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贸易政策十篇

经济贸易政策篇1

1989年之后的几年，欧共体单方面中断与中国的高层往来、军事合作、政府贷款和合作项目，使得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和阻碍，但自1992年起，由于中欧政治关系大体恢复，中欧经贸关系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发展。1995年7月，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中欧关系长期政策》，强调要同中国全面发展政治、经济和贸易关系，明确表示欧盟与中国应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以保证自实现双方共同的目标。这是欧盟有史以来制定的第一个对华关系长期发展战略，它不仅是对1985年协定的深化，更重要的是它表明欧盟对华战略性政策框架初步形成，对中欧经贸关系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1996年11月，欧盟委员会又公布了《欧盟对华合作新战略》，将欧盟对华长期政策进一步具体化，再次强调欧盟对华政策的全面性、独立性和长期性，表示要进一步促进双方在经贸、科技、发展援助等领域内的交流与合作。1998年3月25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文件，要求把中欧双边政治经济关系提高到欧美、欧日的同等水平上；支持中国尽早加入世贸组织等，并于2000年9月发表了关于执行1998年文件的报告。

为了使欧盟更加卓有成效地执行1998年确定的对华政策和追求欧盟与中国关系长远目标的实现，欧盟委员会在2000年报告的基础上又于2001年5月提交了《欧盟对华战略：1998年文件执行情况和促进欧盟政策更为有效的未来步骤》文件，制订了具体务实的中短期目标：在国际社会中与中国进一步接触，其中关于政治和全球性问题的对话格外重要；支持中国在法治和尊重人权的基础上转变为开放的社会，这是欧盟与中国关系的核心；使中国融入世界经济，这对中国继续改革开放具有重大意义，也是全面深化欧盟与中国的关系的关键；更好地利用欧洲现有资源支持与中国的交往；正确利用现代技术，扩大欧盟在中国的影响力。2002年3月，欧盟发表《国家战略报告：中国》，继续强调1998年和2001年欧盟对华文件所确定的对华政策目标，并进一步明确了对华合作的三个重点领域。第一，通过机构强化与能力建设、人力资源开发与构建稳健的商业法规框架以及促进私人部门的知识诀窍与技术的转移来确保中国经济与社会改革进程的可持续性；第二，通过提供知识和专业技能来促进可持续发展，协助中国谋求环境保护、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更好的平衡；第三，鼓励良好治理，促进法治、民主与经济、社会、政治与公民权利的履行以及强化构成市民社会网络的结构与进程。

一、利益诉求

与任何国家的对外经贸政策一样，欧盟对华经贸政策的变迁也反映了欧盟对发展中欧经贸关系的利益诉求以及这种利益诉求的动态变化，此外，欧盟1995年后的对华经贸政策中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欧盟试图促进中国与欧盟的制度趋同，这在发展政策中体现得极为明显；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欧盟对华总体政策越来越积极，而指导经贸实践的具体政策措施则越来越苛刻。

（1）出于欧盟经济利益需求

从既得的经贸利益来看，欧盟对华经贸政策与经贸关系实绩形成了相互促动的良性循环。1985年中欧贸易协定之后，欧盟与中国的贸易突飞猛进，1984年-2000年间，中欧贸易额增长了近12倍。据中国海关统计，2001年，中欧贸易额达766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11%，其中欧盟进口409亿美元，同比增长7.1%，欧盟对华出口357亿美元，同比增长15.8%.按照中方统计，2001年，中欧占我外贸总值15%，欧盟是居日本、美国之后的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欧盟对华直接投资自1985年以来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特别进入20世纪90年代，欧盟已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对象，欧盟企业对华投资稳步增长。2001年，欧盟来华直接投资项目数为1217个，实际投入40亿美元。到2001年底，欧盟来华投资项目数达12583个，实际投入303亿美元。欧盟对华投资的增长快于我国全部直接投资的平均水平。1986年-2000年期间，欧盟对华直接投资项目、合同金额和实际投资金额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29.0%、25.9%和25.9%，均高于我国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水平；欧盟对华投资的资金密集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地区的对华投资，2000年欧盟投资合同的项目平均规模超过800万美元，远远高于全部外商直接投资280万美元的平均水平。在技术出口方面，欧盟国家是中国引进先进技术与设备的最大供应者。2000年-2001年，欧盟成员国向中国出口技术分别为2317项与1050项，合同总金额为130亿美元。截至2001年底，中国从欧盟成员国引进技术共13495项，合同总金额约672亿美元，占我国引进技术总额的一半左右。良好的中欧经贸关系实绩为欧盟对外经贸关系的促进与平衡提供了坚实基础，完全符合欧盟的经济利益需求，这促使欧盟在总体政策上重视中国，加强中欧经贸关系。

从潜在的经贸利益看，欧盟将继续在政策上支持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2001年，中国GDP位列世界第6位，而欧盟2001年文件认为，“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中国的经济实力总体上已经与日本持平，仅次于美国。而且，中国已成为电信、运输、能源和环保等行业的全球生力军和重要市场；据估计，到2005年，中国还将拥有3亿互联网用户，而同期美国的用户数量为2亿。2001年中国对外贸易已经突破5000亿美元，为世界上第七大贸易国；中国所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迅速上升，仅低于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二，已连续9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而欧洲由于正在建构一个全新的市场结构与政策结构使企业与消费者预期谨慎，从而对欧盟经济增长产生了暂时的不利影响，经济活动难具活力。欧盟1961年-1970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4.9%，1971年–1980年降为3.0%，1981年-1990年再降为2.4%，1991年-2000年更降至2.0%，同期美国则分别为4.2%、3.2%、3.2%和3.4%；而且，与美国和日本不同的是，欧洲的外贸依存度更高。与此同时，我国对欧盟出口仅占其自盟外进口总额的5%左右，欧盟对华投资占其对盟外投资的比重还不到2%，双方合作潜力依然巨大。加速发展中欧经贸关系将为欧盟获得廉价优质的资源与商品（服务）、存量与增量庞大的出口市场以及稳定与高回报的投资场所，有利于促进欧盟的经济增长。因此，为中欧经贸关系提供政策保障显然符合欧盟的经济利益需求。

（2）出于欧盟国际政治利益需求

2000年欧盟葡萄牙首脑会议所确定的未来五年战略性目标明示了欧盟不仅要在欧洲成为领袖，而且要在世界上树立领袖风范。这种愿望是由欧盟的经济实力所激发，也将由经济实力来保证。按人口、GDP、资本输出以及对外贸易等指标（根据OECD统计）来衡量，欧盟的经济实力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而随着欧盟的扩大，欧盟的经济实力将进一步加强，尤其重要的是，欧盟不仅因为新加入国家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而拥有更大的市场规模与市场容量，而且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商品与服务出口国，再加上欧盟相对宽容的对外技术交流与发展合作政策，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欧盟是经济“巨人”，但欧盟并不甘心仅仅如此，因而，欧盟正在谋求并且正在逐步成为与美国模式大不相同的重要政治力量。欧洲的目标不仅是要制定世界贸易规则，为了保证外部经济对欧洲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欧洲也将要求参与乃至直接制定国际货币规则，欧元是谋求这个权力的起点。欧洲将会凭借强大的统一货币来参与国际货币体系规则的制定，遏制美元霸权，伸张欧洲货币利益。由于经济实力的支持和欧洲各国货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实际地位决定了欧元的崛起和强大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欧盟的国际权力需求采取了完全不同于美国单边主义的“温和模式”——欧盟尤其重视在国与国之间通过接触、对话与合作来扩大共识和解决分歧，不搞硬性对抗；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十分重视并寄希望于“多边主义”，强调共同利益、权力分享和遵守有约束力的共同游戏规则等。这必将为更多的国家所接受，同时也将为诸多的国际组织所欢迎。“9.11”事件不仅更加强化了欧盟的信念，而且也更加强化了国际社会对欧盟模式的认同。在欧盟看来，“9.11”事件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它使得在国际社会中一些早已存在的问题凸现出来，在全球化的时代，局部的不稳定必然会带来全球性的后果，为此，欧盟强调在多边体系之中、通过有效的国际性的法律手段来对抗恐怖主义；欧盟希望“9.11”事件之后的国际秩序会有一个良性的发展，加强与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的关系，通过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对话，通过更大程度地向这些国家开放市场来促进它们的发展，促进它们与欧洲各国的联系，进而稳定这些国家内脆弱的政治制度。在对外贸易方面，欧盟委员会主管贸易的委员巴斯卡尔·拉米9月17日在欧洲议会演讲时表示，未来贸易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谋求稳定与安全，向第三世界国家更多地开放市场，通过WTO等多边贸易体系，在共同的法律框架之下，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这符合欧洲的利益。因此，考虑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不难理解，发展中欧经贸关系自然就成为欧盟谋求国际政治利益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欧盟对华政策的内在涵义。对外政策大体可以分为五类：信号性政策、试探性政策、条件性政策、分离性政策与实施性政策。信号性政策只是一种外交辞令、姿态与信号，既不存在责任问题，也不存在执行问题；试探性政策是谋求一种回应与反馈，可能成为下一步政策决策的基础；条件性政策是取决于一定条件才得以执行的政策；分离性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话语与行动存在背离现象，或至少利用话语的不完整性，最典型的例子是欧盟将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上删除，但在实践中，主要还是按照非市场国家的标准来处理的；实施性政策一般都是技术性很强的政策，如关税政策、技术标准等。可以说，欧盟对华政策文件中这些涵义都得到了体现。对外政策含义的多重性为欧盟在处理中欧关系以及谋求中国对欧盟的支持方面准备了广阔的活动空间。

（3）欧盟对华经贸政策更为关注制度趋同

中欧双方在很多政治领域还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如人权、、台湾等，中欧关系已经因此而遭遇过挫折。正如欧盟2001年的《欧盟对华战略：1998年文件执行情况和促进欧盟政策更为有效的未来步骤》文件所表明的，“跟中国建立伙伴关系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同于欧盟与之保持密切联系的其他大多数主要国家，欧盟对人权等问题的关注间或导致双方关系紧张”。2001年文件是欧盟对华政策的最新立场和行动要点，它既表明了欧盟通过长期政策的制定希望保持良好的可持续的中欧经贸关系，也同时表明了欧盟的担忧，这种担忧既来自理解中国问题的困难，也来自中国对欧长期政策的不明朗与非法律化，还来自欧洲人认为的中国政治的不确定性。在2002年《国家战略报告：中国》对中国的形势分析中，欧盟的担忧再次得到体现。实际上，1995年之后，欧盟对华经贸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欧盟不仅强调经贸关系的发展，而且更为关注经贸关系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来谋求融入国际社会，谋求中国与欧盟的制度趋同，这在欧盟的“发展合作”领域体现得最为明显。

欧盟的对华发展合作已开始转向“外部性”很强的领域，如经济与社会改革、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以及良好治理与法治等，这与欧盟试图将中国完全纳入国际社会的政治意愿是一致的，同时也是为了降低欧中交往的政治成本。特别重要的是，由于政治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巨大差异，政治关系的变化往往会给中欧经贸关系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从欧盟来看，制度趋同会使发展政治关系拥有共同基础，从而有利于降低中欧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促进中欧关系的良性发展。

