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区别十篇

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区别篇1

[关键词]广州 金融 供给侧结构 改革

中图分类号：D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24-0291-01

引言

广州金融去杠杆成效显著，广州直接融资规模迅速扩大，增速高居全国大城市第一位，新增直接融资占比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全国第一。今年以来，广州市金融局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部署，积极推动金融行业降杠杆，将直接融资两个全国第一纳入囊中，广州市融资市场结构进一步优化，为广州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和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作出重要贡献。

未来广州将建设枢纽型网络融资服务体系，提升融资服务水平，将广州打造成为华南地区的资金集散中心、“一带一路”的投融资和结算中心，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供给。

1 什么是直接融资

"直接融资"，英文名称“direct financing”。直接融资是间接融资的对称。亦称“直接金融”。没有金融中介机构介入的资金融通方式。在这种融资方式下，在一定时期内，资金盈余单位通过直接与资金需求单位协议，或在金融市场上购买资金需求单位所发行的有价证券，将货币资金提供给需求单位使用。商业信用、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以及企业之间、个人之间的直接借贷，均属于直接融资。直接融资是资金直供方式，与间接金融相比，投融资双方都有较多的选择自由。而且，对投资者来说收益较高，对筹资者来说成本却又比较低。但由于筹资人资信程度很不一样，造成了债权人承担的风险程度很不相同，且部分直接金融资金具有不可逆性。

直接融资是以股票、债券为主要金融工具的一种融资机制，这种资金供给者与资金需求者通过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直接融通资金的场所，即为直接融资市场，也称证券市场，直接融资能最大可能地吸收社会游资，直接投资于企业生产经营之中，从而弥补了间接融资的不足。直接融资是资金供求双方通过一定的金融工具直接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融资形式。直接融资的工具：主要有商业票据和直接借贷凭证、股票、债券。

2 广州半年直接融资余额达1.2万亿元

2016年上半年，广州市金融业最大的亮点是直接融资占比高，将两个全国第一纳入囊中，这对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和降低金融体系的杠杆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第一是直接融资余额增速全国第一，今年上半年广州市直接融资余额达1.2万亿元，在一线城市中仅次于上海（1.3万亿元），占全省（含深圳）的53.8%，同比增长52%，远超上海（29.7%）、北京（0.62%）和深圳（-2.3%）;第二是新增直接融资占比全国第一，上半年全市新增直接融资总额2227.3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的66.5%，这个比例接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远高于北京（53%）、上海（30%）、天津（35%），也高于全省（30%）。

直接融资数据说明了广州地区的企业越来越受到国内外资本市场的青睐。

3 广州社会融资规模是去年同期1.2倍

广州金融业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一是金融风险低。截至2016年7月，全市银行机构不良贷款率为1.35%，比全国平均水平（2.11%）低0.76个百分点。两家市属法人银行的杠杆率均在4%的监管要求以上;市属两家法人证券公司和两家期货公司净资本/净资产比率都在80%以上，远远高于监管要求（40%以上）;三家法人保险机构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达到420%、156%和111%，均大大高于监管要求（100%以上）。二是社会融资规模增速高。社会融资规模是全面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以及金融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的最重要指标。今年上半年广州市社会融资规模达3348.4亿元，是去年同期的1.2倍。邱亿通表示：“这体现出金融体系对广州市实体经济的信心不断增强，对广州金融环境的信心不断提升。三是小微企业融资增速高。7月末，广州地区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贷款余额分别为3199.4亿元和490.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6%和12.6%，远高于同期大型企业-3.2%和中型企业1.4%的增速。

4 新增新三板挂牌企业129家

广州的康泽药业，由2013年净利润不足400万元，到新三板挂牌后，先后3次融资3.66亿元，2015年实现净利润超过5000万元，增长了12.5倍！广州的蓝盾股份，分别于2015年和2016年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并配套募集资金的方式收购了华伟科技和中经汇通，通过并购，蓝盾股份顺应了信息安全外延的扩大，促进了企业的转型升级，净利润由2014年不足3700万元快速增加至2015年超过1.2亿元。

据广州市金融局报道，广州市金融局充分利用企业上市机制，促进科技创新企业做大做强，这些企业已成为广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截至8月末，广州市新增上市公司5家，总数达到120家;新增新三板挂牌企业129家，总计达275家;拟上市挂牌后备企业资源丰富，22家企业处于辅导期，34家企业正在排队，81家企业向新三板递交挂牌申请。

5 “组合拳”助企业融资成本大降

广州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境内融资和境外融资，打出融资“组合拳”。随着直接融资、境外融资的增多，广州企业融资成本大降。2016年上半年，越秀集团平均融资成本为4.23%，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32个百分点，年化节省利息6.5亿元;越秀交通成功发行中国境内交易所第一单熊猫债10亿元，其中3亿元（“3 2”期限品种）票面利率2.85%，创下历史新低。广州地铁启动境外发债工作，累计发行8亿美元中期票据计划，比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低10%～21%。南沙新区办理跨境人民币贷款备案29笔，跨境人民币贷款备案金额61.24亿元，累计发放贷款29.01亿元。

通过积极贯彻落实有关政策，对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进行补贴，今年共补贴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等11家企业上市财务费用3300万元;落实为企业减负政策，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取消收费项目218项，降低收费标准530项，减费8.46亿元。

6 建设枢纽型网络融资服务体系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继续深入推进，在稳控风险的基础上力推金融创新发展。将尽快在南沙开展内、外资融资租赁统一管理试点。推进金融移动支付在广州市公共、交通、文化、教育、生活服务等公共服务领域运用。科学规划金融产业空间布局，加快创新型金融集聚平台建设。发挥自贸试验区政策优势，大力发展跨境投融资业务。

广州将建设枢纽型网络融资服务体系，提升融资服务水平，将广州打造成为华南地区的资金集散中心、“一带一路”的投融资和结算中心，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供给。依托广州建设国际航运枢纽、国际航空枢纽和国际科技创新枢纽的战略契机，加快集聚各类资金、资本和人才。

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区别篇2

统计显示，2010年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41 260亿美元，较上年末增长19％；对外金融负债23 354亿美元，较上年末增长20%；对外金融净资产17 907亿美元，较上年末增长19%。

在对外金融资产中，对外直接投资3 108亿美元，证券投资2 571亿美元，其他投资6 439亿美元，储备资产29 142亿美元，分别占对外金融资产的7%、6%、16%和71%；在对外金融负债中，外国来华直接投资14 764亿美元，证券投资2 216亿美元，其他投资6 373亿美元，分别占对外金融负债的63%、10%和27%。

国际投资头寸表是反映特定时点上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资产和负债存量的统计报表，它与反映交易流量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一起，构成该国家或地区完整的国际账户体系。

国家外汇管理局还根据最新数据修订了2009年末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见表1）。

国际投资头寸表编制原则与指标说明

一、国际投资头寸表编制原则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版的《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所制定的标准，国际投资头寸表是反映特定时点上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资产和负债存量的统计报表。国际投资头寸的变动是由特定时期内交易、价格变化、汇率变化和其他调整引起的。国际投资头寸表在计价、记账单位和折算等核算原则上均与国际收支平衡表保持一致，并与国际收支平衡表共同构成一个国家或地区完整的国际账户体系。

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是反映特定时点上我国（不含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下同）对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资产和负债存量的统计报表。

二、国际投资头寸表主要指标解释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国际投资头寸表的项目按资产和负债设置。资产细分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和储备资产四部分；负债细分为外国来华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三部分。净头寸是指对外资产减去对外负债。具体的项目含义如下：

1.直接投资：以投资者寻求在本国以外运行企业获取有效发言权为目的的投资。分为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其中，对外直接投资中包括我国境内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境内银行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所拨付的资本金和营运资金存量以及从境内外母子公司间的贷款和其他应收及应付款的存量。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包括我国非金融部门吸收来华直接投资存量和金融部门吸收境外直接投资存量（包括外资金融部门设立分支机构、中资金融部门吸收外资入股和合资金融部门中外方投资存量）,以及境内外母子公司间的贷款和其他应收及应付款的存量。

2.证券投资：包括股票、中长期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等形式的投资。证券投资资产是指我国居民持有的非居民发行的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衍生金融工具等有价证券。证券投资负债为非居民持有我国居民发行的股票和债券。

2.1股本证券：包括以股票形式为主的证券。

2.2债务证券：包括中长期债券和一年期（含一年）以下的短期债券；货币市场工具或可转让的债务工具，如短期国库券、商业票据、短期可转让大额存单等。

3．其他投资：指除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储备资产之外的所有金融资产/负债，包括贸易信贷、贷款、货币和存款及其他资产/负债四类形式。其中长期指合同期为一年期以上的金融资产/负债，短期为一年期（含一年）以下的金融资产/负债。

3.1贸易信贷：指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间，伴随货物进出口产生的直接商业信用。资产表示我国出口商的出口应收款以及我国进口商支付的进口预付款；负债表示我国进口商的进口应付款以及我国出口商预收的货款。

3.2贷款：资产表示我国境内机构通过向境外提供贷款和拆放等形式而持有的对外资产；负债表示我国机构借入的各类贷款，如外国政府贷款、国际组织贷款、国外银行贷款和卖方信贷。

3.3货币和存款：资产表示我国金融机构存放境外资金和库存外汇现金，负债表示我国金融机构吸收的海外私人存款、国外银行短期资金及向国外出口商和私人的借款等短期资金。

3.4其他资产/负债：指除贸易信贷、贷款、货币和存款以外的其他投资，如非货币型国际组织认缴的股本金，其他应收和应付款等。

4.储备资产：指我国中央银行可随时动用和有效控制的对外资产，包括货币黄金、特别提款权、在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和外汇。

4.1货币黄金：指我国中央银行作为储备持有的黄金。

4.2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会员国认缴的份额分配的，可用于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弥补会员国政府之间国际收支逆差的一种账面资产。

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区别篇3

（2）资本市场发展差异。区域资本市场发展差异（如图2所示）。

从四大区域之间来看，股票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35.21%、西部19.35%、中部13.64%、东北12.34%；债券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9.52%、中部1.64%、西部1.45%、东北0.56%。东部省市资本市场发展的整体水平遥遥领先，排除北京对东部的影响后，由于北京集聚了大量金融机构总部和央企总部，而股票和债券大多以总公司的名义发行，导致北京股票和债券规模偏大，其中，债券出现了75.05%的离群值。东部股票指标均值为25.46%，债券指标均值为2.24%，仍然居四大区域之首，显示了东部省市较强的直接融资能力，其次是西部，中部和东北的整体发展水平仍然较弱。

