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十篇

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篇1

论文摘要：以GATT／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是摆脱贸易政策选择“囚徒困境”的制度性安排，它为各成员参与多边贸易体制提供了一个博弈平台。文章介绍了贸易政策选择“囚徒困境”，并从多边贸易体制的产生、建设者、互惠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争端解决机制、谈判机制等歌方面分析了其运行的博弈原理，说明多边贸易体制本身就是一个博弈系统。 论文关键词：多边贸易体制，博弈，囚徒困境 一、贸易政策选择的“囚徒困境” 假设有两个国家A和B能够自主制定贸易政策，它们分别面临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两种选择，假设两国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则都受益，而当本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他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时本国利益受损而他国受益，当两国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时两国均受损，两国各自选择贸易政策后的收益矩阵如图1，它构成一个明显的“囚徒困境”模型。 在该模型中，在经济人假设条件下，两国必然会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而都选择保护贸易政策。在贸易政策选择后，其纳什均衡为图中右下角的(-8 -8)，这是该博弈模型惟一的纳什均衡解，无论这两个国家进行多少次重复博弈，贸易政策的选择依然是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该模型虽仅以两个国家为基础，但是推广开来依然适用，它能够解释为什么保护贸易政策受到各国政府青睐。 二、多边贸易体制：摆脱贸易政策“囚徒困境”的制度安排 上述模型中惟一的纳什均衡是两国非合作博弈的结果。很明显，从各自国家的利益来考虑，该纳什均衡解是最优的，但并不是两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最优的，相反是一个两败俱伤的选择。因为这两个国家可以做㈩更好的选择，那就是均选择自由贸易政策，这样其收益为(10 10)。由此可见，政府独立的理性行为不是有效率的，一个制度或体制的建立将有助于通过推动合作来解决这一困境(霍克曼等，1999)。根据博弈理论，要实现这种政策选择的转变，首要的条件就是博弈方需要从非合作走向合作，即在博弈方之间建立一种制度安排，并且要求这种制度安排是可信的、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制度安排可以是单边的、双边的，也可以是多边的，但是只有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才是摆脱“囚徒困境”的博弈规则。 前面分析已经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边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冈为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会通过选择保护贸易政策获取利益，进而造成本国利益损失。双边贸易协议同样具有其先天的缺陷：一方面，世界上并非仅仅是两个国家，如果任何两个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必然会对其他国家产生负的外部性，造成其他国家的报复；如果其他国家之间又达成贸易协议，则势必引发集团的贸易保护主义，陷入新的贸易集团“囚徒困境”。另一方面，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某一方如果违约，而其对方不一定具有足够的实力来限制它这么做，这样就容易导致诸多双边协议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多边贸易体制由于其参与者具有多边性质，确保了协议的可信性和有效性，大大强化了承诺信号，并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发展。 三、多边贸易体制的建设者：“智猪博弈”中的大猪 多边贸易体制是一项公共产品，虽然大家都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但正如瑞士作家阿尔弗雷德.莫勒尔在《玩世箴言》中指出的一样，“尽管大家同乘一条船，可一些人是划船，另一些人只是坐船”。作为公共产品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建设过程中，不同的国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中的大国理所当然地担当起划船人角色，而其他的小国则充当坐船人。正如划船人需要付出体力成本一样，多边贸易体制建设中的大国自然要付出机制建设的成本，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它们是无私的，相反却是自身利益使然，博弈论中的“智猪博弈”模型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智猪博弈”模型中，设想猪圈里养着一头大猪和一头小猪，猪圈的一端有一个猪食槽，另一端安装一个按钮，每按一次按钮就会有10个单位猪食自动落入槽中。如果一头猪去按按钮，再回来另一头猪可能就有机会抢先吃到另一边落下的食物。当小猪按电钮时，大猪会在小猪跑到食槽之前吃光所有食物；若是大猪按动电钮，由于小猪吃得慢，大猪还有机会在小猪吃完落下的食物之前争得一些残羹。如果两只猪都 去按电钮，则大猪和小猪均能争得食物。假设任何一头猪去按电钮都将付出两个单位食物的成本，两只猪的各种选择及其所获得的食物见图2。在这个模型中，为了得到食物，两只猪的选择就是小猪等在食槽旁边，而大猪则需要奔忙于按钮和食槽之间。 回顾多边贸易体制的产生过程，美国凭借其在二战后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自然而然地充当了大猪的角色，而只有美国有能力也愿意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建设。从竞争的角度来看，相对于它的贸易伙伴，美国具有如此之大的优势意味着，它能承担重建欧洲的责任，而与此同时不需要经常为这些政策给美国商业带来的后果而担忧(基欧汉，2006)。难怪WTO总干事雷纳托.鲁杰罗1998年3月4日在“全球贸易体制GATT50周年纪念日论坛”上发表题为“从憧憬到现实：多边贸易体制50年”的演讲中将“这一体制的构思归功于美国人的灵感”，并且热情地赞扬“美国是八轮世界贸易谈判背后的驱动力”，“贸易体系在过去50年中始终如一的就是美国的领导地位”(Renato Ruggiero et al，1998)。 事实并非是“智猪博弈”模型中的那种对等获利结果，现实中大国可能会付出较少的成本却获得更大的利益。规则的制定者必定是规则的受益者，大国所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包含了它自己的利益取向，这种制度安排必然会带来利益分配向大国倾斜。 四、互惠原则：避免搭便车行为和平衡双层博弈谈判 互惠贸易是多边贸易谈判及成员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与其他成员实现经贸合作的主要工具。虽然GATT和WTO均没有明确强调互惠原则，但是不能否认互惠原则对于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博弈机制(第2页)中，互惠原则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避免搭便车行为发生，二是平衡各成员政府双层次博弈谈判。 在“智猪博弈”模型中，由大猪去按电钮而小猪选择等待，这便产生了搭便车行为，即小猪不付出任何努力而能够获得食物。当然，这仅仅是“看不见的手”原理的童话版，现实中的大国虽然领导和建设多边贸易体制，但决不允许其他成员搭便车行为发生，教科书式的单边主义贸易自由化在GATT／WTO的设计中找不到一席之地(盛斌，2001)。GATT规则正是以美国制定的《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为基础产生的，WTO管理的协议也是以权力与义务平衡为基础的，这种平衡是通过互惠的市场准入承诺的交换而取得的。在WTO成立之前，GATT成员大约每隔10年就要在互惠基础上就降低货物关税问题进行一个回合的谈判……创建WTO的乌拉圭回合继续坚持了互惠的关税减让方针(麦金尼斯，2004)。互惠原则是建立行为准则过程中的一项基本要素，其制定也是为了缩小因最惠国待遇而引起的免费搭车的范围(霍克曼等，1999)。鞑姆曾这样解释：“在制定关税协定时，这种被认可的方法通常被冠以互惠的标题。从法律原则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只有当其他缔约各方提供互惠关税减让的时候才需要作出关税减让。”(贝格威尔等，2005)。 所有的经济都是国际的，可所有政治都是地方的。WTO多边贸易谈判对其中任何一个成员来说都是双层博弈过程，即国际层次博弈和国内层次博弈。国际层次博弈中，成员政府总是力求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国内层次博弈中，利益集团不断向政府施压，迫使其采取符合自己偏好的政策。进行国际谈判的政治家一般来说试图同时做两件事情：即同时在国际的谈判桌上与其他的国家代表进行谈判和在国内的谈判桌上与那些将进行批准和实施协议的行为者谈判(薄燕，2003)。对于美国这样国内利益集团逐渐强大的国家来说，国内的保护利益集团在没有获得互惠的措施而实行单边贸易自由化，要想获得通过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互惠原则正起到平衡政府双层次博弈的作用，互惠的关税减让对每一个国家的自由贸易造成压力。通过互惠体制的承诺而削弱贸易保护主义集团的影响，……如果没有互惠体制的压力，即使消费者拥有数量上的优势，贸易保护主义集团仍会对贸易政策施加比消费者更大的影响(麦金尼斯，2004)。 五、最惠国待遇原则：博弈利益的扩大器与稳定器 非歧视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是各成员间平等地进行贸易的重要保证。最惠国 待遇原则要求某一成员在现在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成员的优惠和豁免，也应给予其他任何成员。从这一方面看，最惠国待遇原则是规范多边贸易体制参与者国内贸易政策的原则，是互惠原则落实的具体保障措施，也是国际贸易总得益在各参与方之间公平分配的机制。多边贸易体制的这项规定不仅使博弈利益得以扩大，而且也能够稳定博弈利益。 多边贸易体制的协议主要通过双边谈判达成，在GATT／WTO实践中，为克服搭便车行为，谈判是在主要供应国的基础上以互惠原则进行，即某个产品的关税减让要求通常是由主要进口供应国(即产品的最大供应商)提出的。在多边贸易体制下，这种双边谈判达成的结果通过五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推广开来。由此可见，最惠国待遇原则是互惠原则的多边化，这种多边化会产生一种表示友好的效果，即能够有利于促进自由贸易的市场原则。另外，最惠国概念强调可适用于所有参与国的普遍原则，这样就可以使规制成本的最小化。“最惠国待遇可以减少谈判中‘免费搭车’所带来的潜在成本，‘免费搭车’会阻止政府的决策处于效率边界，最惠国待遇可以提高政府决策的效率。”(Capinetal，1988)。因为最惠国待遇将多边贸易体制中经济强国的活动变得简单，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将互惠原则下进行双边谈判的结果推广至所有国家，使其不必要与数十个国家进行持续复杂的双边谈判。由此可见，最惠国待遇原则是市场开放的扩大器，最大限度地促进了世界市场的拓展，使国际贸易博弈总得益的生产能力扩大到极致。 在稳定多边贸易体制方面，非歧视原则可以降低贸易战的风险。在政治层面上，没有最惠国原则，各国政府可能会试图确定特殊的歧视性国际集团类别，这种特殊的集团分类可能会引起憎恨、误解和争端，因为被‘忽视的’国家会对这种排斥回以颜色。而最惠国原则既有助于减少各国之间的对峙，又可以抑制政府求助于短期的、暂时的政策，防止给这个饱受冲突的世界‘雪上加霜’(杰克逊，2001)。贝格威尔和斯泰格尔建立的均衡模型得出的结论指出，一国贸易政策的外部性如果只通过世界价格转移到其他国家，政治最优关税才是有效率的，在存在多个国家时，当且仅当关税设立符合最惠国待遇时，贸易政策的外部性才通过这种途径传递。再加上互惠原则有效地消除这种外部性，最惠国待遇与互惠原则联系一起能够有效克服‘双边机会主义’对WTO体系的侵蚀。多边贸易体制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的特点，使它的承诺信号变得更加可信。因为最惠国待遇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锁定了各国已经承诺的保护水平，当某一个成员背离其以前对某个贸易伙伴所作的承诺，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它就需要向所有WTO成员做出补偿，从而付出更大的代价。 六、争端解决机制：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实施的保障 要解决国际贸易协定的实际义务的履行问题，关键是需要建立一套强制实施的措施。“在国际范围内，法庭的重要性是有限的，在没有宪兵和监狱存在的情况下，无论我们如何强调法庭的重要性，它的重要性还是有限的”(贝格威尔等，2005)。 WTO组织结构中的核心和重要部分是源于GATT几十年经验和实践的争端解决程序，它是使世界贸易体制条约义务得到有效履行的一种核心措施。因此，WTO争端解决机制被誉为WTO王冠上的明珠，正如前WTO总干事鲁杰罗所说，“如果不提及争端解决机制，任何对WTO成就的评论都是不完整的。从许多方面讲，争端解决机制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支柱，是WTO对全球经济稳定做出的最独特的贡献。”它一方面解决了贸易强国单方面采取行动的“侵略性的单边主义”，另一方面也通过本身程序和机制的完善保障了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的实施。 为换取更强有力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WTO对单边贸易行动实行了严格的多边约束。各国政府同意，只要有可能，均采取多边补救方式解决问题。这就限制了贸易强国单方面采取行动的余地。在多边贸易体制内，其争端解决机制被认为是体现了平等、迅速、有效和具有约束性的，其争端解决机制的赔偿和授权报复执行手段限制了大国任意采取“侵略性的单边主义”。多边争端解决机制能够克服双边关系中存在的“势力不均衡”，因为两国贸易战中总是大国的损失要小，所以在双边框架下约束它违约的力量较小。而在WTO多边框架下，违约将被要求赔偿损失并可能受到经济制裁，增加了大国违约成本。 被认为是“从论坛和调解委员会变成法院或仲裁庭的革命”的争端解决机制提高了WTO作为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使多边贸易体制更安全、可预见和稳定。它将“共识”程 序改为“反向共识”，加强了WTO法律制度的约束力。反向共识规则形成的自动通过，使得WTO争端解决机构对成员在WTO协议下发生的争端有了强制管辖权。WTO在强调当事成员之间的磋商、谅解、斡旋、调解和调停的同时，还强调了国际经济贸易仲裁的作用，建立了各种具有一定强制力、准司法效力的执行手段。最后，它规定了最后解决期限，并借组织的力量加强了争端解决机制报复机制的威力，从而保障裁决的执行。 七、谈判机制：一个驱动多边贸易体制的博弈系统 从本义上说，多边贸易体制是处理各国贸易关系的原则和规则的基本框架。不过，这些原则和规则以及各国在这些原则和规则下相应的义务，并不是由某个全球性的统治机构来制定和强制实行的，实践中并不存在这样的超国家机构。GATT／WTO本身并不是规则制定者，而是组织成员进行谈判，为成员间谈判提供便利、提供谈判场所(黄静波，2004)。谈判才是多边贸易体系的驱动力量，它被用来确定规则和程序，定期降低贸易壁垒，或用于新的国家想加入这个俱乐部的时候，还被用来解决贸易摩擦(霍克曼，1999)。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飞跃正是通过一系列“贸易回合”的方式实现的。谈判本身就是博弈过程，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更是一个博弈系统。 (一)加入谈判与议题谈判如果某一个国家或具有独立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单独关税区希望加入多边贸易体制，则必须进行关税减让和其他开放承诺谈判，这通常被认为是“入场条件”，它要求加入者在一个对所有成员开放的工作组里进行谈判。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一个加入国可以从它加入之前关贸总协定(多边贸易体制)成员之间已经商定的所有减让中获得利益，因此，只能期待会要求加入国本身做出贡献，即将它自己的减让表添加到那些已经成为关贸总协定附件并构成其组成部分的减让表中去(奥利佛.隆，1990)。这种程序完全是有充分理由的，它充分体现了多边贸易体制的互惠原则。 多边贸易体制谈判以议题谈判为基础，谈判需要首先确定议题，而谈判议题的确定本身往往就是一场谈判，各成员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议题，各个成员提出的议题交叉互错，最终形成议题群。为推动谈判进行，多边贸易谈判中往往在谈判开始和结束阶段尝试跨议题关联，在初始阶段的跨议题是为获得一个平衡的谈判议程，到谈判的最后阶段，由于各成员对于各个议题的立场已经彻底表达清楚，为达成整个协议则需要进行议题挂钩，它潜在地起到两个作用：可以用于获得互惠性，即满足了分配上的限制而达到利益和减让的平衡；可以用于提高自由贸易产生的潜在获利。因此，多边贸易谈判往往出现“在所有的事情达成协议前什么也达不成协议”。 (二)多方、多阶段、多层次谈判多边贸易谈判包含多个阶段，首先由一个起催化作用的成员开始，发起一个确定谈判议程的前期谈判，然后是正式的多边贸易谈判，随后依次是后期谈判和实施阶段。议题谈判的进行是多方参与的过程，其复杂性远远超过只涉及两个博弈者的谈判，而且在诸多博弈者之间可能形成同盟，而且同盟的类型各有不同：某一个同盟内的成员在某一项议题中具有相同的立场，而在另外议题上又针锋相对，形成一个极其复杂的谈判网，也使多边贸易体制谈判具有多层谈判的性质。对于某个成员来说，其关心的不仅仅是能否达成协议，而且需要考虑达成的协议能否得到国内法律的批准，这就是一个双层博弈的过程。对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性组织，例如欧盟，它不仅仅涉及欧盟与其他成员的谈判，各成员内法律的批准，还涉及到欧盟成员之间的谈判。 (三)谈判结果：拒绝点、协议区域与获胜集合谈判最终是需要结束的，不是达成协议就是陷入僵局。双边协议是否达成取决于二者之间有没有协议区域，协议区域的确定取决于拒绝点，即谈判者(出价者和要价者)各自的心理底线，最起码达成协议要比不达成协议好。图3中A国和B国的拒绝点分别为A点和B点，对于A国来说，A点右边的出价都是可以接受的，对于B国来说，B点左边的出价都是可以接受的，那么A、B两点之间就构成协议区域，则A、B两国有可能在协议区域内达成协议，协议区域的大小决定了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至于它们是在Xl处达成协议还是在X2处达成协议，则取决于二者各自的谈判能力。 该图同样用于解释各成员的双层博弈结果，只不过在这里，协议区域被称为“获胜集合”，即国内法律能够批准对对外贸易谈判达成的协议的所有可能集合。同样，该获胜集合越大，从而达成的协议就越可能被批准。 八、结论 多边贸易体制本身就是一个博弈系统，它为各成员提供了一个博弈平台。在非合作博弈下，各成员自行制定贸易政策容易陷入囚徒困境，作为摆脱贸易政策囚徒困境的多边贸易体制通过各成员的谈判进行驱动，这种谈判是在互惠原则的基础上达成的，并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加以扩展，实现了互惠原则的多边化，不仅有效避免了搭便车行为，而且强化了多边贸易协议的承诺信号，最后通过争端解决机制来保障多边贸易协议的实施。

