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保护动物的看法十篇

对保护动物的看法篇1

关键词：活熊取胆；动物福利；野生动物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4—0076—04

2011年2月福建省归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试图通过上市融资扩大生产规模的消息传出后，“活熊取胆”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2012年初，一部名为《月亮熊》的纪录片在电视、网络等媒体上广泛传播，把有关“活熊取胆”的争议推向了白热化。①在2012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冯骥才和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画家韩美林联合提出了“以立法取缔活熊取胆”的议案，认为针对“活熊取胆”的企业行为，只有立法才能“彻底解决问题”。②而一些医药卫生界的政协委员则提出了“正确对待‘养熊取胆’，保护中医药资源合理利用”的提案。那么，“活熊取胆”究竟应该何去何从，相关争议折射出的是人们对药界职业道德的过高期许还是立法资源的匮乏和不足，应当如何理性地看待争议各方围绕“活熊取胆”所提出的各种制度诉求？对于这些问题，笔者试从法律视角通过对“活熊取胆”风波的梳理予以澄清和解答。

一、“活熊取胆”风波与野生动物保护法

“活熊取胆”风波的缘起是福建省归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归真堂）申请上市融资所遭遇的公众质疑和反对，但随着事件的发展，归真堂的上市申请已不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在一些动物保护人士和有关公益组织的介入和呼吁下，人们逐渐转向对养熊业“活熊取胆”行为的口诛笔伐，即归真堂申请上市这一事例逐步演变为一场关于虐待动物行为适法性的社会大讨论。在这场讨论中，多数舆论认为对活熊抽取胆汁的行为是残忍和不人道的，但舆论对于该行为是否合法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有学者认为“活熊取胆不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而是一种伤害”，不符合《野生动物保护法》中“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规定，是不合法的。③也有学者认为“活熊取胆”有着利益追求上的正当性，该行为具有“道德恶性”，但减少了对野生黑熊的大量杀戮，符合《野生动物保护法》鼓励对野生动物进行驯养繁殖的相关规定。④那么，“活熊取胆”行为与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根据我国《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黑熊在我国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在我国加入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黑熊也被列在附录Ⅰ中。这清楚地表明，无论是依据我国的国内法还是相关国际公约，黑熊都是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保护对象。但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处于任何状态下的黑熊都是法律保护的对象。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我国加入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都是以野生动物为保护对象的。何谓“野生动物”？根据我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名词定义，野生动物是指在野外自然环境下生活繁衍的动物，换言之，野生动物指的是那些生存于自然状态下、非人工驯养的各种动物。之所以将野生动物作为法律保护对象，是因为保护野生动物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前提，保持尽可能丰富的生物物种是维持生态平衡的基础条件，而维持生态平衡是一国国内野生动物保护立法以及相关国际公约的基本宗旨和目标。显然，“活熊取胆”风波中归真堂的黑熊并不符合上述对野生动物的界定和保护要求。归真堂的黑熊并非处于自然的生存繁衍状态，这些黑熊是归真堂对野生黑熊进行驯养繁育的产物，已经脱离了自然资源的属性而由其驯养繁育主体——归真堂所实际控制，对这些养殖的黑熊的处置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并无直接的关联。因此，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养殖的黑熊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物权的客体而不是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对象。进而，以黑熊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而从野生动物保护的角度对“活熊取胆”进行非议，这并不符合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立法宗旨。

对保护动物的看法篇2

关键词: 动物;法律地位;法律保护

长期以来，动物一直是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来看待的，是权利主体支配的对象。但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样的规定是很不合理的，因为“从自然的角度看，人并不比动物更优越，在大自然的宴席上，一切存在物都是平等的。一切存在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价值和意义[ 1 ] 。”在大陆法系， 1990年8月20日，德国立法者在《德国民法典》第90条项下增加了关于“动物不是物，他们受特别法的保护，法律没有另行规定时，对于动物适用为物确定的相关规定”的a款规定之后，这一修改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动物由权利客体上升为权利主体的立法实例而加以引证，并认为这代表着最新的立法动态，代表着人类对动物态度的转变在法律上的体现[ 2 ] 。英美法系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一、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1. 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概念

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与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相对而称，指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享有权利和负担义务所针对的事物。关系的权利主体为实现其权利，而对客体处于支配或者有权要求的地位。关系的义务主体则必须向权利主体作相应的给付或者予以满足，主体相对客体处于必须向其给付或者满足其要求的地位。

2. 关于客体范围的不同学说

关于客体范围存在三种不同的学说:一种认为民事法律关系客体仅为物;一种认为法律客体仅为行为;第三种观点认为民事法律关系多种多样，法律关系的客体形式不是单一的，而是有多种表现形式:物，行为，智力成果，人身利益，权利等等。

二、关于动物的地位和保护问题的不同学术研究观点

1. 主张动物在法律上具有完全的权利主体资格

该观点就是主张改变动物的传统法律地位，赋予其有限的法律主体地位。其理由是:民法要加强对动物的保护，就要对动物赋予人格权，法律应当规定，动物不仅享有生存权、生命权和健康权，还应当享有人格尊严和人格独立的权利，也就是享有一般人格权，只有这样才可以保护动物，有效阻止人类对动物的不善行动。

2. 主张动物在法律上具有权利主体资格，但是享有的范围是有限的

基于这一观点，动物可以作为权利主体，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可以成为权利主体，一般说来只有野生动物和伴侣动物可以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而为人类生存发展所需的农场动物、实验动物以及工作动物则不在此范围之内[ 3 ] 。即使是作为权利主体的动物，其所享有的权利也是有限的，只享有某些种类的权利，如生存权、生命权等等，“在主张动物权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考虑，动物的权利必须有限度吗? 正如任何权利都必须有限度一样，不同主体之间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平衡，是我们下一步应思考的问题[ 4 ] 。”

3. 主张动物在法律上不具有权利主体资格，应作为特殊物看待和保护

此观点有二:一是认为赋予动物以“人格”混淆了民事主体和客体的根本区别。在民法中只存在两种不同的存在形式，一是人，二是物，人作为世界的主宰，支配其他的任何物，而物则只能被人所支配;二是认为如果赋予动物以人格，实践中会出现实际问题无法解决:首先，动物享有了主体地位，那么它们又将如何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呢? 其次，如果赋予了动物人格权，让动物享有了生命权、健康权以及人格尊严和人格独立的权利，那么又将如何解决人类饮食和日常品的需求呢? 如果一定要对动物赋予“人格”使其具有民事权利能力，那将会改变民法的性质，也会改变市民社会的性质。

笔者认为:民法是人法，在民法上，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就是，动物永远受人支配，永远也不会与人平起平坐，成为世界的支配者。动物的属性是物，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这个基本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德国民法典》将动物从物的范畴中分离出来，但是并不表明动物因此就具有迈出向主体地位的契机。它仍然与其他物一样，属于客体。即使不这样规定，只要存在动物保护法，依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理，在动物保护问题上，民法也应让位。可以说，没有动物保护法，《德国民法典》的规定也是形同虚设;有了动物保护法，即使民法不明示，仍然能实现对动物的特殊保护。因此，笔者认为《德国民法典》只是一个具有倡导性和宣示性的条款，可以为全世界其他国家就动物保护问题敲响了适时的警钟，没有多少具体的规范意义。

但是，究竟应当在法律上怎样落实对动物的特殊保护，还应当符合民法的基本理论原则，并在实践上具有可操作性和实践性。这就是以下的内容———动物法律物格制度。[ hi138\Com]

三、动物法律物格制度

1. 法律物格的概念及法律特征

物格，即物之格，即物的资格、规格或者标准。法律物格则是指物作为权利客体的资格、规格或者格式，是相对于法律人格而言的概念，是表明物的不同类别在法律上所特有的物理性状或者特征，作为权利客体所具有的资格、规格或者格式。“法律物格”描述了一个不拥有法律权利的资格的实体，该实体被作为法律上的人对其享有权利和对该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的财产来对待。许多学者一致赞同的观点就是建立“物格”制度，具体的设想为:一是野生动物和宠物;二是普通动物和植物;三是人体器官和组织;四是货币和有价证券;五是虚拟财产;六是一般物格[ 5 ] 。

2. 确立法律物格制度的意义

笔者认为，确立民法上的物格制度的意义就在于对物的法律物格的不同。规定权利主体对其行使权力的不同的规则，主要有如下的三点:

