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文化差异的原因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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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文化差异的原因篇1

［关键词］文化差异 文学翻译 源语 目的语

随着全球经济、政治和科技的一体化，多元文化并存势在必行，文化在各国交流与往来中变得极为重要。受其影响，文化成为文学翻译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今天的社会中，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翻译成为了一种文化模式的转换。人们常用跨文化交际、跨文化合作、文化交融或跨文化交际等一系列术语来替代翻。准确、恰如其分地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是创造完美翻译作品的关键。本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尽量减少文化差异的四种不同的翻译方法。

一、文学体裁和文化差异

翻译实践是与翻译作品的文体紧紧相联的。不同文体的翻译作品有着各自独特的语言特征。只有在同时掌握“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的特征且能熟练运用两种语言的情况下，译者才能创造出真实体现“源语”本身风格的翻译作品。作品语言风格的不同就意味着所蕴涵的文化因素也各不相同。就科技体裁的文章而言，其所承载的文化因素较少。在这类作品的翻译过程中，准确如实地将“源语”信息内容转化成“目的语”远远比对两种语言文化的转换要重要得多。相反，在文学体裁的作品中，如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化就成为翻译中应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忽略了文化因素，译作就成了没血没肉的、只是由词汇和句子堆积起来的躯壳。在读者眼里，失去了文化的译作也是没有灵魂的作品。因此，优秀的译者在文学翻译实践中应充分考虑如何处理不同体裁作品中的文化差异。

翻译之前，认真研究文学作品的体裁和语言特征是处理文化差异的一个关键。译者应根据英汉两种语言的特征，采用增加、注解、替代等不同方法尽量减少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

二、动态对等和文化差异

为使“源语”和“目的语”的之间的转换有一个标准，减少差异，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根据翻译的本质，有著名的“动态对等”一说，翻译理论，即“功能对等”。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翻译不仅是词汇意义上的对等还包括语义、风格和文体的对等，翻译传达的信息既有表层词汇信息也有深层的文化信息。“动态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 词汇对等，2. 句法对等，3. 篇章对等，4. 文体对等。在这四个方面中，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形式很可能会掩盖“源语”的文化意义并阻碍文化交流。因此，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应以动态对等的四个方面作为翻译的原则准确地在目的语中再现“源语”的文化内涵。

为了准确地再现源语文化和消除文化差异，译者可以遵循以下的三个步骤。第一，努力创造出既符合原文语义又体现原文文化特色的译作。然而，两种语言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文化可能有类似的因素，但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完全展现原文文化内涵的完美的翻译作品是不可能存在的，译者只能最大限度地再现源语文化。第二，如果意义和文化不能同时兼顾，译者只有舍弃形式对等，通过在译文中改变原文的形式达到再现原文语义和文化的目的。第三，如果形式的改变仍然不足以表达原文的语义和文化，可以采用“重创”这一翻译技巧来解决文化差异，使“源语”和“目的语”达到意义上的对等。“重创”是指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也就是将源语文章的文化内涵用“译语”的词汇来阐述和说明。有些英文原文中，原文的内涵并不是靠词汇的表面意义表达出来的，而是隐藏在字里行间里。

三、异化和归化

目前，越来越多的翻译者都将翻译视为交际翻译或文化翻译。为处理交际或文化翻译中“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差异现象，产生了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理论，从而为解决文化差异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异化，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一种翻译理论。与异化相反的理论是归化，归化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理论。在翻译中，异化和归化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但是它们相互之间并不矛盾，可以同时为翻译者所使用。通过对翻译所有因素的分析和比较，译者可以使用异化或归化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以达到不同的效果。例如，当译者想介绍源语文化时，用异化理论来表达源语文化的风格和形式；反而，当译者打算适应“目的语”读者时，归化应是第一选择。

四、创造性叛逆和文化差异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经常思考究竟是按照“源语”规范直接翻译源语文本还是依照“目的语”规范再创源语文本使其更像“目的语”的文本，更能为“目的语”读者接受。事实上，创造性本质蕴藏于任何文学翻译作品中。在某种程度上，翻译作品不仅仅是源语文本的再现，而且与源语文本相比较是一种再创造。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创造性叛逆是一个与文化差异处理直接相关的术语。正是由于它的存在和使用，出现了许多超过原作的优秀的翻译作品。创造性叛逆广泛存在于文学翻译中。它具有两方面的目的：一是满足“目的语”读者的文化思维和习惯并使他们较容易地接受译作。二是用强行的方式使“目的语”读者介绍“源语”，包括“源语”的语言和文化知识。从中国读者的角度出发，这个翻译的句子无论是从意义还是从句型结构而言，都与他们所能接受的文化相差甚远。但译者使用创造性叛逆的手法再现了“源语”的风格和内涵。创造性叛逆的使用为解决许多文化差异上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向。然而，在文学翻译中，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叛逆绝对不能毫无止境、不经思索的乱用。在使用创造性叛逆之前，译者首先还应遵循一定的翻译标准或原则，其次在处理一些特殊的富含文化底蕴的意象时，用创造性叛逆来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需要或推介“源语”概念。

总之，文化的多样性使各民族语言差异十分复杂。在国际交往日趋频繁的今天，跨文化交际已成为一种现实需要。我们不仅需要具有良好的语言基本功，也要了解不同的文化差异。译者应从价值标准、、历史与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来把握文化差异对英汉翻译的影响.从而培养良好的翻译习惯，心理状态以及优秀的作品。文化是文学翻译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如何处理“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差异直接影响翻译质量和效果。只要译作能够生动、全面地再现“源语”作品并为“目的语”读者接受，处理文化差异的方法就是合理的、恰当的且值得在文学翻译领域内宣传和传播。

参考文献：

［1］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中国翻译》，2003，（1）.

［2］王东风.《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中国翻译》.2000，（4）.

造成文化差异的原因篇2

关键词:文化差异;文学翻译;源语(source language) ;目的语(target language)

随着全球经济、政治和科技的一体化,多元文化并存势在必行,文化在各国交流与往来中变得极为重要。受其影响,文化成为文学翻译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今天的社会中,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翻译成为了一种文化模式的转换。人们用“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operation ( 跨文化合作) ”、“acculturation(文化交融) ”或“t ransculturation(跨文化交际) ”等一系列术语来替代“翻译”(郭建中,2000 , P277) 。因此,怎样更加准确、恰如其分地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是创造完美翻译作品的关键。本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尽量减少文化差异的四种不同的翻译方法。

一、文学体裁和文化差异

翻译实践是与翻译作品的文体紧紧相联的。不同文体的翻译作品有着各自独特的语言特征。只有在同时掌握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的特征且能熟练运用两种语言的情况下,译者才能创造出真实体现源语风格的翻译作品。作品语言风格的不同就意味着所蕴涵的文化因素也各不相同。例如:就科技体裁的文章而言,其所承载的文化因素较少。在这类作品的翻译过程中,准确如实地将源语信息内容转化成目的语远远比对两种语言文化的转换要重要得多。相反,在文学体裁的作品中,如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化就成为翻译中应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忽略了文化因素,译作就成了没血没肉的、只是由词汇和句子堆积起来的躯壳。在读者眼里,失去了文化的译作也是没有灵魂的作品。因此,优秀的译者在文学翻译实践中应充分考虑如何处理不同体裁作品中的文化差异。

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诗歌是富含文化因素最多的一种文学体裁,无论是其形式或内容都充分展现了它自身的文化特性。例如:英语的十四行诗和汉语的七律诗都体现了各自浓厚的文化特色。在翻译实践中,除准确地再现诗的内涵、风格和原作者的思想外,还应译出诗的文化特色。许多翻译技巧,例如增补、注释、回译、替代等,都可以用来解决翻译中出现的文化差异现象,从而使目的语读者能够充分体会源语的文化风格。众所周知,汉语语言重视意合(Parataxis) 而英语语言注重形合(Hypotaxis) 。汉语意合的典型特征就是语言中有许多无主语句和不完整的句子,但是,在正常的英语语法中,句子必定有主语。因此,在英汉翻译中,可以通过增加或删减主语、宾语、关联词等来实现语言和篇章的连贯以及解决两种语言文化差异的矛盾。例如,唐代诗人李白的《静夜诗》中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可译为了符合英语形合的特征,译者按照英语“主谓宾(SVO) ”结构的语言模式,增加了主语“I”、关联词“if”和谓语动词“see”;译者采用诠释的方法,将“床前明月光”译成了“Abed , I see a silver light”1替代也是通常用来弥补文化差异的一种翻译技巧。例如:“众人拾柴火焰高”可译作”Many handsmake light work”。这里,译者根据英语读者的文化习惯用“众人干活活不累”替代了“众人拾柴火焰高”。再如,“胆小如鼠”被译作“as timid as a rabbit”。当汉语转换成英语后,“兔子”代替了“老鼠”,因为英语国家的读者在他们的文化氛围中认为“兔子最温顺”,而不理解“胆小如鼠”。其它类似的例子如下:

如鱼得水like a duck to water

多如牛毛as plentiful as blackberries

一箭之遥at a stone’s throw

水中捞月to fish in the air

身壮如牛as st rong as a horse (陈安定,1998 ,P271)

翻译之前,认真研究文学作品的体裁和语言特征是处理文化差异的一个关键。译者应根据英汉两种语言的特征,采用增加、注解、替代等不同方法尽量减少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

二、动态对等和文化差异

为使源语和目的语的之间的转换有一个标准,减少差异,尤金·A·奈达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根据翻译的本质,提出了着名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即“功能对等”。在这一理论中,他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郭建中,2000 , P65) 。奈达有关翻译的定义指明翻译不仅是词汇意义上的对等还包括语义、风格和文体的对等,翻译传达的信息既有表层词汇信息也有深层的文化信息。“动态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 词汇对等,2. 句法对等,3. 篇章对等,4. 文体对等。在这四个方面中,奈达认为“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郭建中,2000 , P67) 。形式很可能掩藏源语的文化意义并阻碍文化交流。因此,在文学翻译中,根据奈达的理论,译者应以动态对等的四个方面作为翻译的原则准确地在目的语中再现源语的文化内涵。

为了准确地再现源语文化和消除文化差异,译者可以遵循以下的三个步骤。第一,努力创造出既符合原文语义又体现原文文化特色的译作。然而,两种语言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文化可能有类似的因素,但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完全展现原文文化内涵的完美的翻译作品是不可能存在的,译者只能最大限度地再现源语文化。第二,如果意义和文化不能同时兼顾,译者只有舍弃形式对等,通过在译文中改变原文的形式达到再现原文语义和文化的目的。例如,英语谚语“white as snow”翻译成汉语可以是字面意义上的“白如雪”。但是,中国南方几乎全年无雪,在他们的文化背景知识中,没有“雪”的概念,如何理解雪的内涵? 在译文中,译者可以通过改变词汇的形式来消除文化上的差异。因此,这个谚语在汉语中可以译作“白如蘑菇”,“白如白鹭毛”(郭建中,2000 ,P63) 。再如,英语成语“spring uplike mushroom”中“mushroom”原意为“蘑菇”, 但译为汉语多为“雨后春笋”,而不是“雨后蘑菇”,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更为熟悉的成语和理解的意象是“雨后春笋”。第三,如果形式的改变仍然不足以表达原文的语义和文化,可以采用“重创”这一翻译技巧来解决文化差异,使源语和目的语达到意义上的对等。“重创”是指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郭建中,2000 , P67) ,也就是将源语文章的文化内涵用译语的词汇来阐述和说明。例如:“He thinks by infection , catching an opinion likea cold. ”

“人家怎么想他就怎么想,就像人家得了伤风,他就染上感冒。”(刘宓庆,1998 ,P122)