（4）对华总体政策与具体政策措施相分离

虽然欧盟对华总体政策越来越积极，但是，在指导对华经贸实践的具体政策措施上，欧盟却日趋苛刻，最为典型的领域是安全技术标准、欧盟对华反倾销与WTO的特保机制等。欧盟的安全技术标准尽管绝大多数并不是可以针对中国的，但对中国也是极为不利的。欧盟的安全技术标准主要涉及食品卫生和食品安全、工业产品的安全标准、劳保标准、环保标准和无线电干扰技术标准等。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加强，欧盟安全技术标准日益严格，所涉及的领域日益广泛。这些技术法规对欧盟以外的国家，尤其是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技术壁垒。尽管欧盟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公开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政策，但客观上形成了体系越来越完善、效果越来越明显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欧盟经济发展水平高，其质量技术和检验检疫标准高于我国相关标准，甚至高于国际标准，这使得我国的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难度将越来越大。欧盟2002年将成立“欧洲食品权力机构”，统一管理欧盟内所有与食品安全有关的事务。目前，欧方坚持对我输欧禽肉产品实行逐批检验；我国酱油、花生、茶叶等产品多次遭到欧盟快速预警通报机制的通报。此外，欧盟还敦促中国尊重国际劳工组织在有关大会上提出并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劳工标准以及强化产品的环境标准。欧盟的技术标准具有普适性与刚性特点，即根据欧盟自身利益的需要适用于所有输欧产品与服务，而不是针对具体国家；欧盟技术标准只会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而不会降低。当然，由于中国某些商品在欧盟市场占有率很高而引起的该类商品标准的制定，实际上是欧盟充分应用技术标准普适性的名义来遏制中国商品的大量出口，保护了欧盟的同类商品制造商，是实际上的贸易歧视，打火机的CR标准便是典型的例子。

欧盟对华反倾销也是顺利发展中欧经贸关系的技术。欧盟最早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对我国出口产品反倾销立案也为最多，立案高达93起。尽管欧盟已经从1998年起不再把中国列入其反倾销政策中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但是附加了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五条标准和分别税率的八项条件（现简化为四项条件）。

目前，中国仅有7家企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欧盟对华反倾销政策仍具有较大的歧视性，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仍面临极大的困难，这无疑会增加中国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难度。

中国加入WTO后，欧盟在对华反倾销、反补贴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领域并不会因为中国的入世而变得宽松或至少“一视同仁”，相反，由于过去针对中国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因为中国的入世而日渐消失或减弱，欧盟将会更加强化对这些为WTO规则所允许的合法贸易政策工具的运用，以保护欧盟的产业。就中国方面来说，由于我国的对外贸易增长迅速，我国出口商品因为劳动力成本因素或企业价格竞争而价格低廉，我国出口商品由于我国总体的经济技术水平不高而在技术标准、环境标准乃至劳工标准上与欧盟的要求有较大差距，我国企业对欧盟的政策法规与技术标准了解甚少，因此，欧盟的保护行动不断成功，这也更进一步强化了欧盟的“反中国出口商品偏好”。此外，随着中国入世议定书的签署，欧盟又获得一个新的直接针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工具——“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6条，而且期限长达12年。2002年6月，欧盟已就中国的特保条款立法，要求根据特保机制对中国产品实施数量监督。

二、未来走向

可以肯定的是，欧盟对华政策主流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是积极的，这不仅是由于欧洲的经济增长需要中国的贡献，也由于欧盟谋求国际权力需要中国的支持，还由于全球问题的解决需要中国的合作与参与。欧盟经济的低速增长速度与中国稳定的高经济增长使欧盟支持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利益所得；欧盟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政治实体正在极力谋求获得国际规则能力与国际行动能力，这包括多边体系、欧元与欧洲货币权力、世界贸易规则以及欧美日冲突制衡机制等。欧盟的国际政治经济利益需求要求有实力强大的国家支持，这就使欧盟不能忽视与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发展良好持续的经济关系，扩大在中国的影响力。而且，正如欧盟2001年文件所表明的，“从全球化角度来看，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既是一切国际性和区域性重大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所谓接触，就是要建立全面的联系，以便在一切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协助世界各国共同解决国际性和区域性问题”。但是，欧盟始终是“自我利益导向”的，这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里在不同程度上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不同的影响，对这种不同影响的分析和预测有助于我国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更好地发展对欧经贸关系，支持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安全。当前的核心任务是强化对欧洲以及中欧经贸关系的研究，制定我国对欧经贸关系长期政策。

在发展对欧长期经贸关系中要实现四个层次的平衡，即对外与对内的平衡、对欧盟与对其他地区的平衡、对欧盟的政治与经济的平衡、对欧盟与对其成员国的平衡。

首先，要做到对外与对内的平衡。考虑到全球化、中国与国际经济的密切关系以及我国在经济起飞阶段所需要的外部支持，大力发展与包括欧盟在内的一切国家的经贸关系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增长，但考虑到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价值观、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外交政策与巨大资源规模，我国在大力发展对欧经济关系的同时，应更多地关注国内经济的发展，从而既保证获得对外经济交往的收益，也能有效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日益改进，市场结构也在逐步成熟，而传统的社会结构也在逐渐现代化，这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因此，“眼睛向内”的发展模式已经具备条件。

其次，要做到对欧盟与对其他地区的平衡。大力推进各种形式、渠道的东亚合作，积极促进东亚真正形成一支区域性力量，我国过去重美日而轻欧洲的对外经济政策必须适时调整，建立起相对平衡的中美、中日与中欧经贸关系政策框架，既有利于我国继续与世界三大经济力量的经济交往，同时也避免受制于美日的被动局面。

经济贸易政策篇2

一、基本假定

（一）产品市场1.供给假定本国是一小国开放经济，本国有m+1个生产部门，生产m+1种可贸易产品，以第1种产品X0为计价单位，产品X0仅使用劳动要素以规模收益不变技术进行生产，投入产出系数是1。劳动供给足够保证产品X0的供给，劳动力在本国可以自由流动但是不能跨国界流动。

（二）政治市场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给定其他利益集团的捐献计划和政策的预期决策规则，每个利益集团决定对每个投票人的捐资额度，以最大化集团成员的联合福利；第二阶段，根据利益集团的捐献额，投票人按多数制进行投票以最大化捐献额和社会福利的加权值。接下来，我们将通过逆向归纳法求解均衡贸易政策。

二、结论

通过在Grossman和Helpman(1994)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多个政治人，本文考察了贸易政策制定机构规模对贸易保护水平的影响。本文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现有文献没有考察贸易政策决策部门规模与贸易保护水平的关系，而本文分析结果则表明，贸易政策制定机构规模越大，贸易保护水平越低。第二，原始的PFS模型假设只有一个政治人，这不仅有悖于现实，而且无法回答现有文献提出的质疑，即政府赋予社会福利的相对权重a估计值过高的问题，而本文模型可以解决该问题。

经济贸易政策篇3

自1783年美国独立以来的两百多年间,美国已从一个较小的、经济上出于边缘性的殖民地经济转变为一个全球经济强国和国际经济体系的主要构建者。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美国的贸易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总体趋势是从自由贸易政策专项以高关税为主要特征的保护主义政策,然后在贸易保护主义威胁下曲折地向多变自由贸易体制发展。

纵观美国的贸易保护之路,不难发现,上世纪70年代之后的贸易保护政策呈现新的特点:不再是以构筑高关税壁垒为主,而更侧重非关税壁垒,具体包括进口限制、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自动出口限制、技术和卫生标准等。一些非关税壁垒目前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干预外贸、限制进出口的主要政策措施。

二、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因分析

(一) 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政治经济学关于贸易保护的理论把贸易政策当做内生决定的。简言之,通过贸易保护可以增加相对对于经济中相对稀缺要素的所有者的实际收入。因此,受到国内一些财团、行业协会的压力会使政策制定者相应的做出抉择。

(二) 新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

导致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因素有:如亚洲四小龙等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力量上升,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过度依赖于出口需求,其发展程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制造业机器60%的总出口收益。但除美国、加拿大外,其它工业国家进口需求都不足甚至负增长。这事贸易保护因素的引致,也是进口贸易保护的结果和体现。

此外还包括世界经济增长的减慢和失业率上升,以及国际金融和货币市场的不稳定,贸易不平衡严重,使得贸易摩擦必然加剧。

(三) 为什么经济危机会孽生保护主义

保护主义,一方面可以帮助执政者有效地转移国内民众注意力;另一方面,也是迫于国内夕阳产业财团的压力。通过保护主义政策,限制外国商品准入,可以帮助国内企业减少竞争压力,渡过难关。将原本不足的消费力全部转移到国内商品上,扩大内需,增长就业。

(四)“只买美国货”的国内动因

一是长期的贸易逆差积累了国内某些企业大量的不满情绪,要求保护。

二是金融危机扩大了国内经济困境,失业率激增,为促进就业提出“购买美国货”。

三是振兴美国的制造业以及鼓励新产业的诞生。

三、贸易保护主义的弊端

(一)不利于福利的提高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显然并不是说着重发展扶持这些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行业和产品,而是会倾向于扶持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换句话说,就是选票密集型的产业。这样的做法不符合国际贸易理论的福利分析。最终会使本国的福利水平整体下降,同时影响其他产业发展。

(二)贸易保护主义将使企业丧失创新及降低成本的动力

美国部分传统产业早已步入“更年期”,原本已不具竞争力,这些企业要么通过改进技术,转变方式重新融入国际竞争,要么优胜劣汰,退休养老。而“只买美国货”无疑给了这些企业一张“不思进取”的舒适温床

(三) 贸易战

保护主义的做法必然会招致别国不满,是违背自由贸易准则的,也是为WTO反对。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贸易争端都能在WTO框架下得道妥善解决,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行径会招致贸易报复,引起双边甚至多变的贸易战,最终多败俱伤,使得经济整体下滑。

四、基于2009年上半年的数据对“只买美国货”的影响分析

(一)2009年美国进出口的变化

1、出口额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出口降幅大于进口,美国3月份贸易逆差8个月来首次扩大,其中进出口降幅分别为2.4%、1.0%,而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由2月份的142亿美元扩大至3月份的156.2亿美元,非农业部门失业率也从3月份的8.5%升至8.9%。

2、钢铁业

美国2009年4月份进口钢铁产品总量为121.4万净吨,其中成品钢110.7万净吨,比3月份的最终进口量分别下降21%和25%。同比下降59.2%。

3、就业率

美国劳工部2009年6月5日的数据显示,5月份全美失业人数增加78.7万,达到1450万人,失业率达到9.4%,环比上升0.5个百分点;自2007年12月衰退发生以来,失业人数增加700万,失业率上升4.5个百分点;“打短工”的人数增加73.2万,达到950万人,自衰退发生以来增加580万;长期失业(27周以上)者增加26.8万,达到390万人。

