切的译法），它的词根“evolv ”的拉丁语含义是“滚动”的意思。据《牛津英语辞典》，“进化”一词于1670年首次使用在生命科学中，但直到19世纪初叶，“进化”这个词基本局限于胚胎发生学中，大致用来表达胚胎发育中潜能的“展露”（unfolding），即表达胚胎的有机发育。〔2〕

这也是为什么拉马克、达尔文这两位科学进化理论的创始人很少使用“进化”一词的原因之一，因为容易与当时人们熟悉的“进化”用法混淆。 在表述生物的进化时， 拉马克更多更明确使用的是“转形”（transformisme ）， [ 2] 而达尔文则经常使用“带有饰变的由来”（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3］、［4］，p.34）

在达尔文时代，使用“进化”一词最响的并不是达尔文，而是赫伯特·斯宾塞。不过斯宾塞的“进化”用法并不是严格意义上达尔文理论的含义，而是带有前进变化的含义，并且主要通过他，“进化”一词被广泛用于社会科学中。[5]

即使从理论的内涵上看，拉马克和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也并不完全含有“革命性变革、上升发展、相互转化”的意思。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革命性变革”或“革命性变化”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生命科学领域中有其特定的含义。灾变论的创始人乔治·居维叶正是使用“革命”（revolution）这个词来说明地层中脊椎动物的不连续性，说明地质史上生物的灾变。（［5］，pp.106—112）。而拉马克和达尔文理论很少的共同点中就包括他们都明确反对“灾变”（或按当时的用词“革命性变化”）的观点，他们都信奉赫顿的箴言“自然中没有飞跃”，达尔文则更是一位坚定的“均变论”者。[6] 而恩格斯的“自然界完全由飞跃所组成”的观点表明他并没有汲取当时的最新科学成果来看待自然变化的连续性与间断性。〔3〕此外， 拉马克和达尔文从未提出过生物的进化是“相互转化”的观点。试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按照拉马克、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哺乳动物起源于爬行动物，如果进化是相互转化的话，也就意味着，哺乳动物中还会发源出爬行动物。自然界中根本就没有这种相互转换的生物进化例证。至于生物进化是否是“上升发展”的观念，在拉马克的理论中确有这样的含义，在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中则几乎没有。

现代主流的科学进化理论秉承达尔文主义的传统（即综合进化理论，又被称作新达尔文主义），结合了现代的遗传学、系统分类学、古生物学、胚胎学、生态学、动植物地理学、动物行为学等成果，对于生物的进化有了更新更透彻的理解。无论按照综合进化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迈尔所下的并且被广泛使用的“进化”定义，“进化是适应的改变和生物群体多样性的变化”，还是按照许多遗传学家所坚持的“进化是群体中基因频率的变化”的“进化”定义［7］pp.162—163），“进化”的科学含义中都不存在“革命性变革”、“上升发展”或“相互转化”的意思。亦即，从语义上看，“进化”不等于“前进变化”。

二

“论恩格斯关于物质形态进化的学说”一文中提出，“在这个〔指达尔文的〕进化学说看来，生物的变化就决不只是种类和数量的简单变化，即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前进发展过程。……‘进化’概念的科学含义，就是指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演变、转化、发展”（第23页）。持有相同进化观的人在中国为数不少。这一点，仅从十几年来的几本高校自然辩证法教材中就可以看出来。1979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自然辩证法讲义（初稿）》中就指出：“进化论用大量的事实……揭示了生物……从低级到高级发展变化的自然图景”（22页），动植物都经历了“从低等到高等的发展”（71页）；1984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舒炜光主编的《自然辩证法原理》中也说：“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是经历了从低级向高级的方向发展”（478页）； 而东北大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1995年）陈昌曙主编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新编》中依然认为生物的进化存在着从低级到高级的方向性（80—82页）。此外，在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自然辩证法论文集》中我们看到，即使象方宗熙这样从事多年生物进化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也从低级和高级的角度看待生物的进化（258页）。这种观点显然是对达尔文进化学说的曲解。

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具有很丰富的内涵。[8] 他将生物的进化看作生物（确切地说是物种）的趋异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物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结果是生物多样性的增加。达尔文认为生物的进化是一两个阶段的过程。第一阶段是随机（不定向）变异的产生，这完全是一个偶然性的过程。第二阶段是自然选择的作用，结果使适应的变异保留了下来，而不适应的变异被淘汰（［3］，pp.80—81），这个阶段可以视为定向的和必然性的过程，但衡量的标准只是生物的适应。在达尔文看来，适应是生物进化最终结果。在这样一种理论柜架中，偶然性与必然性真正达到了统一。现存生物以及人类的出现是生命演化长河中无数偶然性，以及每一阶段、每一特定时间、特定环境中自然选择作用的结果，并非“物质的本性”决定了必然“发展出能思维的生物”（《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4期第25页）。同样，对比之下， 恩格斯所谓“太阳系、地球可能要毁灭，但还会重新出现新的集结运动过程，星球、生物、人类还会重新出现”显然缺乏事实和理论依据，只能算是幻想。此外，按照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框架，生物“从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进化观也显得毫无必要。再者，“低级”，“高级”、“前进”都是人类中心说的判定标准。达尔文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中彻底的唯物论内涵，包括完全抛弃人类中心说的判定生物是否进化的标准。这也正是达尔文理论与前人的进化理论及西方传统观念的一个明显的区别，[9]同时也是他迟迟不发表自己进化观点（推迟了20年）的顾虑所在和他的理论最终引起很大争议的原因所在。（［4］，pp.21—27）

生物，乃至整个自然界，存在着低级与高级之分，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念论，并且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从而形成“自然等级”（scala naturae）的理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界中的万物根据其质料因和形式因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等级，并构成静止不动的自然等级。在这个等级中，无机物是低级的，有机物是高级的；而在有机物中，植物是低级的，动物是高级的，人类则是最高级的。这种观念在中世纪后期与经院哲学和世俗的社会政治理论结合了起来，成为基督教教会和封建贵族解释社会等级差别的理论依据。到了17—18世纪，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等级观念被改造成为“存在的巨大链条（the greatchain of being）[10]，并且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个链条之间的环节并非固定不变的。到了18世纪后期，存在的巨大链条不是静止不动的，其中存在进步（或前进）变化的观点已广为人知。[10]、[11]

拉马克的进化理论正是按照这样的理论框架形成的。拉马克承认自然界中存在从低级生物到高级生物这样一个等级序列，其中人类是最高级的。但拉马克认为这样一个序列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存在着进步（或前进）式进化变化，即链条的每个环节都会发生本质性改变，明确地说，物种本身会发生改变，变化的趋势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2］，p.60）。这是不同于莱布尼茨等人观点的重要地方， 莱布尼茨等所提出的生物潜能的展露并不涉及生物的本质变化。在谈到生物进化的机制时，拉马克提出，除了环境的作用、获得性遗传、用进废退、自然发生外， 还有生物内在的向着完善的驱动力（intrinsic　 drivetoward perfection）（［12］，pp.222—250）。应该指出的是，19世纪下半叶流行欧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就包含了许多拉马克理论的成份，如获得性遗传、环境对生物变异的直接作用、用进废退和生物具有向着完善进步进化的内驱力等。（［5］，pp.266—274）恩格斯关于物质形态进化的观点显然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很大影响。[13]社会达尔文主义也随着进化论在上个世纪末传播到中国[14]，加上带有浓厚拉马克主义色彩的米丘林、李森科等前苏联学者的进化观在中国的广泛宣扬，至今在一些国人的进化认识中，依然存留着拉马克主义的痕迹。

达尔文以其坚定的推论和丰富的依据，为人们展示了一个全新而严谨的理论体系，更加合理地解释了生物的适应、和谐、地质史展示的生物变化与差异，从而带来科学史上的一次革命。[9]

达尔文在其进化理论形成的早期（1837—1838）就认识到不能用从低级和高级的角度来解释生物的进化，“当我们谈到高级时，我们总会说到智力上的高级——但是当我们面对覆盖着美丽的大草原和森林的地球时，很难认为智力是这个世界的唯一目的。”[15]以后他更加明确地告诫自己“绝不使用高级和低级这些词”。（［7］，p.251）这一思想被现代的绝大多数进化生物学家所继承了。确实诚如现代著名进化论者古尔德所说，“假如阿米巴象我们一样适应生活的环境，谁又能说我们是高级的生物？”（［4］，p.36）倘若不以人作为参照标准， 低级与高级就更难划分了。比如，软骨鱼出现的历史早于硬骨鱼，按照拉马克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所展示的观点，会认为软骨鱼是低级的，硬骨鱼是高级的，但是不论从适应环境的。角度，还是从食物链上位置的角度，都很难认为作为软骨鱼的鲨要比作为硬骨鱼的鳕鱼低级所以认为进化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发展过程”，既不是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又不是现代的科学成果，只不过是被达尔文理论所替代的拉马克进化论或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的乐观主义进步论而已。

三

诚然，达尔文在谈到生物进化的用词上，并没有完全脱离他那个时代。他在《物种起源》中10次使用“进步”（progress），123 次使用了“完美”（perfect, perfected perfection）。[3]但他在使用这些词时，很少带有人类中心说的色彩。他在使用“进步”一词时，并不指生物向着完善的定向发展和前进，而是指时间的进程。（［7］，p.240）在《物种起源》中，只有一处在谈到“高级”（即地层中晚出现的）化石动物群可能取代其他类群时，达尔文使用了带有发展改善意思的“进步”一词，但他又说：“我找不到检验这种进步的方法”。（［3］，p.337）在使用“完美”一词时，达尔文主要用来说明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生物更加完美地适应所生活的环境，并不是等级上完美的意思。（〔3〕 第六章，〔7〕，pp.240—241）斯宾塞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使用“进化”、“进步”、“完美”时，与达尔文的用法有很大的区别，其中含有以人类或智力为标准而指称从低级向高级上升前进、不断完善的意思。 [5][16]恩格斯在使用这些词时，其中的含义更近似于斯宾塞的用法。 这类用法的“进化”概念，并不是严格意义的科学进化概念。

19世纪中叶以来，“进化”概念从生命科学中传到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以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在这一传播过程中，“进化”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已不同于达尔文在说明生物变化时的原义了。今天，“进化”一词被广泛用来说明人类历史的变化、政治的变化、经济的变化等，但其中的含义基本上是事物随时间的改变，而且是单向性的，甚至有些进化是可以预先确定方向的。而生物的进化除了时间上的变化外，它还不是单向性的，而是分叉状的，另外生物进化的方向并不是预先可以确定的。（［17］，p.5）换句话说，到目前为止， 科学界关于物质形态的进化还未形成统一的理论。其实，即使在生物学界，在生命进化本身的看法上也没有达成共识。如此看来，上面所引述的且被目前许多人所认同的恩格斯的关于物质形态进化的统一学说就显得过于乐观和缺乏依据了。

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无疑是奉献给人类的无价财富，继承这笔财富的最好方法是利用时展所取得的精神、文化成果（包括科学的最新成果）去丰富它，而不是恪守其中已经过时的教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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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r.m.young, "darwinism is social", in [8],　pp. 609—638, 1985.

