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区别十篇

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区别篇1

[关键词]广州 金融 供给侧结构 改革

中图分类号：D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24-0291-01

引言

广州金融去杠杆成效显著，广州直接融资规模迅速扩大，增速高居全国大城市第一位，新增直接融资占比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全国第一。今年以来，广州市金融局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部署，积极推动金融行业降杠杆，将直接融资两个全国第一纳入囊中，广州市融资市场结构进一步优化，为广州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和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作出重要贡献。

未来广州将建设枢纽型网络融资服务体系，提升融资服务水平，将广州打造成为华南地区的资金集散中心、“一带一路”的投融资和结算中心，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供给。

1 什么是直接融资

"直接融资"，英文名称“direct financing”。直接融资是间接融资的对称。亦称“直接金融”。没有金融中介机构介入的资金融通方式。在这种融资方式下，在一定时期内，资金盈余单位通过直接与资金需求单位协议，或在金融市场上购买资金需求单位所发行的有价证券，将货币资金提供给需求单位使用。商业信用、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以及企业之间、个人之间的直接借贷，均属于直接融资。直接融资是资金直供方式，与间接金融相比，投融资双方都有较多的选择自由。而且，对投资者来说收益较高，对筹资者来说成本却又比较低。但由于筹资人资信程度很不一样，造成了债权人承担的风险程度很不相同，且部分直接金融资金具有不可逆性。

直接融资是以股票、债券为主要金融工具的一种融资机制，这种资金供给者与资金需求者通过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直接融通资金的场所，即为直接融资市场，也称证券市场，直接融资能最大可能地吸收社会游资，直接投资于企业生产经营之中，从而弥补了间接融资的不足。直接融资是资金供求双方通过一定的金融工具直接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融资形式。直接融资的工具：主要有商业票据和直接借贷凭证、股票、债券。

2 广州半年直接融资余额达1.2万亿元

2016年上半年，广州市金融业最大的亮点是直接融资占比高，将两个全国第一纳入囊中，这对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和降低金融体系的杠杆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第一是直接融资余额增速全国第一，今年上半年广州市直接融资余额达1.2万亿元，在一线城市中仅次于上海（1.3万亿元），占全省（含深圳）的53.8%，同比增长52%，远超上海（29.7%）、北京（0.62%）和深圳（-2.3%）;第二是新增直接融资占比全国第一，上半年全市新增直接融资总额2227.3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的66.5%，这个比例接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远高于北京（53%）、上海（30%）、天津（35%），也高于全省（30%）。

直接融资数据说明了广州地区的企业越来越受到国内外资本市场的青睐。

3 广州社会融资规模是去年同期1.2倍

广州金融业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一是金融风险低。截至2016年7月，全市银行机构不良贷款率为1.35%，比全国平均水平（2.11%）低0.76个百分点。两家市属法人银行的杠杆率均在4%的监管要求以上;市属两家法人证券公司和两家期货公司净资本/净资产比率都在80%以上，远远高于监管要求（40%以上）;三家法人保险机构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达到420%、156%和111%，均大大高于监管要求（100%以上）。二是社会融资规模增速高。社会融资规模是全面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以及金融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的最重要指标。今年上半年广州市社会融资规模达3348.4亿元，是去年同期的1.2倍。邱亿通表示：“这体现出金融体系对广州市实体经济的信心不断增强，对广州金融环境的信心不断提升。三是小微企业融资增速高。7月末，广州地区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贷款余额分别为3199.4亿元和490.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6%和12.6%，远高于同期大型企业-3.2%和中型企业1.4%的增速。

4 新增新三板挂牌企业129家

广州的康泽药业，由2013年净利润不足400万元，到新三板挂牌后，先后3次融资3.66亿元，2015年实现净利润超过5000万元，增长了12.5倍！广州的蓝盾股份，分别于2015年和2016年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并配套募集资金的方式收购了华伟科技和中经汇通，通过并购，蓝盾股份顺应了信息安全外延的扩大，促进了企业的转型升级，净利润由2014年不足3700万元快速增加至2015年超过1.2亿元。

据广州市金融局报道，广州市金融局充分利用企业上市机制，促进科技创新企业做大做强，这些企业已成为广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截至8月末，广州市新增上市公司5家，总数达到120家;新增新三板挂牌企业129家，总计达275家;拟上市挂牌后备企业资源丰富，22家企业处于辅导期，34家企业正在排队，81家企业向新三板递交挂牌申请。

5 “组合拳”助企业融资成本大降

广州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境内融资和境外融资，打出融资“组合拳”。随着直接融资、境外融资的增多，广州企业融资成本大降。2016年上半年，越秀集团平均融资成本为4.23%，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32个百分点，年化节省利息6.5亿元;越秀交通成功发行中国境内交易所第一单熊猫债10亿元，其中3亿元（“3 2”期限品种）票面利率2.85%，创下历史新低。广州地铁启动境外发债工作，累计发行8亿美元中期票据计划，比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低10%～21%。南沙新区办理跨境人民币贷款备案29笔，跨境人民币贷款备案金额61.24亿元，累计发放贷款29.01亿元。

通过积极贯彻落实有关政策，对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进行补贴，今年共补贴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等11家企业上市财务费用3300万元;落实为企业减负政策，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取消收费项目218项，降低收费标准530项，减费8.46亿元。

6 建设枢纽型网络融资服务体系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继续深入推进，在稳控风险的基础上力推金融创新发展。将尽快在南沙开展内、外资融资租赁统一管理试点。推进金融移动支付在广州市公共、交通、文化、教育、生活服务等公共服务领域运用。科学规划金融产业空间布局，加快创新型金融集聚平台建设。发挥自贸试验区政策优势，大力发展跨境投融资业务。

广州将建设枢纽型网络融资服务体系，提升融资服务水平，将广州打造成为华南地区的资金集散中心、“一带一路”的投融资和结算中心，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供给。依托广州建设国际航运枢纽、国际航空枢纽和国际科技创新枢纽的战略契机，加快集聚各类资金、资本和人才。

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区别篇2

［关键词］金融扭曲差异；外资进入；融资约束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后危机时代的跨国公司投资、国际资本流动趋势与我国外资政策”的资助。 2000）

作者简介：周 申(1970―)，男，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1)，教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要素市场。

张 亮(1986―)，男，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1)，博士生。研究方向：国际金融市场、国际经济学。

漆 鑫(1983―)，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北京，100033)，博士。研究方向：金融发展、国际经济学。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我国。Prasad and Wei（2005）［1］指出，自1994年以来我国吸引了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FDI的三分之一，流入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FDI的60%。2010年非金融领域新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27406家，同比增长169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5735亿美元，同比增长1744%。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①(2011)显示，截至2009年底，FDI累计余额已经达到9974亿美元，接近1万亿美元。

是什么原因使我国对FDI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根据大量研究FDI区位分布的文献可以看出：FDI倾向于流入具有较低劳动力成本（Sun et al2002；）、［2］(79-113)较高市场潜力（Fung et al，2005）、［3］(408-416)较好基础设施（Berthelemy，

［4］(140-155)以及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Benassy,2007)［5］(764-782)的地区。然而，FDI上述相关理论仅仅从FDI供给方――跨国公司视角出发，研究分析跨国公司选择某一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的原因，缺乏对FDI需求方东道国相关因素的考虑，对FDI大量流入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原因并不能提供完整的解释，如与我国市场潜力、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等方面都较为相似的印度，外商投资流入却要远远低于我国。那么从FDI的需求方东道国视角，具体分析到我国有哪些特殊情况对外资流入有着显著的影响呢？

二、地区金融扭曲影响外资进入的机制分析

由于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严重的扭曲现象，国有商业银行在进行资金配置时更多的依据政策指令而非经济利益，导致长期以来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源基本为国有企业所占据，而非国有企业很难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得融资（Park and Sehrt，2001)；［6］(608-644)(Allen et al，2006）。［7］Huang（2003）［8］指出，外资大量进入中国不仅是因为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还是因为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严重扭曲的结果。在融资领域，由于我国是银行占主导的金融体系，并且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银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国有商业银行在配置金融资源方面往往按照政治性主从次序将金融资源大量投向国有经济部门，而非国有企业难以从国有金融体系中获得融资。这就导致非国有企业为了满足其融资需求，存在寻找外国投资者以获得投资的动机。Huang（2003）［8］认为是中国金融部门扭曲导致FDI的大量流入，中国私营企业面临来自银行和证券市场的歧视（信贷歧视和上市批准复杂）而被迫寻求外国投资者，将合资作为扩张投资的方式，而与外资企业合资还可以减少中国私营企业面临的不对称信息，从而使其容易获得银行贷款。Guariglia and Poncet（2008）［9］运用1989-2003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分析发现FDI降低了银行部门低效率产生的成本, 并提供资金给那些由于银行部门扭曲而造成借贷能力不足的公司。（Galina,H.and C.Long,2000）［10］指出若东道国金融市场不完善、缺乏效率，则更倾向于以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进入市场，此时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质上起到了对东道国不完善的金融市场的替代作用。在我国，FDI并未充分的起到弥补资金不足和技术溢出的作用，更多的只是为我国在存在扭曲的金融体系中无法获得融资的非国有企业提供替代性资金来源，企业为获得外部融资有着强烈的引入外国投资者因而获得投资的动机，因此本文提出假说：我国地区间金融扭曲差异是影响外资流入的重要原因。

三、估计模型和指标说明

（一）估计模型

根据Ezeoha and Cattaneo(2011)、［11］Nasser and Gomez (2009)［12］(61-74)的研究建立以下基础估计模型：

InFDIi,t=αFinanceIn Financei,t+∑βControlsIn Controlsi,t+γi+ηt+εi,t（1）

其中FDIi,t表示i省份t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指标，Financei,t表示i省份t年的金融扭曲差异指标，Controlsi,t是i省份t年的宏观经济控制变量。γi表示省份虚拟变量，ηt表示时间虚拟变量，εi,t是随机扰动项。对估计模型进一步细化后可得：

Infdii,t=αdloanIn dloani,t+βlfdiIn lfdii,t-1+βwageIn wagei,t+βmpIn mpi,t+βmrIn mri,t+βinfrasIn infrasi,t+βinduIn indui,t+βopenIn openi,t+γi+ηt+εi,t（2）

Infdii,t=αdprivIn dprivi,t+βlfdiIn lfdii,t-1+βwageIn wagei,t+βmpIn mpi,t+βmrIn mri,t+βinfrasIn infrasi,t+βinduIn indui,t+βopenIn openi,t+γi+ηt+εi,t （3）

Infdii,t=αdbdlIn dfirgi,t+βlfdiIn lfdii,t-1+βwageIn wagei,t+βmpIn mpi,t+βmrIn mri,t+βinfrasIn infrasi,t+βinduIn indui,t+βopenIn openi,t+γi+ηt+εi,t（4）

模型中所有变量的具体定义详见表2。为控制可能存在截面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将所有变量均取对数并计算稳健标准误差。

（二）指标选取

1 非国有经济部门信贷比重

本文借鉴张军、金煜（2005）［13］研究思路，非国有经济部门信贷比重的估计方程可以表达如下：

firi,t=α+βsoei,t+θi,t+μi,t （5）

μi,t=ρμi,t-1+δi,t （6）

其中，firi,t代表银行信贷/地区总产值比重，soei,t代表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地区工业总产值比重。根据计量结果βsoei,t,可以用来度量银行信贷中配给到国有经济部门部分，而银行信贷中配给到非国有经济部门部分则可以用常数项α，地区虚拟变量θi,t和误差项μi,t之和表示。表1是对我国非国有经济部门信贷份额估计的结果。

2 贷款比重、存贷款余额比重

在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未得到改善时，金融市场规模扭曲能提高金融市场中实际可利用的资金总量，从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融资难问题，推动非国有经济部门竞争力的提高，减少非国有经济部门向外国投资者寻找投资的动机。因此本文还将地区金融机构贷款比重（loan）、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比重（firg）作为金融扭曲的反向指标，即金融机构贷款比重、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比重数值越大，表示该地区的金融扭曲程度越小。

3 金融扭曲差异指标的计算

地区金融扭曲差异指标是指i地区在t年的金融扭曲程度与t年度全国总体平均金融扭曲的差值，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到：

dloani,t=loani,t-loani,t（7）

dprivi,t=privi,t-privi,t （8）

dfirgi,t=firgi,t-firgi,t （9）

由于银行贷款比重差异（dloan）、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dpriv）、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dfirg）3个金融扭曲变量均为反映地区金融扭曲差异程度的反向指标，即当银行贷款比重差异、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指标数值为正时，表示i地区t年的金融扭曲程度比t年的全国平均要低，地区的金融水平高；而数值为负时，表示i地区t年的金融扭曲程度比t年的全国平均要高，地区的金融水平低。由于三个金融变量是反映地区金融扭曲差异程度的反向指标，因此数值越大时，表示地区金融扭曲程度越低、金融越发达。