从四大区域内部来看，股票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东部1.08、西部0.69、中部0.49、东北0.31；债券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东部2.43、西部0.78、东北0.75、中部0.40，排除北京的影响后，东部股票指标变异系数为0.93，债券指标变异系数为0.81，东部各省市的资本市场发展仍存在最严重的不平衡；西部区内差异次于东部，其中，的债券指标趋于0；东北三省的债券市场较股票市场发展差异明显；中部的区内差异较小。

从全国范围来看，股票指标的变异系数为1.07，债券指标的变异系数为3.31，排除北京的影响后，股票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82，债券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81。整体上看，资本市场发展的规模远不及金融中介发展的规模，而且资本市场发展的地区差异大于金融中介发展差异。

（3）保险市场发展差异（如图3所示）。

从四大区域之间来看，保险深度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3.11%、中部2.95%、东北2.86%、西部2.67%；保险密度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1537.85元/人、东北749.48元/人、中部523.35元/人、西部433.55元/人。东部省市保险市场发展的整体水平领先，中部和东北居中，而西部最弱，排除了对西部的影响后，西部地区保险深度指标均值为2.84%、保险密度指标均值为462.67元/人，与中部和东北仍有差距，表明西部的保险市场欠发展，这也是未来西部金融发展的主要方向。

从四大区域内部来看，保险深度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西部0.37、东部0.35、中部0.13、东北0.08；保险密度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东部0.86、西部0.45、东北0.30、中部0.26。显示了东部与西部保险市场发展的区内差异较大，造成这一问题的关键原因在于北京、上海两地的保险深度分别为5.59%和4.38%，保险密度分别为3521.31元/人和4376.68元/人，大大高于地区均值，而保险深度为0.82%，保险密度为113.24，均为全国最低，拉大了区内差距。

从全国范围来看，保险深度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31，保险密度指标的变异系数为1.07，相对保险深度指标，保险密度指标的地区差异更显着。我国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的平均指标与同年全球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但是与同年全球工业化国家平均保险深度8.8%、平均保险密度3655美元相比，较低的保险深度和密度说明了我国保险公司总体保费收入规模偏小。数据来源：《Sigma：2008年度世界保险业》。

2.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整体考察：主成分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的方法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作整体上的考察。因子分析是多元统计分析技术的一个分支，其主要目的是浓缩数据。它通过研究众多变量之间的内部依赖关系，探求观测数据的基本结构，并用少数几个假想变量来表示基本的数据结构，这些假想变量被称为“因子”。因子能够反映原来众多观测变量所代表的主要信息，并解释观测变量之间的依存关系。通过因子分析把一组观测变量化为少数几个因子后，可以进一步将原始观测变量的信息转换成这些因子的因子值，利用因子值可以直接对样本进行综合评价和分类。

首先，为了消除原始数据不同量纲的影响，需要对各金融发展指标的原始数据做标准化处理，并用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后续的分析，标准化的方法为：

Zi=xi-σx(2)

其中，xi为指标x的第i个观测值，为指标x的均值，σx为指标x的标准差。并用巴特莱特球度检验，判断数据是否合适做因子分析。巴特莱特球度检验值为116.2097，显着性为0.0000，拒绝指标相关矩阵是单位阵的零假设，显示各指标的观测数据具有共同变异，适合做因子分析。

其次，基于主成分法提取初始因子。按照主成分分析通常遵循的“85原则”，即因子方差累计贡献率超过85%，确定提取的因子个数。主成分提取结果显示只需选取前三个因子即可，其方差累计贡献率为88.5833%。

再次，再用VARIMAX正交旋转法简化因子载荷矩阵，寻求有实际意义的因子解。旋转后，因子1主要与“CREDIT”、“STOCK”、“BOND”、“保险密度”等指标相关，这四个指标的因子载荷分别为：

0.6972、0.9574、0.8390、0.6754，可概括为“金融发展规模总量因子”；因子2主要与“保险密度”、“保险深度”等指标相关，这两个指标的因子载荷分别为0.9319、0.5368，可概括为“保险市场发展因子”；因子3主要与“PRIVATE”指标相关，指标的因子载荷为0.9842，可概括为“金融中介效率因子”。旋转后的因子解反映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主要体现在“金融发展规模总量”、“保险市场发展水平”和“金融中介效率”三个方面。三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44.4925%、26.1903%和17.9005%。

最后，利用因子得分加权计算出各地区的综合得分并排序。计算公式为：

综合得分=因子1得分×44.4925%88.5833%+因子2得分×26.1903%88.5833%+因子3得分×17.9005%88.5833%

计算结果见表2所示。

三、区域金融的发展特点

通过对区域金融发展从部门到整体的考察，可以判断现阶段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具有三个主要特点：

1.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明显且主要表现为金融总量的差异

运用数据地图进一步表示各地区因子综合得分可以更清晰的反映区域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如图4所示，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虽然随着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这种不平衡现象有所改观、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有所改善，但现阶段差距仍然很大。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最好，西部次之，中部和东北金融发展较弱。某些地区如北京、上海，金融资源迅速发展与集聚，另一些地区如内蒙古、广西仍然存在金融抑制。正如劳拉詹南在《金融地理学》中所言，尽管金融服务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但实际上不同地区的金融景观是完全不同质的，具有极端的异质性和不规则性，即金融服务业是具有明显地理特征的经济活动。

区域金融就是将金融运行和发展置于一定的地理空间加以考察，金融系统作为区域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不仅直接反映经济的区域性特点，而且自身的发展也必然带有所在区域的烙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资源分布不均衡和气候环境多样化的国家，金融差异是各种区域差异的集中反映。区域金融差异表现在量与质两个层面上：量的差异包括金融资源与交易数量的差异；质的差异主要是指金融结构不同，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工具、融资方式、融资机制和金融行为的不同特点，以及金融深化程度的不同。从我国区域金融整体发展的现状来看，区域差异主要体现为量的差异，而非质的不同，在主成分因子分析中，金融中介效率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只占17.9005%。

2.政府干预、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未彻底变革

迄今，中国金融体系功能依然不完善。市场化水平不高，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结构不平衡，股权融资与债券融资结构不平衡，许多计划经济时期的行为理念和管理方式尚未立刻改变，这些因素在金融结构上依然发生作用。

近20年来，随着多种信用形式的利用，直接融资的比重逐渐增加，但间接融资的比重仍然占比太大，企业依赖银行信贷资金的局面没有大的改观，全部信贷资金中相当一部分借贷给了那些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数据显示，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为143950.02亿元，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为136340.33亿元，数据来源：《2009中国统计年鉴》但四大区域PRIVATE指标均不足2%，东部最高为1.6%，中部最低为0.74%，私营企业所获得的金融支持力度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直接融资方式的选择来看，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上，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是先债券融资后股权融资，债券是企业直接融资的主要来源，在我国，不但“股强债弱”的格局表现得十分突出，而且国债和金融债几乎占据了债券发行的全部。由于金融债券主要是政策性金融债，因此我国债券市场主要是为政府提供融资服务，除个别省市以外，大部分地区债券指标不足地区GDP的5%。此外，2004年实施的《公司法》规定，股份公司、国有独资公司、两个或以上国有投资主体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才能申请发行公司债（企业债）。这一规定又将大量非股份制的私营企业排除在外。虽然2006年实施的新《公司法》中放宽了对公司债（企业债）发行主体的规定，但私营企业真正能够通过发行债券融资还需要时间。故而，由于北京央企总部集聚，债券的发行也集聚于此，部分偏远地区，如没有债券发行，对比十分鲜明。

3.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尚不清楚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争论自古有之，这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意义上来说，“熊彼特可能是对的”逐渐成为共识。进入90年代之后，人们开始反思并更加关注金融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总体金融约束放松，与此同时，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特别在中国，由于区域经济、文化、制度和环境的差异，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混合结果。

数据显示，2008年各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东部20198元，中部13204元，西部12839元、东北13037元；其加权平均增长率分别为：东部11.9%，中部11.7%，西部10.4%，东北11.3%。数据来源：《2008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兼顾各区域金融发展状况，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仅未能实现内在统一和协调，甚至还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冲突。虽然缺乏效率的金融体系可以部分解释这一矛盾的状况，但其背后应该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广义的范畴上说，经济发展是对现行经济增长约束放松的一种尝试，金融约束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除此之外，经济增长还受到实体经济的约束。当盈利性投资机会稀缺时，便产生了实体经济约束。以西部为例，从2000—2007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国家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这些措施有力地放松了西部地区的金融约束。但由于这些资金大量投入在基础设施建设而并非用于产业结构调整，且这类投资往往期限长、见效慢，客观上造成了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有悖于经济增长的事实。所以，当“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起支配性作用的时候，金融发展外生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常常是不明确的。在我国，受实体经济约束，部分地区的金融发展还处于这种“供给导向”的阶段。从区域协调的角度讲，这种“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从部门和整体两个角度考察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现状，并由此对区域金融发展特点进行了归纳。研究表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金融发展虽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态势，但整体运行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区域金融差异显着体现在金融发展的总量上。由于渐进式改革中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也具有区域复杂性。基于如何让金融合意地作用于经济，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区域金融发展政策和战略方向的三点建议：

第一，继续推行有差别的区域金融政策，给予内地持续的金融支持。区域经济最大的特征为块状经济，这意味着非连续性和突发性。金融资源的流动若不受到任何限制，资源的优化配置必然导致金融要素向东部沿海进一步集中，使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刚开始的金融发展发生逆转，导致国民收入分配的更加不公平。为了保护内地欠发达地区的产业活动，这就要求政府设立适度的“政策壁垒”来约束欠发达地区的金融资源向发达地区流动。在内地与沿海之间实行差别化政策与内地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强同沿海地区的经济联系是不矛盾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用意也在于此。此外，对区域内金融发展差异也要给予一定的关注，不能顾此失彼。

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区别篇4

一、研究背景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劳动、资本与技术等生产要素中，货币资本一直是一种最为稀缺的资源，只有解决了产业部门的资金瓶颈，才能推动地区的经济和产业结构持续平稳的增长。区域融资正是以保证能够通过一定的方式和路径筹集劬的资本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区域融资对地区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国内外学者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证。

自熊彼特提出金融部门引导产业部门，并激发技术创新和企业家管理能力的论断，对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两者联系的讨论就未停止。戈德史密斯在定义金融发展概念时，强调能否有效配置资金是金融发展的核心方面。而对资金的配置正是融资市场对产业部门发展最为重要的影响手段。陈峰（1996）将金融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路径概括为：金融――影响储蓄、投资――影响资金流量结构――应先生产要素分配结构，影响资金存量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张旭、伍海华（2001）总结了金融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机制，分别是资金形成机制、资金导向机制、信用扩张机制、产业整合机制以及风险防范与补偿机制。