[14]李佩珊：“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在中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3:29—32。

[15] s.herbert ed., the red notebook of　charles　parwin, b252.cornell univ. press, 1979.

进化生物学的意义篇4

关键词：教学改革；建构主义学习理论；高中化学教学；实践应用

新疆2008年新课程改革以来，进一步探索符合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需求的教学模式，顺应素质教育的要求，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同时，这个过程也让许多教师迷茫、无所适从――传统教学模式的打破、核心教学模式不成熟地理解和应用，使得教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让人觉得不踏实。

我认为，出现这样的现象，除了课程改革本身是在摸索中前进――毕竟问题总是出现在问题解决方案之前――的客观原因之外，我们对问题本身(课改的原因)和问题解决方案(新课程理念)认知得不深，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该势已成形，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更好、更快的驾驭。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作为目前被普遍认可的学习理论，符合并影响新课程改革的走向。目前，各种版本新教材中出现频率很高的探究性问题和合作性学习的设置均体现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理念。深入学习、理解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结合具体的教学实际加以实践应用，有助于快速实现新旧交需模式的转变，形成满足社会需求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新的教学模式，实现教育事业的与时俱进。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人主动的行为不是被动的过程，它强调学习者在学习中的主动性，重视意义建构和社会文化互动在学习中的作用。该理论认为，意义不是独立而存在的，个体的知识是由人建立起来的，对事物的理解不是简单的，而是由事物本身决定的，人以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来建构自己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和理解，不同的人由于原有经验的不同，对同一事物会有不同的理解，即事物本身的意义(客观存在于规律)与人所认知的事物的意义(人形成的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如知识、经验等主观内容)是不同的。这两种意义的契合度，反映了人对某一事物认知的深度，这种契合度越高，说明人对该事物的认知越接近本质，越能被证明――越“科学”。

然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经验、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认知习惯，对周围不同的事物甚至同一事物也有不同的意义取向，并以此体现个体的独立性。基于这两点，学习一方面是要构建形成与事物高度的真相，另一方面要遵从学习者对事物意义的需求和取向，不论哪一方面，都需要学习者主动地选择与建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学习者积极参与意义取向与建构的过程，并通过社会文化互动分享学习资源，加深对意义的理解，内化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一、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

1　知识观。建构主义强调知识的动态性，认为知识并不是对现实的准确表征，它只是一种解释、一种假设，不等于事物本身，并不能精确或者全面地概括事物或者世界的法则，尽管我们通过语言符号赋予了知识一定的外在形式，并且很多公认的知识是被证明了的与事物契合度很高的“科学”，但并不意味着学生在第一时间对它们有相同的认知，因为学生的认知源于自己的构建，取决于原有经验和个体的取向，也不意味着学生对这些知识能够进行灵活、合理地运用。

2　学生观。建构主义强调学生经验世界的丰富性和差异性，强调学生作为人的社会性。该理论认为学生并不是空着脑袋进入教室的，由于经验背景的差异，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常常各异，他们可以在一个学习共同体之中，相互沟通、相互合作，对问题形成更丰富的、多角度的理解。教师不能向往一个瓶子里灌水一样装入新知识，而是要在尊重他们个体取向的前提下在他们已有的经验世界中找到新知识的增长点。

3　学习观。建构主义强调学习的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和情景性。学习不是从外界吸收知识的过程，而是学习者建构知识的过程，建构主义的学习和教学要求学生通过分析、综合、评价、交流和灵活应用等高水平的思维活动来学习，通过问题解决来学习，学习者作为学习活动的主人，需要对学习活动进行积极的自我管理和反思；建构主义认为不能忽视学习活动的社会情景，它强调学习是通过对某种社会文化的参与而内化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掌握有关的工具的过程，这一过程常常需要通过一个学习共同体的合作互动来完成；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可能脱离活动情景而抽象的存在，学习应该与情景化的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

二、建构主义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高中化学课程是一门自然科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将建构主义应用在高中化学教学中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建构主义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的实践应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认真理解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内涵，准确理解和把握教师、学生、事物、知识、情景在学习中的地位。教师是学习过程的引导者，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而知识是事物的一种反映，情景和交流有助于学生建构学生主体对事物意义的理解。

2　让学生主动参与学习活动。通过实践性活动，让学生分析、综合、评价、交流和灵活应用等高水平的思维活动来学习，通过问题解决来进行生成性学习。如通过化学实验来理解物质的化学性质，强调学生参与实验，进行探究，并对相关的生活实例进行研究或解释。

3　创设意义建构的有效条件。第一，以明确的方式表达信息，展示更容易让学生理解的学习材料，如更加清楚地表述、更加直观的图片、视频、模型等；第二，从学生原有经验出发，找到新知识的生长点，如学习元素周期律，就可以从已学过的元素性质作为引导；第三，创设有利于知识建构的情景，使学生加深对知识的感悟和理解。

4　调动学生主动参与建构。如可以从问题出发，以原有经验为基础，主动地探究、构建、交流，形成自己对新知识的建构和理解，并争取做到灵活应用，如探究性问题和实验的开设。

5　对新旧知识和不同知识成分进行联系。对知识进行横向与纵向比较，刺激新知识的生成、巩固与深化，如酸碱的性质、电解质与电离的理解等。

类似种种，我们需要在不断深入对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理解上，不断地地进行实践、不断地总结经验，转变我们教、学与评价的模式，提高教与学的效果。

进化生物学的意义篇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产生背景 形成历程

【中图分类号】A119 【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产生于19世纪中叶，顺应了时代的需要，是时展的产物，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探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产生和发展过程，是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和建设的基础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产生背景

人类社会的任何一种学说、理论和思想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其主要的根基就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条件，即一定历史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在此基础上的生产关系，也就是恩格斯所讲的“物质的经济的事实”。再者，任何思想学说都是后人对前人的思想成果“扬弃”的结果，马克思对此也有论述：“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这就说明了人类思想具有历史继承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定产物。其产生主要有三大背景：“经济事实”状况、政治环境状况和“已有的思想材料。”

背景之一：“经济事实”状况。恩格斯曾指出：“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①人类社会的任何一种学说、理论和思想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其主要根基就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条件，即一定历史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在此基础上的生产关系，也就是恩格斯所讲的“物质的经济的事实”。那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产生于何种经济事实状况呢？

从14～15世纪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到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封建专制，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代。英法等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相继进行各自的产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方式也发生着变化，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生产关系矛盾日益突出。结果导致1825年在英国爆发了世界上第一次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自此后经济危机不断，如英国大约每隔10年发生一次危机，1836年、1847年、1857年、1863年发生了4次经济危机。而且经济危机不止于英国，其范围不断扩大，最终在1857年、1866年发生了使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经济危机，反映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这引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重新考量。

背景之二：政治环境状况。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创造了一个大工业资本家的阶级，但是也创造了一个人数远远超过前者的产业工人的阶级”②，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随之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1830年至1840年间，英、法、德接连爆发了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斗争。这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尖锐化的又一重要表现。1831年11月，法国重要工业城市里昂的丝织工人不堪忍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要求实行标准工资。遭到政府拒绝后，工人群众便拿起武器举行起义，占领了国民军的营房，并一度控制了整个里昂市。这次起义被镇压之后不到两年，里昂工人又于1834年4月举行了第二次武装起义，并得到了巴黎和马塞等城市工人的响应。

同一时期，英国发生了长达10年之久的运动。英国工人为争得选举权，于1836年6月成立了伦敦工人协会，1837年6月召开了工人大会，提出了包括实行普选权、取消候选人财产资格限制等要求的请愿书，并于1838年5月以“人民”的名义公布了这个请愿书，号召人民签名，从此展开了“运动”。1839年2月，第一届派全体会议在伦敦召开，并于7月向议会递交了有150万人签名的请愿书。为了协调已经广泛展开的群众运动，协会1840年7月在曼彻斯特成立，组成了执行部。协会于1842年领导开展了第二次签名运动，签名者有300多万人，几乎占当时英国成年男子的半数。

当时的德国还是个由30多个邦组成的国家，在经济上仍然是带有封建性的农业国。但是，在一些地区已发展起来了资本主义经济。德国无产阶级既受封建势力的压迫，又受资本家的剥削，因此，工人群众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不断发生。1844年6月，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拿起武器发动了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很快就被德国政府镇压下去，但是它明确提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反对私有制的要求，标志着德国无产阶级已经觉醒。当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封建主阶级的斗争时，工人阶级是作为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参加这一斗争的。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初期，工人群众曾自发地分散地进行过反对资本家剥削的斗争。马克思曾指出：“西里西亚起义恰恰在开始时就具有了法国和英国的工人起义在结束时才具有的东西，那就是对无产阶级本质的意识。”③

由此可见，在19世纪30至40年代，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其特征如下：第一，范围广阔，得到广大劳动群众的支持和同情。第二，工人阶级已经明确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第三，工人运动都以武装起义这样的尖锐激烈为斗争形式。这表明当时工人阶级不断壮大，已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始了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这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生创造了客观条件。

