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土地制度的演变十篇

近现代土地制度的演变篇1

镇江近代建筑风格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并最终在近代化的路线上朝着现代式建筑样式转型。近代初期，传统建造方式及思想仍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在大量商业建筑、里弄建筑和民居的建造中，已经有了“西化”的变异倾向。传统建筑的商业化趋势出现，如钱庄和旅馆建筑中的内天井回马廊式空间;受家庭结构变化和西式住宅方式影响而形成了里弄建筑，具有独特的本土化发展途径，即以传统三合院为组成单元的空间形式;建筑局部造型西化，如由双坡硬山屋顶改为四坡瓦顶、外墙开窗逐渐增多、出现阳台等。殖民地式(colonialstyle)风格随着租界设立以一种突变的方式植入镇江，其过程又体现了本土化的特色。殖民地式被称为中国近代建筑的原点。外廊式为其重要特点，主要在租界内建造，最典型的案例为英国领事馆建筑群。受其影响，许多建筑都采用本土化的外廊形式，如美孚火油公司和亚细亚火油栈等。但由于并不适合于镇江地区的气候，故在20世纪初就不常使用了。在镇江并未出现真正的西方石头建造的建筑，几乎都是仿西式或中西合璧式。仿西式建筑充分体现了西方建筑文化的侵入和当地建筑的适应能力，表现出强烈的本土化特征。虽然存在仿西方古典式建筑，如绍宗藏书楼;仿哥特式建筑，如福音堂;仿巴洛克式建筑，如老邮政局;折中主义建筑，如蒋怀仁诊所等，但它们往往是表皮模仿局部西式建筑元素(如柱式、线脚、拱券等)，而不是采用系统的西式施工方法和空间组织，仍然保留有传统建造的浓重痕迹。近代后期，现代式的建筑成为大趋势，但在镇江这种趋势的演进并不彻底。新结构和新材料的运用使得建筑面貌焕然一新，然而，新建筑规模小、数量少，仅限于个别工业和市政建筑，加之城市地位落后等多重原因，建筑的现代化并不彻底。总体来说，镇江近代建筑具有华洋杂处的多元化和包容性特征，显露出一种平实质朴、低调中庸、讲求实用的特点。

二、镇江近代建筑的7种空间模式

1.空间的形状和大小镇江传统建筑的空间多以天井为核心进行布局，三合院单元形状呈10m左右的方形，各单间的长宽比大致为2∶1，也有个别建筑因地制宜地变化。近代建筑平面组合较丰富，主要有“一”、“口”、“凸”、“凹”、“L”形或不规则形等，单间形状偏向于正方形，这不仅提升了空间的使用效率，还更加方便通风和采光。传统建筑多为一层，部分两层。在建筑内部体量分解，尺度宜人;建筑外部则较为封闭。总体来讲，空间的体量和尺度都较传统建筑有所扩大。

2.空间结构模式结构是物质存在的一种方式和构成的骨架，是一个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的组合方式，镇江近代建筑的空间结构模式主要有以下七种。1)传统合院模式。传统合院模式即三间两厢型，是近代建筑演变的重要原型之一，由此又可延伸出“明三暗四(五)”以及“目”字形四合院等形式。通过单院型、直接串联型、院落串联型等组织手法，产生了完整的建筑组群。2)里弄空间模式。里弄空间模式是在三合院组织结构上变异出的一种聚居形式。弄道为核心，建筑沿弄道两侧布局，建筑入口朝向弄道。弄道是一个半开放的灰空间，在这里常发生里弄内部的生活场景。其中一种为纵向串联式，即三合院在沿着中轴线的垂直方向串联，如吉庆里。另一种是大多数里弄使用的横向并联式，即三合院在垂直于中轴线的方向并联而成，如吉安里、东长安里等。3)内部回马廊模式。内部回马廊模式是镇江近代随着商埠的繁荣、服务业的发展而逐渐出现的一种公共服务类的空间模式。以内部天井为核心，由四周回马廊组织小空间，提供了多人共同使用又互不干扰的一种集合式住宅模式，为近代时期众多旅馆建筑所采用，如新旅社、新中旅社、镇江公寓等。4)单间并联模式。单间并联模式指的是多个独立的矩形空间以并联的方式重复出现，通常此类建筑为沿街住宅或商铺，这也充分体现了镇江商埠民居的特色，如京畿路85号、87号住宅，吉瑞里沿街商铺等。通常单间并联模式不单独成宅，往往与线式或集中式空间相组合，形成较为复杂的空间结构。5)线式布局模式。线式布局模式主要通过廊道连接空间，是近代最为常用的空间组织手法之一。走廊作为组织空间的核心，单个空间单元顺着走廊的垂直方向并列排布，紧凑合理。此种连接方式的建筑主要适用于多个大小、体量、作用、功能均相近的空间中，特别适用于公共建筑中。也有通过连续的外廊或环廊进行布局的模式。6)集中式布局模式。集中式布局模式是利用垂直交通连接上下层空间的组织方式，连接空间具有公共属性。这种模式能够充分地凝聚空间，使建筑功能合理而紧凑。当然，往往在一栋建筑中综合地运用集中式布局和线式布局共同联系内部各个空间单元，以得到更好的通达性。7)过渡空间连接模式。过渡空间连接模式通过过渡空间连接两个空间，常用在体量较大的中西合璧式建筑中，被连接的两个部分，往往具有中西不同的造型特征。如世界红十字会江苏省会是最为典型的案例，建筑北部为传统中式回马廊院落;南部为西方线式和集中式布局相结合的型制;两部分由一个西式入口空间连接和过渡，空间节奏多变却有序，形成了中西融合的空间特征。

三、镇江近代建筑造型的特征及演变

1.建筑立面由结构性转向设计性传统建筑少有塑造建筑立面的概念，多是构造式的立面造型。近代建筑已经有了设计的概念，因此呈现多元化的立面造型。1)具有结构性的传统建筑立面。传统建筑多为双坡硬山式屋顶，通常正立面变化较少，侧立面变化丰富，从传统观音兜山墙到巴洛克式观音兜山墙，再到几何式山墙，这种变化凸显了传统建筑在近代的演进。传统建筑的外立面相对封闭，开窗较少，形成了图小于底的图底关系，门窗面积一般占到墙面的2.5%～16%。2)以外廊为特点的殖民地式建筑立面。外廊增加了外立面的层次，建筑被分为基座、一层、二层(或更多层)、屋顶等部分，呈现横向延展的构图方式。同时，十分注意运用材质的变化对立面进行构图的划分，也起到强烈的装饰作用。从图底关系上看，门窗占到墙面的比例多在30%～45%之间，大大增加了立面的开放性。3)具有设计性的仿西式建筑立面。仿西式建筑一般为四坡屋顶，由于设计的介入立面没有统一的模式，而是追求个性的独立。在强调横向的建筑分层关系的同时，更加讲求竖向的构图仿西式。西式建筑立面已经设计有一定的比例关系。通过对绍宗藏书楼建筑的立面分析，可以看到建筑遵循严格的比例关系，说明了西式建筑中已经有明显的理性设计倾向。这两类建筑开窗强调功能性，门窗与墙面的比例多在14%～26%之间，比较均衡。4)文化交融的中西合璧式建筑立面。中西合壁式建筑立面是以上几种建筑立面的融合，既有传统建筑的封闭性立面特征，又有西式建筑横向或纵向划分建筑的设计手法。通过对多幢以三合院形式发展来的中西合璧式建筑立面的研究发现，近代中西合璧式建筑基本上有一定的模数和比例。5)简洁的现代式建筑立面。平屋顶作为重要的造型标志之一，墙体多呈直线型，没有过多装饰。注重建筑比例关系和对称均衡的立面布局，但多限于在水平维度上展开，没有中高层建筑出现。

2.建筑门窗具有中西杂糅的特征传统式样的门最常见的是磨砖大门，为平面型;外墙窗主要有窗洞型窗和砖砌花窗两种做法。近代时期，西式门窗通常采用拱券代替过梁，拱券加立柱是常用的形式，立柱在细部做法上则有了本土化的演变，如柱身的凹槽几乎都不见了，在柱头上做各种简化和变异。中西合璧式样的门窗通常采用中西造型要素叠加的方法，如在蒋怀仁诊所三层柱子的柱头上，将卷草纹的涡巻换为了类似兽头的图案。现代式样的门窗造型相对简单，尊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注重功能，已经体现出科学化、程式化的趋势和明显的设计特征。另外，与传统建筑的“彻上明造”不同，近代建筑则多做有室内天花，多在顶面和垂直墙面交界处设有多层线脚作为装饰。在近代建筑中，楼梯的位置十分重要，通风、采光、日照等均有讲究，种类形式多样，做法也有详细的规定。随着阳台、平台或外廊等出现，铸铁栏杆作为一种新型的材料也出现了。

四、镇江近代建筑的建造方式及其演变

1.新材料和新结构的出现建筑材料从物质的层面决定了建筑以何种结构形式存在，如以石材为主要建造材料的西方建筑，最合理的结构就是拱券，而以木材为主要建造材料的中国建筑，最合理的结构方式是梁柱式。近代时期除木材之外，水泥、机制砖、机制瓦、钢筋混凝土、玻璃、陶瓷等新型功能性材料的出现都为建筑的变革提供了物质支撑。首先，镇江传统建筑为“构架式”结构体系，近代建筑结构则是“承重墙式”的砖木结构体系，砖墙和立柱共同承重，在一些建筑中还使用三角形木桁架结构。其次，建造技术发生了变化，传统建筑的墙体主要采用乱砖砌筑的空斗墙，清末发展为青砖清水墙“三走一丁”砌筑;近代早期建造的殖民地式建筑主要采用“一皮顺，一皮丁”的英国式砌法;近代中后期多用青砖或水泥砖“一顺一丁”式砌筑。外墙处理形式主要有、粉刷、拉毛、水刷石、贴面砖等方法。地面也不再是传统的“空铺”法，而用木板或彩色地砖等。另外，建筑的附属设施水、卫、暖、电等现代建筑设备的出现，充分体现了建筑技术的时代性和进步性，致使人们生活方式发生改变。

2.设计师和营造所的出现中国传统建筑结构的稳定性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工匠”的创新和对建筑独立性和个性的追求。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扩展和影响，新材料、新结构的运用和新功能的需求，促进了设计师的出现。镇江的设计师群体具有本土化、文化选择矛盾性的特征，导致了镇江近代建筑的中庸性和非典型性，也影响了镇江近代建筑向现代建筑的发展。营造所是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散逐渐产生的一种新的专业化的组织形式，还出现了水电、厨卫系统等新行业。另外，经营方式、制度法规的完善以及各种建筑规范的形成和设计思考的完善都使得近代建筑呈现出了全新的面貌。总之，镇江近代建筑的建造技术具有进步性和科学性，同时，西方建造方式带有本土色彩的折中和妥协。新兴技术运用范围小，技术发展程度低，建造技术发展还具有不平衡性，是导致镇江没有出现像上海、南京、南通等近代城市中的新型结构的建筑和现代式建筑的直接原因。

五、镇江近代建筑形态的演变特征、路径及动因

镇江近代建筑形态的演变不止于某些建筑演变;不止于表面的抄袭和模仿;不止于建筑单体本身，具有整体性特征。由于建筑结构和构造方式的变革，其演变具有由封闭形态走向开放形态、由单一走向多元的特点。建筑性质不再以封闭的家族为模式单元，由家族性转变为社会性。其演变总体呈现突变到渐变再到转型的特点，又以渐变过程中的文化矛盾性作为其独特之处。首先，这种演变是被动的、侵略式的文化传播，呈现突变的特点;其次，中国传统建筑的建造方式和风格样式发生着渐变的西化演变。近代后期，现代式建筑转型成为建筑发展的大方向。镇江近代建筑形态的演变路径呈现出“非典型性”的“本土化演进”方式，即以中国传统建筑造型元素与建造技术要素为根基的“西化”表现，以及一种“不彻底”的现代转型方式。一方面传统建筑在近代时期的“西化”，是一种不典型的、平民化的本土演进;另一方面，西方建筑式样也融入了传统的建造技术要素，发生了“本土化”演变。近代晚期，镇江的近代建筑向现代建筑的转型并不彻底，没有形成典型的现代式建筑。镇江近代建筑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从最初的中西“二元并存”方式到前期的“自下而上”方式、中后期的“自上而下”方式。最初中西文化是以共存的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随着商埠区的发展，中西文化的融合经历了由民间到官方的逐渐扩展，直至省会迁镇后，以政府意志为主导才出现了现代式建筑的端倪，即自官方到民间的转变，如图5所示。镇江近代建筑特殊的演变路径，为探索中国中小型城市的建筑在近代时期的肇始(传统建筑的转型)、定型与演变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从建筑发展演变的非物质动因来看，镇江近代建筑的产生和演变的历史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历史必然结果。中西文化的冲击与融合、社会政治因素的变动与发展、交通区位的变化和交通运输方式的发展、经济制度转型等因素在近代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权重影响了近代建筑的发展。另外，人的心理、思想意识及行为的互动与转变也是近代建筑产生和发展的动因之一，它们是建筑形成的非物质要素，也是决定性因素。