在定量分析方面，也出现了大量假设模型对区域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进行实证。约瓦诺维奇（1993）通过OLS模型论证了股票市场发展具有双重效应，其一是经济增长效应，其二是产业升级水平效应。拉杨（1998）通过在世界范围内选取20个国家的十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检验，得出金融发展降低了企业实施外源融资的成本，使得产业增长与企业创新得到较明显的积极效应。在国内，大多数学者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我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做出了实证，并肯定了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正面作用（谈儒勇，1999，韩廷春，2001，张立军，2006，陈聪，2008）。

二、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路径分析

（一）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路径

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依赖于金融市场所具备的金融服务功能，具体包括投融资服务、流动性供给、风险分散、价格发现、信息传递以及企业监控等。其影响路径可概括为：金融发展――影响市场融资结构――影响资本流量结构――影响产业生产要素分配结构――影响产业资本存量――导致产业结构调整。遵循此路径，可以发现，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主要作用于融资市场的资本流量，通过对资本流量的引导与分配，进而控制各产业的生产要素配置结构，导致产业生产水平的差异，最终利用市场规律达到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

（二）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两种方式

产业结构的调整有两种基本方式：其一是存量结构调整，以既定的总存量体系为调整对象，或遵循市场供求关系、相对价格水平等内生因素的变动发生常规调整，也可能是依据一定的规划目标对产业结构现状进行主动积极的适应性调整。其二是增量结构调整，一般是在一定的存量结构基础上对流量的结构、变动幅度、速度以及方向进行调整和控制。

金融发展带来融资市场的扩展与深化。更多更专业的金融中介会提升间接融资的资金汇集力和贷款甄别力，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而直接融资市场的完善，将减少融资方与投资方的沟通成本，降低市场投资风险，使市场流动资金快速高效的进入需求企业，推动潜力企业乃至相关产业部门的快速发展。因此金融发展的水平越高，融资市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越迅速有效。

三、融资市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机制分析

（一）间接融资市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机制

以银行业为首的金融中介机构，构成了整个间接融资市场。间接融资市场主要是通过资金汇集与再分配机制、投资导向机制以及信用创造机制影响产业发展中的资本存量，进而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

1.资金汇集与再分配机制

在市场中总是不缺乏资金盈余者和资金匮乏者，两者在市场中分别扮演了供给方和需求方的角色。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等因素的制约，双方难以顺利完成资金的流通。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中介机构能够有效地解决交易不对称问题，凭借自身的专业水平和信誉背景，金融中介能够汇集单个投资者的闲散资金，并投资于有价值的产业部门，一方面解决了产业发展所遇到的资金瓶颈，另一方面也补偿投资者借贷资金的机会成本。高效的金融中介能够明显的提高储蓄与投资的总水平，增加产业部门的要素投入量，进而推动国民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发展。

2.投资导向机制

影响间接融资市场的主要因素包括以金融中介为主的商业性金融和以国家政策为主的政策型金融。前者遵照市场规律形成的利益竞争机制，配合后者所具备的校正、监督和倡导机制，共同掌控了金融市场流动资金的投资方向，即形成了市场投资导向机制，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

以银行机构为代表的商业性金融，根据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原则开展货币经营活动。凭借自身具备的专业素质与信息优势，能够有效的对投资项目进行评估定价，合理配置储蓄资源。经过商业性金融的再分配，储蓄资金按照市场规律在各产业部门间进行转移，从低效产业转向高效产业，影响各个产业的发展进程。同时，金融中介机构自身利益与投资项目的收益相挂钩，形成了其监督融资方道德风险的有效激励，减少了资金配置中的短期行为和部分投资风险，提高了产业发展的平稳性和资金运用的效率。对各项投资项目的严格甄选评估，也显著刺激了企业间的实力竞争，引导资金从落后产业流向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政策性金融一般出自国家宏观层面的有目的的调控。运用一般货币政策工具，通过提哦啊正市场中的货币流动性，达到影响产业发展，为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创造条件。一方面，政府可利用利率优惠政策或信贷选择政策，直接干预市场资金的流向，引导其投入鼓励发展的产业，回避限制发展的产业；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搭建官方或半官方的投融资平台，或者以政府财政担保等方式，向商业性金融机构不愿投资的公共项目、创新产业等领域进行投资或贷款，以实现对市场选择机制的补充。

3.信用创造机制

信用创造的实质是扩大货币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流动成本。信用创造机制可以加速资本的形成，将潜在的资源现实化，充分开发资金运用的效率，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总量的增长。在信用创造机制的作用下，金融中介机构可以进行有效的和长期投资，不再将资金只投向当期具有明显收益的产业或项目，而着重考量项目的长期总收益或远期回报。这将有助于部分具有创新性、超前性以及效益扩散潜力的产业项目获得发展资金。同时，有助于推进产业结构的构建与更迭。

（二）直接融资市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机制

我国的直接融资市场主要以股票市场为主，也成为证券市场。市场中融资企业通过一级发行市场和二级交易市场与投资者直接联系，表现出远优于间接融资市场的资金流动效率和风险分散能力，对整个经济体的加速启动和持续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证券市场的资本流动性和产权明晰化，有效解决了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资产专用性和体制进入壁垒的问题。一方面，资本市场中的证券将物质上不可分割，移动上受时空限制的产业财产主体，分解为可进行代数加总和持续流通的财产单位，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金要素流动的资产专用。另一方面，多种形式的证券，多元化的资本市场参与主体，以及多种类的金融工具，都能有效调动社会零散资金，降低小额资本进入某些产业部门的规模壁垒。证券市场所具备的风险分散机制与信息披露机制，是实现其对产业部门影响和调整能力的保障。直接融资市场是将投资风险分摊在所有投资者身上，因此比金融中介拥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信息披露机制，使资本市场具备了信息收集和企业监控的能力，通过高效透明的信息披露，投资者更容易判断项目价值，理性投资。同时，也约束了企业行为，有助于提高产业调整的效率和效益，减少调整过程中的经济震荡。

1.发行市场对产业结构的增量调整

证券市场中流通的证券，本质上是由上市企业对自身财产权分解而来的财产单位。证券市场正是由来自不同上市企业的财产单位所构成。因此，证券市场内的证券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体经济中的产业结构。发行市场发行新证券，就可以看作是投资者向原有产业结构内注入新的生产要素，这种遵从市场选择规律的投资，可以调整产业部门的范围和产业间生产能力的构成。在市场信息披露机制的作用下，投资者可以有效掌握上市企业的经济效益并预测其发展前景。由此，劣质企业难以上市融资，优质企业容易获得市场认可，获得发展所需的资本注入。发行市场的增量调整，正式拼接信息披露机制，发挥市场选的力量，汇集市场流动资本进入合适的上市融资企业，已达到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

2.交易市场对产业结构的存量调整

交易市场本身不改变市场内的资本存量水平，但通过利用市场规律以及资本逐利性，对资本存量在不同的产业部门间进行再分配，改变产业生产效率，进而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

（1）上市企业通过多元化经营实现存量调整

资本在企业内部的转移，也是存量调整的一个构成。上市企业为追求鼓动利益最大化，会根据市场走势自觉调整自身的经营产品和经营策略，以实现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在市场供需的约束下，企业会将资本投入利润最高的部门，实现资本的存量配置。

（2）上市企业间相互投资实现的存量调整

上市企业在证券市场中既可以作为融资方，也可以作为投资方。由于劳动力约束和技术瓶颈等原因，企业并非能在任意生产要素配比的情况下进行生产，资本存量过量的情况较为常见。通过交易市场，企业可以利用过剩资本对其它企业或者产业部门进行投资。企业间相互参股，不仅有助于提高彼此的资金运用效率，更有助于形成跨部门跨产业的资本结构，并带来规模收益。同时，相互联系的网状投资结构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和信息共享能力，有助于相关企业的共同发展，并将为相关产业带来联动效应，推动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

（3）企业破产倒闭所导致的存量调整

交易市场本身具备的资本转移机制，为破产企业的股票资本提供了交易平台。当企业出现资不抵债，或面临破产清算时，其股票价值缩水，其中被吸纳的资本很容易被收购者接受，即股权转移的同时，实现资源的流动和重组，避免了破产企业退市对市场资本存量的减量影响。

四、我国区域融资现状与问题

我国目前的区域融资主要还是属于银行主导型金融模式，各级政府或企业大都依赖于银行的贷款来进行实物投资和部门生产。这种融资模式有助于政府引导资金进行公共事业建设和贯彻政策目标；由于银行贷款不影响企业的所有权，融资企业容易与贷款银行形成稳定的合作――监督关系，有助于企业的平稳发展。但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银行受制于安全性原则、流动性原则，所能提供的贷款难以满足国内各地区政府和企业的融资需求不断高涨。

以银行主导型金融模式为主的区域融资在部分地区已不适合当地的经济发展，对产业的推动作用明显减弱。一方面，由于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市场还未建立，地方政府主要的融资手段是利用间接融资模式，这使银行的大量贷款进入周期长、收益低的公共事业，加快了银行呆坏账的风险累积，同时也导致了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银行在贷款活动中遵循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原则，使其贷款审批门槛较高，部分创新企业或中小型企业在没有有效担保的情况下难以获得银行放贷，导致了资金供给与需求的错位，影响了资金运用的效率。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在间接融资市场具有绝对优势，限制了市场的有效竞争，影响了其它存贷款机构的发展。而且间接融资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会压制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影响整个经济体系的资本流动效率。

五、结论与建议

区域融资对当地经济增长的推动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都建立在区域内金融市场稳定高效的基础之上。合理的市场竞争，良好的道德法制环境都有助于地方融资市场的建立与发展。为了避免银行主导型融资方式带来的诸多负效应，加强金融发展对地方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持力度，需要从多方面改善区域内的融资结构与环境

（1）政府应加强对小额信贷公司等金融中介的支持，鼓励间接融资市场的竞争。在为融资市场注入新资本的同时，有效改善区域的融资环境，为产业发展的资金需求提供多渠道的贷款支持。

（2）对地区内的优秀企业提供政策优惠，鼓励企业上市。地区内上市企业越多，越有助于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增强地区的资本吸纳能力，有助于地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

（3）努力争取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试点，为政府公共事业支出增加融资渠道，缓解银行的政府债务压力。由此释放的可贷资本将进入生产部门，在加快产业发展的同时，也提高了银行的贷款回报效率。

（4）完善地区的融资市场环境，加强法制建设，提供良好的城市支撑平台。有助于增强整个地区的资金吸引力，在地区融资市场的帮助下，将引致更多的优秀企业入驻，改善当地的产业结构。

参考文献：

[1]王宝明，谢汉立，李兴伟.金融发展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研究:基于金融功能观的文献综述[J].财会月刊，2011（3）.

