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变现盈利模式十篇

流量变现盈利模式篇1

【关键词】 制造业； 盈利能力； 因子分析法； 财务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6）01-0078-06

一、引言

盈利能力就是企业运用其拥有的资本和资产进行经营，从而创造出现金流量的能力。盈利能力与公司股东取得的回报成正相关的关系，也就表明判断一个上市公司是否具备投资价值与盈利能力息息相关。对于投资者来说，如何客观公允地判断某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一直是经济投资领域的热门话题，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然而，我国的证券市场还不完善，在信息的获取上，投资者与经营者、管理者获得的信息不对称。一般来说，投资者所能获取到的信息，主要是通过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财务报表，可见对财务报表所披露的信息进行真伪判别就显得很重要。因此，只有深入地分析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才能对上市公司的财务评价有一个客观公允的认识。

二、文献回顾与评述

自从有了生产活动，绩效评价思想也就随之产生，而以盈利能力分析为主的绩效评价真正出现，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伴随着后现代公司制企业的建立而发展起来的。

国外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的发展背景，以美国、英国为主要代表，大致分为了观察性、统计性、财务性、战略性评价四个阶段。20世纪之初，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企业两权分离，利益相关者也就越来越关注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从而促进了企业绩效文化的发展。

1903年，在美国学者Pierre Dupont的主持下，杜邦公司首次把净资产收益率分解成几个重要的财务指标，从而更深入地分析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这也是公认的经典业绩评价方法――杜邦分析法的产生。美国学者Alexander Wole（1928）在出版的《信用晴雨表研究》和《财务报表比率分析》中首次提出信用能力指数的概念，主要将其用于评价公司的信用水平。Michael Kesneer（1939）首先研究了美国经理人的报酬和公司绩效评价之间的关系，在对公司绩效评价中对公司盈利能力进行了研究。Edward（1971）分析了30家美国跨国公司的盈利能力评价系统，指出投资报酬率（ROI）是被公司使用最多的评价盈利能力的财务指标。1991年，美国Stern Stewart咨询公司开发了一种新型的价值分析工具和业绩评价指标――经济增加值（EVA），从资本价值增值角度反映公司的盈利能力。Prowse（1992）以净利润作为因变量，通过分析1979―1984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各个因素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我国对企业绩效评价的研究与西方国家相比较为迟缓，我国企业绩效评价的发展始于20世纪中期，财政部于1999年6月颁发的《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规则》，奠定了我国绩效评价的基础。其中规定评价的主要内容表现在资产运营、财务效益、偿债能力和发展能力四个方面。2002年3月，财政部又修订了《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操作细则》，将原有的指标进行了删减，较大地改进了其可操作性以及合理性。

而在西方诸多先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国对于盈利能力的研究起点相对比较高，从目前国内研究文献来看，主要是针对企业盈利能力的相关基本指标的讨论，以及提出各类修正评价体系的指标。尤其是近年来，对于评价企业盈利能力，更多的学者利用各类数理分析方法，并结合修正后的指标体系，进行实证研究。何有世（2003）将现行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标体系进行改进，结合十几家企业进行了因子分析法的实证研究。张俊瑞（2004）以国内外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5年的财务会计信息，应用因子分析法，发现评价盈利能力的财务指标并不全面。张红（2010）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盈利能力的综合评价计量指标，利用2000―2007年的财务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主成分因素，最终确定综合计量指标，并结合相关指标对房地产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进行了分析与预测。王吉恒（2013）以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例，通过设置各盈利指标的权重，利用层次分析法得出盈利能力评价模型，并对万科企业盈利能力进行定量分析。唐建民（2013）利用因子分析法对2009―2011年家电行业板块27家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进行了分析，结论是我国家电行业经营业绩两极分化严重，多数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表现欠佳。宋光辉（2015）从营运能力、偿债能力、盈利能力、成长能力四个角度出发，运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综合评价了我国零部件类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在参考以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制造业企业盈利能力分析模型进行了构建。

三、研究设计

（一）盈利能力指标的确定

要进行模型分析，首先要选取合适的指标作为研究对象。有关盈利能力分析常见的会计利润指标与现金流量指标如表1。

指标的分析和选择过程如下：

1.由于股票市值不稳定，变动性大，通过借鉴胡志勇（2004）在《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体系的价值相关性》中的观点，认为效绩评价值较每股收益和净资产而言，它与股票市值的价值相关性较低，难以发现其与增量价值的相关性，所以本文在指标选取中，剔除了与股票市值有关的市盈率和市净率这两个指标。

2.本文运用聚类分析中的层次聚类分析将各财务指标变量分类，层次聚类就是将距离相近的指标分为一类，本文将表1列示的除市盈率与市净率之外的11个财务指标和现金流量指标运用SPSS 13.0进行分类，分类结果如表2。

由表2可知，系统将上述11个指标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包括了每股收益、总资产净利率、资本保值增值率、主营业务收现率；第二大类包括销售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净资产、每股股利；第三大类包括收益质量利率、每股现金净流量、盈利现金比率。在每个大类中结合指标在实际运用中的具体情况选取两个重要的指标作为研究对象。

3.第一大类中选取每股收益和总资产净利率，这两个指标在现实会计工作中经常使用。每股收益指可供分配净利润除以流通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股数所得到的比率，反映每只普通股当年创造的净利润。总资产净利率排除了企业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以及国家税收政策的影响，反映每一元总资产创造的净利润，总资产净利润是企业盈利能力的关键。

4.第二大类中选取销售净利率与净资产收益率。销售净利率表示每一元的销售收入与其成本费用之间可以“挤”出来的净利润。该比率代表盈利能力的强弱。净资产收益率反映每单位股东权益所赚取的净利润，可以用来衡量企业的总体盈利能力。对于投资者来说，其综合性较好，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企业的经营业绩和财务业绩。

5.第三大类中选取收益质量利率与每股现金净流量。收益质量比率表明每单位净利润中由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净流入，反映企业净利润中的变现水平。由于企业操纵利润一般没有相应的现金流量，所以该指标可以有效防止企业操纵利润，避免给投资者带来信息误导。每股现金净流量反映单位流通股平均所获得的现金净流量，反映的是公司分派股利的最大能力。

综上所述，选择每股收益、总资产净利率、销售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收益质量率和每股现金净流量作为评价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指标。

（二）盈利能力指标样本数据的搜集

本文所研究的样本数据来源是：首先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搜集所有深、沪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代码，在剔除其他制造行业类公司和ST公司后，为了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在剩余的1 604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中运用Excel软件随机抽取50家公司作为本次研究的样本公司；然后分别搜集这50家上市公司2012年、2013年、2014年年度财务报告数据，经过Excel整理得出各上市公司的六个财务指标，经过数据标准化处理、KMO检验和Bartlett球度检验，发现2012和2014年的KMO值分别为0.65、0.67，只有2013年数据的KMO统计量的数值在0.7以上，为了分析结果的准确性，选择2013年的数据作为样本，经过整理计算后形成50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数据样本。

四、盈利能力分析模型构建

得到样本数据后，运用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本文模型分析运用的软件是SPSS 13.0。按照以下正确步骤对数据进行详细全面的分析。

（一）数据检验

数据检验是判断收集的数据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用于因子分析的变量必须具有相关性）。本文采用KMO检验和Bartlett球度检验的方法对数据进行检验。其中，Bartlett球度检验是以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为基础，若相关系数矩阵为单位阵，则各变量是独立的，也就意味着无法进行因子分析。而KMO检验用于检验变量间的偏相关性，KMO统计量的取值一般在0―1，统计量的取值越接近于1，变量间的偏相关性则越强，因子的分析效果就越好。一般来说，KMO值在0.7以上时，就认为因子分析效果较好；低于0.5以下时，则认为因子分析效果就较差。

由表3的结果可以看到Bartlett球度检验统计量为211.394，其Sig值接近于0，可以认为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矩阵有显著差异，表明六个变量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KMO统计量为0.764，大于0.7，说明该六个变量适合作因子分析。

表4是给出的共同度量表，由表4可知，所有变量的共同度量均在70%以上，因此可以认为，提取出来的公因子对原始变量的解释能力是较好的。

（二）因子提取

因子提取是从原始变量中提取出少数几个因子来反映原始变量的绝大部分信息，从而实现降维的方法。因子的提取方法有多种，本文选择的是主成分法。因子方差的累计贡献率决定了因子的数量，一般情况下，累计贡献率达到80%以上的因子，就可以确定为最后的公因子。

从表5可以得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表中第2列是“特征根”，它反映的是引入该主成分后，可以用于解释的原始变量的信息。第3列是“方差贡献率”，是某个特征根占特征根总和的比例。第4列是“累计方差贡献率”，是进行主成分个数选择的依据。一般来说，选择累计方差贡献率超过80%的前几个作为主成分。表5中因子1能解释盈利能力的权重为58.728%，因子2能解释盈利能力的权重为21.431%，因子1解释原变量的程度高于因子2，表中前两个因子总共解释了原始变量方差的80.159%，表明这两个因子能够对原始指标能够进行较好的解释。

（三）因子命名和解释

因为通过因子分析所确定的因子的含义是较模糊的，需要进行重新命名，针对所要研究的问题作出更为清晰的解释。当因子含义模糊不清时，即需要进行因子旋转，旋转后能够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

表6是采用Varimax法得到的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中第一个因子与总资产净利率（X2）、销售净利率（X3）、净资产收益率（X4）和每股收益（X1）这四个变量的荷载系数较大，主要解释了这几个变量。从实际意义上看这几个变量主要反映了与会计利润相关的指标，故将因子1命名为“会计利润”因子。而第二个因子与收益质量率（X5）和每股现金净流量（X6）这两个变量的载荷系数分别为0.85和0.774，相对其他变量较大，主要用于解释这两个变量，从实际来看，这两个变量也是与现金流量相关的变量，因此命名因子2为“现金流量”因子。

（四）因子得分的计算

因子得分，从便于理解的角度来讲就是各因子在各样本的具体取值，是各变量的线性组合。表7是由SPSS软件按照回归法估计的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表中第1列数据表示的是因子1中各个财务指标变量的系数，表中第2列数据表示的是因子2中各个财务指标变量的系数。

根据表7可得因子1与因子2上的得分函数：

F1=0.273X1+0.233X2+0.286X3+0.28X4-0.126X5+0.028X6 （式1）F2=-0.113X1+0.089X2-0.033X3-0.056X4+0.655X5+0.549X6 （式2）

上式中的Xi是经过标准化处理的数据，根据上式就可以确定每个上市公司因子1和因子2的数值，也被称为因子得分。有了因子得分的函数，便能得出综合盈利能力模型。

（五）盈利能力模型的确定

盈利能力模型的公式为：F=λ1/（λ1+λ2）F1+λ2/（λ1+λ2）F2 （式3）

式中的λ为每个因子对应的方差贡献率，根据表5的结果可知λ1=58.728，λ2=21.431。将λ1，λ2带入式3中，因此有了综合盈利能力得分方程：

F=0.733F1+0.267F2 （式4）

其中F1，F2分别为因子1得分与因子2得分，结合因子得分函数式1与式2通过计算整理就可以得出制造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模型，如式5：

综合盈利能力=0.17X1+0.19X2+0.2X3+0.19X4+0.08X5

+0.17X6 （式5）

式5中Xi为标准化后的数据，X1为每股收益、X2为总资产净利率、X3为销售净利率、X4为净资产收益率、X5为收益质量率、X6为每股现金净流量。由上可以看出盈利能力的综合得分由会计利润因子与现金流量因子得分共同构成、互为弥补。其中因子1的方差贡献率为58.728%，因子2的方差贡献率为21.431%，可见因子1，即会计利润因子在盈利能力评价时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故会计利润指标在进行盈利能力的分析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对于摒弃传统的会计利润，一味强调现金流量指标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就盈利能力模型来说，每股收益、总资产净利率、销售净利率净资产收益以及每股现金流量对盈利能力的影响相差不大，都在0.17―0.2之间徘徊，销售净利率是影响最大的，占0.2的比重，然而要指出的是收益质量率这个指标变量对综合盈利能力的影响力相对于其他指标来说较低，只有0.08。因此，投资者在关注一个制造业公司的盈利能力时可以重点关注销售净利率。按照上述盈利能力模型就可以计算出各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综合得分，并以此进行排名。

特别要注意的是，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为负值并不代表盈利为绝对的亏损或者盈利能力为负，综合得分为负值只表明该公司的综合盈利水平处于平均水平之下（由于因子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结果）。综合得分的高低并没有一个绝对的评价标准，仅作为一个判断该企业在同行中所处位置的依据。利用盈利模型计算出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综合盈利能力指数，把会计利润指标与现金流量指标进行了融合，科学地分配了现金流量指标与会计利润指标对盈利能力的影响，从而有效地克服了传统企业绩效评价体系中单纯用会计利润指标，或过多强调现金流量指标重要性的缺点，能够给投资者提供一个更为精确、客观公允的参考依据，选择盈利能力强、发展前景好的公司进行投资，从而提高投资收益，降低投资风险。

五、盈利能力分析模型的应用

将得到的综合盈利能力模型运用于实际投资决策当中，随机选择两家制造业上市公司来进行盈利能力的比较。作为投资者，现有两个投资方案：方案一是投资苏州斯莱克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方案二是投资东莞劲胜精密组件股份有限公司。选择这两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原因是，将因子分析得出的排名与传统的杜邦分析得出的排名进行分析比较后，发现这两家公司的排名差异大，并且都属于精密构件与精密模具加工和制造公司。假设选择投资方案的依据是盈利能力，不考虑其他因素。接下来用传统方法与盈利能力模型对其盈利能力分别进行分析，根据其2013年资产负债表日的财务数据资料得出各会计利润指标与现金流量指标，基本资料如表8。

从传统的盈利能力指标分析来看，表8中会计利润指标与公司的盈利能力呈正相关关系，即指数越高代表盈利能力越好，可以直观地得知在会计利润指标下，斯莱克公司的盈利能力指标均高于劲胜精密，从会计利润的角度看应选择斯莱克公司作为投资对象。但是，从现金流量指标来看，劲胜精密公司现金流量又都优于斯莱克，应该选择劲胜精密。如此一来，问题就显而易见了，两者得出的结论不一致，导致投资者很难作出投资选择。

从综合盈利能力得分模型的角度来分析，首先将模型中所需的每股收益、总资产净利率、销售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收益质量率、每股现金净流量这六个变量进行标准化。将标准化后的六指标带入综合盈利得分模型中，可以得出斯莱克因子1得分为1.63，因子2得分为-0.25，盈利能力综合得分为1.68，劲胜精密因子1得分为0.17，因子2得分为1.53，盈利能力综合得分为1.38。由因子1与因子2的得分差异可以看出，斯莱克的会计利润因子得分虽高于劲胜精密，但是现金流量因子得分为负数，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收现能力差，存在着财务风险。综合会计利润指标与现金流量指标，斯莱克的综合盈利能力大于劲胜精密的综合盈利能力，因此可以确定斯莱克公司作为投资的选择。

从以上案例分析的结果来看，在投资者进行投资时，传统盈利能力分析单个指标的比较无法判定投资选择，不能满足投资者的需求，而本文的盈利模型则能够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结合会计利润指标与现金流量指标，能够全面、准确、客观地评价该公司的综合盈利能力，给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参考依据。

