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暴力解决方案十篇

网络暴力解决方案篇1

关于信令风暴产生的具体原因，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是：随着智能终端的增加，使用Push Mail、微博、IM、SNS、浏览网页、下载软件、视频点播等应用的终端不断增加，导致现网用户的话务模型偏离网络初期设计的话务模型，网络设计配置的各项资源无法支撑现网话务模型对应的信令负荷，引发网络拥塞甚至雪崩效应，导致网络不可用。

不过，国内知名电信专家侯自强直接向记者表示，信令风暴问题，现在被运营商出于自身商业利益的考虑极为夸大，技术、设备上进行针对性的优化改进就能解决，而且相关成本投入并不算高。

对于信令风暴问题，其实中国移动等电信运营商早有预见和部署。

信令问题并非症结

2006年7月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上交的一份《中国移动信令网演进研究》报告中称：中国移动的信令网HSTP之间，信令负荷持续增加，1/4省达到设备终极容量，需要升级TDM信令网，或者引入IP STP。中国移动现网采用TDM承载方式的七号信令网覆盖全网，随着各业务网络对信令网需求的不断增长，以及信令网IP化承载技术的成熟，信令网向IP化改造将逐渐提上日程。

在这份报告中，中国移动把IMS多媒体通讯系统（如飞信业务）作为未来发展的主流趋势，而信令技术发展趋势是IP化：引入IP信令网。长远来看，在后IMS时期，实现信令IP化后，不需要信令网，信令承载IP化，信令本身IP化。

报告中在对TDM扩容方案和引入IP信令网方案的对比中，还提到，引入IP信令网，未来信令量越大，成本优势越大。报告中最后建议，在2007年积极推动IP信令网的成熟。事实上，3G就主要是采用IP承载方式。

因而，面对传统电信业务本身的激增和移动互联网兴起带来的双重压力，中国移动目前对传统2G、2.5G下TDM信令网的改造升级进度，直接关系到向3G、4G过度时期网络的稳定。毕竟，相比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的2G/2.5G用户群更为庞大，而投资上千亿元建设TD网络、耗巨资补贴TD手机，结果又是TD数据业务收入很低，仅仅发挥了分流一小部分话音流量的作用。（其实2010年，便有这样一个不了了之的传闻，中国移动要求腾讯额外为手机QQ占用的移动通讯资源付费：可以以信令费的方式支付，也可以从包月付费方式改为短信付费方式。）

当然，另一种说法是，传统 3G 网络更多关注大流量数据传输解决方案，但3G实际流量模型与当初设想大不相符，主流互联网应用为实现永久在线，采用UE向服务器频繁发心跳模式，信令流量大超预期呈几何级增长，3GPP目前也没有定义完整成熟的标准来支撑 MBB 应用层永久在线机制。更有专家称，在4G标准完善过程中也曾讨论过小流量常在线的问题，但最终并未针对这一问题做出根本性改变，依然会受到信令风暴的冲击——业界人士吴鹰则表示：4G成本是3G的1/3，速率是3G的10倍。4G时代将不存在信令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业界有关信令问题尤其是微信、QQ等小流量移动数据业务的网络优化方法、智能管控和流量经营等方面已经有诸多研究成果。

华为、中兴等电信设备厂商近几年便在致力于解决信令风暴问题，比如华为的解决方案，能优化智能终端信令流程，大幅减少信令流量；优化设备提升RNC和NodeB的信令处理能力；规划Micro微基站，吸收热点信令和话务；通过网优专业服务确保信令风暴方案成功部署。

而中兴通讯的一体化信令风暴解决方案，通过网络信令模型的实时监控和主动通知，实现信令风暴提前预警，让移动网络运营商在应对信令风暴占据时间主动；并提供定制化的信令风暴优化解决方案，减轻信令风暴的影响，最终帮助移动宽带网络运营商避免信令风暴后知后觉并形成危害。

新加坡运营商Starhub早年的处境和如今国内运营商面临的困扰如出一辙，数据业务发展迅速，移动网络信令负荷进入高负载状态。Starhub在采用了华为的智能终端信令风暴解决方案后，第一阶段实际测试结果显示，一个多月时间，约4万部iPhone信令数量就下降了 72.4%。

基础设施投入谁买单

目前而言肯定的是，收费本身并不能解决信令问题，电信运营商需要技术改造升级和持续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微信收费争议的实质其实也就在于，用户或者OTT民营企业是否需要为这笔投资买单。

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去分析。第一，运营商从数据业务流量增长上获得的收入，能否抵消信令上的投资？这点已经被相关电信人士所否定。

记者从上述《中国移动信令网演进研究》报告中看到，对于传统的TDM信令网改造，IP域省内信令采用直连疏通，如果省际信令负荷翻1倍，相应成本投入约为6亿元。当然，现在的情况应该要比当时设想的更为复杂。

根本问题在于，是否有一个客观的评估标准，让真实的信令网升级成本透明化？即便最终事实情况需要让OTT民营企业做出补偿，也需要一个公平的机制。即：所收费用是否用于信令网投入、风暴可控时何时终止此项收费。

事实上，腾讯总裁刘炽平不久前表示，微信在心跳方面已经做了许多优化，相比Facebook、MSN，微信的心跳频率只有前两者的1/4。目前针对2G、2.5G网络的信令占用问题，微信已有多个方案，可以较好地大规模降低“心跳”资源占用和成本，下一步会和运营商继续深入探讨这些技术方案，促其早日实现。

通信世界网总编刘启诚认为，腾讯自己投入经费解决信令问题，相当于腾讯就微信占用信令向运营商变相交费了。

第二，如果运营商坚持以成本太高为由延缓信令网改造升级步伐，并提出收费需求，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运营商只有自己的OTT业务赚钱，才肯扩展信令网？那政府可视运营商按完全商业企业的原则，而不是按国有企业的原则行事，可以考虑引进竞争，看看引入民营资本竞争后信令的价格水平高，还是独家经营信令费高？

网络暴力解决方案篇2

关键词：网络传播；民主政治；积极影响；消极影响

中图分类号：G206.3；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6-0044-02

跟随着网络传播的发展，公众对于自身话语权的掌握能力逐步提高，网络公共领域逐步形成并完善，受众网络权利的实现，以及社会大众通过网络形成的巨大力量对我国民主政治进程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小视的推动作用。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由于网络技术自身存在的难以避免的弊端使得网络传播在民主化进程中遇到了许多阻碍，比如网络暴力，还有层出不穷的网络侵权事件。

一、从网络传播看我国话语权的再分配

1.网络媒介产生前的话语权状况

话语权是指“公民有就社会公共事务和国家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利，是一种表达权和参与权的体现。 ”话语权是一个国家公民言论自由权、选举权和参政权等权利实现的大前提。话语与权力密不可分，必须要通过“话语”来实现真正的权力。而话语权作为一种潜在的现实权力，更大程度上体现的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

在我国封闭保守的传统社会，受到传播媒介和传播渠道的限制，一个社会的话语权几乎被统治阶级所完全把持，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民众始终扮演着发不出声响的“沉默者”角色，他们的“意愿”始终被所谓的社会精英人物所利用、所代表。因此在过去的中国，民众几乎是没有话语权可言的，话语权只是统治者奴役人民的一个工具而已。

1.网络传播的产生与发展对我国话语权分配的影响

进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20世纪以来，传播媒介摆脱历史随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互联网传播时代。网络传播虽然只是人类传播技术革命进程中的又一新篇章，但无论是在社会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它所带来的的影响是巨大的，是全方位的，是翻天覆地的。

尤其是在社会话语权分配上，它堪称是一个瓦解权威、解构精英、打破话语权力垄断的分水岭 。沉默了几千年的中国普通百姓被网络的力量唤醒，互联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社会生活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任何一个有互联网使用基础的人，都可以通过发帖、博客、评论及留言等方式来体现自己的话语权，互联网给一直沉默失语的草根阶层一个畅所欲言的平台。当然，网络传播对我国话语权再分配的影响并不是单方面的，但凡是与“影响”挂钩的东西必然有其两面性。

二、网络传播对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积极作用

1.网络公共领域对政治活动的监督

传统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它向全体公众开放，是指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公民的意见得以形成。按照这种定义，网络公共领域是指网民将网络的论坛、博客、播客等网络空间形式作为公众表达意见的平台，讨论发生在我们社会生活中重要的公众话题，进而形成公共意见，对社会进行监督，从而促进社会朝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

自从1994年实现与互联网的全功能接入以来，我国互联网的发展已走过了将近20个年头，它极大地影响了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而网络公共领域，以其水平、多方向的信息传播，开放的、公开的参与氛围构成网络公共领域的情境等多个明显特点，对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产生了巨大的监督作用，成为了“公共舆论的发动机和公共讨论的平台。”日本人珠海案、孙志刚案、刘涌案、苏秀文案等等，有大规模网民以不同方式在互联网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网络公共领域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民间舆论表达最活跃的监督平台之一。

网络公共领域讨论已被公认为是收集民情、反映民意的重要途径之一，在聚焦社会问题上所表现出的舆论威力，推动了政府对网络公共该领域的重视和应用，也使公众意识到可以通过舆论力量改变公共决策，监督政府行为。