[2]陈峰.论产业结构调整中金融的作用[J].金融研究，1996（11）.

[3]高静文.金融发展促进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内在机制研究[J].现代财经，2005（7）.

[4]陈聪.我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J].统计与决策，2008（9）.

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区别篇5

关键词 融资 区域经济 实体经济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1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理论概述

1.1社会融资总量的含义

社会融资总量，指金融行业对实体经济年度新增融资的总量，其中包含间接融资的银行系统，还包括资本市场的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市场。社会融资总量将成为未来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从长期来看，随着金融深化和发展，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体系将发生变化，直接融资规模及所占比重会逐渐增加。而“十二五”期间，推动利率市场化以及金融创新等举措的出台，也将推动直接融资的发展。因此从调控银行信贷总量到控制社会融资总量是一种发展趋势。

1.2湖北省社会融资规模的分类

1.2.1详细分类

（1）金融机构通过自己的基金使用所有的钱对实体经济提供支持，是金融机构资产的综合运用，包括人民币贷款、信托贷款、外币贷款、委托贷款、金融机构持有非金融企业股票、公司债券、保险公司赔偿和投资房地产等。

（2）经济实体通过使用标准的金融工具，在正规金融市场上，通过直接融资金融服务，主要包括银行承兑汇票、非净金融企业股权融资和企业债券发行。

（3）其他融资，主要包括贷款公司贷款、产业基金等。

（4）上述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增加外省金融机构对湖北省的投资，而减去湖北省投资外国金融机构的贷款。

1.2.2分类总结

在主要考虑湖北省金融业发展现状和各项数据可靠性等因素的基础上，湖北省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指标涵盖了银行机构融资、证券融资、保险融资、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和其他等五个类别，同时兼顾跨市区资金流动情况。

1.2.3经济发展的含义

一个国家摆脱贫困落后状态，走向经济和社会生活现代化的过程即称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更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素质的提高。所以，经济发展涉及的内容超过了单纯的经济增长，比经济增长更为广泛。

2社会融资规模的现状及结构特点

2.1社会融资规模的现状

湖北社会融资规模达到6114亿元，位列中部地区第一，全国排名第十位。根据央行数据显示，超过6千亿的规模，人民币贷款2.756千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的45%，这一数据比中央区域的整体数据6百分比低，甚至低于平均水平在东部低数据显示，2013年，中、西部地区新增人民币贷款占其社会融资规模的比例分别为51.8%和54.6%。对此，本地银行人士表示，湖北地区融资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度要低于中部的整体水平。

2.2社会融资规模的结构特点

2.2.1银行部门在社会融资规模中占的比例

银行部门通过表内、表外业务对实体经济提供资金，促进经济的发展，表内业务包含人民币、外币贷款，表外业务包含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和银行承兑汇票等。2003-2011年银行业融资总额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例从2003年的98.1%下降到2011年的94.14%，在2003-2009之间，新增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例高于95.66%，直到2010年，它大幅下跌，分别占76.59%和69.08%。虽然近些年来占比稍微有所下降，但湖北省社会融资规模仍然以银行部门提供融资。

2.2.2银行部分表外业务融资功能

银行部门表外业务融资功能显著增强。实体经济通过商业银行承兑汇票，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负债业务融资从金融系统显著增加，从2003年到2011年银行业的表外融资规模从0增长到38.06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例从0增加到25.12%其中2011年新增委托贷款35.02亿元，较2009年增长了152.13%，占到社会融资规模的23.11%；2011年新增银行承兑汇票3.04亿元，较2009年增长了284.81%，占到社会融资规模的2.01%。

2.2.3证券股票等直接融资方式发挥的作用

现在，湖北省的上市公司已经超过130家，总的资本市场融资超过1500亿人民币，证券化率和直接融资占力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社会融资比重的规模；全省期货成交量占8%的比例，全省总规模的直接融资达到了3000亿。

3促进湖北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3.1健全金融组织体系，全面支持经济发展

当前湖北省金融组织体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门类不全、结构不合理、功能欠完善。因此，要不断完善金融组织体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全面支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现在，湖北省小额贷款公司都在蓬勃发展，我们应积极落实优惠政策，扶持其做大做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3.2全面促进经济增长，带动社会融资发展

目前，从湖北省经济发展实际出发，应从以下几方面促进经济发展。一是不断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培育和引导热点消费，扩大民生相关的住房，汽车，旅游，电信等消费，挖掘农村消费潜力，促进农民的消费结构升级。 二是在优化结构的前提下积极扩大投资。三是努力保持外需稳定发展。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继续推动实施“走出去”战略，保持外贸出口稳定增长。

3.3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改善社会融资结构

（1）要大力推动企业上市融资。支持国有和非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给所有企业提供良好的融资环境，为这些股份制企业上市带来更多机会。（2）支持企业发行企业债，并大力推广。（3）鼓励发展各类产业投资基金。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地方经济建设，使之成为正规金融机构的有益补充。

参考文献

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区别篇6

关键词：农村金融；小企业融资；金融体系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04-0016-04

中图分类号：F832.35

文献标识码：A

一、非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涉农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本原因

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以间接金融为主的农村金融体系，形成了包括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在内的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农村金融格局。然而，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并未实质性改善农村的融资环境，尤其是涉农小企业的融资困难更未得到根本缓解。这就意味着我国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并不完全符合农村经济特别是农村小企业发展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我国完整、健全的涉农小企业融资体系并未真正建立，这是造成我国涉农小企业融资困境长期难以解决的根本原因。

第一，现有的以间接金融为主的农村金融体系难以满足涉农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如果仅从表面考察，我国涉农金融领域并不缺乏金融中介：国内前5家大银行中有两家(农业银行和邮储银行)被定位为服务“三农”；国内仅有的3家政策性银行也有一家(农发行)专门定位在农村；农村信用社以及由其合并重组而成的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的经营机构遍布农村各地；此外，其他大型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也被要求面向农村提供一些金融服务。然而，实践表明，上述金融机构在解决涉农小企业融资中的作用并不像人们设想的那么明显，特别是大型商业性金融机构支持农村小企业的力度与其资金实力更不成比例。究其原因，则是源于现有农村金融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专为涉农小企业而设立，加之金融机构商业化的改革导向和定位，更使其必然将融资的重点偏向城市和农村的大中型企业。众所周知，“三农”本身的弱势性使得“三农”融资具有很高的风险性，涉农小企业又因其高度分散、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而比农村大中型企业具有更高的融资风险和业务成本，使得大型农村金融机构对涉农小企业融资具有一种天生的排斥本能，特别是在农行早已商业化并确定了上市的目标、邮政储蓄银行也被赋予商业化经营方向的情况下，即使要求这些银行必须面向农村融资，其融资重点也基本放在涉农大中型企业上，至于涉农小企业融资由于距贷款的“三性”原则相差太远，往往被这些银行所排斥。因此，在我国的农村金融领域，农村信用社事实上成为“三农”融资的主力军。面对广大农村地区大量小企业的巨大融资需求，仅仅依靠农信社的融资只能是杯水车薪。

第二，专司小企业融资之职的小型金融机构发展迟缓导致涉农小企业告贷无门。一般说，一个完整、健全的金融体系应当包括规模不同的金融机构，每一规模类型的金融机构在这一金融体系中都有自己的定位和与其规模相对应的服务对象。我国现有农村金融体系则呈现为较明显的大型银行主导型特征，小型金融机构发展缓慢。如前所述，我国现有农村金融体系主要由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农发行和农信社构成。虽然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都被赋予了“三农”服务功能，但出于商业化经营的考虑，其融资重点基本限于涉农大中型企业，加之涉农小企业众多，由这些大型银行去面对浩如烟海的涉农小企业融资，无异于人们常说的“高射炮打麻雀”。农发行作为政策性银行有其特殊的定位和业务领域，难以成为涉农小企业融资的主体。因此，真正面向涉农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是农村信用社，而仅仅依靠农信社来解决涉农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显然远远不够。虽然我国一些地区已经出现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但由于这些小型金融机构尚处于试点阶段，短期内难成气候，加之其他类型的小型涉农金融机构尚处于缺位状态，因此，我国涉农小企业仍然面临着没有足够的对应金融机构为之提供融资服务的窘境。

第三，在涉农小企业融资体系中，直接融资一直处于缺位状态。如果以沪深证券交易所的建立为标志，我国资本市场已经有20年的历史。20年来，资本市场规模由小到大，层次日渐丰富，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但是，遗憾的是，我国资本市场建设的重点一直在城市经济领域，并且主要为大中型企业融资服务，至于在涉农小企业金融领域，资本市场根本无从谈起。如果说在间接金融领域还有一些银行对涉农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话(尽管这种融资数量很少)，那么我国资本市场至今基本对涉农小企业关闭着大门。虽然2004年5月深交所设立了中小企业板，2009年10月深交所又建立了创业板，但这些市场的上市门槛对于大量涉农小企业来说仍然高不可攀。至于OTC市场、产权市场、债券市场等与涉农小企业也基本无缘。资本市场结构缺失与功能的不足，使得涉农小企业基本失去了直接融资的渠道，加剧了涉农小企业的融资困难。

第四，针对涉农小企业的担保机制的缺位是造成涉农小企业融资难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与一般的城镇小企业相比，涉农小企业在规模、经营稳定性、抗风险能力等方面更具有弱质性，如果没有相应的担保机制，无论其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都会遇到更大困难。因此，涉农金融体系构成中理应包含相应的担保要素。然而，我国现有涉农金融体系中针对涉农小企业的担保机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这是农村小企业融资难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五，民间借贷的非合法化加剧了涉农小企业融资的困难。我国涉农金融领域客观上呈现为正规金融与民间借贷并存的格局。前者往往带有官方或半官方的性质，并处于主导地位；后者则一直没有合法的身份。按理说，面对地域广阔的农村地区数以万计小企业极度分散的融资需求，在正规金融不愿意介入或鞭长莫及的信用领域，由民间信用去填补正规金融留下的小企业融资空缺，应当获得国家法律、政策的认可和鼓励。然而，长期以来，民间借贷作为我国信用体系中的一种非正规信用形式，因一直没有合法身份而不得不处于地下活动状态。虽然理论界关于为民间借贷正名的呼声不断，但并没有产生政策性效果。这种状况导致涉农小企业在难以获得正规金融渠道融资的情况下又失去了民间信用的融资来源，从而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其融资的困难。

