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天文学的发展十篇

近现代天文学的发展篇1

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朝政府中的“洋务派”不仅在于创办军事工业，还提出了“肄习西学，培养人才，实为中国自强根本”的思想，并着手开始以能够使用西方先进军事装备及使用机器生产的科技人才为重点的实业教育实践改革。天津作为近代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近代教育兴起较早的城市之一。自1880年北洋电报学堂开始，陆续成立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北洋医学堂、北洋西学堂、高等工业学堂等近代工业学校，培养出了一大批实用技术人员，并为我国近代实业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天津近代史中实业教育断限问题研究

在中国近代史对于“近代”断限问题各家均有不同见解。各自按照范式不同主要分为一是以革命史为范式，并结合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特点；二是以革命史为范式，结合近代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三是以现代化理论为范式，从学理的内在观照的角度。教育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和传承方式，在文化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据相关记载，1866年清政府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筹建天津机器局开始，天津出现了近代工业。1880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天津法租界设立全国最早近代工业技术学校--天津电报学堂。学堂的设立使得空疏的封建教育逐渐解体，直到后来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1903年，“癸卯学制”的颁布实施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1922年，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了“壬戌学制”，这一学制基本沿用至1949年全国解放。我党在同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中有关教育的规定，是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起点。

二、天津近展对于实业教育的影响

帝国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强行开辟天津为通商口岸算起，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天津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社会文化经济中心。期间，天津近代的发展对于教育，特别是对实业教育的影响，有助于进一步理清近代实业教育发展的脉络。

1.经济发展对实业教育的影响

据1846年刊印的《津门保甲图说》的记载在当时，天津已经成为以内贸型商品经济为主的商业城市。天津开埠以后成为了华北地区经济交流的枢纽，并开始由内贸型转为外贸型城市。除军事工业、官办工业以外，朱其昂创办的贻来牟机器磨坊是近代天津最早的民族工业。天津近代实业教育随着天津经济由内贸型转向外贸型，以及军事工业、官办工业、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需要，从服务军事战争到服务经济发展之需，以工学并举为要点，不仅培养工徒，而且培养技术人员和实业家。

2.社会发展对实业教育的影响

天津地处渤海湾地区，与首都北京毗连，最早主要依靠漕运业和盐业形成天津城市聚落。

随着天津城市聚落的兴起，天津学校教育始于明正统元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天津学校教育教学内容从礼、射、书、数等四科的“文学”及教授弓箭、拳术等武艺为主的“武学”发展到专课经古、策论、诗赋辅以天算、时务等教学内容的书院、义学、蒙学。

天津一直是西方列强觊觎控制北京的重要的战略要冲，两次鸦片战争以后，社会性质的变化对于中国教育领域也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以儒学为主体的脱离社会实践，脱离生产实际的封建教育逐渐解体，以传授近代科学知识，为发展近代生产力服务和为近代生产关系变革服务的近代实业教育由此兴起。

3.文化转型对实业教育的影响

自19世纪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提出文化的现代概念以来学术文献中一共有超过100种定义来丰富这一名词。西方学者在对过去和现在许多的人类文化进行对比研究发现，每种文化都在社会中具有习得性、共享性、符号性、整合性和动态性的特点。一个社会的文化基于三种社会结构的组合，即：基础结构、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

实业教育作为能够使社会人快速掌握满足生存需求的生产实践的技能的近代教育形式，能够帮助受教育者生计技能学习过程中濡化到这一文化转型过程中，并形成与文化转型要求相统一的上层建筑。

三、近代天津实业教育发展的特点

随着天津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发展，要求教育为生产力的发展服务，以举办实用技能性人才培养的实业教育成为近代天津教育发展重要标志之一，有以下几点。

1.实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相融合

在鸦片战争前，天津经济形态主要依靠小农经济、家庭工业及漕运和盐业为主，对于实业教育还没有迫切的要求。随着天津社会性质变化，先进生产力的不断进入，近代实业教育紧贴经济发展需求，有力助推了当时民族工商业发展。在实业教育设置方面据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中对在近代学堂及后期实业教育兴办的过程有如下描述，天津兴办学堂均是因时因地制宜，又是因材施教，这是经过一番精密的调查了解，才做出适合当时客观情况需要的安排。

2.注重“教”“学”“做”融合

天津在实业教育探索过程中也出现工业学堂“教”“学”“做”分离的情况，周学熙等教育家针对此种情况结合日本经验，开始改良教学方式强化“教”“学”“做”一体培养，特别是“做”。为此，在1902年、1904年先后开设考工厂、实习工场，一方面宣传先进技术及领先工业产品，开通民智、普及科学知识；另一方面通过对各州县选送工徒进行培训，并根据极其严格考核进行赏罚；第三方面通过培养多次择优选派留学生前往日本学习农、工、商等专业知识。

近现代天文学的发展篇2

关键词 天津 地方历史文化 思政课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也要求高校切实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强调要建设“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关乎民族国家认同、社会道德培育和青年大学生的价值观引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主阵地。整合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尤其是近现代革命历史文化资源，使之有机融入到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是发挥“教科书”、“营养剂”作用，增强思政课实效性的重要途径。

陶行知先生在《创造的儿童教育》一文中指出：“解放学生的头脑，使他们思想；解放学生的双手，使他们能干；解放学生的嘴巴，使他们能问；解放学生的空间，使他们能到大自然大社会里扩大知识和眼界，获得丰富的学问；解放学生的时间，使他们有时间学一点他们渴望要学的知识，干一点他们高兴干的事情。”陶行知先生关于“五大解放”的思想不仅对小学和中学的政治课教育改革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于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目前，高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仍然是以知识传授和单向灌输为主的传统授课模式，学生在课堂学习课程中还是被动的受体。这样，不但会挫伤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人在课堂心却不在课堂，而且长此以往还会抑制学生创新能力的增强，阻碍他们综合素质的提高。

我国历史文化悠久，在全国各地留下了独具地方特色的、丰富的文化资源。充分挖掘这些资源，将其引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可以提高思政课教育教学的实效性，从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本文以天津地方文化为例，探讨如何将地方文化与思政课实践教学相结合。本文作者在十余年讲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过程中，一直鼓励各专业学生走出课堂，去到天津众多的近代历史景点进行参观，思考这些景点所对应的中国近代历史，由此引导学生真正掌握并理解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主线以及近代中国和中国人民做出的三大选择。

天津简称津，意为天子渡过的地方，别名津沽、津门等。天津始于隋朝大运河的开通。在南运河和北运河的交会处、现在的金钢桥三岔河口地方，史称“三会海口”，是天津最早的发祥地。唐中叶以后，天津成为南方粮、绸北运的水陆码头。金代在直沽设“直沽寨”，元朝设“海津镇”，是军事重镇和漕粮转运中心。

从明朝永乐二年，作为军事要地，天津开始筑城设卫，称天津卫。公元1404年到2004年，天津建城已有600周年。明建文二年（1400年），朱棣率兵经直沽渡河南下夺取政权，1403年改元永乐，天津这个名称出现于永乐初年。天津作为军事重地，于永乐二年（1404年）正式设卫，翌年设天津左卫，转年又增设天津右卫。清顺治九年（1652年），三卫合一，归并于天津卫。1860年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后，西方列强纷纷在天津设立租界，天津成为中国北方开放的前沿和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基地。由天津开始的军事近代化，以及铁路、电报、电话、邮政、采矿、近代教育、司法等方面建设，均开全国之先河，天津成为当时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和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贸中心。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有平津战役。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天津作为直辖市，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进一步巩固了中国重要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和商贸中心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天津的港口优势不断增强，对外交往进一步扩大。目前天津已经成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

在政治方面，天津作为近代以来列强进入中国政治中心北京的大门，成为近代中国拥有租界最多的城市。可以说，天津租界是东西方两种文明在中国碰撞的见证者，也是天津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北方最为繁华的“畿辅首邑”，它们见证了天津近代曾经的繁华，也记录了天津近展过程中的殖民主义色彩。教学过程中，通过天津租界的历史讲述及学生的亲身走访，有助于学生更加形象的理解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以及外国侵略给近代中国带来的政治、经济以及外交上的诸多影响，真正实现这门课程以学生生活的实践为依托的历史教育功能。

在经济方面，近代天津开埠以来，城市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由一个封建城市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从附属于北京的城市逐渐转变为沟通中国和世界、中国南方和北方之间商品交流的外贸型工商业城市和华北地区的经济中心。在这个过程中，天津所崛起的一个又一个资本主义工商企业成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一个缩影，而西方列强为了方便资本输出在天津建立的大量银行也反映了西方殖民者通过经济方式控制中国内政外交的历史情况。这些活生生的曾经发生在自己生活和学习地方的历史事件，成为讲授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发生背景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工商业发展短暂春天的非常好的案例，也有利于引导学生理论结合实际的进行学习，提高了他们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门课程的学习积极性。

在文化方面，天津是中国近代被动步入近代化过程的典型城市之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天津由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而被迫开放。各列强对天津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侵略，其中文化的渗透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特别是西方的、教育方式等。而这些也都在天津留下了大量的历史见证，如望海楼教堂――中国近代最大教案的发生地、天津大学――中国近代意义上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的前身等。对于这些历史见证，学生并不陌生。当这样一段段发生于自己身边的历史呈现在学生面前时，他们表现出来的首先是兴趣，而这种兴趣进一步的也会加深他们对于相应历史的深层感悟。

在军事方面，作为政治中心的门户，天津历来是近代兵家必争之地。它既见证了中国近代因落后而挨打的屈辱，如三次大沽口战役的发生地――大沽口炮台；也见证了中国由落后而奋起的军事发展，如中国第一座近代化训练基地――小站，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海军――北洋海军等。当这样一段段鲜活的与天津密切关联的历史作为导入在相关教学内容中被呈现出来，再结合学生的实地走访，不仅使得学生对自己生活学习的地方更加了解，更会激发他们不断探索的求知欲望，使得他对相关学习内容进行更加深刻的思考。

近现代天文学的发展篇3

【关键词】中西文明；文化传播；京津沪；城市变迁

一

从宏观意义考察，资本的全球化输出，区域文明的交流与传播，铸造了来自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人口流动和汇聚的大型城市，使城市的巨大容器吸纳作用与文化传播功能不断膨胀，伴随工业文明和消费文化的传播与推演作用，大型城市逐渐演化为当今时代的文明观念与行为文化的示范、引领中心，成为强大的城市文化传播与释放中心。由于城市功能的差异以及外来文明、文化的传播、浸润和交融，也不断地勾勒出不同的城市多谱系论域和城市文化话语形态。

从话语分类角度看，有以城市设计与规划为主题的城市主义话语生产机制；以人文社会学科价值追求为主旨的城市生态主义话语体系；以“反设计”与平抑城市设计冲动、反思城市文化建设趋同化趋势弊端的“批判学派”话语建构等三种不同的城市文化论域和话语形态。同时，从城市文化发展依存的社会背景考察，城市文化生态与传播，还产生了政治核心型城市、经济发展型城市、文化多元型城市和人文生态型城市等四种城市文化发展理念。

在中国城市文化历史发展中，城市文化形态与城市建设理念一直比较单一。至明清以来，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使上述城市的文化生态论域与理念开始出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源远流长，尤以汉唐为甚。但当时西方文化对中国并无任何优势可言。至元明以降，西学东渐持续不断，特别是清末民初的近现代以来，西学强势凸显，迫使中学与西学直接对话，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发生重大逆转，也衍生了国人的中西文化观和文化担忧心理。鸦片战争失败，使西方文化强势侵入，为中国城市文化与传播注入了新的异域元素。

西方城市文化风俗先后传入中国的上海、天津和北京。主要有五种途径：带入西洋生活用品、开辟租界地传播西洋文明、传教士的宗教传播、创办报纸进行精神灌输以及创办西式学堂兴办教育。

从西俗文明传播的内容看，第一是器物，包括西洋建筑（洋楼）、出行工具（洋车、汽车）和生活用品（洋火、肥皂）；第二是观念，主要是西俗文化中的，报纸是重要的载体；第三是生活方式，如西服领带、绅士拐杖、怀表服饰等，以及舞会、酒吧等社交文化方式；第四是制度，主要体现在租界里的西方城市管理模式。从西俗文明传播的形式看，主要有宗教灌输、报刊传播和西方教育传播等。

二

作为近现代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历史时期，伴随着异域文明和西学东渐的强大势力，中国原来固有的城市文化生态也在这种激烈碰撞与传播中演化出迥然不同的城市文化生态。

如果从城市起源来看，“世界上大都市的兴起，主要依靠两个因素：一个大帝国或政治单位，将其行政机构集中在一个杰出的中心地点（罗马、伦敦、北京）；一个高度整体化和专业化的经济体制，将其建立在拥有成本低、容量大的运载工具基础上的贸易和工业制造，集中在一个显著的都市化地点（纽约、鹿特丹、大阪）”[1]。

北京和上海分别属于这两种城市的典型代表。在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上海曾被称为“东南都会”“东方的巴黎”“亚洲的纽约”。

上海——于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设立城镇。至元朝二十八年（1291年）批准设立“上海县”。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建成卵形城墙，以保护居民不受海上倭寇侵扰。雍正七年（1729年）解除海禁，经贸开始大发展。西方人在上海从事文化交流传播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08年（万历三十六年），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应中国人徐光启邀请，来上海建教堂，发展教徒，传播基督教。在开埠后的1843年到20世纪前期，西方传教士眼中的上海形象是一座畸形繁荣的城市，是“冒险家的乐园”。无论是文字书写还是影像记录，在对上海的怀旧叙述中，一个令人怀念的城市传奇——老上海似乎成了一个谜，有发掘不尽的宝藏。上海是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在西方媒体反映上海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上海也是一座光怪陆离的城市，“一方面是超过曼哈顿的摩天大楼群，另一方面则到处是鸦片馆、充满颓废气息的娱乐场所。女人们希望找到最时尚的商品，男人们则希望找到垂涎已久的声色场所，享受美艳诱人的东方女性。虽然当代上海已经摆脱了昔日不堪的名声——‘东方妓院’，但意味依然浓烈，同时还带上一种优雅的慵懒、神秘，浪漫而又奢华”[2]。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发生了脱胎换骨、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成为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超大型国际城市、改革开放成果的示范地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北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被称为“东方”“东方巴比伦”，为中国“首善之都”。

北京城市建设源于汗八里（即元大都），为今日北京城奠定了基础。1264年，忽必烈迁都燕京，称为汗八里，汉人称大都。三年后在今北海公园以太液池琼华岛为中心建设新城。1368年8月，明太祖朱元璋军队攻克大都，将元朝宫城全部拆毁，改为北平府。第一位向欧洲介绍北京的西方人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作为“沟通东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人”，他向欧洲人“揭开了奇异的东方世界之谜，在他们面前展开了地大物博、丰姿多彩的中国”。“东方帝国”第一次以“汗八里”的名称出现在西方文本中，意译为“帝王之城”。马可波罗游历各国，但北平强大富庶的帝国和雄伟壮观的都城强烈震撼了他，称赞北平为世界奇观。尽管有学者怀疑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但他的《马可波罗游记》对西方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因为北京是的核心，为“首善之都”，必须限制外来文化势力的影响与传播。上海远离京都，它不同于历史上具有抵抗外来势力传统的北京、广州和天津，自开埠以来，“西方文化基本上没有遇到抵制”，因而上海更具有世界主义的因素。