2.网络民意调查对政府决策的推动

民意调查被公认为是考查社会大众意见最直接以及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他与社会民主政治相伴相生。民意研究专家曼德森（Harold Mendelsohn）认为，所谓的“新政治”就是民意调查、电脑和电视三者交互运作之下的产物 。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发展，网络民意调查已然成为民意调查的发展趋势。网络民意调查以其便捷性、公众高参与性以及超越从前的互动性等优点对我国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及进步作用日益凸显。

在我国，网络民意调查起步不久但却发展迅速。以2008年4月广州市《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草案）》的出台为例，广州市人大立法部门委托网易在其门户网站开展民意调查来收集市民对该条例的看法和意见。不久之后，广州公交线路调整同样通过网络调查征集民意。2008年5月，广州市委书记在召开全市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转入决策部署阶段的动员会上强调，“要通过各种形式尤其是善于利用网络公开听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确保各项决策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符合广州实际，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 。由此可见，政府对网络民意调查的需求正不断加强。

网络民意调查延续并强化了传统民意调查的基本功能，加强了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和沟通，充分保障了公众的话语权；让公民更好地参与公共事务、监督政府的能力，对政府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网络民意调查使得群众期待和政府行为的差距清晰地显现出来，由此可能引发群众上访行为或者是网络舆论的群起反抗。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网络民意调查在政治实践中的问题，以更好地发挥其对民主政治活动的促进作用。

三、网络传播对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消极影响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网络传播在提高公众参与度以及政府与公众互动性的同时，也滋生了一系列的问题。网络的开放性以及匿名性为“网络暴力”的形成并发展提供了空间；网络媒体的“把关”不严使得网络谣言侵蚀着政府的公信力；而网络传播的多元性以及多向性更是使得公众的部分隐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上种种，都会难以避免的对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产生消极影响。

1.“网络暴力”对社会和谐的阻碍

“网络暴力”的形成与发展从根本来说与网络有着莫大的关系，不可否认政府管理松懈的网络是“网络暴力”形成的土壤，并且阻碍着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进程，因此正视“网络暴力”并且认识到什么是“网络暴力”这一点对于我国民主政治进程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2006、2007两个年份对于我国网络传播发展来说是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的，“虐猫”、“陈易”、“最毒后妈”等一时间成为“网络暴力”的代表性词汇。网络，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民意表达的空间和社会建设性意见传达的窗口，现在却成为暴虐滋生的温床和一部分人发泄的通道。《纽约时报》等诸多海外媒体针对这种现象，将在网络上发泄暴力情绪的部分中国网民冠以“网络暴民”称号，《中国新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等国内媒体也纷纷认同了这个说法。

我国的网络媒体正处于发展时期，网络暴力是在这个转型时期必然会出现的现象之一，但令人担忧的是网络暴力大有蔓延的趋势。随着我国网民数量的激增，网络暴力的规模上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壮大。与此同时，传统媒体在这个转型期也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传统媒体的不恰当参与，将网络暴力由最初的雏形一步一步推向发展的高潮。网络暴力已经超出了网络的范围，而发展成为全媒体行业的暴力，严重时会对社会秩序甚至于人身安全造成伤害。如果说，网络暴力是从网络开始的，那么，这种暴力却已渗透到人们日常与外界接触的各个媒体渠道中。网络传播与传统媒体难舍难分地纠缠在一起，如今网络成为传统媒体的消息源，许多传统媒体将网络言论进行加以“修饰”之后，反过来又为网络传播提供“温床”。传统媒体这样未经调查单纯听信网络言论的片面之词的转载报道方式，无疑损害了新闻的真实性，扩大了新闻事件的传播范围，为“网络暴力”的无限滋生提供了无尽可能，从长远来看，它必然会对社会造成很多危害，特别是在我国大力弘扬构建和谐社会的特殊时期，随着网络暴民越来越多的侵权行为的出现，加之政府的监管滞后，甚至是不作为，激烈的网络言论很可能演化现实的社会威胁，甚至发生以暴制暴的事件，触及道德和法律的底线。网络暴力就像一把无形的匕首，在一个无形的网络世界对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施以伤害。

2.网络传播对公民隐私的侵犯

网络是一个完全虚拟的世界，它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公开的话语平台，同时也将参与其中的公民隐私示之于众。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而且权利主体对他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介入自己的私生活，对自己是否向他人公开隐私以及公开的范围和程度等具有决定权 。近年来对公民隐私权进行侵害的最大网络利器当属“人肉搜索”。

尽管人肉搜索的发起，是源于公民对于社会公共道德的捍卫，以及对知情权的满足，但层出不穷的侵权事件证明：“人肉搜索”已违背当初设立的本意，逐渐呈现扭曲变态之势被滥用，出现了许多违规甚至是违法的现象。利用“人肉搜索”公布公众隐私的事件笔笔皆是。2001年的“微软陈自瑶事件”开创了人肉搜索的先河，2006年4月的“高跟鞋虐猫事件”中，被搜索者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车辆号、地址乃至照片都被公布在网上，后警方介入，被搜索者被所在单位停职。2007年4月“钱军打人”事件将“人肉搜索”推上了一个高潮。从以上“人肉搜索”案件可以看出，每一次“人肉搜索”引擎的启动，都会使被搜索者的详细个人信息甚至是家庭成员的个人信息公布于网络，只要被“人肉”了，就没有任何隐私可言，姓名、住址、电话、家庭状况自不必说，甚至三围、照片、恋爱史等亦无所遁形。网络谩骂甚至会走向现实世界，变成现实世界的暴力攻击，令被搜索者遭受身心的巨大压力。

网络的复杂性、虚拟性及多技术性和匿名性这些因素使得公民的隐私权非常容易受到侵犯，而且在“人肉搜索”侵犯隐私权的案件中往往涉及的人数众多，非常难于认定侵犯隐私权的主体，不同类型侵权主体的责任认定也比较难以把握，使得侵权后果更加严重和难以判定，这无疑是对我国法制建设的一大挑战。

四、趋利避害，让网络传播更好地为民主政治发展服务

网络传播对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积极影响不可否定，但随之其逐渐的发展壮大，我们对其消极作用也不可小觑。因此，要想趋利避害，使网络传播更好地为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服务，目前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1.不断拓宽网络民意表达渠道

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网络民意的多项优势将得以充分发挥，网络民意表达的渠道也应适时拓宽，促使实现网络民意表达的机制越来越完善。对于我国政府而言，应该积极鼓励和规范普通民众的网络参政议政行为，不断丰富公民基本政治权利，尤其是要不断拓宽公民诉求民意的表达渠道，努力做到上传下达、上下联动，让网络传播扎扎实实为老百姓办实事。这样会有效化解社会诸多矛盾，维持和谐的社会秩序。政府也应加快立法进程，健全网络民意表达权法律保障体系。

2.不断加强网络政治互动沟通

网络政治，其实质是一种民主政治，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新方式、新途径。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中，领导人上网了解民情，政府上网公开政务，公民上网表达意见的现象应该得到大力提倡，让互联网上的“政治互动”改变古板的政治信息传播方式，进一步改变政治生态环境。加强网络传播时代的政治互动沟通，让我国民众更多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也让高层领导人更多地倾听来自底层的“呼喊”，这也无疑会让我国的民主社会建设向前迈进一大步。

3.不断完善网络法律法规体制

目前的网络民主还只是一种不健全的有限民主，我国的网络法律法规体制建设也尚不完善。伴随着“网络政治”的演进和电子政府的全面推进，“网络民主”在未来会朝着厚实的方向发展，其作用的性质和范围也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势必对民主政治发展发挥越来越大的实质性影响，因此完善网络法律法规体制建设势在必行。相关部门应将网络法律完善机制提上日程，通过建立专门的法律法规体制，来尽可能地规避网络暴力，保护网络传播中的受众隐私。让网络传播也在网络的监管下健康向上地发展。

总之，网络传播在我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日益明显。目前我国的网络媒介发展机制还并不健全，存在着一些问题，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新技术支持以及民主政治的不断推动之下，网络传播定会集结各种优势资源，在希望与挑战中顽强生长。

参考文献：

[1]刘华蓉.大众传媒与政治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1.

[2]王泉珍，张颖.从网络传播看我国话语权的再分配[D].新闻知识.2010.

[3]Comstock G.美国电视的源流与演变[M].郑明椿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4：105.

[4]逸轩.网络传播未来发展趋势我之见[D].武汉.2010.

[5]郭涛.人肉搜索的侵权法规制――从隐私权角度分析[D].2009.

网络暴力解决方案篇3

关键词 媒体暴力 行为方式 犯罪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s of Media Violence to

Audience Behavior and Attitude

HUANG Yan

(School of Creative and Communication,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4)

AbstractToday's society, media violence on behavior and attitude of the audience already has become a topic worthy of discussion. Many domestic and foreign experts and scholars also have done numerous studies, and through these studies confirmed the audience's behavior and attitude will be affected by media violence. In this paper, we have everything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two sides, the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media violence, and explains how to avoid its negative effects and to minimize the negative impact, so as to promote the positive aspects of development.

