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的认识十篇

司法改革的认识篇1

余茂玉*  程  懿**  

(西北政法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3  南京陆军指挥学院  江苏南京  210045)

【摘  要】在当今世界的法律发展中，改革是一种最具普遍性的形式，为了尽快赶上先进国家或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俄罗斯系统构想司法改革，通过多年努力，终于取得了丰硕成果。丰富、具体的经验材料和特殊的理论和实践尽管是在俄罗斯的特定条件下生成的，但却是使俄罗斯的法律从历史走向现代的重要因素，这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是大有裨益的。

【关键词】  俄罗斯司法改革  变化  成果  借鉴

Comprehending  and  Pondering  On  the  Judicial  Reform  of  Russia

Abstract:In  the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law,reform  is  regarded  as  the  most  

common  form.In  order  to  catch  up  with  the  developed  country  or  set  up  a  newly  

social  institution,the  Russia  system  conceives  of  a  judicial  reform  and  makes  great  

performances  through  many  years  efforts.Although  the  abundant  and  concrete  

experiences,the  spe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are  generated  under  the  special  terms 

 of  Russia,they  are  the  criticial  factors  that  change  the  Russia  law  from  ancient  to 

 modern.Most  of  all,it  is  benefial  to  our  judicial  reform.

Keywords:judicial  reform  of  Russia;change;performance;imitate.  

当我国法学理论和实务界在热火朝天地探讨我国司法改革的同时，我们的邻国——俄罗斯并没有停滞，它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司法改革。尽管各国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司法制度沿革差异大，但并不代表对我们无任何借鉴意义，这种借鉴我们认为不应是照搬照抄，而应是科学的法律移植。正是基于此，我们拟对俄罗斯司法改革作一点评，以期为我国未来的司法改革提供些许参照和借鉴。

一、俄罗斯司法改革的驱动因素

我们知道，世界各国的法律总体上可为两大法系——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而俄罗斯的法律总体上应归入大陆法系之中，因此它具有大陆法的一些基本特征：第一，强调议会立法（实质上是专家立法，只是加盖了议会的橡皮图章）。在司法过程中所适用的法律都是由立法机构制定颁布的法律、法令，而不像英、美等普通法国家中，法官可以在司法中自己创造新的法律。第二，强调国家法律的法典化。如制订统一的民法典、商法典等。第三，司法中极少遵从先例。即在审理一个新案时未必要按照别的法院以往对类似案件的裁定作出相似的判决。  

法律变迁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发生，它可以是不同行为主体引进一系列规则的结果，也可以发生在几种既有法律体制的竞争过程中，还可以强行从外部改变旧的法律制度。前两种均是法律自然演进型变迁，第三种则为政治过程所决定，具有强制性，是大部分后发国家所普遍采用的模式，即法律改革模式。它实际上是政府为寻求制度效率改进而进行的一种既有的秩序治理结构的主动调整，包括大规模的变法、立法及其相关支持制度（司法系统）的改革和完善。经济转轨国家大多采用此种模式。  

俄罗斯的法律在转轨时期处于非均衡状态，而且变化迅速。苏维埃政权时期司法机关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和保障国家利益”。自从俄罗斯联邦获得国家主权之后，司法权力机关的主要职能是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当然，同时还保留了保护社会和国家利益、确保普通法院在行使司法权时能正确适用法律。计划经济时期的旧的法律已经不适应私有化之后的商业实践，而新的法律又由于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而难以实施，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法律战争”。由于中央政府的控制力薄弱，并且形成各种行政法规繁多且相互冲突的局面。②低效率的司法体系。在俄罗斯有三个相互独立的法院系统：商事法院、仲裁法院和宪法法院。人们常常搞不清楚到哪一个法院去打官司，法官素质不高而且腐败，同时诉讼费用很高；律师知识结构老化；警察缺乏执行能力，且常常与黑帮串通一气。低效率的司法体系使诉讼的成本高昂，俄罗斯公民和私人团体反而规避官方司法仲裁而求诸于私人仲裁机构甚至黑帮。③漏洞百出和过时的法律。④政府在立法时成为"被俘获"的政府。政府由于缺乏法律约束，常常对特殊压力集团或"行贿"的私人团体给予特殊的立法保护，使俄罗斯产生了许多"特殊法"，政府的这种立法的随意性为其腐败提供了得以滋生的土壤。

在计划经济或“人治”环境下，很可能只需求极少量的法律，如刑法、婚姻法等。对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来说，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要想从字面上死的法条转化为“行动中”的“活法”，就必须创造民众对法律的需求，一般来说，按传统经济学家的观点，法律规则应该由公共部门来供给和实施，但是这需要一个高效率的公共部门，对俄罗斯来说就意味着要加强警察、法院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力量，培训法官、警察等及改革政府、法院和公安系统，这是一个成本非常高的改革程序。适应俄罗斯的现实，要想使俄罗斯尽快从私人规则私人实施的混乱局面中挣脱出来，一个相对低成本的局部最优选择是先由政府供给简单明了的法律规则，仍借用先前的司法队伍，鼓励公共法律的私人实施等公共法律慢慢地取得信誉之后，再加强和改革司法等执行系统，过渡到公共法律的公共实施阶段。如此，则法治秩序慢慢建立，合作秩序会拓展生产边界，使政府税源增加，并使政府有能力和有激励去进一步改革政府体制，走上国家治理结构的最优均衡。具体的制度要想在低成本的要求下实行，则需要完善司法，所以低成本、高效的司法改革就成为必需了。  

二、俄罗斯司法改革进程、目标和任务

（一）改革进程

司法改革构想是俄罗斯联邦在1991年获得国家主权之后通过的，是一项以法律形式批准的成立作为俄罗斯国家政权三大分支机构（还有执行权力机构和立法权力机构）之一的司法权力机构的计划。《俄罗斯联邦司法改革构想》（以下简称《构想》）的通过，标志着俄罗斯当代司法改革的开始。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发生了剧变，这些变化极大地影响着国家法律制度的变化。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作为国家法律改革乃至社会总变革的一部分，与法律改革和总变革在相同的指导思想下进行，在同一轨道上发展，实现着改革的共同目的，带有社会改革固有的基本特征和缺陷。俄罗斯自上而下的司法改革使其司法状况有了很多新的变化。

第一，俄罗斯已建立起符合所有国际准则的法律基础。最近几年，通过了俄罗斯新的刑事法典、俄罗斯民事法典、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俄罗斯民事诉讼法典、俄罗斯劳动法典、俄罗斯行政违法法典及其他大量法律。俄联邦最高法院的活动符合国际惯例。俄罗斯法院在工作中广泛采用公认的原则和国际法准则以及作为俄罗斯法律系统组成部分的俄罗斯国际条约。

第二，俄罗斯司法权力机构拥有一切必要的国家权力标志。对于法院的裁判，所有的国家权力机关、地方自治机关、社会团体、领导人以及其他自然人和法人都毫无例外地必须遵守。俄联邦全境都必须遵守。在负责对法律法规的内容实行监督的同时，俄司法权力机构现在又被赋予一项崭新的权限。法院现在有权积极地影响立法和执行权力机关的行动与决定，发挥“平衡”作用。这大大提高了法院在确保统一执行联邦法律及建立俄罗斯统一法制空间方面的作用。  

第三，司法权力机关还可以通过司法确保社会冲突的解决。也就是说，它是国家的一支稳定力量，能够保护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并使社会避免社会冲突。法官作为司法权力唯一体现者的地位受到一系列物质和诉讼保障，以便法官保持独立性，不受其他政权分支机构和官员的影响。  

第四，俄罗斯对司法系统拨款的办法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为实施俄联邦政府通过的《2002年至2006年发展俄罗斯司法系统》专项计划拨出448.65亿卢布的财政预算。这项计划已在实施中。2002年对法院的拨款比前一年增长79％，今年还将增长34％。去年新建了258个法院大楼，修复596座。俄罗斯政府正努力使对法院的拨款足以保障司法工作的独立性和充分性。

（二）改革目标

从以上变化可以看出俄罗斯已以浓缩的形式规定了司法改革的目标，主要包括：

首先是司法权运行价值取向的改变。改革前，司法机关活动的主要价值目标是保护作为社会共同的、平等的利益的代表者的国家及其利益，这与当时的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国家治理方式及法的调控方式是一致的。新的司法体系首先要完成的恰恰是相反的任务突出个体作为独立的经济利益的代表者，并使这种利益免受国家的各种干预。司法改革的核心理念是保护个人免受国家机关的专横。这种价值取向是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过渡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必然结果。当市场主体的权利和自由是市民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时，这些价值必然跃居首位。

其次是司法机关的改革。其目的在于依法确认司法机关在国家机构中作为独立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有权威的力量，并且在各种国家机关的相互关系中，确立法院的优势地位，改变过去那种法院从属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甚至也从属于检察机关的状况。

最后是司法制度的改革。为了确认和保障主体的权利和自由，为了确立法院的权威，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主要包括有陪审的实施，在诉讼活动中引入辩论制，以及证据制度的改革，等等。

（三）改革任务

俄罗斯为了实现上述司法改革目标，司法改革的任务是艰巨而繁重的：（1）在确认和保障人权方面，坚定不移地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以及公民在诉讼过程中的宪法权利；确认在法定情况下，每个人享有由陪审法庭审理他的案件的权利；增加对公职人员的不法行为向法院提出控告的机会；建立对采取强制措施和其他诉讼强制手段的合法性的司法监督；在刑事司法领域，法院的作用不再服务于同犯罪作斗争这一目的，代之以更加中立地通过实施刑法，保护社会免遭犯罪的侵犯、保护与刑事司法有关的公民的权利和利益。（2）在司法机关建设方面，在刑事和民事诉讼立法中按照科学的法律精神确认司法机关组织和活动的民主原则和具体规则；提高对法院、检察机关、内务机关、侦查机关的物质技术保障水平，以及对被委以重任的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的物质、生活和社会保障；  保障司法机关活动及司法统计活动的可靠并提高其公开性；完善法官独立、只服从法律的保障体系，实行法官终身制。（3）在诉讼活动中重建有陪审的审判，实行辩论制、贯彻各方法律地位平等原则以及对刑事被告人的无罪推定原则；对不同的诉讼规定不同的诉讼程序和诉讼原则等。

三、俄罗斯司法改革的成果

由于改革经过了细密的筹划，有系统的设想，司法改革方向是对路的，俄联邦通过这些年来的改革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尤其明显的成就是法院的变化。一句话可概括为“体系不断完善，地位进一步明确，作用有所提高。”首先，几年来，俄联邦相继制定了联邦《宪法》、《法官地位法》、《宪法法院法》、《仲裁法院法》、《最高法院法》和《军事法院法》等相关法律，这些法律明确规定了各法院的设置、职权、地位、  作用和相互关系，为法院机构的完善提供了法律依据，从而基本完成了法院体系的建设。如1990年10月成立了宪法法院；仲裁法院1992年始建，1995年已成体系；普通法院中的最高法院的组建基本完成。这就为法院的独立、作用的发挥和权威的形成奠定了组织基础。其次，形成了有助于司法独立的一些观念和原则。比如，全部国家权力被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部分，法院享有了国家的一部分重要权力，在国家机关体系中有了自己的地位；法院和法官曾经必须履行的以各种形式向其他机关汇报的义务被废除了；法官不参加政治活动也成为一项法律原则，等等。再次，扩大了法院的管辖范围。其中，法院在审查代议机关、行政机关的行为和决定的根据及合法性方面的权力明显地扩大了，例如，宪法法院有权审查各级各类法律文件、各级各类国家机关采取的措施是否违宪。法院甚至被授权审查实施军事侦查活动的军事机关的行为和决定的根据及合法性，这种审查对俄罗斯法院来说曾长期是审判权行使的禁区。最后，一些法律直接确认了法院、法官地位。如1992年通过的《俄联邦法官地位法》中有关防止任意中止和终止法院权力的规定，使得法院能够免受很多干扰独立地行使审判权；规定了选任法官的程序，这一程序将有效地防止那些业务和道德素质方面不称职的人进入法官队伍，保障了法官的素质；规定了法官协会的建立，以协调各种关系，并充分发挥法官团体的作用。

上述一系列重要法律和举措的出台，对提高法院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使法院具有与立法权、行政权相同的权威方面有积极的意义。在法院、法官发生较大变化的背景下，俄联邦司法改革取得的成果可谓之“瞩目”，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院及法官的独立性初步形成。各级法院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在一些重要的刑事案件的审理中，顶住了其他机关的公然压力，依法独立地做出了判决，赢得了全社会普遍的肯定和尊重。

第二，采取了一些措施保障公民权利。前述重要法律以及程序法的制定和修改，扩大和保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如建立起了对公民的人身、住宅、私生活不受侵犯等重要的宪法权利的审判监督；扩大了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的辩护权利；提高了对发现、搜集、调查诉讼证据活动的合法性要求。

第三，刑事诉讼中“有陪审的审判”（即陪审制）得以重建。司法改革过程中，人们对陪审制寄予了厚望，认为它是全部诉讼制度改革的关键，对培养所有的诉讼参加人的现代法律意识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使是通过陪审法庭的审判被判有罪的人也不例外，他会感到，他受到的是人民的审判、公正的裁决，接受惩罚是应当的，从而建立起对法律的信赖和对法院的尊重。因此，希望通过建立和实行陪审制，保障法院应有的、相对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独立性，提高法院的民主程度，实行人道主义，保证司法公正。人们把陪审制的重建看作是全部司法改革的中心环节。《构想》建议应由陪审法庭审理应当判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的全部刑事案件。1993年以来，已经有联邦的十个主体开始实行陪审制。