而在近代西方文化侵蚀下崛起的天津，则是上述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来看，近代天津是上述中西文化碰撞最为激烈、摩擦交融最为复杂的城市。

天津——素有“天子渡口”“天国咽喉”之称，为中国“尽善之地”。

天津“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自近代始设直沽寨，元朝置海津镇，明代永乐设卫，清雍正二年（1724年）改“卫”为“州”，旋又升“州”为“府”，自此强化了天津的城市地位。咸丰十年（1860年）开埠以来，商旅往来、物产集散，内外贸易迅速增长，码头经济更趋活跃，遂成为北方重要的水陆码头和商贾重镇。

随着九国租界的开辟，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促使近现代民族工业崛起，天津地区的城市文化形象，开始逐渐脱离对北京的依附而独立存在。在西方基督教会的渗入、传播等刺激下，天津近代教育事业和报刊传媒迅速发展。天津民俗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同时吸纳来自本土皇家帝王贵族文化与西洋外来文化的双重侵蚀、浸润，形成了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城市风格与市民性格，以及天津独特的文化遗产。

综上所述，可见京津沪城市文化生态在西洋文明传播下呈现的多样性特征，北京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上海以西洋外来文化而驰名，天津则以中西合璧的皇家贵族文化而著称。

梳理天津近现代历史，对比全国各大城市，特别是北京和上海，天津具有九大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质。

一是清末民初，天津被称为北京的“后花园”。在国内动乱、政党纷争、各种政治势力走马灯般登台谢幕的闹剧下，满清遗老遗少、达官贵人、军阀商贾、西洋政客等，纷纷在津城租界地置房购地，观望政局，休养生息。在西洋建筑、西式生活、西式教育等领域，都出现过前人未见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使中国皇家帝王文化与西洋外来文化相融合，产生了中西合璧的“皇家贵族文化”，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二是天津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祥地，具有独一无二的教育文化历史渊源。如近代中国第一所官办大学——由李鸿章倡导创办的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近代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由张伯苓等创办的南开学校及今天的南开大学，它们是近现代中国大学文化的滥觞之地。

三是天津是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之一。天津近代化学工业声名远播，有驰名中外的国际品牌“红三角”纯碱制品和著名化学工业家侯德榜等。有开国内锻造业、机器制造业先河而声名远播的“三条石”近代工业遗址、塘沽海洋化学工业遗址等。

四是天津是明清两代商埠文化的集散地。天津地处南北大运河交汇处，四海宾朋汇聚，八方商贾云集。旧时有“京有大栅栏，津有估衣街”之称，而百年“劝业场”更是中国著名书法家华士奎醉写“劝业场”而名冠华夏的“中华百货第一大卖场”。

五是天津的“租界文化”在国内也是首屈一指的。德、法、意、奥、英、日、比、俄、美等租界地保留完好的建筑群，为海内外罕见。天津有全国唯一可以居住的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即见证近代中国百年历史，浓缩了近现代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利顺德大酒店”，它是孙中山、、屈武等革命前辈来津会见国际友人的下榻处。美国两任总统，班禅大师、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梅兰芳以及末代皇帝溥仪，黎元洪、冯国璋、达赖、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数十位中外名流均来此下榻。有众多史料价值极高的文物收藏。

六是历史上天津居北方园林之冠，有与“苏杭”遥相呼应的园林文化。如令乾隆四次莅临、赞不绝口的“水西庄”，传“水西庄”是曹雪芹笔下大观园的原型之一；有当代中国十大魅力名镇“杨柳青”、石家大院、安家大院、李鸿章的“李公祠”，近代文化名人李叔同旧居等。

七是以近代天津爱国人士霍元甲、韩金庸为代表的“精武”文化，在东南亚各国影响深远。早在1910年，民族英雄霍元甲创建精武会，100多年来，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霍元甲生前倡导的“爱国、修身、正义、助人”的精武宗旨和精武精神，得到华夏子孙、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的普遍认同。精武文化超越国界、种族，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精武文化已成为世界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八是素有“戏曲之乡”传统美誉之称的津味“市井文化”。如相声泰斗马三立和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骆玉笙。受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天津的文明戏如话剧、电影等也是当时最时尚的，如曹禺、石挥、李德伦等艺术家均来自天津。

九是幽默诙谐的民间喜剧性格，以及“喜气洋洋、欢天喜地、吉祥喜气”的杨柳青年画。杨柳青年画产生于明代崇祯年间，清雍、乾至光绪初期为鼎盛时期。这种木版印绘制品，是中国著名的民间年画。它与苏州桃花坞年画并称“南桃北柳”。具有笔法细腻、人物秀丽、色彩明艳、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气氛祥和、情节幽默、题词有趣等特色。2007年6月8日，天津杨柳青画社获文化部颁布的首届文化遗产日奖。2010年5月9日世博天津活动周开幕，杨柳青年画作为参展项目，向世人展示。

三

由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下形成的“京津沪”多元城市文化生态，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余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迁。

城市文化生态保护与文脉续接，是当代中国城市文化建设与传播面临的迫切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是一个城市化（城镇化）全面扩张的过程。行政区划的地市县一级城镇，近20年来增长了近10倍，农业耕地面积急剧缩小。原来的百万人口大城市，如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超规模扩张，已经成为1000万人口以上，甚至近2000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已经进入著名城市学者芒福德所预言的“死亡城市”边缘。

城市化扩张带来负面效应已经成为阻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成为挑战社会管理极限的普遍性危机。从城市文化传播角度看，大规模毁坏城市文化遗迹，造成所谓“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千城一面的同质化现象异常严重。在一些地区，中国的城市建设与文化破坏工作几乎是齐头并进。就毁坏程度而言，大体上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大规模老城市拆迁运动；新世纪以来，新的以文化开发利用和以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为引领的大规模政绩工程及其深度毁坏，正在一些地方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地进行。

北京、上海、天津在文化保护主义和“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下，被全球化、现代化和“国际大都市”理念折磨了30余年，一直无法摆脱“城市文化身份遗失”和原住民为追求现代生活而对传统文化失去信心的双重磨难。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最后一批保存完好、有城墙的古村落和城镇”，如世界著名文化遗产丽江，由于过度进行所谓文化开发而沦为一座名副其实的伪古城。

一座城市的文化影响力与传播力，不在于人口的众多和城市规模的大小，而在于其文化的原创性和文化创意传播力、辐射力。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查尔斯·兰黛所说：一个真正的文化城市，首先是一个创造意义的城市，如同储存丰富、不断推新的“理念的银行（IdeaBank）”，而它的文化规划，是一个立足于文化资源的不断创造而付诸实践的战略过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旅游、文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文件中指出：一个城市的文化活力，体现在有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文化创意与传播能力这三者的有机统一。文化遗产体现城市文化的历史积淀与传承，文化多样性彰显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与包容力，文化创意与传播则体现了文化创造性与辐射力，“三驾马车”，缺一不可。

历经30多年的城市化无序扩张，中国城市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矛盾体现在：从形式表征上看，城市景观设计理念的美学缺失；从内涵定位上看，城市文化定位同质化倾向严重；从文化因素上看，原住民迁移造成了普遍的特色文化传承断层现象；从决策与管理模式上看，“文化政治学”和“传统的官员政绩观念”以及资本市场驱动现象，严重干扰了包括城市建设与传播在内的公共文化领域决策过程。

在全球化语境下，我国城市的跨文化交流与传播会越来越广泛而深入。在新一届中央政府的总体发展战略中，调整发展模式和新一轮城镇化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重要举措，必须未雨绸缪，力避30多年来城市文化变迁中的上述弊端。

对国际城市的独特性和竞争优势而言，学术界先后经历了不同的对世界城市评价标准的认识过程。从早期对“商务活动等经济信息传播”作为世界重要城市评价标准，发展到将政治、经济和文化较为全面地衡量标准，认为“世界城市的形成过程是‘全球控制能力’的生产过程”。新世纪以来，全球城市发展理念已经超越了“单体城市”发展模式，转而进入世界城市群的主流发展趋势。

城市文化发展的核心定位表述，是城市发展的文化理念、指导思想、战略实施过程的集中体现，对城市未来的发展具有指导性作用。因此，准确地为城市文化发展确定合乎自然的地域风貌、社会文化传承和原住民“族群”特有气质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表述，就显得十分重要。

反观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市建设的“”式扩张现状却令人担忧。据我国学者的研究，“在1995年至2004年间，先后有183个城市打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旗号，其中甚至包括三亚、惠州、丹东、珲春、黑河、满洲里等”[3]。

在全球化和后工业文明背景下，国际城市研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大都市理念和发展模式，由大都市的“单体城市”开始向世界城市群转化。城市群已经成为当今城市研究与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主流。城市群是以世界城市为主体，把其区域内的也看作是利益攸关的发展“共同体”，致力于“建立合理的城市层级体系以降低发展成本”。

为消除大都市模式特有的自恋情结，应该借鉴国际城市科学发展的新成果，由国家行政部门为我国城市发展提供基本定位思路，在城市文化定位中，充分发挥学术界、民俗学者、市民代表等社会各界的智慧，克服不尊重民意的长官意志和未经过地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而擅自实施的城市建设规划的违法行为。将文化规划思维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的整体构想，防止再次出现城市文化设计中片面追求“文化产业GDP”那种“饮鸠止渴”式的发展思路与模式。

四

针对上述主要矛盾，应当分别从转变城市文化传播理念、解决超大型城市变迁中面临的文化冲突、城市建设景观带的传播美学特征等方面，统筹制定中国城市文化发展与传播战略。国家城市文化与传播发展战略的构建，应从保护城市文化多样性和自然生态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入手。在文化人类学看来，自然界生物多样性的发展与毁灭，同在其上产生的文化多样性繁荣与衰落，存在密不可分、互为因果的双向关系。在寻找解决当代中国大型或超大型城市文化建设存在的普遍问题过程中，在建立城市文化多样性及其富有成效的保护措施时，需要综合全面考量。因为城市文化发展与传播战略的构建，是一个全方位要素统筹考虑的问题，其设计的最初动因和利益方，通常包括城市制度的设计者、城市管理者、城市景观开发商、银行投资者、媒体从业者和城市原住民利益诉求的代表者等。上述多元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方式，在中国通常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治协商委员代表通过法律程序完成的，具有强烈的文化政治学特征。

参考文献：

[1]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M].章克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2]吕超.海上异托邦[M].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3]刘士林.大都市已不适应于界定和表示中国大城市[J].文化研究，2013（4）.

近现代天文学的发展篇4

关键词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地方红色资源 天津

2007年春季，《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作为一门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全国各高校全面开放，深入学习这门课程是提高大学生历史修养和爱国情操的一条积极途径。天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举足轻重，既承载着旧中国的屈辱，又见证了新中国的发展，将天津地方红色资源融入《纲要》教学中，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

一、在《纲要》教学中运用地方红色资源的必要性

一是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纲要》作为一门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课堂教学学生多达上百人，并且来自不同的专业。他们有的认为《纲要》课与自己所学专业无关，有的认为自己在上中小学已经学过没有必要再学，有的认为这是一门理论性很强，非常枯燥的课程，有的认为这是一门通过死记硬背就能通过的课程，所以很多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提不起兴趣。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习热情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实践证明人们的对事物的认识往往是从身边熟悉的事情开始的，所以课程内容按照由近及远、由熟悉到陌生的顺序展开，更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地方红色资源作为一种优质的教学资源，每一件历史大事、每一个珍贵文物、每一处风貌建筑、每一所名人故居、每一位知名人物、每一种革命精神都见证了中国从屈辱到逐步发展、崛起的历史。教学过程不再仅仅是空洞的理论说教，教材中的内容与具体地方红色资源互相印证，使学生对课程产生亲切感，增强课程的吸引力。

二是有效的实现教学目标。《纲要》课作为高校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们做到了解中国的国史和国情，深刻理解历史和人民为什么会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从而使学生“自觉地继承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传统和革命传统，发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进一步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为了充分发挥该课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就要使它更贴近学生的生活、学生的情感，增强说服力。运用地方红色资源是实现教学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

二、天津具有独特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

天津，历史悠久，600多岁的城市年轮，创造了神话般的奇迹。特别是在近代，天津作为首都的咽喉屏障，成为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舞台，崛起为中国北方现代化大都市，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一，近代以来，天津人才辈出，人气鼎沸，出现了许多知名人物，他们都是中国历史最鲜活的见证。在中国近代史上，天津出现了众多知名人物：以、张太雷、吉鸿昌等为代表的革命英烈；以罗荣光、聂士成、张自忠等为代表的爱国人士；以严复、梁启超、李叔同等为代表的文化名流；以张伯苓、马千里、严修等为代表的教育名家；以詹天佑、侯德榜、方先之等为代表的科技精英；以梁炎卿、周学熙、范旭东等为代表的实业巨子；以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等为代表的军政要人。

第二，在中国近现代史进程中，许多重大事件在海河两岸演绎。从鸦片战争到天津开埠；从到辛亥革命；从洋务运动到中国北方工业、商贸、金融中心形成；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抗日战争到天津解放，天津堪称近代中国的缩影。如：中国反洋教侵略运动的高峰――天津教案；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开平矿务局；维新变法时期天津维新思潮代表人物严复主办《国闻报》；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曾经3次莅临津门；天津义和团及爱国将士英勇抗击八国联军；五四时期以等为领导的天津人民的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在天津；解放中国的三大战役之一的平津战役等。

第三，天津有着大量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基地。这些教育基地有着不同的形式，包括博物馆：纪念馆、名人故居、风貌建筑等，他们都是对教材内容的生动补充。博物馆如：天津博物馆――百年中华看天津、天津历史博物馆、三条石历史博物馆、近代天津与世界博物馆等；纪念馆如：邓颖超纪念馆、平津战役纪念馆、革命烈士纪念馆等；名人故居如梁启超故居、张学良故居、吉鸿昌故居等；风貌建筑如望海楼教堂、大沽口炮台、义和团吕祖堂坛口遗址、觉悟社旧址等。

三、运用地方红色资源进行《纲要》教学的途径

（一）理论教学对地方红色资源的运用

理论教学一般包括导入、讲授和总结等几个环节。《纲要》教学可以根据环节的不同特点与地方红色资源相结合进行教学，对教材内容进行补充，使理论教学过程更加生动，更有效地实现教学目标。在第一章可以结合发生在天津的火烧望海楼事件进行讲授，使学生更加深刻理解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以及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在第五章可以通过介绍吉鸿昌将军在天津奋起抗日以及慷慨就义时所做的气贯长虹的就义诗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二）实践教学对地方红色资源的运用

实践教学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可以进一步启发学生思考，强化和内化课堂教学的效果。在《纲要》的实践教学环节合理的运用地方红色资源，引导学生思考和调查研究，可以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学习效果。

首先，组织参观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基地。如：在讲授第一章的同时，可以组织学生参观天津租界的风貌建筑群，深入了解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史实，把握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进一步认识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本质，反对。组织学生参观这些教育基地，使学生更加深刻理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引导他们树立崇高的人生信仰。

其次，组织学生开展相关社会历史调查。如：让学生对身边的历史亲历者进行访谈式调查，通过对历史亲历者（含：父母等长辈）有目的、系统的谈话，对其有关历史情况进行搜集，并形成书面报告。通过调查，进一步促进学生思考和解决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再次，观看爱国主义题材的影视作品。与天津相关的爱国主义影视作品有：《血溅津门》、《火烧望海楼》、《三大战役》等。这些作品都生动的反映了近代史上天津人民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对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参考文献：

[1]沙健孙.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的若干问题[J].中国高等教育，2007（6）.

