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考古的认识十篇

对考古的认识篇1

一、发展定位的背景：落实精神，认识区情

（一）党的十精神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精神的具体表现。党的十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布局，这对我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道路，形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空间格局和产业结构，建设美丽内蒙古，具有重大现实和指导意义。八个发展定位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了党的十五位一体总布局的精神，五大基地属于经济建设范畴，安全稳定屏障属于政治、社会建设范畴，文化旅游基地属于文化建设范畴，生态安全屏障属于生态文明建设范畴。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我区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定位。这些战略定位归纳性和概括性非常强，贯彻落实好战略定位精神，需要将其进一步具体化。自治区党委把握重点，明确思路，逐一细化。把“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细化为“保障首都、服务华北、面向全国的清洁能源输出基地”，把“国家重要的新型化工基地”细化为“全国重要的现代煤化工生产示范基地”，把“国家重要的有色金属生产加工基地”细化为“有色金属生产加工和现代装备制造等新型产业基地”，把“国家重要的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细化为“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把“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调整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和充满活力的沿边经济带”，增加了“体现草原文化、独具北疆特色的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基地”。这些细化的发展定位更具指导性和操作性，便于组织实施。

（二）我区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客观要求。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区牢牢抓住国家进入以能源重化工产业发展为主的阶段后，对能矿资源需求急剧上升的战略机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生产总值增速连续8年全国第一。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过渡，国家对能源需求逐步下降，以能源工业为单一增长动力的我区经济增长格局面临着经济增速下降的问题。客观形势的变化要求我区在继续发挥好能源资源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广泛寻求新的增长动力，以保持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增长。我区不仅自然资源丰富，而且人文、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也非常丰富。发展定位既注重了能源资源的开发，又注重了其他具有比较优势资源的开发，通过全方位资源的开发，加快推进产业多元发展，形成我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三）自治区区情的现实反映。我区资源富集优势明显，资源开发转化的发展路径是最好的选择。我区资源开发转化在能源领域具有绝对优势，能源工业的发展推动了经济总量迅猛扩张，与此同时也形成路径依赖。发展定位是对区情的一次再认识和升华，很好地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的“单一发展路径”问题，实现了资源的全方位开发转化。特别是第一次把文化、历史等人文资源的开发上升到自治区以及国家的发展定位层面，进一步明确了其开发的重要性和发展路径，具有很强的创新性。

（四）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重要选择。新世纪以来，我区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12年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在看到经济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我区也存在着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需要在发展战略的选择上把社会建设放在应有的位置。发展定位将安全稳定屏障建设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可以预见，随着发展定位的落实，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将会得到逐步解决。

二、发展定位意义：利于国家，惠及内蒙古

（一）对于国家的意义。一是有利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我国人均占有资源水平较低，能源资源约束矛盾日益突出。而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能源资源来保障。国家出于保障能源安全、优化能源结构和节能减排的需要，必然会提高使用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比例；以煤为基，发展煤制烯烃、煤制醇醚、煤制天然气等新型清洁燃料，用相对丰富的煤炭资源替代石油资源，达到优化能源结构的目标。我区能源和矿产资源储量丰富，通过建设清洁能源输出基地和现代煤化工生产示范基地，可以缓解我国能源供需矛盾，对于保障能源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二是有利于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我区生态状况直接关系到东北和华北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我区提出建设生态安全屏障，就是要牢固树立尊重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原则，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探索建立体现生态文明的体制机制，进而保护建设好我区的生态环境，为全国的生态安全作出较大贡献。

三是有利于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目前，我国产业空间布局不合理，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能源重化工产业大多数布局在空间狭小、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已使东部地区的环境承载力不堪重负。同时，现行产业布局中资源和市场脱节，导致资源长距离运输、电力长距离输送，不仅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而且人为推高了经济运行成本。我区提出建设清洁能源输出基地、现代煤化工生产示范基地、有色金属生产加工和现代装备制造等新型产业基地，就是要充分发挥我区资源、能源、区位和环境容量等优势，促进国家加快实施重化工业“西移”战略，在我区建设能源密集型产业示范区，这对于优化资源配置，形成我国合理的产业布局意义重大。

四是有利于完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长期以来，我国对外开放重心在沿海地区。我国对俄罗斯和蒙古经贸深化合作潜力巨大，发展活力需进一步释放。我区提出建设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和充满活力的沿边经济带，就是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扩大对外经贸合作，深化宽领域多层次交流，加快我区沿边地区开发开放，构筑起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中的沿边经济带。

五是有利于保障北疆安全稳定。我区是祖国的“北大门”和首都的“护城河”，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区提出建设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就是要全力维护民族团结，化解社会矛盾，创新社会管理，保证社会和谐稳定，为我国重构地缘政治格局、实现兴边富民、筑牢北方安全稳定屏障作出贡献。

（二）对于内蒙古自治区的意义。通过建设“五大基地”，积极推动我区资源型产业向大规模、长链条、深加工、高效益转换，促进我区传统产业新型化、新兴产业规模化和支柱产业多元化，对于我区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形成自主增长机制，保持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发展定位的特点：内涵丰富，特色鲜明

（一）内涵。明确我区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的角色与定位。认清自身是把握未来的前提，只有明确我区在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准确位置，才能把自身优势、发展诉求和国家要求相结合。五大基地很好地明确了我区在国家产业体系分工中的地位，既得到全区各族人民的广泛认同，又能够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

明确我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发展定位明确下一步我区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和突破口。定位进一步明确我区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思路，要继续做大规模、做成集群，提高在全国同行业中的份额，扩大我区基地市场的服务和输出范围。

明确我区发展新阶段的新任务和新要求。能源基地中强调“清洁”，反映了我区传统产业新型化的要求。现代煤化工基地中强调“示范”和“生产”并重，既强调我区在现代煤化工产业工艺和技术方面创新的要求，又注重把试验示范成果产业化的需求。在强调发展有色金属生产加工基地的同时，提出发展现代装备制造及新型产业基地，为我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指明了方向。

（二）特点。比较优势和国家要求相结合。定位的谋划充分考虑了我区的优势。新型清洁能源输出基地、现代煤化工基地、有色金属生产加工基地和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建设，都立足于我区资源优势，同时通过清洁生产、现代工艺、精深转化等方式，契合了国家优化能源结构、促进清洁低碳、建设美丽中国的发展要求。生态屏障、安全稳定屏障、草原文化休闲度假基地和对外开放桥头堡建设，既充分反映我区作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区域特点和区位条件，也反映了我区对国家生态安全和政治稳定的重要作用。

现实性与可能性相结合。发展定位既考虑目前我区在国家占有重要地位的领域，如煤炭、火电、风电、有色金属生产加工、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等优势特色产业，也考虑了具有良好成长性，在未来能够成为全国重点的领域，如发展以矿机、煤机、化机、风机、重型及特种运载车辆等特色化的现代装备制造产业和新型材料等产业。

导向性与目的性相结合。发展定位既能够成为引领全区上下为之奋斗的目标，突出了我区积极推进传统产业新型化、新兴产业规模化、支柱产业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和要求，也充分反映了我区对国家支持政策的诉求。如在能源基地、绿色农畜产品基地建设中强调“输出”，目的就是能够得到国家层面对我区运输通道、电力外送通道等方面的支持。在现代煤化工基地建设强调示范的同时，强调生产目的是争取国家在我区目前煤制油、煤制气、煤制烯烃、煤制乙二醇等现代煤化工项目取得成功的基础上，支持我区尽快放大产业规模，形成产业集群。

全局性与重点性相结合。目前“五大基地”“两个屏障”和“一个桥头堡”的八个发展定位，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个方面，既包含了党的十确定的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各项内容，又反映了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内涵丰富，重点突出，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发展定位既贯彻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的精神，体现了我区历届党委、政府已经形成的共同认识，注重了发展思路和方向的延续性，又结合我区发展阶段的新特点，赋予发展定位新的内涵和要求，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

四、实现举措：统筹谋划，把握关键

（一）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为核心。我区产业结构单一、链条短、支柱少，总体发展不够充分。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既要做大总量，更要增强长期发展后劲，着力构建传统产业新型化、新兴产业规模化、支柱产业多元化的发展格局。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强技术改造和创新，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提高产业技术含量，向长链条、高附加值方向转变，调整优化产品结构，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以煤为基多元发展，加快煤炭延伸转化，加快发展非煤产业，使非煤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多元发展支柱产业，依托现有龙头企业，引进先进技术装备，提高产业规模效益，形成新的支柱产业。

推动上述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注重虚拟经济发展，使其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加快推进由单一商品交换向资本运作深化阶段的转化，加快发展银行、证券、保险、期货等金融服务，推进资源资本化的进程。在具备条件的地区设立能源交易中心，实现资源和资本的有效结合。

（二）以支持发展非公经济添活力。非公经济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活力和繁荣程度的重要标志，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按照非禁即入的原则，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出台倾斜性支持政策，鼓励企业进行产业链分解，外包辅助配套产业，凡是国家没有明令限制的领域和行业都要对非公企业放开。完善非公经济发展服务体系，清理已出台的政策措施，优化非公经济发展环境。

（三）以加快发展县域经济为载体。县域经济是承载发展定位的重要平台。县域经济要培育发展特色产业，围绕区域资源和产业特点，重点引进延伸配套加工产业，有针对性地承接中间价值型、资本密集型及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产业，鼓励区域性中心城市加强专业化分工，实现产业链分解，把配套型、服务型产业在县域范围内进行发展。推进城镇建设，根据未来城镇化人口变化趋势，突出抓好城关镇和重点镇基础设施建设，高起点、高质量建设功能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打造一批集聚带动力强的县城、特色镇和专业镇。

对考古的认识篇2

中国当代的音乐考古学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其来源虽亦出自对于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但实际内容已越出考古学的范围。”④方建军：“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遗留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研究人类音乐文化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作为音乐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无疑可以填补、充实和丰富古代音乐史的内容。”⑤李纯一：“从研究对象、方法和目标等方面来看，古乐器学乃至音乐考古学应该既是普通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其自身具有很大的相对独立性。”⑥王子初：“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部门。是根据与音乐有关的实物史料，如古代的乐器、书谱、铭文、石刻艺术和洞窟壁画等，来研究音乐艺术的历史的科学。”⑦汪申申、田可文“：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和考古学的交叉学科，它要求从业者不仅具备音乐学（特别是音乐史学、音乐形态学和乐器学）方面的知识，还要掌握历史学、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田野发掘作业的全部技能与经验。”⑧李幼平：“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在交叉、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边缘型新兴学科”，“考古学与音乐学研究应该是它的两个基本立足点。”⑨王子初：“从历史的角度考察，音乐考古学脱胎于一般考古学，两者之间是一种母与子的关系”，“中国音乐考古学形成的初期，曾勉附于一般考古学界之骥尾。”⑩“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一门跨学科的边缘学科。……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其时空框架必须借助一般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以及考古学利用的其它各种手段才能建立起来。同时，音乐学的理论应该是音乐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指导。”輯訛輥方建军：“音乐考古学主要是考古学与音乐学尤其是音乐史学相互交叉、影响和渗透所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它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史学的双重性质，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輰訛輥“中国音乐考古学则从普通考古学中萌芽，是中国考古学滋养下本土化的产物。在研究方法上，中国音乐考古学也受到了考古学和音乐学（尤其是历史音乐学）的双重影响。”輱訛輥这些文字表述略有不同的定义显示：普通考古学是音乐考古学脱胎的母体，萌生、滋养的基础，交叉渗透、相互融合的一元，基本立足点之一，等等。这种深刻的认识，基于音乐考古学萌芽期的实践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音乐学界在文物、考古学界的帮助和推动下，创立了音乐考古学科。迄今为止，这一新兴的学科已经形成了具有本科、硕士、博士教育的人才梯队培养体系；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成果；参与了一次次的重大田野考古发掘；基本完成了与文物考古鼎力合作的基础性工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常设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并组织了多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国音乐考古学呈现着繁荣、活跃的学术景象。不过，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中国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潜在着影响学科发展的因素和不可忽略的隐忧。

