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闻传播学的认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新闻传播学的认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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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传播学教学理念和学生对该课程教学的思想认识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要求该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基本原理和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以及与广播电视有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受到广播电视新闻采访、写作、编导、播音、节目主持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广播电视节目策划、编辑、采访、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由此可见，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教育的本质在于引导学生了解媒体传播的现象，掌握媒体传播规律从而能熟练地把握媒体传播。因此，传播学理论课程的教学需要树立具有强烈专业关切精神的教学理念，教学理念是教学效果的前提和基础，是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传播学在广播电视新闻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下，传播学课程教学的专业针对性，就是要在教学过程中考虑媒体传播作为一种传播现象的一般性特征和独特性特征，处理好教学过程中传播学理论的一般性和媒体传播的专门性之间的关系。教师在传播学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关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需要，依据专业的特点强化教学理念，进行教学改革，提升教学效果。

教学过程包括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两部分，在加强教学理念的同时，学生对学习传播学的思想认识同样重要。许多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学生对于《传播学》课程的学习认识不够，不太重视，完全区分传播学与新闻学，认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本身操作性、实践性特别强，应该加强与广播电视切合紧密的课程如《新闻学》、《节目制作》、《电视摄像》、《电视节目策划》等课程的学习，完全没有必要学习《传播学》那些既枯燥又无用的理论知识。没有充分认识到传播学的理论知识对新闻传播的指导作用。所以许多同学知道媒体传播的一些传播现象，却并没有将其进行归纳总结，上升到规律和理论的层面，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思考。宁树藩教授早在1994年就曾谈到他的一个想法：“新闻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新闻传播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这可说是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一是以报纸等新闻媒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而形成起来的，无以名之。姑称之为广义新闻学。”而且指出：前者是核心，是基础，失去前者就不成其为新闻学了。1998年，李良荣教授与李晓林也曾撰文呼吁：“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必然趋势，也是必由之路”；“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对传统新闻学的一次改革”。

上述学者的观点非常明确指出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学生们在学习传播学的过程中，首先要认清传播学与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之间的紧密关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学生们的学习态度，进而才有学习的激情和动力。

二、切合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

传播学教学模式既有普遍性，也有不同专业的特殊性。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教学更要切合该专业特点进行教学内容的优化整合。不仅要用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分析媒体传播现象，更要用传播学的理论进行新闻传播的实践指导。依据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才能真正达到学有所用，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

据调查了解，目前，我国广播电视新闻学的本科教学中，使用的传播学理论教材有很大的相似性，基本上涉及到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传播类型研究，主要包括传播者、传播受众、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以及效果研究等内容，而传播效果又着重介绍四大宏观社会效果，即议程设置、培养理论、知识沟假说及沉默的螺旋理论。这种安排基本上将西方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经验学派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学生，它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类本科教学普遍采用。然而。教学过程中，只向学生纯粹的介绍这些源于西方的传播学理论，肯定得不到学生的欢迎，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往往游离于专业之外，并没有和专业紧密地结合。传播理论教学要以一般原理介绍作为重点，再结合实践。使学生学有所用，学以致用。教学过程中，注意将抽象的传播学理论与具体的新闻传播现象结合，使抽象问题具体化、感性化。比如，在讲解议程设置时，在学生们了解了它的本质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势力对舆论进行操作和控制的过程之后，结合新闻实例进行讲解。例如，美国轰炸伊拉克之前，大肆渲染后者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本质也是利用媒体进行议程设置，扰乱视听，推行其霸权政策。在讲解人际传播时。通过观看记者和采访对象的电视节目录像进行探讨分析，使同学们真正理解传、受双方之间的认知互动、情感互动，从而指导将来的新闻采访工作，做出有创意和深度的新闻作品。

传播学教学，就是要让学生在体验中理解、掌握，以及运用所学的知识，解释新闻传播现象，提高新闻传播实践能力。教学过程应该将新闻传播现象与传播理论紧密结合，从一般到特殊，从理论到实践，充分优化整合教学内容，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三、丰富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激情

传播学本身理论性较强，多开于专业学习的较低年级，学生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比较有限，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的采用对于教学效果的体现是很有益的。传播学教学必须要跳出理论型课程单向教学的传统模式。不仅要将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清晰的介绍给学生，还必须充分尊重传播学自身学科性质，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们参与思维，进行主动学习，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经调查，教学内容枯燥、抽象、难于理解，是学生们对传播学学习的普遍印象，所以在教学中可运用多媒体技术。提供多元化的学习情境，产生多样性的外部刺激，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其中，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是方法之一。运用多媒体技术将一些抽象的过程、微观的现象进行模拟，瞬间的现象进行定格，是教学内容变得具体、直观、生动而易于理解。另外，多媒体系统的超文本功能，可以把诸多的教学信息，由不同媒体形式进行有机组合，将与某一教学内容相关的不同层面的资讯系统集成在一起，实现课堂教学信息组织表达的最优化。对于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同学来说，影像资料特别丰富，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优势，使抽象的教学内容形象化、简单化。如，在讲授人类传播的符号和意义的内容时，播放对话、访谈类节目，借用影视的直接诱导，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使他们进入教学内容情境之中。通过这类节目的主持人、嘉宾的非语言符号，如面部神态特写镜头，肢体动作细节描写来反映其心理活动，并通过讨论使学生掌握基本的知识点，同时对著名主持人的采访技巧也有了直观的认识。例如，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播放了湖南台鲁豫主持的栏目《说出你的故事》中的《白岩松约会电视》这期节目，因为主持人和嘉宾都是明星主持人，同学们参与热情非常高，讨论非常热烈，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要想提高同学的参与热情，还可以采取情境教学的方式，让学生亲身模拟，直接感受教学内容，加深体会和理解。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将同学从枯燥的被动接受的教学中解脱出来，同时可将理论直接付诸实践，使同学们学得轻松，接受愉快。如讲解传播技巧和传播效果的内容时，笔者让同学上讲台模拟了“诉诸理性”和“诉诸感情”以及“警钟效果”，使课堂气氛变得轻松活泼，同学们对教学内容记忆深刻。大众传播的教学中，针对传播热点话题，组织学生跟踪大众传媒的报道，要求学生对所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再利用课堂时间进行讨论。这样的互动安排，充分考虑到教学目的和学生的兴趣，鼓励学生学习积极性，一般都能达到预期效果。如笔者组织同学们就“3·14拉萨事件”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了讨论分析，效果很好。

由此可见，只要教师将传播学的教学进行适当的处理，使之与新闻时事紧密结合，使同学深入教学内容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传播学教学过程就会变得轻松愉快，教学效果就会明显提升。

四、与时俱进的探讨新问题，培养学生思考分析能力

人类传播的发展过程，是一部人类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扩展自身的传播能力、不断发展和创造新的传播媒介、不断使社会信息传播系统走向发达和完善的历史。纵观人类传播发展历程，先后经历了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大众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这本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媒介即是讯息”，指出了媒介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电子化时代，媒介具有前所未有的积极的能动作用。媒介引起了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和模式变化，媒介改变、塑造和控制人的组合方式和形态。20世纪80年代，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使得人类社会出现全球化、信息化趋势。网络传播已经成为信息社会传播的基本形态。它突破了大众传播时代大众化、非目标性、单向、区域传播的障碍，使得传播走向个人化、目标化、双向和全球网络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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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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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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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双语教学是我国高校在教学改革中的一项重要举措。早在2001年，国家教育部颁布《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就明确要求各高校积极推动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传媒业对新闻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需要培养越来越多的既懂专业，又掌握外语，既有国际视野，又了解中外社会与文化的高水平复合型新闻人才，这就促使我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的教学进行相应的双语教学改革与探索。

