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意义十篇

可再生能源意义篇1

关键词：可再生能源；可持续发展；环境现状

一、环境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现状

资源是人类在地球上赖以生存的必要保证。人类为了满足日益高涨的生活需求，不断地加强对资源开发利用的强度，甚至采用了掠夺式的开发手段。资源的枯竭已经使人类的生存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如何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资源已经是人类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进入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目前正在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新阶段，向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迈进，但面对我国严峻的资源现状，如何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已经成为确保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关键。

因此，如何选择一种更加合理、健康、节能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用尽量少的资源消耗去获得更为丰富多样的社会需求满足，并且从体制建设上保障可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废弃物资源在物质性能上的可再生性，是其可再生利用的根本。利用循环再生原料是人类社会工业技术进步的结果，也是保证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保持资源循环利用的必要手段和发展循环经济的内在要求。循环经济理念是在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思想指导下，为促进环境保护和资源合理利用而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就是资源的循环利用。

因此，对于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应从循环经济的角度去认识，不但要认识到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还要对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具体方法有足够的了解，做到从根本上提高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成效，满足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实际需求。

二、环境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从环境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过程来看，可再生资源主要是对废弃物资的循环和再利用，不但实现了节约的目标，也发挥了废弃物资的重要作用，实现了废弃物资变废为宝的目的。因此，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满足环境保护要求的角度出发，环境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是十分必要的，其必要性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环境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是提高物资利用率的必要手段

在生产生活中，废弃物资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考虑到物资的自身特点，有些物资虽然处于废弃状态，但是具有一定的回收和再利用价值，只要加以正确的开发和回收，并辅以一定的科技手段，就会将废弃物资进行回收利用，提高其利用率。所以，对于废弃物资而言，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是提高物资利用率的必要手段，对废弃物资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1.2 环境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是满足循环经济发展的必要措施

通过环境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废旧物资找到了合理利用的方式，不但减少了物资重新生产的成本，也对现有的资源进行了综合利用，实现了物资的循环利用。所以，从目前环境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来看，出于提高循环经济发展质量的目的，环境可在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满足循环经济发展的必要措施和重要方法。

1.3 环境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对降低经济发展成本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总体物资成本得到了有效降低，不但满足了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还减少了环境的污染和能源的消耗。因此，对于环境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而言，其意义在于有效降低经济发展的成本，降低环境污染，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为此，应对环境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意义有正确认识。

三、环境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具体方式分析

考虑到环境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在环境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过程中，应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方式有足够的了解，并根据可再生资源的特点，制定具体的开发与利用方式，提高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质量，满足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要求。目前来看环境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1 做好物资回收工作

从目前环境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来看，主要都集中在废旧物资的回收和再利用上。在这一过程中，要想取得可再生资源开发和利用的预期效果，就要从物资回收环节入手，严格执行物资回收程序，加强废旧物资的回收工作，将废旧物资按照种类进行回收，减少开发与利用的难度，提高开发与利用的质量，满足开发与利用的实际需要。

1.2 细分资源的种类

在对环境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过程中，为了减少开发与利用的难度，提高开发与利用的综合效果，需要对资源的种类进行细分，按照可再生资源的类别做好分类工作，促进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质量的提高。为此，在环境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中，应将资源的分类当做重要工作之一，制定具体的回收种类划分标准，提高回收的准确率。

1.3 注重高科技手段的引进

为了保证环境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取得积极效果，应根据实际开发与利用过程，引进高科技手段，提高可再生资源的开发效果，使一些重要原料和成分能够从废旧物资中提取出来，满足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需要。从目前环境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来看，高科技手段的引进是十分必要的，对提高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质量有着重要意义。

1.4 注重实效性

从目前环境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来看，在实际过程中应制定具体的工作目标，以追求实效性为主要目的，完善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手段，提高开发与利用的整体效果，注重整个开发与利用过程的实效性，使整个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取得积极效果。为此，应根据环境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制定具体的实效性目标，促进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取得积极效果。

结束语

综合上述，在循环经济发展思路的指导下，从提高环境保护效果和经济发展质量的角度出发，做好环境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必须认真分析环境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必要性，并对具体做法有全面的了解，促进环境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取得积极效果。

参考文献：

可再生能源意义篇2

[关键词]生态资本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环境政治

[中图分类号]D0；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4）01-0005-07

[作者简介]萨拉·萨卡（Saral Sarkar），印籍德国环境政治学研究学者，著名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著有《资本主义的危机》（2012）、《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1999）和《西德的绿色选择政治》（1993/1994）等。

[译者简介]申 森（1987—），女，山东嘉祥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北京 10087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研究”（12AZD074）的阶段性成果。

自2007年起，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危机。与以往发生过的经济危机不同，这场危机开始演变成为一种系统性的危机，即资本主义本身的危机。尽管政治家们依然在进行着应对这场危机的无效努力，但很多人，甚至非共产主义者都在质疑，这场危机究竟能否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得以解决。在葡萄牙，甚至有人认为，这个国家需要一场1974年那样的革命——不仅了独裁统治，还试图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的社会。

在这种背景之下，再加上气候危机、资源危机和广泛的生态危机，人们开始质问：是否存在着对资本主义的替代？

最近，许多人重新发现了增长的极限。他们终于认识到，经济增长和不断繁荣的时代已经终结。如今，他们广泛宣传一种基于“后增长经济”的“团结社会”的愿景。当然，有很多左翼人士坚信，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选择仍是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种重视环境的社会主义。

但在上述话语中，对许多问题的回答仍是较为模糊的：所谓的“团结”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一种“后增长经济”是停止了进一步增长还是相反？一种重视环境的社会主义制度又能否建立在工业经济的基础之上？

不仅如此，生态运动中并不存在一种清晰的替代性概念。最初，大多数激进主义分子都非常激进，但不久之后他们就向现存体制作出妥协。他们告诉统治精英，可以通过环境保护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的口号是“重构工业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增长”。除了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几乎没有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人们都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实现生态的改良，他们最喜欢的术语是“生态—社会的市场经济”，如今有人则称之为“生态资本主义”或“绿色资本主义”。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20世纪30年代曾写道：“危机产生于旧事物已经死亡而新事物尚未产生的环境中。”①我们可以发现，当下的旧事物即资本主义制度正在死亡。然而，生态资本主义是一种新事物吗？其实，这种观点并不新颖。如前所述，在德国，这种看法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已存在；在英语国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1977就已出版了名为《稳态经济学》的著作，在书中他坚持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可以实现一种稳态的经济模式。后来，还有类似“生态资本主义”、“自然资本主义”等术语被不断地使用。

那时，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主张通过革命性科技手段来保护环境。有人声称，切断增长与资源消耗之间的联系是可能的，也就是生产更多的消耗较少资源的产品和服务。而且，人们还寄希望于资源生产率能够提高4—10倍，从而使得经济继续增长，但对环境的危害却逐渐降低。相应地，我们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也必须发生一定的改变。

但问题是，如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处于崩溃的危险之中，政治家和公司老板们必须同时拯救环境和资本主义。为此，他们提出了某些新观念并将其付诸实施，例如大规模地补贴所谓的可再生能源。在欧洲，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还引入了排放许可证交易制度，并正在改革金融业管理。总之，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可以做到兼顾生态和社会。最近又有人在谈论“绿色资本主义”，比如德国绿党的拉尔夫·福克斯（Ralf Fücks）新出版了一本书②，声称未来世界将是生态资本主义的社会。目前，他正在申报基于可再生能源的绿色增长项目。

一、范式转换及其现实不可能

那么，生态资本主义的现实可能性如何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生态资本主义的政府要做到名副其实，其基本任务就是必须使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而一种可持续的经济，从逻辑上说，至少应基本上是建立在可再生资源基础之上的，因为不可再生资源早晚会消耗殆尽，而且会造成环境破坏。

当然，物质资源本身不会完全耗竭，因为即便是普通的石头也都包含着不少有用的原料。不过，工业经济需要的只是那些富含必需原材料（比如铜矿石里的铜）的自然资源能够以合理成本提取出来。终有一天，人们将不再为挖掘这些资源储藏支付成本（这正是德国硬煤储藏的现状）。这或者是由于地理位置或地质方面的原因，或者是由于矿石中的可用原材料含量太低，而这将意味着可用的非再生资源将变得越来越稀缺。

可再生原材料（比如森林资源、水资源）当然能够再生，不过它们的可获得性也是有限的。一旦森林里的树木被砍伐，需要等很多年，甚至几十年，新生长的树木才能被再利用。与此同时，年降雨量也受到气候的制约。

上述因素迫使我们必须承认：世界经济的无限增长是不可能的。当对自然资源的开发达到极限（比如石油峰值）时，零和博弈便开始了。经济只能通过其他方面的成本以获取更多的某种特定资源。

这一结论对于经济理论与政策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会直接或间接地对整个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不良影响。这就需要我们进行一种范式的根本转变，也就是从目前盛行的“增长范式”转变到笔者所称的“增长极限范式”（limits-to-growth-paradigm）。对于前者来说可能的事情，即无限的GDP增长和经济繁荣，在后者看来却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人们一旦接受这种激进的范式转化，就必须抛弃目前的主导性经济理论，而且需要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作出巨大改变。

尤其是，如果接受上述意义上的范式转变，就必须执行一种引导世界经济渐趋收缩的经济政策，直至达到一种稳态。如今，人们都希望避免当前的疯狂增长以混乱的生态、经济、社会崩溃而告终。然而，资本主义者不可能接受这样一种激进的经济政策，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地具有经济增长的冲动。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坚称，可持续发展是可能的，也即生态资本主义是可能的。

如前所述，生态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将希望寄托于可再生资源，尤其是所谓的可再生能源。他们相信，德国的全部能源需求——世界的基本能源需求——能够在2050年前由可再生能源来满足。