第四，建立了较为广泛的国际联系，以求得支持与帮助。早在1992年，作为俄联邦司法改革首倡者和协调人的俄联邦总统国家法制局就与一些外国的和国际组织建立了联系，以便就有关司法改革的问题进行对话和交流。俄罗斯曾将诉讼程序的法律草案送交美、德等国的大学、法学研究机构以及联合国的有关委员会征求意见，联合国的代表也到俄罗斯进行了考察，并对俄罗斯司法改革的现状和前途进行了全面而详尽的报告。报告称俄的司法改革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措施，呼吁国际社会给予最有力的支持，特别是物质上的帮助。美国、奥地利、英国、法国等国家先后接待俄法学家、法官  、行政官员和记者进行为期1-3周的考察，以实地了解这些国家的诉讼程序和技术，接受培训。美国还对俄罗斯的司法改革给予了资金和物质、技术上的支持。

第五，建立了俄联邦总统司法改革委员会。为了顺利推进司法改革，俄联邦总统司法改革委员会这一咨询机构建立。其成员均由总统在联邦法院和行政机关的领导人、著名学者和法学家、法学学术团体的领导人中任命。该委员会在联邦宪法法院、最高法院、最高仲裁法院、总检察院，以及法官协会、律师协会的参加下开展工作，负责协调俄联邦有关部、委以及地方司法改革委员会在实现《构想》方面的活动。委员会分析有关改革的情报信息，提出进一步发展的预测、规划和建议；组织起草有关司法改革问题的法律以及总统的命令和指示；采取措施保障中央和地方有关机关和组织在司法改革进程中的协调一致，促进他们各自作用的发挥；为俄联邦总统提供在推进司法改革方面开展国际合作的建议。司法改革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俄罗斯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结  束  语

当今世界的法律发展中，改革是一种最具普遍性的形式，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以及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国家，为了尽快赶上先进国家或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更是图强走上改革之路。我们的邻国几年来的司法改革实践，为法律发展的无条件与有条件性的统一提供了较为丰富、具体的经验材料，这些特殊的理论和实践是在俄罗斯的特定条件下生成的，凝结了俄罗斯人的法律经验和智慧，是使俄罗斯的法律从历史走向现代的重要因素，也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必要环节。司法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的是精心设计、统筹安排，使每一项具体改革措施成为改革全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并通过每一项措施的采取推动其他改革的展开，进而达到全局的成功。我们撰写此文的目的在于将我们的邻国司法改革的经验介绍过来以求为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提供一些参照。  

*本文原载于《行政与法制》2004年第7期，此处有增删。

参  考  文  献

〔1〕诺斯：《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2〕杰弗里·萨克斯，杨小凯：《俄罗斯的宪政转型》，载《经济学消息报》，2000年3月3日。  

〔3〕张文洲、李艺：《苏联国事风云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  

司法改革的认识篇2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有利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使得社会各种关系发生着变化，这就要求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制度要适应社会的这种变化和发展而发生相应 的变化。在各种法律制度的变革中，与社会实践和百姓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司法制度的改革，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的司法制度改革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具体启动中国的司法制度改革的社会背景，大致可以归结为：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向司法制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国原有的司法制度已经不能适应这种要求：原有的审判制度已无法适用于新类型的诉讼案件；面对迅猛增长的诉讼案件（1） ，效率不高的审判制度无法迅速、有效的解决，素质有待提高的司法人员也显得不堪重负，社会秩序也因此受到影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分司法人员拜金主义思想的存在，严重地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危害国家的法制的统一和权威，国民对少数司法人员腐败现象和裁判不公反映强烈。在这样的一种社会背景之下，如果中国的司法制度不进行改革，社会的经济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阻碍。因此，可以概括地说，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改革，是源于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基本情况

（一）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轨迹

中国这次进行的司法制度改革，基本上是沿着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审判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的轨迹发展的 .这样的一条发展轨迹表明，中国的司法制度改革有个逐渐的发展过程：它发端于中国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并以民事审判制度改革为核心，逐渐推进为全面的司法制度改革。而这一过程的形成，与中国的有关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是有密切关系的。

在中国，民事审判的开始源于当事人的，法院受理之后，案件进入庭前准备程序，该程序的主要内容为：由法院向被告送达状副本、告知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和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查阅案卷和收集有关证据，决定是否增加当事人或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案件开庭审理阶段，主要由法官主持调查和主持辩论，在此基础上由法官对案件进行评议并作出判决。总之，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居主导地位，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发挥的作用比较小。在传统上，中国不认为自己的民事审判模式是属于当事人主义，同时，也不承认自己的民事审判模式是职权主义，但中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都表明，中国的民事审判模式是属于职权主义（2）。此外，还由于中国法官的非专职化及部分法官素质的低下，从而导致了民事审判效率不高，诉讼期限较长。这一问题，在民事诉讼案件数量不是很多的情况下，矛盾还不是很突出。而随着民事诉讼案件数量的增多和新型案件的出现，民事审判制度和法官的素质不适应民事审判发展的要求的矛盾就显现出来了。为了缓解这一矛盾，在司法实践中，就提出要“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即希望通过调动当事人的积极性和发挥当事人的作用以减轻法院的负担。而制度的相互联系性，意味着仅仅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或是解决了原有的问题，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这就对司法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从而之后又有了民事审判的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审判制度改革及全面的司法制度改革。

从中国的司法制度改革的发展情况上看，其起源是为了减轻法院的审判负担，所以，首先要求进行司法改革的是承担较多审判任务的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真正探索和开始对司法制度进行改革的也是他们，此后，各地的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对各地的司法改革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和交流。1996年7月和199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分别组织召开了“全国法院审判方式改革工作会议”和“全国法院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对全国各地所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进行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了有关司法改革的文件。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文件有：1998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和1999年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在《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人民法院改革的总体目标，这就是：紧密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健全人民法院的组织体系；进一步完善独立、公正、公开、高效、廉洁，运行良好的审判工作机制；在科学的法官管理制度下，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建立保障人民法院充分履行审判职能的经费管理体制；真正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从人民法院所确定的改革目标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法院改革的核心是在人民法院的人事制度上和审判制度上，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司法改革的最为核心的内容。

（二） 中国司法改革的具体内容（限于人事制度与民事审判制度）

1、法院人事管理制度的改革

（1） 改革法官来源渠道：从高素质的人才中选任法官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法院被看成仅仅是国家的工具，而没有被认识到是一个定纷止争的机构，是一个保证国家所确定的社会行为规则（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得以实现的机构。没有认识到法官不仅仅要有良好的品德、勤勉的工作作风，而且还应当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和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因此。在法官的选任方面，中国传统上较注重法官的品德和工作作风，而忽视了其应具有的法律专业知识和相应的社会经验，不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的法官在法院里为数不少。至1994年5月，“就全国而言，没有达到法律大专程度的法官大约有近一半”。（3）至1997年底，在全国法院系统25万名法官中，本科层次的占百分之五点六，研究生仅占百分之零点二五。（4） 在1995年《法官法》颁布之前，法律对法官的任职资格规定得也十分的不严格。（5）在实践中，“”结束以来，人民法院一直沿用从本院内部人员选任法官的办法：书记员干到一定年限，晋升为助理审判员，助理审判员干了一定年限，晋升为审判员。（6）而法院人员的来源主要是三个渠道：一是从复转军人中招收，这一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末起被广泛地采用，现在仍是法院招收人员的一条重要渠道，尤其在各地的基层法院；二是接收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的大学生，这一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起被采用，近几年成为法院接收法院人员的一个最主要的渠道，尤其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的法院；三是直接向社会招收，这一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采用过，现在已经用得比较少了。 针对这样的一种状态，如何确定法官的资格和如何选任法官，一直是这次司法制度改革的一个热门话题。（7） 1995年颁布的《法官法》中对法官任职资格的规定，可以看着是对法官任职制度改革的初步成果。该法第9条规定：“担任法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2）年满23岁；（3）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4）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5）身体健康；（6）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工作满两年；或者获得法律专业学士学位，工作满一年的；获得法律专业硕士学位法律专业博士学位的，可以不受上述工作年限的限制。”该法第12条规定，“初任审判员、助理审判员采用公开考试、严格考核的办法，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从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为了从高素质的人才中选任法官，1998年和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还曾向全国公开招考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报考的条件是，具有一级律师资格和高等院校法学教授职称者。但从实际操作的结果看效果并不理想，表现为具备上述报考条件者几乎无人报考，导致1998年该举措没有取得实际的效果。总的来说，在对法官的选任制度的改革方面，虽然根据《法官法》的规定和司法实践中提出的一些具体的措施，对选任法官有了比以往更高的要求，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在在这方面进展还比较缓慢，不过，从发展趋势上看，这方面的改革将会继续下去。关于法官选任制度改革的发展趋势，我们将在本文的第三部分予以讨论。

（2）加强法官的培训工作，提高法官的素质

如前所述，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法官的素质在整体上不高，因此，如何针对现状提高现任法官的素质，也是此次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在这方面主要是强调了加强法官的培训工作，并相应的采取了一些措施。具体的措施主要有：一是将一些年轻的、具有大学学历并在法院工作过5年以上的法院干部委托有关的高等院校以培养研究生的方式代为培养，这些法院干部经代培后回法院工作，这项措施实施至20世纪90年代末停止；二是最高人民法院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共同举办高级法官培训班，对一些具有较丰富审判实践经验的中、高级法官（中级法院庭长以上的法官）进行培训，培训期为一年；三是成立了法官培训中心（90年代末改为国家法官学院），对各地法院的部分法官（这些法官一般为当地法院的业务骨干）进行短期的培训（培训期从两个月到6个月不等）。上述这些措施的采取，使经过培训的法官的法律知识的系统性和法律的理论水平有了较明显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提高法官素质的效果。

为了继续坚持对法官的培训工作，《人民法院改革五年纲要》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在2001年前，分别对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正副院长、正副庭长和基层人民法院的正副院长、正副庭长轮训一遍。2001年后，法官每3年必须在国家法官学院或者其他法官培训机构集中时间脱产培训；新任命的法官，必须脱产培训，学习专门法律知识、审判业务技能。

（3） 强化司法公正和司法廉洁，实行法官交流和轮岗制

社会生活中的法官与常人有着相同的生活需求，但司法公正则要求法官应当与一般社会尤其是其所在社区保持适度的分离。（8）司法廉洁对法官也提出了样的要求。

在中国，由于相关制度（如户籍管理制度、国家干部管理制度）方面的原因，法官任职一般多在自己出生地或自己长期生活过的地区，尤其是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情况更是如此。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人情关系就很有可能影响法官司法的公正性，“拉关系”“走后门”的现象就可能发生，进而影响到司法的廉洁，滋生司法腐败。在这次的司法制度改革中，法院采取了法官交流和轮岗制度，以保证司法公正和司法廉洁，减少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法官交流，就是不同的法院之间的法官在一定年限内相互的交换，原则上在法院系统内异地进行或者在上下级法院之间进行；法官轮岗，则是在同一法院里，不同业务庭的法官岗位相互交换，而对法院的领导干部而言，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求，这就是，副院长实行分管工作轮换制，相近审判庭庭长岗位定期轮换。对法院的院长，还实行与长期生活的地区异地任职的办法。

2、审判制度上的改革

（1）审理前准备程序的改革：减少庭前准备阶段法官的调查程序，实行“一步到庭制”。

中国传统的做法是，法官在法院受理案件之后，案件审理之前，法官主动收集、调查证据，积极与双方当事人接触，了解案件的有关情况，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及适用法律的有关意见，即在开庭之前，法官已对案件事实及处理结果形成了成型的意见，从而使得开庭流于形式，也就是所谓的“先定后审”。而“一步到庭”则要求“当庭举证、当庭质证、当庭认证”。这项制度的改革，目的在于减轻法官庭前调查的负担，增强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同时也有利于防止法官先入为主，以体现民事审判改革要实现“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倡导法官地位中立”这一主流意识。

（2）庭审制度的改革：改传统的“纠问式”为“对抗制”

中国的传统做法是，在开庭时，由法官主持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在整个开庭过程中，法官向当事人提出庭前所确定好的案件争议的有关问题，由当事人予以回答，调查什么问题，就什么问题进行辨论，都由法官来确定，当事人居于十分被动的地位。而“对抗制”的适用，则要求法官居于较为超脱的中立地位，案件争议的问题、当事人的主张及支持当事人主张的理由均由当事人自己提出，并相互进行辩论，法院原则上根据当事人的辩论结果来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这项制度的改革，目的在于使法院的法官在形象及实质上更居于中立的地位，并充分调动当事人的能动性，赋予当事人积极有效的诉讼手段，为其运用该手段提供广阔的空间和充足的时间，以实现程序公正。该“对抗制”的实施，使得中国传统的、流于形式的庭审方式得以较彻底的改变，在中国审判制度史上构筑了一道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景线。

（3） 强调法官的独立性，实现“主审法官负责制”，强化合议庭和法官职责，推行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选任制度

中国的民事审判制度中设立有“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该制度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法官独立审判”，前者是法院独立审判，后者为法官独立审判。法官独立审判，意味着不仅仅是法院之外的国家机构、团体、个人不得干涉法官审判，即使是在法院内部，任何机构和人员也不得干涉法官独立审判。而法院独立审判，只强调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干涉法院独立审判，而在法院内部，承办案件的法官则受到相当的约束。具体表现为，合议庭审理重大、疑难的案件应报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的意见，合议庭在对案件作出判决时要予以充分的考虑。此种“看病的不开方，不看病的给处方”的断案方式，在前些年已受到有的学者的强烈批评 .（9） 在这次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主审法官负责制”的措施，即案件的审理和判决，由主审法官负责，如果出现了错案，相应的责任也由主审法官承担。该项措施的出台，目的在于体现法官审理案件的独立性，加强主审法官的责任心，促进法官业务水平的提高，在一定意义上也有利于法官素质的整体的提高。

在实现“主审法官负责制”的基础上，近两年又提出了“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选任制度”，依《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第18条的规定，该制度的推出，是为了“充分发挥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在庭审过程中的指挥、协调作用”，该规定还明确指出，“2000年底前，对法官担任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的条件和责任作出明确规定，建立审判长、独任审判员的审查、考核、选任制度。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依审判职责签发裁判文书”“推行院长、副院长和庭长、副庭长参加合议庭担任审判长审理案件的做法。”（10） 这些规定的确定，显然是为了加强合议庭的力量和提高合议庭的审判水平，而“随着合议庭职责的逐渐强化，院领导和庭领导具体审批案件的做法要逐步的弱化。“（11）

