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小农经济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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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县域经济；经济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1、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目前我国农业还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虽然和改革开放之前相比我国的农村经济已经有了不小的发展，但是与我国迅猛发展的城市经济一比还是相形见绌。目前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往往已经实现了机械化，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以及出口，也形成了规模化，而我国大部分地方的农业还是小农经济，大量的农产品生产出来，也是以极低的价格进行销售，难以发挥自身因为规模小而具有的灵活优势，造成了农民的贫困。基于上述现象，我认为，我国农业中生产的农产品，除了少量自给自足之外，其余的大部分，必须通过产业升级之后规模化的渠道来进行加工和销售。以陕西省为例：在农业产业升级之后，以前的诸如宜川、永寿、富县等十个比较落后的贫困县，逐步形成了规模化的农产品加工业链，大大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值。比如其中清涧县就针对特产“红枣、粉条、石材”，打造了以红枣为主体，同时兼具了石材粉条加工业辅助的农产品加工格局，而这样的发展格局到最后，必须会由简单的小农经济发展到成规模化的农业与工业结合，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带领农民脱贫致富。

2、加大金融支持，减轻资金压力

    县域经济的发展中，有一个比较大的难点，就是资金困难。因为农业不上规模，所以很难获得银行贷款，而农产品加工业又是一个需要资金支持的产业。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现象，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我国的银行对于贷款的态度还是比较传统的，无论金融产品，还是我国金融产品对农业经济的支持度和规模，都已经不能满足目前日益发展的县域经济的要求。而针对资金难，我觉得应当从两个方面解决：第一是开源节流，应当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面，根据是现在中央已经推出的“多予、少取，放活”，在财政和金融贷款方面，尽量给予农产品以更多资金的支持，比如说低息长期的贷款；第二则是理顺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状况，由于管理不善，很多企业都容易出现呆坏账，造成大量资金的浪费，如果企业财务管理的模式能更加科学的话，完全可以将这部分资金充分的利用起来。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农产品加工业，都含有极高的附加值，而美国政府每年对于农民的支持补贴，也能使农民的生活水平，达到不逊于城市居民的水平。而目前我国的某些地区也开始重视农产品加工业的资金投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比如沈阳市2009年前三个季度，县域经济生产总值达到了1319亿元，增长率24.1%，占全市42%的比例，而地区一市三县的这个比例也达到了38%，沈阳市县域经济的成功，说明了扩大县域经济的金融贷款支持力度，确实是可行之策。

3、发展职业教育，缓解人才短缺

人才短缺同样是现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困境，但人才和资金不一样，资金可以通过国家财政的控制流向县域经济，人才却更加自由，一个地区必须有足够的吸引力，才能吸引到更多的人才。由于县域经济本身的局限，对于人才的吸引力度确实不如沿海，而农产品加工业更是往往依托于本地特色，所以针对第二点人才难，经过认真的思考之后，我总结了两个解决的办法：首先是引进人才要舍得本钱，只要看准了某个人才确实对本地经济的发展有帮助的话，就算要花费比较大的代价，也最好能将其留下来；其次则是要不遗余力的培养人才，虽然本地很难招收到太多来自外地的优秀人才，但这并不说，本地人才就不可用，鉴于本地人才对于本地情况的了解，如能善加利用，也是经济发展的巨大助力。而针对这样的预备人才，则要不遗余力的进行培养，培养当地人才最好的方式，就是县政府能专门划拨一部分资金，来对县里的教育进行系统化的提升，一个地方的教育得到了发展的话，毫无疑问人才也将更加充裕。在这个问题上，我以陕县省洛南县为例：按照“招生——培养——安置”的基本方针，洛南县培养了一大批服务于县域经济发展的人才，而通过“教学——生产——经营——实习——服务”的步骤，又大大提升了本土人才的工作能力，不仅解决了很多年轻人的工作问题，还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不竭动力，同时学校不断完善自身的教学工作，针对县域经济不同的发展阶段，还可以逐步深入，形成一种本地职业教育与县域经济发展，尤其是缺乏人才资源的农产品加工业的双赢局面。

4、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县域经济中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是一条优选且可行的发展之路，要让农产品加工产业具体到发展县域经济的策略中，就是必须加快产业升级，同时克服资金难和人才难等问题。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相信只要县域经济能真正快速发展的话，农民们的生活水平必然会得到本质的提升，而这也将是考验一个县级地方政府是否勤政爱民的重要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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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用机械发展现状

近几年农用工程机械快速发展，中小型企业竞相涌人，目前国内有一定生产规模的厂家超过200家，年销量超过3.5万～4万台，也标志着农用工程机械市场开始步人快速发展期。农用工程机械在农村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受市场接受能力的限制和价格激烈竞争的影响，生产农用工程机械的无论是民营小企业，还是实力雄厚的大企业，首先考虑的是控制产品制造成本，第二才是产品的性能和质量。因此，农用工程机械产品的设计、制造标准远远低于工程机械的制造生产标准。

1、多数制造商技术和制造水平薄弱

当前，农用工程机械制造商多数是农机企业和民营小企业，无论是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还是制造水平均较弱，多数民营企业加工设备少，生产条件比较差，生产规模小。生产的产品品种少、质量差、寿命短，难于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由于农用工程机械巨大的市场潜力，也吸引了一些实力雄厚的企业加入，如一拖、山东重友、时风等较大的企业，生产的品种多、规模大，竞争能力强，为农用工程机械发展和提高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2、产品质量差

无论是民营小企业，还是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制造农用工程机械采用的方法和手段大同小异。为了降低成本，工作装置、吊臂、车架等重要结构件多数采用普通材料，制作结构件常用的数控切割、压、弯、折和焊接机器人等大型设备液压系统和传动系统的配套件选择也受到整机成本的限制，不可能选择工程机械专用配套件。液压系统的配套件主要有：液压泵、换向阀组、液压缸、滤油器和液压胶管等。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国内出现专门生产农用工程机械液压配套件的厂家。生产形成一定的规模，质量在不断提高，但这些配套件的质量和性能远低于工程机械专用配套件，只能说是基本满足现阶段农民用户对这类工程机械产品要求不高的状况。这也是导致农用工程机械质量差、寿命短的主要原因。

传动系统配套件主要有柴油机、行走变速箱、前桥、后桥、传动轴、车轮、转向器等。这些配套件采用成熟汽车部件，价格低，通用性好，工作可靠，保证了行走系统安全可靠，基本上可以满足农用工程机械的使用要求。

3、产品高度同质

农用工程机械并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产品相互仿照、高度同质化，企业间的竞争加剧，导致产品销售价格竞争尤为激烈。多数农用工程机械制造商无论是技术、生产能力还是市场营销能力，均比较弱，价格竞争是这些企业最容易做到也最容易见效的手段，除此很难开展其它形式的竞争。另外，农村用户习惯在购买成本上能省则省，对产品的要求非常低，能使用就可以；加上产品技术含量较低，维修人员、配件和维修技术比较容易从社会上获取等原因，客观环境也促使企业参与低价格竞争。

二、发展趋势

虽然目前农用工程机械产品水平普通不高，但经过几年的发展，农用工程机械正朝着“由低向高、由粗到精”的和多元化、系列化方向发展，从最初只考虑工作动作、粗制滥造，发展到今天即注重性能又注重外观造型，产品的质量和制造水平明显提高，用户的满意度不断提高。随着市场继续看好，产品的生产和销量会持续增加，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当然，生产企业和产品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和提高。

1、生产企业优胜劣汰

多数农用工程机械生产企业的实力薄弱，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很多企业以低价为手段争得市场，导致企业利润低下，效益差，生产运行难度大，不断地有企业停产和关闭。由于市场的吸引力，又不断地有新企业加入，其中包括一些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生产企业的格局不断变化。今后几年，生产规模小、实力薄弱的企业会逐渐减少；实力强的企业会渐渐发展壮大，产品占有率不断提高，为农用工程机械发展和提高起到推动作用。

2、科学控制成本

针对多数民营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的不足，企业首先应提高自身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加大对一线人员的技术培训。使企业主要依靠提高管理水平、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等手段获得效益和提高质量，不能只靠降低整机成本获取利润。在生产中加大制造成本和质量考核力度，在科学控制制造成本的前提下，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性能，改进外观造型，使产品以低成本、高质量参与市场竞争。

影响农用工程机械质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配套件，提高国产农用工程机械配置水平是一个较慢的过程。因此，科学合理选择配套件尤其重要。近2年农用工程机械的快速发展，国内出现了一批专门为农用工程机械生产配套件的厂家，多数是民营个体企业，发展较快，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但配套件还存在许多质量问题仍为制约整机质量提高的主要瓶颈，需要配套件厂家加快技术进步，快速提高质量。

3、增加销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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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农垦目前农业生产中使用的主要是美国生产的GPS导航产品，现在还没有能够满足农业生产需要的国产GPS导航产品投放市场。

美国Trimble公司生产的Autopilot自动导航系统简介

目前，在黑龙江省垦区应用的GPS自动导航系统有美国天宝、迪尔绿色之星、瑞农和瑞士徕卡等品牌产品，美国天宝产品市场占有量最大。下面以美国Trimble（天宝）GPS自动导航系统为例，将产品使用与推广情况进行简述。2005年，宝泉岭农场建立1个GPS地面RTK差分站，差分信号传输采用电台发射方式，辐射半径为20～30km，定位精度为2.5cm，完全可以满足农业生产需要。农场在凯斯STX-500型拖拉机上安装1套美国Trimble公司生产的Autopilot自动导航系统进行试验，应用效果较好；2010年，又购进2套，分别安装在凯斯-195型拖拉机和迪尔-7820型拖拉机上；2011年，又购进17台，其中安装在进口拖拉机上6台（3台凯斯-210型拖拉机、1台凯斯-190型拖拉机和2台迪尔-7830型拖拉机），安装在国产迪尔-1204型拖拉机上11台，基站差分信号传输采用网络传输方式；2012年又购进15台，分别安装在国产东方红、迪尔73.5-88.2kW拖拉机上。