六、结论

本文的研究立足于样本数据本身，运用层次聚类法将初选的11个会计利润指标与现金流量指标分成三大类，然后结合各个财务指标实际运用情况在每个大类里选出两个合适的指标，最后形成了六个合适的指标变量作为研究制造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样本指标，分别是：每股收益、总资产净利率、销售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收益质量率和每股现金净流量。这组指标的确立弥补了会计利润指标或现金流量单一指标基础的缺陷，并且，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现代盈利能力评价体系必然是将会计利润指标与现金流量指标进行融合。本文从两者相结合的角度，运用因子分析得出综合盈利能力模型公式。

从因子分析的结果来看“会计利润”因子能够解释大部分的盈利能力，其在盈利能力分析体系中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由此可以看出在盈利能力分析中摒弃传统的会计利润分析指标与过分强调现金流量指标都是不可取的。从得出的综合盈利能力计算公式的分析中可知，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应格外关注会计利润指标中的销售净利率与总资产净利率以及现金流量指标中的收益质量率。运用因子分析法将会计利润指标与现金流量指标有机结合起来，得出综合盈利能力方程，克服了传统单一指标对公司盈利能力比较的缺点，能更系统、客观、全面地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进行对比，二者具有互补性。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决策投资制造业上市公司较好的评估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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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变现盈利模式篇2

国外商贸流通业盈利模式

国外商贸流通业大致经历了六种盈利模式（见表1）：第一种是进销差价模式，这是一种较为传统的模式，且在现在多有使用，盈利的根源来自进销之间的差价和简单的附加服务。第二种是连锁经营模式，基于规模经济规律的驱动而形成。该种模式对扩大经营规模、提升品牌效应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第三种是通路费用模式，即利润主要来源于商品进场费、购货折扣、物流费、仓储费、新店赞助费、促销费等。第四种是类金融模式，即利润来自对供应商资金的占用，这种模式在我国诸多电商企业中都有体现。第五种是供应链模式，这种模式源自供应链管理理论的出现，极大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第六种是增值服务模式，如设备的运输、安装、维修和更新等。国外的盈利模式发展与国内的盈利模式发展历程大致相似，但国外的发展相对成熟且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传统盈利模式下进销差价为核心，现代盈利模式更加注重综合效应，由单一的、分散的产品服务走向集约化、系统化的产品服务供应体系。此外，现代盈利模式有一个很明显也很关键的特点是金融业务的渗透，传统模式下实体企业、金融服务机构两者基本维持的是相对独立的地位，而现代盈利模式下，企业的供应链的拉长使得金融业务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众多企业开始摆脱对传统金融机构的过度依赖，具有自我“输血”的能力。盈利模式是一个企业建立和有效使用自己资源的方法（王祖强、陈新伟，2010），是商业模式的核心。从上述的国外盈利模式可以看出，商贸流通业盈利模式的转变路径形成了一种从单一经营向复合经营的转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营链条的扩展，由简单的供销演变为供应链系统；另一方面是资金运用效率的极大提升，资金的体内循环逐渐取代体外循环。这两个方面的特点对我国商贸流通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企业生产经营链条的扩展是现代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行业发展规律，对商贸流通企业而言这种规律更加明显。随着产业链的联系日益紧密，可供开展金融业务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广，创新盈利模式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多。那么，我国的商贸流通企业在盈利模式创新上会有怎样的表现，后文将会具体分析。我国商贸流通业盈利模式分析随着我国商贸流通业在商业模式上的创新，商贸流通业对经济的贡献度越来越高。商贸流通业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马强文、任保平，2011；黄炯华、孔燕群，2015），是对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程度的重要反映。纵观我国商贸流通业的盈利模式，基本上与国外的演变路径保持一致，但在我国又有新的内涵。1992年我国流通改革后商贸流通业一直处于无序状态，信息不对称和信用的缺失导致物流运输处在停滞状态。进销差价模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众多规模较小的企业占据主流，难以形成规模经济。盈利渠道单一导致抗风险能力较弱，加之外资企业的不断挤压，市场占有率不断下降。商贸流通业本身利润微薄，降低成本对商贸流通企业而言至关重要，实际上我国商贸流通业由于受技术、管理、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流通成本居高不下。上述问题是对我国商贸流通企业发展存在的普遍问题的概括，随着盈利模式不断创新，我国商贸流通业正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我国区域经济在发展层次上的差异为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随着电商模式的崛起和互联网金融的不断发展，商贸流通业呈现出新的发展形态，特别是供应链模式开始成为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的重要方向（见表2）。广义上讲，供应链体现的是一种经营状态，即不同经济主体因某种业务联系而同处于一种经营环境当中，彼此之间产生业务上的往来；狭义上讲，需要将供应链的概念放在具体的产业或者行业内才具有现实意义。过往单纯考虑价格和成本的经营决策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发展需求，必需同时对价格和质量进行权衡，并在考虑竞争对手行为的基础上对所在供应链的成员决策进行协调以制定最优竞争策略（肖迪、袁敬霞，2013）。现有供应链管理强调供应链企业之间的协同关系，协同关系是供应链企业之间产生业务关联和实现供应链转型的基础。供应链转型本质上是以供应链核心企业为主导的一种战略更新行为（肖静华、谢康，2015），对商贸流通业的发展转型而言，供应链模式逐步成为主导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方向。

我国商贸流通业盈利模式的转型方向

流量变现盈利模式篇3

关键词：公司治理 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应计项目盈余管理

一、引言

自安然事件发生以来，世界各国相继出台相关法案来治理盈余管理这一现象。政府力求监管以及控制盈余管理，各国的学者们也争相研究这一领域，以找寻出更合理的理论支撑最佳解决方案。近年来，国内外文献研究与盈余管理相关的公司治理的方向有如下几个：股权结构如何影响公司治理进而影响盈余管理；董事会特征以及审计委员会特征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程度，对盈余管理的具体实施所担任的监督效果；细分盈余管理为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等，从不同的分类上探讨企业的收益管理这一问题。Xie et al.（2003）通过研究得出结论：降低盈余管理的途径有数种，其中包括增加独立董事中具有财务专长的人数，聘请具有财务专长人员的审计委员会，增加董事会开会次数，增加审计委员会开会次数。

Roychowdhury（2006）首次将盈余管理用具体的模型表示成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将两者的定义与界限清晰地划分开。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是指，在既定的会计准则范围内，通过熟练使用会计政策选择和采取最适宜本公司的会计估计变更来掩盖公司实际获得的利润或是虚增企业收益（Dechow and Skinner，2000）。使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这一方式，报表上的现金流量并不会产生变化，但最终计算所得的账面会计利润与企业经营所得现金流量之间会产生巨大差值。真实活动盈余是通过现金流量表中三大活动，即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三项现金流活动的相对占比、交易时间所属的会计期间来完成的。

两种盈余管理方式相比较而言，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操作较为简单，但造成的账面数值差距较大，容易被相关的监察部门所发觉；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较为复杂，所涉及到的实际内容较多，操作较为繁琐，但不易被税务机关及其他报表使用者察觉，具有较大的隐蔽性，也将更深层次地危及企业（Mizikand Jacobson，2008；Mizik，2010）。进而可知，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方式、渠道及程度，是目前公司人、股东、投资者、政府监管部门等报表使用者所热切关注的话题，也是相关领域的学者所争相研究的对象。虽然国外文献中也有研究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的文献，但研究背景是成熟的资本市场，所得出的结论不能直接应用于我国市场。

在国内学者所撰写的文献中，盈余管理的实证模型大致划分为两种，单一模型、多个不同的模型并行表示。公司治理的实证研究模型划分为三种：单一指标代替公司治理、多个指标同时作为衡量标准、多个指标综合成某一指数来表示公司治理。现有的文献中，大多是使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这一单一指标来指代盈余管理，用多个指标一同表示公司治理，进而研究两者或者是再加上一个变量之间的关系。高雷、张杰（2009）在实证研究中发现两者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公司治理水平越好，企业所进行的盈余管理水平相对较弱。黄世英、吴文芳、陈克兢（2014）实证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水平与盈余质量正相关，即公司治理水平越高，所进行的盈余管理活动将越少，盈余质量也将会提升。但目前的文献中，尚未讨论到公司治理水平对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具体影响程度，具体的作用机理。苏柯、杜金岷、张超林（2014）研究发现，正向盈余管理水平占公司资产比重的年均值达7.6%，高于经营现金流净额占公司资产比重的年均值5%。这些数据也说明了目前企业运用盈余管理修饰报表的现象仍普遍存在，但具w的选择标准以及运用机制与程度，是目前需要通过大量实证数据来研究与解决的。探寻这一问题的答案，有助于政府对盈余管理进行进一步的法规限制，也有利于报表使用者可以依据一些报表指标来判断具体的公司报表是否值得信赖与进一步投资。

目前，现有的文献大多从股权集中度、企业管理者能力、公司特征差异、公司治理态度等某一方面来研究其与盈余质量的关系。研究公司治理水平与两种盈余管理的影响机制的文章还不多。已有的文献大多从数个指标的角度来表示公司治理，本文选用主成分分析法来表示公司治理，力求更加准确与可靠。本文将公司治理以主成分分析法综合成一个数值，来研究与应计盈余质量、真实盈余管理两种盈余质量的关联，从而为监管部门以及其他报表使用者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

近年来，企业操纵盈余的方式逐渐多样化，不仅仅使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这一方法。自国外学者Roychowdury（2006）提出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这一分类至今，人们的注意力就从以往的仅仅注重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转变到注重两者，甚至于更注重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其原因在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所产生的效果十分明显，在经营现金流量表与企业利润之间形成较大的数值差；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则是运用隐蔽的方法，调节实际的应收、应付款项等的交易时间，进而改变企业的现金流量表的最终分布结构，使年度会计报告截止日期的账面数值更为可观。

现有文献中，与两种盈余管理方式相关的文献方向有几种，分别是内部控制、避税、外部审计等方面。程小可、郑立东、姚立杰（2013）实证研究发现，不同企业的产权性质、规模会导致内部控制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产生不同的结果；有自愿披露内部控制报告的公司，更少使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李增福、董志强、连玉君（2011）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所有权性质、公司规模、债务率等控制变量对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存在负相关关系，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管理层薪酬对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有正相关关系，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同样也具有正相关关系。

Blair（1995）研究认为，狭义公司治理是指企业的所有者、董事、监事以及者众多角色之间的一种相互牵制的内部治理机制。马忠（2011）研究发现，信息不对称程度高时，企业的所有者与者之间的矛盾会加剧、公司盈利能力会下降，提高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将使企业盈余管理减少、盈余质量提高。由此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1：公司治理水平与应计项目盈余质量存在负相关关系，即企业治理能力越强，使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进行调控的可能性减小。

假设2：公司治理水平与真实管理盈余质量存在负相关关系，即企业治理能力越强，使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可能性相对减弱。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15年的沪深上市公司作为初选样本，并对这些数据执行如下的筛选过程：（1）由于金融保险行业公司的财务指标以及会计科目的类别与其他行业不同，不具有可比性，所以剔除金融、保险行业公司。（2）剔除被 ST、*ST 及S的公司，即特殊处理、退市警告、未完成股改的公司。（3）剔除2015年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4）剔除由于2015年未披露重要指标或者指标数据披露不全面的公司。最后，得到的样本为2 277个。本文中的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与巨潮网。

（二）变量定义

1.公司治理的计量。通过阅读并借鉴陆正飞（2012）、蒋琰（2009）和 白重恩等（2005）等关于公司治理指数的文献，选取出适合本研究的公司治理指标，具体见表1。

根据计量经济学原理，系统默认方差大于1的指标为主成分，故只取前面四个指标。前四个指标的主成分累加占比总方差的58.84%。结果显示，第一、二、三、四主成分的方差分别是2.189、1.500、1.159、1.037。依照惯例，在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出的稻葜校将排列在先的命为第一主成分，在本文中即为公司治理水平指标G。分析第一主成分可得出，10个变量 Topratio、Cstr2_10、Mana、State、Dual、Indratio、HB_share、Parent 、Boaedsize、Boardmeet的载荷系数分别为-0.447、0.508、0.479、0.338、0.660、-0.237、0.166、-0.536、-0.763、-0.004。上述载荷系数大小与符号各不相同，从大小来看，在所构建的公司治理指数中，股权结构（Topratio、Cstr2_10）、公司性质（State）、高管激励（Mana）这三个指标的数值较高，对最终指数的贡献较大。

2.盈余质量。

（1）应计盈余管理。经反复试验，琼斯模型中依据行业分类的横截面修正模型的应计盈余更为贴近实际（Young，1999；Dechow et al.，1995）。因而，本文也采用此种方法计量。具体模型如公式（1）。

CACCi，t/TAi，t-1=η0/TAi，t-1+η1（ΔSALESi，t

-ΔARi，t）/TAi，t-1+η2PPEi，t/TAi，t-1+ωi，t （1）

其中，DAi，t表示企业操控性应计盈余，数值上与模型（1）的回归残差ωi，t 相等；根据资产负债表法计算得出企业总应计盈余CACCi，t；企业营业收入的年度变化额表示为ΔSALESi，t；企业期初总资产用TAi，t-1表示；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用PPEi，t表示；企业应收账款变化额用ΔARi，t表示。

（2）真实盈余管理。借鉴 Roychowdhury（2006）的分类方式，本文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REMi，t）分为销售操控（EM_CFOi，t）、生产操控（EM_PRODi，t）和酌量性费用操控（EM_ EXPi，t）等三个类别。销售操控是指企业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而给予折扣或者降低信用底线。生产操控是指通过不断增加产量达到规模效应的最优点或者接近点，进而获得更低的单位固定成本，使利润表上的营业成本更低，进而计算出更大的利润额。酌量性费用操控是指通过控制并减少企业的期间费用，如销售费用中的广告费、管理费用中的研发支出等来降低费用账面额。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总额用公式（2）表示。

REMi，t=EM_PRODi，t-EM_CFOi，t-EM_EXPi，t （2）

其中，EM_PRODi，t、EM_CFOi，t和 EM_EXPi，t分别是模型（3）、（4）和（5）的回归残差。生产成本表示为PRODi，t；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表示为CFOi，t；酌量性费用表示为DISEXPi，t；销售收入表示为SALESi，t；销售收入变化额表示为SALESi，t；期初资产总额表示为TAi，tC1。

PRODi，t/TAi，t-1=α0+α1×1/TAi，t-1+α2SALESi，t/TAi，t-1+α3SALESi，t/TAi，t-1+α4SALESi，t/TAi，t-1+ξi，t （3）

CFOi，t/TAi，t-1=α0+α1×1/TAi，t-1+α2SALESi，t/TAi，t-1+α3SALESi，t/TAi，t-1+ξi，t （4）

DISEXPi，t/TAi，t-1=α0+α1×1/TAi，t-1+α2SALESi，t-1/TAi，t-1+ξi，t （5）

（三）模型设计

为了找出公司治理与两种盈余管理方式的具体关系，本文借鉴Cohen et al.（2011）和李增福等（2011）等学者的方法设定了如下模型：

ABDAi，t=β0+β1Gi，t+β2REMi，t+φCONTROLSi，t （6）

REMi，t=ρ0+ρ1Gi，t+μCONTROLSi，t（7）

公式（6）、（7）中，ABDAi，t表示操控性应计盈余的绝对值。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调节方向与数值无关，所以以绝对值表示。Gi，t表示公司治理水平，REMi，t为企业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总体水平。模型（6）包括REMi，t，而模型（7）不包含 ABDAi，t，原因在于企业确定盈余管理的顺序是先真实活动后应计项目，所以前者影响后者，但应计项目盈余不影响真实活动盈余。模型（6）的估计系数β1表示公司治理对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影响程度。