Key wordsmedia violence; behavior; crime

1 媒体暴力对受众行为态度直接与间接的影响力分析

面对现在越来越多的传播媒介，现代人对其的信任程度也有所不同。“著名传播学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喻国明先生与张洪忠先生，在2006年了《中国广播电视公信力评测报告》，报告中，以城市受众为评测对象，得出了两组数据，其一是媒介接触率：电视受众规模为95.62%；报纸受众规模为79.02%；网络新闻接触规模为43.56%；新闻类杂志受众规模为37.77%；广播受众规模为34.18%。其二是不同媒体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报道，对不同媒介的信任度：相信电视为81.55%；相信报纸为9.74%；相信网络为5.39%；相信广播为1.59%；其他1.12%。”①由此可以看出现代人对于传统媒介的信任程度还是相当之高的，当然随着现在网络媒介的发展，特别是“人肉搜索”等等的出现，网络媒介的公信力也越来越强。

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托马斯・霍滕等人提出了暴力滋生暴力的观点。他们认为，当受众经常接触媒体暴力时，他们会产生焦虑感，这种焦虑感使得他们在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暴力情境时会变得麻木不仁。②尤其青少年则表现更甚。由于青少年对于暴力行为的认识往往还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他们并不能清晰的判断媒体上的暴力行为是否正确，一旦他们接触较多的媒体暴力，他们自然而然会学习传播内容的中的暴力行为，从而使得他们在遇到与传播内容中相似的场景时采用暴力的行为来解决问题。

从国内外来看，也有不少的传媒暴力事件。在国内的传媒暴力事件中，最早的莫过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皇后阮玲玉之死。阮玲玉在《新女性》中扮演的女明星艾霞因不堪舆论攻击而自杀，同样的，在电影播出后，舆论界借此电影来抨击阮玲玉，把阮玲玉逼上了与艾霞同样的绝路。而在国外，传媒暴力事件也层出不穷。2004年，日本九名青年集体自杀，警方怀疑这九名自杀青年是通过互联网从而达成一个自杀协议，与此同时，日本还有许多讨论关于自杀话题的网站，这些网站都是用黑色来作为网页的背景，在聊天室里，大家谈论的都是如何最好的自杀等话题。由此可见，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内，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传播内容中的暴力情节都对受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 媒体暴力对不同生活背景受众的影响

然而，我们并不能一概而论的认为媒体暴力只有其负面影响，事实上，媒体暴力对不同社会教育背景的受众的影响也是有所区别的。

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社会教育环境对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研究指出，暴力型犯罪群体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而且在这个群体中，大部分人都有被学校老师体罚的经历。老师，应该是学生学习的榜样，而在此时，学生学到的只是老师在无法解决问题时用暴力行为来处罚自己，因此对学生今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家庭教育也是个人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俗话说的好，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孩子前途。在今年受到广泛关注的两个案件中，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出一些端倪。首先是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了八刀致其死亡，从媒体的各种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药家鑫的父母为了练琴经常打骂药家鑫，这就促使了药家鑫在琴艺进步的同时心理也变得越来越扭曲，从而导致了我们所看到的悲剧的发生；其次是“留学生刺母”事件，一位高高兴兴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迎接儿子的母亲被连刺数刀，倒在了血泊之中。伤害她的不是别人，正是刚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儿子，而这位儿子这样伤害母亲竟是因为母亲不给他钱。从后续的新闻中我们了解到这位刺母的留学生汪军军有一位性格暴躁的父亲，不仅经常打骂汪军军及其母亲，甚至对自己的父母也会动手。正是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汪军军的性格也变得如此残暴。所以说，教育背景对暴力行为的影响也是十分之大的。

传媒暴力对于不同社会教育背景下的受众有着不同的影响。对于成长环境较佳的受众来说，媒体暴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产生正面的影响。首先，作为大众媒介传播内容的其中一种表现形式，媒体暴力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传播内容的多样性，使得大众媒介在进行传播时更能吸引受众的眼球。受众也可以从各种传媒暴力中了解到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从而在遇到这些事情时可以用适当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其次，由于现代社会的竞争越来越强，人们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当现实生活中的压力无处发泄时，人们就可以利用传媒暴力来解决，如打一力的游戏，使得自己的压力全部发泄在游戏中，从而更好的投入学习、工作。同样，现在许多公益广告也用暴力的形式来体现，如皮草广告用一只血淋淋的动物展现在人们面前，引起人们的恐惧，从而拉响警钟，使得人们不再去购买皮草。最后，媒体暴力可以制造舆论话题。如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家庭暴力案件，一旦成为一个社会话题，人们就会自觉地去监督以及揭发类似案件，从而杜绝此类案件。

而对于成长环境欠佳的受众来说，传媒暴力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是加深了对其的负面影响。如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福建南平校园砍杀儿童案”经媒体大肆报导后，在凶手郑民生被枪决的当天下午，广东省湛江市下辖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即发生凶杀案。而在第二天早上，江苏省泰兴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又发生一起持刀行凶事件。之后的两起案件都是效仿之前的案件而发生的，而当我们翻看行凶者的资料时发现这两起案件的凶手都是在一个较差的环境中生存的。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媒体暴力对于不同的成长生存环境下的受众有着不同的影响。

3 如何减少媒体暴力对犯罪行为的导向

媒体暴力的存在是必然的，它对受众产生影响也是不容置疑的，同时其对不同的成长环境下的受众的影响也是不同的，那么如何才能更好的来利用媒体暴力的正面性来引导受众，从而使媒体暴力来为社会服务就是我们当前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要推行媒体素养教育。在了解媒体素养教育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媒体素养。“1992年美国媒体素养研究中心给媒体素养做出如下定义：媒体素养就是指人们面对媒体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ability to choose）、理解能力（ability to understand）、质疑能力（ability to question）、评估能力（ability to evaluate）、创造和生产能力（ability to create and produce）、以及思辩的反映能力（ability to respond thoughtfully）”。③从之前说到的案件我们可以发现，当中的主角都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媒体素养，从而走上不归路。如广东湛江与江苏泰兴的杀人案件，如果凶手具备基本的媒体素养，懂得分辨判断南平杀人案这件媒体暴力事情是不正确的，他们就不会效仿如此的做法，从而走上杀人这条路。因此推行媒体素养教育是十分重要的。事实上，许多国家也已经把媒体素养这门课程加入其正规的教育体系中。而媒体素养教育应该包括两个部分，即对媒体从业人员的培训以及对大众的媒体素养教育。

其次，媒介对暴力行为要持有公平、正面的态度。一方面，媒体上负面的暴力言论会对受众造成影响。这点在网络媒体上尤其突出。作为传统媒体，对于暴力行为的报导都会经过审核等一系列的程序，从而基本能保证报导的正面性。相对而言，网络是一个较为自由的媒介，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上自己的言论观点，这就导致一部分判断能力较弱的群体会相信一些错误的言论，从而引起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媒体对暴力事件的处理方式的报导也会对受众造成影响。如李昌奎奸杀少女并摔死男童一案中，二审改判死缓，引起公众的不满，最后终于在公众的抗议以及媒体的报导中三审改判死刑，还受害者一个公道，也让公众感受到媒体的社会责任感，从而增加媒体的公信力。

再次，社会与家庭教育也是不可忽视的方面。前面说过，不同的成长环境下的受众在面对媒体暴力时采取的态度也是不同的。因此，良好的社会与家庭教育也是十分重要的。在教育中，应该灌输给青少年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他们辨别是非的能力，同时，也要加强挫折教育，避免他们一遇到问题就不知所措，采用极端的手法来解决问题。

最后，通过媒体暴力来加强反暴力的教育及思考。例如香港的电视节目《警讯》。此节目呼吁观众提供案件消息并向观众披露最新的犯案手法和趋势，以演绎案件的方式来教育大众，使得市民在接触到类似的暴力事件时可以有较好的处理方式，从而更好的保护自己。

综上所述，媒体暴力对受众行为态度的影响是必然存在的，而不同成长生存环境下的受众对媒体暴力的解读也是有所区别的，我们应该通过对媒介人员以及受众的教育来提高媒体暴力的正面影响，使得受众在接触媒体暴力时能更好的进行判断筛选，从而使媒体暴力可以帮助社会的进步发展。

注释

①喻国明,张洪忠.中国广播电视公信力评测报告[J].民主与科学,2006(4):14-17.