背景之三：“已有的思想材料”。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思想体系，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从产生的历史条件来说，它也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④“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⑤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产生的思想基础主要有：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以及物理学、生物学在自然领域的新发现。其主要内容有：其一，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劳动价值论；指出利润、地租、利息都来源于工人创造的价值；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的对立。其二，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其三，空想社会主义明确提出资本主义必将被未来的理想社会所取代；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中包含不少科学见解。其四，自然科学取得了重大突破，如三大发现―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生物细胞结构和生物进化理论。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历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是与政治实践的逐渐深化相一致的，他们正是在风起云涌的社会政治实践过程中不断成熟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猛烈地批判和无情地揭露，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意识形态思想形成历程主要体现在他们的一系列著作中，通过研读这些著作来纵观这一发展过程，才能系统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萌芽阶段。马克思在大学时代加入青年黑格尔派，毕业后去《莱茵报》工作，便十分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并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1842年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揭露了当局虚伪的、欺骗的反动本质，同年，马克思又写了《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已经可以隐约地从中看到唯物主义的萌芽。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对普鲁士的国家与法进行了批评，这是马克思第一次跳出精神领域，来探讨物质利益问题。马克思在《摩赛尔记者的辩护》中对国家和法的看法又进一步，开始探求国家制度和管理原则产生的客观基础，提出决定国家制度的不是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关系，为下一步研究政治经济学指明了方向。《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对在《莱茵报》期间遇到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的第一次尝试性回答，也是他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新起点。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表明他已然注意到维护阶级社会利益的意识形态问题，标志着其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开始。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探讨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进而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但是究竟如何实现解放？由什么力量来实现人类解放的问题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阐述的，马克思在书中提出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而且还根据无产阶级地位分析了它的作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标志着马克思从《莱茵报》时期两个转变的结束，也是创立政治经济学、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完整体系的开端。《神圣家族》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制定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基础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时期的文章和著作为奠定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创立准备了至关重要的思想前提。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阶段。在1845年至1895年间，伴随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诞生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应运而生并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1845年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唯物史观的重要思想。马克思把实践作为全部认识论的基础，并把这个范畴引进历史唯物主义领域，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此外，马克思还指出了精神文化的阶级性问题。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说明了物质资料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第一次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规律，并进一步研究了社会、政治与生产的关系，详细论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原理，剖析并揭示了国家的阶级实质，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首次使用了“意识形态”和“观念上层建筑”两大概念，并阐述分析了“一般意识形态”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出发，创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框架，主要阐述了意识形态理论的主要概念和一些基本观点。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共产党宣言》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主要涉及如下内容：意识形态建基于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本质和任务；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与其他思想划清界线的问题，如划清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1848～1849年，马克思、恩格斯在欧洲革命失败后深刻地总结经验教训，其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们一系列的光辉著作，主要有《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等，把马克思主义学说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自1850年9月到19世纪6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一步深化。这期间有代表性的著作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第一卷、《哥达纲领批判》、《人类学笔记》、《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及恩格斯晚年的一些书信。马克思晚年着重考察了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同时也探讨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某些问题，拓宽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野，推动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恩格斯则在其论著和书信中批判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的诸多谬见，捍卫、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完善阶段。列宁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和理论家，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并推动其不断完善。他坚持马克思意识形态问题的基本原则，与形形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对无产阶级内部的修正主义、经济主义等错误思潮也进行了坚决斗争。列宁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贡献体现在：首先，意识形态的形成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其建设需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政党参与，“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⑥其次，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科学的意识形态”概念。再次，列宁提出社会主义意识需要从外部灌输的原则。列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之一在于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将无产阶级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创制出属于无产阶级自身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说。在此基础上，由无产阶级政党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说通过灌输方式，使群众掌握，内化于工人运动，他强调，应当“积极地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⑦这样，列宁成功化解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性原则与建设性实践之间的矛盾，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那样，科学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提出，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强化了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也凸显了新时代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以及加强其建设的重要性。

在顺应时展的新要求的同时，列宁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新发展，其著作主要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几个特点》、《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怎么办？》、《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等。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产生和形成历程深刻表明，其产生和发展深深植根于社会发展历史状况，紧紧依据于人类社会发展实践，是人类社会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继承并发展了前人优秀思想成果，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要求，因此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全人类解放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认同视角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建设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ZD006）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1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0页。

④《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9页。

进化生物学的意义篇6

【关键词】物理；探究；理论；初探

在当前的新课程改革推进的进程中，与教学相关的教育心理学正在发生一场革命，人们对它的叫法不一，但更多地将它称为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

一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物理探究教学设计的理论基础就是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一） 建构主义理论发源：

建构主义理论起源于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的儿童认知发展学说。皮亚杰以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观点来研究儿童的认知发展，认为儿童是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慢慢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在这里皮亚杰使用了三个最重要的概念：“认知结构”，“同化”与“顺应”。

认知结构 是指个体观念的全部内容与组织。它是影响新的意义学习与保持的关键因素，决定着学习者进行意义建构成功与否的关键。皮亚杰认为，教学的主要任务是“促使学生认知结构的转化”。而认知结构的转化是通过“同化”与“顺应”来实现的。

同化 指的是学习者把外部环境中的有关信息吸收，纳入到自己的原有认知结构中的过程。学习者总是试图用原有的认知结构去同化新事物，若能解释新的东西，便能得到暂时的认知平衡。

顺应 是指当原有的认知结构己不能同化新的知识，学习者便通过改变，调整和重组原有认知结构或创立新的认知结构，以“顺应”现实世界。

由此可知，“同化”是认知结构数量的改变，是一个量变的过程，而“顺应”则是认知结构性质的改变。学习者的认知结构是通过同化与顺应的过程慢慢建构起来的，并在与外部环境的平衡与不平衡的循环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建构主义在传承认知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认知不能简单地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每一个学生在一定情境下，借助其他人如老师和同学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人际间的协作活动，依据己有的知识和经验主动地加以意义建构。因此，“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

情境 教学应在真实或模拟真实的情境中进行，以利于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意义建构，我们应把情境创设看作是教学设计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建构主义认为学是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情境）相联系的，在实际情境下进行学习，可以使学习者能利用自己原有认知结构中的有关经验去同化当前学习到的新知识，从而赋予新知识以某种意义，如果原有经验不能同化新知识，则要引起顺应过程，对原有认知结构进行改造与重组，才能通过同化与顺应达到对新知识意义的建构。

协作与交流 学习者与他人（学习伙伴，老师，家长）之间的协作与交流发生在学习过程的始终，是促进意义建构不可缺少的环节，从问题的提出，原因的假说，资料的收集与分析，结果的论证以及学习成果评价，学习伙伴之间的协作与交流均具有重要作用。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者与周围环境的交互作用，对于学习内容的理解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是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学生在教师的组织和引导下一起讨论和交流，共同建立起学习群体，并成为其中的一员，在这样的群体中，共同批判地考察各种理论，观点，信仰和假说，进行协商和辩论，先内部协商，然后再相互协商，对当前的问题摆出自己的看法，论据及有关材料，并对别人的观点做出分析和评论，通过这样的协作学习环境，学习者群体思维与智慧就可以被整个群体所共享，整个学习群体共同完成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而不是其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学生完成意义建构。

意义建构 所要建构的意义是指事物的性质以及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在学习过程中帮助学生建构意义，就是要帮助学生对当前学习内容所反应的事物的性质，规律达到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在大脑中长期存储形式就是认知结构。

（二） 建构主义的主要观点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源，通过学生主动地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学生从原有的认知结构转化为新的认知结构。关于学生的角色，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者不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知识的主动建构者，外界的信息只有通过学习者的主动建构才能变成自身的知识，这就要求学生：1 在学习的过程中用探究的方法去建构知识的意义，2 将新旧知识联系起来，并对这种联系加以认真思考，3 在学习过程中与他人进行协作，交流，从而促进意义建构。关于教师的角色，建构主义认为，教师的角色应从以教授知识为主转变为以指导学生的学习为主，成为学生建构意义的指导者，促进者。教师的作用体现在：1 激发学生兴趣，帮助学生形成持久的学习动机，2 通过创设符合教学内容要求的情境和提示新旧知识之间的线索，帮助学生建构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3 组织协作学习，并对协作学习过程进行指导，以促进意义建构。

（三）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物理控究教学设计的启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物理探究教学设计具有重要启示，其核心思路是：1 创设情境（真实的或模拟真实的），2 提示新旧知识之间联系的线索，协助学生建构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3 组织学生合作学习与交流。

二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学生学习物理知识的影响

现代教育强调为理解而学，理解就意味着获得的科学知识要能够在新的情境中应用，理解科学的教育需要帮助学生理解基本科学概念，了解有关的实际知识以及培养各种探究能力，大量实践证明，学生学习物理科学知识的研究结果支持了建构主义的观点，也为探究学习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人在长期的物理教学中体会到：

（一） 思维发展对学习物理的影响

对于刚开始学习物理学的初中学生来说，虽然抽象逻辑思维在个体的智力发展中开始占有优势，但在很大程度上逻辑思维还需要经验支持，因此在教学中应该从学生熟悉的生活现象引入物理学概念，逐步让学生理解并应用科学概念，因此初中的物理学课程，主要在小学阶段开展的一些基于现象的探究活动的基础上，开展由教师指导程度不同的具有一定认知能力要求的探究活动，从而有助于逐步促进学生认知能力和科学探究能力的发展。

（二） 前概念对学生学习物理科学知识的影响

在学习物理科学之前，由于日常生活经验的积累，学生对自然界中的物理现象有了一些自己的观念和认识，这就是所谓的前概念，有些前概念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的，但是有时学生会不恰当地把它们应用到它不起作用的情境中，从而影响着他们的学习。当前概念和科学概念一致时，这些先前或非正式的知识就成为进一步深入理解的坚实基础，但前概念和科学概念不一致时，就会干扰和或影响学生对科学概念的学习。比如，有的学生看到木块能浮在水面，而铁块会沉到水底，就认为木块受到的浮力大于铁块受到的浮力，或者认为水对木块有浮力，对铁块没有浮力。另外，由于浮力与液体内部压强有关，学生知道液体内部的压强随深度而变化，就错误地认为浮力也与物体在液体内的深度有关。这些错误的认识往往先入为主，相当顽固，会抗拒正确认识融入己有的知积结构，成为学习的思维障碍，要转变学生的这些前概念并非易事，特别是通过单纯的讲授很难改变他们的前概念，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学生亲身经历实验探究，在过程中去认识自己原有知识和经验的不足，所以我们要设计探究式教学。