事实上，他们在二十年前就已经表达了这种愿望。比如，弗朗兹·阿尔特（Franz Alt）就曾写道：

仅仅是太阳辐射就包含着大概10000倍于目前世界能源消耗的能量，而风能是其35倍，生物质能是其10倍，水力电能能够满足一半。

目前在德国闲置农田里种植的芦草，就能够生产出与全国21座核电站一样多的能源。

联合国的环境与发展的太阳能工作组……在1991年声称：“可再生能源的总潜能大概是目前人类能源消耗总量的10000倍。”①

阿尔特还坚持说，我们可以从生物质能源中得到几乎所有物品的原材料：房屋，汽车，每一种化学元素，等等；而且，这些原材料还可以合成。

再比如，赫尔曼·舍尔（Hermann Scheer）在1999年写道：

在一个难以置信的长时期内，太阳将一直提供着它的能量……而且，它会慷慨地满足世界上所有的人类、动物和植物即便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②

如果上述愿景是真实的，那么可持续增长当然是可能的，生态资本主义也一样。托马斯·斯坦菲尔德（Thomas Steinfeld）在2008年写道：

如果人们相信熊彼特的话，那么资本主义并不需要特定的资源。它只是需要资源。它甚至不需要石油。只要利润可观，切换到替代性能源这一过程——利用传统石油行业赚到的钱——对它来说不存在任何障碍。资本主义对其经济发展所需物资条件所表现的漠不关心掩藏着巨大的希望。①

二、科学技术的幻想

然而，上述乐观描述都是些不现实的幻想，笔者在他处曾对这些幻想作了详尽的驳斥。②在这里，我将简短地将重要的事实和论据予以阐述。

对于太阳能所承载的巨大希望，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在1976年写道：

和阳光一样，降雨的能量四处扩散……而且，它微弱的力量似乎难以供应现代社会所迫切需要的能量……而把分散的“不切实际的”雨能转化成为水力发电厂的可用能量，是一种集中的过程。”③

令人震惊的是，作为一名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康芒纳竟然未能认识到阳光和降水的区别。无论降雨落到何处，借助于天然的地形，都会自动地集中于某一大坝，而阳光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收集。当然，不论是建造大坝还是生产光伏组件，都需要能源和物质消耗，但在后者的情况下，相对于能量上的收益，其消耗要比前者高得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太阳能发电要比水力发电更昂贵。在1976年，康芒纳事实上也曾希望太阳能“能够扭转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的趋势”。④

不仅如此，阳光在地球表面上的低密度是一个宇宙学常数，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太阳在夜间不会照射，我们也无济于事。此外，风也无法不停地吹。相比之下，石油燃料的能含量却非常高，而且昼夜可得。

鉴于上述事实，希望太阳能将来能够与传统能源竞争是非常不实际的。而由于其潜在的危险，我们也必须放弃核电并反对建设新的火力发电站。因此，环境主义者要求在可再生能源具备竞争力以前给予补贴。

然而，可再生能源也面临着更为严肃的问题。如果竞争力是唯一的问题，国家就可以通过差别税收手段使不可再生能源变得更加昂贵，从而使可再生能源更具竞争力。但事情却并非如此简单，因为目前生产所有用于太阳能组件或风轮机等材料，都仍然主要依靠消耗不可再生能源，如果后者变得更加昂贵的话，可再生能源也会因此更昂贵。

可再生能源面临着的真正技术难题，则是较低甚至负的能量平衡，也被称作“净能量”（net energy）、收获系数（harvest factor）和能量投入产出比（EROEI）。发电厂的建设包括其中各个组件的生产都需要投入能源和材料，而发电厂必须在其运营周期内生产出比全部建设投入更多的能量，也就是说，其能量平衡应该是正值，否则的话，这些努力将没有任何意义。同样存在争议的是：太阳能发电站是否会呈现为正能量平衡。对此，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都持怀疑态度。这样的争论也存在于其他可再生能源之中。而人们对于风能的看法，是半数对半数的共识，其能量产出投入比只保持极小的正数——根据奥德姆（Odum）的研究是2+。①笔者在其他场合已阐述了这场争论的具体细节，在此我只想就自己的怀疑性立场作一些补充。

由于渐趋恶化的地理和地质条件，大多数原材料提取所需的能源（也就是金融）成本——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铀、工业金属、稀土等——都在不断上涨，而这些也恰恰是太阳能和风能电厂建设所需的材料。这就意味着建设发电厂所需投入的能源在不断增加，而阳光和风的平均能含量却保持不变。基于上述事实，可再生能源技术的EROEI不会提高，反而有可能下降，尽管局部性的技术革新是可能的。

如果可再生能源技术的EROEI真的像其赞扬者所宣称的那样达到40—70，那么它们早已将传统能源赶出市场了，因为根据奥德姆的研究，中东石油的EROEI仅为8.4，美国怀俄明州的煤炭才10.5，海岸带天然气也不过是10.3，然而再生能源企业却仍在要求补贴，这又让人如何能够理解呢？为什么政府稍稍减少补贴，德国的光伏产业就会恐慌？为什么最近——尽管享有各种补贴——德国和美国的不少光伏科技公司仍在破产倒闭？这些现实都在表明，就像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在1978年所指出的，这些产业可行却不可靠。也就是说，净能量增值即使不是负值，对于发电厂运营到期后重建所需的能源来说也远远不够。因此，坚称这些发电站运行中不释放任何二氧化碳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归根结底，补贴来自于整个（世界）经济的总收入，而众所周知的是，这些收入的大部分是由传统能源驱动的。当可再生能源还在依赖着传统能源时，前者又怎么能够取代后者？可再生能源就像寄生虫，当宿主死亡的时候，它们也会死亡。

这里必须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印度富有太阳能和风能却仍在建设新的核电站和火力发电站？如果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站是利润丰厚的，比如说不需要补贴，那么印度人能够每年轻易地建设几千座。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出口他们的光伏组件而不是将之用于国内以不需再建设新的火力发电站？为什么他们必须补贴光伏组件出口——欧盟委员会已经查明——即使中国居民的工资收入要比德国低得多？

当然，这只是一些推断或间接论证，并没有直接证据，但这确实值得思考，因为许多研究者的EROEI数据是不可信甚至是与事实相反的。笔者认为，这些争论会在未来的十年左右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可再生能源的拥戴者不得不承认，”一位绿党智囊写道，“我们不能将所有希望寄托于地中海北部看起来持久性有利可图的太阳能发电。”②

至此，笔者只对能源问题发表了看法。工业经济还需要金属和其他原料，而这些物资都是不可再生的和易枯竭的。由于前文已指出的原因，其能源的和金融的提取成本也在上升，而且其提取和冶炼过程也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损害，那么，生态资本主义者打算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他们并没有严肃考虑阿尔特所提出的从生物质能中获取几乎所有原材料的想法，相反却宁愿将希望寄托于提高资源生产率（利用率）和循环利用。

就资源生产率来说，早就有人设想过，科技进步能将资源消耗减少4倍或者10倍，而不需要降低，甚至还有可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比如弗里德里希·施密特-布勒克（Friedrich Schmidt-Bleek）1993年出版的《人类需要多大的环境？》和恩斯特·乌尔利希·魏茨泽克（Ernst Ulrich von Weizsacker）1995年出版的《四倍因子：半份消耗，倍数产出》等。但我认为，这些都不过是幻想而已。正如弗雷德·陆克斯（Fred Luks）1997年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题为《天空没有界限》的文章①中指出的，如果未来50年中发达工业社会的资源消耗能够以10倍因子的速度递减，而且同时经济能够以每年大概2%的速度增长，那么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提高27倍。这显然并不现实，何况此类的科技进步也有其极限，大多数科技成果还需要巨大的资源投入。

对于循环利用而言，人们也抱有太多根本不现实的希望。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曾希望将所有的原材料进行回收和再利用。②环境主义者经常谈论，垃圾填埋场的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在这方面最为荒谬的想法来自时任日本科学理事会主席的杰罗近藤（Jero Kondo）教授。他曾提出，为了解决全球变暖问题，我们应该大量使用太阳能，并把空气中多余的和烟囱排放的二氧化碳收集起来，转化成有用的化学物质。③

然而，循环利用也有其极限。比如，能源根本就无法循环利用；原材料可以而且正在被循环利用，但这也并不是无止境的。核心问题在于自然的法则，或者说熵定律（entropy law）。就拿制作过100种产品的钢片来说，它们已经进入到100个不同的消费者家庭，当使用价值已尽，它们就会被放在不同的垃圾填埋场。即使进行了垃圾分类，将这些碎钢片收集并运输到钢铁厂，仍会耗费大量能源、材料和劳动。而且，如果钢片的某些部分已生锈或成了过小碎粒，实际上根本就无法回收。

三、生态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样，戴利的稳态的工业经济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一种工业经济都需要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而这些资源迟早会耗尽，或者变得不可承受。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世界经济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收缩，而当下的世界经济危机就是其预兆。④不过，一种生态的稳态经济从原则上说是可能的——在一个比当前低得多的物资消耗水平上，因为它将主要地建立在真正可再生的资源基础之上，其中最重要的应是生物质能。

问题是，在资本主义框架下能否转换到这样一种经济呢？戴利和其他环境主义者相信这一点，而笔者基于如下原因，持一种怀疑态度。

其一，的确，资本主义迄今为止战胜了各种各样的危机，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资本主义者能够现实地相信——事实上他们确信——这些危机终将结束并恢复正常。而今天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一种长时期的经济收缩以及经济最终在较低水平上停滞的确定性。

要想有投资的意愿，资本主义者需要有一种明显的希望及其对这种希望的明确感受。当处于上述的客观形势下，尤其是当政府出于对未来代际和生态环境的考虑而执行一种经济收缩政策时，那便获利无望。而如果这种收缩杂乱无章地实行，很多公司因此破产，那么便无任何相对的确定性。

其二，增长冲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内生性的。竞争环境下的信条是：扩张或毁灭。由于没有公司愿意毁灭，如果想继续生存的话就必须扩张，因而也就会有一种普遍的增长冲动，这对于整个经济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只有在一个不断增长的经济中才能使所有公司有希望获利，而且他们也渴望增长。