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篇2

六方面的积极效应

基于中美两国官方吹风情况和国内外公开报道、评论，笔者认为海湖庄园会晤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初步产生了以下六方面的积极影响。

首先，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这轮中美关系过渡期中经过他们两人亲自和双方工作层共同努力做出的一系列铺垫，用较短时间实现了首次会面，之后时隔仅四天又第三次通话，建立了个人友谊和工作联系，开启了最高层经常会面、直接沟通的模式，设定了特朗普年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议程，减少了中美关系自特朗普当选以来突出表现出来的不确定性。

其次，这次会晤勾勒了双方共同思考今后45年两国关系如何发展的历史纵深，明确了一个基本共识，即，中美作为世界大国责任重大、合作是唯一的选择，两国加强沟通协调，可以共同办成一些大事，做很好的合作伙伴。

第三，这次会晤搭建了新时期中美对话的基本架构，确定了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和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支柱，两军对话交流机制也有新发展（即将建立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等）。这样的安排有助于两国聚焦对话主题、提高对话效率、挖掘对话深度，也顺应了当今世界多议题跨领域联动的趋势。

第四，就两国政府各自内外优先施政领域进行了“对表”，特别是围绕经贸、朝核问题进行了坦率交流，以高度务实的态度聚焦当前纷扰双边关系、全球贸易和地区安全形势的最紧迫挑战。中方展现了加强对美投资以促进国内改革升级、助美创造就业机会的诚意。虽然仅凭一次会晤无法解决中美间的所有问题，但还是降低了有关矛盾激化为冲突的风险，更为双方工作层的协调指明了方向。

第五，进一步加深了特朗普政府在中方高度关切的台湾、南海等问题上的认识，拉平、缩短了其“学习曲线”，推动有关问题重回可控可协商轨道。美国领导人虽没有公开重申蒂勒森国务卿3月访华时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呼应，但仍强调了两国相互尊重核心利益的重要性，这是美方认识上的一个进步。

第六，凸显了中美执政者理解对方治国理政思维、理性处理两国关系的一面，压低了外界对中美冲突的心理忧惧和预期，压缩了某些国际行为体挑动中美矛盾以谋私利的空间，为全球经贸和亚太安全形势调整提供了正向力。

朝核问题的考验

由于双方披露的信息有限，我们不可能看到这次海湖庄园会晤的全貌，但足可以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持谨慎乐观态度。不过，中美关系的发展路径从来都是复杂和曲折的，中美互信的搭建也从来不是一个平滑的上升曲线，在新的国际形势和美国国内政治复杂变动期就更是如此。必须避免盲目乐观，更不能对特朗普任内中美关系的变数掉以轻心。

今后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仍要穿越现实的丛林。双方需共同迈过的第一道槛是朝核问题。由于朝鲜和美国同时相互不断示强，特朗普政府终结奥巴马时期的“对朝战略忍耐”，美国军方频繁释放已做好对朝进行定点打击准备的信号，过去那种逢美国新总统上台朝方总要通过强硬的试探来迫使对手坐到谈判桌前的招数似乎失灵了，演变成一场“谁先眨眼”的意志较量，大有“第二次朝鲜战争”山雨欲来的架势。

海湖庄园会晤之后，特朗普通过推特发出“中国不帮忙，美国便单干”“中国若帮忙，贸易问题好说”的“碎碎念”，这分明是一种在自己拿不定主意的情况下将压力转向中国的威逼加利诱策略，有关话语恰恰暴露了特朗普并不情愿推美国在朝鲜半岛陷入战争、要用贸易换取地缘政治利益的心态。至少，美朝双方不大可能在5月韩国新政府产生之前就相互贸然采取激烈行动，谈判仍是各自目标。这样的判断如果成立，中国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确实再也无法回避，须有超越传统思维的外交智慧和重新积极斡旋的外交勇气。如果美方目标仍是促朝弃核，那么推动朝方重拾弃核目标也应成为中国全力以赴的工作方向。

百日贸易谈判计划

双方需共同迈过的第二道槛，是这次“习特会”开启的“百日贸易谈判计划”。各种消息显示，“百日谈判”本是中方提议，美方接了过去，使它看上去更像是“限时答复”，要在尽可能短的r间里取得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政绩，还要求有衡量进展情况的“中途站”。“百日谈判”使中美双方面对贸易战风险而紧绷的神经得到喘息，但传统谈判方式的改变迫使双方必须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搞清楚对方到底要什么，在此基础上重新协调利益并梳理、盘活合作点，以相互妥协消除大规模贸易战的隐患，这对双方工作层的压力都是极大的，对两国地方省州利益和大局观的考验也是直接的。

目前看，美方极有可能在钢铁、服装、机电以及金融、服务等行业和美国企业赴华投资准国民待遇问题上谋求突破，中国则可能借势以更大力度敦促美方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推动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在奥巴马时期基础上取得新进展，还会以中美谈判为契机倒逼国内高耗能和过剩产业的关停并转，同时面对美方在具体问题上的压力，适当扩大自美农产品进口的种类和额度加以缓冲，手握对美大宗商品采购牌加以制衡。

在“百日谈判期”内，由于美元过于强势，中国央行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采取措施防止人民币持续显幅贬值，加上为两国贸易谈判提供必要氛围、集中火力在更紧迫问题上向中方施压的考虑，特朗普政府不会再打威胁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这张牌，但开始指责中方“汇率失调”，也就是继续采取各种显性或隐性的补贴措施来扶持、保护对美出口。

现阶段看，“百日谈判期”过后，中美当可避免大规模贸易战。之所以这样判断，除了双方之间的积极协调外，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美国经济基本态势良好，仍在吃奥巴马执政后期推动复苏留下的“老本”，对外挑起激烈贸易摩擦的紧迫性并不高。但即便如此，中美之间局部、小规模的贸易摩擦仍是无法避免的―包括双边渠道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和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诉讼，事实上这些年来已经是一个常态化的现象。