网络暴力解决方案篇4

在近几年来的网络事件中，网络渐渐成为社会的泄压阀、舆论场。某一热点事件发生后,该事件相关讯息都会第一时间在国内各大网站及其论坛上迅速传播,引起网友的广泛关注进而成为舆论焦点，之后再经由网友们轮番发帖、转帖、跟帖、讨论，进而形成网络舆论。

从“躲猫猫”、王帅案、邓玉娇案可以看到网络在社会民主监督以及推动社会民主化进程方面都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网络舆论也是一把双刃剑：正因为网络已渐渐成为“观点自由的市场”，各种价值观的碰撞也必将带来新的社会问题。

网络舆论的内涵和特点

在特定的时间空间里，公众对于特定的社会公共事务公开表达的基本一致的意见或态度即为舆论。①而网络舆论是新兴的舆论形式，是网民们针对某一个社会热点问题或者网络话题所发表的意见的集合。②网络舆论依托互联网形成，其特点不同于传统大众媒介形成的舆论。

网络舆论的主体就是参与舆论讨论的网民。网络的隐匿性给了网民充分的虚拟空间，他们可以在网上扮演多种角色，真实表达观点。互联网的海量信息使网络舆论所涉及的话题丰富多样，再加上网络的快速传播，一旦有重大事件发生，很快就会在网上传播、扩散，形成舆论。

借助互联网形成并传播的网络舆论造就了一个开放、自由的表达平台，主流和非主流的声音都可以在这出现。网络的匿名性让越来越多的人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欲望，也让更多普通人拥有发表言论观点的表达途径。但网络舆论主体的虚拟性和情绪化等特征，使其很容易被一些“网络推手”利用，散布谣言、造成社会混乱，或是形成舆论一边倒，造成网络舆论暴力。

网络舆论正效应：邓玉娇案――舆论风暴扭转乾坤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像贫富悬殊、官员腐败等新问题和新矛盾不断涌现。网络上各种热点事件都是现实中矛盾问题在网络上的映射。在知情权无法通过传统媒体得到保障的时候，网络成为网民探究真相的突破口。像2009年发生的邓玉娇案就是一场民意和权力的博弈。

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三名工作人员在该镇雄风宾馆梦幻城消费时，与女员工邓玉娇发生争执。邓玉娇用一把水果刀将对方两人刺伤，其中一人被刺中喉部，不治身亡。案发前，三人曾要求邓玉娇提供特殊服务。

新浪网首先转载了该事件的报道，并很快成为新浪言论评论的榜首。一石激起千层浪，其他各大网站也相继跟进，网络民意来势汹涌。网民纷纷对邓玉娇案的判决提出质疑，力挺邓玉娇。凯迪社区网友“超级低俗屠夫”吴淦还亲自到巴东，说服邓玉娇家人让律师介入。最终，网络民意对司法裁决产生了强大压力，在此影响下，邓玉娇被判防卫过当，免除刑罚处置。

邓玉娇案被誉为是“广大网友的胜利”，广大网友的监督促使当地司法部门较为透明公开地查办了案件，还原事实真相。网民舆论的影响力在此案的判决中得到集中体现。在这场官民博弈、挑战权威的论战中，网络舆论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

网络的低门槛，让它成为“草根”们表达意见的平台，社会的不断进步，让越来越多的人有表达的欲望和表达的权利。网络恰好为网民提供了表达的工具。网民们长期以来在实际生活中积聚的对社会不公、司法腐败等的不满情绪，在网络中得以宣泄。现实社会中由于力量悬殊和社会阶层瓶颈等原因不能得到解决的问题，被越来越多的网民“晒”到网上，接受网络舆论监督。网络舆论从某种方面说也成为惩戒“腐败”的一把利器。

负效应：网络舆论的群体极化――死亡博客

所谓群体极化现象是美国当代哲学家、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凯斯・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网络极化是指“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终形成极端观点”。实践证明，网络的群体极化问题更为突出。群体极化现象存在于一切传播形式之中，网络也不例外，轰动一时的“死亡博客”事件就是网络传播群体极化现象的典型案例。

北京某公司31岁高级白领姜岩在家中跳楼自杀，在生前博客中，她将自杀原因归咎为丈夫的不忠，并在博客中贴出了丈夫和“第三者”的照片。在她去世后，她的博客被网友转贴到各大论坛，引起网友们热议。2008年的第一场网络舆论风暴由此展开。许多网友炮轰“第三者”和她的丈夫，在网上号召其所在行业驱逐他们。激动的网友甚至找到了“丈夫”父母的家，在门口贴满恐吓的标语。

由上述案例可见，造成网络舆论群体极化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网络的虚拟性使一些网民将现实生活中的心理失衡、紧张、焦虑等情绪带入网络讨论中，对于现实社会的种种不满在此肆意宣泄。一旦有触及某些社会问题或社会道德的问题出现时，网民们就借助网络的虚拟身份畅所欲言，既有理性、建设性的观点，也有非理性的个人情感宣泄。这种非理性宣泄一经网络传播就会被无限放大，并走向极端，形成蝴蝶效应，逐渐演化成网络言论暴力，触及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公布他人的隐私,践踏他人尊严,侮辱他人人格甚至威胁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样的舆论可能将事件的主角逼上悬崖。因此网络舆论的风暴也会带来“网络暴力”，影响社会的稳定。

诺依曼在她的沉默的螺旋理论中认为舆论是社会的皮肤，是个人感知社会意见气候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环境适应行为的皮肤，还对维持社会整合起着重要作用，防止由于意见过度分裂而引起社会解体。③网络舆论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也有着重要作用，舆论的极度混乱甚至可能会带来社会的崩溃。因此网络舆论中的群体极化现象和非理性因素都应成为网络舆论调控的重点。

规范网络舆论的建议

网络舆论是一把双刃剑，理性公正的网络舆论对社会进步有促进作用，尤其是近年来网络舆论在网络问政、网络反腐方面的作为可圈可点，培养了大批的意见领袖和具有思辨精神的网络公民，为公民社会的到来做了很好的铺垫。但是网络舆论的负面效果也不容忽视，群体极化事件、网络舆论暴力以及网络舆论中的民粹主义思想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网络时代更需要形成主流舆论引导，并对舆论传播进行规范管理。

首先，在网络传播的过程中对重大议题的设置要加强把关人的作用。合理选择事件或信息，多选取能够激发网民独立思考、营造理性舆论氛围的议题，并通过有意识的设置主题引导理性舆论的方向，形成良好的舆论气候。

其次，通过意见领袖来引导舆论。网络传播中的意见领袖大多思想成熟，思辨能力强，对问题的看法客观公正，通过他们对网民的讨论进行整合，梳理网上杂乱无章的信息，让主流、权威、可靠的声音占领公众意见市场。网络中一些名人博客、高素质网民的言论对网络舆论环境的净化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再次，要提高网民的网络素养。作为网络舆论主体的网民，其个人素质的高低对网络舆论的公正、客观性有直接的影响。如果网民对于各种信息缺乏辨别和批判意识，就容易被“网络推手”利用，言论也会成为“网络暴力”。因此，要积极开展网民的素养教育，为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创造条件。

结语

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开启了网络舆论监督元年；2008年网络舆论对社会国家重大公共问题的关注开网络问政之先河；2009年，网民开始回归对民生、衣食住行等关乎人的基本生存状态这类问题的关注，④“邓玉娇案”和河南新密农民工“开胸验肺”事件、河北容城县“艾滋女”事件，网友都参与到事件的实际行动中，其舆论为推动事件的解决起到积极的作用。网民对于社会事件的讨论和参与，成为网络公共领域的重要特征，并促进了网民公民意识的形成，对社会的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网络舆论失控现象仍然存在，“网络监督”与“网络暴力”也只是一步之遥。如何通过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网络舆论环境；如何正确、有效地发挥主流舆论的正确导向,避免网络舆论的群体极化事件,成为我们急需深入关注探讨的重要课题。

注 释：

①李良荣：《新闻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第47页。

②孙伟：《从华南虎事件谈网络舆论》，《新闻知识》，2008（10）。

③郭庆光：《传播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22页。

④《2009中国网络舆情报告》。

参考文献：

1.雷跃捷、辛欣：《网络传播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组织：《传媒影响力》，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3.《2009中国网络舆情报告》。

网络暴力解决方案篇5

报载，广西版“许云鹤”事件日前水落石出：自称“学雷锋”扶倒地老人而被冤枉成肇事者的广西玉林男子张都，在交警部门展示其撞人监控后，终于不再四处喊冤，承认自己就是肇事者。

曾几何时，所谓天津许云鹤案，所谓彭宇案，被网络，被媒体翻来覆去地提及。就在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做出二审判决，认定老太太腿部伤情确系许云鹤所驾车辆撞击所致，仍有媒体在用漫画为许云鹤鸣冤叫屈。而在此之前，几乎所有媒体都一致认为，许云鹤做好事被诬。为了由此证明当今社会世风日下，还把许云鹤案与5年前发生在南京的彭宇案捆绑在一起，热炒“摔倒的老太太不能扶、谁扶谁倒霉”！好像事实在不断地给一些媒体的观点提供新鲜的论据：当今社会，果然是风气败坏、道德滑坡、人心叵测、好人难当，接着，又有广西版的许云鹤案发生。

众口铄金。连一些传统媒体都一起说我们的社会风气不好，可见社会风气确实不好了——事实是这样么？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是个以善良正直著称于世界的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道德观念，根深蒂固地扎根在13亿中国人民的心中。在贫富差距拉大、各种矛盾凸显的背景之下，一个人良心坏了，两个人良心坏了，有可能。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从古人留下的众多文学作品中，任何历史时期，我们都不难找到一些道德败坏、天良丧尽的典型，但这些人从来都构不成社会主流。新中国成立已逾半个多世纪，大多数中国人是在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改革开放，我们一直没有放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怎么可能，一夜之间中国人的传统道德彻底崩溃了？