（4） 体现司法公正，逐步实行立审分立、审执分立、审监分立制度

在传统上，中国司法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司法工作也实行所谓的“一条龙”服务，表现为，立案机构与案件的审理机构不分、案件的审判机构与监督审判的机构不分、案件的审判机构与法院判决的执行机构不分，也就是实行所谓的立审合一、审执合一、审监合一，这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有违司法的公正性。在这次的司法制度改革中，提出了“立审分立、审执分立和审监分立”，目的就在于要改变传统的做法，实现司法公正。在实践中所采取的措施是，在法院内部设立专门的立案机构、审判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专门负责立案、审判监督和执行工作，以保证法院司法的公正、高效和规范。

三、对中国司法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的几点看法

（一） 中国司法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

1、 改革观念的滞后

在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司法制度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对司法的价值和司法的特征缺少正确的认识，主要表现为，强调司法的政治化，忽视司法的中立性；强调司法的大众化，忽视司法的专业性；强调司法的目的性，忽视司法的程序性。此外，还由于中国长期的实行计划经济，司法（包括司法组织和司法行为）行政化的倾向在人们观念中也是根深蒂固的。

在各种社会制度的变革中，条文化的规章制度的变革相对于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要容易得多。此次中国所进行的司法制度改革也反映了这一点。正如前文所述，中国这次的司法制度改革是源于司法实践部门的感性认识，换句话说，是司法实践部门在工作中切身感到现行的司法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要求进行司法制度的改革。司法制度改革的发展轨迹也说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对中国此次司法改革缺少理性的认识，人们的思想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落后于司法实践，由于人们（包括司法人员）没有在思想上认识到司法制度改革的意义，在观念上并没有真正树立起进行司法改革的意识，执行有关的司法改革的制度也就不坚决、不彻底，这实际上也是为什么中国司法制度改革进展比较缓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2、 改革步骤缺少统一的全盘计划

从近几年中国司法改革所进行的情况看，中国并没有设立一个专门负责司法改革的机构，这实在是中国进行司法改革存在的一个大问题。纵观世界各国进行司法制度方面的改革，许多国家都为进行司法改革而设立负责司法改革有关事务的专门机构，（12）而中国却没有。我并不认为外国有的，中国就应当有，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司法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使司法改革深入化和取得司法改革的实际成效，逐步建立有利于现代化、民主化的司法体制，就要对现行司法制度进行总体反思，实行全方位的司法改革，要完成这样的一项工作，没有一个专门性的机构来负责和协调相关部门的关系是很难的。设立专门性机构为司法改革服务，是为了有效地保证司法改革的顺利进行。也正是因为中国没有设立这样的一个机构，对中国应如何进行司法改革也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安排，在司法制度改革实践中，法院系统、检察院系统各自为战，各搞各的改革，相互之间应如何协调，则不得而知；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各个阶段应当变革和落实哪些制度，由于没有个统一的全盘规划，社会和司法人员也往往不甚明了，由此不可避免地产生司法改革的连续性差以及随意性强的现象，而使得司法改革处于一种茫然无序的状态，影响了司法改革的效果。

3、 改革与严肃执法的关系

司法制度改革与严肃执法的关系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改革应当是对原有的制度进行变革，而不仅仅是对原有的制度的落实，对原有的司法制度的落实，只是严肃执法，而非司法制度的改革。另一方面，司法制度改革要依法进行，即改革要以法律作为根据，要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而不可破坏国家法制的统一。

现在在司法制度改革实践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我们有时将落实已有的司法制度当成是在搞司法改革，比如，实行公开审判制度，这本来是在落实原有的司法制度，但在实践中却被视为司法制度改革了。落实已有的法律制度不应当认为是在进行改革，否则，就降低了改革的目标要求。另一方面，司法改革未严格依法进行，比如，以搞试点的形式来进行司法制度改革的尝试。在审判方式改革过程中“搞试点”，这在中国的审判方式改革中是很常见的一种现象，全国许多地方法院在自己的审判方式改革的经验总结中都将此点作为经验之谈，如广东、上海、海南、辽宁的大连市（13） 等。所谓在审判方式改革中“搞试点”，就是由省、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或省辖市的中级法院制定一些改革的方案，或者由有关的法院确定一些改革的方案，选择一个或者若干个法院按这些方案进行审判，经历一定时期之后，如果觉得这些方案在实践中可行，就在全省或全市的各个法院推行，反之则不予推行。“搞试点”的作法，其结果是，在“搞试点”期间，试点法院与非试点法院，在对案件进行审判时，两者所依据的审判制度和程序是有所不同的，由此就有可能导致相同或相类似的案件，其在试点法院和在非试点法院的审判结果是不同的。这样的做法，显然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再比如，有的法院改革突破了现行法律的规定，自行采取没有法律根据的措施，景汉朝先生所说有的法院在法庭上设立“审判监督庭”来监督法院的庭审（14），就属于这样的一种情况。 这样的做法同样不能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改革。

（二）中国司法改革的发展趋势

1、 司法独立与司法体制

在中国，司法独立是一项宪法原则，在司法组织制度和司法审判制度中也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来规定。但中国的司法独立制度与西方根据“三权分立”的学说所建立起来的司法独立制度是有相当的区别的，这在司法是否独立于行政这一点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中国的宪法虽然规定司法机关要独立于行政机关，但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司法机关的人事管理制度和司法机关的经费管理制度都与行政机关有着密切的联系。（15）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其产生是源于地方的经济利益，但其得以真正的实现，则是依靠地方行政的力量。地方行政之所以足以干涉、甚至左右司法，从体制上讲，主要就是因为司法机关的人事、财政制度受制于地方行政。对这一问题，在司法制度改革的讨论中，许多学者已有清醒的认识，（16） 因此，要保证司法独立，首要的问题，就是要对司法机关的人事和财政制度进行变革，使司法机关的人事、财政能独立于地方行政。这样的一种变革，是大势所趋，代表着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

2、 法官独立与审判委员会

如本文的第二部分所述，中国的审判独立，是指法院的审判独立而非法官的审判独立，其中一个很能说明这一解释的司法现象是，法官在对重大、疑难的案件作出裁判时，需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对审判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审理案件的法官（合议庭）原则上应当服从。

对审判委员会的存在及其所发挥的作用的批评意见，学术界在此次司法改革之前就有不少人提出，（17）在对此次司法制度改革的讨论中，又有不少学者对审判委员会制度发表意见，多数的学者认为应当对审判委员会制度进行改革，审判委员会不得对法官的审判活动进行干预，部分学者还对审判委员会的存在持反对意见，反对的主要理由有两点，一是审判委员会的存在干涉了法官独立审判，有违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二是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没有在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的。（18） 也有个别学者对审判委员会的存在持部分肯定的态度，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在基层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是有必要的，主要的理由也有两点，一是可以防止和减少错案的发生，因为在中国基层法院年纪轻、经验少的法官占有相当的数量，这些法官办的案件由审判委员会来把关是有必要的；二是基于中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腐败现象，由审判委员会这个集体来对案件作出处理，对于防止个别法官徇私枉法、任意专断也是有利的。（19）总的来讲，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呼声十分强烈。目前，司法实践部门没有在这方面作出改革的举动，在我看来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传统的司法行政化的观念还没有得到改变，二是目前相当部分法官的素质还不能令司法制度的决策者对所有法官的审判案件的水平放心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司法制度改革的深入，司法独立观念的进一步的加强，以及法官素质的整体性的提高，对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必然也是司法改革的趋势所在。

3、 法官的选任与法官资格考试

所谓司法制度改革，说到根本上，最主要的还是关于人的制度的改革，因为保障相关制度得以执行的人的制度得不到有力的充实的话，其他的制度就不可能完全发挥应有的机能，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明确提出，在健全一套良好的审判工作机制的同时，要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在这次司法改革过程中，对司法组织和人事制度的改革如前文所述，是相当有限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今的中国司法组织和人事制度没有必要进行改革，也不意味着中国不想对现今的司法组织制度和人事制度进行改革，而是表明基于在现行有关法律没有变更的情况下，对这方面制度的变革的进展比较缓慢。实际上，最高人民法院对今后应当如何选任法官已有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在《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说明得十分的具体，这就是：从律师和高层次的人才中选任法官；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庭五年之后从下级法院和社会的高层次法律人才中选任法官；结合人民法院组织法的修改，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对法官配备法官助理和取消助理审判员工作进行试点；建立书记员单独系列（这意味着传统的从书记员中直接选任法官的制度将被废除）。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意见，预示着中国今后法官选任制度改革的发展的基本趋势。

与法官选任制度密切相关的一项制度是法官资格考试制度。中国现行的法官资格考试制度，实际上是法院内部的一种考试制度，它只针对已经进入法院工作的人员进行，而非面对社会（最近两年最高人民法院招考审判员的考试是例外，但这种办法并未形成制度；法院面对社会进行的招干考试，不属于法官资格考试）。这样的一种考试制度，极大地限制了社会上的优秀法律人才取得法官资格，从而也就影响了法官的整体素质。较中国的律师资格考试制度，（20） 中国的法官资格考试也是落后的，这是不正常的现象。从上述法官选任制度改革的发展趋势上看，中国的法官资格考试制度自当发生相应的变化：由面对法院内部逐步转向面对全社会进行。这也是提高法官整体素质的必然要求。

4、 制度之间的相互协调与司法改革的全面性

司法改革的认识篇3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司法改革领导的原则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据此，笔者认为，党对司法改革的领导主要应当明确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总揽全局，就是坚持党中央对司法改革全局工作的领导。集中精力抓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在总体上对司法改革工作予以全局指导和宏观决策。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出发，保证改革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协调各方，就是从实现司法改革的方案和推进司法改革进程的要求出发，统筹兼顾，规范并协调人大、政府、政协、司法、人民团体以及地方党委、国家专门的司法改革机构等组织在司法改革中的地位、职责及关系，使其各尽其责，形成合力。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意味着:一方面，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领导，对各项具体改革工作不能随意干涉，要从以前习惯于依靠政策转向依法执政。另一方面，党不应陷入纷繁琐碎的改革事务之中，包办代替司法改革职能部门的工作。而是要支持各职能部门依法行使职权，确保改革依法进行。

第二，党要充分引导全国人民和社会各界认识司法改革的必要性，调动其参与改革的积极性。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对国家的重大活动和决策理应有参与权。而且，实践也证明，离开了人民群众，我们的任何工作都将一事无成。事关全社会的司法改革更应如此。我们必须看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司法改革的热情，党应该通过各种渠道，加大对司法改革的宣传力度，用正确的改革思想影响群众。收集、反映群众对司法改革的要求，使司法改革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认同和支持。同时注意纠正和消除社会中存在的对司法改革的各种偏见和误解，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司法改革观。

第三，党在领导制定司法改革方案的过程中，应注意通过立法程序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的法律，使司法改革有法可依。应该认识到，司法改革的方案是由党领导人民制定的，严格执行司法改革的方案本身就是坚持了党的领导。司法改革就是让包含着党的正确主张在内的既定的司法改革方案充分发挥功能，而不是在改革中随时接受党临时提出的各种主张。事实上，当今世界，各国政党无不希望影响司法，问题的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影响。考察各国的情况，不难发现，目前较为通行的方式是政党通过议会等立法机关对司法进行牵制。议会通过立法规定司法机构的组成和职能，并通过法律的实施贯彻议会的政治意图。而这一切都是由政党来控制的。虽然西方国家的宪法为了显示司法的权威，一般都赋予了司法机关以司法审查权。但宪法同时又规定，议会拥有修改宪法条文的最后权力。

第四，注重司法人员整体素质的提高，充实司法队伍的领导层。这事关司法改革的目的能否实现以及改革后成果能否巩固。

二、坚持司法改革系统性的原则

在司法改革系统性问题上，当前应着重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通过系统的理论研究，创立一套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司法改革理论。这是司法改革的基础。没有多数人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司法改革必然会遇到传统观念和理论以及既有司法体制的阻碍；离开了理论对司法改革的指导，衡量司法制度合理与否的具体标准便无法界定。这些年来，我国的司法改革在形式上可谓轰轰烈烈，似乎随着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对司法改革的提出及要求，司法改革的任务就自然而然实现了。而对究竟为什么进行司法改革、改革的目标、改革的整体设计和基本方案、改革应遵循的原则、改革方案实施的方法步骤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缺乏深入、系统、全面的理论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也多不同程度地带有功利性、片面性或盲目性等局限。可以说，我国司法改革所出现的某些混乱甚至违法，与司法改革缺乏统一规划、管理和协调不无关系。如果说，市场经济之初，司法改革的理论和设计尚不可能在瞬间作出适应经济基础需求的回应，以致司法改革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是因为相对于经济基础的变化，司法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话。那么，在社会转型和司法改革若干年后的今天，司法改革的理论仍然滞后于改革实践的情况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的。在理论研究的问题上，尤其要重视调查研究的方法。这方面，国外诸多成功的司法改革为我们提供了经验。以英国民事司法改革方案的设计为例，由沃尔夫勋爵领导的专家队伍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基础上，将几乎所有民事司法制度中的问题用统计数字的形式予以证实和说明，[1]与之相比，我们只能自叹不如。

第二，在司法系统的改革中，将司法体制作为改革的核心。形式上看，司法改革所解决的是司法机关的组织、制度等问题。但从造成司法不公的原因看，除了司法机关的问题外，还涉及到社会的多个领域，其中最主要的是司法体制。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是在计划经济和高度行政集权的背景下建立的，其设计的基本理念存在许多误区。现实中许多司法不公的现象都是体制性的原因所致。因此，司法改革除要求改革的具体内容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并与其他上层建筑相协调外，关键是从司法体制的改革入手。