在此句的英文原文中,原文的内涵并不是靠词汇的表面意义表达出来的,而是隐藏在字里行间里。

因此,如按照英汉两种语言字面上的对等来翻译,原句译为“他靠传染来思维,象感冒一样获得思想”,这样,原文的真正意义就无法清楚地表达。事实上,在汉语中很难找到一个完全与英文对等的句型来表达同样的内涵。于是,译者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即用目的语中相应的词汇直接说明、解释原文的内涵,以使译文读者更易接受译作。

根据奈达的翻译理论,文化差异的处理是与从语义到文体将源语再现于目的语紧密相联的。只有当译文从语言形式到文化内涵都再现了源语的风格和精神时,译作才能被称作是优秀的作品。

三

、异化和归化

近20 年来,越来越多的翻译者都将翻译视为交际翻译或文化翻译。为处理交际或文化翻译中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差异现象,产生了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理论,从而为解决文化差异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异化,在英语中可称作alienation 或foreignization ,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一种翻译理论。美国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 是异化理论的代表。他提出了“反翻译”的概念,即译作在风格和形式上应完全保留源语的特色,“不同于”目的语,且忽略目的语读者是否接受源语的文化意象。

对于赞成异化理论的译者而言,翻译的目的是推崇文化交流,是让目的语读者理解和接受源语文化。

因此,译者无需为使目的语读者看懂译文而改变原文的文化意象,相反,译者应将源语文化“移植”于目的语文化中,以让译文读者直接理解和接受源语的文化。在《红楼梦》的英译中,杨宪益先生采用了异化理论,保留了源语的文化因素。例如:“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Truly , 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郭建中,2000 ,P281)

此处,杨先生直接将富含中国文化意象的词汇转换到了英语中。“storm”和“luck”两个单词在汉语中就是“风云”和“祸福”,在英语中却失去了对等的含义。但为了保留源语的文化特色,杨先生采用了异化的理论来处理不同的文化意象。再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Man proposes , Heaven disposes”( 郭建中,2000 ,P6282)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一句源于英语的成语。

在英语国家的背景知识中,只有“神( God) ”,没有“天”。然而, 《红楼梦》是一部贯穿了中国佛教和道第5 期廖 红 如何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457 ? 1995-2004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教思想的中国古典小说。为了保留原文的文化氛围,杨先生在翻译时根据异化的理论将“天”译作了中国人信仰中的“Heaven”,而不是西方人所信仰的“God”。

与异化相反的理论是归化,即adaptation 或domestication。归化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理论。尤金·A·奈达是归化理论的代表。奈达认为“翻译作品应是动态对等的,不仅表达形式而且文化都应符合目的语规范”(郭建中,2000 , P79) 。对于赞成归化的译者而言,翻译作品时应排除语言和文化两方面的障碍,翻译的责任就是消除语言和文化障碍,让目的语读者接受译作。因此,只追求词汇上的对等是不够的,翻译最终的目的还应是通过将深层结构转换成表层结构或翻译“文章内涵”来获得“文化”对等(郭建中,2000 , P279) 。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 在翻译《红楼梦》时使用了归化的理论。例如,霍克斯直接将英语成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翻译为成语本身的风格,即“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他将带有佛教色彩的“天”译为西方读者更为接受的“神( God) ”。在翻译台湾小说家白先勇的英语小说《永远的尹雪艳》时,译者也使用了归化的方法来处理文化差异。“Lyceum”的本意是指在希腊人们观赏戏剧、歌舞或交流学术经验的地方。在英译汉的过程中,为满足中国读者的习惯将其译为“兰心剧院”。“兰”源于中国文化中的“梅、兰、菊、竹”,是一个极富中国文化底蕴的词汇,远比直接将“Lyceum”译为“剧院”意义深刻得多;其次,四字词组属典型的汉语特征。因此,“兰心剧院”的翻译是以目的语———汉语作为归宿的。

在翻译中,异化和归化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但是它们相互之间并不矛盾,可以同时为翻译者所使用。通过对翻译所有因素的分析和比较,译者可以使用异化或归化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以达到不同的效果。例如,当译者想介绍源语文化时,用异化理论来表达源语文化的风格和形式;反之,当译者打算适应目的语读者时,归化应是第一选择。

四、创造性叛逆和文化差异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经常思考究竟是按照源语规范直接翻译源语文本还是依照目的语规范再创源语文本使其更像目的语的文本,更能为目的语读者接受。事实上,创造性本质蕴藏于任何文学翻译作品中。在某种程度上,翻译作品不仅仅是源语文本的再现,而且与源语文本相比较是一种再创造。法国文学家、社会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认为“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埃斯卡皮,1987 , P137) 。创造性叛逆是一个与文化差异处理直接相关的术语。正是由于它的存在和使用,出现了许多超过原作的优秀的翻译作品。例如,诗人惠特曼认为弗雷里格拉(Freiligrath) 翻译的德语版的《草叶集》远远地胜过他自己的原作。

创造性叛逆广泛存在于文学翻译中。它具有两方面的目的:

一是满足目的语读者的文化思维和习惯并使他们较容易地接受译作。例如,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的小说La Cousine Bette 和Le Pere Goriot直译为汉语应是《表妹贝德》或《堂妹贝德》以及《高里奥大伯》,但是为了缩短目的语读者和原作之间的距离,翻译家傅雷根据人物性格特征和作品独特的背景将这两部作品译为更符合中国读者习惯的《贝姨》和《高老头》。傅雷的翻译在中国读者中广为流传以至原作的法语标题渐渐为人们所淡忘。

二是用强行的方式向目的语读者介绍源语,包括源语的语言和文化知识。例如:在翻译T. S. 艾略特的《J ·阿尔弗雷得·普鲁弗洛克的爱情歌》中的:“Should I , after tea and cakes and icesHave the st rength to force the moment to it scrisis !”(谢天振,1999 ,P150)译者为了向中国读者介绍欧化句型,将其译为:“是否我,在用过茶,糕点和冰食以后有魄力把这一刻推到紧要关头” ( 谢天振,1999 ,P150)

从中国读者的角度出发,这个翻译的句子无论是从意义还是从句型结构而言,都与他们所能接受的文化相差甚远。但译者使用创造性叛逆的手法再现了源语的风格和内涵。

创造性叛逆的使用为解决许多文化差异上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向。然而,在文学翻译中,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叛逆绝对不能毫无止境、不经思索的乱用。在使用创造性叛逆之前,译者首先还应遵循一定的翻译标准或原则,例如严复的信、达、雅,奈达的动态对等,钱钟书的“化”等;其次,在处理一些特殊的富含文化底蕴的意象时,用创造性叛逆来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需要或推介源语概念。

另外,译者应记住滥用创造性叛逆会导致对读者毫无益处的“坏译”、“误译”或“错译”。

从以上所分析的,我们得出结论文化是文学翻译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如何处理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差异直接影响翻译质量和效果。只要译作能够生动、全面的再现源语作品并为目的语读者接受,处理文化差异的方法就是合理的、恰当的且值得在文学翻译领域内宣传和传播。

参考文献:

[1 ] 埃斯卡皮1 文学社会学[M]1 王美华,于沛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1

[ 2 ] 陈安定1 英汉比较与翻译[M]1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 公司,19981

[3 ] 郭建中1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1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1

[ 4 ] 郭建中1 文化与翻译[M]1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1

[5 ] 刘宓庆1 当代翻译理论[M] 1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991

[ 6 ] 刘宓庆1 问题与翻译[M]1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981

[ 7 ] 谢天振1 译介学[M]1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1

造成文化差异的原因篇3

关键词：阿拉伯语 汉译 语义缺失 表征原因

一、语义缺失的核心概念界定

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缺失”进行解读，缺失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空缺”。空缺一词最早有美国语言学家霍凯特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并做了相关的研究，其提出的“偶然的缺口”的语言学研究在不同语言语法对比模式中取得了一定的影响，在后来的语言学研究中，语言翻译过程中的“空缺”现象备受关注。[1]

结合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给语言翻译中的语义缺失现象做如下的概念界定：

某种语言中所拥有的一些特质，在另一种语言中并不具备对等事物时所存在的真空。由于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符号系统，因此本文所提到的阿拉伯语习语汉译中的“语义缺失”是一种广义的缺失，即指由于词汇、语用、文化等各方面因素造成的翻译中的“真空”。[2]

二、造成语义缺失的原因

造成阿拉伯语汉译过程中语义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们大致可以归结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方面讲，就是由于译者受到环境、他人等各种原因的影响而造成的。客观方面是因为两种语言在互译的过程中由于语言的固有结构和形态、语言相互渗透、词汇范畴等在汉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存在所造成的汉译语义缺失，是不可避免的语义汉译缺失。由于阿拉伯语语言本身的特殊性，其汉译过程中造成的语义缺失是不可回避的。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对这种客观性进行探讨。

众所周知，人类不分种族、地域尽管存在着众多的差异，但是也有许多的共同点，可以肯定的是人类在语言生理和心理机制方面存在着众多的共性，相似的语言功能、生态环境这些普遍性产生了语言的同构现象，使跨语言、跨文化交际成为可能。但语言的异质性在日常的交往中往往也是人们所刻意突出的，不同的语言之间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言语双方若想成功达成交际，不管语言符号是否一致，他们最终都定要指向同一个目标，可这种差异则使这个目标变得不那么容易，从而造成语义的缺失。

阿拉伯语习语尤其体现了阿拉伯语鲜明的语言风格，涵括了阿拉伯民族独特的文化、信仰、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因此在进行阿拉伯语习语翻译时，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信息不对等就变得格外突出，简单地说就是某些阿拉伯人认为理所当然的表达，对于我们来说却是理解起来非常的困难。这种语义缺失存在的具体因素，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所造成：首先是语言层面的差异与结构、语义结构及语用功能的差异；其次是文化层面认知环境的差异，包括自然环境、思维特点、生活习俗、、历史文化等；最后则是审美形式及功能的差异。

三、语义缺失的表现

1.语言层面的差异

语言层面的差异就是语言本身形态和结构的差异，包括语法、词汇、语用及一些特殊的表达方式。阿拉伯语属于闪含语系，按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阿拉伯语属于综合型语言，即通过词形的变化来表达句法关系，而汉语属于分析型语言，即没有词形变化，而是通过词序或虚词等功能词来表达词法或句法关系。阿语的句法讲究形式上的逻辑关系，词汇层面有一个规律的、变化的由屈折来体现的派生系统，在阿文的句子中，各成分借助语法手段构成完整的板块，各成分的位置相对自由，但具有严密的形态变化来体现语法关系，包括名词的性、数、格、指以及动词的人称、时态等，语义则是通过这种语法关系来体现。而汉语则注重意合，语义的表达不是依靠严格的显性语法手段，更多的是依靠词语间的语义关系或上下文语境去体会，对汉语的理解更多地依赖于灵活的整体表达功能。两种语言本质上存在着客观的差异。[3]

2.文化层面认知环境的差异

文化层面的差异也是阿拉伯语汉译过程中造成语义缺失的一个因素。这种文化差异来于认知环境的不同，认知环境的不同也就是因为我们生活的、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不同，从而造成了我们的行为习惯以及理念观念的不同。这种不同具体主要表现为思维方式、、自然环境、生活习俗以及历化背景等方面的不同。对于某个或是绝大多从事汉译的人来说，他的认知环境是至关重要的，他的认知环境是他的一切的社会生活经验的集合，对于阿拉伯语汉译特别是习语的汉译也同样如此，这要求译者有一定的阿拉伯社会生活的环境认知，然而由于客观环境的因素，这种认识环境是比较匮乏的，对译者有较高的要求。外部环境带来的认知是不同的。语义缺失是阿拉伯语习语翻译中不可避免的存在，这是由源语和目的语的“语盲”及文化的特性所决定的，对此我们应该时刻的注意和警惕，在翻译的过程中尽可能的保持原意的完整性。[4]

3.审美形式及功能的缺失

对美的追求、对美感的追求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都是普遍存在的，我们都有追求美的共同特性。对于语言也是如此，在阿拉伯语习语汉译过程也同样如此，然而意义与审美形式的无法兼顾以及审美标准的不统一造成了译语的不完整和缺失的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阿拉伯语习语汉译中由于译者的审美形式的差异以及对美感追求的差异，语义缺失是客观存在的。审美是个人对特定实物的感知，是个人的客体感受，个体之间的差异是不同的，即便是对于同一事物都会存在不同的审美感受。这个差异也客观存在于而且体体现在语言中。在阿拉伯语汉译过程中，源语作者与目的语读者想要达成审美的统一，完整实现的统一审美功能，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从这个方面说在阿拉伯语汉译过程出现语义的缺失也是在所难免的。

参考文献

[1]朱立才. 阿拉伯语的两大文化特征及其汉译原则[J]. 中国翻译， 1995， 3： 014.

