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作用十篇

人口红利作用篇1

关键词: 人口转变; 人口年龄结构; 人口红利

中图分类号: C9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8631(2010)03-0033-02

中国人口多,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大问题,但中国人口目前面临的大问题还不仅是多,更在于由多所引起的诸多人口问题,例如,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转移、性别比失衡问题等。“人口红利”是西方学者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关系提出的新学说,“人口红利”之所以在我国引起广泛关注和相关研究,并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是因为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等的影响下,在人口转变中,正处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阶段,不少学者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或“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然而,更值得深思的是究竟什么是人口红利?

1. 人口红利评介

关于对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不同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红利的进行了定义,并表达其观点及看法。究其根源,人口红利是从西方引进的,研究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概念,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首先提出的。David E. Bloom,Jeffrey G. Williamson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首次提出“demographic gift”, 即人口红利。此后,David E. Bloom,David Canning, Jaypee Sevilla明确提出人口转变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即“demographic dividend”,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窗口。蔡对认为建国以后的人口转变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在社会抚养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负担较轻的条件下,产生了两个潜在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即所谓“人口红利”。也就是说人口总体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下,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较轻,储蓄和投资增长,并能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该定义是以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从社会抚养比的角度出发,用储蓄和投资因素对人口红利的解释。汪小勤和汪红梅认为劳动力的高参与率和较高的配置效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这种促进作用就是“人口红利”。

以上关于人口红利的定义,都是从人口红利产生的原因和条件角度出发,其所谓的“人口红利”是产生人口红利的充分条件,其实质是一定时期内,劳动力资源丰富给经济快速发展所提供的一个机会,利用好这个机会,才可能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红利,如果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未得到充分的利用,错过这个机会并不一定导致经济增长,相反,可能会产生劳动力剩余,失业率较高等方面的问题。因此,能否收获人口红利,关键在于劳动力资源能否充分利用。

在汉语词典中红利一词的意思是指:①企业分给股东的超过股息部分的利润或分给职工的额外报酬。②参加集体生产单位的个人所得的额外收益。红利没有定率,视利润多寡而定。而额外报酬和合额外收益都是定量的,可以用量来衡量红利的多少。彭希哲认为人口红利就是将人口转变过程所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变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并由此获得超出稳态经济增长之外的额外经济成果。

真正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应是经济概念,即人口发展或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人口因素发挥积极作用所引起的经济的快速发展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即为人口红利。在这一过程中,人口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特殊结构,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口抚养比低,社会负担相对较低,为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如果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所产生的经济收益,则就是人口红利,反之,会产生一些阻碍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

2. 我国人口结构现状

到2008年底,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状况为:0-14岁人口所占比重为19.0%,15-64岁人口占得比重为72.7%,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为8.3%。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中老年人比重日益上升的现象。促使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是生育率和死亡率降低,主要是生育率降低。一般认为,如果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7%,或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0%,那么该人口就属于老年型。

按照这个标准,在2000年我国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从表中可知,我国人口老龄化正在一步步加剧,老龄化的加剧意味着社会抚养负担将加重(详细数据见表格1)。

因我国采取了严格的人口控制措施,在生育率大幅下降的影响下,0-14岁人口所占比重一直在下降,从2004年的21.5%下降到2008年的19.0%,减轻了社会抚养负担,这是三十年来我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取得的瞩目成就,人口过快增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优生优育观念已深入人心。而人口年龄是动态的变化,按动态分析法推算,生育高峰期的人口逐渐进入中年或老年期,15-64岁人口呈上升状态,从2003年的70.4%增长为2008年的72.7%,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良好的资源配置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前提。而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呈上升状态,由2004年的7.6%增长到8.3%,该年龄段人口上升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快的主要原因。虽然计划生育带来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一些负面作用。在这中年龄结构中,15-64岁人口比重较大,且处于增长状态,即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多,劳动力资源丰富,保障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这就是有些学者所说的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而年龄的动态变化意味着65岁及以上人口的持续增长,将会不断加重社会抚养负担,因此,面对目前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实现人口红利,将人口红利最大化,积累资源,以应对老龄化的加剧。

根据以上分析,我国现在属于老龄化国家,且老龄化在加剧。将目前的养老保障制度统一化、规范化、社会化,并建立完善的老龄化社会机制,制定相应社会福利措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制度和机制,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中老年人口比重大,人口增长的潜能将会下降。从长远来看,劳动力资源也会随之波动,人口红利将存在降低甚至消失的可能。

3. 人口结构转变中的人口红利及其实现条件

人口红利是由人口因素发挥积极作用所引起的经济的快速发展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即人口红利来源于人口因素。也就是人口红利是在人口因素发挥积极作用的条件下产生的。人口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收入、家庭人口及生命周期等。本文中所说的人口因素主要是指人口年龄结构因素和人口迁移因素。简而言之,人口红利即来源于人口转变过程中产生的年龄结构优势,也来源于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掌握好人口红利的实现条件,才能使得人口红利最大化。

3.1 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是获得人口红利的前提条件

经济的发展是由经济发展政策、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环境、经济发展本身规律所决定,而人口年龄结构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效用。陈友华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改变了国民收入消费和储蓄分配比例,进入劳动年龄之后,个人储蓄变化是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如果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大,这部分人口的个人储蓄之和将有助于提高储蓄率。蔡认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也高,则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导致的储蓄率的提高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如果处于人口年龄结构这个生产性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阶段上,并能合理利用此阶段的劳动力资源,经济增长就能获得额外收益,这个额外的收益即为人口红利。

3.2 人口的迁移流动是获得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

人口红利也来源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不仅为工业、服务业和城市的发展带来大量廉价劳动力,在全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盘棋”机制建设会上,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说“80后成为流动人口主体,占到总量的60%以上。”,即30岁以下人口成为流动人口主体,流动人口不但丰富了人力资源市场,还将大量人口卷入新型的消费模式。首先,经济发展依赖于工业部门的发展,而工业部门的发展又需要从断地吸收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胡兵,赖景生,胡宝娣在《二元结构、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中用经济增长模型,对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得出1980―2003年间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7.26%,超过了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0.85%)。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意味着社会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农业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将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其次,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来推动,作为总需求构成因素之一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具有持久的推动力。消费对增长具有拉动作用,刺激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

4. 对策研究

4.1人力资源具有稀缺性

在我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人口所呈现的特殊结构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然而资源存在稀缺性这一特点,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观点,资源的稀缺性会导致竞争,良性的竞争会引起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弥补资源稀缺所带来的限制。在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所产生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既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也是获得人口红利的的前提条件,因此如何有效配置有限资源尤为重要。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是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的保障。

4.2 人力资本开发

虽然人口结构转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经济能否快速发展取决于资源能否得到充分的利用。在现代经济活动中,人力资本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目前,人力资本开发是人口红利最大化的关键问题。人力资本开发的关键是提高人口质量,通过加大教育投资,进行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来实现充分就业,从而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

4.3 迁移流动与区域均衡发展

在当前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对人口的迁移流动应进行适度的干预,避免不规范的人口流动给各地区间造成劳动力资源的不均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区域之间的竞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是必要的。有序的人口迁移流动不但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并且能保证各区域的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各区域间能够均衡的发展。人口的迁移流动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有序的人口迁移流动和区域均衡发展是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的保障。

5. 结论

人口发展或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人口因素发挥积极作用所引起的经济的快速发展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即为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即来源于人口转变过程中产生的年龄结构优势,即劳动力资源丰富,也来源于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在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不但要认识到人口红利实现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还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构建我国人口发展特有的模式,制定相应人口政策,发挥人口年龄结构优势,把握好人口迁移规模与数量,充分利用这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实现充分就业,达到人口红利最大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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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作用篇2

关键词：人口红利 刘易斯拐点 产业结构升级

引言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繁荣被认为得益于庞大的人口数量带来的人口红利。但是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城市发展面临二元经济结构难题，比如频繁出现的民工荒、社会保障缺乏与紧张的劳资关系等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必然带来劳动人口的变迁，李新平、徐睿（2010）认为中国西部经济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带来的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必将引起人口红利再分配，这样就必须及时调整农村就业政策，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是一个有效的措施和手段。到底人口红利在产业结构转型中具有怎样的变化和意义？罗丽艳（2012）运用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互补原理，分析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两者不同比例情况下人口红利和就业压力，认为中国目前总体上处于自然资源相对稀缺的状态，资源约束对人口红利产生“挤出”效应，人口红利更多的表现为就业压力。这个问题也称“民工荒和就业难”悖论命题，这种现象在珠三角地区，特别是广州表现得尤为明显。