第三，认真总结这些年司法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以资后续整体的司法改革借鉴。司法改革本应是全社会的事情。但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主要是以司法机关为主的自身改革。结果是司法机关各自为政，限制对方而扩充自身的权力，以致引发摩擦，形成内耗；并把司法改革作为进行权力交易的平台；[2]甚至借口司法改革进行政治炒作。而对司法的体制等关键问题没有触动。我们必须认识到，司法改革不是任何部门或地方的专利，改革也不应仅仅着眼于一项或几项制度，忽视制度间的相互衔接，更不应将本来有联系的制度有意无意地割裂开来，依据自己的好恶决定是否改革。司法改革发展到今天，从整体上对司法进行改革已迫在眉睫。司法改革必须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坚持局部服从整体、地方服从国家的原则，按国家司法改革的总体规划有计划地积极稳妥地推进。否则，就会造成新的不协调。

三、坚持司法改革依法进行的原则

维护法律的尊严，既是司法改革追求的价值，也是司法改革必须遵循的原则。在党提出依法执政，建设法治国家的今天尤其如此。司法本是一种对既有法律的适用，它要求司法的整个过程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的程序，并应用实体法解决冲突。这也就决定了对规范司法活动的司法改革更应纳入到法定的框架内，从法律上为司法改革提供保障和平台，使既定的司法改革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同时也避免包括司法改革主体在内的任何组织在司法改革上的随意性。因此，强调司法改革依法进行在今天就更具意义。为此，首先要从理论上对那些类似于“改革无”等似是而非的理论予以澄清。对那些以司法改革为由而置国家法制统一于不顾，我行我素的观念和宣传应认真进行反省。其次，司法改革的每一步，从程序到实体，都必须依法进行。司法改革应先对现行不科学的法律予以修改，并充实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内容，使改革有法可依。从这个意义上讲，司法改革首先应当是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这些年来，司法改革中出现的司法机关从上到下出台的许多突破现行立法的规定，甚至与法治的本意相悖的改革措施，[3]应坚决叫停。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由此而造成的负面效应迟早会为我们自己所领教，我们应及早做好防范准备。再次，建立国家专门的司法改革机构。国外司法改革对此问题的解决主要采用了三种形式:一是由议会立法予以授权；二是成立专门的司法改革机构；三是由议会以修改法律的方式进行改革。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应考虑在党的司法改革领导机构之外，尽快成立一个专门负责管理、组织、协调、咨询等工作的国家司法改革机构。在此基础上制定全国司法改革的方案和程序。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提交全国人大审议批准，然后再由国家司法改革的机构组织实施。

四、坚持从国情出发并合理借鉴人类法治文明成果的原则

合理借鉴人类法治文明成果，是司法改革不可缺少的部分。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汲取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以及司法制度等方面的本土资源。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积累了许多至今仍具价值的司法理念和制度，只是这些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的投入和研究不够罢了。我们应借司法改革之势下大气力对其总结、发掘，使其为今天的司法服务。另一方面，要借鉴国外司法制度中可为我所用的内容。对此应注意:第一，借鉴不等于把司法改革归结为对他国司法意识、司法模式在本国的移植或照搬。否则，不仅因脱离本国国情而不为社会所认可，还可能适得其反。第二，在借鉴的内容上，要侧重于对其实质的理解，而不应仅局限于形式。我国司法改革中出现的一些在没有充分了解被借鉴制度或内容的情况下，盲目借鉴国外一些司法制度，将其作为改革措施的做法应引以为戒。[4]它不仅把司法改革这样严肃的问题简单化了，而且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第三，在借鉴的方式上，不求一步到位。可以根据国情和条件成熟的情况逐步实现。如1996年，我国借鉴美国法学院JD模式培养法律硕士时，经过三年的实践后，才恢复为原本美国的规定。今天看来，这一借鉴是成功的。

五、坚持司法统一的原则

我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理论上讲，只应存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司法系统而不存在独立的地方司法系统。但从现行司法机构的产生、体制看，很难将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界定为“国家的”司法机关。可以说，我国至今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司法系统，这严重影响了国家法制的统一。造成国家司法机关“地方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地方司法机关实际成为地方权利结构的组成部分。二是司法机关设置的行政化导致了司法地方化与司法统一的矛盾。三是地方党委、政府对本地司法机关人财物的管理。形成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对于产生司法机关的设计本身尚不完善。其一，地方人大实际的法律地位与其所具有的直接产生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职能间的矛盾，导致了司法机关的地方化。其二，国家专门司法机关的产生缺乏法律依据。根据法律规定，专门法院和检察院同样是我国司法机关的组成部分，[5]而且宪法第4条规定:“各级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但事实上，我国一直没有与专门司法机关相对应的权力机关。虽然建国以来，专门司法机关在设置上几经变更，但每次的设置都不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而是由行业或部门根据命令、政策或有关决定自己直接设置的，其人财物自然也由行业的主管部门掌管。这就使该类法院自产生起便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游离于权力机关的监督之外，部门保护主义以及法制的不统一也由此而生。其三，宪法的规定与检察机关实际行使的法律监督职能有差距，不利于司法的统一。

古今中外的实践表明，权力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腐蚀力，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事关生杀予夺的司法权尤其如此。因此，如何有效地对司法予以监督和制约，确保司法的统一，乃司法改革之重中之重。与此相关的问题是，近年来司法改革中层出不穷的问题也再一次告诫我们，对司法改革的监督不容忽视，否则，后患无穷。这不仅因为司法改革本身也是一种权力，更因为它是设计并决定司法权的权力。

司法改革的认识篇4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仅仅通过司法机关内部的改革是无法实现的，司法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它已经涉及到了国家体制层面和政治体制层面。如果从国家的治理方式层面，国家可以分为法治国家和人治国家两类，相应的司法也可以分为法治下的司法和人治下的司法。人治下的司法的显著特点就在于它强调司法的从属性以及工具性，此种司法所遵循的最高准则不是法，而是权力。若想使我国的司法实现法治下的司法的最终目标，我们就需要确认司法权在国家体制中处于何种位置，到底属于国家权还是地方权;在政治体制层面，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又是何种关系。如果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得不到确认，司法体制改革便只是涂于表面，无法深入进行，真正实现只维护法律的尊严，进行独立依法居中裁判的司法便只是全社会遥遥无期的期盼。所以，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并不仅仅涉及到司法自身的改革，更涉及到了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以及党的领导方式同司法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中国各项事业建设的领导者，也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引领者和推动者。目前，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已经走在了由人治型司法向法治型司法转折的关键期，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执政党的作用，充分论证，从国家体制及政治体制层面做好顶层设计，领导、组织和协调好各方力量协同司法机关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现法治司法的最终目标。缺少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与协调，就无法完成司法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入推进。所以，在司法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司法改革高度重视，2014 年以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共召开24 次全体会议，有17 次涉及司法改革，通过司法体制改革相关文件37 个。由此可见，党中央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所持有的决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这就要求我党要下大力气、大决心，按照法治的根本要求统筹安排，领导司法体制改革深入推进，避免左摇右摆，根据法治的基本准则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并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去领导司法体制改革。将体现法治基本要求的司法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及时提交人大，以立法的方式贯彻实施，并及时地以立法的方式固化改革成果，推进法治司法的最终实现。

二、坚持司法的基本原则

从客观上来讲，我国历史上长期的专制传统为我国的法治建设设置了很多障碍，我国并不具备像许多自发型法治国家那样在政治传统上、法律意识上以及法律人才队伍等方面的法治建设条件。所以，我国的法治建设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就司法改革来讲，在某种意义上，我国的司法体制一直处于改革的过程中，司法体制改革的成果能否使我国的司法真正地走上法治型司法的道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是否对司法改革的总体设计遵循了司法的基本原则。就司法的两个核心原则而言，其一为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其二为司法权依法独立行使原则。只有这两个基本原则得到了保证，司法的公正性、法的权威性才能够得以实现。虽然这两个基本的司法原则早已被写入宪法和诉讼法，但是我国在以往的司法改革中，或者说是法律与制度的总体设计中，对此并没有做很好的法律及制度配合，这使得司法的基本原则很难得到彻底的实现。比如说，司法机关在裁决案件时，虽然以事实为根据，但是以法律为准绳时，法律却时常被强加给了一些其他的考量，比如说维稳、和谐、政府利益等等，当以法律为准绳受到这些因素的干扰时，司法的公正性以及法的权威性必然大打折扣。

同时，国家关于党组织、人大、政府对司法机关的领导与监督权缺乏明确的界定，并且对上述组织及机关可能影响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干扰性因素没有做好足够的法律及制度上的排除性设计，所以司法独立性很难得到保障，司法时所司的便也就不仅仅是法。这些因素都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司法的公信力，也损害了法的权威性，成为了深入推进法治建设的障碍。这里强调司法改革应该切实贯彻保障司法的基本原则，保障司法的独立地位，做好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司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制度及法律设计，并不是要否定党以及立法、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对于司法机关的领导与监督，而是要求国家要做好详尽合理的设计，既保证领导权与监督权的有效行使，又不至于使司法的基本原则遭到破坏，这就需要我们在进行法律及制度设计时，选择好是由其他机关对司法机关进行人事与财政等事务的管理，还是在配套制度上确保司法机关在国家及政治体制中的独立性?其他机关与组织是对于司法机关的个案进行监督和领导，还是只对司法机关整体工作进行监督和领导?对于司法案件是进行事前监督还是事后监督?是注重对于司法过程的实质进行领导与监督还是只应对于司法过程的形式进行领导与监督?如果都选择后者进行法律及制度的设计，司法的基本原则才能够得到保障，法治型的司法才能够实现。所以，司法改革不应仅局限在司法领域，更应该将司法的基本原则体现在国家与政治体制层面的配套法律及制度的设计上。

三、坚持体制改革与人员队伍建设齐抓并进

自古就有徒法不足以自行的论断。法律是不可能自我运行的，最终还要依赖于人的操作。司法的实现也要有赖于司法人员对于法的运用。目前司法体制改革正在深入推进，各种司法改革的成果不断得到制度上和法律上的确认。司法变得越来越正规化、法治化。同时，这也对司法人员的专业化、精英化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此轮司法体制改革以来，谁审理，谁裁判、排除司法干预、去地方化、去行政化的法律制度不断得到确认，员额制、司法责任制正在全面展开。可以说，制度上的改革是喜人的，但是，长期以来，司法人员一直是审者不判，判者不审，案件往往是通过庭长、审委会等层层把关，最后才形成判决，而此次对司法体制改革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谁审理，谁裁判，并以终身责任制来保障办案质量。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司法队伍中人员的成分比较复杂，有些受过专业的法律训练，有些甚至并没有专业学习过法律，可想而知，对于一直习惯了团体作战的司法人员来讲，突然所承受的压力有多大。所以，司法改革以来，也出现了比较高的司法人员离职率。拿上海为例，2015 年第一季度，法院系统有50 人离职，其中，法官流失18 人;2014 年105 人离开法院系统，其中法官流失86 人。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我们的司法系统本来就面临着人少案多的困难局面，如果不能保证有优良的司法队伍作为后盾，那么正如前面所强调的徒法不足以自行，司法改革再成功也是徒劳。所以，建立起与司法体制改革所需的司法人员素质相匹配的司法队伍，是和司法体制改革同等重要的大事，这也关系到司法体制改革的最终成效能否实现。对于司法队伍的建设而言，一方面我们要留住人才。另一方面，我们要培养人才。就留住人才而言，司法人员作为社会公平正义防线的守护者，社会纠纷的终局裁决者，理应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得到充分的职业保障。尤其在我国公民整体法律意识还不是很高，司法公信力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的情况下，司法人员站在纠纷的风口浪尖，经常会受到当事人的误解。伤害甚至杀害司法人员的案件也时有发生。所以司法人员所承担的职业风险和职业压力都比较大。现在的司法体制改革为了保障司法的公正性，正在进行司法责任制的改革，司法人员要对自己所裁决的案件终身负责。那么，根据权责一致原则，司法人员理应获得充足的职业保障和物质保障，如果责大于权，优秀的司法人员的流失现象必然普遍发生，只有权责一致，才能形成稳定的司法人员队伍。

司法改革的认识篇5

司法大众化是我国司法改革不可忘却的观念

司法大众化我们并不陌生，建国以后由于过分强调司法的群众路线，在司法人员的选拔上奉行“重政治，轻业务”的标准，我国的司法工作在大众化的道路上走向了一个极端，当然也给我们的司法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的司法改革又要走上另一个极端。司法大众化的本意和出发点是要防止因司法的“贵族化”而过分偏离民众的意识和价值，最终导致司法偏离法治的价值基础。[3]司法大众化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有其根深蒂固的理论基础，列宁明确指出：“民主共和制的本质就是‘全体人民享有全部权利’。”[4]这也意味着司法权最终属于全体人民，受委托从事司法工作的专业人员最终不能违背人民的意志。特别是董必武的人民司法思想的理论体系更是蕴含着丰富的司法大众化思想，[5]这对于避免司法的过度职业化和精英化可能带来的弊端是具有极强的积极意义的。从现代意义上来讲，我们国家是缺乏法治传统的，这也意味着司法的职业化和精英化在我国缺乏固有的社会基础，因而我们的司法改革也必须在整体社会改革所推动的社会转型轨道上展开。这与医学上猛药治重病是不同的，脱离社会现实而进行的激进的社会改革不可避免的是会带来“草根文化的反叛”的，试想在一个人民的国家里背离人民的司法系统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何在？那么如何防止在以职业化和精英化为目标的司法改革过程中司法工作过分背离民意而造成的社会紧张和断离呢？司法大众化无疑是一种很好的缓冲剂和剂。其实用司法实务界的一句更能直观、确切地体现司法大众化的语言就是“立法为公、执法为民”，顺应民意、符合民意这是任何现代法治社会都必须不能忘却的观念。