其三，一个重要难题是公司的较短投资预期。可持续性要求呈现出对未来代际利益的关切，但正如一位公司经理所指出的：“一个公司不可能为下一代际工作……我们必须为目前的市场生产从而赚钱。”（《明镜周刊》1986年9月6日）这是符合逻辑的。投资预期不能超过资本商品的折旧时间，因为利润率计算正是受制于这一时限。

其四，可持续性还意味着对其他人和自然界其他物种的关怀。这就预设了一种道德立场，而这显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道德准则。自亚当·斯密起，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逻辑就是人只需考虑自身的利益。目前依然如此。这也是资本主义者不关注他们企业的社会成本的原因，他们必须减少其成本并将社会成本尽可能地外部化。斯密认为，“看不见的手”会自动导致社会福利，但是他根本不了解增长的极限。如今，我们认识到，社会福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的责任，而且在未来这种责任将会更大。

其五，如果经济走向收缩，那么居民的实际收入就会降低。由于部分企业有意或无意的关闭，很多人因此会失业。如果没有对剩余社会有益或有用工作的公平分配，以及伴随这一过程的某些自觉牺牲，那么将会爆发社会混乱和动荡。我们已经见证了最近发生的几起面包暴动和水源暴乱事件……可是，公平分配和资本主义也是不兼容的。这只能是国家的责任，而且只有国家才能决定哪些企业被关闭。

其六，在一种可持续经济以及向可持续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必须消除资源的任何浪费。然而，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无法避免的。某个具体公司也许能够做到高度节约资源，但整个经济却很难实现。生产过剩、滞销商品的生产、仍有使用价值商品的销毁、半数空座的车厢等都是对资源的浪费，而整个广告产业就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所有这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必须接受，因为对整个经济进行计划是不可能的。

当然，最为严重的浪费是大量失业的劳动力，而丰富的失业人口储备对资本主义者却大有好处，几乎可以说是非常需要的。罢工也是对劳动力的浪费，但工会需要这种手段以抗衡资本的力量。我们已经看到，南欧的大量失业人口正在使那里的社会变得不稳定。这些都表明，我们需要一种有秩序的、精心策划的而不是混乱的收缩。

其七，由于经济收缩将会（必须）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发生，世界贸易也将会（必须）趋于收缩。为了防止社会混乱和崩溃，在这一领域中还必须实行国际性的计划与合作。

可再生能源意义篇3

在低碳经济下，可再生能源利用除开水能、太阳能和沼气等能源的应用，其他的可再生能源利用率相对较低。研发应用的技术水平不够完善，设备和技术与国际上先进的研发团队相比有着较大的差距。在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过程中，由于其技术评价标准和产品检测等体系不健全，没有形成完整的服务体系从而限制了其创新性发展。

2低碳经济下可再生能源利用模式

2.1农村可再生能源利用模式电能和燃气是农村可再生能源利用的主要模式。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加强，使得在农村发展可再生能源成为了重要的能源应用模式。农村机动车中所需要的各种电能、燃气和柴油等都可以依靠可再生能源进行利用开发。在农村应用生物质能能源将农村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农作物秸秆以及有机肥料等当作沼气原料，实现沼气转化发电和燃烧生热。在农村的太阳能应用是将光热转化为电能从而实现洗浴家庭炊事等日常操作。

2.2城市可再生能源利用模式在城市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发展模式中，生物质能、太阳能、地热能以及海洋能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城市与农村的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模式有一定的区别，其生物质能的应用有着不同的概念和意义。城市生物质能产生的数目相对较大，对于解决城市化石能源缺乏以及环境问题上有着重要意义。城市可再生能源利用模式将生物质能和地热能的发展利用作为中心点，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对可再生能源做到持续循环发展利用。

2.3农业园区可再生能源利用模式农业园区的重要组成是农业企业。农业企业以电能为主加工农产品对外销售。目前我国的大多数农业园区中，主要应用太阳能、生物质能以及地热等能源。农业企业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有机废物和园区员工生活中的生产垃圾以及企业加工的原材料都是农业园区生物质能能源的重要来源。通过对农业园区实现梯字型发展利用，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循环农业经济体系。在其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模式中，生物质能、风能、太阳能以及地热能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形成联系密切的产业发展链。

2.4工业园区可再生能源利用模式与农业园区不同，工业园区的主要发展对象是工业企业，但其能源应用还是以电能为主。生物质能、太阳能以及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在工业园区中的应用相对较多。在工业园区，园区企业的生产过程中排出的剩余有机废料，园区内工人的生活有机废物，都是其生物质能的重要来源。工业园区的生物质能能源利用模式与农业园区的利用模式同属一类，都是通过生物质能产生的沼气开发应用到发电和炊事等日常生产生活中去。从而促进园区的可持续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建立。

3结语

可再生能源意义篇4

(一) 研究现状

关于可再生能源的基本概念问题,我国 2010 年《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第 2 条有明确的规定。此外,国内学术界针对可再生能源补贴是否构成不可诉性补贴,以及不可诉性补贴本身的适用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观点认为,在目前的多哈回合谈判中,已有不少成员方提议恢复“不可诉补贴”条款,还有成员方建议在恢复“不可诉补贴”条款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不可诉补贴”的范围。与之相对,也有学者认为,根据 ASCM第 31 条、第 8 条相关规定的适用期仅为 5 年,而目前 WTO 各成员尚未就是否恢复不可诉补贴的适用达成一致意见。退一步说,即使第 8 条仍然可以援引,也还是不明确的。除了不可诉性补贴之外,可再生能源补贴在 ASCM 禁止性补贴与可诉补贴的规制下又处于何种境地?还有观点认为,依据现有的 ASCM,很多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真实目的的补贴都可能被判定为禁止性补贴或可诉性补贴,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 WTO 成员采取相关的补贴措施自由。4第 20 条款前言及(b)、(g)项又称为环境例外条款。WTO允许成员方在必要的情形下可以援引在本条款之下设置合理贸易壁垒。然而,可再生能源补贴能否援引该环境例外条款?有学者指出对于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补贴,看似与GATT 第 20 条(b)、(g)两项所追求的目的的有某种“异曲同工”之效,但从法律上说,两者间实则险阻重重。究其援引,除了 GATT 第 20 条对 GATT 以外的 WTO 规则的可适用性问题悬而未决外,可以说,该条款的条文内容在很多方面都不适用于作为补贴措施的抗辩依据。还有观点认为,尽管从表面上看,这两项例外措施的内容非常宽泛,但要想成功援引,尚存在很大的难度。甚至有学者认为,ASCM 中有提到 WTO 其他协定,但没有提到 GATT 协定,这就说明了 ASCM 起草者不想将 GATT 第 20 条的例外适用于 AS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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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意义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最大多数人所共有的物品却得到最少的关照。每个人关心的都是自己的东西,却极少考虑公众的利益。”随着时间的推进,人们改变了过去过度消耗资源、恣意破坏大自然的恶习,逐渐意识到地球不分彼此,是大家所共有宝贵资源。可是大自然并不会因此而姑息人们,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的阴霾正一步步地向人们逼近。世界气候会议频繁召开,《京都议定书》计划逐步推进,世界各国对于温室气体排放,全球气候变化等问题表现出空前的关切,然而,不可不承认的是,多边减排计划的谈判相继崩盘,使得现今世界环境保护的步伐仅是原地踏步,停滞不前。此时,可再生能源产业无疑成为了世界各国重要的救市稻草。大力推行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是民意所趋、大势所向。与化石能源相比,可再生能源具有清洁环保、低能耗、可循环等优势,可再生能源补贴是各国政府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不二之选。除此之外,能源安全可谓是一国国内安全的头等大事。为了避免不必要能源安全危机的发生,各国政府正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以弥补传统化石能源的缺陷与不足。在实践上,补贴作为一项有效的贸易保护工具被各国所采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都曾经通过补贴等激励措施是促进某些领域的发展。在各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中,补贴措施的运用更是时代所趋。然而,随着世界各国对可再生能源产业重视程度的不断加深,相应 WTO 各成员方政府陆续对该产业进行援助,其中补贴措施最为常见。各成员方开始对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贸易越发敏感,又基于 WTO 与生俱来的自由贸易属性,提交 WTO 解决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控诉正经历着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的过程,如中美风能设施补贴案、中美光伏案、加拿大可再生能源案等等。由此也引发了本文对可再生能源补贴如此风靡,但贸易摩擦频发的缘由思考,进而考量在 WTO 法律框架下的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法性以及现实意义能够得到反映。在理论上,可再生能源补贴本身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问题尚存在较大争议。此外,可再生能源补贴的认定标准比较模糊,现有法律条文对该问题的阐述不甚明确;可再生能源补贴措施对 GATT 第 20 条一般例外条款的援引的规定模棱两可,其法律依据存在歧义。本文的分析将建立于对现有 WTO 法律文本理解的基础上,以 GATT1994 的补贴规则、例外条款与 ASCM 的法律条文为蓝本,对可再生能源补贴所争议的核心法律问题进行深入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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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标准

(一) 禁止性补贴的认定

可再生能源意义篇5

关键词:太阳能系统；可持续发展；低碳环保节能；现实意义

Abstract: In this paper, combined with the situation in Qinghai Province, how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existing, be richly endowed by nature of solar energy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ow carb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lar thermal technology in building the application, and in the present, the benefit of future generations,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s very great.