为了使实证研究数据可信度高，本文还选取了以下变量为控制变量（CONTROLSi，t）：公司规模SIZEi，t用公司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当年净利润除以年末总资产表示为ROAi，t，资产负债率用LEVi，t来表示。

四、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从下页表2可知，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极大值为4.2053、极小值为-15.5635，均值为-0.0047，说明不同企业间的盈余管理水平差别较大。操纵性应计盈余的极大值为17.5666，极小值为0.0000，均值为0.4527，不同企业间的差异较为明显，同时也表明采用操纵性应计盈余的企业比采用真实盈余的企业数量更多。公司治理水平的极大值为2.139，极小值为-3.607，说明不同企业的治理水平有较大区别；均值为0.000，说明企业的治理水平目前处于无功无过状态，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二）相关性检验

从表3可以看出，公司治理与操纵性应计盈余管理正相关，验证了前文的假设，说明良好的公司治理会引致操纵性应计盈余上升；真实盈余管理与操纵性应计盈余负相关，表明企业采用盈余管理模式会有所戎兀采用一种时，另一种的使用就会下降；资产负债率与操纵性应计盈余负相关，总资产周转率与应计盈余负相关，企业规模与操纵性应计盈余也是负相关。

（三）回归结果

模型一中，操纵性应计盈余与真实活动盈余显著负相关，说明企业在采用一种盈余管理的同时，会减少另一种盈余管理方式的使用。公司治理与操纵性应计盈余显著负相关，说明公司治理越完善，企业越不会采取盈余管理，企业的盈余质量将越好。资产负债率与操纵性应计盈余管理正相关，说明资产负债率越高，企业越会采取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正面维护公司形象。企业盈利能力、规模与操纵性应计盈余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企业盈利能力越强、规模越大，越倾向于采取保守的盈余管理方式，更加注重保护企业的无形资产，如品牌价值与商誉。

模型二是探究公司治理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发现，两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即公司治理水平越高，企业采取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小。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盈利能力与真实盈余管理呈负相关，说明企业在低负债时会更倾向于采取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在高负债时采取的可能性较小；企业在盈利能力较强时，不易采取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在盈利能力低时采取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较低。企业规模越大，越容易采取真实盈余管理，是由于真实盈余管理更隐蔽，被发现的可能性更小，对企业的危害也将更大。

五、研究结论

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内部人员由于各种原因所采取的盈余管理将会给广大报表使用者带来巨大危害，也会给企业自身造成许多不良影响。为了保持更好的市场秩序，维护广大股民利益，公司治理中股东会、董事会的约束能力功不可没，减少企业内部人员由于一己私利而危害更广大股民的利益，最终确保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所以希望借助本文，为公司治理实务提供参考。

在研究公司治理与两种盈余管理关系的过程中，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公司治理水平越低的企业越容易采用盈余管理，两种盈余管理方式均有可能。（2）两种盈余管理方式中，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更易被采用，调节效果更显著、隐蔽，对企业危害更大。

依据本文的实证研究，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以减少上市公司的过度盈余管理行为。第一，监管部门应当制定对真实盈余管理的管制范围，让上市公司在更合理的范围内调整盈余，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投资者公布的信息的不对称程度。第二，监管部门应当加大惩罚力度，让信息披露者的犯罪成本增加，进而减少盈余管理行为。X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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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雷英，吴建友，孙红.内部控制审计对会计盈余质量的影响――基于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会计研究，2013，（11）：75-81.

[5]叶康涛，董雪雁，崔倚菁.企业战略定位与会计盈余管理行为选择[J].会计研究，2015，（10）：23-29.

流量变现盈利模式篇4

关键词：零售企业；顾客；供应商；盈利模式；价值链

中图分类号：F7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6116（2012）02—0007-06

近年来，我国商品流通规模一直呈现出较快增长的态势，但零售业规模的增长并没有带来效益的同步增长。特别是随着外资零售企业的进入，竞争不断加剧，零售行业反而成为了微利行业，一些零售企业甚至处于亏损状态。利润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企业经营者关注的焦点，如何提高盈利水平，成为当前零售企业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拟从顾客、企业和供应商三者利益关系视角对零售企业盈利模式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提出我国零售企业盈利模式的发展建议。

一、企业盈利模式的实质

关于盈利模式的内涵，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在国外学者中，Linder和Cantrell（2001）认为盈利模式是创造价值的商业系统，它的核心是创造价值。成功的盈利模式具有三个共同点：一是能够提供独特的价值，并在产品和服务上比竞争对手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二是具有难以复制性，比如通过顾客忠诚、先进的物流体系或者管理模式建立核心竞争力；三是可以有效地实施，并随着市场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Osterwalder和Pig。neur（2002）在研究门户网站盈利模式的过程中指出，盈利模式就是在为顾客和合作伙伴创造价值的过程中产生持续收益流的方法。Schneider（2004）将盈利模式定义为一系列用于识别客户，开发客户，最终向客户提供服务的业务流程的集合。Rappa（2003）认为盈利模式的关键是企业如何在价值链中确定好自身的位置从而帮助企业获利。slywotzky（2001）在对当代最成功的12家企业进行研究后提出，盈利模式的核心在于创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结构，而创新点又要以顾客和利润为中心。Hamel（2002）对盈利模式的组成作出描述，指出盈利模式在实际的商业应用中应该包括四个方面：核心战略、客户界面、战略资源和价值网络（转引自冯春健，2010）。国外学者主要是从宏观层面给出盈利模式的描述和定义，提出盈利模式的核心与构成要素，没有进一步讨论是什么因素影响零售企业对盈利模式的选择，又有哪些因素会影响零售企业的盈利。

在国内学者中，王方华和徐飞（2005）认为盈利模式是企业整合自身和利益相关者的资源，从而实现价值创造并获得收益的组织机制和商业架构。栗学思（2003）认为企业的盈利模式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帮助企业盈利的商务结构和业务结构。盈利模式的设计有五个要素：利润源、利润点、利润杠杆、利润屏障和利润家。郭金龙和林文龙（2005）认为盈利模式就是商业模式，是企业通过对所有的经营要素进行分析，从而找到利润的来源，进而通过对利润来源的把握和挖掘找出合适的经营方式并实现盈利的一种系统方法。国内学者对于盈利模式的研究主要从业务结构、构成要素和盈利方法等角度进行分析，强调盈利模式的核心在于通过各种要素的组合，为顾客和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并获得相应的利润。

结合以上有关盈利模式的讨论，本文将零售企业盈利模式定义为：零售企业在为顾客创造价值并帮助供应商实现利润的同时，实现在利益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获取利益的一种盈利方式。

二、零售企业的盈利模式及其局限性

李飞和汪旭晖（2006）认为盈利模式分析框架的核心就是识别出各个组合要素为顾客价值和企业利润做出的贡献水平。零售企业的盈利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一是零售企业由于承担了销售职能而由供应商转让的价值，称为让渡利润；二是零售企业在零售环节为顾客创造了新的价值，顾客会转让一部分价值给零售企业，可称为追加利润；三是零售企业通过提高自身组织效率、降低经营成本从而获得的利益，可称为内生利润。所以，零售企业的利润是通过与顾客、供应商的利益博弈以及自身经营能力的提高来实现的。盈利模式形成的核心是围绕着经济利益的分配，表现为零售企业的购销差价水平。采购价格水映零售企业承担销售职能而获得供应商让渡利润的多少，而让渡利润的多少取决于零售企业和供应商之间的博弈结果。销售价格水映零售企业为顾客创造新价值而获得的追加利润的多少，而追加利润的多少取决于零售企业与顾客之间博弈的结果。谁在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就会形成以谁为中心的零售业盈利模式（李飞，汪旭晖，2006）。综上所述，零售企业、供应商、顾客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零售企业为供应商提供销售平台从而获得让渡利润，零售企业为顾客创造价值而获得追加利润，零售企业通过提升组织效率而获得内生利润。

（一）盈利模式

根据零售企业与顾客、供应商的利益关系以及对中国零售市场不同发展阶段特点的分析，可以将零售企业盈利模式归纳为三种。

1.“商品毛利”模式。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我国商品流通市场上，供应商在与零售企业的关系中一直处于支配地位，零售企业由于货源限制以及自主定价权的缺失，只能以进销差价作为盈利的基础，利润的实现来自商品销售实现的毛利，这就是“商品毛利”盈利模式。

在计划体制下，我国一直存在商品供应短缺的问题，为了保证居民正常的生活需求，维护市场的供求平衡及稳定，政府实行了凭票证券进行供应的计划经济模式（李飞，汪旭晖，2006）。在这种卖方市场的条件下，卖者主导着交易双方的利益分配，顾客向零售企业转让较多的价值。同样，因为商品供应的短缺，国家控制体系决定了供应商与零售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零售企业基本上只能接受供应商提供的配额，没有选择商品种类和数量的权利，也没有与供应商在价格上谈判的可能，所以，在供应商与零售企业的关系中，供应商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供应商向零售企业让渡的利润有限。由于零售企业只是按照政府规定的价格买卖，并且在买卖商品的数量上也没有决定权，所以零售企业不具有提升组织运营效率的激励因素，内生利润有限。在这种背景下，其利润来源被限定为购销价格的差额，零售企业一直被动地选择“商品毛利”模式作为盈利模式。

2.“后台毛利”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连锁经营形式出现的超市以及大型购物中心发展迅速，在流通市场上改变了传统的供应商支配零售企业的格局，逐渐形成了一种反纵向控制的趋势。连锁经营的超市和大型购物中心等零售企业通过集中采购的方式使得单次采购量急剧增大，使得零售企业在与供应商交易中的地位有了大幅度提升。零售企业凭借巨大的采购量对供应商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供应商都希望零售企业能够帮助其销售产品，也愿意为获得零售企业的销售资源而支付一定费用。于是超市和大型购物中心等便利用自己日渐强大的销售网络向供应商收取进店费、店庆费、堆头费、广告费等各种形式的通道费用，这些通道费用和销售数量折扣两种利润来源被称为“后台毛利”。

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成效的逐渐凸显，大多数商品已经实现供求平衡，一部分商品开始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市场基本告别了商品供应短缺的状况。在商品充裕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买方成为市场的主导，逐渐控制交易双方的利益分配。尽管零售企业在与供应商的博弈中，凭借着规模优势不断降低采购价格，但是在与顾客进行的利益关系博弈中，零售企业处于卖者的被动地位，加上零售企业的数量和规模趋于饱和，零售企业之间的竞争激烈，零售企业大都依靠降价打折的方式来吸引顾客，所以降低采购价格所带来的利益并不能扩大毛利率，而是通过低价竞争策略直接把好处转让给了消费者。由于以上原因，零售企业要盈利就必须利用其与供应商博弈中所产生的有利地位，获取供应商的价值转让。这个转让不可能完全是购销差价，而是凭借其规模化优势来收取通道费以及销售数量折扣等在内的费用即后台毛利。随着零售企业规模的扩大，后台毛利为其带来不菲的收益，吸引越来越多的零售企业选择“后台毛利”模式作为盈利模式。

进一步地，可以运用双边市场理论分析在零售企业主导的市场环境下顾客、零售企业和供应商三者的利益关系，从而对“后台毛利”模式给予理论解释。石奇和岳中刚（2008）证明了现代大型零售企业的交易平台性质在于其为双边交易提供了匹配的便利。Armstrong（2004）指出所谓双边市场就是两组参与者需要通过中间层或平台进行交易，而且一组参与者加入平台的收益取决于加入该平台另一组参与者的数量。对于大型零售企业而言，供应商选择零售企业的需求主要取决于光顾此零售企业的消费者数量；而对消费者而言，为了在购物时能有更多的比较与选择的机会，对零售企业的要求也会体现在进驻零售企业的供应商的数量。作为双边市场交易平台的大型零售企业，向供货商而不向消费者收取额外费用，是因为供货商之间存在相互竞争的关系，而不得不向大型零售企业缴费以获取销售资源；而同时，大型零售企业面对众多其他零售企业与其争夺消费者，因此只能通过低价销售的方式以吸引更多消费者参与平台并进行交易。这样，就形成了零售企业对顾客采取低价甚至免费服务，而对供应商一方收费通道费等各种费用以降低运营成本并获取利益的“后台毛利”模式。

3.“资本经营”模式。零售企业通过采购和销售环节在资金交付上的时间差，可以沉淀出巨额的现金流，从而达到为企业筹资实现进一步发展的目的，并可能以无息资金投资相关项目以获利。这就是“资本经营”模式。

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我国零售企业高速成长阶段，零售企业规模急剧膨胀，尤其是通过连锁经营的形式，零售企业采购量大幅度增加，增强了与供应商谈判的能力，在不断要求提高返利和增加通道费的同时，零售企业加大对供应商资金的占用，资金占用和后台毛利一样也成为零售企业的重要盈利方式。零售企业规模的急剧膨胀需要巨额的资金，占用供应商的资金成为了零售企业重要的筹资手段。通过占用供应商的资金，零售企业不断扩大规模，而规模的扩大又带来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使得零售企业采购量增加，进一步增加了与供应商谈判的砝码，进而能够要求供应商返还更多的利润；另一方面，通过增加采购量，零售企业可以占用供应商更多的资金，从而进一步扩大规模。同时，将占用的供应商资金投资于其他相关项目以获利也是大型零售企业常用的做法。由于以上原因，“资本经营”模式成为零售业常见的一种盈利模式。

（二）现有模式的局限性

随着市场体制的完善，基于购销差价的“商品毛利”模式的运用受到了制约，“后台毛利”模式和“资本经营”模式成为当前我国零售企业尤其是大型零售企业广泛运用的两种盈利模式。但在实践中，“后台毛利”和“资本经营”模式也日益呈现出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后台毛利”模式使零售企业片面追求规模扩大，出现了非理性的状态。零售企业一味追求业务拓展速度的增快，而忽略了经营能力的提高，导致零售企业在规模迅速膨胀的同时业绩并没有同步增长，零售企业的整体盈利能力还是很弱。而从长远看，我国零售企业必须致力于提高企业的经营能力。

2.“后台毛利”模式和“资本经营”模式可能导致工商关系紧张。因为大型零售企业向供应商收取各种各样的通道费，供应商认为零售企业索取的太多甚至难以承受，以至于出现了供应商联合起来向零售企业停止供货的事件。

3.“资本经营”模式使得零售企业面临较大的财务风险。一旦新开门店的销售无法支撑采购量的增加以实现返利及进一步的资金占用，或者用占压供应商的资金所投资的项目失败，可能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使企业无法正常运转，由此将会给零售企业自身以及供应商带来巨大的损失。