六、结束语

近现代土地制度的演变篇2

关键词：黄土高原 坡体结构 形成 演化

1 青藏高原的隆升

青藏高原的隆起不仅仅直接的改变了青藏地区的地形地貌，而且对黄土高原的形成及其演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宗晋等将青藏高原的隆升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喜马拉雅运动、青藏运动、昆黄运动和共和运动。

在喜马拉雅运动时期，青藏高原的新构造运动板块完全形成，为青藏高原以后整体的隆升奠定了基础。在喜马拉雅运动之后的青藏运动时期，青藏高原开始强烈隆起，但历程较短。这一时期使得整个高原地区以及其周边地区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夷平面开始解体，同时，高原的黄土开始接受大面积的沉积。昆黄运动时期，青藏高原相对较强烈的隆起，在该阶段，高原的现代地貌格局基本成型。在随后的共和运动中，发生更强烈的隆起。最明显的运动特征为周边地区地貌的剧烈切割和高原内部强烈的构造变形，使得青藏高原整体抬升至平均海拔近4千米的高度，阻挡了印度洋水汽的进入，使亚洲内陆变得干燥，促使了黄土高原干燥气候的形成。

2 黄土高原新构造演化

在第三纪以来，青藏高原发生了强烈的隆升，与此同时，黄土高原周边地区也发生了程度较大的新构造演化，在这些新构造演化的影响下，黄土高原也产生了较强的变化。在上新世之前，黄土高原西部六盘山及六盘山以西地区和高原东部的太行山以东地区均为坳陷区；在上新世时期，这些地区的环境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整体向上隆起，同时位于二者之间的地区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沉降和坳陷，但是整个地区的高差较小，表现为准平原状态；在上新世末期，构造活动活跃，并使得在上新世时出现的准平原破碎解体，太行山以西地区隆起，以东的华北平原下降，两者之间出现明显的分界。上新世的湖盆逐渐萎缩或消失，沉积盆地随着强烈的断陷活动以及轻度坳陷作用的发生而缩小，并将其限制于小型坳陷及由断裂所夹持的地带以内。

3 新运动与构造侵蚀

新近系以来，黄土高原在青藏高原亚板块东北缘的推挤作用不断的增强的影响下，整体的抬升速度不断地加快，高原内部的结构构造也发生改变，产生构造变形及断裂活动。对黄河上游最高阶地的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夷平面和剥蚀面极度发育，处于一个侵蚀旋回的上升期，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黄土高原剧烈抬升，在继续接受堆积的同时也遭到不断增强的构造侵蚀作用。在内动力地质作用和地貌、气候等外动力作用的协同作用下，构造侵蚀作用主要表现为下面三个方面：

①新构造运动以来，黄土高原的隆升使得黄土高原的侵蚀基准面下降，为流水侵蚀、沟谷的溯源侵蚀和重力侵蚀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并且成为地形演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像子午岭、白于山、黄龙山等的隆起，这些地形演化不仅仅反映了高原的抬升，同时也更加形象的反映出强烈的重力侵蚀、沟谷的溯源侵蚀和流水侵蚀作用。

②黄土高原在受到其周边地块和地壳内动力的作用时，其原有的构造发生了严重的变形，甚至产生了破坏。地表土体由于变形所产生的节理、裂隙大大的增强了侵蚀速率，进而加剧了黄土的坍塌、滑坡等灾害的发生。周边块体所产生的扭拉、推挤、掀斜以及来自地壳深部的内动力地质作用，将会使得地表土体发生变形破坏，极大的降低了土体的抗风化、抗侵蚀能力。变形所产生的节理、裂隙是很好的导水通道。大气降水和地面流水使得土体饱水，产生湿陷、溶蚀。

③位于活动断裂区域、地形突变区域及地震活动地带的黄土是遭受到最严重的水土流失的区域。断裂活动所引发的地震活动对黄土高原的侵蚀有着特殊的作用。强烈、频繁的地震不仅仅导致高原表面产生了显著的形变，而且促使了重力和流水对黄土的进一步侵蚀。另外，在地震波传播时，地震能量将直接造成黄土边坡的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产生，会诱使古滑坡和老滑坡的复活，加速地表的侵蚀。

4 黄土的沉积过程

通过对完整黄土—古土壤系列所反映的气候旋回的研究，发现大约在2.5 MaB.P.前后，我国北方大部分区域开始了黄土的大幅度堆积。这一时期黄土的堆积过程主要受到古风场和古气候带变化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构造地貌的影响。随着这些构造带阶段性的隆起，导致了黄土的堆积具有阶段性的变化特征，加之青藏高原的大幅隆升，阻挡了西南大洋暖湿水汽的进入，使得黄土高原地区处于一个较为干燥的有利于接受黄土沉积的环境。

概括的说，黄土高原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地貌演化过程，分别为：古准平原阶段、古湖泊低地阶段阶段及高原河流阶段。其地貌过程是内动力作用和外力作用共同作用的结果。构造运动作为内动力，起到了控制作用；气候、季风等外动力作用是水系沉积物、黄土、古土壤的交互沉积、土壤的面状侵蚀、沟谷侵蚀的主要影响因素。在昆黄运动时期，黄土高原加速隆起，离石黄土开始堆积，黄河干流切穿三门峡，黄土高原的地形地貌发生了重大改变，由古湖盆低地开始向近代地貌转化，逐渐形成了现代高原河流地貌。

5 结论

从青藏高原的隆升、黄土高原新构造演化、新运动与构造侵蚀及黄土的沉积过程四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延安市坡体结构的形成、演化过程，从而对后期延安市黄土地貌的形成、演化及其坡体类型与地质灾害的关系具有指导性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志新等．延安市地质灾害详查报告[M] ．2008

[2]陈晓键等．陕西关中地区人居环境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3]雷祥义等．黄土高原地质灾害与人类活动[M]．北京：地质出版社，2001．

[4]黄玉华等．陕北黄土丘陵区威胁窑洞民居的地质灾害问题—以陕西延安地区为例[J]．地质通报第27卷第8期

近现代土地制度的演变篇3

关键词 近代 丧葬习俗 武汉市郊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a's Funeral Custom

——Taking the Suburb of Wuhan in 1980s and 1990s as an example

DONG Furong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Abstract The burial form， funeral consumption and sacrificial rituals have taken great changes in the suburb of Wuhan in 1980s and 1990s， which are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progress of technology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government's policy and so on. However， how to make the evaluation coordinat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is what we should consider.

Key words modern； funeral custom； the suburb of Wuhan

1 20世纪80、90年代武汉市郊丧葬习俗的演变

1.1 入葬方式

武汉市郊传统的入葬方式以土葬为主，也就是把逝者装在棺材里下葬，但自上世纪80年代 尤其是90 年代中期以后，这种入葬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土葬改成了盒葬或套葬。这两种方式都属于火葬，这是80、90年代武汉市郊丧葬习俗的第一个显著变化，即由土葬变成火葬。

如武汉市“新洲区一自然村在2000-2006 上半年间共死亡77 人，从2000-2003 年，历年土葬的的人数分别为8 人、6 人、3 人和2 人，2004 年后土葬消失，从2000-2005 年实行套葬的人数分别为3人、3 人、2 人、1 人、1 人、1 人， 实行盒葬地人数分别为2 人、4 人、6 人、8 人、11人、12 人，2006 年上半年死亡4 人，全部实行盒葬。”①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近代武汉市郊入葬方式由土葬到火葬的巨大变化。

1.2 丧葬消费

除了在入葬方式上的变化外，80、90年代的武汉市郊在丧葬消费上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在礼仪消费方面，以前，亲友主要是赠送礼品，如大批纸钱、花圈、灵幄等，而到了80、90年代，更多的人们直接送钱；主人的丧仪料理消费也大幅增加，大部分是用于殡仪馆各项服务。然后在情感消费方面，以前的唢呐在一些地方被淘汰，改为雇用新式的小乐队。最后是在信息消费方面，报丧不再是使用人力，主要是电话通知。

1.3 殡葬、祭祀礼仪

第三是在殡葬礼仪上，传统的土葬需要8 或16 人抬棺入葬，而火化盒葬不需要抬棺，很多传统程式随之省去。其次，传统的吊丧礼节也变了：在传统土葬的情况下，亲戚一般以在入殓甚至出殡之前来吊丧为合礼，实行火葬后，亲戚一般以遗体火化之前来吊丧为合礼。

最后，在祭祀上，人们不再严格地遵守传统的祭祀礼仪，传统的有七七的各期祭、百日祭、头周年等，到了80、90年代，祭祀的次数大幅减少，祭品除了鲜花、水果这些传统祭品，纸扎的电器如电视、电扇、冰箱等现代生活用品都已经出现。

2 演变的原因

2.1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物质决定意识，丧葬习俗的演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是分不开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相应的丧葬消费较之过去也就增加了许多。同时科技的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进步，也有很大影响，如前面提到的报丧方式由人力改为电话。纸扎的电视、冰箱等家用电器成为祭品，也从某个角度反映了这一影响。

2.2 国家政策的调整

国家对丧葬制度也进行了一些政策上的调整，1985年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这是我国殡葬工作的第一个行政法规，第二条规定：“在火葬区，要提倡骨灰深埋、撒放等一次性处理，也可经批准有计划地建立骨灰公墓。在土葬改革区，应有计划地建立遗体公墓或骨灰公墓。”②这时国家还是允许进行土葬的，只是要规范相应的措施。

到1997年国家颁布了《殡葬管理条例》，代替之前的《暂行规定》，其中《条例》的第四条规定：“人口稠密、耕地较少、交通方便的地区，应当实行火葬；暂不具备条件实行火葬的地区，允许土葬。”③武汉市郊则被划为应当实行火葬的地区。这一政策在当地的确立，以及当地干部的坚定执行，对促使村民实行火葬有很大的作用。

2.3 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

除了以上两个因素外，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也对丧葬制度的演变有一定影响。在农村，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很多村民还固守人死要留全尸，入土为安的思想。但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特别是信息的传播，许多新式的思想开始被人们接受，人们的眼界和思维更加开阔，法律意识有所增强，火葬以及葬礼的简化等被人们所接受。这都促使了丧葬习俗的演变。

2.4 传统丧葬礼仪传承的断层

最后，传统丧葬礼仪传承的断层也是一个因素。在传统农耕社会里，农村年轻人都在村里从事农业活动，愿意从上辈中继承传统的丧葬礼仪。而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代，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选择到城市打工，在村中生活的时间大大减少，在城市中也接触到了更多的开放思想，造成了他们对传统丧葬礼仪所知甚少，在思想上也不那么重视。随着熟知这些礼仪的老人的去世，传统丧葬礼仪的传承自然就发生了断层，促使了武汉市郊丧葬礼仪的简化与演变。

3 一些思考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武汉市郊丧葬习俗的演变虽然只是个案，但它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近代社会丧葬习俗的演变。这种社会习俗的演变是否与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这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传统丧葬习俗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发生相应的变化，但同时也会与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冲突。一个很典型的事件是去年发生在河南省周口市的平坟事件。2012年3月，周口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殡葬改革的实施意见》，声称为了更好地节约和利用土地，推进殡葬改革的进程，必须要进行平坟。他们采取各种手段，甚至是强制性地进行，平了200多万座坟。这一粗暴的行为遭到很多村民的抵抗，一夜之间很多平了的坟头又被圆起。

这一事件充分地显示了传统丧葬习俗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虽然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的进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传统社会习俗是人们经过长久的历史发展积淀下来的，它已经成为了人们的一种信仰，坟头并不只是一个隆起的土丘而已，它寄托的更多的是人们尊祖尽孝的道德操守，是人们对逝去亲人思念的寄托。周口市政府利用行政职权强制性地铲平坟头，是对人们传统信仰的粗暴践踏，是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当然怎么样循序渐进地改革我们的传统丧葬习俗，使之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这还有待我们的进一步思考与探索。

注释

① 方秋梅.变易中的武汉市郊乡村丧葬习俗.学习月刊，2009（8）：35.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院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1985年2月8日，第二条.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1997年7月21日，第四条.