Key words: solar energ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ow carb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nergy saving; practical significance

中图分类号： TK511 文献标识码：A

前言

在人类社会飞速发展的当今，石油、天然气、煤炭等不可再生能频频告急，且这种化石能源利用中和利用后的生态破坏和高污排放是产生“温室效应”等极端天气的一种重要原因，而这些极端天气又诱发各种自然灾害，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现阶段，提倡节能减排，搞活绿色、低碳经济已成为全民行动，中共十七大总书记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国家发改委下达文件《推进全国太阳能利用工作实施方案》，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的推广应用已日渐成为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利用的重要内容。考虑到便利性、可操作性和使用成本等因素，太阳能热水采暖与建筑一体化是实现建筑节能的理想选择。去年10月份青海省建设厅下发了青建法【2009】402号关于印发《青海省民用建筑工程推广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管理规定》的通知，从政府的角度大力推广太阳能热水系统在民用建筑中的应用，使绿色能源的开发利用有了国家政策上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青海省会西宁市地处纬度36037′，纬度101046′，平均海拔2296.2m, 纬度倾角平面总辐射量6873 MJ/m2.a，水平面年辐射量5712 MJ /m2.a,太阳能最佳倾斜角为当地纬度±100的范围，是我国太阳能资源较丰富的Ⅱ类地区。因此，在西宁地区通过太阳能热水系统同建筑物一体化的手段达到高效的太阳能资源利用，使其力争达到建筑物总耗能的65%以上。结合省情怎样充分利用现有的、得天独厚的太阳能资源，达到环保、低碳、太阳能热技术应用在建筑中的推广意义非常巨大。

1、太阳能系统工作原理

采用强制循环二次换热系统。采热、送热利用温差自动控制方法，辅助加热采用定时或手控方法。

太阳能集热板经一段时间的光照作用，集热器出口温度T1与集热水箱温差T2（T1-T2≥10℃ ）大于某设定值时（此温差可设置），集热循环泵启动将集热介质携带的太阳能热量通过二次换热将热量传给承压换热水箱，当换热水箱温度（Tb≥45℃）达到低温采暖温度时（此温度可设置），采暖循环水泵启动向房间供暖，当Ta≤5～10℃时，集热水循环泵停机，但换热水箱温度（Tb≤25℃）时采暖循环水泵停机。如此周而复始完成太阳能热量的收集、储存、供应。生活热水直接从集热水箱中收取。当太阳能供热不足时，加以辅助加热系统补充，辅助加热方法有燃气壁挂炉、电、柴薪、煤火炉等加热方法补充，用户可根据自身条件任意选择，太阳能系统与辅助加热系统联合供热，以保证全天候的热水供应和冬季低温辐射采暖要求。

2、可持续发展太阳能在未来能源结构中的地位作用 国际能源机构预测，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源，目前全世界最常用的还是化石类能源，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煤炭和石油需求量越来越大，终有一天会枯竭。不同能源机构对世界能源供应情况的预测数据各有所不同，但基本结论都是相似的。即全世界的煤炭只能用220年，在未来短时期内化石类能源在能源供给结构站占据很大的比例，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可再生能源将逐渐替代化石类能源，并在2030之后开始逐渐进入大规模应用，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可再生能源将在能源资源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例。与有限的化石燃料能源相比，太阳能堪称最为理想的可再生能源之一。随着太阳的辐射输出，光子能量完全可以转换成各种人类需要的能源。尤其是光能转换为最常见也是最高级的电能，而电能则可以转化为动能、热能等其它形式的能源。也就是我们只要充分利用自然界中最丰富的太阳能，完全可以满足人类的生活和生产需求。从环境保护方面来讲，化石能源的利用已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温室效应、酸雨等环境问题接踵而来，尤其是温室效应是全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为了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寻求新的可再生的绿色能源，太阳能作为自然界最丰富的洁净能源，而我国全年辐射总量为917—2333kW·h/m2，是世界上太阳能资源丰富的国家之一，因此太阳能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的首选。

3、太阳能技术应用的现实意义分析

3.1 促进节能、环保、低碳、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的建筑能耗在全国能源消耗总量中的比例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我国北方城镇采暖能源占全国总能耗的36%,为建筑能源消耗的最大组成部分，单位面积采暖平均能耗折合标准煤为20kg/m2年，为北欧同等纬度条件下采暖能耗的2-4倍。

能源消费结构的不合理给我国环境问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太阳能作为清洁环保的可再生能源，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民用建筑当中，研究表明，在太阳能利用方面具有经济价值的地区是年辐射总量高于2200h的地区。因此，我省的大部分地区在建筑物中推广应用太阳能热利用技术已具备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对电力紧缺地区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太阳能广泛应用于建筑物采暖不但节省大量的石化能源，而且减少了对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

3.2 提高全民生活质量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对生活舒适度的追求越来越强烈，尤其是我省偏远的农村地区，能源短缺，太阳能在民用建筑采暖和热水供应，有效地改善了能源短缺的现状，提高人们的生活舒适度，改善居住条件及周边环境。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议中大力推广应用太阳能，不仅解决农村的基本能源消费问题，促进生物质能源的高效利用，实现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的双重目标，还有利于乡风文明和村容整洁，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

3.3 增加经济效益

民用建筑采暖的迅速发展，导致了居民生活用电量迅速增加，由于我国电力系统本身具有(火力发电占绝大部分)调解性能较差的特定，且已经存在着很大的高峰低谷负荷差异，随着我国居民住宅采暖的发展，虽然其耗电量不大，但却进一步加大了这种峰谷差异，使得电力系统的发展越来越不平衡，高峰负荷日益增加。因此，这样会造成巨大的能源消耗和严重污染，太阳能采暖将会给个人、集体、国家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可再生能源意义篇6

追溯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经济发展模式也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阶段渐转变为考虑资源及环境因素的可持续发展阶段。循环经济是与可持续发展一脉相承，遵循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以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和改善生态环境为核心，以“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制造(remanufacture)、再循环(recycle)”为原则(4R原则)，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手段，使生态环境、经济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1］。循环经济是对现代工业发展的状况、后果及前景进行反思之后提出的一种发展理念，其不仅涉及资源和环境，也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2－4］。循环经济中蕴含着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研究、发展循环经济背景下的生态伦理，需要综合考虑经济、环境、资源、社会的和谐发展，结合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瓶颈和困境，从政府、企业和公众(消费者)的角度进行系统化的生态伦理重构。 1我国推广循环经济的背景 环境污染及资源匮乏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推广循环经济势在必行。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在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提高的同时引发了诸多负面影响，特别是经济与资源、环境的不协调发展，人类赖以生存生活的自然环境遭到了极大破坏，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超过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5－7］。据综合世界银行、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环保总局的测算，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左右。另一方面，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的是“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能源资源的压力越来越大，矿石资源等已经逐渐成为制造业的发展瓶颈。发展循环经济是解决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的最优途径之一。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按照“资源———产品———废弃物”的过程进行，既没有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按照“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过程进行，是对传统经济模式的根本变革。我国具有丰富的可循环利用的资源，为开展循环经济提供了物质保证。以机械装备制造业为例，2008年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4957万辆(不含低速汽车)，机床保有量达700多万台，14种主要型号的工程机械保有量达290万台，其中大量装备在达到报废标准后将被淘汰，新增的退役装备还在大量增加。这些废旧产品中绝大部分零部件具有重复利用价值，构成了丰富的、更优质的“地上矿藏”。发展循环经济，符合我国中长期发展战略重大需求。《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将“在重点行业和重点城市建立循环经济的技术发展模式，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科技支持”作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目标。2010年10月，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要求“推广循环经济典型模式”。 2循环经济中蕴含的生态伦理 生态伦理学(EcologicalEthics)，又称为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tEthics)，从实践来讨论人的道德行为，是一种环境道德［2，8］。用生态伦理来思考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困境，要求我们所要关心的不仅仅是人类自身，还要赋予非生命物质以道德上的关怀，是一种深层上的哲学反思，更是一场哲学上的革命［8］。生态伦理学是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基础，循环经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因此生态伦理学对于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9］。目前典型的生态伦理思潮包括“人类中心主义”、“生命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而循环经济所体现的生态伦理思想超越了以上生态伦理观的范畴，体现了生态伦理观的整合与提升。与传统经济模式相比，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是一种根本性的变革，从而决定了循环经济背景下的生态伦理观念与传统生态伦理的根本区别。传统的经济模式遵循“资源———产品———废弃物”的过程，传统经济模式下的生态伦理主要考虑的是“减量化”(Re-duce)，即减少资源的利用和废弃物的产生，从而达到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目的。传统的经济模式中，资源、环境与经济活动是相互独立的，对资源的利用是一次性的、不充分的，因此传统经济模式下的生态伦理学仍属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范畴。循环经济模式遵循“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过程，是对传统经济模式的根本变革，资源与产品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密切联系:循环经济环境下，产品可以看作是“赋予了使用价值的资源”，废弃物被看作是“可利用、可再生的资源”，而再制造可以看作是“对资源在使用过程中失去的使用价值的恢复和补充”。总之，循环经济模式遵循物质、能量的传递、转换与损耗规律，系统地考虑产品与资源的关系，这与传统经济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循环经济背景下生态伦理的整合与提升体现在循环经济的发展，要求建立经济、社会与环境、资源和谐发展为目标的伦理，这应该是一种开放的、统一的伦理，不是单纯的“人类中心主义”，也不是单纯的“生命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循环经济背景下生态伦理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和社会的领域扩展到生态系统，而经济形式和生态系统更密切的作用与联系决定了需要重新认识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循环经济背景下的生态伦理的道德目标是遵循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系统中物质、能量、使用价值传递、转换、损耗规律基础上，保证三者的健康、和谐发展，体现了系统层面上的公正理念。循环经济背景下生态伦理的公正理念把人类视域建立在“经济———社会———生态”的三维坐标上，以最小化能源消耗、环境污染基础上的经济社会进步为目标，运用公正理论协调各种利益主体在生态问题上的利益关系。生态伦理观念的整合与提升，在关注生态道德中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同时，又关注其中人与社会的关系，它强调“生态价值”的全面回归，主张在遵循相关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实现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向生态化转向，承认“生态位”的存在。提倡废弃物“再资源化”，减少资源利用、环境污染，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大系统”的平衡。#p#分页标题#e# 3循环经济背景下重塑生态伦理的途径 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涉及各行各业、千家万户的事业，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和努力才能实现，因此，要进行广泛、深入、持久的宣传教育，形成全民资源忧患意识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提倡文明消费。循环经济发展中的三个执行主体———政府、企业和公众，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方面起着不同的作用。 3.1政府层面，建立符合循环经济要求的政策、法律制度 政府作为政策、制度和法律的供给者，行为的示范者，同时也是产品的主要消费者，要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加强公共管理与服务，以推进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并促进绿色消费。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将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目前已建立相对完善的循环经济体系。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共同的经验是建立完善的法律、政策体系。借鉴国外经验，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制定鼓励支持发展循环经济的财政、投资、税收、价格、外贸等相关经济政策，用政策引导、市场运作发展循环经济;制定和完善循环经济实施中的监督、管理机制和激励、处罚机制。我国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已经接近极限的显示，明确提出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在“十一五”期间，政府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和法规，如《中国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等，对循环经济加以引导与规范，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另外，国家发改委、国家工信部等部门积极组织企业开展循环经济试点，以带动循环经济在相关产业的发展，如2009年11月，国家工信部启动了包括工程机械、矿采机械、机床、船舶、再制造产业集聚区等在内的8大领域35家企业参加的循环经济试点工作。 3.2企业层面，培养环境意识，兼顾环境责任 企业层面重塑循环经济背景下的生态伦理，首先需要企业从根本上认识对循环经济背景下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从而调动主动推进循环经济的积极性。循环经济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基本原则，“减量化”属于输入端方法，旨在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量;“再利用”属于过程方法，目的是延长产品在消费和生产过程中的时间强度，使各种物质和能量各尽所能;“再循环”属于输出端方法，通过把废弃物再次变成资源或产品而达到变废为宝、化害为利的目的。循环经济是有时空概念的经济，通过物质、能量的有效、合理循环，既达到了减少自然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的目的，也能够创造可观的经济利益。循环经济落实在企业的具体生产实践过程中，需要形成全面、系统的生态意识。生产过程中，需要意识到节约材料和能源对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意识，并主动淘汰有毒原材料，削减废弃物的数量和毒性;在产品上，需要意识到产品从设计、制造、使用、回收、再制造及再利用的多生命周期过程中对环境、生态及经济价值的影响;在服务上，需要将产品回收、再制造等环境因素纳入到所提供的服务中。 3.3公众层面，提高生态意识与行为能力，形成消费绿色产品的良好氛围 公众层面重构生态伦理，首先需要培养循环经济背景下公众的生态意识。循环经济背景下公众的生态意识，无论是生态忧患意识还是生态价值、生态责任意识，都根源于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这一社会存在，以及对循环经济模式的认可。近30年来，循环经济逐渐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学术界以及企业界的高度关注，其关键技术得到了突破式发展，循环经济背景下的产品质量能够如新品一样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从客观上保证了公众对循环经济模式的认可。循环经济背景下的生态意识虽然是一种软实力，却有着极其强大的推动力，同相关的经济、科技问题同样重要，循环经济背景下公众正确的生态道德观一旦形成，就会对人的行为产生自觉的约束作用，从而大大减轻各种“他律”形式约束人的行为时所付出的成本与代价。由于消费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产品和服务只有被最终消费之后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因此倡导绿色消费是构建循环经济最重要的环节。为在全社会形成绿色消费观念，需要广泛开展绿色消费教育，把绿色消费及环保知识纳入基础教育授课范围，工艺广告、新闻报纸、广播电视等各种媒体也需要加强绿色消费意识的宣传。只有引导绿色消费成为公众的主流消费意识，才能从根本上拉动循环经济的发展。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公众除了需要培养生态意识外，也需要积极参与到循环经济中。一方面需要自觉遵守建设循环型社会的法规;另一方面主动购买生产资源消耗少、产生废物少、环境污染程度低的产品，积极消费再制造产品;另外，当产品经历一个生命周期后有义务协助企业回收等。 综上所述，与传统经济模式不同，循环经济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及资源、生态的系统工程，其蕴含着经济、社会与生态和谐公正的理念，深刻理解“4R”体系蕴含的生态意蕴是重构循环经济背景下的生态伦理的基础。循环经济涉及政府、企业和公众三个主体，政府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构建平台和环境;培养企业循环经济背景下主动的生态意识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而公众的生态意识及绿色消费观念是循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