第一，确立法律物格制度，能够确定作为权利客体的物的不同法律地位。区别不同的法律物格制度，就是为了表明不同的物在法律上的不同地位。第二，确立法律物格制度，能够确定权利主体对具有不同物格的物所具有的不同的支配力。第三，确立法律物格制度，有利于对具有不同法律物格的物作出不同的保护。

我们建立法律物格制度，并不是赋予动物以权利，使动物成为民事主体，我们讨论的基础就是在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客体理论指导下，将物依然作为客体，只不过通过法律物格制度，对不同性质的物区别对待，建立一种更为合理的制度。现代民法人格是平等的，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应当是基于人的属性，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物是各种各样的，千差万别的，如果对物同等对待，显然不合理。如果建立了法律物格制度，对不同属性的物设立不同的规则，可以更为合理地行使权力、保护各种物。

四、动物成为民事法律主体的法理障碍

1. 与民法的基本价值相悖

民法的基本理念之一为私法自治，其旨在于个人得依其意思表示形成私法上权利义务关系，私法自治表现在民法的各个制度上。意思自治被否认，民法还称得上是民法了吗? 动物没有明确意思表示，无法进行自我认知和表达，如果将动物纳入民事主体的范畴，有违民法作为“人法”的根本性制度价值。而法律始终是人制定的，是规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则，动物也不可能参与到法律制定的过程，这样，即使赋予动物权利事实上也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6 ] 。

2. 与权利义务关系的逻辑关系相违背

对于动物行为能力的欠缺，有些学者提出建立监护制度来补救，比如为动物设定保护人或人[ 7 ] 。那么动物的人如何确定;动物的法律诉求有哪些;怎么来定个标准来衡量监护人的行为是否符合被监护动物的利益呢; [ 8 ]动物如何行使诉讼权;动物的意思表示和行为能力如何确定;如何追究动物的法律责任等问题的解决都会对传统观点形成一定的冲击，造成立法、司法、执法的混乱[ 9 ] 。

所以，笔者认为:不管是从民法的基本理论还是从法理上来分析，赋予动物民事关系主体地位都是不妥当的，有其无法克服的障碍，这些障碍的根源其实超出了法律的范围，说到底法律根源于社会现实，只要人类与动物本质差异存在一天，赋予动物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地位就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

五、对我国关于动物保护的立法和司法建议

1. 应将动物看做是特殊物来看待

我国尚未制定出民法典，因而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问题还缺乏一个原则性的规定。但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第127条关于动物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的规定，是将动物作为物看待的，1998年颁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也是将动物视为一种特殊物而予以保护的。这些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笔者还想就动物的法律地位的保护问题提出个人的不成熟意见:

已经明确了的问题:在法律上动物仍是物，不是人。但是这种物又不单纯地等同于一般物，这是一种有生命的物，是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物，所以应当加以区分地对待，即作为特殊物来看待。德国立法者的最主要意图只是要表达:“动物是特殊的权利客体”以及动物的所有人不能像对普通物一样随意处分动物的意思而已，其法律上的意义只是对物权的必要限制，说明在无公法施加特殊要求的情况下，动物依然是一类可以适用规则的司法客体;在财产法上，动物依然是一类特殊的具有财产属性的特殊客体。由此可见，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站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角度，立法保护动物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立法保护动物不等于赋予动物权利或者将动物上升为法律主体，这样完全是矫枉过正的做法。

我们对动物的保护的范围还过于狭窄。只对濒临灭绝的野生动植物做出立法，其实对一些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存在的、对人类和自然有益的动物的保护都应该予以法律化，规范化。

2. 对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的规定

动物是有生命的，随着现代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宠物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针对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也应该对此领域加以规范。比如如果宠物出现咬伤他人或者其他人的宠物的时候，究竟如何承担相应法律义务，承担怎样的民事责任和做出怎样的赔偿，都应该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规定。动物的主人应该对他人负担义务，这实际上也就是物权人如何妥当行使物权，不侵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问题。

3. 加大动物保护的立法力度

对于动物的保护也应该根据不同的等级进行划分，分为禁止交易物、限止交易物和可交易物，对于不同的范畴，应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医学利用动物进行对人类健康有益的实验———比如用小白鼠来研究攻克癌症的实验，就无需纠正医疗单位的行为。所要做的是应当加强现行立法对动物保护的力度，对动物的滥捕滥杀的罪行进行严惩。曾经在网上看见这样一幅真实的画面:在青藏高原上，躺着数以万计的藏羚羊，肚皮被残忍地剖开，内脏统统挖走作为可以变卖的药品，羚羊角也被割下，血几乎染遍了整个山坡。对为了牟取暴利采用如此残暴的手段野蛮掠夺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法律应该予以深切关注。针对不同的“物”实施不同程度的法律保护，不需要对动物的法律地位做无谓的争论就可以对动物实施最有效最现实的保护，而不仅仅是纸上谈兵。

4. 完善动物保护法律体系

我国有学者指出:“动物的管理是操作在一个复杂的系统，构成这个系统的亚系统是:种群、生物环境和人。这三个系统相互影响，互为运动，野生动物管理就是维护三者的平衡。”动物保护的法律应是一个系统。为了更好地保护动物，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

比如众所周知的“虐猫事件”，相应地应该建立《反对虐待动物法》。无论是野生动物还是非野生动物，本质都是相同的，他们也有生命，也有感觉，善待动物也是一个人健康人格和美好心灵的折射。人对动物的关爱，也能够体现出人对人的关爱。目前已经建立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主要是针对保护濒临灭绝的动物，其实其范围应该涵盖所有的物种，因为如果不把范围扩大，等到物种濒临灭绝再亡羊补牢恐怕为时已晚，未雨绸缪的有所规范岂不更好。再比如可以单独设立《濒临物种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法》等等，对于以动物为资源的药制品、皮革制品的贸易也应当有相关的法律限制和规范。

民法在将动物定位为特殊物的同时，应该更多地将目光集中在动物的保护上面。毕竟任何法律法规确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实施，利用制定的法律、法规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才能体现民法的公平和公正等基本理念。对动物的保护，更深层次的意义也就是对环境的保护，对生态平衡的维护。德国人提出的“动物不是物”的理念也并非没有现实意义，正是由于问题的存在才引发了这些相关的思考和初期的探索。我们应当从立法、司法实践的角度来对动物的法律地位及其保护进行理性客观的分析，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有应用价值。 []

参考文献:

[ 1 ] 严春友. 主体性批判[ J ]. 社会科学辑刊， 2000， (3) : 35.

[ 2 ] 高利红. 动物不是物，是什么? [M ]. 梁慧星主编. 民商法论丛:第20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1: 2872303.

[ 3 ] 孙江. 动物法律地位探析[ J ]. 河北法学， 2008， (10) : 61.

[ 4 ] 江山. 法律革命:从传统到现代———兼谈环境资源法的法理问题[ J ]. 比较法研究， 2000， (1) : 33.

[ 5 ]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 德国民法总论[M ]. 邵建东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8772878.

[ 6 ] 梁慧星. 民法总论[M ].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6: 107.

[ 7 ] 徐昕. 论动物法律主体资格的确立———人类中心主义法理念及其消除[ J ].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2， (2) : 30.

对保护动物的看法篇3

看到黑熊被残忍取胆时的触目惊心；看到那些有着美丽毛皮的动物被活生生的剥皮时的无辜眼神；看到小狗黑虐待的遍体鳞伤……很多人流下了眼泪。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平等的生物，在我们吃香的喝辣的，吃野味穿皮草的同时，有多少动物在遭受着惨不忍睹的伤害！甚至有人以虐待动物为乐趣，这样的非人行为也是这个社会的道德不允许的。虐待动物的暴行应该有效被制止，所以我觉得立动物保护法是必须的。

设立动物保护法关系到中国文明。文明中国，没有动物保护法的中国真的文明吗？在这个文明时代，很多西方国家已经意识到动物保护的重要性，并且已经订立了相应的动物保护法。而中国成为法制社会时间不久，很多方面的法制都还不完善，动物保护法更是缺失！例如，中国是最大的取熊胆基地，活熊取胆的这种残忍行为在中国出现并发达，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动物保护法。这显露的是中国的不文明与野蛮残暴的一面。在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 人们的虚荣心膨胀，虐杀动物来满足自己的需求的现象十分严重。网上曝光了很多虐猫虐狗事件，例如清华大学的虐熊事件，复旦大学的虐猫事件，女子用高跟鞋将猫活活踩死的全程视频事件，越来越多令人发指的血腥惨案，使更多的人群开始关注动物福利、动物保护；与此同时，伴随畜牧业的发展和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农场动物福利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发达国家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善的动物福利体系，而中国却还是空白。因此，动物保护法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人性发展的需要。国家应该设立动物保护法，完善这方面的法制，使动物得到法律的保护，让它们也有自己的权利，让它们幸福的和我们生活在痛一片蓝天下，而不是血腥漆黑二狭小的牢笼！