参考文献

近现代土地制度的演变篇4

一、 香港本土市场票房攀升，整体回暖

2015年至2016年上半年，香港电影市场整体回暖。比较近三年香港电影本土电影市场电影数量和票房数据，不难发现，香港电影市场整体票房逐呈上升趋势。2014年的总票房与2013年相比，增幅较小，2015年比之前两年票房攀升较为明显，上升幅度为17%，2016年上半年中西票房总收入为港币1，018，429，820，与去年同期收入港币984，968，474相比较，上升幅度为3.4%，显示香港电影消费稳中有升。

香港本土电影市场总数逐年增多的同时，香港电影的数量也在增多，占比攀升。2013年和2014年尽管年度上映电影总数持平，但是香港电影由43部变为51部，比重增多。2015年总量增多，全年产量332部，香港电影数量增至59部。2016年上半年表现亦不俗，香港电影有28部，2013年以来香港电影本土市场情况详见下图。

就香港电影的单片表现来看，也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香港电影的单片票房最好成绩由2015年的年度市场排名第十上升到2016年上半年的整体票房第四名，实现大跨度飞跃。2016年上半年的《美人鱼》创下近3年香港电影在整个市场中的票房纪录，能排在上半年整w票房的第四位。2015年香港电影票房冠军《五个小孩的校长》，在当年整个香港电影票房成绩中排在第十位；2014年的香港电影票房冠军《金鸡SSS》，在当年整个香港电影票房成绩中排在第六位。

二、 香港本土电影增势明显，类型传统并未突破

2015年在香港上映的80部华语影片中，香港本土电影的表现也很不错。香港影业协会公布的产量，2015年共上映香港电影59部，是最近十年上映数量最多的一年。票房前十名中除了台湾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票房排在第二位，其他都是香港本土电影。从类型来看，多为传统的香港电影类型片，集中为爱情、动作、惊悚、喜剧等。

2016年上半年的香港电影中，表现最为亮眼的当属周星驰导演的《美人鱼》，这部电影不仅打破了近三年香港电影在整个本土电影市场中的排名成绩，并且以55，236，152港币的票房成绩创造了香港电影的票房纪录。这足以证明香港电影的生产正在贴近本土观众消费需求，同时也证实了“怀旧”依然是香港电影保持“香港性”、吸引观众的一个重要元素。

尽管《美人鱼》在香港市场的表现已然成为香港电影近几年的最好成绩，但5500多万港币的票房成绩，与这部影片在大陆的33.92亿人民币的票房比起来，实在有点微不足道。《美人鱼》在内地长达122天的放映期，超高票房使其成为内地电影史票房冠军。由此可见，内地依然是香港电影最坚实的根据地。香港电影依旧在寻找与内地电影合作、能让内地观众接受和喜爱的最佳合作模式。《美人鱼》的成功许是打开了一扇方式方法的大门，也是香港电影人对于内地市场认知度提升的一个良好的证明。

与香港电影在本土电影市场表现尚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与香港合拍的其他内地电影在香港的票房成绩很不理想。其中票房最好的是徐峥导演的电影《港濉罚但在香港上映的票房成绩也仅仅是过千万，排在2015年香港地区华语电影票房的第16位，大多内地电影都只有几百万的票房，比如张一白导演的《匆匆那年》票房440多万，徐静蕾导演的《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票房成绩370万，韩延的《滚蛋吧，肿瘤君》，只收了200多万港币。以上这些，足以管窥香港观众对华语电影的口味仍旧非常本土化。

三、 香港电影在内地市场表现优秀，本土风格受欢迎

2015年中国内地市场总票房440.69亿元，较2014的296亿元有48.13%的大幅上涨，也是中国电影市场继2010年宣告迈入百亿年票房时代之后，连续五年保持的超过30%的增长。在440.69亿的总票房中，国产影片收入票房271.36亿元，占总票房的61.58%，远远超过了海外片38.42%的份额。2015年的内地票房总冠军，也被国产片《捉妖记》以24.39亿元夺得。2015年，中国内地票房过亿影片共计81部，其中国产影片47部，海外片34部。

2015年年度票房十强榜单中，国产电影占据七部，优势比较明显。进口片只有《速度与激情7》《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侏罗纪世界》三部入围年度十强，这是国产电影的市场新纪录，也是五年来国产电影的最好成绩。在这七部影片中，香港电影《澳门风云2》票房成绩为9.82亿元，位列第九。

另外，票房第一的《捉妖记》的导演是香港人许诚毅，这部影片中，不仅体现了一流的国际化制作水准，同时也较为准确把握到了中国市场的脉搏，找准了内地观众的观影喜好和兴趣点。可见，随着近几年香港一线电影人才不断进入内地电影制片体系内部，香港电影人已经基本融入了内地电影制作业。同时，2015年，内地与香港合拍共立项48部，其中38部通过审查，且票房成绩都不错。

同时在香港和内地都上映的香港影片，在两地的票房成绩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两地的观众兴趣和观影习惯还是存在很大的不同。其中，林岭东导演的《谜城》内地票房1.46亿元人民币，而在香港地区票房仅有400多万港币；林超贤导演的《破风》在内地票房为1.43亿元人民币，而在香港地区票房仅900多万港币。

2016年上半年，内地票房报收245.76亿，相比去年同期203.63亿的成绩增长21%。2015年上半年同比2014年增幅为50.3%，票房呈现增速放缓的态势。国产电影上半年票房131.1亿，占比53.1%，小胜进口片。另一方面，上半年内地共有35部电影票房过亿，其中国产片14部，进口片21部，进口片略多。国产片中，香港电影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其中《美人鱼》以33.93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称为2016年上半年票房冠军，《澳门风云3》以11.19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进入前十，位列第六。

纵观2015年度和2016年上半年的香港电影票房数据，不难发现，香港电影在CEPA签署十年后整体表现越来越好，不仅本土电影市场的票房较之前几年有大幅度的提高，本土电影在香港本地和内地都有不错的票房收益。香港电影人一方面逐渐适应了内地电影氛围、逐渐贴合内地电影人的观影习惯，同时在固守本土市场、保存本土传统风格方面也卓有成效。

年度香港电影中，出现了大量具有怀旧风格的电影，展示很多香港人共同的回忆，唤醒观众的心理认同；同时出现大量改编自真实事件的现实题材作品，具有很强的话题性和现实意义；合拍片的风格更趋成熟，已经逐渐消除了观众的“心理距离”。

四、 怀旧风格频繁出现

2015年至2016年上半年，大量的怀旧题材占据市场。香港电影一直具有浓烈的怀旧风格，电影中呈现的“美，必须是过去式的，欣赏它，就如进入时光隧道去寻幽探秘”，是对于“旧”的“怀念”。怀旧往往被看作是一种时光倒流：过去发生的事情、时光消逝、我们在今天回顾过去，感觉旧日更为美好，但却已经无法返回从前；对这种旧日的缅怀里，我们变得“怀旧”。对于香港来说，在电影中对于“怀旧”的具体表现可以是具体建筑环境，以至空间稳定感的不断分崩瓦解，同时也可以是相似桥段、情节的拼贴和典型人物形象的重现。

怀旧题材展示很多香港人共同的回忆，唤醒观众的心理认同，比如《哪一天我们会飞》描写“九七”回归前中学校园里的三角恋，以及年p的男孩追求爱情的故事。场景选择观众熟知的校园和普通市民都住过的巷弄，较容易让观众产生一种代入感，对电影中人物的经历和心理感同身受。同样的故事还有表现青年人追求爱情的《寻找心中的你》（别名《王家欣》），影片带观众重回电话和电影并未普及的20世纪90年代，讲述男生通过电台寻找他一见钟情的王家欣，并阴差阳错的发展一段恋情的故事。

2015至2016年怀旧色彩最为突出的是《美人鱼》，简单剔透的爱情童话下，仍旧是一部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充满港味和小人物老去的感怀，并且在“今日迷影话语体系日渐总体化的内地电影市场中，借用文化怀旧的大众情结行塑着一次文化生产与消费行为的彼此温存，在尽可能合适的挡期待找到尽可能匹配的观众。”[1]

五、 现实题材占据市场

很少有哪一年如2015年这样，涌现如此多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作品，主要表现在大量电影取材于真实发生的故事。比如2015年香港电影的票房冠军《五个小孩的校长》，就是根据2009年香港市郊，为了拯救招生不足而险些倒闭的村小学的故事二改编的；发生在内地的，寻找被拐儿童的影片《失孤》；表现横店群众演员奋斗故事的《我是路人甲》；根据成龙父母的传奇经历改编的《三城记》，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树大招风》，冷峻、残酷，具有一以贯之的“银河映像”的风格，剧中人物理想和现实产生巨大落差，洒脱赴死时呈现一种浪漫的残酷。

同样改编自真实事件的还有横扫第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各大重要奖项的《踏血寻梅》，根据香港市区发生的一起碎尸案改编。《踏血寻梅》的导演翁紫光是独立导演出身，加上之前完成的两部电影《明媚时光》《微交少女》，导演自称这是他的“香港残酷青春三部曲”。影片改编自真实的少女肢解凶杀案，全片划分为“寻梅”“孤独的人”“踏血”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这四个段落，反映当下香港年轻一代人，包括本土和新移民的心智畸形、对前途迷茫的状况。[2]

甚至具有幻想色彩的电影《十年》，也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了现实主义的思考和批判。这部获得2016年第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的电影，由五名年轻导演的短片组成（郭臻导演的《浮瓜》、黄飞鹏导演的《冬蚕》、欧文杰导演的《方言》、周冠威导演的《自焚者》、伍嘉良导演的《本地蛋》），一同预测之后的香港社会，讨论了保育、方言、身份认同、香港核心价值等敏感问题，具有很强的话题性和现实意义。

六、 合拍片日趋成熟消除观众“心理距离”

2003年CEPA协议签署至今，大量的香港电影人北上拍片，内地与香港合拍电影已经进入深度合作阶段。整体上，北上的香港电影人大多进行的是“对过往的舍弃”和“对自我的剥离”，在适应内地严苛的审查制度、与香港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迎合观众品味的过程中，香港电影人尽量舍弃被排斥的元素，比如政治讽刺、地域讽刺、色情、鬼怪等，同时也将一些太过张扬的风格因素尽可能地缩小到他们所理解的合理化的程度中。如果说从2013年开始，香港电影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本土性回归”的态势，而更多的香港电影人尝试北上拍片，尽可能地贴近内地市场。

不可避免的是，合拍伊始曾经出现了一些不大好的作品，所谓的“港味淡薄”“地域性削弱”“文化身份与大陆化同质”都是一些合拍磨合过程中必然产物。这样一种投资的特殊方式，导致投资结构、从业人员心态、文化差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表面上看，传统的香港电影被大陆所“吸收和融合”甚至吞没，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观众感受的都是内地与香港合拍片并没有如愿“走出去”，反倒更像是香港电影去除个性以后的“走进来”。

一些特别具有本土化风格的香港导演，做了各种尝试。徐克的《智取威虎山》拍摄完成于2014年，并于当年圣诞节在内地上映，达到8.8亿元的票房，可谓挣得盆满钵满，却在五个月以后在香港公映。这部影片的创作团队是近年来内地与香港合拍片的经典模式，除了导演、动作导演、摄影指导和一两个主要演员来自香港外，所有巨作成员都是内地身份。影片拍摄制作的大部分工作在内地完成，与此类似的团队还有北上的陈可辛和尔冬升等。[3]