二、构建涉农小企业融资体系的设想

(一)充分发挥现有正规涉农金融机构的作用

借鉴国外的做法，笔者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构建对现有涉农金融机构进行支持的优惠政策体系：

1.财政税收政策。主要包括：(1)优惠的营业税

和所得税政策。对涉农金融机构给予税收优惠是国外的普遍做法。例如，法国农业信贷银行过去就长期享受税收照顾，在1971年以前一直免缴营业税；也有些国家对涉农的金融机构免征所得税。我国也应针对涉农金融机构的不同情况，实行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2)对主要涉农金融机构的储蓄存款实行免缴利息所得税政策。这种做法在国外早有先例，法国储蓄银行(包括普通储蓄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A类账户(Livret A)中的储蓄存款就属免税对象。我国虽于2008年10月对储蓄存款利息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但“暂免”不等于“取消”。为了鼓励现有农村金融机构面向“三农”融资，国外对涉农金融机构储蓄存款利息免税的做法也应为我们所借鉴。(3)对主要涉农金融机构的贷款实行财政贴息政策。“三农”特有的弱质性质决定了“三农”贷款应当给予适当的利息优惠，这种带有“政策性”特征的贷款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差额，应当由财政给予相应的利息补贴。(4)对涉农金融机构特别是对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给予财政资金的支持。这在国外也是常用的政策支持手段之一。例如，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在早期活动中，在向公众筹集资本方面所受限制较多，因此，国家的捐赠、拨款和贷款等在许多年间都构成其资金的主要部分，尤其是其中长期贷款几乎全由国家资金支持。这种做法也可以为我国所借鉴。

2.货币政策。主要包括：(1)差别准备率政策。西方中央银行往往根据存款流动性强弱、银行规模大小、银行所处的地域等实行差别准备金比率。我国也应对涉农金融机构特别是主要面向农村小企业融资的小型金融机构实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2)差别利率政策。这一政策国外早已有之。自从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就被美联储的Q字条例规定了最高限，但在Q字条例取消前，美国却允许储蓄贷款协会的存款利率略高于商业银行。从扶植涉农金融机构发展、增强其融资能力的角度出发，我们也应当对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利率政策，允许其超过基准利率吸收存款。(3)优惠的不良资产处置政策。涉农贷款形成不良资产的几率较高，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自身实力又小，因此，应当对其实行较为优惠的不良资产处置政策。尽管在农信社存量包袱的化解方面，我国中央银行已经采取了以专项央行票据对农信社不良资产进行置换的方式，但存量包袱的化解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农信社的不良资产问题，而应探索建立一种经常性的帮助其处置不良资产的政策或机制。

3.监管政策。一是在资本比例上应适当降低对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要求。即使在发达国家，监管当局通常也对一些弱势金融机构实行较低的资本比例要求，例如，美国监管当局对储蓄贷款协会的资本比例要求就低于商业银行。我国也应在资本比例要求上对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区别对待。二是在业务范围上给予涉农金融机构更多的自限，以便其开拓更多的盈利渠道，起到“以副养主”的作用。三是相关风险控制指标也应当与其他大商业银行有所区别。

(二)在现有正规金融之外大力发展多种小型农村金融机构

虽然在解决涉农小企业融资方面应当通过给予优惠政策来充分调动现有正规农村金融机构的积极性，但事实证明，仅仅依靠现有正规金融并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融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现有正规农村金融机构并不是专为涉农小企业而设计，很难适应农村小企业的需要。因此，长期来看，要解决涉农小企业融资难，还必须在现有正规金融之外为农村小企业量身打造一支小型金融机构队伍。

首先要在试点基础上广泛推广村镇银行，并为村镇银行的运营创造良好环境。自从2006年银监会允许各类资本在农村地区设立村镇银行后，村镇银行便成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新成员。但总的看，村镇银行在发展中还存在若干亟须解决的问题。一是村镇银行还处于试点状态，数量有限，远不能满足涉农小企业的需要。二是设立条件过严。按照规定，村镇银行应采取发起方式设立，且应有1家以上(含1家)境内外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主发起人。由于村镇银行的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因此一旦找不到这样的机构，村镇银行便无法设立。三是税负高于信用社或农商行。以吉林东丰诚信村镇银行为例，其营业税为5％，营业税附加为3％，城市建设税为5％，所得税为25％，而当地农村信用社营业税仅为3.3％，并且免3年所得税。此外，村镇银行还存在资金来源相对匮乏、高素质管理人员缺乏等问题。鉴于这种状况，笔者认为，一是应当在试点基础上尽快扩大村镇银行的设立范围和覆盖面，特别要加快金融网点覆盖率低、金融服务不足的农村地区村镇银行发展的步伐；二是要降低村镇银行的设立门槛，放宽民间资本进入村镇银行领域的政策限制；三是要在财政税收政策上给予村镇银行与农信社等同的待遇和优惠；四是在资金、人才培养等方面应当对村镇银行给予必要的支持。

其次，着力发展小额贷款公司。自从2008年5月银监会与人民银行出台《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指导意见》后，小额贷款公司便应运而生。由于小额贷款公司更贴近涉农小企业，因此在解决涉农小企业融资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在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资本规模小、信贷供给能力有限，融资比例低、融资渠道窄，盈利周期长，抗风险能力弱等。鉴于这种状况，笔者认为，应当采取必要措施支持小额贷款公司发展。一是适当提高银行融资比例。二是给予一定的利息补贴扶持。

再次，要规范发展民间互金融组织。在我国民间互金融组织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一些问题，特别是个别标会形式的金融互助组织曾经走向异化，成为巨额的游戏并演化成社会性灾难。但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能彻底否定互金融组织在解决涉农小企业融资中的积极作用，我们应当在吸取以往教训的基础上，采取措施促进民间互金融组织的规范化发展。

(三)积极发展农村直接金融

目前农村小企业的融资主要来自银行类机构的间接金融，融资渠道的过于单一也是造成其融资难的一个原因。笔者认为，要构建完善的涉农小企业融资体系，还必须在间接金融之外大力发展农村直接金融市场。一是要发展农村商业信用，促进农村小企业之间的资金余缺调剂。商业信用作为企业间直接融通资金的一种形式，具有方便、快捷的优点。同时，由于商业信用提供者的目的不在于获取利息，而在于销售产品，因此，对缺乏周转资金的农村小企业而言，通过这种方式融资比之银行类金融机构的贷款条件更为优惠。此外，农村小企业的经营都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处于同一地域范围的涉农小企业相互之间密切的地缘和人缘关系也使得他们之间的商业信用授受具有较好的信任基础。二是借鉴城市中小企业发行集合债的做法，探索发行农村小企业集合债券。2003年国内不同高新区12家企业采用“统一冠名、分别负债、分别担保、捆绑发行”方式发行中国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债券，开创了国内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的先河。2007年国家发改委又批准北京中关村3家企业和深圳20家中小企业以“捆绑发债”的形式募集资金。笔者认为，这种方式也应该引人到涉农小企业融资体系中，以便增加这些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三是探索建立农村OTC市场。在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中，OTC市场是一个重要的层次。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OTC市场研究和试验的重心仍然局限于为城镇非上市中小企业股权融资提供市场通道，并未延伸至涉农小企业融资领域。这不仅不利于中国OTC市场功能的全面发挥，更不利于涉农小企业的直接融资及其公司管理的规范化。因此，根据涉农小企业的特点为其量体打造广泛的OTC市场，应当纳入我国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的范畴。四是针对涉农小企业的融资需要开发多种具有较强适用性的基金品种。与我国经济的二重结构相对应，我国资金分布也具有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即城市流动性的过剩与农村资金的短缺同时并存。针对涉农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开发多种基金品种，引导城市过剩的流动性流向农村，既可以为城市过剩资金寻求新的赢利途径，又可支持农村小企业的发展。五是为民间借贷松绑，实现民间借贷的合法化。事实上，只要农村还存在小生产的生产方式，民间借贷就具有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只要正规金融在涉农金融领域留有市场空缺，就需要民间借贷去弥补；只要涉农小企业存在对资金的现实需求，民间借贷就会通过创造金融供给满足这种需求来顽强地显示自身存在的必要性。既然如此，实现民间借贷的合法化和阳光化运作，无疑既有利于为涉农小企业开辟新的直接融资渠道，也有利于民间借贷的规范化管理。此外，将多层次信托业务特别是融资租赁业务引入农村小企业融资领域，也是构建涉农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的重要内容。

(四)建立健全农村担保体系

涉农小企业之所以贷款难，很大程度上源于农村担保机制的缺失，因此，加强农村担保体系建设也是建立健全农村金融体系、解决涉农小企业融资难的重要方面。为此，必须同时发挥政府与市场、官方和民间等多方面的作用。一是应当考虑在“三农”(包括涉农小企业)领域建立政策性的担保机制。由于“三农”融资的对象都与“农”有关，相对于城市和工商业融资而言，这类融资存在着更大的信用风险，金融机构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往往不愿对涉农小企业发放贷款，因此，为了消除金融机构面向涉农小企业融资的障碍，政府有必要建立专门的政策性“三农”贷款担保机制。二是在涉农小企业融资领域引入商业性担保机制。自从1995年《担保法》颁布以后，我国城市中小企业融资领域中逐渐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担保机制，对解决城市中小企业融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迄今为止，商业性担保机制并未广泛延伸至“三农”领域，特别是涉农小企业融资中的担保机制基本处于缺位状态。因此，笔者认为，为了解决涉农小企业融资难，除了应建立政策性担保机制外，也应当着力引入商业性担保机制。一方面，要鼓励现有担保机构将担保业务向涉农小企业融资领域扩展，另一方面也应积极支持在该领域建立专门的商业性担保机构。三是要鼓励民间互担保机制的建立和发展。由于涉农小企业具有规模小、数量多、地域分散、融资金额小而频繁等特点，因此，仅仅依靠政策性和商业性担保机制很难完全解决其融资担保问题，必须同时建立和发展各种民间互的担保形式，特别是要鼓励发展涉农小企业之间的互保、联保机制。

