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改造面临的问题十篇

城中村改造面临的问题篇1

关键词：城中村；治理；临沂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2-0129-02

随着近些年临沂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区规模快速扩张，部分村居逐步并入城区成为“城中村”。“城中村”给临沂市城市发展提供宝贵的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问题。“城中村”的治理改造成为社会稳定和谐必须要解决的课题。

一、临沂市“城中村”治理现状

近年来，临沂市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出现了许多的“城中村”。临沂市的“城中村”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建城区范围内各村街，已被城市所包围，形成“城中村”。这些街村已成为城区的一部分，但在户籍、土地权属、经济组织和行政管理体制方面仍保留原农村模式，住户大多独门独院，土地利用率低，建筑密度大，村内道路狭窄，存在很大的消防安全隐患；出租房屋缺乏管理，外来人员多，存在社会治安问题；环境卫生、生活服务、绿化等各类配套设施不完善，居住条件差。另一类是由于新一轮城市规划，将新增加的“城中村”。城郊接合部的村庄，位于规划区内，但未完全纳入城市建设范畴，村民群居意识较强，生活方式接近农村。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些村庄有可能成为新的“城中村”。

根据统一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的定位，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旧城改造工作，把旧城改造和城中村治理作为优化城市发展布局，提升城市品位，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环境的大事、实事来抓，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工作的意见（试行）》，《临沂市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发建设技术文件》等相关文件，保证城中村改造的规范运作。遵循大规划、高品位的城市建设理念，统一规划，确保了将“城中村”的治理与大临沂的城市建设紧密结合，不搞重复建设。

2003年以前，临沂市主要进行的是市区的旧村改造，由于资金等方面的原因“城中村”改造进展缓慢。近几年来，市委、市政府加快了“城中村”的改造治理，列入规划范围的村居有249个，其中已完成改造的“城中村”有64个，正在改造中的“城中村”有118个，累计拆除房屋面积1 710万平方米，新增安置房面积1 086万平方米。

二、临沂市“城中村”治理的特点

临沂市的“城中村”改造工作取得了较大成绩，极大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改善了城市环境面貌，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摸索出了因地制宜，实施“城中村”改造的一些方法。

1.将“城中村”治理改造统一于大临沂的建设中

遵循大规划、高品位的城市建设理念，为确保城市建设的高标准、高档次，临沂市专门请来两院院士、国内城市规划的权威专家参与指导新一轮城市规划，结合临沂的自然、历史、地理、资源特点和发展前景，将城市定位为“鲁东南地区中心城市，全国性商贸物流中心之一，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滨水特色的宜居城市”。统一规划确保了将“城中村”的治理与大临沂的城市建设紧密结合，不搞重复建设。

2.因地制宜，实施“城中村”改造

在“城中村”改造工程的实施中，按照“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分类实施、以点带面”的指导思想，始终坚持以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为龙头，在保障被拆迁群众利益的前提下，“拆一还一，先建后拆”；对企业搬迁的，实行先补后拆，城区内统一建设社区，实施成片区规模改造；在农村，采取填实“空心村”、合并建立中心村、建设统一社区（农民公寓）等模式进行改造。在改造的方式方法上，采用村居为主，自我改造；土地收储，政府改造；吸引外资，联合开发；以强带弱，共同发展等多种方法进行改造。

3.多种举措，妥善安置搬迁村民

“城中村”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弊端，但村民早已习惯，他们最关心的不是改造后城市环境如何优美，街道如何整齐，而是更多地担心改造后失去赖以生存的房产和土地，害怕既不能保住自己原有的资产，又失去谋生的手段。因此，如何妥善安置搬迁村民，是市委市政府考虑的首要问题。在拆迁安置中，各级部门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采取货币安置、还建安置、留地安置、养老保险安置、用地单位安置等多种形式做好群众安置工作。想民之所想，忧民之所忧，妥善安置村民，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临沂市的“城中村”改造进展顺利。

三、关于临沂市“城中村”治理问题的思考

当前，临沂市的“城中村”治理，主要是对“城中村”的建设改造，侧重的是统一的规划和拆迁重建工作。对于既定的旧城旧村改造任务中“促进旧村居和城中村集体经济的管理模式转变，使其成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企业”及“村民”向市民转变的问题，所关注的程度还远远不够。

“城中村”改造是一个涉及户籍制度、土地利用制度、集体资产处理、村民自建住宅政策、投融资体制等多方面的复杂系统工程，改造的任务重，经济利益复杂，所需资金数额巨大。省内外一些大中城市在“城中村”改造中，已经探索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例如，珠海市对“城中村”进行拆除并安置村民，辅之以一些配套措施，吸引房地产公司参与旧村改造。广州市的“城中村”也成功完成了改制，都市农民成为公司股东，“城中村”撤销村委会，组成股份公司，按《公司法》经营原来集体企业与物业。借鉴这些经验，我们认为，临沂市在继续推进“城中村”治理的工作中，应更加注意以下方面：

1.加强“城中村”改造与城市社区建设相结合，促进“村民”向市民的转变

总结目前各地“城中村”改造的做法，要特别注意防止将“城中村”改造仅仅局限于房屋形态的改造，忽视“城中村”社会形态的改造。“城中村”不仅仅是一种房屋的形态，它还是一种社会形态。因此，“城中村”的治理就不仅仅是人们由平房搬进高楼大厦这么简单。城市化进程中，人的城市化更加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在“城中村”改造中树立长远眼光，注意在进行房屋改造的同时，尽可能实现社会形态的改造，使“城中村”更好地融入到城市整体中去，以实现“城中村”彻底的城市化。

首先，在“城中村”改造后的社区引入规范化、市场化、统一化的物业和社会管理方式，使“城中村”社会结构和管理实现现代化。临沂市在“城中村”改造中所实行的成片开发，即合并组建大型社区的做法非常值得肯定。这一做法为改造后实现社会结构与管理现代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其次，通过大力开展社区文化、社区教育、社区服务等工作，从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社区管理等方面彻底把“城中村”居民的传统农村生活方式转变为现代化城市生活方式，使“城中村”居民彻底告别旧有的生活方式，走进现代城市文明社区，成为真正的城市人。

2.加快城市建设步伐与注重民生相结合，坚持“以人为本”

在加快城市建设过程中，必须“以人为本”，善解民意，善待百姓。治理“城中村”要考虑到那些以出租房屋为生计的村民和居民的生活来源问题，而这恰恰是需要各个方面认真考虑的问题，也是考验城市管理者智慧的问题。目前临沂市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但工作还应该更细致、更扎实，争取将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

首先，要强化就业技能培训，积极促进村民就业。“城中村”村民有工作，有固定的收入，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针对“城中村”村民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的状况，要加强就业技能培训，从而提高村民的素质，促进就业。

其次，应多措并举，妥善解决村民的养老、医疗保障问题。临沂市规定，村民身份改变为城市居民后，符合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条件的应按规定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村民转为城市居民后，享受城市居民有关的优抚、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和社会救助等政策，符合低保条件的可按规定程序申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城中村”改造后居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如何纳入城市保险范围及所需资金从何处筹集，是需要十分关注的问题。

再次，关注贫困、弱势群体，加大廉租房建设的力度和管理。“城中村”由于低廉的房租，使得它成为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初到城市的栖身之地，成为城市包容性的一大体现。目前临沂市区的一些村子里，近1/3是外来人口，拆迁后这些人的居有其所也是我们政府部门所应关注解决的问题。

3.坚持依法处理土地权属和改造集体经济组织形式

经过这几年的工作，临沂市旧城旧村改造取得了明显成绩，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显著提高。根据临沂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市区城中村改造工作的意见（试行）》，“城中村”改造中的集体土地，具备条件的依法征为国有土地，并按国有土地进行管理；其中农用地必须按规定办理专用手续。“城中村”的集体土地征为国有后，任何单位不得无偿使用。凡涉及改造的村居，其还建安置用地、村民生产经营设施的经济发展用地规模必须根据市政府的政策规定，以满足本村居民还建安置和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来确定，禁止以还建安置等名义变相占地进行商品房开发。然而，由于大规模地进行旧村治理改造，审查监管工作跟不上，有些“城中村”以旧村改造的名义从事房地产开发，由于其建设用地未办理土地出让手续，致使公开向社会出售的这部分房屋无法办理房产证，因此造成大量的民事纠纷，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对于“城中村”改造必然涉及的土地问题，政府对此必须依法出台具体的、易于操作的实施办法。要依法处理好集体土地，健全城市土地供应的管理机制。

另外，要改造“城中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农村集体资产去留和经营中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建议通过税费政策和土地升值收益的调节使集体资产实现普遍增值，再将村的集体资产组建为社会化股份公司。在改制工作中，还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在留足必要的集体公共积累外，按人口、劳动年限将股份尽可能量化到个人，从而壮大和优化原有的集体资产，解决“城中村”村民转为城市居民的后顾之忧。兰山区的曹王庄社区，是原曹王庄改造后的社区，集体资产改制后组建成了集团公司。社区的集团公司是社区的经济实体，有300多人参与集团公司工作，每年工作人员最低的能拿到15 000元，高的一般能拿到五六万元。另外，村里进行旧村改造时还建了18万平方米的沿街楼作为公产，集体对外承包、租赁，收入由社区居民共有。村民根据公司的发展情况，每年有分红和福利。这样做，将“城中村”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的改造和解决村民的生活问题更好地结合起来，切实解决了村民的后顾之忧。

4.坚持“城中村”改造与保留城市历史相结合，注重城市特色

“城中村”的改造和治理应该是多样的，而不是整齐划一的。世界上每个城市都有高楼大厦，似乎都一样，但当你走进城市，仔细去品味时，就会发现每个城市都让人有不同的感受，这种独特的感受源自于我们对这个城市的历史、城市的内涵的感触。城市的历史与韵味，积淀在城市古老的建筑中，积淀在城市深处的小巷中，也存在于原住民的生活方式中。无论是“城中村”中的古建筑还是原住民，在他们身上都承载了这座城市的记忆，在“城中村”改造的同时应该保护这样一种人文生态。这种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具有共同点，其中蕴含的类越丰富、越多样，生态系统才能越具有生命力。