(二) 2009年中国进出口的变化

1、进出口指数

受外部需求大幅萎缩的影响,2009年一季度,中国对外贸易延续去年11、12月持续下降的态势,且降幅明显扩大。进出口总额4287.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4.9%。其中出口2455.4亿美元,下降19.7%。但随着国际市场需求出现低位回稳和我国稳定出口、扩大进口的各项政策措施逐步见效,3月份对外贸易出现好转迹象,剔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13.1%,比前两个月累计缩小8.5个百分点。进口717.3亿美元,下降25.1%,比前两个月累计缩小9.1个百分点。一季度,由于进口降幅大于出口,贸易顺差达到623.4亿美元,同比增长53.6%。

2、钢铁业

今年以来,中国钢材进出口形势非常严峻,出现了从钢材净出口向净进口转变的发展趋势。这也是自2006年以来中国钢材进出口首次出现逆转。这一态势若得不到及时有效扭转,中国恐怕将从“世界工厂”变成世界“钢铁仓库”。随着中国钢材价格的进一步走高,国内外价差将可能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受冲击情况将会更加严重。

由于钢材需求持续低迷,出于保护国内钢铁企业的考虑,国际贸易保护有抬头的趋势,“在只买美国货”之外,钢铁行业的反倾销案例持续增加:美商务部于4月28日对外公布,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油井管产品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4月中旬,欧盟决定对中国无缝钢管作出反倾销初裁,将对其征收从15.6%到24.2%的临时反倾销税;4月中旬,印度财政部决定对进口含硼钢材征收10%的进口税,主要针对来自中国的进口钢材。这些无疑也加大了钢材出口的压力。

因此造成出口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市场钢铁产品需求大幅萎缩;人民币汇率上升;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回潮;钢材出口税率调整尚未进一步到位。

可见,保护主义的确是在经济下滑,出口低迷的情况下给中国钢铁业雪上加霜。政府应该考虑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增强中国钢材产品国际竞争能力。

五、结论

经济贸易政策篇4

摘要：当前，全球服务贸易迅速发展，在全球贸易总量中的比重不断扩大,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作用日益提高，发展服务贸易成为各国关注和竞争的焦点。加快服务贸易发展是提高我国对外贸易水平、参与国际分工能力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我国面对新形势做出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服务贸易;政策；选择

服务贸易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是提高我国对外贸易水平、参与国际分工能力的重要举措。当前，全球服务贸易迅速发展，在全球贸易总量中的比重不断扩大,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作用日益提高，发展服务贸易成为各国关注和竞争的焦点。加快服务贸易发展，进一步发挥服务贸易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我国面对新形势做出的战略选择。

一、发展务贸易急需更好的政策环境

国务院在《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未来几年服务贸易发展的目标：到2010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目标是4000亿美元，年均增长20%；力争提高服务贸易出口在我国对外贸易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在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稳步提高。

（一）我国服务贸易发展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1.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国家的战略选择和政策选择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把发展服务业上升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为发展服务贸易创造了基础条件。

2.世界经济结构形成以服务经济为高端，以发展服务贸易为重点，以服务业加快转移重组为特点的新形势

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从制造经济为主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转变过程，全球产业结构加快升级，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货物贸易的增长，国际投资更加倾向于服务业等因素，新一轮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以服务外包和承接服务外包为重点，将推动世界服务贸易稳定快速增长。

3.我国近几年服务贸易已经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面临着加快发展的最好时机

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达12165亿美元，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位于全球的第七位和第五位，其中出口超过意大利，进口超过法国和意大利。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全球占比分别为37%和42%。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各国对中国的开放，将使中国的服务贸易企业获得更多的市场准入机和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部分新兴服务贸易领域加快发展，出口增速正在赶超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已具备了快速发展的条件。

（二）我国的服务贸易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1.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领域还占据着主导地位

发达国家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75%以上，其中美、英、德三国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30%左右。很多发达国家制定了加快服务贸易的发展战略，建立了完善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立法机构、主管部门、中介机构有机协调。发达国家利用其服务贸易水平领先的优势，通过各种多双边谈判要求世界各国开放服务贸易市场，以此来扩大服务贸易出口，服务贸易的国际规则，成为WTO新一轮谈判以及区域性经济合作谈判的主要议题。在发达国家，服务贸易越来越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服务贸易也处于世界服务贸易的高端，创造了较高的价值和附加值，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

2.来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日趋激烈

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纷纷调整发展战略，加快服务贸易发展，服务贸易整体出口竞争力逐步增强，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地位有所改善。尤其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这些发展中国家承接服务外包与离岸服务贸易的能力迅速提高，使服务贸易的世界格局正发生着变化和调整，成为当今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和转移中一个新特点。

在服务贸易全球自由化的大趋势和全新的开放环境下，我国服务贸易仍处于起步阶段，总体上仍比较落后，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我国服务贸易存在着层次低、承接服务外包的能力不足、服务贸易部门结构不平衡、市场和地区发展过于集中、统计体系不健全、管理体制亟待完善等问题。这与发达国家和世界整体水平，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与国家的战略目标实现都有较大差距，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充分利用我国各方面的要素资源，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加快发展、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二、推动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选择

总结近几年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做法，分享发达国家发展服务贸易的经验，把发展服务贸易上升为国家战略，制定并实施推动其加快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改善服务贸易结构，扩大服务贸易规模，提高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的能力，提升服务贸易的质量和效益，推动服务贸易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这是新时期对外开放战略和产业调整的重要内容，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需要。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政策调整：

（一）研究制定更高水平的全国和地方服务贸易发展规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商务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经过充分研究和讨论，2006年我国出台了服务贸易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发展服务贸易的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和政策措施，对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起到重要推动和引导作用。为了满足加快服务贸易发展的迫切要求，需要尽早研究制定国家“十二五”时期服务贸易发展规划，提出新的更高的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和政策保障。我国必须以世界眼光和全球战略思维研究和制定规划，根据近几年服务贸易规模速度显著扩大的实际，确定快于“十一五”期间发展的目标。建议到2015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7000-8000亿美元，年均增长20%以上，使服务贸易出口我国对外贸易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在世界服务贸易出口中的比重显著提高。同时，应提出优化服务贸易结构的方向和比重，提高现代服务业在服务贸易中的比重。与此同时，组织各地根据国家服务业发展主要目标，研究制订本地区服务业发展规划。经济发达的地区可以适当提高服务贸易发展目标，有条件的大中城市要加快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形成服务贸易能力，服务贸易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应先于全国和各地综合规划，力争在国家和地方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将服务贸易作为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加快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工作任务。

（二）研究制定更加优化的发展服务贸易指导目录

目前的国家产业发展目录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货物贸易上，应该根据贸易结构调整的需要，抓紧细化、完善服务贸易发展指导目录，明确行业发展重点及支持方向。要根据服务贸易所具有的特殊性，针对其离岸贸易的可贸易、跨度大、领域广、以创意和高技能、高知识的特点，分门别类地调整和完善服务贸易相关的产业政策，认真清理限制服务贸易产业分工、业务外包和承接服务外包等影响发展的不合理规定，逐步形成有利于发展服务贸易的产业政策体系。在国家“千百十”工程的基础上，具有发展基础和经验的地方，要立足现有基础和比较优势，制订并细化本地区发展服务贸易的指导目录，突出本地特色，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和带头作用，使我国在“十二五”期间形成几个象印度班加罗尔那样的服务贸易基地。特别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和中部人力资源密集的地区，在“腾笼换鸟”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中，应把发展服务贸易作为重要战略。通过服务贸易产业指导，促进服务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提高我国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运输、旅游等传统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的水平，促进出口继续扩大。提高计算机信息服务、通信、保险、金融、文化创意、专有权使用费、特许费、咨询、广告等新兴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占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力争到“十二五”末期服务贸易达到进出口平衡，改变我国长期处于服务贸易逆差的局面。

（三）研究制定更为开放的服务贸易发展战略

顺应世界范围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推动服务贸易多层次发展，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和水平，就必须使服务贸易领域形成更加开放的格局。修改完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基础上扩大服务业特别是服务贸易利用外资规模。吸引包括新建、并购、风险投资在内的多种服务业跨国投资，扩大在通信、保险、金融、计算机信息服务、文化创意和商业领域利用外资的规模，带动我国服务水平整体提高，国际服务外包承接业务量明显增加，国际服务贸易市场开拓能力大幅提升。提高已经建立的国际服务外包基地规模和水平，引导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培训中心，向我国大规模转移服务外包业务。吸引外资能力较强的地区和开发区，要注重提高层次和水平，积极向研究开发、现代流通等领域拓展，充分发挥集聚和带动效应。

要加快实施服务贸易“走出去”战略，推动以商业存在模式为主的服务贸易发展。为发展开放型、走出去的服务贸易创造良好环境，研究采取具体措施，为服务企业“走出去”和服务贸易出口服务。一是积极发展境外服务贸易集群或合作区。鼓励发展贸易采购分销、物流航运、研发设计、远洋运输、现代物流、金融保险、法律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信息咨询、人力资源、留学居住、休闲旅游等境外服务，形成几个境外中资服务企业集群或服务贸易合作区。二是有序促进自然人移动模式下的服务贸易出口。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密切跟踪国际市场需求动态，鼓励中医药、中餐、汉语教育、文化、体育、对外承包工程等领域企业和专业人才“走出去”提供服务，扩大医护人员、律师、教师、厨师、农技、建筑、制造、空乘、海运、医护、农林牧渔等领域人员外派规模。三是加大高技术含量的现代服务业贸易在国外提供服务的能力。顺应科技进步和全球产业结构调整趋势，稳步扩大信息产业、教育、生物、环保、计算机、电信、金融保险、法律、现代流通、旅游等领域的服务贸易出口。增设境外经营网点和分支机构，获得国际知名品牌、先进技术以及营销网络，增强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四是鼓励优势企业到境外设立机构。以优势服务业和大型企业为依托，鼓励各类有实力的企业和机构到境外从事银行、保险、证券、期货、基金管理、电子信息、旅游、教育、文化传媒和中介服务。五是国家各部门应尽快形成支持保障服务，提供各方面帮助。纳入国家有关专项资金扶持范围，并尽快简化出入境手续。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积极支持国内有条件的金融企业开展跨国经营，为我企业参与国际市场服务贸易竞争提供金融支持，对软件、流程外包等服务贸易等出口开辟进出境通关“绿色通道”。

（四）研究制定更为有力的支持服务贸易发展的具体政策

着眼于全面提升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水平，构建充满活力、特色明显、优势互补的服务贸易发展格局，就要认真研究制定促进和支持服务贸易发展的具体政策，象当年支持货物加工贸易一样支持服务贸易。

1.进一步扩大税收优惠政策

国家应通过税收政策，鼓励和支持服务贸易发展，借鉴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采取适用于服务贸易的税收鼓励政策。按照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支持服务贸易企业进行服务产品的研发，企业实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按有关政策规定享受所得税抵扣优惠。在苏州工业园区开展鼓励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发展所得税、营业税政策试点的基础上，应尽快扩大软件开发、信息技术、知识产权服务、工程咨询、技术推广、服务外包、现代物流等鼓励类生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试点，取得经验后在全国推广。在服务贸易领域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试点，促进自然人移动模式下的服务贸易出口，对吸收就业多、不占用资源和无污染排放的服务贸易企业，应按照其吸收就业人员数量和创造服务贸易的贡献给予补贴或所得税优惠。对国家鼓励发展的服务贸易重点领域内的投资项目，在规定范围内，进口自用设备及其按照合同随设备进口的技术及配套件、备件，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2.实行有利于服务贸易发展的城市规划和土地政策