一、目前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问题

（一）教学观念上存在偏差

目前，一些高校的教师对双语教学的认识不够准确，仅仅认为用英语来上课，或授课过程中使用了英语就是双语教学，这种认识使教师的双语教学多流于形式，或者是把课堂教学的重点放在词义解释、翻译分析英语句子上。而双语教学其实质是一种学科教学，不是语言教学，更不是翻译教学，是以教授内容为本文由收集整理主体的教学[1]。虽然双语教学很大程度上可以起到提高学生英语能力的作用，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双语教学中英语并不是我们学习的主要目的，而是我们的工具，通过这一工具学习掌握专业知识才是双语教学的主要任务。

（二）师资力量比较薄弱

双语教学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水平。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教学要取得良好的效果，需要我们有一支既有扎实的专业功底，了解新闻传播学发展研究的前沿知识和动态，又精通英语能看懂英语原著和相关资料，并能流利地用英语进行沟通，传授专业知识的教师队伍。目前，我国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师资队伍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缺口。大多数院校的教师的都是专业知识具备，而英语能力欠缺，这一现状使双语教学的推广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三）学生的英语水平不均衡

学生英语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双语教学的效果。我国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和教学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学生的素质和基础也存在差异。高校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即使在同一个班级的学生，大家的基础知识、学习态度、学习能力和英语水平也会有较大的差别。在新闻传播学的专业划分中，由于学生的招生类别不同，学生的英语基础和水平也存在差别。例如播音与主持专业、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按艺术类进行招生，学生的英语基础与新闻传播学其他专业相比相对较弱，学生英语水平不均衡的情况势必影响双语教学的效果。

（四）教材资源匮乏

教材是教学的基本工具，使用合适的教材是双语教学的关键环节。国家教育部在2001年10月召开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教学工作会议上提出，提倡编写、引进和使用先进的原版教材。在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教学中，大多数学者主张使用原版教材。如毛家五、张文锋认为双语教学必须使用原版英文教材，没有原版教材双语教学就成了“无源之水”[2]。引进英文原版教材有很多优点，信息量大，逻辑性强，案例丰富，语言纯正，能让学生在原汁原味的语言环境中接触专业知识，能开阔国际视野，了解知识前沿。但原版教材也有诸多不足之处，比如专业词汇多，篇幅长，阅读难度大，编写体例与国内教材出入较大，案例多以西方为背景，缺少中国案例，而且费用较高，所以使用原版教材开展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教学，在实践中，还存在较大的困难。同时由我国学者编写的能够满足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需要的知识体系完善，学科思维新颖，案例丰富的教材尚未出现。

（五）教学方式落后

在双语教学中，教学方法的单调乏味也会降低教学效果。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教学中，很多教师使用传统的板书+口述的授课方式，不辅以生动的多媒体课件，不注意通过课堂讨论、提问等方式进行有效的师生互动，来吸引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由于语言的原因，学生本就兴趣较低，注意力容易分散。这种以教师为中心、填鸭式、满堂灌的授课方式，无疑会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降低，达不到预期的授课效果，常常事倍功半。

二、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对策

（一）选择正确的教学模式

关于双语教学的教学模式，国防科学技术大学黄艳春认为，可以分为三种：维持型、过渡型和浸入型。维持型：一直保持着双语教学几乎同等地使用；过渡型：从母语多外语少过渡到外语多母语少，直至几乎不用母语；浸入型：几乎从一开始就完全采用外语而几乎根本不用母语[3]。三种教学模式实施的难易程度是有差别的、对学生和教师要求也不一样。维持型对师生外语水平要求最低，过渡型要求较高、浸入型要求最高。不同高校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采用适合的教学模式。例如，在外语教学方面有明显优势、生源外语水平突出的外语类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科教学可采用浸

入型教学模式，其他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的教学可采用对师生英语要求相对较低的过渡型、维持型。这三种教学模式，不同的院校、专业或同一专业的不同年级，甚至同一门课程的不同阶段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二）建设师资队伍

较强的师资力量是双语教学的保证。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师资队伍建设可有以下几种途径：

一是引进专业领域的留学归国人员，这是双语教学最理想的师资。他们熟悉教学内容，有最新的专业知识，了解西方的教学理念，而且可以克服语言的障碍进行知识传授。

二是挑选教师队伍中英语基础好的教师进行培训，并定期总结，交流经验。有条件的院校可派教师到国外进行学习和培训。

三是激励教师在实践中提高双语教学能力，根据教师英语水平，分层次培养和使用。英语水平高的教师可安排在高年级进行浸入型教学，英语水平次之的进行过渡型教学，英语水平一般的可在低年级进行维持型教学。在教中学，在学中教，各尽所能，共同提高。

（三）提高学生外语水平

提高学生外语水平是促进双语教学的重要途径。在开展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中要注意为学生营造一个英语学习氛围和环境。结合学科特点组织各种活动、比赛，如英语播音主持、英语配音、英语诗歌朗诵、英语稿件采编等比赛，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培养对英语的兴趣。在学校的校园网站、广播站等传媒平台中多为学生播放英语新闻、英语电视节目和欧美电影等原汁原味的视音频资料，使学生在学习、休闲、娱乐中不断提高英语水平。

（四）分层次使用教材

高校双语教学的教材选用上，目前有三种普遍的作法：一是使用中文版教材；二是使用国内学者在原版教材基础上编写的英文教材，这部分教材包含有汉英对照的内容；三是采用国外的原版教材[4]。在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教学中，对教材的使用不应“一刀切”，而应根据师生英语程度、课程、专业、年级等各种因素，分别采用。例如，在大一阶段，学生专业知识储备较少，可采用中文版教材，授课中对概念、案例等用英语讲解。大二阶段可采用原版教材基础上编写的英文教材，汉英对照的方式，有助学生进一步了解掌握专业知识，提高英语能力。大三、大四阶段可采用国外原版教材，因为经过前两年的学习积累，学生在专业知识、外语能力方面都有较大的提高，对原版教材的接受能力也更强。

（五）丰富课堂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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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文化，孕育了具有英国鲜明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虽然国情，体制不同，但了解、学习和研究英国新闻传播学的教育机制和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的我国新闻传播教育有着可借鉴之处。本文主要探讨了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实践教学层面，认为英国传播学教育在强调实践性、丰富教学手段，注重评估及反馈、强调复合性师资及课程设置等方面具有自己的独特优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渊源