[2]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天津旅游局.百年中国看天津丛书[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

近现代天文学的发展篇5

关键词：日本；儒学；近代；发展

日本作为亚洲东部的岛国，在19世纪中期前后，与中国一样面临被西方列强殖民的危险，然而自1868年进入明治之后，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它成为了亚洲头等的军事大国。二战后的日本受到沉重打击，面临亡国之险，然而经40年左右的发展，却又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大国之一。关于日本之路的经验，不少学者提出了儒学对日本成功的推助之功，他们认为，“从思想观念的角度讲，日本运用儒学并改造了它，使他走向了成功。”因此，了解日本儒学及其发展，对于我们认识、了解日本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一、幕府时期的儒学

古代日本是属于以汉字为中心的东亚和东北亚文化圈内一个具有独特文化型态的国家。它一方面具有自身的民族文化，一方面又无计量地吸收汉字文化，并力求通过“变异”把二者融合在一起。但是，在多元的中国文化形态中，儒学文化却日益成为日本封建社会后期意识形态，即哲学观念、道德标准、价值取向等方面的重要支柱。

儒学在日本的发展中，受到民族心态的浸润而趋向日本化，它在表现形式与内涵精神方面，都更能体现日本社会各集团、各阶层的需要，更能符合他们的利益要求。在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儒学与中国儒学相比，表现为一种更加直观的政治伦理学形态。

17世纪初期，江户德川幕府建立。幕府将军有意和积极地发展儒学学派。

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中，以藤原惺窝（1561―1615）和林罗山（1583―1657）开创的正统儒学，占领了统治地位。

藤原惺窝作为江户儒学的主要创始人，他使儒学摆脱了佛教的羁绊，但同时却又把儒学与日本本土的神道相结合，倡导“儒神一致论”，由此而造成了日本儒学独特的发展道路。

19世纪中期，有鉴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在与西方列强的抗争中的一连串

失败，以及欧美舰队的步步进逼，日本一部分政治家和思想家便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兴国理论。历史发展到这一时期，日本与中国本身一样，早已不足以与西方列强相抗衡了。对日本来说，它是继续在中国文明的卵翼之下生存呢，抑或是摆脱此种文明的羁绊而与近代欧美为伍呢？这样，联结着日本未来的道路，儒学便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二、近代文化运动的发生与儒学的危机

日本明治维新是改造旧体制秩序，推进国家近代化的运动。与政治、经济的变革相一致，或者说，作为这两种变革的先导，维新之初，朝野许多人士提出了“向世界寻求知识”的口号，追求新知识、新文化成为时代的趋势。日本人于西洋文化，尽可能忠实地学习，快速地传布，拼命地努力，以求缩小自己与欧美的现实性差距，于是，便形成了日本的近代文化运动。

维新的政治家与思想家们，要用西方近代文化观念和科学思想，涤除儒学对国民精神的禁锢，创造与近代化相一致的国民精神。因此，维新之初，他们便把兴办近代教育放到无可争辩的重要位置。在新学制的实施中，许多儒学家被从学校中清除出去，这为实现日本未来人才从封建性的政治道德教化，向近代型的文化与知识技术的转变，开通了道路。

日本政府大量地招聘欧美专家来日担任各级学校的教师，并积极地向海外派遣留学生，这即是明治文化运动的两大项目，以次打通与世界近代文化的渠道。欧美近代思想文化――先是英国功利主义，再之以法国的自由民权学说，继之以美国的实用精神，直至德国的国家主义，一时之间，提倡欧美新文化，抨击儒学中心主义的著作与译本大盛，冲击着日本人精神世界的各个领域，构成了明治近代文化运动的主流。

明治近代文化运动中持续不断的批判儒学的本质，在于促使日本人从中国文化长期的卵翼之下挣脱出来。这对于积淀在日本文化中的传统观念，无疑是重大的打击，对于推动日本人的观念的变革，起了催化作用。

三、儒学的复苏

日本近代文化运动作为明治维新的一部分，最早是由在倒幕中获胜的维新政府，借用天皇制的政治力量，自上而下得以发展起来的。

在天皇制政体下的近代化，其根本着眼点在于皇权与皇国，而不是在于国民。在欧美近代民主型国家中的“天赋人权”的意识，在维新中的日本，也只能是“天赋国权”，然后才是“国赋人权”。

天皇制政体的真实利益，在本质上是与儒学主义和国粹主义一致的。因此，在日本国民中，必须进行忠诚教育和本位文化教育，以造成对天皇制政体绝对信仰、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的国民意识，而曾在江户时代充作官方哲学的正统儒学，是国粹主义实现自身目标的最理想的思想力量。

于是，曾经由天皇制支持的近代文化运动，便演变成天皇制政体在“不合国情”的旗帜下，与近代文化相抗衡，使儒学在危机中复苏了。

1890年，明治天皇颁发了《教育敕语》。这一份被称为“教育圣旨”的文告，是一个在近代文化中以儒学为手段来实施国家主义的极端纲领。它不仅仅标志着天皇制政体从维新的总方向上的退缩，而且意味着向已经获得的近代思想文化成果的严重挑战。日本各地便纷纷恢复“祭孔”，各学校先后设立“修身学科”。由此开始的日本其后半个多世纪的教育，便被纳入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轨道，成为以后日本一系列军国主义人物的摇篮。

四、新儒学的形成及军国主义思潮的兴起

19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本复苏的儒学，与传统的儒学在形态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日本的“新儒学”就赋有了鲜明的近代化色彩。

在日本儒学复苏思潮中最有力量的成员，则是从西洋归来的国家主义信徒，他们是20世纪日本新儒学的实际创始人。井上哲次郎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立足与儒学，用道德论去衍化西洋近代文化，又回归于儒学”，这便是日本近代文化运动中“新儒学”的最基本的特征。

1912年日本明治天皇去世，日本迎来了“大正民主时期”，被压抑着的欧洲诸种近代思想，又一次冲击日本社会。这一次，哲学界狂热地宣扬新理想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学院中也公开讲演，《资本论》甚至被搬上了日本的舞台。此种思想文化发展的势态，打击了明治中期以来复苏的儒学主义。于是，儒学家结集自己的力量，以求抗击之策。

1918年，“斯文会”成立。这是由倡导“尊孔”、“修身”的若干社团合并而成的。

斯文会是20世纪10年代末在日本形成的最大的反近代文化的儒家集团，此种由儒学家组成的联盟，在思想观念和政治行动上具有很大的尖锐性――即开始与日本各超国家主义极端派别结合在一起，向军国主义发展。

自大正中期以来，为对抗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播，一大批政客、浪人、学者与军人，在“反赤化”的旗帜下，结成极右翼组织。所有这些组织，都具有明显的超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他们强调以大和民族作为全部历史与生活的中心调节者，强调天皇作为领袖的绝对权威。这正是近代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核心。

在日本近代文化运动中，儒学从与国粹主义合流起，直到公开充作军国主义行动的精神支柱，表明了它主体上作为天皇制政体意识形态的本质，它在明治、大正和昭和前期，都始终作为反民主反进步的思想力量而存在。可以这样说，日本儒学在近代化中的复苏和发达，是日本自明治变革以来，始终未能建成近代新民主国家的重要的根由，不仅如此，相反，却架起了在上个世纪前期日本通向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桥梁。

参考文献：

[1]刘岳兵，论日本近代的军国主义与儒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0年

近现代天文学的发展篇6

论文关键词:天津职业教育;发展规律;意义

近代百年看天津,天津自近代以来,各项事业均走在全国的前列,教育更是敢为天下先,在较多方面都起到了示范带头的作用。天津的职业教育起步早,发展速度快,从近代洋务运动时期的各类专业学堂,到建国初期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到职业教育在新世纪的高速发展,尤其是2006年天津市委与教育部合作共建国家职业教育试验区,天津的职业教育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现在天津本着先行先试的原则,进行一系列的职业教育体制改革、机制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试验,为全国职业教育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借鉴。

规律来源于实践,具体地讲,职业教育的规律来源于职业教育实践,从职业教育发展历史切入,是我们探究职业教育与外部联系的重要途径。运用历史视角,探究职业教育与外部条件的历史变化,揭示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对于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振兴离不开职业教育的发展

职业教育伴随着经济振兴而发展,并且职业教育的发展壮大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振兴。从世界范围来看,职业教育的发展程度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社会文明程度和现代化程度。职业教育将时代前沿的科学技术,生产技能传授给学习者,培养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合格的优质人才。将潜在的劳动力转变成为现实的技术劳动力,将庞大的人口资源转变成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丰富我国的人才储备,从而促进经济的振兴发展。天津的职业教育和天津的近代工业是同步兴起的,正是由于这种职业教育与近代工业的结合,促成了近代天津的经济高速发展,经济地位日益攀升。所以说,职业教育的发展是经济振兴的必由之路。

二、技术进步和社会需要是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

科学技术的发展制约着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在农业社会,生产技术简单,劳动者所需要的生产技能在劳动中就可获得。随着大机器生产的快速发展,单独依靠在生产过程中自发学习远远不够,只有独立于生产劳动之外的学习过程才能适应新的需要。当科技成果超越人们日常生活经验所能达到的高度后,人们想要掌握这些科技,就需要接受相应的职业教育。蒸汽机的发明,引发了纺织、冶铁、采矿等领域的技术革命,推动了工业革命,带动了职业教育发展。科技的进步也导致了社会对人才结构需求的变化,社会对人才结构需求,也需要通过职业教育这一途径来满足。我国的职业教育是伴随着洋务运动共同进行的,引入的西方技术还需要有懂技术的人去操作,社会需要这样的人才,我国近代的职业教育便应运而生。当前我国经济建设对大量人才的迫切需求,也是带动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政府推动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

古今中外职业教育的兴衰都受到政治和政策的影响,与政府的干预有直接的关系。政府通过颁布法令、政策等,可以对职业教育促进和规范。政府的重视有利于职业教育经费的保障,从而保证推进职业教育所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总而言之,政府鼓励职业教育便会获得大的发展。从“西学东渐”政府倡导培养新式人才,到建国后“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推行,再到今天的“国家职业教育试验区”,无一不体现了政府在职业教育发展中巨大的推动作用。职业教育培养的大量人才最根本上是有利于国家繁荣、社会发展的,所以,在推动职业教育快速发展这个问题上,政府责无旁贷。

四、统一协调下的多元化办学主体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

近现代天文学的发展篇7

对18世纪的中国进行重新评价，是近年来欧美汉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西方学者对18世纪中国评价的分歧有两种观点影响最大：一种观点以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中国史专家彭慕兰为代表，他认为在18世纪以前，东西方处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上，西方不仅没有任何明显的内生优势，而且在许多方面要落后于中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东西方之间才开始“大分流”，此后差距越来越大，主要原因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使土地的制约解除和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蒸气为动力的大规模使用成为可能，而中国不仅没有类似发现新大陆这个“意外之财”，且中国煤矿也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离核心区江南太远，运输成本昂贵)。另一种观点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史专家黄宗智为代表，他专门撰写题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的长篇学术书评回击彭慕兰书中提出的观点，提出了著名的“内卷化”(“过密化”)概念，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以江南最为典型)由于人口压力而导致资源紧张，只能依靠不断地增加生产要素来提高产量，导致劳动密集化、劳动边际报酬递减、劳动生产率下降；但内卷并不意味着单位土地绝对产出的减少，拥有一定土地的农产可以通过采用内卷的运作方式来提高总产量，由此而得出了“没有发展的增长”的著名论断。彭、黄等人都在努力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因而他们的观点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呼应。特别是彭慕兰撰著的《大分流》中文译本于2003年出版后，在中国学术界又引起了热烈讨论．

一种意见认为，“大分流”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是因为它以独特的视角加入了一场有关中西经济发展道路的大讨论，大胆颠覆了西方经济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趋向”，指出直到1800年，世界经济的中心并不像许多西方学者所想象的那样仅仅只在西欧，如《国家的财富与贫困》的作者戴维·兰德斯就认为西欧早在工业革命出现以前的好几个世纪就已经具备许多超乎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彭慕兰教授通过对东亚的中国，尤其是江南地区的自然环境、生产状况和人口条件的详细分析之后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并不比亚洲具备更多的现代化优势，只是由于在欧洲核心区，煤的大量开采和海外殖民地的拓展等极其偶然的因素才将西欧的发展推上了与中国不同的道路。《大分流》作为一本以破为主的重估历史之作，它不仅强调全球性的关联和大跨度的比较。而且也一反比较经济史著作的惯常设问方式，不是质疑为何中国的江南没有如英格兰那样来一场工业革命，而是追问为什么英格兰没有发展成为中国的江南?同时，《大分流》一书旁征博引，视野开阔，大量运用了法国新史学，尤其是年鉴史学派的创意，将长时段的视角以及计量史学的方法引入到中西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中，为读者展开了一幅崭新的近代经济发展的图景，同时也为人们重新认识当时的中国与欧洲提供了全新视角。

另一种意见认为，《大分流》一书轻视关于具体生活和生产状况的知识，偏重理论和书面数字，以致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彭慕兰没有认真对待近20年来西方研究18世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即对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五大变化的证实，把英格兰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尽量写成是内卷型(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演变，同时又把长江三角洲经历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描述为发展型(即劳动边际报酬剧增)的变化，结果抹杀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也就是尽量贬低英格兰的发展，而尽量提高江南的发展。其实，英国的工业革命起源于上列五大趋势及其与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偶合，而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则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

还有学者认为，《大分流》的研究风格，不同于我们“政治经济学”色彩浓厚的“社会经济史”，呈现出的是经济史的“经济学化”，且有某种去“社会科学化”的隐喻。彭慕兰关于经济史应该循着经济自身的发展脉络，尊重经济发展自主性的思路，值得重视。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既有《大分流)说的理论过剩的问题，但也有理论不足和理论偏颇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割断重视制度分析的百年学术传统，仍应总结数千年中国独特发展的经验材料，特别是百年以来，直至今日正在深入的经济改革实践。同时，与其把彭慕兰等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看作是一种知识革命(“范式革命”)，毋宁如实地坦认，它是西方品牌的“更新换代”．以《大分流》而言，用以解析的概念和方法，无一不是西方经济学用得烂熟的那一套，例如人均国民总产出、人均国民总收入、劳动日平均产出与日工资的平均收益比，对货币的崇拜、对GDP和市场率的崇拜，直至对人口增长的恐惧等等。流露出的仍然是旁观者或审美者的优越心态，这些都是从属于欧洲中心主义生产出来的知识体系．很多人都疏忽了一点：彭慕兰不仅是“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半截子“革命家”，而且还是个“假革命家”。其一，他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时限只断到18世纪，19世纪后的中国依然是“欧洲中心主义”标准下停滞不前的“落后者”；其二，19世纪的中国，据说才是亚当·斯密式道地的“过密化经济”典型。因此他与黄宗智的争论，只是在时段的选定上，而从来没有放弃斯密公式和“过密化”是分析中国经济运行状态的铁定“范式”。从对19世纪后中国世界地位的评价方法和结论来说，彭慕兰仍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彻底坚持者。同时，彭慕兰的书再明显不过的弱点，也是致命的软肋，就是完全排斥制度分析的重要。无论是对西欧、还是对中国，坚持的是纯经济学的分析，大量使用计量分析的手段(尽管对中国，那种计量分析的数据大成问题)，却把经济内外环境的制度背景视之为可有可无的“因素”，声称它们并非是必要的条件。实际上仍然深深地陷在“中国—西方”二元对立的认识泥潭里，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烧饼从烤焦的一面转到了芝麻喷香的一面，而美食家审味的尺度，仍然是把中国烧饼与西方面包相比。这种认识角度的转变之所以受到欢迎，不能否认是“与西方接轨”的心理需求在起作用。