中文彩色显示器由GPS接收机、导航控制器、GPS卫星天线、方向传感器和液压控制器等组成。系统中，导航控制器中的惯性导航设备用于T3地形自动补偿技术。天线：接收卫星信号。通信模块：接收服务器输出的高精度差分信号。光靶DE500：实时处理天线接收到的卫星信号和通信模块接收到的差分信号，解算出±2.5cm的高精度坐标，并将高精度坐标数据传输给NAV2控制器。方向传感器：实时感应拖拉机的转向方向和转向角度的大小NAV2控制器：实时接收方向传感器的转向信号和光靶的位置信号，依据自身独有的T3补偿技术，向液压阀发出拖拉机的实时转向命令。液压阀：实时接收NAV2控制器发出的控制信号，并将控制信号转换为液压油信号，实时控制液压油的流量和流向，从而控制拖拉机转向。

RTK地面基站差分信号传输方式：模块网络传输方式；作业精度：与RTK地面基站配套使用，作业精度±2.5cm；作业温度：-25～55℃；配套机械：进口、国产88.20～404.25kW闭心液压系统拖拉机；显示语言：简体中文（支持多语言）数据管理：提供数据管理、地图显示、自动存储、自动生成作业报告；显示器类型：17.8cm彩色显示器、接收机、显示器、控制系统一体化；导航模式：AB直线、A+直线、轴点导航、平行曲线、地头导航、多地头导航、自适应曲线、自由导航。

美国TrimbleAutopilot自动驾驶系统操作

步骤驾驶员在日常使用中只需要开机进入界面后，设置作业幅宽、设置AB直线、自动驾驶4个步骤，中文界面，操作简单，使用方便。打开自动驾驶系统开关，等待卫星图标变绿后开始操作。点击OK按钮开始一个新的地块或者选择原有的地块。有多种作业模式，一般都采用第一种AB直线导航模式（StraightAB），从地头开始直线到地的另一头，来回往复作业模式。点击OK按钮后，屏幕进入农具宽度设置界面，使用上下三角符号按钮，增减作业幅宽，最后按OK按钮确定。点击OK按钮后进入起点A的设置，把拖拉机开到地块地边较长的一侧地头停车，当看到右边工具条上的光标处于A字母上，然后按OK键即可将A点记录下来，记录之后屏幕中会显示A字母。把农具升起后，接着把车开到地的另一头停下来，这时光标处于B字母上，点击OK键将B点记录下来，记录之后屏幕中会显示B字母，这时AB直线已经生成。AB直线是由AB两点连接生成的，在设置AB直线时，A点设置完成后，再从A点到B时，与实际行走的过程没有关系。以AB为起始直线，直线是无限延伸的；其左右各有平行直线1000条。左侧以L1、L2及L3等表示，右侧以R1、R2及R3等表示；直线之间的间距为作业的幅宽。在地头把拖拉机调过头，进入下一个作业堑。在转弯过程中，下一个直线（L1或R1）会自动显示出来。进入AB线的范围内会显示三角形符号代表当前的位置，拖拉机摆正方向后。这时自动驾驶按钮变为黄色，代表当前位置的三角符号也变为黄色，说明可以进行自动驾驶了，按自动驾驶按钮即可。自动驾驶实现后，自动驾驶按钮与三角符号均变为绿色。这时，已达到完全自动驾驶了，驾驶员的双手完全可以离开方向盘了。当驾驶员用手转动方向盘时，自动驾驶模式会自动退出。在自动驾驶时，切记注意安全。自动驾驶可以使用倒档方向向后自动驾驶。

在实际作业过程中，导航模式多选择为“直线AB”。设置A点和B点时，请根据田块形状，适当取点，充分提高土地利用率。导航模式多选择为“直线AB”，一定要选地头手动转弯，能及时避让地头障碍物及排水沟，实现安全生产。在创建新的田块时，一定要将田块名修改为用户自己能对应上的名称，以备下一个作业环节使用。在实际作业过程中，驾驶员不用操控拖拉机的方向盘，但驾驶员的注意力一定得保持集中，时刻注意田块中电线杆、水井等的障碍物。

在拖拉机上安装GPS自动导航系统应用

情况安装GPS自动导航系统的拖拉机可进行整地、播种、撒肥、喷雾、中耕和起垄等多项作业，通过应用，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优点：可提高田间作业标准。宝泉岭农场28、9、25作业站播种作业直线作业百米弯曲度小于5cm，作业往复结合线在2cm以内。在9、33、24、23作业站起大垄和播种作业，经检测，作业往复结合线在2cm以内。因此，作业中减少重耕和漏耕，实现节本降耗，并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可提高现有机械的利用率。起大垄作业后，不同功率拖拉机可配套2、4、6、8、9及12行播种机进行垄卡种，由于垄距标准，大大降低了田间管理伤苗率，3、4、6行玉米收割机以及凯斯2388、迪尔9660型等进口大型可实现8行玉米对行收获，减少收获损失，提高作业效率，也对下年的原垄卡种提供了方便条件。GPS导航作业被种植户认可，出现种植户排队等车作业的局面。可提高机械作业效率。在直线作业中取消划印器，减少作业中升降划印器的辅助时间，并可以在夜间、雾天、高灰尘的条件下作业，延长作业时间。没有安装自动导航系统的拖拉机在夜间、雾天或高灰尘的条件下作业将无法作业。作业时，可间隔一个作业幅宽进行套耕，能减少入堑转弯的时间，延长有效作业时间。在同等作业条件下，作业效率可提高15%以上。在抗灾抢种昼夜播种作业中发挥的作用更这突显。减轻驾驶员的劳动强度。拖拉机驾驶员在进入作业堑，实现自动驾驶后，双手可离开方向盘，驾驶员精神始终处于放松状态，在地头转弯时也不需要升降划印器，减轻了驾驶员的劳动强度，使驾驶员更有精力对拖拉机和配套农具进行维护保养，使农机具始终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为提高田间作业标准和作业效率提供了可靠的机械保证，也避免了因疲劳驾驶而引发的农机事故。可缓解一线高水平驾驶员匮乏与田间作业标准高的矛盾。由于安装GPS自动导航系统的拖拉机在作业时，入堑后，拖拉机就进入自动驾驶状态，自动实现高标准直线作业。自动驾驶作业时，因不用驾驶员把方向盘，将播种、起垄和中耕等要求操作技术水平较高的作业变得简单容易操作了，因此，可降低对驾驶员操作水平的要求。从而，也缓解一线高水平驾驶员匮乏与田间作业标准要求高的矛盾。2010年9月14日，宝泉岭管理局在宝泉岭农场第9作业站举办的GPS导航应用现场会，一个刚驾驶大功率拖拉机不久的驾驶员，驾驶安装GPS导航系统的迪尔-7820型拖拉机与管理局各农场选派的高水平驾驶员进行起垄大比武，他非常轻松地胜出了。提供多种信息方便用户。可显示地块的经度、纬度、作业速度，已经作业过地块的作业面积，可以记录已经作业过地块的信息，为下一个作业环节自动驾驶作业使用。

经济效益分析

以1台国产安装GPS导航系统迪尔-1204型拖拉机为例，进行经济效益分析。2011年秋起大垄350hm2（5250亩），2012年在开春秋起大垄150hm2（2250亩）。可在夜间进行抢起大垄作业，每天增加20hm2的作业面积，每年可增加200hm2起大垄作业面积，增加收入3万元。与进口精量播种机配套，可在夜间进行抢播种，延长作业时间，每年可增加播种面积200hm2，可增加收入4.8万元。可提高机械作业效率。耙地作业减少重耙和漏耙，在9作业站耙地作业，偏置耙1BY-7.0型圆盘耙的额定作业幅宽为7m，带GPS导航作业幅宽可增加0.4m，增加效率5%，每天可增收入325万元，每年可增收0.325万元。可减少支出驾驶员工资支出。一个水平较高的驾驶员一年工资1.8万元，通过GPS导航驾驶拖拉机，一般驾驶水平的驾驶员可做出高标准的田间作业，用一般驾驶水平的驾驶员工资可节省支出0.3万元。成本合算。1台安装GPS导航国产迪尔1204拖拉机每年可增加直接收入合计8.425万元。1台GPS自动导航设备价值11.6万元/台，国家补贴3万元/台，农场补贴2万元/台，个人自筹6.6万元，购机户当年就可收回投资。提高土地利用率。在播种作业中，减少往复结合线宽度，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3.76%，增加收入214元/hm2。1台6行进口播种机每年可播种350hm2，可为种植户增加收入7.5万元。节本增效。1台安装GPS导航拖拉机每年机械户可增加机械费收入和种植户收入合计15.925万元。宝泉岭农场现有GPS自动导航设备35台，每年可加收入557.38多万元。

有待解决的问题及建议

RTK地面基站差分信号传输方式有2种，一是通过模块网络传输模式。车载设备中有一个模块，可安装2个电话流量卡，一个是中国电信集团公司的，另一个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的。其优点是受地理环境影响较小，辐射半径在30~40km左右，传输范围较大。缺点是由于传输环节较多，受网络、电信设备和技术的影响，差分信号传输不够稳定，信号有少量延迟，在作业时有时会出现短时间掉线，影响作业的情况。二种是电台传输模式。其特点是信号强度高，信号无延时，信号覆盖区域内几乎不掉线。缺点是电台发射信号覆盖范围相对较小，覆盖半径在20~30km内，由于受到建筑物、山及树等物理遮挡，会出现盲区死角，在盲区死角内，收不到信号。建议经销商与通讯公司合作，传输方式需要在设备上和技术上进行改进，网络传输和电台发射两种传输方式并用，取长补短，以保证车载GPS自动导航设备能接收到一个稳定的差分信号。