可再生能源意义篇7

关键词：政府规划；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

Abstract：Theexploitationandutilizationofrenewableenergyisacomplexsystemengineering.Scientificgovernmentplanningcaneffectivelypreventitsoperationfrombeingblindfoldandimproper.InChina，therearelotsofshortagesingovernmentplanninglikethestategovernmentplanningandlocalgovernmentplanning.Systemtheoryshouldbetakenintoaccountwhendrawinguptheplans，suchas，thinkingovertheexternalityofgovernmentplanning，theentiretyofstategovernmentplanning，andterritorialityoflocalgovernmentplanning.

Keywords：governmentplanning；renewableenergy；exploitationandutilization

可再生能源，是在自然界中可以不断再生并有规律地得到补充的能源，可以循环再生，不会因长期使用而减少，主要指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这些能源基本上直接或间接来自太阳能，是可连续再生和永续利用的能源形式。这类能源的推广有助于缓解能源供应压力和环境污染压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个主体、多个环节，同时又依赖于环境的支撑，受环境的制约，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或影响因素出现不协调，都会阻碍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顺利进行。按照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总体目标的要求以及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笔者拟从宏观上考量政府规划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联系。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规划是对将来一定期限内实现某个特定目的或构想的确定，科学的政府规划可以为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提供明确的目标和途径，有效促进可再生能源的推广，避免因为发展目标不明确而带来的浪费。政府规划是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系统中的核心部分，它对系统内部与外部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一个可以避免机会主义的政府规划至少应该包括三个部分：首先，应该有非常明确的战略目标，而不是泛泛而谈的宏伟蓝图，应该包括细化的目标及其达成时间、具体的发展区域划分、具体的考察指标等等，由这些细化的目标构建一个整体的发展前景。其次，一个确保目标能够得以顺利实现的配套方案。为实现既定目标或构想，政府规划必须同时综合、系统地选择和提出一系列必要的配套制度和措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规划实质上是为未来的大规模活动制订的行动方案。再次，应变方案。政府规划对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可能出现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应该有所预料，并对可能采取的政策调整做出合理估计。

实践证明，制订这样的政府规划并不容易，而科学的政府规划将会给可再生能源的推广和发展带来重大的积极影响。以英国为例，在1990～2003年可再生能源发展过程中，英国都没有逃脱机会主义的模式，直到2003年，明确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和对不确定性的研究出现在政府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白皮书中，英国的可再生能源推广才取得了重大进展，而这一进步也被英国评论界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注：CatherineMitchell，PeterConnor，RenewableEnergyPolicyintheUK1990-2003，EnergyPolicy(journal)，2004。)。

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并非一件简单事宜，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必须先纳入系统的政府规划范畴，以避免盲目和不当。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政府规划，应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集合，大致可以划分为整体意义上的国家规划和作为其子系统的区域规划(注：事实上，区域规划下还存在次一层或多层的政府规划(如江苏省长三角区域)，为论述的清晰，在此不论。)。我们一方面需要从整体和宏观上把握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统筹考虑国家的能源需求和大政方针，另一方面也需要同时考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系统下的区域子系统的发展特点，整体与局部相统筹，实现最优目标。

二、全国性规划：我国可再生能源国家规划的现状及检讨

从国际经验来看，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制订了长期的发展目标。例如，欧盟提出到2020年风力发电将达到150吉瓦，风力发电装机占整个欧盟国家发电装机总量的15%以上。到2050年，再生能源要占整个能源比重的50%。更重要的是，各国纷纷通过可再生能源立法，把提出的目标变成强制性的指标。如，澳大利亚2001年4月通过了《可再生能源(电力)法》，提出了强制性可再生能源目标政策(MRET)。该法案规定，到2010年，全国增加9500GW·h(2%)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可再生能源发电可以提供相当于整个悉尼市的用电量，整个可再生能源产业的产值在2010年要达到40亿澳元。总量目标的制定，对未来的市场容量和走向起到一个明确的指示作用，特别是通过立法明确表明了政府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决心，投资者可以清晰地知道国家支持的重点所在，从而有利于引导投资方做出果断和正确决策[1]。

可见，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国家规划而言，明确性和强制性是确保其成效的重点所在。而我国在这一方面尚存在不少问题。

“九五”规划期间，原电力部明确提出到2000年我国风电装机达到100万kW的规划目标，但这一“宏伟”目标并没有得到实现，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强有力的立法保障和相关有效的配套政策。事实上，这也是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发展缓慢和市场容量狭小的主要原因[1]。

2005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以下简称《可再生能源法》)在人大常委会获审议通过。该法明确提出了政府和社会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方面的责任与义务，确立了一系列制度和措施，把发展可再生能源提升到了法律的高度。该法明确提出了总量目标制度，但是，在总量目标制度中并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据查，2004年8月5日全国人大环资委发给各相关部门的草案征求意见稿，曾在最能体现该法明确性和可操作性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和总量目标制度中明确提出2010年可再生能源利用量不低于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5%，2020年可再生能源利用量不低于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0%，然而，这些规定却在最终审议稿中被删除了。《可再生能源法》最终还是成为一部以综合性、原则性、指导性特征为主的法律，其所确定的发展总量目标制度虽然具备了政府规划的外形，却因为没有明确的目标规定而存在先天欠缺，立法的强制性在无形中被卸去了功用。

2007年6月7日，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根据此规划，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比例争取达到16%，水电总装机达到3×108kW，风电装机目标为3000万kW，生物质发电达到3000万kW，沼气年利用总量达到4.43×1010m3，太阳能发电装机180万kW，太阳能热水器总集热面积达到3×108m2，燃料乙醇的年生产能力达到1000万t，生物柴油的年生产能力达到200万t。并且将采取以下措施保障规划目标的实现：一是建立持续稳定的可再生能源市场，特别是对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规定强制性市场份额目标；二是落实优惠电价和费用分摊政策，按照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发展和经济合理的原则，制定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电价；三是加大财政投入和税收优惠力度，建立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产业体系建设等；四是建立可再生能源产业服务体系，根据需要整合现有可再生能源技术资源，完善技术和产业服务体系，加快人才培养，设立综合性的可再生能源研究开发机构[2]。虽然在目标明确性上符合政府规划的要求，也配套了相关制度和措施，但终究欠缺了法律的强制力保障。