4.“后台毛利”模式和“资本经营”模式不可能给零售企业带来取之不尽的利润。零售企业在总量上最终会趋于饱和，零售企业靠外延扩大规模的发展空间逐渐缩小，销售额相对稳定后，后台毛利和资本占用将难以增长，甚至由于竞争的加剧后台毛利还会逐渐减少。另外，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家已经对通道费的类别和收取方式等进行了一些经济规制，例如日本的反垄断法规定零售商最多只能收取三种通道费（石奇，岳中刚，2008）。目前在国内还没有针对通道费问题的明确规定，但是未来肯定会出台相关规定来规范市场行为，对采取“后台毛利”模式和“资本经营”模式的零售企业会带来一定的冲击。因此，零售企业必须寻找新的或优化的盈利模式。

三、基于价值链优化的零售企业盈利模式

零售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将是长期处于供过于求，买方处于市场主导地位的特征将越来越明显。因此，顾客价值的体现是购有所值，也就是顾客不仅仅是要购得想要的商品，还会对购物过程中的人员服务、购物环境等有更高的要求（李飞，汪旭晖，2006）。所以，今后零售企业只能通过大力提高经营能力，努力在为顾客创造价值方面超越竞争对手，从而从顾客处获得更多的追加利润。零售企业要想在未来取得有效的发展，必须与供应商和顾客建立新型的合作关系。改变现有的零售企业、供应商、顾客之间的价值关系，只能通过优化价值链，提升整个价值链的运营效率，使整个价值链的总利润增加，进而与供应商、顾客分享优化价值链所带来的利益。

因此，未来零售企业盈利模式应该是以优化价值链，提升价值链运营效率为基础的“整合价值链”模式。所谓“整合价值链”模式即指通过整合“与供应商信息分享一自有品牌开发一信息和物流系统建立一为顾客提供增值服务一与竞争者建立合作关系”整个过程，降低与供应商和顾客之间的费用成本，与供应商和顾客合作创造并分享新的利润点，开发自有品牌寻求更大的利润空问，与竞争者合作实现规模经济，建立信息与物流系统，提升市场反应能力（见图2）。

优化价值链的核心是创造新的价值以及降低零售企业、供应商和顾客之间的费用成本，特别是零售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费用成本。例如像沃尔玛与宝洁的关系那样，通过分享沃尔玛的信息系统，宝洁可以追踪自己所有产品的销售信息，从而根据市场销售情况及时增加或减少生产，这不仅使得宝洁产品的销售量大大提升，也使得库存和物流等成本明显降低。所以，零售企业应该转变思路，从传统的与供应商、顾客争夺利益的竞争关系转变为通过合作创造价值、分享价值的伙伴关系。零售企业的发展，除了使得供应商和消费者受益以外，物流部门也因此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不断增大的商品交易量使得物流企业有了更广阔的市场，它们借此机会可以扩充其经营网络，升级信息处理系统，形成规模优势，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获得更多的利润。对于零售企业而言，建立高效的物流体系将大大降低经营成本，并形成新的利润中心。尤其对于网上零售企业，高效的物流体系在降低经营成本的同时能为顾客带来更多的感知价值，帮助企业实现更多的追加利润。零售企业除了作为交易平台提供服务以外，会有自有品牌的发展。在国外，自有品牌的发展非常迅猛，在超级市场和大卖场里，自有品牌的销售在总销售额中已经占有很大的比例，很大一部分利润来源于自有品牌。

由于零售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会导致资源浪费，成本增加，因此，零售企业之间的合作也将有助于增加整个价值链的利润。特别是国内零售企业面对外资零售企业的竞争时，应与其他企业合作，强化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通过实现价值链一体化，使合作中的各企业的资产和核心能力能够互补，最终产生共生效应。

四、零售企业价值链优化的途径

根据以上讨论，零售企业未来的新增利润在于与供应商和顾客分享优化价值链所创造的新的利润，而这一方面来源于零售企业建立自有品牌，与供应商的战略合作，为顾客提供增值服务而创造的价值；另一方面来源于与供应商、顾客、竞争者合作的过程中减少的费用成本。因此，零售企业实现价值链优化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条。

1.开发企业自有品牌。自有品牌产品成本低廉，也可以节省与供应商之间的交易费用，使零售企业拥有更大的利润空间。自有品牌的开发能增强企业参与市场经营的能力，有利于促使零售企业与制造商建立合作共赢关系。因此，自有品牌的建立可以使零售企业在与供应商合作的过程中减少施加给供应商的压力，缓解工商矛盾。同时，也使零售企业能够让渡更多的利益给顾客，从而吸引更多的忠实顾客。国际上许多零售企业通过自有品牌在盈利上获得巨大的成功，像瑞典的宜家家具，其销售全部来自于自有品牌，美国著名的零售企业西尔斯90%的商品是自有品牌（洪秀华，2010）。我国零售企业在自有品牌的建设发展上还不成熟，这将是我国零售企业新的盈利增长点。

2.建立双赢的零供关系。零售企业在挑选有信誉的供应商以后，应与供应商信息共享，并建立有效的资源配置网络。柯美胜（2007）指出，有调查显示，在整个商品供应链上，各个企业间协作程度的提高将有效提升运作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大大提升整个价值链的利润水平。商品供应链上各企业间信息共享程度每提高3%将节约23%的流通费用，整个供应链条的库存可以减少34%，商品周转率可以提高30%，顾客的需求可以提前15天得到满足，整个链条的利润可以提高23，5%。因此，与供应商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并共享信息可以有效地提升整个价值链的利润。零售企业在帮助供应商提升销售业绩的同时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实现双赢。

3.增加顾客增值服务的内容。我国未来零售市场将长期处于供过于求，买方主导卖方的状况，零售企业要想在发展客户资源的同时不损害自身利润，只能通过培养为顾客创造价值的能力来实现持续的发展。例如，能为顾客提供更好的安装以及维修服务的家电零售企业一定会为其带来良好的口碑和更多的忠诚顾客。再如，网上零售商店已成为零售业的一种发展趋势，能为顾客提供新的增值服务，如提供易于获取的商品详尽信息和送货上门服务的网上零售商店将获得更多顾客的青睐。传统零售企业可以通过建立网上零售商店为企业带来新的销售和盈利增长。

4.深化零售企业间的合作关系。买方市场的背景下，零售企业数量会趋于饱和，通过扩大规模来寻求规模效益或者控制上游供应商来获利的方式只能加剧零售企业之间的竞争，而竞争会浪费企业资源，增加运营成本，因此零售企业之间也必须从以往的竞争者关系向合作者关系发展。同一地区的零售企业可以通过共建物流与配送中心，对商品的储存和配送进行集中管理，在不扩大规模的情况下也能体现规模效应，大大降低仓储和物流成本。零售企业还可以通过合作来共同开发自有品牌，这样不仅能集聚更多的资源来实现自由品牌的发展，更广阔的销售平台也自然增加了自有品牌的成功率。

流量变现盈利模式篇5

简而言之，商业模式就是企业创造营收与利润的手段和方法。尽管这在概念上并没什么惊人之处，但每一个商业模式创新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不仅因为在某一行业，由于商业模式不同而使企业的价值与盈利能力有天壤之别，更是因为基于某种创意所形成的商业模式创新，不仅颠覆了传统的盈利模式或发展模式，还成为引领行业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诸多企业的成功缘于偶然而失败归于商业模式者比比皆是。实际上，成功的商业模式非常一样而又非常不一样。非常一样的是这一模式创新性地将内部资源、外部环境、盈利模式与经营机制等有机结合，不断提升自身的盈利性、协调性、价值、风险控制能力、持续发展能力与行业地位等。非常不一样的是这一模式是在一定条件、一定环境下的成功，更多的具有个性，不能简单的拷贝或复制，而且必须通过不断地修正才能保持企业持久的生命力。因而，借鉴基础上的创新永远是商业模式中商业智慧的核心价值。

成功商业模式的主要特征

首先，基于产业价值链的分解所形成。商业模式创新主要体现为以技术为基础、依托产业价值链、着力管理创新的方式。其中，基于产业价值链这一外生因素的价值定位、盈利源选择、盈利点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依托产业价值链挖掘商业机会、展开商业模式创新成为商业模式建构与实践的分水岭。而商业模式最核心的部分—盈利模式，恰恰完全依赖于对产业价值链的分解。目前，将某一环节或细分领域做深、做专、拔高，或将不同产业的价值链条实现耦合，成为做强做大企业的主流。而纵向一体化、全产业链等产业整合，适合一个全新产业初期，但不能当做长期发展战略。

其次，有独特的、持久的盈利模式。商业模式最为关注的不是交易的内容而是方式，其目的不在于概念的重整而在于实现营收与利润，因而盈利模式是成功商业模式的核心要素。同时，一个盈利模式必须有一定的价值主张及运营机制的导向和支撑，因而是成功商业模式的集中体现。成功的商业模式必须具备一定的独特性与持久性。所谓“独特性”，就是能构成企业的竞争优势，且在同一行业中难以被竞争对手所模仿或采用；所谓“持久性”是指能够支持企业持续赢利。

最后，具有一定的原创性或较强的创新性。创新是一种商业模式形成的逻辑起点与原动力，也是一种商业模式区别于另一种商业模式的决定性因素。因而创新性成为成功的商业模式的灵魂与价值所在。现阶段，我国企业商业模式的形成有多种路径，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成功商业模式”不必苛求完全原创但也不能完全模仿，需要将中国人的特定思维或特质与特殊的市场经济发展环境相结合，形成经世致用的商业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功的商业模式主要来源于两个层次：一是具有完全的原创性，或在关键环节实现了突破形成了较为浓厚的原创性；二是模仿或借鉴了国外最新的商业模式，进行了一定创新，但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后十大成功商业模式

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十大成功商业模式”来源于一批在持续经营、盈利能力、核心竞争力、增长态势、影响力与体量等方面表现突出，在成功度、创新性方面优异的企业。

腾讯

从产业价值链定位来看，抓住互联网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形成新的业态的机遇，通过建立中国规模最大的网络社区“为用户提供一站式在线生活服务”，通过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嵌入主营业务。盈利模式：在一个巨大的便捷沟通平台上影响和改变数以亿计网民的沟通方式和生活习惯，并借助这种影响嵌入各类增值服务。创新性：借互联网对人们生活方式改变之力切入市场，通过免费的方式提供基础服务而将增值服务作为价值输出和盈利来源的实现方式。

阿里巴巴

从产业价值链定位来看，抓住互联网与企业营销相结合的机遇，将电子商务业务主要集中于B2B的信息流，为所有人创造便捷的网上交易渠道。盈利模式：通过在自己的网站上向国内外供应商提供展示空间以换取固定报酬，将展示空间的信息流转变为强大的收入流并强调增值服务。创新性：通过互联网向客户提供国内外分销渠道和市场机会，使中小企业降低对传统市场中主要客户的依赖及营销等费用并从互联网中获益。

携程

从产业价值链定位来看，抓住互联网与传统旅行业相结合的机遇，力求扮演航空公司和酒店的“渠道商”角色，以发放会员卡吸纳目标商务客户、依赖庞大的电话呼叫中心作预定服务等方式将机票、酒店预订、度假预订、商旅管理、特约商户及旅游资讯在内的全方位旅行服务作为核心业务。盈利模式：通过与全国各地众多酒店、各大航空公司合作以规模采购大量降低成本，同时通过消费者在网上订客房、机票积累客流，客流越多携程的议价能力越强其成本就越低，客流就会更多，最终形成良性增长的盈利模式。创新性：立足于传统旅行服务公司的盈利模式，主要通过“互联网+呼叫中心”完成一个中介的任务，用IT和互联网技术将盈利水平无限放大，成为“鼠标+水泥”模式的典范。

招商银行

从产业价值链定位来看，抓住信息技术与传统金融业相结合的机遇，以“金融电子化”建立服务品牌，先后推出国内第一张基于客户号管理的银行借记卡、第一家网上银行，第一张符合国际标准的双币信用卡、首个面向高端客户理财产品的金葵花理财、首推私人银行服务及跨银行现金管理等业务。盈利模式及盈利能力：通过扩大服务面、延伸服务线取得多方面的利息收入与增值收入。创新性：将信息技术引入金融业的发展，并以“创新、领先、因你而变”时刻不断推出新服务，引领金融业的发展。

苏宁电器

从产业价值链定位来看，以家电连锁的方式加强对市场后端的控制，同时加强与全球近10000家知名家电供应商的合作，打造价值共创、利益共享的高效供应链，强化自身在整个产业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盈利模式：基于SAP系统与B2B供应链项目、通过降低整个供应链体系运做成本、库存储备并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这一“节流+开源”的方式实现营收。创新性：以家电连锁的方式加强对市场后端的控制力，并以此为基础加强向上游制造环节的渗透，使零售与制造以业务伙伴方式合作提高整个供应链的效率，进而打通整个产业价值链以谋求更高价值回报。

百度

从产业价值链定位来看，力求“让人们最便捷地获取信息，找到所求”，为网民提供基于搜索引擎的系列产品与服务，全面覆盖了中文网络世界所有的搜索需求。盈利模式：采用以效果付费的网络推广方式实现营收。创新性：借助超大流量的平台优势，联合所有优质的各类网站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网络联盟，使各类企业的搜索推广、品牌营销的价值、覆盖面均大面积提升，并从中扩大盈利来源。

华为

从产业价值链定位来看，以客户需求为驱动，定位为通讯设备领域的系统集成服务商与量产型公司，为客户提供有竞争力的端到端通信解决方案，并围绕通讯设备领域的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形成完整的产品线。盈利模式：主要依靠整个通讯产品的整个产品生命周期赚钱。创新性：凭借通讯设备领域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上完整的产品线的营收，以牺牲暂时的亏损为代价将投入市场的新产品按两三年后量产的模型定价，利用企业规模效益、低耗与高效的供应链管理、非核心环节外包、流程优化等方法挖掘出的成本优势挤垮或有效扼制国内竞争对手，并利用研发低成本优势快速抢夺国际市场份额，打压在成本上处于劣势的西方竞争对手，形成著名的“华为优势”。

巨人

从产业价值链定位来看，集团紧紧抓住企业价值链上“营”与“销”的环节，通过颠覆式的“营”定义新的产品或服务，通过“地毯式”与“侧翼进攻”的“销”加强对市场后端的控制力。盈利模式：尽管在表面上“脑白金”、“黄金搭档”、“黄金酒”用的是传统盈利模式而“征途”游戏采用“基础服务免费+道具收费”的模式，但实质上巨人是通过营销创新形成的产品服务新概念实现营收。创新性：紧紧围绕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消费决策处境、消费心理、消费心态等实际需求，用全新的“营”与“销”的方式将实际品质不高的产品或服务赋予全新的概念，并以较短的销售渠道、较宽的销售网络从侧翼迅速介入市场。

比亚迪

从产业价值链定位来看，依托某一产业领域的技术优势，在相关产业转型或兴起的背景下，将其产业优势向这一领域进行逆向的产业转移，形成跨领域的、稳步攀升的产业扩张。盈利模式：在产业转移与扩张的过程中，通过改变产业景框、设定新的游戏规则、合并细分市场、整合顾客需求进行价值创新，以蓝海战略实现营收。创新性：基于电池领域的绝对竞争优势与产业优势，在已有商业领域取得成功后，以较强的复制能力、稳定性、技术创新等，集中利用内部资源、整合各业务群中的优势元素塑造向新兴领域或转型产业进行产业布局的转移与调整，繁衍一个又一个新业务，实现塑造蓝海、产业扩张与价值创造的统一。