后金融危机时代，这个悖论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治理重点。有学者用经济学理论分析这些问题，郭友群、潘琦（2011）认为劳动力大量流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支持，形成了人口红利效应，促进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在“后人口红利”期，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需要转型，必须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与人口红利问题是否有关，它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需要用刘易斯拐点（也有学者称为“刘易斯转折点”）来分析，刘易斯拐点被认为是衡量人口红利阶段的重要指标，学者普遍认为如果一国或地区进入刘易斯拐点，那么未来这个地区的人口红利将不断减少，直至消失殆尽。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广州是否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刘俊杰、张露（2011）梳理已有研究文献，将关于中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观点归纳为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已全面进入“刘易斯转折点”阶段；第二种观点认为“民工荒”是特殊背景下的结构性失衡现象，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体态势不会轻易发生逆转；第三种观点则认为经济处于“中国特色的刘易斯转折点区间”内。这表明学者对刘易斯拐点的严格定义和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并没有统一认识。为了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本文以改革开放前沿城市广州作为实证对象，从不同视角来认识广州人口红利问题，使广州能够更好地利用当前的人口红利以及应对刘易斯拐点的各种准备，实现广州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新一轮的升级转型。

文献评述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目前中国学者分析人口红利问题主要基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考察：

一是中国现在是否已经进入后人口红利时代？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论，正如前面所论述的，不同学者的意见都能找到合理解释。人口红利所处的阶段固然重要，但是不管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人口红利从来就不会消失，这也是本研究一直坚持的观点，因为人力资本是无穷的。对于当前中国部分沿海城市所面临的“用工荒”，刘怀宇、马中（2011）认为是实际工资低于保留工作而出现的农民工“用脚投票”结果，是金融资本与教育人力资本短缺引起家庭实施风险规避的结果。“用工荒”和“招工难”实际上是人力资源分配不均不能被合理配置的一个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州是否进入到刘易斯拐点？袁霓（2012）认为当前中国并没有进入刘易斯拐点，但是中国面临人口红利即将结束，人口转变问题可以通过人力资源强国措施得到解决。这样的观点比较能解释目前沿海城市的一些人口问题，但是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之间存在怎样的机理，这些机理与产业结构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则论述较少。

二是人口红利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怎样？这方面的论述在相关文献中都有论述，比如唐代盛、邓力源（2012）认为人口红利问题发端于“人口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这一命题。长期以来，对人口红利的研究集中于人口总量或人口增长速度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认为开拓供给和需求相结合的综合性人口红利测度模型等，将是人口红利理论未来研究的重点。尹银、周俊山（2012）认为人口转变带来较轻人口负担，中国现在的政策体制下人口红利得到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张新起、景文宏、周潮（2012）通过研究中国人口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人口结构提升会明显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结构比例下降会抑制经济增长。都阳（2010）也认为在合宜的经济制度下，人口因素可能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

以上文献表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繁荣得益于庞大的人口红利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鲜有学者分析人口红利的传导机制，要么从一个角度分析中国的人口红利进入到哪个阶段，要么直接分析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研究则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切入，并认为人口红利先是通过刘易斯拐点得到显示，然后通过刘易斯拐点传导，使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升级，进而通过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直接影响经济绩效。因此本文并不重复前面学者的研究路径，而是建立一个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理论的人口红利与经济绩效内部传导路径，通过建立“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绩效”的研究框架，重新考察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

2012年11月21日，在全国11个改革试点省市的负责人参加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中，国务院副总理不完全赞成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的说法，并认为到2030年，中国的劳动力还有9亿人，但承认劳动力成本也会大大增加。他认为“改革还是最大的红利！”。为此，必须研究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之间的关系，比如廖海亚（2012）从“人口红利”的最初含义入手，厘清了学术界对“人口红利”内涵的误读。对“第二人口红利”概念提出了质疑，分析兑现“人口红利”成果的现实困境。

为此，本文构建一个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的关系图，如图1所示。纵轴代表工资率w，横轴代表劳动力数量l，曲线s代表劳动力供给曲线，e代表刘易斯拐点，w*和l*代表刘易斯拐点前的工资率和劳动力供给。图1说明在刘易斯拐点前人口红利是无穷的，也就是说，在保留工资率水平情况下劳动力供给是无穷的；当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刘易斯拐点后，工资率水平不再是不变的，而是随着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而不断增加，也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过程，也应对了当前副总理分析的观点，但是这种情况并不与实际情况相符。尽管外来务工人员和高校毕业生不断激增，广州这几年的劳动工资水平并没有得到很大提升，那是否意味着现在广州还在享受着人口红利的好处呢？其实，广州目前可能并没有发生刘易斯拐点阶段，还在享受人口红利带来经济增长的好处，但是这种好处并没有体现在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升上，因此出现劳动者因为工资低的“就业难”和企业提供不了高工资的“用工荒”两难问题。

在现有的研究中，部分学者的研究验证了上面的逻辑机理，蔡 （2010）认为当前对于人口转变的阶段性变化以及人口发展动态缺乏一致性认识，以及对人口红利在二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不同看法，导致学者们在经济发展阶段判断上的分歧，从理论上揭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的一致关系，即两个过程具有共同的起点、相似的阶段特征、甚至重合的变化过程，论证和检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为了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和长期的经济绩效，尽早将中国建成小康社会，缩小“未富先老”缺口，关键和唯一途径是利用目前的人口红利优势，同时利用刘易斯拐点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做好产业结构的改革与升级。必须进一步厘清刘易斯拐点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机理，因为整个国民经济其实就是一个庞大的产业，必须依靠转变产业发展方式获得新的经济繁荣的源泉和力量。

刘易斯拐点与产业结构升级

已经有相当多的学者分析人口红利的经济绩效问题，比如钟水映、李魁（2010）认为人口红利的显著增加促进了省域经济增长，但人口红利对省域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的同时，彼此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王朝明、马文武（2011）认为“民工荒”从表面来看是由于局部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导致的供不应求的短暂现象，但“民工荒”产生和持续出现的缘由，更多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结构，诸如人口结构、劳动力结构、产业结构、收入结构、城乡二元结构等的演变和调整相关。这正是经济发展结构性失衡的必然反映，应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着手进行调整，积极发掘现有“人口红利”，横向调整区域经济结构，纵向实现产业的垂直升级，改革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份额，真正实现农村劳力转移和城乡一体化发展。通过广州2000-2010年产业从业人员的数据可以找到部分原因，如图2所示，从2000年到2010年这10多年间，广州第二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不断上升，而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不断下降。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例：2000年为13.62%，2010年为 6.99%；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2000年为41.47%，2010年为39.29%；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2000年为44.91%，2010年为53.72%。人口红利推动产业发展，产业发展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人口红利向刘易斯拐点的演进，并带动第二和第三产业工资率的提升，从而带动产业从业人员比例的变化，由此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人口红利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很多负面影响，比如老龄化问题。腾菲（2011）认为在全球老龄化的背景下，中国于1999年步入人口老龄化的社会。不仅如此，中国在“婴儿潮”时代（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口将在2025年左右进入老龄阶段，届时将出现中国第一个重度老龄化高潮。高建昆（2012）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经历了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带来有利契机，人口红利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如图3所示，广州人口自然变动情况有一些有规律的变化，1978年的总人口出生率为15.46%，死亡率为5.32%，自然增长率为10.14%；2010年的总人口出生率为12.47%，死亡率为5.69%，自然增长率为6.78%，符合前面学者的论述。在这样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经济发展将对老龄人口带来一定的社会福利。

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对劳动力供给影响最为深刻，意味着中国将无法继续利用充足劳动力带来的“人口红利”。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从就业结构、分配领域和消费结构等方面冲击着产业结构。因此产业结构不仅要在三次产业间实现升级，还要通过技术研究、人力资本积累等方式实现各产业内部优化。中国三十多年来之所以能通过高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充裕的人口红利，近几年，“民工荒”使得从表面上看人口红利行将消失，但是实际上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是潜在的巨额人口红利，应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本文提出有利于将潜在人口红利转化为现实人口红利的措施，并认为短期内在无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条件下，应充分利用人口红利。