再有一种意见认为，“西方中心论”、明清中国“停滞论”等论点是应当受到质疑和批判的，因为这样的观点偏于狭隘，缺乏一种全球化和比较研究的视野。然而，清除“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决非易事：一因现今西方经济文化的强势地位客观上使其处于全球化的中心，而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地位；二因“西方中心论”的观念源远流长，自亚当·斯密、马尔萨斯、黑格尔，直到马克斯·韦伯等等，无不是建立在“西方中心论”基础上的理论体系。目前，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影响的增大，使越来越多的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传统观点产生了质疑；更有甚者，有学者反过来以“中国中心论”的论点来探讨中西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无论是“西方中心论”还是“中国中心论”，都失之偏颇。

也有学者在对黄宗智、彭慕兰等人的观点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比较后则认为，其一，黄宗智的观点不能完全赞成，因为他对中国明清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估计过低，与正确的判断有差距；但他有关“内卷化”的论述，则对明清时期的中国有相当的解释力，即使在今天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这种“内卷化”的情形仍不难观察到．其二，彭慕兰的观点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共鸣，好评如潮。的确，彭慕兰对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估计是很有说服力的，对18世纪中国江南与英袼兰的比较更是让人信服，然而他对英格兰突破“瓶颈”走向现代化而中国却没有做到所作的解释，即把英国的成功完全归结于新大陆的发现和煤矿的优越位置，似乎难以令人信服。

主要参考文章：

①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杜2003年出版；

②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③彭慕兰：《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④仲伟民：《学术界对前近代中国研究的分歧——以彭慕兰、黄宗智的观点为中心》，《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

⑤王家范：《“西学东渐”还是“西学东变”——彭慕兰<大分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了吗》，《文汇报》2004年5月16日；

⑥王家范：《中国社会经济史面临的挑战——回应<大分流>的“问题意识”》，《史林》2004年第4期。

关于新时期史学与现实关系

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以不同形式经常被提出。如何正确认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是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关系到中国当代史学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其中以下三个问题颇引学者注意。

1．史学脱离现实的原因反思

新时期讨论史学与现实关系问题的前提是，新中国史学、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的史学没有很好地适应新的社会时展，或者说史学发展与现实存在着严重的脱节现象。但是，对于史学与现实间存在的矛盾或脱节，学者们的具体看法是不同的。

一种较普遍的意见认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重心和对象没有适应新的社会发展造成的。如民主革命时期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是为民主革命服务的，中心理论是阶级斗争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工作重心发生了根本转移，但是。史学研究继续把主要精力放在原有的领域和课题上，视以反帝反封建为中心的史学体系“为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史学工作重心的转移问题“迟迟未能到来”．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研究依然局限于“阶级斗争及其斗争最高形式——战争”。

另一种意见认为，是整个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方法论存在缺陷造成的。史学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其社会功能的显现需要史家在研究中注入其意念与思想，使逝去的历史变成“活着的”历史，达到历史与现实的相互体验和照察．但我们的史学研究大多是为历史而研究历史，过多地讲“求真”与“求实”，割断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这种研究除了“学术”价值外，很难为现实生活提供什么。多年来史学研究方法自然科学化，把史学作为昭示历史真理的工具，使历史被剥夺了进入现代的活力和方式，价值与传统、历史与现实相分离。史学研究根本上是关系人的自我理解和意义，历史真理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在历史中变化着的人的自我知识”，因此，史学研究不能仅仅工具性地去发现历史真理，即史学发展需要加强主体意识及其价值的参与和渗透。

2．如何认识新时期条件下的史学功能

一种较普遍的意见认为，时代条件的变化使史学的社会功能难以实现或减弱。随着历史的发展，今天的社会与过往的社会有了很大或本质的区别，因此史学的借鉴、教育等功能必然极大地减弱或丧失。史学能在古代产生借鉴作用，主要是因为传统社会发展十分缓慢，前一时期的历史经验对后一时期的社会往往有较多的类比性和借鉴性，而现代社会形态及其状况与传统社会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历史上治国的方法和经验教训，“能为现实提供的启示变得越来越有限了”。今与古有联系，但更有质的区别。在同一社会形态下，“鉴古知今”的可能性要大些，如社会制度变了，“鉴古知今”的可能性就变得很小。特别是近代以来．社会变迁日益加速，新象杂陈，“历史对现实、未来的借鉴、预示作用便越来越少”，所以不要对史学的社会教育功能期望过高。也有学者指出，史学在过去被当作预言未来的工具，然而，现代科学的发展说明了预成论的非科学性。

另一种意见认为，上述观点不同程度地否定了史学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因为借鉴功能和教育功能是史学最主要的社会功能。这些观点看到了因古今历史的巨大变化，导致史学的借鉴功能和教育功能在现代社会面临重大的挑战，虽是对现代史学功能的认识的深化，但是缺乏具体分析，比较片面。我们不能笼统说史学的借鉴功能已经丧失，古代史对今天的借鉴意义固然是减弱了，但近现代史对今天依然有重要的借鉴和教育作用。同时，以古今不同来完全否认历史的借鉴意义，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今天是昨天的继续，现代社会固然比古代社会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总还是人类历史，总有其共性和继承性的方面。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史学的功能正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增强。科学整体化正席卷各研究领域。用这种时代精神看史学的功能，就不能停留在从概念上探讨其异同，或满足于在原有范畴内对某种观点进行自我评价。史学的社会功能将随着社会进步和史学研究范围的扩大而获得新的机制。现代科学整体化发展的基础，便是“注意历史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进步的历史主义的原理、观点和方法”，而史学乃是提出并不断验证这种原理、观点和方法最重要的领域．随着史学在整个科学事业中的地位愈显重要，其社会功能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史学在西方社会已受重视。“种种迹象表明，历史和许多学科将恢复繁荣。随着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历史学的前景不是日趋暗淡，而是将迎来新的繁荣时期，并有可能居于其他学科的前列”。

3．“古为今用”问题

“古为今用”是国内史学界广为流传的口号，也曾是多次进行研讨的专题．在1959—1964年，讨论的侧重点为“古为今用”的内涵；1964—1977年，讨论基本上是对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八字批语作注解；在1977—1979年，讨论议题则是如何区别“古为今用”与“影射史学”。1980年以后，在“古为今用”这一口号的提出及其阶级性方面，认识较为一致，即承认“古为今用”这一主张，古今中外，代有其人，是史学研究的共性，并没有特定的阶级内容．目前，在如何评价和理解“古为今用”以及这一口号是否继续存废上，有明显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坚持“古为今用”。“古为今用”是表明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应有的正确态度，是发展和繁荣历史科学的根本方针。它包括四方面的基本内容，概括起来目的有二：一是帮助人们解决改造世界的动力问题，即人生的目的和意义问题；二是帮助人们解决改造世界的能力问题，即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它的价值意义超载历史时空而作用于主体所处的现实环境，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主体的现实需要强加给历史的需要。

另一种意见认为，放弃“古为今用”的口号。“古为今用”作为史学的一般性原则是可以的，但作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口号，在理论内涵和实践效果上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古为今用”是古往今来任何阶级史学的共同目的，不能清楚表明马克思主义史学独有的特征。如果马克思主义史学仍沿袭这种口号，那便降低了自己的水准。其次，由于传统史学偏重强调治道和人伦等政治思想的借鉴作用，很难触及物质经济根源，因而往往把它变成单纯为政治和人伦教育服务的东西。其三，从实践效果看，如“”和“”时期，把它作为政治性强制口号，都没有起好的作用。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历史研究中的“古为今用”，是指研究者不仅向受众提供正确的历史事实，而且还要从事实中总结出经验得失，为今天判断、处理现实问题提供借鉴和依据，故不能笼统采取“坚持”或“放弃”。必须注意，“古为今用”中的“用”本身是一种价值判断，并不是绝对客观的，随着主体的不同会发生转变。同样的事实和观念，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讲极具价值，对于那一部分人就可能毫无意义。既然某一命题究竟有没有“用”，不同的人会有截然不同的判断，那么历史研究者应该根据谁的标准来判断呢?如果历史研究唯一的目的就是古为今用，那么在研究之前首先必须确定研究命题的有用与否．但是，在进行研究以前是很难正确判断哪个命题有用，或一个命题的哪一方面的实际功用更大。而且，随着人的认识与社会需要的变化，有用和无用也完全是相对的。我们固然不宜以有用与否来要求历史研究者，同样，我们也不能用历史研究者的专业标准来苛求非专业人士。政府部门或其他非专业人员，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所需，有取舍地学习和使用历史研究的成果，“古为今用”对于将历史作为一种工具运用的人而言是完全正确的。然而。片面强调“古为今

用”则存在诸多弊端．近几年来就有人为了迎合政治，证明中国如何伟大，不断地发现所谓“世界第一”，把早就被历史学家批判过的伪史料重新拣出来，把以来正确的辨伪统统，诸如河图洛书的传说都是信史，甚至有人证明是由外星人带来的，等等。作为纯粹的历史研究，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在复原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探索以往的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就像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为了探索该学科的内在规律一样。历史应用的目的则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规律；第二是用于宣传教育；第三是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信息，包括背景、经验等．第一个目的与历史研究的目的并无二致，对于第二个目的，由于接受宜传教育的对象千差万别，每次宜传教育的具体要求又不一定相同，选择的内容和方式当然应该有所区别，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这一切都应该以不违背事实为前提，决不能歪曲甚至伪造事实；第三个目的最为某些人所看重，历史研究为现实、为政治服务一度被置于首位，因而这方面的功能被无限地扩大了。实际上，历史研究对现实或政治的直接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因为历史永远不会重复，任何历史经验都不能完全适用于现实，任何历史财富都不会直接转化为实际利益。

主要参考文章：

①李时岳：《史学的革新》，《汕头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②陈锋：《时代变革与史学选择》，《湖北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

③杨权：《史学地位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④沈定平：《用新时代的精神看待史学的价值与功能》，《光明日报》1986年4月2日；

⑤徐国利：《关于新时期史学与现实关系讨论的回顾与总结》，《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⑥周筱?、葛剑雄：《“古为今用”：历史研究还是历史应用?》，《学术界》2004年第3期。

关于宋代的历史地位及总体评价

宋代即赵宋王朝，是继唐五代十国之后建立的一个汉族政权，两宋共历十八帝，统治300年，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后期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如何对宋代进行科学的历史定位和总体评价，不仅对宋史研究，而且对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后期史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史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种较传统且较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故人们都将宋与唐代相连，颂扬“唐宋”、“治隆唐宋”。

第一，物质文明方面主要表现为：(1)在农业生产上，江南湖泊水渠较多的地区，已出现了大量的圩田，这使农业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因而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谣。(2)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术虽始于汉代，而其普遍盛行和技术的大量提高，是在宋代；火药和刻板术虽发明于唐代，而两者之被广泛采用都在宋代；胶泥活字印刷术和指南针的发明则是宋代的事。(3)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记载了许多关于科学技术的事；苏颂发明了一种名为水运仪象台的报时器，可以简称为天文钟，其中已经使用了擒纵器。(4)手工业方面，宋代铁的年产量已达14万吨，是英国、俄国刚进入资本主义时期远没有达到的数量；各类船舶的制造，数量多、质量好，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海船；在广大农村和手工业作坊中也出现了雇工的现象，预示了资本主义即将萌芽，这些都比欧洲诸国早出现两三个世纪。(5)海上贸易空前发达，运往海外的物品主要为丝绸、瓷器等，反映了这两种物品产量极为丰富，商品货币流通已有发展，商人可以预付足钱的办法把园户控制在自己手中。

第二，精神文明方面主要表现为：(1)文学：北宋前期士大夫大力提倡韩愈、柳宗元式的古文，使文风有了很大变化，唐宋家宋代占了六名；改骈为散，对于学术文化的传播有很大便利；为了配合音乐，便于歌唱，从五、七言诗衍化而为长短句的“词”，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元明清所不能企及。(2)史学：在封建社会中宋代史学的发展也是最高的，如在官修史书中，有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等类别的原始资料；而宋代史学的发展主要不是体现在官修史书种类之多，而是体现在私家著述的质量及其所创立的体裁方面，如《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等。(3)哲学思想：北宋的思想家们对儒家经典所涵蕴的义理进行阐发，形成了一种与汉学对立的所谓“宋学”，也可以称作新儒；儒家学者为了要在讲说义理方面与佛家和道家学者争高低，便不能不把佛学和道家的理论中可以汲取的部分尽量加以汲取，在这个基础上，到南宋便形成了理学家这一流派，故宋代新儒学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4)政治制度：宋代的典章制度对后世影响巨大，其突出的现象是封建割据势力始终未能得逞。进一步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大国；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不但为元明清所继承，而且又采取各种措施有所加强，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近年，有的学者对上述观点提出异议，认为宋并不能与唐、元等朝代并列，宋在当时也不是最“隆盛”的，真正“隆盛”的应是它的宗主国辽、金和后来灭它的蒙古；对宋在中国历史上的专制、懦弱、腐败、卖国和反动性不应忽略。

第一，宋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统一王朝。众所周知，唐、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王朝，即统一了中国的朝代，而宋不是。在宋存在的历史时期，中国南有大理，西有西夏，北有辽、金、蒙古，宋只是当时的一个割据政权，即一个以汉族人为主体的地方割据政权。同时，宋一直未完成统一整个汉族的大业，虽然在太祖、太宗时于公元965年灭后蜀，971年灭南汉，975年灭北汉等，结束了汉族统治区五代时的十国局面，但对辽所割占的汉族土地——燕云十六州等，始终未能收回。宋联金灭辽时，虽用钱赎回了一些土地，可旋即丧失的国土更多。宋作为一个地方割据政权，没有资格与唐、元等统一王朝并列。

第二，宋在中国当时的割据政权中最懦弱。在中国当时与宋并存的各王朝如大理、辽、西夏、金、蒙古中，表面上看，大理最弱，如地狭人少，武力不强，但大理一直未遇强敌，能安于一隅，是个独立的政权．宋则不然：北面相继受辽、金和蒙古的压迫，西面受制于西夏。如宋、辽的“澶渊之盟”，宋不仅不敢讨要燕云十六州，且每年要向辽输银三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后又增银十万两和绢十万匹；宋、夏议和，西夏虽名义上向宋称臣，但宋每年要“赐”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在各节日及宋、夏元首生日，再要加“赐”。宋、金联合灭辽，宋把向辽所纳的银、帛，一下子都给了金，并有所增加，金嫌不够胃口，灭掉了北宋。南宋时，宋、金议和，宋除向金割地外，每年要向金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蒙古南侵，宋多次要求议和：割地和纳银、绢，但蒙古不答应，最后为蒙古所灭。一个如此懦弱的宋，无法与唐、元并列。

第三，宋在当时基本上是一个不独立的政权，即辽、金的附属国性质。宋天子从北宋的“澶渊之盟”开始，就是辽的“侄皇帝”，要称辽萧太后为“叔母”；宋从南宋的“绍兴议和”起，就向金“称臣”，如当时宋高宗给金人的国书是：“臣构言”。