[2]纳洪其. 浅析阿拉伯语翻译技巧[J]. 科技资讯， 2008 （7）.

[3]朱廷婷. 阿拉伯语习语汉译的语义空缺与补偿[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9 （6）： 74-77.

[4]张志忠. “百年翻译运动”及其贡献[J]. 伊斯兰文化， 2008， 1： 003.

造成文化差异的原因篇4

关键词：建筑外立面设计 南北建筑 差异

中图分类号：TU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3（a）-0053-01

随着时代的发展，钢筋混凝土建筑已经取代了传统木质建筑，但是设计者还是可以把钢筋混凝土建筑的立面设计成和木质建筑的外观一样。这同时也说明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世界各国的建筑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趋同性。通过本文，笔者一方面希望能够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另一方面，希望能够给相关人员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1 建筑外立面设计概述

建筑立面大多都是由许多部件组成的，一般包括门窗、墙柱、遮阳板和雨篷等等。立面设计的主要目的就是将这些部件的尺寸大小和比例关系，以及材料色彩等进行合理地安排设计。通过形的变换和线的方向变化等，确保建筑物外形的统一，同时也要保证建筑物的外形变化与内部空间的协调统一，进一步达到简洁、朴素和大方的外观效果。建筑物的立面设计在追求建筑物应有的功能的同时，现代的建筑设计还应该追求形式上的美观，一个好的建筑设计还应该体现某一地区所代表的文化风格。建筑的立面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某一地区形象的表现，建筑立面设计也能体现出地区的一种精神面貌。立面设计作为建筑设计中最直观的一种，受到地区差异的影响非常大。建筑和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当建筑物的结构被表现出来的时候，更重要的是要求建筑结构上要合理。建筑形式和结构之间的协调和和谐是结构设计成功的关键所在。必须要保证建筑物的结构与其融合起来。建筑设计者都应该尽量使得建筑的艺术形象得到很好的表现，并使建筑物有一个完美的结构形象。

2 我国南北建筑外立面设计的差异

2.1 南北建筑在气候因素影响下的差异

我国南北建筑外立面设计具有很大的差异。南方气候由于比较炎热，居民建筑的墙体和屋顶一般都设计的较为单薄，这样就使得建筑不仅仅可以自由地伸缩，最重要的是保证其通透性也比较的好。然而，我国北方地区的气候比较寒冷，为了满足民居能拥有充足的日照，北方居民的建筑物设计的都要求保证坐北朝南的形式。越往北，由于气温越低，建筑物的设计用地就越宽松。另外，为了能够进一步的抵御寒冷的气候，北方的建筑物的墙体和屋顶就应该设计的更加的厚实，这使得北方建筑的体形看上去就显得比较的笨重，而且建筑物空间也会受到建筑物体形的影响很大，这就造成了北方建筑都呈现出了规整的形体。因此，我国南北建筑在气候的影响下出现的差异很大。

2.2 南北建筑在地形等因素影响下的差异

我国北方的地形主要是以广泛的平原与高原为主，但是，北方的人口密度相对比较稀疏，因此，北方建筑大多属于平原型的构成，建筑的建筑地址大多数也会设在较为平坦的地区。当然，北方的村落和院子的规整布局都是由于地形的平整造成的。同时，北方同一地区建筑物的形式一般都会设计的相当一致。与此相比，我国南方的建筑由于南方的地形复杂多样，建筑物形式也会各不相同，从而出现了建筑物相互适应的建筑形式。因此，我国南北建筑在地形等因素影响下的差异也很大。

2.3 人文因素影响下的南北建筑差异

我国南北居民的审美观念和文化习俗都具有很大的差异，这同时也是造成南北方建筑物风格差异的原因之一。北方建筑一般都具有规整、简单和一致等特点，而南方建筑由于受到多种因素共同影响而显得繁杂多变。同时，南北建筑的装饰在人文传统差异的影响下也有很多的不同，北方建筑的装饰还是比较的抽象和注重传统的形式，而南方建筑的装饰就相对比较的写实。因此，由于人文因素的影响，我国南北建筑不仅差异比较大，而且建筑物的装饰也有较大的差异。

2.4 南北建筑在造型与立面设计上的差异

由于传统人文因素的影响，南方建筑物更多要求的是清新通透，因此南方建筑立面大多设计为浅色，同时在建筑材料的选择上，南方建筑选择较多的是涂料、木结构和钢结构等。在北方建筑的造型与立面设计中，显得比较厚重和朴实。这样导致在材料的选择上北方居民会尽量选择以砖和石头为主。因此，南北建筑在造型与立面设计上的也存在差异。

3 地域差异对建筑外立面设计的影响分析

3.1 物质因素

我国的南北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的相同，导致建筑物的立面设计也有着相应的不同。由于受到地域差异和环境因素的影响，现代的建筑物设计大多注重人与环境的和谐，同时通过人与环境的设计风格和谐来实现建筑具有充实的视觉效果。因此，地域差异导致的物质因素不同会影响建筑外立面的设计。

3.2 气候因素

我国南北地区最大的差异就是气候上面的差异，同时气候差异也会对建筑的立面设计有一定的影响。气候是影响立面设计装饰的主要因素之一，主要是由于气候因素影响建筑的立面装饰设计的程度很大。气候的改变也影响了室内的装饰，设计者会尽量使室内的空间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例如：对于既炎热又相对潮湿的地区，在设计建筑物的风格时，在建筑物上还应该额外加上窗口的遮阳设施等。

3.3 精神文化因素

精神文化因素主要是由于地域的差异和文化的不同造成的。同时，精神文化因素也是建筑立面设计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每个地区的民族文化和社会制度都会影响到建筑的结构和风格。各个地区的历史传统也不同，进一步就形成了各个地区特殊的文化。建筑设计者对当地的自然环境和风俗习俗的影响有着自己独特的想法，他们独特的想法就会在建筑物的设计中逐渐形成不同的设计风格。同时，由于受到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在进行建筑物的立面设计时，设计者们更加趋向于将自己的思想赋予到建筑设计之中。因此，精神文化因素也会对建筑物外立面的设计带来差异。

4 结语

总而言之，建筑物的立面设计由于受到各个地区不同的文化、环境和地域差异的影响而出现巨大的差异。设计建筑物的时候，设计者要想设计出即要符合本地区文化还要保证建筑物的结构与外观都符合要求的建筑，就一定要充分了解本地区的文化因素和物质因素。因此，目前研究南北方建筑外立面设计的差异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由于本人的知识水平有限，因此，本文如有不到之处，还望不吝指正。

参考文献

[1] 孔智麟.地域差异对建筑立面设计的影响探讨[J].企业技术开发，2012，29（23）：46-47.

[2] 董梁涛.建筑立面设计受地域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J].城市建筑，2013（28）：31.

造成文化差异的原因篇5

关键词：翻译；语言；文化交流障碍；措施

随着全球经济与科技的不断发展，加强与他国各方面的往来越来越成为必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以语言交流为中心的翻译工作也变得越来越重要。面对这样的新形势，加深对翻译本质及其目的的认识有助于摆正翻译研究和实践的发展方向以便使其更好的为本国社会发展服务。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许多语言学家在谈到语言时都不可避免的论及文化。那么什么是文化？为什么语言与文化总是难解难分？

根据《辞海》的解释，文化“从广义上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

由此可见，文化渗透于社会的方方面面。而“语言是在人类形成的过程中同步出现的，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语言是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主要条件”；语言使人类表达内心思想，进行日常交际，组织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成为现实。所以，有了语言，就有了社会，同时也就有了文化的记载和传播。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借助于语言承传，语言是人类文化的镜像折射。

二、对翻译的界定

提到“翻译”二字，人们首先会想到“译即易，谓易换言语使相解也”，即两种不同语言（通常被翻译的语言称为源语言或译出语，而翻译之后的语言称为目标语言或译入语）之间词汇与词汇或句子与句子相互对应的一种转换，尽管有时可能会出现词序或句序（涉及语篇层面，这里主要讨论句子及句子以下层面上的翻译）的不一致，但基本上是符合一一对应的原则的。比如：

例1：Iamreadinganovel.

我正在看一本小说。

来看几个词汇方面的例子：

电影TheFirstBlood被译为“第一滴血”。事实上，这是具有文化背景的习语，表示thefirstsuccessinacontest，据此确切的翻译应为“初战告捷”。

短语abridalshower表面好像是“新娘沐浴”，但了解西方背景文化的人就知道它是指apartygivenbyabride’sfriendsatwhichtheygivehersuitablegifts，意即为新娘举行的送礼派队。

由此看出，涉及文化背景方面的翻译并不符合上述定义，该定义并不全面。针对这一点，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这说明翻译是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结合文化背景而进行的一种活动。

对“翻译”的理解，法国解构主义学者德里达、福柯和罗兰·巴特曾把翻译的本质问题视为哲学的中心问题。德里达就指出，不同的语言在意义、句法和语音上的差异，构成各种不同的表意方式，而翻译就是在‘同’与‘异’的纠结之中正确地表现‘异’。他们认为，翻译实质上是原作文本的再生，是在传达原作内容基础上使原作得以生存的手段，是人们真正认识不同语言之间差异和不同语言的特定的表达方式的媒介。

就目前而言，郭建中教授说“最近二十多年来，翻译研究中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是翻译理论深深地打上了交际理论的烙印；二是从重视语言的转换转向更重视文化的转换。这两种倾向的结合，就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翻译已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

因此，与其说翻译是对不同语言的易换，不如说是以语言转换为基础，但不单纯是围绕语言符号本身，而是主要围绕语言所蕴含的意义，即语言所代表的文化的交互传递与影响。

三、翻译中存在的文化交流障碍

不同民族由于存在着方方面面的差异，如思维模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在进行思想文化交流时必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交流障碍。作为思想文化交流手段之一的翻译，在易换语言，传播信息和文化的过程中自然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同样地问题。造成翻译中思想文化交流障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思维模式的差异、语言的差异、文化差异、翻译方法的使用不当。

（一）思维差异

思维方式是精神产品的生产方式，是主体在反映客体的思维过程中，定型化了的思维形式、思维方法和思维程序的有机综合。它主要由知识、观念、方法、智力、情感、意志、语言、习惯等要素组成。正是这些要素各自的特征与结构，规定着思维方式的性质、类型和特征，产生思维方式的差异。