（三） 认知失衡对学生学习物理科学的影响

当学生面临一个问题，而他们现有的知识又不能够充分解释观察到的现象时，便会产生认知失调，失去一种平衡感，由于个体总是有使自己的知识，信念，态度与当前的问题保持一致性和一贯性的强烈欲望，因此在认知不平衡的情况下，就必然产生认知动机，并采取认知行动，尝试寻求问题的答案，特别是当他们发现的解释显得更加合理和更加有用时，他们会修改和提炼自己的概念，形成新的认识。

（四） 己有的科学的看法对学生学习物理科学的影响

由于传统的教育，学生通常把科学看成是应该被记住的一堆概念以及对种种互不相干的事件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很少会积极地为不同的解释寻找证据，很少去思考为什么某一种证据比其他的更有力，也很少做出判断哪一种解释得到更多的支持，刚开始学习物理科学的初中学生还很有兴趣，但随着学习进程的继续，这种兴趣逐渐减弱，无意义的记忆使很多学生感觉沉闷乏味，只有极少数学生在课堂上有动手的机会，只有让学生亲历科学过程，在过程中建立对科学以及科学解释的认识，使科学与学生内在的情感体验相交融，才能吸引人心，激发想象，因此，要让学生学习，理解科学的本质，开放性的探究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本人将学生学习物理科学知识的有关了解与科学探究的学习方式联系起来，发现科学探究对学生学习物理科学的重要意义，科学探究关注与科学有关的问题和现象，它从学生己有的经验开始，让学生在积极的参与过程中寻找解释和答案，这样的过程涉及推测，收集和分析信息，还需主动地构建，修正和放弃一些解释，并有积极地内在情感体验，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在共同讨论证据，比较结论以及把结论和科学知识联系起来的过程中，扩展自己的理解力，由于提高了质疑，推理和批判地思考现象的能力，也就增强了对自己学习的控制，科学知识扩展和探究能力的提高，使他们得以探讨其他感兴趣的问题，提出和验证对其他现象的解释，这样，有效学习涉及深层次思维过程结构的重组，学生们将获得新的观点和新的思维方法，学生们在课堂上通过科学探究学习的方法和己发现的最能促进理解的学习方法相似，这就加强了实行探究式教学的理由，体现了探究式教学在新课改背景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增强了我们在物理教学中应用探究式教学的紧迫性和自觉性。

进化生物学的意义篇7

关键词：鲍德里亚；使用价值；消费社会；科学技术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2-0024-06

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自然属性，是物品成为商品的必然的条件，任何物品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具有可供人类使用的价值。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商品丰盈的消费社会之中，在商品逐渐被系列化和系统化的工业生产中，作为商品自然属性的使用价值是否还存在？换句话说，人们在购买商品时是否还像以往一样关注物的有用性？对此，后现论家、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做出了别样的回答。在鲍德里亚看来，“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在消费社会中物越来越成为一种符号，也就是说，商品不再以使用价值为基础，而是一种象征性的符号，消费者不是对具体的物的功用或个别的使用价值有所需求，他们实际上是对商品所赋予的意义（及意义的差异）有所需求。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物的结构演化和数目的繁多使物的效用性逐步消失。创造了大量使用价值，并使消费社会丰富的科学技术，在促进消费社会发展的同时却又受到该社会的阻碍和限制，也就是说，使用价值走向符号的过程也是消费社会对科学技术限制的过程。

一、使用价值的丰盈――科学技术对消费社会的促进和推动

尽管鲍德里亚的使用价值批判理论是以对使用价值的消解和消亡的批判为目的的，但是这一理论的逻辑始点却是使用价值的丰盈，也就是说，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描述是从琳琅满目的商品开始的。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则对商品的丰富性起着主要的促进作用。

（一）使用价值的丰盈

消费社会是指后化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消费成为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主导动力和目标，在消费社会里，价值和生产都具有了文化的含义。讨论消费社会时，鲍德里亚首先强调了消费社会中物的丰盈和商品时的系列化和系统化现象，“今天，在我们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1]（P1）。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的根本变化在于物的丰盛性，人不再被人所包围，而是被物所包围。使用价值的丰盈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物品的不断繁衍和各种需要的增加上，而且还表现在制造界对物品生死周期的加速上。

（二）科学技术对消费社会的促进

尽管鲍德里亚在其早期著作的《物体系》的导论中，开综明义地指出“我们分析的对象不是只以功能决定的物品，也不是为分析之便而进行分类之物，而是人类究竟透过何种程序和物产生关联，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系统”[2]（P2），但是为了论证的需要，他还是对物的功能性进行了大量论述。不仅如此，鲍德里亚还强调了科学技术对商品功能性发展的作用，“甚至这样说都不会显得奇怪：物品最具体的一面便是科技，因为科技演进和物的结构变化实为一体。”[2]（P3）虽然鲍德里亚逻辑上对使用价值一直持批判态度，但是他却并没有否定科学技术是消费社会中使用价值的根基。

1. 科学技术的两个层面

什么是科学技术？怎样界定科学技术？学术界一直没有达成共识。严格说来，科学技术是个在工业社会中成立的命题。鲍德里亚根据技术与物的功用性的关系把科学技术分为两类：一类是远离日常生活的实验室及高科技发展的有限领域，如航空工程、太空技术、航海科技等。这类科学技术所追求的是物的功能效力，以使用价值最大化为主要的目的。如航空业，它迫切需要发展的是最具体的技术，从而符合其安全、速度和效率的功能。在这些领域中，技术发展急迫需要凸显结构要求，而其集体的、非个性化的特性却使流行的影响力降到最低。另一类是和日常生活中物体系相关的科学技术。这种科学技术在基本遵从商品使用价值的基础上，更多地把精力消耗在个性化和流行中。比如，汽车的状况是把变化改进的精力花费在玩弄外形的游戏上，却在发动机和水冷却方面保留了低技术。鲍德里亚所关注的是第二种科学技术以及在技术之上物的功用性和意义关联。在举证航空工业之后，鲍德里亚紧接着论述到，“在这类情况中，技术发展依循的是一条几乎纯洁无瑕、不受干扰的道路。可是我们很清楚，要了解日常生活中的物体系，这一类技术结构分析将是破绽百出、效力薄弱”[2]（P5）。

2. 物的科技层面变化是本质的

科学技术与商品的相关性是一个近代社会的话题。早在农耕时代，在科学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商品生产甚至谈不上技术，因此，用于交换的商品既是消费者对使用价值的购买，同时商品本身又大都带有生产者的个性特征。随着社会的演变和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科学技术和商品越来越密切相关，某种程度上而言，科学技术决定了商品使用价值的生产。鲍德里亚把物界定为由科技层面和由需求所造成的心理和社会层面的两个部分构成。在鲍德里亚看来，“严格地说，物的科技层面变化是本质的，而物在其需求及实用的心理或社会层面的变化则是非本质的”[2]（P3）。作为本质性的科技层面必然决定由需求所引起的非本质的心理和社会层面。

鲍德里亚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使物的功能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物的整体结构中的每一个元件不是在功能冲突的妥协中存在，而是不同功能在同一元件中得到整合。以汽缸为例，老式的汽缸，每一个单元都被当做一个绝对本位来处理，只在爆炸循环的某一段落里起作用，之后就不再作用于其他零件了，这些零件就像轮班上阵的工人一样，它们的功能只能在封闭的系统里才能完成。新式的汽缸同老式相比有了很大不同。单就散热板而言，它除了机械功能之外，还可以保护汽缸盖不受瓦斯冲撞变形。老式汽缸的每个零件的功能是相互冲突的，整体是部分折中妥协的结果，而新式汽缸的结构是一个整体，不是部分的折中。在新式汽缸里，每一个元件的功能得到了极致的发挥，而发挥的前提则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真正的技术问题，其意义为不同功能在同一元件中的整合”[2]（P4）。同样，在日常生活中，过去的家具摆设和物的功能更多地彰显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道德向度，而随着社会和家庭的变迁以及空间的缩小，隐身自如的橱柜、随时折曲和伸张的椅子甚至消失的家具和物则随处可见。我们且不讨论鲍德里亚意义上家具和物所负载的表达力，单是物的功用化变化本身就已经说明科学技术的张力。

科学技术不仅使物的使用价值得到极大发挥，而且还在生产上使其模式化和系列化。鲍德里亚曾断言，在工业社会中，没有一件供人消费的物品是以单独的类型出现的。换句话说，今天的工业生产是以规模化和批量化为特征的，而以流行的模式化为支撑点的生产体制之所以得以维持的基础却是科学技术。尽管鲍德里亚语境下的科学技术的大进步几乎停止，只有改良、附带化的改进还在进行，但是科学技术对生产模式产业化的支持却是无法否定的。

二、使用价值的消解和死亡――消费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阻碍和限制

尽管鲍德里亚把物的科学技术的变化定义为本质层面，但是他却对这一层面不感兴趣，他甚至认为纯粹技术的物品与我们是不相关的。鲍德里亚感兴趣的是“物品的合理性和需要的不合理性如何大起争执，而这个矛盾又如何引出一个前来解决它的意义构成体系，而不是科技模型，因为在它虽有它基本的真理，物品的生活体验真象却持续地和它分离”[2]（P5）。对鲍德里亚而言，参与到我们生活的实用物品，不是以技术的效用性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而是持续地逃离技术的结构性，走向一个二次度的意义构成，即逃离技术体系走向文化体系。换而言之，今天人们在消费时不仅仅关注物的使用价值，同时更多地关注物的延伸――文化和社会的意义。