三、区域性规划：我国可再生能源区域规划的现状及检讨

可再生能源意义篇8

放射型指词义以其基本意义为核心，其他派生意义沿着核心像光芒一样向四周放射出去。每个派生意义既与中心的基本意义有联系又相对独立（如图1）。连锁型指词从一个意义出发产生第二个意义，再从第二个意义产生出第三个意义，依此类推，词义以链状延伸扩展，后来产生的词义与第一个词义之间甚至看不出有什么关系（如图2）。

1． part of man or animal joining the head to the body 颈，脖子

2． part of the garment 衣领

3． the neck of an animal used as food, e.g. the neck of lamb 颈肉

4． a narrow part between the head and body or base of any object, e.g. the neck of a violin 琴颈

5． the narrowest part of anything: bottle, land, strait or channel 最狭窄部分

虽然这五项意义各不相同，但是2-5项各项意义都与核心意义1相关。这类词语可以通过记忆核心意义然后通过联想激活其他意义，达到全面理解的目的。

candidate:

1. white-robed 穿白袍子的

2. office seeker in white gowns穿白袍子的谋求职位者

3. a person who seeks an office 谋求职位者

4. a person proposed for a place, award, ect. 候选人

显然最后产生的意义是我们最常见的意义。这里每一个意义只与它先前的一个意义相关，尽管最后产生的意义可能追溯到原始意义，但是它们之间已经没有直接联系，如果不了解它的词源，很难判断出这几项意义间的关系。所以学习过程中要考虑这类词汇的词源问题，这样才能在不同词义间产生联想关系。

此外，某些词义的变化可能是既有放射型方式，又有连锁型方式。按照语言应符合历史发展演变的规律，一般先考虑连锁型方式，然后再考虑放射型方式（如图3）。

board:

1. a plat piece of wood sawed一块锯薄的木材

2. a plat piece of wood一块木制的平板 21.板床 A.住宿 B. boarding-school供膳宿22.黑板 23. bulleting-board布告牌 24. chessboard棋盘 25. boards that form the deck of a ship船边甲板 a. on board上船 b. on board上车（飞机）

3. 桌子 31.类似桌子的家具（dressing-board梳妆台，side-board 餐具柜）

4. 董事会

可以看出，board的原始意义为“一块锯薄的木材”，后来产生的意义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从“一块木制的平板”到“桌子”再到“董事会”为连锁型变化方式；从“一块木制的平板”到“板床、黑板、布告牌、棋盘、船边甲板”为放射型变化方式；从“一块木制的平板”到“板床”再到“住宿”、“供膳宿”是另一种连锁型变化；从“一块木制的平板”到“船边甲板”再到“上船”、“上飞机”同样是另一种连锁型变化。

可再生能源意义篇9

关键词：水资源 有效性 可控性 可再生性 广义 狭义 计算口径

对水资源概念的明晰定义，是界定水资源评价口径的前提，也是进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治理、配置、节约和保护的基础。由于水资源同时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一定条件下还具有生态属性和经济属性，因此，“水资源”这一貌似简单的概念却蕴涵着丰富的内涵，并由此导致了水资源评价中的争论。近年来随着全球范围内水问题的不断突出，有关水资源的一系列基础概念正在受到挑战。例如，自然界中的水分，符合什么标准才应当算作水资源？在水资源的定义和评价中，如何反映人类活动导致的水资源演化效应？对不同层面的发展需求，如何建立具有层次化结构和兼容性特点的水资源评价口径？为试图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首先讨论了中外学者给出的水资源定义，从中找出了代表水资源本质特征的有效性、可控性和可再生性三个评价准则；然后依据这些评价准则，提出了层次化的水资源定义；最后结合例题，说明了水资源各个评价量的计算口径和相互联系。

一、水资源的定义及其内涵

国际上水资源这一名词最早出现于正式场合，是1894年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设立了水资源处（WRD），其业务范围主要是地表河川径流和地下水的观测，以及相关资料的整编和分析等，显然，在这里水资源是作为陆面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总称。《不列颠百科全书》将水资源解释为“自然界一切形态的水，包括气态、液态和固态水的总量”，这一定义失之过于宽泛，没有反映水资源的若干本质特征。在1963年的英国《水资源法》中，认为水资源是“具有足够数量的可用水”，该定义虽较前者严格，但缺乏科学基础和可操作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世界气象组织（WMO）在1988年对水资源的定义是：“可供利用或有可能被利用、具有足够数量和可用质量、并为适应特定地区的水需求而能长期供应的水源”，在可操作性上推进了一步[1-3]。2002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指出：“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仍未能全面反映可持续发展不同层面的需求。对水资源认识上的差异是如此之大，其根本原因在于其储量有限而用途广泛和不可替代，具有多种赋存环境和复杂转化机制，而从各个侧面给出的水资源定义及其评价口径缺乏内在的一致性和层次性。

国内学术界对水资源一词的理解也各有不同。1991年《水科学进展》编辑部组织国内有关人士对水资源的内涵进行了一次笔谈[4]，各位学者给出了如下定义：

刘昌明提出：“从自然资源的观念出发，水资源可定义为与人类生产与生活有关的天然水源”。

陈梦熊提出：“一切具有利用价值，包括各种不同来源或不同形式的水，均属水资源范畴”。

张家诚提出：“降水是大陆上一切水分的来源，但降水只是一种潜在的水资源，只有降水量中可被利用的那一部分才是真正的水资源”。

黄万里提出：“人类所利用的水资源包括农业用水、工业和生活用水。河槽水流是工农业用剩的水量，不应误作全国水资源”。

曲耀光提出：“水资源是指可供国民经济利用的淡水资源，它来源于大气降水，其数量为扣除降水期蒸发的总降水量”。

施德鸿提出：“不能把降水、土壤水或地表水称之为水资源，犹如不能把海水、洪水、水当作水资源一样，（要）把具有稳定径流量、可供利用的相应数量的水定义为水资源”。

贺伟程提出：“水资源主要指与人类社会用水密切相关而又能不断更新的淡水，包括地表水、地下水和土壤水，其补给来源为大气降水”。

陈家琦提出：“作为维持人类社会存在并发展的重要自然资源之一的水资源应当具有下列特性：可以按照社会的需要提供或有可能提供的水量；这个水量有可靠的来源，且这个来源可以通过自然界水文循环不断得到更新或补充；这个水量可以由人工加以控制；这个水量及其水质能够适应人类用水的要求”。

根据上述定义，可以得出水资源最为本质的三个特性是：有效性、可控性和可再生性。有效性是指，只有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具有效用的水分才可以看作是水资源；可控性是指，在对人类具有效用的水分中，有必要进一步区分通过工程可以开发利用的那一部分水分；可再生性是指，水资源在流域水循环过程中形成和转化，其作为可再生性资源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保持流域水循环过程的相对稳定。

综合以上讨论，特别是水资源最为本质的有效性、可控性和可再生性准则，笔者认为：“水资源是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效用的淡水资源，其来源为大气降水，赋存形态为地表水、土壤水和地下水。水资源在数量上为扣除降水期蒸发的总降水量，通过天然水循环不断得到补充和更新，同时受到开发利用的人工调控和人类活动的其他影响”。

二、水资源评价准则与计算口径

2.1 有效性准则与广义水资源

从有效性出发定义水资源，首先是对传统意义上的水资源概念进行拓展。有效性标准对传统水资源涵义的第一个拓展是，与生态环境具有密切关系的水分都应该评价为水资源。这是因为，有效水分不仅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而且还滋养了对人类生存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生态系统，有效性概念可以同时体现水资源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意义。有效性标准对水资源涵义的第二个拓展是，对生态环境具有效用的水分不仅是径流性水资源，而且还有部分降水资源。因为无论是天然生态还是人工生态，有效降水都是研究其水分需求的前提，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就更是如此。由此可以认为，从有效性出发定义的水资源包括了降水中的有效部分和径流性水资源，是一种广义水资源[5]。

国内外习惯上仅将流域产水量评价为水资源，未包含雨水资源的利用量，不能反映水循环过程的全部有效水量。在我国北方地区径流性水资源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从流域水循环的角度整体研究水资源利用问题日显必要。广义水资源量的提出，对雨水资源化、节水标准和缺水标准的研究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

广义水资源与传统水资源评价口径的区别主要在于有效降水。有效降水计算可对人工生态系统和天然生态系统分别进行。人工生态系统对降水有效利用量的计算包括植被与水面两部分，水面部分为降水深与人工水面面积的乘积；植被部分为各类人工植被面积利用降水的有效量之和。对每种人工植被，用种植面积与单位面积实际利用的降水深这两项的乘积作为降水利用的有效量。天然生态系统利用的有效降水计算更为简单，其水面部分与人工生态系统相同，其植被部分可认为植被面积上的全部降水深均是有效和可以利用的。

2.2 可控性准则与狭义水资源

从可控性概念出发研究水资源，是从人工调控角度对广义水资源作进一步的区分。广义水资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效降水，可为天然生态系统与人工生态系统所直接利用，这部分水量难于被工程所调控，但可以调整发展模式增加对这部分水分的利用；另一类是径流性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地下含水层中的潜水和承压水，这部分水量可通过工程对其进行开发利用。因此，从可控性准则定义的水资源是狭义水资源。1980年代初我国第一次水资源评价时资源量中不包括有效降水部分，相当于仅就狭义水资源进行评价。

流域的多年平均产水量即为狭义水资源量。在基本没有开发利用的情况下，流域多年平均产水量即为多年平均河川径流量。在开发利用量较大不能忽略的情况下，还要加上流域平原区可以夺取的潜水蒸发。这部分“可夺取的”水分大小要视开发利用情况而定，最大量为流域山区对平原区的侧渗补给和平原区降水对地下水的补给。对我国西北内陆河地区，情况最为简单，不重复的流域总产水量为出山口径流量、平原区山前侧渗量、平原区降水入渗补给地下水量三项之和。一般情况下，流域的产水量会随开发利用条件的变化而相应变化。如地下水位一定程度的下降，会加大山前侧渗项和降水入渗补给项，而潜水蒸发项减少相对较小，从而使总产水量增加。同样，渠道衬砌会减少渠道入渗补给量，田间节水会减少田间入渗补给量，大规模引水会减少河道入渗补给量，各项开发利用活动导致的流域产水量变化，是流域水资源演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2.3 可再生性准则与生态耗用水量和国民经济可利用量