（三）变量说明

本文研究的时间为1998-2007年我国28个省、自治区(、海南数据缺失，重庆的数据并入四川省)。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变量的统计分析

表3和表4分别是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和Spearman相关系数矩阵。由表4得知：银行贷款比重差异、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均显著的负相关，初步表明地区金融扭曲差异会使外商直接投资的流量、存量减少。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与地区劳动力成本，市场化程度显著负相关，与地区市场潜力、基础设施、工业化程度以及开放程度均显著正相关，基本与我们前面的理论预期相一致。当然，更为严谨的结论还有待于下文的计量分析。

（二）实证检验

1．基本估计分析。地区金融扭曲差异与外商投资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②金融扭曲差异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OLS估计参数有偏和非一致，因此本文采用系统广义距模型Sys-GMM（System Generalized Model of Moments）估计方法来估计，同时将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的估计结果作为对照组列入估计结果表格中，但本文分析依然基于系统广义距模型的估计结果。表5是以外商直接投资流量（fdi）作为被解释变量得出的基本估计结果， A1、A2、A3列的wald检验均是显著的（概率值均为000），而B1、B2、B3列的F检验均是显著的（概率值均为000），说明所有估计方程总体上均是显著的。

由表5可知：B1、B2、B3列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显著性较差，可能是没有有效地克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故本文分析采用有效地克服了解释变量的内生性的System -GMM估计结果，将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作为比较组。A1、A2、A3列的银行贷款比重差异、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3个金融扭曲差异指标均在5%的检验水平下显著地为负，说明地区金融扭曲差异的减小会抑制FDI的流入。控制变量对FDI的影响基本与理论分析相符：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滞后一期（Lfdi）系数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FDI的流入有很强的集聚效应和示范作用；劳动力成本估计系数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FDI选择相对劳动成本较低的地区投资；地区市场潜力、市场化程度为负，但不显著；基础设施、工业化程度、开放程度均显著地为正，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的逐渐深入，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近些年来基础设施的大量建设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较完善的扭曲条件，为产品的生产、运输、销售提供了有力地保障，显著地促进了FDI流入我国。

表6是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由表6可知：C1、C2、C3列的3个金融扭曲差异指标均显著地为负，且发现银行贷款比重差异、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程度（影响系数分别为-0194、-0168、-0109）要小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影响系数分别为-0840、-0725、-0490），因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是FDI流量的累积量，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相比有一定的稳定性，当期金融扭曲差异是对当期流量FDI作用，从而影响了存量FDI。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滞后一期（Lafdi）系数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正，且对存量FDI影响（系数分别为0856、0869、0890）要比对流量FDI影响（系数分别为0302、0320、0333）要大，由于总体FDI存量基数较大，与流量FDI相比变化小，因此上期FDI存量对当期FDI存量的影响要大。其他控制变量对FDI的影响与理论预期相一致：劳动力成本、市场化程度估计系数为负，地区市场潜力系数为正，但均不显著；基础设施、工业化程度、开放程度显著为正，显著地促进了我国FDI存量的增长。上述分析说明金融扭曲差异影响FDI流入的观点不受变量选取的影响，具有很强的稳健性。

2分地区估计分析。表7是按照东部、中西部分组，③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由E、F列可知：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在金融扭曲差异对FDI流入的影响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东部的银行贷款比重差异、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指标均为负，但不显著；而中西部的金融扭曲差异指标均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负，且金融扭曲差异变量对中西部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抑制程度（影响系数分别为-1442、-0844、-0707）要明显的大于东部（影响系数分别为-0062、-0195、-0158）。

这与我国东部经济开放程度高于中西部，而中西部地区金融扭曲程度却比东部地区严重的现状相符合的。由于我国中西部地区金融扭曲程度高于东部地区，因此中西部地区金融扭曲导致FDI作为国内不完善的金融体系的替代和弥补而流入的效应要比东部地区更加显著，中西部地区金融扭曲对FDI流入有着比在东部地区更大的影响，进一步证实了上文金融扭曲影响FDI流入的机制分析中阐述的观点。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滞后一期（Lfdi）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正，而外资流量的滞后一期代表的是FDI的示范效应，东部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示范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518、0507、0524）要大于中西部（影响系数分别为0415、0446、0470）。劳动力成本在5%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负，工业化程度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正，地区市场潜力、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开放程度等控制变量对FDI的影响基本与上文结论一致。

表8是按照东部、中西部分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由G、H列可知：与表7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我国东部的银行贷款比重差异、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变量均为正，但不太显著；而中西部的金融扭曲差异指标均在5%的检验水平下显著地为负，且金融扭曲差异变量对中西部外商直接投资流量（fdi）的抑制程度（影响系数分别为-0298、-0145、-0150）要明显的大于东部（影响系数分别为0060、0021、0041）。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滞后一期（Lafdi）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正，且东部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示范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937、0929、0937）要大于中西部（影响系数分别为0881、0905、0915）。

因此，无论是外商直接投资流量还是存量，金融扭曲差异对FDI流入我国的影响效果均一致，具有很强的稳健性。我国东部金融扭曲差异对FDI流入没有显著作用；而中西部金融扭曲差异显著地抑制了FDI流入，且中西部金融扭曲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存量的抑制程度要明显的大于东部。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量的逐年大幅增加，现有金融体系是否能适应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已日益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的分析发现： 银行贷款比重差异、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指标会促进外资流入，且区域金融扭曲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程度要小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接着分地区研究发现：我国东部金融扭曲差异对外资流入没有显著作用；而中西部金融扭曲差异显著地抑制了外资流入，且中西部金融扭曲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存量的抑制程度要明显的大于东部。这与我国东部经济开放程度高于中西部，而中西部地区金融扭曲程度却比东部地区严重的现状相符合的，中西部金融扭曲程度高于东部地区，因此中西部金融扭曲导致外资作为国内不完善的金融体系的替代和弥补而流入的效应要比东部更加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示范效应要大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而东部外商直接投资流、存量的示范效应要大于中西部。

因此，对于现阶段我国金融水平不高、金融服务仍然不太完善的情况，需要着力加强地区金融体系建设，大力发展中小型金融机构，改善我国银行业产业结构，更有效地发挥银行业的杠杆支持作用。调整金融市场和信贷结构，完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在内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在政府金融开放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引导下，逐渐摆脱金融发展水平低下的情况，让我国金融体系更好地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使二者互为有效地为经济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注 释：

① 2011年4月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了新口径之下的2010年国际收支平衡表。

② 由于FDI流入对本国不完善的金融体系起到一定的替代和弥补作用，减轻非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因此FDI流入可能会降低东道国对本国不完善金融体系进行改革的动力。从这个角度出发，FDI流入对金融扭曲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③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共10个省、市，中西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内蒙古、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青海、新疆共18个省、自治区。 主要参考文献：

［1］Prasad, E. and Wei, S J. The Chinese Approach to Capital inflows: Pattern and Possible Explanations ［J］. 2005, IMF Working Paper No. 79.

［2］Sun, Q. Tong, W. and Yu, Q.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cross China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02, 21(1).

［3］ Fung, K. C. Garcia Herrero, A. Iizaka, H. and Siu, A. Hard or Soft? Institutional Reforms and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as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J］. Japanese Economic Review, 2005, 56(4).

［4］ Berthelemy, J C. and S. Demurge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nd Application to China ［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0, 4(2).

［5］ Benassy, A. M. Coupet. and T. Mayer.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World Economy, 2007, 30(5).

［6］ Park, A. and K. Sehrt. Tests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Bank Reform in China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1, 29(4).

［7］ Allen, F., J. Qian. and M. Qian.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M］. Edited by T. Rawski and L. Brandt, 200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 Huang, Y. Selling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ring the Reform Era . 200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Guariglia, Alessandra and Santos Paulino, Amelia U., Export Productivity,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Are the Southern Engines of Growth Different?, 2008.Working Papers RP2008/27,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 Research (UNU-WIDER).

［10］ Galina, H. and C. Long. What Determines Technological Spillover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 2007,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006-13.

［11］Ezeoha A.and N. Cattaneo , FDI Flows to Sub～Saharan Africa The Impact of Finance, Institution and Natural Resource Endowment. CSAE Conference 2011: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 2011

［12］ Nasser.O, X.Gomes. Do Well Functioning Financial Systems Affect the FDI Flows to Latin America?. Intern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2009,(2).

［13］ 张 军，金 煜.我国的金融深入与生产率关系的再检验：1987-2001［J］. 经济研究，2005（11）．

Influences of Regional Financial Distortion Disparity on Foreign Capital Entrance

Zhou Shen1 Zhang Liang2 Qi Xin3Abstract: With the annual increase of our FDI inflow, attention has been focused on whether current financial system will accommodate to substantial inflow of foreign capital. This paper uses the panel data of 28 provinces from 1998 to 2007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s of financial distortion disparity on FDI inflow. The findings show that regional financial distortion disparity affects FDI inflow, but the impacts of financial distortion disparity on FDI inventory are less than on FDI flow. Regional study shows that financial distortion disparity in eastern area has insignificant impacts on FDI inflow, but financial distortion disparity in mid-western are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impacts FDI inflow and the negative impacts on FDI flow and inventory are greater than eastern areas.

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区别篇3

虽然中央与金融管理部门要求加大对民营经济的金融支持，国有银行、中小金融机构也通过间接融资、直接融资加大了融资的力度，从而使民营企业的短期资金融通难度有所降低。但由于体制、制度、政策以及供求运行方面的原因，信贷支持仍然满足不了迅速增长的民营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寻求解决民营经济融资难问题并取得进展时，浙江、江苏等地的民间资本“浮出水面”，并且按照市场原则形成了独特的运行规则，为民营经济融资困境的解除提供了新的方案。

国内外大量的数据和经验证明，民营企业发展的初期、中期主要靠内源融资与外源直接融资，只有达到一定规模后才导入外源间接融资。我国的民营企业大部分处于初、中期发展阶段。因此，如何用市场化方法把充足的民间资本导入民营企业，构建民资、民用、民管的内生性融资机制将显得尤为重要。

一、民营经济对民间资本的需求状况与结构分析

通过对浙江、江苏等地调查结果显示，同以前相比，民营企业短期资金的融资环境有所改善，但长期权益性资本仍严重缺乏；相对做大的民营企业融资困难得到缓解，但规模较小的企业融资仍十分困难；县级以下地域的民营企业资金特别匮乏。民间资本是民营经济资金需求的重要来源。从资金需求量上看，通过对浙江、江苏、广东、福建、陕西等地民营企业所做的调查，有80%的调查企业认为资金紧张是民营企业发展所面临的首要难题，而其中需要和非常需要民间资本的企业占有了85.6%，有53%的企业反映连流动资金的需求都无法得到满足，90%以上的民营企业只得完全靠自筹来解决创业资金。

从企业规模看，并非所有的民营企业都存在融资难的问题。一些特大型民营企业，特别是一些已公开上市的企业，其资金相对较为充足。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实质上是中小民营企业的困难。在调研中发现，企业年销售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中，有17%的表示非常需要民间资金，年销售额在500-1000万元（包括1000万元）的企业中，表示非常需要资金的占46%，而年销售额在100-500万元的，这一比例为25%，100万元以下的企业，这一比例降为10%。

上表显示了浙江民营企业由于规模的不同而对民间资本的不同需求状况，年销售额在100万-1000万的企业对民间资本需求较大，而100万元以下的小企业需要民间资本这一项占比最高。企业的规模越大，对民间资本的需求欲望越小，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大企业的社会影响力，信誉等比小企业要好，同时也较易从各种途径获得资金，企业的融资本要求也相对的比较容易得到满足。而中小规模的企业，由于自身原因借贷无门，且有着比较强烈的扩张欲望，对民间资本的需求比较强烈。

从企业的地区性差异看，经济发展越快的地区，对民间资本的需求量越大，也更多地需要民间资本的支持。温州、台州、温岭三地区需要和非常需要民间资本的企业的比例分别为90%、86%和79%，相比之下，经济欠发达的丽水地区这个数字要少得多，为50%。区域经济的活跃及信贷供给不足是产生民间资本需求的主要原因。

从民营企业的行业分布看，产业技术含量及产业层次高的行业，企业的融资能力强；反之，企业的融资能力相对较弱，其对民间资本的依赖性也就越大。陕西的大部分民营企业集中在制造业和批发零售餐饮业，属于产业的低层次，融资能力弱，因而这部分企业产生了对民间资本的强烈需求。如广东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的新兴产业的民营企业，资金来源相对较为广泛，对民间资本需求也较弱。