（一）使用价值的消解和死亡

使用价值的消解和死亡一方面体现在传统道德、个性化的消失上，另一方面则是商品不再被从具体的用途上去看待，而是从其全部意义上被看待，物走向了符号。

1. 传统道德、个性化的消失

鲍德里亚指出，传统生产社会中的物品是人依自己的需要，使物品共存于一个功能化的环境里。尽管在这样的环境里许多物品像老式汽缸一样都在它们各自的功能里互相隔离，经济性能低、一致性也不高，但是物品的功能却体现了人的个性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人与物的紧密相关也使物得到一种密度和情感价值的“临在感”，从而彰显了道德的尺度。鲍德里亚指出，在以生产为特征的“匮乏”社会中，生产决定消费的种类与形式，产品的消费具有实物性、使用性和功能性特征。换而言之，在生产社会中，消费的对象首先是有用性和功用性的商品。从“匮乏”的生产社会转变到“丰盛”的消费社会是鲍德里亚理论逻辑的真实所在。今天的物品在回应新的需要的同时，在使用方式上更加具有弹性，同时物与人的关系也更为自由，个人在社会关系中拥有更多不受拘束的空间。按鲍德里亚的意思，在消费社会中，人们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人们可以选择任何想购买的东西。尽管今天的物品在其功用性上大为进步，物品更具有了适空性和适时性，但这一进步却并没有改变传统物体系中功能的不协调状态，相反还对其所体现的道德秩序和个性化进行了彻底的破坏。我们所使用的物品不仅失去了其临在感，而且也失去了它的内在组织，更为可悲的是这种组织已被破坏且未被重建。

2. 物的意义的完备

鲍德里亚对使用价值的批判并没有停留在传统道德和个性化的消失上，而是顺其逻辑的张力继续往前发展。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人们的消费逐渐从商品的物质性和功用性中解放出来，消费所关注的焦点不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所指称的意义和负载的个性特征。也就说，承载商品的不再是它的有用性，而是意义层面的社会地位和个性化身。鲍德里亚断言，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来讲，人们从不消费物本身，而是从广义的角度把物用来当作能突出自己个性的意义符号。比如，相同马力、品牌的汽车会因为外观设计的差异性而产生巨大的差价，而人们对某一汽车的消费，不是由汽车本身的运输功能，而是由其意义层面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对鲍德里亚来说，消费社会中的物不仅具有意义，而且还具有意义上的完备性。也就是说，消费者不会再从具体的用途上去看待单个商品，而是从其全部意义上来看待它们。我们在购买一款名牌西装的同时，必须连带购买与之匹配的衬衣、领带和皮鞋等，这不是为了实用，只是为了意义的完整和齐备。这里意义的齐备不是由使用价值需求层面产生的，而是具体情境生发下的暗示。洗衣机、电冰箱、洗碗机除了各自为器具之外，同时又被广告和大众传媒形成了集体观念，在这个观念中，商品好似一条链子，它们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一串相互暗示着更复杂的高档商品的意义。

3. 物被符号化

如鲍德里亚所言，消费社会并不止于丰盛以及丰盛的表象，在本质上，它是一个等级严格的社会，而划分消费社会等级的标准则是鲍德里亚提出的“差分编码”及“社会的区分逻辑”，这种划分逻辑是形成消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核心。消费社会中，物的意义具备是其走向符号的前提。物的意义的充分发展必然使物最终走向符号。正是因为物具有了象征性和意义指涉，消费的主导方面的商品才被赋予“符号”。也就是说要成为消费的对象，商品必须首先成为符号。在消费社会中，商品都是以系列的形式出现的，商品内部包含着既相互对应又相互否定的差别次序，也就是说，商品中包含着能揭示社会等级、地位和权力的社会秩序。商品成了制定差异秩序的扮演者，一定的商品对应一定的功能、权力和社会地位。与商品包含的等级相对应，需求也由一系列等级构成。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物所体现的道德的消失使人们在物面前享有最大程度的自由。而对物的无止境占有和对新鲜物品的体验带来的最大程度的幸福是人们进行消费的动力。消费了比别人多的商品，意味着比别人更大的权力，同时也预示着在消费过程中获得更大的幸福。另一方面，在等级性的需要中，一种保持距离和符号区分的社会等级的必要性原则也需要绝对的维护。为此，人们开始歇斯底里地在消费中实现他人话语的导向作用。换而言之，人们进行消费的主要动力是某种精神的需要，而不是物质的需要，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已经脱离使用价值的必要层面，而变成炫耀性的消费。

（二）消费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阻碍和限制

消费社会中商品生产的基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进一步讲，现代意义上的每个单件商品都是科学技术的结果。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不仅使商品在量上极度丰盛或富足，而且在质上也加快了商品的更新换代，使物更适合人。总之，科学技术对消费社会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技术与物品体系的关系本来是紧密相关、和谐演进的。但是充斥着商品的消费社会却打破了这一相关和谐性，这一社会不仅没有促进科学技术进步，而且客观上阻碍和限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1. 发明几乎停顿

物品非结构性的配件的大量繁衍，促成了物品扬扬必胜的状态，而正是这种非结构性元素组成了流行和引导性消费的社会通路，也就是在它们身上，技术的演进开始倾向停顿。正如汽车产业一样，今天汽车的改进不是发动机本质部分的改进，而是其外观、配件等非本质部分的改良。当商品不再作为被使用价值呈现在人面前，而是在符号意义上表征社会地位及“个性”特征的时候，科学技术也只停留在物的外表改观上，就像绘画一样，“当当代绘画不再能够清晰地揭示这个世界的真理的时候，我们能从签名中获取一些意义、一些提示，由此也获得一种保证”[3]（P86-87）。鲍德里亚指出，今天技术的改良、包装和完善化追求的是物品的威望感，而不是结构上的创新，“的确，无关宏旨的改善、复杂化、附带体系（为了安全感或威望）都在培养一种有关‘进步’的伪意识，而遮盖了基本变化的紧急性……流行以它次级系统的无协调蔓衍，属于偶然的领域，因此也是形式无限再兴的领域，和市场开发最能发挥到极致的领域。在技术的垂直性和利润的水平线之间――在技术发明的不断超越，和一个依照生产的目的性造成的物和重复形式的封闭体系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对立”[2]（P145）。对此，鲍德里亚感叹到，今天，发明几乎完全停止了。

2. 科学技术被赋予新的内涵

使用价值向符号转化的过程，即符号的生产过程，源自于对有用性的破坏。大众传媒在将使用价值转变为符号的同时，“技术和知识从它们客观的实际中分离出来，被凸现差异的‘文化’体系再发掘。由此这个领域变成了消费的延伸，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赋予它生产、体系以及符号的相互作用等诸多内涵”[3]（P108）。在物的符号化过程中，科学技术也被赋予了新内涵。当生产的目的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其意义层面的关系和差别生产，“当代垄断性生产决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而一直也是关系和差异（垄断）生产”[1]（P59）时，也就是说生产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物的生产时，科学技术也失去了其本真的意义。

三、使用价值批判的价值和意义

鲍德里亚作为法国当代著名的社会理论家，其理论不仅涉及领域广泛，论点新颖，而且对当代欧美理论界也有着巨大的影响。鲍德里亚早期思想既受列菲伏尔日常生活研究的影响，同时也深受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思想的影响。在批判性的社会学框架内，鲍德里亚的早期作品试图把列菲伏尔、巴塔耶和情境主义者发起的日常生活研究与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活的社会符号学结合起来，其关注的中心是消费社会中的物体系、消费社会和符号政治经济学。与后期作品相比，鲍德里亚前期思想更加学院化和容易理解，但是却被遮蔽并相对忽视了。尽管学术界对鲍德里亚褒贬不一，但是，无论如何，他对使用价值的批判有着非常大的价值和意义。

（一）使用价值的没落和消费意识形态对人们需求的控制是当今社会的一大特征

对传统政治经济学而言，人们对商品的消费是对其使用价值的消费。在生产领域，需求是生产的动机，同时生产又决定消费。鲍德里亚从现代社会中人与物的关系入手，从特殊的需求理论出发，提出消费者不是对具体物的功用性或使用价值有所需求，而是对商品所赋予的意义有所需求。物不仅是一种实用的东西，它具有一种符号的社会价值，而这种价值又是最根本的。正如鲍德里亚所言，“当我还将冰箱作为一架机器来使用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物。它是一个冰箱。在物的意义上来谈冰箱或者汽车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说，与它们如何冷藏食物，或者如何运输，这些‘客观’的事实没有任何关系。这里所谈论的物是一个无内容的功能存在”[3]（P41）。鲍德里亚在这里最想告诉读者的是需求对象对商品符号背后意义的需求是消费的社会逻辑与工业社会的生产逻辑之间的分界线所在。从实物或者使用价值的需求过渡到其背后的符号意义需求，仅仅是一步之遥，但是跨出这一步却是非同寻常的。鲍德里亚看到了当今社会中人们对商品品牌和象征意义热爱的社会心理以及在这种消费行为基础上所构建的消费文化的存在。鲍德里亚理论的更深意义在于，在消费社会中，人们消费商品如果仅仅消费功能实用性，就意味着是面对一种物质消费和为了物质获得而工作的虚无感，而消费的活力在于人们自身意义的彰显。在生产和需求的关系上，鲍德里亚的理论试图证明，人们是先体验到了生产之后商品宣传的图像及使用此商品的生活趣味，才开始明确自己和那种商品发生关系后的意义，最终才去购买商品。今天铺天盖地的广告传媒确实从一定层面彰显了鲍德里亚意义上生产对需求的决定作用。当下我们消费的动机不仅仅是需求，而是受消费意识和大众传媒的影响对物的社会地位、权力意义和个性化象征的追求。

（二）鲍德里亚揭示了消费意识形态和生产体制对科学技术的阻碍

鲍德里亚指出，消费社会中物的大量繁衍和人们消费行为的频繁发生不仅没有促进科学技术本质层面上的进步，相反却阻碍和限制了技术进步。鲍德里亚极度赞成路易斯・孟弗尔德关于技术与文明的论述。孟弗尔德指出，美国在经历过科学技术的风光时期之后，也就是1940年之后，发明突然之间停止了。而阻碍技术进步的主要障碍就是品味、流行、浪费和商业利益的相结合。如果说孟弗尔德看到了阻碍当代技术创新发展的社会表象，那么鲍德里亚则找到了这一阻碍的根本症结――资本主义生产体制。鲍德里亚指出，目前的生产体制一方面在运作，另一方面却阻碍着真正的技术进步。换句话说，阻碍和限制消费社会中科学技术的不单单是控制整个消费社会的消费意识形态，究其本质而言则是资本主义生产体制。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在限制科技进步的同时，也阻碍了社会关系的重构。在鲍德里亚看来，人、技术和物品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相互结构的，在同一文明中，这三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当技术受到当代生产体制阻碍的同时，人所构成的社会关系也幸免不了，“技术和物品都在承受和人所承受相同的奴役――具体的结构程序，也就是技术的客观进步，所受到的阻碍、歧流和退化，和人的关系具体社会化的程序，也就是社会的客观进步所承受的一致”[2]（P144）。