我们今天的城市建设，需要改造“城中村”，因为“城中村”在城市发展中确实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但我们在大规模的拆迁旧居时，要注意对有地方特色建筑的保留，开发性地保护城市记忆，而不是让我们的城市看上去整齐划一，非常漂亮，仔细体味时却发现是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城市。临沂市是一个有悠久发展历史的城市，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有孝文化、兵学文化、红色文化。老城区的每一个街道，每一条小巷都有其历史的渊源，有一个值得传颂的故事。因此，在“城中村”改造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对历史文化的保护、继承和延续，要对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优秀建筑实行保护性整治，使之凸现我们临沂市的城市历史文化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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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改造面临的问题篇2

一、领导高度重视，乡村全体动员。**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多次召开专题调度会安排部署。书记和乡长多次带领乡创城办、乡纪委工作人员逐村、逐路督导检查工作进展情况，发现问题，马上提出整改意见，调度村和相关部门落实。对市、区督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现场办公，制定方案，全部按期整改完成。近期，乡、村两级工作人员300余人全部投入到创城工作中，明确责任，包村包路段，对照目标要求，逐街巷逐点位完善各项工作。

二、改善环境卫生，加强城市管理。以“三创四建”为重点，以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为纽带，我乡把各村公路、河道、连村路沿线、村庄周边、房前屋后作为整治重点区域，对城乡结合部、重点场所等部位开展清理整治工作，狠抓落实。工作开展以来，共清理垃圾11000余方，粉刷墙面3万余平，张贴公益广告2000余块。集中治理了天威西路王七店路段的占道经营、张贴非法广告，商铺店面环境卫生差情况得到了很大改善，对王七店临街和可视范围内的墙面全部进行了粉刷。针对难点问题富泽路进行大力整改，安排专人负责巡查，实行错峰执法，长效管理，防止反弹。综合执法中队联合建南街道办事处治理富昌路、联合颉庄乡治理天威西路，通过联合行动，主要道路乱停乱放和占道经营情况显著改善。按照区领导指示精神，拆除苑七里店村违建14处300余平米，有效改善了村容村貌。

三、完善文化服务，打造精品村庄。乡综合文化站和17个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全部建设完成，按要求设立五室，完善活动记录和各项工作制度，村内公益广告进行统一设计后全部安装完毕，明确专人负责文化服务中心管理，丰富广大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乡综合文化站设在小汲店村，将小汲店村委会和临街墙面全部重新粉刷，对村委会内外墙进行彩绘，增加西堤路至小汲店桥临街公益广告，打造出了一批精品村庄。

四、走访辖区企业，深入了解帮扶。

由乡科级领导带队，走访了辖区176家企业。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了解企业复产复工情况，生产经营现状以及企业发展历程和发展规划，着重了解企业发展中存在的困难，认真倾听了企业诉求和意见建议。建立了企业台账，详细记录企业面临的问题，研究制定帮扶方案，并定期回访。

五、加强宣传教育，营造良好氛围。

通过发放倡议书、微信工作群、各村大喇叭等开展宣传动员工作，让群众及时了解“三创四建”工作的重大意义。各村开展了“我践行、我奉献”活动，召集党员和村民代表，讲解创城内容，普及文明行为规范，倡议党员和村民代表积极引导群众参与创城工作。组织党员和村民代表发放创建文明城区宣传页、调查问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清理积存垃圾、清理小广告，保持街道和院落干净卫生。充分调动村民广泛参与创城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工作合力，真正使群众的环保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三创四建”活动顺利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六、存在问题和下一步工作计划

城中村改造面临的问题篇3

城中村改造将借鉴马家路村的做法，遵循八大原则：

1、实行分步改造原则。

 

2、实行区块改造自求平衡原则。

 

3、尊重绝大多数被改造户意愿的原则。

 

4、实行补偿价格与市场接轨原则。

 

5、实行政策平衡原则。

 

6、实行产权调换安置与货币安置自由选择原则。

 

7、实施以高层带电梯公寓楼建设为主原则

 

8、实行产权调换拆迁户本区块安置原则。

下面围绕本村推进城中村改造工作，从“改造优势”、“面临的问题”和“对策建议”三方面作一分析。

(一)实施城中村改造的优势

周塘东村实施城中村改造具备三方面的优势：一是区位优势，二是思想优势，三是政策优势。

一、良好的区位优势

1、优越的地理位置。周塘东村居住区东靠赵家河江，紧临兴园路工业区和浒崇公路，与古塘街道接壤;北靠市教育园区、曙光社区、星光家园;西、南与新华、新塘村交接。宗兴路、周塘路横贯东西，新江路、东小路、三灶江纵穿南北，把村庄分割成八个大块。地形规划，易于设计规划。

 

2、良好的商业价值。新江路本村域长达0.89公里，除协和医院、新华村外，两边共可建造临街店铺650米左右。宗兴路本村区域长0.55公里，除已建设开发的区域外，两边共可建造临街店铺500米左右。如与新塘、新华、古塘街道充分合作，可建设新江路、宗兴路特色商业街。本村周边已有曙光社区、玲珑小区、香溢美墅等居住小区，容易形成连片居住小区，具有较高商业价值。

 

二、逐步转变的群众观念

1、村民对拆迁具有一定接纳性：本村从宗兴路建设、东小路拓宽、教育园区建设、新江路北延，大大小小的拆迁已有四次，群众从拆迁中得到了实惠。又由于本村新村规划面积较小，老居住区规划长期控制，房屋陈旧、密度高，居家交通很不便利，村民有改善居住条件的迫切愿望。因此，对旧城改造具有较高接纳性。

 

2、村民具有初步的集约居住理念：随着年轻一代在浒山城区购买和居住套房，转变居住方式的理念逐步影响广大村民，年轻一代普遍能够接受多高层套房居住的理念。

 

3、村民对城中村改造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础。XX年，施叔利主任任书记时，曾启动过旧村改造，因此，在村民的思想意识上，具有一定的基础。

 

4、马家路村的试点和新塘、新华村的推进，对村民具有促进作用。马家路村试点地块已进入签约阶段，可能在年底前拆除完毕;新华、新塘等村，正在学习政策，召开座谈会、摸底调查、上门入户动员。周边兄弟村的积极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促动干部、群众的思想，形成工作的紧迫感。

 

三、党员、干部、群众形成基本的共识。实施“城中村”改造，对周塘东村的发展具有战略性的意义。从近三十年周塘东村的发展历史来看，周塘东村的发展经历了三波高潮：第一波发展高潮是，实行第一轮土地承包，农民的生产力得到全面解放，农民发家致富;第二波发展高潮是，98-XX年兴园路工业区、市教育园区、相关企业、投融资公司土地收储征用本村全部耕地，村民用领到的土地征用补偿款建造住房或进行

二、三产投资，但这虽然是发展的高潮，但同时也是村庄发展潜力耗竭最快的一个时期;第三波发展高潮是，新江路北延拆迁工程，近二百户村民迁居到曙光社区、星光家园，从拆迁中获得了巨大利益，村域优势也在新江路开通中得到了一定的提升，这是目前村庄发展最可利用优势。

 

从周塘东村发展的现状来看，随着土地资源的全部丧失，市政工程仅剩下牵涉到30户村民左右的宗兴路拓宽一项，要借助外力发展村庄，已经不太可能。周塘东村作为传统意义的农村也已经从过去的青年、壮年时期进入了衰老时期。周塘东村要发展，只能依托划时代的第四波———城中村改造。

四、优惠的政策激励

在城中村改造中，市、街道党委、政府制订出台了“政府零收益”、配套“农房两改”专项资金、中心城区自主改造村实行“一村一策”、政府融资扶助等优惠政策，在政策层面保证了城中村改造的成功。

(二)推进城中村改造面临的问题

城中村改造是一项开创性的建设工程，大的方面涉及到政策制定、改造方式选择、土地转制、规划设计、资金筹集等问题;小的方面涉及到农民与居民、本村社员与外来挂靠户等不同身份人员的利益分配问题;涉及到宅基地、自由地、承包地、国有土地等不同土地性质土地价值评估问题，涉及到正式住房、违章建筑、平房、楼房等建筑公平补偿问题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决定了城中村改造的性和艰巨性。在实际操作中，城中村改造将面临村民观念、利益分配、改造操作这三个方面问题的困扰：

一、村民理念层面的问题

1、“怕吃亏”心理在改造时间选择上犹豫不定。许多村民迫切希望进行城中村改造，但在选择改造和后改造的时间选择上，一是怕先改造吃亏，一是怕后改造吃亏，犹豫不定，影响改造进度。

 

2、农村传统的居住理念阻碍居住方式的转变。许多村民特别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把“单家独院、有天有地”视作居家理想。他们对新颖、集约化的多、高层住宅怀有一定的畏惧心理;害怕在新的居住环境和社会关系中生活不能适应。一部分拥有别墅式住房的村民，又留恋眼前的既得利益，对改变居住方式也很不情愿。

 

4、对兑现改造承诺的担忧阻碍签约决心。有些村民担心政府、村的改造承诺不能完全兑现，担心城中村改造半途而废，担心改造达不到预期的经济、社会目标。村民对本村XX年启动过的旧村改造项目尚有记忆，对本届村级班子能否担当起改造的重大责任，疑云重重。同时对改制后的股份合作社是否能够真正承担起第三次利益分配和物业保障的任务也心存疑虑。

5、少数村民唯钱是图阻碍改造进程。部分村民明知城中村改造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他们往往对个人利益考虑过多，把城中村改造当成政府和被拆迁户之间的一场大买卖。认为一辈子拆迁可能只有一次，希望能拿到一辈子用不完的补偿金或解决一辈子的生计问题乃至下一代的生计问题;甚至还有个别村民无理取闹、漫天要价、滥敲竹杠，这将严重阻碍城中村改造的进程。

 