英国的新闻媒介发展较早。如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路透社成立于1851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以民营形式组建于1922年。如今，路透社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新闻通讯社之一，bbc制作的广播节目和电视节目在全球已拥有了1.2亿的受众。在印刷媒体方面，英国现有各种类型的报纸1400余种，其全国性的报纸12家；另有7000余种杂志，2400家出版社。正是媒介的快速发展促进了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孕育成长，同时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根据相关资料，大众传播学教育在英国一般被称为“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最初是从英文和文学批评专业发展而来的①。英国的传播学研究在上世纪30年代便初见端倪，相对而言，其新闻学专业的教育起步较晚。传播学研究起源于一些社会科学家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了兴趣，于是创办了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旨在培养传媒批评者与分析者。而作为培养职业新闻记者的新闻院系，则是90年代后才在英国产生②。伦敦大学曾于1919——1939年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但在此后的三十年间一度中断，直到1971年卡迪夫（cardiff）大学开始开办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此后各英国高校才陆续开办了相关的传媒院系和专业。如今,英国大量高校都设立了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领域的学位点。据学者统计，大约有70家英国高校开设了传播学和新闻学教育或进行媒介研究，其中还包括爱丁堡大学、拉夫堡大学、莱切斯特大学等许多综合性大学③。

二、部分英国知名新闻与传播教育机构

总体而言，英国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较为明显。传播学领域的覆盖范围较为宽广，包括文化、广告等各方面的理论性知识；而新闻专业的教学特点则趋于实践，在一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有大量的实训课程和实训内容。英国的各个高校在各个专业领域侧重不同，同时在不同领域中又各有自己的特色。

1、谢菲尔德大学新闻本文由收集整理传播学院

谢菲尔德新闻传播学院成立于1994年，是英国传播学研究和新闻教育领域的顶尖学院。该学院的专业齐全，与英国传媒业联系紧密。学院颁发的学士学位是唯一个获得英国三个新闻行业机构：bjtc（英国记者培训协会），ntcj（全国记者培训委员会），ptc(期刊培训委员会)认可的证书。目前，该学院在本科生阶段不分专业，只开设了新闻学学士一个专业。而研究生阶段的专业则进行了细分，包括：新闻出版学（ma print journalism），广播新闻学，杂志新闻学，网络新闻学，国际传播等④。

该学院的特色之一就是侧重实际业务方面的培养和训练，教学目标就是以培养实践人才为基础。除了一些理论知识，研究方法等课程外，专业课程更侧重技能和实用性，包括了大量的实践，如新闻采访、出镜、新闻写作和报道等。在本科的课程中，学生不仅需要训练扎实的速记等基本功，学院也注重学生从全方位的了解新闻产业，包括各个媒介机构中，如电视、广播、网络、报纸和杂志的运行，学习如何做新闻，正视新闻和新闻产业面临的关键问题。此外，其多媒体应用课程教学设备齐全、精良，配备了各种采访仪器、摄像机、照相机、计算机及软件等，为学生实践能力的锻炼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2、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

莱斯特大学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在英国的媒介和传播的教学和科研中也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研究中心认为对大众传播的学习就是了解在复杂宏大的社会下传媒的作用及进程。因此该中心的新闻传播教育主张在广泛的社会学科中汲取养份，比如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等⑤。

目前，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设置了两个本科专业：通讯、媒体及社会理学士（bsc communications, media and society）及传媒、社会学学士（ba media and sociology）。其硕士提供的专业有大众传播、全球化与传播、新媒体与社会等。总体而言，莱斯特大学的传媒偏向传播学研究，在最近的几年中，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包括媒介研究、电视和道德、广播剧和健康教育、国际新闻、东欧电影、国际流行音乐工业、媒介和体育、编辑出版等等，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

从课程内容看，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的研究政策是以基本的传播理论为起点，辅助于比较、分析及调查等定量性研究方式，从而探讨各项大众传播媒体的运作过程、传播效果以及和社会文化的关系。⑥近年来，研究范围已扩张至全球及传播多元化领域。其传播学教育希望学生不仅对媒体研究领域有深入的了解，懂得分析和研究，并且还能掌握在当今信息和媒介充斥的时代生活工作所必需的技能。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与特点

1、教学注重实用性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英国新闻学课程最成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实用性强。这主要是因为在英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中，就业导向一直很明显，大多数新闻专业都宣称他们与业界联系密切，致力于培养满足业界需要的毕业生。而掌握实用的新闻技能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因此各个院校都不断强调其专业的实践性。

新闻学教育的实践性从英国各传媒院系的专业设置就已能窥其一二。谢菲尔德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教育就按媒介细分了专业方向，如广播新闻学、杂志新闻学、网络新闻学等，然后再根据专业方向设置不同的实训课程。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数字技术的来临使得英国新闻的教育工作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英国大多数新闻专业课上，学生们除了制作广播电视节目、编辑报纸杂志外，还要学习制作网页。这些实践课程使大多数英国新闻学学生毕业后都能自信地走上新闻岗位，胜任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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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许多大学认为，仅有新闻实践或是新闻教育对于本科阶段的的学生来说是不够的。因此，有些大学开设了双学位课程，使学生在学新闻的同时，可以同时学习另一个专业如现代史、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

2、教学手段丰富多样

英国高校的上课形式除了最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课堂讲座外，还包括了许多特色的教学方式，如研讨会(workshop)、团队合作(teamwork)、讲习班、小组辅导、个人辅导等各种形式。

课堂讲座和国内大学上课形式基本相近。但英国的教育体系非常严谨，课程安排，课前需了解的资料，学校会预先通知学生让学生准备。在学期开始前，授课老师通常会发一份课程说明，上面有详细的课程计划，上课内容，考核评估方式等内容，而且每单元的课程后会附一份详尽的阅读书单，包括书、期刊、网络资讯等。由于每堂课的信息量大，因此学生通常需要课前做大量阅读功课。

英国的教学非常重视小班教学，在课堂上也多采用课堂讨论的方式。由老师提出主题，学生围坐在一起讨论，大家轮番发表意见，没有固定统一的答案。从谢菲尔德大学传媒专业的讨论议题中可以看出，议题更多的涉及到传媒、经济、文化、政治、社会、民族等多个领域，通过不断跟进和讨论，学生得以深化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小班教学保障了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指导，并且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促使学生主动思考，同时也利于开阔思路，集思广益。

3、师资构成呈复合性

由于英国各传媒院系都积极的与媒体产业保持联系，因此经常有媒介机构、企业、政府和国际组织任职的高管们来为学生开讲座或者授课。他们讲座内容经常涉及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案例，亟待解决的当前热点难点问题等，很受学生欢迎。同时各学校也常邀请一些产业实践者和在各媒体工作的校友回母校与学生交流，这对学生了解媒体工作的方式以及职业生涯的规划颇有裨益。

普遍而言，英国高校在引进教师时会采用“双轨制”，也就是招聘具有博士学位、以理论研究见长的教师，同时也招聘具有多年从业经验、以实务见长的教师，并且对两类教师采取不同的考核和评估标准。这种复合型的师资队伍能有效的减轻困扰传播学教育业界和学界难融合的现象。另外，英国的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对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而言这一特征也成为了一定的优势，一方面，学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增加了彼此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另一方面，新闻传播学科本身具有非常鲜明的跨学科性质，而国际化的趋势更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

4、评估反馈体系较为完善

在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中，考核评估体系较为多样化，通常不以期末的考试成绩作为单一的评估标准。学生每修完一门课，老师都会给出评定成绩。但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方式并不是期末考试，而是根据学生的论文（多为理论课）、作品（多为实践课）等做出综合评价，而且多为复合式成绩，也就是由几种成绩所占的百分比算出最后的结果。