以中国与讲英语国家为例来具体看看他们的思维模式的差异及其对文化交流的影响。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大特点就是有机整体性，比如“万物一体”、“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人间秩序与宇宙秩序是不可分割、互相影响、互相依存的有机整体；同时中国传统思维由于注重实践经验，注重整体思维，常会通过知觉从总体上模糊而直接地把握事物，这就是所谓的直觉性思维。西方国家与中国恰恰相反，他们一开始就比较重视自然科学的发展，因而形成了分析和逻辑推理的思维模式。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必然产生不同的精神产品，比如中国的各种书法书写体、绘画等，它们本身所蕴含的精髓就已经达到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程度，更不用说翻译成另一种从未触及过它们的语言了。

“萨莫瓦曾援引过这样的例子：树枝因积雪过多而折断，美国人认为其原因是‘Thelimbwasweak’，而某些东方人则认为是‘Thelimbwasstrong’。西方人认为树枝缺乏支撑积雪重量的刚性；而东方人认为树枝太强，不易弯曲，缺乏柔性，致使雪越积越多，最终树枝被折断，这便是所说的以柔克刚。这一强一弱的观念转换往往会成为翻译的陷阱”。

（二）语言差异

翻译中的语言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问题。语言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语义、修辞等方面；译者如果对上述某一或某几方面缺乏认识和精通，翻译中都会造成信息传递的失败，进而形成文化交流的障碍。比如，英语lovewithmyheart（用我的心爱你），和中文差不多，可其它语言有不同的说法：lovewithmyliver，lovewithmystomach，如果只按字面分别译成“用我的肝脏爱你”，“用我的胃爱你”，就会让译文读者不知所云，最终影响交际效果。

（三）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是翻译中影响文化交流最大的障碍。语言、文化、翻译三位一体，因此翻译中不可避免地处处渗透着文化的影子。而文化是不同民族在特殊历史地理环境里的独特创造，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因而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容译者忽视。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人类行为研究的范畴，“人类交际受情境的制约，而情境又根植于文化习惯”，翻译必然受译出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的制约。如果译者在进行作品的译介时不能妥当地处理其中所蕴含地文化内容，协调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势必会造成翻译中“文化真空”现象，从而既影响翻译作品的文学效果，又影响译作传递文化的功效。

（四）翻译手段运用不当

翻译手段使用不当和“文化差异”有很大关系。在对待如何处理翻译中文化差异的问题上，翻译界一般有两种对立的意见，“即所谓‘异化’与‘归化’。前者主张译文应以源语或原文作者为归宿，后者则认为译文应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就翻译中涉及的文化转换而言，可分为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和以目标语文化为归宿这两种原则和方法”。在翻译中如果对“异化”、“归化”选择不当，就会造成文化信息流失。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对我国的四字成语典故“东施效颦”的翻译，简单采用“异化”手段而译成"DongshiimitatesXishi"，原文的含义未译出，还会让译语读者一头雾水：东施是谁，西施又是什么样子？简单采用“归化”手段而译成“Theuglyimitatesthebeautifulinsuchadistortedwaythattheuglinessoftheuglybecomesworse”，源语所表达的意义是被传递出来了，但源语所传递的文化信息却被遗失了。

四、相应的解决措施

思维模式上存在的差异，是每个民族所特有的，也是不可避免和更改的；而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又势在必行。因此，就这一点而言，首先应摆正态度，各民族在进行文化交流的同时，应该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学会尊重、认识和接纳他民族的思维模式，而不是将与本民族思维模式不同的其他思维模式视为异端；在与他民族的思维模式的对比中，要善于认识到自身思维模式的缺点和他民族思维模式的优点，善于取长补短。

针对语言方面的差异，译者应不断加强对所译语言的敏感性，从语音、词汇、语法、语义、修辞等各方面不断提高自身的语言修养，要培养自己养成一种规律性阅读所译语言所写的各种文本的习惯，及时了解所译语言的各种发展动态。

为避免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翻译中的文化交流障碍，译者就要清楚地意识到：作为翻译工作者，不仅要成为精通双语言的人，更要成为精通“双文化”的人，要善于识别待译作品中的文化术语和其中隐含的文化内涵，不断培养自身的“文化意识”，同时要在正确翻译观的指导下知道如何处理文化差异。比如碰到原文中出现文化缺省而译文读者又不可能根据上下文感知到的情况时，译者就要在译作时善于抓住缺省的文化信息，并采用适当的手段将其补充完整，以避免造成文化信息传递失误的后果。另外，译作过程中，对待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要客观公正。再者，译者还要认识到文化具有兼容性；正是因为文化的这种兼容性，各国之间的个个层面的交流才可能继续；译者的工作就是不断促进文化的这种兼容。

最后，要在翻译过程中视具体情况而采取不同的翻译手段。要认识到异化与归化作为两种不同的处理翻译的手段，并不是相互排斥、互不相容的，而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异化强调“保留源语文化”以丰富目的语文化及其表达方式，从而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归化强调“交际第一”，译者不仅要设法克服语言的障碍，还要克服文化的障碍，从而避免因文化冲突而造成的各种形式的误解。从上述可以看出，二者都强调翻译的交际性，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入手，侧重点不同罢了。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至关重要。要始终记住一个大前提：翻译的目的就是为了交流。

要善于将二者结合。如翻译“东施效颦”可采用音译加直译/异化翻译出其字面意思，意译/归化注释法对其字面翻译进行补充。这样既达到了信息交流，也达到了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胡壮麟,朱永生等.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造成文化差异的原因篇6

1.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它负载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受该文化的影响。以颜色词为例，虽然世界上表示颜色的词论文联盟语只有数百个，但由于地理环境、民族风俗、思维方式、民族心理等文化背景的不同和语言表达习惯的差异，使得各种颜色对于不同民族的引起的联想和蕴含的意义也不甚相同。虽然在英汉语的基本颜色词中，基本的语义和内涵是大体一致的，但其由于文化背景产生的引申含义的差异也十分的明显。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一定要词语在目的语语境下的引申意义，否则就会因为文化的差异而引起双方的误解甚至是分歧，从而造成文化的负迁移现象，从而影响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2.文化负迁移及其产生的原因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交流工具，持不同语言的民族背后都有着不同的文化作支撑，所以从本质上说，翻译又是一项跨文化交际的活动。“翻译是一种具有鲜明文化特性的交际现象,译者将源语中的信息翻译成目的语时,也会要用到他所掌握的语言文化的先有知识”(转引自张晶晶 王治江，2009：157) 。在翻译过程中总不免受到一种文化的影响而使之不自觉地转换入另一种文化当中，翻译学将这种现象称为“文化迁移”。关于翻译中“文化迁移”这一概念，邵瑞珍指出，“迁移源于心理学与物理学)发展为先前学习与后继学习的相互影响”（邵瑞珍，1997:218~235）；翻译学借此定义翻译中的“文化迁移”为“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的相互选择、摄取、处理，以及所产生的深远文化影响，或者说，是由于翻译活动所形成的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影响”(李继民，2007：37)。

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环节，双方交流是否成功，关键要看翻译后的文化迁移的影响好坏，故按文化的迁移所产生的影响来分，可以将其分为正迁移和负迁移。正迁移是指通过翻译的作用，源语文化中的信息和内容很自然地被目的语文化所吸收和融合。在目的语文化有了更加丰富的内容的同时，源语文化中的信息也在翻译过程中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得到增值和传播。翻译中的正迁移是具有积极的意义，能够对相互的沟通和理解提供好的影响，因此这这里就不多加赘述。日常生活中，常常会因为翻译不当或者文化差异引起一些误会，造成文化的负迁移，从而阻碍了跨文化之间的交流。因此，要充分了解文化负迁移的影响，是掌握好翻译过程中迁移度的前提，是各国相互沟通和交流的重要因素。

2.1 文化负迁移概念的引入

翻译中文化负迁移现象是指由于各种原因，没能有效传递原有信息的情况。发生负迁移时，源语文化中的信息和内容不能准确地在目的语中体现出来，信息减损超过了一定的阈值，造成了信息的变异和歪曲。目的语读者不仅不能准确完整地了解源语文化内容，反而会对其产生误解，从而造成源语文化对目的语文化的正迁移失败，或造成对目的语文化的破坏与玷污。负迁移是一种具有消极作用的现象，因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多加注意，才能尽可能的避免负迁移带来的误解。

2.2 文化负迁移产生的因素

要想充分了解负迁移的影响必须要了解产生负迁移的因素，简单地说，翻译过程中产生负迁移的原因是因为两种语言背后的蕴含的文化的差异引起的。这在英汉基本颜色词中表现得较为明显，由于“两种语言对同一颜色词所持的态度以及产生的联想，形成一定的距离和差异，他们所表达的语义往往不同或不等值。其内涵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联想意义等大大超出概念意义以外的交际价值”（严钦霞，2003：22）。具体可将翻译过程中产生文化负迁移的因素分为三类：

首先，是因为两种语言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涵的不对等。以英汉互译为例，虽然在英语和汉语中，大部分的词都是可以相对应的，但是在现实的应用中，往往因为情景的不同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英汉语背后的一些文化内涵发生不对等的现象。如表示“汉语中红色的词语有四十多个，英语中则多达一百多个”（包惠南，2001：128~129）。

其次，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下译者的各项素质不同。在翻译活动的信息传递中，译者具有双重身份。“译者既是原作信息的接受者，又是译作信息的发生者，在文化信息传递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时，会受到许多文化因素的制约，继而会影响译者的个人素质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取向、知识面和理解能力以及译者翻译作品的动机、态度，“译者心目中的读者乃至个人所代表的社会集团的利益等因素，均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译者的表现”（曹合建，2005：86）。例如：英语中的“yellow boy”是“金币”的俗称而不是“下流的小男孩”；汉语中的“黄”在英语中则是“blue films”。

另外，社会习俗造成的理解上的差异也是造成翻译中文化负迁移的重要原因。因为，虽然不同民族对同一事物的基本认知是大体相同的，但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语言在表达同一种事物时其内容和表现形也有所差异。如果这些差异没有得到译者的足够重视，没有采取恰当的处理方式，便会导致误译或信息的大量减损。从而会导致目的语受众的误解，产生文化的负迁移。例如：曾有人将“白象”这个商标直译成“white elephant”作为英语国家的商标，但由于在说英语的国家，white elephant 多表示一些大而无用的东西，故就被消费者认为该商品不好，而鲜有人购买。

3.负迁移的认知过程与体现

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了语言表达的不同，以及在同一情景下对相同事物的认知过程也不同。不同的认知，导致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理解也发生变化。这种情况，在英汉互译过程中尤为明显，因此作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时刻注意在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认知差异，否则就会产生误解引发文化的负迁移现象，将会对中西方之间的交流产生了严重的阻碍。要想尽可能的避免英汉互译中文化负迁移的出现，必须要了解认知过程中文化负迁移是如何产生的已经负迁移在翻译中的具体体现。

3.1负迁移的认知过程

翻译学中的“认知”这个概念是从语言学中衍生过来的。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的语言的形成不是随意组合形成的而是由认知制约的。kellerman(kellerman，1977)提出学习者拥有一种心理类型(psychotypology)。学习者在学习第二语言时，激发或限制学习者进行迁移正是这种心理类型而不是各种语言之间的实际距离。kellerman认为,学习者拥有一套心理类型学感知。正是这种感知,而不是实际距离激活或抑制迁移的产生。同样的，在英汉互译中，原文内容要通过译者的理解进行转换，成为符合目的语习惯的译文呈献给目的语读者。目的语读者总是根据自己对母语的习惯理解以及母语背后的文化支撑去理解译文。因此，好的翻译要达到源语读者对原文的认知理解和译语读者对译文的认知理解基本一致，才能达到翻译的目的。

文化的迁移跟两种文化支配下读者的理解是分不开的。经过转换后，译文势必会因两种文化的不同发生一定的文化迁移。当译语读者按照自己的文化习惯所理解的译文内容同译文所要表达的源语文化内涵，以及源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不一致时，这三者之间存在的差异，使译语读者在认知过程中发生偏差，进而产生误解，则说明文化迁移阻碍了交流的进行，即发生了文化的负迁移。文化迁移对跨文化交流的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且总是伴随着翻译的进行，因此翻译过程中产生的文化迁移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以避免负迁移对跨文化交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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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负迁移的具体体现

在英汉两种语言中，颜色词所占的数量大体相当，其赋予某一种颜色的内涵也大体相同。但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各具特色，其文论文联盟化内涵也各不相同，故而在具体表达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只有理解对方语言的文化背景和内涵，才能做到‘入乡随俗’，进行得体和有效的交流”（程慧，2010：149）。因此，作为译者更要了解颜色词背后深层的文化含义，从而对英汉颜色词的差异的掌握和理解更加深入，是做好英汉互译的前提。本文以英汉颜色词互译时产生的负迁移现象为例，从文化负迁移产生的因素这个角度出发，通过分析英汉互译时不同文化背景读者对颜色词的表达的认知过程，以达到在翻译时避免产生文化的负迁移的目的。

（1）what's wrong with you? you are looking green.