虚假的舆论环境，是错误舆论误导的结果。而错误的舆论，是被一种强势绑架所扭曲的。被强势绑架的舆论，变成了一种暴力，一种邪恶的暴力。

事实证明，舆论暴力是借助网络的力量形成的。彭宇案、许云鹤案和广西的张都案，都有一个共同点：当事人都曾经求助过网络，希望通过网上舆论，洗清自己的干系，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彭宇当时主动打电话给一位网站论坛版主，表示自己因做好事被诬告，将一个老太扶起后反被，希望媒体关注此事。该版主立即用短信将这一情况通报给南京十多家媒体和网站记者。彭宇于当日向鼓楼区法院提出准许新闻记者采访庭审的申请。

许云鹤案的被广泛关注，也因为当事人“有媒体从业背景”，擅长“先声夺人”，通过网络“喊冤”说自己做好事被陷害。

广西的张都在驾车肇事、撞到老人后，也先后通过天涯、红豆社区和当地的报纸，诉说自己的“委屈”，称自己是“做好事却被交警和当事人家属冤枉为肇事者”。

网络确实没有辜负这些使用者，立刻形成了一边倒的舆论强势，并且也有力地左右了传统媒体的导向。彭宇、许云鹤、张都，得到了舆论的强大支持。而不会使用网络的南京退休女工徐寿兰、天津被撞伤的王秀芝，还有广西的被撞老人以及他们的家属，由于不谙网络，不会求助媒体，只能处于“失语状态”。因而，他们不仅身体受伤，还要在舆论面前遭到批判、声讨。他们是双重的受害者。同时受到围攻、受到谴责的，还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公正判案的司法部门。仿佛这些司法部门不是主持正义、秉公执法的，而是助长歪风、鼓励“碰瓷、讹诈”的——是非黑白，已经被网上舆论彻底颠倒了。

反观前后这几件事，网络所扮演的角色确实是不光彩的，它用舆论暴力恃强凌弱，支持谎言、掩盖真相，对抗、干扰法律，不客气地说，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不法之徒，一个和谐社会的破坏者。

平心而论，舆论暴力的形成不能完全归罪于网络。网络不过是一个舆论形成的环境。但是，由于缺乏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上不负责任地发表言论、宣泄情绪、传播虚假信息，于是这里成了舆论暴力的发源地。

值得庆幸的是，法律并没有在舆论暴力面前屈服。先是南京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刘志伟向媒体披露了彭宇案的真相：当事人彭宇，当时确实与64岁的徐寿兰发生相撞，最后经法院调解达成和解。只不过由于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中的保密规定，才没有及时向社会公布事实真相。接着，是许云鹤案做出二审判决，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还原了事实真相。广西的彭宇——张都，也在现场监控录像面前“尴尬承认”：自己确实是肇事者。这回，是虚假的舆论在如山的法律面前低头了。

本来是极普通的民事纠纷，由于网络的作用、舆论的作用，竟然变成了全社会瞩目的“道德滑坡”的“标志性事件”。可见网络力量的强大——可惜，这种力量对社会来说是负面的，是破坏性的。在这方面，网络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它的能量。我想借用一下物理学里的牛顿第一定律：“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如果对网络谣言不加以有效地打击、制止，让其任意发展，那么网络对社会的影响力有多大，破坏力也同样有多大。

鉴于当前法律鞭长莫及，网络世界里的舆论暴力可能还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逍遥法外，彻底扫除它，还须待以时日。但是，不可思议的是某些传统媒体，他们的舆论也被绑架，他们也成为舆论暴力的帮凶甚至是其中一员，就说不过去了。新闻从业人员应该谨记以下原则：

新闻报道要尊重事实——不是本报记者采访的事实不能形成报道；记者应该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虚心倾听各方声音，准确记录你所听到和看到的事实真相。如果记者没有直接观察到事情发生的经过和结果，那么记者必须交代消息来源。这个来源必须是真实存在可以验证的，而且必须具有权威性，具有可信度。如果依据道听途说、依据传闻就写报道，还需要有专业资格的记者么？大学还有办新闻系的必要么？

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如果一件事有两种以上可能，如果对一件事有两种以上说法，媒体应该客观地反映各种可能和各种说法。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如果出于媒体自身的需要而对事实和信息进行倾向性选择，那么媒体还有什么客观公正可言？

新闻报道必须坚持验证原则——要找到与新闻事件无关的两个以上的信息源对新闻信息进行验证核实，以求给受众一个最接近事实真相的报道。如果媒体可以信任当事人和利益相关者的陈述，那么你怎能避免报道失实？如果只要有人提供信息就可以发消息写报道而不负任何责任，那么媒体的记者跟一些捕风捉影、借机起哄的网民还有什么区别？

在这里，当然不能一竹篙打倒一船人——传统媒体当然不都是舆论暴力的参与者。同时也毋庸讳言，有些媒体在某些具体事件上，就是舆论暴力的制造者。比如，所谓产妇被缝事件。相关媒体和记者，偏听偏信，对有关当事人造成了相当大的伤害。第一个报道此事的记者，只要向内行人——比如别的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做点常识性咨询，这篇违反真实的报道就可能不会出笼。如果说记者年轻缺乏经验，那么她所在的媒体全部是由一些缺乏社会常识和医学常识的人组成的？如果是这样，他们怎么敢涉足社会、涉足医务界去报道医患纠纷？

舆论被绑架，变成了舆论暴力。那么，又是谁绑架了舆论？网络，当然不会永远是法治的空白区。说到底，网络也是一种工具。让它如何发挥作用，朝哪个方向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它的使用者。管理好网络，关键在于管住它的使用者。但至少在目前，用它来赢利的网络商们，会为吸引点击量而由衷地欢迎那些耸听的危言、荒诞的传闻、放肆的攻击和令人喷血的图片。在商言商，言商就要讲赚钱，借助一切手段——包括舆论暴力——以谋取利润的最大化，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传统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谁给了某些媒体用舆论暴力伤害弱者、诋毁社会的权利了？是什么原因，使某些媒体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失去了正常的思维和理性的判断，在多种可能的条件下固执地选择了一种错误的倾向？比如钱云会事件，有些媒体也这么说：钱云会是被谋杀的，是几个人摁着、让一辆满载沙石的卡车把他轧死的，就因为他多次上访；再比如所谓产妇被缝事件，几乎所有报道都这么说，由于没给红包，助产士就把产妇的给缝上了——报道者和转载者只要冷静地思考一下，就应该感觉到其中的不可能。遗憾的是，遇到这种事情时，一向喜欢质疑的媒体却甘愿人云亦云了。为什么？为了吸引眼球，为了收视率和发行量。在这个目的驱使之下，在一些媒体那里，只有坏事情、只有反对和不满的声音，才是值得相信和采用的。在这一点上，是媒体的商业利益绑架了舆论；是商业利益吞噬了某些媒体人的良心。

网络暴力解决方案篇6

关键词：网络时代；法律素养；法治国

中图分类号：G 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24-0271-02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中心议题，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可以说，依法治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大势所趋，是中国共产党的庄严选择。而真正法治的实现一定离不开民众法律素养的支撑，没有民众法律素养的支撑，建设法治国家就是一句空话。作为有知识、有文化、有理想，中国未来法治建设的新生力量，当代大学生法律素养的高低更是决定中国法治建设成败的关键。因此培养和增强当代大学生的法律素养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种重要任务。

然而，与传统时代不同，我们目前处于一种新的时代，这种时代可以称作网络时代。网络在人们获取信息方面占据着重要地位，成为和人们现实生活相对应的第二时空。网络时代会产生一种虚拟的社会形态，即网络社会，而网络社会则会产生一批网络公民，当代大学生无疑是网络公民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和他们的生活密不可分，成为他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网络时代，大学生法律素养的形成和增强有着自身特点，它明显区别于传统时代。在网络时代，大学生的法律素养并非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事物，它和网络时代所要求的其它网络素养密切相关，尤其是网络伦理素养，两者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网络伦理素养是法律素养的基础，法律素养是网络伦理得以遵守的重要保障。网络时代对大学生法律素养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网络时代对大学生法律素养形成的消极影响

网络是当代大学生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是网络社会的公民主体之一，而且是重要的主体。在课余时间，他们从网络上获取各种信息，参与各种网络社交活动，甚至沉湎于网络游戏和影视等。由于许多高校都实现了无线网络的全覆盖，甚至在课堂上，他们也“活在”网络之中，课堂只是他们上网的一种环境而已，就如同许多人把咖啡厅、候车室当做上网的一种环境一样。总之，他们已经生活于网络时代。网络时代对传统教育提出了挑战，也影响了当代大学生法律素养的形成。这其中既有消极方面，也有积极方面。从消极方面来看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容易淡化法律意识。毕竟网络生活在某些方面不同于现实生活，它有虚拟性。网络生活本身“彻底转变了人类生活的基本向度：空间和时间。地域性解体脱离了文化、历史、地理的意义，并重新整合进功能性的网络或意象拼贴之中，导致流动空间取代了地方性空间。”①而我们知道，法律调节的是人们现实中的行为，人们也往往在面对现实中的人和物时才会想到法律问题。面对虚拟的世界、虚拟的人，很多人，尤其是缺乏自控力的当代大学生，容易出现“天马行空”现象，在其中任意乱为，把法律抛到脑后。