在理论上，迄今为止，中国音乐考古学并未受到中国考古学的正式认同。在考古学理论著作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的“考古学”条目中，受普通考古学影响所产生的特殊考古学分支现已包括了诸如美术考古学、宗教考古学、古钱学、古文字学和铭刻学等等，并不包含“音乐考古学”。輲訛輥在实践上，中国现行的考古事业管理制度，只有国家文博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历史考古专业才有考古发掘权。以音乐学学术身份出现的中国音乐考古学家从身份和职业上均未被纳入考古界之列，更难以进入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发掘领域。而在考古事业的机构和职位序列里，也没有“音乐考古”的建制和席位。于是，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在田野发掘的交叉重合区域里存在着制度性的专业脱节。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学术衔接保持着一种“你发掘，我研究”的线性流程及默契。音乐考古学家的研究工作，主要还是停留在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和出土文物资料做案头研究的阶段。偶尔几次考古大型发掘项目的参与，也是来自考古界少数知音的邀约，而非制度性保障下的常态工作。这种情况对于两个学科和艺术及文化遗产事业都是不利的。自20世纪后半段开始，世界考古学的研究重点已经从建立完整的古代物质文化谱系研究逐渐转变为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重建。中国考古学的学科视野已从证经补史的窠臼中脱离出来，从线到面，从物到人，进一步扩大到全面探讨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认识人类历史的进程及发展规律，形成更为广阔深远的独立的阐释系统。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考古学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地层学、类型学、年代学研究，如果涉及到精神文化领域就会显得力不从心。

考古学面对古代音乐遗存时，尤为如此。作为物质的研究对象，考古学可以对其采用类型学和年代学的方法进行一般的研究，诸如物态的一般描述、分型、分式、断代等等。由于知识结构、研究方法和专业意识的局限，在现实的田野考古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如下问题：（1）遗存的现场处理有发现障碍和信息疏漏。往往忽略掉：作为礼乐遗址的环境信息，乐器的使用痕迹及详尽的存放状态，器物的结构及附件的配套关系，等等。比如曾侯乙墓，其大量礼乐器实物及由之显现的礼乐场景，引起了研究者从音乐遗址的角度对整个墓葬再审视。这个后起的理念已经错过了发掘过程，难免损失掉一些原本可以捕捉到的蛛丝马迹。同样，由于缺乏经验和敏感的专业意识而令人惋惜的事例，还有出于现场的清洗保护处理，该墓笙簧与笙苗的关系以及笙苗的管序被扰乱、移位；琴、瑟上弦和柱可能存在的遗痕也完全杳无踪影。（2）遗存的信息采集不敷使用，缺少有效的素材陈述。通常的考古发掘报告多从人工的遗迹、遗物的角度，谈论其层位关系、具置、器物组合、保存状况、自然环境；描述其形状：大小、数量、位置、方向、文字、纹饰；报告其材料（原生材料和加工材料）：质地、硬度、质感、火候、声响等。但对于音乐文物尤其是古代乐器的观察和描述，往往是语焉不详。比如乐器，往往是：结构不明、数据不全、交待不清，还缺少专业的鉴定、测试、分析报告。相关的照片资料一般只能反应器物的整体和外观，没有关键部位的特写，等等。由此提供的实物和资料只能作为古物学标本而不是音乐考古标本。（3）遗存的报告无力提供艺术史解读。对音乐遗存尤其是古乐器的认识，“形”仅仅是表“，形”上所含的无形的信息———“音”才是其灵魂，音乐学对于“形”的追逐是为了究其“音”。音乐考古就是要从这些有形的物质中获取无形的音乐信息，考查出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由于解读和描述能力的专业局限，现有许多发掘报告都难以对音乐学问题提供直接信息和知识支持，更谈不上建构和还原当时的音乐活动场景。许多音乐遗存的发现需要千载难逢的机缘，其出土时的环境信息以及器物附着的迹象往往极易消失并不可再生；某些音乐文物以极其脆弱的材质身处现实的保护条件也许还会得而复失。这一切，如被熟视无睹的目光掠过，是其不幸，更是今天的大不幸。考古学不能有音乐考古盲区。考古学的学科发展需要开拓音乐考古领域。学科设置和学科建设并非纯学术问题。#p#分页标题#e#

一个学科的确定和建设，需要相应的行政归属和管理、专业设置、机构设置、教学培训体系。普通考古学对音乐考古学的不认同，自然会影响到考古学相应的知识结构、人才结构、体制结构和管理制度，影响到其对音乐考古学的支持力度和贡献，影响到考古学自身的发展。基于这种认识而形成的显性和隐性的“行业壁垒”，最终会影响到音乐考古学的良好生态和成长。这将是考古学学科的损失，也是人类文化遗产事业的损失。关于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的关系，音乐学界的认识也不统一。本文开篇所罗列的有关音乐考古学的定义，全部出自音乐学界，其在音乐考古学的归属上有如下分歧：音乐学分支、音乐史学分支、音乐史学和考古学双重性、音乐学和考古学双重性、考古学特殊分支。显然，也有音乐学者不认同音乐考古学归属于考古学。部分学者在强调音乐考古学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时，强调音乐考古与考古的区别和剥离，对考古学之于音乐考古学的关系在观念上有些疏远和游离。诚然，一个独立的学科必须有其可独立之处。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区别在于：（1）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通过考古学方法所获取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而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其中除了考古学方法获得的资料之外，也包括传世的文物；（2）考古学研究重点在实物本身，音乐考古学的研究重点是从实物中考察出其所承载着的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3）考古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地层学和类型学，音乐考古学除遵循这些方法之外，还需要运用音乐学的研究方法；（4）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元代，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清代；等等。随着这一新兴学科的不断成熟，它一定能逐步形成一套独立、完善的学科体系。

尽管如此，音乐考古学的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并不能使其摆脱它对考古学的依附性。音乐文化遗存的发现和获取基本都来自考古发掘，这些文化遗存的时空坐标需要用考古学方法标定，针对实物、图像、文献、遗址的查验、检测、纪录和考证，现场调查及整理是音乐考古基础性工作。如果脱离考古学来孤立地看待和研究音乐文化遗存，脱离对音乐文化遗存的时代、文化区系、类型序列、共存关系、从属关系、器物组合等考古学的综合考察与分析，音乐考古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搞音乐考古研究，如果不能掌握类型学、不能掌握考古学文化这些方面的基本知识，这种考古学的研究是似是而非的，这就脱离了考古学基本手段去研究，和过去的古器物学没有什么区别。……有了这些基本认识，有了在考古学整体基础上把握的音乐考古学，这才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脱离这个基础，那都似是而非，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輥輳訛由于现行体制的障碍及其由之产生的与考古学的游离意识，在音乐考古工作中存在着这样的问题：（1）不辨器物的考古学关系，将不同年代或不同墓葬的出土物盲目合并组合，视为同期器物研究；（2）不辨器物群内在的组合关系，盲目将入葬组合等同于原始组合；（3）不实地全面、具体考察原物，仅凭发表的资料和数据望文生义，很难触及研究对象的实际及其规律；（4）不顾及器物的考古学背景，就物论物，缺乏体系概念和人文视野；等等。这些不循考古学方法的研究只能使人误入歧途。

此外，音乐考古学也只有在考古发掘和调查中参与抢救、采集、保护古代音乐文化信息，才能担负起自身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无可替代的责任。音乐考古学者直接从田野工作中获取第一手资料往往更具体、更详尽、更实用、更有效。音乐考古学者由古乐器音响检测到音乐形态研究，由编钟铸造技术观察到编钟调音规律的发现等等，都是音乐考古学者深入考古发掘整理工作的成果，也是音乐考古学对考古学古乐器断代的反哺和重要贡献。音乐考古工作者要参与发现，从田野发掘工作做起，在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分析、报告编写和专题及综合研究等各个环节主动参与、积极回馈，在与考古学的渗透中更加主动、更加深入、再加靠前———音乐考古学植根于考古学的沃野才能根深叶茂。

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滋生于音乐学、考古学，也从人类学甚至自然科学等多学科中汲取营养和力量。来自古文字学、声学、冶金铸造学领域的学科需求和成果反馈，也会影响着音乐考古学的信息采集、整理、记述和解读；自然科学和新技术会开阔传统器物学的观察视野，深化对音乐遗存的认识程度和相关研究。这是音乐考古学学科成长的条件和背景，也是其新兴性、交叉性和边缘性的表征。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推动和实践的积累会逐渐明晰这一学科的架构体系，理论研究的深入也会廓清这一学科的属性。不过，回顾音乐考古学的萌生，是考古学的启发、考古资料的吸引和刺激，促成了音乐学（主要是音乐史学）学者的进入；是音乐学与考古学的合谋催生了音乐考古学的建立；是两个学科突破认知局限的需求形成了学科交叉、渗透的新领域。在这个领域里，考古学与音乐学在研究对象上发生重叠，在研究方法上互为通用，在对象释读上互为补充。虽然还有其他更多学科在这个领域里交汇，从学科最基本的结构关系看，音乐考古学确实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学的双重性质，并更倚重于考古学。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在学科关系上存在着的上述现象，是音乐考古学作为一个边缘学科在成长中遇到的问题。问题的解决需要音乐学家、考古学家更多地了解对方，了解对方学科的特点和要求，了解对方的长处和局限，扬长避短，实现优势互补，在合谋与互动中共促学科发展。

当然，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国家的重视和政府的支持。在国家推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遗产事业进入新阶段的形势之下，作者愿对中国音乐考古学科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音乐考古学科建设要与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紧密结合。2005年12月，国务院决定设立文化遗产日，以“文化遗产”的概念拓宽了“文物”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标志着新世纪我国文化遗产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考古学定位为一级学科。音乐考古学科时逢成长的大好机遇。事业是学科的依托和动力，事业的发展需要队伍保障和政策支持，也会对相应学科提出刚性需求，并推动其发展。音乐考古学者应该在遵循学科成长规律的前提下，紧密与文化遗产事业相结合，力求进步，积极贡献。

对考古的认识篇3

在古代诗歌阅读题中，“选择题”是不是最佳选择，这当然可以再讨论，但分析质疑者、反对者的声音却不难发现，更值得引起我们警惕的是不少教师关于古代诗歌阅读教学的两大认识误区：一是认为诗歌鉴赏就是读懂诗意，二是把诗歌鉴赏等同于个性化欣赏。

事实上，古代诗歌阅读作为高考试题，它不能只有“懂”和“赏”，还应当有体现逻辑思维的“鉴”和“析”。因此，抛开古代诗歌阅读考查能否用“选择题”的争议不说，我认为，要真正提高诗歌鉴赏的能力，就应当理性解读考纲中的“鉴赏”要求，抓住古代诗歌阅读的考查核心，就应当在古代诗歌阅读教学中恰当引入逻辑思维，以切实提升古代诗歌阅读教学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一、理性解读考纲，抓住考查核心

1.对古代诗歌阅读考查要求的解读

古代诗歌阅读的考查要求，耳熟能详的是这么一段：

鉴赏评价D：（1）鉴赏文学作品的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2）评价文章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观点态度。