联想

从产业价值链定位来看，依托强大的销售网络，以“贸工技”向“创新驱动”的路径，围绕国际计算机及信息服务产业价值链，从加工代销的低端环节向重研发、重服务的高端环节与高级业态攀升与演化。盈利模式：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逐步由以往的大规模低成本制造作为盈利源开始向以服务增值作为盈利增长点的方向转变。创新性：在缺乏，甚至一度弱化自主知识产权的“弯路”下，依托庞大的国内市场与政府支持，利用民族情结建立起庞大的营销体系、服务网络与市场优势，逐步以产业后端(市场)的控制力提高对产业中端(资本)的控制力，进而以产业中端(资本)的控制力提升对产业前端(技术)的控制力。

对上述商业模式进行梳理不难发现：

第一，“十大成功商业模式”从年代的角度来看呈现出“两端少、中间多”的格局，所涉及的企业实现了持续经营并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一定的体量。

流量变现盈利模式篇6

关键词：股权再融资；关联交易；盈余管理；实证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存在“一股独大”或者少数几个大股东拥有公司绝对控制权的情况，大股东对公司的经营越策和运营很少受到其他股东的影响。这使得我国上市公司表现出强烈的股权再融资偏好，配股和增发成为上市公司则是股权再融资最主要的方式。为了取得配股和增发资格，上市公司普遍采用盈余管理的方式，而关联交易成为上市公司运用最多的盈余管理手段。针对上市公司利用实际控制权通过管理交易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本文拟从股权再融资动机下关联交易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入手，揭露关联交易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对我国盈余管理的理论研究、监管机构的政策制定、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投资者的决策行为等提供参考。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 Teoh等（1998）、Rangan（1998）和Yoon等（2002）通过对增发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增发期间存在盈余管理行为。Gordon等（2003）研究表明，特定类型的关联交易，但并不是所有类型的关联交易与盈余管理程度是显著正相关的。DuCharme（2004）等的研究发现，在股票发行期间公司操控性流动应计利润的金额较高，而在股票发行之后操纵性应计利润却会减少，股票发行期间操纵性应计利润与发行之后的业绩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国内学者的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在股权再融资过程中也表现出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Jian和Wong（2006）研究发现，在企业集团中的公司有退市或者发行新股的动机下，上市公司会有较大规模的关联交易行为。Gordon等（2003）研究得出，特定类型的关联交易与盈余管理程度通常呈现出显著正相关的关系。

（二）国内研究 孙铮和王跃堂（1999）的研究结果表明，在配股动机下上市公司有盈余管理行为。洪明渠（2008）研究了上市公司再融资前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发现，无论是增发还是配股的上市公司，与同行业其他公司比较而言，可操纵性应计利润明显高于其他公司。而且再融资前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明显高于再融资之后。高雷和宋顺林（2008）研究得出有配股动机的公司，更倾向于采用第一类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盈余管理，而不采用第三类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刘峰等（2004）研究表明股东持股比例逾高，逾有可能实施大关联交易的转移利益；而股东持股比例越低越倾向于通过股权转让、担保或抵押的方式。而大股东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更多的将利润留存在公司，获得更多的现金流。姜国华等（2005）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未来年度的盈利能力与大股东对资金占用额是显著负相关，说明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会给公司的经营业绩带来负面影响。张鸣等（2005）则研究了大股东资金占用的经济后果，发现大股东资金占用是导致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下降的直接原因之一。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无论是配股公司还是增发公司再融资前为了取得再融资资格、增加融资收入，都可能采用关联交易的方式，操控性应计利润来进行盈余管理。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1：股权再融资动机下盈余管理与关联交易正相关

上市公司与其母公司或子公司之间有密切的关联关系。这种关联关系使得上市公司在与其子公司或母公司进行交易的时候，不受外部不利市场环境的影响。但由于第一类关联交易脱离了市场的监督，远离交易的实际过程，并且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不规范，所以交易双方能控制交易的整个过程，外部投资者也有理由怀疑企业进行第一类关联交易的目的。国内学者将关联交易分类分别研究不同类型的关联交易与盈余管理关系的文献却较少。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2：第一类关联交易与盈余管理正相关

大股东和小股东都有股利分配和资本利得，但大股东同时还有控制权产生的额外收益。而现有的法律体系对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有关条款不是很健全，就有能导致大股东利用有关职权输送利益，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从盈余管理和关联交易的研究成果中可发现，第二类关联交易为非经常性关联交易，通常计入线下项目（非经常性损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3：第二类关联交易在盈余管理与盈余管理正相关

假设4：担保和抵押等第三类关联交易与盈余管理正相关

（二）样本的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中，选取2008年至2009年有配股和增发行为的上市公司，同时剔除下面数据：金融类上市公司；暂停交易的上市公司；数据缺省的公司；数据异常的公司；连续两年有增发或配股的公司，不能确定是哪一次增发或配股而引起的操纵应计利润行为，故应剔除；同时发行了B股的公司。最后所得的样本数是207个。本文的主要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系统2006年至2009年的数据。

（三）变量定义 本文变量主要有：

（1）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是衡量盈余管理程度的变量。国内外研究表明修正的Jones模型在衡量盈余管理方面更好，本文也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衡量盈余管理程度。计算方法如下：计算总应计利润：其为剔除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净利润，即TAt=NAt-CFOt。其中，NAt是第t年的净利润，CFOt是第t年经营现金流量，TAt是第t年的总应计利润。估计模型参数：TAt/At-1=a1（1/ At-1）+a2（REVt/ At-1）/+a3（PPEt/ At-1）+u，其中At-1为第t-1年末的总资产，所有变量都经过t-1年末总资产进标准化处理，便于消除公司规模差异造成的影响，REVt表示第t年的主营业收入增加额，PPEt表示第t年的固定资产，a1 、a2、 a3分别是模型参数，u是误差项。根据以上所求得的参数a1 、a2、 a3，计算非操纵性应计利润：NDAt/At-1=a1（1/ At-1）+a2（REVt-RECt）/ At-1）/+a3（PPEt/ At-1）+u，其中，NDAt 表示第t年非操纵性应急利润，RECt 表示第t年的应收帐款增加额，u是误差项。计算操纵性应计利润DA：DA= |TAt/At-1-NDAt/At-1|。（2）自变量。本文使用关联交易金额来度量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规模，用RPT表示（人民币）。分别按照对关联交易的分类设置三类关联交易变量：第一类关联交易、第二类关联交易和第三类关联交易，分别用RPT1、RPT2和RPT3表示。（3）控制变量。本文选取衡量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公司成长性和年度虚拟变量等指标对模型进行控制。公司规模（SIZE）：公司规模越大，越有可能给公司带来规模效应，从而对公司的盈余产生影响。资产负债率（LEV）：本文以资产负债率作为衡量公司财务风险的指标。资产负债率越高的公司，其违反与债权人之间契约的风险就越大，管理层就可能选择可将未来期间的利润转移到当期，通过粉饰财务报表来掩盖不良的财务状况。经营活动现金流量（CFO）：采用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为控制变量。成长性（GW）：具有成长性的公司多数都是主营业务突出的公司，主营业务利润的比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盈利质量和获利能力。因此，利用主营业务收入变化率可以较好地考查公司的成长性。本文将成长性（GW）作为一个控制变量。年度控制变量（Year）：年度控制变量（Year）是虚拟变量，本文选取的是2008年至2009年的样本，年度为2008年是取1，2009年取0。研究变量的定义表如表（1）。

（四）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研究模型如下：

DA=α+β1RPT+β2SIZE+β3LEV+β4CFO+β5GW+β6YEAR+ε。上述模型中的DA、RPT、SIZE、LEV、CFO、GW、YEAR这些变量在变量定义中有详细的介绍，α和β是系数， ε是误差项。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1）所有样本的描述性统计。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表中可以看出操纵性应计利润的最大值是5.34，平均值0.71，可见股权再融资动机下的盈余管理程度比较高，盈余管理现象很普遍。（2）不同关联交易类型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本文分别按照关联交易的三种类型，对关联交易的盈余管理程度进行了描述性统计，207家样本公司中有161家公司发生了第一类关联交易，174家公司发生了第二类关联交易，143家公司发生了第三类关联交易，5家公司没有关联交易。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3）。从表（3）中可以看出，采用了第二类关联交易的公司，其操纵性应计利润的平均值最大，为0.67。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第二类关联交易的盈余管理程度比第一类和第三类关联交易的大。

（二）回归分析 （1）所有样本的回归分析。多重共线性检验本文对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相关性进行了检验，得出的结果如表（4）。从表（4）中可以看出，变量之间的相关基本在0.5以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对所有样本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可以看出，代表关联交易的自变量RPT的回归系数为0.159，P值是0.005，即在1%的水平下是显著的，且变动方向也与预测的一致，这也验证了本文的假设一。这说明在股权再融资动机下，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程度越大，其盈余管理的程度也越高。同样，公司规模（SIZE）和成长性（GW）也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公司规模和成长性对盈余管理的程度也是显著的。而资产负债率（LEV）和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CFO）对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再融资的年度（YEAR）对盈余管理程度也没有显著的影响。（2）不同关联交易类型的回归分析。本文又分别选取对161家发生了第一类关联交易的公司，174家发生了第二类关联交易的公司，143家发生了第三类关联交易的公司分别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中的RPT分别由RPT1 、RPT2 和RPT3代替。回归的结果如表（6）、表（7）和表（8）。从表（6）、表（7）和表（8）中可以看出，第一类关联交易的回归系数为0.05，但是并不是显著的，这验证说明本文的假设二不成立。出现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购买与销售商品、提供与接受劳务等经常性的，属于正常的企业间的交易，并不一定是企业用来操纵盈余的手段。第二类关联交易规模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且在1%的水平下是显著的，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设三。但是对第三类关联交易样本的回归分析显示，第三类关联交易与盈余管理程度并不是显著相关的，这与本文的假设四相违背。这可能是因为担保和抵押类关联交易，虽然发生的频率和金额比较高，但是对收入和盈余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三）稳健性检验 （1）所有样本模型稳健性检验。非经常性损益是指公司发生的与主营业务和其它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以及虽与主营业务和其它经营业务相关，但由于该交易或事项的性质、金额和发生频率，影响了正常反映公司经营、盈利能力的各项交易、事项产生的损益。本文在稳定性检验时，将经行业调整的非经常性损益替代操纵性应计利润来衡量盈余管理程度。借鉴Chen和Yuan（2004）、沈玉清（2009）等的做法，非经常性损益的计算方法为：首先计算该公司所在行业的非经常性损益的中位数，再将该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与行业中位数相减并取绝对值，即得到该公司经行业中位数调整的非经常性损益（ENOI）。用ENOI代替DA，对所给模型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如表（9）。表（9）表明将行业调整的非经常性损益与关联交易正相关，相关系数为3.51，P值为0.001，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与用操纵性应计利润做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是一致的。而经行业调整的非经常性损益除了与公司规模相关外，与资产负债率、经营活动现金流量（CFO）、公司的成长性（GW）和年度控制变量（Year）都是不相关的。（2）第二类关联交易模型的稳定性检验。表（10）表明，经行业调整的非经常性损益与第二类关联交易规模是正相关的，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与其他的控制变量不相关。这也与用操纵性应计利润做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是一致的。

四、结论

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有下一年度股权再融资动机的上市公司，会通过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不管是用操纵性应计利润，还是用经行业调整的非经常性损益，来衡量盈余管理，所得到的结果都是盈余管理程度与关联交易正相关。（2）盈余管理程度与第一类关联交易规模并不是显著正相关的，这说明购买与销售商品、提供与接受劳务等经常性的，属于正常的企业间的交易，并不一定是企业盈余管理的手段。（3）盈余管理程度与第二类关联交易规模显著正相关，这说明上市公司倾向于采用第二类关联交易来进行盈余管理。我国监管部门应该在第二类关联交易的监管方面加强力度。（4）盈余管理程度与第三类关联交易，及担保或抵押，并不是显著正相关的，这说明虽然大股东资金占用其对公司经营有负面影响，但是担保或抵押并不是资金占用的唯一方式，担保和抵押对公司盈余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不是管理层操纵盈余的主要手段。

参考文献：

[1]高洁：《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与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流量变现盈利模式篇7

关键词：真实盈余管理 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 动机 审计质量

一、引言

盈余管理，是经营者运用会计手段或者安排交易来改变财务报告，以误导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业绩的理解或者影响以报告会计数字为基础的合约的结果（Healy and Wahlen，1999）。企业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有两种实现方式：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Schipper，1989）。前者单纯通过操纵会计数字改变财务信息，其手段主要包括变更会计政策以及变更会计估计等；后者则为通过进行真实的经济活动影响财务信息，其手段主要包括降价促销、过度生产以及削减必要的研发支出或者期间费用等。与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相比，真实盈余管理虽然很早就被学术界所认识，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引起国内外研究者的重视，只有一些比较散碎的研究成果。但是近年来，国外学者对真实盈余管理的研究兴趣明显加强，涌现出了一批比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已有的研究显示，在英美这些发达国家的上市公司中，管理者实施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普遍与实证会计理论“三大假设”有显著相关关系（Roychowdhury，2006；Amy Y. Zang，2007；Gunny，2010；Cohen，2010）。在国内，目前专门探讨管理者实施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的文献还没有，国外已有研究结论在我国上市公司是否成立还有待检验。本文选取2002年至2004年我国制造业所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管理者实施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进一步验证实证会计的“三大假设”，拓展盈余管理的研究广度。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Jensen和Meckling（1976）将企业定义为“一组契约的联结”（a nexus of contracts）实证会计理论的创始人Watts和Zimmerman（1986）以契约观赋予了会计数据新的内涵：“那些有关于产权和契约理论的文献认为，会计数据常被用于各种契约（债务契约、薪酬契约和企业内外部各种章程），这些契约往往包括对企业的各种限制，正是由于这些契约是以会计数字为基础的，进而产生了对计算和报告会计数字的需要。”更进一步，基于契约观，他们提出了实证会计理论的“三大假设”：债务契约假设、薪酬契约假设和政治成本假设。围绕着这“三大假设”，西方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Healy，1985；Jones，1991；Deangelo，1994；Sweeney，1994），这些研究结论均表明，“三大假设”对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盈余管理的方向和强度都是有显著影响，下面，本文从“三大假设”的视角出发，分析其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并提出本文研究假设：

（1）债务契约。经典的理论表明，公司的债权人与股东之间存在冲突（Jensen和Meckling，1976）。企业债权人将资金借给企业，只能够取得固定的回报率，其看重的乃是企业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的稳定性和按期收取利息，到期收回成本的无风险性。而企业股东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通常会强迫管理者投资高收益的项目，却往往忽视了这些项目的高风险。所以债权人在将资金借给企业的同时，通常会与企业订立一些限制性契约，当企业违反这些契约的时候，债权人对企业进行加息或者提前收回本金等惩罚。实证会计理论认为，那些处于债务违约边缘或者违约可能性很大的公司，通常会进行调增利润的盈余管理活动。债权人衡量企业长期偿债能力的主要指标之一就是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宗文龙等（2009）发现，在我国2007年新会计准则首次允许企业资本化研发费用以后，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上市公司，越倾向于将研发费用资本化处理。Roychowdhury（2006）研究证明，在美国的上市公司中，资产负债率与企业中的真实盈余管理活动强度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此，提出本文第一个假设：