尔冬升导演的《我是路人甲》是其北上以后拍的一部与众不同的影片，影片是他和他的团队历时三年“采访了300名‘横漂’，积累了100万字的素材，面试了1000多名横漂”[4]创作而成的，足以看出导演北上想要贴合内地观众观影心理的努力和决心。影片全部用了真正的群众演员，讲述一群在横店影视城做群众演员的年轻人不放弃梦想的过程中经历的酸甜苦辣的故事，最终票房为6310万人民币。

同时还有李光耀导演的《暴疯语》最终票房4482万人民币，彭顺导演的《宅女侦探桂香》最终票房4115万人民币，而叶念琛导演的《十月初五的月光》最终票房为4300万人民币，杜琪峰导演的《华丽上班族》最终票房为4750万人民币。尽管并非所有北上的香港导演都获得了内地票房的认可，尝试除“人才+资本”简单合作模式外更深度的挖掘和创作，结合内地市场诉求的同时保留自己的优势，也是一种探讨内地香港持久深入合作的必经之路。

近现代土地制度的演变篇5

【关键词】城市形态；城市结构；互馈机制；一体规划

1 “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形态

1.1 城市土地利用决定城市空间结构

城市是由许多不同群体来建设和维护的：家庭、商业、企业、机关、市政公务等等，每个群体为各自的利益选择生存空间，在公共方面，从城市基础设施，到公共的建设（如学校、街道、绿化等）来调节城市功能布局，落实于城市用地，即城市土地利用模式决定城市空间结构。

城市结构即城市土地利用形态，亦即城市的土地使用性质与开发强度。城市土地利用对交通运输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城市用地功能布局，决定城市交通的结构。城市中心商业、居住综合功能用地，适合发展大容量轨道交通；城市休闲、别墅用地适合地上公路交通。不同的城市结构及布局决定城市骨干交通方式的选择。城市土地利用模式决定了城市形态格局，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以互动发展整合城市用地结构，实现城市形态的布局。

1.2 轨道交通——新城市空间结构的骨架

城市交通直接关系到城市用地结构，城市交通与城市土地利用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随着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口剧增，城市范围的扩展往往也是随交通条件的改善逐步向延伸。交通方式决定土地利用模式，从步行时代、马车时代、汽车时代到轨道交通建设时代，城市结构由单中心同心圆向轴线、多中心模式演变，城市用地模式经历了单中心向区域、卫星城镇发展的过程。城市交通可达性的提高，促使地区经济活动被吸引到交通走廊上来，改变城市空间布局，引导城市土地利用沿交通轴变化，交通条件的变化改变了城市土地利用形态和空间结构布局。

城市轨道交通比其他交通方式节约用地，并可集约化利用城市土地，合理的用地功能分区和用地模式为轨道交通提供和疏散客流。由于轨道交通沿线土地开发的廊道及辐射效应，延展了城市空间范围，形成城市用地沿轨道交通走廊向城市区域外延布局，以轨道交通车站及节点为中心、线路为发展轴、路网为覆盖区的分级土地利用结构布局，构成了城市新的空间形态。

1.3 北京“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形态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构建了北京市空间布局，即为“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北京城市空间新格局。“两轴”是指传统中轴线和长安街的延伸；“东部发展带”北起怀柔、密云，重点发展顺义、通州、亦庄，东南指向廊坊、天津；“西部生态带”与北京的西部山区相联系，既是北京的生态屏障，又联系了延庆、昌平、沙河、门头沟、良乡、黄村等；“多中心”是指在市区范围内建设不同的功能区，分别承担不同的城市功能，以提高城市的服务效率和分散交通压力。规划明确未来城市布局以轨道交通为依托，形成轨道交通为轴的新城市空间结构，北京“两轴两带多中心”的新城市形态将依靠轨道交通网络实施。

2 城市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的一体演变

2.1 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的良性循环

城市形态的演变是交通与用地的一体演变，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以互馈机制协调发展。由于城市交通和土地利用共存于一个循环体，在互相制约和相互促进中，构建了城市形态。土地开发利用增加交通出行需求，交通设施的改善增加土地利用的可达性，影响社会活动的选址，再次刺激新的土地开发，并再次开始土地利用与交通系统的互相循环，直到趋于平衡或某个外部因素介入为止（如新交通方式的选择）。未来新的循环中，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的一体演变搭建城市结构框架。由于轨道交通的介入，可达性的提高，城市用地得到优化，改善城市交通与用地矛盾，保护了城市环境，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的互动发展，使城市形态的演变实现了交通与用地的良性循环。

2.2 轨道交通与城市土地利用互馈作用

土地利用的类型决定交通需求生成量，不同用地类型，对交通的需求类型和量不同，工业用地客流需求为固定时段，在上下班时段客流集中，形成高峰；商业用地交通需求为非固定时间，休息日、节假日形成高峰，平时则无或只有小高峰，交通需求相对均衡分布；居住用地直接影响交通运输量，高峰时段要求高，非高峰时段客流较为均衡。

土地利用强度影响和决定交通方式，土地开发强度改变交通需求，交通影响土地开发强度；土地开发强度增加，交通生成量随之增加。开发强度降低和分散，交通出行随之减少。土地利用程度越高，客流集中对轨道交通需求量越大。轨道交通车站周边土地收益距车站由近及远而由大变小，车站各种用地收益大小依次为：商业用地、办公用地、居住用地、工业用地，客流也依据用地类型增减。

可见，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的互动关系，需要合理的一体规划来实施城市空间结构布局。

2.3 北京地铁13号线与沿线北段土地利用互动发展

近现代土地制度的演变篇6

关键词： 中国电影；中国元素；西方元素；中西文化

随着各种文化相互交流日益频繁，交流、融合已成为当今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存在和发展的大趋势。电影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也反映着时代变迁和历史文化的演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融合也在电影中得到展现。

在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过程中，中国电影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近年来，中国电影在本民族特色的基础上，也开始融入诸多的西方元素。同样，西方的电影制作者也开始纳入中国文化元素进行创作。如迪斯尼就以中国家喻户晓的“花木兰替父从军”创作了卡通片《花木兰》；《功夫熊猫》也揉进了功夫、筷子、熊猫、包子、龙、鞭炮等中国意象，成为独特的风景。中国文化在这些电影的推动下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

一、中国本土传统特色的电影综述

电影作为最直观的艺术形式，人们往往通过异域电影了解异地的人文风情。西方人通过带有中国本土传统特色的电影，可以直观了解到中国的特色文化。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出路是在电影中突出自己的民族特色。

在展现中国本土特色的电影创作者中，中国的第五代导演中有许多佼佼者，两位最具代表性的导演是陈凯歌和张艺谋。他们都致力于在电影中展现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朴素而又唯美的感情。陈凯歌的一系列电影，如《黄土地》《边走边唱》《霸王别姬》《梅兰芳》，张艺谋的《红高粱》《秋菊打官司》《活着》《我的父亲母亲》等莫不如是。这些影片分别从不同角度将中国独特的民俗文化、戏曲文化等运用一定的电影语言和表现意象一一展现在世人面前。

张艺谋在创作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电影方面是十分成功的。他早期创作的一些电影始终从中国的乡土特色出发，来构筑中国人独有的精神世界。张艺谋在1988年根据莫言同名小说《红高粱》改编拍摄的电影就是一部代表性的作品。《红高粱》为张艺谋也为中国赢得了诸多的荣誉，一举奠定了张艺谋在国际影坛的地位，并深受广大影迷的追捧。《红高粱》以孩童的视点回忆“我爷爷”与“我奶奶”的故事，是一个具有神话意味的传说。整部影片在一种神秘的色彩中歌颂了人性与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因此，赞美生命是该片的主题。“是要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的那种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赞美生命的自由、舒展。”(张艺谋)。当我们欣赏《红高粱》时，首先就会被全片那辉煌的红色所浸透。红色是太阳、红色的血、红色的高粱酒，张艺谋在色彩运用上采用了高度风格化的处理方法，从影片一开始，整部影片就展开了红色的意象世界。首先是年轻漂亮、灵气逼人的“我奶奶”那张充满生命的红润的脸，接着就是一系列的红色意象事物：占满银幕的红盖头、热烈饱满的红轿子、男女主角野合时那在狂舞的高粱秆上闪烁的阳光、似红雨般的红高粱酒、血淋淋的人肉，一直到那日全食后天地通红的世界……整部影片都被红色笼罩。这些独具中国风特色的一系列意象事物，凸显了一种对完美自由的自然生命的渴望与赞美。这不是一个完全现实时空的再现，而是我们内在生命力的精神外化。影片结束在那神秘的日全食中，红色的扩张力获得了一种凝固的近乎永恒的沉寂效果。黑红色的高粱舒展流动充满了整个银幕空间，极为辉煌、华丽、壮美。正是影片所展现的各种中国元素以及独具特色的电影色彩运用，让观影者观赏时如痴如醉。也正是这种对生命的礼赞以及影片那精湛的电影语言的运用，使得《红高粱》获得了诸多的国际荣誉，开创了中国电影的新纪元。

近现代土地制度的演变篇7

然而，11月24日，土耳其空军击落俄罗斯苏-24战机的惊人一举，让低调的土耳其空军立刻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击落苏-24战机事件造成俄罗斯一名飞行员死亡，俄总统普京将这一行为怒斥为“背后捅刀”，同时批评称，虽然土耳其声称打击“伊斯兰国”，但实际上却成为作为其主要资金来源的石油走私的通道。俄罗斯还启动一系列对土耳其的制裁措施和应对方案，这不但给俄土关系蒙上阴影，也给早已乱成一团的中东局势增加了新的变数。那么，击落苏-24战机的土耳其空军实力究竟几何？

名不副实的北约第三

草创于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土耳其空军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空军之一。1909年，奥斯曼陆军打算建立一支航空兵部队，当时离莱特兄弟制造的世界上第一架飞机首飞成功仅不到6年。当时一些军事强国在建立航空兵方面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可见奥斯曼陆军的眼光还是比较敏锐的。

1945年之前，土耳其空军浮浮沉沉，发展比较缓慢。冷战开始后，得益于加入北约组织，土耳其空军才正式步入快速发展阶段。由于地缘位置的重要性，土耳其开始加强军力发展，空军实力也逐步增强。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土耳其空军目前总兵力超过6万人，空军总部位于安卡拉，下设第1和第2战术航空司令部、航空训练司令部及后勤司令部等。两个战术航空司令部是土耳其空军的主要作战力量，一共下辖7个防空战斗机中队和8个战斗轰炸机中队和2个侦察中队。

目前，土耳其空军拥有的作战飞机和直升机数量达到930架左右，其中包括230架F-16C/D战斗机。要知道，战斗机是一国空军争夺制空权的主要力量，战斗机性能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制空权的归属。

自1987年开始，在“和平玛瑙”计划下，土耳其空军开始装备美国研制的F-16C/D战斗机。从技术角度上讲，F-16C/D作为世界上一款经典的第三代制空战斗机，其机动性能、机载电子设备和机载武器的水平都排在世界先进水平的前列。进入21世纪后，土耳其空军对批次较早的F-16C/D进行了升级，换装了新型火控雷达和机载武器，作战能力进一步提高。

除了F-16C/D战斗机，土耳其空军还装备了近200架F-4E战斗机。虽然F-4E属于第二代战斗机，作战能力逊于第三代战斗机的F-16C/D战斗机，但庞大的装备数量，实力也不容小觑。

现代战争中，预警机、电子战飞机和加油机等特种飞机在战场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预警机为例，这种特种飞机装备了大型雷达和一定数量的指挥人员，可对敌方空中目标或水面目标进行远距离探测并指挥己方飞机展开相应的行动，被称为“空中指挥所”。

2000年，土耳其空军开始实施“和平鹰”计划，并从美国购买了4架E-737预警机。2015年2月，波音公司宣布为土耳其制造的4架E-737全部交付。E-737预警机配备了有源相控阵雷达，最大探测距离超过400千米，可同时掌握数百批目标。在数据链的支持下，E-737与土耳其其他军机形成联合网络作战系统，提高了土耳其空军的整体作战能力。除了预警机，土耳其空军还装备了十几架加油机和侦察机。