在实践课上，老师会根据实际操作，作品，个人和团体设计方案和工作日记等综合起来评定成绩。而理论课则常常结合主题演讲、小组合作的方式给出一部分成绩，最后再加上论文的成绩来作为评定理论课的成绩。期末时，英国高校的学生一般会收到各个课程的评估问卷，用以调查每一教学模块(model)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意见、建议。这份问卷设计得较为详细，不仅涉及课程安排，授课质量，而且还会涉及到教学设备、试验设备、图书馆资料、学习场所等内容。学生的反馈意见将由学院再组织讨论，被认为需要修改的地方则在下一学年执行，由此不断促进教学效果，完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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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核心理论

1 新闻学理论创新与突破的必要性

1.我国新闻学缺乏核心理论

传播学在中国的强势崛起。传播学这一学科被引进我国。传播学科的引进对于我国新闻学的发展和改革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推动新闻学向更高层次的发展迈出重要的一步。而传播学的引进，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传播学由于其来来源于西方国家，其理念、理论架构和研究手段进入我们国家，变成推动我国新闻学理论进行突破的助推剂，在新闻学的发展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而另一方面，传播学进入我国并迅速受到欢迎，挤压了新闻学科的发展空间，破坏了我国原有新闻界的架构，使得新闻理论的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有被稀释的可能性，很多优秀人才纷纷选择把传播学作为研究方向。由此，新闻学科被大家所忽略，这使得新闻学科缺乏创新的动力。有研究者尖锐地指出 ：我们国家的新闻学理论研究目前困难重重，和其他学科对比起来，其创新和突破动力不足，没有高水平的研究理论产生，没有针对现实问题的有益研究，更没有本学科的核心理论，甚至照搬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理念。此外，研究人才严重不足，很多年轻学者投入到传播学科的学习中。新闻学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与此同时，新闻理论也面临着更严峻的处境。

2.新媒体技术革命带来的改革需要

最近几年，新媒体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引发了一场新媒体技术革命，也由此导致了新闻传播领域的变革，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学术研究领域的话语权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这场传播改革是深刻而广泛的，对我国新闻学理论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的。假如我们把原有媒介方式下的新闻学理论的提出、突破总结为一种一步步循序渐进式的，那么在新传媒时代下，将会发生一场“哥白尼式”的变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闻学理论迫切需要突破和创新，基于互联网的传播平台，应当对新闻传播有形成一个全新的认识，并借此推动新闻学科转化为经验性学科，重新审视原来的研究结论和基础。在此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的话语结构不能再按照原来的轨迹，也不可在原来的结构上修改、填补，而应全面改革。

3.新闻理论话语结构问题

新闻理论话语建构存在以下不足：流于经验层面的表象真实的描述和客观知识的浅层把握，缺乏对新闻理论话语语法的精准提炼。与高度泛化的传播学话语生产不同，新闻学研究的目标相对明确，围绕新闻现象、新闻活动进行经验研究和价值判断，其难度要比传播学要小一些。在新闻生产、传播的组织化运作时代，新闻生产方式较为明确、稳定，新闻理论研究涉及的问题视阈有限，研究战线不长。在这种情况下，从事新闻理论研究的难度相对较小，进行经验提炼和语法提纯的难度较小。但及至新媒体时代，新闻生产的语境、方式以及关系结构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追求新闻的客观知识难度更大了，进行理论提纯的成本也更高了。当前的新闻理论缺乏足够的“硬度”，原因在于 ：新闻理论话语处于散乱的堆放状态，缺乏这些知识资源的萃取和提纯，未能从中抽析出自洽的逻辑理路来。新闻理论创新不能满足于局部知识和表象知识的增殖，须经得起经验和逻辑的双重检验，尽可能将命题与事实之间的距离缩短到最小值，将理论纯度提升到最大值，打造理论的“硬度”，提炼出内生于中国新闻理论语境的话语语法。

2 新闻理论创新与突破的策略

1. 知识维度的新闻理论创新

这里所说的知识，不是一般层面的知识，而是经验上被证实的和逻辑上一致的规律的陈述。这种在经验上被证实以及逻辑上自洽的知识，是一种高质量的知识。这种知识来源于实践，是对超越于经验表象的理论提炼，提炼的是一种“经验真理”。新闻学知识的提炼最初是对职业经验的提炼，其理论纯度不太高。与其他学科比较，新闻学知识是一种“弱知识”，缺乏足够的硬度。面对高度开放、泛化的新闻实践，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尚未找到合适的应对方式和思维路径，满足于局部知识的积累，对新闻理论概括缺乏系统逻辑层面的突破，满足于知识的量的积累，缺乏结构性、系统性的理论框架突破。新闻理论创新需要新的框架视野和结构理路，用以绘制出全新的新闻经验世界知识图谱。

2. 价值维度的新闻理论创新

新闻现象、新闻活动是社会属性的，不是自然属性的。因此，难以将价值驱除出新闻研究视域，揭示“价值”的真实存在和内在逻辑，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个目标。布迪厄把社会学看作一种具有显著政治性的科学，原因在于它极为关注符号支配的各种策略和机制，并融汇于中，环环相扣。它永远不可能达致自然科学所具有的那种‘无可争议’的地位。

新闻学并非以提供“客观知识”为唯一目标，它同时提供“价值”。新闻学研究不仅生产知识，同时还揭示意义。对新闻传播事实的“客观”把握，并不能达致“客观知识”。这种并不纯粹的社会科学研究，没有全然将研究陷入“客观知识”陷阱中，而是兼顾“事实”背后的意义，或者说，不仅关照事实的“真”，同时还关注新闻传播“事实”背后的价值，关注新闻传播现象、行为背后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囿于中国新闻实践语境的特殊性，在这一语境下产生的经验事实和价值理念，要求我们的新闻理论话语能以“他者”的标准作为话语语法和游戏规则。经过长期的摸索，中国提出了一套自己的理论话语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有明确的价值预设和意识形态基准，但后来的传播革命深刻改写了这种价值预设和意识形态话语框架，致使新闻理论的价值问题凸显出来。新闻理论创新需要对新闻价值的核心问题和理论框架进行反思，校准中国新闻理论的价值方位。

3. 规则维度的新闻理论创新

新闻学不乏核心概念。在很多时候，新闻学甚至被名目繁多的核心概念所困扰，概念的繁荣并不是一个学科领域成熟的表征，恰恰相反，这是新闻传播学科不成熟的表现，是缺乏范式、规则支撑的表现。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新闻研究，尤其是新闻理论研究遭遇的困境，其根源在于缺乏研究范式。

新闻传播学尚未形成一套被其内部普遍认同、也被其他学科认可的范式。如果说有的话，也只是一种“前范式”状态。库恩认为，在一个学科的前范式状态，可能存在一批相互竞争的思想学派，但其中无一获得普遍的接受。新闻传播学不缺乏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学派，但各个学派之间缺乏范式勾连。这些学派提供的是“地方性”知识，其背后缺乏为共同体普遍认同的范式和有足够硬度的规则。从这个角度看，新闻学的规则生产还不够成熟，缺乏稳定的规则支撑。