假设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越高，管理者实施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强烈

（2）薪酬契约。根据理论和激励理论，在两权分立的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股东和管理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企业股东在无法直接观察管理者是否努力工作的情况下，可以基于企业盈余信息，与管理者签订薪酬契约，以降低成本，增加企业价值（Jensen and Meckling，1976）。以盈余信息为基础的薪酬契约，使企业管理者是否领取薪酬以及领取多少薪酬取决于企业年末的利润的水平，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企业管理者产生为了获取更高报酬而进行盈余管理活动的动机。Watts和Zimmerman（1986）也指出，由于公司高管报酬是以会计信息为基础设定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公司经理为了提高个人效用，倾向于采用盈余管理手段操纵企业当期报告利润水平。可以预计，当期企业会计利润比较低的管理者，相较于企业会计利润高的管理者而言，其具有更加强烈的动机运用盈余管理手段提高报告利润，以获得更高的报酬。由此，提出本文第二个假设：

假设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营业业绩越差的上市公司，管理者实施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强烈

（3）政治成本。企业的会计利润，通常被相关部门认为是企业垄断市场的“证据”，进而对企业进行反垄断惩罚，为了避免被惩罚，企业的管理者会产生进行盈余管理调减报告利润的动机。政治成本动机通常是和企业规模联系在一起的，企业规模越大，在市场中的垄断地位越强，越容易受到政府监管部门和外界的关注，企业管理者盈余管理的动机就会越大。国外不少学者的实证研究也都证明了政治成本动机的存在（Han等，1998；Monem，2003）。我国学者高燕（2008）研究发现，企业规模越大，其财务报表中的可操纵应计利润越小。宗文龙等（2009）研究表明，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可能将无形资产的开发费用进行费用化处理，降低当期盈余。申慧慧（2010）发现，资产规模越大的企业，越倾向于进行调减利润的盈余管理。Gunny（2010）针对美国的上市公司进行的研究也显示，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活动强度与企业规模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由此，提出本文第三个假设：

假设3：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上市公司规模越大，管理者实施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微弱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2年至2004年三年期间，沪深两市交易所所有上市的制造业公司为研究样本，选取2002年至2004年的年度数据，是因为我国从2001年开始实行新会计准则，2005年开始股权分置改革，选择在此之间期间的样本数据，可以排除这些事件的影响。选择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是因为制造业上市公司占我国所有上市公司的半数以上，是典型的实物产品生产的企业，具有很好的研究代表性，并且可以排除行业的影响。另外，本文所选数据均选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本文所用统计软件为STATA10.0版。总共获取初始样本4161个，为了保证回归结果可靠，按照如下标准对初始样本数据进行筛选：剔除所有不是制造业类的上市公司，关于行业的分类标准，参照的是我国证监会公布的行业划分标准；剔除所有在2000年至2004年年度期间新上市的公司，许多研究表明，我国企业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会进行调增利润的盈余管理活动，导致随后年度经营业绩的下降（张宗益等，2003；徐浩萍等，2009；陈胜蓝，2010），选取滞后两年的数据可以较好地排除掉这种影响；剔除研究期间任意一年证券名称前被冠以“ST”或者“*ST”的样本数据；剔除样本期间任意一年企业Roe绝对值超过100%的样本数据；剔除样本期间，任意一年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经过以上样本筛选程序后，最后共获得1149个研究样本，样本的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三）模型构建和变量定义 从已有的关于真实盈余管理的文献来看，Roychowdhury（2006）对真实盈余管理的估计方法比较具有代表性。将真实盈余管理的手段具体分为三种：第一种为销售手段，企业管理者利用降价促销、赊销等方式刺激当期的销售量，在销售的边界利润增长率为正的情况下，销售量的增长会使得当期利润上升，但是当期现金流量不仅不会同步上升，反而会下降；第二种手段为生产手段，企业管理者可以扩大当期的产品生产量，降低每个产品所分摊的固定成本，当分摊的固定成本下降幅度超过边际成本上升的幅度时，扩大产量就可以导致当期利润的上升，同时企业的营业成本和存货的价值也会上升；第三种手段为经营手段，企业管理者可以削减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各项必要的费用支出（如研发支出、职工培训费以及职工福利等），达到激增当期利润的目的，在当期利润上升的同时，企业当期的期间费用会下降。对应于三种手段，Roychowdhury（2006）构建了三个计量模型以估计企业真实盈余管理强度的大小：

式（3）

以上三式：下标i代表特定企业，t代表第t期。变量CFO代表企业经营创造的现金流量，选用企业现金流量表中的经营性现金流量项目数值替代。SALES代表企业的销售量，选用利润表中的主营业务收入项目数值替代。?驻SALES为第t期主营业务收入与上期主营业务收入之差，A代表总资产，用资产负债表中的总资产项目数值替代。PROD为企业当期企业生产产品的总成本，用利润表中主营业务成本与资产负债表中存货变化量之和替代。EXP代表企业可以操纵的费用，因为我国财务报表中没有具体披露研发费用，所以用利润表中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项目数值之和替代。选用分年度，分行业的截面样本数据代入上面三个模型进行OLS回归分析，估计出企业正常经营活动所创造的经营性现金流量、所生产产品的总成本以及所发生的期间费用。各个模型经回归后的残差分别代表了企业进行真实盈余管理所导致的非正常经营现金流量R_CFO，非正常总成本R_POD以及非正常期间费用R_EXP。根据以上分析，如果企业管理者进行真实盈余管理，当期企业会呈现出以下的一个或者多个特征：较低的经营性现金流量，即R_CFO0；较低的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即R_EXP

为了研究企业管理者进行真实盈余管理活动与实证会计理论三大假设相关的动机，验证本文所提出的各个假设，构建如下总体估计模型：RMit=α0+α1*Sizeit+α2*Levit+α3*Roeit+α4*Bigfourit+α5*DAit+?着it 式（5）

在具体进行OLS回归分析中，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估计误差，真实盈余管理强度的三个分指标在合成总体指标时，可能会出现正负相抵现象，影响最后结论，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参照总体估计模型，对三个分指标同样进行OLS回归分析，模型如下：

NEGR_CFOit=α0+α1*Sizeit+α2*Levit+α3*Roeit+α4*Bigfourit+α5*DAit+?着it 式（6）

R_PRODit=α0+α1*Sizeit+α2*Levit+α3*Roeit+α4*Bigfourit+α5*DAit+?着it 式（7）

NEGR_EXPit=α0+α1*Sizeit+α2*Levit+α3*Roeit+α4*Bigfourit+α5*DAit+?着it 式（8）

在式（5）至式（8）四个估计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真实盈余管理的分指标或者合成指标，解释变量中的Lev、Roe和Size分别代表与本文研究假设相关的企业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控制变量Bigfour为虚拟变量，当企业聘用的注册会计师来自国际“四大”时，变量取1，否则取0，在模型中加入此控制变量是为了排除外部监管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活动的影响，已有的许多研究显示，当审计企业的注册会计师来自国际“四大”时，企业管理者更有可能采取不容易被察觉的真实盈余管理操纵利润（Gunny，2010；Cohen，2010），所以预计其系数的符号为正。控制变量DA代表企业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的强度，真实盈余管理和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两者的关系，既有可能是相互替代，也有可能是相互补充（Roychowdhury，2006；Amy Y. Zang，2007），所以，不能够预计其符号。模型中各变量的具体意义和计算方法如（表2）所示。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从（表3）中可以看到，在2002年至2004年，无论是真实盈余管理的各项变量还是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的变量，在平均值上均接近于0，这不足为奇，因为本文本来就是用的回归模型的残差值替代两类盈余活动管理强度，关键是观察最大值、最小值和标准差，从表中可以看到，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各项替代变量无论是最大值还是最小值的绝对值都远远大于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这很有可能是企业管理者为了逃避各种监管而选择了更加不容易被察觉的真实盈余管理所致，真实盈余管理各项替代变量的标准差也是大部分高于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这表明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程度大于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企业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报酬率和总资产的分布情况都比较正常。聘请国际“四大”审计的企业只占全部样本的5.5%左右，这一方面可能是“四大”的审计收费过高所致，漆江娜等（2004）的研究发现，在中国审计市场上，国际“四大”收费显著高于本土事务所，溢价幅度达到30%左右；另一方面可能是我国审计市场上对于高质量的审计需求不足所致（刘峰等，2002）。

（二）相关性分析 （表4）显示，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表明真实盈余管理的各项替代变量之间大部分都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企业管理者可能同时采用三种手段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总替代变量RM与债务契约替代变量Lev、薪酬契约替代变量Roe、政治成本替代变量Size、外部审计质量替代变量Bigfour和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替代变量DA均成显著相关关系，其中，RM与Lev呈现正相关关系，表明受到债务契约限制越大的企业越倾向进行真实盈余管理。RM与Roe呈现负相关关系，表明当期业绩越差的企业，其管理者越倾向于进行真实盈余管理，提高报告利润，进而增加其薪酬。RM与Size也呈现负相关关系，表明企业规模越大，受到的各种关注越多，其管理者越不倾向与进行真实盈余管理。而RM与两个控制变量Bigfour和DA之间也呈现显著相关关系，其中，RM与Bigfour呈现负相关关系，这与原本的猜想是相反的，但是注意到Bigfour与Size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所以认为这有可能是因为规模大的企业，越愿意聘请国际“四大”审计，同时，规模大的企业中真实盈余管理的强度越弱，这种相互影响交织在一起所致。而RM与DA之间呈现出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有可能是两种不同盈余管理方式呈现出相互补充的关系，也有可能是没有排除其他变量的影响所致。值得注意的是，代表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的变量DA与代表外部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Bigfour呈现负相关关系，而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了审计质量高的外部审计的确对企业的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也支持了蔡春等（2005）的研究结论。从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中，的确可以看到各个变量之间的两两相关关系，但是这种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是在没有排除其他变量影响的条件下所得出的，所以不符合所提出的3个假设的前提：“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所以，必须做进一步回归分析。

（三）回归分析 （表5）显示，在控制了企业当期外部审计质量和非正常应计利润后，真实盈余管理的总替代指标RM的OLS回归结果证实了所提出的三个假设。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与真实盈余管理强度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平均影响为0.207），表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高，其管理者进行真实盈余管理活动以避免违反债务契约的动机越强，支持提出的第一个假设。企业的营业业绩与真实盈余管理活动呈现出显著负相关关系（平均影响为-0.137），表明企业的经营业绩越差，其管理者进行真实盈余管理以提高会计利润，增长薪酬的动机越强烈，支持提出的第二个假设。企业的总资产与真实盈余管理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平均影响为-0.048），表明企业规模越大，受到各方的关注越多，其管理者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弱，支持提出的第三个假设。更进一步，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强度与外部独立审计质量也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平均影响为0.07），与相关系数矩阵中的结果相反，也说明了在控制了其他影响企业管理者进行真实盈余管理动机的因素后，外部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质量越高，企业管理者为了达到利润目标，选择不容易被察觉的真实盈余管理活动的动机越强。与国外已有研究结论不同的是，本文的回归结果中，衡量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强度大小的非正常应计利润DA与RM呈现出异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平均为1.033），说明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真实盈余管理与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更多地呈现出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我国审计市场整体审计质量不高所致，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缺陷所致。与真实盈余管理的总替代指标RM相比，两个分指标NEGR_CFO和R_PROD的回归结果也都对本文所提出的假设做出了很好的验证，但是可操控费用指标NEGR_EXP却不支持本文的假设，分析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在于被解释变量的构建与已有研究不同所致，Roychowdhury、Amy Y. Zang、Gunny与Cohen等学者均是使用企业SG&A与研发支出之和作为可操纵费用的替代，但是由于我国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对外披露的财务报表中并没有包含总体费用和研发支出，只能选用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之和作为可操纵费用的替代变量，所以导致结果不理想。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将薪酬契约的替代变量换成企业总资产报酬率（Roa），将非正常应计利润的估计模型换为Kothar（2005）所提出的进一步修正Jones模型（在原有的修正Jones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Roa）估计出DAroa，代入本文构建的研究模型式（4）至式（8）中进行OLS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研究结论不变。

四、结论

本文以2002年至2004年在沪深两市交易所上市的所有制造业类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实证会计理论的“三大假设”为研究基础，并考虑了外部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质量和企业的非正常应计利润后，详细考察了企业管理者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结果发现：为了减少债务违约的可能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高，其管理者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强烈；为了提高薪酬，企业的营业业绩越差，其管理者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强烈；为了避免引起各方的关注，企业的规模越大，其管理者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微弱；为了逃避高质量的审计，企业管理者使用不易被察觉的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强烈；两种盈余管理手段：真实盈余管理和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两者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呈现出相互补充的关系。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资本市场中，企业管理者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也明显受到“三大假设”的影响。了解企业管理者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有助于从源头上认识和控制这种行为，将有关监管部门及其稀缺的资源投入到有强烈动机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企业上，同时，企业的股东、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也应当对此类上市公司重点关注。

参考文献：

［1］蔡春、黄益建、赵莎：《关于审计质量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审计研究》2005年第2期。

［2］高燕：《所有权结构、终极控制人与盈余管理》，《审计研究》2008年第6期。

［3］刘峰、张立民、雷科罗：《我国审计市场制度安排与审计质量需求》，《会计研究》2002年第12期。

［4］漆江娜、陈慧霖、张阳：《事务所规模・品牌・价格与审计质量》，《审计研究》2004年第3期。

［5］申慧慧：《环境不确定性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审计研究》2011年第1期。

流量变现盈利模式篇8

会计信息对债权人具有重要意义，Leftwich（1983）指出会计信息影响债权人的决策和产权保护。债务契约确定了企业与债权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债权人为了保护其资金的安全，通常在债务契约发生前对企业的会计指标做出硬性要求，同时会在契约中记入一些限制性条款，如要求债务人维持一定标准的利息保障倍数、负债资本比率及所有者权益等。债务人一旦达不到报表要求或违反了限制性条款，债权人就会依据债务契约对其进行惩罚。因此，管理层通常会通过各种手段来达到报表指标同时避免违反债务契约，由此产生了盈余管理。Watts和Zimmerman（1986）提出了著名的债务契约假设，认为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企业偏离债务条款的程度越大，管理者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将未来盈余调节到当期的动机就越强。已有研究表明企业会通过盈余管理达到负债融资的目的，叶志锋，胡玉明和纳超洪（2008）以1998―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基于银行借款融资动机而进行了避免亏损的盈余管理。

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还在于企业的负债融资容易受到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影响（Campelloetal，2011；陆正飞等，2011；饶品贵，2013），“从紧的货币政策”会显著限制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甚至使企业陷入流动性困境（祝继高等，2009）。政府制定货币政策的价值目标会随着实际经济情况不断调整、有所侧重，导致货币政策修改频繁且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陈栋等，2012）。对于微观主体而言，货币政策的变更是企业无法改变的外生性事件，研究货币政策变更对盈余管理与负债融资的影响，可能会克服以往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另外，由于频繁的货币政策波动使得公司面?R着巨大的融资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公司出现短期的持续经营能力危机，将会严重影响包括供应商、客户在内的利益相关主体对公司的相关预期，进而使得公司陷入预防未来的流动性风险还是继续执行预定的投资战略的两难困境中。因此，在货币政策不断变更的现实背景下研究盈余管理与负债融资的问题无疑具有更加突出的现实意义。