译文：你怎么了？脸色看起来很苍白。

在英语中，green除了表示基本的颜色之外，还可以来形容人因为生病而面带病容的状态。因此，母语为英语的读者在看到原文的时候即会明白原文要表达的意思是对方“面带病容”。然而，在汉语中的“绿”则并不表示病态，而常常表示生气甚至是不好的尴尬状态。如果不加转换地将该句直译为“你脸都绿了”，则会引起汉语读者的误会，而不能很好的表达原文的意思，这样就会因错误的认知而产生文化的负迁移。相反，在汉语中病态常常用“面色苍白”来表示。译文用“脸色看起来很苍白”，就不会产生这种误解，这样就避免了负迁移的发生。

（2）看着有些人富起来，他就眼红。

译文：he is green with envy at seeing some people get rich.

在该例句中，汉语的“眼红”有嫉妒的意思，因此汉语读者在读到原话时明白它表达“嫉妒”之意。而在英语中，表示嫉妒用“green”来表示而不用“red”。因此，译文将它转换为“green with envy”就能避免英语读者的错误认知，从而避免了文化负迁移。

（3）my finger was caught in crack of the door and got pinched black and blue.

译文：我的手指夹在门缝里,压得又青又紫。

英语习惯用black and blue 来描述某个人遍体鳞伤、伤痕累累,但在汉语中却用“青一块、紫一块”或“又青又紫”。为避免因文化负迁移造成的错误认知，在翻译过程应该依据目的语背后的文化内涵在译文中对源语表达的颜色词做出适当的调整。

（4）冯眉卿再也耐不住了,脸色发青……

译文：feng mei -ching seemed unable to contain herself any longer，her face was pale……

汉语中，常用“脸色发青”来表示恐惧、生气等情绪，而在英语中，表达恐惧感时则常用用to go/ turn pale ,或to be pale。因此，为避免认知上产生偏差，英文译文应该用“pale”来表示“脸色发青”，而不能仅仅为了文字上的对应而忽略了其背后的引申含义。

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因为英语和汉语的文化不同使得颜色词表达的内涵以及读者对它们的理解也有很多不对应的地方。因为读者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在母语文化背景下对其引申含义的认知的结果，因此，在以跨文化交流为目的的翻译过程中，对译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要避免因文化负迁移而引起的错误认知。

造成文化差异的原因篇7

关键词：文化差异；翻译；可译性

Abstract:Asonemajormeansof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translationistightlyrelatedtoculture.Translationactivitiesrevealthecommunicationbetweendifferentculturesandshowthetranslatabilityinculturaldifferences.ThedifferencesbetweenEnglishandChineseculturesarereflectedmainlyinreligiousculturalbackground,valueorientationandcustomsandhabits.Translationtechniquessuchasliteraltranslation,liberaltranslation,explanation,additionanddeductioncanbeappliedwhentheculturaldifferencesneedreservingorcannotbeidentifiedintranslation.

Keywords:culturaldifferences;translation;translatability

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和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语言又是与文化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语言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可以突破时空限制，承载文化信息的多方面内涵［1］。因此，在语际转换中，翻译是译者将一种语言文字所蕴涵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文化活动，是一种忠实于原文的再创作，而不是简单地将词和句进行转移［2］27。从这一点看，翻译是一种具有科学性、创造性的艺术。但由于各个民族在政治制度、地理环境、风俗习惯、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存在文化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些文化差异，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英汉文化差异的主要表现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个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必然存在文化差异，这种文化差异会造成翻译的困难。英语和汉语在文化内涵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宗教文化背景的差异

欧美人多信基督教，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世上的一切都按上帝的旨意安排。“上帝”这个概念就具有浓重的基督色彩，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宗教背景，在翻译时一味地追求文化的等值，有时就会造成文化的亏损。因此，不同的引起的文化差异在翻译中不容忽视。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儒、道、佛是中国的三大宗教，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有道教的“玉帝”、佛教的“阎王”、还有神话中的“龙王”。其中以佛教对我国的文化影响最大，不少成语就和佛教相关。例如：苦中作乐、五体投地、现身说法、天花乱坠等。如果译者不了解宗教文化背景，势必会给翻译带来困难。

2.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差异

英美文化中最重要的价值观念是个人自由，它是一种以个人为基本单元，强调“人人生而平等”的文化。英美文化又被称为“我文化”、“个人价值至上文化”。在这种注重个人尊严的文化里，权力的重心更多地倾向个体。而中国传统文化里最重要的价值观念是“忠”和“孝”，人际交往很注意自我与谈话对象的关系。中国文化又被称为“我们文化”、“集体主义文化”。例如，中国人常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仁义值千金”、“大树底下好乘凉”等，这都说明中国人常把自己和所谓自家人视为一体并希望能够在自身以外找到安全之所；而英语谚语中却说“Godhelpsthosethathelpthemselves”（天助自助者）,“selfisourcentre”（自我是我们的核心）,“lifeisabattle”（生活就是战斗），这些英语谚语都在告诫人们：只有靠自己奋斗，才能获得成功和安全感。

思维方式的差异本质上是文化差异的表现，长久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因而也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如东方人偏重人文，注重伦理道德，西方人偏重自然，注重科学技术；东方人重悟性、直觉、求同、求稳、重和谐，西方人则重理性、逻辑、求异、求变、重竞争等。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各个民族按照各自不同的方式创造不同的文化，而这种不同必然要通过文化的载体——语言得以表达。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常导致翻译中一些词语的引申义不同，因此，我们要谨防翻译陷阱。例如：汉语中的“拖后腿”，如直译成英语“pullone''''sleg”，其意思就变成了“哄骗取笑某人，愚弄某人”。再比如，中国人常用“黄色”表示低级趣味、庸俗、猥亵等，但我们不能看到“yellowboy”，就译成“下流男孩”，因为这个短语在英语中指的是“金币”。

3.历史、地域、风俗习惯的差异

因为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所以区别于对方的“异质”客观存在，而这种“异质”必然要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如英语中不乏歌颂“西风”的诗篇，而汉语中却常有赞美“东风”的诗句；英诗多抒写“夏日”之丽，汉诗多描绘“春天”之美。这些都与文化的地域性不无联系。

西方人起源于游牧，与奔马感情深厚，因此，在英语中有大量带“马”的习语，如“awillhorse”（工作认真的人）,“adeadhorse”（徒劳无益的事）,“rideonthehighhorse”（盛气凌人）等等。而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大国，成语中很大一部分是农谚，如“众人拾柴火焰高”、“拔苗助长”、“顺藤摸瓜”等。

英汉民族不同的生活经验和风俗习惯势必造成观察、认识问题的角度、方式和方法的不同。就话题的选择来看，英美人交谈忌讳涉及年龄、收入、婚姻、信仰等有关个人的话题，而中国人见面就会问“你多大了、结婚了吗、收入怎么样”等问题。再比如，英国人对狗一般都有好感，常用来比喻人的生活。例如：“topdog”（重要人物）,“luckydog”（幸运儿）,“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等等。而中国民间虽然有养狗的习惯，但一般在心理上都厌恶鄙视它，常常用它来比喻坏人坏事，如：狗腿子、狗急跳墙、狗仗人势等。

二、文化差异下的翻译策略

翻译不单纯是两种语言在形式上的转换，还包含两种文化在交流中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兼容。刘宓庆先生［2］20也认为：文化的可译性是由认识的同一性及语义系统的同构原理和人类思维形式的同一性原理决定的。但同构的相对性及语言的模糊性决定了文化的可译性是相对的。为此，译者就要采取必要的翻译策略，最大限度地传递文化信息。

1.直译

直译是指按原来的意义和结构直接把原语的词句转译成译语的词句，即如何在保持原语形式的同时不让其意义失真［3］。这种方法既可保留原语的民族色彩，又让译语读者能够接触大量的异族文化，从而丰富目的语的表达方式。如：“条条大路通罗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等，都是从英语直译过来并被大家所接受的习语。再比如：将“挥金如土”译为“spendingmoneylikedirty”，要比选用现成的英语成语“spendingmoneylikewater”好，这样既不影响正确地理解原文含义，又保留了汉语的特点。总之，直译重在忠实原文，从内容到形式追求最大限度的“信”，但决不等于提倡在翻译中搞形式至上的机械转换。直译可以保持原文形象生动的比喻，巧妙的手法和独特的民族风格，尤其适用于那些只为某民族所特有，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词。2.意译

如直译无法尽显原作风姿或造成目的语读者理解困难，则有必要借助意译。意译是指将别的民族语言中的无等值物词按照汉语的构词方法和构词成分进行仿照。如将“holdawolfbyears”译成“骑虎难下”；把“asthickasthieves”译成“亲密无间”；“putthecartbeforethehorse”译成“本末倒置”。反过来，把汉语的“糟糠之妻”译成“thewifewhosharedherhusband''''shardships”；“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译成“eachofusshowshistrueabilities”等等，都是采用的意译手法。和直译相比，意译更注重意义，忽略细节，要求译文自然流畅。换而言之，直译和意译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形合”和“意合”的关系［3］。

3.音译

音译适用于专有名词（人名、地名等）和一些特殊的文化现象。音译中，汉字已经不表意，只表音。如：“Beatles”是一支60～70年代在英国影响很大的吉他乐队，音译成汉语为“披头士”，由这个词我们中国人便可联想到此乐队乐手的形象、风貌。再如：“cool”音译成汉语“酷”。一个“酷”字把时下年轻人追求新潮、前卫、崇尚与众不同、寻求个性发展的言行与心态表现的活灵活现。

4.阐释

越是民族色彩浓重的词语和事物、越是作家个性鲜明突出的地方，翻译越是离不开“释”。通过下面两段文字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到阐释对文化差异的有效弥补。

①Hiswifeheldthepursestring.(他的妻子掌管经济大权。)pursestring是钱袋子,握着钱袋子即掌握着经济大权。

②SinceTheBookofPoembeginswithapoemonweddedlove.IthoughtIwouldbeginthisbookbyspeakingofmymaritalrelationsandthenletothermattersfollow.(因思关雎冠三百篇之首，故列夫妇于首卷；余以次递及焉。)译者为使原文涵义明朗化，直接解释说明了“关雎”与“三百篇”的关系及其内容，点出了作品的文化渊源。