根据我国发展服务贸易的战略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城市规划和调控土地规划计划时，应对发展服务贸易留有充分的空间，年度土地供应要适当增加服务贸易发展用地，特别是保障部级服务贸易承接基地的用地。各地区制订城市总体规划也要充分考虑服务业发展和服务贸易发展的需要，中心城市应逐步实行土地上的产业替代，迁出或关闭市区污染大、占地多等不适应城市功能定位的工业企业，退出的土地优先用于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支持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的单位利用工业厂房、仓储用房、传统商业街等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兴办信息服务、研发设计、创意产业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服务贸易。

3.加大金融对服务贸易发展的支持力度

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开发改进对符合国家宏观经济、产业政策的服务贸易企业的金融服务，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加快开发适应服务贸易企业需要的金融产品。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服务企业通过银行贷款、发行股票债券等多渠道筹措资金。修订和完善有关股票、债券发行的基本规则以及信息披露制度，要充分考虑服务贸易企业的特点。符合条件的服务贸易企业集团设立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应该优先得到支持和批准。各类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服务贸易给予货物贸易同等便利，改进服务贸易企业外汇管理，保证合理用汇。抓紧建立中小服务贸易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搭建中小企业融资平台，国家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和地方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资金，要给予服务贸易鼓励类企业重点资助或贷款贴息补助。加大技术引进和创新的政策性金融扶持力度，在业务范围内应积极开展涉及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贷款业务。保险公司在国家出口信用保险政策范围内，积极创造条件，为服务贸易出口项目提供保险支持。简化服务贸易对外支付手续，鼓励服务贸易企业境外投资。

4.加大财政对服务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中央财政和中央预算内投资在继续安排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和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的基础上，根据财政状况及服务业发展需要逐步增加，重点支持服务业关键领域、薄弱环节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和完善农村服务体系。整合服务领域的财政扶持资金，综合运用贷款贴息、经费补助和奖励等多种方式支持服务业发展。加大对部级软件出口基地和产业基地的资金投入。中央预算内投资要加大对规划内重点服务业项目的投入，同等情况下优先支持服务业项目。有关部门应利用现有渠道继续加大对服务贸易出口的资金支持。鼓励国外资本、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加大对发展服务贸易的投入，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通过多种方式筹措资金。地方政府也要根据需要安排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和引导资金，有条件的地方要扩大资金规模，支持服务业发展。

5.加大对服务贸易领域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

鼓励服务贸易企业实施服务品牌带动战略，培育发展知名服务贸易品牌，达到国家有关规定的和市场认知程度的，应将其纳入中央外贸发展基金等国家有关专项资金扶持范围。大力支持服务贸易企业开展自主品牌建设，鼓励企业注册和使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商标。鼓励服务领域技术创新，按照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抓好服务贸易、现代服务业发展共性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示范重大项目。建立一批研发设计、信息咨询、产品测试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一批技术研发中心和中介服务机构。对服务贸易领域重大技术引进项目及相关的技术改造应提供贷款贴息支持，对引进项目的消化吸收再创新活动应提供研发资助。在政府采购中，应优先支持采用国内自主开发的软件等信息服务，进一步扩大创业风险投资试点范围。探索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投入服务贸易领域知识产权交易活动，符合规定的应享受创业投资机构的有关优惠政策。鼓励服务业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不断进行管理创新、服务创新、产品创新。

三、抓紧建立和完善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工作

（一）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社会化统计体系

科学有效地开展服务贸易统计工作，为国家制定服务贸易政策提供数据信息服务。加快建立科学、统一、全面、协调的服务贸易统计调查制度和信息管理制度，完善服务贸易统计调查方法和指标体系，建立政府统计、行业统计、企业统计和社会抽样调查互为补充的服务贸易统计调查体系，健全服务贸易统计信息制度。建立中国服务贸易统计制度、建设中国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系统、权威统计数据和深入开展服务贸易统计分析，为国家制定服务贸易规划和政策提供依据。

（二）建设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系统

建设中国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系统，是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工作。要通过开展服务贸易进出口运行状况的分析，掌握服务贸易发展的总体趋势；开展分行业的国内外服务贸易状况分析，引导服务贸易结构及时调整和优化升级；进行企业发展和运行态势，及时调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确定新的政策选择；对于双边服务贸易和多边服务贸易的统计分析，把握服务贸易国别（地区）市场发展的重点。建立全口径、多层次的、实时的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其价值不在于数据堆积，而在于数据库的分析产品的生产。目前，商务部已经不定期服务贸易进出口分析报告、行业分析报告和国别（地区）市场分析报告等，对推动服务贸易起了很大作用，随着国内外服务贸易统计信息的收集、展示、预警、分析与构建基础性平台的建立，我国服务贸易统计工作规范化和制度化，服务贸易信息资源必将得以较好地开发与利用，为国家制定政策、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和国际交流与谈判提供数据支持。

（三）加快推进服务贸易政策透明化

建立更为完善和迅捷的服务贸易信息服务体系，使服务贸易政策透明化，是发展服务贸易的必要条件。建设和提高服务贸易指南网站的水平，为国内服务贸易出口企业和海外进口商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特别是适时公开、公布和解读服务贸易政策。应建立以国务院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驻外使领馆为主体的境内外服务贸易支持网络和服务支持体系，为中外服务贸易企业的交流合作提供信息服务和必要的政策支持。这些网络支持和服务支持体系，要向所有服务行业、企业和自然人公开，使在世界各地的服务贸易经营者，都能获取最新的和准确的政策信息。

（四）制定与国际接轨的中国服务贸易标准化体系

提高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必须抓紧研究制定符合国际标准和惯例的服务贸易标准体系，提高标准的整体水平和透明度。制定服务贸易标准，重在引导我国的加工贸易形成先进的经营方式、先进适用技术、管理理念和经验，要充分借鉴和利用境外在服务贸易中的经验和做法，加快形成服务贸易出口企业开展国际安全认证、质量认证、环保认证等标准。同时，鼓励企业从国际上获得更高标准的服务贸易资格，为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提出更高的目标要求。

经济贸易政策篇5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分析

1.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分析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合理性的理论的分析，具体来说就是指政府通过经济、政策、法律等手段对国际贸易中某一产业的战略性扶持，增强其竞争力，使其能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尽可能多的占有市场份额，从而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最终带动国家经济发展，增强政府财政收入造福于人民。传统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认为自由竞争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优选择，而这一理论在许多处于非完全竞争环境下的国家来说是一种假设，因为以当前经济发展态势他们很难在短期内完全实现的自由竞争市场。战略性贸易政策既是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合理性分析也是其实施的理论基础，作为不同于传统自由竞争的贸易理论的心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在这一领域有过深入研究的专家和学者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默许了政府对国外寡头厂商的战略性垄断，对本国寡头厂商的贸易扶持，通过实施进口壁垒等措施来促进本国的产品出口，对本国的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

2.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环境

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环境的分析首先要清楚的认识到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身就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在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的同时也是在对国外同类竞争产品设置“贸易壁垒”，这就有可能会使本国经济发展受到其他国家对本国经济同样的经济壁垒的打击。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环境从国内来看，要建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且满足不完全竞争的市场要求，针对具有较高的行业集度的产业实践政策，在妥善处理市场和宏观调控关系的国内经济环境中，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的预想效果才能对国内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效益；从国外环境来看，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环境中，本国企业能够突破重围，本身在其中就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同时需要适当的控制政策实施强度和政策选择机遇。

3.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从理论化角度分析，对本国的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无法比拟的。战略性贸易政策验证了国家政策干预的合理性，这就使得国家在本国企业经济发展需要时可以使用中庸的方式，通过经济、政策、法律手段的相互配合，培养产业中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行业，增强其在国际竞争中优势，促进国内优势企业、战略行业的发展，同时还能扩大本国某一产品市场份额，从而增加改过厂商理论和本国福利。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经济合理性

1.市场的非完全竞争

在传统的国际经济贸易中都是基于市场完全自由竞争和规模效益不变的条件下的，而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往往无法达到这种理想化的状态，事实上，市场往往是非完全竞争市场。与之对应的许多产品规模经济效应是随规模的增加而增长的，一个行业因为社会的报酬递增而获得外部经济效益，这种外部经济效益即使是同一产业的不同企业之间分布也是不均匀的。许多行业的规模扩大，其所带来的生产成本并不是与经济效益同比例增长的，这样一来企业的内部经济效益就得到提升，而这种企业内部经济效益的增加是完全可能和存在的，这就与传统贸易理论中市场是完全竞争与规模效益的理论相悖。

2.技术创新改变企业生产函数

R&D活动也就是企业的技术研究与开发活动，可以带来企业的技术创造与革新，从而改变企业的生产函数，最终提升企业经济效益。在企业生产中，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和对新产品的开发，会不断减低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对动态规模经济的阐述可以选取学习曲线这一方式。某一包含众多先进技术的产品，在其本身出产贸易过程中自然的就传播了它所自带的先进技术，这样就是“技术外溢”的现实例子。各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经济贸易和竞争，促进技术外溢的发生，同时也给各国技术改良与模仿的范例，这使得新技术的源发国家很难长期维持优势地位。战略性贸易政策也给各国的技术研究与开发以动力，新技术的开发每个想要取得较强的市场竞争力的国家和行业的共同使命，也促使技术开发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变量。

3.政府干预经济的重新定义

政府干预经济在国际市场上总是伴随着诸如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设置国际贸易壁垒、贸易保护主义等负面的影响的名词，也就是传统的市场自由竞争的贸易理论的“先入为主”，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政府干预经济政策有着不够全面、准确的认识。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定义是指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利用经济、政策、法律等多种手段对经济进行合理调控，以维持本国企业在国际国内竞争中的正常秩序，特别是遇到一些国际性的大危机时，政府的宏观干预经济能及时有效的减少损失；同时也能扶持国内战略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扩大其所占有的市场份额，最终造福于本国人民。政府干预经济积极效应的实现还需要政府具有强有力号召力和决策力。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应用

1.全球应用环境分析

当今国际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的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也促使国际经济转向为多边贸易，各国间的联系一日密切，经济交流和往来也进一步增多，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国外市场。但是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依然是不完全竞争，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和国际市场垄断竞争存在并将在短期内不会消失。正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存在，各国在传统贸易理论的自由竞争假设理论指导下不断培育能够长期有效维持本国经济利益的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战略性贸易政策正是对自由贸易政策最有性的 质疑和对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否定，也就是在当今的国际市场竞争格局下，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完善国际市场竞争结构是十分必要的。

2.战略性贸易国外应用实例分析

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有过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践，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十分平衡的，并且在国际市场上的受益分配也是不均衡的，所以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效益并没有达成共识。以美国为例，政府为促进本国农业发展，一方面通过R&D（技术研究与开发）活动对农业发展技术研究，同时对研发的技术通过农业机构广泛推广。对信息技术产业的科研投入和开发补贴，这些措施都为这一产业的市场竞争力的增强和国际市场所占份额的增加起到很大促进作用。同时美国政府充充分尊重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主动性，运用价值规律调节经济发展。