一个综合的增长框架

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目的是促进经济的长期绩效与稳定增长。蔡（2011）把增长理论与二元经济理论相结合，回答了中国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的问题。认为人口红利的实质在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可以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因而可以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保持高速经济增长。通过图4回答前面分析的产业从业人员比例的变化和人口自然变化情况。图4显示，改革开放初，广州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只有907元，到了2010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87458元，30多年间翻了很多番。正是人口红利充分利用以及利用刘易斯拐点带来的工资率变化，引导产业从业人员的变化，同时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人口红利期是新兴经济体“经济崛起”的机会窗口，广州人口红利在改革开放初就已经开始出现，进入21世纪，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红利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初，广州能够充分利用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内外经济格局已经发生大调整，但是广州地区生产总值依然能够持续增加，说明人口红利及刘易斯拐点的引导对广州经济增长依然有效。但是当前经济结构等方面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需要从刘易斯拐点重新分析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促进广州经济新一轮的可持续发展。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与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综合的促进经济绩效的过程，必须综合研究，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与内部机理，实现人口红利从量向质的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反而意味着人口红利质的改变，只有充分利用这个过程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的转型升级；刘易斯拐点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通过三大产业从业人员的变化和人口自然变化率的变化过程得到体现，正是刘易斯拐点的作用促进产业从业人员的变化，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变、升级，加速经济的转型，影响人口的自然变化率；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与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综合的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通过1978-2010年的数据得到体现。

经济绩效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追求目标，通过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得到量化和体现。这些指标数据的来源只能从产业发展的指标中获得，因此产业结构的升级问题必须深入研究，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充分分析这些问题，才能在这样一个循环系统中更好地促进经济绩效。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广州又是广东的省会和核心城市，广州的人口红利问题与产业结构升级问题必须得到充分研究，才能为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更多经验，实现改革开放的又一次大转变和社会福利的升级，更好地惠及人民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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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作用篇3

关键词：老龄化；人口红利；经济增长；新红利空间；制度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7-0235-05

引言

人口是综合多种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的社会实体。1798年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问世标志着人口理论的正式产生，也引发了学界对人口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热烈争论。“人口红利”最早由Mason（1997）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提出，它是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进而引发生产与消费变动产生的（Mason，2001；Bloom，2001）。人口转变的三个阶段会相应形成“人口负债（少儿型）―人口红利―人口负债（老年型）”的红利区间，在转变的第二阶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少年人口数保持高位但逐渐降低，老年人口缓慢消减，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都较低，此时总人口呈“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年龄结构的变化导致有限时期内高储蓄率与投资率、高劳动参与率、高人力资本、低社会负担，从而实现各个增长要素的充分利用，由此带来的额外的经济增长就是“人口红利”（于学军，2003；蔡，2004；陈友华，2005）。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人口问题一直受到重视与深入研究。马寅初（1957）立足1955年上海、浙江地区人口调查数据，结合当时中国人口增长快、资金积累少、粮食匮乏、工业化水低的国情，得出中国人口“非控制不可”的论断。其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实施，从1981年至今，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自然变迁的基础上持续施加行政力量，干预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加速了人口红利期的到来。中国在低收入条件下进入总人口呈“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状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上升的阶段，这种人口结构变迁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随着老龄人口比重快速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开始下降，社会抚养比逐年升高，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面临新挑战。老龄化新背景下，中国人口红利能否继续推动经济增长？我们又如何实现对存续红利的挖掘和兑现？这是亟待我们思考和回答的新课题。

一、中国传统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正如Sala-i-Martin（1996）所分析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实现，是由初始条件、人力资本状况、制度环境、资源禀赋、开放程度、历史机遇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中国来说，20世纪80年代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红利期的到来，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提高储蓄水平的经济政策成为了中国利用人口机会窗口的前提条件。

过去三十多年，人口红利拉动了中国1/4以上的人均GDP增长（蔡，2006）。在部分具备人口红利发挥作用条件的前提下，中国人口红利主要通过要素供给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可归结为三条路径：一是丰富的人力资本及人力资源构成劳动力要素禀赋；二是劳动人口增加以及人口抚养比降低提高了全社会储蓄率，利于资本形成；三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成为重要的非有形生产要素部分。

（一）人口红利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人口红利带来的最直接效应是适龄劳动人口增加和人口抚养比降低，它通过该路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仅在于数量方面，还在于衍生出的人力资本提升与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具体包括：（1）提高劳动参与率。从数量上看，人口红利期存在大量适龄劳动人口，使得中国劳动参与率在1990―2009年一直保持在73.8%～80%的国际较高水平（郭琳、车士义，2011），这是中国人口年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的重要条件（都阳，200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4）分析世界115个国家和地区40年（1960―2000）的数据，也得出了中国人均GDP与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变化呈正相关的结论。（2）增加人力资本投入。人口是劳动力的源泉，人口增长既影响劳动力的数量，又影响劳动力的质量（李通屏，2002）。生产性年龄阶段人口数量的增加，能通过竞争以及传递效应提高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提升人力资本，从而提高社会产出水平。（3）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针对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蔡（2008）认为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延缓了物质资本报酬递减，从而维持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农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人口红利的大部分）流动到城市，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创造出了巨大生产力（汪小勤，2007）。而社会抚养负担降低使更多劳动力从家庭非生产性活动转移到生产性活动中，提高了社会总产出（Lindh and Malmberg，1999）。

实证研究的结果很好的支持了上述观点。蔡、王德文（1999）通过对1978―1998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分析发现，在此期间实现的年平均9.5%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4%，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部门转移，即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农业）向生产率高的部门（非农产业）流动过程对增长的贡献率为21%。世界银行（1998）的一项类似研究表明，物质资本对中国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份额为17%，劳动力转移贡献了16%。

（二）人口红利对储蓄率的影响

人口红利提高储蓄率的理论源于“生命周期假说”，在消费者理性选择下，储蓄在个人及家庭生命周期中呈“倒U型”趋势，人在处于劳动年龄阶段时储蓄能力最强。如果一个社会少儿和老年人比例增大，储蓄倾向会降低，而适龄劳动力比例较大时，社会储蓄率较高。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人口红利是储蓄率上升的重要原因，而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有着较强的消极影响。Leff（1969）通过对1964年74个国家（27个发达国家与47个欠发达国家）数据的截面估计发现总储蓄率与非劳动年龄人口数成反比；Higgins和Willianmson（1997）分析亚洲国家数据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李克平（2006）认为由于中国家庭户均劳动力比重高，老年和少儿抚养负担较轻，因而出现高达16%的家庭储蓄率。汪小勤（2007）则通过基本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和新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从理论层面证明了储蓄率上升对经济增长的重大作用。在两者数量关系的具体测度上，Loayza et al.（2000）运用面板分析发现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将导致储蓄率分别减少1%和2%。王德文等（2004）利用Leff的模型得出中国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的实证结果。然而，也有学者对上述观点持异议：Mason和 Lee（2004）指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人口数量减少以及老龄化）会带来人均资本增加以及个人养老储蓄动机增强，同样会有力促进经济增长。保罗・舒尔茨（2005）对Higgins和Willianmson（1997）的研究扩展后发人口年龄结构并不显著影响储蓄率。袁志刚和宋铮（2000）构建迭代模型发现发现，人口老龄化一般说来会激励居民增加储蓄，这是造成中国城镇居民储蓄倾向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基于既有的共识与分歧，我们首先要肯定人口红利通过提升储蓄率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继而一方面继续利用现有人口红利带来的较多储蓄，进行适度合理投资；另一方面关注和慎重考量老龄化时代储蓄率变化情况，注重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通过经济增长提高人均收入，通过制度设计促使人们保持足够储蓄率，同时疏通投资渠道，利用好每一单位资本。