事实上，仅仅拿《考试大纲》中的这一段文字来作为古代诗歌阅读的教学指导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可能带来对古代诗歌阅读考查要求的误读。因为在这段文字中，我们看到的只是考查的内容要求，而关于“鉴赏评价”这一考查能力层级的解读，还应当往前翻到《考试大纲》的第一部分“考核目标与要求”，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表述：

D.鉴赏评价：指对阅读材料的鉴别、赏析和评说，是以识记、理解和分析综合为基础，在阅读方面发展了的能力层级。

解读这段文字，我们可以得出三条重要结论：一是“鉴赏评价”是一种阅读能力，其研究的对象是试卷提供的阅读材料；二是“鉴赏评价”并不是一种孤立的能力要求，而是依存于“识记（A）”“理解（B）”“分析综合（C）”之上，是以上三种能力要求的综合提高和水到渠成的结果；三是“鉴赏评价”是一种统称，它包括理性客观的“鉴别”“析”和“评”，也包括有感性色彩的“赏”和“说”。

因此，在古代诗歌阅读教学中，将“诗歌鉴赏”等同于“读懂诗意”，拉低了“诗歌鉴赏”的能力要求，仅完成了“理解（B）”的阅读任务；而将“诗歌鉴赏”误作“个性化欣赏”则忽略了古代诗歌阅读作为高校选拔性考试试题所应有的“基础性、综合性”要求，是把“诗歌鉴赏”当作自娱自乐的诗歌欣赏，最终可能导致阅读测试中鉴别、分析、评价无法完成任务。

2.对古代诗歌阅读考查核心的理解

根据以上对《考试大纲》有关要求的解读，我们不难看出，对于古代诗歌阅读考查核心的理解与判断，其实应立足于两个层面：一是诗歌的层面，二是阅读考查的层面。

从诗歌的层面去理解古代诗歌阅读的考查核心，即要求我们要根据古代诗歌的文体特征，如言志抒怀、寓情于象、含蓄隽永等，去理解古代诗歌阅读应当“考什么”。在这一层面上，“读懂诗意”是考查的核心，考生的任务是调动平时的学习积累，准确理解古代诗歌中的语言、形象和作者的情感、观点等。

从阅读考查的层面去理解古代诗歌阅读的考查核心，即要求我们根据语文阅读考核目标与要求，对试卷提供的古代诗歌阅读材料进行分解剖析，并在读懂诗意的基础上，指出这一首诗的具体特点。在这一层面上，理性的“分析”和“鉴别”是古代诗歌读的考查核心。

综合以上两个层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诗歌只是试题材料，“鉴赏”才是关系考生得分的能力要求，孰主孰次一目了然。更何况，“读懂诗意”对应的是“理解（B）”这一能力层级，是“分析”“鉴别”的基础和前提。因此，要想抓住古代诗歌阅读的考查核心，关键还是对古代诗歌的理性的“分析”和“鉴别”。

二、运用理性思维，提升古诗教学效率

作为文学类文本的古代诗歌，是否适用“理性思维”？运用“理性思维”阅读古代诗歌会不会肢解诗歌、破坏美感？这是许多教师的担忧和拒绝理性思维的理由。事实上，这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理性思维从来不是“美感”的敌人。

1.正确认识古代诗歌与理性思维的关联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文学作品的古代诗歌固然具有感情充沛、想象丰富、富有形象性的鲜明特点，是诗人对生活的艺术而又感性的认识，但这不等于古代诗歌创作只有感性认识而没有理性思维。事实上，感性认识相对于理性思维而言，往往是断续的、跳跃的、模糊的，具备一定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诗歌创作的过程如果少了理性思维的参与，诗人所创作出来的作品，很可能是混乱无序的，不要说给读者带来“美感”，连读懂都会有困难。概而言之，诗歌创作作为一种艺术活动，是一个多维的开放的心理流程。在这个流程中，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其实是相互交错、相互征服、相互表现的。

其次，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读者对于一首古代诗歌的欣赏，不可能仅仅依靠以感觉和表象为主要特征的感性认识。因为读者在感受诗歌形象之初，所获得的只是个别的、具体的表象，依靠这些表象，读者并不足以理解一首诗的全意，也不可能有“喜爱”的判断。只有当读者透过形象，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思维的方法全面理解诗歌时，诗歌所要展现的思想内容、诗人所要传达的复杂情愫，才有可能进入读者的脑海，进而才能使读者产生共鸣，产生审美体验。

因此，无论从诗歌创作还是从诗歌欣赏的角度看，古代诗歌都应当是感性与理性的综合体。鉴赏古代诗歌时，理性思维的参与不但不会破坏美感，而且有益于审美的实现。

2.理性思维在诗歌鉴赏中的应用

（1）结合推理论证，辅助读懂诗意

由于考生对古代诗歌形象的知识储备往往不是那么丰富，也由于古代诗歌形象往往具有内容的多义性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因此，如果仅仅抓住诗歌的形象来解读诗意，就容易出现诗歌形象的误读，进而使诗意理解出现偏差，甚至南辕北辙。这时，如果我们在教学中能讲一点逻辑知识，引导学生从推理论证的角度来认识古代诗歌的内容结构，对于考生正确解读诗意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如果我们认真观察，古代诗歌中符合逻辑学意义上的论证结构的篇章并不在少数。元代范德玑在《诗格》中提出的诗歌创作讲求“起承转合”的说法恰恰可以成为古代诗歌在内容上富有逻辑性的一个明证。运用推理论证的有关知识来辅助解读诗意，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避免诗歌形象多义性、多样性的困扰，可以帮助考生理清一首诗的内容思路，从而更准确地读懂诗意。

（2）借助概念比较，突破审题关口

为了适当降低阅读难度，古代诗歌阅读的命题设问往往比较具体，切入口较小，因此题目中起限制作用的关键性概念往往比较多。考生审读题目时，常常会忽略这些关键性概念而审错题意。那么，如何纠正考生的审题偏差呢？一味强调“认真”显然于事无补，而让考生习惯于圈画出题目中的重要概念，并借助类似概念的比较来确定答题重点，不失为一种值得一试的好办法。我们不妨来看一个例子。

【例1】诗的前四句描写了什么样的景象？这样写有什么用意？（6分）（2016年全国课标Ⅰ卷第8题）

在这一题目中，对于答题起到限制、提示作用的重要概念有“前四句”“景象”“用意”“什么样”“什么”等。孤立地看，有时候我们很难认识到它们的限制、提示作用，但如果在审题时引入一些类似概念来比较，问题可能一下子就清晰多了：“前四句”不是“全诗”，它限制了答题的对象范围，概括内容时要注意不能超出前四句的范围；“景象”不是“意象”，它要求答案应是一个综合叙述的意境特点，而不是罗列意象；“用意”不是“意思”，它要求不但要答出前四句的内容，而且要分析前四句内容对于全诗主旨、诗人情感的作用；“什么样”“什么”不是“哪些”，这说明答案要点相对唯一，答题的重点不是要点的简单罗列，而是答题点的内容逻辑。

（3）学会分析综合，提升答案逻辑性

“分析综合”指的是分解剖析和归纳整合。在古代诗歌阅读题的答案组织中，强调“分析”可以使答案结合具体的诗歌内容，避免套话、空话答题，也可以使答案本身更有逻辑性，更照应题目设问；强调“综合”，则可以使答案更有概括性，表达更加简洁有力。为了让考生的答案组织显现出应有的逻辑性，我们一方面要拿高考真题的权威答案给学生作示例，另一方面也可以要求考生每次组织答案时，都参照因果推理的思维模式去检查，看看答案组织是否能自圆其说，形成一个闭合的逻辑链条。下面我们剖析一道高考真题的参考答案。

【例2】与《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相比，本诗描写塞外景物的角度有何不同？请简要分析。（6分）（2015年全国课标Ⅰ卷第8题）

参考答案：本诗描写的边塞风光并非作者亲眼所见，而是出于想象。从标题可以看出，作者此时尚处于前往边塞的途中；开头“闻说”二字也表明后面的描写是凭听闻所得。

在这一参考答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答案组织呈现鲜明的总分结构：“并非作者亲眼所见，而是出于想象”属于扣题的总说，而且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从标题……”“开头……”则是对总说的具体分析说明，它们紧紧扣住了“非作者亲眼所见”“出于想象”，体现出极强的因果呼应性，与总说形成了闭合的逻辑链条，而且它们的语言既紧密结合了诗歌的具体内容，也有较强的综合性。

以这样的参考答案为标尺去衡量考生的答案，用这样的分析去指导考生的答案组织，考生的答案将会变得更有条理，更有逻辑，其得分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对考古的认识篇4

1982年初，笔者在初用“音乐考古”一词时，曾尝试着解释为：“音乐考古，是利用历史遗留下来的音乐文物和文献对古代音乐所进行的研究，是古代音乐史研究的重要环节，也是音乐史界、考古界共同开辟的一个科学新领域。”这只是对一个新兴事物的初步描述和憧憬。其中的“共同”一词强调了考古之于音乐考古的重要关系。

更多学者先后从学科的高度定义“音乐考古学”，大多数也凸现了这种关系。

秦序：“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出土和传世的古代音乐实物史料研究音乐历史的科学，它既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又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部门。换言之，它是考古学与音乐史学相互交叉渗透、相互融合发展起来的专门学科。”

蒋定穗：“‘音乐考古学’是近年来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音乐文物大量出土和音乐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形成的一门‘潜科学’”。“音乐考古发展到今天，已不再能被一般的考古学所包容，使用一般的音乐史学方法研究出土乐器，也已显得不够用。它迫切需要建立起由考古学和音乐史学相互结合而形成的新学科。……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中遗留下来的音乐方面实物，运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古代音乐历史的学科。”

谭若冰、黄翔鹏：“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的一个新兴的分支。它的研究范围与考古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最早是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而与美术考古、丝绸考古、陶瓷考古、青铜器考古等学科并立的，国际上称为音乐考古学。中国当代的音乐考古学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其来源虽亦出自对于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但实际内容已越出考古学的范围。”

方建军：“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遗留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研究人类音乐文化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作为音乐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无疑可以填补、充实和丰富古代音乐史的内容。”

李纯一：“从研究对象、方法和目标等方面来看，古乐器学乃至音乐考古学应该既是普通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其自身具有很大的相对独立性。”

王子初：“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部门。是根据与音乐有关的实物史料，如古代的乐器、书谱、铭文、石刻艺术和洞窟壁画等，来研究音乐艺术的历史的科学。”

汪申申、田可文：“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和考古学的交叉学科，它要求从业者不仅具备音乐学（特别是音乐史学、音乐形态学和乐器学）方面的知识，还要掌握历史学、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田野发掘作业的全部技能与经验。”

李幼平：“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在交叉、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边缘型新兴学科”，“考古学与音乐学研究应该是它的两个基本立足点。”

王子初：“从历史的角度考察，音乐考古学脱胎于一般考古学，两者之间是一种母与子的关系”，“中国音乐考古学形成的初期，曾勉附于一般考古学界之骥尾。”“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一门跨学科的边缘学科。……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其时空框架必须借助一般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以及考古学利用的其它各种手段才能建立起来。同时，音乐学的理论应该是音乐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指导。”

方建军：“音乐考古学主要是考古学与音乐学尤其是音乐史学相互交叉、影响和渗透所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它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史学的双重性质，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中国音乐考古学则从普通考古学中萌芽，是中国考古学滋养下本土化的产物。在研究方法上，中国音乐考古学也受到了考古学和音乐学（尤其是历史音乐学）的双重影响。”