2.容易被虚假信息所误导，导致对法律的错误认识。自由精神是网络社会的内在精神，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其中，任意发挥自己的意见。自由精神本身也给网络社会带来另外一面，这就是信息的良莠不齐。当代大学生，他们正处一个从由他律向自律的转变时期，原来那种受家长和教师严厉约束的少年时期已经结束，开始进入尝试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成年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更容易被错误信息所误导，走向错误的人生。我们以暴力网络游戏为例，这类游戏往往充满着“血腥性”，很多大学生沉湎其中，在游戏中把自己的暴力倾向发挥得淋漓尽致，充分满足了自己的“英雄欲”。然而一部分人离开网络，回到现实社会时，依然无法把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区别开来，认为现实社会一样可以通过暴力解决问题，把暴力游戏中的血腥场景搬到现实社会中来，由此导致一些大学生走上暴力犯罪的道路。暴力游戏中的游戏规则和竞技规则不是现实中的法律规则，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

3.网络社会是一个非中心性的社会，“互联网没有中心”②。没有中心的网络社会，也不会有一元的价值观。网络社会的价值观是多元的，充满着差异性。在价值观多元和差异性的社会背景下，要人们认可统一的法律，也肯定是困难重重的。人们对法律本身的价值、法律的功能、法律本身的公正性等都会充满着疑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当代大学生没有树立起正确的法律观，那么法律素养的形成就没有可能。所以在网络社会中，还必须着重纠正当代大学生的错误法律观，让他们树立起正确的法律观。

二、网络时代对大学生法律素养形成的积极影响

当然，网络时代的出现对大学生法律素养的形成是一把“双刃剑”。网络时代在给当代大学生法律素养的形成造成一些障碍的同时，在某些方面也带来了积极的因素。

1.网络时代的出现为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提供了更多的途径，使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课堂灌输模式。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可以更多地开辟第二课堂，网络成为大学生接受法律教育的重要方式。很多学生通过老师的指导，在互联网上点击央视网的《今日说法》、《法律讲堂》等栏目来学习法律知识。同时很多大学生在遇到有关法律问题时，也会迅速通过电脑、手机等登录互联网查找相关法律法规或者寻求一些法律网站的免费法律解答服务。网络法律教育途径相对于传统法律教育来说具有许多优点，比如内容更丰富，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再比如更具有针对性，央视网的《今日说法》等栏目所播出的案例都是最新的，涉及到最新的法律问题，这种针对性的案例导向方式，也比较容易为大学生所接受。

2.网络时代的到来也为传统的课堂法律教育本身带来了改变的可能。许多大学法律素质教育教师都会随时收集最新的适合大学生接触的案例，把它们引入到课堂教育之中，这改变了教科书中案例陈旧、呆板的局面。同学们对这种实时更新的法律课堂教育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另外，网络时代也为大学生和法律素养教育教师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方便，教师可以随时掌握大学生的法律思想状态，及时解答他们的法律困惑。目前，大学生们普遍都拥有QQ、微信等账号，他们通过学校提供的免费无线网络，可以很方便地和教师进行交流，有了法律问题，可以及时地向班主任、辅导员或任课教师请教。

注释：

网络暴力解决方案篇7

 

关键词: 传媒暴力；青少年；越轨行为；对策 

 

    引论

新闻媒体在报道中会体现出其特有的传媒暴力，如过多地对暴力犯罪过程的细节进行描写，过度描写血腥的场面，并配以照片，还有淫秽色情的链接自动链接，不堪入目的画面随着自动跳出等。传媒暴力对青少年的影响巨大，吸引更多的时候是劫持青少年进行模仿，继而做出越轨行为，传媒暴力产生令青少年无法抗拒的越轨示范作用。面对传媒暴力下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越轨行为，传媒应该加以重视，承担起传媒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避免传媒暴力。暴力下阳光也会黑暗，传媒暴力下的青少年越轨行为是无需说明的，相反不越轨的情况却需要解释。青少年自身的可塑性高，被传媒暴力侵害的可能性加大；自制力差，面对传媒暴力时反抗能力弱。电影电视及网络等提供视频画面的媒体，暴力以画面的方式存在，视觉冲击力更为明显，影响更加直接。网络媒体存在大量的非法链接，一次有意无意的点击也会改变青少年的一生。

媒体在报道事件时要考虑到青少年的感受。追求还原新闻真实的同时，不要忘记还有3.67亿青少年受众。过于刻画当事人越轨行为细节是不负责任的传媒对青少年施加的暴力。传媒应该用正确的方向引导，用健康的娱乐陶冶，用积极的文化熏陶，使我们青少年在传媒提供的和谐氛围中规范自己的行为，在积极向上的文化中避免失范行为的发生。大众传媒增强社会责任感，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造良好的信息环境。但客观上存在着传媒暴力，如何避免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发生，本文现做粗浅的探讨。

一、传媒暴力存在的原因

传媒以监测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承文化和提供娱乐等方式作用和影响着人类的行为和行为方式。1943年美国图书馆协会的《战后公共图书馆的准则》一书中首次使用传媒作为术语，现在已成为各种传播工具的总称，又被称为“媒体”或“媒介”，指传播信息资讯的载体。传播途径有纸类（新闻报纸、杂志）、声类（电台、广播）、视频（电视、电影）还有现代的网络类（电脑视频）等等。随着科技的发展，新的传媒方式还会出现，像利用量子态隐形传输技术，两地之间只需要知道其中一个光子的即时状态，就能准确推测另外一个光子的状态，从而实现类似‘超时空穿越’的通信方式。[1]

1．传媒暴力

传媒是传播媒体的简称，传媒暴力主要指大众传媒中渗透的暴力内容，是指媒体在传播文化中承载的过多过于详细的有关暴力色情镜头的描绘，详细地重现暴力过程以及暴力手段的分析，暴力心理叙述，渲染社会大众对越轨群体的普遍歧视与不理解，夹杂了过多传播者的主观道德评判而弱化法律分析等[2]。

笔者认为，传媒暴力不仅仅表现是对暴力血腥、色情淫秽画面在被动点击后的呈现，更多的时候表现为主动吸引受众注意，引诱受众观看和点击。表面上看是受众的主动点击，但是在点击的背后，我们应该看到青少年是在传媒暴力挟持下的无奈选择。在暴力色情泛滥之际，正常的网上下载资料时，资源中已经被种下到暴力和血腥内容的链接。网上资料下载结束之时，也是色情暴力内容安装完毕的一刻。更有的流氓软件，劫持客户端的浏览器，强制链接到暴力色情网站。这种情形是传媒暴力赤裸裸的体现。

2．传媒暴力存在的原因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纸质媒体要读者，声频媒体要听众，视频媒体要观众，网络媒体要点击率。总而言之，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媒体追求尽较多的关注，让尽可能多的受众认可。巨额利润的推动下，传媒暴力常常赤裸裸主动出击，传播媒体涉黄涉暴，更多情形是游走在色情和暴力边缘。以色情传播为例，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淫秽电子信息犯罪呈现出新形式、新特点，曾得到有效遏制的淫秽电子信息犯罪，又在手机网络中泛滥。手机网站已成为淫秽电子信息的重要传播途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中规定了13条，并于2月4日实行。司法解释针对利用新型的媒体像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犯罪及其利益链条等问题，进一步明确了相关刑事案件法律适

[1] [2] [3] [4] [5] 

用标准。两高的司法解释说明淫秽电子信息的传播到了不得不治理的地步，也说明信息技术革命的同时，传媒暴力也在增加侵害未成年人的力量。可以想象，当量子态隐形传输技术成熟和广泛运用生产和生活的时候，传媒暴力更加难以遏制，如果不遏制，将对青少年产生摧毁性的影响。

年中国传媒产业的总产值为亿元，比年增长.%，暴利下的暴力顺理成章出现。以“”特大网上组织淫秽表演案为例，湖北荆州郑立建立丁香成人社区网站，从年月到年月被警方查获时，不到一年时间里吸引余万人注册成为会员，非法吸金万余元。在切断丁香成人社区色情网站的“资金链条”和“信息链条”后，多个色情网站在网上销声匿迹，个淫秽表演视频网站及其他涉案广告联盟、网络接入商和“第三方支付平台”也被铲除，网络环境大大净化。在短短的时间内，丁香成人社区累积访问量高达.亿次，独立访客达万人次。暴利下，青少年无法抵挡由多个色情网站、个淫秽表演视频网站、其他涉案广告联盟、网络接入商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组成的传媒暴力团队。一个案例就足以见证暴利下的传媒暴力疯狂程度了。暴利是传媒暴力存在的原因。