目前GPS自动导航设备市场有待于规范，商较多，不同的商所的GPS导航设备的基站差分协议是不同的，差分信号不能通用，也就是1个商、1个品牌就得设1个RTK地面差分基站，造成重复投资，给用户造成使用不便。建议有关部门进行规范管理，将商的各种GPS导航产品之间能将差分协议统一起来，不同商、不同品牌的产品可以使用一个基站，方便用户，减少不必要的投资。（3）GPS自动导航技术在黑龙江垦区得到大力推广和应用，建议采取联网的方式解决差分信号传输不稳定和盲区的问题。分3步走，第1步先以管理局为单位，差分信号以各农场基站为节点进行联网，实现各农场之间漫游，差分信号覆盖全管理局，以解决局部差分信号弱的地区经常出现掉线，影响正常作业的问题。第2步技术成熟后，在黑龙江垦区内进行联网，第3步积累成功经验后拓展到全国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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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工；异地歧视；经济效应；利益分配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1-0026-06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任意两个群体间的歧视行为，西方学者的兴趣集中于歧视对这些群体总收入的影响，并认为歧视行为将会导致歧视双方的零和博弈，即歧视方的总收入因歧视行为而增加，而被歧视方的总收入会等量减少。歧视经济学之父Becker（1957）通过构建歧视经济效应的个人偏见模型，却表明歧视行为会不同程度地降低歧视双方各自的收入水平。之后，西方学者继续对劳动力市场歧视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核心内容仍然围绕收益问题，如迄今形成的歧视市场竞争理论、歧视垄断模型、统计性歧视理论和前市场性歧视理论等四大歧视理论，均涉及歧视行为双方的得益损失和社会福利是否存在帕累托改进等问题（Krueger，1963；Thurow，1969；Phelps，1972）。我国学者在梳理国外歧视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的歧视现象（典型的是户籍歧视）也展开多维研究，有些学者已开始关注区域歧视现象①，如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歧视(卢周来，1998)，但是对“区域歧视”还没有学者作出清晰界定，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也都刚刚起步。

目前，我国处于经济体制改革、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贫困地区的农民工大量流入经济发达地区是这一进程的显著特征。然而，这些异地劳动者却受到本地人群和组织（政府、企业或当地居民）不同程度的利益侵蚀②，出于利益最大化经济理性考虑和人格尊严要求，他们越来越趋于流向弱歧视地区，从而引起区域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失衡(张宗和、宋树理，2006)，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因为经济发达地区以往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依靠制度先发优势，利用国际产业梯度转移的契机，发展了大量的传统加工制造业，这种产业结构需要大量的廉价、低技能劳动力，确实也曾吸引了大量异地农民工的流入即所谓“民工潮”。目前虽然积极进行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传统加工制造业仍是其经济增长的引擎，仍然需要大量的廉价低技能劳动力。虽然全国农村随着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会有增无减，但不是必然保持改革初期的流向，已流出的劳动力的流向也会发生改变。

因此，我国区域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变动趋势表明，农民工区域间流动加速是今后农民工流动的一大特征，异地歧视的负面社会经济影响会日益突出，基于此，本文针对其经济效应进行了初步探讨。

二、异地歧视经济效应分析

异地歧视是本地人群和组织对外来劳务者的利益侵蚀行为[ZW(]关于异地歧视的内涵界定和形成机理可见：张宗和、宋树理（2007）。[ZW)]。群体间的歧视行为是个体间行为与选择互动过程的集合，因此，个体的视角是研究异地歧视的微观基础和逻辑起点，由点扩至面便构成区域性普遍的异地歧视现象。因而，分析异地歧视的效应应从深入分析个体间的歧视影响入手。

（一）异地歧视效应分析起点的一般规定

（1）异地歧视是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自由性扩大而日益凸现的一种普遍社会现象，客观存在于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

（2）异地歧视是本地人群与流入该地的农民工两大群体间的行为，它的影响必然体现在个体的行为与选择中。

（3）异地歧视个体有主、客体之分，主体是本地民营企业及本地员工，客体是流入该地的农民工。企业与不同来源地员工的关系是雇用与被雇用的关系，本地员工以当地居民或下岗职工为主，流入外来劳动力以农民工为主，他们在新行业中的技术水平相当，可以认为是同质的因而能够相互替代。企业总效益在业主、本地员工和农民工间分配，在利益一定的情况下，其分配是此消彼长的。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农民工主要是为了“糊口”而外出获取经济利益，所以追求的主要是生理满足。由于企业主导利益分配，因而异地歧视个体重点分析企业和农民工。

（4）歧视行为个体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但是限于有限理性[ZW（] 有限理性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石的“天才”式理性，融入了直觉、情感、有限计算能力等因素，更符合社会人行为。虽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洞察了有限理性，赫伯特・西蒙在《管理行为》中也论述过有限理性观点，但都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直至以乔治・阿克若夫、卡尼曼和托马斯・谢林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的发展，才将有限理性纳入经济学研究的正途。目前，关于有限理性的研究还在不断深入。[ZW)]，做出的决策是次优选择，与最优选择的差额成为自然决策误差。

（5）歧视农民工要承担无歧视生产条件下的机会成本，如果机会成本大于歧视收益，歧视主体的利益就会受损。

在后文的分析中，不再赘述此一般规定。

（二）模型设计及推论

设定一个企业j，在该企业内有本地员工M人，农民工N人，m是本地员工在总雇工人数中的比重，n是农民工在总雇工人数中的比重，且m+n=1。企业总效益[ZW(] 企业总效益是作为法人主体的企业单位在经济活动中得到的利益。张维迎在《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中将经济主体活动所得定为支付（payoff），其内涵和本文中针对不同经济主体界定的利益也是相一致的，之所以利益主体区别对待，并赋予特定涵义，是为了分析的便利。[ZW)]为I，企业利润p，本地员工利益mlm和外地农民工利益nln，lm和ln分别代表本地员工和农民工的劳动量。在此，企业总效益作为企业法人利益，可理解为企业各主体经济活动的总体回报，即业主和员工利益之和，则在非歧视条件下，满足：

如果农民工因异地歧视而不能得到与自己边际生产力相等的边际收益，还要支付高昂的生活费用，即使不考虑情感成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他们也会流向待遇更好的地区。结果在生产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会高于劳动力的供给，雇用本地劳动力的价格就会提高，而且满足新增劳动力同样的利益要求，因而在γ下降的同时，α也下降，β则会提高。可见，业主因异地歧视而收益下降。同理，我们可以推导区域异地歧视对相关群体利益的影响变化。此作用机理过程，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更加简明的方式来探讨，即函数公式

maxI=f(p,m)

其中，I代表业主的利益函数即收益，p代表利润，m代表本地员工在雇工总人数中的比重。

显然，m越大即雇用的本地工人越多，那么，因异地歧视农民工而支付的成本就越高，企业的收益也就越小。因此，p和m是此消彼长的，从而我们可以构造业主收益的凸性无差异曲线图（如图1）。

IC是业主收益的无差异曲线，业主对农民工的异地歧视程度越高，无差异曲线的斜率就变得越陡峭，而水平线P1P1代表着企业的利润总额。假如雇主不存在异地歧视，则IC曲线就是一条水平线，模型中就不存在均衡点，也就是说，均衡要取决于随机性因素，而不取决于模型中的相关系数（大卫・桑普斯福特 等，2000）；假如业主存在异地歧视，如IC所示，业主只能逐渐接受雇用清一色本地工人的选择，并承担由此支付的高昂成本。即使雇用本地员工和农民工的工资一样，都是w，但是本地员工的保障和福利水平却高于农民工，且工资与保障和福利是此消彼长的，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替代性，因而，农民工的整体收益也是低于本地员工的。对于业主而言，其收益总额可分为要素（如资本、企业家才能等）所得和依赖要素的歧视所得两部分，要素所得可计为i，依赖要素的歧视所得可计为id，其中d为歧视系数Becker(1957)将任意群体间的市场歧视系数定义为他们实际收入之比与不存在歧视时两者收入之比的差值，而我们文中定义的歧视系统d，只是为了分析歧视产生效应变化而设定的衡量歧视程度的指标。，因而，收益总额可表示为i(1+d)，当d＞0时，表示短期内因歧视农民工而增加的收益；当d=0时，表示无异地歧视；当d＜0时，表示长期内因歧视农民工而高额雇用本地员工所承担的成本。而id这个偏差是由农民工在企业中工作引起的。显然，农民工使业主承担的成本是可用货币量化的利益额的等价物。由依据d产生的效应变化可以发现，将异地歧视行为引入经济模型，并探究它的影响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如果农民工长期因异地歧视造成利益受损而流走他处，那么业主的歧视利益也将随之降低，而且本地员工在雇工人数中的比重越高，利润就越低。其实，本地员工的比重没有达到100%前，企业总效益就已经变成负值了，在图1中，这种关系可以用新的利润曲线P2P2表示，而在这种条件下，业主的均衡点在P0，收益损失等于P2P0的差额。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d越高，无差异曲线的凸性越明显，企业的歧视收益会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而且本地员工的比重有增加的趋势；如果农民工与本地员工的利益差距呈递增趋势，那么农民工就会逐渐流走，而企业将会承担越来越高的支付成本，因而，农民工的比重有回升趋向；如果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不是同质的，那么异地歧视影响就会逐渐弱化。

前文中我们已经假定本地员工和农民工是同质的，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具有完全的替代性，那么我们从图2还可以分析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启发。

[TPZ1.tif,9*2。16，Y][TS（][JZ][HT5”H]图2 农民工的收益和就业水平[TS）]

其中，AA斜线就代表着无歧视行为条件下的边际收益产量（也代表着劳动力需求曲线）。如果业主歧视农民工，则农民工需求曲线就会向原点一侧位移，即移至BB，其移动的数额等于（-id），目的是为了冲抵成本id。如果把这种位移理解为纵向下移，则意味着农民工的收益等于Ia时，业主所乐于雇用的农民工人数将与本地员工数持平（即点L1）。如果把这种位移理解为纵向左移，则意味着当本地员工和农民工的收益相等即都为Il时，业主所乐于雇用的农民工人数仅为La。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从长期看，歧视型业主将被非歧视型业主驱逐出市场，因为后者可以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为产业升级准备足够的劳动力，并随着人力资本的投资积累，提高企业的竞争力（Becker，1964）；从短期看，在市场的筛选过程还未达到适者生存的程度时，本地员工和农民工的收益和就业将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三）异地歧视经济效应的统计检验

