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行为科学的定义十篇

安全行为科学的定义篇1

 

1944年，黄建中的《比较伦理学》一书阐述了伦理行为与非伦理行为、习俗道德与反省道德、中西道德之异同等内容，成为伦理学史上的一大突破，也填补了伦理学和比较学的交叉学科空白。2007年以来，刘星教授对安全伦理学做了较多的研究，提出安全伦理学的定义、内涵、研究对象及方法等诸多理论,对安全科学和伦理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对安全科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吴超等&]在2009年发表了《比较安全学的创立及其框架的构建研究》，首次把比较安全学作为安全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并对其做了具体的阐述8一9],使得比较安全学这一交叉学科首次在众多的学科门类中系统地‘‘亮相”。但是，对于三者的结合交叉学科—比较安全伦理学，在我国乃至国际上至今仍处于探索甚至空白阶段。此外，在安全伦理学的研究中，不仅需要提取不同时间、区域和文化背景下安全伦理问题的共性，并使之相互借鉴和渗透,而且需要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安全伦理体系中彼此联系的不同时空的事、物、环境、人的理念、自控能力等进行对照,从而揭示它们的差异，找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因此，比较安全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十分必要。

 

笔者借鉴比较学在其他学科的运用经验及安全伦理学的发展成果，将比较研究方法应用于安全伦理学领域,提出比较安全伦理学的定义、内涵、研究分支及一般模式，尝试对这门新学科进行初步的探索研究。

 

1比较安全伦理学定义

 

比较安全伦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研究比较安全伦理学需要不断认识、理解、继承、总结和发展与之相关的原理和方法。结合已经发展较成熟的比较伦理学、比较安全学、安全伦理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及比较安全伦理学自身的特点M，暂且对这一新兴学科作出如下定义：比较安全伦理学是把比较的方法(如类比、对称、分类等)作为研究的主要方法,以归纳、统计、描述、观察等方法为辅助方法，对不同的国家、民族、地区、行业、文化背景、知识水平等差异性群体的安全伦理观念、安全伦理行为、安全伦理道德水平进行分析，以发现它们异同、联系和特点，并由此揭示安全伦理的普遍规律、得出安全伦理的一般规范，使人们在法律法规覆盖范围之外有所遵循的科学。

 

比较安全伦理学是比较安全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一门融伦理学、比较学、安全科学于一体的交叉学科。

 

2比较安全伦理学的研究范畴(对象)

 

一般来说，安全道德可以用于描述性地指称一个社会、群体(如宗教)，或个人所提出的某些安全行为准则;也可以用于规范性地指称在给定条件下，所有理性的人可能提出的安全行为准则，即安全道德包含实然与应然2种不同含义，其实然之义是指安全道德习俗习惯，其应然之义是指经过人们理性反思的安全道德。

 

而比较安全伦理学则是侧重于比较研究安全道德的应然之意的科学。它是一个非正式的公共制度,以不同时空背景的差异性群体的安全伦理观念、安全伦理行为、安全伦理道德水平等为研究对象，关注的是现有安全法律法规所不能涵盖的理性反思，适用于所有理性的个人，规范那些影响到他人的行为，包括通常意义上的安全美德、安全理想及安全道德规则，并将减少安全的“恶”与伤害作为其目标。

 

在这里，笔者把利于安全的行为、动机、心理等统称为安全道德的善，把不利于安全的行为、动机、心理等称为安全道德的恶。在马洛斯需求理论中，人的生存安全被列为最低层次的需求，即只有人的生存安全被保证之后，才会有追求其他需要的可能。在人的所有的目的中，没有比保存生命和安全更为根本的目的，因而这是最大的善。相反，加害他人生命和安全则是最大的恶。

 

3比较安全伦理学的学科分支构建

 

比较安全伦理学学科分支及理论形态的合理划分与内部考察,对于厘清比较安全伦理学的主要理论观点及其流派、从整体上理解比较安全伦理学的研究内容、把握比较安全伦理学自身的逻辑、总结比较安全伦理学发展的得失，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比较安全伦理学既是一门理论性很强，探讨安全理念价值的科学，又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研究价值转化的实践性学科，故笔者尝试从理论与应用2个视角对其学科分支及理论形态进行初步构建和研究。

 

3.1从理论视角构建

 

比较安全伦理学是一门通过分析比较总结一般规律的学科，它的任务在于对比得出安全道德生活的规范或者原则，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因此，通过参考相关学科的内容与体系ai一12,尝试从理论视角给出如下分支并给予简略说明。

 

3.1.1比较安全规范伦理学

 

比较安全规范伦理学是通过比较探讨安全道德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应该与不应该间的界限与标准和给人的自身带来心理、生理安全与否的行为、动机,论证安全伦理的价值及规范，以指导和约束人们的安全伦理实践，达到保障人身安全、协调人际关系、完善人类和社会的目的M。比较安全规范伦理学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分支：

 

1)比较安全目的论:通过比较方法，以行为所实现的目的、结果安全与否或其安全程度作为评判安全道德善恶的依据的伦理学说，即对的行为在于相比之下结果的最大化或效益的最大化。表现为安全道德的他律性，具有感性主义的特点。

 

2)比较安全义务论：与目的论相反，义务论强调评判安全道德善恶的依据在于对比之下的最初动机，在于行为本身是否是出于想要维护安全道德的义务、应当和责任，是否遵从了一定的安全道德原则和规范,即对的行为在于是否最大程度遵守安全道德原则。表现为安全道德的自律性，具有理性主义的特点。

 

3)比较安全德性论:通过对不同情境下的人的安全意识理念、安全道德等因素的对比，以研究人应该具备怎样的安全理念以及解决如何完善安全观才能安己安人等问题为中心的伦理学，即人们的正确的行为必须遵循适度和中道的理性原则，这是判断某一行为安全道德价值的最根本的标准。

 

3.1.2比较安全元伦理学

 

比较安全元伦理学不制定安全行为规范，不关注安全道德的实际内容，而是应用语言学和逻辑学的方法，对比研究安全的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对比分析安全义务等伦理概念的涵义,对比解决应该如何与事实如何的关系等涉及安全道德判断的逻辑问题，可为安全道德规范的制定提供科学的方法M。

 

参考元伦理学的3种理论，比较安全伦理学有对应以下几种理论：

 

1)比较安全直觉主义:通过人的特殊的安全道德直觉来把握安全概念、安全义务和价值理念等涵义和研究安全道德的善与恶与等问题。

 

2)比较安全情感主义:把安全伦理学当作一种非事实描述的情感、态度或信念的表达，认为它不具备逻辑或科学那样的普遍确定性和逻辑必然性。它主张安全伦理概念不能定义，否认人们能认识安全道德，认为安全道德判断只是个人通过感性对比产生的情感、情绪的表现。

 

3)比较安全规定主义:认为安全道德语言是一种用对比方法研究得出的规定语言，不是人纯主观情感的表达,更不可能从纯粹事实陈述中推论出，而是兼具情感调节和事实描述双重功能的。

 

3.2从应用领域视角构建

 

比较安全伦理学的研究内容重在用比较方法对实际安全伦理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揭示规律或得出规范，是对社会生活各领域进行安全道德审视的科学理论,它归根结底是要应用于社会生活的。从应用视角来看，比较安全伦理学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在于，以不同社会领域中出现的重大社会安全问题为出发点，运用比较方法和伦理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对这些重大社会安全问题的伦理维度进行对比、分析、论证，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重大安全问题的合理解决提供价值反思与安全伦理辩护，从而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寻求基本的安全道德共识并构建具体的安全道德规范。

 

从应用领域视角构建比较安全伦理学的分支是一种集研究领域的分散性与研究方法的交叉性为主要特征的实践研究方式，研究得出的具有时代价值的安全道德理念往往对很多领域的传统安全职业道德规范起到不可忽视的改造和更新作用。根据比较安全伦理学研究涉及的多个行业，暂且列出如下分支学科:①医学医药行业相对应的比较安全生命伦理学;②社会人文环境相对应的比较安全环境伦理学;③科学技术行业对应的比较安全科技伦理学;

 

④金融证券等行业对应的比较安全经济伦理学;

 

⑤政治公管等行业对应的比较安全政治伦理学;

 

⑥网络游戏开发IT等行业对应的比较安全网络伦理;⑦安全法规对应的比较安全法学伦理学。

 

4比较安全伦理学的研究模式

 

4.1研究的基本程式

 

研究比较安全伦理学要遵循科学的方法和模式。根据比较安全伦理学的特点，把探究模式归纳为以下基本程式:收集整理资料、分类、对比分析、得出结论、返回到实践中检验，成立得出一般比较安全伦理学一般规律规范等结论，不成立则返回重新对比分析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图4)。

 

4.2研究的方法论

 

比较安全伦理学的理论性质与理论方法是内在关联的，它的研究对象与理论使命内在地决定了比较安全伦理学必须创新研究方法。

 

西方伦理学家普遍认为，伦理理论原则在理论思维上的位阶为：理论原则是处于上位的，而实践问题是处于下位的，也就是说前者是处于抽象层次的，而后者是处于具体层次的M。故参考西方伦理学家的分类&6一19,笔者将比较安全伦理学的研究方法从逻辑上划分为3种基本模式：自上而下模式、自下而上模式、双向反思(上下互动)模式。事实上，这也是西方应用伦理学家们迄今为止普遍认同的一种方法论划分方式。

 

通过考察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方法模式发现，自上而下模式是一种简便高效的理论应用方式，其最突出的理论特征在于对已有安全伦理理论原则的演绎,在这个演绎的过程中，充分表达了对安全伦理原理或原则规范所具权威性的强调。相反，自下而上的模式往往表现出对现成伦理学理论或道德原则规范的权威性的挑战，在思路上更能充分体现比较安全伦理学这样一个新兴学科的创新性。然而从应用视角来看，比较安全伦理学本质上是一种理论反思,双向反思模式既不武断地否定伦理理论的权威性,也不片面地强调“应用”的创造性，它强调平和的、审慎地进行理论修正与规范创造，这一点是自上而下模式与自下而上模式均不可比拟的理论优势。在具体的学科应用中更具专业特色的研究方法也是大量存在的，限于研究目的，就不在此一一考察。

 

5结论

 

笔者将比较研究方法应用于安全科学与伦理学领域,创建了比较安全伦理学这一新的交叉学科，并得出以下结论：

 

1)提出了比较安全伦理学的定义，并确立了比较安全伦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及范畴，阐述了其研究模式及方法。

 

2)构建了比较安全伦理学的学科分支,并对其研究内容进行了阐述。从理论视角将其分为比较安全规范伦理学和比较安全元伦理学2个分支;从应用视角将其分为比较安全生命伦理学、比较安全环境伦理学、比较安全科技伦理学、比较安全经济伦理学、比较安全政治伦理学、比较安全网络伦理学、比较安全法学伦理学等分支。

 

3)比较安全伦理学结合了科学理性的对比分析方法和哲学理性的安全及伦理学研究，它处理的问题虽微观，然而肩负的责任却很重大。它涉及人类的生存、生活和生产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具有广阔的研究与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

 

[1] 黄建中.比较伦理学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44: 3 -8.

 

[2] 刘星.安全伦理学的建构一关于安全伦理哲学研究及其领域的探讨J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7,17(2) : 22 - 29.

 

[3] 刘星.安全伦理与“道德的”安全管理模式建构J .经济体制改革,2007 (6) : 165 -167.

 

[4] 刘星.安全伦理与安全生产一解析安全伦理命题，制定“道德的”安全生产激励政策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2007, 17 (6) : 79 -86.

 

[5] 刘星.加深安全伦理命题研究，推进安全伦理学学科建设一兼论安全伦理学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C].第一届 全国安全科学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007: 11 -20.

 

[6] 吴超.安全科学学的初步研究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7, 17(11) : 5 -15.

 

[7] 吴超，易灿南，胡鸿.比较安全学的创立及其框架的构建研究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9, 19(6): 17 -28.

 

[8] 吴超，杨冕.安全科学原理及其结构体系研究J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2,22(11): 3 -10.

 

[9] 王婷，吴超.安全科学与安全学科研究的新进展[C].第二十届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地区职业安全健康学术研 讨会暨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2012学术年会论文集，2012: 8-12.

 

[10] 陈松，吴超.比较安全教育学的研究[C].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2010年学术年会论文集，2010:73 -78.

 

[11] 高辉.试论伦理学的三种理论形态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2.