3 结语

和发展较为成熟和先进的学科比较而言，新闻学的理论储备非常缺乏，其理论体系缺乏深度和广度。而新闻学的理论要想取得创新和突破，不能仅仅更新部分理论和表面理论，必须要从知识、价值以及规范等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拓宽新闻新理论的宽度和深度，研究出适合我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话语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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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网络；新闻传播理论；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1）54-0012-02

新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新闻活动是一种精神文化的交流活动，是人类认识自我与认识世界的常态形式。新闻理论研究是在忠于现实的基础上追求真理的基本理念研究，它的目的在于探究社会新闻现象以及新闻活动的基本特征和规律。

1 主要新闻理论体系模式

1.1拉斯韦尔模式

拉斯韦尔模式的新闻理论体系是指由美国的传播学家和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在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机构与功能》中提出的“5W”模式。即Who （谁）Says What （说什么）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To whom （对谁）With what effects （取得什么效果）。新闻学是大众传播学的其中一种，因而用大众传播的理念方法指导其构建属于自己的新闻理论体系能够相得益彰。另一方面，新闻学也有自己特定的话语方式、传统、研究对象以及问题领域，如何借鉴传播学研究成果，构建新闻学的理论体系，至关重要。

1.2离散性四元结构模式

上世纪的90年代初由清华大学刘建明教授提出。即所构架的理论体系由新闻、新闻报道、新闻媒介和新闻媒介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四个实质性单元组成。而所谓的离散性是指这四元在结构方式上所具有的外在的特征，也就是其在相互集中的基础上也会出现的分离和交叉。此种理论体系具有明显自觉意识，提出新闻学理论是展示理念化和演绎原理体系的知识系统。

除了这些理论体系之外，还有板块结构模式、一分为二体系的结构模式、以新闻活动范畴作为红线的理论结构模式和不大追求体系结构模式等，因为在这里只是简单介绍，我就不赘述了。

2 网络时代下新闻传播理论模式的方式转变

根据上面所提到的拉斯韦尔模式，新闻传播的过程主要由5个基本要素组成，依次分为5个传播阶段。即传播者―信息―媒介一接收者―传播效果。那么在网络时代里，每一个传播规律都可以通过这5个要素表现出来。

2.1传播者

网络时代的新闻传播与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在传播者这个要素方面的主要区别是传播主体的多元化。网络是一个开放，人人参与的媒体，网络新闻三大主传播者是互联网信息服务的经营者、新闻单位和个人。虚拟世界中真实多元化的媒体环境，挑战了传统的新闻宣传部门执行的对新闻信息流向、流通以及新闻源的有效管理机制。

2.2信息

网络传播的传播速度快、信息量大、传播及时等特点使广大的新闻受众获得信息的途径更为方便和迅速，内容也更为海量，置身于信息海洋中，体验知识爆炸的新时代特点。网络时代下的新闻媒体不仅仅为其广大受众提供了大容量、超文本、跨时空的海量信息，而且它相比于传统的传播方式最大的优点在于其具有强大的互动性。网络时代里，人人都是新闻源的提供者和接受者，大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和生活空间。

2.3传播媒介

互联网的特征是广容、实时、交互、多媒体化。那么网络作为网络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传播媒介，其特点也会影响新闻传播的特点。网络时代下的新闻传播采用多样化的技术，营造强烈新闻视觉听觉冲击，充分运用FLASH动画音频视频等多角度的多媒体技术，激起受众参与意识；双向流动性和互动性改变了传播者和受众以及受众和受众之间的孤立状态，在个性化和人性化的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新闻时间及时、实时、全时，最大限度的体现了新闻本身的特征；突破地域局限，全球化、全方位、多角度直接全球热点时事新闻动态。

2.4 接收者

网络时代的新闻传播的接收者从被动向主动转变，大众传播有向小众传播的趋势转变。新闻接收者不再是单纯的接收者，它同时也可是新闻的传播者。现在各种个性小众网站也应运而生，人们在某一个特定的兴趣点上达到共识，组成一个小的社会团体，相互交流观点和提出意见，产生一场信息化的革命。

2.5传播效果

随着时代的进步，在人们的民主观念产生改变之后，对于舆论的引导方式也需要得到改进。网络新闻给广大受众提供的不仅仅是新闻信息和宣传，它同时也给广大受众带来了多样化的选择方式，采用人性化的特色定制。在此种情况下限制和堵并不能转变人们的思维方式，这时候的新闻传播就要善于利用舆论的引导作用，抓住广大网民的心进行有效宣传。

3 网络时代下的新闻传播理论内容

从网络的角度单独来考量的话，我国的网络新闻理论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3个主要的阶段：1994年~1999年的网络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发生期、2000年~2003年的发展期以及2004至今的繁荣期。每一个时期下的网络新闻理论研究都各有其特点，在这里，主要探究当今的网络时代下的新闻传播理论的内容，以便为之后的发展趋势预测做基础。

3.1理论研究的多元化

首先是对外国学者学术研究进行翻译，我国研究人员进行相应的吸收和融会贯通。2003年，克里斯廷・L・博格曼的《从古腾堡到全球信息基础设施》、保罗莱文森（美）的《手机――挡不住的呼唤》、罗兰・德・沃尔克的《网络新闻导论》等在我国的翻译和出版。作为网络时代下传播理论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开阔了我国学术研究的视野，对国内的学术研究具有借鉴作用。

其次是国内相关专家对自身领域的拓展研究。钟瑛的《网络传播伦理》、巢乃鹏的《网络受众心理行为研究》和秦州的《网络客文化》等都对网络时代下的新闻理论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些论文著作具有学术性、创新性和前瞻性，结合了一定的社会的现实和与时俱进的新闻传播理论，对于解读网络时代下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打下了很好的理论基础。

3.2 新闻理论研究的舆情监测

在这个全民娱乐的网络时代，要研究新闻传播理论，就必定离不开对于网络舆情的检测和管理分析。刘毅说网络舆情是指人的态度情绪以及意见交错总和体现。王来华则认为所谓的网络舆情既网民对于社会的政治态度。当然各自的观点都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但是总之，认识和充分利用广大受众的接收心理，把握好网络舆情的实质问题，是网络时代下对于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4 网络时代下新闻传播理论的趋势

对于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要追溯到最早的传播学的研究范畴，而在当今网络时代下的新闻传播理论则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欣欣向荣的研究领域。随着科技的发展，互联网广泛被运用于各种领域。学术领域也与时俱进。网络时代的到来，使人们有了更大的知识传导空间，在接收的途径、方式方法和范围上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扩展。那么，在网络时代下的新闻传播理论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呢。

4.1 新闻来源渠道向多样化扩展

传统的新闻传播都是来源于专门的新闻记者等专业人士，大众对于社会问题的观点和建议很难或者无法为大众所知，而新闻的来源也比较局限。如今，网络的发展，手机功能的多样化，各类新闻娱乐网站的兴起，随时随地的新闻动态，只要连接网络，在任何地方登陆都可看到。拿前段时间的温州动车事故做例子，官方的新闻来源和结果统计毕竟有限，在新闻发生的第一时间由于距离和空间的局限，事故在发生的一瞬间也不可能全程直击。而网上点击量非常高的一位由当地居民在事故发生的一瞬间用手机拍摄的短片则还原了新闻瞬间。