第四，诚然宋在文化、教育、科技、经济上确较繁荣，但必须清楚：(1)这种繁荣多为畸形发展。以文化为例，宋最发达的学科是哲学，即理学，两宋300多年，出了一大批理学家，大部头理学著作一本接一本，但研究的都是远离现实的“性理”。对抵御外敌丝毫无补；相反，宋没出一本有用的军事或外交著作。(2)这种繁荣都没促进综合国力的提高。如：宋虽发明了火药，但军事上怎么都处劣势；经济实力强，养的多为“冗兵”等。(3)这种繁荣在现实中往往呈负效应。宋在经济上越繁荣，招来异族的掠夺就越严重，向异族纳的银、帛就越多；活字印的书越多，人们越空谈“性理”，越不想抗战；科举取士越多，越无才可用，甚至奸臣辈出；火药越多，宋的可偏安领地越少；指南针越多，越找不到可供流亡的生路——陆秀夫只好抱着南宋最后的小皇帝跳海。

第五，对宋所处的历史时期科学的定位应是：“五代十国六朝”，简称“五代六朝”。“五代”，即“五代十国”，与传统说法无别；“六朝”。指辽、大理、宋、西夏、金、蒙古。也就是说，唐以后的中国史的脉络应是：“唐——五代六朝——元”；而不应是：“唐、宋、元”，这样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情。

主要参考文章：

①邓广铭：《谈谈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3期；

②漆侠：《宋代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文史知识》1985年第2期；

③孙景坛：《关于宋代的历史定位及总体评估新探》，《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

关子21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

有的学者认为，提倡上下延伸从时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同时横向会通从空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只有把中国近代史置于更为绵长的多层次多向度的时间里和更为广阔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空间里，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古人称良史必兼有才、学、识三要素，境界应属于史识范畴。时下讨论史学革新，多着眼于理论、方法，而常忽略境界的提升。之所以强调学术境界的追求，乃是有感于现今治学者功利主义太重，或过于急切迎合社会时尚，著述遂往往异化成为晋升手段或沽名钓誉之工具。应知历史不仅是人类集体记忆之载体，而且是人类集体智慧之宝藏。我们需要着重发掘者不仅是历史真实，而且是蕴藏于史事之深处的智慧。总之，唯有智慧者始能发现大智慧，唯大智慧之发现始能出良史出大家。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创新，应该做的事还很多，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也不少，但研究应该有主次，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一定的时代应该有一个时代的研究重点，重点突破与全面铺开结合起来，从微观到宏观，从部分到全体，这应是不变的规律，所以集中力量干一些有重大影响的历史课题势所必然，也不能不然。目前近代中国的主题是中国的近代化，所谓近代化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变革系统工程，它涵盖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人的近代化多个方面的内容。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们把从这时发端至1949年新中国诞生这段时期，称为中国的近代时期。这时期的贤达志士、文人学者所追求的近代化就是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统一和富强。也就是实现由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使中国的国力达到一个高的水平．然而，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不是在社会生产力发生巨大变革的条件下导致的，亦非为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所引发的，而是为英国殖民者发动的一场推销——鸦片，毒害中国人民，危害中华民族，获取经济、政治权益的鸦片战争所拉动的。所以，中国的近代化与欧洲的近代化，乃至北美的近代化不仅道路不同，实现的办法也不一样。中国的近代是灾难深重的年代，也是民族复兴、人民觉醒的年代，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国社会的转型。总之，历史学者只有眼睛向下透视社会，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将社会变迁、转型过程中的种种问题说清楚，才算有本事，这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走向。

有的学者认为，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开展，主要是循着两条轨道前进的：一条是学术研究本身发展的轨道，也就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另一条是适应现实社会需要的轨道，也就是针对现实社会中产生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这是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选择研究课题的基本出发点。本着这一出发点，把中国现代化历程的研究，作为重点是应该肯定的，它符合21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走向。具体而言，中国的传统社会如何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问题。一般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传统社会因素逐渐转变为现代化因素；二是引进国外的现代文明对传统社会因素进行改造，使之快速转变为现代化因素；三是完全引进国外的现代文明在传统社会中直接建立现代化因素。其中前两个方面也可以合而为一，成为两个方面，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二元社会结构。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来说，第一个方面主要是研究在现代化进程中仍然存在的某些传统社会因素，它的内在质素是如何随着社会环境的现代化而逐渐现代化的，如农业、商行、钱庄、当铺、工场手工业、行会组织等。第二个方面主要研究某些从传统社会延续下来的因素，如何通过采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文化和体制，从而很快地改变为现代化因素，如农业中随着现代的耕作技术、生产组合方式的逐渐采用和市场需求的多样化而产生某些现代化因素；有些工场手工业因添置机器设备而改变为现代工业；有些钱庄因改组为银行而成为现代金融业．第三个方面主要研究这些通过从国外引进而直接建立的现代化因素的生存发展问题，如怎样处理好现代化的设备和形式与传统思想意识和管理体制的关系。

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中，应该注意通过综合分析制度因素，揭示特定社会的环境，解释某种制度的代价和效益，区分社会进步的阶段性．而中国历史学的现代化，是一个长远的过程；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现代化过程还没有结束．在许多学术问题上，我们的研究水平还落后于域外学者，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环境的限制和学术观念方法的差异。历史学的进步需要许多条件，其中观念方法的进步有极端重要的影响，通过不断讨论实现的理论创新，更重要的是通过不断实践所获得的新成就，会有助于学术界的整体进步并日益向国际学术前沿靠拢。

有的学者认为，在近些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大致可以观察到四种日趋明显的历史观，即更趋精细的历史观、长程的历史观、内部取向的历史观和总体的历史观。这几种历史观分别代表着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发展趋势，实不容忽视。精细的历史观提倡多向度的历史视角，主张历史中的区分和具体化，通过对历史细节的重建，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相；长程的历史观以“大历史”为口号，提倡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历史表象之下更深层次的运动；内部取向的历史观主张站在中国自身立场，从中国历史继承性方面，从中国内在自身规定性方面，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可变性与不变性方面，重新审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观察中西互动的复杂情形；总体的历史观．主张在丰富的层次和多方面的联系中把握历史。这四种史观从某种意义上说，均是研究范式转换的结果。而且体现了当前历史思维方式的变更和历史研究空间的扩大，对我们思考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取向不无启示意义。

有的学者认为，第一，在诸多研究领域热烈争论的“繁荣”局面难以再现，建构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应该成为基本总体目标．所谓完整的中国近代史，无非是通过对近代中国方方面面的问题，包括许多过去认为无关大局的小问题都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不是忽略或是放弃对某些问题的探讨；而所谓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则是研究者要重视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尽量避免各种主观意识或是其他因素的影响，对各种历史人物、事件和社会现象给予客观的论述，从而展示出一个真正完整和客观的中国近代史。第二，努力发掘新史料是促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完整与客观的前提条件。历史学不同于其他许多人文社会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史料对于历史研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首先，中国近代史许多新研究领域的开拓与研究空白点的填补，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源于新史料的挖掘，特别是系统的档案文献的发掘，常常能够推动相关新领域研究的兴盛，从而逐渐弥补近代史研究不完整的缺陷．其次，新史料的挖掘也是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更加客观的重要条件。以往的近代史研究中之所以存在一些不尽如客观的结论，除了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缺陷之外。史料挖掘不充分应该说也是原因之一。第三，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改进研究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促使中国近代史研究更加完整与客观的必要手段。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较大进展。但是，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拓宽视野，将现有的近代史研究成果置于广阔而丰富的近代中国社会进行观察对照，又会发现即使是这些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也远未达到涉及近代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程度，仍有许多重要问题没有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而继续成为空白。

有的学者认为，要使新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有所突破，必须重视下层史的研究。下层史是一般民众的历史、普通人的历史，只有把老百姓的故事讲清楚了，才能揭示一部真实的中国近代史．但是，重构并非易事．因为无论在哪个朝代、哪种类型的社会里，一般民众均构成社会的主体，但由于他们所处的弱势地位，不仅自己不掌握主流话语权，而且记载他们历史的文献资料也很少，这就给以史料说话、着重实证研究的历史学出了一道难题。为此，首先需要研究者将关注的焦点下移到普通民众身上，而不是精英集团中的个人研究，人民大众及其日常生活的框架——家庭，生产品、社区生活、生与死，都必须加以研究。其次，在空间上，需要研究者将目光由都市转向乡村。尤其是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急剧变动的时期，大量农民离村进入城市，他们大多汇人城市下层社会，成为苦力、帮工、手工业者、乞丐、娼妓等，有些甚至散落街头成为黑社会搜罗的对象，对这些群体及其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市井文化加以研究，也是下层史需要深化的领域．再次，研究时段的下移，下层史的研究需要突破一些人为的分界线，应将1840年以来至20世纪的下层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总之，拓展下层史的研究是新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深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一直处于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的西方话语模式和苏俄话语模式的支配之下，故造成了近代史、特别是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三大局限性：一是把中国人对现代性的追求看作是西方冲击的结果，全盘抹杀了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自身所产生的近代性思想文化因素，从而陷入了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外因论；二是简单化地把思想史与社会史的“运动”或“革命高潮”相对应，忽视了思想自身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思想精英引导政治精英的作用；三是把单纯地“向西方寻找真理”作为思想史的主要线索．忽视了中国本土固有的近代性思想文化资源在思想演进中的作用．有鉴于此，21世纪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要想创新、发展，亟待实现三大突破：第一，突破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的“西方—苏俄”话语模式，据实确认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巳具有自己内发原生的近代性思想文化因素，以明清之际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第二，突破把近代思想史与社会史的“运动”相对应的话语模式，重新梳理近代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如实反映思想精英引导政治精英的先导作用；第三，突破单纯地“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话语模式，如实反映中国本土固有的近代性思想文化资源在思想演变中的作用，展示思想界多元互动的生动格局。

主要参考文章：

①章开沅：《境界——追求圆融》，《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②林家有：《历史学者需要眼睛向下透视社会》，《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③虞和平：《关于中国现代化史研究的新思考》，《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④李良玉：《历史学的观念、方法与特色》，《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⑤马敏：《21世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若干趋势》，《史学月刊》2004午第6期；

⑥朱英：《更加完整与客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走向》，《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⑦彭南生：《关于新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深入的思考》，《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⑧许苏民：《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亟待实现三大突破》，《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若干历史人物及其有关事件的评价

1．关于女娲补天

一种较普遍的意见认为，女娲补天．其目的无非治水。据《淮南子·览冥训》记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f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其中“积芦灰”已明言“止”；“断鳌足”、

“杀黑龙”，乃诛除水灾时兴波逐浪之水怪；而“炼石补天”所用之“石”，亦堙洪水必需之物。故女娲补天神话最初所传，当亦系治水。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从《淮南子·览冥训》原文的含义分析，以及地貌和地质学的研究成果来看，女娲补天应是一次规模宏大的陨石雨撞击全过程。“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是指小型天体爆炸后形成的大规模陨石雨；“火?f焱而不灭”，是巨大撞击、爆炸及其后在地面上引起的火灾；如果小型天体是一颗彗星，其成分主要是陨冰，而陨冰融化后形成大量的地表水才会有“水浩洋而不息”的结果。神话依据上古时代的传说编撰于东汉年间，冀州应当是古代河北省一带，也就是说这一段描述了灾害平息之后河北平原的景象。近年来在河北平原做历史地貌的研究时发现，从任丘、河间到保定、望都一带，沿着向西偏北的方向，一直到完县、满城附近，存在大量特殊的地貌现象——碟形洼地及其群体。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分析，可以确认这是史前规模巨大的陨石雨撞击后，在近代冲积平原上留下的遗迹。因此，推测在全新世(距今约一万年左右的地质时代)中后期，在上述地区曾发生过一次规模巨大的彗星爆炸碎片(表现为陨石雨)的撞击事件。撞击结果是，在平原地区中西部形成了白洋淀水系及其特殊地貌的小流域区。这一撞击事件就成了“女娲补天”的事实基础．即史前巨大的撞击事件造成了空前的天文、地质灾难，大量人员的死亡和外迁造成了当地繁盛古文化的中断；灾害过去之后，又逐渐形成了新的古代文化，而这一灾害历经一代又一代的传说，最终诞生了一个美丽的神话“女娲补天”。

2．关于蚩尤的属族

一种意见认为，蚩尤是东夷集团的少昊部族。东夷集团“较早的氏族，我们所知道的有太?，有少?，有蚩尤。”蚩尤是一位失败的英雄，虽然他所属的东夷集团没有给我们留下写成的历史，如果注意到地域的方位及各氏族间的关系，特别是与少?的关系，蚩尤只能属于东夷集团，并无屑于其他集团的可能性。

另一种意见认为，蚩尤并非出自东夷集团的少昊部族．而应当归属于苗蛮集团。通过对传世文献的深入研究表明，蚩尤是三苗的前身即九黎族的酋领，九黎与三苗不仅是一脉相承的同一部族，而且九黎改称三苗，大体是在被逐南迁以后。这就意味着三苗的前身九黎族原先可能并不居住在遥远的湘赣地区，而应在靠近中原的地带。也就是说，在尧舜时代之前，九黎很可能就居住在雉衡山以南的鄂豫一带，这里离中原地区不远，具备北上争锋的便利条件。由于当时九黎族武力强大，蚩尤四处征伐，因而威名远扬，中原很多地方不免留下有关蚩尤的遗迹和传说。上述据此认为蚩尤属于东夷集团，只看到蚩尤在中原活动的一面，并未意识到蚩尤部属最早的居地实与中原相距不远，并非一开始就在湘赣地区。因此，把蚩尤与逐渐南迁的三苗联系起来，就不难发现把蚩尤归属于南方苗蛮集团可能更近于历史的本相。