设立动物保护法关系到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未来社会将建立在可更新的能源和自然资源之上，基于对自然资源包括动物资源的有效管理、深层开发和持续利用之上，人类需要从法制和理性两方面慎重思考和妥善处理动物所面临的生存危机。 如何实现动物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从而达到人类与动物的和谐相处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设立动物保护法是在实行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保护自然资源，防止动物灭绝，种类减少，破坏生物链，甚至影响整个地球的生物生存。

设立动物保护法有利于唤醒人们的道德心，怜悯心，减少社会犯罪。2005年12月，一则关于复旦大学数学系三年级研究生张明（化名）虐杀小猫的帖子被传得沸沸扬扬。有网友声称，张明在半年时间内，以帮忙收养小猫为由，骗取小猫大约20只，全部挖眼后丢弃。作为有素质的大学生，居然以这种残忍方式虐待动物，真是一种悲哀，更让人觉得可怕，更让人忧心这个社会的道德何在！对动物这么残忍，可以想到他对人也可能这样，从而引起社会犯罪。所以必须设立动物保护法来制止这种行为。这更是一种对道德良心的唤回。

设立动物保护法是可以实施的。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法律对动物保护有着非常重要而又不可替代的作用，重视法律手段在动物保护方面的作用已成为一种国际趋势。许多发达国家为保护动物已经制定出一系列相当完备的法律法规。例如，瑞典2002年修订的《动物福利法》第2部分（关于动物管理和对待的基本规定）虽然没有用专门的条款来归纳动物福利保护的基本原则，但该部分利用8条的篇幅阐述了对待动物的基本态度，如该法第2条第1款规定：“动物必须被善待，并且能够得到保护，避免不必要的痛苦和疾病。”第3条第1款规定：“动物应该得到充足的食物、水和充分的照顾。”第4条是关于动物的栖息场所条件的问题，第5条是关于动物的过度劳作问题，第6条是关于动物行动自由的限制问题，第7条和第8条是分别关于动物买卖和运输的基本规定，9条是关于生病和受伤动物的救治或者人道扑杀问题。可以看出，它们充分地体现了“没有正当的理由，任何人不得引起动物疼痛、痛苦或者忧伤”的基本原则。

目前，英国有关动物保护的法律有10多个，如鸟类保护法，动物保护法，野生动植物及乡村法，宠物法，斗鸡法，动物麻醉保护法，动物遗弃法案，动物寄宿法案，兽医法……不仅面面俱到，而且不断修订，甚至对饲养以供食用的动物，法律还规定要由专职人员实行“无痛感的”宰杀。最近，英国新的家畜福利法已呈送议会，根据新法的规定，年龄低于16岁的儿童，因还不够成熟，不能承担起照顾、保护宠物的责任，将被禁止购买宠物，家庭里的所有新增宠物都必须由成人购买；与此同时，商场为了促销而赠送金鱼的传统做法将被禁止。对于对动物的侵权行为，新法有更加严格的惩罚措施，新法还加强了对动物园这些“圈养动物”的地方的管理。

这些充分体现了社会的道德文明，对待动物的人性化，这正是中国缺失的。

对保护动物的看法篇4

2016年6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草案不乏明确胎儿利益保护、新增非法人组织为民事主体、增加保护虚拟财产规定、延长诉讼时效等亮点。在环境保护方面，虽然在原则中增加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但令人遗憾的是，与动物相关的规定却寥寥。要知道，去年中国法学会、中国社科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有关专家完成了三套建议稿，其中都有动物条款的规定。而且，相关专家也就此问题举办过多次研讨会。学界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一、动物需要《民法总则》予以规制

 

动物，包括家畜家禽、人工养殖的野生动物和野生动物三类。其中，人工养殖的野生动物和野生动物属于环境法律规范以及相关行政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之内。对于野生动物，我国已建立了由《野生动物保护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野生动物已得到相对全面的保护。然而，家畜家禽的问题上是一个民法问题，但是我国还缺少相关民事法律规范予以规制。因此，对于这类动物，需要《民法总则》作出一个基本的规定。

 

在野生动物利用问题上，如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交易等，也属于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内，因此，需要《民法总则》在动物的私法保护和公法保护之间划定一个界线，并衔接起来。

 

在国际法层面，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相继加入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关于作为特别是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并与日本、澳大利亚分别签订了《中日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协定》、《中澳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协定》。为了落实这些国际公约，我国需要建立一个更为完整的动物保护法律体系。

 

二、《民法总则》对动物的基本立场

 

《德国民法典》第90a条规定，“动物不是物。动物受特别法律的保护。以不另有规定为限，关于物的规定必须准用于动物”。这一条款被视为对于动物最为基本的立场。在中国法学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民法典》(建议稿)关于动物的规定中，也有类似的规定。例如，中国法学会建议稿第107条规定，“动物视为物。动物的饲养人、管理人应当提供有利于其正常生长、繁殖、医疗、救助的条件和措施，不得遗弃动物;任何人不得虐待动物。法律对动物有特别保护的，依照其规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建议稿第120条规定，“对于动物的使用，应当遵守关于动物保护的规定和善良风俗观念，法律没有特别规定时，适用关于物的有关规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议稿第115条规定，“对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的处分，不得违反自然资源法和动物保护法的规定”。《民法总则》对动物的基本立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动物是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还是客体;第二，是否沿袭“一般物+特殊保护的物”的模式，将动物作为一种特殊保护的物。

 

目前，学界对于“动物是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还是客体”的问题基本达成了共识，即动物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是不成立的，应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而且将动物作为主体并不能比作为客体更为有效地保护，只是一种立法技术而已。因而，《民法总则》对动物基本立场的核心问题便为是否沿袭“一般物+特殊保护的物”的模式来规制。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法学会、中国社科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的的三套专家建议稿都没有彻底地借鉴《德国民法典》的作法。从三套建议稿来看，虽然在规定特别法适用时，不知是有意避免与《德国民法典》相同还是别的缘由，其字面表达不尽相同，但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即三套建议稿都把动物有别于传统的“物”来对待，认为需要创设特别法专门保护。通过考察德国、俄罗斯、奥地利等民法典，我们可以发现把动物有别于传统的“物”来对待的实质，是承认动物作为一种有生命的“活物”，需要有别于传统“物”的方式来对待。如《俄罗斯民法典》规定，“对动物适用关于财产的一般规则，但以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未有不同规定为限。在行使权利时，不允许以违背人道原则的态度虐待动物”。因此，将动物区别于传统“物”而作为一种有生命“活物”的立场，不仅应始终贯穿于整个《民法总则》，甚至在整部《民法典》中都应作为其他动物条款的基本原则。

 

三、《民法总则》中动物条款的完善建议

 

结合三套《民法典》(建议稿)，建议《民法总则(草案)》关于动物的规定应作如下修改：

 

(一) 没有必要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立法目的之一

 

《民法总则(草案)》第7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民法是首要目的是保护私人财产，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至多算是只是次要目的。在环境保护理念盛行之下，民法虽然开启了“绿化”道路，但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要增加环境保护成为民法的主功能。从《民法总则(草案)》的结构上来看，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原则与传统的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并列为民法的基本原则，这样的做法会混搅民法的功能与定位。从环境法缘起的逻辑上来看，本就是因为民法、刑法、行政法等传统部门法不能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才会使得环境法孕育而生。民法的功能包括环境法的功能，既夸大了民法环境保护的功能和又减少了环境法自身的特殊性。“绿化”的民法仅仅是对于过于民法的一种反思和补充，本质上还是民法而非环境法，否则，又何必制定环境法。

 

(二) 明确界定动物的概念

 