（三）人口红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与生产要素单纯的量的扩大没有关系，而取决于GDP增长率中不能用劳动和资本投入增加来解释的那部分剩余，实际上是一种余值增长。蔡（2012）认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在人口红利消散背景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作用，现阶段第二次人口红利能够在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体制改革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后人口红利时代全要素生产率的的改进，并提出应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积极应对老龄化、调整生育政策来改善这一生产率来源。车士义等（2011）利用全要素生产函数分解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得出人口红利每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3%的结论，并提出了相似政策建议。

在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角度展开的研究中，人口红利并非单纯被作为劳动力要素的贡献者，而是作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一种隐含着生产功能的投入，这样的考量较全面完整地囊括了人口红利的作用。这也提醒我们在老龄化时代更应注重人口结构转变对人力资本开发、物质资本利用、技术进步带来的作用，而非专注于劳动力数量的增减，以期更好地挖掘人口红利并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老龄化时代中国人口红利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从人口年龄结构演化规律以及其他国家经验来看，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在21世纪绕不开的重大挑战，也将是中国新时期人口红利继续发挥作用的一大掣肘。

（一）来自老龄化时代的挑战

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总人口13.4亿，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26%，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8.87%。根据“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7%的人口结构为老龄化”的国际惯例，中国已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了老龄化时代。据于学军（2003）、陈友华（2006）的预测，中国人口红利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可发挥四十年的作用，延续至21世纪30年代结束。而王德文、蔡、张学辉（2004）得出了更不容乐观的结论，他们经过模型分析，认为2015年将是中国人口抚养比最低点（达39.4%）以及人口红利转折点，此后随着老龄化进程加速，中国将进入人口负债阶段。

曾毅（2005）认为中国老龄化具有老化速度快、高龄老人比例增长更快、老年人数量庞大、老年抚养比与总抚养比大幅度增高、独居老人比例大幅度增加、城乡与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大等六大特征。此外，“未富先老”也是中国老龄化的一大特点。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恰与人口红利的促进路径相反，尽管经济增长是个复杂的过程，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是不容置疑的：劳动力资源的收缩和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导致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储蓄率的降低和资本的国际流动将导致人口老龄化较严重地区资本形成的减少；老年劳动力比重的提高将损害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不利于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齐传钧，2010）。

除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不足外，值得特别关注的还有老龄化带给社会的沉重养老负担以及间接制约：

1.老龄化加重国家财政负担。在财政包揽传统下，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工资支出规模不断扩大；此外，企业职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贴以及老龄人口医疗补贴等都在快速老龄化趋势下压力大增（高淑红，2011）。据《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2012）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养老金缺口将成为未来中国财政的最大风险。

2.老龄化降低消费倾向，引领消极消费结构。王金营、付秀彬（2006）通过分析中国1978年以来的时序数据，认为老龄化会使人均收入提高所带来的消费水平的提高速度减小，长期将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比率。王森（2010）完善了王金营采取的计量方法，得出人口老龄化目前对居民消费呈现正负交错的影响效应，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后将会对人均消费产生负面影响的结论。在消费结构方面，老龄化增大社会抚养比，使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养老、护理、医疗等）支出增加，减少了个人储蓄和生产性投资，会降低社会总产出水平（钟水映、李魁，2009）。此外，老龄化还会导致农村收入和消费的不平等，尽管目前该影响并不显著，但确实保有增长趋势（曲兆鹏、赵忠，2008）。

3.老龄化牵制劳动适龄人口生产率。“养儿防老”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和客观现实，当下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正开始承担“四二一家庭”养老重担。根据国家统计局1994年10月1日的人口变动情况抽样数据分析，在中国老年人主要经济来源的排序中，57.1%的老年人主要依靠子女或其他亲戚提供帮助，占最大比重。除过物质上的投入，子女还承担着老人大部分的生活照料内容。① 而中国农村老年人口数量尤为庞大（占全国老年人口的60%以上），其中95%没有养老金，只能靠家庭养老。如此一来，不得不考虑到老龄化时代适龄劳动人口在供养较多老人时投入的机会成本和对经济造成的拖累效应。

（二）老龄化时代继续发挥人口红利的应对之策

基于中国实际情况，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等制度性客观约束致使中国传统的人口红利并未得到充分开发，仍有挖掘的潜力；与此同时，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也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彻底消失，在带来挑战的同时，它也赋予我们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新机遇。新背景下如何继续挖掘与合理利用人口红利是我们的探究方向。

1.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刘元春、孙立（2009）指出特定的人口年龄结构只是反映了潜在的劳动力资源数量，只有劳动参与率保持比较高的水平，同时失业率能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才能充分地发挥人口年龄结构所带来的优势。学者们普遍认为充分就业是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的关键（于学军，2003；蔡，2004；都阳，2007等）。如果劳动力人口不能充分就业，劳动力人口与未成年人口、老年人口就没有区别，同样是人口负担。郭琳、车士义（2011）通过对1990―2009 年的时序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劳动参与率在20世纪90 年代以来一直趋于下降，降低了人口红利的作用力度。另外，车士义（2009）还提出个人参与工作的意愿也对劳动力资源是否充分利用起作用，由于退休年龄的规定和某些福利制度的刺激，导致目前相当一部分劳动适龄人口不愿参加工作。虽然中国目前劳动力市场还未表现出明显而全面的供不应求，但在老龄化时代劳动力资源禀赋逐渐弱化的新背景下，只有保证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实现劳动人口比例上的提升，才能弥补其总量上的降低，为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2.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中国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东、中、西部发展也很不平衡。在此背景下，劳动力特别是庞大的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是人口红利兑现的重要条件。据 Francis （1997）的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年均9.2%的GDP增长率中含有劳动力流动方面16.3%的贡献。中国当下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与老龄化构成并生共存、相互影响的态势。此背景下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方法可总结为两个方面：（1）城市化、对外开放进程自然诱发劳动力流动。毛新雅、彭希哲（2012）认为城市化与对外开放政策为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优势提供了政策制度保障，是引发劳动力流动、获取人口红利的重要条件。而通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均等公共服务，又可以从城市化领域继续开发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另一半（蔡，2010）。（2）用一元户籍制度、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制度支持劳动力流动。沈丽君（2005）提出只有通过建设城乡间统一公平的劳动力市场、破除限制流动和转移就业的政策制度障碍，将农村的劳动力禀赋与城镇的经济机会结合，从而延长农村人口红利期、延缓城镇老龄化，才能打通兑现人口红利的渠道。车士义（2009）从中国现实出发，提出只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才能使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得到充分发展，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而这需要通过户籍制度的逐渐松动与大幅放开来实现。

3.实现劳动力结构优化升级。人口结构优势能否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要看劳动力结构是否适应中国的产业结构、工作岗位需求。在老龄化背景下，我们更要量体裁衣，实现有限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发挥其促增长的作用。根据中国实情，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将人力资源发展为人力资本是我们应迅速展开并长期坚持的重大策略。郭振威、齐险峰（2008）指出人力资本快速积累，不仅可以补偿人口数量红利的消失，而且可以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源泉。车士义（2009）提出劳动力素质应该适应新的产业结构，中国目前仍然存在大量的结构性失业，尤其是广大农村劳动力，虽然大量存在，却无法适应社会对农业以外劳动力的需求。在具体实施方面，依赖于对教育、公共卫生及健康、就业及培训等公共投资（胡鞍钢，2011）。

4.改革与完善养老保险体制。尽管中国已经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型养老保险制度模式，但实际实行的是混账管理的办法，① 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多年且规模剧增，不仅造成巨大养老金缺口，而且对人口红利的发挥造成束缚。蔡（2010）提出要建立起一个具有积累功能，而不是主要依靠家庭养老功能或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制度，可以利用劳动者的养老期望来增强储蓄动机，以及资本市场的增值来保持高储蓄率。在具体的实施方面，学者研究了以下途径：（1）全面构建积累制的养老金。杨娟（2012）提出以EET 延期纳税模式鼓励积累制养老金计划发展，以信托模式构建积累制养老金计划的安全运营机制，参考英国SERPS 计划的退出选择（contract out）机制，构建与收入相关联的强制型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划。（2）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袁志刚（2004）提出达到养老金增值目的首先要规范资本市场，现阶段可让社会保障基金通过委托国际性基金公司走向国际资本市场，得到尽可能高的资本回报。王怡等（2012）提出应借鉴英国经验，由政府设立专门投资运营养老保险基金的部门，来统一运营养老保险基金；并降低银行存款及国债投资比例，适当放开股票市场。而唐均（2012）呼吁“投资不等于入市”，反对证券投资，认为既有国情下仍应通过中央专管机构给予有保障的利率（譬如设立社会保险银行，保证比CPI 高1个百分点）以实现养老金增值。