(五)加强农村保险体系建设

完善的涉农小企业融资体系也应包含相应的保险体系。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5年《保险法》颁布以来，我国保险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相对于城市保险而言，农村保险发展严重滞后，特别是涉农小企业保险发展缓慢。由于涉农小企业的经营多与“农”有关，受自然因素影响大，这些企业本身又因规模小承受各种风险的能力弱，因此保险公司往往不愿面向涉农小企业开展业务，这也是导致涉农小企业融资难的重要因素。因此，要解决这些企业的融资难题，必须同时加强农村保险体系建设。涉农小企业的保险体系建设也应当包含多种层次。首先要充分发挥现有保险公司的作用，通过给予必要政策优惠，鼓励保险公司面向涉农小企业开展保险业务。其次，鉴于“三农”的弱质性质，仅仅依靠商业性保险很难满足涉农小企业的保险和融资需求，因此应当在“三农”领域建立和发展政策性保险机制。再次，要建立和发展互助保险制度。在国外(如日本、法国等)的农业保险领域，都早已建立起了合作互助的保险模式，我国也应当借鉴国外经验，在涉农保险领域建立互助保险机制，以便为涉农小企业的融资创造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区别篇7

区域经济一体化一般会经历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 市场 和经济货币联盟四个阶段，最终实现完全经济一体化。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进，货币金融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和重要。

在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两个阶段，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内容是消除区内贸易壁垒，实现商品自由贸易。区域金融体系主要是适应 国际贸易 融资 的需要而发展，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中介和融通作用。此外，区域贸易的发展也需要提供单一货币的雏形与之相配合。比如，欧共体为推动农产品自由贸易，曾设立“绿色货币”作为农产品统一定价的计算单位。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由关税同盟向共同市场转化，在这个阶段要求资本和劳务等生产要素能够在经济区内自由流动以优化资源配置，于是建立统一的金融市场、允许资本跨国流动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并成为构建共同市场的关键一环和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内容。同时，区域内部贸易和 投资 的发展需要成员国货币之间的汇率保持稳定，否则，外汇风险上升，交易 成本 增加，贸易和投资难以顺利进行。于是货币一体化开始起步，汇率联盟成为维系区域贸易和投资稳定的重要支柱。

当经济一体化从共同市场向经济货币联盟阶段过渡，资本自由流动已基本实现，固定汇率与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矛盾日益尖锐。为解决这个矛盾，推动经济一体化进入新阶段，各成员国必须逐步放弃货币政策自主权，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协调，强化汇率稳定机制，并最终设立统一中央 银行 ，发行统一货币，集中外汇储备，这样，金融一体化问题成为经济货币联盟建设的核心问题。正是从这个时候起，金融在经济一体化中的核心地位与主导作用得到了全面体现。金融不仅在区域经济交易中起媒介作用，在区域资源流动与配置中起导向作用，在区域经济运行中起调控作用，而且通过自身的独立发展使这些作用不断强化，金融成为关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全局的关键。

二、关于“港粤”金融一体化的地域空间分析

1．4．1 东亚多层级金融地域系统格局

金融地域系统是以国际金融中心为核心，以金融核心产业辐射范围为金融腹地，并以金融网络体系为载体和枢纽，三种要素长期整合而成的地域空间组织。根据各个金融地域系统在巨系统中地位或影响力的差别，可以将金融地域系统的层次类别判定为四种，而目前东亚地区则完全汇集了这四种层级的金融地域系统，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交错、相互依存，共同形成了多层级的东亚金融地域系统格局。

（1）东京高级金融地域系统。

东京同纽约、伦敦构成全球金融结构的鼎足三极，其中，纽约的金融产业最为完善，美国雄厚的资本供应能力为其国际金融业务提供了强大的支持，纽约证交所的国际领先地位就是这种能力的重要表现，但总的来说，纽约尚存很大的金融潜力；伦敦是 历史 最为悠久、最具外向性、灵活性和自由度的金融中心，其功能的全面性是三个国际金融中心中最为突出的；东京的金融中心地位来自国内强盛的经济和成熟的技术，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使其在资金吸聚和输出功能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表现尤为突出。尽管由于保守、僵化和充满管制，导致东京在与内外金融市场沟通功能以及离岸金融功能方面是三大金融中心中最弱的，“东京在国际化上的薄弱使其把作为 证券 交易所外国上市补充部分的外汇业务留给了香港，它不擅长的资金 管理 和公司债券发行流向伦敦和纽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京在国际金融格局中的地位在逐渐削弱，面临着许多新兴金融中心的挑战。但是东京金融产业的业务规模、功能类型、地域影响范围和力度仍然是东亚其它金融中心所难以比拟的。

无论是空间范围，还是作用强度，东京高级金融地域系统都是东亚最高级别的金融地域系统，它具有与纽约、伦敦金融地域系统同等的功能，制约和影响着东亚其它金融地域系统的形成与运行。

（2）香港次高级金融地域系统。

香港自20世纪70年代转变为国际金融中心以来，自由化和国际化的程度一直是其最突出的竞争砝码，其中包括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及其在自由经济制度下的资金进出自由、货币兑换自由、业务经营自由等。香港政府对金融业的监管，有其独特的模式，它推行以“积极不干预”为原则的一系列金融政策，其国际金融业务与港内金融业务融为一体，是亚洲地区惟一的没有离岸业务和本地业务之分的“混合型离岸中心”。与日本不同，作为国际资金集散地，香港融资功能的特点不在于依靠本身具有充足的过剩资本来支撑其金融业务，而是通过跨国银行和各种外资机构，调集境外资本提供各种境外金融服务。在东亚地区，香港是东京最强的竞争对手，但由于金融成本正在逐渐接近东京，在经历了香港回归和亚洲金融风暴后，香港替代东京而成为领先者尚需时日。

香港金融产业辐射的地域空间达不到东京金融地域系统的规模，主要以亚太地区的

国别和地区作为限定系统边界的标准，而是将 金融 产业的内生性外部效应的强弱作为衡量系统规模和层次的尺度。可以说，金融地域系统超越了体制的藩篱，从根本上承认了各方的金融利益和金融地位，这也意味着金融地域系统内部不仅存在金融核心与金融腹地之间金融功能的分工，也存在直接金融腹地与拓展金融腹地之间金融地位的差异。

金融地域系统是相对完整的地域空间体系，同时也是由诸多细分的地域单元聚合而成的实体空间。金融地域单元系指小范围的、易被认可的地域空间组织，尽管不同的金融地域单元特征各异，但都拥有金融地域系统所需要的全部构成要素，以金融产业为主要物质内容，以金融地域运动为作用形式，反映金融核心与各地域间灵活、自由、开放、动态的金融关系，

香港次高级金融地域系统同样是由许多金融地域单元共同构建的集合，任何一个金融地域单元也都是金融核心香港与其金融产业辐射地域的组合结果，由于各金融腹地的 地理 条件千差万别，金融产业成长水平参差不齐，距离香港有远有近，与香港的基本关系疏密有别，对于香港金融产业辐射的接纳和吸收必然强弱不均，从而导致各金融地域单元在大小、区位、核心与腹地的 交通 方式和关联强度，以及双方金融地域运动特点等方面都呈现出差别性，“港粤”金融地域即是香港次高级金融地域系统中一个重要、独立、完整的单元，或者称作香港次高级金融地域系统的子系统。

“港粤”金融地域单元是由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与

直接 投资 、间接投资和其它投资。以1985～1997年的数据为例，按实际利用金额计，直接投资5,035 945万美元，占总和的84%；间接投资657, 486万美元，占总和的11%；其它投资318 ,594万美元，占总和的5%。并且港商在广东的直接投资总额近年来继续保持稳中有升格局2（如表1所示）。

与此同时，广东企业对香港的投资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的支持与鼓励下有了快速的发展。如省属的企业有“粤海集团”、“南光集团”“广属集团”等，市属企业有“越秀投资”、“深业控股”、“珠光集团”、“羊城集团”等，并且这些企业大部分都已在香港上市。虽然在香港投资的广东企业在运作和 管理 上留有计划 经济 的痕迹，存在与香港自由 市场 经济体系发生摩擦的问题，并在亚洲 金融 风暴后进入了调整期，但总的来说收获颇丰。不仅为内地引进了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参与大项目的投、 融资 ，为国家赚取大量外汇，同时也通过积极参与和拓展在港业务，为促进香港的经济发展发挥了作用。随着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实施，粤企入港“借船出海”步伐加快，中资入港的比例明显提高。

 从表2、表3可以看出，

产领域上有很好的合作，在 交通 、 通信 、科技、 农业 、劳务、房地产、环保、 旅游 、边境事务，以及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是三地保持繁荣稳定的重要因素。总之，香港服务的输出以及广东 市场 资源的互换、渗透，正是粤港贸易多元化的开始。

（4）通货相似程度

90年代初，

年均16.9％的持续高增长傲视全球。香港也因珠三角的加 工业 发展而得以维持制造业出口的竞争力、维持香港作为国际上最大的港口及 金融 中心的地位。

随着广东“外源内用”与“内源外用”步伐的加快，广东 经济 保持高速增长。2001年，广东gdp突破万亿元，2003年达到13450亿元，占全国的11.5%，比广东 人口 在全国的比重高5.3个百分点；人均gdp达到16990元，折合2053美元，已超过2001年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1860美元的平均水平。2003年广东地方 财政 收入达到1313.3亿元，约占全国各省地方财政收入的七分之一，人均地方财政收入1651元，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3年广东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8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055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了30倍和21倍。

  在粤港经济融合不断加快的背景下，粤港经济体系正在逐步接轨，并深度融合，这为粤港金融一体化奠定了制度创新的基础。

六、推进港粤金融一体化过程中的“港粤”金融合作的新特点

“港粤”金融合作也是在长时期的金融活动实践中逐渐出现和发展的，并在金融互动、金融联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随着国际金融形势的变化，以及双方金融产业成长步伐的推进，“港粤”金融合作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区别篇8

关键词：农村金融；农村经济；互动发展

一、宁夏农业发展现状

（一）农业产值逐步增加，特色产业格局初步显现。近年来，宁夏农村经济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农业总产值从2001年的85.3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430.0亿元。宁夏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由1990年的2655（千克/公顷）增加到2013年的4658（千克/公顷），说明农业效率逐步上升。特别是特色农业、清真产业等发展的路径越来越宽，农产品竞争力增强，如中宁枸杞、灵武长枣、清真牛羊肉、西吉马铃薯、中卫硒砂瓜等。农民也依托特色产业、现代化农业进程，可支配收入也从2005年的2509元增加到2012年的6931元，提高了近三倍。

（二）农业逐步走向机械化、规模化。宁夏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增加，农业效率逐步上升，而最明显提升效率的方法为某些地方实现了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经营。宁夏绝大部分种植业家庭农场实现了耕、种、收、脱、运、储、销的全程机械化，综合机械化率达到了80%。