我们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通过对数据的统计分析，证实了本地员工与农民工的收益和就业的差距程度。

1.数据来源

由于浙江省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是农民工流入比较集中的地区，因此，能够代表转型期我国农民工流动的一般特征。此次调查包括2003―2004年对浙江杭州、湖州、宁波、温州四个地区11家民营企业2400余名员工以及2005年对杭州450家民营企业业主以及11700名外来劳动力的两次问卷调查。问卷有效回收率达到70％以上，符合有效标准。我们调查的指标是外来劳动力，来源于外地的农村和城市，但是其中农民工占75.4%，因此，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问题主要是对农民工的异地歧视问题。

2.指标设计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本地员工与外来劳动力收益和就业差异主要表现在年收入、企业对员工的培训和员工对企业解雇人员的认识等三个方面。我们利用指标测度本地员工与外来劳动力收益和就业待遇的差异程度。

其中，d为任意数，L代表本地员工，l代表相应组本地员工人数占本地员工总数的比例，A代表外来劳动力，a代表相应组外来劳动力人数占外来劳动力总数的比例，j为正整数（1≤j≤6）。

3.统计分析

收入歧视是歧视的最重要内容，歧视必然要表现为收入方面的歧视。为此我们对收入的异地歧视专门进行了调查，结果见表1。

表1统计分析表明，在年收入低于10000元的员工人数中，本地员工人数比重都低于外来劳动力，而年收入高于10000元的员工人数中，本地员工人数比重明显地高于外来劳动力，这说明外来劳动力的年收入普遍处于较低水平。

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和解雇员工的意向是衡量是否存在异地歧视的另一重要指标。存在异地歧视的企业在同等条件下必定是培训本地员工和解雇外地员工，调查数据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表2统计分析表明，在企业培训员工的过程中，本地员工是企业培训的重点对象，外来劳动力则处于弱势地位；员工对解雇合理性的感受是反映歧视与否的指数，在对企业解雇员工的认识上，本地员工认为合理的占多数，外来劳动力认为不合理的则占多数，说明外来劳动力在就业待遇上与本地员工相比遭受到明显的歧视。

企业内部存在的不同工种和岗位客观上存在利益的差异：一是同样的劳动力支出，获得的收益会不同；二是不同的岗位，获得的支配权会不同，如在管理岗位上和在普通工人岗位上，就存在管和被管的差异。正常情况下，岗位与劳动者的能力或特质是相匹配的，但是我国许多企业是技术水平一般或低下的中小企业，管理岗位并不需要较高的能力要求，因此，如何配置岗位就存在倾向性问题。

表3统计分析表明，在企业工作性质上，本地员工担任管理工作的占多数，而外来劳动力则多从事技术和一般工作。据调查，本地员工和外来劳动力在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方面差距不大，在经济分析中，一般被认为是同质的，但是在工作性质上却存在明显的区别。如前所述，工作性质或岗位是员工在企业中的地位和工作能力的外在标志，在工作能力大致相仿的情况下，管理人员的地位是企业里较上层的，因而本地员工在企业中的地位显然是高于外地劳动者。

三、简要结论及展望

综上所述，异地歧视表象上是一种零和博弈，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个体的根本行为动机。然而，长期动态分析表明，异地歧视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非理，必将对歧视双方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以上分析表明，短期内两类来自不同区域群体的收益和就业还将存在相当大的差距，长期看歧视型业主将被非歧视型业主驱逐出市场，而农民工则成为异地歧视的最大利益受害群体。近年来农民工流向变化，以及企业高工资也难以雇用到适量劳动力等现象可见此一斑。

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城乡一体化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内容，弱化异地歧视的负面社会影响刻不容缓。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人口计生委等九部联合发出通知国家清理农民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中国人口网，2004-08-04。[ZW)]值得庆幸的是，农民工异地歧视问题已经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今后，我们需要加大农民工集中的经济发达地区在吸引和管理农民工方面的经验交流，比如某些地级政府采取的“强化服务外来民工”、“丰富民工娱乐生活”、“解决民工子女教育”等措施，改善了外来劳动者的生活和就业待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就值得学习。另外，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市场引导资源流动为主的今天，应深化政府政策的传导机制改革，加强传导环节的执行力度，保障信息传导的舒畅性。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异地歧视是由来已久的社会现象，受到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想在短时间内彻底消除绝非易事。诸如文化观念和社会习俗，是经过长期的演化博弈才达到如今的稳定均衡（培顿・扬，2004），要打破这种均衡就要克服路径依赖，必须注入新的理念，并能在长时期内加以深化才能产生效益。我们认为，实现农民工本地化才是消除异地歧视的治本之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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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顿・扬. 2004. 个人策略与社会结构：制度的演化理论［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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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The Economic Effects of PeasantWorkers Discrimination in New Regions

ZHANG Zonghe1 SONG Shuli2

（1.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2.Zhejiang Education College, Hangzhou 310012）

Abstract：Labor discrimination in new regions not only exists in the transfer process of rural surplus labors, but it also discriminatingly reduces their interes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gional discrimination among individuals in the short term, and then the discriminations among regional communities in the long term. The inference states clearly that the harm set and harm get irrational actions will drive the discriminative owners out of the market and the peasant workers will flow to new regions. In additi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is is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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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庆农业经济效益现状评价

本研究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农业年鉴2011》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1》。本文根据以上建立的农业经济效益指标体系，从静态方面对重庆市农业效益现状进行全面的分析与评价。考虑到不同地区的环境差异对农业生产和发展的影响较大，故本文以农业自然环境相似的西南四省（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平均水平和全国平均水平为比较对象。采用综合比较法，对重庆农业经济效益的现状进行评价和分析。综合比较法，即以全国平均水平（或四省平均水平）为标准，把四省的农业效益评价的各项指标分别与全国平均水平（或四省平均水平）相比较，比全国平均比率每高出1％，记正一分；反之，若低出1％，则记负一分，由此计算出得分1（或得分2）进行比较。

1．1农业经济效益总体情况比较重庆的得分最高，得分1为27分，比第二高分省四川省高出了8分，比得分最低省云南省高出74分；得分2为33分，比第二高分省四川省高出了7分，比得分最低省云南省高出82分。说明重庆的农业经济效益综合评价结果较好，居于西南四省首位。但是仅仅以综合得分来评价重庆的农业经济效益显然是不够全面客观的，下面本文将以选取的评价指标体系从全国平均和四省平均水平两方面来评价重庆的农业经—43—济效益。

1．2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重庆农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者就业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重庆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为62．0％，比全国平均水平40％高出了22％；重庆的农业劳动者就业率为96．2％，比全国的平均水平63．1％高出33．1％。而重庆土地生产率、单位产品资金占用额和旱涝灾害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重庆的土地生产率为45．7％，比全国平均水平57．0％低了11．3％；单位农产品资金占用率为83．6％，比全国平均的单位农产品资金占用率94．5％低了10．9％；旱涝灾害率为25．7％，比全国平均水平30．7％低了5％。从图3可以看出重庆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277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919元。

1．3与西南四省平均水平比较与西南四省相比，重庆土地生产率、单位农产品资金占用额和农业劳动者就业率略高于四省平均水平。重庆的土地生产率为45．7％，比四省平均水平41．6％高出4．1％；单位产品资金占用率为83．6％，比四省平均水平81．1％高出2．5％；农业劳动就业率为96．2％，比四省平均水平87．0％高出14．0％。然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旱涝灾害率低于四省平均水平。重庆农业劳动生产率为62％，比四省平均水平81．6％低了19．6％；旱涝灾害率为25．7％，比四省平均水平38．8％低了13．1％。从图3可以看出重庆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277元，比西南四省平均水平4447元还要高出830元。

2重庆农业经济效益现状分析

重庆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全国和西南四省相比都处于较高水平，一方面是因为近几年来，重庆市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减免农业税收，增加对农业生产的补助，农产品价格有所提高；同时，除2006年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影响外，重庆农业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小，农业总产量呈稳定增长趋势。因此重庆农业总产值逐年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农业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加快，农业就业人员逐年减少，故农业劳动生产率较高。今后重庆市政府应该继续加强和落实对农业方面的支持和扶持政策，为农业发展提供有利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保障农业的快速稳定发展。重庆的土地生产率低，其原因可能是重庆地形多为山地和丘陵，不利于农耕。重庆农用地的生产效率低，即生产同样多的农产品需要比其他地方更多的土地，故重庆的土地生产率低。针对这一自然条件的限制，重庆今后的农业发展应多考虑土地的集约利用以及因地制宜特别是利用比较优势效益发展农业经济。重庆的单位农产品资金占用额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其农业资金利用效率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也可能是因为重庆农业机械特别是大型农业机械使用比较少，农业机械化程度比较低。重庆单位农产品资金占用额略高于西南四省平均水平，说明重庆的农业资金利用效率稍微高于西南平均水平。重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提高农业资金的利用效率，还需要增加对农业机械的使用。重庆的旱涝灾害率与全国平均水平和西南地区相比都很低，说明重庆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良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重庆市的面积较小且比较集中，相对于其他大省而言遭受自然灾害的可能性要小很多，所以重庆的旱涝灾害率较低。重庆应该充分利用这有利的自然环境条件大力发展农业，但同时也要注意农业巨灾风险的预测、防范及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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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概况与方法

1研究区概况

数据来源于重庆市农村建设用地复垦项目。重庆市作为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区，自2007年进行农村建设用地复垦置换机制以来，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效。农村闲置宅基地复垦在破解城乡发展二元困境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方式，盘活了农村闲置的土地资源，保证了城市快速发展，而通过“地票”制度，使得城市的资金惠及“三农”，实现了取之于农村、服务于城市和城市反哺农村的目的。