虽然中国目前正在迈入高速老龄化阶段，但短期内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并不会消失殆尽。鉴于中国城市化虽然经历了超常规增长，但仍然有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城市化滞后于土地城市化等方面的非典型特征（蔡，2010），传统人口红利仍有很大的挖掘空间。

结语

过去三十多年里，人口红利作为中国最为典型的要素禀赋，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全要素生产率三条路径促进了中国经济腾飞，而其作用的顺利发挥是以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等相应制度的建立为前提的。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与有所改观但不甚完善的制度激励相容，从而对中国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积极作用。

面临老龄化时代的新挑战，一些不完善的经济、行政制度，以及长期存在的不良经济结构已经丧失了过去劳动力要素禀赋对其的替代和弥补作用（户籍制度束缚劳动力自由流动；养老保险体系面临日益增大的资金压力；不健全的市场经济环境造成劳动力市场低效率等）。当老龄化打破了中国经济增长原有的稳态时，其对中国人口红利的继续兑现和进一步挖掘产生了客观的阻碍。而为了保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我们一方面要在给定人口资源约束条件下，纠偏人口要素的错配，提高既有红利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度设计，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这些设想的实施需要落实在养老保障体制、金融体制的完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户籍制度的打破，以及一系列经济增长要素的联动之中。

可以说，能否兑现既有人口红利以及创造人口红利新空间，就在于灵活贯通的劳动力市场、完善的教育体系、合理健康的产业结构等一系列良好外部环境能否建立起来，其关键还是得依靠相关政策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这也是新的资源约束条件下提升经济效率的最优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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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作用篇4

关键词:后人口红利时代;人力资源管理;老龄化

1引言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16．60%，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表明，我国老龄化问题正在加剧，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与此同时，2004年春季以来，我国各地均出现程度不同的“用工荒”现象，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未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大，劳动力无限供给引起的人口红利时代逐渐消失，“用工荒”现象将日益成为常态，我国将迈入“后人口红利时代”。在此背景下，企业该如何根据不断变化的人口情况，创造性地开展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必须解决的问题。本文从我国人口结构变迁视角切入，在对人口红利及人后口红利等相关研究回顾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人口红利渐失对企业的影响及后人口红利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应对策略。

2文献回顾

2．1人口红利相关研究

早在1984年就有日本学者提出了“黄金年龄结构”的概念，自此，有关人口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但人口红利的概念则是由美国夏威夷大学的Adrewma-son教授于1997年提出来的。人口红利一般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比较大，抚养率比较低，由此而带来的经济发展的有利人口条件。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等于或大于60%的阶段被称为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时期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倒U字形分布，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据绝对优势。根据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动态变化，人口红利一般要经过窗口打开、高峰期和开始关闭三个阶段。对应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呈先上升、到达顶点、然后开始不断下降的趋势。人口红利的出现会带来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是由于人口红利呈现的“中间大、两头小”特征，该特征一般表现为劳动力无限供给、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较高的储蓄率。基于上述原因人口红利期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佳时期。人口红利与经济之间存在着正向影响的关系。人口红利的到来会促进经济发展;反之，人口红利渐失会因劳动力成本上升，进而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并最终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2后人口红利相关研究

所谓后人口红利时代，即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经济发展将不再依靠劳动力的低成本无限供给。在人口红利渐失的背景下，企业将面临劳动力供给有限、劳动力成本上升及高素质人才争夺加剧等问题。于宁(2013)认为“后人口红利时代”就是人口红利窗口开始关闭的时期。后人口红利时代的到来，对我国经济发展会带来机遇和威胁。根据胡鞍钢的看法，2010－2015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最高点(71．9%－71．5%)，随后开始下降，结合人口统计数据，2010年，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占比达到了顶峰74．5%，然后开始逐步下降;2011年中国的老龄化也达到了9．1%，并且持续上升;2010年中国的总抚养比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低值34．2%，然后开始逐步上升，从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占比和中国人口的总抚养比来看，中国的人口红利在2010年达到顶峰，随之人口红利开始下降，我们称之为后人口红利时代。后人口红利时代呈现以下特征:劳动力市场已经从传统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普通劳动者短缺成为一种常态;员工和企业的关系已经从传统的企业买方市场向员工的卖方市场转换;在注重人口转移，平衡人口供求不均衡的同时，更注重提高员工的素质;人口呈现老龄化;人口老龄化率与工资水平呈U型变动关系。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也必将会发生变化，由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智力密集转变，由出口驱动型向投资驱动、消费驱动转变。

3人口红利渐失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3．1普通劳动力短缺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数据表明:虽然我国人口总量在不断增长，但增长速度开始减缓，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老龄化、少子化趋势明显，人口年龄结构已经由“高出生、高死亡、高增长”转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在此背景下，带来的首要问题是普通劳动力短缺将日益成为常态，普通劳动力短缺势必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3．2人力成本上涨

人口红利渐失表明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达到了“刘易斯转折点”，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结束。人口红利渐失导致劳动力市场会出现供给小于需求的现象，势必会导致劳动力价格出现上升。人力成本不仅包括员工工资这种显性成本，而且包括招聘、培训等隐性成本。由于劳动力短缺，企业为了防止员工跳槽带来的人力资源的流失，会给员工增加薪酬，人员的频繁流动也加大了隐形成本涨幅的增加，最终导致企业生产总成本的增加。

3．3高素质人才争夺加剧

人口红利渐失不仅使得企业雇佣足额数量员工的成本增加，而且也导致企业之间对高素质人才的争夺加剧。人口红利的渐失，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企业以往通过低劳动力成本的方式来获得竞争优势的方法已经不可行，企业必须不断完善其经营管理，使企业由之前的追求数量转变为追求质量，降低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程度，转而向高素质人才招聘、培养的方向发展，从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升级为对科技经营人才的竞争。在此背景下，企业间高素质人才争夺必将加剧。

4后人口红利时代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应对策略

在人口红利渐失的大背景下，我国企业面临着基层员工短缺、人力资源成本增加、高素质人才争夺加剧等系统性问题。人力资源管理已经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创新人力资源管理已然迫在眉睫。结合我国经济发展趋势，本研究认为，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

4．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后人口红利时代，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将由传统的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传统的出口、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使内部需求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因此要着重从扩大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入手，实现员工的工资主动式增长。

4．2转变企业用工政策

中国快速老龄化使得中国的人口结构由“哑铃型”结构逐步向“倒金字塔”结构转变，预示着中国未来劳动者供给形式的严峻性，使得企业必须合理并且高效率地使用现有劳动者，并期望在劳动者不足的情况下，低龄老龄化劳动者能够返聘，更好地为企业所用，因此，企业的用工政策应更多地从长远角度考虑，建立完善的企业用工政策体系。此外，企业还可以与劳务派遣公司、高校等进行合作，从而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

4．3完善劳动力市场

随着中国快速老龄化和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劳动力出现短缺，促使中国劳动力市场由企业一方主导向企业和劳动者共同博弈转变。中国人力资源服务市场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也逐步完善，使得中国的劳动者能够有更多地选择，促使双方协商共谋企业的发展，使得劳动者在工资增长方面有了发言权，保障了劳动者工资增长的权益和享受企业发展的成果。

4．4加强教育和培训

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传统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不复存在，他们为了生存和发展会进行转型发展，企业原有劳动者不能适应企业的需求。在人口红利渐失背景下，通过不同方式的培训提高企业员工在知识水平、技术能力和品德等方面素质，提高企业职工的职业技能和业务素质;通过建立健全职工教育的制度，通过短期学习、进修和校企合作项目等提高企业职员知识更新速度;制定合理的招聘计划和科学的薪酬体系，奖惩分明，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建立完善的企业福利政策，在企业和员工之间建立一个长期的共赢关系。