二、利益分配层面的问题：

“城中村”改造中的矛盾还集中出现在利益再分配时，也就是利益在集体和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如何再分配、再调整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1、土地、房产利益分配错综复杂。随着城市的发展，“城中村”及其周边地区的基础设施以及商业环境都得到极大改善，本村由于新江路、明州路、宗兴路等城市主干道路贯穿全村，形成土地级差。而城中村中既有宅基地、自留地、承包地，又有工业用地、国有土地;既有平房、楼房又有街面房、出租房;既有合法产权房屋又有违章建筑，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土地、房屋关系。此外，还存在着村民、集体、(开发商)、政府以及全社会的利益协调问题，存在着村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等统筹问题，存在着住户回迁、房屋评估定价，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第三次分配等操作环节的公平公正问题。

 

2、各类成分人员利益分配界限理清困难。城市化推进过程，实质上是农民发财致富的过程，但对哪些人可以全额享受，哪些人可以部分享受，哪些人不能享受，具有相对复杂性。如村中的居民、挂靠户、房屋买入卖出户、户口迁出户、就学就业转居民户、房改政策享受户、无房户、多房户等，政策确定具有一定难度。

 

三、改造操作层面的问题：

1、党员、干部在思想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党员、干部中一定程度地存在着三种思想。一是怕失败思想，认为新江路拆迁了三年多了，还没有最后完成，城中村不一定能搞得成。我们如果启动了，搞不成，那就大失面子了。二是怕麻烦思想。认为，近千户人家，房屋密度又这样高，现状又这样复杂，要做好这一件事，要破解多少麻烦事，信心不足。三是简单化思想。对工作艰巨性认识不足，对城中村改造想象得过于简单。

 

2、改造建设成本高昂影响财务平衡。长期来，由于土地规划滞后，以宅基地为基础所形成的用地布局杂乱无序，土地权属和使用相对混乱，村民住宅条件差异巨大。又由于规划控制过长，违章建筑过多，现有建筑密度大，容积率高，拆迁成本大。另一方面，本村虽有良好的地理位置，但由于新江路、明州路、宗兴路等城市主干道路两侧所有空闲土地均被其他单位先期占用，城中村改造利益影响巨大。在资金平衡方面，由于土地被征用时地价低，村提留少，全靠贷款保证改造，资金压力大。由于建筑密度大，回迁安置面积多，可用于销售的面积少，投资回报小，城中村的改造难度相对较大。如何降低城中村改造的成本，保证合理的投资回报率，保证回迁村民满意，是城中村改造能否顺利推进的最大制约因素。

 

3、改造经验不足影响公平效益。推进城中村改造是一项十分复杂而又艰巨的工作，涉及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工作协调和城中村住户间巨大经济利益的平衡，政策性强，操作要求高，工作量大，情况复杂。由于缺乏现成的城中村改造政策体系与推进机制经验，摸着石头过河，容易出现偏差。

 

(三)城中村改造的对策与建议

城中村改造在宗汉乃至慈溪才刚刚起步，困难与机遇同时呈现。我们可以从四个“坚持”入手，破解改造难题。一是坚持通过建立完备体制、提高协同能力，来确保改造的公平效益。二是坚持前瞻性的观念引导、激发村民改造积极性，广泛发动村民深入参与，来促进“村民自愿”氛围的形成;三是坚持规划先行，促进城中村良性演变，强化政策支持，提高村民经济社会保障，来真正实现“村民得益”的改造目标;四是坚持因地制宜，分块实施，选择合理开发模式，来营造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

一、统一党员、干部、村民代表的认识，形成机制，奠定城中村改造的组织保证

1、抢抓机遇、遵循科学、勇于担当。要认清形势，树立信心，明确认识到城中村改造既是挑战好是机遇。既要有抢抓机遇、勇于担当的勇气，也要有科学决策、按规律办事的智慧。要彻底破除怕失面子、怕麻烦的思想，从对周塘东村发展负责的高度认识城中村改造工作，以周塘东村的村民办实事、为村民谋福利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来投身于城中村改造工作之中。

 

2、从组织人事入手，形成机制。村级组织要抓好城中村改造工作的组织领导管理工作，保证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和相关部门积极配合解决城中村问题。组建一套专门班子，制定一套适合本村情况的工作方案，形成一套科学、完整的改造规划。同时制定城中村改造教育培训计划，对城中村村干部、党员、村民代表，进行城市化知识专题培训;对普通村民进行通识培训，提高他们的认识水平和城市化意识。

 

3、协同配合，构建高效推进机制。城中村改造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涉及经济体制改革、国土资源管理、户籍管理、街道村组织、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各个领域。政府在城中村改造中，做好领导和服务，为每个城中村设计好未来远景，做好指导、规划、宣传、联系等工作，让城中村改造成为一种在政府指导下的村民自治建设行为。改造过程成为在街道的统一领导和精心组织下，协同配合，高效推进的行为。同时强化各环节的监督和制约，确保改造的公平效益。

 

二、观念引导、激发村民积极参与

1、做好居住理念、生活环境、经济效益、政策发展四方面的引导。一是从居住理念上引导。建设多高层公寓、走向集聚居住，是对农民延续数千年传统生活方式的全面革新。针对部分农民尤其是一些老人喜欢“上要有天、下要有地”的单家独院居住方式的现状。要做好前瞻性的引导和教育，全面宣传现代居住理念，让村民思想意识得到根本的转变。根据实际，分析当前形势，让老百姓认识到，新江路北延完成后，当前大规模拆迁已不太可能，群众要“自己解放自己”，普通村民要“翻身得解放”，唯一的出路就是城中村改造。二是从环境上引导。实施城中村改造，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只见新房不见新村”的现状，彻底整治农村“脏、乱、差”环境，杜绝农民滥建出租房导致社会治安恶化的现状。三是从经济上引导。通过算经济帐，让村民感觉到城中村改造是为村民谋福利的大事，认识到通过城中村改造，村民经济收入将持续稳定增长，集体经济也将得到快速增长，村民的保障将更加完备。四是从政策发展上引导。本着群众得益的原则，进一步创新相关政策，强化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政策导向。以马家路村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方案为蓝本，创新思路，在街道指导下进一步完善方案，最大限度地保证公正公平。

 

2、鼓励村民积极参与，让城中村改造成为一种在街道指导下，由村为主体的村民自治建设行为。纵观各地的经验可以发现，充分尊重民意是做好城中村改造一条不变的规律。城中村改造，我们应当充分发挥村民代表、党员、回村大学生、社会贤达、企业主等引领作用，充分发挥村民的自治作用。在具体操作中，首先，要全面推行改造前的调查、访谈、听证制度，让村民充分表达意愿。其次，要集思广益，根据城市规划和确定的用地性质，讨论明确开发强度和分配方案。让广大村民清楚，为什么确定这样一个用地性质和容积率，将来自己的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再次，要帮助农民算好经济帐，让村民明白，容积率既定，地块面积既定，房子就只能盖这么多，如果大家所要的拆迁补偿过高，可能就无法做到收支平衡，无法实施开发建设，自己的居住环境也就没法改变的道理。另外，城中村的改造成为村民自治行为后，对那些不愿拆迁、妨碍拆迁的村民形成为村民“千夫所指”的态势，让改造成为民众自发的行为，解开强制拆迁这一瓶颈。

 

三、规划先行，强化政策保障

1、严格规划控制，引导城中村良性演变。严格规划控制，控制城中村现有的规模，不再审批新的宅基地。重点控制用地性质和控制主干道两侧重要建筑，严禁非法建设永久性建筑物。

 

2、高起点编制城市规划，做到控制性规划全覆盖。为杜绝“城中村”的再度形成，规划应充分考虑城市功能、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及城市容量的适度控制标准，确定城市基础设施布局和建设开发时序，在宏观层次上发挥对城市未来整体地价、房价的引领作用。优先做出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用地性质、建筑密度、容积率等规划控制要求，形成规划图则和文本，为改造提供科学规范的依据。

 

3、要注重提升建设的质量和品位，提高规划、设计、建筑水平。根据“城中村”周边城市功能类型进行个性化设计，根据本村紧临浒山核心城区，大部分村民靠出租建造在原宅基地、自由地上的房屋挣取租金，村民存在着担心拆除房屋后无收入来源等现状，制订个性化的改造方案。在开发中适当增加路网密度，以增加商铺比例，使村民有新的收入来源，解除其后顾之忧。同时，以街道为单位，建立家庭工业集聚区，安置家庭作坊，保证村民收入。

 

4、完善和落实各项保障措施。“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时刻关心群众生产生活，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要在城中村改造中，切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首先推行农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制改造，保留村民在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分配权，解除农民城中村改造的后顾之忧。在此基础上，要完善和落实经济政策保障措施，推进农民“四金”化发展。一是全力打造“薪金农民”，保障民计民生。逐步完善劳动保障服务中心的硬件建设，发挥培训和就业指导功能，利用城中村改造契机，实现(土地流转与)就业安置同步进行，最大程度解决农民失地后的安置问题。二是全力打造“保障金农民”，完成失地农民的养老、医保等社会保障工作;三是全力打造“租金农民”，要精心做好商业设施的规划和招商选商工作;四是全力打造“股金农民”，要引导广大农民积极走强强联合之路，组建新型经济实体。

 

四、因地制宜，选择合理开发模式。

开发模式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城中村改造的成败。

1、开发模式分析。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拆迁安置和开发建设模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一是村集体以城中村改造的名义自行组织开发建设。除部分土地用于安置村民住宅以外，整理出来的富余土地用作开发。这种模式既有利于调动村集体和村民城中村改造的积极性，也基本符合国家的土地和住房政策，但由于经验和眼界的问题，开发建设水平可能较低。同时，由于拆迁改造需要比较多的资本，必须由政府大力支持。二是由开发企业独资或者由开发企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资合作进行城中村改造。开发企业通过毛地招拍挂拍获得土地开发权，在村集体的帮助下与村民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开发的住宅首先用来安置被拆迁户，其他向社会出售。这种模式下，一般的开发企业急于回收拆迁安置成本，往往强调将拆迁安置和开发建设控制在比较短的周期内，为避免在房地产市场相对低迷的情况下造成资金沉淀，常常有短期行为。三是名义上由土地储备机构实施拆迁，实际由土地储备机构委托开发企业垫资拆迁，开发企业、土地储备机构和被拆迁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三方协议，形成净地后通过招拍挂出让，出让后再用土地出让金支付原开发企业垫付的资金，获得土地使用权的新开发企业自行组织开发建设。此种模式，由于环节众多，极易出现合同纠纷。