安全行为科学的定义篇2

【摘要】本文简要论述了安全文化与安全观念、安全科学技术和安全法规的关系及其对安全生产的促进作用。提出了建设安全文化要树立“安全是相对的、危险是永存的、事故是可以预防的”安全观念，论述了安全科技创新是安全文化建设的动力和源泉，安全法规的生命力深藏于安全文化之中，安全文化建设是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和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安全文化要素关系作用

STUDYONTHERELATIONSHIPSANDROLESOFSAFETYCULTUREWITHITSSOMEELEMENTS

WuZongzhi

NationalCenterofSafetyScienceandTechnology,SAWS,China

ABSTRACT

Inthispapertherelationshipsbetweensafetycultureandsafetyidea,safetyscienceandtechnology,safetyregulationsarebrieflydescribed.Therolesofsafetycultureanditssomeelementsinworksafetyarediscussed.Thesafetyideaisproposedthat“safetyisrelative,hazardiseverlasting,accidentcanbepreventive”.Thecreationandinventionofsafetyscienceandtechnologyarethedrivingforceofthedevelopmentofthesafetyculture.Theeffectofsafetyregulationsisdependentonsafetyculture.Thedevelopmentofsafetycultureisaimportantpartoftheestablishmentofthelongtermeffectivemechanismforworksafetyandthewell-offsocietyinChina.

1．引言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内，集中力量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安全生产和作为先进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安全文化是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从安全生产的角度展望，全面小康社会是一个安全科技进步，安全法制健全，安全文化繁荣，人民生产和生活安全健康的社会。

关于文化的定义众多，经典的是1871年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所作的“文化与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按照我国《辞海》的定义，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同样，关于安全文化的定义和概念也有多种表述。英国安全健康委员会等机构（HSC/ACSNIHumanFactorStudyGrup）将安全文化定义为“安全文化是个人和群体的价值、态度、观念、能力和行为方式的产物，它决定了对组织的安全和健康管理的承诺，以及该组织的风格和熟练度”。我国安全文化界将安全文化归纳为“安全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为维护安全而创造的各类物态产品及形成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总和；是人类在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安全生产、安全生活的精神、观念、行为与物态的总和；是安全价值观和安全行为标准的总和；是保护人的身心健康、尊重人的生命、实现人的价值的文化[1]。

无论怎样表述安全文化的定义和概念，安全观念、安全科学技术、安全法规都是构成安全文化的重要要素。本文简要论述安全文化与安全观念、安全科学技术和安全法规的关系及其对安全生产的促进作用。

2．安全观念与安全文化

思想认识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安全观念是发展安全文化，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的前提条件。关于安全的定义众多，在一般辞典中，安全系指没有危险。由于人们主观上对安全的认识不同，判别安全或不安全有多种概念或定义，也有人认为“安全是人们的心理状态”。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将安全定义为“免遭不可接受的风险的伤害”。“风险”是指“特定危险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后果的结合”。国际劳工组织将危险定义为“可造成人身伤害或损坏的固有的潜能”。同样地对事故也有多种概念和定义，通常情况下，事故是指：“造成死亡、疾病、伤害、财产损失或其它损失的意外事件”。安全总是与危险、风险、事故伴随在一起的。

事故的能量转换理论认为，事故是能量或危险物质的意外释放，作用于人体的过量的能量超过了人体（或结构）的抵抗力，或是使人体与周围环境的正常能量交换受到了干扰（如窒息、淹溺等）。由于物质与能量的互换关系，物质的危险作用可认为是能量危险作用的一种形式。

一起事故的发生是危险源（能量源）与引发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事故引起的人体伤害可解释为由于能量的转换而造成的机体破坏。机械能的转换可造成外伤，热能、电能、化学能或辐射能可造成烧伤或其他伤害。存在超过一定数量（临界量）的能量或危险物质是事故发生的前提条件。这里“一定数量”或临界量意味着超过该数量的意外释放能量，超过了人体（或结构、设备、设施）的抵抗力或抗干扰的能力，从而会导致人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环境破坏。

20世纪30年代，美国科学家海因利希（H.W.Heinrich）统计研究了事故发生频率与事故后果严重度之间的关系，提出了1:29:300法则，又称海因利希法则，分析了事故所造成的人身伤害程度与事故发生起数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事故发生的规律性，即严重人身伤害的事故起数总是少于轻微伤害事故起数，轻微伤害事故起数又少于无伤害事故（即未遂事故或称事件）起数。

该法则表明：尽管事故发生是小概率现象，单起事故伤害程度的大小受偶然因素支配，但从大样本量统计分析，事故是有规律的，是可以预防的。如果同类轻微伤害事故或事件多次发生，当达到一定的概率后，必然发生重大伤害事故。因此，如果要防止发生重大伤害事故，必须从防止无伤害事件和轻微伤害事故发生做起。换句话说，引发无伤害事件或轻微伤害事故的原因同样可造成严重伤害事故发生。为了预防事故，必须分析无伤害事件的原因，在发生重大伤害事故之前，采取预防对策，消除或监控产生伤害的根源[2]。

事故的根源是由于存在危险的能量或危险物质，事故发生的基本原因可归纳为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这里人的不安全行为包括人因失误和管理上的缺陷，物的不安全状态包括生产活动中的设备、设施、场所以及环境条件的危险状态等。在我国国家标准中将“可导致事故发生的物的危险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及管理上的缺陷”定义为事故隐患。

理论研究和大量事故调查的实践表明，事故隐患，即人的不安全行为，管理上的缺陷和物的不安全状态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隐患险于明火”。

在安全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上，要树立“安全是相对的，危险是永存的，事故是可以预防的”正确观念，要纠正“经济发展，事故难以避免”的错误观点。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危险设备、设施、场所增加，人们的生产活动增加，隐患也会增加。但只要树立科学的安全观念，尤其是发展先进的安全文化，采取正确的安全防范措施，有效地监控危险源，防止出现隐患，事故是可以预防的，国外工业发达国家的安全文化建设实践和安全水平已是有力的证明。

3．安全科学技术与安全文化

文化的发展总是与人类社会同步发展的。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其创新成果是文化的构成要素，是文化丰富和发展的坚实基础与驱动力量。在现代社会中科技作为文化的属性、特点和功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和突出，是实现文化创新的最基本和最活跃的构成因素。恩格斯认为，自然科学的每一重大发现。甚至是仅仅向前迈出一小步，都会改变唯物主义的形态，改变生产力的实现方式和人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基本趋向。当安全科学技术以安全文化的形式作用于社会文明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就会对于人们的思想、精神与道德的升华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3]。因此，安全科技进步与创新程度决定着全民的安全文化素质与文明程度，同时也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安全科技创新是安全文化建设的动力和源泉，同时也为安全文化建设充实新的内容和提供新方法，安全科学技术是构成安全文化的重要内容，但它只有在与安全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形成整体效应时，才能更好地发挥先进作用，因为安全科技往往只具有安全生产所需要的客观内容和科学方法，而缺少安全文化所具有的社会性，意识形态性和思想导向性。

4．安全法规与安全文化

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标准是国家强制执行的，法规的实施必须要有文化的支持，安全法规的生命深藏于安全文化之中。对社会、企业和个人来说，安全法规的实施，不仅是惧怕国家强制力的结果，也不仅是对安全行为后果的期望的结果，而是安全法规能不能为社会接受，融入社会，是安全法规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是否与社会的价值取向一致。因此，安全法规的实施不仅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也是安全文化的实现。

另一方面，安全法规仅是安全的最低要求，而不是保证安全的充分条件。此外，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渐进的，对危险的认识也是渐进的，安全法规往往滞后于生产实践的需要，安全法规是变化和发展的。安全法规既需要通过外部力量来强制实施，也更需要借助习俗、惯例、伦理、道德规范等安全文化要素来自觉实施，尤其在安全法规不健全或当安全法规在边际上不起作用时，安全文化的约束力就扮演着重要角色。文化的符合性与系统性的逻辑必然结果是规范性。文化产生的规范力量使任何与其不一致、不协调的行为或事物都被认为是不适当的，要将其纠正；如果纠正不成功，则将其排斥之[4]。

国内外的实践表明，安全文化是安全系统有效性的决定因素，职工对企业安全文化的感受支配着其安全行为，安全文化决定着安全系统要素是否有效地作用。在已形成了积极的安全文化的企业中，安全系统能够有效地作用，而在消极的安全文化或没有形成安全文化氛围时，安全系统的作用难于发挥[5]。

5．结束语

在人类的生产和社会活动中，安全活动就是不断地辨识危险、评价危险和控制危险的活动。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物质与精神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对安全的需求也不断提高。对危险的认识不断加深，危险评价和控制技术不断进步，安全水平也不断提高。安全是相对的，危险是永存的，事故是可以预防的。为确保安全，必须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观点，采用动态的、变化的和发展的安全科学技术方法和防范措施，警钟长鸣，持续改进。所以说安全生产水平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安全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安全文化的核心是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这与小康社会的目标中“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是一致的，以人为本要求生产发展必须考虑社会的可承受程度，人的可承受程度，必须是可持续的发展，真正做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形成人人“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良好社会环境。

无论怎样理解安全文化的众多定义，必须认识到，安全文化的规范性、系统性及其具有的社会力量对安全生产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安全文化建设是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司编，安全文化论文集，第5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2月。

2．吴宗之，经济要发展事故可预防，中国安全生产报，2003年6月19日。

3．申维辰，科技创新与发展先进文化，人民日报，2003年5月13日。

安全行为科学的定义篇3

讲文化安全，就不能不讲社会思潮。社会思潮是反映一定历史阶段、一定社会阶层利益要求和政治诉求的思想倾向。随着国内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展，经济成分、利益关系、组织形式、生活方式等日益多样，西方的政治理论、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也伴随而来，致使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诉求相互碰撞、各种力量竞相发声，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当前，国内社会思潮多种多样，性质各异，这里讨论的思潮是指与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立的错误思潮。

经过几十年的生成和演化，学术思想界和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带有特定的政治倾向性的错误思潮，比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论”、民主、“新闻自由”、公民社会以及儒化思潮、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等，质疑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错误思潮散布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各个领域，其思想观点既相对独立、有所侧重，又相互联系、彼此呼应，构成一幅反映当下思想界各种非主流思想众声喧哗的纷乱图谱。

错误思潮的泛滥直接危及国家文化安全。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冲击和解构人们的文化自信。关于文化自信，讲了三个方面的内涵，即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然而，一段时间以来，这三个方面的文化自信直接受到了上述错误思潮的冲击和侵蚀。

在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儒化思潮的冲击不容小觑。儒化思潮又叫文化复古主x思潮，这股思潮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历史被证明是失败的，西方思想理论和政治制度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唯一出路就是“尊孔崇儒”，重新确立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一些极端观点还主张“去马归儒”、回归“孔孟道统”，甚至提出确立儒教为国教，要“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儒化社会”。中国共产党对中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原则是明确的，始终强调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否定的绝对主义态度。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提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在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方面，主要受到来自思潮的冲击。否定唯物史观，坚持唯心史观，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认识体系。其突出表现：一是“告别革命”论，贬损和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史、斗争史，丑化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史；二是做“翻案文章”，美化中国近代以来反动统治阶级和反动历史人物，颠覆我们党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问题的科学结论；三是以“还原历史真实、揭示秘闻真相”为由，在历史支流中寻找所谓“阴暗面”和“空白点”。比如，借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些失误和错误而否定党的全部历史，借晚年的错误而否定其一生，大搞“非毛化”“反毛化”，等等。近年来，一些人将“虚无”的矛头对准了民族英雄和革命先烈。比如，有人污蔑和诋毁“狼牙山五壮士”，污蔑和诋毁，以至于这些先烈和英雄的后人不得不通过法律手段来讨回公道。刚刚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民法总则》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通过立法捍卫英雄先烈的做法，会有效遏制这股“去史灭国”思潮的蔓延。

在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面，也受到诸多思潮的冲击，其中以“普世价值论”思潮的冲击为最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思想文化精华，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体，体现了当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政治理念，体现了当代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然而，“普世价值论”主张者抹杀不同社会制度下价值观的界限，混淆价值的一般性和具体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将反映资产阶级价值观念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属性的具体价值说成是代表“历史前进方向”和“人类文明主流”的“普世价值”，要求我国“从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不能用“中国特色”拒绝“普世文明”，有的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混同于西方“普世价值观”。可见，“普世价值”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危及我国文化安全的政治问题。这股思潮影响广泛，社会上对其认同者不少，既需要在学术上进行澄清，也需要从政治上加以揭露。

文化安全的核心是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关乎道路安全，关乎政治安全，关乎政权安全，关乎制度安全。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和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发挥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进行有效维护、对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进行科学论证，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提供科学理论指导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峻挑战。除了前述几种思潮外，还有一些思潮比较集中地攻击党和国家的核心制度。比如，民主集中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否定人民民主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主张多党制、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新自由主义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集中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民主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等等。

上述种种错误思潮看似分布的领域不同、针对的对象各异，但究其政治实质，它们的指向是相同的，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任其肆意传播，必然动摇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冲击国家文化安全，进而危及我国的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毫无疑问，文化安全属于“不能犯颠覆性错误”的“根本问题”之列。