这些文字表述略有不同的定义显示：普通考古学是音乐考古学脱胎的母体，萌生、滋养的基础，交叉渗透、相互融合的一元，基本立足点之一，等等。

这种深刻的认识，基于音乐考古学萌芽期的实践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音乐学界在文物、考古学界的帮助和推动下，创立了音乐考古学科。迄今为止，这一新兴的学科已经形成了具有本科、硕士、博士教育的人才梯队培养体系；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成果；参与了一次次的重大田野考古发掘；基本完成了与文物考古鼎力合作的基础性工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常设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并组织了多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国音乐考古学呈现着繁荣、活跃的学术景象。

不过，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中国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潜在着影响学科发展的因素和不可忽略的隐忧。

在理论上，迄今为止，中国音乐考古学并未受到中国考古学的正式认同。在考古学理论著作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的“考古学”条目中，受普通考古学影响所产生的特殊考古学分支现已包括了诸如美术考古学、宗教考古学、古钱学、古文字学和铭刻学等等，并不包含“音乐考古学”。

在实践上，中国现行的考古事业管理制度，只有国家文博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历史考古专业才有考古发掘权。以音乐学学术身份出现的中国音乐考古学家从身份和职业上均未被纳入考古界之列，更难以进入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发掘领域。而在考古事业的机构和职位序列里，也没有“音乐考古”的建制和席位。

于是，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在田野发掘的交叉重合区域里存在着制度性的专业脱节。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学术衔接保持着一种“你发掘，我研究”的线性流程及默契。音乐考古学家的研究工作，主要还是停留在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和出土文物资料做案头研究的阶段。偶尔几次考古大型发掘项目的参与，也是来自考古界少数知音的邀约，而非制度性保障下的常态工作。

这种情况对于两个学科和艺术及文化遗产事业都是不利的。

自20世纪后半段开始，世界考古学的研究重点已经从建立完整的古代物质文化谱系研究逐渐转变为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重建。中国考古学的学科视野已从证经补史的窠臼中脱离出来，从线到面，从物到人，进一步扩大到全面探讨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认识人类历史的进程及发展规律，形成更为广阔深远的独立的阐释系统。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考古学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地层学、类型学、年代学研究，如果涉及到精神文化领域就会显得力不从心。

考古学面对古代音乐遗存时，尤为如此。作为物质的研究对象，考古学可以对其采用类型学和年代学的方法进行一般的研究，诸如物态的一般描述、分型、分式、断代等等。由于知识结构、研究方法和专业意识的局限，在现实的田野考古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如下问题：（1）遗存的现场处理有发现障碍和信息疏漏。往往忽略掉：作为礼乐遗址的环境信息，乐器的使用痕迹及详尽的存放状态，器物的结构及附件的配套关系，等等。比如曾侯乙墓，其大量礼乐器实物及由之显现的礼乐场景，引起了研究者从音乐遗址的角度对整个墓葬再审视。这个后起的理念已经错过了发掘过程，难免损失掉一些原本可以捕捉到的蛛丝马迹。同样，由于缺乏经验和敏感的专业意识而令人惋惜的事例，还有出于现场的清洗保护处理，该墓笙簧与笙苗的关系以及笙苗的管序被扰乱、移位；琴、瑟上弦和柱可能存在的遗痕也完全杳无踪影。（2）遗存的信息采集不敷使用，缺少有效的素材陈述。通常的考古发掘报告多从人工的遗迹、遗物的角度，谈论其层位关系、具置、器物组合、保存状况、自然环境；描述其形状：大小、数量、位置、方向、文字、纹饰；报告其材料（原生材料和加工材料）：质地、硬度、质感、火候、声响等。但对于音乐文物尤其是古代乐器的观察和描述，往往是语焉不详。比如乐器，往往是：结构不明、数据不全、交待不清，还缺少专业的鉴定、测试、分析报告。相关的照片资料一般只能反应器物的整体和外观，没有关键部位的特写，等等。由此提供的实物和资料只能作为古物学标本而不是音乐考古标本。（3）遗存的报告无力提供艺术史解读。对音乐遗存尤其是古乐器的认识，“形”仅仅是表，“形”上所含的无形的信息——“音”才是其灵魂，音乐学对于“形”的追逐是为了究其“音”。音乐考古就是要从这些有形的物质中获取无形的音乐信息，考查出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由于解读和描述能力的专业局限，现有许多发掘报告都难以对音乐学问题提供直接信息和知识支持，更谈不上建构和还原当时的音乐活动场景。

许多音乐遗存的发现需要千载难逢的机缘，其出土时的环境信息以及器物附着的迹象往往极易消失并不可再生；某些音乐文物以极其脆弱的材质身处现实的保护条件也许还会得而复失。这一切，如被熟视无睹的目光掠过，是其不幸，更是今天的大不幸。考古学不能有音乐考古盲区。考古学的学科发展需要开拓音乐考古领域。

学科设置和学科建设并非纯学术问题。一个学科的确定和建设，需要相应的行政归属和管理、专业设置、机构设置、教学培训体系。普通考古学对音乐考古学的不认同，自然会影响到考古学相应的知识结构、人才结构、体制结构和管理制度，影响到其对音乐考古学的支持力度和贡献，影响到考古学自身的发展。基于这种认识而形成的显性和隐性的“行业壁垒”，最终会影响到音乐考古学的良好生态和成长。这将是考古学学科的损失，也是人类文化遗产事业的损失。

关于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的关系，音乐学界的认识也不统一。本文开篇所罗列的有关音乐考古学的定义，全部出自音乐学界，其在音乐考古学的归属上有如下分歧：音乐学分支、音乐史学分支、音乐史学和考古学双重性、音乐学和考古学双重性、考古学特殊分支。显然，也有音乐学者不认同音乐考古学归属于考古学。部分学者在强调音乐考古学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时，强调音乐考古与考古的区别和剥离，对考古学之于音乐考古学的关系在观念上有些疏远和游离。

诚然，一个独立的学科必须有其可独立之处。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区别在于：（1）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通过考古学方法所获取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而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其中除了考古学方法获得的资料之外，也包括传世的文物；（2）考古学研究重点在实物本身，音乐考古学的研究重点是从实物中考察出其所承载着的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3）考古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地层学和类型学，音乐考古学除遵循这些方法之外，还需要运用音乐学的研究方法；（4）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元代，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清代；等等。随着这一新兴学科的不断成熟，它一定能逐步形成一套独立、完善的学科体系。

尽管如此，音乐考古学的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并不能使其摆脱它对考古学的依附性。音乐文化遗存的发现和获取基本都来自考古发掘，这些文化遗存的时空坐标需要用考古学方法标定，针对实物、图像、文献、遗址的查验、检测、纪录和考证，现场调查及整理是音乐考古基础性工作。如果脱离考古学来孤立地看待和研究音乐文化遗存，脱离对音乐文化遗存的时代、文化区系、类型序列、共存关系、从属关系、器物组合等考古学的综合考察与分析，音乐考古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搞音乐考古研究，如果不能掌握类型学、不能掌握考古学文化这些方面的基本知识，这种考古学的研究是似是而非的，这就脱离了考古学基本手段去研究，和过去的古器物学没有什么区别。……有了这些基本认识，有了在考古学整体基础上把握的音乐考古学，这才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脱离这个基础，那都似是而非，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由于现行体制的障碍及其由之产生的与考古学的游离意识，在音乐考古工作中存在着这样的问题：（1）不辨器物的考古学关系，将不同年代或不同墓葬的出土物盲目合并组合，视为同期器物研究；（2）不辨器物群内在的组合关系，盲目将人葬组合等同于原始组合；（3）不实地全面、具体考察原物，仅凭发表的资料和数据望文生义，很难触及研究对象的实际及其规律；（4）不顾及器物的考古学背景，就物论物，缺乏体系概念和人文视野；等等。这些不循考古学方法的研究只能使人误入歧途。

此外，音乐考古学也只有在考古发掘和调查中参与抢救、采集、保护古代音乐文化信息，才能担负起自身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无可替代的责任。音乐考古学者直接从田野工作中获取第一手资料往往更具体、更详尽、更实用、更有效。音乐考古学者由古乐器音响检测到音乐形态研究，由编钟铸造技术观察到编钟调音规律的发现等等，都是音乐考古学者深入考古发掘整理工作的成果，也是音乐考古学对考古学古乐器断代的反哺和重要贡献。音乐考古工作者要参与发现，从田野发掘工作做起，在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分析、报告编写和专题及综合研究等各个环节主动参与、积极回馈，在与考古学的渗透中更加主动、更加深入、再加靠前——音乐考古学植根于考古学的沃野才能根深叶茂。

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滋生于音乐学、考古学，也从人类学甚至自然科学等多学科中汲取营养和力量。来自古文字学、声学、冶金铸造学领域的学科需求和成果反馈，也会影响着音乐考古学的信息采集、整理、记述和解读；自然科学和新技术会开阔传统器物学的观察视野，深化对音乐遗存的认识程度和相关研究。这是音乐考古学学科成长的条件和背景，也是其新兴性、交叉性和边缘性的表征。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推动和实践的积累会逐渐明晰这一学科的架构体系，理论研究的深入也会廓清这一学科的属性。不过，回顾音乐考古学的萌生，是考古学的启发、考古资料的吸引和刺激，促成了音乐学（主要是音乐史学）学者的进入；是音乐学与考古学的合谋催生了音乐考古学的建立；是两个学科突破认知局限的需求形成了学科交叉、渗透的新领域。在这个领域里，考古学与音乐学在研究对象上发生重叠，在研究方法上互为通用，在对象释读上互为补充。虽然还有其他更多学科在这个领域里交汇，从学科最基本的结构关系看，音乐考古学确实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学的双重性质，并更倚重于考古学。

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在学科关系上存在着的上述现象，是音乐考古学作为一个边缘学科在成长中遇到的问题。问题的解决需要音乐学家、考古学家更多地了解对方，了解对方学科的特点和要求，了解对方的长处和局限，扬长避短，实现优势互补，在合谋与互动中共促学科发展。

当然，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国家的重视和政府的支持。在国家推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遗产事业进入新阶段的形势之下，作者愿对中国音乐考古学科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一、音乐考古学科建设要与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紧密结合。2005年12月，国务院决定设立文化遗产日，以“文化遗产”的概念拓宽了“文物”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标志着新世纪我国文化遗产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考古学定位为一级学科。音乐考古学科时逢成长的大好机遇。事业是学科的依托和动力，事业的发展需要队伍保障和政策支持，也会对相应学科提出刚性需求，并推动其发展。音乐考古学者应该在遵循学科成长规律的前提下，紧密与文化遗产事业相结合，力求进步，积极贡献。

二、加强学科理论建设和基础性工作。通过开题立项和学术交流，梳理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建立学科规划和目标，建立专业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

三、通过国家重大项目整合队伍、培养人才、积累成果。音乐考古学队伍力量薄弱、松散，与文物考古部门的结合并不密切。通过全国性重大项目整合力量、凝聚队伍，出人才、出成果，已有《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工程的成功经验，应该继续类似的项目，形成本学科的成长模式。

四、搭建平台、建立渠道，更主动、更深入地参与文化遗产相关工作。湖北省博物馆等十家博物馆发起的中国博物馆协会乐器专业委员会，为音乐工作者与文物工作者搭建起交流平台，也是音乐考古工作者与文物考古工作者合作的桥梁。要充分借助类似学会组织和学术团体的力量。