从城乡民营企业获得的金融支持力度看，差别也很大。各商业银行信贷结构的调整使得资金不断向大城市和大企业集中，而对中小民营企业金融支持力度的减弱更加剧了城乡民营经济资金供求的矛盾。县域民营经济只能靠自有资金和民间资本维持生计。

二、民营企业融资构建

根据调查，我国各地民间资本供给充分，如陕西潜在的民间资本约有1313.46亿元，大部分处于闲置游离和等待状态。但民营企业对其需求强烈，需求量约为1582亿元，大部分企业却处于融资困境。要解决民营经济融资的市场失灵现象，必须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运用市场化手段构建“民资、民用、民管”的内生性融资机制。而金融成长的内生性理论表明，一国金融成长的真正动力与基点在于内生性机制的构造。金融成长的内生状态是在经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的，能够与经济中各要素很好地契合，具有市场化运行特征和自发激励、资金互助等比较优势。民营企业作为这种内生状态的微观金融主体，天生有着资金运行的市场规律与明晰的产权，从制度上避免了行政干预和转轨金融的弊端。内生性融资机制的存在和发展既不至于损害民营经济可贵的内源融资基础，又因其包含有民间金融的自选择机制、创新功能、私人相互信息和不存在所有制的歧视而能对民营经济发展起到持续的推动作用。

构建“民资、民用、民管”的内生性融资机制，当前需要做好如下工作：

（一）要成立社区民间金融服务组织

在市场经济较发达地区浙江、江苏等地可考虑在县级城市成立社区管理组织。该组织非同一般的金融机构，它是由自然人、民营企业自由参加、自主管理、自我约束、市场运作的金融服务组织。主要任务是搭桥、牵线，提供融资信息与融资服务，协调国家有关政策，制定融资规则，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按照行业规范、乡规民俗、制度和准则约束违法或侵蚀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反对违法乱纪等欺诈活动，保障融资安全，防范融资风险。

（二）要建立社区民间金融市场

民间金融市场的建立为民营企业资金余缺的调剂提供了场所，使现存的民间资本合法化，为民间资本的流通和开展民间金融创新活动提供交易的平台，也便于留住自源性资金和吸引外源性资金。刚开始可考虑先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县城市试点，待有了经济后再普遍推开。民间金融市场的建立着重于市场自身的培育和融资机制的完善，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推动各项资源的重新配置，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基础和制度环境，促使民间金融得到健康发展。

(三)要选择符合内生性融资机制的融资方式

根据社区民间金融的特征、资本的供求状况、民营企业的发展阶段，选择融资方式、设计创新融资产品是开拓融资渠道、实现民营企业融资需求与民间资本供给对接的关键。通常可供选择的融资方式有：1.内源直接融资方式。这种融资方式不涉及任何中介，交易成本低，融资的阻力和摩擦小，融资的效率相对较高，适应于民营企业发展初期阶段的融资。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在发展初期稳定的、主要的资金来源就是内源直接融资。要保持这一融资方式的优势，就必须调整融资的比例结构，克服民营经济在发展初期仅仅依靠内部集资单条腿走路的弊端，扩大折旧和利润再投资的比例。尽管这种方式的改变具有规模小、发展慢以及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等缺陷，但它却是民营企业融资的现实选择。2.内源间接融资方式。它适应于民营企业经过初期发展阶段、投资需求较大、外部资金介入困难时，社区金融组织或企业内财务公司通过发展行民营企业内部债券、信托存款、民间拆借、等金融产品在社区金融市场导入企业内民间资本。这种方式具有资产负债边界清晰、债权债务分明、收益稳定可靠、可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特点，能发挥民间资本的私人相互信息、自选择机制等优点，也便于吸引分散的民间资本。但缺点是融资手续复杂，成本高，内源融资数量有限。3.外源直接融资方式。这种方式能广泛地吸纳企业外部的民间资本，调剂民间资本因季节性、临时性、地域性供求余缺。它具有融资规模大，融资环境优良，融资条件高、投资回报稳定等特征，也能发挥民间金融的自发激励、辅助融资、资金互助等内生性市场化等优势。运用这种方式时可以通过设立产业投资基金、信托基金或在社区金融市场发行股票、债券等直接导入民间资本。4.外源间接融资方式。当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融资需求特大时，就必须向金融机构借款或通过票据融资。通常运用项目融资、并购重组、抵押担保贷款、票据承兑贴现等方式既能筹集到一定的资金，又能克服国有银行融资的所有制界限、信贷配给以及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这种融资方式具有融资数额大、融资企业信誉好、融资成本高等特征。目前我国的民营经济大部分处于发展的初中期，选择内源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方式为佳，其次再选择外源直接与间接融资方式。当然这几种融资方式可以混合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目的是达到既能导入企业内、社区内民间资本，又能动员社区外民间资本，实现融资方式与金融产品的配合使用。

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区别篇4

研究背景

在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地区发展失衡、产业结构趋同、收入差距拉大、外贸产品附加值低等一系列问题变得日益严峻，并且已经严重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事实上，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为推动我国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转变外贸增长模式，落实科学发展观，先后出台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等重要文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重大措施。然而，近年来的改革实践表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仍然推进乏力，其原因之一在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投融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由此可见，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投融资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为改善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投融资问题提供可行的政策建议，还将为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投融资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促进区域金融理论和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理论发展，在此背景下研究投融资的环境问题意义显得非常重大。

投资是指经济主体为获取经济效益而垫付资金或其它资源于某些事业的经济活动。融资就是货币资金的融通，指经济主体通过各种方式到金融市场上筹措或贷放资金的经济活动。投融资环境的含义从最初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基础设施等基本物质条件，进一步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其他方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概言之，投融资环境是一定区域影响投融资行为的一切投融资条件与投融资效益的总和。一定时期的投融资环境是一定时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反映。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投融资环境的比较

（一）投融资主体结构的区别

从投融资主体的构成上看，我国传统投融资体制条件下，长时期内政府是唯一的投融资主体。改革开放以后，企业和居民个人的投融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但其投融资所占份额仍偏低。从目前投融资主体结构看，政府在投融资决策上仍然起着主导作用，不但在公共物品领域，而且在许多竞争性投融资领域，政府投融资所占比重都很大，这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融资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参见表1和图1所示）。

从表1和图1可以看出，中国国家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一项的比例是很大的，一般占财政总支出的30%左右，这说明中央政府对经济建设的介入程度很深，它与西方政府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代表国家行使的经济职能有比较严格的限制范围，政府对经济事务的介入程度受到多方面的约束，例如美国的政府支出中没有经济建设费一项。即使把有关农业、商业、交通运输、能源、资源与环保等项支出算作经济建设投融资，其总额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也不过10%左右，大大地低于中国30%的比例。

（二）融资方式的差异

我国的资本市场还刚刚起步，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一级市场不发达，二级市场又疲软。反映在投融资上，筹资的渠道不多，筹资成本偏高，投融资的宏微观调控通过资本市场运作的效应还十分有限。表2和图2是2006年各地区非金融部门的融资结构，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各区域的融资结构中，贷款占比最高，高达80％以上，债券和股票的比例很低，各区域中股票的融资又低于债券的融资。也就是说，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

2009年全国各地区非金融机构部门融资量大幅增长（见表3所示），融资结构中的货款仍占主导地位，但债券融资占比有14个省份非金融机构部门直接融资比重有所上升，这促进了部分省份融资结构的改善。

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历史比中国悠久，法律法规完善，市场机制发育，具有比较规范、高效的运行特征。反映在投融资上，表现为能为企业和居民及外国投融资者提供多渠道、多形式、多便利、低成本的投融资资金来源，适应了现代企业向社会化、大规模、高技术方向发展的需要。然而，中国的证券市场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还远没有形成。另外，金融体制缺乏灵活性和有效性，它对投融资的调控就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储蓄观与消费观的差异

中国的储蓄率在全世界排名第一。资料显示，1995年、1997年、2005年中国的国内储蓄率分别为42%、45%、51%，近几年的储蓄增长率几乎都在15%以上。而在2003年，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骆乐，2006）。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的风险意识，尤其是个人投融资的风险意识整体上看比较淡薄，在储蓄转化为投融资方面存在着某种因为文化与习惯而引起的障碍，这是我们在通过市场配置投融资资源时应该充分注意并加以引导的。

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尽管人均国民收入很高，但储蓄率却往往较低。人们的消费意识更强，西方国家政府，至少自凯恩斯主义产生以来，十分注重培养国民的消费意识并重视刺激消费的效应，从而从需求的角度拉动了投融资。由于投融资手段的多样化和投融资回报率高，因此，不仅储蓄转化为投融资的机制较为灵活有效，而且其它投融资资源也能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

国际比较的借鉴和启示

（一）明晰投融资主体

我国应当根据目前投融资的基本状况，逐步改变现阶段以国家和政府为主导的投融资局面，同时，政府、企业和个人应该重新划分原先为政府独立承担的责任。并且，政府应该承担一些公益性很强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对自己承担的项目应该独自承担投资经营风险；个人应根据“谁收益谁付费”的原则，在可操作实施的情况下，有偿使用或购买公共用品或设施服务。

（二）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一般而言，各项具体的法规都是调整各类经济活动的基本准则，其中的某些法律和法规对外商投融资者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商法、公司法等，而我国有关的法律、法规却还不够完善。在法律使用上做到严格和公平，会对外国投融资者产生较大的吸引力，否则，将会影响外资的进入。

必须健全有关外商投融资的法律体系，要把给投融资者的优惠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从而增强国内外投融资者的信心。从长远来看，健全各种与投融资环境相关的法律和制度、政策框架，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能够使投融资者的根本利益得到保护。

（三）优化间接融资并大力发展直接融资

对政府而言，仅靠财政收入的增加来加大经济建设的各项投入是十分有限的，而发行国债可以缓解政府压力，大力发行国债，吸收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相对于国债融资、银行贷款和股票市场融资方式，企业债券的融资方式更主动、融资成本更低。

参考文献：

1.付晓东，胡铁成.区域融资与投资环境评价[M].商务印书馆，2005

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区别篇5

关键词：金融资源；区域分布；机理分析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已经对整体经济发展的持续健康运行产生了日益严重的不良影响。尽快缩小各区域的发展差距，实现均衡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现代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资源是经济持续成长的强大推动力，对经济发展具有先导作用。因此，研究我国金融资源区域分布的决定因素，分析各决定因素间的影响权重及相互关系，并对各因素加以合理引导，对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金融资源区域分布状况

白钦先教授最早提出了金融资源的概念，认为金融具有资源属性，即金融是一种资源，是一种社会经济资源。并将金融资源分为三个紧密相关的资源层次。我们以白钦先金融资源概念为依托，对金融资源的三个层次进行了适当调整，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与实体性金融资源基本保持不变，将第三层次修正为制度性金融资源，包括微观的金融企业制度和宏观的国家金融制度供给。本文主要对能够量化的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与实体性金融资源的分布状况进行描述。

(一)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的分布

1　存款资源的区域分布。我们根据各省人均存款的分布情况，计算出1978～2005年全国省际间的人均存款基尼系数。计算结果表明。全国省际间的人均存款基尼系数呈现出较高的不均衡状态，在1978年的初值接近0.45，基本上处于绝对的不均衡，在之后的十年中，随着国民经济的较快发展，人均存款基尼系数呈现下降趋势，至1990年降至最低。在随后的1990～1993年，人均存款基尼系数又快速上升，1994～2002年间保持在差异较高的水平，2002年以来，区域差距开展出现下降态势。总体而言，存款类金融资源在全国各省市的分布呈现不均衡状态。不包含四川和重庆。

2　贷款资源的区域差异。我们按基尼系数的基本算法，计算出全国人均贷款占有量的基尼系数。可以看出，全国人均贷款占有量的基尼系数平均在0.3以上，说明人均贷款资源的占有量在全国各省的分布呈现出较高的不均衡性。具体而言，改革开放初期至1990年。全国人均贷款占有量的差异呈现下降趋势。1990～1996年，人均贷款基尼系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之后，2005年，基本保持在0.3以上。