安全行为科学的定义篇4

公安院校主要是为各级公安机关培养复合型、专业性的高素质警务人员，公安院校实施的课程教育对警员未来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的研究分析表明:绝大多数警校毕业生认为警校教育对自身取得职业成就有影响。［1］这种有效影响的存在基于学科、专业、课程的科学设置和结构优化。各公安院校根据人才培养目标，面向公安机关实战需要，结合本校特色，多对本校的课程结构、课程学时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合理安排理论课程和实训课程、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综合课程和单一课程等。部分公安院校依托学科调整，立足专业变化的实际和专业特色，增设了相关课程，比如，开设警察法学课程。在警察法学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出现了警察法学课程中的部分内容与行政法、刑事法、公安学等相关学科内容的重复和交叉。警察法学课程不仅面临着与诸如公安实用法学概论课程之间替代的考量等问题，而且还面临着各专业开设的同一性和特殊性的考量问题。作为警校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安法学教育更是对警员执法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警员无论是代表国家行使公安行政权还是刑事司法权，在依法治国的今天，都要严格依据法律规定进行，做到依法行政和依法司法。随着社会民众控权意识和程序意识的觉醒，警员行使警察权力时刻面临法律的实体和程序的监督，警察执法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警员的执法素质、执法能力、执法水平，影响着警察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权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发展，使公安机关由过去的单一的“刀把子”角色逐渐向管理服务型角色转变，这对公安机关警察权力的运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的社会境况下，公安机关及其警务人员只有具备法治观念、权力边界理念、民主理念，方能在执法实践和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中正确作为。警校的公安法学教育对培养警员的前述理念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直面前述问题，考量警察法学和公安法学教育的关系，需要厘清警察法学在公安法学教育中的定位。

一、我国警察法学的研究现状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几位教授率先展开了对警察法学学科地位的论证，并就警察法学的体系、内容进行了各自架构，初步提出了警察法学的含义、内容、作用、地位。尽管当时国内学者对警察法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远未达成一致意见，但仍然有部分学者推出了警察法学专著或教科书，对警察法学独立学科地位的相关论证也不时见诸公安报端。随着公安法律法规的不断增多，部分学人以敏锐的眼光，发现警察法学具有其他部门法学不曾具有的独特性，为更有针对性地适应公安实践需要，积极论证、推动警察法学学科的成立，为我国警察法学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近期对警察法学的研究呈现出团体化、团队化趋势，警察法学会议不断召开，相关年会不断开设警察法学论题，并汇总学者警察法学研究成果，结集汇编。警察法学相关论题的论文不断公开发表，中国警察学会于2002年出版了《中国警察法学》一书，反映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各地警察院校也有部分学者，或个人或集体持续地对警察法学展开研究。部分公安院校开设了警察法学课程。警察法学的研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状态，反映了警察法学研究的蓬勃发展。无法回避的是，我国警察法学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时间短，研究人才不足，对警察法学独立学科的地位缺乏全方位、多视角、多层次和多方面的论证，警察法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定位，对警察法学在公安法学教育中的地位等还未形成统一意见。警察法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不足，对警察法学的定义还存在很大争议。警察法学与相关法学学科的关系尚未明确，警察法学与边缘法学、交叉法学的关系尚未厘清，完善的警察法学理论体系尚未形成，对警察法规缺乏科学分类，对警察法学缺乏深层次的追问和思考。因此，在警察法学研究领域，既存在着问题和不足，又有着明确的理论研究方向、空间和机遇。

二、警察法学的内涵及其内容体系

(一)警察法学的内涵界定

认识事物总是先从研究概念开始，概念能够将一事物与另一事物区别开来。明确警察法学的内涵对于后续研究的开展具有前提意义。学界研究伊始，对警察法学的定义就存在各种见解。有人认为:“警察法学是以警察法律、法规和公安工作实践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独立的法律科学。”［2］也有人认为:“警察法学即以警察法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属于法学的分支学科，是一门刑事法学、行政法学和组织法学相交叉的综合性法学学科。”［3］较为官方的定义是:警察法学是以我国的警察法为对象，研究其法律规范、体系、作用以及发展规律的一门新兴的法学学科。［4］1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学界对警察法学的定义不下二十种，概括而言，有以研究对象为角度界定概念的，有以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为角度对警察法学加以界定的，也有以学科地位为视角进行定义的，其中的差异往往是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和对学科定位的不同。一种定义是否严谨和科学，往往取决于概念的涵盖性和独特性，即此概念能否足够抽象并涵盖研究对象的相对全面的内容，是否能够将之与其他概念有效地区别开来。囿于本文主旨，笔者无意评析定义警察法学的各种观点。考察警察法学定义、借鉴其他学科定义样态，并以前述思想为指导，笔者认为，所谓警察法学，就是立足于警务活动实践，以警察权力的设定、运行、保障、监督、救济为研究核心，以警察法律规范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法学学科。这里的警察法律规范，包括《人民警察法》在内的所有涉及警务关系、警察权力运行等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根据警察业务分类，可以将警察法律规范具体分为治安管理、消防、出入境、户政、国家安全、监狱、司法警察等领域的法律规范;根据警察法律规范所属法律部门，可将警察法律规范区分为警察行政法律规范和警察刑事法律规范。

(二)警察法学的内容体系

警察权力主要是治安行政管理权和刑事司法权。以警察权力为研究核心的警察法学，其主要研究内容应是以公安行政法为研究对象的警察行政法学和以警察刑事法为研究对象的警察刑事法学。值得注意的是，警察法学的学科内容和警察法学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存在着密切联系。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决定着研究内容。从横向方面来看，其研究范围主要是:刑事侦查制度;治安管理法;交通管理法;消防管理法;户口和居民身份证管理法;外事管理法;收容审查制度和劳动教养;警察司法程序法等等。［2］从一定意义上讲，警察法学的内容应当涵盖前述范围。一般认为，警察法学的内容主要包括:第一部分，能说明其是一独立学科的内容，比如警察法学的概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学科定位等。第二部分，作为学科的独特性论证，内容包括警察、警察权、警务关系、警察法、警察法律规范、警察法律关系、警察法律行为等。第三部分，归纳全部现有法律规范，具体分类为警察组织法、警察行政法、警察刑事法、警务保障法、警察监督救济法。第四部分，警察法学的比较研究。中国法学会警察法学研究会2011年学术年会综述将警察法学的内容体系研究推进到一个更为科学理性的高度。其中一个较有影响的观点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警察法学理论体系分为三大部分:一是警察法学导论。警察法学导论主要研究警察法学的基本理论，包括警察法学的概念、特征，警察法学的研究对象，警察法学的研究方法，警察法学的学科地位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二是警察法学本体论。警察法学本体论主要研究警察法的基本理论，包括警察法的概念、渊源、体系、作用和产生、发展情况，警察法律关系，警察法律行为，警察法治理念，中外警察法比较研究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三是警察法学实务论。警察法学实务论是对警察立法、执法和守法等警察法律活动及其规律的认识与概括。主要研究警察组织管理法治，警察行政法治，警察刑事法治，警察民事法治，警察救济法治，警察监督法治和警务保障法治等一系列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笔者亦赞同该观点。

三、警察法学与公安法学的关系

《人民警察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人民警察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由该款规定可见，警察的范围大于公安，公安属于警察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以警察及其权力运行为研究对象的警察法学按照前述逻辑应当包括公安法学，公安法学应属警察法学的二级学科。此为从规范意义上对警察法学与公安法学关系的理解。从日常用语看，“警察”用语在历史上被“公安”用语取代;作为机关而言，目前人们仍然称其为公安机关而不称做警察机关，受此习惯称呼影响，公安法学指研究公安机关为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而依据的各种警察法律规范所形成的各门科学。公安法学，可以简单理解为公安院校开设的各种法学课程，当然，这里的法学课程不同于普通院校开设的法学课程，公安院校的法学课程应当突出公安特色，能够反映公安执法实践，并能够满足公安执法实践需要。从外延上看，公安法学应包括警察法学、法理学、宪法学、公安行政法课程、刑事法课程、民商法课程、证据法等，内容涉及治安管理、消防管理、边防、出入境、道路交通等公安业务领域。在此意义上，警察法学应当视为公安法学的一门课程，是公安法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公安法学所包括。这是通常意义上的理解，本文亦采用此观点。

四、警察法学在公安法学教育中的作用

学科作用对学科地位的确立具有重大影响，特殊情况下甚至起决定性作用。明确警察法学在公安法学教育中的作用，对于明确警察法学在公安法学教育中的地位至关重要。公安法学教育是公安院校的重要特色，在整个公安教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公安法律是公安执法的基本依据和行为准则。公安院校作为培养公安执法人才的重要阵地，几乎所有专业都与法律学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有的还十分紧密。这是由公安工作的法律性质和公安院校的培养目标所决定的。离开了执法依据和执法活动的行为准则，就不可能培养出适合公安执法需要的高质量的人才。［5］公安法学教育侧重公安行政法和刑事法的教育，能为警员的执法行为提供基本的执法依据和行为准则，更为重要的是，公安法学教育能够帮助警员树立法治人权观念，树立必要的公平正义理念。

(一)警察法学对于学科建设具有重大作用长期以来，公安法学课程的公安特色不明显，课程内容交叉重复严重。公安法学课程应与普通高校的法学课程有明显区别，应当立足于公安业务实践需要而有所侧重。但考察现有的公安院校法学教育状况，普遍缺乏对公安法学范围的明晰界定，由此导致公安法学特色淡化。对于公安法学教育究竟应该重点开设哪些法律课程，学界至今仍存在争论。警察法学通过对警察法律规范的全面的类别化的研究，通过对警察权和警务关系的抽象概括，能够圈定公安法学的研究范围，增强学习和研究的针对性。同时，警察法学的增设，能够弥补公安法学课程体系的不足，完善学科群，优化学科结构，对于加强学科建设，凸显公安法学教育特色具有重要作用。警察法学中的部分内容与公安法学教育中的相关内容存在部分交叉和重复，科学解决这种知识上的交叉和重复，会对公安法学学科建设形成倒逼机制，有利于促进公安法学学科的完善。

(二)警察法学对公安人才培养具有重要作用公安院校主要为社会培养复合型、专业性的公安警务人才。公安工作对人才“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强能力”的要求，迫切需要公安法学教育走出“被遗忘的角落”，承担起在公安人才培养中的应有作用。公安法律技能和公安业务技能是学员必须要掌握的基本技能，离开公安法律技能，公安业务技能就失去了行动的依据，公安法律技能应当是本源。作为公安法学教育中的一个新兴学科，警察法学以其独特性帮助学习对象明确警察法律规范的范围，明确警察权力运行的依据，告知学习者，要成长为一名合格的警察必须要掌握的基本警察法律规范。可以说，警察法学为预备警员指明了学习的方向和范围，为其整体把握和系统学习提供了难得的载体。在政法干警招录体制下，学生专业素质和法学知识层次不一，为培养机制的有效性增加了几分反向力，难以有效保障学生的培养素质。多途径探索适应新培养机制的教学方法或优化课程结构都可作为有益的尝试。警察法学的出现，能够使未曾接受过系统警察科学训练的警员迅速体系化地把握警察法学知识，明确作为一名合格警察所应具有的法律素质，为人才培养目标的落实做出应有贡献。

(三)警察法学对促进公安机关依法司法和执法及警察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警察法学以警察法律体系为研究对象，以警察职权为研究核心。《人民警察法》第六条全面规定了警察的职权，公安机关既有对犯罪活动的刑事侦查权，又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交通安全和秩序，组织实施消防、管理危险物品的职权，还有警卫特定人员和重要场所、设施，管理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维护国边境秩序的职能。此外，《人民警察法》对人民警察内部的组织管理、警务保障、人民警察的义务和纪律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警察法学对九大警种职权的独特性和共性的理论概括，必将促进公安机关依法司法和执法。

五、警察法学在公安法学教育中的地位

(一)警察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

警察法学既要研究法学知识，又要研究公安学知识。研究公安业务及其活动规律为警察法的完善与适用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为警察法学的发展提供了实践支持，同时也成就了警察法学的研究走向实践、指导公安业务实践的学科目的。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一切国家权力都要依法运行，警察权力的运行必然要依警察法进行。故此，警察法学即包括了行政法和刑事法的部分知识，又是法学和公安学的交叉知识，从而形成一种行政法和刑事法、法学和公安学皆无法完全覆盖的新的学科。前文论及的警察法学的研究现状，无论是研究队伍的壮大，还是研究理论的百家争鸣，抑或是警察法学研究的未定疆域，都是对警察法学作为一门新的蓬勃发展的、有着强大生命力的学科的有力论证。警察法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更是一门新兴的学科。

(二)警察法学属于公安法学教育中的专业基础课和主干课程

前文对警察法学的内容及其作用的论证，从不同的视角说明了警察法学在公安法学教育中应当作为专业基础课程和主干课程之一。公安法学教育是基于公安职业与法学教育相结合而形成的为公安实战服务的特殊的法学教育，从某种意义而言，公安法律课程对其他公安专业课程具有普适性和本源性，掌握公安法律知识，有利于公安专业知识的理解和应用。［6］作为公安法学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警察法学以其独特的内在属性能够为其他学科的学习提供有力的法治理论和实践支撑，对治安、交通、侦查等专业的学习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安全行为科学的定义篇5