本文研究银行借款作为负债融资的替代，利用修正的琼斯模型反映企业应计盈余管理情况，利用Roychowdhury模型反映真实盈余管理的情况，研究在不同货币政策下，企业的债务契约动机与资本市场动机，以及企业选择盈余管理的倾向性。

本文可能贡献：一是已有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会影响企业的负债融资，但是大多限定企业仅仅作为政策的被动接受者，忽略了企业而对外部宏观经济形势变更所能采取的主动行为、途径及其对货币政策微观传导效应的影响（陈栋等，2012）本文从货币政策变更的视角研究盈余管理在企业负债融资中的作用，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影响方面的文献；二是本文试图解答在不同货币政策下，企业盈余管理方式选择的倾向性以及货币政策对负债融资影响的传导机制。另外，本文的研究结论，也为实务界和监管机构制定有关债务契约条款和盈余管理方式选择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

1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1负债融资与盈余管理

负债融资对企业的盈余管理有一定的影响是国内外研究普遍认可的结论。目前关于债务融资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大多是检验债务杠杆增加对盈余管理产生的影响，而得到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一方面研究发现，债务融资可以减少盈余管理行为。例如雷强（2010）也在研究银行对借款人盈余管理的监督中发现，贷款规模与借款人盈余管理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贷款规模越大，借款人盈余管理的程度就越小。而另一方面，也有研究发现，当企业为了避免违反债务契约条款或想提高其在债务谈判中的议价能力时，债务融资与盈余管理存在正相关的关系。李增福，曾庆意和魏下海（2011）在考察债务契约与控制人性质对公司盈余管理影响的研究中发现，公司的债务水平越高，其盈余管理程度越高。针对研究结论的不一致，也有学者考虑了债务融资与盈余管理的非单调关系，Ghosh & Moon（2010）研究了债务融资和盈余质量的关系。以应计质量作为盈余质量的变量，在两者间发现了非单调关系：质量随债务增加先上升后下降，拐点在41%附近。国内学者万红波，阮铭华和王蓓蓓（2010）选择1998―2008年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应计质量作为盈余质量的替代变量，研究负债融资与盈余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二者的关系是非单调的。

为了进一步研究负债融资与盈余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有些学者从盈余动机方面入手进行研究。与债务融资相关性较高的盈余管理动机是资本市场动机和债务契约动机。（李晗，2015）

盈余管理的资本市场动机是指企业的盈余管理主要出于借款融资的目的。目前，已经有一定数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存在基于资本市场动机的盈余管理。Urcan和Kieschnick（2006）发现在发行可转换债券前，特别是发行公开债务的公司，有增加盈利的操纵性应计项目产生。Roychowdhury（2006）和Mamedova（2008）研究发现企业存在借款动机的时候更倾向于进行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叶志锋、胡玉明和纳超洪（2008）以1998―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基于银行借款融资动机而进行了避免亏损的盈余管理。Liu， Ning和Davidson III（2010）以发行非可转换债券的美国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在发行年度前样本公司有向上调整盈利的行为。Sercu， Bauwhede和Willekens（2006）研究发现管理者利用他们的操纵权改变盈利来获得更合适的债务融资项目。

盈余管理的债务契约动机指的是企业的盈余管理出于避免违反契约条款的目的。研究发现那些潜在的或者已经违反债务契约的公司会通过调增报告盈余来逃避或减轻债务契约的限制。Dechow， Sloan和 Sweeney（1996）以美国证监会披露的92家盈余操纵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该类公司存在降低外部融资成本和逃避债务契约限制的盈余管理动机。Sweeney C（1994）同样以出现债务违约的130家企业为样本，讨论了债务违约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发现样本公司在违约年份会显著的调增盈余，同时会计变更的频率明显高于对照样本和其他年份。Eldenburg， Gunny 和 Hee 等（2011）发现为减少债务资本和减轻债权人疑虑，非盈利医院会适时地处置资产和调整费用开支。

企业在实际的经营活动中会面对融资的需求以及避免违反契约的需求，这两种需求并没有不可并存的特点。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上市公司同时存在基于债务动机和资本市场动机的盈余管理。

各种因素通过影响盈余管理的资本市场动机以及债务动机从而对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产生影响。因为银行批准贷款的依据是企业的财务状况和抵押资产（Fraser等，2001 ； Mishkin 和 Eakins， 2003），因此企业的自身负债水平是否达到银行的要求，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企业是否触发了本身的资本市场动机，从而使企业产生盈余管理行为。Roychowdhury （2006）研究结果表明与无负债的企业相比，在盈余管理方式选择上，有负债的企业更倾向于使用真实盈余管理。陈骏（2010）研究了银行债务契约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上期存在正向盈余管理的企业中，债务融资规模越大，企业向下进行盈余管理的概率越大，且盈余管理的程度越低。说明，银行债务契约的监督作用会抑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李增福、曾庆意和魏下海（2011）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公司负债规模越大，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都会提高的结论。

当企业处于不同的短期负债水平与长期负债水平，会面对不同的实际问题，通过触发资本市场动机以及债务动机，从而使企业产生盈余管理的行为，并且影响盈余管理行为的程度。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2：盈余管理水平受到企业自身负债期限的影响。

12货币政策对企业负债融资的影响

货币政策利用货币供应量和利率等中介目标对微观主体行为进行调整，最终实现对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质量的有效调控。微观主体在货币政策波动下如何调整战略决策已成为研究者的热点议题。相关研究从企业投资、融资、现金管理以及劳动力成本等视角展开分析（饶品贵和姜国华，2011；陈栋和陈运森，2012；靳庆鲁等，2013）。

信贷渠道是货币政策对经济实体发生作用的重要传导渠道之一。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实际经济运行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合约成本等问题，银行在减轻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分散风险、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货币政策通过影响银行信贷可得性，进而引起信贷市场的系统性变化，从而影响实体经济的投资变动最终影响产出。基于我国的资本市场，饶品贵和姜国华（2013）通过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互动作用研究，证明我国存在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在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机制下，企业的负债在货币政策由松转紧的过程中将出现显著变化。

货币政策紧缩会通过信贷传导机制，最终影响企业的融资。与国外的融资环境不同，我国金融体系不发达，企业融资渠道较少，银行贷款是企业外部融资的主要来源（Allen等，2005），这就造成我国企业在货币政策紧缩环境下的流动性问题尤为突出。紧缩的货币政策减少了银行可供贷款的资金，增加企业获得贷款的难度，进而影响企业投资（Kashyap 等，1993；叶康涛等，2009），而且贷款利率上升，提高企业资本成本（Mojon 等，2002）。这是因为当货币政策趋于紧缩时，可贷资金减少，银行会提高债务契约的标准（祝继高等，2009）。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当企业无法达到银行的债务契约标准，企业就有了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为了更好地通过银行在货币紧缩时期更加严苛的债务契约标准的审计，企业会通过提高盈余管理水平来达到负债融资的目的，企业更倾向于真实盈余管理。反之，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企业为了节约财务费用，会更加倾向于应计盈余管理。

H3：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倾向于真实盈余管理。

H4：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企业倾向于应计盈余管理。

2研究设计

21盈余管理的模型选择

211应计盈余管理的模型――修正的Jones模型

其中：NDAi，t――i公司第t年的不可操纵性应计利润；Ai，t-1――i公司第t-1年末的总资产；ΔREVi，t――i公司t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与t-1年的主营业务的差；ΔRECi，t――i公司t年应收账款与t-1年应收账款的差；PPEi，t――i公司t年的固定资产价值。

212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模型――Roychowdhury模型

该模型主要通过计算企业的异常经营现金流量、异常生产成本和异常可操控费用来计量企业利用销售操控、费用操控和生产操控等手段操控盈余的水平。具体模型的构建过程如下。

首先，假设预期的经营现金流CFOi，t是?N售收入和当期销售收入变动的线性函数，根据式（2）对样本分年度和行业进行截面回归。

其中，ΔREVi，t=REVi，t-REVi，t-1，即t期与t-1期的销售收入变动。公司i在t期的异常经营现金流R_CFOi，t为实际经营现金流减去预期经营现金流。预期经营现金流为式（2）中行业年度模型的系数与自身销售收入和销售收入变动估计而得。

其次，定义公司i在t期的生产成本PRODi，t为销售产品成本COGSi，t和存货变动ΔINVi，t之和。其中，假设销售产品成本COGSi，t是销售收入的线性函数；存货变动ΔINVi，t是当期及上期的销售收入变动的线性函数。即：

因此，根据式（3）和式（4），可以假设预期的生产成本就是销售收入和当期及上期的销售收入变动的线性函数，根据式（5）对样本年度和行?I进行截面回归。

公司i在t期的异常生产成本R_PRODi，t为实际的生产成本与与其生产成本之差。预期生产成本为式（5）中行业―年度模型的系数与自身销售收入、当期和之后的销售收入变动估计而得。

最后，假设预期的可操控费用是上期销售收入的线性函数，根据式（6）对样本分年度和行业进行截面回归。

其中DEXPi，t为公司i在t期的可操控费用，包括研发费用、广告费用以及销售与管理费用之和。公司i在t期的异常可操控费用R_PRODi，t，为实际的可操控费用与预期可操控费用之差。预期可操控费用为式（6）中行业―年度模型的系数与自身销售收入和滞后的销售收入变动估计而得。

因此，Roychowdhury模型最终可以获得R_CFOi，t、R_PRODi，t和R_DEXPi，t三个个体指标来衡量真实盈余管理水平。R_PRODi，t数值越大代表企业通过真实活动向上调整盈利的可能性越大；数值越小，则向下调整盈利的可能性越小。R_CFOi，t和R_DEXPi，t本身的符号和盈余管理的方向恰好相反。

22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

DA为本文的主要被解释变量，采用修正的琼斯模型求出，取应计盈余管理的绝对值。RM为真实盈余管理，采用Royshowhury（2006）的模型求出，同时考虑到不同真实盈余管理活动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抵销（Cohen 等，2008），因此将三种真实盈余管理手段进行合并，以综合考察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见表1。

关于货币政策的衡量指标。而对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最优度量指标，国内学界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史永东（1999）、蒋瑛琨、刘艳武和赵振全（2005）以及耿中元、惠晓峰（2009）等认为中国应该以M1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而一些其他的学者却以M2作为中介目标的主要指标（董承章，1999；刘明志，2006）。盛松成、吴培新（2008）则认为我国存在信贷规模和M2这两个货币政策指标。近年来，部分学者也以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作为研究的中介指标。考虑到从我国当前的经济金融发展情况来看，选择利率或通货膨胀目标还缺乏可行性，并且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也从信贷规模转向货币供应量。因此，本文借鉴李志军、王善平（2011）的方法，以名义GDP增长率与M2发行量增长率之差作为货币政策的衡量指标。名义GDP增长率在一般意义上衡量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货币，M2增长率则反映了货币的供应水平，如果差额为正，则表明当期货币政策为缺口，定义为紧缩性货币政策，此时MP=1；如果差值为负，则说明当期货币供应较为充足，处于宽松性货币政策，此时MP=0。经过计算，本文确定2008年、2011年和2012年为银根紧缩时期，其余为银根宽松或适度时期。

DEBT为本文企业负债融资的衡量指标，并将其划分为长期偿债能力和短期偿债能力。本文选取公司规模，资产收益率，成长性、流动性等作为控制变量，同时对不同年份与行业进行控制。

3样本、数据与实证结果

31样本的选择及数据处理

本文的上市公司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样本筛选采用Visual FoxPro 90进行，数据的处理采用Excel和Eviews 80软件。由于盈余管理度量模型需要选用连续3年的现金流数据，所以样本选取的时间范围定为2007―2016年连续公布年报的上市公司。依照惯例剔除了金融类公司、数据不全和极端值的公司。最后，共得到1578家上市公司连续10年的财务数据，构成8年的时序量，共计12624个观测值。

32描述性统计

根据本文对变量的描述进行数据的收集，得到样本公司进行实证研究的具体数据，描述性统计见表2，由于存在数据残缺，整合面板过程中进行了数据剔除，盈余管理计量模型描述性统计见表2，提供了2008―2015年1372家样本公司共计10972个观察值。上市公司负债率均值为0203997，极大值为844E+00，极小值为00000，说明负债融资是中国上市公司的主要融资渠道之一。采用模型得出的应计盈余管理均值为0076115，极大值为1199291，极小值为731E-6；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均值为-000732，极大值为563，极小值为-402，说明公司盈余管理差异很大，这有助于更好地观测在不同货币政策下，不同盈余管理与负债融资的关系。其他统计数据见表2。

33相关性检验

表3是Correlation相关系数的实验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上述两个模型所涉及到的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绝对值最大不超过04。（万红波等，2010）因此，上述模型各变量之间呈现一种弱相关关系，可以认为，上述模型不会产生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放入同一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34固定效应多元回归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341盈余管理的债务契约动机检验

模型（7a）的Prob（F-Statistic）为0719595、R-squared为0150756，证明模型整体不是特别显著，在实际情况下拟合度较好，且不存在明显自相关性。由模型可以看出，在债务契约动机下，上一期的偿债能力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之间是负相关，具体表现为DEBT（-1）回归系数为-0236281，其t-Statistic为-1711253，表现为比较显著（Prob为01）。说明由于债务契约动机的存在，当企业负债融资水平较低时，管理层希望通过使用真实盈余管理的方式以降低融资成本。

模型（7b）的Prob（F-Statistic）为0000000、R-squared为0214624，证明模型整体显著，在实际情况下拟合度较好，且不存在明显自相关性。由模型可以看出，在债务契约动机下，上一期偿债能力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之间是负相关，具体表现为DEBT（-1）回归系数为-0072659，其t-Statistic为-2720471，表现为十分显著（Prob为00065）。说明由于债务契约动机的存在，当企业负债融资水平较低时，管理层希望通过使用应计盈余管理的方式以降低融资成本。

由表4可以看出，企业存在基于债务契约动机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

342盈余管理的资本市场动机检验

模型（8a）的Prob（F-Statistic）为0014071、R-squared为0167481，证明模型整体显著，在实际情况下拟合度较好，且不存在明显自相关性。由模型可以看出，在资本市场动机下，下一年度的偿债能力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之间是正相关，具体表现为DEBT（1）回归系数为0185794，其t-Statistic为1312280，表现为比较显著（Prob为01895）。说明由于资本市场动机的存在，当企业负债融资水平较高时，管理层希望通过使用真实盈余管理的方式以降低融资成本。

模型（8b）的Prob（F-Statistic）为0000000、R-squared为0214401，证明模型整体显著，在实际情况下拟合度较好，且不存在明显自相关性。由模型可以看出，在资本市场动机下，下一年度的偿债能力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之间是负相关，具体表现为DEBT（1）回归系数为-0078517，其t-Statistic??-2739551，表现为显著（Prob为00062）。说明由于资本市场动机的存在，当企业负债融资水平较低时，管理层希望通过使用应计盈余管理的方式以降低融资成本。

根据对表5数据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出实验面板数据可以验证出上市公司存在基于资本市场动机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