2研究方法

借鉴土地整理工程类型分区方法，将重庆市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分为两个大区，即渝西丘陵低山工程类型区和渝东中低山工程类型区，渝西选取合川区和忠县，渝东选取綦江区、酉阳和巫山县，共计5个区县为研究区，各区县选取两个农村建设用地复垦项目经济效益数据，最终得出该区县的平均经济效益指标数据为研究数据。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对选取的区县土地复垦经济效益进行计算，层次分析法模型主要有以下步骤。构建层次结构是层次分析法最重要的一步。目标层为复垦经济效益，准则层为直接经济效益、间接经济效益和农户经济效益。直接经济效益选取复垦工程投资与直接效益方面的指标;间接经济效益选取工程投资与收益相关的其他指标;而农户经济效益则直接从农户角度直观地反映复垦工程给农户带来的经济收益;直接经济效益是农村土地复垦资金的来源，是后面二者的前提;同时将放宽经济效益分解为直接、间接和农户经济效益3个方面也能体现多角度反映复垦工程经济效益，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比较注重业主单位收益及宏观收益，农户经济效益则从农民的视角直观地反映复垦工程给农民带来的收益情况。方案层共有亩均地票收益、新增耕地亩均投资、作物年收益、耕地面积增加率、静态投资回收期、静态投资收益率、建筑物单位面积补偿费、人均补偿费、构筑物单位面积补偿费9个指标(表1)。用矩阵的形式表示层次模型结构，根据下一层指标对上一层指标的重要度，结合判断矩阵标度赋值表(表2)，逐级构建判断矩阵［12］。利用AHP软件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根据各判断矩阵计算出各层次因素相对于上一层次中某一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先进行层次单排序，最后进行层次总排序，得出指标层相对于总目标层的层次排序表，记W为m个评价指标的权向量。1．2．4经济效益模型分析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出Y为各区域无量纲化数据矩阵。根据经济效益模型R=W×Y，经扩展后公式可变为R=∑ni=1Wj×Yj，R表示经济效益值。

结果与分析

1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工程分类分析

同一区域的土地复垦与土地整理工程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相同。自然环境是区分复垦工程类型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借鉴重庆市土地整理工程分类方法，将重庆市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工程分为渝西丘陵低山工程类型区和渝东中低山工程类型区两个大类［13］。渝西丘陵低山区包括潼南等26个区县，土地总面积373万hm2，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45．26%，耕地总面积1109333hm2，人均耕地607m2。渝东中低山区包括綦江等16个区县，土地总面积451万hm2，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54．74%。两个类型区自然条件差异较大，导致其农业耕作方式也存在很大差异，详见表3。

2基于AHP的农村建设用地复垦经济效益分析

将土地复垦经济效益指标分为直接、间接和农户经济效益3个部分，各包含3个指标共9个指标研究区域经济效益差异情况。逐级构造判断矩阵，其中，目标层和准则层判断矩阵为A-B判断矩阵如表4所示。方案层和指标层的判断矩阵F分别为B1、B2、B3，其表示如下:直接经济效益判断矩阵及一致性检验结果和权重如表5所示。研究表明，渝西丘陵低山类型区复垦经济效益较渝东中低山类型区好，合川、忠县、綦江、酉阳至巫山，其经济效益评价值分别为0．722、0．618、0．538、0．605和0．226，详见表10。渝西丘陵低山类型区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工程经济效益较渝东中低山类型区明显，且后者区域差异较明显，渝东北区县复垦经济效益较低。单项经济效益方面，5区县除巫山外，其余4区县农户经济效益占比例较大，由于巫山县农户经济效益值最低，标准化后其值为零，影响了巫山县农户经济效益评价值，可以确定的是其农户经济效益权重在总的复垦经济效益中所占的比例较小。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评价值5个区县差异不是很明显，直接经济效益值约为0．144，间接经济效益值约为0．054。不同区域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工程经济效益存在差异。总体而言，与经济较好的低山丘陵区相比，经济落后的中低山地区农村建设用地复垦经济效益较低;复垦工程效益是集经济、社会和生态于一体的综合效益的体现。因此，重庆市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工程应该实行差别化对待的政策。经济条件较好的低山丘陵区可以加大复垦工程的经济效益要求，而落后的中低山区域则可适当地降低经济效益的要求、应该在充分利用每一寸土地资源的前提下，尽量提高复垦的经济效益，进而更好地促进重庆城乡统筹的发展步伐。

结论与讨论

1结论

(1)借鉴土地整理的分类依据，将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工程分为渝西丘陵低山类型区和渝东中低山类型区两类。低山类型区主要分布在潼南、合川等25个区县，中低山类型区主要分布于綦江、南川等16个区县。(2)两种类型的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区域其经济效益存在差异，渝西丘陵低山类型区复垦工程经济效益较渝东中低山类型区好。经过对所选取的合川、忠县、綦江、酉阳和巫山5个区县复垦经济效益研究得出，其经济效益评价值依次降低，位于渝西低山区的合川和忠县经济效益评价值高于位于渝东中低山的綦江、酉阳和巫山3个区县，依次为0．722、0．618、0．538、0．605和0．226。(3)不同区域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工程经济效益存在差异，经济较好的区域复垦经济效益较经济落后地区好。总之，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工程应该实行差别化的政策，不同区域复垦经济效益采用不同的要求，应该在充分利用每一寸土地资源的前提下，尽量提高复垦的经济效益，更好地促进重庆市城乡统筹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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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小农经济发展现状

中国目前的小农经济是延续制度而来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集体土地的承包大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按人口均分。为了做到公平，集体分地时，一般都按远近、肥瘦搭配，因此形成了当前中国农村典型的“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且地块分散的中国式小农经济现状。

农户经营面积小而分散，个体农户不仅难以面对市场，而且难以维持基本农业生产条件。分田到户时，中央显然考虑到了这一点，当时提出调动两个积极性，一是农民个体的积极性，二是村社集体的积极性，村社集体层次的经营可以缓解个体农户在基础性生产条件获得上的困难。但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尤其是取消农业税以后，村社集体退出农业生产环节的事务，个体农户必须独自解决面对市场和维持基本生产条件两方面任务。为了生产方便，在有些农村地区实行所谓“划片承包”，即尽量将一户经营的土地集中在一片以内，这样可以方便农业生产，比如灌溉和机械化耕作。

“划片承包”所要解决的仅仅是土地分散不连片的问题，而不能解决小农经营规模小的问题。然而，即使要解决土地分散不连片的问题也非易事。全国真正为了农业生产方便而进行“划片承包”的耕地估计不超过10%。之所以无法划片承包，是因为中央政策强调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划片承包”会触动既得利益结构，既得利益受损的农户就可能借中央土地政策反对调整。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规定“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集体再调整土地进行“划片承包”以方便小农经济的生产，就更加不可能。

“长久不变”不只是强化了土地既得利益，而且使得那些已经脱离土地进城的村民仍然可以占有土地。实际上，这些进城村民的收入主要来自城市。但他们一般不会将土地卖掉，而是将土地使用权流转出去。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农户也仅是在既有土地上使用土地，任何人包括村社集体都无法为了生产方便而重新调地。随着越来越多村民移居城市，为方便生产而进行土地调整的难度就更大，土地就越是零碎，也越是无法有效经营。

农村人口转移进入城市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即使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中也有相当部分仍然依赖土地收入，即他们还要将土地留作将来进城不成功的返乡退路（保险）。因此，在可见的将来，中国农村农户经营规模不可能得到迅速扩大。如果说目前农户经营规模是“户均不过十亩”的话，三十年后，中国农村户均经营规模恐怕也就20～30亩。大农经济、规模经营，在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当遥远的梦想。任何试图建立在大农经济和规模经营基础上的农村制度设施和政策措施都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应该立足中国目前小农经济的实际来制定农村政策。

之所以说中国农村人口转移进入城市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与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及中国小农兼业的特点联系在一起的。具体地说，当前中国农民家庭收入的构成具有明显的兼业特征，且这种兼业是建立在代际分工基础上，一个家庭同时在城市务工和在农村务农，因此同时有务工和务农两笔收入。年轻人外出务工，年龄较大的人在家务农。因为既有务农收入又有务工收入，这个农户家庭就可以获得超过温饱的生活水平。

更重要的是，通过代际分工来实现兼业，就使年龄比较大而不再适合城市生产线工作的农村劳动力仍然能够在农业上有所作为。在当前技术条件下，一对六十岁的夫妻完全可以种“户均不过十亩”的土地，而且，他们可能只需要三个月时间就完成全年的农业生产。他们又因为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展开（春种秋收）而获得了劳动的权利，劳动的期待，劳动的喜悦、快乐和充实。

在城市，老年人通常不再是有效劳动力。而在农村，由于农业机械化等技术进步，农业生产对体力要求并不高，农业具有生产性和休闲性的双重特征，老年人完全可以从事农业生产，并获取农业收入。这就使中国小农经济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其实，小农经济不仅具有生命力，在目前中国发展阶段，其还具有更多宏观层面的意义乃至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独特优势的方面。

中国式小农经济的优势

具有竞争力的农业。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农业是相当有竞争力的，尤其是粮食生产上，中国农业具有相当大的竞争力，主要表现是价格比较低，其背后则是生产成本低。这很好理解，因为中国农业具有相当自给自足的成份，中国农业主要劳动力是中老年人，且农业是与休闲结合在一起的，从而使得农民在农业生产中不计劳动力投入成本。而实际上，中老年人尤其是年龄比较大的人进城也是不容易找到高收入工作的。

中国低劳动投入成本的小农经济，为中国抵挡美国式大农提供了相当有力的基础。而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小农则无力抵挡美国大农的冲击，这就是为什么韩国农民更为激进，台湾牛肉案可以引发政府政权危机的原因。

低农村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因为中国农户家庭有务农和务工的两笔收入，且农村生产费用低，农户可以通过土地获得部分自给自足的生活资料：比如自己种蔬菜、喂猪养鸡，及自留口粮，从而使得农村生活成本极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就低。有了务农收入，进城务工的收入多少就不是太大的问题，年轻人进城务工的收入就可以用来满足更多其他需要。

因为有务农收入，农村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低，中国就可以为外向型经济提供廉价劳动力，就可以有极具世界竞争力的“中国制造”，就可以从全球化中获益，从而成为全球化中不多的主要受益者之一。无论美国如何向中国施压人民币升值，只要中国农村仍然能源源不断地生产出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中国就可以继续从全球化中获益，就有可能将“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