 

2、我们可以选择“自力更生，政府推动”的开发模式。根据村民“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朴素理念，最好采取政府提供优惠政策，实行村集体、村民出资和银行贷款相结合的方式，自主实施改造。同时由政府在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及资金等方面提供较大支持力度。

城中村改造面临的问题篇4

[关键词]城镇化；失地农民；就业

一、引言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农村发展面临复杂的环境，城市规划中的土地开发使得一部分农民离开土地，从第一产业过渡到第二、第三产业。失去了以前赖以生存的土地后农民的就业问题令人担忧。政府往往通过进行一次性金额赔偿的方式来补偿农民失去的土地，但对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问题并没有合理有效地解决，这种方式对失地农民的长远发展是很不利的[1]。因此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成为农村城镇化建设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促进失地农民的就业、稳定社会不安因素、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关系着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临汾市城镇化发展现状

临汾市依据现有基础，着眼未来发展，全面构建“一轴引领”“双核带动”“三区支撑”“四带融合”的空间发展格局，不断加快推进全市城镇化，紧扣“提速、提质”主题，构建“一带两圈多点”的网络城镇化体系，并将此举作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建设的重要内容。[2]临汾市以城区为核心、大县城和中心镇为基础、区域性中心城市为节点、百公里汾河新型工业城镇走廊为轴线；为促进临汾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临汾市以城乡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引领，以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产业集聚区为支撑，以城镇旧区改造、城中村改造、棚户区改造为抓手，加快城镇化进程[3]。

三、临汾市失地农民就业影响因素研究

在初步形成的成分矩阵中，每组指标变量所代表的公共因子之间相关性较强，通过运用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对其进行最大方差旋转可以降低所得公因子之间的相关度，而且经过旋转后，各因子与对应变量间的相关性增强，因子更清晰且便于命名和解释。

四、临汾市失地农民就业中存在的问题

（一）失地农民自身知识技能掌握情况较差。对回收的问卷进行简单描述统计分析得出临汾市失地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调查者中61.0%的失地农民是小学及以下的文化水平，初中文化水平的失地农民占调查人数的14.0% ，且失地农民分化职业只是分布于各个行业中的初级岗位。

（二）本地中小乡镇企业发挥的作用不够。当前临汾市失地农村的村企业数量偏少，就业资源明显不足，本地企业的经济规模有限，能够吸纳的失地农民再就业能力不足，不能很好地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的机会，也不能带动村企业的发展。

（三）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不畅通。劳动力市场上信息不灵造成的劳动力供需脱节的问题日益突出，各个行业多少都存在着岗位和人员不对等的问题，而城镇化使得大量失地农民涌向城市，农民离开土地后不知该何去何从，很容易错失就业的大好机会。

（四）失地农民就业积极性不够。由于失地农民是一个特殊群体，国家采用货币安置的方式统一进行征地补贴，问卷调查显示临汾失地农民土地被征所得补偿费范围普遍较高，征地后不急于找工作的人所占比例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失地农民的就业积极性。 五、对策及建议

由本文的因子分析可知，临汾市失地农民在就业方面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存在的就业问题阻碍了失地农民就业，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策。

（一）加大科学教育投入，建立完善的就业培训体系，提升失地农民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就业新环境的适应能力。由本文研究可以得出，自身能力因素对失地农民的就业有着决定性作用，而目前文化素质低、劳动技能缺乏成为制约失地农民就业的消极因素。所以临汾市政府要对失地农民进行职业教育培训，兴办农村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向农民传授技能和实践经验，注重农民职业培训的实效性，以此培养出一批高文化、高技术、高素质的新型农民[5]，提高失地农民自身素质和非农就业的能力。

（二）调整城乡产业结构，建立和完善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通过本文的因子分析可知，生活条件因子对失地农民就业的影响最为显著，而有本文调查得知当前临汾市失地农民生活条件方面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居住地到城区距离较远。因此要加快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建设，让市场通过公平竞争调节需求，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组合，有组织、有秩序地引导当地农民实现非农就业。目前临汾市农村劳动力是自发松散的劳务输出形式，临汾市政府应该发展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建立健全包括就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技能培训在内的就业服务体系[6]。

（三）兴办乡镇企业，新增就业机会。由因子分析得出，资源因子是影响失地农民就业的第二大因子，村企业数量在其中对失地农民就业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在微观层面上，临汾市政府应致力于发展本地经济，将失地农民就业的空间进一步拓宽。在发展城市工业的同时，鼓励发展农村工业，让更多劳动密集型企业进入农村，这样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实现在本地就业。当地政府还应结合实际情况发挥本地优势来发展具有本土特色的乡镇企业，还可以通过加快本地旅游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

城中村改造面临的问题篇5

关键词:城乡;统筹;一体化;临潼区

城乡一体化是现代经济条件下实现城乡互补、相互融合、协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选择过程。临潼区如何以科学发展为指导,突出解决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临潼区统筹城乡发展情况

临潼区总面积915平方公里,辖23个街道、乡镇,耕地面积77.5万亩,人口70万,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区。近年来,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城乡一体化建设初显成效。

第一,坚持规划先行,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更加明晰。科学规划“1366”城市空间发展布局。即围绕秦始皇陵这个中心,构建骊山、代王、新丰三大组团,打造临潼新区、旅游商贸开发区、新生代工业园区、新丰工业园区、秦文化旅游区、唐文化旅游区六大经济板块,培育装备工业基地、食品工业基地、临渭经济协作区、渭河生态区、农家乐聚集区、旧城和棚户区改造六个新的经济增长极。编制了《临潼城乡总体规划》、《临潼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城乡综合交通规划》、《城乡线网落地规划》等规划,完成了全区16个街道、乡镇169个村总体规划和村庄建设规划的修编工作,为推进城乡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第二,坚持项目带动,推动城乡经济共同发展。通过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城乡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在农业发展上,奶畜业已初步形成产业化格局;蔬菜业形成了一批产业化骨干龙头企业;以石榴、火晶柿子等为重点的杂果种植面积达到14万亩,临潼区成为西安市重要的蔬菜供应基地和全国最大的蕃茄制种基地。在工业发展上,全区规模以上企业达到42家。其中,产值过亿元企业16家。在旅游业发展上,狠抓秦、唐旅游文化区建设,着力打造“中国御温泉之都”,积极发展以休闲为主的农家乐,带动和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2008年,全区生产总值完成101.03亿元,增长15.3%;地方财政收入32694万元,增长19.3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489元,增长20.2%,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828元,增长20.1%。

第三,城乡基础建设得到加强,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在城市建设方面,临潼区坚持“一手抓旧城改造,一手抓新区建设”,到2008年底城市建成区面积达33平方公里。在小城镇建设方面,大力实施“千村百镇”建设工程、“1188”工程、“关中百镇”建设工程,累计投资1.5亿元,使小城镇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初步形成了工业带动型、商贸流通型、特色农业型、综合发展型的城镇化发展格局。新农村建设坚持从最薄弱的基础设施抓起,2006年以来,投资1亿多元,完成了10个示范村和36个重点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全区2085个村民小组配备了保洁员,初步建立了农村环境卫生长效管理机制。

第四,城乡社会事业进一步发展,和谐社会建设迈出新步伐。加大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全面落实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和“两免一补”政策,不断加强教师转任交流和支教工作,帮助农村提升教育质量。城乡文化设施进一步完善,城区建起了文化中心、图书馆和博物馆,农村建成标准化文化站5个、村组文化室50个、农民体育广场58个。全区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到192家,其中县级医院5家、乡镇卫生院28家、村卫生室355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现全覆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008年参合率已达到96.01%。农村养老保险正在逐步建立;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已实现“应保尽保”。大力开展劳务输出和职业培训工作。2008年,培训各类人员3.5万人,劳务输出6万人次。

第五,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城乡发展的工作机制逐步形成。成立了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城乡一体化工作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各街道、乡镇和部门也成立了专门机构。制定出台了《西安市临潼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的实施意见》,并将新丰街道作为试点镇,将代王街道宋家村、秦陵街道秦陵新村作为试点村,为全区统筹城乡发展工作探索路子、积累经验、推动发展。

二、临潼区统筹城乡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城乡规划体系不够健全,规划实施工作亟待加强。受资金和规划力量的限制,在分区规划的基础上,未能及时编制控制性详规。对农村建设、产业发展等规划的编制和执行重视程度不够。执行中存在着衔接不到位、工作不得力等问题。

第二,城乡经济发展不够平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区域内产业全而不大,结构不尽合理、层次较低。表现在第一产业较重,发展缓慢;第二产业薄弱,竞争力不强;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新兴产业较少。受区位、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等因素的影响,各街道、乡镇的发展很不平衡,差距在不断拉大。特别是渭北、山区等边远地区产业基础薄弱,劳动力转移难,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2008年山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普遍在2000元左右,远远低于全区的平均水平。2008年城市居民与农民人均收入差距达到7661元。

第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小城镇辐射带动作用不强。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目前仍没有一个积极有效稳定的支持政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部分费用靠农民自筹,建设发展的投资与项目需要仍有巨大差距。许多小城镇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量很小,支持小城镇发展的特色产业不明显,辐射带动作用不强,未形成以业兴镇、以城带业的良性局面。

第四,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缓慢,公共服务较为滞后。城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农村教育相对滞后,职业教育相对薄弱。农村文化、体育设施匮乏,基层群众文化、体育活动难以开展。农村医疗卫生条件落后,新合疗补助标准偏低,看病难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第五,体制机制不够健全,统筹城乡发展工作推动难度较大。受城乡户籍制度的制约,农民工在子女上学、享受低保、医疗保险、就业、安置和事故赔偿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较大的政策差距。在统筹城乡发展工作中,由于组织协调、监督考核机制不完善,工作协调、项目资金整合比较困难,影响了工作推进。