四、使用价值批判理论之缺失和局限性

在以符号和意义构成的消费社会的框架中，鲍德里亚的使用价值批判理论确实有着不可否认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我们在肯定鲍德里亚使用价值批判理论之价值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该理论还存在着缺失和局限性。

（一）鲍德里亚对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理论基础的缺乏，使其对消费的分析与生产分析相脱节

在马克思那里，消费活动是作为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出现的，它与生产、分配、交换组成生产与再生产的序列。鲍德里亚虽然对消费进行了详释，但是他却几乎未涉及生产方式和劳动领域，没有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鲍德里亚对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基础的缺乏，导致了他未对资本主义显而易见的部分，如投资、储蓄、过剩等进行讨论。尽管鲍德里亚注意到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第一性，并指出应该根据生产体系来分析消费，但是他的使用价值批判理论似乎暗示了需求和价值在消费社会中主要是由消费和流通创造出来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消费和流通。事实上，鲍德里亚也从未真正清晰地分析符号逻辑与资本积累的逻辑关系。在使用价值符号化的过程中，鲍德里亚把消费看成是消费者对资本控制的强迫接受，而没有从经济学层面说明，对于既希望消费增长又不要超过生产增长速度的资本家来说，消费构成了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受资本和生产所决定的社会，而鲍德里亚却过分地强调消费，并赋予其作为主导性的社会力量的特权。使用价值批判理论的目的是消解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补充或替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无法判定。

（二）片面夸大了当代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阻碍和限制作用

鲍德里亚在论述消费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影响时，直接断言消费社会使科学技术限于停滞状态。当今技术的发展充其量只是修缮型的非本质层面的进步，本质的创新却几乎没有。对于鲍德里亚的上述见解，笔者认为有些危言耸听。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所开始的第三代科技革命使科学技术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以微电子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为标志、以广义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不仅引起了当代技术领域的巨大变革，而且还形成了新兴技术群。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材料技术、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及海洋技术等在许多领域均获得突破性进展。由于鲍德里亚早期著作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左右，确切地说，此时的他没有看到和经历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浪潮。因此，我们说，随着消费社会的日趋发展，科学技术不仅没有陷入停滞，相反却获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鲍德里亚通过对由符号和意义构成的消费社会的分析，不仅详尽揭示了商品使用价值向符号转化的过程，而且还深刻论述了科学技术同消费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总的来说，鲍德里亚理论既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又有明显的思想缺陷，同时在这一思想背后又蕴含着他对社会的无奈和失望。

参考文献：

[1]【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进化生物学的意义篇8

一、从主体性角度对西方心理学史的透视

美国哲学家多尔迈在讨论传统哲学主体性观念的递嬗沉浮时，曾引述加塞特的话说，“假如这个作为现代性根基的主体性观念应该予以取代的话；假如有一种更深刻更确实的观念会使它成为无效的话；那么这将意味着一种新的气候、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这个“新的时代”便是试图在哲学理论上注重对“主体际性”的生成及其对现代社会实践的意蕴加以探讨，并因而同时也就意味着，传统哲学的“主体性”观念在完成了它的理论使命和历史使命之后，必然地步入了它的“黄昏”之境[1](P1)。他并进一步评述说，始自笛卡尔的传统哲学的主体性观念，本来“是一种可以避免的错误”，虽然它构成了“人的解放和成熟历程中的一个阶段”，但“这一阶段的内在缺陷现在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了”[1](P1)。

虽然多尔迈以上讨论的背景，是哲学理论领域和更为广阔的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但是，假如我们接受多尔迈对传统哲学主体性观念的这种历史判定，并以这种历史判定为立足点来考察心理学，那么我们就获得了理解西方心理学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的一个新的视角。这是因为，正是笛卡尔意义上的这种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的主体性观念，构成了西方现代科学心理学的理论前提，并因而为心理学提供了一个错误的出发点。这就决定了：心理学在它刚刚脱离哲学的怀抱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实证科学“诞生”时，就是一个“时代错误”的产物，是一个已经逝去了的时代精神的某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因而在理论上是脆弱的[2](P10-14)。所以，当被普遍证明是正确的、关于生命的科学理论的生物进化论及其思维方式向以追求“科学”为目的的心理学渗透时（美国机能心理学的产生），心理学既不能准确把握生物进化论对它的理论意蕴，也不能抵挡被曲解了的生物进化论试图要将作为它的研究对象的人这一主体自然化的趋势，从而陷入理论危机。这个危机，实质上是多尔迈据以判定传统哲学主体性观念之所以走向“衰落”的历史理性的一个特殊的表现形式；或换一种话语方式来说，它与哲学在从其近代形式向其现代形式过渡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危机，在理论实质上是同一的。至少就机能主义的发展导致整个心理学理论基础的崩溃、并因而要求它重建自己的理论基础这个意义而言，实验心理学又回到了冯特的时代，或更准确地说，回到了（重新）建立自己理论基础的“诞生”的起点。但是，与哲学对这个危机的反应、即从“单子”式意识的封闭的主体性观念向“主体际性”观念及其理论建构的过渡相比，心理学对这个危机的反应是幼稚而鲁莽的，即干脆而彻底地否定主体性，由此也“开始”了它的“一种新的气候、一个新的时代”，即行为主义的“气候”或“时代”。

行为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否定（人类）意识作为一个存在领域的合法性。然而，正是意识作为一个存在领域的不可还原的实在性，构成了心理学的合乎逻辑的基础[3](P87-92)。所以，当行为主义作为心理学研究纲领，其理论逻辑被充分展开之后，必将又一次地使整个心理学的理论基础趋于崩溃，并迫使实验心理学重新回到华生的“革命”的起点上。至少就实验心理学的行为主义传统而言，这就是又过了半个世纪之后，以班杜拉为代表的社会学习理论家们，试图在重新论证意识实在性的基础上，改造或扬弃传统行为主义的种种理论努力的历史逻辑的本质之所在。事实上，伴随着行为主义的发展、或当它陷入危机之后作为它的替代形式的，是实验心理学内外的各种“抗议”的力量和运动。其中，对行为主义而言带有“革命”性质的两种力量或运动，即人本主义心理学和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逐步演化为在当代心理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两大思潮。作为对行为主义理论逻辑充分展开所导致的危机的反应，这些不同的理论思潮作为当代心理学发展趋势，它们所表现出的一个共同基本特征，是向主体性的回归。当代心理学的这种普遍的向主体性回归的发展趋势，不是偶然的，而具有历史逻辑的必然性：它既表达了心理学作为关于意识的科学研究的学科本性，又体现着意识实在与人作为主体性存在事实之间的内在的逻辑关联。

二、进化自然观对主体的要求和拒绝

关于生物进化或自然演化的思想，在西方文化中有着古老的传统。它的理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阿纳克西曼德的某些睿智的洞见，并在历史上一直作为一种思想潜流存在和流传着。就其主导趋势而言，前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思想，主要表现为一种浪漫主义进化自然观。这种自然观赋予包括无机世界在内的物质以某种活力和发展的倾向，认为自然是自我完善和自我指导的，并最终于19世纪初形成了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的浪漫主义生物进化论，认为每一物种都有自我完善的先天驱力；由这种驱力所导致的获得性性状可以遗传。这种形式的进化自然观，不仅不是反主体的，它实际上以某种不甚明确的方式对主体性存在提出了一种要求。

在进化自然观的历史中，达尔文的独特贡献在于提出自然选择学说，使生命的进化过程得到机械化的说明，从而使生物进化论成为一种科学的理论，并将传统的、流行的神秘主义目的论驱逐出生物科学。科学形态的生物进化论的提出和确立所导致的社会结果和思想结果是多方面的。就对心理学的影响而言，它一方面为实验心理学提供了广阔的理论前景，从而导致了实验心理学在美国大发展的繁荣局面；另一方面又必将以与否定上帝创世说同样的方式，导致对传统意识心理学的意识观、亦即早期实验心理学主体性原则的否定。关于第一个方面，达尔文自己就曾有着明确的预感。他说，“我看到了将来更为重要的广阔的研究领域。心理学将稳固地建立在斯宾塞先生已充分奠定的基础上，即每一智力和智能必由阶梯途径获得。”[4](P320)事实上，生物进化论不仅塑造了摆脱德国式束缚之后的实验心理学，而且塑造了它的历史，乃至于我们可以说，今天的心理学，几乎在每一个研究领域内都渗透着进化论的精神：“达尔文主义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对心理学的影响，……大大促进了这门科学塑造成今天的形态。”[5](P186)。

正是在关于上述第二个方面的问题上，需要我们有敏锐的理论洞察力才能把握其本质。一方面，就作为一种理论思维方式而不是其历史形态的科学的生物进化论而言，另一方面，就心理学本身的理论逻辑而不是作为其历史形态的早期实验心理学而言，生物进化论不仅不会导致对心理学主体性原则的否定，相反，就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与成就的范围内而言，心理学的主体性原则只能在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得到确立和论证。历史形态的生物进化论所否定的，是作为心理学的特定历史形态的实验心理学的主体性原则，亦即是隐含于作为传统哲学心理学思想之直接继承的德国实验心理学和接受了德国实验心理学理论前提的美国（早期）实验心理学之中的主体性原则。这种主体性原则，究其实质，乃是笛卡尔意义上的单子式意识的封闭的主体性原则。它作为对人类意识实在的一种特殊的理论把握方式，不是人类意识实在本身。所以，虽然它在特定的逻辑框架（即传统的思辨哲学）内能够成就一个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但当被移入另一个逻辑框架（即进化论的思维方式）之后，它只能造成理论的混乱和逻辑的矛盾。