二、宁夏金融深化状况分析

（一）金融机构数量、资产总额有所增多。宁夏金融业发展态势良好，银行业运行平稳，经济效益显著提升，金融市场融资功能显著提升。2007年，宁夏银行业金融机构1076个，总资产1544亿元，到2013年，金融机构增加到1201个，资产总额达5764亿元。农村金融机构数量也从367增加到405个，资产总额从283亿元增加到1296亿元，即机构数量相对城镇银行增幅较小，资产总额增幅也较小。

（二）金融扶贫多措并举，特色鲜明。截止2013年末，宁夏贫困人口达100人，其中南部山区7县的贫困人数占全区贫困人口总人数的70%以上。自2012年以来，宁夏启动中南部山区贫困人口扶贫工程，如贫困村“千村信贷”发放贷款2.0亿元，受助农户7163户。

（三）新型金融机构迅速发展，信贷模式多样化。宁夏新型金融机构数量逐年增加，贷款额度也呈上升趋势，截止2011年末，新型金融机构数由2007年的42家，增长到557家；贷款额度也从2007年的10.88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124.2亿元。同时，宁夏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逐步推出了适合宁夏农村经济发展的信贷模式，如全国首创的 “资金+农户+市场” 掌政模式、“大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全民创业者”的三点一线贷款直通车模式等。

三、宁夏农村金融与经济互动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农村金融业对农村经济的影响程度分析。宁夏提出了“金融富区”的长远战略，那么宁夏农村金融业的发展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否有影响，影响有多大。本研究选取农林牧渔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表示农村经济的增长情况，选取金融资金聚集率、金融资金转化率、金融资金应用效率作为金融指标，建立计量模型。

一般而言，GDP直接反应农村经济的增长，而人均GDP比总GDP更能反映经济增长的真实情况。由于数据统计限制，所以本研究依据学术界的普遍方法，用农林牧渔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表示农村经济的增长情况（Y）。同时，本研究将农业存款与宁夏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作为反映宁夏农村金融资金集聚效率的指标（X1）；宁夏农业贷款额与宁夏农业存款额的比率来描述宁夏农村金融资金转化率（X2）；宁夏农林牧副产值增量占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表示金融资金应用效率（X3）。

运用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整理指标数据，运用STATA软件进行模型估计，在分析拟合优度、T检验和F检验的基础上，得方程：y=-0.818+0.167x1-0.011x2+0.557x3+u

从模型可以看出，表示农村金融的三个指标对农村经济发展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投资投向效率对经济的影响最显著，即投资投向效率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村经济将增加0.557个单位的产出。说明宁夏农村金融在需要资金量的投入，更重要的是要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也就是要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职能效率，才能更好的发展农村经济。

（二）金融业与农村经济的互动关系分析。金融业与国民经济的众多产业部门具有直接或者间接的投入与产出联系，金融业发展需要直接消耗其他产业产品，同时也为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文章运用宁夏投入产出表①计算直接消耗系数和间接消耗系数来分析两者关系。直接消耗系数指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第产品（或产业）部门的单位总产出所直接消耗的第产品部门生产的货物或服务的价值量。完全消耗系数指第产品部门每提供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对第产品部门货物或服务的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之和。

计算数据结果表明，农业在生产过程中，单位总产出所直接消耗自身的价值量最大，其次是食品制造业、化学工业等，而对金融业的直接消耗系数为0.008，在42部门中排名第七；完全消耗系数与直接消耗系数呈现相似的特征，对金融业的完全消耗系数为0.027，在42部门中排名第十一。说明农业与自身、食品制造业、化学工业、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业等联系较紧密，对这些产业的依赖程度较高。反过来，这些产业对农业部门的拉动作用也较明显。

从金融业来看，单位总产出所直接消耗价值量较大的是工业、现代服务业等，而对农业的直接消耗系数为0，完全消耗系数为0.029，都相对较小。说明金融业与工业、现代服务业的联系紧密，对这些产业的依赖程度较高，而对农业的依赖程度很小。这也说明，现阶段宁夏金融业在农业方面的投入较小，不足以拉动农业的发展。

四、总结

宁夏农村金融与经济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动关系，但是从消耗系数来看宁夏农村金融与经济并没有起到预期的良性互动作用，即存在“门槛效应”。那么，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就需要进一步深化、找到有效发展路径。

宁夏农村经济不断增长，对资金的需求较迫切，需求面广，如水利设施建设和维护、道路建设、村镇医院建设改造，甚至是龙头企业和城镇建设等，所以需要金融机构对农村经济的发展给予更多的资金支持。特别是提供便利、快捷、贴近“三农”的农村金融服务、提高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农村金融咨询、涉农理财业务、农业保险业务、贷款担保业务等，加大力度整合资源，使资金得到有效供给、有效利用，最大限度的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人民收入。

同时，农村经济的发展是金融发展的基石，只有良好的农村经济发展，能形成一定的剩余资本，才能有金融机构的产生、发展和持续作用的平台，以便更好地为农村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所以，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发展能源、循环农业、绿色农业等，从不同角度的农业改革，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为金融机构扩大投资区域、指明投资方向，以便金融能够更好的为地方经济服务。

参考文献：

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区别篇9

（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深，“一带一路”区域金融合作多元化

随着2017年5月15日的“一带一路”北京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多项协议的签署，各国的贸易往来增加了人民币的境外储备和对国内的人民币投资，如此流通循环加深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国作为其中主要大国，对“一带一路”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民币资金，如本次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对丝路基金新增1000亿人民币的投资等，这些举措进一步推进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同样的，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使得中国在“一带一路”中的经济主导地位更加牢固，中国跨境贸易结算的人民币增长更快，与沿线各国的贸易往来和金融合作趋向多元化。

（二）“一带一路”战略下区域金融合作的意义

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打破了“区划壁垒”的限制，促进资本高效配置以及市场深度融合，使沿线各国互利共惠，协商发展，通过互联网金融等跨境金融为金融业的发展提供新的创新模式和渠道。

首先，“一带一路”战略通过使沿线各国建立长期互惠的友好业务往来关系扩大了金融资本总量，优化并增加资本形成与创造的途径，使资本使用效用最大化。其次，根据帕累托最优原则，“一带一路”建设工程包容协调区域金融市场的差异性，合理配置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一带一路”金融领域各国的优势，促进金融革新，加速金融创新，提升区域整体发展水平。最后，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猛增，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并且“直接投资+对外援助”和“直接投资+金融投资”的合作形式也得到进一步推广。例如，5月14日和15日的高峰论坛我国水利部、交通运输部等分别与波兰环境部、柬埔寨等国签署多项协定，促进设施联通。

二、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区域金融合作现状及问题

（一）发展现状

随着“10+3”机制（东盟+中日韩）等的形成，区域合作机制的出现逐步完善了区域金融市场，金融交流更紧密。同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的建立使得我国与亚洲各国之间建立了区域金融机构，深化加强了彼此间的金融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金融资本的有效配置和进一步优化。

另一方面，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2016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截至2016年第三季度，2016年中国前三季度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生4.03万亿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发生1.88万亿元，直接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21%。这说明我国人民币区域化进一步得到加深，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区域金融投资项目和机构在逐渐优化。以我国为例，据商务部数据统计，2017年一季度，中国与沿线国家新签服务外包合同额为261亿元，执行额为163亿元，分别增长33.9%和18%，中国同其他各国的项目合作更多，形式也更多样化。

（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第一，区域国家金融发展水平不平衡。“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目的是为了均衡沿线各国整体发展水平但这恰好是目前项目推进时遇到的阻碍。绝大部分国家自身金融实力不强，对金融机构依赖程度高；而且，亚洲金融市场在进行高附加值、高风险的金融项目时很难于欧洲金融市场达到协调一致。

第二，区域金融合作缺乏合理的机制来规划协调。区域金融合作的稳定和协调需要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的共同作用。但是，“一带一路”缺乏完善的金融模式，而且很多国家发展水平与模式不同，目前没有一个能够平衡各国经济能力的机制来管理。多边金融合作的难点就在于协调与统筹。而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阶段――人民币区域化的逐步加深，我国与沿线各国巨额的金融经济往来缺乏妥当的机制来保障，这将阻碍进一步的贸易与金融业务的拓展。

第三，可能形成新的金融风险。随着“一带一路”区域金融合作的项目多元化和资本输出规模的扩大，可能出现新的金融问题。尽管区域金融合作整合了“一带一路”国家的资金链和产业链，但是庞大的资金链牵涉较广，一旦中间出现断裂，将引发一系列新的金融问题。另一方面，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加深，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加深，人民币的汇率等波动将受到他国经济水平波动的影响，区域金融合作项目的进展将影响到我国人民币的各项指标甚至影响国内经济。

三、政策建议

（一）通过增强货币合作和贯彻落实互联互通来促进区域金融水平发展

建立长期区域货币合作机制可以直接满足本区域的基础设施等金融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稳定的货币合作机制有利于分散单一的货币交易所带来的巨大资金风险。而且，人民币国际化是既定趋势，货币合作可以进一步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和影响力。落??互联互通政策，建立规范透明的金融市场，降低跨境生产和贸易往来的交易成本，促进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一致化的协调发展。

（二）扩大直接投资的人民币输出，推进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

加强金融合作，强化中国银行业与国外银行业在人民币支付清算、资金拆借、报价做市等方面的业务合作，打造境外“人民币走廊”；使人民币结算网络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得到完善，使“一带一路”区域金融合作得到持续性金融支撑，深化人民币国际化。

（三）完善区域金融合作监管协调机制，推动互联网金融创新

目前“一带一路”的区域金融监管体制以“10+3”为基础，但是我们应该拓展多元、多层次的监管系统来预测控制未来新的金融风险并预警，确保区域金融合作的稳健运行。此外，还应设立可靠的风险善后机制，以处理当有不可控的金融风险产生时的资金损失等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重点结合跨境金融和网络金融，基于“互联网+”的模式，建立高效便捷的线上交易金融系统，降低跨境投资的交易成本，提高时间效率，加速交易频率；并且注意简化传统金融交易模式的流程，减少资金融通双方信息不对称，创造良好的交易软环境。

四、结语

在人民币区域化加深的大环境下，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是彼此间相互促进的，虽然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但中国勇担重任，与沿线各国力求稳健的区域金融合作，在当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金融贸易环境中谋求金融革新与发展。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战略发展前景是值得期待的。