3．关于李林甫执政性质

一种较普遍的意见认为，李林甫是唐朝奸臣，他阴柔狡猾，交结宦官、嫔妃，探听皇帝动静，迎合玄宗意图，鼓励其享乐奢侈，使其耳目蔽塞，又排斥异己，对人表面友好，而暗加陷害，被称为“口蜜腹剑”者．在职19年中，使政事日益败坏。为杜绝节度使入相，他建议边将多由少数民族将领承当，使少数民族边将权力日益扩大，以致酿成“安史之乱”。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李林甫的执政，从头到尾体现出了与他所有前任不同的特色，他在唐玄宗的支持下，彻底与开元前期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分道扬镳，并采纳了法家学说来作为治国的理念，从而造成了一种在隋唐前所未有的政治格局．说得更明确点，在大得骇人的奸臣帽子的背后，却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即李林甫在唐玄宗的支持下，曾领导过一场高规格的法制运动。如他对法律条文进行大规模修订，并对财政制度、军事制度、科举制度进行改革。从法律到行政，从军事到科举，李林甫制定了全面的法规章程，其中大量体现了他的法学思想。杨国忠、安禄山等人掀起了清算李林甫的运动，一笔抹杀李林甫及其法制运动．在杨国忠的角度，是为了夺权而贬低前任；在唐玄宗的角度，是寻找替罪羊而为自己的责任开脱，在儒家的角度，是争取学派地位及其利益而进行的复仇。公允地说，李林甫及其法制运动是有其意义的：从时代的横截面而言，李林甫19年执政的时限，占了开元的8年，天宝的11年．史称唐玄宗大治天下为“开元之治”，又称“开(元)天(宝)之治”，李林甫的执政及其法制运动正当这黄金岁月，其在制造了负面影响的同时，显然有其不可抹杀的正面贡献。故而，当时的民心对李林甫还是有所向往的。否则，就很难理解“及国忠诬构，天下以为冤”这句话所反映的事实。从历史的纵深度而言，李林甫及其法制运动，为中国实行法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蓝本。这个蓝本证明了这样一个轨迹。在儒家“人治”深入人心的文化背景下，寻找法制的思路，除了法家学说之外，别无选择。然启动了法家学说，虽法可以照临天下，但与此同时，与法三位一体的术、势，也不可避免地一起猛兽出笼，给政治笼罩了浓重的阴谋和血腥的氛围，使法遭到了扭曲和变态，激起社会的反感。尔后，矫枉过正，重新回到儒家的“人治”中去。这是个怪圈，一个以古代中国步伐无法走出的怪圈。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李林甫的上台，固然离不开高超的政治手腕，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具有极强的行政才干和制度创新能力，在于他能准确地把握唐玄宗时代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协助唐玄宗制定相应的调整政策，并且有能力执行这些政策。第一，李林甫为巩固地位，暴力清洗政敌，从天宝元年至天宝六年短短六年时间内，所排挤陷害的大臣就有兵部侍郎卢绚、绛州刺史严挺之、户部尚书裴宽、刑部尚书裴敦复、江淮租庸转运使韦坚、陇右及河西节度使皇甫惟明、左相李适之、邺郡太守王琚、陇右及河西节度使王忠嗣、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杨慎矜等。最终，唐玄宗视线内已无像李林甫那样既有才能又绝对忠心的人可用，李林甫专权更成定局。第二，唐玄宗朝社会经济的变化要求改革宰相制度，集权于主相。唐玄宗晚年消极理政，贪图享乐，也需要宰相专权，而李林甫的专权，正是满足了这些要求的结果，暴力清洗政敌的作用尚在其次。第三，李林甫引用蕃将，并非是为专宠固位，以杜出将入相之源；它是对唐初以来传统的继承，更是因应边防现实的不得已之举。安禄山之乱是当时边防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个人因素，其实在唐玄宗晚年消极理政的背景下，李林甫专权对政治局势的稳定有着特殊的意义。总之，李林甫上台、专权和引用蕃将，都是开元天宝之际特定形势的产物；安史之乱的形成是渐变的，唐朝由盛转衰的原因也是逐渐累积的，当盛衰转变的趋势已成时，包括李林甫在内的任何个人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因此，唐玄宗相李林甫则治乱已分的传统说法，实有重新考察之必要。

主要参考文章：

①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44页；

②王若柏、谢觉民：《“女娲补天”源自史前一次陨石雨撞击》，《光明日报》2004年6月18日；

③徐旭生：《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8—56页；

④杜勇：《蚩尤非东夷考》，《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⑤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2页；

近现代天文学的发展篇8

摘要：建筑色彩作为一种符号，直接的表现了建筑的风格。同时，也是建筑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面貌的重要组成因素。直接的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地域文化。本文从多角度去探究天津近现代多元化的历史建筑色彩，并对天津近现代历史建筑的色彩保护提出了初步的策略。

关键词：历史风貌建筑、色彩特征、色彩保护

abstract：As a symbol ，building colour express the style of architecture directly.At the same time,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architectural aesthetics and the look of our cities. And then,it is a direct reflection of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a region.

This article try to explore the history ofdiversified color of near modern architectural of Tianjin，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Then giving Initial strategy on the color protection of near modern architectural g in Tianjin .

Key words:THE HISTORIC BUILDINGS、Color characteristics、Color protection

中图分类号：[J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正文：

1，关于建筑色彩的研究。

城市建设的永恒目标是追求一座城市、一幢建筑的特色，其中建筑色彩带给人们的艺术感是首要的要素。城市中不论是一些标志性的公共建筑还是具有代表性的社区住宅都应具有地方特色，协调一致，合理搭配。总而言之，城市建设不仅仅是经济繁荣的表象，更应是人类闻名与进步的艺术代言人。

国外对建筑色彩的研究主要是从城市这个概念出发的。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关注城市色彩问题并将其作为改善城市环境的重要因素是在60年代初。到了70年代后才开始对建筑单体的色彩进行研究和实践。进入90年代后，才扩展到环保、多元、人性化等多个角度来研究建筑单体色彩。日本京都自1972年起就以本地古建的色彩为挤掉，对城市建筑的色彩做了规定；在英国伦敦，人们对著名的泰晤士河两建筑进行了色彩的规划；意大利以传统建筑色彩基调为基础为整个城市建筑色彩进行了规划，以保护富有特色的城市环境。

具体实践有：美国设计师珍妮科帕茨在《三围空间的色彩设计》中，探讨了色彩的三维感知理论及应用，并首次，结合建筑材料探索了色彩研究对于历史建筑保存、恢复及整修的策略。英国色彩规划专家兰卡斯特进一步提出了“色彩景观”的概念，即“即将建筑色彩看作是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因素来研究，如何使其所承载的重要历史、文化和美学信息在人文环境的保护和发展以及高品质人居环境建设中发挥作用”。日本吉田真悟2011年出版的《环境色彩设计技法―街区色彩营造》中对街区和建筑色彩的设计的研究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学习。

在国内对于历史建筑的色彩进行研究的成果却相对较少，其中重要的有：学着杨春风对北京古城的建筑色彩进行了调查研究。她从面积对比、明度对比、色相对比、彩度对比、补色对比、冷暖色调对比等方面分析了北京古城建筑色彩的特点。具有相当高的科学参考价值。

高履泰等学者运用专业仪器设备对故宫古建筑群各构件的色彩数据进行测定并作了定量化研究。另外，他还围绕建筑色卡的使用，对住宅建筑色彩设计、建筑环境色彩设计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为今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数据资料。

天津大学陈学文等学者认为传统的依赖直觉惊醒判断的手法，不利于建筑色彩设计的准确性，应在研究中将复杂的色彩关系量化等措施采用科学的态度来处理。

2，历史建筑色彩

在不同地区的不同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社会条件影响下，各个地域的建筑呈现出了不同的形态。建筑成为地域文化最有力的承载者之一。而建筑色彩则是一个地狱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最直接的反映者。如：北京紫禁城的黄色琉璃瓦、红色柱子、宫墙，与周围居民的青瓦灰砖表现出了强烈的对比，同时，也是全城色彩的主导；江南地区的粉墙黛瓦，融入到了周围山水中形成的色彩体现了江南建筑的秀丽淡雅。

3，天津历史建筑

3.1天津的历史建筑

天津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与其他名城一样，有着久远而深厚的历史，并且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天津拥有形式多样的历史风貌建筑。2005年《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中依法确定了5批746幢、114万平方米的历史风貌建筑。是中国第一部针对历史风貌建筑保护的地方专门立法。条例中划分了6个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区：五大道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区、一宫花园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区、解放北路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区、劝业场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区、古文化街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区、中心公园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区。这些风貌建筑不仅饱含着天津的人文历史，而且凝缩了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篇章。同时也是丰富的建筑色彩资源库。

天津建筑色彩处处彰显着地域文化特征。天津为保卫都城而设,其传统建筑型制、风格受北京影响较大,天津属典型北方城市气候,冬季寒冷干燥,夏季降雨集中。建筑选用中高明度,中低彩度暖色调,使天津市冬季亮丽起来,并满足人们趋暖性心理需求;在雨季既利于辨识,又不过于强烈,形成含蓄的色彩印象。

此外,天津有明清以来体现儒家文化的文庙、佛教文化的大悲院、道教文化的玉皇阁、妈祖文化的天后宫、伊斯兰文化的清真大寺以及天主教文化特色的望海楼、老西开教堂,这些建筑色彩勾画出天津历史民俗文化的清晰面目。

3.2天津近现代历史建筑

《天津文化通览》把天津文化概括为包容、吸收的特征，多元化的构成和与时俱进的品味。天津历经600多年的建城史和近代租界的城市规划发展，出现了一批具有较高历史价值和人文科学价值的建筑。这些建筑反映并代表着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市中心区域逐步形成了包括法国、意大利、英国风格等在内的浓郁的一过风情及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天津逐步形成了独特的中西交融的城市文化，原各国租界建筑体现了个国家的建筑色彩习俗。如：意租界内的建筑多为清水红砖配以水泥檐口与墙裙。

最近，天津市有关部门也正在酝酿天津城市色彩规划项目。600年的历史文化名城究竟应该以什么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此外，随着时间的更迭和变迁，天津近现代历史建筑色彩在受到了不同程度上的破坏，采取有效的建筑色彩保护和修复措施已经显得非常迫切与重要。

4，关于天津近现代历史风貌建筑色彩的研究策略

我国建筑色彩的研究仅有哈尔滨、武汉、南京、杭州等少数大城市从城市历史色彩的地域特征出发研究色彩定位、主色调确定等方面做了研究，并且将城市色彩以各种导则或法规的形式颁布。

杭州市城市色彩规划方案

为了，详细的了解天津近现代历史建筑的色彩，提出、建立和整理出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科学的近代历史天津历史建筑的色彩资源参考系。为天津近现代建筑的色彩保护和新兴建筑的建筑外部和城市色彩设计提供色彩资源库和色彩的参考。并且通过系统和对比分析天津近现代历史建筑的色彩特征，提出天津近现代历史建筑色彩的保护和修复策略。

4.1实地调查天津的历史风貌建筑

在结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实地调查天津近现代历史建筑的色彩及其构成现状，进行现场勘测与测量、色彩统计。对于一些搜集相关资料困难的例子，采取搜寻地方志、摄影、访谈、绘图等方式搜集建筑色彩的相关资料。

4.2历史文献的研究

大量阅读与整理文献资料，运用这一课题的相关理论，包括历史建筑、色彩地理学、色彩学、文化地理学等。根据研究对象，寻找相关支持论点的各个学科中的相关原理。得出历史建筑的最佳修复策略。深入探究历史建筑色彩的渊源，如，初始色相、色彩的材料及色彩的制作和调制工艺这些能够为复原和修整历史建筑色彩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4.3建筑色彩的分析整理

首先，一个系统的组成，并不是由其各个要素的简单堆砌，而是以一定的规律、秩序或计划有机联系起来的整体。历史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色彩也是由建筑的不同部位的色彩要素而构成的色彩系统。因此，必须在大量的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以搜集到的色彩数据整体为根据整体地地、系统地分析天津建筑的色彩。

但是，只有通过比较分析，才能确定多元的历史建筑的归属区域与其他历史建筑归属区域的色彩特征，在发现差异的同时，也才能更加深刻和准确地把握和概括各种历史建筑的色彩特征。

5，天津近现代历史建筑色彩的保护原则及策略

5.1色彩保护的原则

5.1.1协调性原则

在修复的过程中要保证天津近现代保护建筑的整体色彩基调与天津市的的小协调；保护建筑的装饰色要与其相应的单体建筑和相应的区域相协调。

5.1.2材料的优化使用原则

为了延续天津城市发展的历史文脉：应参考历史文献或者实地调查，尽量保持近现代保护建筑的原有色调；尽量科学的研究并在保护过程中，使用保护建筑的初始色彩材料的制作和调制工序；尽可能的使用本地材料。

5.1.3科学性原则

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历史建筑色彩修复的手段也是不断的在提高。从常用的人工色彩修复、色彩定量化、到新兴的计算机虚拟色彩修复方法。不论使用哪种修复方法都应坚持科学性的原则，确保修复后的建筑能够显示其历史的传承性。

6，历史建筑色彩保护存在的问题

尽管各大城市对历史风貌建筑的保护行动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但是，从现有的建筑色彩理论和实践成果来看，现有的理论大部分仍然是从城市这一宏观层面开展的，针对历史建筑色彩的理论专著和实践报告实属不多，有待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到了当代，很多历史建筑物的色彩已面目全非，或者因缺乏相关的、科学的、准确的数据为参考，而采取了错误的修复方式。很多实物修复的案例表明，用现代的材料、现代的工艺完成的修复其色彩的历史真实性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7，结语

做好天津历史风貌建筑色彩特征的研究，有助于政府更好以历史建筑色彩为基调进行城市色彩的规划和还原历史建筑的历史风貌，充分尊重天津当地的地域文脉、历史、文化，使其在城市色彩规划管理和知道下，走出一条具有特色的城市发展之路。

8,参考文献

[1] 珍妮・科帕茨 《三维空间的色彩设计》 周智勇译.。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7，43一5

[2] 宋建明 《色彩设计在法国》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03-04

[3] 孙旭阳 《基于地域性的城市色彩规划研究》 [同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同济大学，2008-05-01

[4] 李允稣 《华夏意匠》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5-02-09

[5] 杨春风 万奕汐 《在灰沉沉与金灿灿之间一北京古城建筑色彩之魅力》《小

近现代天文学的发展篇9

一些学者从外因和内因两方面对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进行综合探讨，特别是从中西原始科学范式和宗教形态的差异人手来分析。

原始科学范式的差异 综合论者发现，许多构成近代西方科学范式的重要成分在古希腊中已萌芽：几何学视野下的空间观，欧几里得公理化传统，毕达哥拉斯关于数字在理解宇宙中的重要性等等。⑦中国仅在春秋战国时期，《墨经》和《考工记》所代表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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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第36—37页。

流派重视技术后面的形而上学和从实验中抽象。①然而，最终儒家受到官方的支持而成为显学，墨家那种有科学观念萌芽和实验传统的范式却未能成长。

中西宗教对科学的不同 综合论者认为宗教对处于萌芽状态的科学的有重要影响。中国上有许多时机能使更具科学之光的墨家传统复活并促进“近代科学结构的建立”，如东汉末年，以造纸术、地震仪、浑天仪和星图的发明为标志的第一个科技发展高潮；16和17世纪以《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的编纂为标志的对中国科学技术的的尝试。那时耶稣会士引介西方的科学，徐光启翻译西方的科学著作，反思中国传统。然而，科学的突破却最终都未出现。②在西方，吸收了希腊科学传统的基督教帮助克服了通常阻碍前科学发展的障碍。基督教不仅普及了原始科学观念并使科学探究成为受到主流意识形态支持的活动。

宗教文化意识形态对科学的影响 默顿(Merton)的表明，宗教对近代科学的发展有强大影响。宗教和科学活动都包含对世界的生成、结构和演化的探讨。中古，科学探索常与宗教和巫术活动交织在一起。以信仰和教会组织为支撑的关于宇宙自然的宗教假说影响科学家的思维和实践。中世纪后期许多科学是在讨论神学问题中被发现的。③库恩甚至认为17世纪科学革命部分是对基督教宇宙哲学，即亚里士多德一托勒密体系不能解释反常现象的回应。

但是，显然不能一般性地断言儒教哲学排斥科学。从汉儒董仲舒起，宇宙论就成为儒家哲学的重要部分。当托马斯·阿奎那对古典知识和基督教理论进行综合时，中国的大师如张载、周敦颐和朱熹等同样也对中国的自然哲学知识进行综合。朱熹把佛道思想中形而上学的和自然科学知识融入其理论，并吸收了沈括所总结的科学知识和从张衡到张载的天文理论，他提出的地球和星体产生的观念与康德的星云说极为相似。他的宇宙论比张衡的天文理论似乎更有条理性和“科学”性，李约瑟甚至认为理学从本质上来讲是科学的。④显然，儒家思想似乎并不比天主教更敌视科学，朱熹提倡研究自然以完善人类的知识就是证明。“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未有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其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⑤

分析中西文化对科学发展的影响以下两方面的差异值得注意。第一，学术传统。自古希腊，对自然的探究就具有独立价值，甚至在中世纪，西方的大学课程中也包含自然科学知识传授：含语法、修辞、逻辑的课，以及算术、几何、和天文四门学科。⑥第二，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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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第70页。

② 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第69—81页。

③ George Basalla， ed. ， Rise of Modern Science : Internal or External Factors， London: Paytheon Education Company，1968，p. 19.