对考古的认识篇5

［关键词］音乐考古学;考古学;音乐学;音乐学学科体系

一、音乐考古学在中国

虽然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前身可溯至北宋以来的“金石学”，但近代学科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当始于刘复在1930—1931年间，对故宫和天坛所藏清宫古乐器的测音研究，正是刘复将“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理想付诸于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的实践，并在此基础上所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才揭开了中国音乐考古学新的篇章，中国音乐考古学才得以真正“登考古学之堂，入音乐学之室”。譬如:杨荫浏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中国音乐史纲》一书中，援引了当时许多有关出土文物的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李纯一搜集了大量考古发掘的古代乐器及其研究成果，并将这些成果运用到《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夏商)一书中，这两位学者对考古资料的充分占有和有效地运用改变了自叶伯和以来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从文献到文献”的旧传统，音乐考古学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

二、音乐考古学作用于他种音乐学分支学科

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是在考古学和音乐学的羽翼下逐渐形成的。于音乐学而言，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分支，这也得到国内外学者一致的认识，例如，德国学者德列格将音乐学分为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音乐民族学(民俗学)、音乐社会学和应用音乐学五大类，其中，音乐考古学是作为历史音乐学的一个部门而存在的;音乐史学家李纯一认为:“它(音乐考古学)应该既是普通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是古代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虽然音乐考古学是历史音乐学的一个分支，但其在整个音乐学体系中的地位却并非仅仅只作用于音乐史学的研究，其对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以及当下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依然有着促进作用。

三、音乐考古学作用于音乐史学

较之于其他音乐学科而言，音乐考古学与音乐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这是因为:其一，在研究对象的时间维度上，它们都是指向于过去，研究历史上的音乐事项，以了解古代的音乐社会生活;其二，在史前史时期，音乐考古学研究是音乐史学研究的主要手段，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出现之后，有关音乐的考古实物和文献典籍是音乐史研究的两大史料来源。具体来说，音乐考古学对音乐史学的作用大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考古史料可以弥补文献的不足

人类发展的历史是极其漫长的，即便是从旧石器时代算起，也大约有300万年的历史;而人类用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就是说有比较确切的资料可以证明的信史，就中国而言，大约是从公元前17世纪的商代开始的，距今不过4000年左右。从300万年前到4000年前，这么漫长的历史，除了通过神话传说获得一鳞半爪的模糊的认识之外，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如《吕氏春秋•古乐篇》载:“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开(夏后启)上三嫔于天，得《九辨》《九歌》以下，……开焉得始歌《九招》”等等。通过这些记载认识商以前的历史不仅模糊不清、无法得以考证，而且也是一种无奈。可见，通过文字了解人类音乐的历史，其局限性不言而喻。而大量考古出土的音乐实物以及对它们所进行的科学研究，不仅改变了我们对史前音乐历史的了解主要依靠神话传说的尴尬局面，也改变了我们对史前音乐历史的认识。例如，1987年，河南舞阳县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25支骨笛，据碳14测定和树轮校正，距今约8000—9000年;根据测音和实际的演奏实验表明，这些音已包括了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并且可以吹奏较为复杂的曲调。这一结果不仅改变了我们之前对新石器时期音乐认识上的空白，而且也改变了对已有的中国古代音乐诸多研究成果的认识，促使我们对其进行重新考量，如学界很长一段时期都在争论的“战国时期有无五声音阶以外的偏音”的问题;音阶发展史是由少渐多，还是一个从多到少不断规范的过程的问题等。这方面的音乐考古发现甚多，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骨哨、西安半坡陶埙等。可以说，从科学的意义上研究史前音乐历史，考古实物是唯一的途径和手段。它不仅是我们了解史前音乐历史的不二法门，也对其后有文字记载的音乐历史的研究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考古史料和文献互证

考古史料和文献史料互证，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源于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对古代历史的研究。他主张研究古史当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这在历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被学界称之为“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一方面导源于对科学研究实证精神的追求，另一方面则是考古学在中国的不断发展与成熟。这一研究方法对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也有很大的影响和促进作用。王光祈在其《中国音乐史》一书就曾指出:“研究古代历史，当以‘实物’为重，‘典籍’次之，‘类推’又次之。”［2］其后，学者们都自觉和不自觉地将此方法运用到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实践中，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面貌也因此为之一变，它不仅改变了传统史学“从文献到文献”的旧传统，也使研究所得之结论多了些许的实证面貌。例如，古书中有关鼍鼓的记载甚多，《吕氏春秋•古乐篇》:“帝颛顼令鱓先为乐倡，鱓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即鼉也”、《诗经•大雅》:“鼍鼓逢逢，矇瞍奏公”、李斯《谏逐客书》和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提到的“灵鼍之鼓”。鳄鱼在古代被称作鼍，鼍鼓即是用鳄鱼皮制作的鼓。在没有有关鼍鼓的文物出土之前，学界对这些记载多半持将信将疑的态度，但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3015号大墓木鼍鼓的出土，释解了人们心中的疑团，从而确信鼍鼓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真实存在。

3．匡正用文献研究可能出现的谬误

翻开历朝历代正史乐志可知，其中有关音乐的记载多出于统治阶级之手，所载内容侧重于宫廷雅乐，对宫廷之外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记之甚少，有些御用文人为了取悦于统治者甚至会歪曲历史，因而必然有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此外，在“重道轻器”的古代，记载音乐之人往往都不是具有音乐专业知识的乐工，而是一些对音乐一知半解的文人，这也必然会使有关音乐的记述含混不清，乃至错误失实，以讹传讹，贻害千年。如此，考证、校雠等传统的研究方法一筹莫展，考古史料则表现出其特有的参证和纠错的作用。这方面的典型事例以曾侯乙墓乐器的出土为要，1978年，曾侯乙墓的发掘及其大量精美的乐器的出土不仅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地下音乐宫殿”的辉煌，其重大的意义在于改变了我们对已有的通过文献研究而获得的中国古代音乐史一些偏颇的认识:其一，对一钟双音现象作了最充分有力的注脚。1977年，吕骥、黄翔鹏等音乐家去甘肃、山西、陕西、河南四省做音乐考古调查研究时，发现了中国古代的钟，在敲击钟的不同位置时可发两个相距三度的音，但这一理论在提出时遭当时学界众多人的怀疑，人们普遍持否定态度。次年，曾侯乙墓编钟的出土，让世人承认并接受了“一钟双音”的事实。其二，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古音阶”和“新音阶”的问题。其三，对于中国只有首调唱名法而没有固定调唱名法的问题以及工尺谱的渊源、中国的乐律学理论等诸多有争议的问题都作了很好地解释。

4．扭转了用文字描述音乐史非直观形象的不足

音乐是一门时间艺术，也是一门声音的艺术。撰写一部有声的中国古代音乐史一直是音乐史学家的追求，从杨荫浏“音乐史是不能没有音乐的历史”［3］的治史观到黄翔鹏“曲调考证”研究的身体力行，无数学人为此孜孜不倦地摸索着;但我们同时也应知道，音乐生活的画面并非仅有声音组成，在三维空间里尚有乐器的形制、乐队的组织、器乐的编排以及乐人的服饰和奏乐的场景等，考古出土的遗迹、乐器实物以及音乐图像，包括绘画、画像砖、编织图、乐舞俑、洞窟壁画、器皿饰绘、墓葬壁画、画像石、石刻、书谱等，则可以直观地以立体的或平面的方式完整地再现历史上的音乐画面。例如，文献中有关先秦瑟的形制的记载语焉不详，甚至有分歧之处，我们如若仅仅通过文献并不能对此有清楚明白的了解。但湖北、湖南、河南等地古墓出土的有关先秦瑟的实物，则能立即给予我们非常明确的感官认识:先秦瑟的形制是“四枘四岳”式，一般具有二十三至二十五弦和柱。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再如，李荣有《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一书通过对大量出土的汉画像石的研究，揭示出了汉朝音乐生活的诸多层面;《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收集了各省的出土器物，形象而直观地展示出了各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出现的乐器的类型、特征等，并可以对不同省的出土乐器进行比照，揭示其间的异同之处和源流动向。可以说，考古史料让音乐史的研究具有了现场感和亲切感，让人如置身于历史的语境之中。

综上可知，音乐考古学虽然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的交叉学科，其下属于历史音乐学，但其在整个音乐学学科体系中的作用，并非仅仅局限于音乐史学，其对于拓宽和延展音乐美学的研究对象，丰富音乐美学的研究内容;对于改变民族音乐学在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时文献史料不足的局面，全面深刻地阐释音乐背后的文化意蕴等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作者:于珊珊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总论•序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对考古的认识篇6

关键词：考古发掘；文物保护

中图分类号：G7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5）12-0497-01

文物的保护管理，涉及社会不同职能的各个部门；文物的科学研究，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等领域的多种学科。保护管理和科学研究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因此，文物的保护管理和科学研究，是一项系统的综合性科学。我国原本就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可谓是历史悠久，有很多文明古迹随着时代的演变被历史掩埋了起来，通过我国考古发掘工作的进行，已经有不少的历史文物、历史古迹再次展现在人们眼前。但是伴随着考古发掘工作产生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考古发掘之后的文物保护工作该如何进行，这是一个值得所有考古学家探讨的问题。

1.现状

1.1 考古发掘人员的思想观念有待转变。很多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的考古人员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负责将文物挖掘出来，至于文物的研究与保护工作都不再自己工作的范围之内，因此很多考古发掘者在工作的过程中漫不经心，认为自己只要将文物挖掘出来即可，不在乎文物是否完整，使得很多文物在挖掘的过程中就已经被损毁了。还有一部分考古发掘者认为只有保存完整的才可以称得上文物，至于那些原本就已经破损的不要也罢，因此在挖掘的过程中，只是将一些保存比较完整的文物挖掘了出来，至于那些已经破损的就留在原地自生自灭，造成很多文物下落不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落实。

1.2 地方政府对文物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文物是古人存在过的最直接、最有效的证据，也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财富，我们理应做好文物保护工作。但是目前有很多地区政府都没有认识到文物保护的重要性，至今都没有建立起专门的文物保护和研究部门，例如博物馆、考古研究所、文物研究所等。使得文物保护工作远远落后于其它一些比较发达的地区。另一方面，由于当地政府的认识程度不够，影响了考古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很多考古工作者只是为了完成上面交代的任务开展相应的考古工作，并不是站在文物保护的角度上开展考古工作的，使得大量文物在出土之后被搁置一旁、无人问津。时间一长这些文物就会因为氧化作用而变得破烂不堪，特别是像青铜器、壁画之类的文物，最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因为长时间的无人问津最终失去了它原有的光彩。

1.3 文物保护的资金投入力度不足。目前也有很多地方政府虽然认识到了考古工作的重要性，但是却没有认识到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将大量的资金都投入在了考古发掘工作上，使得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由于缺乏资金的支持只能停滞不前。甚至有很多经济不发达的地区都没有一个正规的文物保护所，只用简单的库房来代替，导致很多文物在出土之后一直被放在不起眼的角落里，由于缺乏专门人员的管理，很多原本就已经残缺不全的文物更是不知所踪。有些地方政府或许已经建立了专门的文物保护机构开展文物保护工作，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资金支持，很难开展破损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原本完好无缺的文物也变得残缺不全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

2.措施

2.1 转变文物保护的观念，提高对文物保护工作的认识。无论是地方政府和考古工作者都应该转变自己的思想，认识到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特别是考古工作者，最应该转变自己的观念，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考古工作人员应该认识到文物不仅仅是历史遗留物，历史遗迹也是很重要的文物，在历史遗留物中，保存完整的是文物，残缺不全的一样也是文物，考古工作者还应该认识到文物保护工作不仅仅是文物保护研究部门的工作，考古工作者一样承担着文物保护的责任。只有考古工作者树立了这样的观念之后，才能增强自己的责任感，在发掘的过程中做好文物的保护工作。