5结语

尽管人口渐失对企业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导致劳动力短缺、人力成本上升、高素质人才争夺加剧等问题，但是只要能够重视人力资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用工策略、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加强培训，就会实现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口红利转变，消除人口红利带来的消极影响，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于宁．“后人口红利时代”中国的挑战与机遇:基于老龄化经济影响的视角［J］．社会科学，2013(12):82－92．

［2］冯苏京．后人口红利时代企业人力资源风险［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8(4):69－71．

［3］孙晓芳．人口红利理论研究与扩展:中国特色人口转变的视角［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2(5):23－26．

［4］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14年人口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5］于弘文．2014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

人口红利作用篇5

关键词：人口红利 刘易斯拐点 人口红利的积极作用 人口红利的消极影响

用工荒 弥补人口红利衰减的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持续9年实现了9%的增长速度，这在世界各国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因此被称为“中国奇迹”。对于这种经济增长奇迹的解释，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其中有研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和适龄劳动力的大量低成本供给密切相关的，并把这种劳动力的优势成为“人口红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窗口期即将关闭。

何为人口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

过去三十年中国人口红利对经济的积极影响

过去三十年里，在改革开放的领导下，中国GDP持续高速度增长。当然这有很大一部分功劳在于中国的人口红利。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在中国沿海地区，尤其是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大量的工厂涌现，中国开始快速进入和发展加工制造业，同时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一段时间廉价劳动力成为中国的一个标志。

同时城镇化加剧，城市建设也在快速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硬件设施要不断改善，中国的公路桥梁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社会基础设施大大的扩大了内需，人们对住房要求要逐步提升导致了中国的房地产业的快速的发展，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巨大动力。同时大量的人口也使中国的内需加大，人民的大量生活基本生活品需求也随着生活的水平的提高逐步增加，同样强有力的提升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人口红利的消极影响

中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并且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这就造成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的不充分。这样一来，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成为需要社会负担、抚养的人口，而这部分人却不能创造财富，从而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分布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发达地区。低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同时决定了创造力也相对较低。从长期看，一国的“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人口转型理论告诉我们，“人口红利”期只是一国人口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即当人口出生率尚未显着下降，而死亡率明显下降的阶段。

中国人口红利现状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尽情享受着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优势，然而新一轮的“用工荒”已经敲响了警钟，这样的“人口红利”正在面临挑战甚至是行将枯竭。中国目前现状是老龄化加剧，到2015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16亿，约占总人口的16.7%，年均净增老年人口800多万，超过新增人口数量。 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严重缺乏高技术人才。随着“民工荒”的出现，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中小型企业的日子越发难过。珠三角、长三角的“民工荒”是一个用工供需的表层现象，更深层次的还是印证了中国的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人口红利正在迎来转折点。到2010年，刘易斯拐点越来越清晰的展现在人们眼前。两会期间“民工荒”再次成为热门话题。民工荒 、工资上涨只是一个表面的经济现象，从本质上说，我们可以看到刘易斯拐点出现，中国的人口红利顶峰正在过去。

如何应对中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

面对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为了保证中国经济仍然高速增长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弥补人口红利衰减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下手。

一、加大教育投入：中国现阶段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这个是为了整体提高全民素质而实施的一项基本国策。目前我国基本全面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少年文盲目标。我国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将义务教育普及到高中，实施灵活多样化的成人教育方式，鼓励多种方式形成全民终生教育，努力提高国民素质。提倡到高中的义务教育并取消各种名目繁多的学校收费，减轻家庭负担，扩大受教育人口的范围，真正让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公平的受教育权，从而提高全国人口素质。

二、防止人才的流失：每年都有大量的高级人才流向外国，他们不仅带走了大量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大量的技术外流，这是我国的一大重要损失。为了防止人才流失，应该为人才营造发展空间，提供广阔的市场，在管理上给予优秀人才自由发挥的机会，安排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增加人才的薪金和福利，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对待人才公平，公正。改革中国教育制度，使其适应社会进步，国家发展。列举一下外国防止人才流失的政策：美国为了吸引全球最优秀的青年，把三分之一科学与工程的博士学位都给了外国留学生，并提供丰厚的奖学金，最终择其优才挽留成为“新美国人。

三、转变经济结构：中国2011年三大产业的比重是第一产业占10.12%，第二产业占46.78%，第三产业占43.10%。由此可见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第二产业，而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却大不相同。比如美国三大产业比重为第一产业：1.8%左右 第二产业：22%左右 第三产业：76%左右 。在经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并且继续呈上升趋势，已经成为这些国家最庞大的产业部门。我国第二产业需要加大技术投入，提高其科技含量，技术改造投资占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技术装备投资占技术改造投资比重和自主知识产权技术装备投资占技术装备投资比重也将显著提高。建设集约型可持续发展型产业。第三产业要大力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就要改善对中小企业、民营经济、乡镇企业等的金融服务，大力推广小额信贷，鼓励创业和自谋职业。改善金融结构建立合理完善健全的金融体系。

人口红利作用篇6

事实上，这种观点只看到了人口红利中人口数量这一方面。还应看到，经过30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我国经济正在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我国参与国际竞争正在由“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因而主要由人口质量决定的科技创新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同时，农业的生产方式和产品性质日益具有工业部门的特征，逐步被纳入新型工业化轨道，由此城乡劳动力结构将继续深入调整。因而，人口红利的内容并非仅仅是劳动年龄人口或者人口抚养比的变化，我们有条件拓展传统人口红利、创造新型人口红利。

首先，劳动参与率提高，将拓展我国继续收获传统意义上的数量型人口红利的空间。随着教育培训制度的完善、就业环境的改善，劳动力参与工作的意愿不断提高，退休年龄也有推迟的可能，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数量型人口红利期限延长。

其次，劳动就业不断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将使我们收获就业结构调整型人口红利。我国目前正在经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但农业劳动力的规模仍然庞大。伴随农业劳动力持续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就业结构调整型人口红利将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来源。

第三，教育水平提高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将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素质提高型人口红利。进入新世纪，我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职业教育快速发展，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农村教育得到加强，教育公平迈出重大步伐。教育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素质，我国正在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教育水平提高带来的素质提高型人口红利在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显得越来越重要。同时，素质提高型人口红利还会为数量型人口红利和就业结构调整型人口红利的释放创造条件。