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因为农业的低成本，廉价农产品就使得整个中国社会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下降。依据世界银行的定义，人均收入低于2美元/天为贫困人口，则同样是2美元/天，在中国比在一般的发达国家和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要生活得好得多，因为中国物价尤其是食品价格很低。在日本、韩国，西瓜等果蔬都是奢侈品，有一位日本教授到我所在的研究中心访问，我们用西瓜招待他，他说这是他今年第二次吃西瓜。并非他不喜欢吃西瓜，而是在日本，西瓜太贵吃不起。笔者到韩国访问时，一盘牛肉竟要800元人民币，可见其食品价格之高。

正是中国农业的低成本和低价格，使中国丰富的农产品为城市人提供了有保障的廉价的食品，并因此为城市人提供了健康的饮食。即使中国城市的贫民阶层也不至于因为买不起食品而挨饿。

美国具有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政府为农业发展发放了足量的政府补贴，才使得美国人粮袋子和菜篮子比较丰富，而在土地资源较少的韩国和日本，因为农产品价格太高，以至影响了国民的饮食。相比之下，中国在人均耕地如此之少的情况下可以为全国人民提供如此丰富廉价的农产品，实在是一个奇迹。

农业不仅是生产劳动，同时也是休闲方式。中国的农业不仅是经济的一种，而且是休闲的一种。对于被工厂生产线淘汰的中老年劳动力来说，在并无有保障的体面收入的情况下，若仅仅依靠国家的最低生活费，或极少的养老金来维持温饱的状态，实在是对个人价值的破坏。现代社会是丰裕社会，工厂生产线有能力凭社会中少数人的劳动而为整个社会提供最低生活所需。但劳动是人的权利，每个人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取人生意义，而不是消极被动地等待。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贫民窟中，相当部分人没有工作，只能靠乞讨和救济来获得温饱，他们这样的人生就没有了尊严，缺少了体面，也就没有了价值。而中国农民即使五十岁以上，在城市已经不好找工作，他们也可以回家种田。春天播种，播下的是焦虑也是希望。他们随着庄稼的生长而忙碌。忙碌中收获充实，焦虑中收获希望。他们用自己的辛勤汗水来换取劳动果实。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过程，也是进行生命意义与价值生产的过程。这与完全依靠外来救济是两种完全不同境界的生活。

显然，中国小农经济意义重大，问题是其是否可以持续。

应对小农经济发展困境的出路

来自土地的收入对农民很重要，小农经济很重要，问题恰在于，当前因为农户经营土地规模太小且分散，单家独户的农户无论是面对市场还是维持基本生产条件都过于弱小。应对这种困局，可能的办法有三种：一是发展大农经济，通过土地流转来实现规模经营，而一旦有了经营规模，农户面对市场和基本生产条件，就会有能力得多。这种大农经济及规模经营的实质是美国式农业道路；二是在保持小农经济的前提下，通过综合农协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的体系化改造，从而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在生产上专业化，在市场上体系化。这种发展模式实质上就是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遵循的模式；三是走中国特色小农经济之路，继续保持小农经济，但为小农提供社会化服务。

大农经济和规模经营模式。大农经济和规模经营显然是以农民大量流转进入城市为前提的。但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假若我们不希望中国城市到处是规模巨大的贫民窟的话，我们最好不要贸然通过土地流转将那些不能在城市体面生活的农民赶到城市而不能再回到农村。而在农民没有大规模转移进城、农民收入还要依靠务农收入时，小农经济就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中国不可能发展大农经济，这本来只是一个常识，但政策部门却常常忘记这个常识，地方政府甚至经常性地通过半强制性措施来推动农村土地流转以实现规模经营，比如成都的例子。学界和政策部门似乎都喜欢现代农业，认为小农经济是落后的，是迟早要淘汰的，迟淘汰就不如早淘汰。

综合农协模式。与美国式大农场主农业不同，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农村至今仍然是小农经济。为了解决小农经济规模太小而无法与市场对接以及无法单独解决基本生产条件的问题，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通过综合农协来将小农经济联结起来。在政府的支持下，综合农协具有相当的力量来组织小农，具体有两个方面：一是为小农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比如提供种子、化肥、农药、机耕、灌溉等系列服务，农户只从事专业化种植。综合农协同时为农民提品的销售。因为全国农协组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体系，农协就具有相当大的垄断市场的能力，具有相当的农产品的市场定价权。“综合农协＋小农经济”可以称为体系化农业，体系化农业的重要特点是对农户的专业化组织和对市场的相对垄断。

综合农协的好处是，因为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组织，综合农协可以为小农提供强有力的生产服务，小农可能获得较好的进行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同时，综合农协可以为小农经济生产的产品提供市场。

但是，综合农协模式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因为专业化种植，小农经济被组织到农协中，农业高度专业化和高度分工，离开综合农协的体系化的服务，小农经济就无法生存。因此，比如韩国，农民并不能真正做到自给自足，他们的专业化生产是为销售而生产，可能反而使自己无法获得基本的农业食品；二是农协通过对市场的高度垄断，而使农产品价格高得离谱，以至于出现如前所述日韩国民消费不起自己国家农民生产的农产品，甚至农民也买不起非自己生产的农产品的情况。这是相当严重的情况，因为这一方面使农产品卖不出去，一方面又使消费者消费不起。这种情况出现在中国，就可能造成极严重后果；第三，在WTO的背景下，面对诸如美国、中国廉价农产品的冲击，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农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必然会组织起来反对，这就是WTO香港回合谈判时韩国农民强烈反抗，和2009年台湾进口美国牛肉会使政府陷入政治危机的原因。不仅如此，农协还会向政府施压，以强化农产品国产运动，以及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抑制外国农产品的销售和消费。

当然，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目前都已是相当发达的经济体，其农业人口数量很少。国家主体已是城市社会市民阶层。即使如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农协模式仍没有解决自己的问题，反而使其农业问题更加无解。在中国大多数人口仍为农民的情况下，综合农协模式能否解决中国小农经济的问题，或解决的问题与带来的问题谁更多，显然是需要仔细思量的。

在一次讨论会上，有学者认为三农问题很好解决，只要粮价涨100倍，三农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先不说在目前WTO的框架下，中国能否让粮价涨100倍，就是可以涨，其后果是什么？是城市人不再消费得起粮食，是进城务工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是农业照样无效率，是国家的主要资源都用于生产粮食而无法发展城市，是“中国制造”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彻底丧失，中国的外贸极大幅度下降。最终的结果是中国经济陷入混乱。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中国式小农经济模式。显然，中国的小农经济是相当独特的，可以称为中国式小农经济，其核心是“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取消农业税前，由于国家向农民收取大量税费，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紧张，“双层经营”中经常出现村社集体侵犯农民利益的问题。取消农业税之后，国家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而是通过制度安排来避免村社集体对农民利益的侵犯。

这个时候，仍然是小农经济，但通过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国家下拨财政支农资金来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所需公共品，另一方面通过为农民提供相对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尤其是乡村两级的农技、水利、畜牧和农机服务，中国的小农经济就可能通过农户家庭内的代际分工，通过兼业，及通过农业生产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生产、人的生命意义的生产（劳动价值论），来获得旺盛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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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 农产品贸易 贸易效应

引言

入世后，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农产品贸易的规模在不断的扩大，到2011年，我国农产品贸易总额为1356.43亿美元，其中农产品进口为770.26亿美元，农产品出口为586.17亿美元，农产品贸易逆差达到133.89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作为农产品贸易的大国，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农产品贸易逆差却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在此背景下，本文致力于合理、客观的分析和评价经济增长对农产品贸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对经济增长与贸易相互关系的研究国内外的研究文献可谓层出不穷，概括起来主要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关于经济增长对贸易的影响。Rybczynski（1955）提出了著名的“Rybczynski定理”，讨论了反映经济增长一个侧面的生产要素禀赋的增长对经济体国内生产格局及贸易条件的影响。Bhagwati（1973）指出，经济增长可能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进而导致该经济体福利水平的下降，出现“灾难性增长”（梁丹丹等，2005）。

关于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关于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类：一是从国民收入恒等式出发来考察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用净出口的增量除以GDP的增量来表示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如Mc Combie（1985）、王子先（1998）、对外贸易政策研究课题组（1999）和彭福伟（1999）等；二是建立线性回归模型或联立方程组来分析，如林毅夫和李永军（2003）、等（2005）；三是采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如吴振宇和沈利军（2004）、刘碧云等（200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等。

关于贸易与增长之间的反馈关系。Helpman and Krugman（1985）指出，由生产率增长而导致的规模经济的实现，促使出口的增加；出口的增加将导致成本进一步降低，从而使得生产率进一步提升（梁丹丹，2006）。鉴于此，本文在借鉴现有的理论模型基础上，实证分析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农产品贸易带来的影响，并对促进农产品产出及农产品贸易的更好的发展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

理论基础

本文讨论的研究方法与框架，主要借鉴了龚关（2001）提及的分析框架，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的四大贸易效应分别为：消费效应、生产效应、综合效应以及贸易条件效应。

（一）消费效应（CE）

消费效应是在不改变贸易品相对价格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所导致的进口需求的变化与国民收入变化之间的关系，即经济增长使得该经济体是更多地依赖国内生产，还是更多地依赖贸易进口。即：

（1）

其中，βdY和αdY分别为商品/服务A的边际消费和平均消费，EdY为AD（进口品A的进口需求）的收入弹性，且EdY =βdY /αdY。如果其值大于0，则说明进口品需求占总产出的比重随着总产出的增加而增加，消费效应为顺贸易偏向型（P）；若其值小于0，则消费效应为反贸易偏向型（A），即进口品需求占总产出的比重随着总产出的增加而减少；若其值等于0，则说明进口品需求占总产出的比重随着总产出的增加而保持不变，即消费效应是中性（N）的。