3.中国的政策选择及发展机遇

在国际市场上，能够占有较大市场份额具有较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产业或企业往往也是整个国家的支柱，是带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所以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也是影响国家经济稳定重要因素。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与各国的经济贸易联系更加密切，一个国家想要在国际竞争中独善其身几乎不可能，所以中国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应用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就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已具备相当的条件：中国人民的人均GDP在不断的增长，具有十分广阔的国内市场；通过技术研发、借助国际市场上的技术外溢等优势，在生产技术上也具有优势；并且像化纤制造业、大型运输设备制造业等产业的市场集中度也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总而言之，对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否具有经济合理性存在很多争议，本文虽然对其理论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但由于国际经济市场的格局十分复杂，具体大规模应用起来所产生的效果都具有不平衡和变动性。但是要清楚战略性贸易政策实际上是对传统贸易政策的发展和突破，而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传统贸易政策的纠结点就在于政府干预还是自由竞争更能促进经济良好快速发展。目前国际上一些成功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案例也是佐证其经济合理性。

参考文献：

[1]柳剑平，程时雄.中间产品、交易成本与战略性贸易政策[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

经济贸易政策篇6

【关键词】中国经济增长，减速，贸易政策

我国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到如今已经走过了三十多个春秋，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得到了世界的瞩目，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式也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中国的经济正式的与世界经济进行了接轨，中国的经济促进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也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连续数年成为外商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了，对外贸易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的支柱，它的发展为中国的经济腾飞提供了力量。然而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随着经济大潮的改变，进行着不断的调整变化，政策的变化对于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一、中国贸易政策的变化历程

从1979年开始，中国通过不断地改革逐渐的将计划经济体制转变成了市场经济体制，而我国的外贸体制也由计划经济外贸体制转变成了市场经济外贸体制。表现为：1、将外贸垄断制度打破，这包括外贸审批权的下放、外商投资企业拥有自营外贸权、工业部门的外贸专业总公司的成立、私营企业以及科研院所拥有自营进、出口权利等等；2、在加入WTO之前，中国就逐渐的开始降低关税来保护平均税率的水平，在加入WTO之后，关税的平均税率已经与其它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税率相持平；3、逐渐的取消了进口配额以及对于许可证的限制；4、中国的外汇管理制度为了配合外贸体制的改革也在进行着相应的改革。这些改革促使中国逐渐的建立起来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充分发挥着金融、关税、税收、汇率等经济杠杆作用的外贸体制以及外贸管理调控体系。

二、中国贸易政策的现状

从1978年开始到2012年结束，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提高了有数百倍之多，在全球的贸易地位也在不断的上升着，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第32位上升到了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在国际市场上很多重要的商品进出动中中国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世界贸易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外贸依存度的地位也一直居高不下，一个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反映着对外贸易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我国从2006年开始，外贸依存度有所回落，从67%（2006年）降到了50.1%（2011年），但是仍旧超过50%的外贸依存度体现着我国在积极的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竞争，中国的经济一直没有离开世界经济舞台，而且影响很深远。 对外贸易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部分，它的增长可以促进国民经济快速的平稳的发展，对于我国综合实力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

三、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

（一）针对对外贸易不平衡发展采取了相应政策。我国的政府对于对外贸易中的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并对此采取了一定的政策措施。

首先，积极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扩大内需，刺激国民消费增长。

其次，国家出台了很多扩大进口的政策，将进口付汇手续以及进口管理进行了简化，并降低了一些商品的进口暂定税率，提高了进口的便利程度，完善了进口体系。

第三、对出口退税进行了政策调整，降低、取消了很多高污染、高耗能商品的出口退税。

第四、对加工贸易予以禁止和限制类的目录加以修改，扩大了禁止类范围，从而促进了加工贸易的转型和升级。

第五、改变了自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的人民币兑换美元的变动区间收窄情况。

我国进行的这些政策的调整，符合了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需要，也推动了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平衡。

（二）面对经济增长减速，中国应该采取中性的贸易政策

综合世界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规律以及中国政府的相关方针，可以看出中国的对外经济战略调整的基本方向是持续的进行全面的对外开放，同时，以往的“出口创汇”的贸易政策目标也转变成了追求更加平衡的对外经济关系。有专家学者经研究认为，面对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现状，中国应该更适合采取相对中性的贸易政策，即“所有贸易政策、产业政策的综合效果是对一切可贸易产品的生产给予同等的激励，不偏不倚。”例如：实施更加宽松的进、出口政策，取消对外贸易对于进、出口数量的限制；培育更健全的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使经济主体可以享有自，商品、要素在国内可以自由流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科研事业，发展生产性的服务业和知识含量极高的现代服务业等等。

总结：

综上所述，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贸易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面对世界经济以及中国经济的变化，中国的贸易政策必须做出及时的恰当的调整，从而使经济与政策达成有机统一，相互促进发展。中国的贸易政策必须要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创新对外经济的工作思路，转变对外经济的发展方式，从而促进我国的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M] .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

经济贸易政策篇7

关键词：低碳经济；绿色贸易；政策转型

中图分类号：F752. 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2

一、引言

低碳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内外热点话题之一，主要的经济发展模式也逐渐演变为低碳发展模式。但是，理论界对低碳的经济研究范围还是比较窄， 没有对低碳经济理论进行系统研究。夯实理论基础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也是构建低碳经济理论体系的重点。经济学是要以造福人类为宗旨的科学，这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学的主流观点。低碳经济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资源环境经济学等相关学科密切联系。我们要汲取其相关理论成果，探讨低碳经济理论对经济学的影响。低碳理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是主要体现在提供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上、引导消费方式转变上、化解国际经济合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上。本文不仅从理论上肯定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有其理论来源并且提出中国未来低碳经济下绿色贸易政策的调整方向。

二、绿色贸易的概念及构成要素

（一）绿色贸易的概念

绿色概念是随着环境问题的严重而出现的。上世纪60 年代，绿色运动在西方兴起，1972年由西方科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家等人士组成的罗马俱乐部公布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对人类的发展困境提出警告：依照人类目前的发展方式，地球还有几十年的发展时间。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特别强调人类不能提前消费子孙后代的资源能源，不能提前消费储备能源，要确保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二）绿色贸易的构成要素

绿色贸易是指这样一种贸易形式：贸易中为了防止贸易活动破坏人们的生存环境以及身体健康从而采取的可持续发展的贸易形式。

绿色贸易需要实现贸易与环境可持续发展。观念是追求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的长远利益。基本准则：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综合考虑。

绿色贸易应包括一下几个要素：

第一，绿色原料和清洁生产。企业在所要生产的商品与生产是要使用的技术时，要尽可能的尽量减少环境污染，鼓励发展清洁生产；

第二，绿色消费和废弃物处理。在商品的使用价值利用完以后，要尽量降低对环境的破坏；

第三，绿色包装和绿色设计。在对产品进行包装时必须努力减少完成商品包装后残留的废弃物，力争对环境的污染达到最小。

第四，绿色服务。服务的过程中尽量减少污染。

三、低碳经济下我国构建绿色贸易体系的政策转型

（一）我国构建绿色贸易体系的必要性

能源、气候和环境问题日益成为焦点问题。世界各国正在逐步进入低碳经济时代，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国际贸易的影响变大。

改革开放30年的速发高速发展之后，我国开始采取措施推行产业升级、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推行降低能源消耗、发展绿色GDP等政策。绿色贸易思想，将是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对外贸易的主基调。因此，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实现外贸增长方式由高碳型向低碳型转变，已经成为我国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

（二）我国构建绿色贸易政策转型的措施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片面的环境保护观点和贸易保护观点的立场都站不住脚了，绿色贸易措施的解释逐渐趋于中性。综合有关各方的观点，笔者坚持“中庸”的立场。认为，绿色贸易措施是指采取的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生态和谐的各项政策措施国际贸易的目的是生态和谐具有限制作用。绿色贸易措施是各国根据其具体情况而采取的具体政策手段，根据绿色贸易措施的性质，可分为三类：其一是为环境目的所采取的直接管理措施，如环境标准、卫生检验检疫措施等；其二是自愿的与产品相关的环境措施，如环境标志、环境管理体系（15014000）、绿色包装等；其三是类似于环境税、排污权交易等经济性的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影响到生产销售和消费这三大环节而且对对外贸易产生了直接性的影响。

在“低碳经济”大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想要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就必须先解决现有问题，构建绿色贸易体系。具体战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开展：

1.加大循环经济的发展力度、积极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务实发展低碳经济

循环经济是经济与资源消耗协调、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系统，也是我国企业出口增长模式向低碳模式转变的主要方向，应鼓励企业积极采用新材料、新技术，开发自主知识产权，提高产品附加价值。

2.以技术创新推进低碳贸易的发展

我国如果想要在国际市场上获取领先地位就必须大力发展低碳技术、开发新型低碳产品。为此，我国政府可以与山东各高校联合成立山东低碳经济技术研究中心。大力发展节能技术、低碳和零碳能源新技术等。这些都是发展低碳贸易的基础。

3.积极探索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应对新型低碳贸易壁垒

2009年世界银行对外公布了全球碳市场的市场价值高达1440亿美元，考虑到目前的经济发展趋势，低碳市场的潜力非常大。但是要与国际接轨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碳交易涉及政策、交易平台、政府和企业各个方面的利益，需要长时间的探索。国内目前虽然已经建立了10多个环境类交易机构，但还没有真正进行碳排放交易。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先搞试点还是很有必要的，在火电、化工、炼油厂等企业试点，强制企业因过渡排放污染物承担责任。

4.建立低碳金融体系

低碳金融体系的建立是发展低碳经济的一个重要保障。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研究：第一，加大“低碳信贷”的支持力度。第二，扩大“低碳”外贸企业的投资规模。第三，我国政府应努力为减少碳排放和低碳技术开发的出口企业提供资本支持。

5.着重开发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和服务密集型的产业，优化传统产业，促进服务贸易尽快由高碳模式渡到低碳模式

综合考虑全球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国际市场需求前景、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潜力以及对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等多种因素，应大力推进三大新兴服务业的快速成长，包括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和文化产业；稳固提升两个生活服务业，即居民服务业和餐饮旅馆业。

6.完善预警防御机制，积极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各种摩擦、冲突

我们也应该关注新的国外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政策的主要贸易伙伴，调整和变革措施，及时收集新型低碳型贸易保护案例，加强预警信息和出口风险的。提高贸易摩擦应对能力。

7.优化出口贸易产业结构，促进贸易转型升级，加快开发新型贸易市场

近年来，我国重化工业发展迅速，高碳产品在出口产品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不利于我国减少碳的排放量。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优化结构。降低高碳产品在我国出口产品中所占的比例，增加低碳产品的比例。加快对外贸易的发展，提高对外贸易的规模、金额。贸易形式的多样化转变，对传统的贸易形势进行转变。在保持原有贸易特色的同时，对生产过程要求更加严格，强调低碳生产。贸易市场多元化是我国发展对外贸贸易的必经选择，也是低碳背景下的必然要求，所以我们要加快市场开发，加快贸易政策的转变。

参考文献：

[1]孟德凯.关于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若千思考[J].管理科学文摘，2007.9.