一直以来，民法学者对于明确动物的概念并不积极。无论此次《民法总则(草案)》，还是三套《民法典》(建议稿)关于动物的规定中，均没有界定动物的概念。动物概念界定不清，最为明显的便是民法在无意中扩大了自己保护的范围：将所有动物都纳入民法予以保护。法理上，民法所保护的动物，必须具备经济价值。然而，大部分物种没有或很少具有经济价值。而且，从保护生物学的角度来考虑，必须采取分级保护。分级保护原则，是指依据保护生物学有关物种的保护优先序与物种濒危等级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应当投入相等的资源来保护每一种动物，而应将有限的资源优先投入到一些应优先受到保护的动物。因为物种濒危等级与物种保护优先序是挂钩的，且濒危物种保护常常受到经费的制约，所以不得不将有限的资源应优先投入到一些应优先受到保护的物种中。因此，这样的做法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例如，中国法学会的建议稿第107条侧重于家养动物(与野生动物相对)和动物园中的野生动物(城市野生动物)，而对两者之外的其他野生动物只字未提，疑有将其他野生动物排除在外之嫌。毕竟虐待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不单单是一个民法问题。

 

(三) 除了动物整体之外，还应包括其衍生物即动物制品、卵、蛋及遗传资源

 

早在1981年，我国在与日本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协定》之中，就将鸟蛋纳入保护范围之内。该法第2条第1款明确将鸟蛋纳入保护对象，“猎捕候鸟和拣取其鸟蛋，应予以禁止。但根据各自国家的法律和规章，下列情况可以除外：(一)为科学、教育、驯养繁殖以及不违反本协定宗旨的其他特定目的;(二)为保护人的生命和财产;(三)本条第三款所规定的猎期内”。将动物制品、卵、蛋及遗传资源纳入保护范围之内，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积极履行国际协议、维护国家形象的举措。2016年新《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条第2款、第3款规定，“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本法规定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是指野生动物的整体(含卵、蛋)、部分及其衍生物”。为了与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相衔接，也有必要对于动物制品、卵、蛋及遗传资源予以规制。

 

(四) 若采用“一般物+特殊保护的物”的模式，应指明特别保护法

 

如在三套专家《民法典》(建议稿)关于动物的规定中，中国法学会建议稿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建议稿虽然都仿照《德国民法典》将“动物的特别保护规定”纳入其中，但均未指明“动物的特别保护规定”究竟是适用哪一部法律。关于法律法规适用的表述，应该具体、明确。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建议稿的第115条，从字面上看，该条文表述有瑕疵，其实对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的处分只要“不得违反动物保护法的规定”就足够了，不必加上“自然资源法”。因为在自然资源法中，保护动物的法律为野生动物保护法，而野生动物保护法属于动物保护法，是动物保护法的一部分。故此处“不得违反自然资源法和动物保护法的规定”属于重复表述，显得有些拖沓，不够严谨。

 

(五)创设逆权占有，合理设定对遗失动物的权利保护时效制度

 

逆权占有，倘若占有是不利于所有者的利益，且原有所有者并没有提出抗议或采取法律行动，那么，某人通过占有财产达到法规规定的时期，就可以获得他人财产的所有权。逆权占有能够阻止有价值的资源被长期闲置，会使资源分配得更富效率。在市场经济中，通过设定遗失动物的权利保护时效制度，鼓励动物所有人更有效率地管理，从而减少无因管理带来的社会成本增加。在德国、意大利、俄罗斯斯等民法典中，都有对遗失动物的权利保护时效作出了规定。如2004年《意大利民法典》第925条规定，“被驯化的动物的所有人可以在他人的土地上追赶动物，土地的所有人对所受损害的补偿请求权不受影响。自知道动物所在地之日起20日内未提出请求的，动物属于取得动物的人所有”。遗失动物的权利保护时效制度，是先占原则的延伸。但是，先占原则也存在着局限性：容易使人们通过不经济的投资获取他人的财产。因此，对于动物这类“流动性财产”的管理，应对于先占原则有所限制，合理设定遗失动物权利人的丧失时效和对于遗失动物的取得时效。

对保护动物的看法篇5

论文论文摘要：结合国际惯例。反思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变迁和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现状，比较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提出了适合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法律对策 【论文关键词】植物新品种：育种权：专利保护：专门保护 植物新品种是指经过人工培育或者对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开发，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的植物品种。植物新品种权是指授权机关依法赋予育种者对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是知识产权范畴中的一种新型权利类型。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基本内涵是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法律规范旨在保护育种者的权益，其核心内容是授予育种者对其育成的品种享有排他独占权。他人在将该品种作为商品使用时，需要向育种者支付一定的费用，借此鼓励育种者对新品种进行研究开发，提高投资研究的积极性，促进农业、园艺和林业的发展。 一、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起源及国外立法 (一)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起源 20世纪30年代伊始，各国开始采用不同的模式对植物新品种进行保护．逐渐形成了现在以欧洲和美国为代表的两种主要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德国最早在1953年出台了《种子材料法》，开创性地对育种者权利提供了专门保护，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利即育种者权，也称植物新品种权。1961年，比利时、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荷兰在巴黎签署了《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保护植物新品种同际公约》经过1972年1978年、1991年i次修改，逐渐成为了世界上最主要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是这种模式的拥护者和实践者。1983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通过了《关于植物遗传资源的国际约定》，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它是人类社会在植物遗传资源领域达成的第一个国际协议。从这一文件开始，国际社会迈开了通过国际合作共同保护人类生物资源的步伐。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上缔结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是迄今为止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方面最突出的成果．它将保护范围由植物扩大到了所有生物，并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目前公约已经有187个缔约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承认。 (二)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国外立法 1．美国 美国早在1930年就出台了美国植物专利法，是世界上第一个以专利形式保护植物新品种的国家。尽管它只是美国专利法的一个部分．但与其它专利法的授予条件和权利范围都不一样。美国植物专利法的保护限制在无性繁殖的植物新品种．而在农业生产中使用的是有性繁殖的品种，所以其作用是有限的。1970年，美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法(PVPA)出台了，填补了农业生产中有性繁殖的空缺。美国是少数既利用专门法又利用专利法保护植物新品种的国家。尽管都是用法律的形式来保护植物新品种，但获取保护的途径却不一样。植物新品种保护法(专门法)的管理机构是农业部，而植物专利法管理机构则是专利局与商标局，可见美国是通过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管理和保护。后来又通过法院和行政机关确立了实用专利保护制度，从而实现了植物专利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和实用专利法三重保护，在最大程度上对植物育种者进行了知识产权的保护。 2．德国 德国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从法律上来说还是比较早的。1934年，德国专利局就开始授予植物品种专利．授予专利的标准为利用不同性状的亲代交配而得到的具有新颖性状植物育成的植物新品种。1968年，又制定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法》，修正了专利法的相关规定，凡受植物品种保护法所保护的植物新品种，不授予专利。后来德国又根据1991年国际植物新品种联盟对公约的调整，于1998年另行制定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法》。 二、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现状 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相对来说起步较晚。在1997年以前，我国对农林领域内的发明创造主要还是实施专利保护，但按照专利法相关规定，对动植物品种不授予专利权．而仅对起非生物学培育方法授予专利权，也就是专利法只能保护育种过程，而不能保护品种本身，这就使植物品种本身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导致育种者的知识产权得不到合理有力的保护1997年3月20日，我国颁布《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拉开了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序幕，也明确了中国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采取了与《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保护知识产权协议》一致的原则，通过专门法承认植物新品种并给予其有效的法律保护。我国于1999年加入公约1978文本，成为第3个会员国。 从我国现状来看，形成的以专利法保护其生产方法，通过《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取得植物新品种权的模式来保护植物新品种，笔者以为是比较符合我国当前国情的。如果采用发达国家的专利法保护植物新品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护育种者的权利，激励创新，但从对立面来看，专利制度就是相对技术的高度垄断，而对于一个人口大国和很多资源都较为稀缺的国家来说这是不利于农业、牧业和林业发展的，同时对本国的农业从业者，以及以农业产业为生的人来说大多也不能承当数额巨大的专利许可使用费。所以，盲目地和发达国家靠近是不理智的做法，也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但从长远来看，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在植物新品种的保护上也应该有更新更好的认识和发展。 三、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模式的选择及立法探索 (一)保护模式的选择 1．专利保护 专利保护是一种比较灵活的保护方式。如果不将植物新品种作为一个整体来申请专利，那么，可就某一部分植物品种申请专利．也可就这种培育方法申请专利。专利权的内容是植物新品种的专利权人获得在申请国范围内排除他人制造、使用、销售此项发明或者把此项发明进口到申请国的独占性权利。专利权有专利期限的限制，超过专利期限以后，专利权即行终止。在专利法的保护模式下，对育种者的保护是较强的，但其他利益主体的保护如何在专利法的模式中体现却是一个难题。因此，如果按照这种模式立法，植物新品种就是名副其实的“育种者权保护”了。 2．专门保护 专门立法模式在审查标准上不同于专利，现在各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专门法基本上采用了《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的模式。1991年《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的标准》确定了新颖性、稳定性、一致性、特异性几个标准，其中新颖性条件我们可以视为一个法律要件，而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要件我们可以认为是技术要件。专门保护的审查标准要宽于专利保护的专利性条件，因此，专门保护在内容上要弱于专利保护。从植物新品种专门保护的审查内容来看．是就新品种的可复制和可繁殖材料享有排他性权利，可以控制这种材料的生产、繁殖、销售、进口和储存，但是，这种排他性权利不利于新品种本身。而且在专门的保护模式下，很多专利保护利益主体没有得到呈现。专利法中也有各种各样的权利限制制度，但却不可能如此严格地限制权利人的利益。 (二)制度的选择 从国外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和我国的现状来看，各国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方法都不完全相同。大体上可以将它们分为两种法律制度：一种是双轨制，即通过专利法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对农业植物新品种予以保护；第二种是单轨制，即仅以专门植物新品种法对农业植物新品种提供保护，或者以单一专利制度提供保护。我国虽然对植物新品种保护采用双轨制，但在实践中，也多采用单一制保护制度(另一制相对弱化)，所以，我国目前的保护制度更接近于欧洲．但无论和欧洲还是美国相比都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我国《专利法》明确规定：动植物新品种不能被授予专利。 因此，对于植物新品种，我国的育种者只能根据《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获得品种权的保护。而随着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仅仅依靠《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是远远不够的。1997年颁布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是当前我国主要的保护植物新品种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品种权的申请和受理以及审查与批准的具体内容，要求申请人必须向审批机关提出书面申请．审批机关进行实质审查．主要依据也是申请文件和其他有关方面的材料来进行。但这些都停留在条例这个层面上，它和法律比起来力度相对较弱，所以法律保护升级也是重要的一个环节。保护内容上，我国《植物新品种条例》第十、十一条规定，在以下情况使用授权品种的可不向其支付使用费：(1)利用授权品种进行育种和其他科研活动；(2)农民自繁自用授权品种材料，为了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审批机关可以作出实施植物新品种的强制许可决定。而美国法律没有这样的强制许可。虽然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在由发展向发达过度的过程中．更应该注重对知识产权的重点保护，这种强制不应该再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衣。在我国保护植物新品种的发展道路上，首先要做的就是在立法上应该废除专利法不能授予动植物专利的规定。植物新品种本身并不缺乏专利性．它具有专利法构成要件的新颖性、实用性和创造性，因此，它有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利。 (三)立法探索 虽然我国目前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是符合国情的，但从长远发展的要求以及法律高度来看，还是远远 不够的。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农业大国，具有一定的生物技术实力。有l3亿人口，粮食安全问题关系重大，首先要保证粮食自给自足，保证国民的生存和发展是最大的人权问题．同时又不能因此限制植物品种的发展，做到和谐才是关键。 立法机关应以法律的形式对品种权进行规定．协调专利法与专门法的关系，尽快制定统一的司法评判标准，修改刑法不足的地方，加大对侵犯品种权行为的制裁力度，继续完善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专门立法。 立法的重点要以加强中国农业植物品种竞争优势为出发点，从保障国家经济利益出发，充分考虑相关因素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利弊影响，考虑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研发能力的差别，以及植物品种资源在不同国家分布的不平衡，最大限度地通过立法来控制发达国家借助品种权利保护制度强化既得利益，从而为植物新品种的研究和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另外，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普法教育，提高全民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意识，建立育种权人与农民的利益分享机制。同时，还应深化我国科研单位的体制改革，形成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知识创新体系，对于植物新品种既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又要维护本国的根本利益，不能牺牲广大农民的适当权益，防止外国跨国公司垄断。这样既能保护农民的权利又能保障育种者的权利．同时推动我国农林业的发展。 总之。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制度选择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必须面对业已形成的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格局，也必须面对发达国家日益膨胀的市场需求，努力找到正确的路子．做出正确的法律和政策选择，分阶段缩小差距。这也是经济全球化及生物技术发展的现实要求