3　股票资源配置的区域差异。我国资本市场的金融资源在配置上同样存在着区域上的不均衡。我国国内股票筹资的地区分布是极不均衡的。2002～2005年，东部省份累计通过资本市场筹资1708亿元，占全国总量的72.6％，中部省份占比15.1％，西部省份占比9.3％，东北三省的占比仅有2.9％，特别是2004 2005年，东北和西部资本市场融资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4　保费收入的区域差异。近年来，我国保险业务发展较快，保费收入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1990年全国保费收入仅167亿元，占当年新增存款的3.35％，至2005年全国保费收入已达到4909亿元，占当年新增存款的11.6％。但从区域分布上，东部地区占有全国过半的保险资源。1990～2005年，东部地区保费收入由48.1％上升到58.8％，中部地区在16％的比例上下波动，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占比呈现出不断下滑的趋势，其中西部地区占比由21.3％下降到15.5％，东北由14.6％下降到8.9％。从全国各省市人均保费的基尼系数来看，省际的保险差异仍然较大，但这种差距有不断缩小的态势。

(二)实体性金融资源分布

1　金融组织体系。主要包括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金融机构。以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例，我国金融组织体系地域分布同样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主要金融机构集中于东部省份。至2005年底，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已达20.4万家，其中分布于东部省份的7.8万家，占比38，4％，而中部、西部、东北地带分别拥有银行业金融机构4.95、5.61、1.99万家，占比分别为24.3％、27.6％和9.8％。

(2)经济发达省份的金融市场化程度更高。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区域结构看，东部地区集中了大量的商业性大银行，金融业的市场化程度更高。截至2005年，尽管东部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总量占比只有全国的38.4％，但其中国有商业银行占全国比重的42.7％，股份制商业银行占比达64.9％，城市商业银行占比43.23％，外资银行占比高达全国的92.3％。中、西部地区现代化商业银行占比远远低于东部，其大量的金融机构中资产规模较小的农村信用社占有很大比重。

2　金融工具体系。金融工具是作为金融中介媒介的各种债权凭证和所有权凭证。现代金融工具种类繁多，按其流动性划分，可分为七个层次：货币、短期负债、长期可转让债券、长期不可转让债券、可转让股权、不可转让股权和信托凭证。优化金融工具结构将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比如，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区域经济。为了解决资本瓶颈问题，可以大力发展多种金融工具，如再贴现协议、股票质押、抵押贷款、公司债券等。从目前来看，随着现代化银行体制的建立，我国东部省份金融工具体系相对完善，而中西部金融工具体系发展相对滞后，主要以第一、二层次的金融工具为主。

二、影响我国金融资源分布的多因素分析

(一)金融资源配置的一般理论模型

市场和政府是配置资源的两个最重要方式，当然也是配置金融资源的两个最重要方式；H.T.Patriek(1966)的“需求跟随理论”认为，金融发展是实物部门发展的结果，实物部门的发展意味着市场的连续扩张和产品差异性的不断扩大。而产品差异性的扩大就要求风险的分散和交易成本的控制，从而产生了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该理论可以简单总结为：经济增长―金融需求―金融供给―金融发展。所以，经济的差异是影响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一个重要因素；非均衡发展理论认为，在导致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过程中，由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经济基础构成的初始条件起到了前提性作用。所以，初始条件是影响金融资源分布的又一重要因素；金融生态环境由于能够影响金融资源的价格和收益率，而成为影响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第五个因素。由此我们得到了影响我国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五个因素：(1)经济差异；(2)市场机制；(3)政府作用；(4)初始条件；(5)生态环境。这五个因素除分别直接作用于区域金融差异外，初始

条件、市场机制、政府作用、生态环境四个因素还分别通过作用于经济差异，再作用于金融差异。也就是说，初始条件、市场机制、政府作用、生态环境四个因素对金融差异有直接和间接的双重作用；初始条件由资源禀赋、区域条件、经济基础等因素决定。

(二)金融资源分布的机理分析

1　经济差异与金融资源的分布：平行效应。

(1)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产生不同的金融资源需求。经济对金融的需求程度取决于经济总量、经济商品化和货币化的程度等因素。发展中国家普遍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无法产生对金融的有效需求，从而无法为金融提供发展的动力和条件。一方面，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居民可实现越多的消费剩余，从而产生更多的储蓄能力和储蓄需求。另一方面，快速的经济增长，企业将随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产生更多的外部融资需求。筹资和融资需求的扩大导致对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的发展。同样道理，即使在既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下，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同的产业和部门之间发展的不均衡，这种发展差异越大，产业部门对金融机构将储蓄资源从发展缓慢的产业向高速成长产业转移的需求也越高。

(2)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不同的金融资源开发的“门槛效应”。在研究经济增长如何影响金融发展时，格林伍德与约万诺维奇(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格林伍德与史密斯(Greenwood and Smith，1997)以及列文(Levine，1993)在他们各自的模型中引入了固定的进入费或固定的交易成本，借以说明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随着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的增加而发展。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很低，人们无力支付固定的进入费，或者即使有能力支付也因为交易量太小、每单位交易所负担的交易成本太高而得不偿失，从而没有能力去设立和利用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

(3)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了核心金融资源的差异。戈德史密斯(RaymondW.Cold smith)、高斯(S.Ghosh)、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施瓦茨(AnnaJ.Schwartz)等经济学家就20世纪60年代主要国家经济货币化的比重进行了分析，从而得出一个结论：经济货币化比率的差别基本上反映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货币化比率与一国的经济发达程度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我国货币化比率也显示了同样的规律，发达地区要比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的货币化程度高。这就是说，经济增长在不断扩大经济规模的同时，也在提高经济的货币程度，货币化程度的不同也就决定了核心金融资源的不同，因为核心金融资源就是广义的货币资本。

2　初始条件与金融资源分布：势能效应。非均衡发展理论均强调初始条件对非均衡发展的重要性。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增长部门一是指在经济上特指推进型主导部门，二是指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弗里德曼的中心一论则将那些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的地区设为中心区，将那些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地区设为区。初始条件的不同是经济金融非均衡发展的前提，初始条件差异越大，则区域经济金融非均衡发展的势能就越大；如果初始条件完全相同，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区域经济金融的非均衡发展就缺乏前提，就会均衡发展。

3　市场机制与金融资源分布：趋异效应。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均强调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就长期和最终结果来看，这种区域差异是走向收敛还是发散，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存在着分歧，一派认为收敛，一派认为发散。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某些认为收敛的理论，他们或加入了政府干预的因素或设定了收敛的历史阶段。如弗里德曼的中心一论认为，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的界限会逐渐消失；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和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则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发达或成熟阶段才会出现经济差距的收敛，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和成长阶段，经济差距是，趋异的。所以，鉴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现实，我们认为，我国目前的区域经济差距是趋异的，市场机制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正在发挥拉大区域经济差异作用。

市场机制主要是价格机制，金融资源的价格是利率，所以，利率的高低就决定了金融资源的流动与分布。在存在初始条件差异的情况下，发达地区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从而使发达地区的资本收益率高于欠发达地区；另外，发达地区往往采用更先进的生产技术，地区间技术条件的不同也会使发达地区的资本收益率高于欠发达地区。资本收益率的差异就导致了投资需求的差异，发达地区由于资本收益率高而产生较大的投资需求，欠发达地区由于资本收益率低而使投资需求受到抑制，发达地区在旺盛的投资需求拉动下，通过投资函数与储蓄函数的相互作用，使金融市场利率高于欠发达地区，从而导致欠发达地区的金融资源向发达地区流动。

4　政府作用与金融资源分布：政策效应。我国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政府过度介入、强制性变迁的典型特征。事实上，主导信用仍是国家政府。政府不仅是金融初始改革的领导者，还是金融改革和发展的主导者，政府的意志和利益直接规定了金融改革的方向、快慢和路径。其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如果说改革以来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在金融领域的必然反映，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政分权制下，由国家对地方政府财政利益的认可而引发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各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博弈，以及在博弈过程中所形成的各地方政府干预地区金融运行的能力差异，即主要由居优势地位的东部地方政府的金融努力程度(如以开发区及土地批设等获取银行贷款)的差异则使业已形成的区域经济与金融差异进一步得以强化。具体看，政府对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的干预的主要手段有：(1)通过税收优惠、财政倾斜、直接融资倾斜以提高某地区的储蓄函数；(2)通过直接投资、安排较多的投资项目、戴帽下达信贷计划以提高某地区的投资函数。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由于政府对投资的倾斜力度大于对储蓄的倾斜力度，从而导致被倾斜地区的投资函数的提高幅度大于储蓄函数的提高幅度，由此我们容易得到如图所示的理论模型Ⅰ；二是由于政府对储蓄的倾斜力度大于对投资的倾斜力度，从而导致被倾斜地区的储蓄函数的提高幅度大于投资函数的提高幅度，由此我们容易得到理论模型Ⅱ。

以上分析表明，政府对金融资源区域分布作用的大小，不

仅取决于对储蓄函数和投资函数作用的绝对幅度，更取决于相对幅度。若绝对幅度大且对投资函数作用的绝对幅度大于储蓄函数，那么不仅能够使政府直接增加的储蓄顺利转化为投资。而且还能够吸收域外储蓄并顺利转化为投资；若对投资函数作用的绝对幅度小于储蓄函数，则政府直接增加的储蓄将难以顺利转化为投资，而是一部分流向域外。所以，政府对某一地区的倾斜，不仅要从资金上对该地区予以倾斜，更要从项目安排上、增加有效投资需求上予以倾斜。

5　金融生态环境与金融资源分布：引力效应。金融生态环境中的信用环境、银企关系环境的优与劣，将直接影响到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质量，而信贷资产质量的高与低，又直接影响到金融资源的收益率；金融生态环境中的司法环境、服务环境的优与劣，将直接影响到金融资源的运营成本，从而影响金融资源的实际价格――实际利率。金融生态环境优良，则不仅金融资源的收益率高，而且金融资源的实际价格――实际利率也高，双因素叠加，则会吸引域外金融资源的流入；若金融生态环境不良，则本区域的金融资源会由于收益率和价格的偏低而向外流出。

(三)我国金融资源分布不平衡决定因素的总体判断

通过对金融资源区域分布的机理分析，我们认为，首先，政府作用在我国区域金融资源分布差异形成中发挥了主导性影响。特别是在不平衡战略实施时期，政府通过政策性资源使倾斜地区在初始条件、金融生态环境等方面得到了较快的改善，一方面引导国内外金融资源向东部的流动，另一方面在促进东部快速创造着新的金融资源；同时，在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处在逐步建立之中，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市场机制虽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作用，但还没有发挥基础性作用。因此，不平衡战略实施时期，我国区域金融资源分布差异逐渐增大。随着平衡战略的回归，区域金融资源分布差异趋于变小，但是依然主要靠政府的主导作用。其次，市场机制在我国区域金融资源分布差异形成中的影响日益加大，并逐步向基础性作用逼近。这在2000～2003年表现尤为明显，2000年开始实施平衡战略，但到2003年区域金融资源分布差异仍在扩大，因为市场机制具有趋异效应，由此可见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对金融资源分布差异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区域金融组织机构的分布日趋市场化的非均衡。从国有银行内部或外部成长起来的大批新型金融机构，它们大都实行企业化管理，并按照经济理性原则配置金融机构，体现市场化非均衡的布局特征；新成立的全国性商业银行的总部及其分支机构，以及新成立的区域性商业银行界大多数设立于沿海、沿江开放地区和大中城市。而那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大都与他们相伴而生，具有较强的分布耦合性。同时，外资金融机构也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上海、深圳和北京等地。二是市场化融资加剧了核心金融资源分布的区域非均衡。随着我国商业银行改革的深入，贷款融资渠道已完全商业化，直接融资更完全是一种市场化融资行为。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直接融资将在未来我国金融资源分布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再次，经济差异的大小影响着金融资源分布差异的大小，经济差异对区域金融资源分布差异的作用几乎呈平行变动。最后。初始条件和生态环境对区域金融资源差异的形成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矫正与引导

(一)发挥市场规则约束下的政府作用

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政府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形成具有主导性作用。因此，要实现金融资源的区域均衡分布，仍需依靠政府的力量，继续发挥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发挥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而改变，政府应为区域金融发展提供更多的符合市场规则的制度安排，即由行政性干预逐步转向市场规则约束。一是发挥好政策性金融资源的引导作用；二是建立财政政策性金融体制；三是实行适度倾斜的区域金融政策；四是发挥地方政府在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方面的作用；五是实施货币政策的区域化操作。

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区别篇6

关键词：融资；中小企业；民族地区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6-0142-03

引言

进入20世纪以来，中小企业由国民经济的“有益补充”地位和“拾遗补缺”作用，已提升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国民经济支柱力量的新高度，成为了各国经济的基础以及社会经济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很多制约，其中融资问题成为了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鉴于此，本人以湘西州地区为例，依据民族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的特点对中国民族地区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进行深入研究，以期发现其根本原因并提出切合实际的对策建议。