三、对临潼区促进统筹城乡发展工作的几点建议

第一,科学制定发展规划,着力构建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努力编制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总体规划。注重把小城镇建设规划与新农村建设规划及社区规划等各方面的规划有机配套,形成完善的规划体系。在规划实施过程中,要注重把村庄规划、产业规划、社会事业发展规划、精神文明建设规划和城乡统筹规划有机衔接,为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创造条件。

第二,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城乡产业布局一体化。一是要加快六大板块和六个新的经济增长极建设步伐,将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板块流动,使园区成为引进项目和建设项目的聚集地。二是要科学确定城镇布局,加强重点镇建设,推动产业向小城镇集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三是要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建立和规范土地流转制度,采取反租倒包、互换、转包、转让、租赁等方式,合理流转土地,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第三,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一是要大力推进通乡通村水泥路工程建设。二是要继续实施农村人畜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提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三是要加快城乡电网改造步伐,满足城乡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需要,保证农村用电安全。四是要加强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设施建设,完善农村广播电视、通讯及养老等基础设施,推动农村各项事业发展。五是要以“关中百镇”建设为契机,力争将更多的小城镇纳入省、市重点发展范围,完善服务功能,增强集聚力,不断提高城镇化建设水平。

第四,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实现城乡社会服务一体化。一是要统筹城乡教育发展,大力推进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三教统筹”,增强教育服务“三农”的能力。二是要巩固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强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建设,不断健全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切实巩固和提高农民参合率。三是要加快推进乡村文化站等文化惠民工程建设,努力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四是要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工作,逐步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贯彻落实好中央和省、市有关农村低保、社会救助等政策。

第五,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一是要建立更加有力的统筹城乡发展工作机制。要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强化领导干部对统筹城乡发展内涵和意义的认识,进一步理顺机制,完善措施,形成推动城乡共同发展的工作合力。二是要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要建立健全支持“三农”投入稳定增长的保障机制,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区财政在安排年度预算时,应列出用于农村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和农村公共产品投入的专项资金,并要保持稳定增长,同时,每年还要统筹安排一批专项资金,重点解决城乡统筹发展中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努力抑制城乡经济社会差距扩大的趋势。三是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制度。整合城乡各种职业教育培训资源,加强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四是要研究建立城乡统一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积极开展城中村改造中所涉及的居民户籍管理试点工作,为临潼区全面实现“一元化”户籍管理工作积累经验。对迁入小城镇的人员实行有条件准入的管理办法,加速城镇人口、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集聚。五是要建立较为完善的农村金融制度。要坚持“政府引导,社会支持、农民参与”的原则,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机制。积极探索建立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合作组织,不断提高金融机构对“三农”的贷款比重,缓解农村贷款难的问题。激励和引导农民群众投入资金、劳动,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推动农村经济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临潼区区级领导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调研成果汇编[Z].2009.

2、姚秀兰.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4.

3、李玉亮.加大土地流转力度,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N].莱芜报,2008-04-11.

城中村改造面临的问题篇6

[关键词]“三农”问题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城乡：元社会结构

城乡统筹发展

[中图分类号]F3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12-0059-07

一、“三农”问题已呈现出复杂的多维度特征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国始终面临着化解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重大使命，但在不同发展时期，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重要性和关联度是有差异的。1978年之前，农业问题的核心是通过统购统销制度、制度和户籍制度，促使农业剩余流转来为工业发展提供资本初始来源；相对地，农民和农村问题由于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和城乡流动的实质隔离而并不突出。1978年至上世纪90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制内生的激励难题，乡镇企业的兴起则为农村劳动力的“社区性”流转提供了通道。在此阶段，农业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调控下实现了持续发展，农民通过农业经营和社区就业而实现了稳步增收，农村的社会进步、民主管理、文化供给等问题尚不显著。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经济结构转化、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促使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呈现出交织态势。农业生产呈现出“过度”与“不足”的周期震荡，农村劳动力流转更多采用跨地域、跨产业的“农民工”方式，农村要素流动性加速、农业产业收益下降又延迟了农村社会发展。在此背景下.人们才开始以“三农”问题来代指原本分散的农业、农民、农村问题。

以“三农”问题来代称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表明我国已进入一个需要用系统思维来理解“三农”问题的阶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当前正在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转化和社会结构转变.化解“三农”问题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增长具有“工具理性”，而社会发展具有“价值理性”，增长的终极目标是要提高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保持了年均增速超过9.8％的持续增长态势，然而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并未呈现持续收敛趋势。显然，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如果不能有效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则增长必定难以回应提升居民福利水平的目标，构建和谐社会、实现长期发展必须将化解“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仍在延续，应对金融危机的出路是通过刺激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来形成对出口导向战略的接替，制约我国居民消费的关键是农民支付能力不足且消费意愿偏低。2007年占总人口55.1％的农民在居民消费支出中的占比仅为25.6％，在农业发展受阻、农民增收迟缓的背景下，要大规模地启动内需并回应外部冲击是困难的，化解“三农”问题有助于通过内需增强来形成对外部冲击的回应。显然，无论是从实现持续发展还是从应对外部挑战的角度看，化解“三农”问题均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农业供给能力增强与农业发展的约束条件

“三农”问题在产业层面主要表现为农业发展问题，此问题的实质是如何通过农业供给能力的持续提升来确保农业安全。在全球化背景下，依据农业比较优势来开展国际贸易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增加居民福祉，然而，从安全性角度看，提高国内供给能力始终应作为我国确保农业安全的主导方式。我国如果通过国际贸易来解决自身的食品消费问题，则不仅面临国际市场能否、愿否供给的风险，而且面临着国内非农产业能否为农民创造就业岗位的挑战。如果对上述问题不能做出肯定回答，则单纯强调比较优势可能就不是一个理性选择，提升本国农业供给能力就依然具有实践意义。

既然提升农业供给能力是重要的，问题就转化为如何理解我国农业供给能力的变动方向。农业供给取决于两组因素：要素以及要素的组合效率。从要素角度看，在技术给定的条件下，农业产出取决于土地、水、劳动、资本的投入状态。就耕地而言，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我国耕地面积已经呈现出缩减趋势，城市化“挤占”的主要是城市近郊、平坦、肥沃的优质耕地，因此在耕地面积缩减的同时耕地质量也趋于恶化。就水资源而言，水资源空间分布与农业生产空间分布的“偏差”呈现出增大趋势。我国农业生产中心已具有显著的“北移”特征，H农业生产的“北多南少”与水资源的“南多北少”之间的偏差趋于强化。就劳动而言，农村劳动力以“农民工”为主要方式进行跨产业流转。而流出劳动力基本是年轻、人力资本含量较高、劳动能力较强的“精英”。就资本而言，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存在着金融抑制现象，而在产业资本回报率有差异的背景下，农村金融机构存在将资本转向非农产业的“虹吸效应”。概言之，我国农业生产所依赖的土地、水、劳动和资本等要素均存在条件弱化的倾向。

在要素供给条件恶化的背景下，农业供给将“被迫”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从国际经验来看.资源禀赋差异会诱发出两类农业技术进步：以美国为代表的机械化、劳动集约型技术进步和以日本为代表的生物化、土地集约型技术进步类型。就我国而言，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意味着农业发展应更多考虑生物化和土地节约方式，这样才能在土地短缺情形下增加产出水平。然而，农业技术进步程度最终取决于农户的需求能力与意愿。当前，在我国农业经营零碎化的背景下，农户预期农业经营对最大化自身收益的作用较为有限，因此，其在有限耕地面积上采用技术进步的动机将受到抑制；同时。农业生产面临着较为突出的自然风险，且农村资本具有单向流出的显著特征，农民通过投资来改进技术的能力也就较为低下。显然，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状态恰好阻碍了技术进步需求，这表明技术进步对农业生产能力的提升效应是不稳定的。

农业供给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农业发展不仅是一个数量和规模问题，而且是一个结构和品质问题，“粮食安全”本身包括数量和品质两个层次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产业结构已趋优化，农产品品质也在提升；但是横向比较而言，农业的产业结构和品质安全仍存在提升空间。首先，我国居民的食品消费已呈现间接粮食消费占比上升而直接粮食消费占比下降的态势。然而。直接粮食向间接粮食的转化效率整体较低，农业加工转化流程难以适应居民消费结构转变。其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必将在关注食品数量的同时更加关注食品品质。食品是经过生产、加工、流通等多个领域才最终进入消费环节的，因此，我国应着眼于“从田间到餐桌”的整个产业链，形成较为完整的食品安全检测机制。其次，农业具有产品、要素、市场等多重贡献，且农业的生态文明、环境保护、休闲体验等功能日趋凸现。由此，我国不仅需要克服“面源”污染等问题以提升农业生产率，而且需要通过

产业结构调整来凸现农业多功能性。最后，粮食价格、食品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之间具有内在关联特征。我国历次通货膨胀均有较为显著的粮食价格或食品价格先行的特征。导致粮价波动的因素包括居民的需求强度、政策的调整影响、国际市场传染等，实现国内粮食市场平稳需要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并形成与市场化和全球化趋势相适应的农产品定价机制。

三、农民收入的结构特征与增长的制约因素

农业问题是“三农”问题在产业层面的体现，农民问题则是“三农”问题在主体层面的体现，此问题的指向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以形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收敛的机制。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历程是：1978-1985年出现收敛态势，1985年之后在波动中拉大，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3.36:1。城乡收入差距悬殊且持续表明农民尚未充分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农民消费能力受到收入的刚性约束。农民收入源于四个部分：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2007年这四种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分别为53.0％、38.5％、3.1％和5.4％，由此，可以主要从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角度来考察农民增收问题。