5.信息的增删

由于英语和汉语存在差异，在双语转换中，有时为了求得源语与译入语的表达在概念上的一致，译者常常需要在语言形式上作适当的变通。这既利于突出译文中语言的合理性和规范性，也便于读者认同和接受源语文化。在翻译过程中，这种“变通”具体可体现为信息的增补与删减。例如：

①Itwasthebestoftimes,itwastheworstoftimes,itwastheageofwisdom,itwastheageoffoolishness,itwastheepochofbelief，itwastheepochofincredulity.(这是一个隆盛之世，但也是一个衰微之世；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但也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这是一个有信仰的新纪元，但也是一个充满怀疑的新纪元。)译文中添加了3个“但也是”，成功地反映了原文所描述的种种对比和矛盾，如不做这样的增补，则无法连接上下文，亦无从再现源语风格。

②ItwasFridayandsoontheywouldgooutandgetdrunk.(星期五发薪日到了，他们马上就会出去喝得酩酊大醉。)译文中如不增加“发薪日”，读者往往会产生迷惑。在英国星期五是发薪日，这里的增补，使得“星期五”具体化，也让文化信息一目了然。

③Inthestreetbelowapeddlerwascryinghiswares.(房子下面有个小贩在沿街叫卖。)译文中略去“他的货物”几个字，不但无损原文的语义，而且更生动的再现了源语中的情形。

④…becauseheusedtolendmoneytopeopleindistress,andwouldnevertakeanyinterestforthemoneyhelent…(因为他常常借钱给那些有急难的人，从来不要利钱。)译文中将原句末尾处的介词短语连同其中的定语从句通通略去，仅用一个“利钱”与之对应，简练地传达了源语的语义和风格。

由此可见，要做好传译，译者必须时时牢记信息增删的目的，并以之为准绳，认真对照两种语言，发挥主观能动性，该增则增，该减则减。同时，还要协调好信息增补与删减之间的关系，掌握好“度”的问题，决不能无中生有或随意舍弃。

三、结语

综上所述，汉英两种语言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承载不同的文化，这就必然导致两种语言在表达方式上存在诸多相异之处。要处理好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译者除了要具备对两种文化的领悟、感应能力以及对两种语言的实际运用能力外，还要不断提高自身文化修养，努力使自己具备原作者所具有的理想、感情和意境。作为构筑文化交流桥梁的译者，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灵活的翻译策略，克服中西方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做到既尊重别国文化，也尊重本国文化，使译文尽可能达意、传神，从而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李源.英汉文化差异与语言翻译初探［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78-82.

造成文化差异的原因篇8

关键词：显化；汉译英；强制性；非强制性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23-0135-02

一、引言

翻译中的显化现象在汉译英中表现得略为明显，其一是由于两种语言本身具有不同的特性，英语重形合而汉语重意合，因此，就连接词体现的现象来说，英语中的连接词必不可少。同时，在汉译英中也可以通过调整语序来起到显化意义的作用。显化可以使目标语更充分地表达原语信息，使目标语读者清晰明了地理解原语言文本所要传达的内容。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显化进行分类。如强制性显化、非强制性显化、语用显化和翻译过程的内在显化。产生显化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例如语言差异，社会文化差异和译者本身的影响。译者在工作中，要充分考虑到显化因素，恰当地尽可能将原文中隐含的信息在译文中表达出来。

二、显化的定义

显化是“目标文本以更明显的形式表达原文本的信息，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增添解释性短语或添加连接词等来增强译本的逻辑性和易解性”（柯，2005）。也就是说显化是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将原文中隐含的信息或是需要解释性的内容通过一些方法明白地再现到译文当中。Blum-Kulka在1986年提出了著名的“显化假设”，即翻译过程会使译文相对于原文更加冗长，其表现形式为衔接方式的显化程度提高（姚，2010）。这说明她认为显化现象会导致译文比原文冗长，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翻译过程的本身，而忽视了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化的差异性。并且，显化也不一定会导致译文冗长，有些强调意义的显化是可以通过语篇构建或是句式调整来达到的，并不需要增添新的内容。针对显化假设，Séguino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她认为Blum-Kulka的显化假设不全面，因为显化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冗长。她认为显化不仅指源语文本中不存在而译语文本中添加的表述，而且指源语文本所暗含或只有通过预设才能认识到的信息在译语文本中的明晰化（王，黄，2007）。也就是说，目的语文本所含的信息一定会比源语文本丰富，这种丰富的信息并不一定单纯是文字的增加，显化不仅仅是指通过语言形式表达的内容，还包含意义上的显化。因此，显化会导致译文冗长这种观点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情况。

三、显化的分类

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对显化进行不同的分类，Klaudy按照显化产生的原因将其分为四类：强制性显化，语言之间在句法和语义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显化；非强制性显化，语言之间语篇构建策略和文体偏好差异所造成的显化；语用显化，文化差异所造成的显化；翻译过程的内在显化（KlandyKinga，1998）。

强制性显化所显化出内容或意义在译文中是不可缺少的，否则将会造成句法和语义方面的错误。

例1：年龄看上去有二十五六，不过新派女人的年龄好比旧式女人合婚帖上的年庚，需要考订学家所谓外证据来断定真确性，本身是看不出来的。

She could be twenty-five or twenty-six，but then the age of modern women is like the birthdates traditional women used to list on their marriage cards，whose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what the experts call external evidence，since they meant nothing in and by themselves.（钱，2008）

本句中添加了then，whose，since来连接句子，使句子成为一个整体，逻辑清楚，句意明确。显然，这类词语是不可或缺的，否则将会造成语法错误，句意模糊。本句翻译符合英语语言习惯，能够被英语读者所接受和理解。

例2：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Knowing the enemy and yourself，you can fight a hundred battles and win them all.

例2中译文英语补充出来原文汉语所缺失的主语，使译文语法正确，意义通顺。汉语是意合的语言，所以有时候缺失主语也不会造成错误，然而一般情况下，英语句子都需要有自己的主语来承担语法和句意的功能，当然，祈使句除外。

非强制性显化同语法句法等无关，主要是译者根据源语文本的内容形式等因素，对译文进行的加工。此种显化译者个人因素对译文有较大的影响，包括谋篇的手段以及文化偏好差异等。

例3：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

What can I do，in this bustling world，with my days flying in their escape？（乔，瞿，宋，2009）

译文中调整了原文的语序，把What can I do提前，起到强调的作用，显化出本句的重点内容，使读者一目了然。此种显化则是意义方面的显化，并没有造成译文的冗长，而是更好地表达了原文的强调意义。

语用显化和文化相关，在东西方接触逐渐频繁的今天，翻译中文化的因素也愈显重要，文化差异往往会造成误解甚至冲突，在翻译时，可以通过显化把一些文化现象为目的语读者解释清楚。

例4：……您可以到杨贵妃洗澡的华清池去洗温泉澡；作为炎黄子孙还可以去拜谒离西安不远的黄帝陵。

……and the Huaqing Hot Springs where visitors may bathe in the warm mineral water.This site used to be the private baths for Yang Guifei，favorite concubine of the Tang emperor.If you are of Chinese descent，you may pay tribute to the tomb of Huangdi （Yellow Emperor），first Chinese emperor.

（注释：把“炎黄子孙”译为of the Chinese descent，译义与原句的内涵基本保持不变，避免句子冗长、拖沓。本句增添first Chinese emperor 至关重要，以免外国读者对Huangdi 这概念模糊不清。同样理由，上句中的杨贵妃，译文中也附加了同位语favorite concubine of the Tang emperor，以帮助缺乏中国文化背景知识的外国人。增添必要的同位语是汉英翻译中的常用技巧之一，值得重视。）（乔，瞿，宋，2009）

本例中翻译本身的注释已经解释了此种翻译策略的必要性，对黄帝和杨贵妃的翻译增加解释性词语，此种显化把东西方具有文化差异的词语补充翻译出来，使目的语读者能够简单了解中国的历史人物。

翻译过程的内在显化即翻译过程中固有的显化。这种显化是翻译过程本身所需要的，也可能是产生于译者无意识的翻译当中，是译者表达原语的意思，组织语言的一种体现。

例5：管他三七二十一呢

Who would care so much？本句是一种翻译过程中自然而然的意译，我们不可能对其进行字面的直译，看到中文，译者就会按照理解对其进行意译。

Pym根据Klaudy的观点将显化分为两大类：强制性显化，即语言系统差异造成的显化；非强制性显化，即翻译过程本身造成的显化（黄，2007）。我认为，强制性显化就是此种显化是必不可少的，换句话说，如果缺少这种显化，那么目的语译文就无法正确地反映源语文章的内容和意义，或是造成语法句意的错误。因此，以上语用显化和翻译过程的内在显化可列入强制性显化。而非强制性显化即是为了润色译文的显化，是译者为了文章结构或是个人搭配等因素，即使缺少这种显化，目标语读者仍可正确地理解源语文章的内容和要传达的意思，但是这种显化可以为文章的语言或是结构等增色，使其语言色彩或是意义内容更充分地表达。在例3中，显化起到了强调句子意义的作用，但是如果不调整原来状语的结构，即With my days flying in their escape，what can I do in this bustling world？尽管读者也可以理解其中的意思，但是句子的重心并没有突出，因而读起来平平淡淡。相比之下，把what can I do提前，使句子重点意义突出。此类翻译属于非强制性显化。

四、翻译显化现象发生的原因

显化现象的发生主要受语言差异，社会文化差异和译者本身的影响。英汉两种语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它们有着不同的表达形式，英语是以形合为主的语言，讲究语言的逻辑性，一般先说结果后阐明过程，使句子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其中连接词是必不可少的部分。而汉语则是以意合为主的语言，并不十分注重形式，有些语段不使用连接词也可很好地表达意思。英汉两种语言本身的体系及语法结构等同样存在差异性，例如代词的不同使用规则也会导致显化现象的发生。

社会文化差异主要指源语作品与目的语作品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一方面，英汉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本身就很不同，中西方文化差异明显，很多时候都要对这种特殊的文化因素进行显化处理，以使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源语文本。另一方面，处于不同时期文化背景下的语言有其各自不同的独特文化意味，这就需要译者去了解其相关的文化背景，以恰当的翻译源语文本。

译者本身在参与翻译活动的过程中，会对源语文本产生自己的观点、理解和态度，这与译者个人的文化素养，语言能力以及社会经历相关。因此，在这个过程中，译者就会依据个人理解对源语文本进行诠释，也就会产生显化现象。译者本身因素属于主观因素，译者可以通过提升个人文化修养和能力来对原文进行更好的加工创作。

五、结语

翻译中的显化现象可以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具体可以通过增加连接词或是解释性词语的添加，也可以通过语篇构建语序调整等方式来体现显化。显化现象的发生并不会使译文变得冗长，它只是添加了有助于译文恰当展现源语文章的内容，使得译文所含的信息量更加丰富，意义更加饱满。强制性显化和非强制性显化的差异在于其显化的成分或意义是否构成译文中必不可少的成分内容。无论是强制性显化还是非强制性显化，它们的共同目的是使译文充分传达源语文本的意思，使目的语读者能够清晰明了地理解源语文本。显化受到一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中可以灵活驱动的就是译者本身，译者可以通过自身语言能力的提升以及对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充分了解，从而译出质量较高的译文。

参考文献：

[1]黄立波.基于汉英/英汉平行语料库的翻译共性研究[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2]钱钟书.围城[M].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8：8-9.

[3]乔萍，瞿淑蓉，宋洪玮.散文佳作108篇[M].译林出版社，2009：10-11，248-249.

[4]柯飞.翻译中的隐和显[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4）.