一、湘西州地区中小企业融资现状分析

目前，湘西州企业规模主体是中小企业类型，中小企业是扩大该地就业的主渠道，是促进经济发展、推进科技创新的生力军。但由于其规模相对较小、市场竞争力不强、严重依赖银行贷款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尤其在目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突出存在融资难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民族地区因地域、经济、制度等方面原因，资本市场非常落后，融资问题也一直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湘西州地区中小型企业融资难现状分析如下：

（一）内源融资受限，融资能力不足

内源融资是企业不断从自身内部取得资金并转化为投资的过程，对企业资本形成具有原始性、自主性、低成本性和抗风险性的特点，具体有留存利润、折旧和内部集资三种形式。湘西州地区的中小企业规模相对较小，小企业占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自我盈利能力差，因此自筹资金有限，内源融资能力不足。并且由于普遍看来民族地区中小企业内部机制不健全、缺乏优秀的人才、企业管理水平低、技术水平落后、自我积累意识淡薄等原因，仅仅依靠内源融资根本无法满足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

（二）直接融资受阻，融资条件不足

直接融资是企业不通过银行，直接向资金盈余部门（投资人）直接融通资金的方式，即投资人通过购买企业发行股票、企业债券或商业票据等信用工具获得资金而实现的融资。这种融资方式需要通过金融市场来实现。从宏观角度而言，目前民族地区资本市场还极不发达，直接融资比例非常低。湘西州仅有一家大型企业上市，直接融资严重不足成为了湘西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障碍。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企业内部机制不健全，缺乏透明度，信用评价等级低，因此很难争取到发行股票上市的机会，此外，由于企业发行债券额度比较小因此也很难获得批准，并且国家规定对企业债券利息收取利息所得税，这更影响了投资者的积极性。

（三）间接融资困难，银行信贷匮乏

间接融资是企业通过银行（包括各种信用社）中介职能间接获取储蓄者资金的融资方式，在这种融资方式下，资金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流动并实现供求平衡。间接融资的方式主要有抵押贷款、担保贷款、信用贷款等。在湘西地区企业贷款的方式主要为抵押贷款，担保贷款和信用贷款所占比例很低。一方面，由于在民族地区中小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很低，担保贷款风险很大，因此企业要找到合适的担保人从银行取得贷款相当困难。银行不愿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必然造成了融资难的困境。另一方面，企业获取信贷资金难度较大。2008年，因多种因素影响，全年新增贷款与上年同比减少3.11亿元，下降2.15个百分点。截至2008年末，湘西金融机构只对441家中小企业授信和贷款，贷款覆盖率仅为11%。

（四）民间资本借贷，企业不堪重负

由于中小企业资金严重短缺，为了获得贷款不得不选择融资成本相当高的民间借贷。从有历史纪录开始湘西因自然条件不利，在湖南省的经济增长率与政治经济地位一直排在倒数第一。当大多数企业在体验了向银行借贷之艰难后，都很不情愿地开始了民间高利借贷，以维持企业生存与再生产。

二、湘西州地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

从湘西州地区中小企业融资现状可以看出，“融资难”已成为制约湘西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涉及企业自身、银行、政府以及社会。对这些原因进行分析，才能提出更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

（一）企业自身机制不完善

1.湘西州地区中小企业发展起点低、规模小，负债能力有限。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资产少等原因，负债能力低，所以融资风险比较大。

2.管理水平低，自我积累意识差导致中小企业内源融资“源头不畅”。全州中小企业行业分布相对比较狭窄，主要集中在传统制造业和商贸业，且民族地区中小企业缺乏优秀人才，技术水平低、专业化程度不高、人员素质差、产业类型不先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潜在融资能力有限。

3.中小企业在融资过程中信誉缺失。企业财务制度不健全、财务核算水分较大、资信状况不佳，并且中小企业信用记录差，喜欢擅自变更贷款用途，因此难以取得贷款支持。

（二）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

中国的金融体系决定了中小企业最重要的间接贷款来源只能是银行贷款。所以中小企业融资难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贷款难，而究其症结就是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它会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两种情形。湘西州地区银行和中小企业之间没有建立健全的信息交流平台，缺乏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银行在发放贷款时，会要求贷方最大限度地披露其个人信息和经营信息，而中小企业公开有关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信息必将为自己带来很大的经营风险，因此中小企业不愿按银行的要求披露所有的信息。从银行的角度看，中小企业规模小、经营风险大、盈利能力低，且大部分不具有资信记录，银行很难得到中小企业的相关信息，在无法充分了解申贷企业真实情况的条件下，银行为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被迫给予中小企业“信贷配给”待遇，即要求更高的利率（相对与大型企业）或其他较苛刻的条件，甚至拒绝贷款。据统计，湘西州中小企业中有贷款需求的占93%，而实际获得贷款支持的仅占17%。

（三）政府扶持力度不够

长久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注重扶持国有大中型企业，忽略了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尽管近些年来，国家也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但是对于民族地区中小企业来说，政府扶持力度仍然很不足，为中小企业创造的发展条件也相当缺乏。政府扶持力度不够，更加致使企业融资渠道不畅通，加重了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困难。

（四）金融服务机制的制约

湘西州地区资本市场很不发达，因此中小企业很难通过证券和债券进行直接融资。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提供的金融品种很少，主要提供短期流动资产贷款。金融服务机制存在的问题：一是缺乏针对中小企业特点的金融信贷政策。目前州内尚未有专门为中小企业信贷的金融机构。二是中国民间风险投资缺乏规制。三是债券市场高标准的准入条件限制了中小企业进入。四是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信息咨询、融资担保的社会中介机构缺失。2009年末，湘西州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23.22亿元，不良贷款占比高达18.25%，高于湖南省平均水平11.4%。

（五）信用担保体系不健全

长期以来，信用缺失给落后地区金融业的发展带来了较大困难，严重制约了信贷的投放。一是贷款不良率高，银行放贷压力增大。2009年12月末，湘西州金融机构不良贷款23.22亿元 不良贷款占比高达18.25%，高于湖南省平均水平11.4个百分点。二是金融诉讼案件执行率偏低，银行债权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如 2009年末，金融诉讼案件467件，执行标的金13 266万元，其中422 件执结或部分执结的仅145件，依法执结不良金融债3 697万元，其执结率分别为31%、27.87%。三是社会诚信意识较差。少数企业特别是少数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公职人员诚信意识不高，有意逃废银行债务 产生了不良影响，如2006 年湘西州企业改制逃废银行债务达改制企业银行债务总额的64%；至 2009年末，湘西州全辖公职人员贷款余额为61 923.26万元，其中不良贷款余额35 519万元，不良率为57.34%，较同期全辖不良贷款率高39个百分点。

三、解决湘西地区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对策

据当前的形势来看，要从根本上有效地解决湘西州中小企业融资困境，需要企业、银行、政府以及金融机构多方面的协作努力，为中小企业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融资环境。

（一）加强企业内部机制建设

要解决湘西地区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首先应从企业自身建设入手，增强企业融资能力。企业融资能力主要有企业的资产规模、风险和信用程度、企业效益等，而目前当务之急是要以增强企业信用程度来提升企业融资能力。一要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传统的“家族式”管理模式，明晰企业产权，尽快向资本社会化、管理规范化和经营现代化方向发展。二要健全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加强企业内部信用管理，提高信用等级，培育良好银企关系。特别要通过提升企业家素质来促进企业信用建设。三要在引导培育核心竞争力中，不仅支持企业加强商品质量和价格竞争力，更要引导企业采用信用结算方式，以培养企业信誉。

（二）促进银企之间相互协作

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直接造成了企业融资困难，因此改善企业信用状况，健全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完善企业信息披露制度，加强企业内部信用管理，提高信用等级，培育良好的银企关系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必要途径。另外在引导培育核心竞争力中，不仅支持企业加强商品质量和价格竞争力，更要引导企业采用信用结算方式，以培养企业信誉。在现实的银行信贷中，商业银行都特别重视企业的信誉，因此，中小企业要想从银行获得贷款就必须保证良好的信用，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帮助解决企业融资难题。

（三）强化政府政策扶持力度

湘西地区市场经济发展落后，市场失灵更为严重，因此需要政府的积极干预与有效监督，以引导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政府引导组建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担保的专门金融、担保机构，采取财政支持、税收优惠等措施扶持信用担保机构发展，分级建立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专项基金。

1.积极干预、有效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督促建立健全的信用担保机制，为银行与企业建立可信的信息交流平台。政府可以引导组建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担保的专门担保机构，采取财政支持、税收优惠、奖励激励等措施鼓励信用担保机构发展，并组织建立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专项基金。

2.有效监督、保证中小企业健康有序发展。治标不如治本，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主要还是因为内部机制的不健全，因此，从企业自身入手，完善企业各方面的制度是中小企业解决融资困境的根本切入点。而只有政府有效的监督才是企业强化自身建设的有力保障。

（四）创新金融服务机制

创新服务金融体系对资本市场进而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创新金融服务体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要创新服务机构。鼓励和引导建立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不同所有制的新型地方性金融机构；争取州外商业银行来州设立金融功能中心、配套服务中心；允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中小企业领域创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结合的贷款机构。二要创新金融服务方式。制定适合州内中小企业特点的信用等级评估和授权授信制度，主要解决中小企业在创业过程中和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中长期银行贷款的需求。三要创新融资方式。鼓励中小企业开展金融互助合作，积极探索民间风险投资和企业债券融资机制，建立拟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引导和支持湘西州高科技企业、成长型企业到中小企业板块上市。

（五）完善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是世界各国扶持中小企业的通行做法。在湘西州地区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信息咨询、融资担保的社会中介机构缺失。担保机构和担保基金是信用担保的基本平台。着力建立多种所有制形式的信用、互助和商业担保机构，引导中小企业以入股的形式建立信贷担保基金。由于中国民族地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起步较晚，信用担保体系很不完善，所以应逐步优化担保运行机制，依靠政府的扶持以及银企之间的相互协作完善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包括采取建立风险补偿基金，完善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制度等措施，目前，各地政府正积极推动担保体系中重要一环——各类信用再担保机构的建立。寄希望于从政策上鼓励各种经济成份的资本参与担保公司投资，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信用担保体系。

结束语

“融资难”是阻碍民族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本文以湘西州地区为例，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对当前民族地区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目的是想找到民族地区中小企业融资的根本出路，为民族地区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但是囿于知识结构和理论水平的限制，联系中国民族地区的情况还不够紧密，与中国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结合还不够深入，对中国金融深化的进程了解还不够，文中一定有不尽合理和深入的地方，本人将在以后的学习当中继续努力研究这一问题，力争取得一些新的突破以使文章趋于完善。

参考文献：

[1] 吴晓菲.中小企业融资的制约因素[J].财政金融，2007，（3）.

[2] 阮铮.美国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

[3] 陈永奎.民族地区中小企业融资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4] 梅强，谭中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理论、模式及政策[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5] 李延堃.湘西州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思考[J].湘西工作，2010，（1）.

[6] 饶毅.民族地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经济学分析与对策[J].经济与管理，2007，（6）.