对保护动物的看法篇6

 

一、关于动物法律地位的主要学术观点

 

自从《德国民法典》在第90条a规定：“动物不是物”并在其第一编第二章的“物”重新命名为“物、动物”之后，引起了世界对动物法律地位的广泛研究。而后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部分欧洲国家如德国、奥地利等国家，开始制定和修改关于保护动物的法律，这些法律的主旨在于保护动物的利益和“福利”，这些法律将动物称之为人类的“伙伴动物”，这样的一种全新的定位必然引起学术界的巨大反响，也引起了环境法学、法理学、民法等学科的一些学者的关注，同时掀起了研究动物法律地位的学术热潮，由此产生了几种不同的学术观点，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下列三种：

 

(一)动物具有完全主体法律地位说

 

该学说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在许多国家，宠物动物可以继承财产，甚至可以去法院参加诉讼，它们的法律地位是跟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无异的，所以持该观点的学者也支持动物拥有完全的法律主体的地位。该学说很创新，但是学者论述该说的相关理论，并得不到学界的认同，只有很少一部分的学者认同此学说。

 

(二)动物具有部分主体法律地位说

 

由于许多国家都有保护野生动物以及伴侣动物的法律，所以持该学说的学者们并不认为所有的动物都可以拥有法律主体地位，只是承认野生动物及伴侣动物的主体地位。

 

(三)动物为特殊物学说

 

此种学说并不赞同动物拥有法律主体地位，野生动物及伴侣动物也不存在例外情形，持有此学说的学者更赞同将动物作为物看，只是作为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物，而是一种特殊的物来对待并加以保护。我国有民法学者就主张根据物的不同特征将物分为几个层次：有生命的物;虚拟的物，如互联网空间;除前两种物之外的所有物。而动物就是属于有生命的物，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一种的特殊的物，通过不同于一般物的法律保护方式来加以保护。

 

二、动物法律地位主体论者缺陷的法理分析

 

随着人类社会的日益发展，人口大幅度增加，自然资源的日益减少，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严重影响了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已致使动物种类、数量急剧下降，导致生态失衡，人类的生存受到极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人类，要求采取各种方法来保护环境、保护动物资源是完全正常的，但并不能因此就把动物变为人类法律关系的主体，笔者认为法律主体之扩张不能及于动物的主要理由如下：

 

(一)动物本身的特征决定其不能成为法律关系主体

 

现代科学表明，有些动物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一定程度的思维能力。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可以参照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制度为动物设立监护人或人，给予动物法律主体地位。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动物的思维程度还远没有达到“社会理性人”的标准。何为“社会理性人”，这要求他能够对自己的社会行为有认知并且对该行为产生的后果能够承担责任。而动物的思维能力并不足以达到这一标准，它们无法与人类通过可以被大众理解的方式来进行交流，也不能明白自己的行为给社会和其它成员带来的是何影响，因此，即使为动物设立了所谓的监护制度，动物的真实意思我们也无从得知，对它们的行为也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最后它们仍然无法成为实际意义的主体。

 

(二)法律是人类的法律

 

法律是人类制定的，它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调整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在调整人与物的关系时，这种关系只能是一种人类作为主体而动物只能作为客体物的法律关系，如前所述动物并不能得知和理解人类制定法律的内容，那么所谓的法律对他们有何意义。

 

(三)动物保护是出于对人的利益的保护

 

人类为何要保护动物，究其真实原因就是出于对人的利益的保护。在生活中，动物可以陪伴我们，让我们心理有所慰藉;在生态环境中，动物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从这两方面来看，我们保护动物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人类的利益并不是为了使其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

 

三、保护动物不以动物法律地位主体化为前提，而将其作为“特殊的物”保护

 

本文前述的三种学说虽然内涵不同，但是其目的都是相同的，便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动物的利益。但是我们通过前文对动物法律主体理论进行的法理分析可以得知，动物并不能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而我们又要达到保护动物的目的，要如何来操作?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将其上升到法律主客体地位的问题层次上，我们完全可以运用前述的物的分类法，承认动物是“有生命的物”的特殊性，是不同于一般物的，然后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规范来调整人与动物这种特殊的物之间的关系，通过规范我们人类的行为来达到保护动物的目的。这种方法不仅符合传统民法的观点的，没有与现有的法学理论体系相冲突，同时又有所创新。笔者认为在承认动物是法律关系客体的前提下来探究动物的法律地位的定位才是符合法理的。