[5]王克非，黄立波.语料库翻译学的几个问题[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6）.

[6]姚志奋.显化与辜鸿铭儒经英译[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10，（4）.

造成文化差异的原因篇9

关键词：译语；异化；译语文化；优化

引言

译即易，谓易换言语使相解也。翻译以言语的变易为主要特征，但不同体裁的作品，不同的译者，翻译的审美观念不同，变易的方法与变易的程度不同，翻译的效果、译作达到的境界也必然不同。译者把作品从一国语言转变成另一国语言，可以使相解，即沟通与理解，可以使相悦，即给人以审美的愉悦，也可以使相误，使读者产生隔膜，发生误会。这三种情况都与译语的异化与优化有密切的关系。本文试图通过译语变异现象的剖析来窥探译语的形态，以便正确识别与其有关的理论问题。

一、翻译即异化

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翻译活动的认识和理解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翻译审美观念。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把翻译看作译语对原作的同化过程，所以在确立翻译的标准和原则时，把求同作为基点，追求同而排斥异，所以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译论家天真地认为译语应该与原语对等，出现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翻译理论。

求同的翻译，讲究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与形式，其理论基础是传统的视语言为传达意义的工具的语言本质观。

20世纪西方兴起的语言学美学，影响了人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20世纪的西方美学界破除了语言是传达意义的工具这一观念，转向了语言创造并构成意义的新立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方，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的变化，引发了语言学若干认知模式和方法论的变动，从而导致一些相关学科如哲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的转向(Linguisticturn)。在这种诗流的背景之下，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翻译的本质和审美原则。在西方诸多新的翻译理论模式中，在解构主义思潮影响下产生的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对我们的启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法国解构主义学者德里达(JacquesDerrida)、福柯（MichelFoucault）和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把翻译的本质问题视为哲学的中心问题，从哲学的高度来看待意义的可译性问题，或者从翻译理论的高度来看待语言的本质问题。罗兰·巴特认为，文本生成之后，作者就失却存在的价值(作者已死！)，而文本的意义在读者对语言符号的阅读中产生。解构主义学者强调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文本的意义不是由文本自身决定的，而是由译者（读者）决定的。有趣的是，在解构主义学者那里，忠实性原则变得可有可无，译者用不着担心有人责怪他的译文不忠实，甚至可以倒打一耙，责怪原作对译本不够忠实。如此看来，博尔赫斯（J.L.Borges）的幽默（指他责怪原作对译本的不忠实）不无道理。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经典文献沃尔特·本亚明的《译者的任务》一文，认为译文与原作之间是一种延续与创生的关系，本来就无“忠实”可言。文本经过翻译而被赋予新的意义，从而获得新的生命。所以，在解构主义学者看来，译本不是原作的附庸，而是原作文本的再生（afterlife）。翻译不仅仅是传达原作内容的手段，而更主要的是使原作得以生存的手段。他们以“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个概念来解释译作与原文之间的关系，认为一切文本都具有互文性，从而把译者置于与原作者平等的地位。德里达以“延异”(difference，是德里达自己创造的词汇，有区分、延搁、播散三重含义，有的学者译为“分延”)的概念来表示意义的不确定性，显现翻译的异化过程。他认为，不同的语言在意义、句法和语音上的差异，构成各种不同的表意方式，而翻译就是在“同”与“异”的纠结之中正确地表现“异”。人们只有通过翻译才能真正认识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认识不同语言的特定的表达方式。因此，解构主义学者认为，翻译的目的不在于求同，而在于存异，一部译作的价值，不在于它的通顺程度，而在于它对语言差异的反映程度。

我们认为，西方解构主义学者如此旗帜鲜明地标举译语的异化，并不是故意要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而是在另一个层面上从另一个角度对翻译活动的本质与规律的科学的揭示。

其实，我国古代翻译理论家早就认识到翻译的异化功能。《法句经序》记述的那一场关于“信”、“达”、“雅”的讨论，已涉及异化的问题。当时的译论家已注意天竺言语与汉异音，名物不同，传

实不易，并且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来凸显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来指出译语在翻译过程的异化。道安论翻译的“五失本”，第一条就指出“胡语尽倒”，强调胡语与汉语在语法上的差异。鸠摩罗什曾指出汉语与胡语在文体上的差异，批语直译派的作品“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释赞宁把翻译比作将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皆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指出译语与原语的差异。

我国古人在一千多年前就发现翻译中的差异现象，说明翻译的异化是客观存在。

我国现当代学者也很重视翻译中的异化问题，鲁迅主张“宁信而不顺”，实际上是倡导异化。钱钟书标举化境，提醒译者不要因为中外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是针对异化而采取的对策，许渊冲针对中外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提出“优势竞赛论”，也涉及翻译的异化问题。

总之，我们认为，翻译活动是译者对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的艺术地把握，翻译离不开异化，翻译本身就是异化。

二、异化与译语文化

如上文所述，异化是一种客观存在，是翻译行为带来的必然结果。异化的存在并不取决于学者们的提倡或者反对。而西方学者提倡在译文中保留语文习惯的差异，是作为一种审美理想提出来的，即以“异”为美。

“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之后，我国文坛也流行过异化（欧化）之风，亦即以异化为美的文风。不少人主张“欧化的白话文”、“欧化的国语文学”。诗人何其芳曾回忆说：“我当学生的时候没有学过汉语语法，有很长一个时期，我不大了解汉语句法的一些特点，常常以外国语的某些观念来讲求汉语句法的完整变化。这样就产生了语言上有些不恰当的欧化。”尽管当时提倡汉语欧化的作家们后来也克服了洋腔洋调的毛病，但译语对汉语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至今还在产生着影响。

汉语的欧化（异化）主要来自翻译文学的影响，而相对于原作来说，译语的异化实际上是对原作语文习惯的同化，即传统翻译理论所谓的“直译”。译语的异化主要来自西方语言习惯的影响，同时，异化与译者所处时代的翻译审美观念有密切的关系。我们透过译例可以看得清楚一些：

王后：他们拿走茶具的时候，为什么你告诉他们还留下这些椅子呢？

(Whydidyoutellthemtoleavethechairswhentheytookawaythetea?)

马格纳斯：我要在这里接见内阁。

(Ishallreceivethecabinethere.)

王后：这里！为什么？

(Here!Why?)

马格纳斯：那，我想这里的露天空气和斜阳会给他们一点安神的效果。在这里他们对我“讲演”，不能像在屋里那么容易。

(Well,Ithinktheopenairandtheeveninglightwillhaveaquietingeffectonthem.Theycannotmakespeechesatmesoeasilyasinaroom.)

王后：准是那样吗？罗伯特问过布讷计斯，在哪儿学的，能讲演得那么漂亮，他说“在亥德公园”。

(Areyousure?WhenRobertaskedBoanergeswherehelearnttospeaksobeautifully,hesaid”InHydePark”.)

马格纳斯：是；可是那里有听众刺激他。

(Yes;butwithacrowdtostimulatehim.)

王后：罗伯特说你已经驯服了布讷计斯。

(RobertsaysyouhavetamedBoanerges.)

马格纳斯：（略）

王后：你不会因此得到感激。他们以为你只是戏弄他们呢。

(Yougetnothanksforit.Theythinkyouareonlyhumbuggingthem.)

这是老舍先生1956年翻译的肖伯纳的剧本《苹果车》里的一段。老舍是我国当代最具有艺术表现力的作家之一，他的英语水平也超过一般译者，按照常理，他的译语应该和他的创作语言一样，传神，生动，凝练，读起来琅琅上口。但从上面这段译文来看，我们很难相信它出自老舍先生的手笔。对照英文译文，我们不难发现，老舍的译语在造句时尽量靠近原文。正是因为要和原文贴切，他才把Whydidyoutell按照原文的词序译作“为什么你告诉”；在“我想这里的露天空气……”一句里，除了“斜阳”在字面上与原文略有出入之外，其余部分几乎都能与原文相对应；其他句子也尽量保持与原文的一致，因而显得有些不自然，不大合乎汉语口语的习惯。第一句话，如果译作“他们刚才来收拾茶具，你为什么要他们还把椅子留下？”不是更简练一些吗？最后一句Yougetnothanksforit译作“没有人会因此感激你”，似乎更符合汉语口语习惯。

老舍是公认的语言艺术大师，熟知戏剧语言的特点，可是，他为什么没有按照汉语文学语言的要求，把肖伯纳的这个剧本译得更符合汉语习惯呢？朱光潜先生读过老舍先生这部译作，认为老舍是耍惯了大刀耍不开匕首。果真如此吗？

我们认为，老舍之所以放弃生动活泼的汉语戏剧语言，而采用上文所展示的那种苍白无力的译文，是受了“求同”观念的影响。就翻译的哲学而言，以“信”为本是中国翻译思想的主流。在中国，传统的翻译思想产生于汉代以后的译经活动，因为译的是“天书天语”，译者的态度自然格外的虔诚。所以“信”字当头，不信则为异端，其中委屈不由分说。长期以来，求信求同，成为中国翻译理论的基本原则。在“忠实”与“创造性”之间，人们更看重的是“忠实”。久而久之，形成中国特有的译语与译语文化。

译语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也是一种翻译诗学的潮流。在中国，译语已形成一种特殊的语言形态。这里所说的译语文化（有学者把目的语所在地的文化称为译语文化，与我们所说的译语文化是不同的概念），是指我国自有翻译活动以来所形成的与译语有关的审美观念和译学风气，它包括一定时代的审美标准、欣赏习惯、表达方式等等。译语文化对译者及其译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定时代所流行的审美观念、欣赏习惯和表达方式对译者的译风的影响。任何译者都是在一定的译学风气中从事翻译，鲁迅和老舍也不例外。译学风气影响到译者的审美标准和表达方式。其实，老舍先生同鲁迅先生一样，是认真负责的、富有才华的译者，他们的译语与他们的创作语言之间所以出现如此明显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受了译语文化的影响，是译者在一定的翻译诗流中的必然表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时时处处忠实于原作，其主体意识处于压抑状态，较少考虑如何使译语符合汉语的语文习惯。

我们这里所指出的译语文化对译语的影响，实际上

是文化语境与译语之间的相互影响。我们把影响译语的生成、同时又反过来为译语所影响的总的社会历史性的语言情境称为译语文化语境。译者在一定的译语文化语境中从事翻译活动，他受到文学翻译的审美惯例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过去或当时的有关文学翻译的审美规范（其中包括文学翻译的审美理想、艺术法则、表达方式等），同时受到翻译活动内部的矛盾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他在使用本民族的文学语言表达外语的内容和形式时，就不可能完全按照汉语的习惯去遣词造句，这就产生了译语。译语是译者在原作语言的土壤之上，在同原作对话的艺术氛围和文化语境里创造的一种新的语言形态。译语带有原作语言的某些色彩，但又与原作的语言形式有很大差异。译语在母语中生存，既受到中国主流文化的影响，又受译语文化的影响。

译语文化对翻译观的影响直接在翻译效果上显现出来。就翻译观来说，大致可分为译而不作、译而作、译即作三种。译者在这三种状态里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主体意识，由压抑到自由，但始终没有摆脱译语文化的影响。罗新璋先生《释译作》一文对这三种情况做了透彻的分析，指出不同的翻译审美观念对译作效果的影响。这里借用两个译例来看看翻译观对译语异化的影响：

译例1：

这位女人的手，给所有的家族的隐秘的创伤绑了绷带。欧贞尼，被那些善行的一个行列伴随着，走向天国去。她的灵魂的伟大，减轻了她的教育的狭隘和她幼年生活的诸习惯。这样的就是这位女人的历史，她生于世界之中而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她生来是为的很辉煌地做妻子和母亲，可是她既无丈夫，更无子女，又无家族。