人口红利作用篇7

西红柿属茄科，为一年生蔬菜。原产南美洲，我国各地均普遍栽培，夏秋季出产较多。相传西红柿最早生长在南美洲，因色彩娇艳，人们对它十分警惕，视为“狐狸的果实”，又称狼桃，只供观赏，不敢品尝。现在它是不少人餐桌上的美味。西红柿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维生素C和B族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P的含量蔬菜之冠。西红柿的食用部位为多汁的浆果。它的品种极多，按果的形状可分为圆形的、扁圆形的、长圆形的、尖圆形的；按果皮的颜色分，有大红的、粉红的、橙红的和黄色的。红色西红柿，果色火红，一般呈微扁圆球形，脐小，肉厚，味甜，汁多爽口，风味佳，生食、熟食可，还可加工成番茄酱、番茄汁；粉红西红柿，果粉红色，近圆球形，脐小，果面光滑，味酸甜适度，品质较佳，黄色西红柿，果桔黄色果大，圆球形，果肉厚，肉质又面又沙、生食味淡，宜熟食。西红柿的品质要求：一般以果形周正，无裂口、虫咬，成熟适度，酸甜适口，肉肥厚，心室小者。宜选择成熟适度的番茄，不仅口味好，而且营养价值高。营养价值番茄含有对心血管具有保护作用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能减少心脏病的发作。番茄红素具有独特的抗氧化能力，能清除自由基，保护细胞，使脱氧核酸及基因免遭破坏，能阻止癌变进程。西红柿除了对前列腺癌有预防作用外，还能有效减少胰腺癌、直肠癌、喉癌、口腔癌、肺癌、乳腺癌等癌症的发病危险。番茄中的维C，有生津止渴，健胃消食，凉血平肝，清热解毒，降低血压之功效，对高血压、肾脏病人有良好的辅助治疗作用。多吃番茄具有抗衰老作用，使皮肤保持白皙。尼克酸能维持胃液的正常分泌，促进红血球的形成，有利于保持血管壁的弹性和保护皮肤。所以食用西红柿对防治动脉硬化、高血压和冠心病也有帮助。西红柿多汁，可以利尿，肾炎病人也宜食用。经常发生牙龈出血或皮下出血的患者，吃番茄有助于改善症状。番茄所含的苹果酸或柠檬酸，有助于胃液对脂肪及蛋白质的消化。食用效果西红柿性平、味甘、酸、微寒，归肝、胃、肺经；具有健胃消食，清热解毒，凉血平肝，生津止渴，补血养血和增进食欲的功效；可治口渴，食欲不振。适用人群一般人群均可食用。1.适宜于热性病发热、口渴、食欲不振、习惯性牙龈出血、贫血、头晕、心悸、高血压、急慢性肝炎、急慢性肾炎、夜盲症和近视眼者食用；2.急性肠炎、菌痢及溃疡活动期病人不宜食用。西红柿属茄科，为一年生蔬菜。原产南美洲，我国各地均普遍栽培，夏秋季出产较多。相传西红柿最早生长在南美洲，因色彩娇艳，人们对它十分警惕，视为“狐狸的果实”，又称狼桃，只供观赏，不敢品尝。现在它是不少人餐桌上的美味。西红柿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维生素C和B族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P的含量蔬菜之冠。西红柿的食用部位为多汁的浆果。它的品种极多，按果的形状可分为圆形的、扁圆形的、长圆形的、尖圆形的；按果皮的颜色分，有大红的、粉红的、橙红的和黄色的。红色西红柿，果色火红，一般呈微扁圆球形，脐小，肉厚，味甜，汁多爽口，风味佳，生食、熟食可，还可加工成番茄酱、番茄汁；粉红西红柿，果粉红色，近圆球形，脐小，果面光滑，味酸甜适度，品质较佳，黄色西红柿，果桔黄色果大，圆球形，果肉厚，肉质又面又沙、生食味淡，宜熟食。西红柿的品质要求：一般以果形周正，无裂口、虫咬，成熟适度，酸甜适口，肉肥厚，心室小者。宜选择成熟适度的番茄，不仅口味好，而且营养价值高。营养价值番茄含有对心血管具有保护作用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能减少心脏病的发作。番茄红素具有独特的抗氧化能力，能清除自由基，保护细胞，使脱氧核酸及基因免遭破坏，能阻止癌变进程。西红柿除了对前列腺癌有预防作用外，还能有效减少胰腺癌、直肠癌、喉癌、口腔癌、肺癌、乳腺癌等癌症的发病危险。番茄中的维C，有生津止渴，健胃消食，凉血平肝，清热解毒，降低血压之功效，对高血压、肾脏病人有良好的辅助治疗作用。多吃番茄具有抗衰老作用，使皮肤保持白皙。尼克酸能维持胃液的正常分泌，促进红血球的形成，有利于保持血管壁的弹性和保护皮肤。所以食用西红柿对防治动脉硬化、高血压和冠心病也有帮助。西红柿多汁，可以利尿，肾炎病人也宜食用。经常发生牙龈出血或皮下出血的患者，吃番茄有助于改善症状。番茄所含的苹果酸或柠檬酸，有助于胃液对脂肪及蛋白质的消化。食用效果西红柿性平、味甘、酸、微寒，归肝、胃、肺经；具有健胃消食，清热解毒，凉血平肝，生津止渴，补血养血和增进食欲的功效；可治口渴，食欲不振。适用人群一般人群均可食用。1.适宜于热性病发热、口渴、食欲不振、习惯性牙龈出血、贫血、头晕、心悸、高血压、急慢性肝炎、急慢性肾炎、夜盲症和近视眼者食用；2.急性肠炎、菌痢及溃疡活动期病人不宜食用。

五年级:明静会智

人口红利作用篇8

根据第88届全国糖酒会的《中国葡萄酒市场白皮书（2012—2013）》显示，排名前四名的红酒品牌均出现销售业绩下滑或者业绩前进不行的状态。

根据各红酒上市企业最近出炉的2012年年报可以看出，多数红酒上市企业均出现销售额和净利润大幅下滑的情形。因此国内红酒品牌目前状态堪忧。

国内红酒销售下降原因

1、宏观经济下行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51932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8%。，为13年来增速最低。在宏观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市民会缩紧口袋，减少非必需项目的消费。在中国，红酒消费更多的是因为某个节日或者有喜庆的事情的时候才进行消费。因此，宏观经济下行，红酒消费金额增长的速度也相应降低。

2、三公费用减少

公务接待是红酒消费的重要渠道之一。三公费用减少以后，公务接待费用也会相应降低。2010年6月起，国务院要求各个中央部门要公开部门决算。根据财政部数据显示，2010年、2011年、2012年的“三公费用”执行数据分别为94.70亿元、93.64亿元、80.95亿元。2013年预算执行79.69亿元。四年来，2012年降幅最大。

3、进口葡萄酒的冲击

进口葡萄酒的冲击是国内红酒企业销售额下降的主要原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欧美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不少国外的红酒的酒庄也陷入了经营困难的境地。相比欧美，中国经济因为4万亿的刺激计划恢复速度相对快很多。

在此背景下，不少国外酒庄为了维持经营，将目光瞄准中国市场。从刚开始的波尔多红酒，到后来澳大利亚、智利、 美国、西班牙的红酒企业纷纷进军中国，因此有了进口红酒市场近5年销售增幅均在30%左右的结果。因为进口红酒品类的增多，价格可选性高，口碑好于国产红酒，对国产红酒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常态手段打响红酒保卫战

1、提高红酒品质是前提

进口红酒之所以可以冲击国内红酒市场，是因为人们都认为进口红酒质量、品质比国内企业更好，所以他们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购买进口红酒。产品作为营销的组成要素之一，足以证明产品的重要性。国内企业要进行突破，保证红酒品质是前提。

国内企业可以选择更好的生产基地，更适合的制作工艺，更好的酿酒方法来提高品质。国内企业也可以选择与国外企业合作的方式来提高自身的红酒品质。

2、精准定位人群

目前不管是国内红酒企业还是进口红酒企业，都是以红酒文化作为利益诉求点进行宣传。中国历来流传的是白酒文化，对红酒文化知之甚少。即使是进口红酒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但因为是舶来品，要将文化渗透到中国文化中，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事情。

当所有企业都在宣传文化，企业与企业之间没有差异性的时候，消费者就会陷入选择困难的境地。这时候企业可以挖掘出新的利益诉求点，创造出品牌个性，让消费者耳目一新。比如说红酒也可以卖时尚、卖健康、卖美丽，甚至也可以卖成功。

以三得利最新的利益诉求为例，三得利卖的是一种创业精神。其广告语为“我是创业者，我是三得利”。这样的广告语很容易与创业者形成共鸣，让创业的那部分人群更爱喝三得利。而时下，80后多数热衷创业，他们也正是啤酒的主要消费者。

3、探索新的渠道模式

国内红酒企业过去的渠道主要是商超和酒店，在进口红酒的影响下，国内红酒企业也开始了网上营销。目前排名靠前的国内红酒企业均有自己的网上商城。

除了电子商务，红酒连锁店模式也被大力热捧，很多人认为红酒连锁店将是未来红酒的销售趋势。连锁作为一种零售模式已经在多种行业被成功运作。

连锁以其相似性容易被消费者认知，以其标准性容易被企业复制。对于急于扩张的企业来说，是很好的选择。但只有那些产品线足够宽的企业才能支撑起连锁店。另外企业还要根据自身的资金能力和管控能力决定采取直营还是加盟的方式进行连锁。

4、正确引导消费者

在中国，红酒消费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人们自己喝红酒则选择国产中低端红酒，送礼则选择中高端的进口红酒。因此在国人的眼里，国产红酒是低端的，进口红酒才是高级的。为什么国人会有这样的认知，是因为国人还不懂红酒，无法鉴别红酒的品质。

以张裕红酒为例 ，张裕红酒2005年已经走向国际市场，其中张裕解百纳已经被英国皇室指定购买。这一点说明国产也有品质高的红酒。因此对于国内红酒企业来说，需要让消费者知道，国产红酒也有好的。另外一个层面，当竞争激烈时，通过人员促销也是应对竞争的一个好的方式。在终端拦截消费者，促进销量提升。