中长期看，特朗普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并不匹配，减免公司税和大兴基建等短期刺激经济措施尚难落地，美国经济走势仍存在变数，如果资产价格收缩，股市、汇市发生大的波动，能源市场出现大的调整，联邦政府刚性支出比重突破总体经济所能忍耐的极限，对外寻找“替罪羊”以转嫁风险和压力的冲动就会再次抬头，中美贸易争端形势仍可能重新变得严峻起来。要知道，美国总统的贸易授权相当大，针对对外贸易争端发起制裁措施无须国会批准。

今后若干年，经济问题将是中美关系的真正核心问题。双方不应只关注贸易问题，也要对彼此金融风险的相互溢出有足够准备和及时处置。当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分三步走的，就是彻底退出量化宽松、逐步加息（2017年内至少还有两次）和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趋向实施一种更为严厉的紧缩政策，这必然不断产生外溢效果，对中国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影响将是很大的。而中国信贷过快增长造成的金融脆弱能否得到有效治理，也将对全球金融市场稳定产生直接影响。从此角度来看，适当减少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也是有正面意义的。总之，必须使中美沟通谈判在贸易、金融领域和微观、宏观层面上均有体现，使之真正契合“全面经济对话”的“全面”定位。“百日谈判”如能反映这一特点，可被视为中美经济再平衡的新起点。

合作机会的及时把握

中美双方需要共同迈过的第三道槛，是合作机会的稍纵即逝。这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需要双方综合性、高效率的把握。特朗普执政以来的表现已能证明：一方面，特朗普的各领域政策随着“学习期”延伸正加速靠近美国的政治和外交传统，另一方面，他浓重的商人思维、交易思维和敢说敢为的个人风格也确实改变着美国的内外行为方式，不应指望特朗普在总统任上展现完全常态化的正常行为方式。而此前中国的内外行为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此一来，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摆在中美面前：如果两国元首会晤开辟的合作机遇抓不住，机遇会不会立即转化为挑战，重新掀起硬碰硬的较量，导致两国之间的敏感问题全面失控？对于这一点，足够的忧患意识仍是必要的。

必须承认，中美沟通仍然存在管道狭窄的问题，原因就在于本届美国政府决策的高度集中模式及其背后隐藏的不同“圈层”影响力的角逐，这种在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发生的现象已经使包括国务院在内的诸多联邦政府部门以及众多传统顶级智库处在前所未有的“赋闲”状态，更何况尚有总计3000多个公务员岗位在政府换届过程中空缺，其中400多个属于关键职位。其结果是，除了特朗普女婿、总统特别顾问库什纳这条管道，中方仍不能确信到底还有哪些管道可以把话直接递到总统耳边，基于实证的研究报告等传统方式是否还能对美方的决策产生足够的影响。管道的狭窄和缺失必然导致沟通效果的大打折扣，即便双方工作层忙得四脚朝天，也不一定能确保所做努力可以起到直接效果。然而改变这一局面恐怕并不以中方意志为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执政方式和华盛顿政治生态的演变，中方除了冷静观察、及时全方位做工作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一般认为，特朗普在美国大规模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计划将给中美合作创造机会，中方企业也已显示了与美方企业分享设备、技术、融资、管理经验乃至直接参与投资建设的浓厚兴趣。有专家学者期待相关合作的开展能有助于缓解特朗普政府在贸易问题上的对华压力。应当看到，中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确面临重要机会。今年1月下旬开始在美国地方州层面流传的由白宫经济委员会草拟的征求意见书显示，首批100个基建项目主要集中在交通、桥梁、电力设施上，都是中方可以发挥所长的领域。然而，这些项目涉及联邦预算审批，无法用行政令的办法绕开国会先行，发挥作用最早也要等到2018年春天。既然无法即时“变现”，中美基建合作恐怕只能从长计议，但中方仍可开动脑筋，就事论事，推动以制订联合规划、设立中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基金等方式提前发挥它的政治效应。

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篇3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正式宣布启动于2006年9月。按照双方协议，这一对话机制将每年举行两次，轮流在北京和华盛顿进行，以对双方共同感兴趣的双边和全球战略性经济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

尽管保尔森此次访华的具体内容和成果均未公布，但是从各种迹象来看，寻找中美战略经济合作新的利益交汇点将是未来对话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首先，中国国内经济政策调整的空间在缩小。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引起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以及美国经济的减速，而且这方面的影响还在继续恶化。而由于美元的持续贬值，国际市场石油等初级产品的价格也持续上涨，引发了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压力。以初级产品为主的世界市场主要商品价格还在继续上扬，世界主要生产国家的价格也在持续走高，通货膨胀的预期在升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目前中国的通胀属于输入型通胀，主要是由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推动的。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会对现在的通胀情况产生特别大的作用。只有在经济部门的其他大量价格出现下跌时，才能抵消这种通胀，但是，如果其他部门的价格出现下降，将对整个经济造成很大影响。事实上，欧洲正面临同样的问题。传统上对于通货膨胀的厌恶，导致欧洲央行在美国不断减息、美元颓势不减的情况下一直将政策利率维持在4%的水平，因而不得不付出经济增长减缓的代价。

其次，中美两国的相互依存关系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总体趋势是中美贸易领域的相互依存关系正趋于对称。1996-2006年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率一直稳定在20%左右，而美国从中国进口占美国进口商品总量的比率却从1996年的6.65%一直上升到2006年的15.93%。另外中国从美国进口商品占中国进口商品总额的比率已经从1996年的11.64%下降至2006年的7.49%，而美国对中国出口占美国总出口的比率则从1996年的1.92%上升至2006年的5.33%。

规模因素以外，一些研究者还进一步提出，从两国贸易互补情况来看，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远比从规模角度所反映的依存程度要高。目前在初级产品上与美国贸易互补性最强的国家主要是巴西、加拿大、墨西哥和英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与美国贸易互补性最强的是中国、德国和法国；而资本密集型产品则是德国、日本和法国。中国与美国贸易互补性较强的商品主要集中在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杂项制品、机械和运输设备等工业制成品，这说明中美两国在这些产业上蕴含着较大的贸易利益，两国在这些产业上的贸易中断被其他国家替代的机会成本将会是巨大的。

最后，美国国内的谈判环境不佳。目前美国2008总统大选初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两位候选人都发表了对华激烈的言辞，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剥夺了美国人就业机会、忽视安全标准和产品质量。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的对华立场相对温和，但当选的可能性也较小。同时受国内经济不景气的影响，美国国内的保护主义情绪上升。例如美国财政部预计将在本月出台法规修改对外国在美投资的审查方式，规定政府基于国家安全原因，能够对低于10%股权门槛的外国投资展开调查。这意味着财富基金及其它海外投资者将面临来自美国监管机构更加严格的审查。

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篇4

二战后，世界贸易体系逐渐形成了以GATT/WTO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通常认为，在国际经济领域多边贸易体制是推动世界各国贸易便利化和经济进步的一种自由贸易体系。但是，运用规范经济学方法对其进行分析发现，多边贸易体制并不是自由贸易体制，而是一种国际协调机制的制度安排，它的宗旨并不是实现贸易政策的自由化，而是帮助成员国政府避免在单方面改善贸易条件过程所出现的“囚徒困境”（贝格威尔、思泰戈尔，2005）。

如果没有多边贸易体制，各国政府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通常会采取关税等贸易壁垒以及本币贬值等手段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在分析世界贸易体系的传统经济学方法中，一般的认识是，一国不会轻易放弃关税等保护政策，因为在非合作的博弈过程中，一国对进口商品实行保护，可以使本国的贸易条件发生改变，对本国的福利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从一国角度出发，保护贸易政策对本国经济是有利的。但是，在非合作的博弈中，如果各方都选择保护政策，各国就会在竞相提高保护壁垒的过程中达到非合作的纳什均衡，这种均衡的状态已经被证明是非效率的均衡，即保护贸易政策下形成的“囚徒困境”。

因此，没有国际贸易协定协调的国际经济秩序往往由于各国政府实施保护贸易政策而陷入混乱，阻碍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世界在20世纪20、30年代的经历已经充分佐证了这一点，那个高关税年代的惨痛经历使各国政府都想摆脱贸易政策下的“囚徒困境”。而按照博弈论的理论，如果各国政府能够达成有约束力而且可实施的协议，这个博弈就会从非合作性的博弈转化为合作性的。于是，能够保证各国政府信守承诺的约定的存在就成为摆脱“囚徒困境”的关键，而多边贸易体制这一国际协调制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使得每一个成员国都享受到了互惠的关税减让，世界经济与贸易的发展水平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实践证明，多边贸易体制确实可以使政府摆脱贸易政策下的“囚徒困境”。

二、多边贸易体制自身的发展陷入博弈困境

1、新多边贸易体制谈判步履维艰

多边贸易体制有助于各国政府摆脱贸易政策博弈下的非合作均衡，而它本身也是一个博弈过程，即一场多方构建协调规则的博弈。

在构建WTO规则的博弈过程中，每一个成员国不仅要考虑自身利益，还要预测其他成员国可能的策略及反应，并据此做出最佳的策略选择。当博弈各方都不愿意单独改变策略时，就构成了一个博弈的均衡，当然它可能是合作的也可能是非合作的均衡。如果在多边贸易体制下，各成员国通过协商，相互妥协，最终确定一份能使各方都比较满意的谈判议题，那么就可以达到合作性的均衡如果各成员国的利益千差万别，博弈各方都不愿接受对自己不利的任何议题，从而不能就多边谈判议题达成一致意见，多边贸易体制的博弈就陷入了困境。因此，多边贸易体制是一个以合作为基础的机制，只有各成员国充分合作，才能保证整个多边贸易体制的良性运作和发展。

从现实的谈判看，由于WTO各成员国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以各国所关心的议题就不尽相同，不同的国家希望将不同的议题纳入多边贸易谈判议程。在这个过程中，各国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自然而然地组成了若干国家利益集团，而实际的谈判即在各个国家集团之间进行。

WTO成立以来，多边贸易体制就由于各个国家利益集团的利益纷争而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从1996年第一次部长级会议开始，博弈各方的对峙就拉开了序幕。其间历经了西雅图和坎昆部长会议的失败，多边贸易体制谈判的失败似乎近在咫尺。幸运的是，博弈各方在2005年在香港部长会议上又重新回到艰巨的谈判轨道上。但是，随即在2006年7月24日，世贸组织以及多边贸易体制又经历了一次重创。由于各方谈判破裂，在这一天，WTO总干事拉米沮丧的宣布了多哈回合谈判的无限期中止。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由于各方的不合作而陷入了博弈困境。

2、复杂的博弈网困扰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

新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之所以陷入博弈困境，是因为在这场博弈中，各方为争取自身利益在不同的议题上展开了众多的子博弈，从而在总体上形成了一张复杂的博弈网。

从整体看，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发展中成员较为关心乌拉圭回合协议的执行问题，而发达成员则更为关心服务贸易和“新加坡议题”。涉及到具体议题时，其中则既有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的矛盾，也有发达成员之间的冲突，还有发展中成员中不同集团的利益冲撞。同时，不同议题的博弈之间又相互牵连、相互制约。因此，多边贸易谈判就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博弈关系。

例如，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农业、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业的谈判是3个主要议题，各个议题的谈判是相互制约着的。正是各议题之间的胶着、不同角度博弈利益的权衡使得这场博弈变得异常复杂。

值得注意的是，多边贸易谈判的博弈变得如此复杂，除以上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的矛盾正日益凸现。发展中成员开始团结合作，协同与发达成员抗争。坎昆会议出现了以巴西、印度和南非为领导的代表发展中成员利益的20国协调组（G20），这些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在前轮次谈判中作用微弱，坎昆会议G20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谈判格局。随着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壮大，发展问题已成为谈判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3、外部的冲击使多边贸易体制的困境雪上加霜