二、传媒暴力下青少年越轨行为增多

．传媒让青少年忍受暴力

伴随着传媒被正常的使用，毫无防备的青少年在享受传媒信息快捷、资源丰富的同时，也要忍受着传媒暴力的侵害。目前，我国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约有.亿，占总人口%的。以网络为例，CNNIC对青少年上网行为进行了深入分析。据调查显示，学生在网民中占有率达/强（. %)，每周平均上网时长为. 小时，其中每周上网超过小时的学生占总人数的. %，超过小时的占.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年月调查显示，未成年人使用互联网的主要用途排在前面的依次为网络音乐.%，网络影视.%，即时通信.%，搜索引擎.%，网络游戏.%，网络新闻.%，电子邮件.%,网络教育.%，写博客.%，网络购物.％等。截至年月底，中国青少年手机网民达.亿人，即％的青少年在使用手机上网，手机已经成为中国青少年第一位的上网工具。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青少年正常使用传媒，当传媒呈现给他们暴力和淫秽的信息时，青少年感知这个世界就是充满了暴力和淫秽。对暴力和淫秽习以为常时，他们就会把越轨当做正常行为，甚至以越轨为荣，越轨行为增多也就不足为怪了。网络上青少年虐猫、打人、扎针、聚众淫乱和强奸等事件频现，特别是最近网上频现打人脱衣、聚众淫乱的视频。大部分青少年在家长学校的引导下，可以正确认识上述越轨行为的危害，自觉的避免同类事件发生。但据国务院《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年）》的调查显示，目前中国留守儿童约.亿，岁以下随父母流动的儿童万，留守在农村的也有万，这一数字约占全国农村儿童总数的%。留守的这万的儿童如何面对传媒暴力的侵袭？面对暴力侵害时，他们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甚至不知道自己被侵害。

菲利普·齐默巴多的实验说明人的动机与行为与环境因素的相关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关情景影响的结果。据“新跨越与四川青年”课题组调查统计，在名接受调查的青少年网民中，分别有.%、 .％和.％的人认为“社会政治”、“传媒影响”、“家庭与教育”是影响人生态度的重要方面。传媒影响占据不可忽视的比重。随着量子态隐形传输技术成熟，能够广泛运用于信息传输后，信息传输更加便捷，同时传媒暴力也就会随着科技进步而突飞猛进，传媒暴力对青少年的影响就会加重。

．传媒暴力下的青少年越轨行为

网络暴力解决方案篇8

【关键词】网民评论 “杭州飙车案” 舆论效应

一、网民评论的内涵、特性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和个人PC的普及,网民的数量与日俱增。与此同时,网民对网络的熟悉程度提高,对网络多功能应用能力增强。网民评论是指网民借助互联网平台发表的评论,它是网络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网民评论区别于正规的新闻评论,它来自网民的思考抑或随意的情绪发泄;形式上,有评论文章或只言片语。

二、杭州飙车案的网络舆论风暴

“杭州飙车案”发生在2009年5月7日晚8:10分,年仅20岁的“富家子弟”胡斌驾驶一辆改装的红色三菱跑车在街头与朋友“飙车”。在杭州市文二西路时,胡斌的车子飞速由东向西行驶,将看完电影正穿过斑马线回家的谭卓撞飞20多米。事故现场,围满了愤怒的群众。谭卓因伤势严重不幸身亡。随着这起交通事故被报道、转载,不仅引爆了网络舆论,而且使其演变成“网络事件”。

(一)事实反差:“70码”VS“二层楼高”、“撞飞”

5月8日下午,杭州交警就飙车撞死人案召开新闻会。交警公布的初步调查称,根据肇事者的口供,肇事车“当时车速在70码”。

飙车事发地的当地媒体报道了这一交通事故。报道中目击者告诉记者“人飞得像二层楼那么高,然后从空中翻了几个跟头,没有夸张。好几个过路人是目击者,他们以为是一个保险扛在空中飞,结果摔下来一看是个人。”

(二)网络舆论:质疑车速

事件发生后,在国内各大论坛和网站上,网民发帖或跟帖表明自己的意见和态度。有众多网民根据自己生活经验和常识,对警方报称的车速“70码”表示质疑。据统计,腾讯网当日事故报道的网民评论达4489条,而报道车速“70码”的第二条新闻时,网民评论即猛增至26288条。

天涯论坛上,一网民通过演算和假定称,如果时速70码的车能将人撞飞20米远、5米多高,那么被害者需以40公里/秒的速度相向而来。让一个普通人达到这个速度显然是天方夜谭。随后有其他网站的网民转帖并另设讨论区“那70码被害人跑得真快,时速可是40公里啊!”、“谭卓可跑得比博尔特快多啦”、“别把那70码的车撞坏了”、“网民相信GOV”等网民评论源源不断。

对于网络上对车速的质疑,各家传统媒体都予以了跟踪报道。网络媒体和网站也纷纷转载和链接。

(三)杭州警方:车速等专家鉴定后再公布

几天以后,杭州警方称车速要经有关专家鉴定后公布。杭州19楼网络论坛的网友“铁面包工头”发出呼吁:有关部门的回答很模糊,我们先动手开始搜寻这些信息。网友“bobline”在事发后把被害者谭卓从西城广场回来到金成花园的路走了一遍,并图文并茂详细分析了事发时的情况。80后作家、赛车手韩寒也在自己的博客上,从专业的角度认定事故车速应该在100码以上。

网络上的争议声可谓一片哗然。与“70码”谐音的“欺实马”广为流传。类似于“为了你我的生命安全,请大家以70码的速度顶贴顶起5米高20米远”的网络流行语也迅速流行于网络。

由于网络传播的开放性、自由性、交互性,网民评论的大量出现,产生了巨大的舆论效应。“杭州飙车案”中,网络舆论风暴大大推动了案件的调查和判决。

三、舆论风暴中存在的问题

(一)语言暴力 舆论污渍

根据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的理论,人的心理能量在积攒到一定程度之后便要寻求释放。网络舆论的主体是网民。现代社会高速发展,人们面对的压力越来越大,容易对现实产生不满情绪。由于网络的匿名性,BBS、个人博客、SNS等成为部分网民情绪宣泄的出口。这也导致了粗俗、暴力语言在网民评论中出现。

网民使用谩骂甚至恶毒的语言直指胡斌。百度贴吧出现了“希望你以后生了儿子,到25岁被某大官撞死,要求不多”这样的帖子,“垃圾,浪费人民的粮食”、“”、“脑残”、“败类”等词语也出现于各网站。甚至有版主以谩骂胡斌的语言作为头条,迎合部分网民发泄的欲望,获取点击率。

如此充满语言暴力的网民评论,对个人和社会都是一种危害。首先,这种非理性式的人身攻击,损害了公民的正当权益;其次,网民评论中暴力语言的使用,降低社会的文明程度,还可能诱发其他危害行为;第三,网民评论中的这种语言过激行为,刺激公众情绪,扰乱了人们正常的思考和判断。

(二)焦点流变 舆论漂移

随着网络舆论的蔓延,“杭州飙车案”所受关注度显著提升。该网络事件的焦点很快由“70码”转到了“富二代”“权力的不负责任”等等。

本来,一起交通事故,调查原因,让肇事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应该是事件的核心。但由于该事件中涉及的“富家子弟”“高档跑车”,网民的关注焦点发生了漂移。“有钱就了不得啊”、“富家纨绔子弟”、“现在有钱人都空虚到了极致”等言论在网上流传,关于飙车者家庭背景的议论四起。

5月13日,杭州市政府表示,飙车富家子同伴并非领导亲属。至此,网上的流言有所平息,但民众的“仇富”心理,以及对贫富差距、腐败现象的高度敏感可见一斑。

心理学认为“首因效应”,即人们最初接触到的信息所形成的印象对以后的行为活动和评价会产生影响。一方面,网民对传统媒体关于事故的报道容易产生“有钱人肇事”的印象。如 “富家子飙车,撞死浙大才子”等新闻标题,着眼于“富家子”、“才子”这样的字眼,忽略生命个体的平等和事件的客观性,加剧网民的心理偏向。另一方面,公众容易受到第一时间得到的信息的影响。关于富家子飙车的帖子,在有关权威部门未及时信息的情况下,流言找到空子,通过网络这个开放性的平台迅速闯入了网民的耳目。这也导致了事件的焦点发生流变,出现舆论漂移。

(三)质疑罪名 舆论偏颇

5月15日,因飙车超速行为涉嫌“交通肇事罪”,公安机关对胡斌予以刑拘。此后,网上质疑声不断。有网民认为,胡斌在繁华地段飙车,对公众的安全是一种漠视,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有网友愤怒地表示“这样的人,跟故意杀人没什么两样”、“撞死了人就得一命赔一命”等等。

根据沉默的螺旋理论,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网民片面的言论的蔓延,公正的观点则逐渐被淹没。众多网民评论中透露出来的愤怒和膨胀的正义感,使网络舆论带上了强烈的感彩乃至偏见。因此,网民的盲目跟帖,发表非理性评论,不利于事件客观公正的解决。