一、“风险”的概念

毋庸置疑，被广泛使用的“风险”一词有多种含义，其中既有口语化的模糊含义，也有比较精确的技术含义。在“风险”一词的诸多含义里面，有两点共性：

首先，“风险”指称“不合人们心意的事物”。例如，希望能有一周晴天的游客会把降雨看做“风险”，相反，其庄稼受干旱威胁的农民会把降雨看做“好运”而不是“风险”。既然“风险”的概念包含“不合心意性”，它就是负载价值的。因为诸如死亡、疾病和环境破坏等被人们谈论最多的风险，毫无争议地是不合人们心意的，“风险”概念的负载价值性往往被人们所忽略。然而，从哲学的观点来看，我们不能把“具有无可争议的价值”和“根本不具有价值”相混淆。同样重要的是，“负载价值”并不等同于“缺乏事实或者客观内容”。一个像“如果你踩上地雷，你就会有断腿的风险”这样的陈述，既有客观内容(脚踩地雷会致残)又负载价值(断腿是不合人们心意的)。这个例子表明，“风险”概念兼具事实和价值两种因素。

其次，“风险”意味着“缺乏知识”。如果我们肯定地知道一家工厂将会发生爆炸，就没有理由视这次爆炸为“风险”。类似地，如果我们知道没有任何爆炸会发生，我们同样没有理由谈论“风险”。我们说的“爆炸的风险”是指这样的情况，即是否会发生爆炸无从知晓。由此可以看出，关于“风险”的知识是不确定的，因此这样的知识经常会遭到人们的质疑也就不足为怪。

在日常语言中，“风险”通常不具有量化含义。我们可以认为海洋石油开采具有很高的风险，却不会想到对这种风险进行量化。但是在技术语境中，对风险进行精确量化却是一种强烈的趋势。对风险进行量化主要有两种方法。其一是指出风险事件可能发生或不发生的概率。一位向医生询问治疗方案失败的风险有多大的病人，期望被告知该治疗方案在历史上失败的概率。但是在风险分析领域，这种概率量化方法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越来越少用了。目前，另外一种对风险进行量化的方法成为主流：指出风险事件可能发生或不发生的统计期望值。这种方法略微有些复杂：把风险事件可能发生的概率和负价值量相乘。如果只考虑死亡风险(这是相当普遍的限定)，则意味着风险的量值等同于一种或若干种可能事件所导致的死亡统计期望值。因此，如果200名深海潜水员执行某一项任务的个人死亡概率是0.1％，执行该任务的死亡统计期望值就应当是0.001×200=0.2。这种风险量化方法自从1975年以来被用于著名的“核反应安全研究”，目前，在技术领域占统治地位。

从哲学定义理论的观点看来，采用统计期望值对风险进行量化至少存在两个问题。首先，这种方法混淆了“风险”和“风险的严重程度”。当我们把1000人玩过山车有一人死亡的可能性，与一次核事故所涉及的100万人中有1000人死亡的可能性相比，认为它们的概率或“风险的严重程度”相同(都是0.001)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据此认为这两种风险相同则毫无意义，因为这是两种各具特色的风险。

其次，“具有相同统计期望值的风险，其严重程度是相同的”，这样的价值陈述也是有争议的。一些学者认为，有些统计期望值较低的风险事件在决策方面应该比它们在统计期望值应用模型中所表明的情况被给予更多的重视。但不幸的是，采用统计期望值对风险进行量化，这种术语方面的选择，却使得上述对风险严重性的观点不可能实现。为了清晰地讨论风险问题，我们须要在“风险”和“风险的严重程度”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我们也要避免使用无视在“风险的严重程度”方面存在不同理解的术语。因此，在风险分析方面，把统计期望值看成是对“预期破坏”的刻画要优于看成是对“风险”的刻画。

二、“不确定性”的概念

在前文所讨论的对风险量化的两种方法都基于这样的假设：可能的风险可以用概率来描述。把对风险的概率分析和决策理论中对“风险”与“不确定性”的传统区分进行比较将会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在决策理论中，对“风险”的决策被定义为依据已知概率所作的决策；对“不确定性”的决策被定义为在不知晓概率的情况下所作的决策。

对关键术语“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这种使用与它们的日常用法明显不同。但是，它们是得到确立的技术术语，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采用它们的标准技术含义。

关于“不确定性”，我们还有三点附加的评论：首先，“不确定性”不像“风险”那样蕴涵“不合心意性”。我们对合心意的未来事件也可以使用“不确定性”的技术含义。其次，用“不确定性”代替“风险或不确定性”是很普遍的，也就是说，把“不确定性”定义为缺乏知识(无论是否概率性知识)，把“风险”定义为“不确定性”的特例。最后，“不确定性”还有在未知可能后果的情况下作出决策的含义。

三、“风险”还是“不确定性”?

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很少依据确定的概率作决策。严格说来，“风险”(具有已知概率)的明确例子似乎就是理想化的教科书中的例子，例如骰子、硬币或者赌等被人们确信为公平的游戏。玩赌的人作出的决策接近于在已知概率的风险情况下作出的决策。只要赌的规则是公平的，赢钱和输钱的各种结果的概率是很容易计算的，因此是可知的，虽然的人可能并不真的这样做。我们举一个明显地依据不确定性进行决策的例子，请考虑这样的情况：一个探险者要对是否进入至今无人光顾的丛林深处进行探险作出决策。丛林里有老虎和毒蛇，但是对是否会受它们的攻击所作的概率估计不会比盲目猜测好到哪儿去。此类攻击是具有未知概率的已知危险。另外，预测丛林里可能会有未知的物种——比如昆虫和微生物——会构成危险也是合乎情理的。未知的不仅仅是这些危险的概率，还包括危险的性质和是否存在这些危险。

无论如何，生活通常更像对未知丛林的探险，而不是光顾娱乐场。大多数的真实生活场景包含不具有准确概率的不确定性，这一点也适用于技术。因此，我们所谓的“技术风险”，用决策理论的术语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为“技术不确定性”。

在决策支持诸学科中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即认为可以根据可靠的概率估计所有可能的结果。我把这种观点称为“晚礼服谬误”。这种谬误在于把决策所依据的认知条件等同于赌的认知条件。犯“晚礼服谬误”是危险的，因为它会导致一种“可以控制”的幻想，也会导致人们忽视对决策有很大影响的不确定性。

四、科学的不确定性

在健康和环境领域中的许多问题都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决策者要依赖科学家的意见对这些问题作出决策。虽然我们知道全球变暖正在发生，但其严重程度却是不确定的。在生产化工产品的过程中，对化学物质的毒性缺乏充足的知识成为化学工程师和管理者的主要障碍。因此，处理科学的不确定性的策略必须成为以科学为指导的工程的主要部分。

在这里，把内在科学知识生产作为出发点是有用处的。科学知识生产始于通过实验和观察获得的资料。通过批判性评估，这些资料成为科学事实总体，见图1。

科学事实总体是研究者共同体后续研究所共同承认的东西，如果没有新的资料和充足的理由，它是不可置疑的。只有当新理论有充足的证据支持，才可以被引进。

对科学事实总体的修改要基于严格的证据标准。这些标准是科学特质的基本部分。那些想要改变科学事实总体(例如通过认可以前未经证明的现象或引进新的科学理论)的人要承担依据证据标准举证的责任。这表明，科学事实总体有很高的准入标准。这对于确保科学的稳步发展是必须的，如果我们过于草率地接受新思想，科学的进步就可能被错误的假设所阻碍。

科学信息不但用于指导科学进步，而且用于指导实际决策。例如，对温室效应的研究既可以用于获取关于气候变化的可靠科学知识，也可以用于决策采取哪些实际的气候政策。在这个和其他许多事例中，存在两类决策，即关于我们可以相信什么的科学内部的决策和关于做什么的科学外部(实践)的决策，它们必须依据相同的科学信息。虽然它们利用了相同的科学资料，但这却是两类不同的决策，见图2。

图2展示了科学信息的实际应用。将科学信息用于指导决策目的的明显方式是使用来自科学事实总体的信息(箭头2)。在某些情况下，这样做就足够了。但在某些场合，人们在处理一些实际问题时，强度达不到科学事实总体准入标准的证据却有着足够强的合法影响力。例如：一种婴儿食品中的防腐剂被怀疑对人体健康有害。现有的证据对于这一点只有些许的支持，而且大多数的科学家认为存在这种危害的可能性大于其不存在的可能性。尽管如此，现有的证据不是决定性的，从科学的观点看，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有关的食品公司或政府机构停止使用这种防腐剂将是明智的。这样的决策不得不依赖于无法满足科学事实总体准入标准的科学信息。更一般地说，决策者忽视可能危险的所有预先征兆是不明智的，在道德上也是得不到辩护的，尽管这些预先征兆还不等于完全的科学证明。我们当然愿意保护自己免受可疑的健康危险，即使现有证据跟科学证明的要求相比要弱很多。因此，为了指导我们想要的决策类型，这些决策所依赖的证据标准只能与适用于科学内部目的的证据标准不同。达不到科学事实总体准入标准的证据不能影响由图2中箭头1和箭头2所表示的决策。在这类情况中，我们须要采取从资料到实际决策的直接路径，请见箭头3。

但至关重要的是，在后者的过程中，使用这条旁道不会导致对现有科学信息的无效使用。为了看清这里的要求，比较一下箭头1和箭头3代表的过程是有启发意义的。首先，须要考虑的证据类型是没有区别的。因此，在婴儿食品的例子中，相同的实验和流行病学研究分别对科学内部的决策(箭头1)和对实际的决策(箭头3)都是相关的。虽然使用方式不同，但证据是相同的。进而，在这两个过程中，对证据强度的评估也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这两种目的各自所要求的证据强度。

五、预防原则

“预防原则”这个术语经常被用于指称图2中箭头3的过程。这个原则被用于对科学的不确定性进行决策，已经体现在几个和环境政策有关的国际协议中。这个原则所传递的主要信息是：环境问题的政策决策可以合法地依据标明危险的科学证据作出，即使现有证据的强度还不足以确证危险的确存在。

在我看来，为了应对许多与可证实性有关的科学的不确定性，我们须要运用基于科学的预防措施。我这样说的意思是，规避危险的决策可以依据我前面对科学信息的解释来作出，具体说就是：①使用与科学内部目的所要求的类型相同的证据；②对证据强度的评估与科学内部的情况相同；③所需要的证据强度要根据必须要作的决策来调整。

六、处理不确定性的工程方法

从19世纪以来，工程师们就一直专门研究工人的安全和其他与安全性有关的任务。随着技术科学的发展，工程安全性的理念受制于学术的眼光。虽然如此，但是关于工程安全性的大多数讨论却散见于不同的技术领域。有关安全性的基本哲学思想似乎在工程的不同领域或多或少地独立发展着。因此，相同或类似的思想经常被化学、核工业和电子等领域的工程师们以不同的名义进行探讨。但是，在这种多样性中却存在着很大的一致性。尽管术语不统一而且类似或相互重叠的安全性原则多得令人困惑，在不同的工程安全性领域的许多基本思想却大致相同。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们讨论三个工程安全性的主要原则：内在安全性、安全因素和多重安全阻抗。

1　内在安全性

内在安全性，也被称为首要预防，是指消除危险。而与之相对的次要预防是指降低与危险相关的风险。这可以通过减少危险事故发生的概率或不良后果来做到。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请考虑使用可燃材料的过程。内在安全性的做法是用非可燃的材料替换可燃材料。次要预防的做法是去掉和隔离燃烧源并且(或者)安装灭火装备。这个例子表明，次要预防通常涉及附加的安全设备。

传统上有四种安全措施在工厂的内在安全性设计上值得推荐：

①最小化(强化)：使用较少量的危险材料；

②替代：用较少危险的材料替换危险的材料；

③降低效力(缓和)：以较少危险的形式使用危险的材料；

④简单化：避免设施或过程中的无必要的复杂性，以利于减少运行错误。

现代内在安全性的倡导者认为在同等条件下，“消除”是较好的选择。其主要理由是：只要危险存在，它就可能被某种难以预料的事件所引发。即使采用最佳控制措施，某种不可预料的事件链条也可能导致事故。即使最好的附加安全技术也可能在事故的过程中失败或被破坏。

支持内在安全性的另外一个论据是，它在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时是有用的。经常会轻易地使附加的安全措施失效。当进入一家化学工厂意图炸毁它，燃烧源是否从爆炸物质附近清除是不太重要的(虽然这可能在过去曾解决过安全问题)。作恶者可以自己携带燃烧源。与此相反，大多数使得工厂内在安全性较高的措施也会有助于转移恐怖威胁的目标。如果爆炸物质被非爆炸物所代替，或者爆炸物质和可燃物质的数量可以大幅度削减，那么工厂对于就会不那么具有吸引力，也因此不太可能成为被袭击的目标。