（穆木天译）

译例2：

这女子的手抚慰了多少家庭的隐痛。她挟着一连串善行义举向天国前进。心灵的伟大，抵消了她教育的鄙陋和早年的习惯。这便是欧也妮的故事。她在世等于出家，天生的贤妻良母，却既无丈夫，又无子女，又无家庭。

（傅雷译）

穆木天是个诗人，其使用汉语文学语言创作的能力不在傅雷之下。但是，从以上译例看出，翻译观左右着译者的翻译方式。穆木天译而不作，把翻译视被动的模仿，认为“译者永远地是感到像一个小孩子跟着巨人赛跑一样，”所以他在翻译中故意压抑自我，从而最大限度地张扬原作者的灵性，其译语相对于规范的汉语便发生较大程度的异化，以致于读起来不像读汉语，倒像读外国小学生学习汉语的作业。相比之下，傅雷的译文要灵活自由得多。傅雷的翻译观重神似不重形似，译中有作，其译语最大限度地接近汉语的语文习惯，异化的程度较轻。

译语文化的影响是一种传统势力，它像一只强有力的大手左右着每一个译者的审美意识和表达方式。译者要摆脱传统观念，就需要理论上的照亮和创新意识的指引。国内外翻译理论的发展，正在迫使我们改变以往的传统观念。钱钟书先生曾经指出，“传统有惰性，不肯变，而事物的演化又迫使它以变应变，于是产生了一个相反相成的现象。传统不肯变，因此惰性形成习惯，习惯升为规律，把常然作为当然和必然。传统不得不变，因此规律、习惯不断地相机破例，实际上作出种种妥协，来迁就演变的事物。”译语的异化是异国语言和文化对汉语的侵蚀，我国固有的语文习惯在外语语文习惯的冲击之下不断地相机破例，作出妥协，所以，一开始，译语与汉语语文习惯的某些差异可能会给读者的感官造成审美障碍。这种障碍久而久之又被人们所习惯，变成新的审美趋势。人们在阅读外国翻译作品时，那种由译语的异化造成的情调给人以美感。

三、异化与优化

我们认为，译语的异化是艺术传达上的一种变形。这种“变形”既是客观存在，也是审美的需要。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在看待译本与原作的关系时，注重译本对原作模仿的逼真程度。其审美观念近似于文艺学里的“模仿说”，所以，“信”、“忠实”便成为一种审美原则。我们在上文所列举的老舍和穆木天的译文，就是这种审美原则的具体体现。可是，翻译毕竟离不开原作，译者的创造只能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脱离了原作的创造，是借体寄生的创作，超出了翻译活动的范畴。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异化和变形是有限度的。状变而实无别，躯壳换了一个，但精神韵致依然故我。我们可以想象，假如在译作里把“燕山雪花大如席”异化为“梅山雨点细如丝”，恐怕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不能算是好的翻译。

译语的异化，有程度的分别。西方语言（如英语和法语）之间在句法结构、文化内涵上差异不很大。如果按照苇奴蒂(LawrenceVenuti)的“异化”翻译观，在译作中尽可能地保留外语的语文习惯，以表现不同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使译文带有异国情调，这种做法在西方也许是行得通的。可是在我国，汉语与英、法、德、俄等语言之间在语文习惯和文化内涵上的差异就大得多，如果按照西方学者的理论在翻译中尽量异化，那么语文习惯的差异和文化差异，不可避免地造成译作在汉语表达上的梗阻和文化上的“错位”，出现严复所说的“虽译犹不译”的现象。

译语的异化，有层次的高低。就审美理想而言，中外翻译家都强调译语与原语之间的透明，不露翻译的痕迹。果戈理认为译作与原作之间应该像玻璃似的透明；奈达认为，“好的翻译听起来不像是译品”(Thebesttranslationdoesnotsoundlikeatranslation)；钱钟书指出，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这些审美观念表明人们对翻译的最高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实际上，中外语言与文化相通而又相异，相通为翻译提供了可能性，产生可译性，相异使得翻译出现困难，产生对抗性，产生译语的异化。上文所指出的原语的语文习惯对译者的约束，迫使译者在“异”与“同”之间寻求平衡，译者不得不在译文里保留原语表达方式上的某些特点。所以，好的翻译不可能听起来不像是译品，译作与原作之间不可能像玻璃那样透明，而译本读起来也不可能不像译本。这就是说，译语不可能不异化，不可能不变形。基于此，我们在确立译语生成的艺术法则时，提出“和谐性”原则，就是考虑到“和”中包含着“异”，而“同”中无“异”。

译语的异化是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对抗与对话。译者把一部作品译成另一种语言文字，其译语可以是浅陋的，带着浓重的翻译腔，读来佶屈聱牙，也可以是优美的、亲切的母语中带着淡淡的异国情调，像扑面的晨风给人以清新的愉悦。关键在于译者是否具有科学的翻译观和相当的艺术表现力。许渊冲先生在大量的翻译实践中，发现汉语与英、法等西方语言在修辞和审美效果上具有各自的优势，提出扬长避短、发挥译语优势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势竞赛论”，确立了一种全新的翻译理论模式。我们从许渊冲先生“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的理论模式中借用一个“优”字，来把握译语的异化过程，避免译语浅化，争取译语的优化。

译语优化的过程，是译者在原作句子结构的束缚之下，因难见巧，在信与美、神与形、化与讹的对立中寻求和谐的过程。译者努力消除两种语言之间因为语文习惯的差异而可能露出的生硬牵强的痕迹，使译语的生成尽可能符合汉语的语文习惯。

优化不是归化，而是异化，是适度的异化，或者叫做“美的”异化。

优化的对面是浅化，或者称为囫囵吞枣的异化。浅化往往是被动的译者所为。译者在翻译中缺乏创造性，俯首甘为原作者的奴仆，亦步亦趋地跟在原作后面爬行。我们透过译例可以看得清晰：

Thenthereweresighs,thedeeperforsuppression

Andstolenglancessweeterforthetheft,

Andburningblushes,thoughfornotransgression.

译文1：何况还叹息，越压抑越深，

造成文化差异的原因篇10

一、 文化的概念

要分析文化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首先要了解文化的概念。文化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一切精神和实践活动的总和，包括人类世世代代的所有共享的东西，物质和非物质的。狭义的文化则是使用特种语言表达思想的某一社群的独特生活方式及其表达形式。文化与语言二者既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语言作为表情达意、交流信息的工具，是一种最初始的文化，但它只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文化的全部。因为有些文化是以实物来表现的，有些文化的表现则既涉及实物，又涉及习俗与制度。而要对种种文化进行表述，则必须借助语言。翻译作为语际交流，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过程，而且也是文化移植的过程。翻译与其说涉及两种语言，不如说它涉及的是两种文化。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更多地受到意识形态、文学传统及规范、政治经济、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民族心理、文化交流程度等要素的规范和制约，这些宏观因素会从不同侧面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和具体的翻译过程。早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巴斯奈特提出文化翻译理论，提出“翻译就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等值，就是原语与译语在文化功能上的等值。除语言学的特点外，在宏观文化语境中审视原语和译语”。

二、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不同文化背景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这就给翻译造成种种障碍，正如翻译家奈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文化差异会给翻译造成各种困难。

1. 词语缺失及语义联想意义上的差异

词语缺失是指原语词汇所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没有其对等的词语。比如美国60年代的hippie，由于它是美国文化的独特产物，在汉语中也无与之相对的词语，因此音译为“嬉皮士”。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天干地支、阴阳八卦、农历节气等术语在译成英语时，由于西方文化没有对等的词，在多数情况下也只能音译，如将“阴”、“阳”分别译为yin，yang.汉英两种文化对于同一词语往往也有不同的联想。比如汉英民族都有关于龙的神话传说，汉民族视龙为一种神异的动物，封建时代用以专指天子帝王，现代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它代表一种气势磅礴的民族精神。而在《圣经》中dragon代表邪恶和恐怖，致使在英美人心中常有“凶神恶煞”之联想。因此我们在进行翻译时，就要充分考虑到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以免读者曲解其义。

2. 意识形态的差异

意识形态是根植于一定的社会和文化的。“任何阶级都不希望引进与本土的意识形态有冲突的异域文化。两种文化的交流，其背后都是意识形态的对抗”(黄天源，2006)。译语文化语境中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极大地制约着译者对原作内容的取舍。有些不忠实于原文的翻译现象，绝不是由于译者在理解阶段有偏差，而是译入语特定的政治文化影响所致。尤其在政治敏感的社会，译者一般会自觉地避免译入那些有可能触犯政府或主流政治的言论或描写。缘于此，翻译家叶君健在翻译《安徒生童话选》时，将其中充满基督教思想的故事进行了改造，如《卖火柴的小女孩》原本描述的是丹麦大众期望救世主援助，以解除贫困和灾难，在译成中文后，小女孩却成了受迫害的下层人民的代表，并以这种形象教育和感染着几代中国孩子。这就是由于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而造成的翻译上的偏差。

3. 民族心理的差异

译语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民族心理对译者和翻译活动有着潜在的影响。“民族心理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中保持本民族形象和全民族共识的心理基础。民族心理与民族语言总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沈锡伦，1995:23)。汉语语言中体现的汉民族民族心理之一是认同心理。认同心理是指在主观上把异质文化视为同质文化的语言心理，表现为易于接受能引起相应联想的音译。汉语是表意文字，使得汉族人有了“望文生义”的语言心理，即“循音赋义”，尽可能地使语音外壳似有所指，把谐音词、音兼意译词、音译加汉语素的词打扮得像个地道的汉语词，这是汉人的一种心理定势。因此，选择表示同音的汉字时译者会千方百计地按汉语的语言心理去“循音赋义”，让汉语读者容易接受和理解。如humor幽默，cool酷，vitamin维生素，bandage绷带，Hippies嬉皮士，Bungee蹦极，ballet芭蕾舞，hacker黑客、clone克隆等。

译者在对外国文艺作品的人名和书名的翻译上也时常受认同心理的影响，如《飘》的主人公被译为郝思佳、白瑞德；《红与黑》中的于连等，很容易得到中国读者的认同。

三、文化翻译的策略

在外文的翻译过程中要采取“归异互补”的策略，有利于中国文化的繁荣与传播。韦努提(Lawrence Venuti)提出了“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和“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他指出“译者可以选择归化和异化的方法，前者是以民族主义为中心，把外国的价值观归化到目的语文化中，把原文作者请回家来，后者则离经叛道地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表现出来，把读者送到国外去”。我们应该有效地把二者相结合，从而繁荣本族语言文化。随着中国在经济政治上的强大和全球一体化的深入，世界文化交流日益加强，中西文化的强弱被渐渐地淡化。翻译家们越来越尊重原语的文化传统，采用“异化”翻译，尽可能地保留原语文化意象。例如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的国际译名，经过多方的争议，最终由“Friendlies”正式更改为“Fuwa”。

四、结语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不同文化间的差异确实对翻译方法的采用产生很大影响。翻译的实质是文化的翻译，“文化翻译观”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翻译的新视角。翻译既要正确传译原文的内容，又要考虑译语的社会文化语境，使译本实现其在译语社会中的文化功能。翻译中文化因素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只有这样，译文才能被读者所接受，从而达到文化的传播与交流的目的，同时达到繁荣文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张美芳.中国英汉翻译教材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2］Bassnett，S.Translation Studies［M］.London：Methuen，1980.

［3］黄天源.误译存在的合理性与翻译质量评价［J］.中国翻译，2006.

［4］沈锡伦.中国传统文化和语言［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