冲击1：双边及区域贸易协定泛滥。多边贸易谈判的艰辛曲折使得多边贸易体制的威信受到了严重打击。在此情况下，博弈各方开始转而寻求以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来促进贸易，部分成员国对区域集团化投入了极高的热情而无视WTO的存在。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势态，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各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尊重，使其在发展的困境中难以自拔

冲击2：反全球化运动高潮迭起。1999年11月底12月初，在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期间，有4万人组成的全球化抗议者队伍与警察在整个西雅图发生了全面冲突，被称为“西雅图风暴”，从此拉开了世界范围的反全球化运动的序幕。

自从西雅图风暴之后，反全球化运动与推进全球化的国际峰会总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举行，锋芒直接指向推行全球化的国际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因此，世界贸易组织在西雅图之后的每一次部长级会议会场之外，都云集着大量的反全球化运动人士，对世界贸易组织乃至多边贸易体制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使人们不得不反思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

三、舍“多边贸易体制”而取谁

1、世界贸易体系的其他选择

除多边贸易体制外，单边措施、双边贸易协定、区域贸易协定都是世界各国可以采用的贸易制度安排相比之下，其余几种制度安排存在着更多的缺陷和不足，虽然本国或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的参加国可能在局部得到贸易自由化的好处，但其排他性却会导致世界福利水平的下降，因此，从整个世界的角度看都不可取。

（1）单边措施。这种贸易措施的实行往往引起贸易对手的报复，以往最后导致贸易战的贸易摩擦大多是当事方采取单边措施所致。从世界贸易体系发展的历史来看，目前似乎已经不可能回复到采取强硬的单边措施的年代，虽然国际上的霸权主义依然存在，但即使是处于绝对贸易优势地位的国家，经过几十年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及世界形势的改变，也都更愿意采取协商的方式解决贸易问题。

（2）双边及区域贸易协定。双边贸易协定及区域性贸易协定都不是以最惠国待遇原则为基础，而是强调贸易政策的对等性，因而就存在着歧视。这种歧视增加了区域集团与其他国家或集团之间的对抗性，非常容易导致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平衡和不稳定。另外，双边及区域贸易协定因为有其各自复杂的关税规则、原产地规则和监管法规等，使得其有限的体制能力也经受着严酷的考验。因此，世界贸易体系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大。

现在，世贸组织几乎每个成员也都同时是某个或某几个区域贸易协定的缔约方，这种现象的日益加重可能造成世界贸易体系的支离破碎，形成贾格迪什·巴格瓦蒂（2006）所说的“盛意大利面条的碗”的效应（`spaghettibowl''''effect），意思是说自由贸易协定就像碗里的意大利面条，一根根地绞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2、多边贸易体制如何继续

根据以上分析，多边贸易体制应该是世界贸易体系最优的国际协调制度安排。虽然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陷入了困境，但从多边贸易谈判历史看，没有哪一次谈判顺利，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其困境只是暂时性的，因为继续维持这一体系的发展是符合各方利益的但是，重新推动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有两个关键的问题必须正视.

一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利益冲突如何平衡的问题目前，因为发展中国家已经演变为规则制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所以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的制定已经从完全受发达国家支配，演变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双方在维护利益的过程中互不让步，直接导致了多边贸易体制谈判的停滞。因此，如何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冲突，各方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已经是继续多边贸易体制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是减少政治因素干扰的问题，这一问题也许是多边贸易体制走出博弈困境的根本之路。就连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都承认，谈判的僵局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因素、例如，美国在农业谈判中

的行为与其国内政治有着直接的联系。当时，小布什政府考虑到2006年11月的中期选举需要争取来自农业大州的选票，因此，承诺进行农业改革的决心并不坚定。在2006年4月谈判的关键时期，美国又突然更换贸易谈判代表，致使各方都对如期达成协议表现出了明显的忧虑和严重的信心不足。事实证明，美国确实在随后的谈判中表现了强硬的立场，并被认为是导致多哈回合谈判中止的重要原因。其他许多成员政府也受到国内政治的压力，不愿消除服务市场壁垒或者进一步降低工业品关税，于是纷纷以农业谈判僵局为借口。在这种情况下，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困境就可以理解了。因此，减少政治因素干扰是通畅多边贸易体制发展之路的必要工作。

四、结束语

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篇5

7月24日，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在日内瓦神色凝重地宣布，六大主要贸易谈判方部长会议开局不利；谈判仅36小时，结局便已明朗――各方显然无法在多哈回合的首要议题农业问题上达成任何共识。拉米表示，多哈回合所有的谈判进程将暂时无限期搁置。

谈判破裂后，美国在与欧盟互相指责的同时，也将矛头指向了中国。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施瓦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导致谈判破裂的原因并不仅限于各方在农产品补贴问题上的分歧，中国也是导致破裂的一系列原因之一。她说，穷国担心的是，多哈回合谈判如顺利完成将带来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中国会将他们从市场中挤出去。

农业谈判“三角死结”

“多边谈判就象一条船，如果船上的人不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船肯定不会到指定的目标去。把责任推到中国身上是不太公平的。”前中国政府对外谈判团成员之一李月印说，“症结问题在哪里？连他们都承认，就是农业问题。”

多哈回合，是中国第一次以成员身份参加世界多边贸易谈判――正是在2001年11月启动此轮谈判的世贸组织多哈部长级会议上，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出于为发展中国家考虑，多哈回合确定了以农业谈判作为核心议题――主要针对欧美两大经济体的农业高关税和高补贴问题，以缓解发展中国家贫困，因此又称为“发展回合”。

在经历了2003年坎昆会议的失败后，各方在2004年7月达成框架协议，同意在农业问题上大幅度削减国内补贴和降低关税。但是，2005年12月的香港部长级会议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今年以来，谈判又一再错过期限，直至最终搁浅。

用拉米的话来解释，谈判僵局系于一个“三角死结”――欧盟需要降低农产品关税；美国需要削减农业补贴；G20（由巴西、印度、中国、南非联合发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联盟）则减让工业产品关税。但是这三方谁都不愿最先采取行动，都要求以另外一方的让步作为自己让步的前提。

这个被拉米称作“你做什么，我做什么”的谈判游戏，阻碍了整个谈判。

在7月23日开始的六方――美国、欧盟、澳大利亚、日本、巴西和印度――贸易部长会议上，各方在农业谈判上分歧如此之大，以至于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议题甚至还未谈及，谈判就被叫停。其后，美国和欧盟陷入了互相指责的“口水战”，最终延及中国。

李月印认为，中国虽然是个农业大国，但农产品贸易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并不大，并不能在制定农业规则上起到人们预想的那么大的作用。

李进一步解释，多边贸易谈判实际上体现的是各国利益的分配，而各国利益的分配主要靠主导国，即主要供应者谈判原则。“比如农业，看谁占世界贸易比重大，谁是最大的进口国，谁是最大的出口国，才能左右农业规则的方向。”

参加7月24日会议的六方便是农业利益的主要代表者，其中，美国、澳大利亚、巴西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农业出口国，日本是纯进口国；欧盟既有大量的出口，也是主要的进口市场；印度则强调国内粮食安全，力争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保护待遇。

中国没有被邀参加这个会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在农业谈判中没有决定性地位，而且，美国的高补贴和欧盟的高关税才是谈判的核心。

中国商务部国际司一位官员向《财经》记者表示，农业方面，中国基本没有什么可以减让的，“因为中国入世时已经做了很大的减让。现在农产品平均关税只有15％，而且中国承诺没有出口补贴。”

因此，在李月印看来，农业问题目前主要是欧美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经济体都缺少足够的政治意愿做出让步。农业问题欲取得突破，将“取决于欧美的政治意愿，而不是中国的政治意愿”。

低调策略遭致非议

不过，中国尽管在农业问题上不占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可以置身其外。

在某些议题上，如纺织品，“缺了中国就没法谈”。由于中国历史上在发展中国家阵营中的领头位置，最近20多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日渐增强，都使中国同时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期待和压力。

中国前外经贸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司长李仲周表示，其他国家对中国有期待是自然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如此之快，大家都希望中国的发展能提供更多的机会。然而，在整个多哈回合谈判中，中国一直采取了非常低调的态度。

同其他几个主要发展中谈判国家――特别是巴西和印度相比，中国贸易官员鲜有言论出现在西方媒体上。即使去年年底在中国香港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中国也刻意保持低调――整个会议期间，中国商务部部长未出席过一场新闻会，也从未出现在公共活动区域。

香港部长级会议结束后，在针对内地和香港记者召开的一个小型记者会上解释说，中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采取务实的态度，对所有的伙伴都是一种平等的务实的关系，“没有必要调门很高”。

但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全球都期待着中国在世贸谈判过程中发挥非常大的作用。”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拉文最近在北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对《财经》记者说，“因此，很多人都急迫地希望中国提出建议，包括农业贸易方面的建议。但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中国正式提出有关的新建议。”

对此，李月印分析认为，中国虽然贸易量排全球第三，“但中国的谈判实力和对外方针，都决定了我们是一个低调的国家。”即使中国更积极地参与谈判进程，李对取得什么的效果仍然持怀疑态度，“会引起谈判气氛上的变化，但不会变成决定性的因素。”

尽管如此，美国世界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高级研究员金伯利艾略特（Kimberly Elliott）认为，中国的态度具有象征意义。“美国方面并没有指责中国，只是希望中国拿出更多的领导能力，更积极参与到谈判中。因为中国在这个开放的世界贸易系统中获益最多，保持这个系统的运转对中国有重要意义，符合中国的利益。”

双边压力增大

多哈回合搁浅，一个必然的结果是主要贸易经济体将把更多的精力转向双边和地区自由贸易协议。

由于世贸组织成员不断增多――目前已有149名成员，谈判议题广泛而复杂，多边贸易谈判的难度正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地区及双边自由贸易协议（FTA）一直是主要贸易经济体“齐头并进”的政策选择，甚至优于多边谈判。

地区及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具有排他性，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惠国待遇原则相冲突。但是，由于区域协议能更快地直接带来利益，各国更加积极。特别是对美国、欧盟这样的发达经济体，他们在地区及双边谈判中也往往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讨价还价的余地比较大，牌更好打。”李仲周说。

美国近期同时在和中南美的哥伦比亚、秘鲁，亚洲的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进行双边自由贸易谈判，以期在明年7月布什总统的贸易促进权到期之前达成一些协议。美国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Gary Hufbauer）对《财经》记者表示，“这些更现实的议题在国会议员的日程表上”，对于多哈回合，国会议员们则“最近没怎么考虑”。

不过，美国和欧盟国家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考虑，在短期之内不会与中国作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对此，李仲周建议，中国应积极与其他国家作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乃至推动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中国由此可以获得经济上和地缘政治上的双重好处。“中国是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也有点本钱。”

李月印表示，针对美欧的区域及双边贸易政策，中国可以采取“跟进”策略，即“他们跟谁签，我们也跟谁签”，以抵消排他的力量。不过，在李仲周看来，双边及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固然是中国政府应该努力的一个方向，但从总的贸易环境来看，“WTO多边贸易体制最符合中国的利益”。

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篇6

关键词：世贸组织 国际贸易

一、 背景

2010年2月24日到26日,中断一年多的中国和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fta)谈判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重启。这是第14轮中澳自贸区谈判,谈判的重点是投资和农产品问题。据澳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两国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将在未来20年内为澳经济创造价值1 460亿澳元的收入,中澳贸易合作的健康快速发展对于两国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澳大利亚一直以来被称为是骑在羊背上的国家,这主要是因为以前澳洲主要出口产品之一便是羊毛与羊毛制品。然而实际上,他们盛产的不仅是羊毛畜牧产品,原材料铁矿石才是他们出口换汇的重中之重。澳大利亚是中国主要原料供应国之一,这两年来两国因为铁矿石谈判而贸易摩擦不断,受其影响两国之间早以提上日程的自由贸易谈判便断断续续,时紧时松,难以有真正的进展。