从家庭经营性收入的角度看，农民增收取决于家庭经营的产品类型和产业结构，也取决于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和农民的市场谈判能力。可见，农业现代化的中心是农民本身的现代化，即从不愿冒风险的“生存导向”的行为者转化为对部门间获利机会、市场价格、利润和财富积累敏感的现代经济行为者――资本家式农民。当前我国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增加面临三重制约。其一为产业结构制约，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包括：农业收入、林业收入、牧业收入、渔业收入和副业收入，而我国家庭经营性收入主要依靠农业收入的特征并未改变，2007年农业收入在家庭经营性收入中的占比仍高达59.4％。其二为产业特质制约，农业在生产领域面临着相对于其他产业更为突出的自然风险，在消费领域面临着需求难以随着收入增加而扩展的市场风险.在交易领域面临着农产品当期价格决定下期生产的滞后调整状态。其三为谈判能力制约，分散化、零碎化经营方式导致单个农户不具有市场谈判优势，生产资料销售企业和农产品收购企业在交易中具有更强的谈判能力，农户由于定价劣势而经常面临着“增产不增收”等状况。

从工资性收入的角度看，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流转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社会结构转变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和工资收入均有了显著增强，但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依然面临着较多的制约因素。首先，农业和其他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依然显著，2007年第一产业产值在GDP中的占比为11.3％，劳动力在就业人数中的占比为40.8％，这表明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其他产业。考虑到农业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则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流转仍有持续性。其次，即使农村劳动力具有强烈的流转动机，但由于人力资本特征和体制性安排，农村劳动力流转通常需要支付较高的流转成本，户籍制度以及城乡二元劳动市场和二元社会保障，更是缩小了农民在非农领域就业的选择范围，抬高了农民在非农领域就业的进入壁垒。最后，即使农民可以顺利转入非农领域，但农民工的产业结构特征和人力资本特征，导致其就业主要聚集在城市中薪酬福利较低的行业，2006年农村外出从业者为1.318亿人，其中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的人数分别为4248万人和2866万人，两者在外出总人数中的占比为54％，而制造业和建筑业职工工资分别为各行业平均工资的85.5％和78.1％。

四、农村社会发展的主要维度与多重挑战

区别于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单向度特征，农村问题作为“三农”问题在空间层面的表现，它具有超越单纯经济学的复杂性特征，农村问题的实质指向是通过社会意义的体制改进来持续推进农村社会协调发展。1978-2007年农村人口在我国人口中的占比已经从82.1％降至55.1％，然而，当前农村人口规模依然有7.28亿人，农村人口占比依然超过50％，即使未来我国城市化率仍以年均1％的水平持续增加.则根据趋势预测，2030年我国仍然约有5亿农村人口。即使在考虑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的条件下.我国农村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也应摆在战略高度进行对待。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集中表现在二元社会结构依然显著。改革开放之后的较长时期.二元社会结构并未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逐步消减，这首先表现在城乡生活型公共产品配置失衡。当前.我国城镇已基本构建起较为系统的养老、教育、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而农村养老、教育、医疗和就业等社会保障依然处于缺位状态，农民保障在某种程度是主要依靠子女和土地的“自我保障”类型。2007年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和平均支出水平分别为182.4元／人.月和102元／人.月，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和平均支出水平分别为70元／人.月和37元／人.月。从养老制度来看，城市实行的是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社会统筹帐户与个人帐户相结合、待遇确定型与缴费确定型相结合、共济特征较强的养老制度安排，而农村采取的是个人缴费、个人帐户、缴费确定型、共济特征较弱的养老制度安排。显然，在生活型公共产品或社会保障层面，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特征依然是显著的，这种差别也导致承载着公共品均等化功能的户籍制度改革举步维艰。

二元社会结构不仅表现在生活型公共产品配置领域，而且也表现在生产型公共产品配置领域。我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投向方面具有“重城市、轻农村”的偏向，以农田水利设施为例，《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综合提要》表明：2006年水利投资资金来源于国家的村占9.56％，来源于集体的村占13.39％，来源于其他的村占6.63％，无资金的村占70.42％。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选择了以农业哺育工业、农村支持城市为基点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国家财政配置的“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农村”是发展战略的逻辑必然。改革开放初期，公共产品提供的“工业偏好”和“城市偏好”依然具有路径依赖效应，而分权化改革和GDP考核方式则导致地方政府“有选择”地提供公共产品.由于对区域GDP贡献度相对较低，分散化农户对决策的影响度相对较小，以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往往被放在次要位置。这加剧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共财政扭曲”和“政府失灵”。

农村社会发展不仅表现在经济层面，而且表现在政治和文化层面。农民不仅需要在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也需要社会文明、民利、文化需求的更大满足。从政治角度看，当前农村政治发展需要进行两重努力。其一，从决策和监督角度看，应在各级人大代表中增加基层农村代表的占比。根据现行《选举法》，我国在分配人大代表名额时，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4倍于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分配。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一理念应在上升为国家意志后积极转化为民主政治的实际行动。其二，从基层民主的角度看，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指向的村民自治已成为基层政治的主要形式，然而，在执行层面需要回

应：如何规避民主选举中上级的违规越权干预?如何化解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在实际决策中的矛盾?如何预防民主选举可能出现的“廉价选票”和“恶人治村”?从文化的角度看，在经济社会急速转型的背景下，农村的文化需求扩张速度可能快于文化供给增长速度。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精英”已流转到城市和工业，这加剧了农村传统文化主体的萎缩，而农民工返乡带回的商业文化又会“侵蚀’’传统文化.农村文化的原生态、多样性面临着挑战。随着农民的流动性增强以及分配差距的拉大，如果不能对农村不同群体进行细分并进行适应性供给，则农村的文化生态很可能会出现“富者奢侈、贫者堕落，，的态势。

五、“三农”问题的系统性特征与突围思路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国的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瓶颈，，并未根本改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绩效，但依然面临着农业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农村社会发展持续推进的使命。在加速推进经济结构转变、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三农”问题在表现形态、形成原因等方面均具有系统性特征，理解这种系统特征是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前置条件。

从表现形态而言，“三农”问题的系统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之间存在着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关系。农业问题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供给的产业发展问题，农民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民收入增加的主体发展问题，农村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协调发展的地域发展问题。农业和农民问题属于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相关的经济活动，农民收入增长取决于农产品供给水平以及农民在其他产业的工资性收入，而农村问题包含了从经济活动到社会、文化、政治活动的多个维度。显然，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外延依次扩大，前者对后者具有基础作用，而后者对前者又具有促进作用。这意味着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存在着具有互动特征的影响机理。另一方面，农业、农民和农村内部也具有受多因素影响，从而应综合进行考虑的特征。农产品供给能力提升需要考虑生产要素的获取，更要考虑通过技术一制度创新来提高要素的组合效率，而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技术一制度创新能否实施又取决于创新主体的供给能力和需求强度。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需要考虑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趋势，就农民纯收入两大主要来源而言，家庭经营性收入与农民的农业产业结构、农产品供给数量和农产品市场价格紧密相关，而工资性收入又取决于农民在非农领域中的就业机会、报酬水平和流转中的交易成本。农村社会发展不仅体现在农产品持续供给和农民收入增长等经济层面，而且也体现在经济发展能否伴随和促进农村的社会进步、政治文明和文化繁荣等非经济层面。事实上，农村的社会进步、政治文明和文化繁荣又取决于整个社会系统的其他诸多因素.显然，我国的“三农”问题并不是单个要素、单个领域的问题，而是涉及多种因素、多个领域的系统性问题。

就形成原因而言，“三农”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演化的结果，在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三农”问题更是产业特征、资源禀赋、市场改革和政府政策等因素交织作用的产物。就产业特征而言，农业活动对自然的依赖性导致其在生产领域面临着较高的自然风险，在消费领域面临恩格尔定律揭示的需求下降的市场风险，在流通领域面临生产难以随着需求进行即时调整的经营风险，这种产业的弱质性导致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低于其他产业，从而出现配第一克拉克定理所揭示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流转的态势。就资源禀赋而言，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农业经营的土地、水资源相对高度短缺，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以及农民社会保障的实质缺位导致农业发展只能采取分散化、小农式的经营模式，分散化、小农式的经营模式不仅从需求层面缩减了农业的技术一制度创新空间，而且从决策层面弱化了农民在生产资料购置和农产品销售领域中的谈判能力。就市场改革而言，市场化改革为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和地域的流动提供了条件，由于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种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收益率存在差异，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种要素从农村单向流出的趋势。特别是，农村极度短缺的资本通过正规型和非正规性金融方式的非农化流转，加剧了劳动力和土地追随资本而流向非农产业，农业发展和农村发展的要素动员能力面临着严峻挑战。就政府政策而言，户籍制度所承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依然较为突出，尤其是，在地方政府的政策决策过程中，由于城市居民的谈判能力更为突出、城市项目的增长效应更为显著，因此其公共产品供给依然带有较为明显的“重城市、轻农村”特征。2002年以来，中央政府明确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这种发展理念需要依托具体的机制设计才能被有效执行并实现预期目标。

从化解思路而言，“三农”问题应从部门和地域关联的角度给出化解路径，囿于农业、农民和农村内部来找寻化解出路与问题的系统特征难以契合。就农业发展而言，必须从大产业角度出发去不断提升农业产品供给能力，单纯从农业(尤其是传统种植业)角度去理解农业发展是狭隘的。国际经验显示：农业现代化内生的机械化和生物化程度的提高是以非农产业发展为前提的，农业经营过程中的个人专业化程度提高、迂回生产程度提高和中间产品种类数的增加均依赖于工业和服务业。可见，以农产品供给能力提升为指向的农业发展必须要和工业以及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接。随着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变，农业生产不仅应该从直接粮食生产领域拓展到粮食加工、储藏、转化、运输和消费等众多领域，而且种植业和养殖业内部也应随着市场需求而形成多元产业协调发展的格局。就农民收入增长而言，农民增收需要考虑农民自生能力和外部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显然，不能单纯从农业或农村的角度来构建农民持续增长的常规机制。在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比较低的前提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将“被迫”更多依靠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特别是，在农民收入中占比不断提高的工资性收入应受到格外关注。为了提高工资性收入至少需要两个方面的持续努力：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梯度转移为农民非农化流转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通过教育和培训体系改革为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提升创造有利条件，这两者需要从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才能有实质性的推进。就农村社会发展而言.农村社会发展应该放在整体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高度进行对待才能够最终实现，消减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不仅有赖于整体经济具有持续高速增长和财富创造的潜能，而且有赖于体制改革持续推进能够促使现有的城市偏向战略得到根本矫正，前者是能否充分“做大蛋糕”的问题，后者则是能否有效“分配蛋糕”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调整来发展农业产业、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农村进步。然而，由于“三农”问题的系统性特征，特别是在市场失灵和政策失灵双重制约的背景下，我国统筹城乡发展依然面临着不确定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城乡二