对保护动物的看法篇7

    一、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的法律基础

    从法律层面看，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具有以下法律基础。

    （一）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的《宪法》依据

    根据我国《宪法》有关保护人权、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的规定精神，婚姻家庭住房权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就是优先保障基本人权。婚姻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是人们生活的基本单位，婚姻家庭住房权与人的生存权密切相关，对婚姻家庭权利的法律保护关系到男女老少、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我国《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第49条第1款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是人类维持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它是人们居住生活、遮风挡雨、避寒夜眠之场所。[1]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就是优先保障基本人权。因此，“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草案第12条第1款中的“但书”规定，就是对适用《物权法》善意取得制度的特殊限制。因为，法律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就是保证婚姻家庭成员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草案以但书的形式对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作出特殊的规定，符合我国《宪法》之“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规定，有利于使我国《宪法》规定的“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的国家责任落到实处，符合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彰显了21世纪新时期我国政府以民为本、关注民生、司法为民的基本理念。

    （二）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的《婚姻法》依据

    首先，从《婚姻法》与《物权法》的调整对象、性质和功能看，两者有所不同：(1)从调整对象看，我国现行《婚姻法》第1条规定：“本法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即《婚姻法》以婚姻家庭关系为调整对象；而我国《物权法》第2条规定：“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适用本法。”即《物权法》以财产关系为调整对象。(2)从性质看，婚姻家庭关系须以亲属身份关系为基础，故《婚姻法》属于身份法；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须以财产为基础，故《物权法》属于财产法。(3)从功能看，民法作为私法是权利法，《婚姻法》与《物权法》作为民法的组成部分也都属于权利法。然而，《婚姻法》主要以保护婚姻家庭当事人的权利为目的，《物权法》主要以保护民事关系当事人的财产权利为目的。“在现代社会，婚姻家庭仍然是社会的基础，婚姻家庭仍然担负着养老育幼的职能，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不仅涉及婚姻当事人和子女的利益，而且涉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正因为婚姻家庭对个人和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巩固和维持婚姻生活共同体，保障家庭成员的生存和发展，现代社会的婚姻家庭法以保护婚姻家庭为其立法宗旨。”[2]因此，基于婚姻家庭关系这一特殊调整对象的需要，为保护婚姻家庭当事人的婚姻家庭居住权，《婚姻法》可以有、也应当有与《物权法》不同的特殊规定，从而达到保护婚姻家庭、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的目的。

    其次，从法律渊源看，有关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司法解释，属于婚姻法的渊源之一。为保障婚姻家庭当事人维持生存的基本条件，“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草案第12条规定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是合法且合理的。

    再次，从法律适用看，在婚姻家庭领域，《婚姻法》是特别法，《物权法》是普通法，前者应当优先于后者被适用。因此，“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草案第12条有关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的规定，应当优先于《物权法》的善意取得制度被适用。

    （三）善意当事人的受让物之所有权受《物权法》保护是有条件的，婚姻家庭住房权应优先受到法律保护

    首先，善意当事人的受让物之所有权是“有条件”地受法律保护的。根据我国《物权法》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当事人善意取得受让物的所有权受法律保护。然而，此法律保护是“有条件”的，因为，法律保护个人物权“不是绝对的”。[3]我国《物权法》第106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维护交易安全。笔者以为，依照我国《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善意当事人的受让物之所有权受法律保护是“有条件”的，是否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应当从“法定情形”与“法定限制”两个方面加以考察：(1)必须符合“法定情形”。即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必须同时符合《物权法》第106条明确列举的三种法定情形。(2)必须不

存在“法定限制”。即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不存在“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情形。只有这两个方面的条件同时具备才能构成善意取得。而“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这实际上就是为某些特殊的需要法律优先保护的权利留下的法律依据。也就是说，构成善意取得不能仅仅以“同时符合《物权法》第106条明确列举的三种法定情形”作为确定的依据，即善意当事人的受让物之所有权是“有条件”地受法律保护的。

    其次，从立法价值取向看，婚姻家庭住房权应优先受到法律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与善意当事人的受让物之所有权何者应优先被法律保护？诚然，婚姻家庭住房权与善意当事人的受让物之所有权同样都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物权。然而，法律保护这两种权利达到的目的有所不同。法律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是为了保障婚姻家庭当事人有房可居，以维持家庭成员的基本生存需要；法律保护善意当事人的受让物之所有权，是为了维护交易安全，以保障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从生存权与发展权两者的关系看，生存权应当优先于发展权。因为，人只有首先是生存着的，才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如前所述，婚姻家庭是人们生活的基本单位，婚姻家庭住房权与人的生存权密切相关。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就是优先保障基本人权。因此，在立法价值取向上，应当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这一婚姻家庭当事人赖以维持生存的基本权利。所以，针对夫妻共有的房屋被夫妻一方擅自出让的效力问题，“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草案第12条规定：“登记于一方名下的夫妻共同所有的房屋，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将该房屋出售，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该房屋属于家庭共同生活居住需要的除外。”笔者认为，第12条有关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的“但书”规定，并不违背我国《物权法》第106条善意取得制度的精神。它既体现了《物权法》对善意当事人的物之所有权有条件地给予保护，以维护交易安全；又体现了我国《宪法》“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的精神以及《婚姻法》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以保障实现家庭职能的意旨。这是合法的，也是科学的、合理的。 （四）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的国际人权法依据

    根据联合国人权保护的相关文献所倡导的精神，家庭和儿童应当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宣布：“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该宣言第16条规定：“……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元，并应受社会和国家的保护。” [4]1924年《儿童权利宣言》的原则二规定：“儿童应受到特别保护……制订法律时，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在序言中宣布，“儿童有权享受特别照料和协助，深信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作为家庭的所有成员、特别是儿童的成长和幸福的自然环境，应获得必要的保护和协助，以充分负起它在社会上的责任”。可见，联合国人权保护的相关文献都一致地倡导家庭和儿童应当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因此，“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草案对婚姻家庭住房权作出优先保护的特殊的“但书”规定，符合联合国 人权保护相关文献倡导的精神。

    二、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的社会基础

    从我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层面看，自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快速增长，住房条件明显改善。住房市场化改革使得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拥有率大幅提高，2008年自有住房拥有率达87.8%，比1983年提高了78.4个百分点。[5]我国目前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具有以下社会基础。

    第一，婚姻家庭住房是我国社会绝大多数民众的基本生活场所。目前，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日益多元化。但衣、食、住、行仍是我国绝大多数民众的四大基本生活需求，而婚姻家庭住房仍是我国社会绝大多数民众的基本生活场所。因此，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就是优先保障我国绝大多数民众的基本生活需要。

    第二，对婚姻家庭住房来说，我国绝大多数家庭一般只拥有一套住房。目前，由于房屋的价格原因，我国城镇居民绝大多数家庭购买家庭住房都是采取按揭贷款的方式，一般家庭的经济能力只能购买一套家庭住房。因此，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就是优先保障我国绝大多数家庭唯一的基本居住条件，可以避免婚姻家庭成员陷入无房居住的困境。

    第三，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有利于满足家庭成员中妇女、儿童和老人等弱势群体的生活需要。目前，我国家庭仍然担负着养老育幼的职能，婚姻家庭住房是实现养老育幼职能的基本场所。如果不对婚姻家庭住房权给予优先保护，就会导致婚姻家庭成员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等弱势群体流离失所，无法实现家庭的养老育幼职能。因此，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有利于保障家庭实现养老育幼的职能，有利于满足家庭成员中妇女、儿童和老人等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

    三、结语

    基于上述法律基础和社会基础两个方面的理由，笔者认为，“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草案第12条对婚姻家庭住房权优先给予法律保护的“但书”规定，既符合我国《宪法》和《婚姻法》有关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保护婚姻家庭的规定精神，又不违背我国《物权法》善意取得制度的精神，并且符合联合国人权保护的相关文献所倡导的精神，符合当前我国婚姻家庭住房状况和功能的基本国情。因此，对“但书”规定的质疑与删除建议是欠缺科学、合理的依据的。此“但书”规定是科学的、合理的，应当坚持予以保留。

 

 

 

 

注释:

  [1]参见郑尚元：《居住权保障与住房保障立法之展开—兼谈＜住房保障法＞起草过程中的诸多疑难问题》，《法治研究》2010年第4期。

  [2]陈苇：《中国婚姻家庭法立法研究》，群众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4页。

  [3]杜万华：《物权法适用中的若干问题》，载黄松有主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64页。