精英意识与大众诉求的良性沟通是我国司法改革过程中的必由之路

有人不禁要问，一面要求职业化和精英化的改革目标，一面要求牢记司法大众化的观念，这不是自相矛盾么？其实不然，较高程度的职业化和精英化是我们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司法大众化也不是要求我们回到建国后的“外行司法”的状态，如果认为我们的司法改革就是在两个极端中的非此即彼的静态选择，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发展观的。当前我们的整个改革事业包括司法改革在内都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的改革是缺乏坚实的民众基础的。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司法的职业化和精英化的精英意识通过政府主导了司法改革的进程，而人民大众的意识和需求则由于缺乏相关的意见表达机制或民意传输机制而得不到体现。但是社会改革是要在民众心理承受能力的范围内进行的，它的成功最终也是需要获得民众基础的，因此主导改革的精英们要在大众化的观念指导下积极建立精英意识和大众诉求的有效沟通机制，既要确保司法改革在民众心理承受范围内和社会变革的轨道上与社会的其他部分改革协调推进，又要在实现了职业化和精英化的司法中给大众化留下合理的空间，避免司法因过度职业化和精英化而过分偏离民意。

司法改革的认识篇6

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转换观念，对机构整合有新认识

高速公路管理是一个新兴行业，全国尚无一个成熟的可供借鉴的管理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按照“集中、统一、高效、特许”的原则，研究探索可行的科学的管理体制，实现责权利的统一，激活内部机制，是高速公路事业发展的需要。

**有侯运、运三、运风3条已通车运营的高速公路，管理体制也不相同。省交通厅提出“理顺体制，激活机制”的要求后，我们深刻认识到，**片区高速公路管理机构整合，不仅是**高速公路管理的需要，更是全省高速公路管理的有益探索。**片区高速公路管理机构整合的成败，不仅影响着**高速公路事业发展，而且影响着山西省高速公路管理的形象，更影响着**市乃至山西省的形象、扩大招商引资和对外开放。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把机构整合作为今年的一项重要工作，与运营管理同步安排，同步实施，既保证了整合的顺利进行，又保证了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

二、宣传发动，营造整合改革舆论氛围

为了使全体员工了解整合的必然性和改革的必要性，拥护省交通厅的决策，支持改革，参与改革，我们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宣传发动工作，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一是宣传发动。通过班子会、周例会、月例会等不同形式，宣传整合改革的必然性、必要性和有关政策，使广大员工转换观念，了解、关心、支持、参与公司整合与改革，在公司上下营造出了人人关心改革、理解改革和支持改革的浓厚氛围，积极投身于公司争先发展潮流中去。

二是组织学习有关文件。结合公司改革与发展实际，组织员工学习王晓林厅长在全省交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在省高管局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学习企业强强联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验，使员工明确整合改革的必然性。组织学习企业体制改革文件，以及公司《人力资源开发管理办法》、《工资分配实施办法》、《劳动合同书》，使员工充分认识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组织学习《公司法》、《劳动法》等法律法规，使员工明确自己和公司的权利和义务。学习方式采用个人自学、集体学习、召开座谈会、写心得体会等。同时，邀请南风学院院长在公司巡回讲解《公司法》、《劳动法》及南风集团改革经过和发展状况，使员工对改革有感性认识。通过学习，员工的思想认识进一步统一，观念逐步转变，为整合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是以人为本，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针对现状，公司领导班子集体和中层管理人员谈话，和员工个人谈话，了解员工的思想动态和愿望。同时教育员工只有转变观念，加强学习，提高素质，尽快适应改革发展形势，将个人发展与公司发展结合起来，找准自己的位置。同时，公司在政策和规章允许范围内，最大限度为员工工作、生活创造条件。

三、分步实施，整合工作稳步推进

为了平稳定渡，公司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原则，将整合改革与运营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分步实施。

一是先企业后事业。原侯运高速公路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属企业性质，我们先将这两个公司整合，并进行配套改革。在平稳过渡后，再将属事业单位性质的原省高管局**管理处进行整合。

二是先领导班子、中层管理人员后一般人员。公司班子成员集体和原**处领导班子谈话，征求意见，争取理解和支持。其次和中层管理人员一一谈话，听取意见和打算。最后逐个单位座谈，了解员工的思想状况和愿望。在此基础上，公司将原3个单位的中层人员，根据公司需要和个人特长全部安置到公司机关和基层单位，既不提拔也不降职。所有中层管理人员任职时间到年底，年底全部免职，按照公司定编情况竞争上岗。原3个单位的机关人员也根据工作需要和个人意愿安排到公司机关、基层单位机关，年底也实行竞争上岗。对养护、收费、路政人员基本保持稳定，并根据需要适当调整。

三是先使干部、固定工转变身份，再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对干部和固定工，充分征求意见，愿转变身份者，公司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并安置到合适的岗位。对原合同制工人，征求意见，或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或提前30天告知本人，公司不再使用。

四是公平、公开、公正。在整合改革过程中，公司任人唯贤，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将员工参加工作时间、在交通系统的工龄、学历、职称、工资等全部公示，使员工有知情权和监督权。采用这一办法，增加了透明度，员工认识到政策面前人人平等，稳定了人心，稳定了队伍，提高了公司领导层在员工心目中的地位。

四、改革创新，激活机制有新举措

改革创新是事业发展的动力。在整合过程中，公司始终坚持改革创新，激活内部管理机制。

一是规范机构设置。本着“精干、高效”的原则，公司机关设置综合办公室、党委工作部、人力资源部、计划财务部、养护工程部、收费稽查部、经营开发部、信息监控中心8个部门。针对线长、点多、面广的实际情况，公司基层设7个单位（5个管理处、1个服务区、1个路政大队）。

二是改革用工制度。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全面深化用工制度改革。首先，定岗、定编、定员，实行全员合同制。中层管理人员竞争上岗，技术人员聘任，生产人员合同制管理。其次，加大考核力度。按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原则，按照目标责任制层层考核，实行淘汰制。每年中层管理人员淘汰15-20%，一般管理人员淘汰10-15%，收费员淘汰5-10%。增加员工紧迫感，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用人机制进一步激活，实现人力资源合理配置。

三是改革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全面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打破“干部”和“工人”身份界限，按需设岗，按岗定薪，一岗一薪，岗动薪动。员工工资分为岗位工资、年功工资和绩效工资三部分。同一岗位的岗位工资依员工的业务技能划分为不同等级按月发放；年功工资逐年采取不同的办法增加，按月发放；绩效工资年终考核发放。通过制定《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管理办法》，建立员工考核评价体系，建立起收入与岗位、业绩挂钩的分配制度，实现稳定队伍，收入能升能降的目标。

四是建立内部人才流动市场，与社会人力资源市场接轨。在用工方面，一方面建立内部人才流动市场，使人才有序流动，人力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充分得到应用。另一方面，消除人才流动中的限制，疏通人员出口，建立相对稳定的骨干人员和出入有序的流动人员相结合的人才使用机制，保证人才流动的开放性和有序性，真正实现人员能进能出，与社会人力资源市场接轨。第三是依法为员工办理在劳动合同期内的基本养老、失业、医疗保险手续并按时缴纳相关费用。第四是逐步试行劳务和人事制度，公司与劳务公司建立劳务合同关系，员工与劳务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人事关系全部由人才市场。摘自

五、创建推动，为整合改革注入新活力

结合省局提出的开展“文明服务年”和“五大工程”创建活动，我们立足实际，先后开展了“学振超，做贡献”演讲比赛，鼓励员工学业务，搞创新，积极参与公司改革与发展。开展“提升道德素质、争做文明职工”和“创新、学习、业务、服务标兵”评选活动，全面提高员工素质。开展行风评议和“三文明”（文明单位、文明单位标兵、文明职工）创建活动，提升文明服务的档次和水平。进行“5·1”、“5·4”文体比赛和“七一”文艺节目汇演，丰富员工文化生活，增加了员工凝聚力，为改革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创建活动的开展，使广大员工的创新意识、团结意识、服务意识、大局意识、发展意识明显增强，为整合改革与运营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整合改革已初见成效，队伍稳定，人心思进，各项工作有序开展，运营管理成绩显著，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安全、畅通、快捷、优美的交通环境。

各位领导，**公司整合改革及运营管理工作取得的成绩，是省交通厅正确决策的结果，是省局关心支持的结果，是公司班子及全体员工以人为本，改革创新，辛勤工作，不懈努力的结果。同时，我们也深深体会到：

一、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片区高速公路管理机构整合与改革是为了实现**高速公路事业健康、协调、持续发展，事业发展又必将有力地促进高速公路管理改革。要改革，要发展，必须有稳定做保障，否则，改革与发展只能是空谈。因此，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整合改革离不开员工的理解与支持。在整合改革过程中，全体员工识大体，顾大局，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转变观念，找准位置，紧跟公司思路，执行公司的决策，保证了整合改革顺利进行，保证了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三、以人为本，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关键。事业的发展根本在人。我们一方面要全面提高员工素质，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又要关心员工工作和生活，想员工所想，急员工所急，解决员工后顾之忧，为员工工作和生活创造条件，员工才能安心工作，才能自动自发地工作。公司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上下一盘棋，**高速公路事业才能蓬勃发展。

四、改革发展必须树立宏伟目标。目标是员工努力奋斗、不懈追求的动力。在整合过程中，公司提出了“五年发展规划”，即创造“学习、创新、务实、廉洁、高效”的企业文化，打造规范管理、文明服务的管理品牌，培养造就一支适应高速公路管理、具有创新理念的高素质员工队伍，建设完成“一路两桥”（**南环高速公路和三门峡、风陵渡黄河高速公路大桥），使员工过上较富裕的小康生活，实现**高速公路事业健康、协调、持续发展。“五年发展规划”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员工，进而增加了员工参与整合改革、为**高速公路事业做贡献的自觉性。版权所有

司法改革的认识篇7

根据法学专业本科教学计划的安排，本人于xx年2月24日至xx年4月28日在xx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参加了为期两个月的毕业实习。

这次毕业实习的目的是：经受社会锻炼，接触法律实践，检查考核理论知识，培养提高运用法学理论分析、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

在毕业实习过程中，我尽量把课本知识同实践相结合，运用所学的法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遇到不懂的问题虚心向老师请教，实习工作做到了守纪、认真、踏实、负责，得到了法院领导和指导老师的褒奖。

通过紧张有序的毕业实习，我学习到了许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首先，培养了独立办理民事案件的能力。在法院领导和指导老师的引导下，我进一步，温习了办理民事案件一审、二审的程序，熟悉了民事司法文书的写作，协助司法人员进行文书送达、案件调解、参与庭审、卷宗整理等工作，培养提高了办理民事案件的实践能力。

第二，提高了交际表达能力。个人综合素质的优劣是一个大学毕业生社会竞争力强弱的最重要标志，交际表达能力则是个人综合素质的最重要体现。为了尽快适应法院民事庭实习工作的需要，毕业实习期间我借助各种机会来提高自己的交际表达能力，遇到问题多与指导老师进行交流，认真倾听老师的分析，明确表达自己的见解，锻炼了自己的交际表达能力。在实习过程中，我深切的感受到只有具备良好的交际表达能力，才能适应将来社会巨大的竞争压力。

第三，提高了写作能力。在法院实习工作之出，由于本人文字表述能力尚不能达到实习工作的各项要求，因此全面提高写作能力迫在眉睫。在指导老师的引导下，我认真学习司法文书学和司法逻辑学，努力提高语言的严肃性和文书的逻辑性，取得了一定成绩。

另外，本次实习我最重要的收获是深化了对司法体制改革的认识。xx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十六大报告，报告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开拓创新的改革意识、执政为民的高度责任感和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感，描绘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宏伟蓝图，是全党全国人民在世纪征途上的行动指南。报告第五部分提出了加强政治建设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并且明确指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改革目标。在现代法治国家，政治文明有着多种标志和体现，但我认为主要应体现在法制文明上，而其中司法文明又是法制文明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为了建设法制文明和司法文明，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权的独立、公正行使，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我们必须进行司法体制的改革。

所以要进行司法体制改革，是因为构建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现行司法体制，在机构设置、职权划分、人财物管理体制、工作机制、诉讼程序及管理制度等方面有许多的不完善、不科学之处，存在不少的弊端。这些弊端的存在，对外而言，使得司法机关无法抗衡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其结果是导致作为中央权力的司法权的分散化和地方化，国家法制和司法的统一性受到破坏，司法权威受到损害;对内而言，不符合司法权运行的特殊性和规律性，严重影响了司法的公正与效率，同样也使司法权威受到损害，不利于司法职能的发挥。

自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以及推进司法改革的任务以来，司法机关特别是人民法院围绕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厉行改革，做了大量的工作。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并组织实施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提出了39项具体的改革任务和措施，涉及审判管理、诉讼方式、执行体制、证据规定以及法官管理等多个方面、多个层次。到目前为止，39项改革任务已基本实现或者有很大进展，对于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的人民法院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涉及司法体制等方面的深层次改革进展迟缓。可喜的是，党的十六大报告及时吹来了改革的春风，报告关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要求使我们树立了信心、鼓舞了斗志、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十六大报告关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这一段话，文字虽然不多，但字字珠玑，内容丰富，针对性强，要求具体，目标明确。

首先是明确指出了我们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这就是“社会主义司法体制必须保障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真可谓高屋建瓴，振聋发聩。

实现公平和正义，这是现代法治化国家的一个国际化命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追求社会普遍的公平和正义，可以说是我国社会主义立法与司法的生命和灵魂，与我们党的崇高理想和根本宗旨也是完全一致的。在法治条件下，社会正义首先体现在立法上，叫做“分配正义”。但分配正义是静止的，规范性的，往往带有宣言性质，且在现实生活中，分配正义往往受到各种因素的阻碍、干扰、冲击，或者无法实现，或者失去平衡，或者受到损害，这就产生了公平与否的问题，就需要求助于司法。司法的基本职能作用就在于调整、解决法律性的矛盾和纠纷，矫正失去了公平的分配正义，所以司法上的正义又叫“矫正正义”。可是司法体制改革明确以保障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为目标，可谓阐明了要义，切中了要害，抓住了根本，其意义是十分重大而深远的。