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区别篇10

关键词 资本市场 重庆 经济发展

一、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

(一)改变资产流动性，实现投资风险的转移与分散

风险的存在很大部分来自信息不对称、不完备或者搜索信息的成本极高。证券市场的作用之一是转移和分散风险，Levine[1]着重指出流动性风险和异质性风险可以由金融体系化解。流动性是以自愿价格将资产转化为现实购买力的难易和快速程度，流动性风险就是指这种转化的不确定性。异质性风险是指投资于不同项目、企业、行业、地区和国家具有不同特质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对称和交易的成本减弱了资产的流动性，从而加剧了流动性风险。而证券市场通过稳定、透明的交易制度和低廉的交易成本提供资产的流动性，激励投资和经济增长。

当然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也能够加强资产的流动性和降低流动性风险，但是就银行而言，区别就在于银行需要保持一定的流动性，所以银行在考虑贷款的时候总愿意选择一些流动性比较强的项目，而资本市场融资的项目的流动性要求则可以降低，尤其是股票市场上筹集的资金在项目选择的时候基本上不用考虑项目的流动性，考虑的主要是风险性和收益性。

(二)良好的资本市场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资本市场的发展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提供了有效的机制，在促进管理和生产的专业化同时，又能够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这都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股票市场对公司治理作用的发挥，主要通过三方面的机制来实现，即股东投票机制、并购监管机制及股权激励机制。

股东投票机制就是股东用投票的方式对长期经营不好的公司的管理层发出警告，具体又可以划分为“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用手投票就是指股东在股东大会上行使投票权，向管理层发出警告，并在必要时动用否决权撤换高层管理人员，从而对管理层构成直接约束。但用手投票机制的实行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股东的持股要达到一定的数量；二是要具有对企业经营管理进行监管的能力和时间。而对于股权较为分散的中小股东而言，则通过“用脚投票机制”向管理层施加压力。这种压力首先来自股东抛售股票会导致股价下跌，形成对管理层的负面评价，降低管理者在经理人市场的价格，并对其职业生涯产生影响；其次来自于主要股东的退出可能会给企业经营带来灾难性后果。比如一些大股东的退出，会恶化公司的融资环境，甚至导致公司被恶意收购。

资本市场具有的并购接管机制和股权激励机制也有利于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

(三)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

祁斌[2]比较了二战以来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分析了美国资本市场在促进美国产业升级和高科技产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提出金融体系效率和金融结构的差别是形成各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差距的主要因素，认为以直接融资为主的资本市场体系比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银行体系更有利于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万书彦，梁伟坚(2001)[3]认为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困难是缺乏资源的合理流动，导致资源不能实现合理配置，通过西部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促筹集西部地区发展所需资金并流向那些在西部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和行业，达到优化产业结构的目的。

(四)资本市场发展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发展

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促进交易的发展进而促使分工水平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而分工水平的提高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则有利于技术创新，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用了三章的篇幅来讨论分工的问题，斯密认为分工从三个方面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是工人熟练程度上的进步，二是时间上的节约，三是机器(新技术)的应用。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还可以加快新产品、新技术的产业化应用。在资本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很多持有技术的人由于缺乏资本而不能使其迅速有效地利用技术，而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可以使这些适用的技术转化为资本，在资本市场上进行交易，这样就推动了技术资本和货币资本的结合。

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中，各层次的市场的功能也会有所差异，一般来说创业板和风险投资市场更明显的有助于推动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资本市场对于创新的促进非常典型地体现在风险投资的运作上。风险投资是指将资金以入股形式投向高科技企业，并提供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一整套服务，促使其迅速成长，最后通过将其上市或出售的办法变现，以获取高资本收益的一种投资行为。高科技企业失败机率很高，然而一旦成功，回报也非常可观，一般产业投资者不敢轻易涉足，但风险投资者引入金融资产投资领域中“投资组合”的思想，将资金同时投向几个甚至十几个企业，尽管失败的不少，但综合回报率还是很高的。

(五)资本市场促进企业实现规模扩张，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从而提高经济效率

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就会产生对规模经济利益的追求，便进入到了成长期和扩张期，即生产规模和市场份额的增加。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企业通常可以采用两种战略，即内部成长战略和外部成长战略。所谓内部成长是指企业现有项目的继续和扩展，而外部成长是指以横向兼并、纵向兼并或者混合兼并等形式出现的企业扩张。两种方式都要依赖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尤其外部成长更需要一个股权形式的资本市场。李善民，周小春(2007)[4]实证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的绩效，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并购行为总体上效果较好，非关联并购的效果要好于关联并购，相关并购对企业的经营业绩产生正效应。非关联并购效果较好，说明随着资本市场全流通的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推进，企业的并购效果会有更好的表现。

二、重庆资本市场对重庆经济发展作用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使用数据说明

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直接融资数据主要选取了股票融资额、企业债券融资额和实际利用外资，间接融资采用了中长期贷款量为代表。股票融资额和企业债券融资额作为直接融资没有什么争议。实际利用外资作为直接融资是基于这样一种情况，按照我国的统计方法，实际利用外资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对外借款，一部分是外商直接投资，另外一部分是外商其他投资。在外商其他投资里从1997年开始有包含了对外发行债券和股票，外商直接投资可以视为直接融资，其他融资里也有绝大部分是直接融资，而且外商直接投资占了实际利用外资的绝对多数。外商直接投资起到的功能和股票发行相当，都可以分散股权，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中长期贷款又可称为项目贷款，是指商业银行发放的，用于借款人新建、扩建、改造、开发、购置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贷款，考虑重庆民间借贷等其他形式的融资方式还比较滞后，商业银行的中长期贷款额有较好的代表性。在检验资本市场规模和资本品价格对GDP的作用时，本文选择了重庆是上市公司数量和流通股加权的价格指数分别作为资本市场规模指标和资本品价格指标，流通股加权的价格指数通过大智慧的自定义指数得到，以1997年7月1日为1000的基数点。

对数据的取值时间段，由于重庆是1997年直辖的，1997年之前的很多数据统计范围不一致，本文在计量分析时一般没有考虑1997年之前的数据。笔者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没有找全官方公布的重庆市的月度或者季度数据①，迫不得已使用了年度数据，从1997年2006年共有十组数据，由于数据较少，对研究造成一些限制，如较长滞后期的因果检验就由于自由度损失太多而不能得出有效结论。

最后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股票融资stock和债券融资bonds两组数据在1997-2006年间分别有两年和四年为0，且都是政策因素造成的，2005年是由于股权分置改革全国基本上没有新股发行。企业债没有发行也是因为之前企业债发行出了问题以后，把审核权由央行转交给发改委并采取了非常严格的审核制度。由于数据缺失，不能把它们单独的加入到模型中，本文将两者与实际利用外资相加之和作为一个变量加入模型。

(二)资本市场融资额对GDP作用的实证检验结果

本文实证采用取对数的模型来检验直接融资额对重庆经济发展的影响，加入中长期贷款作为比较变量。

其中Zj代表直接融资，loan代表中长期贷款。

用Eviews回归得到的结果如下：

模型的拟合效果仍然比较好，代表直接融资的变量LOG(zj)和代表间接融资的LOG(LOAN)的系数都通过了T检验，Durbin-Watson统计量也有很大的改善。直接融资的系数为0.106，间接融资的系数为0.412，其含义为直接融资增加1%，GDP就将增加0.106%，间接融资增加1%，GDP将增加0.412%。从结果来看，似乎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大，但是，如果考虑到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基数的差别，就可以消除这种误解。考虑2006年间接融资的量为85.67亿元人民币(利用外资已经经过汇率换算)，直接融资的量为2932亿元人民币，要使GDP增长0.412%，需增加间接融资29.32亿元，如果要增加直接融资达到同样效果则只需增加3.33亿元。这就是说当前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用比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用要高，即增加1元人民币直接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高于每增加1元人民币间接融资带来的经济增长。

(三)资本市场规模和价格指数对GDP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

对模型GDP＝C(0)＋C(1)*VALUE＋C(2)*NO使用eviews软件回归检验发现常数项的T统计量没有通过检验，去掉常数项后的检验结果如下：

结果表明，value和no的T统计量都通过了检验，两者都不显著为0，可决系数R2为0.806，调整后为0.78，重庆股票流通市值指数和上市公司数量对重庆国民生产总值有显著的影响。但是从回归系数来看，上市公司数量对重庆国民生产总值有正向作用，而上市公司市价指数对重庆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具有负面作用。上市公司数量增加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正面作用比较好理解，上市公司市值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负面影响的原因何在不太好理解，笔者认为，这与我国股票市场的特征有很大的关系。我国的股票市场长期以来是一个投机市和政策市，已经有很多研究表明它以往也是一个资金推动型股市，通常流入股市的资金充裕，表现为流动性过剩时，当然2006到2007这次还不能下定论。这种情况一般是股票市场的高额收益吸纳了本该投资在实业上的资金，使得经济增长乏力。当然要验证这种假设，可以把上市公司流通市值滞后一期加入到模型中，如果滞后一期的上市公司流通市值的系数显著为负，则说明这种假定是可信的。

加入滞后一期的上市公司流通市值的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滞后一期的流通市值指数的系数显著为负，且比同期的流通市值指数的系数负得更多，且更为显著，可决系数也有所提高，模型的回归效果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可以证实我们之前的假设，即股票市场下跌时，更多的资金从股票市场流入到实体经济，扩大了实体资本投资，推动当期及下期的经济增长，当股票市场上涨时，资金从实体经济中流入股票市场，影响重庆地区经济的增长。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股票、企业债券和实际利用外资构成的直接融额资对重庆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显著。由股票、企业债券和利用外资额之和构成的直接融资额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用要高于中长期贷款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用。

上市公司数量与GDP的关系为显著的正向关系，但是上市公司市值与GDP却是反向的关系。也就是说上市公司数量的增加对GDP的增长可能有正向作用，但是上市公司市值指数对GDP的作用却显著为负。表面上看似乎矛盾，实际上说明我国股市的投机性质非常明显，当股票市场高涨时，重庆企业有很多本该投入到实体经济的资金流入股票市场，造成实体经济投资不足，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根据对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和利用重庆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当前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边际效应要大于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重庆应大力发展以直接融资为主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促进重庆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注释

①2005年1月1日实行《关于改进地区GDP核算工作的意见》中规定，从2005年1月1日起，由国家统计局联审后统一公布季度GDP数据，并以此作为法定数据。在此之前没有统一的权威的省市季度GDP数据。

参考文献

[1]Levine R.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growth：Causality and caus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M].World Bank，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Macroeconomics and Growth，1999.

[2]祁斌.建立资本市场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J].证券市场导报，2006(8).

[3]万书彦，梁伟坚.运用证券市场促进西部产业结构调整[J].商业研究，2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