[2]徐华清.中国能源环境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8.

[3]郑永红，梁星.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对策和建议环境经济[J].环境经济，2009.11.

[4]庄贵阳.气候变化背景下的中国低碳经济发展之路[J].绿叶，2007.8.

[5]姚德文.低碳经济模式下的产业发展新路径[J].经济参考报，2009.11.

经济贸易政策篇8

残酷的现实：

传统工业化引致环境问题，而工业化国家借助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主要靠污染产业转移，在全球范围内扩散了环境污染

考察人类环境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工业化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文明历程，但也是引致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尤其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在启动人类飞跃发展历程的同时，也引爆了人类环境问题的炸弹。最初震惊世界的以伦敦烟雾事件为代表的“”环境灾难性事件，就是工业化国家传统发展模式引致环境污染的写照。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快速发展，使得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得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不仅包括劳动力、资本，而且包括自然资源与环境容量资源。因而，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带来的环境问题，也随着经贸全球化而从工业化国家扩展到全球范围内。

由于市场失灵问题在全球层面的存在，同时发展中国家拥有发展工业化的需求，尤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环境与贸易管理体制与标准的差距等诸方面原因，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工业化国家污染产业，向环境要求最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动力和势差，同时，也铸成了环境污染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的铁的现实。

从2000年和2004年世界主要区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产业构成看，高收入的工业化国家都是以服务业（70%以上）为主的经济结构，而拥有优良的环境质量；低收入国家的第一产业（近30%）占很高比例；而只有尚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中低收入国家第二产业比例（35%以上）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并正面临着严峻的环境挑战。我国尤其明显，2004年第二产业占46%；而经合组织（OECD）国家2004年服务业占其GDP比例达到72.5%。

据有关估算，工业化国家大约80%以上的污染物，是依靠经贸结构调整而转移出去的，而仅有约20%是靠提高资源环境效率来实现的。因此，工业化国家主要靠污染产业转移和进口资源环境密集型产品，来满足其国内市场需求，促进经贸结构转型，达到节能减排改善环境的目标,而其自身资源环境效率提高对改善环境贡献率不大。

环境问题与工业化发展方式或经贸结构存在高度一致性。即污染物主要来自经济结构中的污染产业及其低下的资源环境效率。因此，调整经贸结构和提高资源环境效率，是节能减排和改善环境的根本所在。

主要工业化国家经验：

合理的资源能源与环境定价、汇率、贸易措施，是工业化国家促进经贸转型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节能减排的具体而成功的政策手段

日本

及时抓住能源危机与日元升值的契机，成功实现经贸结构转型，并由此基本解决由传统工业化带来的环境问题

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与80年代日元升值，是促成日本经贸转型的最重要契机。日本正是及时抓住这一契机，成功实现经贸结构转型，并由此基本解决由传统工业化带来的环境问题。

随着能源危机与日元升值，日本出口急剧下降，尤其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产品，几乎就不生产、不出口了。重化工产业，要么大幅度提高资源环境效率，要么转移到环境标准低的其他区域。如先是亚洲四小龙，进而向我国转移。而日本本土仅保留研发与市场销售部门。因此，促使日本经济结构，从纺织、重化工、钢铁、水泥等工业，逐步转向建筑、银行、证券、卡通、娱乐业等现代服务业。日本经贸结构转型的成功，带来了环境污染排放的大幅度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环境质量逐步得到显著改善，原本受到污染的大气、河流、土壤等得到了休养生息，并逐步恢复了原有的生态功能。因此，污染产业转移和资源环境效率的提高，成为日本环境大大改善的必要前提。

德国

把握马克升值，并借助于“结构调整”，化解其贸易顺差的同时，间接地转移了污染产业，并逐步而有效地解决了其环境问题

与日本类似，“二战”后德国也曾经历了快速经济增长和庞大贸易顺差以及不断恶化环境的历程。为了化解巨大的贸易顺差并解决环境问题，当时西德政府采取了所谓的“结构调整（Structure adjustment）”政策。

在高额顺差刺激和推动下,德国马克均出现资产的重估和升值。德国马克逐步升值的过程，也是污染产业不断转移出境、重化工产品出口不断减少的过程，以至于原来作为传统重化工产品基地的德国，已开始大量进口重化工产品。如，从中国进口焦炭、生铁以及化工原材料。其直接显著的环境效果，是原来被严重污染的莱茵河、易北河现在重新恢复了生机。德国是为数很少的几个《京都议定书》附件一国家，现在已经接近议定书规定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美国

鼓励发展信息经济和提升服务业比例，促进经贸结构转型缓解环境压力，但却一直延续着高消费发展模式，并承受着消费环节所产生的环境问题

美国环境容量比欧洲与日本大，其经贸结构转型的重要手段，是借助于市场机制，鼓励发展信息经济，提升服务业比例。如，在美国西部硅谷申办一家公司只需要一美元的注册费及若干小时就可注册成立新公司。特别是信息产业、生物技术，近年来取得了长足发展。目前美国服务业占GDP比例达到76%。

美国还充分利用其美元作为主要外汇储备货币的地位，在国际范围内开展投资证券保险业务，金融业成为美国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摩根斯坦利、美林、花旗，还是纽约证券、纳斯达克、芝加哥期货市场，都是国际金融界屈指可数的有重大影响力的重要机构。

此外，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导致了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鼓励大量进口廉价的资源环境密集型产品，鼓励高消费。进口制造业产品实际上隐含着污染外包，使得美国本土避免了很多污染。估计表明，如果美国进口产品在本土生产，则美国至少要增加1/3以上的碳排放。

美国鼓励发展信息经济、提升服务业比例以及大量进口廉价资源环境密集型产品，是促进经贸转型和缓解环境压力的成功经验，而推行高消费发展模式，使美国在总量和人均量上成为全球最高的碳排放大国，这则是深刻的教训。

未来取向：

尽管主要工业化国家自主性地直接采用用于环保目的的贸易措施不多，但在当今经贸全球化和国际资源环境大循环的新态势下，贸易环节拥有促进经贸转型实现节能减排的不可忽略的政策空间

随着经贸全球化的纵深发展，贸易手段亦应是当今促进经贸转型节能减排不可或缺的重要抓手。以下国际贸易案例，已展示出贸易环节，拥有促进经贸结构转型和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不可忽略的政策空间。

(1)鼓励进口资源环境密集型产品

出于保护本国环境的目的，工业化国家鼓励进口资源与环境产品。如，美国封存本国油田而大量进口中东拉美的石油；日本长期以来形成了进口东南亚木材而保护本国森林的政策；德国进口中国的钢材取代本国钢铁企业的产品。

(2)鼓励海外投资建厂转移本国高耗能高污染产业

为了保护本国环境，工业化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鼓励企业到海外投资建厂，将本国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转移出去。例如，日本在我国秦皇岛等地投资兴建了水泥厂，松下索尼将其制造业部分转移到我国以及其它东盟国家而将市场与研发部留在其国内。

(3)禁止、限制对本国环境有害的产品进口

禁止、限制对本国环境有害的产品进口，一直是各国保护环境的必然要求。尤其工业化国家，借助于环境管理优势，以环保名义或借口，采取进口限制措施，构筑绿色贸易壁垒，同时间接地调整了经贸结构实现节能减排。如2000年9月巴西以“国际贸易部长令”方式禁止翻新轮胎进口。

(4)征收出口环节资源、能源与环境税

为了不使本国资源外流太多，一些国家征收出口环节的资源、能源与环境税。如，俄罗斯对出口石油天然气征收出口税。有些国家对某些资源环境敏感产品，通过运用出口许可证、出口配额以及企业环境行为审核等手段，实行出口限制或禁止出口政策。

启示与机遇：

工业化国家经贸转型实现节能减排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警示作用。在我国暂时还不具备调高能源与环境价格、允许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运用绿色贸易措施，促进经贸结构转型实现节能减排，就显得尤为必要和急需

“十一五”以来，根据国务院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各部门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遏止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过快增长。尤其中央财政2007年235亿元和2008年418亿元用于支持节能减排工作。《中国环境的危机与转机（2008）》指出，2007年中国节能减排初见成效，呈现重要下降“拐点”。

但从总体上看，节能减排的推进力度和速度不平衡，主要表现节能与减排的目标不协调，存在节能不减排、减排不节能现象，企业推进节能的动力和力度大于减排，节能减排任务依然艰巨。

尤其我国长期以来出口导向粗放型贸易增长方式，引致贸易价值量顺差，并孕育着巨大的贸易的资源环境逆差或代价。

目前节能减排政策已成为我国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控制外贸顺差过大的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期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控制“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加快转变贸易增长方式的节能减排贸易举措，已取得一定进展和初步效果。但从政策的作用范围、作用点、作用力度、协调性、稳定性看，还存在着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具体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应着力填补贸易政策中相关有利于环保的政策等缺位。

目前所采取的和环境与资源相关的贸易措施，如对“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限制，双高名录等措施，对于节能减排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仍然存在着一些有利于环境的贸易措施的缺位，有待于在今后政策制定过程中予以考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两高一资”产品的名录范围不够宽，以考虑节能为主，对于减排考虑不足；特别是对于水污染物（COD）减排考虑缺口更大；

第二，所确定的退税减免、临时出口关税的力度不够大，还不能起到应有的扭转和控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的作用；

第三，以限制为主，相应的鼓励性政策配合不足；在管理上，应当分设禁止、限制、允许和鼓励等分类措施，区别对待；特别是鼓励有利于环保的产品和服务的贸易措施不足。

2.减排目标在分解给地方政府的同时，也可以考虑给贸易部门和行业部门分解相应的减排指标。

从政策的作用对象看，我们已经认识到应该从管理企业到管理行业和产品，从管理生产到生产、消费、贸易等全过程管理。因此，从政策目标的分解上，也应进行相应的调整，减排目标分解给地方政府的同时，可以考虑给贸易部门和行业部门分解相应的减排目标，以达到全社会各部门各行业为减排目标而共同行动的政策目的。

3.“走出去”的过程中，帮助投资目的地国家建立适当的环境管理体系，使我国对外投资在环境方面合法化。

经济贸易政策篇9

人民币升值问题凸现贸易政策调整的紧迫性

从形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来源来看，至少包括以下方面因素：

人民币汇价的定位

迄今为止，我国人民币的汇率一直采用与美元单一挂钩的政策，美元的相对贬值，同时导致了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相应贬值。从理论意义上看，人民币汇价的定位，并不在于人民币汇率当前是升值或贬值，而是人民币汇率的确定是否具有合理的形成机制。这里的困难在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不是由我国国内市场的供求关系所决定，而是由我国央行主导的模拟性外汇交易市场来确定。如果要使人民币汇价通过市场机制形成，意味着外汇市场的放开、现行结汇售汇政策的变化、国家外汇储备体系的改革、乃至整个银行体系的重构等一系列制度的重大改变。显然，根本改变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因而，其他国家对人民币汇率定位的不满，将在一定时间里困扰我国汇率政策的制定。