从飞机数量上看，土空军的确称得上是北约第三，从作战装备构成来讲，其也算得上是一支比较完善的现代化作战力量。但一国空军实力并非仅由数量决定，地面防空、作战经验、航空工业等都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恰好是土空军的薄弱之处，北约第三的“赞誉”显得名不副实。

自主发展 层层推进

正是意识到上述不足，近几年来，土耳其开始有针对性地弥补短板。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购买中国红旗-9导弹搁浅一事，就是土耳其增强地面防空能力的重要举措。土耳其空军目前装备的地空导弹主要是“奈基”、“霍克”和“轻剑”，这些导弹大部分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产品，性能早已落后。

在发展航空工业方面，土耳其通过“和平玛瑙”计划（土耳其空军装备的240架F-16C/D战斗机中只有8架是美国制造的，剩余的232架按生产许可证由土耳其宇航公司生产）接触了第三代战斗机的部分技术，航空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土耳其又参与了美国的F-35项目。

土耳其国防采购官员表示，军方打算购买大约100架美国洛・马公司牵头研制的F-35战斗机。F-35属于第四代战斗机，采用隐身设计和相控阵雷达，作战能力强于第三代战斗机。采购F-35战斗机是为了巩固其北约第三空中力量的地位，提升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

在继续参加美国牵头的F-35国际战斗机生产项目的同时，土耳其还打算同步发展国产TF-X战斗机。西方航空界人士称，研制TF-X战斗机显示了希望成为航空强国的勃勃雄心。2015年1月，土耳其政府决定为TF-X战斗机装备欧洲的EJ200发动机，飞机计划在2023年首飞，2025年服役，采购数量约250架。

不过，军用飞机、机载武器等硬件设备只是空军实力构成的物质基础，飞行人员和地勤人员的素质更是空军实力的重要部分。由于土耳其空军飞行员大多去美国接受训练，又经常参加北约的各种演习，常态化的高强度训练使其保持着比较高的训练水平。近年来，土耳其空军还与非北约成员国举行演习。

据外媒披露，2010年土耳其邀请中国空军参加“安纳托利亚之鹰”联合军演，中国的苏-27也参与了此次空战演练。虽然中方没有透露任何消息，但由于中国国旗出现在土方更新后的“安纳托利亚之鹰”官网上，此传闻以这种方式获得证实。这也被外界视为中国首次与北约成员国举行联合军演。

为何不怕俄罗斯？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空军一直在走下坡路，战机更新换代缓慢、飞行员训练水平下滑一直困扰着空军。借伊拉克战争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俄罗斯经济复苏，空军的境遇才有所改善。俄罗斯空军目前总兵力约16万人，各种作战飞机约200架，其中第三代战斗机数量超过700架，预警机、电子战飞机等特种飞机也一应俱全。

从总体实力来讲，俄罗斯空军要强于土耳其空军，但由于俄国土面积太大，空军不能将所有作战飞机放在一个战略方向。比如，驻叙利亚空军作战的伞机只有30-40架，其中用于争夺制空权的战斗机只有16架左右。从公开报道来看，驻叙利亚的俄罗斯空军战斗机的机载武器与土耳其空军有一定差距，并且如果没有预警机的支援，根本无法与土空军抗衡。

近现代土地制度的演变篇8

一、基本的理论分析

通常的公共治理模式研究认为，国家、社会以及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公共治理模式的三个要素，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大致成为了公共治理模式研究的基本范畴。但是，向更深的层次观察，是什么决定了这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与运行框架?就如经济学的研究中，企业的运行以及资源配置构成了微观经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而什么要素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也许更为重要。近代人类历史上的公共治理模式经历过一次大的转变。13世纪以来，发端于威尼斯的资本主义运动，使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等纷纷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背景下，这些国家的基本经济运行制度、社会制度，国家、社会以及公民个人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基本的公共治理模式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变却呈现出与西方社会迥异的情况。中国公共治理模式转变的特征何在?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出现?回归历史的研究，重新考察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农业制度的变化与国家公共治理模式的演化就能管窥一二。中国历史上农业制度变革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公共治理模式。在中国，传统经济没有演化成现达的工商业经济，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这是由于农业经济发展没有突破以下三个因素:1．资金的广泛流通，剩余资本透过私人贷款方式，彼此往来。2．经理人才不顾人生关系的雇用，因而企业的扩大超过本人耳目所能监视之程度。3．技术上支持因素通盘使用，如交通通信、律师事务以及保险义务等，因此各企业活动范围超过本身之能及。［3］(P31)

这三个条件背后的实质因素是政府职能以及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变。如果政府没有推动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三个条件的突破，政府本身的公共治理模式就不会在合适的条件下实现转型。中国历史上基本的经济制度源于农业的发展，农业制度的发展又决定了相当时期中国基本经济结构与社会制度。农业经济的发展受制于自然地理条件。在中国北方，黄河中游由北至南将黄土地区割成两半，其纵长500英里。由于黄河的流水中夹带着大量的泥沙，河床淤塞，引起堤防溃决泛滥，造成中国北方区域财产与生命的损失，因此，治理黄河成为了历史上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制约条件。但是，受到科学技术发展条件的限制，黄河的治理只能通过中央政府动员全国之力进行，这为历史上中央权威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可能。

同时，北方农业文明的发展一直受到来自长城外少数游牧民族的侵扰。为了保护农业文明的发展成果，也要求国家政权集中权力，动用全国之力来抵御北方威胁。特定的地理、水利条件与地缘关系的交汇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土地制度与公共管理模式的变化，即在强大的中央集权下，国家权力的扩大，民间社会的相对不发育;土地制度的分散格局，国家直接对大量分散农民的直接征税。由于没有形成社会的中间土地与中介组织，民间的产权界定以及其他相关条件难以形成，因此就不可能造成黄仁宇所说的进入资本主义与现代公共治理制度所需要的三个条件。中国历史上土地制度与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是相互交融的，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直接影响到中国土地制度的变革与传统社会的发展。中国土地制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井田制。

根据钱穆《国史新论》［4］所言，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在其所居城郭之外划出部分可耕地，平均分配给农民，按年龄受田还田，按照井田制度的标准理论，每家受田百亩，此所谓私田，八家又共耕公田百亩;每户享受百亩私田收益，公田百亩收益归“公家”所有，大概相当于向农民征收收获的九分之一。这对中国后代的土地以及政治制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大致平均的土地分配制度，以及带有一定平均主义色彩的土地分配思想。战国后，中央集权制度形成，政府直接向农民征税，又强化了这种土地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的公共治理模式之形成。

二、基本经济制度、农业制度安排对公共治理模式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大致到明朝洪武年间基本定型。中间经过汉、唐、宋、明①，虽有很大变化，但是中国春秋时代的井田制度的平均主义思想一定程度上依然在延续，并且深刻影响到土地制度的变迁。汉以后，土地私有化以及中央集权制度基本确立，中央政府直接对分散的农民征税，分散的农民土地基本可以保证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因此，政治、经济管制并不需要太多的技术支持，中央政府也有能力去维持这种分散的土地制度结构。随着历史的演化，行政力量对于这种特殊土地制度的安排得到不断加强，但是，私有产权下土地的自由流转内在地推动着土地的兼并，而土地兼并的出现与扩大，削弱了政府的税收基础，危及政府的财政能力与运营能力。①

这种行政力量与经济动力的相互制约构成了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主要脉络，也导致了传统公共管理模式的形成与强化。在汉代，全国土地按照比较平均数划分给农民，这样，就形成了无数的自然纳税主体，中央政府对农民直接征税，由于税基广泛，政府对农民征收较轻的赋税。根据荀悦《前汉记》的记载，汉代前期中央政府的法定税率是十五税一。但是，土地的自由买卖、流转使得土地持续集中于若干大的地产者手中，国家的税收持续减少。中央政府为了维持税收的基础，必然会抑制土地的兼并，以继续维护耕者有其田的小自耕农制度。持续的历史累计形成了传统的治理模式，即中央集权下，官僚集团对无数分散的小自耕农的公共的治理。唐代实行租、庸、调与两税制。租庸调是指唐代田赋制度，“租”是指农民在其授田期间对国家负担的租额;“庸”是指人民对国家的义务劳役，每人每年服役二十天;“调”是各地人民给中央的土产贡献。这是一种经济平均主义理想的赋税制度。由于会计、账簿以及中间服务制度的缺失，随着人口变动，户口登记制度逐渐错乱，此种制度的维持需要高昂的成本，两税制的产生就是制度安排的成本收益变化导致的结果。两税制下，一年分夏秋两次收税，收税以现居住地与现有土地为标准，同时改以实物征税为货币征税。两税法改按人丁为按财产征税，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与传统的平均主义土地制度的安排相悖，加之土地的兼并，其对中国农业制度和公共治理模式变革的作用是有限的。

在宋代，中国的土地制度发生了突变。宋代中国的工商业取得了不错的发展，它对于造船、铸币、开矿等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将其作为全国发展的基础，在军事上采用募兵制，用经济的方法解决政治以及军事问题。在王安石变法中，实行方田法、青苗法，为中国古代经济商业化转型与公共治理模式转型提供了一次契机。但是，宋朝转型并没有成功。这是因为传统政策一直注重培养无数小自耕农，没有形成工商业发展所需要的产权划分、技术储备和会计、法律等条件。在传统的公共治理模式中，无法界定私人财产权的绝对性，政府也无法判断如何获得财产为合法，以及哪种经济、金融行为为有效，因而国家的法律、会计安排只能以简单的传统案例作为参考。真理在官僚组织手中，不容辩驳，政府管理大批农民，以“息争”为原则，独立的私人产权也不能获得保证。虽然政府通过变革加强了金融经济，使财政商业化，但是，传统公共治理体制却不能为之提供支持。

朱元璋建立明帝国后，对宋代以来超前发展的工商业部门进行了全面收缩，以落后的小农经济为蓝本对整个国家进行改造。为保持政权的稳定性，国家的经济政策重新回到原来的重农轻商的传统中。重新将全国土地划分成无数小的单位，大致平均分配给全国农民，对农民直接征税。资料研究显示，明朝主要的税收来自农业及其特产税［5］(P224)，工商业税收在政府的收入构成中比重下降，微乎其微。这与宋代国家的税收以工商业税为主有巨大的差别。同时，在国家的权力安排上，中央的权力进一步加强，地方以及民间的权力收缩。政府以官田的名义对苏浙地区的地主课以重租，利用和罗织各种刑事案件，打击各大家族;打击商业阶层，规定商人之家不得穿纱绸，全民不得下海。在中央集权下，明朝全国资源被分成无数细枝末节，财政部门成为一个庞大的会计机构，不参与经济过程，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成为经济的发展因素。社会在收缩中实现均衡，非常有利于国家政权的稳定。但是，由于政治的集权与经济的分散，民间的商业机构不能发育，现代的公共治理模式也不可能出现。

三、结论

回顾历史发展，中国历史上的公共治理模式与政治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成以下三点:

1．由于地理与国家安全的原因，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分散的土地制度安排与中央集权之间形成了一种脆弱的平衡。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就必须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因此，为社会以及工商业发展所预留的空间进一步变小，社会很难形成与国家分权的中间力量。

2．传统的公共治理模式以中央集权的政府对民间的管制为基础，社会以及个人的发展受到国家政权的高强度制约，整个社会的发展呈现一种收缩的均衡状态，向现代公共治理模式转变所需要的经济条件难以形成。

近现代土地制度的演变篇9

〔关键词〕专利文献；LDA；JS散度；IPC分类号；技术主题强度；专利技术演化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7.05.003

〔中图分类号〕G255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21（2017）05-0013-06

Research on Patent Technology Evolution Based on

LDA Model and Classification NumberLiao LiefaLe Fugang

（School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Ganzhou 341000，China）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This paper used the probability topic model to study the evolution of patent literature，and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rend of patent technology.[Methods/process]The LDA model modeled the patent text by time window，confusion degree method was used to determined the optimal number of topics，extracting topic vectors according to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patent text，used the JS divergence to measur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opics，introduced IPC classification number to measure technical topic strength，finally，the evolution of topic strength，topic content and technical topic strength were studied.[Results/conclusion]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is method could deeply excavate the topic of the patent literature，and could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patent technology over time and help the practitioners to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trend of patent technology.