对保护动物的看法篇8

关键词：国际环境措施世贸规则协调

一、环境保护：从gatt到wto

20世纪中叶，环境问题席卷全球，成为全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人们认识到：不保护环境，人类可能会毁掉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于是各国在将环境保护作为国内立法重点的同时，也通过缔结国际条约的途径保护环境，并将环境保护渗透于一切可能影响环境质量的领域。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绿化gatt（《关税贸易总协定》）或者说协调贸易与环境的关系就被提了出来。1971年，gatt专门设立了“环境措施与国际贸易”小组，反映了gatt开始将环境保护与国际贸易联系起来，并作为一个专门问题来对待。“东京回合”达成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表明，各国的环境保护措施已经对贸易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并形成贸易壁垒，因而，消除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就成了gatt法律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

“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以及wto的产生，使协调国际贸易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乌拉圭回合”在“环境小组”和理事会工作的基础上，最后通过了《关于贸易与环境的决定》。根据该决定，wto设立了一个对所有成员国开放的“环境与贸易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工作宗旨就是在不违背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前提下，负责与贸易有关的环境保护工作，协调贸易与环境两个领域的各项政策措施，实现环境保护与贸易持续增长相互促进的目标。可见，在“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多个协定如《服务贸易总协定》、《农业协定》、《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定》、《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①都涉及到了环境保护问题。这表明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国际贸易规则必须考虑的重要内容之一。

环境保护对贸易的影响并不限于环境保护理念渗入世界贸易规则，国际社会早就开始缔结专门的国际公约对各种危害环境的自由贸易进行限制。如针对象牙贸易造成对大象的大量捕杀而使其濒危，硬木贸易导致东南亚地区森林面积的急剧减少，甚至对一些国家的生物资源和林木资源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危险废物贸易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巨大危害问题等。国际社会为此已经缔结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等环境保护公约，这些公约的宗旨就是通过限制贸易达到环保的目的，限制或禁止成员国的贸易对生态的不利影响。

二、环境保护同自由贸易的冲突与解决

环境保护渗入国际贸易规则，现在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状况和经济实力上存在巨大差异，导致这两大阵营在对待贸易相关国际环境保护措施和世贸规则这两种不同的规则体系的态度上完全不同。发达国家鉴于自身环境优势和经济技术优势，一方面有意规避或者不遵守有关的限制贸易的国际环境保护措施，企图进一步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向发展中国家倾倒废物；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用世贸规则中的环境保护措施设置“绿色贸易壁垒”，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以求保护本国经济。而发展中国家则恰好相反，来自发达国家的生态侵略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怀有警惕的心理，他们特别重视这些发达国家是否能够遵守那些与贸易有关的国际环境保护规则。

由于发展中国家是“绿色贸易壁垒”的最大受害者，这就迫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使用世贸自由贸易规则来抑制发达国家的“绿色贸易壁垒”。由于发展中国家的长期一致努力，现有国际法和国际贸易规则体系中关于环境保护的约定，已经包含着大量考虑发展中国家弱势地位的条款。但是，发达国家在环境与贸易领域的双重优势地位却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为此，国际环境法把“发达国家承担比发展中国家更大的保护全球环境的责任”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以求达到在环境保护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实质的平等。在世界贸易组织体系内，wto规则也十分注意防止环境保护措施成为世界自由贸易的障碍，特别是防止其成为发达国家设置绿色贸易壁垒的口实。然而，在国际交往特别是贸易活动中，发达国家往往凭借自身的优势地位，设置各种各样的贸易壁垒。也正是由于这些活动，常常引起国际讼争。所以，在当前国际贸易活动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讼争，往往表现为环境保护措施与自由贸易规则之间的冲突。这就使探索如何协调环境保护措施与贸易规则之间的关系显得非常重要。关于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简称tbt）取得了积极进展。

为了消除技术性贸易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规定，成员方制定、采用和实施技术性措施，除应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非歧视原则、透明度原则外，还应遵守以下几项原则：

1、必要性原则。成员方只能采取为实现合法目标所必需的技术性措施。这些合法目标包括保护国家安全、防止欺诈行为、保护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生命和健康以及保护环境。

2、采用国际标准原则。成员方如需制定技术法规，而有关国际标准已经存在或即将拟就，则各成员方应使用这些国际标准或其中的相关部分作为其技术法规的基础，除非这些国际标准或其中的相关部分对达到其追求的合法目标无效或不适当。

3、协调与等效接受原则。各成员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充分参与有关国际标准化机构，就各自采用或准备采用的技术法规涵盖的产品制定国际标准的工作，并鼓励各成员方积极考虑将其他成员的技术法规作为等效法规加以接受。

4、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成员方不应期望发展中成员方采用不适合其发展、财政和贸易需要的国际标准作为发展中成员方制定技术性措施的依据。即使存在“国际标准”、“指南”或“建议”，发展中成员方仍可按照特定的技术和社会经济条件，采用某些技术性措施，以保护与其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本国技术、生产方法和工艺。鼓励发达成员方对发展中成员方在制定和实施技术性措施方面提供技术援助。

除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之外，《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简称sps）在避免成员方利用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设置贸易壁垒方面做出了进一步规定。根据sps，制定和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除了需要遵守tbt所规定的前述四项原则外，还需要遵守“以科学为依据”原则和“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原则。

按照“以科学为依据”原则，成员方应确保任何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都以科学为依据，不能实施或停止实施没有充分科学依据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如果在科学依据不充分的情况下采取某种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只能是临时性的，并应在合理的期限内做出科学评估。从美国与欧洲共同体之间有关牛肉激素问题的争端的解决来看，《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中的“以科学为依据”原则发挥了积极作用。欧洲共同体以在牛饲料中添加激素会危害人体健康为由，禁止从美国进口牛肉，而美国则认为欧洲共同体这样做没有科学依据，将欧洲共同体诉诸世界贸易组织，结果欧洲共同体败诉。②

按照“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原则，成员方在制定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时应以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为基础。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是指进口方对进口产品可能带入的病虫害的定居、传播、危害和经济影响，或者对进口食品、饮料、饲料中可能存在的添加剂、污染物、毒素或致病有机体可能产生的潜在不利影响，做出的科学分析报告。③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与进口方确定“适当的卫生与植物卫生保护水平”④有直接关系。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结果认为风险比较高，进口方确定的“适当的卫生与植物卫生保护水平”就比较高，采取的保护措施就相对严格一些；如果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结果认为风险比较低，进口方确定的保护水平就比较低，采取的保护措施就相对宽松一些。但是，sps规定，无论进口方确定的措施是严还是松，都应考虑将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对贸易的消极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的目标。”⑤

从tbt和sps的规定可以看出，为了保护环境，成员方可以采取保护环境的措施，但是wto规则对于采取保护环境的措施规定了限制原则，即：一旦成员方采取的保护措施违背了不歧视原则、透明度原则、自由贸易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等，就构成贸易歧视或贸易壁垒。在1990年美国禁止进口墨西哥金枪鱼案中，就可以看到这些原则的价值。美国以保护海豚为由禁止进口金枪鱼，世贸组织则认为，美国的做法违反国民待遇原则和自由贸易原则，结果美国败诉。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世界贸易组织并不是认为美国不应该采取措施保护动物，而是美国保护动物的做法违反了wto的自由贸易原则。换言之，如果美国对本国渔民也采取相同的措施，那么美国的做法就是恰当的了。正因为美国采用了差别待遇的做法，可以看出美国的真实意图不在于保护动物，而是以保护动物之名行保护本国渔民利益之实。

三、国际环境保护措施与世贸规则的适用与协调

由上述可见，wto一系列规则实际上在努力协调环境保护与自由贸易之间的关系，其具体表现在：它既明确规定为保护人类、动物、植物、自然资源，成员方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又规定这些措施不应成为歧视和变相限制自由贸易的手段。因此，wto既要扩大货物和服务的贸易，同时又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寻求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超级秘书网

与贸易有关的国际环境保护措施的初衷在于通过控制乃至禁止对环境有害的产品以及产品生产设备和工艺的贸易来减轻对进口国的环境压力，本质上也是为了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wto规则与环境保护国际规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这种一致性丝毫也不能掩盖两者的明显差异。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环境保护国际公约是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它所规范的贸易通常明显地影响环境与自然资源，而wto规则主要是以贸易自由为目的的，贸易所涉及的产品本身并不明显有害于环境。