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

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贸易增长缓慢，近几年我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使中国的贸易增长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从实际情况看，当前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主要是由在华的海外投资企业、特别是在华跨国公司的加工贸易所推动的。

中国FDI的稳定增长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FDI累计达到了4900多亿美元。尤其在2002年，中国的FDI超过了美国，排名跃居世界的首位。中国FDI的稳定增长，意味着国际资本持续不断地流入中国，这一稳定增长的态势与有关国家相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

长期以来，我国对美国一直保持较大的贸易顺差。由于美、日等国是我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这使我们在处理此类问题时，会经常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

在笔者看来，人民币升值压力问题的实质在于：产品以中国大陆为原产地的国际竞争力优势，使国际经济资源向中国大陆的大规模集中，并由此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主要发达国家试图通过人民币的升值，改变国际经济资源对中国的配置流向，来避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枝独秀。

很显然，人民币的升值压力问题具有极其复杂的国际经济背景。鉴于该问题直接起因于贸易，且主要通过贸易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尽快调整我国现行的贸易政策，从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综合处理开放环境下所面临的对外经济矛盾，已成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制约贸易政策调整的主要因素

在笔者看来，以下客观因素直接制约着我国贸易政策的调整：

“入世”后我国必须履行的有关义务

作为WTO的正式成员，我国将在近几年内基本确立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整个宏观经济管理体系需要重新调整。就贸易管理而言，不论是关税政策、进出口政策，还是市场准入、投资政策以及有关经济开放的各项政策，都必须基本符合WTO的有关原则。其中，尤其是非歧视原则下的国民待遇、公平竞争与贸易、贸易政策的透明度等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我国贸易政策调整的基本取向。

确保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作为国家整体经济政策组成部分的贸易政策，必须服务于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这一总体经济发展目标。这一总体目标内在规定了我国贸易政策的形成基础。不论是贸易政策的制定或调整，确保本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总是第一位的。经济开放本身只是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通过改革开放，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制定贸易政策，实际就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形成能为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贸易伙伴所接受的有关政策体系。

作为贸易大国需要平衡的国际贸易关系

近几年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一方面有力地拉动了经济的总需求，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但另一方面，却使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问题过早地突现出来。在经济的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之时，因贸易的迅速增长而引起的贸易冲突加剧，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相当不利。因此，现行贸易政策的调整必须适当保留贸易平衡政策运用的活动余地。我们认为，伴随我国贸易地位进入世界前列，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将不得不花费相当精力应付贸易冲突带来的贸易平衡问题。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贸易政策调整的路径依赖

调整贸易政策意味着相关政策管理体系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原有管理体制的改变。这里的问题是，改变原有政策协调机制所带来的协调成本增加，是否使调整后的管理更富有效率。建立开放经济下的贸易综合管理体系是大势所趋，但新的协调机制的有效作用客观上是存在着一定的路径依赖问题的。换言之，现行贸易政策的调整，应具有一定的连贯性或继承性，尤其是贸易政策的改变，如何与其他相关政策的衔接配套。要尽可能避免因贸易政策的变化而引起整个宏观管理政策体系运行效率的降低。这方面，有机地融合现有的相关政策体系，是使新的内外贸易一体化综合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重要保证。

现阶段贸易政策调整基本取向

关于贸易政策的体制约束问题

这一问题直接涉及到我国今后贸易政策的基本方向，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我们看来，加入WTO之后，意味着我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将会逐渐实现实质性转变，绝非单纯意义的国际组织进入问题。成为WTO的正式成员后，客观上规定了今后我国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必须符合WTO要求的体制框架――市场经济体制，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在整体上能与世界通行的国际惯例接轨。这在本质上意味着，我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形态是朝着现代市场体制的方向发展。因此，“入世”后我国贸易政策的基本取向必须充分体现这一体制转变的发展要求。这种转变可以具体体现为以下方面：贸易政策重心的转移，即从侧重政府宏观外贸战略朝侧重微观主体发展方向转移。贸易政策基础的转变，即由传统的比较优势为基础逐步向以竞争优势为基础转变。贸易政策管理方式的转变，即由以往的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为主转变。贸易政策作用范围的改变，即作用范围由过去单一的外贸领域向整个流通领域延伸。这意味着贸易政策将更多地注重我国内外市场的融通、内外贸易的统一。贸易政策作用方向的改变，即由过去侧重于贸易限制向贸易促进转变。

关于贸易政策的基点问题

我们认为，尽管从大的调整方向上，新的贸易政策要符合WTO的体制框架及其有关原则是明确的。但是，现阶段我国贸易政策的基点，客观上是存在着一定的选择的。这就是：我们到底是按严格履行中国“入世”的有关承诺，还是以符合WTO有关原则的基本精神为界，来制定我国今后的贸易政策，这是问题的焦点所在。

众所周知，一国实施贸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旨在保护本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促进本国与外国之间的贸易发展。贸易政策本身具有双重目标，当现实经济中两方面并不发生冲突的时候，贸易政策的实施，意味着双重目标的同时实现。但如果实施过程中两方面存在摩擦及严重冲突时，就必须对其中的一个目标进行修正，以保证贸易政策的有效实施。在我们看来，贸易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保证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一国贸易政策是倾向于保护或开放，或是中性的，根本上取决于该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对此，我们绝不能本末倒置。贸易政策本身就是政府对贸易自由的干预，它的制定与调整，必须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和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否则，贸易政策很可能失效或产生扭曲作用，丧失其自身的价值。

显然，现阶段贸易政策的调整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不是某单一因素所能决定的。贸易政策既要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也要服从国家利益的客观要求。在我们看来，现阶段贸易政策的制定，既不能依据单一自由主义的原则，亦不能依据单一的民族主义原则，而是符合国际经济规则的、综合体现本国根本利益的、并具一定国际意义的贸易政策。当今各国贸易政策的发展，有明显的趋同现象。经济全球化正在使各国国内政策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对原有的国家主导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作为世界经济重要力量的中国，其经济政策（包括贸易政策）不可能不体现国际经济环境发展变化的要求。

现阶段的对策思考

尽快建立内外经济融通的综合性贸易管理体系

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使大型跨国公司能够实现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我国传统的贸易壁垒手段，已经无法限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纵深发展。为了确保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单一的外贸外经管理体系，必须根本上转变为内外经济融通一体化的综合管理体系。

制订促进国内优势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政策体系

目前，推进我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已经相当紧迫。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大力促进国内优势企业的海外扩展。在这方面，具体可在国外市场进入、国外市场的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等环节予以切实的政策支持，形成系统的贸易促进政策措施。

充分发挥企业中间组织的积极作用

通过企业间自律组织的作用，一方面可规范国内市场秩序，避免政府干预市场过多之口实；另一方面，又能以民间组织形式协调国内产业或企业的利益，利于减少倾销行为；同时，也为我国将来实施WTO的保障措施条款奠定组织基础。

建立有效的市场运行监控体系

一方面，需要建立相对完备的有关市场开放的法规体系和组织机构，在公开性、透明度原则基础上，规范国外资本的市场准入；另一方面，尽快制定开放经济下宏观市场运行的预警体系，从动态上有效监控我国市场开放的运行。这方面，不论是倾销和反倾销的应对，还是贸易、资本流动的异动监控，都是非常重要的。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与我国的“入世”，客观上使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已经现实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参考资料：

1.文贯中、郑志海等，《WTO与中国：走经济全球化发展之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00年年会文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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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珏，《战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

6.强永昌，《战后日本贸易发展的政策与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7.江林，《世界各国（地区）现行贸易政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

经济贸易政策篇10

一、国际贸易政策理论与现实

国际贸易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交替发展的历史。一国不同时期采用的贸易政策，往往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和政府的政策目标：当一个国家经济稳定增长，贸易交换的商品具有比较优势，并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时，就会倡导自由贸易政策；而当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分工地位及其利益与工业化发展之间出现矛盾时，必然转向保护贸易。

自由贸易政策主要基于传统的比较利益理论，并随着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的不断深化发展和层次上的变化而产生了新的理论基础。如从需求角度解释贸易发生的重叠需求理论，从供给角度的规模经济、差异产品和不完全竞争来阐述的国际贸易新理论等。而保护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首先取决于政府要保护的目的，其理论基础包括早期的重商主义、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凯恩斯的超贸易保护观点，以及在新的市场竞争条件下的战略性贸易保护理论等。其次，根据政策目标选择适当的政策措施。由于全球贸易自由化发展的趋势，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对各国实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明显抑制作用，当前新的贸易政策措施层出不穷，并成为实现政府政策目标的工具。最后，这些政策措施实施的效果是否达到了政府的政策目标，从而成为继续或将来实施的依据。

我国改革开放至今，对外贸易经历了由国家统一经营、国家管理经营到放开经营的过程，贸易开放程度和自由化程度在以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推动下不断深化，但是，国际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却在自由化进程中更加激烈。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和地位的提升，一方面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拉动了经济的总需求；另一方面与我国主要贸易对象――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凸显出来，而这一变化是与我国改革开放后不同阶段的发展水平和采取的政策调整分不开的。在我国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之时，因贸易的迅速增长而引起的贸易冲突加剧，势必影响到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因此，当前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必须注意保留贸易平衡政策运用的空间。

二、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阶段发展及其效果评析

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离不开我国改革开放总体经济发展的背景，同时又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与外贸体制改革的进程息息相关。

(一)国家统制下的开放型贸易保护政策

改革开放初期到90年代初，我国在沿袭建国后进口替展战略的同时，提出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主要采取的是“奖出限Jk"的政策，这与当时我国经济发展基础和对外开放面临的外部环境是相适应的，也符合国际贸易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发展的“中心一”理论的观点。实施促进国内工业发展的贸易保护政策措施主要是关税，以及进口许可证、外汇管制、商品分类经营和国营贸易等较严格的、传统的贸易措施。伴随着我国外贸体制实践中的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下放部分外贸经营权、开展工贸结合、取消财政补贴等改革进程，采取了放宽外汇管制，实行出口退税政策等一系列配套措施，为外贸企业自主经营创造了外部环境，为对外贸易的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该阶段采取了动态的、有条件的贸易保护措施，倡导的是国家统制下的开放型贸易保护政策，结果促进了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鼓励和扶持了一批出口型企业，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大批工业项目建立了我国的出口生产体系，形成了我国明显的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商品进口的贸易结构，体现了比较优势行业和产品贸易的发展。但是由于政策实施上的不平衡，我国东西部贸易发展差距较大，外资政策与外贸政策的不配套，冲击了一般贸易下的设备进口，甚至造就了一些假合资企业。同时设备的引进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导致较先进的设备闲置，浪费了宝贵的外汇。