其次是明确提出了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报告具体确定了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七项任务，几乎涵盖了构建现代司法体制的各个方面，非常全面，也非常具体，为全面启动和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

最后是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定位非常明确。司法体制是党和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课题下讲司法体制改革问题是非常适当和准确的。正是因为这个定位，在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时，首先必须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先导，必须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必须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局;其次是必须有利于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统一领导;第三是必须有利于巩固和完善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有利于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第四是必须有利于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职能作用，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力，维护法律尊严和司法统一，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保障社会公平与正义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司法改革的认识篇8

一、司法体制改革方向正确、意义深远

调研组实地考察了上海和湖北两大试点省市的司法体制改革情况。上海司法体制改革在市委政法委的统一部署下，围绕着完善司法责任制、实行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建立法官、检察官省级统一管理体制及建立法院、检察院经费省级统一管理机制5方面试点任务，正依法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目前已全面部署并正式启动，计划通过8家先行试点单位先行实施，发现问题，积累经验，于2015年一季度起在全市全面推进。湖北省正按照中央部署，积极筹划启动各项试点，但实施方案尚未获中央审议通过，仍在修改中。

调研组认为，这次司法领域的改革是一场涉及体制性问题的重大改革，需要持之以恒不断前行，具有宏大的、深刻的历史意义，决定中国真正走向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但改革涉及权力和利益的调整，在改革决策、推进步骤、具体操作等各方面都必须保持正确方向和清醒头脑：一要把握好立足中国国情与学习借鉴域外经验的关系；二要把握好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关系；三要把握好“去行政化”和加强司法管理的关系；四要把握好法官、检察官主体地位与完善监督制约机制的关系；五要把握好积极有力与稳妥有序推进的关系；六要把握好司法责任制与职业保障的关系。

二、司法体制改革的法制保障

调研组认为，按照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的要求，司法体制改革要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司法体制改革的内容多涉及《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法官法》、《检察官法》的内容，特别是与组织机构、职权、人员等一些制度相关。经梳理有两类立法需求：（一）根据改革实践，将改革成功的经验固化，写入法律。要研究10个方面制度：一是实行法官、检察官员额制；二是建立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管理制度；三是建构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制度；四是明确司法办案责任制；五是完善审判委员会、检察委员会制度；六是设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七是确认主任检察官在法律上的地位；八是扩大司法民主工作机制；九是建立程序性监督机制；十是调整完善查办预防职务犯罪机构设置。（二）根据改革试点要求，需要暂停实施有关法律制度：一要暂停实施助理法官、助理检察官制度；二要暂停实施初任法官、检察官制度。

三、推进司法体制改革需要重视的具体问题

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推进现状看，司法改革面临的困难还很多，改革需要形成共识的问题也不少。当前，特别要注意：一要坚持改革方向，提振改革信心。要加强改革的学习宣传，形成改革内生动力；要牢牢把握改革方向，处理好稳妥与改革的矛盾；要关注各种差异，迈出扎实步伐；要有改革量化指标，更要使改革有看得见的变化。二要细化改革方案，完善配套制度。要细化人员分类方案，平衡关注三个序列的人员；要细化责任制方案，尽快出台权力清单；要细化监督机制，落实任何权力都要受到制约；要细化职业保障方案，落实执业安全保障；要完善配套政策，不能使支持改革而吃亏。三要回应理论问题，形成改革共识。要更加聚焦“独立行使审判权”、“去行政化”、“精英化”、案多人少与精英化的矛盾、错案责任追究等问题。