二、 中澳经贸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澳贸易合作对于两国都十分重要,因此两国也都有着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意愿,然而良好的意愿并不能自动导向令人满意的贸易安排,两国间自由谈判到底能不能成,这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

1. 政治因素的影响。澳大利亚对华的部分政策与中澳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不相符。两个经济关系密切的经济体要进行双边贸易自由协定,需要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支持。澳大利亚的亲西方特别是亲美政策影响到了中澳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

位于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由于其社会构成、文化传统及地理位置,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十分微妙。澳大利亚是一个后起的发达国家,由于它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也曾经是英联邦的成员,所以它的政治、外交、文化深受英国影响。二战结束后,随着英国的衰落,澳大利亚与美国在政治、经济、外交、防务上联系越来越紧密。澳大利亚的走向对西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政治、安全形势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其与东亚各国的交往也都受到它与美国关系的制约。而在澳大利亚在亚洲的经济贸易政策中,又一贯把与日本的贸易伙伴关系放在首位,其次是东盟。

美国学者约瑟夫。哈勒维和比尔。卢卡雷利2002年发表《日本的停滞危机》一文,认为日本和美国害怕将亚洲的中心地位让给中国,一直阻碍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的步伐,从而影响到了澳大利亚对于建立中澳自由贸易区的决定。

大环境来看澳大利亚目前虽然与东北亚经济贸易联系密切,可由于社会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依然难以融入亚洲。澳大利亚借助同美国的战略联盟,以亚洲和美国的桥梁的姿态寻求经济利益。澳美联盟的存在使得亚太地区难以形成真正的互信。

从澳大利亚国内政治因素来看,总体来说其自由党人的政治理论比现任的工党人士更接近西方传统右翼的理论,重视与美欧的关系,在重大国际事物中亲近美欧。而工党组成则有相当一部分是农业地区人口及城市下层人民,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其经济贸易相关的政治立场便倾向于保守。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以商业为目的贸易政策正在被以外交跟政治为目的贸易政策所取代。讲求实际的贸易政策的重点可能转向更微观的管理,其途径是强调政策创新、投资重大基础设施、进一步开放澳大利亚的投资制度、以及采取措施提升澳大利亚参与全球供应链的能力。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dfat)将贸易政策与外交目的联系起来,可以预见这将会中澳两国间的自由贸易谈判造成很大影响。 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贸易协议对澳大利亚政府的影响。澳大利亚与美国2004年3月8日达成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此产生的经济效益国内争论很大,引起了民众对于政府在于大国进行贸易谈判中维护自己国家利益能力的质疑,从而影响了中国澳大利亚双边贸易自由协定的进程。

linda weiss,elizabeth thurbon,john mathew《怎样毁灭一个国家:与美国灾难性的贸易协定》(how to kill a country:australia‘s devastating t

rade deal with the united states)十分严厉地批评了霍华德政府在贸易谈判中的立场与失误,他们认为这个自由贸易协议的签订损害了澳大利亚的与独立性,制药业市场的放开损害了澳洲消费者的利益,使得美国制药业巨头更方便操纵市场,提高了澳洲人获得药物的价格。关于知识产权谈判达成的相关条约也将对澳大利亚将来经济及技术的发展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此外两国关于糖业的谈判及签订的协议引发了严重的不满。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等地有大片的甘蔗种植区和大规模的糖业生产,布什政府面对美国选民和代表农民利益的强大国会游说团为了来临的大选拒绝进一步开放美国糖业市场。澳制糖业觉得他们被排除在澳美自由贸易谈判一揽子协议之外,经济损失达1亿澳元。对此,澳政府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虽然霍华德政府的辩解澳美自贸协定单就加强与美国盟友的战略意义来讲就值得签署,但国内民众从经济效益及所在群体利益考虑对当权政府十分不满,并引发了对政府执政能力的怀疑。澳大利亚国内部分经济学家及政府官员渐渐持有的观点是澳大利亚不具有与大国贸易谈判中取得优势或对等地位的实力,也很难在双边贸易协议中获得明显的经济利益。

这影响了随后政府对双边贸易自由区的态度及谈判权限。澳大利亚对待双边贸易自由协定的态度变得保守起来。

2008年4月7日,我国与新西兰签署“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澳大利亚政府便以此作为依据与蓝本,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澳大利亚提出其贸易待遇不能差于新西兰,否则他们无法给国内选民交代。而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情况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中国也不可能答应他这个条件。

在双边贸易及区域贸易进展上的停滞导致随后的陆克文政府贸易工作的重点移向了世界多边贸易谈判,希望通过紧跟西方国家脚步在多边贸易体系中获得效益。 贸易争端与摩擦。自“中澳自由贸易区”谈判启动以来,双边贸易额不断增长,贸易领域不断拓宽,彼此已成为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国主要从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和矿产品,并在两类产品上形成了对澳较高的进口依存度。但是,随着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两国农矿产品贸易逆差增大,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条件出现恶化趋向。

巨大的贸易逆差阻碍了中澳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此外中国与澳大利亚因为铁矿石方面存在的争端以及2009年7月爆发的力拓受贿案持续陷入紧张。

澳大利亚经营资源性农矿产品的厂商非常集中,且规模都相当大。在铁矿砂贸易中,力拓公司、必和必拓公司两大铁矿巨头的年产量就达到全澳年产量的70%以上,处于垄断竞争地位。垄断巨头的存在使得市场合谋很容易成为现实。如现货矿价格高涨便是澳大利亚和巴西铁矿石巨头联合起来实施的一种有计划的市场策略。

而澳大利亚的羊毛和大麦生产厂商主要分布于种植业发达的新南威尔士州、西澳大利亚州、维多利亚州和南澳大利亚州。如大麦、棉花等由于大型农工贸一体化集团的存在,市场也多是垄断竞争结构。

这种进口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使得中国只能被动接受价格,无法掌握定价话语权。澳大利亚资源性农矿产品价格继续大幅上涨使得两国贸易争端不断,从而影响了双边贸易自由协定的达成。

而且随着澳大利亚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日本、韩国的加入,中国在与澳大利亚铁矿制与农产品方面的谈判更是受困。在澳大利亚铁矿公司里,新日铁、三井、住友、伊藤忠等日本公司都在一定程度上控股,铁矿砂价格上涨带来的利益损失很大部分则由中国钢铁企业承担了。

在中澳双边贸易中,中国主要从澳大利亚进口初级产品,澳大利亚从中国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澳为保护本国竞争力较弱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服装),而对该类进口产品实行高关税、进口配额和非关税壁垒,对农产品进口实行严格的动植物检疫标准(sps)。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又十分强调中方对他们开放农牧产品、金融等服务业市场,并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很高要求。这些都为贸易谈判设置了障碍。

三、 两国自由贸易区福利分析

考察区域贸易协定对经济和产业的福利影响时,现在经济学家常用的一个模型是1992年美国普渡大学根据一般均衡理论开发的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从微观层次和定量角度出发,运用定量模型评估国际多双边

、区域贸易协定的影响。

本文参照其它区域贸易安排中的做法,同时考虑到中澳的关税结构、产业比较优势和鼓励发展的重点行业以及澳大利亚对中国进行反倾销的主要品种,将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贸易产品分为正常产品和敏感产品两类,分别采取不同的减税方式。将双方关税超过9%的产品(包括蔬菜水果、糖、植物油、乳制品、水产品、烟酒等加工食品纺织服装、其它制造业)关税降低50%,剩余的进口关税小于9%的产品作为正常产品。

基准方案主要考虑目前在2001年~2010年间已知的世界贸易政策变化,包括:2005年实现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的各项协定;中国在2001年~2010年履行入世的各项承诺;2005年完全取消多种纤维协定(mfa);欧盟东扩;以及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等。相对于基准方案,假定中国和澳大利亚在2010年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对上述敏感产品的关税减少50%,而正常产品的关税全部减为零,服务业关税等也都为零。

参照terri walmsley(2001)的研究成果,采用资本内生化(apssnar)模拟方法得出模拟结果如表1.由贸易模拟结果可见,中澳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糖、羊毛有着相当大的冲击,大米、小麦、油菜籽及其他谷物、作物也皆受到负面冲击。澳大利亚纺织服装受冲击最大,电子产品与其他制造业也受到相当程度的冲击。值得注意的中澳自由贸易协议的达成对两国农业部门产出皆造成了负面影响。

四、 总结总体来说两国贸易谈判的基础在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而两国关于农产品、投资的谈判的将是协议达成的敏感所在,澳大利亚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大国,而中国是农业大国。中国农产品市场对澳大利亚开放的程度方面将是双方谈判的胶着点。

在加入wto时在农业问题上己经做出很大让步,如果在中澳自贸区协定中对农产品进口做出更大的让步,可能会使中国农业面临巨大压力。

因此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谈判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由于双边贸易额近年来持续增长,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铁矿石和煤炭的巨大需求使澳大利亚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没有走向衰退,这也是澳大利亚重启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以预见中国与澳大利亚总体合作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但要达成自由贸易协议,还有许多具体的困难要克服。

参考文献

1.australia gdp growth rate,- /economics/gdp-growth.aspx?symbol=aud.

2.朱艳圣。亚洲经济共同体的缺位与日本经济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02,(5)。

3.linda weiss,thurbon & mathews,how to kill a country: australia‘s devastating trade deal with the united states,allen & unwin academic,october,2005,(28)。

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篇7

陈德铭：很高兴接受你们的采访。我想先简单说几句，然后把更多时间留给你们提问。

这次在日内瓦召开的是WTO的第七届部长级会议，距离上次在香港召开部长会议已经4年了。

此次会议召开有两个大的背景。一是多哈谈判8年迟迟无法结束，全球贸易自由化举步维艰；二是多边贸易体制经受了金融危机的冲击，特别是经受了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考验。我们要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重新审视多边贸易体制在当今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加强合作，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推动WTO改革，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全面评估多哈回合谈判的进展，研究下一步的谈判应该怎样走。下面，我愿意回答你们的提问。

路透社：中国是否仍然相信如各国领导人所倡仪的，2010年多哈回合谈判会成功结束?

陈德铭：中国政府坚定地支持在2010年结束多哈回合谈判。这首先是因为如果谈判取得成功，将每年给世界创造5000多亿美元的收益。二是经过8年的不懈努力，谈判已完成了80％左右。三是当前世界经济虽然开始复苏，但仍然非常不稳定，世界需要支持经济复苏的明确动力。

但是，我也必须指出在2010年结束谈判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必须尊重香港会议对多哈回合的授权，锁定目前已取得的成果，将2008年12月农业和非农主席案文作为谈判基础，只有这样谈判才有希望尽快达成成果。如果要已达成的共识，重头开始谈判，就会失去成功的希望。

路透社：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主要的经济体。但在贸易谈判中采取了相对较低的姿态。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呼声，包括美欧都希望中国发挥领导力。所谓领导力是一种外交辞令，事实上是希望中国做出更大的让步，您对这些呼声有何回应?