2　安全因素

可能人类自出现以来就已经在使用安全防护措施。为了确保安全，我们在房屋、工具和其他人造物上面附加额外的强度。但是，使用数值因素来度量安全防护措施似乎只是相对较晚才出现的事情，可能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人们发展了详尽的安全因素系统，并落实在规范和标准里面。

根据机械结构学的标准描述，安全因素被用来弥补五种主要的故障源：高于所预测的负荷、劣于所预测的材料性能、有关故障机制的不完善理论、可能未知的故障机制、人为失误(例如在设计方面)。

后三项基本上是指理论及其应用中的失误。它们因此明显是不确定性的例子，用概率的方法很难处理。换言之，在我们的计算或对计算的证实中失误的可能性，是应用安全因素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一种不能被还原为概率的不确定性。因为计算本身存在失误的可能性，所以试图通过准确地调整计算来弥补计算自身存在的失误是难以实现的。虽然如此，但是这些困难不会影响在安全性分析和工程设计中考虑这些故障源的重要性。安全因素既被用来处理可以用概率术语解释的失误，也被用来处理不能用概率术语解释的失误。

3　多重安全阻抗

多重安全阻抗的使用基于这样一条简单的原则：即使我们用于避免危险的一项措施失灵，还应当有其他备用措施可以避免它。多重安全阻抗的原型是古代的堡垒。如果敌人设法通过了第一道墙，还会有其他多道墙保护着防御部队。一些工程安全阻抗同样遵循强化物理障碍物的原则。核废料管理是这方面有趣的例子。

多重安全阻抗的概念也指称不按空间序列排列，但具有功能连续性的安全阻抗。作为说明，请考虑可能是现代历史上最著名的技术失误的例子——于1912年4月使1500人丧生的泰坦尼克号。该船被认为是永远不会沉没的，因此船上只配备了大约够一半人逃生的救生艇。

我们现在知道了泰坦尼克号还远未达到永不沉没的程度。让我们考虑一个假设的场景：明天一个轮船制造商想出来一个令人信服的造一艘永不沉没的船的计划。计算显示沉船的概率极低，并且用救生艇挽救每条生命预计要花费100亿元人民币。很明显，把这么多钱用在别的地方可以更有效率地挽救生命。舰艇工程师如何回应这个提议?他会接受概率计算和经济分析的裁定而将救生艇排除在设计之外吗?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负责任的工程师不会这样做。计算是会出错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因此，一定要考虑救生艇、疏散程序以及其他的附加安全阻抗。虽然计算显示此类措施没有效率，但这些计算也不足以支持不设计救生艇的决策。

上述安全性工程的三个原则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旨在保护我们不但抵御风险(在技术的意义上)而且抵御不确定性。这里不确定性是指不能用概率估计的危险，例如某种不可预料的事件可能引发似乎可以控制的危险。在工程传统中的这个领域已经有很多智慧的经验。对于工程哲学家来说，把这些智慧的经验系统化并且澄清如何成功建造安全工程的基础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安全行为科学的定义篇6

1月16日，中国首个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在西北政法大学揭牌成立，旨在培养熟悉反恐的专门人才。西北政法大学是国内五大政法院校之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学校官网称，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将招收法学专业学生，并向他们传授最新的反恐怖主义理论和实务课程。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梅建明称，中国面临的反恐怖主义形势日益严峻，但反恐专业人才稀缺。他表示，由于过去反恐人才积累少，目前从事反恐工作的人员包括一线警察，有不少仍在用传统的侦查思维和治安管理套路来应对恐怖主义，但无论是应对组织还是打击黑社会，都和打击恐怖主义有很大不同，这就必须研究恐怖主义和其他有组织犯罪的区别。

首个反恐法学院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和该校研究生院院长王健介绍，新开设的反恐怖主义法学院，要培养的是以法学为背景的反恐法治人才。他们表示，之所以想到成立一个专门的学院，是为了更便于在人才培养、科研上开展相关工作。未来反恐人才不再局限于公安类的，比如高校系统、民族宗教部门等，都需要。

他们说，该学院课程的设置，不仅基于以前积累的经验，还与实务部门有过充分沟通，最终将在教育部的学科设置目录框架内展开。

该校具体负责筹备工作的张金平教授透露，反恐怖主义法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传统学科专业加反恐怖专业。尤其注重法学与政治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交叉支撑和知识结构的复合。硕士研究生注重招收具有相关语种或少数民族语言、信息安全技术等专业知识背景的优秀本科生。

这就意味着，学生除了学习传统学科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还将全面学习反恐怖专业课程。其中，反恐专业课程主要包括：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与反恐怖策略、恐怖主义问题概论、全球恐怖威胁与反恐怖策略比较、反恐怖处置实务、反恐怖情报信息工作、全球反恐怖法比较、世界反恐怖实务中的国际关系等。专业课程的教材，主要是一些现有的专著和教材，也有学院组织力量自己编写的。

据介绍，在本科阶段，设置了法学专业反恐怖主义方向，学习期限4年，着力培养具有系统扎实的法学专业知识和反恐怖主义专门知识，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能够从事防范与打击恐怖主义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

硕士阶段，依托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在法学和非法学两个类型法硕当中设置反恐怖主义方向，学习期限分别为2年、3年，突出培养具有复合知识结构，具备系统扎实的法学专业知识和反恐怖主义知识，熟悉和掌握反恐怖主义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具有敏锐的反恐怖主义意识和相应工作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博士阶段，继续招收和培养“西北地区反恐怖活动法律问题研究”、“西北地区民族宗教法律问题研究”等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主要是为中央政法机关、各地党政机关、政法部门和教学研究机构培养能够专门研究和解决反恐怖主义工作的重大问题，维护国家稳定安全的高级法律人才。

至于学院的招生规模，张金平表示，学院将招收大一、大二两个年级的本科生，每年两个班以上的规模，硕士研究生的数量为每年30人以上，博士生则为每年6名以上。学院正式开课时间为2016年春季。

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培养的学生，主要面向司法、执法、民族宗教事务、涉外部门和其他党政机关，公共组织、大型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智库组织等不同领域。毕业后该学院学生将获取传统学科的学位，就业去向为反恐怖的各个领域，如：一线工作单位、民族宗教工作部门、众多公务员部门、反恐怖司法工作机构、反恐怖研究工作机构等。

随着大陆最高领导层重拳打击境内日益活跃的暴力恐怖活动，中国新出台的《反恐怖主义法》已于今年1月1日生效。该法规定，中国在国家层面上设立反恐工作领导机构，而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则设立相关分支机构。该法还允许派人员出境执行反恐任务。贾宇表示，未来5年内，中国将需要许多反恐怖主义人才，该校希望抓住这一战略机遇。

情报收集是重点

其实在西北政法大学之前，大陆已经有不少高校开设过类似的专业。2014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云南警官学院先后成立反恐怖学院，浙江警察学院、江苏警官学院、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新疆警察学院等国内公安院校纷纷开设了反恐或反恐相关专业，有的还成立了反恐怖研究中心、反恐怖研究所。2015年6月19日，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组建了中国首个民航反恐研究所。

其中，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是全国公安系统院校中第一家开设反恐专业的高校，其新设的公安情报学反恐怖专业方向，2014年首批招录了70名本科生，其中既有文科生，又有理科生。去年，该校又招收了120名反恐专业学生。

首批反恐专业分为两个班，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其中女生有9人。这些学生除了年龄在22周岁以下、高考分数超出当地一本线以外，还通过了政治审查以及体能测试。根据要求，男生跑1000米不得超过4分5秒、 10秒需完成6次以上俯卧撑。此外，男生身高下限为1.7米，女生需超过1.6米。左右眼裸视力都要达到4.8。

因为宣布将聘请来自美国、以色列、巴基斯坦和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的高级反恐专家担任客座教授，帮助中国培训反恐专业人才，该消息一度引发外界关注。该校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梅建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和以色列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美国的整体战略研究先进，以色列则精通打击恐怖主义的战术行动。

在此之前，中国誓言进行持续一年的反恐专项行动，后来专项行动的时间一度被延长。2014年6月，在新疆一些极端分子针对平民、政府官员和公安人员制造了多起恐怖袭击后，已有13名相关罪犯被执行死刑。这些恐怖袭击包括2013年10月的北京天安门金水桥事件、2014年3月昆明火车站严重暴力恐怖事件等。

为改变新形势下反恐人才稀缺状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决定开设反恐专业并招收80名学生。该专业将被纳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情报学系，包括理论研究和实训课程，内容将着重于收集情报、调查特殊案件、网络信息技术、反恐的技战术步骤和相关的国际司法合作等。其中，实训课程包括针对具体涉恐案件如何进行指挥、布置战术等。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校长程琳表示，“中国迫切需要培育反恐专家，以提高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他说，中国反恐“面临一些问题”，其中包括收集情报问题。反恐专业将为公安机关及其他政法机关相关部门培养从事预防、打击、处置恐怖主义工作的复合型人才，帮助发现恐怖主义活动的敌情线索，在恐怖案件的预谋阶段捕捉信息。

中国公安大学此前所做的研究认为，中国的反恐任务面临“艰巨”挑战，如：情报缺乏、地方政府应对重大突发事件能力不足等。中国于2002年在公安部首次设立了反恐局。2014年，中共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评估恐怖威胁。2015年12月，中国公安部首设副部长级反恐专员。

“我们希望更专业化、系统化地培养反恐复合型人才。”该校情报学系主任苏英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树立情报意识，在恐怖案件的预谋阶段捕捉信息，是反恐工作的最高形式。反恐专业旨在培养复合型人才，既要有战略思维，也要掌握实践技能。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看来，反恐专业设立并非仅仅是为打击恐怖主义，还包括如何治理恐怖主义等，因此，绝不仅是培养几个反恐警察而已。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梅建明则认为，设立反恐专业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建反恐理论，把恐怖活动的规律和其他有组织犯罪、犯罪等真正区分开来。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中国各地发生的致命袭击已促使官员们反思降低恐怖主义风险的策略，中国领导层似乎已因其庞大警力无法防止并应对这些事件而感到不满。

报道认为，该校邀请国外专家的做法似乎与国家主席最近数月的表态相符。不仅在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对打击表达强硬立场，还屡次对国外访华政要表示要加强反恐合作。

而据大陆媒体报道，对于在高校设立反恐专业，中央和公安部领导此前均有指示精神，“中央和公安部领导做过相关批示，要求有条件的公安院校建立反恐专业，培养专门的反恐人才”。

编辑部在北京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于2015年7月10日在头版对这一新增专业进行了特别报道，并发表题为《高校满足对反恐专家的需求》的文章。

在中国遭受恐怖主义威胁最严重的新疆地区，新疆警察学院并没有设立专门的反恐专业，不过，据该校一位维吾尔族教师透露，近两年公安部在该校从全国各地招收了300名本科侦查学专业反恐（维语）方向的学生。这些学生毕业后将返回各省，协助各地开展反恐工作。

国外反恐课程设置

相比中国，国外的反恐教育体系比较完善，尤其美国，目前是世界上反恐相关专业最为发达的国家。“9・11”之后，美国设立了国土安全部，对国土安全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这使恐怖主义相关专业得到迅速发展。美国高校的恐怖主义及相关课程也有了井喷式发展，开设相关课程的高校之多，选修此类课程的学生人数之多，学科覆盖面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

出于对“9・11”事件背景和动因的兴趣，美国高校开设的课程大都涉及伊斯兰教和中东历史等，自2002年底、2003年初开始，国土安全问题成为美国各高校教学和研究的关注点。对“9・11”事件的反思，使美国人认识到在国土安全方面加强培训的重要性，而美国许多公司和机构也设立了国土安全部门，对这方面人才的需求很大，由此，一些大学陆续开设了与国土安全相关的课程和专业。

中国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朱素梅的研究显示，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是最早设立该专业的美国大学之一。2003年，圣地亚哥州立大学设立了一个包括国土安全课程在内的交叉学科专业，由于该专业的迅速发展和对国土安全人才的巨大需求，国土安全专业于2007年从该专业分离出来，成为拥有自主地位的专业。位于加利福尼亚蒙特雷的美国海军研究生院，也于2003年1月设立具有硕士学位的国土安全专业，以图打破军方与民间国土安全专家在保护国家设施方面的政策歧见。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新设的国土安全专业大都与美国政府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并得到美国政府有关机构的经济资助。一些机构还派专家为这一专业的课程授课或做讲座。

近年，美国政府还对美国高校的恐怖主义研究项目（如生物恐怖主义、网络恐怖主义等）投入了更多的财政支持。根据美国国土防御与安全中心提供的数据，目前美国高校中开设的提供学位证书或毕业证书的国土安全或恐怖主义专业已达293个。