（摘自上海市全国人大代表“司法体制改革”专题调研报告）

召集人：陈 旭 林荫茂 花蓓

成 员：马 兰 王均金 朱雪芹 严诚忠 李碧影

司法改革的认识篇9

关键词: 司法制度；审判制度；法官制度；改革 内容提要: 本文分三个部分，对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历史背景、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具体内容、中国司法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及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发展趋势作了介绍和讨论。中国司法制度的改革是为了适应社会的要求，司法制度改革主要是对司法组织的人事制度和民事审判制度进行，司法制度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观念滞后、改革缺少统一的规划以及改革未完全依法进行。司法制度改革的发展趋势是:司法独立进一步加强，法官资格更为严格、法官素质进一步提高，司法制度改革朝全面性展开，与司法制度改革相关的一些制度会伴随着司法制度改革而进行相应的变革和发展。 一、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历史背景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有利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使得社会各种关系发生着变化，这就要求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制度要适应社会的这种变化和发展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各种法律制度的变革中，与社会实践和百姓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司法制度的改革，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的司法制度改革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具体启动中国的司法制度改革的社会背景，大致可以归结为：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向司法制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国原有的司法制度已经不能适应这种要求：原有的审判制度已无法适用于新类型的诉讼案件；面对迅猛增长的诉讼案件，效率不高的审判制度无法迅速、有效的解决，素质有待提高的司法人员也显得不堪重负，社会秩序也因此受到影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分司法人员拜金主义思想的存在，严重地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危害国家的法制的统一和权威，国民对少数司法人员腐败现象和裁判不公反映强烈。在这样的一种社会背景之下，如果中国的司法制度不进行改革，社会的经济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阻碍。因此，可以概括地说，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改革，是源于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基本情况 （一）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轨迹 中国这次进行的司法制度改革，基本上是沿着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审判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的轨迹发展的.这样的一条发展轨迹表明，中国的司法制度改革有个逐渐的发展过程：它发端于中国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并以民事审判制度改革为核心，逐渐推进为全面的司法制度改革。而这一过程的形成，与中国的有关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是有密切关系的。 在中国，民事审判的开始源于当事人的起诉，法院受理之后，案件进入庭前准备程序，该程序的主要内容为：由法院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告知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和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查阅案卷和收集有关证据，决定是否增加当事人或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案件开庭审理阶段，主要由法官主持调查和主持辩论，在此基础上由法官对案件进行评议并作出判决。总之，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居主导地位，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发挥的作用比较小。在传统上，中国不认为自己的民事审判模式是属于当事人主义，同时，也不承认自己的民事审判模式是职权主义，但中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都表明，中国的民事审判模式是属于职权主义。此外，还由于中国法官的非专职化及部分法官素质的低下，从而导致了民事审判效率不高，诉讼期限较长。这一问题，在民事诉讼案件数量不是很多的情况下，矛盾还不是很突出。而随着民事诉讼案件数量的增多和新型案件的出现，民事审判制度和法官的素质不适应民事审判发展的要求的矛盾就显现出来了。为了缓解这一矛盾，在司法实践中，就提出要“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即希望通过调动当事人的积极性和发挥当事人的作用以减轻法院的负担。而制度的相互联系性，意味着仅仅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或是解决了原有的问题，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这就对司法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从而之后又有了民事审判的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审判制度改革及全面的司法制度改革。 从中国的司法制度改革的发展情况上看，其起源是为了减轻法院的审判负担，所以，首先要求进行司法改革的是承担较多审判任务的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真正探索和开始对司法制度进行改革的也是他们，此后，各地的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对各地的司法改革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和交流。1996年7月和199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分别组织召开了“全国法院审 判方式改革工作会议”和“全国法院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对全国各地所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进行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了有关司法改革的文件。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文件有：1998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和1999年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在《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人民法院改革的总体目标，这就是：紧密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健全人民法院的组织体系；进一步完善独立、公正、公开、高效、廉洁，运行良好的审判工作机制；在科学的法官管理制度下，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建立保障人民法院充分履行审判职能的经费管理体制；真正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从人民法院所确定的改革目标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法院改革的核心是在人民法院的人事制度上和审判制度上，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司法改革的最为核心的内容。 （二）中国司法改革的具体内容（限于人事制度与民事审判制度） 1、法院人事管理制度的改革。 （1）改革法官来源渠道：从高素质的人才中选任法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法院被看成仅仅是国家的专政工具，而没有被认识到是一个定纷止争的机构，是一个保证国家所确定的社会行为规则（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得以实现的机构。没有认识到法官不仅仅要有良好的品德、勤勉的工作作风，而且还应当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和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因此。在法官的选任方面，中国传统上较注重法官的品德和工作作风，而忽视了其应具有的法律专业知识和相应的社会经验，不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的法官在法院里为数不少。至1994年5月，“就全国而言，没有达到法律大专程度的法官大约有近一半”。至1997年底，在全国法院系统25万名法官中，本科层次的占百分之五点六，研究生仅占百分之零点二五。在1995年《法官法》颁布之前，法律对法官的任职资格规定得也十分的不严格。在实践中，“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人民法院一直沿用从本院内部人员选任法官的办法：书记员干到一定年限，晋升为助理审判员，助理审判员干了一定年限，晋升为审判员(祝铭山:关于《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说明)。而法院人员的来源主要是三个渠道：一是从复转军人中招收，这一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末起被广泛地采用，现在仍是法院招收人员的一条重要渠道，尤其在各地的基层法院；二是接收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的大学生，这一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起被采用，近几年成为法院接收法院人员的一个最主要的渠道，尤其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的法院；三是直接向社会招收，这一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采用过，现在已经用得比较少了。针对这样的一种状态，如何确定法官的资格和如何选任法官，一直是这次司法制度改革的一个热门话题。1995年颁布的《法官法》中对法官任职资格的规定，可以看着是对法官任职制度改革的初步成果。该法第9条规定：“担任法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2）年满23岁；（3）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4）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5）身体健康；（6）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工作满两年；或者获得法律专业学士学位，工作满一年的；获得法律专业硕士学位法律专业博士学位的，可以不受上述工作年限的限制。”该法第12条规定，“初任审判员、助理审判员采用公开考试、严格考核的办法，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从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为了从高素质的人才中选任法官，1998年和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还曾向全国公开招考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报考的条件是，具有一级律师资格和高等院校法学教授职称者。但从实际操作的结果看效果并不理想，表现为具备上述报考条件者几乎无人报考，导致1998年该举措没有取得实际的效果。总的来说，在对法官的选任制度的改革方面，虽然根据《法官法》的规定和司法实践中提出的一些具体的措施，对选任法官有了比以往更高的要求，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在在这方面进展还比较缓慢，不过，从发展趋势上看，这方面的改革将会继续下去。关于法官选任制度改革的发展趋势，我们将在本文的第三部分予以讨论。 （2）加强法官的培训工作，提高法官的素质。如前所述，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法官的素质在整体上不高，因此，如何针对现状提高现任法官的素质，也是此次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在这方面主要是强调了加强法官的培训工作，并相应的采取了一些措 施。具体的措施主要有：一是将一些年轻的、具有大学学历并在法院工作过5年以上的法院干部委托有关的高等院校以培养研究生的方式代为培养，这些法院干部经代培后回法院工作，这项措施实施至20世纪90年代末停止；二是最高人民法院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共同举办高级法官培训班，对一些具有较丰富审判实践经验的中、高级法官（中级法院庭长以上的法官）进行培训，培训期为一年；三是成立了法官培训中心（90年代末改为国家法官学院），对各地法院的部分法官（这些法官一般为当地法院的业务骨干）进行短期的培训（培训期从两个月到6个月不等）。上述这些措施的采取，使经过培训的法官的法律知识的系统性和法律的理论水平有了较明显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提高法官素质的效果。 为了继续坚持对法官的培训工作，《人民法院改革五年纲要》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在2001年前，分别对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正副院长、正副庭长和基层人民法院的正副院长、正副庭长轮训一遍。2001年后，法官每3年必须在国家法官学院或者其他法官培训机构集中时间脱产培训；新任命的法官，必须脱产培训，学习专门法律知识、审判业务技能。 （3）强化司法公正和司法廉洁，实行法官交流和轮岗制。社会生活中的法官与常人有着相同的生活需求，但司法公正则要求法官应当与一般社会尤其是其所在社区保持适度的分离。（P8—9）司法廉洁对法官也提出了样的要求。 在中国，由于相关制度（如户籍管理制度、国家干部管理制度）方面的原因，法官任职一般多在自己出生地或自己长期生活过的地区，尤其是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情况更是如此。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人情关系就很有可能影响法官司法的公正性，“拉关系”“走后门”的现象就可能发生，进而影响到司法的廉洁，滋生司法腐败。在这次的司法制度改革中，法院采取了法官交流和轮岗制度，以保证司法公正和司法廉洁，减少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法官交流，就是不同的法院之间的法官在一定年限内相互的交换，原则上在法院系统内异地进行或者在上下级法院之间进行；法官轮岗，则是在同一法院里，不同业务庭的法官岗位相互交换，而对法院的领导干部而言，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求，这就是，副院长实行分管工作轮换制，相近审判庭庭长岗位定期轮换。对法院的院长，还实行与长期生活的地区异地任职的办法。 2、审判制度上的改革。 （1）审理前准备程序的改革：减少庭前准备阶段法官的调查程序，实行“一步到庭制”。中国传统的做法是，法官在法院受理案件之后，案件审理之前，法官主动收集、调查证据，积极与双方当事人接触，了解案件的有关情况，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及适用法律的有关意见，即在开庭之前，法官已对案件事实及处理结果形成了成型的意见，从而使得开庭流于形式，也就是所谓的“先定后审”。而“一步到庭”则要求“当庭举证、当庭质证、当庭认证”。这项制度的改革，目的在于减轻法官庭前调查的负担，增强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同时也有利于防止法官先入为主，以体现民事审判改革要实现“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倡导法官地位中立”这一主流意识。 （2）庭审制度的改革：改传统的“纠问式”为“对抗制”。中国的传统做法是，在开庭时，由法官主持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在整个开庭过程中，法官向当事人提出庭前所确定好的案件争议的有关问题，由当事人予以回答，调查什么问题，就什么问题进行辩论，都由法官来确定，当事人居于十分被动的地位。而“对抗制”的适用，则要求法官居于较为超脱的中立地位，案件争议的问题、当事人的主张及支持当事人主张的理由均由当事人自己提出，并相互进行辩论，法院原则上根据当事人的辩论结果来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这项制度的改革，目的在于使法院的法官在形象及实质上更居于中立的地位，并充分调动当事人的能动性，赋予当事人积极有效的诉讼手段，为其运用该手段提供广阔的空间和充足的时间，以实现程序公正。该“对抗制”的实施，使得中国传统的、流于形式的庭审方式得以较彻底的改变，在中国审判制度史上构筑了一道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景线。 （3）强调法官的独立性，实现“主审法官负责制”，强化合议庭和法官职责，推行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选任制度。中国的民事审判制度中设立有“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该制度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法官独立审判”，前者是法院独立审判，后者为法官独立审判。法官独立审判，意味着不仅仅是法院之外的国家机构、团体、个人不得干涉法官审判，即使是在法院内部，任何机构和人员也不得干涉法官独立审判。而法院 独立审判，只强调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干涉法院独立审判，而在法院内部，承办案件的法官则受到相当的约束。具体表现为，合议庭审理重大、疑难的案件应报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的意见，合议庭在对案件作出判决时要予以充分的考虑。此种“看病的不开方，不看病的给处方”的断案方式，在前些年已受到有的学者的强烈批评。（P382）在这次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主审法官负责制”的措施，即案件的审理和判决，由主审法官负责，如果出现了错案，相应的责任也由主审法官承担。该项措施的出台，目的在于体现法官审理案件的独立性，加强主审法官的责任心，促进法官业务水平的提高，在一定意义上也有利于法官素质的整体的提高。 在实现“主审法官负责制”的基础上，近两年又提出了“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选任制度”，依《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第18条的规定，该制度的推出，是为了“充分发挥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在庭审过程中的指挥、协调作用”，该规定还明确指出，“2000年底前，对法官担任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的条件和责任作出明确规定，建立审判长、独任审判员的审查、考核、选任制度。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依审判职责签发裁判文书”“推行院长、副院长和庭长、副庭长参加合议庭担任审判长审理案件的做法。”(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第18、21条)这些规定的确定，显然是为了加强合议庭的力量和提高合议庭的审判水平，而“随着合议庭职责的逐渐强化，院领导和庭领导具体审批案件的做法要逐步的弱化。“(P75—98) （4）体现司法公正，逐步实行立审分立、审执分立、审监分立制度。在传统上，中国司法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司法工作也实行所谓的“一条龙”服务，表现为，立案机构与案件的审理机构不分、案件的审判机构与监督审判的机构不分、案件的审判机构与法院判决的执行机构不分，也就是实行所谓的立审合一、审执合一、审监合一，这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有违司法的公正性。在这次的司法制度改革中，提出了“立审分立、审执分立和审监分立”，目的就在于要改变传统的做法，实现司法公正。在实践中所采取的措施是，在法院内部设立专门的立案机构、审判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专门负责立案、审判监督和执行工作，以保证法院司法的公正、高效和规范。 三、对中国司法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的几点看法 （一）中国司法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 1、改革观念的滞后。在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司法制度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对司法的价值和司法的特征缺少正确的认识，主要表现为，强调司法的政治化，忽视司法的中立性；强调司法的大众化，忽视司法的专业性；强调司法的目的性，忽视司法的程序性。此外，还由于中国长期的实行计划经济，司法（包括司法组织和司法行为）行政化的倾向在人们观念中也是根深蒂固的。 在各种社会制度的变革中，条文化的规章制度的变革相对于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要容易得多。此次中国所进行的司法制度改革也反映了这一点。正如前文所述，中国这次的司法制度改革是源于司法实践部门的感性认识，换句话说，是司法实践部门在工作中切身感到现行的司法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要求进行司法制度的改革。司法制度改革的发展轨迹也说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对中国此次司法改革缺少理性的认识，人们的思想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落后于司法实践，由于人们（包括司法人员）没有在思想上认识到司法制度改革的意义，在观念上并没有真正树立起进行司法改革的意识，执行有关的司法改革的制度也就不坚决、不彻底，这实际上也是为什么中国司法制度改革进展比较缓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2、改革步骤缺少统一的全盘计划。从近几年中国司法改革所进行的情况看，中国并没有设立一个专门负责司法改革的机构，这实在是中国进行司法改革存在的一个大问题。纵观世界各国进行司法制度方面的改革，许多国家都为进行司法改革而设立负责司法改革有关事务的专门机构，而中国却没有。我并不认为外国有的，中国就应当有，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司法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使司法改革深入化和取得司法改革的实际成效，逐步建立有利于现代化、民主化的司法体制，就要对现行司法制度进行总体反思，实行全方位的司法改革，要完成这样的一项工作，没有一个专门性的机构来负责和协调相关部门的关系是很难的。设立专门性机构为司法改革服务，是为了有效地保证司法改革的顺利进行。也正是因为中国没有设立这样的一个机构，对中国应如何进行司法改革也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安 排，在司法制度改革实践中，法院系统、检察院系统各自为战，各搞各的改革，相互之间应如何协调，则不得而知；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各个阶段应当变革和落实哪些制度，由于没有个统一的全盘规划，社会和司法人员也往往不甚明了，由此不可避免地产生司法改革的连续性差以及随意性强的现象，而使得司法改革处于一种茫然无序的状态，影响了司法改革的效果。 3、改革与严肃执法的关系。司法制度改革与严肃执法的关系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改革应当是对原有的制度进行变革，而不仅仅是对原有的制度的落实，对原有的司法制度的落实，只是严肃执法，而非司法制度的改革。另一方面，司法制度改革要依法进行，即改革要以法律作为根据，要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而不可破坏国家法制的统一。 中国司法制度改革实践在上述两方面都存在问题，，一方面，我们有时将落实已有的司法制度当成是在搞司法改革，比如，实行公开审判制度，这本来是在落实原有的司法制度，但在实践中却被视为司法制度改革了。落实已有的法律制度不应当认为是在进行改革，否则，就降低了改革的目标要求。另一方面，司法改革未严格依法进行，比如，以搞试点的形式来进行司法制度改革的尝试。在审判方式改革过程中“搞试点”，这在中国的审判方式改革中是很常见的一种现象，全国许多地方法院在自己的审判方式改革的经验总结中都将此点作为经验之谈，如广东、上海、海南、辽宁的大连市。(P117—125)等。所谓在审判方式改革中“搞试点”，就是由省、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或省辖市的中级法院制定一些改革的方案，或者由有关的法院确定一些改革的方案，选择一个或者若干个法院按这些方案进行审判，经历一定时期之后，如果觉得这些方案在实践中可行，就在全省或全市的各个法院推行，反之则不予推行。“搞试点”的作法，其结果是，在“搞试点”期间，试点法院与非试点法院，在对案件进行审判时，两者所依据的审判制度和程序是有所不同的，由此就有可能导致相同或相类似的案件，其在试点法院和在非试点法院的审判结果是不同的。这样的做法，显然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再比如，有的法院改革突破了现行法律的规定，自行采取没有法律根据的措施，景汉朝先生所说有的法院在法庭上设立“审判监督庭”来监督法院的庭审，就属于这样的一种情况。这样的做法同样不能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改革。 （二）中国司法改革的发展趋势 1、司法独立与司法体制。在中国，司法独立是一项宪法原则，在司法组织制度和司法审判制度中也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来规定。但中国的司法独立制度与西方根据“三权分立”的学说所建立起来的司法独立制度是有相当的区别的，这在司法是否独立于行政这一点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中国的宪法虽然规定司法机关要独立于行政机关，但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司法机关的人事管理制度和司法机关的经费管理制度都与行政机关有着密切的联系。。(P166—169)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其产生是源于地方的经济利益，但其得以真正的实现，则是依靠地方行政的力量。地方行政之所以足以干涉、甚至左右司法，从体制上讲，主要就是因为司法机关的人事、财政制度受制于地方行政。对这一问题，在司法制度改革的讨论中，许多学者已有清醒的认识，，(P113—116)因此，要保证司法独立，首要的问题，就是要对司法机关的人事和财政制度进行变革，使司法机关的人事、财政能独立于地方行政。这样的一种变革，是大势所趋，代表着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 2、法官独立与审判委员会。如本文的第二部分所述，中国的审判独立，是指法院的审判独立而非法官的审判独立，其中一个很能说明这一解释的司法现象是，法官在对重大、疑难的案件作出裁判时，需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对审判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审理案件的法官（合议庭）原则上应当服从。 对审判委员会的存在及其所发挥的作用的批评意见，学术界在此次司法改革之前就有不少人提出，在对此次司法制度改革的讨论中，又有不少学者对审判委员会制度发表意见，多数的学者认为应当对审判委员会制度进行改革，审判委员会不得对法官的审判活动进行干预，部分学者还对审判委员会的存在持反对意见，反对的主要理由有两点，一是审判委员会的存在干涉了法官独立审判，有违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二是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没有在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的。也有个别学者对审判委员会的存在持部分肯定的态度，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在基层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是有必要的，主要的理由也有两点，一是可以防止和减少错案的发生，因为在中国基层法院年纪轻、经 验少的法官占有相当的数量，这些法官办的案件由审判委员会来把关是有必要的；二是基于中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腐败现象，由审判委员会这个集体来对案件作出处理，对于防止个别法官徇私枉法、任意专断也是有利的。总的来讲，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呼声十分强烈。目前，司法实践部门没有在这方面作出改革的举动，在我看来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传统的司法行政化的观念还没有得到改变，二是目前相当部分法官的素质还不能令司法制度的决策者对所有法官的审判案件的水平放心.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司法制度改革的深入，司法独立观念的进一步的加强，以及法官素质的整体性的提高，对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必然也是司法改革的趋势所在。 3、法官的选任与法官资格考试。。所谓司法制度改革，说到根本上，最主要的还是关于人的制度的改革，因为保障相关制度得以执行的人的制度得不到有力的充实的话，其他的制度就不可能完全发挥应有的机能，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明确提出，在健全一套良好的审判工作机制的同时，要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在这次司法改革过程中，对司法组织和人事制度的改革如前文所述，是相当有限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今的中国司法组织和人事制度没有必要进行改革，也不意味着中国不想对现今的司法组织制度和人事制度进行改革，而是表明基于在现行有关法律没有变更的情况下，对这方面制度的变革的进展比较缓慢。实际上，最高人民法院对今后应当如何选任法官已有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在《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说明得十分的具体，这就是：从律师和高层次的人才中选任法官；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庭五年之后从下级法院和社会的高层次法律人才中选任法官；结合人民法院组织法的修改，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对法官配备法官助理和取消助理审判员工作进行试点；建立书记员单独系列（这意味着传统的从书记员中直接选任法官的制度将被废除）。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意见，预示着中国今后法官选任制度改革的发展的基本趋势。 与法官选任制度密切相关的一项制度是法官资格考试制度。中国现行的法官资格考试制度，实际上是法院内部的一种考试制度，它只针对已经进入法院工作的人员进行，而非面对社会（最近两年最高人民法院招考审判员的考试是例外，但这种办法并未形成制度；法院面对社会进行的招干考试，不属于法官资格考试）。这样的一种考试制度，极大地限制了社会上的优秀法律人才取得法官资格，从而也就影响了法官的整体素质。较中国的律师资格考试制度，中国的法官资格考试也是落后的，这是不正常的现象。从上述法官选任制度改革的发展趋势上看，中国的法官资格考试制度自当发生相应的变化：由面对法院内部逐步转向面对全社会进行。这也是提高法官整体素质的必然要求。 4、制度之间的相互协调与司法改革的全面性。由于中国的这次司法制度改革是从基层开始，因此，改革显现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的特点，即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就变革什么问题，但缺少对与该问题相关的其他问题的思考，由此使得问题的解决不彻底，总是处在治标不治本的状态中，或者是解决了老问题，新的问题有出现了。出现上述问题，症结在于改革者对制度的相互关联性缺少应有的认识。在改革中仅就司法中的某一个方面的制度进行变革，而不就与其相关的其他方面的制度进行变革，那么，这一方面制度的变革是不可能进行的彻底的，或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不如，只对庭审制度进行变革，而没有对与庭审联系很密切的庭前准备程序制度进行变革，庭审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只要求主审法官要对案件的裁判结果的合法性负责，而不对审判委员会制度进行变革，主审法官负责制就不可能贯彻得彻底。在司法改革中，这些问题已经逐步被认识，从而改革也就逐步的推进，但司法制度改革中制度之间的相互协调的问题仍然是今后进行改革应当予以充分重视的一个问题。 引申制度之间相互协调的问题，自然会涉及到司法制度改革的全面性的话题。司法制度改革的全面性，不仅仅涉及到改革的对象问题，而且还进一步关系到改革是否能够深入乃至最终能否取得预期的效用的问题。司法制度改革的全面性，所涉及的主要是司法制度本身的变革问题，但与司法制度改革相关的一些问题，在司法改革中也是应当予以考虑的，比如，要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就必须注重法律人才的教育与培养，这就涉及到法律教育制度的改革问题；要减轻某项司法制度的负担，就应当注重开辟或者利用与该项司法制度具有类似功能的其他制度，这就涉及到司法制度与相关制度的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的问题；要变革现行的司法人事制度和财政制度， 就必须对现行的行政人事制度和财政制度作变革；等等。这些问题，也是我们在进行司法制度改革时应当认识到的。 注释: 周敦知.从重视教育、重视人才，谈法官教育培训问题[N].人民法院报，1994-05-12(3). 李浩.法官素质与民事诉讼模式选择[J].法学研究，1998，(3):84. 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赵震江主编.中国法制四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景汉朝，卢子娟.审判方式改革实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 景汉朝.审判方式改革的‘一二三四五’理论[J].中国律师，1999，(2):31. 王利明.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1)同注[15];(2)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3)蒋惠岭.司法权利地方化之利弊与改革[J].人民司法，1998，(2):2931 吕亚中.关于完善审判委员会工作制度的思考[J].法学，1996，(5):1617;谭世贵.论司法独立[J].政法论坛，1997，(1):3334;贺卫方.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97，(6):124125;尹春丽.审判委员会改革的设想[J].中国律师，1998，(8):5760;陈瑞华.正义的误区──评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制度[J]，鲁智勇.关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思考[J].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2辑:391402，421424. 苏力.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考察及思考[J].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2辑:335339. 根据1999年9月28日《人民法院报》公布的材料，1978年，全国法院审理的案件大约是50万件，而1986年、1987年、1988年，全国法院受理的第一审案件就分别达到161万1千件、186万9千件、229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74条、92条、131条、177条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中法院审理案件随意适用简易程序、法庭辩论不受重视、合议庭的作用流于形式等，都说明中国的民事审判模式是职权主义。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4条规定，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23岁的公民，可以有资格担任法官。 贺卫方先生于1998年1月2日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复转军人进法院》一文，曾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反响。 如日本为进行战后第三次司法改革而设立了“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所进行的司法改革中，设立了“俄联邦总统司法改革委员会”，英国、韩国在司法改革时，也设立有类似的机构。 在1985年举行的北京诉讼法学年会上，就有学者对审判委员会的制度提出批评意见。 1986年开始的律师资格考试制度，自1988年开始面向全社会进行，每两年1次;从1993年起，改为每1年1次。现在这一考试制度，已成为中国最为严格的一种考试制度