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区别篇7

关键词：非法集资；立法缺陷；立法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5-0118-02

一、非法集资犯罪的立法规定

1993年沈太福案、1995年邓斌案之后，1997年刑法设立了“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三个罪名，基本建构起集资行为的刑事管制框架。在司法实践中，主要适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除此之外，还对非法经营罪、合同诈骗罪、诈骗罪等相关罪名起到“拾漏补遗”的作用。现行《刑法》中，用来规制非法集资的三个主要罪名分别规定在第176条、第179条和第199条，在刑法分则结构安排中分属于第3章第4节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第3章第5节的金融诈骗罪。三个罪名的规制对象和量刑幅度各有不同，共同构成非法集资犯罪的刑法制裁体系。

二、非法集资犯罪的立法缺陷

在司法实践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往往存在着与合法的民间借贷如何区分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两个界定：一是对“社会公众”含义的界定。司法实践中经常以吸收存款对象的多寡作为判断标准，但往往导致该罪入罪门槛太低的问题。目前学界普遍认同“应从集资对象是否具有不特定性或开放性方面来界定‘社会公众’的含义”，而不能仅仅因为集资对象人数众多就认定为“社会公众”，即认为向特定人群借款的，就构成民间借贷，向不特定人群借款的，就构成吸收公众存款。之所以强调集资对象的不特定性或开放性主要是因为往往如果对象特定，如仅针对亲友和单位内部员工集资，信息来源对称，风险也能提前预知，一旦亏本往往不会引发恶性。这种观点得到了最高院司法解释的认同。二是对集资用途的界定。在现实生活中，企业或个人集资后，有的是将集资款用于从事非法的资本、货币经营，有的则是将集资款用于从事合法的商业、生产运营。刑法设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立法目的在于规制以经营资本、货币为目的的间接融资行为，而且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只有行为人将集资款用于从事非法的资本、货币经营时才可能侵犯这一客体。但是司法实践中，往往受到严惩非法集资观念的影响，司法实务部门常常将该罪的入罪门槛降低包括了直接融资行为，这是不恰当的。对此，相关司法解释予以了界定。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以集资诈骗罪定罪量刑的案件不少，那么如何区分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呢？普遍认同两罪的本质区别是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2012年轰动一时的吴英案中，重要争议之一便是吴英的集资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法院认为“吴英用所集资金的400万元为自己买服饰，600万元请客吃饭，是肆意挥霍”，“吴英是在明知没有归还能力的情况下采取虚假宣传、欺骗等手段进行诈骗”，但是，吴英及其律师却认为吴英的本色集团拥有一系列实体经营店，其所借高利贷主要用于企业经营，而不存在非法占有为目的，“如果不是被突然抓捕，吴英有能力还贷”。我国目前的立法并没有对“非法占有目的”做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依据除了一些基础证据之外主要是法官的经验和逻辑，这就往往导致将本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认定为集资诈骗行为。但是司法解释一直在试图为“非法占有目的”提供一个可操作性标准。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为例，它总结了之前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规定了八种“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该司法解释与之前的解释相比有了很大进步，更加具体明确，区分了生产经营与非生产经营。

我国司法实践中处理非法集资的现状是，如果能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则适用集资诈骗罪，反之则适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这种情况下，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较少，但是该罪却是刑法上唯一可以被用来规制非法集资活动的直接融资手段的罪名，因此该罪应当被扩大适用。

三、非法集资犯罪的立法完善

（一）区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

综观我国处理集资案件活动的司法实践，将多数非法集资行为都归结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实际上是混淆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但是多数民间非法集资往往是集资者自己使用资金，更类似于直接融资模式。比如之前的“孙大午案”，这是吴英之前民间融资遭遇法律风险的典型。北京大学彭冰教授有观点认为“孙大午案其实是属于直接融资，大家信任他才给他钱，这个逻辑与间接融资的存款不同，后者要求更多的是安全。用间接融资的逻辑来处理直接融资的问题，就取缔了民间直接融资的空间”。

笔者认为，应当采用在集资案件类型化分析基础上进行区别对待的思路。对于间接融资，集资者只有通过成立具有特许资格的金融中介机构这一正常渠道才能使集资行为合法化，虽然金融机构特别是存款类金融机构的设立条件严格，对于民间集资者来说设立难度很大，但是，可以在现行的《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的法律框架内，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设计更多合适的金融产品以满足中小企业日益增长的融资需要。对于直接融资，仅就刑法制裁而言，应将多数非法直接融资适用“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而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回归处置非法间接融资的本意。一味适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打击非法集资活动，不仅不符合法律解释的逻辑和刑罚目的，而且会扩大本罪的适用范围，不利于为民间金融的合法化预留空间。当然，对于直接融资的规制来说，仅仅依赖于刑法制裁是不行的，一方面要加强法律部门内部的配合，建立起民事、刑事和行政多层面的法律责任体系，另一方面更要积极探索金融制度层面的监督和管理机制，毕竟法律的调整是最后一道防线，轻易不应触及。

（二）犯罪构成要件的完善

1.“社会公众”含义的进一步明确

前文所述，高法解释将亲友及单位内部人员排出公众范围，却并没有对亲友及其单位的具体含义作进一步的解释，只是给出了模糊抽象的概念，这仍会导致司法实践难以对此进行精确的认定。比如亲友这一概念，在中国传统语境下本身就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范畴，覆盖面过大，建议可将其改为“亲属”或者“亲人”，这样既能缩小范围使司法解释更具操作性，同时也更符合立法者防止本罪适用扩大化的本意。近年来，无论是最高检、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还是最高法《关于印发的通知》都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人数做了明确的规定，以对该罪的“社会公众”和“情节严重”有更为客观的量化标准，试图在司法实践中弥补立法层面的缺陷。

2.擅自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的扩大适用

对于非法集资活动，结合这类犯罪本身的性质和特点，更为合适的规制手段应当是适用直接融资的法律制度。而刑法上可以被用来规制非法集资活动的直接融资手段，只有第179条的“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因此应当扩大该条的适用范围。有观点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其一，该罪适用不应当执着于载体形式，而应当包括所有非法集资安排。擅自发行的股票、公司、企业债券，无论如何标准化，其都不可能公开上市交易，只能私下转让。一味拘泥于出资凭证的标准化，限制了该罪的适用，且不适应实践发展。但是非法投资安排却可以涵括各种形式和手段的非法集资活动，扩大“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的适用范围，从而以直接融资的模式来处理这类集资活动。其二，该罪适用范围应当仅仅局限于公开发行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虽然刑法中关于本罪的规定没有以公开发行为条件，但是本罪作为行政犯，应当以违反《证券法》为前提。现行《证券法》明确要求公开发行证券，而《证券法》188条规定的表述是“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可见本罪还应当包括变相公开发行的形式。

非法集资活动关涉公众利益和社会稳定，需要法律对其予以规范，甚至刑法的规制。虽然我国已经基本建构起了非法集资犯罪的刑事管制框架，但是仍存在不少需要完善之处，既要在区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模式的大前提下采取不同的措施对非法集资行为予以规制，又要对现有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予以进一步的完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惩治犯罪，保护法益。

参考文献：

[1]孙国祥，魏昌东.经济刑法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2]顾肖荣.经济刑法（第八辑）[M].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9.

[3]彭冰.非法集资活动的刑法规制[J].清华法学，2009，（3）.

[4]彭少辉.非法集资的刑法规制与金融对策[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2）.

[5]李怀胜.民间融资的刑法制裁体系及其完善[J].法学论坛，2011，（3）.

[6]黄韬.刑法完不成的任务-治理非法集资刑事司法实践的现实制度困境[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11）.

[7]刘宪权.刑法严惩非法集资行为之反思[J].法商研究，2012，

（4）.

[8]肖世杰.从吴英案看我国民间金融的监管困局与改革路径[J].法学论坛.2012，（6）.

[9]杨兴培，刘慧伟.论刑法介入民间金融活动的原则和界限[J].海峡法学，2012，（3）.

[10]汪丽丽.债权类民间融资演化为犯罪的制度动因及其防范[J].法学论坛，2012，（3）.

[11]韩轶.对我国刑罚目的之理性审视[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

[12]韩轶.刑罚目的层次性辩说[J].法商研究，2004，（4）.

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区别篇8

区域经济一体化一般会经历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 市场 和经济货币联盟四个阶段，最终实现完全经济一体化。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进，货币金融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和重要。

在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两个阶段，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内容是消除区内贸易壁垒，实现商品自由贸易。区域金融体系主要是适应 国际贸易 融资 的需要而发展，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中介和融通作用。此外，区域贸易的发展也需要提供单一货币的雏形与之相配合。比如，欧共体为推动农产品自由贸易，曾设立“绿色货币”作为农产品统一定价的计算单位。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由关税同盟向共同市场转化，在这个阶段要求资本和劳务等生产要素能够在经济区内自由流动以优化资源配置，于是建立统一的金融市场、允许资本跨国流动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并成为构建共同市场的关键一环和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内容。同时，区域内部贸易和 投资 的发展需要成员国货币之间的汇率保持稳定，否则，外汇风险上升，交易 成本 增加，贸易和投资难以顺利进行。于是货币一体化开始起步，汇率联盟成为维系区域贸易和投资稳定的重要支柱。

当经济一体化从共同市场向经济货币联盟阶段过渡，资本自由流动已基本实现，固定汇率与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矛盾日益尖锐。为解决这个矛盾，推动经济一体化进入新阶段，各成员国必须逐步放弃货币政策自，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协调，强化汇率稳定机制，并最终设立统一中央 银行 ，发行统一货币，集中外汇储备，这样，金融一体化问题成为经济货币联盟建设的核心问题。正是从这个时候起，金融在经济一体化中的核心地位与主导作用得到了全面体现。金融不仅在区域经济交易中起媒介作用，在区域资源流动与配置中起导向作用，在区域经济运行中起调控作用，而且通过自身的独立发展使这些作用不断强化，金融成为关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全局的关键。

二、关于“港粤”金融一体化的地域空间分析

1．4．1 东亚多层级金融地域系统格局

金融地域系统是以国际金融中心为核心，以金融核心产业辐射范围为金融腹地，并以金融网络体系为载体和枢纽，三种要素长期整合而成的地域空间组织。根据各个金融地域系统在巨系统中地位或影响力的差别，可以将金融地域系统的层次类别判定为四种，而目前东亚地区则完全汇集了这四种层级的金融地域系统，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交错、相互依存，共同形成了多层级的东亚金融地域系统格局。

（1）东京高级金融地域系统。

东京同纽约、伦敦构成全球金融结构的鼎足三极，其中，纽约的金融产业最为完善，美国雄厚的资本供应能力为其国际金融业务提供了强大的支持，纽约证交所的国际领先地位就是这种能力的重要表现，但总的来说，纽约尚存很大的金融潜力；伦敦是 历史 最为悠久、最具外向性、灵活性和自由度的金融中心，其功能的全面性是三个国际金融中心中最为突出的；东京的金融中心地位来自国内强盛的经济和成熟的技术，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使其在资金吸聚和输出功能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表现尤为突出。尽管由于保守、僵化和充满管制，导致东京在与内外金融市场沟通功能以及离岸金融功能方面是三大金融中心中最弱的，“东京在国际化上的薄弱使其把作为 证券 交易所外国上市补充部分的外汇业务留给了香港，它不擅长的资金 管理 和公司债券发行流向伦敦和纽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京在国际金融格局中的地位在逐渐削弱，面临着许多新兴金融中心的挑战。但是东京金融产业的业务规模、功能类型、地域影响范围和力度仍然是东亚其它金融中心所难以比拟的。

无论是空间范围，还是作用强度，东京高级金融地域系统都是东亚最高级别的金融地域系统，它具有与纽约、伦敦金融地域系统同等的功能，制约和影响着东亚其它金融地域系统的形成与运行。

（2）香港次高级金融地域系统。

香港自20世纪70年代转变为国际金融中心以来，自由化和国际化的程度一直是其最突出的竞争砝码，其中包括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及其在自由经济制度下的资金进出自由、货币兑换自由、业务经营自由等。香港政府对金融业的监管，有其独特的模式，它推行以“积极不干预”为原则的一系列金融政策，其国际金融业务与港内金融业务融为一体，是亚洲地区惟一的没有离岸业务和本地业务之分的“混合型离岸中心”。与日本不同，作为国际资金集散地，香港融资功能的特点不在于依靠本身具有充足的过剩资本来支撑其金融业务，而是通过跨国银行和各种外资机构，调集境外资本提供各种境外金融服务。在东亚地区，香港是东京最强的竞争对手，但由于金融成本正在逐渐接近东京，在经历了香港回归和亚洲金融风暴后，香港替代东京而成为领先者尚需时日。

香港金融产业辐射的地域空间达不到东京金融地域系统的规模，主要以亚太地区的

国别和地区作为限定系统边界的标准，而是将 金融 产业的内生性外部效应的强弱作为衡量系统规模和层次的尺度。可以说，金融地域系统超越了体制的藩篱，从根本上承认了各方的金融利益和金融地位，这也意味着金融地域系统内部不仅存在金融核心与金融腹地之间金融功能的分工，也存在直接金融腹地与拓展金融腹地之间金融地位的差异。

金融地域系统是相对完整的地域空间体系，同时也是由诸多细分的地域单元聚合而成的实体空间。金融地域单元系指小范围的、易被认可的地域空间组织，尽管不同的金融地域单元特征各异，但都拥有金融地域系统所需要的全部构成要素，以金融产业为主要物质内容，以金融地域运动为作用形式，反映金融核心与各地域间灵活、自由、开放、动态的金融关系，

香港次高级金融地域系统同样是由许多金融地域单元共同构建的集合，任何一个金融地域单元也都是金融核心香港与其金融产业辐射地域的组合结果，由于各金融腹地的 地理 条件千差万别，金融产业成长水平参差不齐，距离香港有远有近，与香港的基本关系疏密有别，对于香港金融产业辐射的接纳和吸收必然强弱不均，从而导致各金融地域单元在大小、区位、核心与腹地的 交通 方式和关联强度，以及双方金融地域运动特点等方面都呈现出差别性，“港粤”金融地域即是香港次高级金融地域系统中一个重要、独立、完整的单元，或者称作香港次高级金融地域系统的子系统。