朱素梅表示，这些专业的课程设置大都具有跨学科性质。2007年美国一家著名网站的统计结果显示，国土安全专业成为美国高校最受学生推崇、社会需求量大、前途最看好的十大新兴专业之一。这一专业趋势还在发展，如，马里兰大学于2010秋季学期设立具有学士和硕士学位的网络安全专业。

在学科发展方面，“9・11”之前，美国高校恐怖主义课程一般由政治系设置，从国际关系或政治学角度讲授。不过，主要由高校和科研机构承担的恐怖主义研究一直是美国国际关系界的“丑小鸭”，从学科划分的角度看，由于恐怖主义研究涉及许多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犯罪学、历史学、法律学和国际关系学，所以，它很尴尬地处于这些研究内容跨度较大的学科之间。而在国际关系学科内，则无法简单地将恐怖主义研究划归入两大主流学派――现实主义学派和自由主义学派中的任何一种研究范式。由此，恐怖主义研究一直处于国际关系学科的边缘位置。

不过，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美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对恐怖主义及相关问题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现实的需求、学术界的反思，使得恐怖主义研究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有了很大提高，除了恐怖主义相关专业的发展外，美国高校纯学术性的国际关系类期刊也一改“9・11”前对恐怖主义研究的“怠慢”态度，大量刊发有关恐怖主义研究的文章。在美国政治学权威学术组织“美国政治学会”网站的“网上政治学课程教学大纲”分类中，“政治暴力与恐怖主义”与“美国政治”、“国际关系”等并列成为政治学的分支。

目前，国外反恐相关专业主要有三类，即情报类、侦破类和研究文化类。

在情报类的专业里面，学生在本科阶段可以学习计算机科学、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计算机工程等，等到了硕士阶段，可以选择相应专业进一步学习，例如，可以进入反恐信息技术的专业学习，也可以学习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更加细致的专业领域。在这些领域，卡耐基梅隆、MIT、加州理工、斯坦福、普林斯顿等大学都非常杰出。

在侦破类里面，美国的罪证检验和犯罪行为科学都非常发达。和中国不同，中国的这些学科一般都在公安大学和警察学校开设，而美国则多开设在综合性大学内，拥有很庞大的学科体系。侦破类专业非常著名的大学有：马里兰大学、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密苏里大学等。

在研究文化方面，主要集中在博士阶段学习。主要从种族、文化、心理学、社会学等角度去研究恐怖主义这种现象，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

加拿大、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在反恐教育方面不太发达。不过，英国在硕士和博士教育方面，有比较多的研究反恐的课题，例如，国王学院、诺丁汉大学、利兹大学，一般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研究。澳大利亚的蒙纳什大学、麦考瑞大学和默多克大学有反恐专业，而默多克大学是唯一一个在本科阶段开设反恐专业的大学。

2015年11月发生巴黎枪击惨案的法国，目前位于该地的巴黎大学并没有设置反恐相关专业。来自巴黎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李起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只有现代犯罪威胁分析专业涉及到反恐。不过，这个只是校级研究生第一年的学位课程，需要第二年再申请研究生二年级，然后才能获得国家文凭。

安全行为科学的定义篇7

1．1比较安全法学的定义综合文献，提出比较安全法学定义，即以保护人的安全和身心健康为目的，运用比较学、安全学、法学、社会科学的原理、方法，以全球化的视角，研究不同时空的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建设制度、内容制定、技术规范、颁布实施、效果评价、更新修订等以及它们的相互比较借鉴的一门交叉学科。根据比较安全法学的定义，其具有以下几点本质属性与内涵:1)比较安全法学的指导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安全科学、法学、社会学与方法学的理论与实践是比较安全法学研究的基础，而比较方法与解释法是其研究的基本手段。2)安全法学为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具有显著的社会与主观属性，以安全法为客体的比较研究无疑受政治体制、历史与发展、经济文化与宗教习俗等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社会环境因素影响是比较安全法学显著的特征与属性。3)比较安全法学主要研究安全法理论与实践，研究对象是不同时期、不同法系、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宗教背景下的安全法现象，包括物态安全法，心态安全法，制度安全法及行为安全法，具体如图1所示，其具有极大的空间、时间跨度及维度;研究范围是不同安全法体系或不同管辖权的安全法体系中的跨时空范围之间的比较和法律法规在各种形态上的比较。4)解释分析、比较分析是比较安全法学的主要活动。既包括对安全法律、安全法规与条例、安全技术标准，以及安全操作规程与制度及其结构的解释，也包括对安全法现象所形成的基础———政治、历史、经济、文化的解释，挖掘安全法的内在构成，以更好的了解它的本质及其在社会中的真正作用。基于解释分析进行比较分析，其具体活动是对不同法系、国家或地区的安全法现象进行全方位的比较研究，比较单元(对象)与比较维度是构成比较安全法学的基本活动要素，而比较单元之间的相似性、联系性与可比性是安全法比较研究固有的属性与基本准则。5)比较安全法学的目的是探索最佳的适合本国或地区的安全法律法规体系、文化和制度;其任务是通过对不同安全法系、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宗教背景的安全法律法规形成与实践进行比较分析，取长补短，借以发展、完善安全法学。6)比较安全法学是安全科学、比较学与法学等学科融合而产生的一门交叉性学科，是安全法学、比较安全学与比较法学直接相互渗透、有机结合的产物，具有典型的交叉学科属性。

1．2比较安全法学学科分支体系安全法按照法本体层次与性质可以划分为安全法律、安全法国际公约、安全法规与条例、安全技术标准与规范以及企业的安全操作规程与制度及5个层次，按照法生命周期与活动规律可以分为安全法立法与修订、安全法颁布实施、安全执法与监督、安全法宣传与教育、安全法评价，按照法律社会管理属性可以划分为安全法渊源体系、安全法建设体制、安全法管理体制等。基于上述安全法本体层次构建比较安全法纵向分支体系，基于安全法生命周期与社会管理属性构建比较安全法横向分支体系，如图2所示。1．3比较安全法学理论基础比较安全法学隶属于安全法学，其方法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比较安全法学是比较安全学和安全法学的交叉，比较安全学基于比较的视角研究安全问题，具有庞大的分支学科，同时，安全法律法规的形成与发展受到当时社会的政治制度、历史发展、经济状况、文化发展、宗教背景的制约，为了剖析上述社会与历史等因素对安全法律法规的影响机制，其必须得到人类学、哲学、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行为学、数理学、教育学、经济学、系统科学等的支持，其理论基础源于上述学科理论的综合、渗透与融合。

2比较安全法学研究的维度、步骤及内容

2．1比较安全法学研究的维度安全法学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进步，比较古今安全法之异同并探寻发展规律，有利于安全法的改革与完善，因此，比较安全法学的第一个研究维度就是时间维度;不同国家或地区因其独特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背景，对安全的认识存在差异，从而产生的安全法律法规也存在差异，安全法作为法学的一个分支，不同的法系、不同的宗教背景对其形成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比较安全法学研究的第2个维度为空间维度;安全法律现象包括物态安全法，心态安全法，制度安全法，行为安全法，因此，第3个维度是知识维度，其维度如图3所示。

2．2比较安全法学研究的内容综合比较安全法纵向与横向分支体系，结合比较安全法学的研究内容，按照比较的对象进行划分，分为物态安全法、心态安全法、制度安全法及行为安全法4个方面，根据上文提出的比较安全法学研究维度，对其比较研究内容进行阐述与举例，见表1。

3比较安全法学方法论体系、具体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模式

3．1比较安全法学研究方法论体系作为提供具体科学研究所必须遵循的一般性规律或法则的方法论，一直以来都是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倪正茂提出比较法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但仅仅提到比较法学研究应采用的具体方法，各种社会学、心理学方法、逻辑学方法，并未真正建立起研究方法体系，曹莹莹等提出比较安全学研究的专业维、技术维、逻辑维和理论维，基于以上研究基础，结合比较安全法学理论与实践，提出其研究方法论体系，具体如图4所示。其中知识维是比较安全法学研究内容范畴;技术维是比较安全法学研究过程;逻辑维是比较安全法学对象的确定依据，包括时间和空间定位;知识维是比较安全法学的理论基础体系。

3．2比较安全法学研究的步骤及具体研究方法进行比较安全法学研究实践时，不能忽略法律所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环境对其所产生的影响。基于安全法律的特点及比较法研究实践，提出比较安全法学研究的步骤:1)提出问题。如“矿山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比较研究”(规范比较)，“外国如何确保安全监管的执行效率?”(功能比较)，需要用到的方法为社会调查方法、历史法、文献法等。2)资料收集。①先确定比较单元，待比较的辖区:本辖区、国外的下辖区，在步骤1)所提出的问题中，可以选择具有先进矿山安全管理经验的国家来进行矿山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比较研究，比如中国与美国、日本、德国之间的比较等等，选择安全监管执行效率高的国家进行安全监管关于执行的法律法规比较研究，比如中国与美国、法国、加拿大之间的比较等等;②确定体系，步骤1)所提出的2个问题的体系是矿山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体系，安全生产监管法律法规体系;③收集考察辖区资料，对规范比较来说，以法律规范为中心，收集尽可能详尽的法律文件、制度和规则，对功能比较来说，以问题为中心，收集解决问题的各种办法，这些材料应该包括单独或共同构成法律生活形态的一切东西。需要用到的方法有观察法、访谈法、文献法、调查法、统计方法等。3)描述。对所搜集资料进行研究、整理，并用选定的符号记录下来。并对所收集到的安全法律文化资料进行描述、概括，进行辨伪。4)解释。对法律问题进行解释，包含2方面内容:①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规范和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的结构的解释，分别立足于比较单元所在法系、国度、地区，秉承中立、客观、全面的态度，进行法律解释活动;②对特定历史、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发展等因素影响下辖区安全法律法规的产生、本质、发展、功能、形成等内在机制进行解释性研究。需要用到的方法有历史研究法、演绎分析法、解释法、社会心理学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社会工程学方法、逻辑方法、信息论方法、系统论方法等。5)并列。确定比较所需的参照与比较的项目，矿山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比较研究的比较项目有:安全法理学基础，安全法律工作者，安全法律组织机构，安全法律设施，安全法律概念，安全法律规范，安全法律体系，安全立法行为，安全执法行为，安全司法行为，安全监督行为，安全法制宣传行为等等。安全监管执行比较研究的比较项目有:安全法律监督的主体，安全法律监督的对象，安全法律监督的程序，安全法律监督的实效等等。需要用到的方法有结构—功能分析法、层次法、分类法、对称方法等。6)比较。对安全法比较单元相关维度与属性进行比较。按照“并列”环节提出的比较项目分别进行中、外矿山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比较和安全监管执行比较研究。需要用到的方法有比较法、类比法、模型法、仿真法、实验法等。7)结论。对比较过程进行分析与归纳得到比较异同等结果，对相同之处，探究规律，融合发展，不同之处，分析原因，借鉴移植。需要用到的方法有归纳法、演绎法、类比法等。

3．3比较安全法学研究路径比较安全法学核心活动为对比较安全法客体(对象)进行比较分析，以期达到比较异同、借鉴移植与融合发展目的。基于文献，考虑比较安全法学巨大的时空特征、多维度的研究方向与多层次研究目的，以及显著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提出“以规范比较为起点，以功能比较为主体，以文化比较为辅”的多层次、综合性的比较安全法学比较研究路径(表2)，以满足对不同国家地区的安全法学现象与问题的不同目的、不同层次与不同方式比较实践的需要。

4结论

安全行为科学的定义篇8

一、科学发展观内涵下的安全与发展的辩证认识

（一）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一部追求安全与发展的进步史

发展是人类永恒的目标追求。人类因发展得以繁衍生息、欣欣向荣，人类从愚昧无知走到了智慧、从弱小走向了强大，从个体混乱走到了今天的和谐社会。因为发展，人类不断满足着吃、穿、住、用、行等的基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是第二层次的需求，同样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追求幸福，避免危险是人类所持有的共同愿望。因为寻求安全，人类由个体、群聚、部落、氏族进而建立社会，建立国家，通过在国家和社会的秩序下发展。

在社会形态的转变、朝代的不断更替中，追求安全与发展的美好环境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初衷。从某一种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追求安全与发展的发展史。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的两大主题。和平是人类寻求安全的保护膜，发展是趋利避害、适应不断变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方式。安全与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是）辩证的统一，伴随人类不断前进的始终。

（二）社会发展内涵下的安全与发展的辩证认识

1.安全与发展相互依赖、相互促进

（1）安全是一个社会全部活动的基础和前提，安全为发展提供保障。一方面，安全为发展开辟有效的通道，没有安全的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考虑使我们认识到：“压倒一切的是稳定”、“中国发展的关键是要政局稳定”、“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从这几句话中我们体会到，营造安定团结的社会内部环境，争取和平的外部环境对发展是多么的重要。另一方面，发展需要安全的支撑。发展需要与外界进行交流、合作，内部的安定团结，劳动才能创造出的成果；没有安全就不会有平等的合作甚至没有合作，没有安全，辛勤劳动创造的成果也会付之东流。