2.2 加大文物保护经费的投入力度。地方政府在认识到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之后，就应该落实到行动上，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首先政府应该出资建立专门的文物保护机构，例如博物馆、文物研究所等，将一些可以移动的大中小型的文物，放置在专门的文物保护机构当中，并配置专门的人员进行保护，做好文化的修复工作，保护文物的完整性；对于那些不能移动的文物，政府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保护，特别是一些历史遗迹，例如车马坑、秦始皇陵兵马俑、敦煌莫高窟壁画等。其次加大保护设施的建设力度，保护设施在文物保护上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历史遗迹和无法移动的大型文物，保护设施就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政府应该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做好保护棚、围栏或者是看护房等保护设施的建设。另外，当地政府要加大科研投资力度，例如购买一些实验仪器、监测仪器等，做好考古发掘工作，为文物保护打下基础。最后还要做好日常的文物保护工作，文物管理人员应该注意文物保护所的日常管理工作，例如防潮、除尘等工作，这样才能全方位的做好文物保护工作。

2.3 完善相应的文物管理法规。政府想要更好的落实考古发掘后的文物保护工作，还需要相应的法律规范来约束考古工作者和管理者的行为。首先国家应该完善文物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文物的保护，有利于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扬，但是仍然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例如很多条款定义模糊、工作人员职责不清、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的操作难度大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必然会影响到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政府应该结合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现状，适当的借鉴外国一些先进的文物保护相关的法律文件，完善我国的文物保护法律体系。其次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也应该制定一套完善的、有利于当地开展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工作的制度，并明确工作人员的责任，切实落实考古发掘后的文物保护工作。

2.4 培养专业人才，加强管理。要使文物保护工作达到和谐的发展，就必须培养和引用出色的管理型人才、研究型人才和特别人才。管理型人才既要具备广博的文物方面的专业知识，又要精通管理，能够组织、协调、领导文物旅游的各个部门，积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确保中心任务的完成。

研究型人才是文物保护的中坚力量，他们具有文化、历史、艺术、考古、民俗、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系统知识，为文物的旅游开发利用做好最科学的规划。特别人才是指文物的鉴定人才和修复人才。由于文物自身的材质的变化及自然环境的变迁，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破损，需要有专业人才对他们进行修复后才能继续发挥他们的价值。这三类人才积极协作，加强对文物的管理，才能使文物保护协调发展。

如今在加快院校培养专业人才的同时，也应该注重发挥现有文物修复专业技术人员的作用，使其传统的经验、技术能够得以传承。还可以通过选送上述专业人员进入院校接受正规培训，使其系统地掌握理论知识和现代技术。随着文物和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的重要性将日益突出，这方面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日益重要。只有有关部门和社会有关各方真正重视起这一问题，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尽快改变文物修复专业人才短缺和专业素质偏低的局面，才能够使我们大量的出土文物和博物馆藏文物尽快得到修复，延长其寿命和恢复其价值，从而让这些文物更多地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服务，让我们的民众更多地了解到我国悠久、璀璨的文明。

对考古的认识篇7

所以说我们已成功地跨过第三个“四个一”：一是指举办的展览及其图录内涵的创意，是以往没有的，是一个全新的创意，所有的展品，也是高品位的，使我们参与会议的专家学者饱了眼福，也为观众，尤其是浙江、杭州和余杭区的广大观众提供了丰美的精神食粮；二是参加这次以良渚玉器与夏时期玉器、良渚文明与夏时期文明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共有46位。在作主题发言的26位专家中，有4位围绕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二里头文化玉器展开了论述，4位对石峁遗址相关问题开展了讨论，2位围绕大甸子墓地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玉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3位就龙山时代玉器玉文化作出了深入的讨论，另外13位则围绕玉圭、玉璋、玉钺等玉礼器论述了自己研究的成果。这些学者在本届年会上交流的学术认识，全是他们研究的新成果，于学术研究方面均具有不同程度的创新性，就我们设定的主题来说，还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三是有了这样一个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我就对编辑、出版好《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六）》充满信心，认为是指日可待了。所以我欣喜地说：“中华玉文化中心第四届年会闭幕式”，既是宣示我们已跨过第三个“四个一”，又是准备向第四个“四个一”冲去的宣示。

第四个“四个一”的目标是什么，我个人还没有想好，也想了一些，但还拿不定主意，还要听取诸位专家的意见，希望朋友们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我，或者是告诉相关的负责会务的同志。建设好“中华玉文化中心”，是我们追求的总目标。而要实现这一总目标，就要设定好每一个“四个一”所追求的目标。怎样设定好“四个一”所追求的目标？要设定好“四个一”所追求的目标，就得把握好玉器与玉文化发现与研究的全局，站在玉器与玉文化学术研究的顶峰，去发现于玉器与玉文化研究上具有创新潜力的目标。可见要设定好每个“四个一”所追求的目标，是只有具有相当学术见识的玉器与玉文化专家才能从事的设计，我不是玉器与玉文化学术领域中的专家，难以做好这件事，为了做好为专家服务的工作，将玉器与玉文化推向前进，我将认真地听取这个研究领域专家的意见。在此，拜托各位了。

相对前两次展览和研讨的主题来说，这次展览和研讨的主题所属考古学文化及其所处年代较为复杂。这次展品出土的遗址，分别属于西朱封、大师姑、花地嘴、陶寺、芦山峁、新华、石峁、二里头和大甸子共计9处遗址。

这9处遗址提供的展品所属单位的年代及其考古学文化属性的情况，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芦山峁和大师姑；二类是西朱封、花地嘴、二里头和大甸子；三类是陶寺、新华及石峁。一类中的芦山峁遗址未经正式发掘，展品均为芦山峁遗址采集所得。大师姑是一类中的另一处遗址。该遗址展品H5那件“玉铲”，出土于2003年11月，晚于《郑州大师姑》考古报告对大师姑遗址的那次发掘。但《郑州大师姑》对大师姑遗址的研究，证明这遗址只存在二里头和早商文化两层堆积，故将H5这件“玉铲”归入新砦期则当提出质疑。二类遗址各自提供的展品所属单位的考古学文化与年代，虽比较单一，但它们提供的展品所属单位的考古学文化属性与年代，却基本上又相互有所区别；三类是提供的展品的背景之年代与其考古学文化较为复杂者。基于二、三类遗址展品所属单位和某些遗址的年代与其考古学文化属性比较复杂，我认为有必要提出点个人认识，做出以下讨论：

关于西朱封、二里头、大甸子和花地嘴。西朱封、二里头和大甸子三地展品所属单位的年代与考古学文化属性，分别是龙山时代的龙山文化、夏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二里头遗址三至四期和夏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至于花地嘴则要多说两句话。花地嘴遗址提供展品的单位当属同一类考古学文化遗存。花地嘴虽只发表了简报，但我几次较认真地看过花地嘴出土资料，从一开始以及至今，均认为它的年代早于二里头文化时期，是龙山时代之后和二里头文化时期之前的夏时期遗存。这类遗存早已见于郑州马庄。从花地嘴这类遗存的文化面貌、特征、性质来看，当不能将之视为二里头文化的前身，似乎也难以把它归入新砦二期文化遗存之列。附带再说一句，新砦二期这类遗存，也不应被视为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同时，还要进而指出的是，新砦二期虽是新砦一期时序演变的产物，但将新砦一期归入王湾三期文化，从而将新砦二期视为王湾三期文化的后裔，也是泛化了王湾三期文化之后提出的不当认识。总之花地嘴这类遗存实自具个性，区别于陕、晋、豫至今见到的与之同时期任何考古学文化遗存，暂可将之称为以花地嘴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

关于陶寺遗址，从解希恭主编的《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北京）所辑截止于2005年发表的“简报”“报告”来看，我认为可将陶寺遗址已发掘的遗存分为这样三个时期。其一，是以陶寺ⅢH356为代表的时期。其年代相当于泉护二期文化时期，文化面貌、特征、性质很可能属泉护二期文化；其二，是以M3015为代表的时期。M3015的年代，我过去已作过讨论，认为相当于杏花文化出现宽平裆鬲的阶段，其文化面貌、特征、性质和已确认的同时期文化，存在区别，当自具个性，暂可称之为以陶寺M3015为代表考古学文化；其三，是以陶寺ⅢH303、99ⅢH22、02ⅠH6为代表的时期。这类遗存以肥足鬲、方体单把鬲、敛口（）、圈足篮纹深腹罐（甑）构成陶器基本组合，为其基本文化特征。我以往对其年代作过点讨论，认为当处在龙山时代之后、夏二里头文化之前的夏时期。这类遗存除广布于临汾盆地外，也见于陕西神木新华、神木石峁、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朱开沟和山西五台县阳白等遗址。这类遗存颇具个性，暂可名之为陶寺ⅢH303、99ⅢH22、及02ⅠH6为代表的遗存。《玉魂玉魄――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展》展出陶寺出土的玉器的单位是：M11、M22、M1267、 M1361、 M1369、 M1449、 M1699、 M1700、M2011、 M3002、 M3015、 M3032、 M3033、 M3100、M3168、M3169、M3196、M3202和MDC10。这19个单位的年代，均不可能属于陶寺ⅢH356为代表的时期者，能明确其年代者，仅是M3015和M3002。这两单位当属陶寺M3015为代表的时期。M22也可能属于这个时期。其他单位的年代，是否属于这一时期，或有的可能晚到陶寺ⅢH303、99ⅢH22、02ⅠH6为代表的时期。从现今陶寺遗址发表的材料来看，尚不能确知。

关于新华和石峁两处遗址。提供的新华遗址的玉器展品，均出自99K1这一单位。99K1打破生土，被压在1层下，不能从层位上认知这坑的年代，另外，坑内“填土”中仅见难以识别的碎陶片，同时，在发掘新华遗址之前，与这坑中出土的某些玉器相似的制品，虽已见于一些遗址，但都是采集品。故无法依坑中出土的碎陶片和玉器等遗物，确定这坑的年代及其考古学文化属性。可否据新华遗址的发掘所得到的知识，来推定这单位的年代呢？新华遗址发掘所见到的情况并不单纯，除在此见到上述陶寺ⅢH303、99ⅢH22、02ⅠH6为代表这类遗存外，还存在以99H1081及99H501陶鬲为代表的另类遗存。所以说后者是另类遗存，是因为陶寺遗址中不见这类陶鬲，而见到这类陶器遗存的山西忻州游邀遗址，却不见肥足陶鬲。可见，游邀和陶寺这两类陶鬲是不共生的。它们之不共生，绝非偶然。据我以往的研究，知这两类鬲均各有源流。肥足鬲直接源于釜灶，经历宽弧裆向尖角裆演变的历程，而新华99H1081及99H501和这两鬲型式相同的游邀H31陶鬲虽追根溯源也源于釜灶，但它却是直接由杏花文化陶鬲演变而来，故它们是不同考古学文化谱系的两类鬲。既然是谱系不同的两类鬲，那么它们为什么共见或共存于新华遗址之中？这两类陶鬲所以共见或共存于新华遗址，无非是出于如下两种原因：一是共见或共存并非共生，即这两种陶鬲所代表的遗存，在新华遗址中各自处在不同层位或单位，发掘或整理之时，未能将它们区分开来，而把它们混为同一类遗存；二抑或是新华的居民已经将这两类陶鬲融为一体，而构成一种既区别于陶寺，又不同于游邀这两类陶鬲各自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的另一考古学文化，或某一考古学文化中的某一文化类型。到底是出于哪种原因？如果是前者，则还存在孰早孰晚这一问题；如果是后者，也存在以谁为本体而融合或吸收了谁这一问题。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在未能认真全面检讨《神木新华》这一考古报告，甚或对新华遗址进行再发掘之前，我们难以提出任何倾向性的认识。同时，据我以往的研究，可指出的是这两类陶鬲所代表的遗存的年代，均处在龙山时代之前、夏二里头文化夏时期之前的夏时期。