城中村改造面临的问题篇7

一、指导思想

以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建宜居城市为目标，通过实施集中供热或区域供热，彻底解决城中村燃煤土小锅炉采暖污染；依托省市电力、煤制品资源等优势，推动城中村使用电、气或洁净型煤，解决暂时不能搬迁改造的城中村燃煤污染，有效改善市区环境质量。

二、工作目标

用3-5年时间，依托城中村搬迁改造，彻底拆除市中心区范围所有城中村和主要交通干道两侧城中村燃煤锅炉，减少烟尘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力争2010年市区环境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三、实施范围

（一）市中心区范围城中村。市中心区范围（学府街—义井街以北、胜利街—北中环以南、建设路以西、和平路以东）23个城中村和仍在使用燃煤锅炉的2个社区及正在开发建设的长风商务区内5个城中村（见附表1）。

（二）城市主要交通干线两侧城中村。包括：建设南路、太榆路（学府街-*机场段）北路、），平阳路（学府街-小店段），机场大道，长风东大街（建设路-长风街高速公路收费站），迎泽西大街（和平北路以西段）、恒山路等沿线19个城中村（见附表2）。

（三）环境敏感区周围城中村。即环境监测点周围的“城中村”，包括*源、金胜、涧河、南寨周围1平方公里范围内10个城中村（见附表3）。

（四）其他城中村。市辖各区政府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根据城中村改造计划自行确定。

四、职责任务

（一）按照“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和城中村改造计划，加快“城中村”改造工作

小店区、万柏林区每年完成2个以上“城中村”整体搬迁改造，启动3个以上城中村改造，依托城中村改造等措施分别拆除燃煤采暖锅炉2000台以上。

2009年小店区重点解决国家、省环保部门及市民关注的亲贤村、杨家堡村、大马村和小马村污染严重问题；万柏林区重点解决省环保部门及市民关注的前北屯、后北屯、瓦窑村和下元村污染严重问题。责任单位：小店区政府、万柏林区政府。

尖草坪区、*源区每年完成1个以上、启动2个以上城中村改造，依托城中村改造等措施分别拆除燃煤采暖锅炉1000台以上。

2009年尖草坪区重点解决对环境敏感区影响较大的西流村、小东流村和大东流村污染问题；*源区重点解决对环境敏感区影响较大的金胜村、小站村、小站营村和南城角村等污染问题。

责任单位：尖草坪区政府、*源区政府。

迎泽区、杏花岭区每年完成1个、启动1个以上城中村改造，依托城中村改造等措施分别拆除燃煤采暖锅炉500台以上。

2009年迎泽区重点解决长风东大街东太堡村、杏花岭区重点解决涧河路中涧河村污染问题。

责任单位：迎泽区政府、杏花岭区政府。

经济区选择1个城中村进行改造，拆除城中村燃煤采暖锅炉200台以上。

责任单位：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二）对临街经营性燃煤锅炉进行彻底整治

2009年9月底前对市中心区和重点交通干线两侧50米范围内的“城中村”临街燃煤锅炉进行综合整治，彻底取缔临街经营性燃煤锅炉，改用电、气等清洁能源和洁净能源。

责任单位：市辖六区政府。

（三）对环境敏感点周围“城中村”燃煤设施进行整治

加快环境敏感点周围10个城中村或社区改造，2011年10月底前通过实施集中供热或区域供热彻底取缔燃煤采暖土小锅炉；对暂时不能改造的城中村或社区，2009年10月底前采取过渡措施，使用电或型煤等清洁和洁净燃料解决燃煤采暖污染问题。

责任单位：杏花岭区政府、尖草坪区政府、*源区政府。

（四）对交通主干线两侧城中村燃煤锅炉进行综合整治

2010年全面完成太榆路、机场大道、建设北路、迎泽西大街、长风东大街、恒山路等交通干线两侧19个村燃煤锅炉整治，彻底杜绝燃煤锅炉冒黑烟现象。2012年前全面完成重点城中村整体搬迁改造，通过集中供热或区域供热彻底解决燃煤采暖锅炉污染问题。

责任单位：小店区政府、迎泽区政府、杏花岭区政府、尖草坪区政府、龙城新区开发建设投资中心。

（五）采取燃料置换等过渡措施解决冒黑烟问题

对市中心区和主要街道两侧城中村以及其他城中村在2年内暂时不能改造、拆除的燃煤锅炉，强制进行燃料置换，使用洁净型煤等洁净燃料，重点解决冒黑烟问题。

责任单位：市辖六区政府、经济区管委会。

五、保障措施

(一)成立城中村燃煤污染控制领导组。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组长：（市委副书记、市长）

副组长：（市委副书记、纪检委书记）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市委常委、副市长）

（副市长）

（副市长)

成员单位：市建管委、市发改委、市经委、市公安局、市委宣传部、市财政局、市规划局、市国土局、市环保局、市监察局、市工商局、市物价局、市供电局、市辖六区政府及燃气公司、热力公司。

领导组下设组织协调组、燃料控制组、督促检查组、责任追究组、宣传报道组。

1.组织协调组

组长：（兼）

副组长：(市建管委主任)

成员单位：市建管委、市发改委、市经委、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规划局、市国土局、市物价局、市供电局及燃气公司、热力公司。

主要职责：按照《*市城中村搬迁改造规划》牵头组织实施城中村搬迁改造工作。加快城中村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集中供热、污水管网、燃气、电力等设施)，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每年组织完成7-8个以上城中村整体改造工作。

2.燃料控制组

组长：（兼）

副组长：(市经委主任)

成员单位：市经委、市公安局、市行政执法局、市环保局、市工商局。

主要职责：组织制定城中村使用燃料标准，发放燃料经营许可证，对非法销售燃料商户进行整顿取缔。

3.督促检查组

组长：（兼）

副组长：(市环保局局长)

成员单位：市环保局、市公安局、市工商局、市委督察室、市政府办公厅督查处、供电局、燃气公司。

主要职责：组织对城中村搬迁改造及燃煤设施拆除进行督促检查通报，及时报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牵头对城中村临街经营性燃煤锅炉进行拆除，推广使用清洁燃料和洁净燃料。

4.责任追究组

组长：（兼）

副组长：（市纪检委副书记、市监察局局长）

成员单位：市监察局、市委督察室、市政府办公厅督查处。

对城中村搬迁改造及燃煤锅炉拆除情况进行督导通报，依法对未完成年度任务的责任单位进行责任追究。

5.宣传报道组

组长：（兼）

副组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市广电集团总裁)

成员单位：市委宣传部、*日报社、市广电集团。

主要职责：加强舆论宣传监督，营造整治活动氛围。

(二)建立财政补贴资金制度

市级财政每年拿出一定资金，并积极争取省财政、省环保等专项资金支持,为城中村燃煤污染控制提供财力保障，用于城中村集中供热、采暖用电用气后拆除燃煤锅炉的补贴。各区政府每年安排相应配套专项资金,以奖代补或集中招标、集中拨付形式，用于城中村燃煤污染控制。具体办法由市财政局、市环保局、市建管委另行制定。

各区政府要成立相应机构,抓好城中村燃煤污染控制任务落实,每年年底前上报下一年度城中村燃煤污染控制方案。2009年度城中村燃煤污染控制方案务于3月底前上报。

(三)实施优惠政策

减免城中村集中供热配套费、供电供气增容费，建设费用按实际成本进行核算。供电线路改造计划优先解决城中村用电采暖需求。国土部门积极争取土地转用指标，适当向城中村改造倾斜，加快城中村改造土地转用手续办理速度。规划部门简化办事程序，缩短审批时间，加快城中村改造规划审批。发改、建管、房地等部门也要提高审批效率，为城中村改造的规范、快速推进提供条件。

（四）确定可行的技术方案

各区政府要根据城中村实际提出土小燃煤锅炉替代方案，报市环保局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审定，确保替代方案符合燃煤控制要求。

城中村改造面临的问题篇8

[论文关键词]城中村改造 集体土地所有权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村委会

一、城中村改造中集体经济组织面临问题研究的背景

2010年1月，广州市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三旧”改造工作的意见》，提出遵循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的原则，力争用10年时间基本完成全市“三旧”（主要是旧城区、城中村、旧厂房）改造，用3年至5年时间基本完成位于城市重点功能区的旧城成片重建改造工作，基本完成杨箕、琶洲、冼村、石牌、三元里等52条“城中村”以整体拆除重建为主的全面改造工作，以及不符合城乡规划的旧厂房搬迁改造工作。

“2008年8月，琶洲村琶洲经济联合社向琶洲村全体社员公告琶洲村改造及拆迁补偿方案提请表决，得到了该社2/3以上的社员表决通过，该方案也经相关部门审批通过。在拆迁过程中，房屋产权人冯某某、胡某某成为“钉子户”。2010年9月7日，琶洲经济联合社以宅基地使用权纠纷为由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收回冯某某、胡某某的宅基地使用权。2011年，法院作出一、二审判决，琶洲村联合社有权收回两被告的宅基地使用权。而后冯某、胡某因拒不履行法院已生效判决，被海珠区法院依法予以强制执行，法院将他们的三栋宅基地使用权强制收回，交给琶洲经济联合社。”

城中村改造面临的问题篇9

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是青岛和即墨两级党委、政府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改善农村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必然要求，是加快建设宜居幸福的现代化国际城市的重要举措，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下是笔者从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重要意义、面临的问题及工作开展方面所做的思考及探讨。