（2）发展为安全活动的实施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赋予安全以新的意义，安全寓于发展之中。一是发展的成果转化为安全实施所需的财源、设备等的物质基础，丰富的物质基础又促进安全观念的不断转变。二是发展的成果促进科技应用于安全活动的实践，指导安全活动、安全手段不断革新发展，从而为安全活动提供技术支持。三是全方位的发展，满足社会及其广大成员的需求，防止社会与外部和社会内部之间的矛盾冲突，使矛盾限于秩序范围内，造就宽松的环境，形成安定团结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正对现实经济落后已成为制约我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这一事实，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加快发展步伐，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他认为真正的治本途径就是以经济发展促进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了才能实现真正的安定团结，才能充分展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真正实现军队装备的现代化，增强实现祖国统一的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安全与发展相互制约

安全与发展，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一方面，建立在牺牲安全基础上的发展是脆弱的，没有安全的发展，是没有保障的；过分的强调安全，导致安全投入的资源过多，超过需求水平，就会延缓发展的步伐，这是透支未来的安全资源，对安全本身没有助益。另一方面，建立在牺牲发展基础上的安全是虚幻的，没有发展，安全是脆弱的；但是，过分的强调发展而忽视安全，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增，社会利益的不均衡，威胁安全的存在。所以建立一套高效率的安全体系，促使安全与发展达到占用资源的科学分配，实现安全资源的供给与发展需求的平衡，这对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三）科学发展观内涵下安全发展理念的树立

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的发展观，应以持续的和长远的获利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任何仅顾眼前的好处而忽视未来的所谓发展观念，都不应该视为科学的、理性的发展观。面向新世纪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防止“单打一”的发展；强调协调发展，防止“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发展；强调可持续发展，防止“吃祖宗饭，断子孙粮”的发展。这就把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统一起来，把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与我们党执政并将长期执政的历史使命统一起来，把造福当代与造福子孙后代统一起来，科学指明了今后中国就是要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道路，并以此作为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政策取向和行动导向。

安全发展理念，是充分认清安全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合理的分配资源的科学发展理念，本身对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树立科学发展观下的安全发展理念，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对我军而言，是国防和军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安全理念上的创新，是推动我军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我军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的客观要求

军队因国家而生，是国家维护其统治的武装力量、是国家的基石。同时，军队也是为保障社会安全、国家安全，为国家经济建设创造安全发展环境而存在的。军队是由人组成的特殊群体，军队在生产安全的同时，同样需要安全。军队不稳，则国家难保，历史一次又一次给出我们许多鲜明的例子。安全发展是任何时期、任何国家、任何性质的军队都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安全发展是现阶段我军“三个提供、一个发挥”历史使命的要求

我们的军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这是我军人民军队性质的集中体现。保护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维护祖国统一大业、保障国家安全稳定是我军的重任。在当前，国家的发展处在难得的历史机遇期，我军在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应对各种安全挑战中肩负着光荣使命和神圣职责。2007年的两会，胡主席在代表团全体会议上指出，“三个提供，一个发挥”历史使命的科学规定，是科学发展观在军事领域的集中体现，表明我军发展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对部队安全稳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二）安全发展是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

安全发展，就是在一个安全稳定的动态环境中发展。这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其中就包含着安全发展的要求。没有安全稳定，我军各项建设就不能顺利进行，各项工作就无法正常开展，又好又快发展就无从谈起。军队肩负着捍卫国家统一、保障国家稳定安全的重任，只有自身安全稳定搞好了，才能在促进社会稳定和谐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全发展不仅是实现军队科学发展的重要条件，而且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切实把安全发展的要求落实到军事、政治、后勤、装备工作的各个领域。

三、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军队建设必须坚持三个辩证统一

（一）安全发展与以人为本的辩证统一

树立安全发展理念，高度关爱广大官兵的生命和健康，这是以人为本理念的现实要求。胡主席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对军队来说，就是要始终坚持人民军队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军队建设中，必须充分尊重官兵的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心系基层、情系官兵，切实维护官兵的权益，不断改善官兵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这就深刻表明：一方面要广大官兵继承和发扬我军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大力提倡为人民的利益勇于牺牲奉献，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坚持以人为本，不是一般的工作方法问题，而是重要的建军治军理念和立场；不是一般的工作要求，而是各级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必须担当的政治责任。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在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和坚决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大前提下，落实到军队和国防建设内部就是强调广大官兵的主体地位，突出广大官兵的主体性，确立广大官兵利益至上的最高价值取向。在安全上落实以人为本就是贯彻和发扬安全发展的理念。人民子弟兵来自于人民，人民军队也是国家建设的力量组成，爱护官兵生命就是维护官兵的最高利益，是各级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最明确的价值取向，培养官兵战斗精神，不断提高战斗力，有效减少战时伤亡，最终达到爱护广大官兵生命的目的。

（二）安全发展与依法从严治军的辩证统一

实现安全发展，必须坚持依法从严治军,保持部队正规有序。安全发展的理念，体现了对广大官兵生命和健康的高度关爱，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这与从严治军并不矛盾。坚持从严治军，做到令行禁止，赏罚分明，紧张有序，安全发展才能实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管理松懈，纪律松弛，造成生命和财产损失，安全发展就会成为一句空话。纵观近年来部队发生的一些事故案件，无不是治军不严造成的恶果。只有把安全工作纳入从严治军的轨道，严格制度、严格纪律、严格训练、严格管理，依法规范各级领导和机关的工作行为，不断修订和完善有关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进一步增强各级干部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才能为安全发展提供可靠的保证。

安全发展与依法从严治军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具体而言，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军队建设的全局性、基础性、长期性工作，适应了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和军队跨越式发展的需要，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军队正规化建设的现实要求。只有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确保部队训练有素、紧张有序，安全发展才有保证。有法不依、治军不严、管理松懈，就会造成事故和损失。

（三）安全发展与提高战斗力的辩证统一

安全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条件，是保持部队稳定、提高战斗力，实现部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新形势下建军治军的一个科学理念。

军事训练是军队和平时期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战斗力生成的基本途径。当下在部队中普遍流行着一句顺口溜：“年初出事，白干一年；年尾出事，一年白干。”当然，一个单位出了事总不好，对于领导人的政绩的评价些许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正是在这种“消极保安全”思想驱动下，有些单位“练为战”变为“练为看”，不敢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进行训练，致使现有武器装备许多高技术含量的参数无法达到。更有甚者，有的单位为了年终“达标”评先进，干脆将许多新武器装备封存在库，用旧装备应付训练，还美曰其名“要用劣势武器打信息化战争”，实质上是怕官兵在训练中掌握不了新装备，出事故、担责任。这种“安全标准至上”的错误观念，与“战斗力标准”完全背道而驰。坚持战斗力标准，正确认识和具体分析所发事故的原因，区别责任与认识能力的失误，以高度的使命感大抓训练，以高度的责任感竭力保安全。

在处理安全问题上，一些同志往往会产生一种偏向，就是把战斗力标准与安全标准割裂开来。一强调战斗力，就忽视抓安全；一强调安全，就以牺牲战斗力为代价保安全。军队是要打仗的。保持安全稳定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为了提高战斗力，更加有效地履行职能使命。任何时候战斗力标准都是第一位的，安全标准必须服从战斗力标准。同时也要看到，如果没有安全稳定，特别是出现那种造成人员和装备重大损失的责任事故，战斗力不仅不能提高，还会受到损害。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保安全与保战斗力的关系,决不能以牺牲战斗力为代价消极保安全,也决不能不顾安全和质量盲目蛮干。一定要采取积极的防范措施，防止发生重大安全问题，切实做到保安全、保战斗力、保胜利。

参考文献：

[1]郑申侠、刘源：《国防和军队建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学习提要》，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 ；

[2]军事科学院：《国防和军队建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笔会文集》，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

[3]吕杰：《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专题研究》，北京:出版社,2006 ；

[4]报：《军队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学习胡主席重要讲话谈机遇话使命》，2007-3-13；

安全行为科学的定义篇9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以同志为党中央的领导集体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当前全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作为基层公安机关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分局长，我结合目前形势和工作谈几点心得体会。

一、要在“真学”上下功夫

科学发展观，是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我们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端正学习态度，用科学发展观理论武装刑侦民警头脑、指导刑侦工作。

一要联系实际学。20xx年，全国接连发生几起如贵州瓮安事件、xx孟连事件等，都给公安机关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公安工作面临着很多挑战：治安形势风云变幻、较多、刑事犯罪高发等等。尤其是近段时间内辖区命案频发，从3月9日至20日，短短11天内竟连发3起命案。所有这些都对分局刑侦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科学发展观是公安刑侦工作的指南，在学习实践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紧密联系刑侦工作实际，带着责任学、带着使命学、带着感情学；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为民服务、保一方平安的宗旨，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尤其要深入到困难多、群众意见较大、刑事案件多发的地方去，同当地干部群众一道分析影响公安刑侦工作发展的问题、症结所在，全力维护××区治安稳定。

二要带着问题学。针对××区当前刑事犯罪高发、手段升级、黑恶势力趋于活跃、黄赌毒屡禁不绝，而我们警力、经费都不充足。现有警力、刑事侦查水平和破案效率还不是很高的实际情况，分局刑侦民警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坚持以刑侦现代化、信息化、专业化、正规化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刑侦改革，通过切实有效的改革创新，探索建立信息资源共享、高效率、低成本的打击犯罪新模式，从整体上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从根本上提升刑侦民警破案攻坚的能力。各案侦单位要认真检查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直面差距、革故鼎新、奋起直追，全面提升打击刑事犯罪的能力。

三要进入工作学。确立科学发展观，对于提高刑侦工作水平和提升打击犯罪的能力至关重要。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形成“学中干，干中学，边学边干”的氛围，举一反三。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理念，认真落实严打方针，从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从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把打击的锋芒始终对准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人民群众危害最大的各种刑事犯罪活动，通过我们高效率、高质量的侦查办案工作来维护辖区稳定；另一方面要最大限度的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只有不断改进刑事执法方式，才能把科学发展观应用于刑侦工作中融会贯通。只有在“谋发展、抓刑侦、促和谐”上下功夫，才能真正使学习实践活动成为谋求发展、推进跨越的过程，成为改善刑事犯罪形势、促进和谐的过程。

二、要在“真信”上见行动

科学发展观蕴涵着深刻的唯物论观点和辩证法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金钥匙”，也是走好人生之路、忠实履行历史使命的“方向盘”。当前特别要引导分局全体刑侦民警加强对科学发展观的学习理解。把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含义领会深了，把握准了，从思想上真正接受了，才会进一步坚定对党的信念，强化对党忠诚的自觉意识，就会真正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伟大的旗帜。

一要对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坚信不疑。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对发展思路、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方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上都有新的飞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发展的理论体系，是对我们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丰富和发展。因此，它不是一般的方针政策，而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新成果；不是管一时的，而是管长远的；不是管一般的，而是管根本的；不是管局部的，而是管全局的，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刑侦工作都离不开科学发展观的指引，否则，我们所从事的一切工作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要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地位坚信不疑。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科学发展观所展示的理论魅力和实践魅力表明，它是真正顺应时代大势、合乎人心的发展观。把科学发展观作为重要指导思想确立起来，就是要把它作为一面旗帜举起来，在全党全国人民中间自觉用这面旗帜来统一思想和意志、凝聚智慧和力量、激发创造热情和活力，形成一种和衷共济、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局面。

三要对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地位坚信不疑。同志一再强调：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这一结论，更充分表达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在刑侦工作中我们要把科学

发展观作为举目之纲、解题之法，自觉地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有用的法宝。要自觉地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工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想问题、作决策、干工作的全过程，以长远的眼光谋划发展，以全局意识统筹发展，以科学态度抓好发展。