对石峁遗址玉器的年代与考古学文化属性的研究，或许对新华99K1这单位的年代与考古学文化属性的探讨有所助益。提供的出自石峁遗址的玉器，均标明为“夏时期”，绝大多数展品，均为陕西历史博物馆展品，个别展品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提供的异形牙璧，标明为1981SS采1。陕西历史博物馆提供的藏品，未说明是发掘的，还是采集的，也未能提供器物号，估计均为或主要是戴应新所采集的那批器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提供的展品，虽未标明器物号，也未说明是采集所得，还是发掘出来的，估计当是发掘所得。2012年10月中旬，我参加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主办的神木石峁城址考古发掘研讨会，看到了这里发掘出土的一些陶器（片），从而得知这一城址存在着三个时期的三类文化的堆积：一是龙山时代杏花文化中期，即流行宽平裆鬲时期；二是龙山时代之后、二里头文化时期之前的夏时期的以肥足鬲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三是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白燕四期文化的后段遗存。这处城址的第二时期的文化遗存，和第一、三两时期的文化堆积，非属同一文化谱系。第一、三两时期的文化堆积，虽属同一文化谱系，但它们之间的年代间距，不仅其间横隔着肥足鬲为代表的文化，且还缺了早于或基本上早于肥足鬲为代表的文化的杏花文化晚期这段年代。换句话说，其年代间距，当有两个年代段。现需注意的是，这里以肥足鬲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中，如陶寺所见情形一样，不见新华99H1081及99H501和游邀H31这样的陶鬲。可见，石峁城址存在着肥足鬲为代表的和白燕四期文化后段这样先后两个夏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堆积，那么，这里出土的并被标明为“夏时期”的玉器属于哪一夏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依据出自石峁城址的玉器同于新华99K1出土的玉器的风格的这一情况，推断石峁出土的玉器的年代与其考古学文化属性，当是以肥足鬲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而非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白燕四期文化后段这一“夏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如这一认识成立，则可依此判定新华99K1这单位的年代及考古学文化属性是以肥足鬲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而新华遗址存在着以两类陶鬲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实于层位上存在着先后。当然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即新华遗址所见那两类陶鬲已融为同一考古学文化，如是的话，新华99K1的年代与考古学文化属性当归入这同一文化，如是的话，这同一文化则是以肥足鬲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融入了游邀H31这样型式的陶鬲而形成的一文化类型。同时，我们又可以此和以上所述陶寺M3015的年代及考古学文化属性为立足点，并依据上述未定年代及考古学文化属性的那些陶寺玉器的风格区别于新华99K1和石峁遗址出土的玉器，而同于陶寺M3015随葬的玉器的情况，推定出土这些玉器的墓葬的年代及考古学文化属性当基本上同于陶寺M3015。

综合以上讨论，可将“玉魂玉魄――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展”展出的展品所属单位的年代与考古学文化属性作如下归纳：

属龙山时代者：龙山文化的西朱封M202及M203两墓；陶寺M3015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的M3015、M3002，M22很可能属于这类遗存。同时，陶寺其他展出的玉器所属的那些单位，也可以归入陶寺M3015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

属龙山时代之后、夏二里头文化时期之前的夏时期者：花地嘴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的花地嘴2003T65H1、2003T20H1、2003T2H4、2003T14H4及2003T20H123；肥足鬲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的新华99K1及展出的那些石峁城址出土的玉器所属单位。

属二里头文化之夏时期者：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展品所属的那些单位，或许还可包括大师姑遗址H5那个2003年11月发掘的灰坑；夏家店下层文化大甸子墓地出土的玉器展品所属的那些墓葬。

正确地确定所研究对象的时间和空间，是正确地评估研究对象的价值与意义的前题。研究玉器也是如此。这是我所以花这么多时间来讨论“玉魂玉魄――玉器、玉文化・夏代文明展”展出的玉器所属单位的年代与其考古学文化属性的原因。我的这些讨论，不仅是个人的认识，也有不少仅是逻辑性的推论，是否正确？自然还待新的考古学发现与研究，在此冒昧地提出来，仅供研究这次展出的玉器与其相关的玉器及其所体现的玉文化的朋友们参考。我前不久在纪念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发掘4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作过一次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提出研究青铜产业链问题。我关于研究青铜产业链的认识，是否也适应于玉器与玉文化研究？我也正在考虑。这个讲话已发表在《江汉考古》2014年第1期上，如朋友们需要的话，可找来看看。这一问题就留待以后再谈吧！

对考古的认识篇8

一般而言，物质方面的发现能够很快证实文献资料记载的真实性、正确性或者纠正其不足、缺漏与错讹之处，比如城池、村落、墓葬，各种祭祀遗迹、各种器物等，这是硬货，至少就存在而言是没有异议也无法异议的。比如笛子，古书上说“黄帝命伶伦伐昆仑之竹为笛”，但在夏、商、周时期并没有发现与我们现在所称所用相同的笛子。由于笛子在汉代才有较广泛的使用，所以推测笛子在战国时可能已经出现，这样看所谓“黄帝命伶伦伐昆仑之竹为笛”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年代不会有那样早，夏、商、周怎么不见笛子呢？但是贾湖骨笛的出土就让这种认识和判断被重新颠倒过来，因为实物在那里摆着，谁能否定呢？所以“黄帝命伶伦伐昆仑之竹为笛”又有某种真实性。比如漆器，春秋、战国时的文献《韩非子·十过篇》、《周礼·载师》都有相关记载，《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还说庄子做过宋国的漆园吏，但漆器的历史能够早到什么时候，凭文献是无法推知的。商代考古发现了一些漆器，于是漆器的历史可溯源至商代；河姆渡遗址第三层发现了木胎漆碗，于是可将漆器和碗的历史都上推至六、七千年前。比如织布，马家滨文化草鞋山遗址发现有3块6000多年前的残布，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考古学文化也普遍发现有各种纺轮存在，所以不管文献记载如何（甚至有没有记载都没有关系），织布的历史都可以上溯至六、七千年前。物质文化的历史，只要有实物的存在、有新的发现，它马上就可以被改写，甚至不需要专家，老百姓都可以判断。但考古和历史研究显然不会也不能止于这个层次。

研究历史和考古的人一般会恪守一个原则：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是科学的、严谨的态度，但是如果将“材料”仅仅理解为实物或文字资料，那未免过于拘泥。比如毛笔，按古代文献记载当为秦将蒙恬所创制，但是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发现有毛笔实物，所以蒙恬制笔的说法和文献就不可靠。许慎《说文解字》说：“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从聿一声。凡聿之属皆从聿”、“笔，秦谓之笔，从聿从竹”。按许说，楚之聿、吴之不律、燕之弗皆是笔，名称不同而已。战国笔与《说文解字》所载两相吻合，所以《说文解字》所载又是可靠的。但是毛笔的历史并不止于战国：商代的甲骨上有的还留存着用朱砂或黑墨书写的未经契刻的文字，其笔画比契刻文字更加丰润、流畅，故专家推断当为毛笔所书。商代甲骨文中“聿”字作、形，象一手握笔之形，“聿”即笔字。更上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特别是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上，那富丽繁缛的彩绘图案，有着清新秀美的结构、流畅圆润的笔触，其绘画不仅需要毛笔或类似毛笔一类的工具，而且绘画技巧也应当相当纯熟，所以在新石器时代虽然没有发现毛笔实物，也没有“聿”或笔字，但毛笔一类的书写工具必然存在，而且应该不会是很粗糙的东西。又如乐律，传说为黄帝命伶伦所作，但完整的七声音阶最早只见载于《淮南子》，十二律的相关资料则见于《周礼》、《国语》、《吕氏春秋》等。贾湖骨笛出土后，经专家研究，证实其已具备六声音阶、七声音阶和八律，甚至有学者推测，十二律在当时很可能已经产生。将毛笔的历史上溯至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时代，将乐律的存在和起源上溯至八千年前的贾湖文化，虽然年代跨度如此之大，但类似的这种推断一般并不会存在多大的异议，因为前者虽不见实物但有实物作用的结果，后者不是实物但据实物可以验证，目前的考古学研究基本上是止于这一层次。

利用文献资料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局限性（这里指的是可靠的文献资料）可能表现为三种情况：一是研究对象的存在问题，即文献资料根本就没有记载、缺乏相关的信息；二是根据文献资料所载及相关信息无法判断研究对象的发展程度；三是根据文献资料所载及相关信息无法判断研究对象起源和发生的年代。毫无疑问，这些缺陷和局限都是应该或可能由考古学、考古资料来弥补的。对于没有即时的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和文献资料较少的夏、商、周时期来说，这种“弥补”在时空和内容的体量上都可能甚至必然是非常庞大的，其所占比例可能远远大于文献资料所载及其所能提供的相关信息，因此客观上、事实上它已经不是一种“弥补”（或不能称之为“弥补”），而是由“弥补”成为了历史文化本身或其主体部分；相反，文献资料这时必然居于次要地位了，成为了印证考古材料、辅助考古材料的东西，而不是我们以前所理解的，考古材料是用于印证文献资料、用于证史的。对于没有即时的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来说，这一点可以说是肯定无疑的。关于利用文献资料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局限性问题，我们可能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如果我们把古代历史文化分做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社会制度这样三个层面来考察，那么对于史前时代来说，实际上这三个层面都需要用考古材料来建立。换一句话说，关于史前史，应该而且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考古材料才是中心，是历史本身，而文献资料以及其他的各种理论、理解都是围绕考古材料而存在或者为之服务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这样尊重考古材料，我们才可能避免始终面临着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和一切既有理论、模式之间的矛盾。或者可以说，只有这样才是尊重历史、尊重科学。离开真实是谈不上科学，也谈不上尊重科学和尊重历史的。至于运用什么样的观点、理论来解释考古材料，那是另外的问题，这里谈的是考古材料的独立性问题，即必须和首先在尊重材料的前提下，然后才能谈及其他问题。我想这是史前考古和历史时期考古的区别之一。史前时代，可能考古材料居于中心地位，文献资料处于辅助地位；夏、商、周时期，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大体上对等互补或略有损益；秦汉以后，考古材料处于证史、补史的地位。这是我对不同的历史时期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之间的关系的理解。