〔Key words〕patent literature；LDA；JS divergence；IPC classification number；technical topic strength；patent technology evolution

＠文献是技术情报的载体，它的文本中隐藏了大量的技术情报信息，是技术情报的最佳情报来源。从2011-2016年我国专利申请数量已经连续5年蝉联全球专利申请量之首，因此，从海量的专利文献中挖掘专利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专利技术演化分析是专利文本分析的重要研究方法。技术演化分析是指技术变化过程的发现和描述，进而进行技术发展趋势预测等内容。全面、深入和准确地分析技术发展情况，可以帮助国家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帮助企业了解市场发展动态和制定正确的市场技术路线，还可以帮助科研人员从技术的发展趋势中获得启发与借鉴。

本文针对专利文本结构特点[1]，提出基于LDA和分类号的专利技术演化模型。首先该方法在文本建模时，考虑专利文本内容的权重差异；其次结合专利文本权重提取专利文档的主题概率分布，然后在文本演化分析中，分析主题的主题强度和主题内容演化，及结合专利的IPC分类号分析技术主题强度。最后实验表明，该模型能够较好地分析出专利文本的主题强度、主题内容演化和技术主题强度演化过程及趋势。

1相关研究

因专利技术演化分析能够探索和挖掘专利文本中的一些潜藏信息[2-4]，故已成为该领域对特定技术发展研究的重要手段，国内外研究者对专利技术演化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5-9]。根据技术演化分析方法中利用专利文献中的不同信息，可以将专利技术演化分析方法分为3类。

11基于专利分类号的技术演化

专利分类号（IPC分类号、德温特手工代码等）是对专利技术内容的反映。基于专利分类号的技术演化分析方法[10]是通过时间窗口切分专利文献，依据专利对应的专利分类号，在各时间块内对专利进行统计分析，常见的专利分类号统计方法有：根据专利分类号对同类专利统计数量，分类号的频次统计分析、共现统计分析等。通过统计分析专利分类号随时间的演变，来揭示某技术领域的技术演化过程及发展趋势。这类技术演化分析方法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分析技术的演化过程，但是并没有深入到专利文本的内容，只停留在宏观表面上，不能够全面深入地分析技术发展演化过程及趋势。

2017年5月第37卷第5期现？代？情？报Journal of Modern InformationMay，2017Vol37No52017年5月第37卷第5期基于LDA模型和分类号的专利技术演化研究May，2017〖〗Vol37No512基于专利引用关系的技术演化

专利之间的引用关系使专利之间产生了关联，构造成专利引用网络，通过对专利关联和网络的研究，分析专利技术之间的联系和演进关系。侯彼蓉、司有和和吴海燕[11]提出基于引文路径分析的专利技术演进图的描绘，利用医学内窥镜专利技术进行实案论证。Changwoo Choi和Yongtae Park[12]提出一种利用专利引用网络对技术发展过程进行分析的方法，分析技术变化、明确技术发展路径及预测技术发展趋势。分析专利引用关系能够发现不同专利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演化过程和趋势，但是此类算法存在两个明显的缺陷：①专利引用体系不完整，不易发现所有专利之间的引用关系；②引用关系同样停留在宏观表面，没深入到专利文本内容，不能发现专利内在联系。

13基于专利文本的技术演化

早期基于专利文本的技术演化分析方法是通过人工阅读来完成的，但随着专利文本数量的陡增，人工阅读的成本也在迅速增加，因此采用机器学习文本挖掘算法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该类方法利用文本挖掘算法提取专利文本中的文本信息，然后根据文本信息进行技术演化分析，其中专利的文本包括名称、摘要、项等。Young Gil Kim等[13]提出一种关键词语义网络的构建方法，对专利文本进行聚类，根据不同簇关键词的共现及首现时间，构建关键词语义网络，分析技术主题变化过程。方曙等[14]在分析现有方法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更完善的基于专利文本的技术演化分析方法。该方法结合专利文本信息，能更直观深入地表达专利的内在信息与联系，最终更好的发现专利技术演化过程和趋势。基于专利文本的技术演化研究常用方法有：专利词频统计方法，空间向量模型等，其中对概率模型方法涉及很少，故本文利用概率主题模型结合专利分类号来分析专利文本的技术演化过程及趋势。

4实验及结果分析

41实验环境及数据集

实验是在CPU为Inter（R）E5-2620 v2@210GHz、内存为16G、操作系统为64位的Window8的PC机上运行。

本文利用从专利局获取的稀土专利数据进行实验。实验数据集包含2007-2015年共31 000篇稀土专利文献[21]，时间窗口的长度划为1年，根据专利的申请时间将专利文献分到对应的时间窗口。利用困惑度函数确定各个时间窗口的最优主题数，具体的数据情况如表2所示。

42实验设置

实验分词采用R软件的Rwordseg包中的segmengCN方法[22]，由于专利文本具有专业性强、领域词汇多的特点，若直接采用R软件进行分词效果不是很好，需要扩充分词表的词库，故在搜狗词库中下载相关的专利词语词库，使像“金属氧化物”、“二氧化钛”等日常少见的词汇能正确被表2数据集各时间窗口具体数据情况

年限文档数词汇数最优主题数20076814 1945620081 7346 3066120091 9406 4515920102 2097 0856520112 4076 9627020123 7818 2907820134 5068 5747220145 4409 4068520156 1799 78582

切分，提高分词正确率，并为后续分析提供好的实验数据。

在LDA建模过程中，参数估计采用MCMC方法中的Gibbs抽样算法，根据经验设置α=50/K、β=001，Gibbs抽样的迭代次数参数iteration为1 000，保存迭代参数save step为800。其中各时间片的具体最优主题数如表2所示。

43实验结果及分析

LDA模型根据表2各时间片的最优主题数分别建模，选取各个主题中分布概率前10的关键词表示主题内容。2015年热点主题的分布情况如表3所示：表32015年热点主题

Topic 0Topic 8Topic 9Topic 11Topic 13Topic 39合金催化剂磁体荧光发光玻璃熔炼烟气粉末荧光粉转换掺杂铝合金活性烧结发射吸收陶瓷铸造催化汝铁硼发光红外线透明融化净化磁性激化可见光制备铁合金浸渍粘结化学余辉石英精炼助剂磁场红色紫外线摩尔镁合金废气铁氧体绿色磷光烧结浇铸尾气温度波长彩色折射率铸锭催化活性扩散二极管颜色抗热

根据表3可知，2015年＠文本的主题集中在合金材料、催化剂材料、磁体、发光、荧光和玻璃等。通过对这些热点主题的具体内容含义分析，可以了解2015年专利大概的申请情况。主题0主要是合金方面的内容，包括铝合金、铁合金、镁合金等的合成等；主题8主要是催化材料方面的内容，侧重对各种工业废气、发动机尾气和烟气的处理及净化；主题9主要是磁性材料方面的内容，磁性材料的主要对象还是汝铁硼永磁材料的研究；主题11主要是荧光领域的内容，重点在各种颜色光波长研究；主题13主要是发光领域的内容，发光领域包括发光、荧光材料等方面；主题39主要是玻璃材料方面的内容，包括玻璃的掺杂、烧结、抗热和折射率等，侧重在玻璃材料创新方面。

431专利的主题强度演化结果

依据LDA模型提取的文档-主题和主题-词汇概率分布，计算主题在各个时间片上的主题强度，分析主题强度随时间的演化趋势。下面以稀土行业中的几个热门主题进行分析，具体的演化情况如图3所示：

图3为主题的主题强度随时间的演变情况图，依据图可以清晰地看出各主题的主题强度随时间变化的情况。从图中分析各主题强度演变得出：主题0的主题强度一直很高，在2012年和2015年热度达到最大值，主题0的整体主题强度有一个上升的趋势，说明合金方面的内容一直是稀土技术研究的热点；主题8是有关催化材料方面的主题，整体主题的主题强度是一个上升过程，这跟时代需求有关，随着各种废气、尾气处理净化的要求，引发了该类技术的研究热潮；主题9的主题强度整体是个下降趋势，说明在磁性材料方面的研究达到了一定技术瓶颈，研究热度慢慢下降；主题11和13事关于发光领域的内容，随着时间主题的强度值跨度较大，呈现一个大的上升趋势，随着近些年国家飞速发展，这方面技术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主题39是关于玻璃材料领域的内容，主题的强度波动不大，说明该领域研究稳定。

432专利的主题内容演化结果

对各个时间窗口建模，获取主题-词汇概率分布，在不同的时间窗口中同一主题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根据JS距离公式，得到主题相似性度量结果。下面列举了合金主题的内容变化情况。具体情况如表4所示：

表4合金主题的内容变化

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合金铝合金合金合金合金合金合金合金合金原料合金熔炼熔炼镁合金杂质熔炼熔炼熔炼制备保温镁合金性能熔炼镁合金铸造铝合金铝合金真空温度性能铸造杂质热处理熔化铸造铸造熔炼熔化高温试样退火强度退火融化融化氢气工艺热处理提高余量熔炼精炼浇注铁合金保护熔炼提高变质精炼含量浇注精炼精炼破碎冷却铸造铁合金变形镁合金镁合金镁合金镁合金氩气升温元素磨损热处理高强浇铸退火浇铸融化精炼精炼工艺挤压微量铸锭钛合金铸锭

实验提取主题概率分布前10的关键词作为该主题的表示形式，从主题强度图中可以分析出，合金领域的主题强度一直很高，是近些年的研究热点，而主题的内容是变化的，从表4中可以看出合金技术在内容上，从各种熔炼慢慢集中在各类金属的合成上，这正和近些年合金技术发展相吻合，说明这主题内容演化很好的论证技术方向的发展。

433专利技术组主题强度演化结果

依据IPC分类的特性，对小组分类的同类技术进行技术主题强度演化分析。下面列举了近些年一些热门技术的主题强度演化情况，具体情况如图4所示：

图42007-2015年技术主题主题强度演化趋势

图4宏观上描述技术主题强度随时间演化趋势图，随着近些年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使得有关环保节能方面技术成为研究热点，图中纯稀土合金节能环保制备技术和废汽车尾气净化剂制备技术的主题强度随着时间呈现一个强势上升趋势，这和实际情况相吻合；近些年稀土提取技术主题强度曲线波动较大，因为它相对其他专利的申请量在减少，但它的量是在稳步上升的；各种光照技术在飞速提升，因为这是当前各企业研究的热点，也是商业竞争的关键技术，图中光电器件制备技术和照明光源制备技术由2011年后是一个稳步上升的趋势，符合当前专利技术发展实情。

5结论与展望

本文利用LDA模型对不同时间窗口的专利文献建模，提取各专利文档的主题，利用困惑度确实最优主题数，从主题强度、主题内容、技术主题强度等方面，全面研究了专利文献主题的演化情况。结论表明该方法可以较好地分析专利文献主题随时间的强度演化规律、主题内容演化趋势和技术主题强度演化情况。本文只考虑专利文本结合IPC分类号的专利技术演化分析，对于技术之间的相互引用、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等考虑不足，因此这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以能够更全面深入地研究专利技术演化，使主题演化效果更真实反映专利文献的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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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土地制度的演变篇10

关键词：铜觯； 起源； 大汶口文化陶觯； 山东龙山文化陶觯； 马桥文化陶觯； 关系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lack of pottery Zhi in the Central Plains region of China， there is no discussion on the origin of bronze Zhi. This paper mainly traces the origin of bronze Zhi through studying pottery Zhi of the prehistoric Dawenkou culture to Longshan culture of Shandong region， and Xia and Shang Period Maqiao culture of Tai Lake Region. This text thinks that bronze Zhi directly from pottery Zhi of the prehistoric Shandong Dawenkou Culture and Longshan culture， and continue to develop in the Xia and Shang period Maqiao culture， until the early bronze Zhi appeared in the first period of Yin ruins. Meanwhile，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ttery and bronze by the bronze Zhi that as the main example.