343债务期限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模型（9a）的Prob（F-Statistic）为0712397、R-squared为0150957，证明模型整体不是特别显著，在实际情况下拟合度较好，且不存在明显自相关性。由模型可以看出，在债务契约动机下，长期负债融资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之间是负相关，具体表现为L_DEBT（-1）回归系数为-0040120，其t-Statistic为-0200494，表现为不显著（Prob为08411）；短期负债融资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之间是负相关，具体表现为S_DEBT（-1）回归系数为-0565838，其t-Statistic为-2082409，在5%的水平下表现为显著（Prob为00373）。说明企业为短期债务融资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债务契约动机更显著。

模型（9b）的Prob（F-Statistic）为0000000、R-squared为0214823，证明模型整体显著，在实际情况下拟合度较好，且不存在明显自相关性。由模型可以看出，在债务契约动机下，长期负债融资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之间是负相关，具体表现为L_DEBT（-1）回归系数为-0027540，其t-Statistic为-0677429，表现为不是特别显著（Prob为04982）；短期负债融资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之间是负相关，具体表现为S_DEBT（-1）回归系数为-0117513，其t-Statistic为-2900240，表现为显著（Prob为00037）。说明由于债务契约动机的存在，当企业短期负债融资水平较低时，管理层希望通过使用应计盈余管理的方式以降低融资成本。

模型（9c）的Prob（F-Statistic）为0014772、R-squared为0167481，证明模型整体显著，在实际情况下拟合度较好，且不存在明显自相关性。由模型可以看出，在资本市场动机下，长期负债融资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之间是正相关，具体表现为L_DEBT（1）回归系数为0181891，其t-Statistic为0917757，表现为不是特别显著（Prob为03588）；短期负债融资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之间是正相关，具体表现为S_DEBT（1）回归系数为0191606，其t-Statistic为0765368，表现为不是特别显著（Prob为04441）。说明企业为长期债务融资而进行真实盈余管理活动的资本市场动机不显著。

模型（9d）的Prob（F-Statistic）为0000000、R-squared为0216916，证明模型整体显著，在实际情况下拟合度较好，且不存在明显自相关性。由模型可以看出，在资本市场动机下，长期负债融资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之间是正相关，具体表现为L_DEBT（1）回归系数为0072203，其t-Statistic为1780722，表现为不是特别显著（Prob为00750）；短期负债融资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之间是负相关，具体表现为S_DEBT（1）回归系数为-0287990，其t-Statistic为-5862915，表现为显著（Prob为00000）。说明由于资本市场动机的存在，当企业短期负债融资水平较低时，管理层希望通过使用应计盈余管理的方式以降低融资成本。

综合对表6数据的分析，发现短期债务融资的盈余管理动机更显著，企业为了在资本市场获得短期债务融资同时规避由于违反短期债务契约而支付的高额赔偿金，企业更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相反，长期债务融资的盈余管理动机不显著。原因可能是长期债务融资的偿还更多地取决于公司的经营状况和长期盈利能力而非短期流动性，银行在对企业进行长期贷款时，对财务指标的审查和要求会更加严格，一旦发现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则会从利率等方面对企业进行惩罚，因此上市公司在长期债务融资方面的盈余管理行为得到抑制；而短期债务融资往往是由于企业暂时资金周转带来的流动性不足，银行在对企业进行短期资金融通时，更倾向于以该企业以往的信誉为依据，对财务数据的审核和要求会相对宽松，同时由于对资金的需求比较紧急，企业则往往会采取盈余管理手段来达到基本的借贷财务指标，因此，短期债务融资的盈余管理动机更显著。

344货币政策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若考虑货币政策的影响，将数据分为两组，为了保证面板数据时间上的连续性，货币政策紧缩时选用2010年和2011年两年的数据组成一个短面板，货币政策宽松时选用2012-2015四年的数据组成的一个面板，表7和表8是回归结果。

当考虑货币政策时，在货币政策紧缩的条件下，对于资本市场动机下应计盈余管理与负债融资和真实盈余管理与负债融资两个模型进行优化，通过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资本市场动机下，负债融资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的关系均不显著。在债务契约动机下，长期负债融资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之间是负相关，具体表现为：L_DEBT（-1）回归系数为-0213245，其t-Statistic为-2138275，绝对值大于2，且统计上显著（Prob为00002）；短期负债融资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之间是负相关，具体表现为：S_DEBT（-1）回归系数为-0054924，其t-Statistic为-1656941，表现为显著（Prob为00978）。说明在货币政策紧缩条件下，由于债务契约动机的存在，当企业无论是短期负债融资水平还是长期负债融资水平，在其较低时，管理层希望通过使用应计盈余管理的方式以降低融资成本。

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也会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在资本市场动机下，短期负债融资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之间是正相关，具体表现为：S_DEBT（1）回归系数为0792962，其t-Statistic为4141564，表现为非常显著（Prob为00000）。说明在货币政策紧缩条件下，由于资本市场动机的存在，企业为了获得短期债务融资，会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在债务契约动机下，统计上变现为不显著。详见表9和表10。

同样，在货币政策宽松的条件下，对于资本市场动机下应计盈余管理与负债融资和真实盈余管理与负债融资两个模型进行优化，通过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资本市场动机下，长期负债融资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之间是正相关，具体表现为：L_DEBT（1）回归系数为-0324511，其t-Statistic为-1312593，表现为特别显著（Prob为00000）；短期负债融资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之间是正相关，具体表现为：S_DEBT（1）回归系数为0135912，其t-Statistic为2974858，表现为特别显著（Prob为00030）。说明在货币政策宽松条件下，由于资本市场动机的存在，企业倾向于进行应计盈余管理。在债务契约动机下，短期负债融资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之间是正相关，具体表现为：S_DEBT（-1）回归系数为-0633462，其t-Statistic为-3731490，表现为特别显著（Prob为0 0002）。说明在货币政策紧缩条件下，由于债务契约动机的存在，当企业短期负债融资水平较低时，管理层希望通过使用真实盈余管理的方式以降低融资成本；企业长期负债融资水平与真实盈余管理的相关性不大。

进一步分析，当货币政策紧缩时，无论是真实盈余管理还是应计盈余管理的资本市场动机都不显著，债务契约动机显著，同时通过回归系数可以看出，企业更倾向于真实盈余管理。当货币政策宽松时，真实盈余管理的资本市场动机显著，操纵性应计盈余管理的资本市场动机和债务契约动机均显著，同时通过回归系数可以看出，当货币政策宽松时企业更倾向于操纵性应计。

综合表7、表8、表9和表10的数据，可以看出来研究发现企业存在基于债务契约动机和资本市场动机的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受货币政策影响较大。当货币政策紧缩时，债务契约动机显著，企业倾向于真实盈余管理；当货币政策宽松时，由于真实盈余管理带给企业的不良影响较大，对于企业来讲成本过高，所以企业不倾向于通过真实盈余管理来达到避免违反债务契约和资本市场融资的目的。

结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当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倾向于真实盈余管理；当货币政策宽松时，企业倾向于应计盈余管理。

345模型稳健性分析

为了检验本研究结论的可靠性，避免因会计信息为基础的债务契约限制条款的替代变量选取的不同对结论造成的影响，我们改变了负债融资的度量方法，以利息保障倍数作为其替代变量，用多元回归模型做了进一步检验。回归结果表明，不论如何度量企业负债融资，本文得出的盈余信息质量与负债融资之间的关系都保持不变，控制变量的符号和显著程度也保持不变，表明实证研究结果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4研究结论

流量变现盈利模式篇9

[关键词] 营运资金 盈利能力 偿债能力 风险

营运资金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周转使用的资金，也可以理解为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的流动资产净额。在数量上等于全部流动资产减去全部流动负债后的余额，是流动资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营运资金的特点就是流动资产的特点，即回收期短；具有流动性；多种形式上并存性和数量上波动性。

在流动资产中，来源于流动负债的部分由于受短期索求权的约束，因而企业不能在较短时间内自由使用。相反，扣除流动负债后的流动资产，企业可以在较长时间内自由使用。因为这部分流动资产净额是由长期筹资方式筹集的，它的偿债索求权时间压力小。

营运资金不仅是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二者的差额，而且其规模受企业供产销的影响，同时又制约着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所以，营运资金的管理不能单纯地考虑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比较差异，而需要从企业资金运动的全过程进行系统把握。

营运资金是流动资产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重要标志。一般而言，营运资金数额越大，企业短期偿债能力就越强，反之则越小。因此，增加营运资金的规模，是降低企业偿债风险的重要保障。然而，营运资金规模的增加，必然要求企业利用长期筹资方式筹集更多的长期资金而占用在流动资产上，但长期筹资方式所筹集的资金成本大，会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长此以往，最终因为盈利能力低下，影响偿债能力，而给企业带来财务风险。反之，营运资金规模小，企业财务风险高，而企业盈利能力大。同时，营运资金的结构不同，也会影响企业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因此，确定营运资金的规模，对营运资金的管理，必须在盈利能力、财务风险两者之间进行权衡。可见，要对营运资金进行管理，必须从四个内容进行：

一、财务风险

从理论上说，只要流动资产大于流动负债，企业就具备了短期偿债能力。因此，企业营运资金的最低理论值为0。但这必须以流动资产的变现数量与期限结构同流动负债的偿还数量与期限结构完全吻合为前提，否则，企业就可能形成到期不能偿债的风险。从理论上来讲，在企业出现财务风险时，可以将长期资产进行变现，来偿还到期的债务。然而，在实际中企业为了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一般不会动用长期资产来偿还流动负债。再者，由于流动资产的变现数量也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主要是应收账款坏账和库存商品削价的可能性存在，所以企业的流动资产的数量必须大于流动负债，即营运资金的数量必须大于0。同时，由于各类流动资产的变现速度和变现数量不同，作为流动资产净额的营运资金的结构不同，它的偿债能力也不同，因此，企业对财务风险的态度不同，要求营运资金的结构也不同。

二、盈利能力

如果企业单纯地考虑偿债而确定营运资金的规模和结构，势必会约束自己灵活、机动地运用营运资金，影响企业的盈利水平。因为一个企业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互为结果的，所以，如果一个企业的盈利水平长期低下，最终会削弱自己的偿债能力，从而给企业自身带来财务风险。企业盈利能力是受收入和成本二个因素所决定，企业营运资金的规模和结构不同，收入和成本的水平也不同。假如一个企业营运资金的规模过大，就会增加营运资金中非盈利流动资产的规模和比例，相对减少了企业的收入，同时增加了资金成本和机会成本。反过来讲，企业应根据自己的利润目标，来确定营运资金的规模和结构。

三、弹性

由于弹性在财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营运资金管理中要考虑自身变换的可能性，以便在需要时，调整营运资金的结构。实际管理中，弹性会影响营运资金的规模，如果现有营运资金的弹性不好，又需要对营运资金结构进行调整，面对这种情况企业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牺牲信用和收益，将弹性较小的营运资金强行转换其形态；第二个选择是增加具有弹性的营运资金的规模，用于准备短期债务的偿付和财务调整，这样会增加企业的资金成本，减少收益，维持企业现有的信用。

四、营运能力

营运就是经营运作，营运能力是指企业经营运作能力。狭义的理解是企业经营运作的速度，主要表现为资产管理和运用的效率，即资产的周转速度，在财务分析中常用资产的周转率来表示，主要包括流动资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指标。

流量变现盈利模式篇10

[关键词] 营运资金盈利能力偿债能力风险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企业的资金正常周转是企业生存的基本。合理利用流动负债，不仅可以满足企业的日常流动需要，还可充分利用信用进行经营。由此，营运资金的分析和管理越来越引起现代企业经营者的关注。通过合理结构的营业资金的使用，可以使企业在合理的财务风险范围内取得期望的赢利。

营运资金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周转使用的资金，也可以理解为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的流动资产净额。在数量上等于全部流动资产减去全部流动负债后的余额，是流动资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营运资金的特点就是流动资产的特点，即回收期短；具有流动性；多种形式上并存性和数量上波动性。

在流动资产中，来源于流动负债的部分由于受短期索求权的约束，因而企业不能在较短时间内自由使用。相反，扣除流动负债后的流动资产，企业可以在较长时间内自由使用。因为这部分流动资产净额是由长期筹资方式筹集的，它的偿债索求权时间压力小。

营运资金不仅是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二者的差额，而且其规模受企业销的影响，同时又制约着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所以，营运资金的管理不能单纯地考虑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比较差异，而需要从企业资金运动的全过程进行系统把握。

营运资金是流动资产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重要标志。一般而言，营运资金数额越大，企业短期偿债能力就越强，反之则越小。因此，增加营运资金的规模，是降低企业偿债风险的重要保障。然而，营运资金规模的增加，必然要求企业利用长期筹资方式筹集更多的长期资金而占用在流动资产上，但长期筹资方式所筹集的资金成本大，会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长此以往，最终因为盈利能力低下，影响偿债能力，而给企业带来财务风险。反之，营运资金规模小，企业财务风险高，而企业盈利能力大。同时，营运资金的结构不同，也会影响企业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因此，确定营运资金的规模，对营运资金的管理，必须在盈利能力、财务风险两者之间进行权衡。可见，要对营运资金进行管理，必须从四个内容进行：

一、财务风险

从理论上说，只要流动资产大于流动负债，企业就具备了短期偿债能力。因此，企业营运资金的最低理论值为0。但这必须以流动资产的变现数量与期限结构同流动负债的偿还数量与期限结构完全吻合为前提，否则，企业就可能形成到期不能偿债的风险。从理论上来讲，在企业出现财务风险时，可以将长期资产进行变现，来偿还到期的债务。然而，在实际中企业为了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一般不会动用长期资产来偿还流动负债。再者，由于流动资产的变现数量也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主要是应收账款坏账和库存商品削价的可能性存在，所以企业的流动资产的数量必须大于流动负债，即营运资金的数量必须大于0。同时，由于各类流动资产的变现速度和变现数量不同，作为流动资产净额的营运资金的结构不同，它的偿债能力也不同，因此，企业对财务风险的态度不同，要求营运资金的结构也不同。

二、盈利能力

如果企业单纯地考虑偿债而确定营运资金的规模和结构，势必会约束自己灵活、机动地运用营运资金，影响企业的盈利水平。因为一个企业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互为结果的，所以，如果一个企业的盈利水平长期低下，最终会削弱自己的偿债能力，从而给企业自身带来财务风险。企业盈利能力是受收入和成本二个因素所决定，企业营运资金的规模和结构不同，收入和成本的水平也不同。假如一个企业营运资金的规模过大，就会增加营运资金中非盈利流动资产的规模和比例，相对减少了企业的收入，同时增加了资金成本和机会成本。反过来讲，企业应根据自己的利润目标，来确定营运资金的规模和结构。

三、弹性

由于弹性在财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营运资金管理中要考虑自身变换的可能性，以便在需要时，调整营运资金的结构。实际管理中，弹性会影响营运资金的规模，如果现有营运资金的弹性不好，又需要对营运资金结构进行调整，面对这种情况企业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牺牲信用和收益，将弹性较小的营运资金强行转换其形态；第二个选择是增加具有弹性的营运资金的规模，用于准备短期债务的偿付和财务调整，这样会增加企业的资金成本，减少收益，维持企业现有的信用。

四、营运能力

营运就是经营运作，营运能力是指企业经营运作能力。狭义的理解是企业经营运作的速度，主要表现为资产管理和运用的效率，即资产的周转速度，在财务分析中常用资产的周转率来表示，主要包括流动资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