“港粤”金融地域单元是由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与

直接 投资 、间接投资和其它投资。以1985～1997年的数据为例，按实际利用金额计，直接投资5,035 945万美元，占总和的84%；间接投资657, 486万美元，占总和的11%；其它投资318 ,594万美元，占总和的5%。并且港商在广东的直接投资总额近年来继续保持稳中有升格局2（如表1所示）。

与此同时，广东企业对香港的投资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的支持与鼓励下有了快速的发展。如省属的企业有“粤海集团”、“南光集团”“广属集团”等，市属企业有“越秀投资”、“深业控股”、“珠光集团”、“羊城集团”等，并且这些企业大部分都已在香港上市。虽然在香港投资的广东企业在运作和 管理 上留有计划 经济 的痕迹，存在与香港自由 市场 经济体系发生摩擦的问题，并在亚洲 金融 风暴后进入了调整期，但总的来说收获颇丰。不仅为内地引进了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参与大项目的投、 融资 ，为国家赚取大量外汇，同时也通过积极参与和拓展在港业务，为促进香港的经济发展发挥了作用。随着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实施，粤企入港“借船出海”步伐加快，中资入港的比例明显提高。

从表2、表3可以看出，

产领域上有很好的合作，在 交通 、 通信 、科技、 农业 、劳务、房地产、环保、 旅游 、边境事务，以及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是三地保持繁荣稳定的重要因素。总之，香港服务的输出以及广东 市场 资源的互换、渗透，正是粤港贸易多元化的开始。

（4）通货相似程度

90年代初，

年均16.9％的持续高增长傲视全球。香港也因珠三角的加 工业 发展而得以维持制造业出口的竞争力、维持香港作为国际上最大的港口及 金融 中心的地位。

随着广东“外源内用”与“内源外用”步伐的加快，广东 经济 保持高速增长。2001年，广东gdp突破万亿元，2003年达到13450亿元，占全国的11.5%，比广东 人口 在全国的比重高5.3个百分点；人均gdp达到16990元，折合2053美元，已超过2001年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1860美元的平均水平。2003年广东地方 财政 收入达到1313.3亿元，约占全国各省地方财政收入的七分之一，人均地方财政收入1651元，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3年广东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8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055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了30倍和21倍。

在粤港经济融合不断加快的背景下，粤港经济体系正在逐步接轨，并深度融合，这为粤港金融一体化奠定了制度创新的基础。

六、推进港粤金融一体化过程中的“港粤”金融合作的新特点

“港粤”金融合作也是在长时期的金融活动实践中逐渐出现和发展的，并在金融互动、金融联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随着国际金融形势的变化，以及双方金融产业成长步伐的推进，“港粤”金融合作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区别篇9

目前，海西地区金融机构均已设立了循环经济金融服务绿色通道，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的项目和企业给予优先评审，简化贷款手续，推出了仓单、提货单质押、搭桥贷款、龙头特色产品贷款等支持循环经济的金融产品，同时推出了融资顾问、财务顾问、百易安、网上银行、“白领通”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商务贷款业务等一系列的金融创新产品。

柴达木金融生态融资模式探讨

（一）建立和完善柴达木金融生态圈的框架结构

柴达木循环经济金融生态圈的建立可以从金融生态环境、金融生态结构、金融生态链三个组成部分进行考虑。本文建立的金融生态模型如图1所示。首先，外部环境能够为金融主体的正常金融活动提供行为规范和各种必要的条件。具体包括：一是稳定的经济环境。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是改善金融环境的重要前提。二是完善的法制环境。金融法制建设直接影响着金融生态环境的有序性、稳定性、平衡性和创造能力，决定了金融生态环境将来的发展空间。完善的法律可以有效保护债权人、投资人的合法权益，打击金融违法行为，树立诚信意识和道德规范。三是良好的信用环境。信用体系建设滞后、缺乏对债权人履约的制约、企业诚信意识和公众金融风险淡薄、金融诈骗和逃废金融债权的现象将极大地威胁银行资金安全。四是协调的市场环境。协调、健康发展的金融市场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金融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五是规范的制度环境。核心内容之一是执法环境，它对金融生态环境各项功能的充分发挥具有重要意义。其次，金融主体要能够自觉遵守外部规则和维护良好的外部环境，意味着金融主体与外部环境和谐状态的实现，从而也就意味着金融生态系统的平衡；反之，如果金融主体普遍违反有关金融活动的各种规范，就会污染金融外部环境，导致金融生态危机，并最终威胁到金融主体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从金融生态链层次上看，金融生态系统越完善，金融资产从最初所有者传递到最终使用者必经环节也就越复杂，这些环节环环相扣构成金融生态链。金融生态链条越长金融产品越丰富，金融市场越发达，融资能力越强，金融价值越高。表现在：一是金融机构内部业务运行、管理及内控机制的规范，这种规范表现在各个金融机构资产与负债的规模与结构、业务构成、利润来源等都处于协调和谐状态，在金融生态系统中，信用的不断流动，带动了资金周而复始的变化，从而推动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二是金融系统之间规范、有序和适度的竞争。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资金、技术、人才流动的纵向关系，是不同规模银行和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市场之间的一种竞争合作关系，是一种互补共生关系。从金融生态结构上看，不同的类型的金融机构或不同规模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分布情况、配合状态要符合经济发展要求，达成和谐共处的局面。因此，在一个地区金融结构的设计，应做到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协调发展。

（二）柴达木金融生态圈的产业链融资模式

随着柴达木循环经济的快速发展，依托资源优势的工业企业地位日益上升，企业自身运营中的融资问题也日益突现，融资体系不健全、渠道狭窄所导致的融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因此，柴达木循环经济发展的需要银行间的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紧密配合，协调发展，支持柴达木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使柴达木循环经济建设在融资渠道上形成多元化投资。

1.拓宽间接融资支持柴达木循环经济企业的投资需要。按照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柴达木循环经济实施区别对待的货币政策，逐步探索实行结构性的差别利率政策，严格实行扶优限劣措施。制定地区信贷指导意见，鼓励和引导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非国有金融机构加大对循环经济产业的信贷投入。

（1）优化国有商业银行的融资作用。目前，国有商业银行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完善的运作机制使其成为柴达木循环经济关键的融资机构，国有商业银行的高效率发展将直接关系到柴达木地区金融生态圈健康、有效、持续性的发展。基于正确、有效引导银行运作的前提，适当给予其经营独立，从而提高国有银行经营效率，发挥其对柴达木循环经济的支撑作用。

（2）发展柴达木循环经济间接融资体系。一是利用国家开发银行支持基建和环保设施建设，以及大江大河污染治理的优势，强化对循环经济的资金支持力度，帮助相关市场体制的形成，形成有重点、有层次的总体融资支持。二是组建柴达木循环经济发展银行，弥补政府投融资的不足，解决在城市建设与公共环境方面更多的循环经济目标，尤其是通过特定金融产品解决循环经济企业的初期融资问题。

（3）培育非国有金融机构。目前，国有商业银行通常将中小企业融资排除其客户名单之外，使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受到挤压，需要尽快培育和组建地方性银行和区域性银行，以弥补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撤并后金融服务能力不足的空缺。切实加强对循环经济的金融扶持力度，保持柴达木循环经济工业园区内的均衡发展，满足柴达木地区民营中小型经济发展的投融资需求。

2.培育柴达木循环经济企业直接融资。直接融资能最大可能地吸收社会游资，直接投资于企业生产经营之中，从而弥补间接融资的不足。因此，直接融资成功的关键在于将企业特征、规模、发展前景、融资需求与直接融资模式相结合，选择最适宜的融资路径，在此基础上，对重点企业进行重点培育，使企业软硬实力尽快达到直接融资的标准。

（1）鼓励优势特色产业上市直接融资。目前，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仅有三家上市公司，对循环经济的示范和辐射作用仍显不足。要实现优质企业的跨越式发展，发挥优质企业对循环经济的示范和辐射作用，必须在资本市场上加快上市直接融资速度。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应根据产业优势、行业特色，如能源、有色金属、盐湖化工、矿产资源开采、加工等一批优势资源产业，创造条件使更多的资源类优质企业上市，上市后运用资本市场融资解决科技创新、节能减排等可持续发展的资金不足问题，同时可以减少其对金融机构的贷款需求。

（2）鼓励和支持符合循环经济特点的企业或项目通过资产证券化筹集资金。柴达木资源项目大部分是工业项目，大部分属于中小企业，长期以来依赖于银行的间接融资，大多数资质良好的中小企业由于缺乏银行必要的信用评级，被挡在银行的门外，使企业的发展受限。柴达木循环经济的建设一方面需要由政府提供资金、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另一方面需要引入市场融资机制。中小企业的发展通过资产转移和信用增级的技术处理，就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过程融得资金。青海中浩天然气化工有限公司年产60万吨甲醇项目，盐湖集团百万吨钾肥综合利用一、二、三期项目，中信国安西台吉乃尔湖钾锂硼综合开发项目等都是财务状况好、赢利能力较强而适宜私人资本参与投资的竞争性建设项目，是可以进行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p#分页标题#e#

（3）鼓励企业发债融资。柴达木资源项目大部分属中小企业，行业特点突出、产业上相互关联，而单一企业发债又面临额度低、成本高、信用不足的瓶颈，可采取降低资本市场门槛和限制，通过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企业债券等进行直接融资。钾肥、盐碱、宝玉石加工行业中的中小企业规模不大，但属于特色产业。因此，在融资渠道上，要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进一步理顺企业债券发行审核体系，完善债券担保和信用评级制度，积极支持经营效益好偿还能力强的中小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进行融资。

（4）开发适合循环经济发展要求的金融服务产品直接融资。在创新金融服务产品，满足中小企业金融服务需求方面，金融业应该在承担社会责任中，坚守风险底线，针对柴达木循环经济优势行业或特色产业共同构筑健康有效的融资信用体系，不断改善中小企业与银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开发适合柴达木循环经济企业产权制度、业务性质和经营特点的“门当户对”型金融服务产品，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如绿色抵押等银行类环境金融产品、生态基金等基金类环境金融产品等。

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金融生态融资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健全的多元化融资体系。柴达木循环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由于地区资本市场发育很不完善，循环经济区内大中小型企业融资渠道比较狭窄，投融资主要靠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渠道来实现。但柴达木循环经济在发展中还存在大量的资金缺口，在柴达木循环经济建设中需要探索融资的新模式是必然的趋势。从循环经济融资的市场看，循环经济融资缺乏市场性融资手段，如循环经济发展所需的股票市场融资、债券市场融资、基金市场融资和开发性金融支持机制。从财政投入循环经济来看，由于地方财政收支缺口较大，从而导致财政无法安排更多的资金支持循环经济发展。

（二）金融机构放贷“短期化”行为明显，循环经济产业链启动难。柴达木循环经济的正常运转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先行，且要经历较长的时间周期。但银行在支持项目建设上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为经营原则。目前，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短期行为较为明显，企业难以获取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和完善产业循环的各个环节。

（三）金融支持循环经济缺乏对相关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要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进而发展成为一个个微观循环经济体系，由点带面形成更大范围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循环经济体系，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撑。因此，金融在支持循环经济项目建设上缺乏对循环经济清洁生产技术、环境污染治理技术和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的开发研究和推广应用，对能源的综合开采率和回收利用率还略显低下。

（四）金融生态缺乏评判依据、定量标准。金融生态是一个动态的系统，人民银行与协同部门尚未建立和完善金融生态监测指标体系，无法准确评价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不能全面反映本地区金融生态的状况和问题。

对策及建议

（一）加强宣传和培训，引导循环经济实体改变融资观念以资产为信用的结构性融资、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等新型直接融资工具，对大多数企业和相关经济职能部门仍较为陌生，对发行条件和程序等不甚了解。人民银行应会同政府部门联系有关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加强对优质直接融资潜力的中小企业进行融资知识培训，使企业和经济职能部门意识到直接融资对于企业优化资本债务结构的意义，增强直接融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完善法制环境，保证社会的健康发展金融法制建设直接影响着金融生态环境的有序性、稳定性、平衡性，决定了金融生态环境将来的发展空间，良好的法律环境是金融体系稳定运行的必要基础。以《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颁布实施为契机，加大依法行政力度，加强法制支撑金融发展的力度，切实保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为金融生态建设构筑坚实的法治基础。