④ C．Ronan，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P．247．李约瑟赞扬朱熹是“圣托马斯·阿奎那，但却拥有斯宾塞的世界观，朱熹使用一种无异于现代科学的观念来思考”。见李约瑟：《中国科学史》卷二，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89页。

⑤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6、7页。意指自然科学的“格致之学”是从朱熹的论著获得特殊含义的。

⑥ 参见A Crombie，OxJbrd’S Contribution to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Oxford：Basil Blackwell，1954，P．11．

洲的开放和文化生活的分散性。12世纪，私立学院在中国和西方兴起，对科学的兴趣在增长。在西方如牛津大学，格莱斯特等学者认识到希腊科学的意义并试图去探讨科学研究的和科学解释的本质。罗杰尔·培根和奥卡姆的威廉提出一套有别于经院哲学的关于科学研究对象、意义和方法的新观念。14和15世纪中，西方不少大学在数学、天文学、哲学领域中设立了教授职位。在意大利，对科学的兴趣使伽利略和其他学者不顾教会的责难，而在旧的学术圈子之外建立了一个新的学术社团去从事科学研究。

耶稣会士与明以后中国科学发展 牛津大学的克洛比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源于古希腊原始科学范式，后发展出新的独创思想和有自我生命力的科学研究方式。①这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如果原始科学范式，②即希腊科学传统是促使近代科学最终在西方兴起的原因，那么，当这一科学传统由耶稣会士介绍到中国明朝后为什么没有引起向近代科学的跃进呢?

何兆武认为中国“并没有任何根本性的阻碍近代科学传人的思想因素”，西方传教士介绍过时的前伽利略时代的科学，中国因此未能步入近代科学。③席文也说前伽利略时代的科学，处在“欧洲科学意识分水岭”的中古那一边，不能使中国人革新他们的自然知识。④ 然而，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影响。从徐光启和方以智(《物理小识》)等学者的著述既可看出。徐光启意识到西方的科学解释有严密的逻辑结构且采用演绎法，“《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众用所基”。⑤徐光启试图去重组中国科学知识，他主持下修定的《崇祯历书》采用西方第谷的天体运行体系和几何学的方法。席文后来把传教士东来后引起的中国天文历法变化称为“哥白尼式天文学革命”。

对西方科学的兴趣延续到清初皇帝如康熙，他热情地西方的数学和天文学，甚至在宫廷中组建了一个法国式的皇家学院，邀请欧洲的科学家做物理和化学方面的实验。然而，清廷后来指责耶稣会士传播颠覆性教义并突然禁止他们的宗教活动，对西方科学的热情也跟着消失了。康熙年问，杨光先从文化意识形态上攻击耶稣会士制定的天文历法与他所监之“尧舜相传”的立法相悖，表明中国古代宇宙观妨碍中国吸收西方的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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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 Crombie， Oxford' s Contribution to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p.11.

② 科学范式是“一个时代普遍接受的科学成就，它为科学团体提供了一个提出研究问题和解决办法的模式。”参见Shigeru Nakayama， Academic and Scientific Traditions in China， Japan， and the West， trans. Dusenbury，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4， p. 17.

③ 《何兆武与席文教授讨论科学史与思想史的一封信》，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主编：《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567页。

④ N. Sivin， "Science in China' s Past"， p. 26.

⑤ 徐光启：《刻几何原本序》。

四、从人类学的视角对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解释

中国能否不采用伽利略一牛顿学说体系所代表的科学范式⑥而发展出自己的“近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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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伽利略通过把对运动的研究数学化，扫清了物质和运动新观念出现的道路。在开普勒和伽利略的基础上，牛顿才能推翻旧的宇宙模式，并使对空间的理解几何学化。无论是天体还是地面物体的运动，才能都被视为是几何体在抽象的空间中的运动。所有使用终极原因的解释因而从科学中消失了。参见A．Koyre，“Significance of Newtonian Systerns”， in George Basalla， ed.，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 Internal or External Factors， p. 99.

学”形式呢?西方学者如席文认为没有牛顿，西方就不能发展出近代科学，因为牛顿力学体系始终是近代科学的核心部分。但是，一旦某种科学突破在统计物理学和波动物理学这两个领域其中之一发生，那么称之为牛顿式的那种探测的路数就会迟早被发明出来。①

对席文的观点持批评态度的金春峰认为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中的时空观使牛顿体系难于在中国产生。他把中国的文化思维模式称为“月令图式”，认为《礼记》中的《月令》一章较好地阐述了这种思维模式。它以下面的观念为特征：

第一，人类活动和自然过程中存在着季节性的。第二，时空是主观的，时间和空间结合形成五个区域。每一区域和五种元素之一相对应。如东方与春季相结合，由木主持；南方与夏季相结合，由火主持。时间是循环往复的，空间不是向各个方向无限的扩展，而是有限的，并随时间流转的。②与这种思维方式对应着一套探究问题的路数：例如，着眼于整体或系统，把握客观对象的运动形态，关注物体的功能属性，而不是结构；把所有的事物视为有机体，强调物质和能量的相互转换，不关注建构几何模型和运动轨迹。③

金春峰认为《月令》模式观念把宇宙理解为一个充满着流动的气和被分隔开的时空构成的有机体“阻碍了以机械论的哲学为特征的近代科学的出现。④

中国古代时空观 李约瑟曾把中国古代的时空观称为“隔间式的时空观”⑤和“联想式有机思维方式”，⑥认为是反映了中国官僚社会以“行政式的方式对待自然”。⑦格朗尼特称这种时间意识为“宗教仪式的时间观”，因为它过分强调时令、节气、义务和机遇。“中国人喜欢把时间看作是由时代、节气、新纪元”的集合体，“对时间和空问的思考从来就是与具体的事件联系在一起”，中国人把时间分解为朝代，就像他们把空间分为方位一样，中国人从来没有刻意把时空想象为是可以容纳抽象概念物的基体。⑧

“四方上下日宇，往古来今曰宙”，隔问式的(四方上下)空间观似乎在这里找到文字证明。⑨的确，从《礼记·月令》中能看到时间被分解为节气、时令、文化与宗教节日，以及与气和阴阳五行的概念的联系。然而中国古代时空观并不都是“月令”模式，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存在多样的时空观念。“历史学中的类推似的，符号化的和教诲性的时空观，过去两千年来天文时钟和水利驱动时钟所体现出的客观的均匀划分的时间，生物演化过程中的连续与断裂的统一，在各种关于未来和过去的社会学说中的进步与退化观”等等。⑩尽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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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何兆武与席文教授讨论科学史与思想史的一封信》，第569页。

② 金春峰：《“月令”图式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点及其对科学和哲学的影响》，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主编：《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l986年版，第128—130页。

③ 金春峰：《“月令”图式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点及其对科学和哲学的影响》，第132页。

④ 金春峰：《“月令”图式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点及其对科学和哲学的影响》，第139页。

⑤ Joseph Needham， The Grand Titration， p. 231.

⑥ C. Ronan， 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p. 188.

⑦ C. Ronan， 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p. 188.

⑧ M. Granet，La Pensee' Chinoise，pp.86，88，96，113. 引自 Joseph Needham， The Grand Titration，pp.50，228.

⑨ 尸佼：《尸子》。

⑩ 引自 N. Sivin， "On the Limits of Empirical Knowledge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cience"， in J. Fraser， N. Lawrence and F. Haber， eds. ， Time， Scienc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West， p. 152.

样，循环的时间观和与它相联系的自然观似乎仍是处于中国自然哲学思想的深处，与上述时间观交织，①例如，在历史编写中，循环时间观和方位化的空间观与连续的线性时间观配合使用，表现为随着朝代的更替，而出现的进步或倒退的演化。在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中，阴阳五行学说和与它相结合的循环论和方位化的时空观念构成基本的思维框架。

中国天文学家的空间观念展示了一幅复杂的画面，无限宇宙观念似乎盛行。中国三大天文学理论之一的宣夜学派以无限虚空的观念而著称，“天了无质……高远无际……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②“浑天说”的传播者——张衡也说天地之外是宇宙，“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③11世纪的张载写道，“天大无外”。④朱熹也认为天无形，是空的。但是，这些观念与阴阳五行学说混杂在一起，宇宙总的来说仍被视为是一个有机体，其中两种基本相反的力量波动互补。⑤

中国古代时空观和运动观念对科学发展的意义 李约瑟认为近代自然科学不能在中国自发产生与中国人“对时间和变化的观点无关联”，而应主要从其他意识形态的因素，“具体的地理、社会、条件”来解释。⑥弗莱泽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近代科学的基础是相信必须把“对自然的假设理论数学化，并用试验来验证这些假设”，“而这种对数字化和量度的要求起源于某些与此密切相关的关于时间的学说，这些学说是西方土生的”。弗莱泽把中国不能自发产生近代科学归因于中国自然哲学家喜欢有机自然哲学。⑦席文对此持折衷的立场，声称无法证明“循环的时间观念以外的其他时间观念在中国特殊的科技环境中能更有效地推进中医和炼丹术，甚至无法知道他们是否会被吸收。”⑧

然而，当我们探讨为什么在中国没有自发产生近代科学这一问题，并涉及到中国自然哲学对此的影响时，其中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领域是物理学。在此领域，方法论和形而上学的突破首先发生，由此开启了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古代科学这个领域中，有机自然观以及与它相联系的隔间式时空观，而不是其他时空观，例如无限虚空的观念，被用来解释自然现象及物体运动的原因。这一点很重要。

希腊的原子论者把时空理解为几何形盒子，原子散布其中。他们相信物体所处的位置及其运动存在某种结构模式。如果物质的一个粒子在特殊的时间占据着特殊的位置，那是因为另一个粒子的推动。⑨这些观念为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从几何学的角度把运动理解为是在一定的时间内位置的变化的观念打下了基础，随后导致现代力学和现代早期西方科学思想中对因果关系的机械论理解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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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那个时代，循环论的观念既不是道家的、法家的、儒家的，也不是墨家所特有的，而是所有各家共有的对自然过程的一种思维模式。参见N．Sivin，“On the Limits of Empirical Knowledge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cience”，P．153．

② 《晋书·天文志》。

③ 张衡：《灵宪》。

④ 张载：《正蒙·太和》。

⑤ “不论何时当人们尝试去解释结构和变化时，便可能使用阴阳五行学说。当每一种性质的科学发展完善其古典形式后，阴阳五行学说也增加了与每一研究领域问题相关的特殊词汇，连同另一些技术性概念一起，就为这门‘科学’提供一种足以构成解释的理论话语。”参见Sivin，“Science in China’S Past”，P．15．

⑥ N. Sivin， "Science in China' s Past"， p. xv.

⑦ J. Fraser，N. Lawrence and F. Haber，eds. ，Time，Science，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West，p. 1.

⑧ N. Sivin， "On the Limits of Empirical Knowledge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cience"， p. 154.

⑨ 参见 Lucretius， DeRerum Natura， translated and revised by M. Smit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29—39.

中国自然哲学中，“两种时间观念成为那些试图区分过程的时间阶段性和空间结构的手段。互补的阴、阳运用于自然过程中，代表着消失和出现、持久和变化、收缩和扩张等方面；运用于空间结构时，则表示正面和背面，低和高，内部和外部。”五行用于区别空间关系时，“五行中的四行常用来表示指南针的四个基本方位，每年太阳路径的四分之一和四季相对应，地球处于中心位置，其他行星围绕地球旋转。”①

每种事物的性质都被认为适合于它所占的位置，并依据与其所占的时空位置相符合的规则活动。自然过程的规律性被想象为不是由某种机械的原则所支配，而是为适应社会生活模式。一个物体占有其位或运动是其性使所然，或是像一个有机体那样按自己的意愿行动，或在“能量场”的影响下，或因共鸣，或由于感应。②这一运动观念与希腊和牛顿学说中把时间和空间视为几何形的空盒，或无限延伸的线条，其中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可量度的位置的观点相佐。它解释了中国很难发展出牛顿型物理学和几何天文学的原因。③

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其他可能性 墨家和名家证实了中国古代科技有可能向另一方向发展。名家试图去发展一套关于逻辑推理的法则，墨家不仅与阴阳五行学说没多大联系，同时提出不同的时空观和运动原因观，并有依据试验来阐明一般物理原则的倾向。④墨家认为在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运动是可测量的，并可能考虑到了运动的力学原因。⑤墨家关于物体运动需要时间，空间位置可以量度，运动在于力学原因的观点与后来西方的伽利略，甚至是“牛顿第一定律”所表述的观点相似。墨家同样探讨了物体的下落运动、斜面运动和球面运动等。

中国古代科学思想中还含有许多可以被称为“现代”的科学观念。“理学”中关于两种基本力量的观念，猜测到了物质深层结构的两面，即后来被西方科学家称之为“正极”和“负极”，和质子。李约瑟认为中国人“虽从未站在过牛顿所处的位置，却接近拥有原子物理学家玻尔和卢瑟福所代表那些立场”。中国人关于自然以波动的方式运转，自然界两种力量中的每一种轮流升至最高点，然后下降让对立面来控制场的观念，“表达了我们认为相当合理的对波动现象的一种科学的抽象”。⑥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科学思想中还可以找到更多有近代科学水准的观念和发现，例如《内经》的血液循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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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N. Sivin，"Science in China's Past"，pp. 14—15.

② Joseph Needham， The Grand Titration， p. 226.

③ 中国人缺乏对天体运动的希腊式几何学观念，他们不觉得现象背后的原因可以从几何学和机械论的角度去理解。在他们看来，宇宙这个大有机体中的每一个有机体都依据其本性遵道而行，它们的运动可以由本质上非具象主义的代数来处理。参见C．Ronan，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P．221

④ 参见《墨经》，以及C．Ronan，TheShorter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P 340．格莱汉姆对《墨经》这些相关段落有不同的理解和翻译。参见A．Graham，Later Mohist Logic，Ethics and Science，Hong Kon9：The Chinese University，1978，P．295(A44)，pp．435—436(B63—64)．

⑤ C. Ronan， 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p. 341.

⑥ C. Ronan， 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pp. 236—237.

尽管如此，缺少一种追求再现自然表象和揭示现象深层结构的哲学认识论倾向(the philosophy of presence)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近代科学终究没有在中国自发兴起。西方认识论的重要特征被德里达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它预先假定现象中存在秩序和结构。这种认识论推动西方学者去揭示所研究事物的逻辑结构和本质。这种具相主义倾向是西方科学和艺术现代性的本质特征。概而言之，没有这种揭示事物结构的愿望和努力，科学研究就不能说是现(近)代的。

反观中国，居支配地位的宇宙论是建立在强调所谓差异性、变化性和不确定性的观念基础上，老子的宇宙论哲学体现了这一点。这种非具相主义哲学预先假定“宇宙的秘密是不可了解的”，因此对现象的描述和解释也应与此相一致。阮元关于中西宇宙论表述的差异性的言论突出反映这一观念。前面提及的诸如中国古代科学思维缺少几何观以及公理化传统都可以被认为是反具相主义的表现。

结 语

古代独立出很高水平的知识体系，天文学、数学、医学及其他实用的成就直到现在还令我们惊叹。西方科学家在回顾中国古代科学时指出“1世纪至15世纪之间，中国没有经历‘黑暗时期’，一般来讲，比欧洲发展更先进……从中国和东亚传入的发现和发明深刻地了西方。”①“许多世纪，欧洲受益于东方传来的技术。”②从10到14世纪，中国就已接近发展出通过试验系统探究的的门槛，并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机械化加工。③今天，对中国传统科学思维进行再认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会有助于推动我国从引进科技到科技创新的跨越式转变。人类表明，一个国家和科技的大发展往往伴随着一场深刻的和科学思维的变革，后者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前者出现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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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oseph Needham， Grand Titration， p. ii.