陈德铭：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出口国，但是简单地拿出口总量来比较是不完整的。中国有13亿人口，全球有66亿人口，中国人口占世界的19％，而中国的对外贸易2008年仅占世界贸易总量的8.86％。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和外贸规模仍然是相对较小的。更不用说，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力密集的低附加值商品，我们出口商品的档次与美、欧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很清楚自己虽然取得了一定发展，但中国还有5000万贫困人口，人均CDP在世界排名百位以后，我们依旧是发展中国家，所以中国更重要的是，首先要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做好。使经济保持稳定较快的发展，这样才是中国对世界的真正贡献，这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中国主张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不是由一两个国家说了算，而应由多边的力量来讨论决定，所以中国反对G2的提法，也反对由少数大国来决定多哈回合谈判的命运。如果说中国是低调或低姿态，这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是WTO的新成员。是多哈回合谈判启动后加入的新成员。事实上中国也并不低调，而是更多地在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多边集团中发出声音，如G20、G33。我们更多地是和发展中国家一起而不是单独发出声音。

你说得非常正确，国际上一些人要求中国在谈判中起领导作用的外交辞令，其实质是希望中国单独做出利益让步，让个别大国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使他同意谈判业已达成的共识。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一个发展回合的谈判，更应该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国家的诉求。在多边谈判中，我们也不可能给哪个国家单独做出让步。大家知道，在谈判中要有所得就必须有所付出，所以如果有些国家希望中国做出让步，我们也必须知道中国能够得到什么。我们是代表13亿中国人民来谈判的，我们必须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有一个负责任的交待。现在有些非常发达的国家居然也要求享受等同于发展中成员的待遇，这实际上违背了多哈回合是发展回合的根本宗旨。事实上，只有全球发展了、发展中国家发展了，发达国家目前面临的这些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路透社：现在美国、欧盟、加拿大等一些发达国家希望中国与其他大的新兴经济体参与非农的部门减让协议。中国准备参加吗?如果准备的话，在什么前提条件下会参加?还是完全没有可能?

陈德铭：部门减让是多哈回合谈判中非常重要和敏感的问题，应该说此问题应当在农业和非农模式案文达成一致后才开始讨论。

从谈判授权上讲，在2005年的香港部长会议上，包括上述发达成员的部长们在内，大家已同意部门减让是在“非强制原则”，也就是自愿的基础上参加的。中国的态度非常明确，我们会在自愿的原则下对部门减让持开放的态度。但这不是中国和某一个国家的双边讨论，而应该在多边的范围内进行讨论，因为这也涉及其他新兴国家的参与问题。我想对部门减让而言，一个大的原则是部门减让不应导致不平衡的结果。如果要尽快结束多哈回合谈判，我们―定要一口一口地吃饭，一步一步地走路，采取务实的态度来对待部门减让的问题。

中国2001年加入WTO的时候，非农关税已经进行了大幅度的削减，现在平均的关税水平是8.9％，而且没有水分。如果非农谈判可顺利结束，按照当前的公式削减之后中国的关税将降至6％，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减让。可以说即便没有部门减让，中国也已经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尽管这样，我们在部门减让问题上，仍将在自愿原则下采取开放的态度。

国际先驱论坛报：您刚才提到全球经济复苏仍然是不稳定的，也提到中国在对全球经济复苏的贡献，那么您对中国2009年和今后的经济增长及出口形势如何判断?

陈德铭：尽管我们受到了金融危机的较大影响，但中国及时采取了扩大内需等一系列应对措施，经济得到较快恢复，GDP估计能实现年初设定的8％或者更高一些的发展目标。中国的内需(主要是投资和消费)，拉动了GDP增长约12个百分点左右，而国际贸易下降则可能对GDP造成3.5-4个百分点的负影响。和2008年相比，中国2009年的进出口可能下降16％-17％。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下实现的。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其活力和投资还没有完全恢复。所以中国将继续保持财政金融等宏观政策的稳定，这对中国至关重要，也有利于世界经济。2010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这主要是由于内需的拉动。当前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最近迪拜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证据。估计2010年中国的进出口会在2009年的基础上有恢复性增长，但仍然会低于去年的水平。

国际先驱论坛报：下一个问题关于汇率，您也提到要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

我想问，前不久奥巴马总统访华时，美中之间是不是在货币政策和汇率改革方面达成某种程度的相互理解?

陈德铭：奥巴马总统访华非常成功，中美双方就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达成了战略互信和一系列共识。在经贸方面，双方决心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实现更加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也重申将继续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加强对话与合作，共同采取调整国内需求和相关价格的政策，促进更加可持续和平衡的贸易与增长。双方同意就货币政策问题保持部门之间的交流，采取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并适当关注货币政策对国际经济的影响。

我刚从法国来，法国朋友们也非常关心美元贬值和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我直言，当前全球关注的重点不应是人民币汇率而是美元稳定的问题。这两个货币的总量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美元作为世界主要的支付和储备货币，在当前全球经济十分脆弱的情况下，应当保持相对稳定，这有利于为世界经济复苏创造好的环境。

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我已经讲过多次了。中国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系，坚持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参考主要货币走势，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自2005年改革至今，人民币已经相对美元升值了20％左右。

现在某些国家自己的货币不稳定，却要求人民币升值。它的主要理由是因为贸易不平衡。在全球化进程中发生的国际贸易分布和结构的变化，是由多方面复杂因素造成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把劳动密集的加工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他们获得了更高的资本收益，同时发达国家的国内产业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更多向高新技术产业，精密机械制造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另外―方面，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利用相对较低的劳动成本接受国际产业转移，积累―定的贸易盈余也符合历史规律，很多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德国也曾在相当长时间内经历了同样的历程。

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希望进出口更加趋于平衡。2010年我们也将努力扩大进口。这几年我们已采取了不少措施遏制贸易顺差过快增长，目前已开始见效。比如2008年中国贸易顺差是2900多亿美元，2009年则恐怕不会超过2000亿美元，一年之内减少了1000亿美元。

我们希望发达国家，尤其那些希望成为最大出口国的国家要放宽出口管制。只有放宽管制，才有利于贸易平衡。举个例子，2001年美国占中国进口高技术及产品的18.6％，但到2008年只占6.3％。如果美国仍然保持2001年所占的比例，则可增加对华出口约500亿美元。所以，汇率不是影响贸易平衡的根本因素，货币升值不能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关键是大家要实行更加开放的贸易政策，使贸易更加自由和便利化。这就是为什么总理最近在南京会见欧盟领导人时，强调人民币汇率仍然要保持基本稳定。试想一下，如果人民币不保持稳定，世界上的预期会怎样?国际热钱的流动又会怎样?我相信这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非常糟糕的影响。因此，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也是世界经济稳定和复苏所需要的。

国际先驱论坛报：我想中国国内也会有一些关于人民币和经济平衡问题的讨论，人民币和美元的挂钩是长期可行的吗?

陈德铭：经济结构平衡和人民币与美元的关系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我想起在金融危机刚刚出现的时候，大家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即什么导致了金融危机。除了大家一致认可的金融杠杆过高、金融监管缺失等，也都谈到了经济结构不平衡的问题。但大家有不同的解读。一些经济学家把它说成是美国超前消费与亚洲出口导向间的失衡。但我想所谓经济的不平衡，首先是发展的不平衡，是南北不平衡，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平衡。只要看看非洲的最不发达国家，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在金融危机中处于何种窘境。

至于“美国超前消费和亚洲出口导向”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市场经济下，是消费决定需求的，如果美国的进口商不向亚洲发出订单，亚洲的企业是不可能大量生产商品的，也就是说，是美国的消费拉动了亚洲的生产。现在资本泡沫破裂了，美国的房地产、资本市场收益减少了’消费减低了，当然我们尊重美国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但这种调整应当是市场行为，即体现为美国进口商对亚洲订单的减少，这样亚洲也会相应调整结构。

但如果一方面美国的订单正在恢复和增长，一方面我们又受到成倍增长的美国贸易保护措施的打击，如频繁使用“双反”措施等，我们将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所以我要强调的是，调整经济结构应当建立在贸易自由化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基础上。如果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实现国内生产的恢复，是没有竞争力的，也不能持久。这样的话，即使美国要成为最大的出口国，要让亚洲国家更多消费，也是难以做到的。其实，亚洲国家也在积极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特别是中国。中国2009年实现8％的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而国际贸易的贡献则是负值。

我们观察百年来美国经济危机和消费变化的关系，发现每次危机过后，都会出现若干年的储蓄恢复和消费下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最后还是会慢慢复苏。如果美国消费一直低迷，对美国经济发展也是非常不利的，美国政府也应当采取相应的手段来促进消费复苏。

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篇8

《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背景

多数研究认为，自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下降，而中国的状况则要优于其他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因而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出现了重要的变化。对于欧债危机背景下中欧经贸关系的研究也显示中欧双边投资较危机前增长迅速，但整体规模依然偏小，中欧双边投资还有极大的增长空间。

中欧相互间投资规模的增长自然催生了一系列的投资促进措施，而一国法律制度则是影响外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然而，根据单文华教授所做的对于欧盟对华投资现行法律框架有效性问题的调查研究发现：“虽然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法律制度做了较大完善，但投资者有时仍然难以了解到法律，投资者难以预料法律发生的频繁变化，政府官员以及法院在实施法律时有时缺乏一致性与客观性，并且法院判决与仲裁裁决往往不能得到执行。因此，可以认为这一法律制度整体上缺乏有效性、亟待改进”。

另一方面，虽然欧盟的法律制度相对较为透明，但事实上欧盟各成员国投资制度、投资保护标准各不相同，而欧盟共同投资政策尚属形成发展期。因此，了解欧盟投资政策亦非易事，欧盟对中国投资尚存在众多限制。因而，无论是出于对双方投资者海外投资的保护还是出于对双方吸引外资的需要，中欧双边投资都显得尤为重要。除此之外，欧盟共同投资政策的形成与发展、国际投资协定发展的停滞不前也都增加了签订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必要性。

2011年7月14日时任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与欧盟委员会负责贸易事务的委员德古赫特进行中欧混合委员会会谈后表示，中国和欧盟同意就双边投资协议进行谈判。2013年11月21日中欧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宣布正式启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计划两年半内完成谈判。

《里斯本条约》后欧盟双边投资协定实践的趋势

《里斯本条约》的通过拉开了欧盟共同投资政策的序幕，它的不断完善及最终形成仍需根据实践的需求，出台各项具体政策，同时逐步确立欧盟机构权限。当前已实施的为成员国双边投资协定向欧盟双边投资协定过渡提供安排的《第1219/2012号条例》以及规范欧盟与成员国在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中责任分配的《第912/2014号条例》是欧盟共同投资政策向前迈出的实质性步伐。同时，欧盟也已开始与第三国谈判签订欧盟双边投资协定。第一批欧盟投资协定的谈判对象包括加拿大、新加坡、印度、南方共同市场、俄罗斯、中国等。

从目前欧盟与加拿大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正在与印度及新加坡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实践来看，投资协定将采用混合协定的形式，所涉内容将不仅限于属于欧盟专属权能的直接投资，还将包括属于欧盟与成员国分享权能中的间接投资、争端解决、财产和征收方面的内容。在投资准入方面，欧盟将在与主要的发达贸易伙伴和主要的新兴经济体谈判时将确保互惠性，排除一些敏感领域。另外，欧洲议会提请欧盟委员会注意在谈判对方（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认为有必要保护以实现发展的特定领域，欧盟不应当要求更多的自由化。在投资保护方面，未来欧盟的投资协定将在原先成员国与第三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基础上寻求最高的投资保护标准，并含有以下重要标准有：非歧视原则（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公平与公正且非歧视的待遇、完全的保护与安全、非法征收时保护的保障以及资金的自由流动。

需要注意的是，欧盟逐渐开始重视私人利益的保护与国家管理权方面的平衡。这与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在欧盟投资愈来愈多且已出现投资者成员国公共政策的案例息息相关。欧洲议会《关于未来的欧盟投资政策的报告》指出：自上世纪90年代出现第一个投资争端解决案例以来，尽管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整体上取得了有益的经验，但是同时也因为投资协定中语言的不明确使得对条文的解释存在歧义，尤其是对于私人利益与国家公权力管理权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例如在某些案例中，国际仲裁员裁定一项正当的立法是违反公平与公正待遇原则。为部分解决这一问题，欧盟的投资协定中将在直接与间接征收条款项下对公共福利目标和私人利益之间有一个更为明确公平的平衡，并将在条约中赋予缔约各方在规范国家安全、环境、公共健康、工人和消费者权利、工业政策和文化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权利。