(二)贸易自由化倾向的过渡型贸易政策

进入90年代到我国人世前，是我国对外贸易全面深化改革、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时期。该时期我国经济提出了“外向型”发展和“国际大循环”战略，为此国家外经贸部提出“大经贸战略”和“科技兴贸战略”。该时期对进口管制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在进口方面，1992年开始按照HS编码协调制度对225个税目进口税率下调，减少和取消配额和进口限制等非关税壁垒，以及实行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等；在出口方面继续实行出口退税制度，成立中国进出口银行专门扶持企业的对外出口，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等。特别是1994年外汇并轨制为代表的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对外贸企业实行统一的结汇制、减少进出口数量限制、鼓励企业所有制的多元化、加强出口退税制度等，理顺了连接国内市场价格体系与国际市场价格体系的通道，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到2001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5097.68亿美元，大约是改革开放初期1987年(206.4亿美元)的24.6倍，是1992年(1655.3亿美元)的三倍。确立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以及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为我国成为国际贸易大国奠定了基础。

该阶段由于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取向，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倾向于贸易自由化的过渡型贸易保护政策。尽管政府实施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与开放之初的政策目的有所不同，但仍然受古典重商主义观点的影响，重点鼓励出口创汇，甚至不遗余力地从事亏损出口创汇。结果长期的、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在给中国带来发展经济、引进技术所需的雄厚外汇资金的同时，“中国制造”的优势也给中国“制造”了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此外还存在出口贸易方式和结构的不平衡。加工贸易、代工贸易比重和出口中外资所有制比重上升的结构，实质上是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进行资源配置进行的全球生产链的转移，中国处于全球低端生产环节，固化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低端

产品的比较优势；刚性的出口收汇任务与国家资源收购方法之间的矛盾，引发了外贸经营者之间对国内货源的争夺；优惠政策倾斜的目的与实施对象的矛盾。由于国家鼓励多创汇，原有专业外贸公司或国营外贸企业实力强，仍是受惠主力，与优惠政策扶植我国私营和民营等外贸新生力量的初衷相悖。

(三)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政策

加入WTO以后至2007年，我国面临着加入WTO后如何推进外贸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和内外贸一体化的变化，为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以及我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变化，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强经济安全成为新时期中国外贸战略理念的核心。对外贸易政策目标以构造有利于经济均衡发展的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的持续升级、推动中国经济在适度内外均衡基础之上高速发展和对外贸易由静态比较优势向动态比较优势转移为重点。尤其是WTO非歧视原则下的国民待遇、公平竞争与贸易、贸易政策的透明度等，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我国贸易政策的基本取向。因此，我国采取的基本是相对较低的保护与温和的出口鼓励政策相结合的措施，即运用关税、反倾销、反补贴、反垄断、保障、政府采购等措施对国内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实行动态的、以扩张出口为目标的保护；运用低估汇率、调整出口退税和补贴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出口鼓励措施。人世后我国的对外贸易地位急剧上升，2004年进出口总额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1547.4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第三大贸易国，短短四年后，即使在金融危机开始影响下的2008年，全国进出口总额达25616.3亿美元，是人世时(2001年)的五倍，是改革开放时(1987年)的一百二十多倍。

该阶段“人世”的要求决定了我国贸易政策的基本取向，要体现社会经济形态向现代市场体制转变的发展要求，具体体现在贸易政策重心的转移，即政府从侧重宏观外贸战略向侧重微观主体发展方向转移，实施有管理的自由化贸易政策。而现实中我国与贸易国的摩擦却并没有因为入世后自由化进程加快而有所减少，相反我国遭遇了更为频繁的贸易纠纷，在我国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之时，因贸易的快速增长而引起贸易冲突的加剧，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必然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调整现行贸易政策、保持贸易的平衡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成为新的经济形势下面临的长期问题。

三、新时期对外贸易政策导向与对策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加入WTO最主要的目的，是利用加入WTO的机会熟悉运用其中的规则，保护和发展本国产品的对外贸易能力和自己的民族工业，而不是单纯强调对WTO承诺的兑现。WTO赖以建立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比较利益理论是有利于世界贸易发展的，但是其有效实现必须有一个基本前提，即参与贸易的各国面对的竞争条件应是平等、公正的。而现实中的国际体系和国际分工，存在着强权政治和霸权体系，国际关系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在这种体系中，国家实力和地位始终是本国、本民族最大经济利益的可靠保证。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坚实的工业基础，不但不能使国家变得强大，而且很难保持政治统一和国家权力的独立地位。从国际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对外贸易实践来看，在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上无不利用了重商主义学派的观点，也为像中国这样的还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政策取向。

(一)贸易政策中性化趋势中的适度保护政策

我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增长和经济地位的提升，引发了发达国家与我国贸易摩擦的不断加剧。我国出口额的增长率自2005年至2008年不断下降，但2009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出口总额首次居世界第一位。与此同时受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贸易保护更加严重。根据世界银行监测统计，从2008年10月到2009年2月，各国政府提出的与贸易相关的提案有78例，其中66例涉及到贸易保护，高达84.6％，而在66例与贸易保护相关的提案中，已有47例被执行。其中发达国家在最终执行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措施上的比例高于发展中国家。面对危机时期贸易保护的升级，我国与贸易对象国特别是发达国家贸易摩擦的加剧，以及我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存在的问题以及所处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关系，决定了我国应在中性化趋势中进行适度保护的政策取向。

我国面对贸易争端如果采取简单的贸易报复措施，引发贸易战是不利于自身发展的，但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对本国幼稚产业实施保护，是有充足的理论依据的。因为一国贸易政策是倾向于保护或开放还是中性，根本上取决于一国经济发展的状况。我国人世后的贸易自由化道路的选择以及实施开放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定了对外贸易政策的目的强调促进结构的转变、进出口政策作用力的相互抵消，使总体的贸易制度走向中性化。但是一个国家的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必须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市场机制和国际环境的有效作用，货币、贸易政策以及其他经济手段是达到这种目的的工具。但问题是对“幼稚产业”的选择和判断应避免出现最终演变为保护落后产业的失误。因此，采取的保护政策必须注意以下的问题：一是扶持的范围必须是具有未来发展潜能的，达到保护是为了日后不需再保护的几个行业，因此所选定的行业必须有利于国民经济结构的提高，并且存在显著的关联效应、学习效应和动态外部效应；二是应该明确保护或扶持的时间，对被保护的企业和行业规定限期；三是扶持目标，定位于能成为国际市场最主要的竞争者的这些产业，通过整合的方式提高大企业间高强度的竞争，以竞争促发展；四是政策手段不强调贸易保护，而主要是通过国内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组织政策等加以规范、诱导和扶持。例如，可以考虑把汽车、半导体、数控机床和飞机工业列为幼稚产业，扶持时间定为今后的“XX个五年计划”，并对扶持目标和任务进行详细分解。

(二)扩大内需、以进促出，保持经济可持续和稳定发展

2007年我国GDP总量(按当时价格计算)为2.49万亿元，经济规模居世界前列，预计到2010年，我国GDP总量将比2000年翻一番，届时我国大国经济体的特征将进一步显现，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容忽视。考虑到经济发展潜力、人口规模、市场规模，我国的经济增长比较趋近于大国的经济模式，应更加强调内需的作用。同时，面对当前对外贸易不确定性因素，合理化解高外贸依存度带来的潜在风险，提高本国经济抵御外部经济风险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也需要依靠扩大内需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和可持

续发展。

有关我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可借鉴我国主要贸易市场的经验。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中，是在通过税收政策基本解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并且创造了“中产阶级”以后，才达到提高“内需”的目的，而这种“内需”又推动发达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时，就是依靠巨大的“内需”使美国经济长期繁荣，直到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为止。相比之下，中国没有利用对中国投资的外商通过征收大量税金来缩小外商与中国平民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甚至也没有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及其管理人员征收大量税收，以解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如果中国能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帮助大量相对贫穷的消费者提高收入，尤其是帮助中国消费者减少在“医疗、住房、教育”三方面的巨大支出，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基本可以得到解决。

另外，我国经济增长应依靠要素供给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这些要素的加强有赖于我国的进口结构和质量，因为进口中的先进设备、先进技术和战略资源，虽然不会直接对GDP总额产生作用，但将促进科技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集约化增长，从而提高GDP增长率和提升产业竞争力。利用充足的外汇储备进口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科学的管理，并注重消化、吸收和创新，增强本国产业和产品国际竞争力，可以“以进促出”，保持适度的国际贸易收支顺差作为促进中国外贸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支撑条件。

(三)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减少贸易摩擦

面对经济危机每个国家都在寻找各自的出路。美国强烈要求中国减少外汇储备，改变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实施进出口平衡政策。而这一政策却使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陷入两难：一方面实施进出口平衡政策，会造成出口受阻、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从而引发银行出现大量的呆账坏账；使国内的总供给能力大于总需求，从而产生与经济危机类似的产能过剩问题。另一方面如果不实施进出口平衡政策，“4万亿计划”又可能引发通胀问题，从而加剧被美国套住和承受外汇储备大幅贬值的可能。因此，应当转变当前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优化对外贸易结构进行进出口平衡，减少贸易摩擦。

从贸易结构来看，应逐步改善商品结构单一、技术含量低的现状，加大研发投资的力度和重视程度，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推进产业结构升级；通过调整和完善出口税收、加工贸易等政策，改变贸易方式中加工贸易大部分处于低附加值、价值链低端的局面；我国对外贸易区域的结构性问题恐怕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改变，要想减少贸易市场过分集中带来的威胁，需要加强内需，扩大国内市场来分散风险；针对长期以来大多出口产品采用贴牌的生产方式，鼓励企业品牌发展战略；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对环保节能型产品的出口给予优惠政策；规范出口竞争秩序和行业自律，稳步推进对外贸易秩序的法律法规建设，加快建设外贸信用体系。同时应协调利用外资政策，调整外商的投资结构，减少外商低端制造业的投资，限制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大的外资项目，提高外商投资的质量；取消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缩小民族产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差距和资源配置的不平衡性，减少国家财政收入流失，增加政府调控资源配置的能力。

另外，政策措施应注意加强针对性。例如，美国轮胎特保案对我国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存在国家干预不当问题。对于在国际上容易引起纠纷的传统优势产业，出口退税只要达到使出口产品以不含国内间接税的公平价格参与国际竞争即可，避免出口企业以退税作为压低报价的“优惠鼓励政策”，从而避免国外进行反倾销的可能。二是上述提到的国内外市场不统一，存在国家干预的缺位问题。目前出口市场的信用体系畅通，而国内市场信用体系相对滞后，交易成本高、风险大，导致对内销售的报价偏高。三国内商品流通出现阻滞的物流系统建设滞后，存在中央政府干预缺位，而地方政府干预不当的问题。因此，需要由中央政府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改革高速公路收费体系，发展铁路交通。

(四)建立开放经济下的内外统一的贸易综合管理体系

我国人世后虽然将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管理体系融合，但仍存在外经贸管理措施的单一性、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做法的差异性、市场化的措施和金融融资方式依然“内外有别”等问题。因此，必须从根本上转变为内外经济融通一体化的综合管理体系，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体系。政府在管理形式上，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等间接管理手段为主，为我国企业平等参与国内和国际竞争创造条件；运用市场机制促进国内外商品流通；培育我国具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包括生产商、贸易商、零售商，让中国企业更愿意在国内市场做生意，脚踏实地立足国内市场积累经验的同时参与国际跨国经营，形成具有世界“品牌”的生产型跨国公司、贸易型综合商社和跨国流通企业，这对我国经济、贸易发展更具有丰富的现实、政治和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