4.2 理论研究以中国为根基

现实世界的多样化导致了学术领域文化的多样化，作为中国的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就需要以中国为根基，以中国人的思想和观念引导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新闻学研究的发展离不开当今的社会热点问题，首先要把立场站坚定，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才能走的更远。科学原则和基本的精神要求实事求是，紧靠“中国”这个实事，才能创造出一整套完整的科学新闻理论体系。在网络时代下的新闻理论研究要善于从海量的新闻信息中提炼出想要的典型事例进行重点研究和分析，把握好研究方向。

4.3 具备世界眼光时代特色人文胸怀和原创精神

既然全球化的趋势势不可挡，那我们就只能积极的适应时展的要求，以全球化的视角来看问题，研究问题。在全球化的视角下，要有中国社会发展的特色。我国虽然处于一个社会大转型的阶段，但是在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开始进入一个信息化的时代，在新闻传播学的领域里，进入“后新闻业”的时代。这个宏观层面的大背景下，对于理论研究也要与时俱进。而文化作为人们对客观存在的一种意识的总结和反应，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反作用于客观存在。网络时代的新闻传播理论关注的焦点应该同时也具有人文的胸怀和原创精神的理念意识。

5 结论

新闻传播理论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之一，从另一方面来讲它也记录和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步。在新的网络时代下，它将具有更多的时代特色，更加与时俱进的来有效指引人类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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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保军.我国新闻理论研究的宏观走向[J].当代传播，2011(2).

[4]李芳.新闻理论研究的历史改革――试探中国的新闻理论沿革[J].才智，20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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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社会对新闻评论的需求达到一个空前高度的大背景下，如何从理论上来指导新闻评论的写作，如何正确研究新闻评论，该书具有为新闻评论从学理上正名、从学科体系上为之建构完善研究框架之功用。该书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新的突破：

一是对研究对象剖析全面系统且精辟深入。该书从新闻评论的功能、品格、思维、发现这四个方面进行研究，作者对新闻评论的认识相当精辟并具有高度的概括力。从新闻评论产生的目的和功能来看，无论是生产者还是研究者都必须以这四个方面作为实践或研究的指南。从生产者而言，这四点为新闻评论者树立了如何生产新闻评论的圭臬，既提供了生产上的技巧，又给出了实践时的思维技巧。能使评论者不再只靠一时兴起而感性地撰写新闻评论，而是基于理性科学的思维来表达观点、抒发胸臆。从研究者而言，也给出了在研究新闻评论时的具体对象，从而使新闻评论的学科和理论研究有了全面而清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框架，不再限于零星散乱的研究态势。尤为可贵的是，该书从认识论的层面指出，新闻评论源于感性认识，但须高于感性认识，达到哲学认识的高度，从而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一系列的分析将新闻评论的时代功能全面而深入地展现出来，国内不多见。此外，对新闻评论的品格、思维和发现等方面的论述，同样架构合理，条理清晰，剖析深入，显示了作者对新闻评论广泛的关注和深度的思考。

二是具有相当的理论高度且研究视角独到。“新闻无学”这一说法多少反映了新闻研究上的学理不足，很多研究基本是对实践技能的总结与规律的归纳。该书则破除了这一传统新闻学研究的囿限，将新闻评论的研究上升到学术理论的高度，从而又对评论实践能够予以指导。该书从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角度来对新闻评论进行学理层面的梳理和提升。在多学科的坚实理论基础上，相关的研究也就避免了流于表面的肤浅的总结概述，而是依据以上的学科方向进行了深入的学理分析，其结论具有一定的学理高度。

三是研究视角较新，结论和观点屡见创新。该书谈到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和结论。例如新闻评论在写作时不能引刀成一快，由性而为，“为了确保通过新闻媒介所传播的评论作品能够启迪大众思想，增益大众知识，就要有穷究事理的精神，要有按照事物自身规律来认识与反映事物的态度。这是受众对评论者寄予的希望，也是评论者应该具有的思想品格。这一种思想品格，我们称之为‘科学精神’”。书中总结了新闻评论者所必须具备的质素如科学精神、民主意识、独立品格、宽容胸襟，并清晰给出它们各自的意义界定、社会功用、培养路径和方法等。这些独到之论，现今出版的有关评论著作中还没有提到过，闪烁着作者积淀多年而迸发的思想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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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闻传播学的一个新兴领域,媒介批评在我国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与重视:专业刊物的媒介批评专栏不断发表媒介批评文章,推进媒介批评的话语实践与学术研究;新闻传播院系相继开设媒介批评课程,编写媒介批评教材,出版媒介批评专著。但是,由于媒介批评在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多基本的学理问题仍有待深入探讨。

一、如何把握媒介批评的基本学理问题?

本次讨论所涉及的媒介批评基本学理问题,大体上可区分为四个问题:什么是媒介批评?谁来开展媒介批评?媒介批评要批评什么?媒介批评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尽管这些问题已有不少探讨,但并未达成共识,所以大家仍有兴趣加以讨论。

国内自1995年兴起的媒介批评研究有一种倾向,强调批判性、认为否定的媒介批评才是真正意义或严格意义上的媒介批评。这其实是一种狭义的媒介批评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郑保卫教授认为,媒介批评是社会与公众根据自身价值判断所进行的媒介评价活动,这个评价既包括指出媒介的缺点和错误,也包括分析媒介的优点和长处,批评不是只讲错误,讲好处也是大范畴的媒介批评。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董天策教授认为,狭义的媒介批评观不利于媒介批评的长足发展。媒介批评可以是批判性、否定性的,也可以是赞扬性、肯定性的。形象地说,“浇花除草”才是全面意义上的媒介批评。当然,不论是浇花,还是除草,批评者都必须独立地审视媒体,理性地反思媒体。

那么,由谁来开展媒介批评呢?一些论著将媒介批评的主体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专家学者、社会公众、政府机构、媒体自身。郑保卫教授认为,媒介批评的主体应当是社会和公众,政府机构对媒体的评价和媒体行业的自查自律,不应算作是媒介批评。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张小元教授指出,媒介批评是否可能?如何可能?关键在于第三方、独立、理性。在此意义上,媒介批评是一项公民的事业。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赵振祥教授则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指出市场调查、新闻阅评是不是媒介批评,其实是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

顾名思义,媒介批评的对象自然是媒介。然而,媒介是一个相当笼统的概念。因此,西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张羽副教授强调,要搞清楚批评对象,媒介批评才能有的放矢。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丁柏铨教授认为,媒介批评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对媒体产品的批评,二是对媒体从业者及其活动的批评,三是对媒体本身的批评,四是对媒介文化的批评。董天策教授指出,从中外已有的媒介批评实践来看,媒介批评可分为五个层面:其一是文本层面的媒介产品批评,针对新闻与广告等媒介产品展开;其二是现象层面的媒介现象批评,针对某种带有普遍性的媒介现象展开;其三是行为层面的媒介伦理批评,针对媒介活动中从业人员的传播行为展开;其四是体制层面的媒介体制批评,针对媒介体制问题展开;其五是文化层面的媒介文化批评,针对媒介文化问题展开。

至于媒介批评的理论基础,一些论著认为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胡泳副教授认为,媒介批评的理论基础是庞大的,对于媒介社会、媒介时代的反思与批评,需要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支持。即使媒介批评的核心领域,即对媒介行为的批评,缺乏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支持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开展媒介批评,需要从众多的人文社会科学中去寻求理论支持。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刘洁教授也强调,媒介批评的理论资源背景应该是多元化的,不应局限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

二、如何区分媒介批评的学科边界?