从可再生性出发研究水资源，是对狭义水资源在可持续利用意义下再作进一步的界定，以便提出社会经济发展的水资源可利用量。由于水循环是狭义水资源与广义水资源的共同基础，水循环本身及其相关过程的长期稳定性，是水资源可再生性维持的必要和充分条件。维护水循环本身的稳定，需要保持水热平衡和水量平衡；维护与水循环相关的物理、化学与生态过程的稳定，需要保持水沙平衡、水盐平衡和水土平衡。上述各类平衡归结到一点，就是在特定的时段和地域条件下保持有效水量的平衡。对于工程能够调控的狭义水资源而言，其不仅易于为国民经济所利用，更是干旱区非地带性植被赖以生存的基础，若在国民经济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之间调控不当，则会直接影响到流域水循环的稳定，进而影响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广大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决定了生态需水具有更高的优先级，因此在狭义水资源中应当首先满足特定保护目标下的生态环境用水，其余部分才可作为水资源的国民经济可利用量[5-7]。

生态环境需水的定义，一般意义上是指与特定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相联系的物理、化学、生物过程处于平衡状态时所需要的水分，涉及到不同尺度的水热平衡、水循环平衡、水土平衡、水沙平衡、水盐平衡、水化学平衡等。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生态需水，是指符合生态保护目标且对景观维持及环境状况改善起支撑作用的系统，为维持其平衡所要消耗的水分。一般情形，农、林、牧业既具有经济价值也具有生态环境功能，其用水属于广义的生态用水。严格意义上的生态需水，不包括国民经济需水中的种植业和畜牧业需水。

从生态建设的水资源保障条件看，生态需水可分为可控生态需水和不可控生态耗水。可控生态需水是指植被所利用的径流性水资源，可通过水利工程改变径流的时空分布，从而控制或影响生态环境的水分利用条件。不可控生态耗水是指植被所消耗的降水中不形成径流的有效水分，尽管不可控生态耗水与水利工程无直接关系，但其耗水量将不同程度地受到土地利用格局改变的影响。从生态系统形成的原动力不同，又分为天然生态耗水和人工生态耗水两大类。天然生态耗水是指基本不受人工作用的绿色生态所消耗水量，包括天然水域和植被所耗水量，在干旱区天然植被可分为荒漠河岸林、低地草甸、前山带河谷林、荒漠植被等；人工生态耗水是指由人工直接或间接维持绿色生态所需水量，包括为生态目的种植的人工林草灌溉量和城市景观供水量，农业灌溉退水维持的人工生态水量，以及水土保持造林种草所消耗的降水量。

水资源的国民经济可利用量，特指在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狭义水资源中能够被工程系统一次性开发利用的最大潜在量。这一最大潜在量包括了地表水和地下水两部分的可利用量，由于二者间的相互转化关系，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可利用量均不是固定的，要根据二元模型进行计算。特别是在西北地区，平原地下水几乎全由地表水转化而来，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动态补给情况对地下水可利用量进行调整。

在讨论水资源的国民经济可利用量时，必须要与工程系统供水量相区别。工程供水系统明显改变了水资源的天然时空分布，形成了一次性意义下的水资源可利用量被多次重复利用的情况，甚至会出现全流域的工程系统供水量大于狭义水资源量的情况。地表水利用后的退水，在水平方向又汇入到地表径流中，相当于增加了水平方向的局域循环量；在垂直方向则入渗补给地下水，相当于增加了垂直方向的局域循环量。

根据水资源的有效性、可控性和可再生性提出的水资源评价准则与基本口径参见表1（略）。

三、各项水资源评价量的计算

以西北地区内陆河流域片为例，对广义水资源、狭义水资源、生态需水量、国民经济可利用量、工程系统供水量等进行了计算。基本的计算单元为流域三级区，由于篇幅所限新疆综合成三个分区，河西走廊为三个分区，柴达木盆地自成一区。计算中以降水为基本通量，在狭义水资源（径流）评价的基础上，对径流以外的降水进行了分析，初步估算了西北内陆河地区的无效降水和有效降水。通过直接估算无效降水，得出有效降水，从而推算广义水资源量。分别对山区和平原地区估算无效降水。计算无效降水的范围（冰川、山区裸岩裸土，荒漠戈壁、盐碱地）由遥感解译图给出数据。降水量根据降水等值线图与观测数据合理确定。不形成径流的降水扣除无效损失之后，得出有效降水。有效降水与径流量之和为广义水资源量。计算成果见表2（略）。

全西北内陆河地区降水量3260亿m3。无效降水948亿m3，其中山区、平原分别为667亿m3、281亿m3；有效降水约1326亿m3，径流性水资源986亿m3，因此，广义水资源量约2312亿m3。有效降水主要是天然生态系统直接利用，少部分为平原人工绿洲的人工生态系统（包括农田、人工林草、水库等）吸收。

从降水—有效吸收（维持天然生态与人工生态）、无效蒸发—产流的构成看，西北内陆干旱区的无效降水量与产流量大体相当，分别为29%与30%左右。根据初步估算，西北干旱地区的有效降水量较大，平均达降水总量的41%以上。这部分降水支撑了广大的地带性植被，并补充了平原绿洲生态耗水，尤其对绿洲荒漠交错过渡带的生态需水起关键的作用。有效降水是过渡带生态耗水的主要来源，在部分径流参与下，广阔的过渡带成为绿洲抵御荒漠扩张的天然屏障。

四、水资源评价量之间的转化关系

根据本文给出的定义，流域水资源各项评价量之间的内在关系如图1所示。从图中关系可以看出，流域内天然和人工植被所利用的有效降水越多，则广义水资源量越大，越接近降水总量。若降水时空分布相对均匀，流域下垫面的温度、坡度、土质、水化学条件适宜，则几乎全部降水都可以形成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具有效用的广义水资源。反之，若流域内的植被全部消失，生态系统所直接利用的有效降水接近于零，则广义水资源量就等于狭义水资源量。由于内陆河降水集中在山区，产流几乎全部来自于山区，而山区的人类活动影响小，故狭义水资源的多年平均值基本稳定。对于平原绿洲区，降水较少，天然和人工植被的水分需求主要依靠狭义水资源来支撑，社会经济系统对径流性水资源的耗用越多，对生态环境用水的挤占越甚；生态环境用水的减少势必导致生态恶化，其结果又会反过来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

可再生能源意义篇10

关键词：可再生能源；补贴；WTO；《ASCM》

近年来，全球化石能源市场波动异常，能源短缺，价格上涨，世界各国也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可再生能源由于其清洁、污染低、可再生等特性越来越受到关注，各国也纷纷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我国在“十三五”规划中也列明了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以求在2020年和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的15%和20%。随之而来的可再生能源补贴问题也愈发引人注目。

一、可再生能源补贴正当性分析

（一）补贴的定义

在学理上，“补贴”迄今尚无统一的定义。不同学科对补贴的理解各有侧重。就法律层面上说，布莱克法律词典将“补贴”定义为：政府为了支持某一企业、事业、或者政府期望参与的某项改善或者其他被认为需要政府提供援助的目标而提供的资金，其目的大多是为公众谋利益。[1]关于补贴的法定解释，主要出自国际贸易法律规范中，根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ASCM）第1条规定：“补贴”是指成员方的政府或者公共机构向某一企业或某一产业给予财政上的捐助或对其价格上或收入上的支持，结果直接或间接地增加了从其领土范围内输出某项产品或减少向其领土范围内输入某项产品，或者由此损害了其他成员方的合法利益的政府行为或措施。[2]据此可知构成补贴需要三个要件。1.必须存在财务资助或是GATT第16条列明的价格或收入支持，该支持由政府、公共机构或者两者委托的私人机构提供。2.必须存在财政资助而获得的利益，该利益可以体现为直接资金投入或间接的财、税收优惠。3.因此而得被给予了某种利益。

可见，补贴是国家用于发展其本国经济，为了实现某种目标而给予的财政支持，很多人认为补贴将会造成不平等的竞争，影响市场规律，使企业无法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和发展，因此补贴也一直受到很多人的质疑。但是，“补贴”在当今世界各国各业也都大都存在，而且在某些行业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对于补贴的保留和废除问题，我们应该保持一种态度：如果没有非常充分的理由，保持现有的惯例的是唯一的选择。因为惯例就意味着稳定和合理。即“诉诸既存之实物者，无须证成，只有改变者才需要证成”。所以，补贴之所以存在必有其正当性。[3]

（二）可再生能源补贴之正当性分析

1.国家责任原则与可再生能源补贴

国家是治理社会的统治工具，一方面要对其国民生存、发展、安全、健康负有保障责任，同时，又要保证在其管辖范围内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不影响、不损害其他国家或个人的利益，即国家责任。根据1992年签署的《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规定：国家环境责任作为国家责任的一部分。我国《可再生能源法》也以“国家责任和社会支持相结合”作为可再生能源法的原则之一。[4]

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煤炭大约占据了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65%左右，其带来了严重环境污染的同时，煤炭存储量的不断下跌也成为我国能源安全的一个重要问题。发展可再生能源，是解决我国目前严重的空气质量问题、环境问题和能源安全的重要途径。在国际社会，中国作为世界上负责任的大国，其应当承担一定的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义务（当前我国碳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一，并且人均碳排放量同比超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加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利用则可以向世界各国表明我国在节能减排方面的坚决姿态。所以，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发展可再生能源，降低化石能源消耗量，达到减排目标，都是为了我国和不损害别国的利益。而为了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政府使用财政资金对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企业和个人进行财政上的补贴支持则有其一定的合理和正当之处。事实上，我国近十多年来一直在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到目前为止，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位居世界首位。截止到2016年，全国水电装机发电为3.2亿千瓦，风电光伏并网装机发电分别为1.29亿千瓦和4538万千瓦，太阳能热利用面积达到4.0亿平方米，其应用规模、产量均居于世界首位，可再生能源发电总量达到1.38万亿千瓦时，大概占据全社会电力消费的25%。而且，2017年1月5日，国家根据《可再生能源法》的要求和“十三五能源规划”制定了《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在《规划》可以看到，在十三五期间，我国将投入约2.5万亿人民币资金用于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力求完成到2020年和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例占一次性能源消费比重15%和20%的目标，从而改变我国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扩大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节能减排，保护环境。