其次，环境保护国际条约是环境保护运动的产物，而wto规则是自由贸易全球化的产物。

对保护动物的看法篇9

按理来说，热心且爱帮助别人的马克应该会朋友多多，可是马克却没有一个朋友，更没有一个同事愿意到马克的家里去做客。

并不是马克不好客，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马克养了一头宠物――一头肥胖的越南种的猪，马克很喜欢这头猪，因此给这头猪很多吃的。很明显这头猪和马克一样，吃得太多而锻练过少，马克和这头宠物猪都得了肥胖症，马克的体重有近300磅，而这头猪则近200磅，要知道这仅仅是一头长不大的宠物猪，但在马克的照顾下，它成了这种宠物猪中最重的一头。

本来肥胖的猪和肥胖的马克生活得都很好，每天晚上马克在上网，而宠物猪要么呼呼大睡，要么在房间里拱来拱去，白天马克去上班，宠物猪则在房子里睡觉或者吃东西。可是这头肥胖的猪却因为马克的一张照片出名了：马克把它的照片贴到了博客上，让动物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看到了，于是他们以马克违反动物保护法为由要把这头宠物猪拉走送到动物保护中心。

马克自然不会让工作人员把宠物猪拉走，工作人员则硬要将这头猪领走，并将马克告上公堂。原因是据图片显示，这头猪过于肥胖，已经达200磅，严重超过了此种猪100磅的标准体重。在动物保护主义者的眼里，这简直是对猪的残酷迫害，是虐待动物。

由于有动物保护法，因此马克自然败诉，而且马克不再拥有对这头猪的监护权。败诉的马克很不开心，看着宠物猪在动物保护中心被迫减肥，马克一筹莫展。马克在博客上把这件事贴了出来，并把宠物猪被迫减肥的事也贴了出来。

马克的遭遇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关注，一位律师联系马克，愿意帮他再打一场官司，为他追回这头宠物猪。马克当然求之不得，于是一场有关猪的官司在美国纽约的法庭展开了。一方面是动物保护协会，一方面是马克和自发而来的律师。

动物保护协会依据的是动物保护条例，而马克的律师则问道：人有没有不减肥的权利？法庭上所有的人都看了一眼马克，动物保护协会的人说道：当然有！

律师又问道：那么为什么猪没有不减肥的权利？动物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和法庭审判长都哑口无言了，确实依照这样推下去，猪也有不减肥的权利。

最后经过马克的律师力争，这头近200磅重的越南猪又回到了马克的身边，这头猪再也不用被迫减肥了。

这件事也成了人们议论的热点，马克和这头猪也成了焦点，最后动物保护法也被迫修改，不得强制动物减肥。

对保护动物的看法篇10

关键词：农作物，新品种，科技创新。

农作物新品种保护是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科教兴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原动力。我国的农作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开始为保障农业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作用。

一、我国农作物新品种保护的基本现状

我国农作物新品种保护事业从无到有，取得了长足发展，建立了相应的组织管理机构，制订了配套的规章制度，完善的农作物新品种保护体系已经形成。截止到目前，我国农作物新品种共受理品种权申请量逐年上升，表明育种者和育种科研单位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正在增强。

从申请植物种类来看，大田作物的申请数量占到了90%以上，这表明我国农作物品种权的品种构成不尽合理，分布不均匀 从申请单位的性质来看，基本以科研单位和国内企业为主，从品种权的实施效果来看，农作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在促进育种技术创新、推动种子产业化、规范种子市场秩序方面成效显著，潜力巨大。

二、我国农作物新品种保护存在的问题

虽然农作物新品种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作为一种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新生事物，还存在许多问题；农作物新品种保护的能力和水平与农业科技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一些制约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关键问题亟待解决。同时，现有的农作物新品种保护工作更需进一步加强，以应对在国际贸易新格局中面临着挑战。

1、农作物新品种产权意识薄弱

我国是实行知识产权制度较晚的国家，农作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作为一项新的知识产权制度在我国也才刚刚实施四年多的时间，这使得广大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对农作物新品种保护的重要作用没有充分的认识，知识产权意识薄弱，对农作物新品种保护的战略意义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品种权申请数量少。全国有400多个育种研究所，7500多个农作物种子企业，而四年多来向国内申请的品种权仅有千件左右，平均8个单位一件，向外国申请的更是寥寥无几。据初步统计，农作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实施四年多来，经省级以上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的主要农作物新品种约5000个，而提出农作物新品种权申请的新品种数量不足1000件。

2、农作物新品种申请保护的品种构成不合理

农作物新品种保护的申请及授权数量少，品种构成也不合理。从申请数量上看，尽管每年申请的数量都在不断增加，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从构成上来看，品种分布很不均匀，申请农作物新品种权的农作物主要是玉米、水稻、小麦等大田作物，占到了申请总量的90%以上，其他农产品申请数量较少，甚至是空白。而其中申请农作物新品种保护的还不足15%，已申请品种保护的也主要以玉米、水稻为主，大豆、蔬菜、果树品种很少。

3、维权困难，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农作物种植和种子生产经营活动的季节性很强，对侵权案件的取证本身就十分困难，一些地方政府为保护本地利益，直接或间接插手种子行业，违规设置障碍排斥外来企业和优良品种，甚至袒护本地违规侵权单位，阻挠执法部门查处。

同时，维权诉讼程序复杂，品种侵权案件要有指定的的省级以上法院审理，路途远，成本高，育种专家没有时间和精力。而且农作物新品种的保护规定中没有规定有关品种保护的法定赔偿金额，使司法部门在执法时遇到较大的困难，尤其是碰到既难确定侵权人的非法获利又难确认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的情况下，不同地区的法院在处理基本相同的农作物新品种保护的侵权纠纷时，判决的赔偿额可能有着惊人的差异。

4、审查速度较慢，不适应农作物新品种保护发展的需要

目前，新品种保护组织管理体制还没有完全理顺，品种权初审、实审、复审、无效等程序尚未有效建立和顺利运转，再加上由于资金短缺而造成的品种权审查测试技术支撑体系建设滞后，人员数量和质量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便利审查速度难以加快，不利于品种权申请人合法权益及时得到有效的保护，反过来影响育种者和育种单位对农作物新品种保护申请的积极性。

5、农作物新品种保护的覆盖面应当进一步扩大

通过自主创新取得与掌握品种权是保护国家种质资源的重要的方式。我国是八大作物起源中心之一，生物遗传资源非常丰富，随着我国农业经济对外开放及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日益扩大，外国企业到我国申请品种权将后迅速增加，特别是一些种业跨国公司，依靠其先进技术优势，不但将其某个具有现实及潜在经济价值的农作物新品种在该国申请品种权，还将某些发展中国家的优良品种在这些国家申请并取得属于他们自己的品种权。因此，必须扩大农作物新品种保护的覆盖面，使我国的植种质资源通过品种保护"留住"，而不是"流失"。

6、对品种权作为国际农产品贸易壁垒的作用及其发展动向研究不足

农作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还影响了国际农产品贸易的格局，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出于保障国家经济战略安全以及保护农产品竞争优势的考虑，纷纷采用植物品种保护制度保障自身的优质品种垄断，并在全球范围内申请保护，以此来控制国外农产品的进口，使得品种权成为新的国际农产品贸易壁垒。可以说，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农产品贸易战的背后是"种子战"和"品种战"。在新的贸易关系下，面对中国巨大的市场，国外在中国的植物品种权申请必将日益增多，因此，我国应当重视品种权作为国际农产品贸易壁垒的重要作用，积极采取措施，最大限度的保护我国品种权人、企业与农民的利益。　三、促进我国农作物新品种保护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农作物新品种的保护工作在我国还刚刚起步，针对目前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在今后的发展中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加强对农作物新品种保护知识的宣传与普及

为了提高全社会的农作物新品种保护意识，使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领导、农业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充分认识到农作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在育种创新、公平竞争和实现农业科学技术跨越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必须加强对农作物新品种保护知识的宣传与普及力度。一是积极争取各种新闻媒体的支持和配合，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宣传农作物新品种保护的重要作用和相关知识，使全社会都了解农作物新品种保护法律、法规，认识到农作物新品种权也是一种知识产权。二是针对不同的对象，以普及教育、专业培训、业务交流等多种形式，深入、持久、扎实的开展宣传工作。

2、加强农作物新品种保护队伍的培训

重点强化对农业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人员、种子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农作物新品种保护中介机构的人员的培训，使他们了解农作物新品种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有利于农作物新品种保护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同时，应当通过培训提高全社会尤其是科研、教学单位、政府农业管理部门、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使他们对农作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一个正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