结 语

通过对“杭州飙车案”的分析,可见网民评论的舆论效应。网民评论是公民话语权的表现,从中可以听到草根阶层的声音,也引起传统媒体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杭州飙车案”中,网民对车速、量刑等关键问题的质疑,对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推动了事件朝透明、客观、公正的方向发展。但网民评论在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如事件中的暴力语言、焦点流变、舆论偏颇等。■

参考文献

①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②李良荣:《新闻学概论(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③王强华:《新闻舆论监督理论与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④李琳,《从网络的发展看舆论监督的本位回归》[J],《今传媒》,2005(6)

网络暴力解决方案篇9

2007年12月29日，31岁的北京女白领姜岩从24层楼的家中纵身跳下，用生命声讨她的丈夫王菲和“第三者”。在自杀之前，姜岩在网络上写下了自己的“死亡博客”，记录了她生命倒计时前2个月的心路历程，并在自杀那天开放了博客空间。此事最终成为2008年网络第一大公共事件，

从在论坛里谩骂，到专门设立网站群起而“骂”之，再到启动“人肉搜索引擎”揭露隐私，“死亡博客”事件从网络谩骂转换成现实中的人身攻击和群体围堵，这场“讨伐”终于演变成一起“网络暴力案”。

网友们则从网络声讨改成现实攻击。他们来到王菲和刘方所在单位，追到刘方的新单位骚扰，并多次集体到王菲父母家散发传单并在小区内广泛宣传“王菲逼死妻子”的消息。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网友们居然还通过“人肉搜索引擎”，公布了刘方父母的名字和所在的单位，更有网友在网站贴出了王菲父母家的住址以及王菲父母所在小区居委会的电话。

随着时间的过去，“死亡博客”事件逐渐在人们的关注之下开始淡化。但是这场由网络到现实的公共事件，最后随着3月28日王菲的再次掀起高潮，并成为“中国网络暴力第一案”。尽管此前有“铜须门事件”、“虐猫事件”等网络暴力事件，但真正进入司法程序的，在中国还是第一例。

4月17日，备受关注的“中国网络暴力第一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在原告王菲后，“天涯”和“大旗网”上的很多相关帖子已被删除。著名刑事辩护律师钱列阳认为：网友理性的观点、舆论的重压或许能促成当事人反思其行为，让事件的发现朝良性转化，最终得到妥善解决。但网友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进行评论和实施行为，如果超越法律界限，就容易越界为“网络暴力”。

挑战法律底线

2007年1月21日，26岁女歌手UNEE被发现在家中门框上上吊自杀身亡。她的演艺企划公司有关人士发言：“UNEE在过去的20个月里，因为被网络恶搞感到非常痛苦……作为具有性感形象招牌的艺人，被网民谴责过分暴露，还因整形争议似乎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不仅仅是名人因网络檄文而承受着巨大压力。近年来，“网络通缉令”、“网络悬赏令”、“网络追杀”等把网络暴力的战火引向普通人。

据了解，“网络通缉令”的前身是是“猫扑”网首创一种搜索方式――“人肉搜索”，它不提倡用计算机数据库，而是充分发挥网民的参与度。这个网经常有人发帖提问，并用“猫扑”网上的虚拟货币(“猫皮”)来奖励提供信息者。网友看到帖子后就会去寻找线索，然后把找到的答案回帖邀功，这就形成了所谓的“人肉搜索引擎机制”。随后，这种搜索在网上流行，奖励也变为现金或实物。成千上万个人从不同途径对同一个人进行搜索挖掘，很快就能够收获关于一个人的一切信息，“赏金猎人”成为一个新兴职业。

在网上，没有人可以保守秘密，当成千上万的网民对一个人抓住不放时，他很快会被剥光衣服，无处遁形，网民把这样的群体暴力当作集体狂欢，当事人却饱受长期的精神伤害。

中国传媒大学网络口碑研究所副所长杨飞指出，“网络暴力”的很多因素都可以用狂欢心理来解释。早期事件大部分出于对当事者的道德审判，发的帖子多是就事论事的评论；而现在的“网络暴力”则呈现出恶搞当事者的倾向，有了娱乐化的倾向，公然放弃维护道德正义的责任。

整治“网络暴力”

今年1月28日，韩国35家主要网站开始陆续实施网络实名制，登录这些网站的用户在输入个人身份证号码等信息并得到验证后，方可发帖。从长远来看，对论坛、博客施行实名制，一方面保护了网民在网上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另外一方面也让网民知道，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自然人，要对自己在网上的言行负责。

“网络舆论暴力”的现实存在，反映了目前我国网络道德与法冶建设的相对滞后。对于监管部门来说，面对网络舆论，应该主动应对，提高管理的科学性，加强对提供“人肉搜索”的网站、“赏金猎人”、跟帖邀功者以及信息数据处理者的管理，要制定明确的制度、规则、技术手段以及尽职尽责的管理人员，保证信息的“非暴力性”。特别是针对商业网站在“网络暴力”中的推波助澜作用，应该以网站为监管中心，提高网站的自律意识和责任意识，净化网络空间。

治理网络暴力需要法律与道德双管齐下。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如何界定网络暴力，“人肉搜索”能否入罪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这并不代表现行法律就不能制约网上的违法行为。造谣诽谤、毁坏他人名誉，造成严重后果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侵犯他人隐私权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且刑法修正案巳将保护个人信息作为修改的重要内容，同时个人信息也有望通过专门立法获得保护。这些法律规定，虽然并不是针对网络的，也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但并不能说在网上违法就无法可依。

而真正需要法律进一步规范的是网站的责任，网站对网上违法侵权言论如何管理，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以及提供“人肉搜索”服务的网站应该尽什么样的义务，对违法行为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等。这些都需要法律进行明确且具可操作性的规定，笼统而简单的规定已成了一些不负责任的网站逃避法律的借口。

从道德自律的角度来讲，网络虽然是虚拟空间，但并不是自我放纵的天堂，它也需要道德的规范，只是很多上网者忽视了这一点。而要使上网者重视网络道德，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进而净化网络环境，加强引导是关键。有人说，如果网上总是充斥着非理性和语言暴力，那么理性者和理性的声音就会自觉退场。这样的说法当然没错，但是反过来也是成立的。如果文明、理性的声音占据了网络言论的主流，那么那些惯于使用语言暴力和谩骂攻击者也就会自觉退场或者改变其行为方式。所以，关键是我们如何引导，让哪种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成为网络上的民意主流。

杜绝网络暴力

2008年6月20日，总书记做客人民网首次同网民在线交流，中国网民倍受鼓舞，有网民甚至称，“今天应该是网民的节日”。这一标志性事件，引起全世界对中国互联网的空前关注。有媒体对此的评论是，“互联网中国”在全球得到一次罕有的传播，信息时代的中国执政风格更加开放和自信。事实上，这一标志性事件在中国的发生一点也不突然，而是时展的必然，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品格和“以人为本”这一执政理念在网络时代的生动体现。

网络暴力解决方案篇10

伦敦奥运会，英国运动员戴利发挥欠佳没获奖牌，被一网友在推特上侮辱“你让你的父亲蒙羞”，并说了一些情绪化的话。而戴利的父亲，刚过世不久。英国多塞特郡警方7月31日证实，这名17岁的网友已被逮捕。在英国，对他人造成任何心理伤害的骚扰恐吓污蔑都会违反《恶意交流法》（Malicious Communications Act），无论是通过电话还是网络。

无独有偶。美国维吉尼亚州前检察官克里夫·希克斯，2010年被解雇之后在脸谱网上发泄不满，称对前老板厌烦够了要踢他。随即他被捕了，罪名是书面威胁他人，这在维吉尼亚是一项重罪。据调查，超过一半的雇主雇用员工时会参考其社交网络信息。美国肯特州立大学学生威廉最近在推特上发博称要在校园里开枪。学校有专人监控社交网络信息，迅即报警逮捕之。在交了50000美元的保释金后学生得以回家，不过要带GPS脚环，且禁止靠近学校和校长。

互联网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空间，尤其在web 2.0 时代，每个人都有个麦克风，可以在通过社交网络畅所欲言，但同时也引发网络语言暴力的泛滥。网上的语言冲突比现实中来得更频繁和激烈，并带给人一种完全没有约束的错觉。但事实上，西方对于言论自由的保护，从来不及于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言论，谣言、侮辱、诽谤以及威胁等都是受法律追究的。英国1988年制定《恶意交流法》的目的，是为了惩罚那些传播旨在令他人产生困扰或焦虑的信息者，其中包括：（1）不雅或令人厌恶的讯息；（2）带有威胁的信息；（3）带有虚假的资讯。

一些网友错误地以为，现实生活中的侵权言论，自有法律加以追究，但虚拟世界中的言论，则不会造成实质伤害，也不受法律约束。而我们所看到的是，网络的裂变式传播效应决定了网上侵权言论的杀伤力丝毫不比现实生活中来得低，有时甚至会在短时间内成为致命的武器。韩国著名演员崔真实的自杀，就是因网络谣言和语言暴力而起。在社交网络中，自由的言说包括可以评论、质疑甚至批评他人，但并不允许肆意进行人身攻击、侮辱他人人格或践踏他人的尊严。 “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这句名言，同样也适用于互联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