（二）生产效应（PE）

生产效应是反映进口品（商品或服务）的国内生产（产出）的增长与国民收入（或总产出）的增长之间的关系。即：

（2）

公式（2）中，βsY和αsY分别为商品/服务A的边际供给和平均供给，EsY为AS（为进口品A的国内供给或产出）的收入弹性，且EsY=βsY /αsY。

如果其值大于0，则说明进口品的国内供给占总产出的比重随着总产出的增加而增加，生产效应表现为反贸易偏向型（A）；若其值小于0，则生产效应为顺贸易偏向型（P），即进口品的国内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随着总产出增加而减少；若其值等于0，则说明进口品的国内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随着总产出增加而保持不变，即生产效应为中性（N）的。

（三）综合效应（SE）

经济增长的综合贸易效应或净贸易效应是消费效应和生产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即：

（3）

如果公式（3）为正，表明综合贸易效应为顺贸易偏向型（P）的；如果公式（3）为负，说明综合贸易效应为反贸易偏向型的；如果其值等于0，则说明综合贸易效应是中性（N）的。

（四）贸易条件效应（TE）

一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会使其进口量发生变化，其提供曲线将会移动，从而其贸易条件可能发生变化。对于大国经济，其贸易量的变化会对其自身贸易条件产生影响。即：

（4）

其中：

（5）

而Q1A和Q2B分别表示经济体1对商品或服务A的过度需求和经济体2对商品或服务B的过度需求。当βdY 0，从而显示经济体的贸易条件是改善的；当βdY >βsY 时，dp/dλ

数据选择

本文选取的研究的样本时间跨度为2002-2011年，所涉及的数据主要是以GDP衡量的经济增长、农产品贸易进出口、国内农产品生产等相关指标。对这些数据的选择和处理作以下说明：

关于农产品贸易的统计数据。本文选取的农产贸易的出口额和进口额，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进出口货物分类”，将第一类（活动物和动物产品）、第二类（植物产品）、第三类（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和动、植物蜡）、第四类（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等共四类的统计数据加总而得。

本文用GDP来衡量经济增长。考虑到与农产品贸易数据计算单位的一致性，根据2002-2011年的人民币与美元的平均价（中间价），计算出了其相应年份的GDP美元值。

关于国内农产品产出的数据。本文选取的农产品产出值为第一产业（农业）的产值，有关原始数据均从2003-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上得到。并根据2002-2011年的人民币与美元的平均价（中间价），计算出了其相应年份的美元值。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相关的数据均为名义值。理论上，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需要将名义值折算成实际值。对GDP、农业产出值而言，可以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和第一产业价格指数折算为实际值；但对农产品贸易数据来说，需要利用进口和出口的价格指数，而这些指数我国的官方统计部门不提供，故而本文不能将农产品贸易的名义值折实换算成实际值。因此，为保持统计数据的一致性，上述数据均采用名义值。

实证分析

（一）消费效应

由表1可知，在整个时段2002-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经由消费渠道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是顺贸易偏向型的，但前后两个时段差异较大，2008-2011年是反贸易偏向型的，而2002-2008年则是顺贸易偏向型的。而在2002-2011年这10年间，顺贸易偏向型增长出现的年份有6年，分别是2003-2004年、2007-2008年、2010-2011年；反贸易偏向型增长出现的年份有4年，分别是2002年、2005-2006年和2009年。这说明，在所考察的样本时期内，以消费效应反映的我国经济增长的农产品贸易效应虽不十分稳定，但总体趋势则是顺贸易偏向型的，即表明农产品进口需求占国内总产出的比重随着总产出的增加而增加。

（二）生产效应

根据表1的结果，在整个时段2002-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经由生产渠道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是顺贸易偏向型的。若分年度考察，反贸易偏向型增长出现的年份只有2004年，其余9年均为顺贸易偏向型增长。这说明，在所考察的样本时期内，以生产效应反映的我国经济增长的农产品贸易效应是稳定的，总体趋势则是顺贸易偏向型的，即说明，与农产品进口相竞争的国内农产品产出占国内总产出的比重随着总产出的增加而减少。

（三）综合效应

由表1可知，在整个时间段以及两个分时间段，我国经济增长的农产品贸易效应都是顺贸易偏向型的。分年度看，顺贸易偏向型出现的年份有9年，分别是2002-2003年、2005-2011年；反贸易偏向型出现的年份只有1年，即2004年。从总体趋势看，我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农产品贸易效应则是顺贸易偏向型的。

（四）贸易条件效应

在整个样本期2002-2011年，βdY-βsY值为负，这一跨期结论与2002-2011各年度的具体表现一致。根据前面的讨论，计算结果似乎可以证明，对我国这个农产品贸易大国而言，入世以来，伴随着经济增长，我国的农产品贸易条件是趋于改善的。

结论及启示

本文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我国经济增长经由消费渠道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是顺贸易偏向型的，这说明伴随着经济增长，我国国内对农产品存在过度需求，导致农产品进口以更大的幅度趋于增加。我国经济增长经由生产渠道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则是顺贸易偏向型的，这说明伴随着经济增长，我国农产品产出不足，导致农产品产出占国内总产出的比重随着经济增长而趋于减少。综合消费效应和生产效应的结果而得出，我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农产品贸易效应则是顺贸易偏向型的。综合考虑经济的增长、农产品贸易的扩大，在我国加入WTO后的十年间，我国的农产品贸易条件是趋于改善的。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加快农村土地流转，解决土地的细碎化经营问题，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进一步促进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农业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积极探索和发展更加适合的农业产业链整合模式，增强农民在交易中的地位；关注农产品贸易逆差扩大的趋势，采取有力措施充分发挥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突破农产品贸易的贸易壁垒，积极应对各种农产品贸易摩擦，以扩大农产品出口。

参考文献

1.梁丹丹，程大中.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实证研究[J].经济师，2005（10）

2.张汉东，胡朝麟.浙江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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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机遇，高等院校纷纷增设新专业扩大招生规模，与此同时一些老牌专业迫于就业压力而出现萎缩。曾经作为农业院校与财经院校核心专业的农林经济管理(以下称农经)专业倍受冲击。为应对市场化的冲击，农业院校的农经系多数更名为“经济管理学院”或“经济贸易学院”等，实行“财经化”策略；财经院校农经系多数合并到“经济学院”或“国际贸易学院”等，实行“非农化”策略。这使得财经院校的农经专业又受到农业院校农经专业的挑战，加之本身在财经院校中的不利地位，其本科生培养规模越来越小，专业发展状况堪忧。身处地方财经院校的农经专业大学生，陷于专业目标定位与市场需求脱节、专业学历教育与个人发展定位冲突的多重矛盾当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专业认同感不强、淡化专业学习，以至于出现学习目标与个人发展定位“去农化”，严重背离了农经专业学科的初衷。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河南财经学院农经专业在校大学生为例，通过分析其专业认知及就业意向，来揭示地方财经院校农经专业办学困境在学生层面上的影响与现实反应，以期对该学科的发展提出一些认识与启示。

二　专业认知

本科教育中有两种专业指导模式，一为“宽”模式，即“厚基础、宽口径、淡化专业”；二为“专”模式，即“明确专业方向、注重专业技能”。调查显示，农经专业在校大学生对专业模式的认同与所在年级有一定的关系。大一、大二学生赞同“宽”模式的居多，分别为58.00％、51.72％，到大三时情况发生变化，认同“专”模式的学生占了主体，达到78.57％，而到大四后，虽大多学生仍认同“专”模式，但与大三时相比认同感有所下降。

不论选择哪种专业模式，大学都有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与专业选修课等，但因学生所学专业不同对各课程的重视程度会有所差异。调查显示：农经在校大学生对课程重要的认识由高到低总体依次为专业课、专业基础课、公共课、专业选修课。从不同年级来看，大二学生对专业课重视程度最高，高达51.72％，大一与大三学生对专业课的重视程度虽不及大二学生，但也均高于其他课程，对于大四学生则相反，其仅有28.57％的认为专业课最重要，大多数学生转而对专业基础课与公共课更加重视。这一现象与上述对专业模式的认知如出一辙。可能原因有：其一，农经学生对专业知识学习与能力提高的预期较高，而财经院校农经专业“去农化”的课程设置使其专业趋同于一般性的经济管理专业，既失去了农业院校偏重技术型的经济管理人才培养结构，同时也未形成财经类院校偏重财经型的经济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因而虽在大学期间对专业认知模式由“宽”逐步转变为“专”，但对专业课的重视度却在下降；其二，高年级学生准备参加考研与考公务员等的需求促使其对公共课与专业基础课的学习再度重视。学生对不同课程的认知存在主观差异性。在此背景下，农经学生认为影响其课程学习的重要因素依次为课程内容、教师水平与专业设置。从不同年级来看，大二、大三学生认为课程内容是激发其学习兴趣的最重要因素，而大一、大四学生则认为是教师水平。

从不同年级来看，农经专业学生对专业不满意随年级的升高呈现“n”型趋势，大一最低，不满意者为50.00％，大三时达到顶峰，不满意者高达86.67％，到大四时虽有所降低但仍有66.67％的学生不满意。总体看农经学生对其专业的满意偏低。

三　专业认知下的就业意向

1　就业观念、标准及其专业倾向性

当前，大学生就业有两种观念，即先就业后择业与先择业后就业。调查显示，农经专业76.84％的学生趋向于先就业后择业，尤其表现在对专业很满意的学生上，其该意向选择高达80.00％。可见，农经专业学生寄希望于先找一份工作适应社会，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后再选择心仪的职业。那么，农经专业学生的择业标准又是怎样的呢?调查表明，67.19％的学生把发展平台作为首选，而后依次为薪金工资、单位性质与专业对口。其中对专业很满意的学生中，40％的学生把专业对口作为自己重要的择业标准，远高于对专业次满意与不满意学生对此项标准的认可度，其分别仅为1.59％、4.84％。如果把考研作为本科生就业来看，考研学生是否报考本专业也可理解为其就业的专业倾向性。调查表明，预期考研的学生中45.00％的表示会尽量保持原专业。其中对专业满意的学生报考原专业的占到64.10％，即使对专业不满意的学生也占到35.00％。可见，虽然绝大多数农经学生不看好自己的专业前景，但仍有一部分对专业非常满意的学生坚持学农务农，对农经专业充满期待。这说明学生的专业认知对其确立就业观念、标准及理念有深远的影响。