当前欧盟共同投资政策的发展以及相关实践体现出以下趋势。首先，欧盟共同投资政策尚处于形成期，接下来的10年间，欧盟与其成员国以及欧盟各机构之间将逐步确定各自在投资领域的权限范围。如有相关权限划分的案件提交欧洲法院，那么欧洲法院也将就《欧盟运行条约》第207条作出有约束力的解释。其次，就欧盟与第三国签订的双边协定而言，欧盟有意签订涉及最广泛内容的双边投资协定，包括市场准入、各类投资保护、争端解决等。因此，欧盟投资协定将以“混合协定”的形式缔结，也就意味着欧盟的每个成员国都对欧盟投资协定的签订具有决定权。再次，由于欧盟特殊的法律体系，欧盟可能将对国际投资仲裁制度提出改革要求及方案。一方面，欧盟由于身份问题，不能使用ICSID仲裁机制，是其在投资保护方面的一个缺陷；另一方面，国家仲裁机构对特定案件的裁定可能涉及对欧盟法的解释，从而影响到欧洲法院对欧盟法的专属解释权。

此外，无论是在自由贸易协定中专设投资一章，还是签订单独的双边投资协定，欧盟的双边投资协定都将建立在之前成员国在投资协定方面的“最佳实践”基础上，在尽可能最大程度上提高欧盟海外投资保护标准的同时，一方面注意投资保护与国家管理权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加入人权、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劳工标准等相关条款。

欧盟共同投资政策的发展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

自欧盟共同投资政策诞生以来，中国成为了欧盟第一批投资协定谈判对象，反映了欧盟在选择投资协定谈判对象的两个重要标准：市场潜力及投资保护情况。此外，中国还是目前唯一确定的以独立双边投资协定的形式签订投资协定的对象。该特殊性一方面表明中欧双方目前尚未正式开启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另一方面说明从2007年开始的《中欧伙伴与合作协定》的谈判遇到严重阻碍，而双方又急需就投资相关问题签订投资协定。

无论是欧盟共同政策的相关文件还是近期欧盟与其他国家谈判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实践均表明，欧盟与第三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将建立在原先欧盟成员国与第三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基础之上，并将为欧盟的海外投资寻求不低于原先投资协定中的投资保护标准的待遇。此外，不管是因为欧盟在投资领域的相关决策需要一致通过，还是因为欧盟旨在签订超越欧盟专属权能之外的全面的混合协定，都保证了欧盟成员国在双边投资协定中的决定性作用。因而，对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实质性谈判产生影响的不仅是中国与欧盟整体的投资情况，还有中国与各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投资关系。

与之前欧盟成员国与中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不同的是，未来的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应当在保护双方投资者的问题上达到一个平衡。双边投资协定起先是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利益并为本国投资者提供相应的法律保护而产生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与欧盟成员国的双边投资协定也侧重于对欧盟成员国对华直接投资的保护与促进。而随着近些年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迅猛增加，未来的中欧双边投资协定也应为中国在欧盟的投资提供最大可能的保护，并且应当在市场准入方面，减少欧盟对中国投资者的各项限制。

与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投资迅猛增加的趋势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是欧盟的立法者开始提出投资保护不应影响成员国的管理权以及为维护公共利益、保护人权和寻求可持续发展而制定的政策。随着越来越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涌入发达国家以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投资者运用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就发达国家的某些政策向国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欧美国家意识到对公共政策及国家管理权保护的必要性。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欧盟具有基本相同的利益需求，合理地利用这一条款，可以在吸引投资的同时维护公共利益、确保国家管理权的正当行使。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还有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设置，缔约方可就哪些问题可以提交国际仲裁机构进行协商。

此外，欧盟近期投资协定的实践体现了其欲将人权保护、环境保护、劳工标准、消费者保护等相关问题纳入双边投资协定中。这一点可以在欧盟机构就《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意见中得到验证。《欧洲议会关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决议》在序言中就提到了该决议考虑到《欧盟人权与民主战略框架和行动计划》，并且，在第15点中指出欧盟投资协定不得与其旨在通过对外政策中推广的基本价值相违背。这也是欧盟的法律体系强调所有政策之间的协调性所要求的。欧盟共同投资政策一方面须与欧盟其他政策相协调，包括环境保护、工作中的健康与安全问题、消费者保护、文化多样性、发展政策及竞争政策；另一方面须遵守且服务于欧盟对外行动的基本原则与目标，包括人权法治的推广、可持续发展。

《中欧双边投资协定》任重道远

目前正在进行的《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过程一定是艰难的。虽然双方都认识到中欧双边投资的发展潜力还很大，希望能有一个法律框架为中欧双边投资的发展保驾护航，但是，即使在欧盟具有较强谈判能力和丰富谈判经验的双边伙伴与合作协定的谈判方面，欧盟与中国的双边伙伴与合作协定也已历经七年且无结果，而《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则是欧盟与第三国签订的第一批投资协定，并且是在成员国已有各自对中国的投资政策的情况下进行谈判的。因此，如何协调成员国对中国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利益关切的投资政策是欧盟内部首先面临的挑战。而欧盟理事会的谈判指令表明需要在两年半的时间内完成谈判，因此，也不排除欧盟可能将舍弃部分涉及分享权能的条款，以欧盟专属权能缔结协定。

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篇9

李经理是河北某县级市场的白酒经销商，主要经销河北地产白酒A品牌和一个外来白酒品牌。李经理必须在2012年完成A品牌的300万销售额才能拿到年终返利。货款早已打给企业，但是临近2013年春节时，还有近60万元A品牌的酒在库房堆着。随着2013年A品牌新销售任务的下达，在春节前后几个月的经营中，李经理面临着许多难题，特别是库存积压导致的资金周转难题。于是，李经理希望通过谈判得到企业的利好“新政”。但是，谈判的结果却并不如愿。李经理感到很困惑，难道企业所说的“双赢”只是口头上的吗？难道经销商要求的“缓冲支持”过分了？

同样，王经理所在区域与李经理是临县，也是A品牌在该县的区域经销商，王经理为了完成2012年400万的销售任务，春节后也有80多万的库存。在年后的运作过程中，王经理和李经理一样也面临着巨大的库存压力，但是王经理和企业谈判却赢得了企业的“政策”支持。

李经理和王经理这2个区域经销商的案例比较有代表性，下面我们以二人为例，来分析一下在新形势下，区域经销商如何与厂家谈判，要“政策”呢？

洞察“厂商共赢”的实质

由于厂商之间是利益共同体关系，厂商共赢是全局观的体现，但在局部或特定区域经销商身上却常常是模糊的、动态的，这是毋庸置疑的现实。要想达到真正的“厂商共赢”，区域经销商在市场运作过程中就必须和厂家形成“连体人”。

了解厂家的运作思路

品牌方为使自己的品牌在当地市场做大做强，成为领导性品牌，必须要对经销商承让一定的优惠政策。作为区域经销商仔细研究一下厂家的支持策略不难发现，绝大多数厂家的利益取舍与经销商并不矛盾，厂家与经销商其实是相互支撑。

因此，区域经销商要充分了解企业对该市场的明确定位和市场运作的整体思路，以及在运作过程中企业会对该区域市场提供到底是广告支持、促销支持、开店支持、开发新客户奖励、培训支持、人员支持等哪方面的支持。然后，结合自己的市场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在与企业谈判，要政策时，审慎地综合、双向思考一下各自的利益点和共同的利益点，将非常有助于你在谈判时争取到很好的“政策”支持。

知晓区域市场的方方面面

在电视剧《我的兄弟叫顺溜》中，日本将军石源在离开中国之前要视察各战区，司令陈大雷派出作战小分队狙击日本将军石源。为了达到预期的作战目的，用陈大雷的话来讲，在他的第六分区，区内的草草木木，他闭着眼睛都能数得过来。即使在对战场如此熟悉的情况下，他还是派出手下最精干的侦察排长等人出去实地勘察地形，寻找并确定更加有把握的狙击地点。最终在他定下的两个点之一，发生了两件事：一、石源出现；二、石源被击毙。

石源出现需要机遇的垂青，这个问题恐怕没有人能够左右；击毙石源则需要陈大雷能对战场有清晰准确的判断。而这个清晰准确的判断，并不是基于陈大雷个人领导素质有多么高，而应该来源于事前对战场详细的排查了解。陈大雷对战场的熟悉来源于他走过他分的分区的每一寸土地，来源于他每走的一步路都在他的心里演过兵排过阵，来源于他对每寸土地都倾注了感情。在这片特定的区域内，这就是陈大雷的主场，无人可以取代，无人可以撼动！哪怕是实力数倍强于他的对手。

每个区域经销商都需要自己的“主场”。只有拥有自己的“主场”，才有了存活下去的根据地，才种下了进攻的种子。同足球比赛一样，“主场”作战意味着可以以逸待劳，运用“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儿。拥有自己的主场，只需要一个前提，经销商要对自己的区域市场足够地熟悉。

区域经销商在与企业谈判前，要对自己的市场做好充分的调研，重点是对竞争对手的调研，做好与自己产品相对应品项的价格及促销力度对比，从而提出合理化的市场操作建议，在谈判时将详细的数据呈现给厂家人员面前。

例如，王经理在春节过后就感到库存的压力巨大了，于是春节后员工一上班，他就专门安排每个业务对自己所负责的片区进行详细的市场调查，重点是同类竞争对手的情况，看看市场上一共有多少同类产品在竞争，都是什么品牌，其厂家的渠道结构是怎么样的，广宣投入是怎么样的，竞品的规格、容量、度数、二批商价格、终端价格、箱外促销策略、盖内奖项等。经过一个多月的市场调查，王经理将业务员调查出来的材料进行了汇总做了一份市场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将A品牌产品与竞争对手产品做了详细对比（并附有相应的照片）。在与厂家谈判时，王经理先向厂家递交了市场调查和分析报告，厂家销售经理看到这份市场调查报告如此细致，立马对王经理另眼相看了。在谈判的时候，王经理为索要“政策”增加了砝码。相反，李经理在谈判前对自己的市场和当前的形势缺乏深度了解，在与厂家谈判时还像原来一样向厂家诉苦、提要求、夸海口等这些俗套做法，在新的形势下已经无法逼迫厂家就范，得不到企业的额外“政策”支持。

带着方案谈判，“描绘厂家喜好图”

没有任何厂家愿意支持“有抱怨没有信心，有要求没有方法”的经销商，也就是那种纯粹只从自己单方利益以及单方操作的可能性出发，欠通盘考虑和双赢策略，甚至连自己都知道“十拿九不稳”的经销商。也就是那种通过死缠硬磨、诉苦、哭穷、提要求、以难制难向胁迫、夸海口等方法向厂家要“政策”的经销商，在新的形势下，这种经销商不仅不利于厂家重视，无济于要“政策”，而且绝对有害于厂商合作关系的发展。

在新的形势下，区域经销商要获得厂家应有甚至是额外的重视与扶持必须通过事前自检，判断“要求”的合理性与“方法”的科学性以及“操作”的可执行性。也就是说你在和厂家谈判要“政策”时必须有一套完整的方案，这个方案所描绘的蓝图必须具备：