司法改革的认识篇10

关键词：律师；司法改革；维护权益；监督司法；推动改革

随着近年来社会公众对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和依赖程度不断加强，司法作为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其天然所具备的定纷止争职能也备受重视。在法治社会当下，当公众冲突难以同过其他方式解决时，往往选择诉诸司法裁判。综观司法改革的最新成果，人们似乎更多关注的是法院、检察院等公安司法机关的行为。事实上，司法活动主体绝不限于国家机关，司法改革的内容涵盖了仲裁机构、公证机构、律师事务所等在司法职能配置、案件公正维护、司法改革推进中的力量，它们在司法改革中的角色和作用不容小觑，同样值得密切关注和有力支持。尤其是律师群体，作为最直接、最广泛的司法实践参加者，是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直接推动者，同时还是人权保障的忠实捍卫者和司法监督的有效实施者，其参与司法的行为对司法改革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一、定位：律师的职业属性和角色阐释

我国《律师法》第2条第1款开宗明义，“本法所称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第2款规定：“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由此，基本法明确将律师职责规定为维护国家法律正确实施、社会公平和正义，这也是指导律师执业的基本规则。不同于公安司法机关掌握实质的司法权力，律师通过行为行使无形的司法权力。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改革目的就是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与正义。当事人囿于法律知识的专业性，要想充分发挥诉讼的功能达到公正高效的诉讼目的，离不开律师的帮助与引导、服务和监督，从而优化司法公正高效的程度，为司法改革目标的实现提供智力支持。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司法改革的重要议题。所谓以审判为中心，意味着突出法庭审理的实质意义，要求所有与定罪量刑有关的证据都要在审判中提交和质证，所有与判决有关的事项都要经过法庭辩论，法官判决建立在法庭审理基础之上，被告人辩护权得到充分保障，认真审查辩护人提出的证据和意见；强调审判程序的终局性与权威性，法庭审理的正当程序与实质意义，以及审判对审前诉讼行为的指引与规范，以审判职能为中心发挥定纷止争的作用。①由此可见，审判活动的证据开示、交叉询问、提出辩护意见与律师息息相关。可以说，律师在审判乃至整个诉讼过程的职能，是实现高效公正审判目标的必要条件。具体来说，律师在司法改革中可在以下几方面发挥其积极作用。

二、维护权益：保障当事人权益，促进司法公正

诉讼的目标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案件审判的公平与公正。公正是司法的核心，不言公正则司法活动无存在之根基。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公正审判权的实现，需要律师运用专业知识对当事人提供服务和帮助。

（一） 通过律师参与诉讼促进实体公正的实现

所谓实体公正，是指裁判结果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观真实，并以此为根据，正确地使用法律。裁判活动是多方参与的过程，刑事诉讼中律师通过行使辩护权，在审前和诉中与公诉机关平等抗衡，提出当事人罪轻或无罪的辩护意见，以避免公诉人过分灌输有罪意见，法官偏听则暗，从而出现权力滥用情况，没有真相与事实可言。

在事实认定方面，法官作为中立裁判方，主要通过当事人展示的事实获取对案件的认知。由于法律意识水平和案件评价能力参差不齐，当事人展示的事实与法院所要认知的事实常常错位甚至严重偏差。律师参与诉讼活动可以引导当事人准确有效陈述事实，有助于法官发现案件的完整事实。

在法律适用方面，律师通过和法官进行沟通来发表案件的法律适用观点，避免法官的认知偏差和思维惯性，为法官准确适用法律创造智力条件，从而保障诉讼结果的公正公平。例如，念斌案的辩护律师张燕生、斯伟江通过香港权威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得到了图谱这一被告人念斌无罪的关键证据，为“死刑判决”赢得关键。

（二）通过律师参与诉讼保障程序公正的实现

所谓程序公正，是指司法程序规则和运作的公正，包括司法者的中立性、程序的平等性、参与性、自治性及公开性等。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是司法公正并存的两方面。根据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诉讼参与方必须严格遵循法律相关程序的规定。程序公正的重要性在当前司法环境不言而喻，由于对程序违法的制裁往往具有釜底抽薪的效果，因此常为当事人赢得诉讼起到关键作用。但法律知识的缺乏使得当事人无法及时知晓程序规程，通过律师提出诉讼保全、管辖权异议、回避、申请改变强制措施、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等，可避免法官在解决纠纷时可能出现的主观随意性，避免出现当事人对司法不信任，采取干扰司法程序的非正当手段上，甚至于把法律问题也通过非司法途径来解决。

三、监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净化司法环境

作为诉讼活动的直接监督主体，律师参与诉讼的行为从实体和程序事项上制约着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从外力上促进裁判公正的实现。法律自身具有天然的局限性，抽象的法律条文无法及时全面规制纷繁的社会关系。当法律出现空白、冲突时，法官应该运用法律原则权衡各方利益，依据案情事实和公平正义的要求，做出合理裁判。但从权利运作机制看，当制约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外在力量越弱，则权力滥用的可能性就越大。②西方法治国家成功的司法实践表明：律师功能的充分发挥、审判的公开、司法的说理、法庭对抗式的辩论等措施都是防范司法腐败最可靠的、最有效的措施。其中，律师的监督是动机最强烈的、成本最低的、监督最有效措施之一。③因而，应当充分发挥律师制度的功能和律师的作用来优化司法监督权。

（一）有利于提高司法公信力

首先，接受当事人委托，是律师维护当事人利益的动力源泉。其次，律师通过运用正当的法律程序，行使辩护权，达到法官居中裁判、两造平等对抗的诉讼结构和诉讼模式。再次，律师全程参与诉讼，从接受委托到判决作出能够根据公诉机关的意见和审判中法官的思维盲点提出异议，客观上监督法官行为，使其接受法理逻辑以及生活逻辑的考验。综上，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是有效监督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措施之一。

综观监督的方式和主体，律师的监督有着绝对的优势：首先，律师全程参与诉讼，相比于人大、群众和媒体更加了解案件的事实。其次，律师是专门从事法律服务的人员，专业性更强。最后，律师本身的非官方性更容易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从而提高司法公信力。再次，律师直接参与案件，在监督成本上更为经济。

（二）有利于净化司法环境

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指出：“加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增强广大律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构建社会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等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律师队伍。”与司法官遴选制相契合，司法改革进程同样注重对律师队伍的管理和律师职能的保障，将大大提高律师尤其是刑辩律师参与案件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司法权的依法公正运行。

首先，律师积极参与立法活动及其他参政议政活动，为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提供具有实务性的建议，进而起到净化司法环境的作用。律师职业的特殊性使其能够广泛、深入地接触社会各阶层，倾听各个社会群体的呼声，也最能了解现有立法的缺陷和不足，从而为法律、法规、规章的制定、修改建言献策。其次，在案件之外，律师的中立性使其能够客观聆听各方的意见，通过筛选过滤提出针对性强、适用性广的办案经验，使立法更接近公平和公正。再次，律师群体中不乏担任政府、企事业单位法律顾问，通过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为政府重大投资或企业经济方面的决策解决疑难、提出建议，从而造就良性司法环境。

四、推动改革：构建新型诉辩关系，实现庭审实质化

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改革办公室主任王洪祥曾在2011年“律师与司法体制改革研讨会”上提出：“律师是法治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改革离不开律师的参与。检察机关将注重于律师合作，并依法接受律师的监督，进一步扩大律师在司法改革的参与度。”④由此可见，司法改革的话题，不能没有律师的声音；司法改革的实践，不能没有律师的行动；司法改革的图景，不能没有律师的色彩，这是司法界有识之士的基本共识。⑤律师参与并推动司法改革势在必行。

（一）推动新型诉辩关系的构建

“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要想实现庭审实质化需要发挥辩护的实质作用，保障辩护律师有效、积极参与庭审。在两造相争、法官居中裁判的等腰三角形结构中，审判职能的法院和控诉职能的检察机关将角色诠释的较为稳定，而被告人基于知识结构、社会地位的限制，要想行使辩护权还需依赖辩护律师，并与国家追诉机关平等对抗。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七成以上刑事案件没有辩护律师参与，即便拥有辩护律师，要么是法律援助案件，整体辩护质量不高，要么是聘请社会律师，却受现有庭审方式所限，难以对裁判形成产生实质影响。⑥“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动向需要辩护意见发挥实质作用，从而与控方意见形成对抗，有利于发现真实，因而，应当首先转变理念，从排斥辩护参与，转向正确认识辩护意见。

首先，实现辩护律师百分百参与庭审，在实体辩护与程序辩护中切换，有利于促进证据开示、交叉询问等制度切实得到运用；其次，通过审前会见、搜集证据、庭前会议等行动，可有效实现与法庭辩护的延续，提高庭审效率；再次，律师在消极辩护与积极辩护中游走，保障律师的辩护权无疑就是为刑事诉讼程序的规范和完善提供实践的平台，从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入手，为诉讼行为提供制度支撑，包括减少对辩护律师的制度限制，以及相关程序的平台建构，例如庭审中保障证人出庭、规范交叉询问，为实现司法公正提供契机。

（二）推动庭审实质化的实现

第一，保障律师在审前程序的辩护权，有助于推动庭审实质化。“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要求刑事诉讼进程中的诉辩关系不仅聚焦于审判程序，同时还应着眼于审前程序。换言之，律师在庭上的发问、质证、辩论等活动，需要在审前做好准备，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在审前为辩护律师提供充分的机会，保障律师知情权、申请权、申诉权以及会见、阅卷、收集证据等方面权利，使其在审前辩护与法庭辩护、实体辩护与程序辩护中均有足够的施展空间，使庭审实质化不再是一纸空文。

“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已成为历年来困扰刑辩律师的重大“三难”，有碍于律师正常执业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出台，“三难”问题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⑦此外，新增加的庭前会议制度使疑难复杂案件的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前置，为庭审的有效开展提供便利。辩护律师可在庭前会议掌握公诉机关意见、证据等重要信息。但仍然需要在明确庭前会议效力、规范庭前会议程序的同时，保证律师充分参与，建构诉辩双方的信任基础。

第二，保障律师在庭审中的辩护权，推动庭审实质化的实现。贯彻直接言词原则，保障律师在法庭审理中充分行使质证权、辩论权，法官认真听取律师的辩护意见，尤其是无罪、罪轻的辩护意见，并在评议裁判中加以考虑，在裁判文书中加以体现，在程序上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在实体上促进判决的公正权威。⑧诉辩双方通过实质对抗，有利于发现真实、消解认知错误，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防止冤错案件发生。

[注释]

①参见卞建林，谢澍：《以审判为中心视野诉讼关系》，《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②参见王守宽，金红磊：《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问题剖析与途径探讨》，《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③参见李福林：《律师在司法改革中的应然角色》，《南方论丛》，2015年第4期，第15页。

④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人大学律师学院共同举办的"首届律师学院论坛"暨"律师与司法体制改革研讨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副主任蒋慧岭同样提出："法治合力离不开律师参与，司法改革离不开律师参与，律师应有地位的获得离不开其能力建设、职业成熟。"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院长徐建则建议，司法改革机构中应有全国律协的一席之地。他认为，律师战斗在法律适用的第一线，司法制度需要怎样改革，律师最优发言权；其二，公检法机关代表公权力，自我改革不易，律师则不存在这些障碍；其三，全国现有20余万律师，具有法律教育的背景，应是司法改革的主力军和适格主体。

⑤参见潘卫群：《推进司法改革离不开律师的参与――“首届律师学院论坛”暨“律师与司法体制改革研讨会”侧记》，《中国律师》，2011年第6期。

⑥参见卞建林，谢澍：《以审判为中心视野诉讼关系》，《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⑦《高检规则》第46条已作出初步规定，《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9条对此同样予以明确。例如“辩护律师提出会见的，应当及时答复；不许可会见的，应当说明理由；在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后应当通知辩护律师，辩护律师可以不经许可进行会见；侦查终结前，应当许可辩护律师会见；检察机关在会见时不得派员在场，不得通过任何方式监听。”

⑧参见卞建林：《应当以庭审为中心》，《检察日报》，2015年7月16日。

[参考文献]

[1]李福林.律师在司法改革中的应然角色[J].南方论丛，2015（4）。

[2]邹小琴.律师在实现公正审判目标中的地位和作用[J].学术探索，2013（8）。

[3]肖宇.法国律师在司法体制中的作用[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2（1）。

[4]乔岳.如何在司法改革中兼顾公平、正义与成本――以律师收费制度为视角[J].山东大学学报，2011（5）。

[5]宋朝武.律师作用与民事诉讼程序优化[J].中国律师，2000（6）。

[6]孙千卉.刑事诉讼中律师作用的限制因素分析[D].吉林：吉林大学，2015。

[7]杨杰.律师的职业角色定位及其职责[D].山东：山东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