媒介批评的学科边界在哪里?这是本次圆桌会议讨论比较深入的问题。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刘洁教授指出,媒介批评一出现就是个纠结的事物:理论和实践的定位模糊不清;与其他学科理论的跨界和分界不明;公众的回应和学界的认同也有待拷问。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肖燕雄教授认为,媒介批评不要搞成一个大筐,什么都往里装,要与媒介研究、文化研究划分边界。但是,究竟应当如何划清媒介批评与相关领域的边界,却颇费思量。

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黄煜教授指出,媒介批评做得深入就成为媒介研究,做得浅显则成为社会批判。要将媒介批评与媒介研究、社会批判区别开来,在实践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杨保军教授指出,研究是事实判断,批评是价值判断,好的批评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媒介批评与媒介研究是有内在联系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陆晔教授认为,媒介批评与其他领域存在着交叉关系,譬如媒介批评与媒介素养就彼此交叉、相互涵盖,很难截然分开。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传播系陈怀林教授认为,从媒介素养到媒介批评,到社会批判,是一个巨大工程,有关研究理应区分层次,同时还应把握其切入点的区别。媒介批评是以价值观导向作为切入点的,媒介批评的本质在于价值评判,这与媒介素养着重媒介教育的本质有所区别。

究竟如何确定媒介批评与其他领域的关系,杨保军教授的见解颇为深刻。他指出,学科划界永远不能一刀两断,关键的问题在于确立典型领域或核心领域。在他看来,媒介批评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对媒介社会、媒介时代的反思,这是宏观层面的媒介批评,涉及到许多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因而这个层面的媒介批评必然是宽泛的,牵涉到哲学、美学、艺术等学科的理论与研究。另一个层面的媒介批评,主要是对媒介行为的批评,包括对新闻行为、传播行为的批评,这个层面的媒介批评既可学术化,又可社会化,这是媒介批评的典型领域或核心领域。在操作策略上,我们可以设定媒介批评的核心区域与过渡区域。媒介批评的核心领域,应该是对媒介行为、新闻行为、传播行为的批评。当然,对于媒介批评的过渡领域,同样可以探讨。因此,没有必要强调学科领域之间的清楚划界。对杨保军教授区分媒介批评的核心领域与过渡领域,胡泳副教授表示赞同,并认为对媒介行为的批评才是我国媒介批评目前应当着力的地方。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强月新教授则认为,媒介批评主要是针对文本,核心领域是对文本的批评,大多数传播理念都是通过文本来体现的,因此,重视对媒介文本的批评,不仅不会削弱媒介批评的品格,反而会使媒介批评具有坚实的基础。

正是考虑到媒介批评与其他领域的关联性,董天策教授认为,在提出“媒介批评”概念、开展媒介批评学术研究之前,作为话语实践的“媒介批评”早已寓存于理论探讨与业务探讨之中。媒介批评不同于业务研究的地方在于:对媒介实践的业务活动充满了理性的反思、剖析与诊断,而不是简单地总结业务经验与教训。媒介批评不同于理论研究的地方在于:一方面是对某些理论原则的捍卫与重申,从而维护媒介实践的专业伦理与专业价值;一方面又是对媒介实践中可能包含了某种理论因素或理论学说的某些问题的及时剖析与阐述,从而为提炼出理论学说奠定基础。因此,媒介批评是一种介于且往返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学术活动,是沟通学界与业界、贯通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与业务研究的有效途径。

三、如何进一步开展媒介批评?

陆晔教授认为,媒介批评的立足点是公民素养、公民社会,在北美和欧洲,媒介批评与媒介素养一样主要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行动。在我国,有些媒介批评的开展存在着悖论。媒介批评要依托媒介本身才能传达到公众,有时媒介批评一旦和媒介利益相冲突,那么,媒介批评就会被媒介扭曲,媒介会重新赋予其意义,而这很可能完全不是媒介批评者的初衷。不过,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与公民社会的培育,媒介批评已逐渐为社会、为媒体所接受。董天策教授认为,媒介批评本质上是话语实践活动,对媒介批评进行理论层面的研究,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建构媒介批评的理论体系,媒介批评理论也许只能形成一个知识框架,当然,这个知识框架反过来会对媒介批评实践具有促进作用。因此,切实开展丰富多彩的媒介批评,应当是新闻传播学界的当务之急。

丁柏铨教授认为,目前在中国开展媒介批评,正当其时。一方面,媒介日益发达,其重要性日益凸显,现代人越来越离不开媒介以及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另一方面,媒介本身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的确需要开展媒介批评来明辨是非,探讨得失,认清方向。从总体上看,媒介批评还相对薄弱,需要大力加强。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苏宏元教授指出,我们不可能剔除商业、政治力量对媒介的影响。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这两种力量中加入第三方力量,那就是理性,这种理性主要来自公众,他们背后无利益的驱动,加进公众的力量,使之和商业等力量达成博弈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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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磨一剑

黄旦教授接下撰写这本书稿的任务，还是在1998年的夏季，成书却已到了2005年暑期。陆晔教授称之为“七年磨一剑”。她说，很多人在做研究写论文时若需要使用一些理论，都选择直接从中文教材中引用，而不是去阅读原著。当年我目睹黄老师逐字逐句地“抠”原著，把这些理论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与相关的社会、文化和哲学思潮相关联，通过观照大的线索去理解和把握具体的理论。这样的治学态度值得敬佩，这种方法在纯粹的理论研究里也是非常必要的。再比如，内部新闻自由、把关人和新闻专业主义的关系以及新闻媒体的社会控制等问题，在以往很多研究里，尤其是国内的研究里，都只是轻描淡写就带过。而在《传者图像》一书中，给予了这部分内容一个分析视角，而且把它们整合到了传播思想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借此得以弥合新闻与大众传播之间的理论缝隙。

孙玮教授也认为，黄旦教授的治学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界是非常少见的，其视野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新闻学（美国和欧洲传播学可能还有这样的做法：从本学科之外的领域来看该领域的问题），目前新闻学理论研究比较缺乏这样的视野。但是，若跨过新闻传播学来看，这种做法就有些共性。

曹晋副教授说，黄老师用七年写一本书的精神令人崇敬。目前盲目求量的评估体系影响了本土学术专著的出版水准，希望有更多这样原创的优秀著作能在国内出版社出版，慢慢摆脱我们全盘购买西方学术著作的局面，维护我们的文化边界，树立学界的良好风气。

吕新雨教授认为，《传者图像》最重要的两个特点，一是把新闻学与传播学打通，这在方法论上是首创，该书很成功地消除了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壁垒，这是我们内部的跨学科。其二是该书的历史感，它把新闻专业主义和客观性的问题放在一个历史框架下来理解，给我们以前熟悉的理论以新的视野。

黄芝晓教授说，我们曾经提过我们创造了复旦学派，新闻学和传播学的融合是这个学派的特点。在怎么融合的问题上，《传者图像》做了很好的探索。如何用传播学的理论来解答新闻学的现象，比如内部新闻自由问题等，这是业界感受最深的，本书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论述这个问题，就是对实践的关怀。