（三）加强金融监管，创建金融安全区一是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健全监管法规和制度，改进监管手段，实现行政监管向依法监管为主的转变。二是督促各金融机构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完善内控机制，进一步完善健全资金交易、信贷管理、会计核算等方面的内控。降低不良资产比例，努力提高综合竞争力。三是大力整顿金融秩序，保证金融的稳定和协调发展。人民银行要发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导作用，建立科学的金融生态环境监控机制，包括有效的经济金融运行分析机制和金融稳定评估报告制度，切实维护金融稳定。

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区别篇10

（一）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新的动力

首先，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使跨国公司能更好地将其所有权优势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为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和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动力。随着各国关税水平不断降低，非关税壁垒不断减少，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中间投入品进口也越来越自由。这一方面，使跨国公司能通过内部贸易，为一些子公司解决因东道国难以提供足够符合其要求的中间投入品而带来的质量控制问题；另一方面，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可以使跨国公司根据不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通过直接投资实行区域性专业化生产，从而获取规模经济利益。此外，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为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获取额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加剧了东道国国内市场竞争，促进了东道国整体市场环境的改善和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增强，为子公司降低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最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特别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首先，金融市场全球化从两个方面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第一，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套汇、套利活动加剧，全球利率水平进一步趋同，并趋于下降，这降低了跨国公司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的成本。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金融市场全球化大大改变了资本供应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使企业的潜在投资者大大增加，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竞争以及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是投资银行）之间的竞争，大大降低了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使争夺企业控制权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强化了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监督，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给企业管理人员带来了强大压力：如果他们经营管理不善，企业就很可能成为被兼并的目标。相反，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就会使企业现有投资者受益，潜在的投资者也会随之增加，这有利于企业降低进一步融资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证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间接地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证券经纪人、投资银行的内部竞争及彼此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它们为争夺客户而不得不降低服务价格，从而降低了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成本。同时，企业也可通过选择效率高的证券交易所，降低证券交易的成本，进而降低筹资成本。另外，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企业对信息的披露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定，因而通过得到有价值的内部消息进行内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样，从事该企业证券交易的投资人和证券经纪人将会增加，该企业证券的流动性也会增强，从而筹资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业能有效利用各种不同的筹资工具，特别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以降低风险和筹资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筹资成本降低正是美国跨国公司增加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以扩大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动力和基础。

其次，由于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金融市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金融市场连续24小时运营，这大大便利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其公司体系的筹资和资金分配，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

最后，金融市场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更好地规避金融风险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三）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必要条件

从本质上讲，投资全球化是资本及其相关要素（技术、管理技能等）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合理地流动，它主要表现为投资自由化、规范化以及资本大规模跨国流动。投资自由化和规范化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其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大大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变化

长期以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占领国际市场一直是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因此，东道国市场的规模和开放程度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两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向发达国家倾斜，此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60年代后半期、70年代和80年代，这一比重都保持在25%左右的较低水平。虽然美国对发达国家投资占主导地位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格局在90年代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力度明显加大。1990～1999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约2625.7亿美元，相当于80年代的5.7倍，约占90年代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3.1%，比80年代高近7个百分点。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较大幅度增长，与8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大规模、全方位推进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贸易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带来了压力

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一方面使国际贸易渠道越来越通畅，但另一方面也使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由于国际贸易环境越来越自由，突破市场壁垒，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作为传统的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因素，其重要性大大减弱。而降低生产和研发成本，提高企业的技术实力和产品的竞争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国际竞争显得更重要。获取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知识、技术、技术人才等“创造资产”(CreatedAssets)，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从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及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情况看，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1983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总数为638.3万人，1989年增至662.2万人，雇员年均增长率仅为0.6%。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增长快得多，由1990年的683.4万人上升至1999年的890.7万人，（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年均增长率高达3.4%。而且，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大量转移至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所致，其海外子公司仅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尼、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人数就从1983年的124.9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211.2万人，在这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数占其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雇员之和）的比重也相应地由1983年的5.0%上升至1999年的7.3%。在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迅速增加的同时，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却大大下降。1990～1999年，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占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的比重由1983～1989年的年均25.7%上升至29.4%，海外子公司雇员工资年均增长率由1983～1989年的7.9%降至1990～1999年的2.7%，相应地，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长率则由1983～1989年的4.5%降至1990～1999年3.0%。（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另外，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投入，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科学技术人才进行研究开发，对降低其研发成本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使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成为可能

8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从限制外商直接投资向欢迎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转变。剧变后，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也向国际资本敞开了大门，这样，80年代末以来，投资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投资自由化可以分为单边、双边和多边三个层次。从单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为东道国外资政策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从各国外资政策和法规变化来看，仅1991～1999年，东道国（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和法规的调整多达1035项，其中94%（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6.）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利。在实行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自由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交通、电力、通讯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大大改善了投资硬环境。从双边和多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协定的不断增加。1999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达1856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达1982个，（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分别是1980年的10.3倍和2.8倍。另外，世贸组织多边协定中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也大大促进了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自由化。

在不断趋向自由化的同时，国际直接投资管理也在向规范化方向发展。这种规范化主要体现在区域和多边两个层次上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区域层次的协调主要是区域一体化协议中包含的关于投资问题的条款。这些包含在一体化协议中的条款多是具有强制性的，例如欧盟成员国间资本自由流动的协议、1987年《东盟投资协定》、南方共同市场投资议定书、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区域层次上国际直接投资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往往在于放松对国际直接投资进入和开业的限制，进而取消歧视性经营条件以及进行投资保护等。这一层次投资协调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励国际直接投资，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规范和引导投资，促进国际直接投资的有序化。在区域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不断发展的同时，80年代中期以来，多边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也在不断加强。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的“一揽子”协议中包含了三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法律文件：《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尽管这三个文件涉及的只是外国直接投资待遇的个别方面，但具有较强的约束性。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其他两个协定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问题提出了总原则。特别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其核心内容就是取消所有与关贸总协定“国民待遇条款”和“取消数量限制条款”不一致的投资措施。这三个法律文件一方面将会推动国际直接投资的进一步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将推动国际直接投资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另外，旨在规范国际直接投资的双边、多边及区域内谈判越来越多。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组织和主持下，一些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多边谈判或讨论正在进行。在1998年6月举行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判各方同意由投资谈判小组制定一个包含广泛权利和义务的投资管理体制框架。南部非洲发展委员会、非洲国家组织也在就区内投资管理进行讨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内进行的关于多边投资协定(MAI)的谈判在1998年已告一段落，MAI的草案已经公布。MAI规定了透明度、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原则，并对没收外资资产、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业绩要求及争端解决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尽管由于美、欧之间利益的严重冲突而导致MAI未能达成最终协议，但MAI谈判表达了发达国家试图推动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自由化和规范化的愿望，而且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新加坡等也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加入MAI，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的规范化有向更广泛、更深入方向发展的趋势。

全球范围内投资管理的自由化和规范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外资政策的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这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增强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的能力。

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也为美国跨国公司转移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风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80年代中期以来，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断推进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也迅速发展。从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情况看，199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3%、3.5%、45%、12.5%、93.6%、7.1%、13.4%、113.6%和28%，1998年分别上升至15.2%、20.7%、65.9%、23.3%、112%、23.5%、54.2%、136%和31.4%。（注：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0，表5.2,。）发展中国家股市的发展一方面为美国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就地进行直接融资提供了条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过贷款和发行债券给公司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旦有风吹草动，跨国公司也可通过资本市场迅速抽逃资金。另外，随着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其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与国际接轨，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在进行对外经济交易中能更好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有效降低汇率、利率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流向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将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由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的同时，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也日益高级化。其主要表现是矿业、石油业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所占比重基本稳定，服务业的比重迅速提高。1970～1989年的20年中，矿业、石油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下降了20.2个百分点，服务业所占比重上升了26.4个百分点，制造业所占比重几乎没有改变，但制造业始终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与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配置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高达4255.6亿美元，（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3.7%，大大超过制造业所占比重31.2%，首次取代制造业，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

与制造业相比，美国服务业所拥有的更明显的相对优势及世界各国经济服务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实体基础，而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迅速发展则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的直接原因。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始于80年代中期，它分为单边、区域性和多边三个层次。单边层次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各国对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放宽限制；区域贸易自由化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中关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有关条款及区域经济集团与周边国家签订的服务贸易协定，这些区域集团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澳新自由贸易区及南方共同市场等；而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则是多边层次上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集中体现。首先，《服务贸易总协定》作为世贸组织多边协议之一，所有成员方都必须接受，这使服务贸易自由化真正具有全球意义。其次，《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了以无条件多边最惠国待遇为核心，包括保持透明度、对提供服务所需资格相互承认、实行自由化等一系列成员方所必须履行的一般性义务，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更为自由的环境；再次，就市场准入条款而言，尽管《服务贸易总协定》没有给市场准入下定义，但其明确规定了禁止使用的6个方面的限制措施（除非成员在其承诺表中明确列出），这六大被禁止使用的限制措施十分清楚，操作性强，能有效减少纠纷并且便于监督。最后，《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将服务贸易开放的承诺列入承诺表，承诺涵盖12个部门和155个分部门，而且对于每一个分部门，承诺又根据服务贸易的4种方式进行了细分，因此，《服务贸易总协定》所要求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其广度和深度是史无前例的。

从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成员方在服务贸易方面的承诺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已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以保险业和银行业自由化为例，发达国家已对直接保险服务的70%（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以及银行存贷业务的75%承诺实行自由化。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开放直接保险服务的50%，银行存贷业务的53%。（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而且，商业存在作为对这两个行业影响最大的贸易形式，19个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在直接保险服务贸易中，除了对建立当地企业实体保留一定限制外，不再对商业存在这种形式采取其他限制措施，26个成员承诺对银行存贷业务实行完全自由化。

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是1982～1989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5.4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是1990～1994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2倍，超过了1983～1994年12年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和。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与服务贸易自由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变化

长期以来，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自80年代后半期开始，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出现加速上升的趋势。进入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的跨国兼并活动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90年代，美国半数年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跨国并购方式进行，特别是90年代后4年，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都在60%以上，1998年甚至超过90%。整个90年代，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约为57%。尽管由于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存在跨期支付问题（一起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可能分几年支付），跨国并购当年的实际支付金额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高，但从90年代的总体情况看，跨国并购无疑已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90年代跨国并购取代绿地投资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企业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有直接关系。

第一，随着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各国市场与全球大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一方面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迫使企业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因此，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的敏感程度和反应速度快慢成为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跨国并购正是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做出反应及提高企业反应速度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首先，跨国并购是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争夺国际市场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跨国并购能省掉绿地投资方式下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时间，使企业在东道国更迅速地建立商业存在；另一方面，跨国并购能使并购企业通过被并购企业迅速了解当地市场情况，获取企业经营决策所需的市场信息和客户信息，而且并购企业还可以通过被并购企业的销售渠道迅速抢占当地市场乃至全球市场，这比通过绿地投资或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占领市场的速度更快。

其次，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企业规模的大小比过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迅速扩大经营规模，既可以降低被兼并的风险，又可以通过规模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收益；另一方面，通过跨国并购扩大企业规模，企业可以更好地应付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降低经营风险。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通过并购一些有长期业务往来的企业，使以往的企业外部交易内部化，从而降低企业的交易风险；其二，通过并购扩大经营规模，企业对市场环境的控制能力增强，至少可以降低对市场环境的依赖程度，这可以有效减少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其三，通过跨行业并购，并购企业可以快速开展多样化经营，有效分散经营风险。

最后，跨国并购有利于企业巩固和迅速增强其核心竞争力。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及技术创新能力可以说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80年代末以来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应用，是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又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导致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反过来又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术创新能力有限的企业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为了生存和发展，企业不得不设法改进技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对一个企业而言，提高技术水平主要有三种途径：加大本身的研究开发投入、谋求战略技术联盟及并购其他企业以获取被并购企业的技术和技术开发力量。不断地大量增加研究开发投入进行研究开发不仅风险大、周期长，而且研究开发所需的巨额资金即使是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也难以承担。因此，自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增加研究开发投入的同时，更多地通过与其他企业建立战略技术联盟和并购（包括跨国并购）相关企业来提高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但战略技术联盟这种获取外部技术资源的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在联合研究开发的过程中，由于联盟各方技术的可保密性不同，因此，可能会出现一些联盟成员不愿意看到技术泄密的问题；其二，在战略技术联盟中，联盟一方很难获得联盟其他成员的现有技术，战略协作的规模和范围都会受到限制。但是，通过并购方式获取外部技术资源，一方面可以避免在战略技术联盟中可能出现的泄密问题，另一方面，并购企业还可以获得利用被并购企业的资金和技术力量进行研究开发的动态效益，以及获得被并购企业现有技术的静态效益。通过跨国并购，获取国外企业技术及技术开发力量，正是90年代美国企业大规模开展跨国并购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