2　就业的职业定位与选择意向

在校大学生的职业定位是基于其就业理念与择业标准而做出的预期选择。农经学生将其职业定位为管理型、自主创业型的较多，分别为40.20％、31.16％，而定位于技术应用型与教学科研型的较少，分别仅为20.60％、8.04％。从不同专业认知角度看，对专业非常满意的学生66.67％的倾向于将职业定位为管理型，而仅有16.67％的学生倾向于自主创业；对专业次满意或不满意者虽然也将管理型作为其首选，但较对专业非常满意者所占份额减少，分别减少了25.18％、28.50％，而对自主创业型的职业定位则有较高倾向，比专业非常满意者分别提高了17.20％、13.86％。另外，专业不满意者对技术应用性的职业定位选择倾向高于专业满意者，这可能缘于其将专业知识的学习时间转嫁到一些自身较感兴趣的技能型非专业的学习上，这一点在与农经专业学生的访谈中得到证实。

职业定位决定职业领域的选择。调查表明，农经学生对职业领域的选择与其专业满意度的关联性较小，总体表现为选择进企事业单位的占主体，达到74.00％(其中事业单位占到40.00％)，而后才是选做一名创业者和自由职业者。由此表明，农经学生职业选择的预期目标还是比较高的，且追求工作稳定的思想仍较重。如在考公务员涉农专业较少的情况下还有24.00％的农经学生选择通过这一途径进入事业单位就是一个例证。

上述的分析表明，大多数农经学生能够根据愿景目标与现实状况进行合理对接，做出自己较为可行的预期职业定位与选择。但在当前就业形势趋紧的状况下，农经学生想通过攻读硕士研究生来更好实现自己理想的不占少数，达到50.26％。其中，考研率与专业满意度呈现反向相关，专业非常满意与次满意者的考研率分别比平均水平低10.26％、5.10％，而专业不满意者则高出平均水平2.97％。这表明对专业不满意的学生更期望获得学历优势，增加自己的就业筹码，最终觅得如愿以偿的工作。

3　就业意向的影响因素

在校大学生的就业意向是其在权衡各方面影响因素的条件下所做出的预期选择。调查显示，学生认为影响就业的最重要因素依次为：个人能力、个人素养、学校品牌、专业名称、专

业知识、城乡前景差异。其中主观因素的影响程度达到77.21％，远高于客观因素。从不同专业满意度来看，对专业很满意的学生中除20.00％的认为农经专业名称对其就业具有客观性影响外，最主要决定自己就业前景的还是个人综合素质等主观因素；而对专业次满意和不满意者虽然也认为影响其就业最重要的是主观因素，但对客观因素的认知较专业满意者有偏差，即认为学校品牌的重要性超过专业名称，甚至认为就业地区位差异对其就业也有一定的影响。

对比专业满意与不满意两类学生，前者不仅在在校学习表现上有较高的专业认同感，而且在就业定位上也有较强的专业“归宿”意识，其认为专业知识对其就业影响程度高于后者14.44％。但总体看，农经专业学生普遍认为涉农专业不利于其找到较好的就业门路，对专业前景不太乐观。

四　结论性评述

农经学生普遍认同突出专业特色办学模式，且高年级学生认可的比例高于低年级。在对专业模式认可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农经学生对课程重要性的认识由高到低依次为专业课、专业基础课、公共课、专业选修课，其中将专业课作为最重要的课程者居多，尤其表现在大二学生上。在课程学习中，大二、大三学生认为课程内容是激发其学习兴趣的最重要因素，而大一、大四学生则认为是教师水平。可见，在所学专业既定的条件下，专业对学生学习的影响并非最为关键，而专业课程结构与内容的统筹安排、精心设计与教师水平越来越成为农经学生专业学习、专业塑造的核心与关键。

农经学生总体上对专业认同感偏低的现实导致其在就业观念上多数倾向于先就业再择业，尤其表现在对专业非常满意者上。同时多数学生将发展平台作为择业标准的首选，最后才考虑专业对口，但对专业非常满意的学生中将专业对口作为自己重要择业标准的比例远高于对专业次满意与不满意者。在择业标准的引导下，农经学生预期的职业定位集中在管理型与自主创业型上，且多数倾向于进入企事业单位工作，并期望通过考研来更好实现自己的目标，尤其表现在对专业不满意的学生上。为此，应结合专业特色建设、专业思想教育、专业实践训练、专业能力提高等多方面多环节的工作，强化专业认知与专业塑造，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农经学生的就业预期，最终缓解财经院校农经专业办学困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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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柯水发，王战男，李红勋，北京林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2004级本科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调查分析中国林业教育，2009(5)：42

[3]李翠霞，朱请，卢达，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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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农经济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相对小农经济而言的。小农经济是落后的农业生产工具的产物，因为使用的是牛马、木犁、锄头、镰刀，所以，一个农民尽其所能，也只不过能够耕种三、四十亩土地足矣，如果少了，则不够耕种;如果土地多了，就耕种不过来，要是不雇长工短工，就必定使土地荒芜，是所谓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那么，在过去，一个地主，有几百亩土地，几千亩土地，几万亩土地，是不是大农经济呢?其实，这个问题，单就称谓而言，就已经明白了。地主是不进行农业生产的，所以，就只能是土地的主人，而不是耕种土地或进行农业生产的人—也就是说，不是农民。地主和富农是农民和不是农民的分水岭富农以下是中农，贫农，雇农，是不同等级的农民:富农的土地是由他和长工、短工共同耕种的，中农的土地是中农自己耕种的，贫农的土地不够自己耕种，雇农自己没有土地，为富农和地主耕种土地:而地主呢，土地是雇农耕种的，他连管理也不管理，是管家为他管理的。富农所耕种的土地最多的长工一样，不能超过三、四十亩，地主的土地虽然多，但是，长工和雇农多，每个长工和雇农也不过三、四十亩，根据每个农民耕种土地的数量，都只能是小农，因此，也不是大农经济，只能是小农经济。

或者说，一个农民耕种的土地太少，小农是没有出路的。那么，我们把这些小农集中在一起，组织起来，成为集体经济，土地多了，家大业大劳动力众多，那么，不就是大农经济了吗?并且，这样做了之后，土地地块大，也便于先进的农业生产机器耕作。其实，这样做的好处，只是便于先进的农业生产机器耕作，并不是大农经济。因为每个人的土地还是那么多，一个农民耕作一点也没有增多，所以，不是大农，还是小农和小农经济〔比如，一个农民有5亩土地，100个农民集中起来有500亩土地，但是，100个农民并没有减少成为1个农民，1个农民耕作的土地并没有达到500亩，而还是5亩，怎么能够是大农和大农经济呢?这只能是集中在一起的小农和集中在一起的小农经济。当然，如果把土地交给一个农民耕种，其他的农民(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从农业生产中退出来，这个农民就成为大农与大农经济。如果已经有99%的农民从农业生产中退出来的条件，比如说，已经具备有一个可以容纳99个人的企业或者数个企业，就可以而且必然由不同的道路形成99个农民把土地转交给一个农民耕种。可是，如果想采取先把100个农民集中起来，然后等待时机与创造条件逐渐使99个农民退出来，则是不可行的。因为集体劳动的自身局限性，会使农民脱离农业生产产生许多障碍，不利于大农经济的形成，阻碍生产的发展。

大农经济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在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的生产力下，我国的一个农民可以耕种500亩以上的土地，是小农可以耕作的土地的一、二十倍。美国的农民，现在可以耕种的土地数量是3《X旧亩左右。因为生产力的提高，分工就越来越详细，新的生活用品种类也越来越多，这就必然使各行各业的从业人数从行业内中脱离出来，去从事新的行业，而生产力的发展也为劳动力的脱离创造了基础。农业这个古老的生产行业脱离的人数是最多的，而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使农民由小农成为大农，由小农经济成为大农经济，否则，国民经济要想发展是不可能的。在现代的生产力下，小农经济是不可能存在的。美国现在的农民只有2%，并且，有消息说，美国到2020年，准备实现两个2%，即农业2%和工业2%。在大农经济下，一个农民耕种500亩至30(X)亩土地，能够集体起来吗?集体起来有什么意义呢?或者有人说，可以节约和减少生产工具呀!比如说，在分散耕作时，一个农民就必须有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所有的农业生产机器都得应有尽有。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就可以几个人合起来共有一台拖拉机、一台收割机、一台插秧机等等，分工合作，就减少了机器的闲置时间，增加了使用率，节约了资源。其实，这是不了解农业生产所产生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别强，许多时候不能分工合作。比如收麦，是有时间性的，早了不成熟，晚了就熟过了，麦籽就脱离到地里，所以，收麦的时间就只有10天左右时间。当然可以你收我犁他播种，但是，一个人ro天只能够收500亩，ro天过后就没有麦子可以收了，也就是说，只有500亩土地可以耕种。如果是这样，三个人，就使生产力降低到l/3。而三个人都有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收割时都收割，ro天就是3个500亩，然后耕地播种，就提高三倍。这就和锄头镰刀一样，是一个农民必备的工具，缺一不可。另一方面，在使用机器进行农业生产时，是不可能集中在一起进行的。试想，在一抬拖拉机一天可以收割50亩小麦，耕地50亩的情况下，100个农民驾驶拖拉机和收割机集中在一块耕地收割，规模是够宏伟的，但是，非乱套不可。所以，还是必须分开作业，就是一些人所反对的“单干”。集体劳动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在大农经济下是不可能的。况且，集体化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能集体化，就是集体的形式也只能是社会主义的补充形式。

中国由于过去集体化的结果，使农业人口(或者说农民)与中国的生产力不相适应，农业人口的比例过大。农民现在只有三、五亩土地。这使农民过于贫穷，不但产生了三农问题，也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阻碍。解决的办法就是减少农民，打造大农经济。形成大农经济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途径有多种。在我国，最好的办法就是土地国有化，在改革已经确立的进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在保证脱离农业生产的农民的利益的基础上，形成大农经济，其余的农民由国家统筹，利用多种途径，使多余农民转移到二、三产业中，有节、有利、有序，保持社会安定，经济平稳，完成这个过渡，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