三、要在“真用”上出成果

安全行为科学的定义篇10

（四）科索沃危机与北约对南联盟的军事打击 在科索沃，1998年初大规模暴力活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998年3月31日，安理会根据宪章第七章通过了1160号决议。该决议呼吁南联盟和科索沃阿族领导人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但没有明确断言科索沃危机意味着对和平的威胁。同时，该决议还对双方实行了强制性的武器禁运，并强调“和平解决科索沃局势如无建设性进展，将导致考虑采取其它办法”[33]. 不久，局势迅速恶化：冲突加剧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逃离家园，许多难民潮涌向邻国。1998年4月，南联盟受到了新的制裁。6月，联合国秘书长向北约咨询安理会对科索沃实施强制性军事干涉的必要性。 1998年9月，安理会同样基于宪章第七章，通过了1199号决议，断定科索沃局势的恶化构成了“对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安理会要求停止敌对行动、停火以及双方立即采取步骤促进人道主义待遇和进行国际协商，并要求南联盟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措施。总之，安理会认为应该采取进一步行动和其它办法以维持或恢复在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然而，“该决议本身并不足以为联合国会员国或国际组织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提供法律依据”[34]. 1998年10月24日，安理会通过了1203号决议，正式批准了分别于10月15日、16日达成的两个协议。这两个协议主要涉及核实南联盟和科索沃其它冲突各方遵守1199号决议要求的情况。1203号决议还重申了科索沃未能解决的情势，构成了对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持续威胁。 此后，科索沃冲突不断升级，北约也从1998年秋开始一再以对南联盟进行空中打击相威胁，并在1999年3月底正式付诸实施。然而，北约对南联盟的威胁及实施的空中打击，没有得到安理会任何授权，它们的行动也不能当作宪章第51条的集体自卫行为。因此，“这种诉诸武力是出现在宪章以外，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35]. 到目前为止，北约及其成员国都没有提出基于《联合国宪章》的任何正当的理由。虽然，它们作出种种努力尽可能使其接近合法性： 首先，它们尽量把这次行动与安理会已有的决议联系起来； 其次，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强调安理会明确认定科索沃的情势已经构成了“对和平的威胁”，因此，它们的行动是一次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而必须采取的紧急措施，目的是防止科索沃出现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36] 北约前秘书长索拉那在1998年10月9日致北约理事会常驻代表的信，充分体现了北约的这种观点： “（1）南联盟没有遵守国际社会的迫切要求，尽管联合国安理会1998年3月31日的1160号决议和随后9月23日的1199号决议都是基于宪章第七章的； （2）联合国秘书长根据这两个决议所作的非常令人信服的报告，警告了在科索沃的人道主义灾难的危险； （3）由于南联盟对危机的和平解决没有采取具体措施，因而人道主义灾难持续； （4）在可预见的将来，不能期望安理会作出另外一个含有对科索沃实施明显的强制行动的决议； （5）安理会1199号决议已明确提到科索沃形势的恶化及其重要性构成了对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综上所述，北约相信“安理会1199号决议所认为的有关目前科索沃危机的特殊性”，对北约来说“存在合法的理由使用威胁和如有必要使用武力”。[37] 然而，即使粗略地思考一下宪章体系，这种观点也不能成为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武装攻击的法律依据。 更为重要的是，北约的这次行动不能看作树立了一个先例，更不能被视为一个正在出现的国际法规则的所谓明证，即允许使用强制性的对应手段以终止一国领土内的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的暴行，而安理会此时又没能对这种危机作出足够的反应，否则它将会对宪章中整个集体安全体系产生更大的破坏性的影响。 四、单方面的人道主义干涉 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单方面的人道主义干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是，当代国际法学说表明，对于单方面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学者们的争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原则上是否存在这样一种人道主义干涉的权利？另一方面是何种情况下可以进行单方面的人道主义干涉及其限制是什么？ 在70年代，美国一些著名的国际法学者如莱斯曼（Reisman）、麦克杜格尔（McD ougal）等在其著作中特别提出了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的学说。他们认为，宪章第2条第4项禁止使用武力只是直接针对各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而对进行保护人权并没有限制。此外，从广义上来说，联合国的宗旨不仅仅限于国际和平与安全和禁止使用武力，还包括对人权的保护。这种保护在出现特别侵犯人权的情况下，应该优先考虑。另有学者主张，人道主义干涉权是一个较老的习惯法，它一直存在。 这些观点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首先，如前所述，人道主义干涉在二战以前并没有明显地成为习惯国际法； 其次，当今的国家实践也表明并不存在这种习惯法上的权利； 最后，即使人道主义干涉向习惯国际法方向发展，它也不能合法地存在。因为《联合国宪章》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已广泛地禁止使用武力。 此外，支持单方面人道主义干涉的观点与国际法院的判决也不一致。国际法院在尼加拉瓜一案的判决中正式阐明：国际法并不允许一国单方面诉诸武力以补救另一国的人权状况，因此，否定了单方面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学说。[38]大多数学者都赞同国际法院的这一观点，他们因为过去国家实践的经历，普遍反对单方面人道主义干涉的学说。况且，单方面人道主义干涉还存在滥用的危险，它很可能被强国用来反对弱国。 另外，还有学者认为，由于集体安全机制的缺陷，在特殊情况下，允许单方面人道主义干涉十分必要。 其实，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国际法院在科孚海峡案和尼加拉瓜案中所阐明的立场，因而也缺乏说服力。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外交部在1986年出版的外交文件中也反对单方面人道主义干涉。“压倒性多数的当代法律观点反对存在人道主义干涉的权利，主要原因有：第一，《联合国宪章》和现代国际法的文献并没有专门体现这种权利；第二，过去两个世纪、特别是自1945年以来的国家实践充其量只能提供少数真正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例子；第三，为谨慎起见，应坚决反对创造滥用这种权利的机会。”[39] 综上所述，根据当代国际法，没有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使用武力进行单方面的人道主义干涉是非法的。 五、人道主义干涉的前景 （一）尽量减少人道主义干涉 尽可能减少人道主义干涉，防止滥用，的确很有必要。这种必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联合国成立以来的国际实践表明，很少有真正法律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例子。例如，1960年比利时对刚果的干涉，1964年比利时和美国对刚果的干涉，1965年美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干涉，1971年印度对东巴基斯坦（孟加拉）的干涉，1975年印度尼西亚对东蒂汶的干涉以及同年南非对安哥拉的干涉，1978年比利时和法国对扎伊尔的干涉，1979年坦桑尼亚对乌干达的干涉，1983年美国对格林纳达的干涉和1990年法国、比利时和扎伊尔对卢旺达的干涉，等等。尽管在官方文件中，这些干涉都被声称构成了“真正人道主义干涉”，然而，通过仔细分析就能发现，它们都不是纯粹出于人道主义的干涉。因为真正法律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必须是干涉者没有“相关利益”，单纯的人道主义关心明显构成最主要的动机；没有与人道主义因素同样重要的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的考虑。 第二，无论何时，援引人道主义干涉的学说总会遇到国际社会的抗议。这明显地是由于对干涉者的真正动机缺乏信任，并且这种不信任还在不断地加深。因为当人道主义的关心成为唯一的动机时，各国就很少有兴趣进行干预。这正如有些学者所说的：“在许多例子中，人道主义的因素异乎寻常，但是没有威胁到外部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各个国家就明显地没有兴趣进行强制性的外部干涉。”[40] （二）人道主义干涉规范化的建议 对于是否要设立人道主义干涉合法化的标准，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反对将它标准化，认为这样做可能为潜在的干涉者不仅提供了另外的干涉借口，而且也告诉他们何处能找到和利用法律上的漏洞。因此，它“应该留给以一个个案例为基础的实践为好”[41].相反，另外一些学者则主张确立人道主义干涉合法化的条件，甚至建议以联合国大会或安理会决议的形式制定标准以指导实施人道主义干涉。[42] 笔者认为，历史经验表明缺乏明确的合法化的条件，容易导致滥用人道主义干涉。因此，制定人道主义干涉合法化的标准，进一步使其规范化，能够增强对滥用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限制。有鉴于此，任何国家计划或准备卷 入人道主义干涉行动时，应事先或在干涉过程中立即向联合国递交令人信服的证据。 换言之，人道主义干涉应该满足以下条件： （1）人道主义干涉必须基于震惊人类良知的大规模、持续的侵犯人权的情形已经出现或即将发生； （2）人道主义的动机应该是压倒一切的，而有关的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的考虑，根本不存在或明显地完全处于从属地位； （3）只有在各种和平努力宣告失败后，才能诉诸人道主义干涉； （4）对被干涉国的权力结构的政治影响应限于最低程度，如，不超出为保护行动的目的绝对必要的程度； （5）采取的人道主义行动应与该情势的严重程度相称； （6）人道主义干涉不能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以致于可能引起比它意欲防止或消除的更大的灾难和痛苦； （7）一旦履行了人道主义干涉任务，干涉力量必须尽快地开始撤退，并在合理期限内完成这种撤退。当然，对于特殊情况下，大规模侵犯人权是否要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的最后决定权，仍然专属安理会。 如果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同意设立人道主义干涉合法化的条件，那么从理论上来看，最适宜的方式是以联合国大会决议的形式将其明确化。人道主义干涉的前景完全取决于干涉国打算用它来做什么，或更准确地说，干涉国是恰当地运用还是滥用。如果国际社会想让人道主义干涉作为一个在道德、政治和法律上均能接受的手段继续存在下去，那么任何国家在准备诉诸人道主义干涉时，应该考虑和遵守这些最基本的限制。 -------------------------------------------------------------------------------- 参见万鄂湘等：《从国际法看北约对南联盟的战争和对我国驻南使馆的轰炸事件》，载《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4）；金克胜：《国际法发展动向与人道主义干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4）。 AdvisoryCommitteeonHumanRightsandForeignPolicyandAdvisoryCommitteeonIssuesofInternationalPublicLaw，TheUseofForceforHumanitarianPurposes，TheHague，1992，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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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L.Fonteyne，TheCustomaryInternationalLawDoctrineofHumanitarianIntervention：ItsCurrentValidityUndertheU.N.Charter，CaliforniaWesternInternationalLaw，vol.4，1974，pp.224-226，pp.232-233. [18]H.Lauterpacht，TheGrotianTraditioninInternationalLaw，inJohnDunnetc.ed.，Grotius，vol.I，AnElgarReferrenceCollection，1997，p.441. [19]SeeO.Schachter，InternationalLawinTheoryandPractice，Dordrecht，MartinusNijhoffPublishers，1991，ChaptersⅦandⅧ。 [20]E.Stein，TheUnitedNationsandtheEnforcementofPeace，Michiga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vol.10，1989，p.304. [21]PeterMalanczuk，HumanitarianInterventionandtheLegitimacyoftheUseofForce，HetSpinhuis，1993，p.13. [22]ProvisionalVerbatimRecordoftheMeetingof31January1992，S/Pv.3046，1992，p.143. [23]SeePeterMalanczuk，HumanitarianInterventionandtheLegitimacyoftheUseofForce，HetSpinhuis，1993，p.60. [24] SeePeterMalanczuk，HumanitarianInterventionandtheLegitimacyoftheUseofForce，HetSpinhuis，1993，p.17. [25]SeeO.Schachter，UnitedNationsLawintheGulfConflict，America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vol.85，1991，p.468. [26]SeePeterMalanczuk，HumanitarianInterventionandtheLegitimacyoftheUseofForce，HetSpinhuis，1993，p.17，p.18. [27]N.S.Rodleyed.，ToLoosetheBandsofWickedness——InternationalInterventioninDefenceofHumanRights，London，1992，p.29. [28]PeterMalanczuk，HumanitarianInterventionandtheLegitimacyoftheUseofForce，HetSpinhuis，1993，p.19. [29]S.C.Res.794，U.N.SCOR，47thSess.，3145mtg，at2，U.N.Doc.S/Res/794（1992）。 [30]SeeRichardB.Lillich，TheRoleoftheU.N.SecurityCouncilinProtectingHumanRightsinCrisisSituations：U.NHumanitarianInterventioninthePost-coldWarWorld，TulaneJournalofInternational&ComparativeLaw，vol.3，1994，p.8. [31]SeeMakumiMwagiru，InternationalLaw，Politics，andtheReinventionofHumanitarianIntervention：theLessonofSomalia，India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vol.34，1994，p.43. [32]SeeL.F.Damrosch，D.J.Scheffered.，LawandForceintheNewInternationalOrder，Boulder，WestviewPress，1991，p.220. [33]SCRes.1160of31March1998. [34]BrunoSimma，NATO，theUNandtheUseofForce：LegalAspects，Europea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no.1，vol.10，1999，p.7. [35]AntonioCassese，FXiniuriaiusoritur：AreWeMovingtowardsInternationalLegitimationofForcibleHumanitarianCountermeasuresintheWorldCommunity？Europea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no.1，vol.10，1999，p.24. [36]SeeBrunoSimma，NATO，theUNandtheUseofForce：LegalAspects，Europea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no.1，vol.10，1999，p.22. [37]BrunoSimma，NATO，theUNandtheUseofForce：LegalAspects，Europea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no.1，vol.10，1999，p.7. [38]SeeN.S.Rodley，HumanRightsandHumanitarianIntervention：theCaseLawoftheWorldCourt，InternationalandComparativeLawQuarterly，vol.38，1989，p.332. [39]L.F.Damrosch，D.J.Scheffered.，LawandForceintheNewInternationalOrder，Boulder，WestviewPress，1991，p.213. [40]JanNederveenPieterseed.，WorldOrdersintheMaking：HumanitarianInterventionandBeyond，London，1998，p.198. [41]PeterMalanczuk，HumanitarianInterventionandtheLegitimacyoftheUseofForce，Hetspinhuis，1993，p.31. [42]SeeFrancisKofiAbiew，AssessingHumanitarianInterventioninthePost-coldWarPeriod：SourcesofConsensus，InternationalRelations，vol.14，no.2，1998，p.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