Key words：Bronze Zhi， the Origin， Dawenkou Culture Pottery Zhi， Shandong Longshan culture Pottery Zhi， Maqiao culture Pottery Zhi， the Relationship

青铜觯得名于北宋王黼的《博古图》，是商周时期的一类饮酒器，自殷墟一期出现后，发展迅速。殷墟四期开始进入酒器的核心组合，西周早期已取代觚的地位，与爵搭配构成酒器的基本组合，其在青铜器中的重要性无容置疑。但由于中原地区一直不见觯形陶器的发现，关于青铜觯的起源问题一直无人探讨。本文主要通过对山东史前大汶口到龙山文化以及太湖地区夏商时期陶觯的梳理，为铜觯朔源，并借此讨论陶器与铜器的关系。

一、 最早青铜觯的考古发现

关于最早的铜觯，李济先生曾在《记小屯出土青铜器》（上篇）中，认为小屯M388出土的一件器物，为觯形铜器。并进一步认为这样的器身上加一提梁的为“卣”形，没有提梁的为觯形①。小屯M388为殷墟一期墓葬，如果该器为觯，那么就是殷墟出土的时代最早的青铜觯。但是，通过分析器形发现，该器高19厘米，圈足高1.5厘米，深12.8厘米，口径5.9～6.1厘米，颈径4.3厘米。细长颈，鼓腹垂于器身最下部，形制与觯相异，此器定为壶较为合适，岳洪彬先生在《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也将此器归入A型圆壶②。而在这样的器身上加提梁亦不应为卣，应为提梁壶。既然此器甚至此类器为壶而非觯，那么最早的铜觯就当另寻。

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安阳小屯一般认为是晚商商王朝宫殿区西南侧发现一座大墓，该墓虽然没有墓道，但是有棺椁，殉人16具，墓室面积达到了22.4平方米，是殷墟除商王陵之外最大的墓葬之一。而该墓的出土物更证明了其重要性和特殊地位。墓中随葬1600余件器物，海贝近7000枚。其中铜器有440多件、玉器590多件，还有象牙雕刻品数件。与本文讨论相关的是，该墓出土有2件铜觯（M5：810、M5：783）和1件石觯（M5：1321）（图一）③。由于该墓铜器铭文中“妇好”占有相当数量，所以该墓的墓主学界一般认为就是殷墟甲骨文中记载的“妇好”。关于该墓的时代，在发掘之初，虽有殷墟二期武丁配偶“妇好”和殷墟三、四期卜辞中康丁配偶“妇好”之争④，但由于该墓在距墓口深1米的墓室填土中出有1件殷墟二期的陶爵，所以结合出土的铜器，目前学界一般倾向认同发掘者的意见，将墓葬的时代定在殷墟二期，绝对年代为武丁晚期⑤。由于小屯M5出土有“妇好”铜觯，本身即为墓主之器，所以这2件铜觯和1件石觯的时代当与墓葬的时代相当，为殷墟二期，那么该墓出土的铜觯无疑是已知时代最早的粗体觯，石觯为时代最早的椭方体觯。但是无论从铜觯的器形、纹饰，抑或铭文看，它的整体已非常成熟，并影响到了玉石容器类。那么在此之前，是否还有时代更早的铜觯？

2010年，济南大辛庄遗址又获重大发现。新发现的一处商代贵族墓地，时代从商代前期后段延续至商代后期，而本次发掘最重要、也是最大的一座墓葬当属M139。该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一棺一椁，墓室面积7.21平方米。尽管被盗，仍出土有14件青铜器。除1件鼎置于二层台东南角，其余均集中放置在二层台的西南角，包括1件青铜觯⑥（图二）。关于该墓的时代，在材料公布之初就有争议，发掘者认为属二里岗期，有学者认为属殷墟一期⑦。造成争议的原因，主要是墓葬的铜器有一定的时代跨度。简报公布的1件铜鼎（M139：1）空尖锥足，腹部亦很深，具有二里岗上层铜鼎的风格。从墓室平面图片看，封口B的形制也具有二里岗上层铜器的一些特点。但是提梁壶（原报告称卣，M139：7）一般认为是白家庄期才出现的器类⑧，而这件壶还与侯家庄M1022R1071壶形制接近，只是颈部更粗的特点显示时代略早于候家庄提梁壶。（M139：3）的形体已瘦高，时代明显晚于白家庄期铜。而时代特征最明显的是该墓的另1件铜鼎（M139：2）。虽然未发表器形照片，但是从墓室平面照片看，该器足部是典型的从锥状向柱状足过渡的形态，而且腹部已较浅，是典型的中商晚期的器形特点，置于殷墟一期更加合适。因此，该墓的铜器时代横跨二里岗上层和中商时期，而最晚器形时代应是殷墟一期，所以墓葬的下限也当在此时。关于该墓的铜觯（M139：12），从墓葬共存器物推断的话，时代自然可能早至二里岗上层，也可能晚至殷墟一期，但是从器形、纹饰特点看，还是置于中商晚期比较合适。但是无疑，其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青铜觯。此外，族属方面，该墓有腰坑、殉人，而大辛庄遗址本身也是商王朝在东方的一个重要据点，因此M139当是殷人之墓，该觯也应是商文化的产物。

二、 史前、夏商时期觯形陶器的考古发现

从最新的考古发现可知，目前已知最早的青铜觯是济南大辛庄M139出土的一件细体觯，由于墓葬的时代下限为殷墟一期，因此该觯的时代不晚于殷墟一期，这也意味着青铜觯的出现时代不会晚于殷墟一期。但是铜觯是如何起源的？是和多数铜器一样，受到了陶器的影响吗？这需要我们从史前的觯形陶器中寻找线索。

从1960年开始，上海闵行区马桥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在发掘简报中，发掘者将一类形制与铜觯接近的陶器称为陶觯，而且数量不少。通过仔细观察，马桥遗址除了命名为觯的数十件陶器外，还有多件与铜觯接近的器形。在马桥文化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过程中⑨，在第五层出土几件陶器，简报称之为杯，并分为三式做了介绍。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简报中所称的Ⅰ式、Ⅱ式杯，并非陶杯。Ⅰ式 T17：4，泥质灰胎黑衣陶，高8厘米，口径5.6厘米。口微侈、束颈、鼓腹、假圈足、弧形外撇，颈上饰一道凹弦纹。Ⅱ式 T1：10，泥质灰胎黑衣陶，残高5.6厘米。口残、腹微垂、矮圈足弧形外撇，素面。这两式器物鼓腹，最大腹径位于器体的中下部，圈足与腹方向相异，弧形外撇的造型与杯相异而同与粗体铜觯，如大司空村M539：25觯、安阳近郊出土卫父己觯等，因此可能称之为觯形陶器更为妥当。简报中认为第⑤层的年代约在距今4000年左右，为良渚文化层。而此类觯形陶器在浙江其他良渚文化遗址中也有少量出土。在第④层中，简报直接命名为陶觯的Ⅱ式陶器共16件。通过观察，这些陶器多数形制与铜觚更加接近，但是其中的一部分器体的中下部有鼓出的折腹，且器底外撇成喇叭形。如T102：8，泥质灰胎黑衣陶，高15.2厘米，口径8.2厘米，有鼓出的折腹，圈足外撇成喇叭形，形制与觚接近，也与细体觯有一定类似，即便此类陶器无法确定为陶觯，但至少与陶觯有一定的关系。而定名为陶尊的个别器形，如T111：5，泥质灰胎黑衣陶，高24、口径9.4厘米，腰部饰三周弦纹。形制与尊有些类似，但是体量不大，圈足较高，与著录在《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的1件圈足下加圈足状器座的觯形制接近⑩。这说明此类陶器与觯形器也有一定关系。至于本层的年代，简报将年代定在了商代早期晚段。而马桥遗址1993～1995年的发掘同样出土较多命名为陶觯的陶器11，与以上同样的判断标准，其中一部分为觚，个别为杯。但是，有1件可以确指为陶觯。这件编号为ⅡT1234③D：6的陶器，泥质灰陶，高12.6、口径9.4厘米。侈口、束颈，有一鼓出的折腹，假圈足，外撇成喇叭形底，素面。觯的典型特质一是体量较小，明显小于各类盛酒器，二是在器体的中下部有鼓出的腹部，三是圈足与器腹的弧线相异，器腹弧形内收为圜底，圈足外撇成喇叭形底。这件陶器完全符合觯的标准，且与铜觯形制接近，如洛阳北窑M1：5邑觯、父庚觯等。而类似的器形在1993～1997年发掘报告直接命名为“陶觯”，且有49件，虽一部分为陶觚和尊，但其中亦有一定的数量的陶觯，如ⅠT519③：1、ⅡT722③C：13等等12。此外，该次发掘命名为陶尊的1件器物ⅡT1121③D：6，泥质灰陶，高13.5、口径8.4厘米，器腹饰云雷纹，颈部和圈足饰弦纹。体量与觯相符，而形制也符合定义为“觯”的三项标准。在与铜器比较后，器形也与殷墟西区AGM793：9O父癸觯、郭家庄M1：25戈觯等粗体觯接近（图三）。关于本层的时代，发掘者认为与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的第④层时代相当。

在马桥遗址之外，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遗址中也发现有一些觯形陶器。在大汶口文化的遗址中，常出土一种被称为觯形杯的陶器，多数为圜底或平底，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器底下加有圈足，且在多个遗址都有发现。1975～1978年发掘的山东兖州王因墓地，出土有13件报告称为“杯”的陶器，Ⅰ、Ⅱ式器底有矮圈足，其余为平底13。Ⅰ式的M236：2，泥质彩陶，高14.4、口径8.1厘米，上腹绘四周锯齿形红彩带，下腹三周红色彩带。该器侈口，器身中下部圆鼓，下有外撇的圈足，形制与铜觯、殷墟的陶觯十分接近，如郭家庄M140：1陶觯，M236：2应该就是史前的陶觯。Ⅱ式形体更加细高，如M2521：3，泥质红陶，高13.5、口径8.2厘米。形制与细体铜觯近同，如郭家庄GM2579：011铜觯、殷墟西区M202：2陶觯，而且Ⅰ式到Ⅱ式的发展演变规律也与细体铜觯、殷墟陶觯相同。其余平底杯器形似铜觯，但没有圈足，然带圈足的器物在其他一些大汶口文化遗址的报告或简报中也有发现。在枣庄建新大汶口文化墓地被称为“圈足杯”的B型中，有一部分也是陶觯，如：M33：16，黑褐陶，高9.6、口径7.2厘米14。最大腹径在器身中下部，圈足弧形外撇，与长子口M1：200、扶风刘家村丰姬墓弦纹觯等铜觯形制近同。还有一些遗址出土的类似陶器，因为与觯器形的接近，报告直接称为觯形杯，而其中一部分，本身就应归为陶觯。如：邹县野店M73：415，只是制作相对以上几件略显粗糙，但形制与明器铜觯基本一致，如平顶山应国墓地M210：7素面铜觯。到了山东龙山文化，虽然与觯形陶器功能相近的单耳杯兴盛，但是仍有一些陶觯的发现。1983～1985年，兖州西吴寺遗址进行了一系列的发掘，发现一批山东龙山文化的遗存，在居址和墓葬均出土有称之为觯形杯的陶器16。这些陶器与大汶口文化发现的陶觯形制接近，而器体更显瘦高，其中的一些基本可以明确为陶觯。如：M8：3，泥质黑陶，高12.1、口径6.8厘米，颈部饰有三周旋纹；H4318：2，高13.4、口径6.2厘米。前者报告划分为Ⅰ式，后者划分为Ⅱ式，除整体较大汶口文化陶觯细高外，两式之间的演变规律同样是逐渐细高，与细体铜觯一致（图四）。