历史形态的生物进化论作为一种生物学理论，是不关注心理学和哲学的主体问题及其主体性原则的。它试图以纯粹自然科学的方式，对作为生命现象之一个方面的它的纯粹自然的（与精神相对立意义上的“物质的”）事实加以说明，并因为受其自然科学研究方式的局限而愈加不能正确地关注心理学的以及哲学的主体问题及其主体性原则。事实上，达尔文是首先通过对地质分布和地理分布中的物种的身体的、亦即它的物质的形态结构的分析而建立其理论体系的，然后将隐含于这一体系之中的思维方式，不加批判地推广应用于对作为生命现象之另一个方面的非物质的心理实在或精神实在领域内的事实的说明，并通过将心理实在与有机体实在相类比的方式来理解心理实在，而不对心理实在或精神实在本身的性质加以反思。然而，心理实在或精神实在领域内的事实与生命成立于其中的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性质上是和物质的有机体实在领域内的事实与生命成立于其中的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不同的，因而这种类比和推广在逻辑上难以成立。正因为如此，达尔文才能够将官能心理学纳入他的生物进化论体系之中，并在有关心理学论题的研究中采用当时盛行而后不久就被历史所否定的“轶事法”。

三、主体性及其理论建构

就各自的学术传统而言，有关主体性及其探讨的理智文化背景，与生物进化论及其发展和演化的理智文化背景之间，没有直接的相关。在西方，哲学传统的主体意识，最初萌芽于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近代伊始，笛卡尔通过系统怀疑的方法，以理论体系的形式确立了“我思主体”的存在，并构成整个近代哲学的“第一原理”。哲学学术传统中的主体性探讨，是以把意识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或实在加以接受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在肯定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和物质的反映的同时，亦坚定不移地承认和肯定意识的实在性，并正是以此为基础才能够“唯一合理”地解释“人及其历史的辩证法”[6](P202)。

然而，如果意识作为一个实在领域的不证自明性遭到了怀疑，或者说，当理论学术的整体进展到需要对意识作为一个实在领域加以论证的时候，那么，理论学术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就处于孕育之中。这个新的理论学术的研究领域就是心理学。在这个时候，关于人类意识作为一个实在领域和物质世界作为一个实在领域之间的同一性关系的任何间接的论证，不仅对这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是不相干的，而且必须辅之以这个学术领域对意识作为一个实在领域本身的论证。例如说，“在人类生存的意义上，如果思维和存在所服从的不是同样的规律，或者说，思维不能够认识存在，那么，人类的一切目的性要求及其对象化活动就都不可能具有现实性，因而人类本身也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人类以自己的目的性和对象化的实践活动的方式存在着和发展着，就证明了思维和存在服从于同样的规律”[6](P8)。这种论证是从“人类生存”的结果的意义上对“思维和存在服从于同样的规律”的一个间接的论证，并当然是以承认“思维”和“存在”作为两个实在领域为前提的，而没有对关于“思维”作为一个实在领域提出论证的理论要求，虽然在这个前提下，这个论证当然是逻辑上可接受的。事实上，上述引文的作者紧接着指出，“在实证科学的意义上，科学本身的发展不断深化地证明人及其思维是自然界的产物，思维的运动规律受到物质运动一般规律的支配”[6](P8)。依本文作者看，对“思维”作为“自然界的产物”提供最直接的证明和论证的，乃是心理学。这是因为，心理学的历史已经将它自身的逻辑发展到这样一个微观水平，即一方面，在“观念”的层面上，作为人的意识的各种非物质的精神活动现象，是如何在作为“个人的肉体组织”的人的物质的身体的基础上产生、突显或实现出来并受到它的“制约”，另一方面，在“实践”的层面上，这种非物质的精神活动现象，又如何导致人的物质的“肉体组织”的物理活动（在其现实性上，人的实践活动只能具体地表现为人的这种“肉体组织”的物理活动过程）。只有当人类的理论学术能够对“思维”（意识实在）作为“自然界”（人的“肉体组织”）的“产物”提出直接的论证和证明之后，人类才能对自身存在的主体性地位作出合理的阐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就其理论逻辑而言，心理学不仅应该是理论学术的一个独立的门类，而且应该在理论学术的整体中占有一个崇高的位置，不管它的诸历史形态的性质和状况如何。就最终被进化论所否定的心理学的历史形态而言，它之所以被否定，乃是因为，虽然它隐含着一个从传统哲学中继承下来的不自觉的关于意识实在性的论证，但由于这个论证不是意识实在本身而是一个理论的虚幻，因而不能与原则上正确（真实）的生物进化论相容而获得其应有的命运。

【参考文献】

[1]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

[2]高申春.十九世纪下半页德国心理学的理论性质[J].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1,(5).

[3]高申春.意识实在与行为主义革命的破产[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

[4]达尔文.物种起源[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进化生物学的意义篇9

关键词：高中生物 唯物主义 教育

（一）要体现好高中生物教材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方面的教学目标

新大纲的教学目标明确规定：通过生物教学，要使学生“初步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认识生物体和生物界。了解生物体结构与功能、局部与整体的统一；生物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了解生物界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初步形成生物进化观点和生态学观点，逐步建立科学的世界观”。新大纲同时指出，高中生物教学内容含有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因素。教师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和认识生物体生命活动的基本规律，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通过关于生物与环境知识的学习，对学生进行生态学观点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教育；通过关于生物界的发展的科学事实的学习，对学生进行生物进化观点的教育。对于教材编写者来说，应该按照新大纲规定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教学目标的要求、认真研究新编高中生物教材的改革，编写好新教材。

（二）要选择和组织好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的知识内容

高中生物学教材是结合生物学基础知识的教学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的，如世界的物质性的观点、普遍联系的观点、永恒变化的观点、对立统一的观点等，每一个观点可以反映在不同的生物知识内容中。例如，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观点，贯穿在整个教学内容中，几乎每一部分知识内容都包含着这个观点。同一部分知识内容，又可以同时反映几个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例如，“生物的新陈代谢”，既可以反映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各种事物是相互联系的，又可以反映事物是永恒变化的，还可以反映同一事物的内部是对立统一的。那么，应该通过哪些知识内容、进行哪方面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呢？怎样才能既体现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普遍性而又使教学具有重点，既能体现各个观点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而又不面面俱到呢？这就成为我们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高中生物教材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几个基本观点、高中生物教材的内容特点和高中学生的接受能力，确定高中生物教材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方面的重点，即重点进行哪几个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教育。关于这一点新大纲已有规定，本文在第一部分也有叙述，这里不再重复。然后，解决这几个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需要通过哪些知识内容来体现的问题。这是我们研究的重点。笔者认为，在选择和组织知识内容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每个观点都应该有一组知识点来说明。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观点建立在众多事实的基础上，而使学生体会到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普遍性，第二，每个观点都要选择1～2个能够明显体现这个观点的典型内容，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的重点。“生命的物质基幢、“生命的基本单位――细胞”、“生物的新陈代谢”等是体现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典型内容；“生命的物质基幢、“生命的基本单位――细胞”、“生物与环境”等是体现物质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的典型内容；“生物的生殖和发育”、“生物的进化”等是体现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典型内容；“同化和异化”、“遗传和变异”则是体现对立统一观点的典型内容。通过这些典型内容的教学，可以使学生对相应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有初步的理解，然后再引导他们在同类型内容的教学中，举一反三地逐步加深对这个观点的认识。第三，选择的内容可以有部分的交叉，也就是说，同一部分知识可以排在不同的观点组里，用来说明几个观点。这样有利于学生体会各个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之间的联系性。

确定了高中生物教材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方面的重点，选择和组织好了与之相对应的内容，就能使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具有计划性，既有观点又有充分的事实，既全面又有重点，切实得到落实。

（三）要努力研究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教材中的表达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不是空洞地说教式进行的，而是要密切结合知识教育进行的，结合得越紧密，教学效果越好。怎样才能使知识教育与观点教育紧密地结合起来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要在章节的教学目标方面做到知识与观点具有内在的联系。也就是说，知识要能明显地、充分地说明观点，而观点则可以贴切地、深入地解释知识。例如，“生物的新陈代谢”与“对立统一”的观点，“生物的进化”与“永恒变化”的观点，就具有内在联系，可以在教学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很重要，如果教学目标的知识与观点没有内在的联系，就很难使教材的知识与观点有机结合。

第二，要在教材结构方面做到知识与观点相互协调、有机结合。也就是说，在安排教材的知识内容时，要把知识和与它有内在联系的、相互对应的观点组合在一起，这样编写教材，就可以使知识教育与观点教育进程一致、有机结合、相辅相成。

第三，要用渗透的方法进行观点教育。新大纲指出，进行思想教育“要做到潜移默化，寓德于教”，“要克服脱离教学实际的空洞说教”。因此不宜在教材中去专门讲述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而是应该把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渗透到有关的教学内容中去，有意识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编写教材，使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受到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教育。在进行某个观点教育时，也不能一上来就提出这个观点，而是随着知识由浅入深逐步展开的进程，把这个观点逐渐渗透到知识内容中去，待总结知识的时候，就可以水到渠成地归纳出这个观点。例如，在讲述新陈代谢的过程这部分内容时，可以使学生体会到事物内部是存在矛盾的，而且矛盾双方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在讲述新陈代谢的意义这部分内容时，使学生体会到是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推动着事物的发展，从而形成对立统一的观点。

进化生物学的意义篇10

〔关键词〕 卢卡奇,现代性批判,路向,价值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先驱,卢卡奇和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早在20世纪之初就非常 集中并深入地分析了现代性问题,并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为切入点展开对现代性的批 判｡“物化”是贯穿《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一个中心概念,卢卡奇是通过物化理论切入到对 现代性批判的｡

本文通过分析卢卡奇对现代性批判的基本路向,从而揭示其 现代性批判的价值向度,即一方面,在哲学上达到了马克思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 原则高度,呈现了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批判的维度;另一方面,在他之后的许多西方马克思 主义理论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从他那里汲取灵感,开启了西方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问题批判的基本定向｡

一､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吸收了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论述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 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性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 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我们必须明白,商品拜物教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即现 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的问题”｡这样,卢卡奇就借助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 物教的论述,从商品出发开始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卢卡奇看来,现代资本 主义社会是一个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对所有的社会生活都起着决定性影响的社会｡“因此 ,商品交换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进行物质代谢的支配形式问题……更确切地说,一个商 品形式占统治地位､对所有生活形式都有决定性影响的社会和一个商品形式只是短暂出现的 社会之间的区别是一种质的区别”｡