国家责任原则为可再生能源补贴提供了国内法和国际法上的支撑，使其在法律上具有了正当性和可行性。同时，法律又通过其效力来保障政府对可再生能源补贴这一行为，当然，对于不合理的补贴国内法和国际法都会对其进行制裁。在国内法上，如果补贴触犯了法律禁止性规定，则可追究违法分子的法律责任。在国际法层面上，如果成员方违反了WTO禁止的得妨碍贸易自由化的补贴，则成员方可对其提出反补贴调查或者诉讼。当然，根据作为国际法基本原则之一的国家原则，国家在其国内所采取的的合理性的补贴措施，任何其他国家无权干涉。

2.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与可再生能源补贴

在18世纪末，政治学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了保护幼稚产业理论（Infant Industry Theory）。其核心热菔牵汗家的某项产业在发展初期，由于其属于新生产业，在国际上可能经不起竞争，如果可以对其采取适当、合理的保护措施，给予其一定的发展时间，以提高其竞争能力，在未来能够拥有相对的竞争优势，对其国家经济具有促进作用，对其可以进行适当的保护。而这种保护措施主要是关税和补贴。该“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对于论证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合法性和正当性有着重要意义。[5]

能源产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安全至关重要。目前我国虽然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用以解决日益紧张的能源供应环境、环境污染问题，并且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整体上相比欧美等发达国家在技术上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等发达国家便开始对可再生能源进行开发利用，相比我国近十年来的发展而言，其产业发展成熟，产业链完备，技术水平高，竞争力强，具有相当大的市场优势。例如，我国虽然在风电设备制造、太阳能光伏等产业发展极为迅速，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果和技术上的突破，但不争的事实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电力产业整体上技术含量不高，还处于整个产业链的装配环节，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均不高，主要关键设备还是依赖进口，关键技术尚还是没有全面掌握。因此在国际可再生能源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可能会有人指出，我国是太阳能光伏电池出口大国，以此来反驳我国可再生能源竞争力低的论断，但是，我国太阳能光伏电池主要核心零配件大部分需要依赖于欧美国家，自主研发能力较弱，而且整个产业链技术含量较低，并伴有较高的环境污染。

目前来看，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仍处于发展初期，虽然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在技术上仍然和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所以需要像幼稚产业那样对其采取相应的政策保护。而且，可再生能源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环境、能源安全有着重要意义，所以，我国对可再生能源进行补贴则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

由于可再生能源产业有投资大，技术强、回报周期长等特点，很多企业难以有实力独自对其进行研究开发，并且会承受巨大的风险。在2011年，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Solyndra宣告破产，其证明了可再生能源产业补贴的必要性。正如美国学者Cory所言，如果没有长效的投资支持，可再生能源项目将难以为继。

二、可再生能源补贴合法性分析

可再生能源也称清洁能源。根据《可再生能源法》第2条：本法所称可再生资源是指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根据上述，可再生能源与传统能源相比具有可重新获得、污染较低的特征，各国也纷纷对可再生能源进行财政支持促进其发展。

（一）我国可再生能源合法性分析―从形式合法性角度

我国在风能领域主要是针对风力发电设备进行补贴，根据中央财政部2008年出台的《关于印发的通知》及其附件《风力发电设备产业化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根据《暂行办法》的规定，国家设立专项账户对风电设备进行财政支持，据于此，我国风电设备产业存在国家资助。该项补贴是为了引导企业研究和开发新型产品，主要对风力设备产业化研究性企业进行补助。接受补贴的企业之后享有了一定的利益。因此，其符《ASCM》中关于补贴的定义。

《暂行办法》中还规定，产业化资金主要用于企业新开发的并实现产业化的首50台兆瓦级风电机组以及配套的零部件，补助金额按照装机容量和规定的标准确定。该条规定将补贴对象做了一定的范围限制，因此具有补贴“专向性”的嫌疑。另外，《暂行办法》第4条更是明确规定：补贴只授予中资及中资控股企业。其明显的违反了WTO中的国民待遇原则，所以符合《ASCM》中所禁止的进口替代补贴的特征。另外。《暂行办法》第6条规定了申请产业化资金的风电设备制造企业的条件，其中包括“风电机组配套的叶片、齿轮箱、发电机由中资或中资控股的企业制造，鼓励采用中资或中资控股企业制造的变流器和轴承”以及“在国内完成风电机组生产、安装、调试、无故障运行240小时以上，并通过业主验收”。该条也明确的把补贴限定于中资或中资控股的企业，即属于禁止性a贴中的进口替代补贴。[6]

此外，从《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可以看出，国家设立可再生能源建筑专项资金用以来促进可再生能源在建筑工程方面的应用，但严格来说，其中大部分属于《ASCM》意义上的补贴。此外，在“太阳能屋顶计划”、“金太阳示范工程”、“秸秆能源化利用”等中，国家做出的鼓励措施也很容易被定义为《ASCM》中的补贴。

（二） GATT第20条的适用性与否

《ASCM》将补贴分为三类，即禁止性补贴、可诉性补贴和不可诉性补贴。不可诉性补贴包括“研发补贴、落后地区发展补贴和帮助企业适应新环境规章而进行设备升级的补贴”，本来，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可以尽可能的使其符合不可诉性补贴的要求，但其在1999年各成员方并未对其作出延长决定，所以该不可诉性补贴则成为了历史。除此之外，WTO对可再生能源也并无像“农产品”类似的特殊例外。那么GATT第20条的一般例外条款是否可以适用于可再生能源补贴呢？

由于《ASCM》并未明确是否可以援引WTO的一般例外，所以其能否适用在实践中存在巨大争议。但是由于可再生能源的特殊性，其在保护环境和能源安全方面有着巨大的积极意义，GATT第20条的一般例外中关于环境保护的为（b）和（g）两项。（b）项“necessary to protect human，animal or plant life or healthy”即“为保障人民，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须实施的措施”；（g）项“relating to the conservation of exhaustible natural resources if such measures are made effective in conjunction with restrictions on domestic production or consumption”即“为保护可用尽资源有关的措施，如果该措施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同实施”。根据（b）项，只为了保障人民，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要措施为一般例外，虽然可再生能源能够对保障人民，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称之为必要措施则稍显牵强。根据（g）项中为了保护可用尽资源实施的有关措施，该项看起来可以用于可再生能源补贴的一般例外，因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的目的之一就是避免化石能源的枯竭，但是该项的适用要求“该措施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同实施”以及相关判例，其（g）项主要是针对进出口限制的一般例外。很难理解为：一国政府为了石油等可用尽资源，一方面限制国内生产消费，一方面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进行补贴。所以，无论GATT第20条是否能够被援引适用，其在可再生能源补贴方面都难以给予一个充分的规则支撑。

三、完善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之构想

（一）扩大新能源补贴主体的范围

目前，我国的新能源补贴主体只包括了两类：政府和一定范围的公共机构，而在世界贸易组织体制下，补贴的主体包括了政府授权的私营机构。目前，我国的国有银行正在朝着市场化道路发展，与其仅仅把我国国内的补贴主体限定为政府和公共机构，倒不如就和世界贸易组织接轨，把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私营机构纳入到补贴主体的范围。[7]一方面可以减少成为反补贴审查对象的几率，另一方面也可以扩大补贴渠道，为新能源产业的资本募集扩大渠道。所以，把私营机构纳入可再生能源补贴的主体之内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立法的一个方向，其对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有着积极地作用。

（二）明确新能源补贴的类型

在立法上根据WTO对补贴类型的划分来进行分类，而不是根据补贴的授予主体来分类，应避免如进口替代补贴和出口实绩补贴等禁止性补贴，如上文在风电设备补贴中提到的把补贴的范围严格限制在中方及中方控股企业。同时灵活运用WTO中关于可诉性补的规定，如避免《SCM》协定第6条列举的严重损害情形，包括实质性损害和实质损害威胁。同时在补贴过程中尽量不要超过第6条中关于补贴比例的限制，把补贴控制在5%内。

（三）强化和细化补贴规则

从国内的有关新能源立法方面来说，目前关于新能源补贴主要以国家政策为主，其量大且繁杂，执行力较弱。虽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这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法律，但是其规定过于框架。所以我国应建立一套统一的有关可再生能源相关的法律体系，树立可再生能源利用意识，同时明确职权分工，增强其稳定性和执行力，同时在该法律体系之下灵活的运用国家政策，加快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

四、结语

中国作为能源消耗大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利用对我国经济发展乃至国家安全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国内，如何正_合理地对可再生能源进行补贴，使可再生能源产业快速发展并且保持积极的竞争，为我国能源和环境问题分忧。在国际上，如何合理且合法地运用补贴来促进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避免我国陷入国际贸易争端。如何正确地解决这两个问题是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关键一步。

参考文献：

[1]Black，Henry Campbell，Garner，Bryan A .ed.Black’s Law Dictionary，9th edtion，West Group，2009：1565 .

[2]沈四宝，王斌乾著.中国对外贸易法[M].法律出版社，2013：224.

[3]这就是佩雷尔曼提出的“惯性原理”，参见〔德〕罗伯特・阿历克西：法律论证理论[M].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4]温慧卿著.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42.

[5]曹新，陈剑，刘永生著.可再生能源补贴问题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22.

[6]黄世雄，罗嫣.中美可再生能源贸易争端的法律问题―兼论WTO绿色补贴规则的完善[J].法商研究，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