5、稳定与经销商的关系

随着进口红酒厂家纷纷进入中国，不少国内红酒的经销商开始转销进口红酒。对经销商而言，哪种产品更好卖，哪种产品更赚钱是他们选择厂家时的重要因素。

因此国内的红酒企业在注重经销商的利益前提下，在日常的管理中多与经销商沟通，与经销商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在经销商经营困难的时候，厂家给予支持。这样当厂家发生困难时，经销商才不会随意跟换合作伙伴。

6、提高销售能力

当市场同质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广告+铺货”的营销模式不再适合日益激烈的竞争。企业与企业之间比拼的是内功—销售团队。销售的团队不仅仅指厂家内部销售团队，还包括经销商团队。

人口红利作用篇9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人口红利优势逐渐削弱,而且这个趋势还在不断加速。有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的人口红利就将彻底消失。而从沿海蔓延至内陆的“用工荒”、高企的用工成本、不敢轻易对员工开口说“不”的HR……更是似乎要用不断重复的事实为这一结论做出佐证。

“中国整体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关键阶段,对于身处其中的企业而言,一方面: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巨大活力的剩余劳动力优势正在消失,企业必须通过技术、产品、经营模式等方面的创新,来抵消人力优势消失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创新的本质因素更是人的问题。因此,如何更有效地利用人才,充分发挥HR的角色职能,成为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HR转型迫在眉睫。”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集团外企服务分公司人力资源专家表示。

刘易斯拐点到来

所谓人口红利,按照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蔡昉的说法,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在理论上被称为刘易斯拐点。英国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会有一个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走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过程,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劳动力会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流动,直到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工业及城市部门完全吸收,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具有相同的边际生产率,这个均衡点就是刘易斯拐点。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强,消费性人口比例上升,生产性人口比例下降。此前媒体频频报道的“人才荒、用工荒”便是例证。

此外,以北京市餐饮行业为例,餐饮服务人员的工资近几年翻倍上涨,有工作经验的大厅经理月薪几乎与办公楼白领的薪资相当,甚至更高。这都与餐饮服务行业人才的缺乏有关。另外,由于北京市保姆的缺乏,家政服务人员的薪资也不菲,保洁工的时薪目前在35元/小时左右。并且这些服务业人员均从北京市外农村而来。

未来不仅企业很可能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以较低的工资雇佣到足够数量的劳动力,而且高素质人才的争夺也在加剧。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企业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已经升级为对科技经营人才的竞争,目前人才资源供过于求的局面在人口红利消失后也会发生逆转。

教育溢出效应

前述人力资源专家认为,人才的教育培养肯定是人才工作中重要的环节,对人才的选用和留用都会有深远的影响。目前中国的职业教育比较少,国家已经开始在逐渐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教育红利外溢产生的人力资本红利大幅上升,可以抵消一部分人口红利下降的不利影响。”

专家认为,教育水平提高,劳动力素质上升,劳动者的就业参与率提高,就业总量规模持续扩大,中国将收获就业总量红利。教育发展的直接产出,就是可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直接扩大就业规模,就业人口与非就业人口之比不会下降,反而会持续上升。

人口红利消失倒逼HR转型

后“人口红利”时代,HR转型势在必行。不过,企业转型现状却不容乐观。有调查显示,在今年经济形势稍弱的状况下,虽然有51%的受访企业认为自己的人力资源管理运行状况处于“运转良好”的状态,但“尚可维持”的企业的比例也高达31%。而对于HR转型,仅有8%的受访企业处在“转型中”,认为自己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运行状况处于“不好,急需转型(转变)”的比例为5%。

人口红利作用篇10

摘 要 中国经济增长迅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红利因素。人口红利因素主要表现为高的劳动力供给、高的劳动参与率和低的人口抚养比,但是它并不具有时间上的持续性。目前我国正面临这一增长要素的渐渐流失,依靠这一要素发展的中国经济如何延缓这种流失带来的影响、如何继续保持高的增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最大化促进就业、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三种方式。

关键词 人口红利 经济增长 可持续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由此创造了“中国奇迹”。这一现象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也成为国际社会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2006)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一种以工业生产为主导的“重消耗大宗商品”模式,这一模式主要由固定投资和出口推动的。美国经济学家艾尔文•杨格(Young,1995)对东亚新型工业化国家研究发现,它们比世界其他国家增长迅速的原因,几乎完全可归因于投资增加、劳动力参与的提高和劳动力质量的改善。保罗•克鲁格曼(Krugman,1994)在其著作《亚洲奇迹的神话》中着重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主要是由于资源投入的结果,而不是效率的提升。蔡(1999)等人对1978―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进行了分解分析,发现我国经济增长的69%是由劳动力因素贡献的。世界银行(1998)的一项类似研究表明,我国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的70%可以由人口红利因素来进行解释。

一、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人口红利是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所谓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导致的高劳动参与率(即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从而会对该国经济增长产生正的积极效应。人口转型过程中,往往经历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高人口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低人口增长率的历程,由于这种历程具有时间上的继起性,从而形成年龄结构变化上的三个层次。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高少年儿童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抚养比的特征(Williamson,1997)。

不同年龄的人群对经济的作用亦不相同。劳动人口占总人口多数的情况下,会提供大量的劳动力和个人储蓄,从而会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地效应。若老年儿童比率占据总人口较大份额时,社会负担较高,生产性较小,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应。处于人口红利期的国家或地区,如果能够提供相配套的设施和措施,合理利用人口红利,就能给经济增长一个额外的推动力,从而创造经济增长的奇迹。

在索洛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经济最终会收敛于一条平衡增长路径。在这条路径上,模型的每个变量都会以一个不变速率增长,最终经济也会保持一个固定速率进行增长。若一个国家或地区恰好处于人口红利期,并能够加以利用的话,这个平衡增长路径可能会被打破,经济增速也会超过平衡路径上的增速。此时,由于少年儿童和老年人比重较低,社会负担较轻,创造的社会财富就相对较多,进而社会储蓄较高,表现在下图中就是实际投资线 的向上移动。横轴表示资本―劳动比,反映的是储蓄(投资)水平;纵轴表示产出―劳动比,反映的是产出水平, 代表储蓄率, 是人口。 的向上移动会带动单位有效劳动资本量向右移动到 ,单位有效劳动的产出也会增加到 ,经济会移动到新的稳态水平。此时的产出水平 明显大于旧稳态水平时的产出 ,这就是人口红利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贡献。

二、中国人口转型中的人口红利因素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人口死亡率大幅度的降低,而出生率下降幅度却很缓慢,因此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后来我国实施了计划生育等限制人口增长的政策,才大幅度的降低了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人口转型的过程中,自然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即少年儿童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逐渐降低,劳动力人口逐渐加大,而且长期内老龄化人口的比重并不会有太大变化,仍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因此,就对我国经济增长创造了一个额外的推动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这种人口结构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人口红利优势也随之流失。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中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青年人比例逐年下降,改革初期的1979年,0-14岁的少儿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3,而2009年,比例竟然不足1/5,下降速度甚是惊人。而且未来10年中国18-22岁的人口将减少4000万,而20-40岁更是减少1-3亿。联合国对于中国人口的预测也不容乐观:

如上表所示,我国总人口在2035年左右达到峰值14.91亿。但是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逐渐增加,育龄妇女比重却是逐年降低。即我国会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社会抚养比较高,而劳动人口会持续减少,这样,就加重了社会负担,降低了储蓄和劳动力的供给,对经济持续增长不利。

三、保障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的措施

尽管我国人口红利优势会随着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劳动参与率的降低而渐渐消失,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延缓这种趋势,并且最大化人口红利期时的经济增长。

首先,促进人口红利的顺利收割,需要提供与之相适应的条件和政策机制。其中,最大化促进就业是保障人口红利收割的关键因素。人口红利源自于就业的前提,充分就业更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的红利因素。

其次,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我国农村人口红利在经济发展中一直占据着大部分的份额,通过促进农民进城,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差异等措施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条件。

最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保险与社会救济方面,应该提供一系列制度保障,解决就业人口的后顾之忧,将寻求社会保障的压力变成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参考文献:

[1]David Romer.Advanced Macroeconomics.Shanghai: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2001.

[2]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研究.2004.3.

[3]汪小琴,汪红梅."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学家.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