卢卡奇进一步指出,即使商品交换对社会内部结构有这种影响,也不足以使商品 形式成为社会的基本形式,商品形式必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并按照自己的形象来 改造这些方面｡据此,卢卡奇得出这样的结论,“商品形式向整个社会的真正统治形式的这 种发展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才出现了”｡

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根源于劳动产品成为商品这一资本主义条件 下的基本事实｡但问题是,商品形式如何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从而取得整个社会的统 治地位呢?即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在何等程度上成为可能?这个问题确实至关重要,因为它本质地关联着物化现象产生的根源和物化现象的本质问题 ｡根据卢卡奇的分析,物化现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劳动产品完全采取了商品的形式｡劳 动产品一旦成为商品,意味着它失去了和人的劳动的内在关联,成为可以通过比较而进行交 换的同质性的东西,成为完全相同的只有量的差异而没有质的差异的东西｡因为,“一方面 ,劳动过程越来越被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以至于工人同作为整体的产品的联系 被切断……另一方面,在这种合理化中,而且也由于这种合理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合 理计算的基础,最初是作为仅仅从经验上可把握的平均劳动时间,后来是由于劳动过程的 机械化和合理化越来越加强而作为可以按客观计算的劳动定额,都被提出来了”｡

在这里,卢卡奇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本质上乃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时间的空间化 ”｡卢卡奇强调,当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劳动成为合理化､机械化的劳动时,任何创造性 ､任何个体的差异都被视为错误而加以排除｡这样,劳动对人们来说 不再意味着通过创造性的生命活动而确证人的存在,而是意味着把人下降为毫无差别的物来 进行计算和安排｡卢卡奇在这里特别指出,这其实意味着“时间的空间化”｡“这样,时间 就失去了它的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它凝固成一个精确划定界限､在量上可测定的､ 由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充满的连续统一体,即凝固成一个空间”｡

这也就是说,劳动的合理化褫夺了人们通过对时间的体验而确证人的存在方式,进而把 人的存在下降为可以用数字来测量､计算的物的存在｡在卢卡奇看来,“时间的空间化”带 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的普遍性｡首先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人都难逃物 化的命运,无产者和有产者都同属物化,即“工人的命运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命运”｡因为 工人商品成为满足需要的唯一形式,“合理机械化的和可计算性的原则必须遍及生活 的全部表现形式”｡也就是说,不仅工人的时间被资本家当作空间来计算,资本家的生命也被同样加以计算 ｡同时,物化的普遍性还表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物化,即不仅仅是我们的物质劳动 过程被物化,而且我们生活的其他方面也被物化了｡卢卡奇在这里提出了物化意识的概念｡ 在他看来,物化意识表现为人们只停留于对眼前事物的认识,只能通过直观的方法达到一些 直接性的认识,人们无法深入下去把握真正的现实世界｡人们所看到只是物的世界,只有纯 粹的人与物的世界之间的无限对立,无法自觉到人与世界之间的相互生成｡因为“在直接商 品关系中隐藏的人们相互之间以及人们同满足自己现实需要的真正客体之间的关系逐渐消失 得无法觉察和无法辨认了,所以这些关系必然成为物化意识的社会存在的真正代表”｡

这样,通过商品——时间的空间化——物化意识的批判路径,卢卡奇得出的结论是,物化 导致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成为一个自动合规律的物,人们或者像科学主义者那样直接把 这个世界宣称为一个具有永恒规律的世界,或者承认现在是永恒的｡

按照卢卡奇的见解,商品在现代社会已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范畴”,从而对现代性批判 的任务就在于戳穿作为商品交换及其结构性后果的物化现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深入到现代人 的生活中｡卢卡奇通过对物化理论批判的路径,揭示了物化理论在《历史与阶级意 识》中对现代性批判处于核心地位,特别是对物化造成的“时间的空间化”问题的批判在 其本质上就已经达到了现代性批判的原则高度｡

二､卢卡奇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如何制约着在商品中对象化 的人类劳动的抽象

“抽象的､可比较的劳动如何形成为一个这 样的社会范畴形式,并从而对人们全部社会关系的对象性形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卢卡奇 提出的这个问题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这样一句话具有本质关联,即“ 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

众所周知,尽管当时卢卡奇尚未读到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但这里卢卡奇的物 化理论就已深刻揭穿了资本在现代社会取得统治地位的秘密,即把人类劳动抽象化｡至此,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就十分清楚地彰显了它的现代性批判原则:抽象化､形式化和合理化｡这 个原则如此重要,以至于卢卡奇通过对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由协作､手工工场到机器 大工业的发展历程的考察,力图戳穿抽象化､形式化和合理化的发展如何不可避免地伴随着 工人的个性之愈益加剧地被消除,以及这种人的个性如何在现代性的生产过程中成为谬误的 根源｡

这种抽象化､形式化和合理化的原则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人对世界态度的 改变,即人的活动越来越失去自主性和意志而采取一种直观的态度｡这种直观的态度所具有 的哲学意义上的普遍性,就是把空间和时间当作共同的东西,把时间降到空间的水平上,即 “时间的空间化”问题｡这样,卢卡奇就巧妙地实现了物化理论中的“时间的空间化”问题 与抽象化､形式化和合理化之现代性批判原则之间的内在契合与链接,开始了他对资本主义 条件下现代性生产方式和以“近性主义形式体系”为标识的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这 里必须强调的是,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几乎直接或间接地从卢卡 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物化现象批判所达到的现代性批判的原则那里汲取灵感｡可现 实的情况是,我们却总是难以从卢卡奇对现代性批判所达到的原则高度上理解卢卡奇､解读 《历史与阶级意识》和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因此,在理论上基于卢卡奇物化理论所达 到现代性批判的原则,讨论《历史与阶级意识》文本的现代性批判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 在实践上,同样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当代意义｡

三､基于卢卡奇对资本统治的现代性批判的原则,可用“继往”和“开来”理解卢 卡奇对现代 性批判的价值向度

所谓“继往”,是指对物化理论批判所达到的现代性批判原则本质地呈现了马克思 对资本现代性批判的维度而言;所谓“开来”,是指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现代 性批判思想,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从卢卡奇对物化现象批判所达到的现代性批判的原则那 里汲取灵感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基本路向｡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批判是紧紧抓住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的物化本质展 开的,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现代生产过程本质上就是抽象化､形式化和合理化不断展开并 取得支配地位和主导性原则的过程｡马克思说:“大工业的原理,是不顾人的手,把每一个 生产过程直接分解为它的构成要素｡这个原理创造了工艺学这样一门完全近代的科学｡社会 生活过程是多种多样的,外表上好像没有联系的,并且已经凝固硬化的形式,现在分解为有 意识､有计划,为达到一定有用效果而系统分化的自然科学应用”｡

马克思在这里说明了两层意思:一是大工业生产的前提是人手的抽象化､形式化 和合理化;二是这个抽象化､形式化和合理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现 代性的普遍本质,或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的普遍命运｡需要说明的是,尽管马克 思当时生活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水平､规模无法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相提 并论,但马克思在这里已经富有预见性地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过程的现代性 特征｡在马克思以后,随着以泰罗制作为开端标志的管理学在社会生产 中的广泛应用,意味着现代性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进一步展开,意味着现代社会中人的操 作行为的进一步抽象化､形式化和合理化｡当然,对于卢卡奇来说,能够深刻而又本质地把 握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过程的现代性特征,就显得顺理成章了｡“随着劳动过程的现代‘心 理’分析(泰罗制),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甚至他的心理特性 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立地被客体化,以便能够被结合到专门系统里去 ,并在这里归入计算的概念”｡

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我们说,卢卡奇通过对物化现象批判所达到的现代性批判的原 则,本质地呈现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现代生产过程的现代性特征｡卢卡奇对物化现象的批判所达到的现代性批判的原则,可以说是继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进 行现代性批判之后,对现代资本统治原则的进一步批判｡卢卡奇对物化现象的批判揭示了在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作为商品的创造者,人受制于物的支配,人的价值大小取 决于物这一事实,物化的结果带来的是人的价值的丧失和物的价值的上升,人的命运受制于 物的支配｡现代资本的生产方式与科学技术有着内在的逻辑,资本的逻辑是不断实现价值增 值,这就要求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这样,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商品大众文化的兴 起,人的心灵世界就完全屈服于物的世界,形成心灵被“役化”状态｡卢卡奇开启了西方马 克思主义对现代社会批判诸理论中所蕴含的现代性批判的路向｡为了论证方 便,笔者在此引证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工具理性和消费主义文化的批判对此论点作进一步 说明｡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现代社会批判时认为,当达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两种趋势:一 方面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增加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却是 社会对人的控制和强制不断增加,这种控制和强制已经从对人的经济和政治控制发展为对 人心灵的“役化”,使人越来越丧失了内心的真实需求､批判能力和否定能力｡这样,现 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在给人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又执行着意识形态职能,从而成为一 种新的控制､支配形式｡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职能主要体现在,它只强调科学技术 的“形式合理性”(即工具理性),忽视科学技术的“实质合理性”(即价值理性),从而 割裂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在性关联｡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只强调工具理性,只关注理性的科学化､技术化､功利化和实用化,结果导致了人们只追求功 利,淡漠人的情感价值, 沉迷于欲望的满足和感官的享乐｡

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日益集中的生产和越来越专业化的分工,技术成为强制的力量,人 在劳动中得不到自由和幸福的体验,于是只好寄希望于“闲暇时间”｡然而,由于资本 的本性使得它无孔不入,一旦资本渗透到大众传媒中去,广告等大众媒体以铺天盖地之势席 卷而来,人们的“闲暇时间”为资本操纵的大众媒体所支配､强制的厄运就在所难逃｡如此 的生活境遇使得人们盲目地到以广告为中介的商品消费活动中去寻找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权且把消费当作快乐和幸福来体验,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他们在现代生产中所承 受的机械的､重复的､枯燥乏味的无质的区别只有量的差异的劳动｡也许马尔库塞的观点 击中了对工具理性和消费主义文化批判的全部要害｡他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的 人把自己的全部热情和希望都寄托于物质商品的追求和消费,实际上人已经完全为物所蚕食 ,人的心灵由此也被物所控制,这种状况实际上并不是人的价值的全部实现,恰恰相反,这 正是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失落｡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19.

〔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