三、 铜觯起源探析

从史前陶觯的考古发现，再到最早铜觯的出现，似乎可以从中看出一定的发展脉络，并且促使我们来重新梳理和考虑青铜觯的起源问题。

大汶口文化是分布在山东全省、苏皖两省淮河以北和豫东的一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在分布于山东地区的一些遗址中，我们找到了陶觯的踪迹。王因墓地发现有大汶口文化的居址和墓葬，出土陶觯的M236、M2507、M2521属于栾丰实先生所划分的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的第一期第2段17，从报告更加细致的分组表中看，M236的时代略早于M2507和M2521，M236：2Ⅰ式到M2521：3Ⅱ式陶觯逐渐细高的发展演变规律也正体现了这种时代差别。而M2507：5细分可视为中体觯，粗略划分亦常称为细体觯18。但总体而言，王因遗址出土的陶觯属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绝对年代大致相当于公元前4200～3500年。建新遗址划归为B型圈足杯的8件陶器，全部属于陶觯。除前文所举的1件外，还有M46：14带盖陶觯，形制与刘家庄北M1046：22子钺乙铜觯近同。带盖陶觯的发现除了丰富陶觯的器型外，无疑更加拉近了其和铜觯的距离，说明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一定的关系。而出土陶觯墓葬的时代，M48、M13都是报告所划分的中期，其余M33、M39、M78、M46都是晚期。出土的陶觯，报告所划分的Ba型M48：1、M13：7、M33：16、M39：35都可视为中体或粗体觯，Bb、Bc型M78：14、M46：14为细体。关于建新遗址的时代，报告明确定在了大汶口文化中期偏晚至晚期阶段，绝对年代据高精度表树轮校正为公元前2851～2398年。野店遗址出土的陶觯，形体更加细高。M74属于报告所划分的第五期，时代大致与建新遗址相当。野店遗址第五期栾先生也划分在了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具体为第三期第5段，这都说明建新遗址和野店遗址出土的陶觯时代要晚于王因遗址。同时从王因遗址到建新遗址、野店遗址也可看出陶觯的发现基本纵跨大汶口文化的三个阶段，时代上有明显的延续性。而出土也不限于单个遗址，在材料丰富的多个遗址都有发现，有着一定的分布范围和相对广泛的出土。到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陶觯的出土数量略有减少，但仍有一定的出土。在西吴寺遗址报告称为觯形杯的陶器中，Ⅰ式、Ⅱ式4件陶器都应归为陶觯。这4件陶觯形体细高，圈足弧形外撇明显，与晚期铜觯的特点极为类似。山东龙山文化处在大汶口文化和青铜时代文化之间，有学者也称之为铜石并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西吴寺遗址陶觯的出土，将山东地区史前的陶觯从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至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再到龙山文化，完全串了起来。而且我们注意到山东地区的陶觯多数为细体觯，这与山东最早铜觯的形体相一致。甚至我们还可以排出它们的发展演变序列，出土细体觯的墓葬相对年代关系为：王因M236王因M2521建新M78、建新M46西吴寺H4318，时展为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山东龙山文化。具体到器物的发展演变规律上：王因M236：2王因M2521：3建新M78：14、建新M46：14西吴寺H4318：2，发展演变规律为逐渐细高（图五）。这样，“细体觯”从史前陶觯的出现、发展，再到青铜器时代最早的铜觯在山东大辛庄遗址的出土，有着自身的发展序列。在出土粗体觯的墓葬相对年代关系上：王因M2507建新M13建新M39，时展为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具体到器物的发展演变规律上：王因M2507：5建新M13：7建新M39：35（图五），发展演变规律为逐渐矮粗。从以上可以看出，山东地区史前陶觯的时代序列较为明确，发展演变规律清晰，在器物演变上粗体、细体均与铜觯的情况一致，而在细体陶觯之后，细体铜觯也最早在济南大辛庄遗址出现。那么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我们似乎可以说商周时期的细体铜觯起源于山东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陶觯，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细体铜觯。而粗体觯最早也出现在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在早期阶段和中晚期阶段均有发现。

良渚文化是主要分布于太湖流域，时代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相当的一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在良渚文化出土的陶器中，我们在前文称之为觯形器，虽数量不多，但形制与粗体觯有一定的相似。其实，早在河姆渡文化第四期文化遗存中就发现有1件觯形陶器19。崧泽文化也出土有一类杯形陶器20，虽然数量不多，但形制与觯形陶器有一定类似。可见，觯形陶器在太湖流域有着悠久的传统。而良渚文化之后的马桥文化更集中发现了一定数量且可以明确称之为陶觯的器物。出土陶觯的层位，第一、二次发掘为第④层，1993～1997年的发掘均为第③层，依据发掘者的意见，两者的时代是相同的。关于马桥文化的时代，有学者指出以马桥④层类型遗存（第一、二次发掘）为代表的马桥文化年代上限不会晚于二里头文化二期，以前的估计可能有些偏晚21。而就在马桥遗址1993～1997年发掘报告出版时，发掘者也修改了之前的认识，认为马桥文化约延续700年，早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中期相当于商代前期，晚期相当于殷墟文化早期22。在出ⅡT921③E：12、ⅡT1234③D：6细体陶觯的③E层、B片③D层属于马桥文化早期第2段，出ⅡT1121③D：6粗体陶觯和ⅡT922③D：14、ⅠT1208③C：9、ⅡT722③C：13细体觯的③D层、③C层属于马桥文化中期第3段，出ⅡT932③B：11、ⅡT721③B：12细体觯的B片③B层属于马桥文化中期第4段。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列出出土陶觯的相对层位关系。由于粗体觯只有一种，只在③D层。细体觯数量较多，层位关系依次为③E、B片③D层③D、③C层B片③B，据此得出的器物发展演变规律为：ⅡT921③E：12、ⅡT1234③D：6ⅡT922③D：14、ⅠT1208③C：9、ⅡT722③C：13ⅡT932③B：11、ⅡT721③B：12（图六）。从中可以看出，细体觯逐渐细高的演变规律也与细体铜觯相同。而在形制之外，马桥文化陶觯上的弦纹、云雷纹也是铜觯上常见的纹饰。时代上，马桥遗址出土的陶觯从早期一直延续到中期，已经进入了商代前期，基本可以和最早铜觯的出现时代相衔接。那么，铜觯的起源也显然与其有着一定的关系，可以说铜觯的出现是受到了马桥文化陶觯的影响。

四、 结 语

综合以上可知，从大汶口文化的史前陶觯，到马桥文化的夏商陶觯，形制的发展演变规律与铜觯相同，时代上也基本可与最早的铜觯相衔接。最早的史前陶觯出现于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且见于多个地点的多个遗址。细体陶觯数量最多，时代可以延续到山东龙山文化。以上对于最早的细体铜觯在山东地区的出现有着重要的影响。而细体陶觯在进入夏商时期后，在马桥文化有着继续的发展，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器身上所饰弦纹、云雷纹对于铜觯纹饰产生了影响。粗体觯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就有发现，到了马桥文化器身所饰弦纹、云雷纹都是后来铜觯上的常见纹饰，马桥文化粗体陶觯与最早的粗体铜觯――殷墟妇好墓粗体铜觯、甚至粗体石觯都有一定的关系。在铜器的起源问题上，其无疑受到了陶器的重要影响。一方面，发达的制陶技术为中国特有的范铸铜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在陶器鼎盛的阶段，一些铜器的器形和纹饰直接受陶器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陶器直接影响了铜器，先有了陶器的器形和纹饰，然后铜器制作时才模仿制作出了相应的铜器。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商周时期的铜觯也是受到了大汶口、山东龙山和马桥文化史前、夏商时期陶觯的直接影响而产生的。当然，由于陶器的易制作性和自身复杂性，类似觯形陶器在史前其他考古学文化的遗址中也可能会有个别的发现，这种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但是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和马桥文化无疑是最集中和出土数量最多的，其对于铜觯的影响也是最直接的。赵辉先生曾指出“中原地区吸收周边文化因素的趋势到公元前2500年以后变得愈发明显”，“中原文化的崛起建立在广泛吸收周邻文化的基础上”，“越是来自远方或者年代上有一段距离的文化因素，在中原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就越是显赫。23”鼎源自遥远的东方，饕餮纹源自沿海的良渚文化，包括被称为商文化标志的腰坑、殉犬习俗分别在史前的豫西南、鄂西北及附近地区和淮河――汉水中上游、西北地区以及长江下游地区都有集中发现24，我们有理由相信，至迟出现于殷墟一期晚段的青铜觯可能就是起源于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以及马桥文化的陶觯，它们是在殷人尚酒文化发展到极致的背景下，对于史前、夏商时期陶觯的模仿和再创造。

通过以上的探讨，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陶器与铜礼器是有着一定关系的，而对青铜觯的研究恰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中国史前是陶器的繁荣阶段，创造出了众多的器形和纹饰，在铜器起源的阶段，多数器形都是对史前陶器形制进行直接的模仿，如鼎、簋、尊、觚、爵、觯、盘等等，纹饰则是简单的移植和再创造，如铜器上常见的云雷纹、弦纹等。而在铜器兴起后，两者又有着一段并行发展的阶段，特别是在夏商时期中原地区流行的陶器，依然能对铜器形成一定影响，如爵、觚等。特别是陶觚，在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就有着重要的地位，禹州瓦店遗址还出土有成套的列觚25。也正是陶觚在中原的重要地位，似乎也直接影响了铜觚在最初酒器中的地位，整个商代铜觚始终处于酒器组合的核心位置，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铜觯的发展。而在某类铜器达到顶峰之后，铜器又会反过来影响陶器的发展。如殷墟三、四期，铜觯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促使陶觯大量出现，甚至连演变规律都与铜器一致，如殷墟西区的细体陶觯，由矮胖向细高发展。而另一方面还有大量的仿铜陶觯存在，这类陶觯形制、纹饰直接模仿铜觯，他们的制作较一般陶器精良，是一类特殊的陶礼器。铜礼器的兴盛又直接导致了仿铜陶礼器的大量出现，并成为铜器组合的一种有益补充。到了一类器物完全摆脱其他铜器的影响，成为铜器的基本组合之后，陶器基本都是对该类铜器的模仿。如商周王朝的更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酒器基本组合的变化，铜觯开始代替铜觚。而西周早期出现的陶觯，如周原ⅣA1M19陶觯26、过风楼遗址陶觯27等，都是直接照搬同时期铜觯的形制。而在一类铜器开始衰落后，一种是器形逐渐向极端的方面发展，如铜觚不断细高；另一种是开始明器化，如铜觯，在两周之际的晋侯墓地M9328、虢国墓地29、平顶山应国墓地30、梁带村墓地31都有一定数量的发现，而此时由于铜器本身的衰落，陶器已不再与该类铜器发生关系。也就是说，陶器与铜礼器的关系可以概括为铜器对陶器的模仿和移植、陶器与铜器的并行发展、陶器对同时期铜器的直接模仿及两者不再发生关系四个阶段和发展层次。中国的陶器与范铸铜礼器是有着相互依存关系的两类器物，这在以铜觯为例的诸多铜礼器上都能找到例证。

注释：

① 李济：《记小屯出土青铜器》（上篇），《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② 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五号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④ 《安阳殷墟五号墓座谈纪要》，《考古》1977年第5期。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⑥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大辛庄遗址139号商代墓葬》，《考古》2010年第10期。

⑦ 张昌平：《论济南大辛庄遗址M139新出青铜器》，《江汉考古》2011年第1期。

⑧ 曹斌：《试析典型的二里岗期青铜器的风格》，待刊。

⑨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⑩ 陈梦家：《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A536），科学出版社，1962年。

11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遗址1993～1995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7年第2期。

12、22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

14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枣庄市文化局：《枣庄建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

15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1985年。

16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兖州西吴寺》，文物出版社，1990年。

17 栾丰实：《大汶口文化的分期和类型》，《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

18 曹斌：《青铜觯的分期和年代》，《东洋古典研究》第58辑，2015年3月。

19 浙江省文化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

20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青浦福泉山遗址崧泽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

21 李伯谦：《马桥文化的源流》，《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

23 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

24 郭志伟：《史前时期腰坑葬俗试析》，《考古》2014年第6期；《试论史前时期墓葬殉犬习俗》，《文物》2012年第8期。

2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瓦店》，世界图书出版社，2004年。

26 周原考古队：《1999年度周原遗址ⅠA1区及ⅣA1区发掘简报》，《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

27 何晓琳：《汉水中游流域西周到春秋早期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28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第7期。

2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虢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