现实性：指经销商向厂家所提的“政策”支持是立足当前市场实情，有益于改善现实关系和销售状况，不是遥不可及、不可预知的；

计划性：经销商向厂家提出这个“政策”支持的同时，能够围绕它，系统说明自己预想中一些市场举措和费用计划，以表明你是经过深思熟虑，是有计划、慎重提出的；

可执行性：经销商向厂家提出“政策”支持的过程也是承诺的“过程”，是想通过对未来的“承诺”，建立厂家信心，促进索要“政策”的达成，索要不切实际的“政策”支持是“一厢情愿”，太多的承诺也会落得“两败俱伤”；

匹配性：绝大多数情况下，厂家的支持力度、方式都是和区域经销商的销售规模、企业资信、经营业态、发展态势以及对厂家的实际利润贡献程度紧密相关。

只有“匹配”的才是“合理”的。区域经销商要有这种“心态”，清楚判断自身在市场、在厂家中的位置与作用，适时而动、应机而动，是所有取得成功的经销商的共同特点，也是关键点。

王经理是怎么在谈判时“引起厂家的足够重视并且得到厂家的额外支持，帮助自己减轻库存压力”？

王经理在遇到库存积压，资金周转苦难时，则是自己和销售人员亲自走访市场，根据市场报告和分析，结合企业企业对该市场的定位和整体运作思路，做了一份详细的市场“促销”操作建议书，需求厂家的“政策”支持来减轻自己的库存压力。

“促销”操作建议书内容细到产品进店后具体的摆放位置、费用、陈列牌面、广宣生动化、产品动销、价格体系的维护、数据库的建立、分销商的促销和管理，以及如何抢的市场份额，打击竞争对手，对支持“政策”使用的明细预计和预算，通过合理的战略部署做到厂商共赢等等。厂家看了“促销”操作建议书以后，认为王经理是一个全心投入、理性经营、有信心、有思路去应对当前的困难并能把A品牌做大做强，认为给予王经理“政策”支持成效将是肯定的，未来双赢也是肯定的。

在一次厂家经理来访时，李经理陆续明示或暗示出一些“想法”，向厂家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李经理信奉“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政策都是无底洞”等“商业准则”。不分需求、条件、场合、时间，想起什么“要”什么，很多“要求”出发点单一，仅从自身处境考虑，忽视双向思考；利益点单一，“要求“达成后的双赢利益没有强调；被动应市，没有向厂家表露足够的信心与方法；经营乏力，管理低效，有转嫁财务风险之嫌；缺乏系统思考，让企业感觉不易接受。

要想赢，谈判技巧不可少

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篇10

再谈判是PPP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再谈判的发生会导致资源的浪费，降低管理效率。本文从PPP实践国际经验出发，结合我国实际，运用项目生命周期理论和关键成功因素分析法，分析找出了PPP项目再谈判的关键影响因素，为我国采取积极应对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关键词

PPP　再谈判　关键成功因素　项目周期理论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但政府的财政投资已很难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的融资模式——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以各参与方的“双赢”或“多赢”为合作目的。与BOT模式相比，PPP模式更强调政府在项目中的参与，政府跟企业的长期合作并发挥各自的优势，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应用PPP模式，可以将相应的融资、设计及运营等方面的风险合理地转移给私营部门，充分发挥私营部门在项目风险控制中的优势(孙慧，2009)，从而解决了BOT模式中私人投资承担风险过大和政府缺乏控制权的弊端。

虽然PPP模式相较其他融资模式而言有很多优点，但也同样存在一些问题。由于PPP项目的经营期限较长，双方签订的合同很难解决项目建设与运营期的所有问题，因此项目参与双方的再谈判就显得尤为重要。再谈判的发生，不仅影响PPP项目的进度和管理效率，还会造成高额的费用。基于此，本文从欧洲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PPP项目的应用情况人手，分析找出影响PPP项目再谈判的关键因素，从而为我国PPP项目的顺利开展提供借鉴。

一、PPP项目再谈判的结果分析

PPP模式中的再谈判主要是指在PPP特许权授予后，由于原合同的设计漏洞或者突发事件的影响，公共部门与民营部门在利益分配或者投资比重上产生分歧，从而进行重新谈判。再谈判问题之所以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主要基于如下原因。

(一)项目建设期延长

为了处理再谈判问题，政府和企业双方需要对问题进行调查、协商，这会浪费一定的时间。由于企业一方相对于政府处于弱势地位，如果再谈判提出的问题比较严重，他们常常会在再谈判期间停工，以此来获取再谈判的胜利。因此，再谈判的发生会导致项目工期的延长。

(二)特许期的延长

再谈判很大比例是由企业提出的(见表1)。企业提出再谈判无非是为了使自己利益遭受的损害最小。在外部环境发生不利变化时，如原材料的价格上涨，为了收回投资，企业通常会要求延长特许期。

从上表看出，再谈判主要分为两种：政府发起的再谈判和运营商发起的再谈判。大部分的再谈判是由运营商发起的，政府发起再谈判的比重次之。

(三)项目运营期收费增加

如果政府采用最低回报率的激励机制，当建设成本上升时，企业常常会增加项目运营期的收费，从而在特许期内保证最低投资回报率，进而导致用户情况恶化，用户的负担增加。

(四)政府投资责任加重

当发生不利于企业的因素时，企业可以通过再谈判来要求政府增加投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敲竹杠”行为。政府大多会同意企业的要求，使得财政支出增加。再谈判会造成管理费用等的增加，而这部分费用通常也是由政府来买单的，对企业的影响很小。

二、从国际经验看PPP项目中的再谈判问题

PPP模式在全球得到了广泛的应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大部分基础设施项目采用PPP模式，如交通设施，机场，铁路，公路，桥梁和隧道等。1985～2004年，全球的PPP项目有2096个，总投资接近8870亿美元(AECOM，2005)。

20世纪90年代，为了使基础设施建设适应经济发展水平，很多中欧和东欧(CEE)的国家开始采用PPP的融资方式。他们主观认为，采用这种融资模式政府可以不用出资，并可引进国际先进管理经验，加之国际上有很多的成功经验，使得这种融资模式获得了极大的推广。然而回顾过去的二十年，可以发现PPP在基础设施中的应用并不是非常成功。例如在水务部门，很多项目被取消或者没有取到预期的效果。EBRD(2004)和Guasch(2004)对PPP融资方式在不同国家的不同部门进行了深入调查。他们认为PPP在CEE国家的应用其实远远不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广泛。Estache和Serebrisky(2004)对CEE国家PPP的应用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PPP的融资方式只在一个有限的时间段内起作用，但是常常在后来的某个时刻由于宏观环境的变动或者某个计划出现问题而导致复杂的再谈判的发生。

Guasch(2008)特别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几个主要国家(智利、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PPP项目的数量和再谈判的数量。在90年代，这五个主要国家特许权的数目为297，其中出现再谈判的特许权项目数量为162，比重为54.5％。其中，大量的再谈判集中在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四个国家；且这些发生再谈判的PPP项目中，企业发起的再谈判占绝大多数，仅有少部分是由政府发起的。公私双方发起再谈判无非是为了使自己的损失最小或增加自己的收益。但是再谈判的高发会造成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如增加成本费用，降低管理效率等，影响面很广。下面运用项目生命周期理论和关键成功因素法(KSF)来分析PPP项目中再谈判的关键决定因素。

三、PPP项目再谈判的关键决定因素

关键成功因素(key successfactors，KSF)是指那些必须在组织管理中给予特殊和持续关注的少数几个最具影响力的因素(吕萍，2007)。关键成功因素最早由麻省理工学院的John F，Rockart于1979年在信息系统研究领域引入。后来，国内外很多学者将关键成功因素分析法应用到项目管理领域。

PPP项目存在再谈判会导致费用增加，绩效不高，即再谈判的发生是PPP项目效率低下的一种表现。因此PPP项目的关键成功因素决定了项目的成功与否，必然包含着再谈判的关键影响因素。所以从PPP项目关键成功因素中分析找到再谈判的关键影响因素，能够很好地发现问题，从而有效解决。

一般的工程项目生命周期可以分为项目概念形成及可行性研究、项目评估及决策、项目计划与设计、项目采购、项目施工、试生产及竣工验收六个阶段(PM—BOK)。而对于PPP项目，由于是一种特殊的公私合营项目，根据PPP项目自身的特性，其项目的生命周期可划分为：项目选择与评估阶段、招投标阶段、特许权授予阶段、建造阶段、竣工运营阶段和移交阶段六个阶段(王守清，2008)。

通过对相关学者的研究进行借鉴，结合项目生命周期理论和关键成功因素分析法，下面分别探讨PPP项目各个阶段的关键成功因素。

从表2可以看出，宏观政治、经济、法律环境，完善的特许权合同，合理的政府监管机制，激励机制影响项目生命周期的多个阶段，有些则只影响其中某个阶段。通过上述对PPP的国际应用情况和关键成功因素的分析，可以发现PPP项目再谈判的关键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家宏观政治、经济、法律环境

宏观的政治、经济环境是导致再谈判发生的最主要原因，因为这种宏观环境的变化会使得企业没有安全感。在PPP项目中，企业相对于政府处于弱势地位，所以为了降低自己的风险，企业一定会提出再谈判，上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案例也说明了这点。所以，当宏观政治、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政府一定要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安抚企业。清晰、完整和一致性的政策法规也是PPP模式有效运作并充分发挥其优势的必要保证。目前，世界上PPP立法较完善的国家既有英国、法国、美国等发达国家，也有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然而目前我国目前PPP的法律环境仍然不够完善。

(二)特许权合同是否完善

特许权合同的设计要避免含糊不清，减少因为合同设计问题发生再谈判的可能。同时要在合同中规范再谈判的程序，即使发生再谈判，也有规定的程序，避免了秩序的混乱，提高再谈判效率，减少了损失。很多时候，政府在PPP合同中往往过于看重企业的投资需求，而忽视了各项性能指标。其实，在签订特许权合同时，更应该看重性能指标，只有各项性能指标都符合公众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要求，最后才能运行实施。关注性能指标，并且在特许权合同中予以明确，也能大大降低再谈判的发生。

(三)监管机制是否合理

广泛应用各种监管工具，加强国家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和会计监管准则。充分发挥司法、工商管理等部门的监管作用，严查政府部门的腐败行为。

(四)激励机制

根据北京市发改委赴英考察的《PPP模式发祥地考察报告》，英国采用传统模式进行的公共项目建设中，只有30％的项目按期完工，也只有27％的项目没有超过预算。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缺乏足够的激励机制。政府应该明确奖惩机制，确保产品或服务符合公共部门的标准。在PPP模式下，如果私人部门提供的服务不能达到最初合同规定的标准，政府应该对其进行惩罚，削减支付额，甚至终止合同。另外还可以提高关税，因为公私合营项目很多原材料都需要进口来完成，如果政府对其征收高关税，会使得成本费用增加，私营部门必须保证足够的质量才能减少原材料的浪费。一旦质量不合格，就必须重新进口原材料，私营投资方利润也会降低。Guasch(2004)通过调查发现，较低关税的情况下再谈判的发生率为60％，高税率下为11％。所以，采取较高的关税可以有效的降低再谈判的发生。

(五)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

PPP项目各投资方之间要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具有良好的信息沟通。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良好的沟通极其重要，它是保持项目顺利实施的润滑剂。首先，通过良好的沟通可以使项目成员对项目目标、计划和工作任务达成一致认识；其次，良好的沟通能够促进更广泛、更多的信息交流，能够保证项目利益相关者及时准确地得到有用的信息，从而促进项目任务的顺利实施，减少再谈判的发生。

(六)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

PPP模式下，政府要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承担责任，强调“共赢”，实行合理的风险分担。确立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能够使私人部门尽量采用高效生产手段和自身高效经营来降低风险，而不是靠向政府转移风险或者进行再谈判，从而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而政府承担一定的风险，不仅可以使私人部门的赢利有一定程度的保障，也提高了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