近现代天文学的发展篇10

天津作为我国近代以来最早开放通商的国际化大都市之一，在不断接受西方现代文明冲击和洗礼的同时，却又顽强地保留着颇具传统特色的民风民俗和各种民间艺术形式，素有“民间艺术之乡”的称誉。单就民间美术而言，其在当代的繁荣与活跃程度远远超过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其他大都市。以杨柳青年画、泥人张彩塑、风筝魏风筝为代表的天津民间美术“老三绝”不仅很早就享誉中外，而且至今仍代有传承，兴盛不衰；多种民间工艺美术绝活如石雕、木雕、彩塑、布艺、瓷刻、制钮、蛋壳雕、木榫工艺、葫芦烙画等人才辈出，在国内外民间美术展览中屡创佳绩；而与百姓生活、民俗活动结合紧密且又物美价廉的剪纸、面塑、灯彩、糖塑、糖画等多种传统民间美术形式更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保持着相当可观的创作群体和消费群体。

一、滋育于近代都市文化背景下的天津民间美术

天津具有600 余年的城市历史，而地处“河海之冲”“京畿门户”的地理位置使其在明清时期就成为北方重要的交通枢纽、军事要地和经济重镇。近代开埠通商以后，天津在数十年间迅速发展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性大都市，工商兴旺，富贾云集，文人荟萃，移民汇聚，逐渐形成了中西交融、南北杂陈、雅俗共处的文化格局。孕育、成长于斯的天津民间美术，也展示出有别于传统乡村乃至其他城市的独特面貌。

作为离北京最近的漕运中心和贸易港口，天津自明清以来就显示出辐射三北的强大经济活力，繁荣富庶程度为一般城市所不及；近代开埠之后，随着经济、政治地位的不断提升，天津更发展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都市，富商巨绅盘踞，奢华之风盛行。《津门杂记》载：“天津无沃壤腴田，民多以贾趋利，人杂五方，俗尚奢华。”①《新校天津卫志》亦称天津“迩来五方杂处……习尚奢靡” ②，这种崇尚奢华的风习自然会浸染到民间美术的创作之中。且不说已为当时上层社会所竞相赏鉴、收藏的泥人张、风筝魏、灯笼王等作品，皆以立意精妙、工艺考究、风格雅致见长，体现出都市贵族追求华贵、唯美的审美倾向，就连一般市井民众消费的年画、剪纸、脸谱、绒花、灯彩等，也多无一般民间美术之粗朴气息，而透露出工巧、精致、华美的都市审美意蕴。清末民国时期，天津东门内大街文庙牌坊下的“进宝斋花样铺”，以刻制和经营绣花花样、节令花样和嫁妆衬纸为业，远近闻名，生意兴旺。铺内所售花样和衬纸皆精工细巧，品种繁多且时有新样推出，深受本城乃至外埠人士喜爱。“进宝斋之精工刻线，有时纤细如发丝，尝见其彩色蝈蝈、萝卜等帘花，贴之窗上，阳光透过，红绿相映，跃然得趣，尤以马尾为虫首、为须角，更为生动。”③“此前我见过的剪纸大都朴实厚重，极具乡土味儿，头一次见到这种剪纸，很小的尺寸，清新灵透，尤其阳刻的线条，简洁又精细，婉转自如，充溢着流畅的美。” ④天津作为北方最大的繁华都市，人们对于衣装鞋履、居室户牖的装饰花样需求不仅数量巨大，而且有着趋时求新、尚巧好奢的特点。“精工刻线”“清新灵透”的进宝斋花样，正是迎合着都市市民阶层尤其是市井妇女的审美趣味而产生并得以兴盛的。

天津在历史上就是一座移民城市。明初建立“天津卫”时，就有大量官员和军人携家属迁入，从而使人口骤增。其后随着漕运和盐业的不断发展，更有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河北等地的商人、农户和屯垦士兵陆续来津定居。近代以来，各方移民以“闯码头”的形式涌入天津，人口再次迅速扩大。“人杂五方”的都市人口结构必然会导致多元并蓄的文化格局，而由此派生出来的民间美术也具有很强的杂糅性。天津民间美术种类繁多，形式多样，且能够荟萃南北、集采众长，深受各方人士的欢迎和喜爱。昔日杨柳青年画作坊中的许多画师来自山东、辽宁、河北等地，他们的绘画风格难免会带有家乡画风的痕迹；清代晚期，著名上海画家钱慧安（1833—1911）曾在杨柳青镇住了一年有余，并为“齐健隆”和“爱竹斋”两家画店绘制过上百种画样，使杨柳青年画呈现出秀润、清雅的江南绘画特征，从而扩大了销路。第一代“泥人张”张明山（1826—1906）不仅出生于浙江绍兴，而且曾游历上海、南京等江南地区，并与上海画家任伯年（1840—1895）有所交往，其人物彩塑亦颇具海上绘画造型明快、设色简雅、雅俗共赏的特点。

天津民间美术不仅体现出地域风格的杂糅性，而且能够以其广阔的都市视野吸纳宫廷美术、文人美术乃至西洋美术的相关成就，从而显示出对不同派系文化的强大包容性。杨柳青年画受到清代院体画和文人画的双重影响，甚至大胆吸收西洋透视画法，使人物活动场景呈现出真实的空间效果。灯彩本为大众性的美术形式，却因为文人骚客的参与而提升了艺术格调和文化品位。《津门杂记》载：“津地俗尚奢华，元旦至元宵，城厢内外擎灯出售者密如繁星，十色五光，镂金错彩……沿途除路灯外，又张挂壁灯，人物写生，竟有出自名手者。并有骚人编悬灯谜，倩人摹射，以遣雅兴。” ⑤有“名手”绘制灯画，“骚人”编写灯谜，灯彩为市井大众的民俗活动增添了几多文人雅趣。而这种“俗”与“雅”的结合与互动，正是开放包容、多元并蓄的都市文化的产物。

总之，天津民间美术是在明清尤其是近代以来的都市文化背景下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其在保留着一般民间美术所共有的大众性和通俗性的基础上又兼具精巧雅致、多元杂糅的都市文化属性。时至今日，在全国城市化乃至都市化进程不断加剧的时代浪潮之下，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都市文化属性，赋予天津民间美术在当展的内在动力和无限潜力。

二、当代天津民间美术的都市性特征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着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后工业社会的深刻转型，而城市化正是这一转型过程中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作为农业文明产物的传统民间美术一方面正在因乡村原生态生存环境的破坏而经受着前所未有的震荡和冲击，另一方面，也在随着城市的迅速发展而面临着新的空间和机遇。但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绝大多数城市未能及时调整民间美术的定位和发展策略，使城市中的民间美术普遍呈现出创作人员缺乏、消费规模不足、传承难以为继的尴尬局面，由此大大制约了当代民间美术城市文化属性的形成。相对而言，天津民间美术在当代尤其是近年则呈现出日益活跃的发展趋势，不仅创作群体和消费群体在逐年增长，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在都市传统的浸染和广大市民的参与之下，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当代都市性特征，从而显示出与乡村原生态民间美术迥异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天津民间美术的都市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当代天津民间美术的创作群体主要为具有一定都市视野和文化素养的市民阶层。目前在天津从事民间美术创作的艺术家以天津本市或周围郊县的城镇居民为主，只有少量是来自山东、河北、辽宁等地区的外省城镇或农业人口。他们或生长于天津城区，或很早就离开家乡定居于此，早已与这座城市的氛围相契相合，融为一体。同时，他们的文化水平一般也在初中以上，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接受过大中专教育。长期的都市生活背景和较高的文化素养使他们与生活环境相对闭塞、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农村艺术家在价值取向、审美好尚上表现出很大的不同。与后者相比，他们往往更能够准确地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市场变化的趋势，创作出适应市井大众实际需要和欣赏口味的民间美术作品。

其次，当代天津民间美术的消费群体也主要为市民阶层。笔者春节之前曾数次走访汇集各种民间艺术品的天津古文化街，发现来此购买民间艺术品的消费者除天津本地市民外，还有少量外地游客。

其中老三绝杨柳青年画、泥人张泥塑、风筝魏风筝和石雕、木雕、彩塑、瓷刻等工艺较为复杂、价格较为昂贵的民间美术门类主要面向高端礼品市场，其购买者虽不是很多，但节日前还是出现了小的销售高峰；而剪纸、面塑、泥塑、糖塑、糖画等民间美术形式因制作简单、造价低廉受到了普通市民的广泛欢迎。由于临近春节，天后宫广场前的剪纸摊位人满为患，前来选购剪纸的天津市民摩肩接踵；周围的面塑、泥塑、糖画等摊位也是人头攒动，顾客以带孩子的家长为主，由于现场制作需要一定时间，许多人都在排队耐心等候。这种热闹火爆的景象让人感到天津市民对于传统民间艺术的热情并未因生活方式的变迁而有所消退，而是在节令习俗乃至日常活动中得以很好地保留和延续。

第三，当代天津民间美术的创作题材和内容呈现出明显向高雅文化靠拢的倾向。如果说乡村原生态民间美术注重表达最为原始、质朴的生存诉求，那么以天津为代表的都市民间美术则更偏重于表现生活情趣和人文关怀，从而使其题材和内容呈现出某种文人抑或贵族美术的特征。目前天津已举办过三届民间艺术展，从入选作品来看，很少有乡村原生态民间美术所习惯于表现的生殖繁衍、吉庆祥瑞等内容，更多的是文学、历史、宗教甚或政治题材，如八仙过海、十八罗汉、高山流水、三贤观瀑、南市风俗、天津记忆、盛世升平等。这一倾向不仅在文化品位较高的历届天津民间艺术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就是在普通大众消费的剪纸中也有所体现。春节前天后宫广场前售卖的各种剪纸，虽然以表现吉庆平安、福禄寿喜的内容为主，但也出现了很多类似“梅兰竹菊”“金陵十二钗”“关羽”等典型的文学、历史题材，且同样受到了市民的广泛欢迎。都市知识精英参与创作使民间美术的“雅化”成为可能，而普遍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市民阶层又成为民间美术实现“雅化”的受众基础。因此，天津民间美术的创作题材和内容呈现出向高雅文化靠拢的倾向，是创作者和消费者（欣赏者）共同选择的必然结果。

第四，当代天津民间美术整体呈现出的风格意蕴也具有非常明显的精致、秀丽、典雅的都市审美特征，不同于乡村原生态民间美术的粗犷和质朴。从历史上看，天津民间美术“老三绝”从一开始就浸染着浓郁的文人乃至贵族气息。杨柳青年画和泥人张彩塑暂且不论，仅就风筝魏风筝而言，也是以用料考究、做工精湛、设色典雅著称。而当代天津民间美术依然很好地保留了这一精工细作的优良传统。综观目前在天津古文化街、鼓楼一带展示、销售的各种民间美术品，不仅工艺精细复杂的雕刻、彩塑、烙画等精益求精，而且连街头售卖的糖人、糖画、面塑、剪纸等工艺简单的民间美术作品，也多有精美传神之作，非乡村或一般城市中的同类作品可比。这种风格意蕴的“精细化”“雅化”倾向同样是都市文化的产物，是都市中具备较高文化素养、审美能力的创作者和消费者（欣赏者）共同选择的必然结果。

综上所述，当代天津民间美术的创作群体和消费群体都主要来自市民阶层，其创作题材、内容和风格也表现出明显的“雅化”或“精细化”倾向，具备鲜明的都市文化属性和审美特征。当代天津民间美术的这种都市性特征不仅明显区别于乡村原生态民间美术，而且与其他城市相比也是独树一帜，形成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和鲜明的地域特色。在当代民间美术整体呈现衰微之势的情况下，天津民间美术的发展状况或许会带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

三、当代天津民间美术的启示

虽然按照通常的定义，中国民间美术的创造者应是“中华民族亿万劳动群众群体” ⑥，这个“劳动群众群体”包括农民和市民两大群体，但长期以来，许多人对中国民间美术的认识还是主要局限于农村和生活于农村的广大农民，而对城市之中市民群体的民间美术创作缺乏足够的了解和关注。的确，在传统农耕社会背景下，农村是滋育民间美术的原生性土壤，农民则是民间美术的主要创造者和接受者。但是，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和城乡结构的变迁，民间美术中的“民间”概念也在发生着转化，其地域由农村向城市扩展，创造和接受主体也由单纯的农民群体向成分复杂的市民群体转移。⑦在这种新的“民间”语境之下，重视城市民间美术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就成为文化决策者和研究者必须要面对的一个课题。

天津作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现代化都市，其民间美术的良性发展对于我国其他大型都市乃至中小城市都有着积极的示范作用。当代天津民间美术不仅继承了近代以来形成的都市文化传统，而且能够始终以广大市民为依托，适应城市节令民俗和日常活动的实际需要而不断发展、创新，因此受到了民众的普遍认同与喜爱，体现出积蓄深厚的内在活力和长期发展的巨大潜力。现代城市生活的人情疏离和物质挤压使人们愈发寻求精神调节和情感补偿机制，而既适度保留着古朴乡土气息又能满足现代市民审美需要的城市（都市）民间美术正好可以成为人们慰藉心灵的一剂良药。在乡村原生态民间美术已不可挽回地走向衰颓、当代民间美术发展陷入迷途的现实情境之下，具有鲜明都市文化属性的天津民间美术，或许可以为我们思考民间美术的当代重生之路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注释：

①清光绪十年，《津门杂记》卷上《岁时风俗》。

②《新校天津卫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③冯骥才主编《消逝的花样——进宝斋伊德元剪纸》，第8 页。中华书局，北京，2009 年6 月。

④同上，第2 页。

⑤清光绪十年，《津门杂记》卷中《灯节》。

⑥靳之林《论中国民间美术》，《美术研究》2003 年第3 期。

⑦钟福民《新民间语境中的民间美术》，《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1 期。

参考文献：

[1] 张焘. 津门杂记[M]. 刻本. 游艺山庄, 1884（光绪十年）.

[2] 薛柱斗. 新校天津卫志[M]. 铅印本. 易社，1934（民国二十三年）.

[3] 罗澍伟. 近代天津城市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4] 刘炎臣，于昭熙. 泥人张· 风筝魏· 刻砖刘[M]// 天津市委，南开区委，文史资料委员会.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389-395.

[5] 天津通志·文化艺术志[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6] 冯骥才. 消逝的花样——进宝斋伊德元剪纸[M]. 北京：中华书局，2009.

[7] 吕品田. 衰落与蜕变——百年中国民间美术态势思考[J]. 文艺研究，2000（2）：96-104.

[8] 靳之林. 论中国民间美术[J]. 美术研究，2003（3）：63-65.

[9] 钟福民. 新民间语境中的民间美术[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152-156.

基金项目：2011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11CF106）

项目名称：天津民间美术发展现状的调查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