清楚认识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重要意义：

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是统筹城乡发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但同时城乡差距也在逐步拉大，“三农”问题愈来愈突出，单靠镇村自身力量向城镇化自然演进进程缓慢，必须坚持政府主导、统筹推进，从最基层的农村抓起，加快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及政府财力的增强，解决“三农”问题，已迫在眉睫，而且也到了能够逐步解决这一难题的程度。所以说，通过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互动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必然要求和必然选择。

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我国制定了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的战略目标。实现这一目标，最大的问题、最难的问题是“三农”问题。要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必须解决好农民问题。通过建设新型农村社区，使农民就地城镇化，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享受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使生活质量、生活理念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这同样迫切要求加快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通过完善农村基础配套设施及各种公共服务和文化教育设施，在提高农村整体居住环境面貌的同时，全面提升广大农民的综合素质。

破解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所面临的问题

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所面临的问题非常多，用一句简练的话来集中概括就是“为谁建社区、钱从哪里来、地从哪里要、人往哪里去、事由谁来做”。

“为谁建设区”，就是要突出“以人为本”的概念。把服务群众、改善民生作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应该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主体参与建设新家园，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和主体地位，在进行社区改造建设中要积极听取农民的意见和建议，从多个方面维护农民的权益保障，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工作才能显现出生机和活力。

“钱从哪里来”，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建设新型农村社区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仅仅依靠政府及村集体是不现实的。从开发区近几年比较成功的旧村改造模式来看，通过市场化运作，引进比较有实力的开发企业进行综合建设开发是最合适的路子。开发区绝大多数的村庄都在城区，通过进行旧村改造，可以节约出大量的集体建设用地，这些建设用地的位置都有不小的潜在升值空间。通过上级的专项资金“奖”、行政收费“免”、土地挂钩“补”、金融机构“贷”等环节上做文章，围绕财政投入、企业帮带、市场运作、引入社会资本、实行税费减免、提供信贷支持等积极探索建设新型农村社区资金方面的来源。

“地从哪里要”， 土地方面，要用好用足青岛及即墨市给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扶持政策，可从土地流转、土地入股、用地指标周转及提高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等方面入手，积极解决新型农村社区土地问题。

“人往哪里去”，要坚持把发展产业和农民就业放在首位。开发区内外资企业有一千多家，个体私营经济也很发达，地理位置优越、产业结构均衡，通过积极发展工业、商贸业和服务业来充分解决好农民的就业和增收问题，

“事由谁来做”，就是要高标准做好社区服务中心的建设，从办事服务人员的安排、办公场所方面提前规划好，尤其是社区服务便民大厅的建设。以方便群众办事为前提，大力推行公共服务进社区，本着“资源整合、关系理顺、便民利民”的原则，突出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文体活动三大功能，凡是能放入社区的公共服务项目，尽可能的下沉，放到社区里面去，探索使社区党组织、社区服务中心、居委会实行“一套班子、三块牌子”集中办公。

建设新型农村社区要科学规划、循序渐进、因地制宜。

城中村改造面临的问题篇10

摘 要：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发展到特定阶段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区类型。目前对改造环境下城中村金融借贷的风险分析研究较少。论文就城中村的发展、改造的现状、金融借贷问题及其风险分析与控制进行了分析，给出了相应的控制方法和建议，可为实际工程应用参考。

关键词：城中村；改造；金融；借贷；风险

引言

城中村不仅是一种居住形态，更是一种组织形态、社会形态、经济形态[1].从时间跨度上，城中村是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实现城乡一体化的一个阶段；从空间跨度上，城中村是城市范围内的村庄，具有非城非村亦城亦村的特征.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完善，城中村的形成、发展也衍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引起了众多的研究学者的广泛关注。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是城市化的农民及集体经济组织自身参与市场、发展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区类型。目前关于城中村现象及其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城中村产生的原因、经济和社会特征、引发的问题及整治或改造方案等的探讨，通过资料调研，本文主要针对改造环境下城中村金融借贷的风险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1.城中村改造的现状

1.1城中村改造的背景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是城中村形成的客观原因[4].在城市化过程中，为了扩大城市规模，征用城郊农村土地，逐渐将一部分村落包围在建成区内，随着城市规模的持续快速扩张，城市的耕地被征收，而当地的农民仍然留在原居住地，并且保有一部分供他们建房居住的宅基地，形成一种城市包围农村的态势，原有村庄不能得到及时的改造升级，进而形成了城中村.

据预测，十二五期间，我国的城市化率将突破50%，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将迎来新一轮跳跃式的发展时期.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政府征用城郊农村土地，要平衡政府，村民，村集体和开发商等各方利益.村民与公司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也具备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要求.在城中村形成社区实体过程中，其重要的经济原因是社区大众经济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城中村的城市化进程，既反映了村民生活方式转型的过程，也是社区大众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社区大众经济奠定了凝聚社区的经济基础.社区大众经济存在与发展，使得社区治理完善，居民生活改善，农村传统历史文化保护也有了经济上支持，并推进原村社区居民为边界的共同生活体发展。

1.2城中村的改造现状

近些年来，我国不少的大城市及沿海发达城市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城中村问题的困扰，有关研究将城中村的改造归结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城中村是城市地域扩张的一种自然延伸，但是这些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商业氛围、配套服务设施等都较落后.第二阶段城中村坐落在繁华都市之中，成为转型中的传统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的混合体，社区结构复杂，管理难度大，成为阻碍城市发展的原因之一.

不同城市城中村改造数量对比见表1.数据表明，城市快速的发展，城市周边村庄悄然的进入到了城市，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城中村”.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特殊的地域现象，是在特定的历史、经济、社会、文化、政策背景下形成的非完全城市化的产物。

2.城中村改造金融借贷问题分析

2.1城中村改造的资金链分析

城中村改造过程中，资金是最重要的.而这其中，资金链的建立和良性的发展显得尤为关键和重要.城中村改造资金链关系见图1。

由图可以看出，城中村改造资金链是由城中村改造借方和城中村改造贷方共同建立形成的，没有单一借方资金链，也没有单一的贷方资金链.

2.2城中村改造的金融借方问题

现有的农村信用社已经难以满足农村发展和农民生产的需要，但同时，农村的民间借贷情况[5]，也就是非体制内的金融活动异常活跃的存在于农村地区，这样的情况不但会影响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同时也会增加社会风险，并且，存在于民间的借贷行为利率一般远远超过银行的贷款利率，给农民增加了负担，也影响着农业的发展。全国各地经济发展差异明显，而存在于民间的借贷行为也是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也就是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占据着巨大份额，与体制内的金融形成了竞争。

2.3城中村改造的金融贷方问题

在交易之前，金融机构需要对借款人进行有效筛选，由于缺乏对借款人所投资对象的各项信息，金融机构难以对各种不同借款人的收益差异进行了解，总是习惯性偏向于积极性的借款人，但这些申请贷款积极的人恰是存在较大违约风险的群体，这在无形中加大了存在的违约风险，由于金融机构不能及时、完全的了解各项信息，所以在借贷的过程中，利率就成为了一种检测信号和机制，但这样的方式反而会导致优质品被劣质品所驱逐，提高借款人的实际利率，会增加违约风险，因为实际利率提高后，接受贷款人出价的为风险偏好型借款人，而风险回避型的借款人会选择退出申请队伍，形成所谓的“逆向选择”。总之，信息不对称通过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增加了交易活动中的信息成本，成为信贷风险的重要来源。

3.城中村金融借贷的风险分析与控制

3.1城中村金融借贷问题的风险体现

城中村金融借贷风险的分类见表2。

信用风险是指资金借贷过程中或赊销过程中债权人可能遭受违约偿还以及其他损失的可能性。信用风险是金融机构面临的主要风险。由于经济的薄弱性和信用客户的复杂多样性，以及金融生态环境不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客户的信用意识普遍较差，信用风险相当严重，我国农村普遍缺乏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体系；监管风险是指由于金融机构数量多，银监机构的监管能力有限，而带来金融机构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风险；政策风险是指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和政府的行政行为对金融机构造成的风险；操作风险是由内部程序、人员、系统的不当与失误或外部事件冲击所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失的风险；内控风险是指金融机构内部相关风险控制制度、管理流程、监督方式以及核算方式、业务处理流程等内控管理基本制度不完善，操作性不强，导致金融机构经营中出现风险.由于大多数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受业务规模的限制，为控制机构经营成本，不能建立完善的组织结构和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使金融机构的风险进一步扩大；盈利风险是金融组织由于管理水平不高导致操作失误造成意外和面临农户分散、贷款笔数多且额度小，对分散的单笔贷款的信息采集成本和操作费用呈现出双高而造成的风险.有关统计表明，小额贷款也很难盈利；流动性风险是指商业银行无力为负债的减少或资产的增加提供融资而造成损失或破产的风险，是指经济主体由于金融资产的流动性的不确定性变动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

3.2应对的措施与方法

基于上述分析，城中村改造的金融借贷问题解决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3.2.1争取政府支持，改善政策环境.完善政策引导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发展；优化农村信用环境；完善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村信用担保保障体系建设。

3.2.2科学审慎监管，提高监管水平.严格市场准入条件；明确的监管目标定位；科学的监管制度安排；加强风险控制能力；完善监管和政策扶持机制。

3.2.3强化法制建设，完善制度.健全风险管理程序，提供法律保障平台.加强农村信用的法制建设，完善农村抵押权制度，构建风险控制政策和程序体系。

4.结语

当前我国进入城市高速发展的时期，城中村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尤其是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资金问题，不仅关系着城中村改造的效果，也关系城中村的社会经济稳定.本文系统论述了城中村发展、改造现状以及城中村改造环境下金融借贷的风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针对金融借贷风险的应对措施和方法，可为实际应用参考。

（作者单位：1.郑州大学建筑学院；2.中国人民95995部队；3.郑州大学水利与环境学院；4.河南省渑池县农村商业银行）

参考文献：

[1] 郭斌，宋波.开发性金融对西安市城中村改造的启示[J].建筑经济.2009（4）：64-67.

[2] 吴修国.城中村改造的金融服务[J].中国地产市场.2013（4）：62-63.

[3] 崔慧霞.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合作金融转型―以广州市为例[J].农村金融研究.2011（1）：73-77.

[4] 付名.民间借贷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