框架与边界

《传者图像》一书别开生面的，是它的独特视角和理论框架。黄旦教授介绍说，现在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更多的是进行史料的梳理，少的是通过一个逻辑线索，对它进行一个逻辑辨析。因此，我写这本书时，就希望找到一个点，能够把现有的传播理论都梳理一遍，于是找到了新闻专业主义理论。虽然希望从这个点切入，然后贯穿所有传播理论的野心没有完全实现，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点上存在着弥合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学科的可能。有人说我的这个角度比较取巧，从新视角看老理论就呈现出新的东西。但我觉得不仅如此，其实通过这种梳理，肯定能加深对这些理论的认识。

对于这本书独特的理论框架，与会学者表示赞赏，但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孙玮教授认为，《传者图像》用新闻专业主义这个线索来串是个比较奇特的想法，但这个做法本身有个疑问：这种描述是对历史的还原还是一种重新建构，即历史研究是去还原理论在那个历史现实情境中的意义，还是通过这样的梳理建构出一套新的传播学理论框架？另一个疑问是：这本书把社会科学其他视域引进到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当中，造成视野过大，那么边界在哪里？比如讲到新闻客观性时，若把视野再扩大，客观性问题就可与现代的政治制度（政治机制）的运作在美国及欧洲的变化密切相关，若把这个角度引进来看客观性，可能又会有新的结论。但是边界究竟在哪里？大家常说新闻无学，它没有基本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来支撑整个学科。我们是要建立这个边界呢，还是要像文化研究一样打破这个边界？

黄旦教授解释说，从主体的角度来讲，任何的还原都是建构。但我的理解是，任何建构都应该是立足在还原的基础上，而非为了建构而歪曲原来的面貌，至于能不能达到这个还原的目的是另外一回事。至于学科边界，是个需要根据不同研究的主题在技巧上把握的问题。例如新闻客观性问题，它不仅是新闻的问题，也是各个学科的问题。我的任务是从新闻传播范围内进行阐释，是我们自己学科视域内的客观性。在这方面做到清楚明白，即是边界确立的依据。做研究应该有个目标，即通过研究去说明什么，不是无谓的掉书袋，为说而说。边界过于扩大后，讨论的就可能不是我们行内的问题了。我不赞同很多人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把新闻传播学科内的一个概念叠床架屋，然后层层地推演出来。比如从新闻真实里推出很多很多真实，作为个人爱好兴趣未尝不可，但绕来绕去，互相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必要性不明确，反而容易使人看糊涂。

针对《传者图像》的理论框架，吕新雨教授批评说：该书命名为《传者图像》，从媒介组织的内部和外部来讨论新闻客观主义，赋予它新的理解，这对新闻客观主义所作的辩护在某种意义上是成立的。但是这个成立只是一半，到框架理论为止，问题出在此后。首先，应该在这本书的名字前加一个定语：西方的。这本书里没有处理中国的问题。虽然在读此书的前半部时（法兰克福学派前），我们都明白，它的问题意识是隐含在里面的，它和中国的新闻实践有内部的对话关系。但是到法兰克福学派之后就开始断裂，法兰克福学派这个章节基本上变成一个综述，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遗憾。从法兰克福学派到传播政治经济学，这个问题同样存在。怎么样继续从传者图像，即从媒介组织生产的这个角度去看法兰克福学派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没有一以贯之。这种断裂也中断了和我们之前批判性视野间的联系，包括对议程设置、内部新闻自由和媒介管理组织之间的张力的论述。这些实际上都是为我们通向批判学派打通道路的。路虽已通，却停滞不前。

吕新雨教授认为，此书在处理框架理论的时候，作者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在新闻学的内部是无法解释新闻学的。此书对框架理论非常重视，但是框架理论最强调的是从它来看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影响。民主和公共性是此书的主线，政治话语和框架隐含其中，并都可通过传者这个框架议题来体现。但在处理法兰克福学派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时，这个框架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没有吸收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法兰克福学派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综合视角去讨论传者，即媒介组织的问题。

孙玮教授认为如果按照吕新雨教授的意见，可能就是另外一本书，因为这并不是作者试图要表达的。

思想的碰撞

围绕《传者图像》涉及的具体理论，与会学者也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展开交流与探讨。

陆晔教授着重对内部新闻自由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她说，在西方，新闻报道的选择不得不考虑来自广告主的直接压力。但是在一些比较具有批判视野的学者眼中，这些所谓的从知识的新闻到娱乐的新闻到广告的新闻的这个过程当中，所谓的广告的影响不在于来自广告商的直接的压力，即报道因触犯广告商的利益而不得刊出；而是在于整个商业化、消费主义的消费倾向，带来了很多影响，首先是影响了新闻报道的形态，使之越来越像广告，寻求感官刺激。另外，这种潜移默化的控制其实和消费主义有关。因此，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很多研究里，也会谈到这些话题。但是《传者图像》中论及社会控制这一章的时候忽略了这个问题，却在后面讲文化研究的章节中提到这点。黄旦教授对此回应说：来自信源的压力（包括广告主的信源）和来自消费主义的压力分属两个层面。消费主义按照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来说，属于文化的层面，来源于消费社会产生之后带来的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其中对符号消费影响了新闻的形态。这是从文化的层面上去谈。如果这样来展开，就可能越出了此书要阐述的基本主旨。

《传者图像》一书在论述便士报对于新闻客观性的贡献时说，客观性是一辆马车，拉动它的两匹马一匹是商业，一匹是政治。因此便士报也强调公共性，而并不像通常新闻理论所说的只强调商业利益，或者是进行了一些技术的处理，为了迎合市场上不同的主体，它不得不把政治意识形态的东西抹掉。《传者图像》中提出，这两个秩序应该调换一下或者至少并排，实际上便士报首先是以自己的公共利益来赢得自己的读者，然后才赢得了市场。孙玮教授表示赞同这一观点，并认为本书中类似的许多论断颠覆了传统新闻学中长久以来被认同但并没有被仔细探究过的观点。但她也指出：事业化和商业化、市场和政治（或公共利益）之间也未必是两股冲突的力量，市场有时候就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虽然有时也为政治服务。

对此，黄旦教授解释说：两架马车的提法是席勒提出的。便士报的兴起是以工人报刊的没落为代价的，便士报接过了工人报刊在启蒙时期对理性启蒙的重任。这和传统新闻学中提到的民主政治还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市场和政治两者不可偏废，不能说哪个为先哪个为后，这是对席勒说法的一个小小纠正。

曹晋副教授说，西方媒介在与商业浪潮抗衡时，还创造了另类媒介，这在《传者图像》一书中没有提到。在商业冲击之下，新闻业内部的人员想到了另外一种改革的途径，去创办没有商业机制约束也没有权利控制能让弱势群体来参与的媒介，被称之为另类媒介或者独立媒介、激进媒介。期望通过去资本控制、去商业化和去本质化，并把专业主义的精神部分转到另类媒介的创办当中，使专业主义在媒介转型过程当中彰显其力量。现在另类媒介的声音已经非常响亮，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也引起了关注。

曹晋副教授还提到，《传者图像》一书很有针对性地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了概括，但是对于传播政治学是否能称之为“学”，仍抱有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