利用考古材料来复原史前史，如上所述，它涉及到物质、精神、社会制度三个层面。物质文化是看得见的，出土的遗迹、遗物的大小、多少、质地、性质、规模、形制等等，一般而言，一眼观尽。难的是通过遗迹、遗物来建立和恢复古代的精神文化和社会制度，而且只有尽可能将二者搞清楚，才有可能较为完整地复原古人的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史前史。迄今为止的考古学研究并不是没有涉及史前时代的精神文化和社会制度，相反，这种研究可能还比较多。但是，如果我们要问一个非常熟悉中国史前考古的专家，请他讲一讲中国史前时代的科学文化发展概况，史前人类的思维方式、心理状况及文化、文明的传播方式，史前时代的社会组织、制度及发展历程，恐怕他并不能说得怎么具体，恐怕他只能用一些现成的也是模糊而混沌的概念比如崇拜、图腾、巫术、祭祀、母系、父系、酋邦、部落之类进行一些大而无当的描述，而且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描述和看法，而且不是这里与考古材料不合，就是那里与考古事实相背。为了稳妥起见，有的考古家可能会以描述遗迹、遗物的方式来回答你，即将发掘出土的物质文化告诉你，顶多再加一点自己都拿不定主意的推测或猜测。这种研究方式和状态随便翻一翻史前考古研究方面的论文或专著都可以看到和证实。所以，有的学者这样描述和总结目前的史前考古和史前历史文化研究状况：“总之，丰富的资料早已摆在考古家的面前，浅显的不着边际的形态描述和模糊的猜测也已经够多，我们需要完善的理论建设，需要系统、合理的解释”（曹兵武《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中原文物》2000年第3期）。显然，对于史前考古和史前期历史文化研究而言，新的思路、观念和方法十分重要。如果对这一点认识不够，甚至不以为然，那么“浅显的不着边际的形态描述和模糊的猜测”将可能始终如影随形地与我们的史前考古和史前历史文化研究相伴，我们不仅不可能写出一部让广大的人民群众都能读懂的史前史，而且我们自己对史前时代和史前人类的认识都可能始终是模糊的、混沌的，史前文化就始终是一个谜。

这里我们想从史前人类的科学文化这个角度谈一谈如何看待考古材料和文献资料这个问题，因为关于史前人类的科学文化的研究，可以说已有一些重要的突破和契机，而且它们与古人的精神世界、文化表达方式有着重要的关系。具体而言，就是古代知识体系中的二十八宿和“天圆地方”问题，而且它们都与冯时先生的研究有关。

关于二十八宿，根据文献记载和研究，其形成的年代只能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其起源期可能上溯至殷商时代，而明确地画有二十八宿星图的曾侯乙墓漆箱盖也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竺可桢先生曾经对二十八宿与天球赤道的最佳会合年代做过计算，结果当公元前4500年至前2400年间相合的最多，达12宿（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录》118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如果把观测的范围扩大到赤道带，计入南北赤纬100带形区域内的星宿，在前6600年即可能达到15宿，在前4300年至前2300年间可达18——20宿（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天学》178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1月版）。因为缺少文献证据，竺可桢先生这个推算被否定了。李约瑟说：“要承认这一点，是有很大困难的，因为所有考古学和文字学方面的证据，都说明年代不可能那样早”（《中国科学技术史·天学》178页）。因此他倾向于认为二十八宿起源于巴比伦。竺可桢先后有四篇论文论述二十八宿起源，令人遗憾和奇怪的是，他竟一次又一次地推迟二十八宿的始创年代。在《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一文中，他认定中国的二十八宿体系早已开始于公元前二三千年，即他推算的二十八宿建立的理想年代的下限期，但在后来的文章中，他数次将这个年代推迟，以为不会比公元前四世纪更早，并倾向于接受巴比伦起源说。这个问题直到1980年代末仰韶文化河南濮阳西水坡蚌塑遗迹的发掘出土，才重新获得了一个检讨的机会。

西水坡蚌塑遗迹出土后，冯时先生首先论证了蚌图中立杆测影、北斗崇拜和东西二宫星象等文化内涵的存在，陆思贤先生继续论证了蚌图四宫星象体系的成立（陆思贤著《神话考古》，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版）。1995年10月河南濮阳举办“龙文化与中华民族”学术讨论会期间，王大有先生实地考察、辨识，认为西水坡蚌塑图已堆塑出完整的二十八宿星象，这个认识又经伊世同先生考察、确认，伊世同先生并作了公元前4500年时的二十八宿天球分布图（参见：王大有著《中华龙种文化》，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版；伊世同《北斗祭——对濮阳西水坡45号墓贝塑天文图的再思考》，《中原文物》1996年第2期）。尽管有竺可桢先生的计算，王大有、伊世同先生的考察、论证，伊世同先生还作了公元前4500年时的二十八宿天球分布图，但也许由于前4500年这个年代让人感觉到太早，文字材料完全不支持这个结论，西水坡蚌塑图又是一个孤立的考古证据，所以学者们又倾向于两可的情形或者偏晚的年代。比如冯时先生虽然引证了竺可桢的计算，但他认为“公元前4000年代是中国二十八宿体系的滥觞期。当然作为滥觞期同作为体系的二十八宿的确立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他认同伊世同先生的一个观点：由于二十八宿部分分布在黄道带，部分分布在赤道带，因此，二十八宿于黄、赤道带平分的年代应该是这个体系建立的理想年代，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冯时《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文物》1990年第3期）。王大有先生同时又为二十八宿的形成确定了上限、中限、下限，其上限不晚于前4500——前3000年，中限在前3000——前2300年间，下限在公元前5世纪（《中华龙种文化》）。这种情形表明，专家们可能认为西水坡蚌塑图尚不足以支持公元前4500年左右二十八宿已经建立这种观点，所以持两可或年代偏晚的观点。与竺可桢当年的情形有一点类似，它们凸现了考古学理论、方法的缺失以及传统观念、文献资料、文字依据给科学研究（考古研究）带来的巨大压力。

由于机缘巧合，笔者有幸对中国新石器时代器物纹饰（含一些有特定造型的器物形制和遗迹，并延及夏商周、秦汉时期）作了一些了解和分析、研究。根据竺可桢先生的计算，冯时先生对西水坡蚌塑遗迹天文学内涵的研究以及中国新石器时代一批典型器物纹饰的分析、研究（许多典型器物的纹饰有着极为严密的天文历法数理和《易经》八卦数理设计），我将早期二十八宿（二十八宿的具体星宿在不同的年代可能会有个别的调整）建立的年代确定在前4500年左右。后来看到王大有和伊世同先生对西水坡蚌塑天文遗迹的认识，就更加坚定了我通过器物纹饰分析得来的认识。我没有到过西水坡，无缘见识王大有和伊世同先生所辨识的蚌塑星图，我也没有什么天文学水平，但我相信我对二十八宿建立年代的认识同王大有、伊世同等先生的相关认识并非仅仅属于巧合。我认为早期二十八宿在竺可桢先生计算的理想年代的上限期即前4500年左右即已建立，是因为我有远比西水坡蚌塑遗迹更多更明确的考古学证据。这里略作简介：北首岭中期墓葬出土78M4:(6)红陶细颈瓶肩腹部所饰用小三角叠砌的图案有严密的天文历法数理（该器纹饰本身可以作历书使用），其二十八个小三角叠成的宝塔状图案即是二十八宿已产生的证据之一；半坡四鹿纹盆和半坡P.4696鱼鳞纹彩陶盆都是用在口沿布数二十八的方式表现二十八宿之数理；姜寨一期的Ⅰ式T34②:1尖底罐，二期的Ⅱ式T283W277:1尖底罐、Ⅱ式T283W278:1尖底罐、Ⅳ式T282W246:1尖底罐等均是在腹部或肩部堆塑一周二十八个乳钉纹（或称“凸饰”），均是二十八宿已建立之物证；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马家窑文化等都有用图象和布数的方式表达二十八宿数理的器物，不一一列举（这里所举二十八宿物证纹饰的具体分析和论证参见拙著《伏羲画卦——中华史前文明之魂》）。北首岭78M4:（6）彩陶瓶、半坡鹿纹盆、鱼鳞纹彩陶盆、姜寨一期Ⅰ式T34②:1尖底陶罐，它们的年代同西水坡蚌塑图一样，都在前4500年左右，而且都属半坡类型，因此可以判断，早期二十八宿的建立，正是关中西部渭水流域仰韶文化先民的贡献（西水坡蚌塑遗迹与渭水流域的半坡类型有关，参见《“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细思量》）。2002年9月笔者邮购到蒋书庆先生所著《破译天书：远古彩陶花纹揭秘》，书中列举、分析了马家窑文化中一系列有关二十八宿的彩陶图案，其思路、方法与笔者几乎完全一致，说来简单，即数数（当然要论证就还需要分析纹饰的形态、构造、来源）。

“天圆地方”是中国古人的一种宇宙观，其说最早见载于《周髀》。冯时先生据西水坡45号墓穴的形制作了计算、研究，认为在前4500年这种观念已经产生，又据红山文化祭坛、积石冢作了进一步的论证、研究，此不赘述（参见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录》、《中国古文考古学》二书以及《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

如果根据文献资料判断，无论如何我们不会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推前到前4500年左右，不会将二十八宿的形成时间上溯至前4500年左右，不会将六声音阶、七声音阶、八律甚至七孔骨笛本身的存在上溯至8000多年前，甚至也不会将毛笔、漆器、织布的历史上溯到距今六、七千年前。问题在于，象漆器、织布、骨笛这种东西很容易得到认可，只要发现了，它就存在了，七声音阶可以通过骨笛进行测试，毛笔可以通过彩陶图案推知，它们也不难得到认可，但二十八宿、“天圆地方”这种纯粹抽象、知识性的东西既与实物不同，也不能象音律那样可以通过发现的实物检验，所以得到认可的难度就增大了。我认为对待这个问题不妨作如此设问：既然毛笔、漆器、织布、骨笛以及七声音阶都不依赖于文献记载，不受文字依据的束缚，为什么要用文献资料、文字依据来框定“二十八宿”和“天圆地方”呢？对史前时代的毛笔、漆器、织布、骨笛以及七声音阶的确认显然是在文献资料、文字依据以外的知识系统中进行的，因此关于“二十八宿”、“天圆地方”以及其他类似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另外的方法、手段，在文献资料、文字依据以外的知识系统中进行验证和确认。比如二十八宿问题，有天文学上的计算，在前4500年左右形成是可能的，有考古学上的一系列依据（即古人刻意在遗迹、遗物上布数二十八，通过遗迹、遗物刻画的形态、结构分析还知道它们与天文历法的内涵表达有关），它既在中国传统的科学文化和知识框架内，同时又不违背人类及其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与整个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是相契合的（中国原始农业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已经成熟），因此它可以不依赖于古籍中对二十八宿问题的具体记载而成立。至于古籍中为什么没有记载或者根据文献资料所载、文字依据不能得出相同的认识和结论，那似乎应该追究一下文献或文字依据存在什么问题。

再说一个典型问题：“阴阳”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谈论最多的一个概念和范畴之一，关于它的产生年代，很多知名学者都认为是在西周晚期或春秋战国时期，而且《易经》和八卦符号中都没有阴阳思想。我在《揭开易学界的神秘面纱——当代中国易学研究反思录》中谈到这种现象，这里不妨转述过来，以供分析：钱穆认为“《周易》之上下经，本不言阴阳，十传始言阴阳”；李镜池说“易以道阴阳，当是在阴阳说流行之时即战国中晚期之间为易学家所采用的……春秋时的易筮，还没有以阴阳来说解的”；庞朴先生认为“若说八卦的原始，它与阴阳本是无涉的”、“大概从西周末年以后，阴阳开始被想象为‘气’，与风雨晦明一起，被认为是天之六气；一切自然现象正常与否，常从阴阳中去探寻解释”、阴阳思想“不仅为《易经》本文所没有，也为以《易》通神的周人文化所阙如，甚至还是《易传》之外的一切儒家经典所罕言。因此，我们只好说，《易传》的阴阳思想，是外加于《易》的”（《阴阳五行探源》）；汪宁生先生以《国语·周语》所言“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说明“阴阳”在西周晚期才开始出现，“即以《周易》一书本身来说，其中较早的卦辞、爻辞中也还不见‘阴阳’两字”（《八卦起源》）；谢松龄先生认为《易》本无阴阳观念，“易以道阴阳”是战国时思想，是说《易》者通过以阴阳观念解《易》之方法，将阴阳赋予《周易》，从而把《易》纳入了阴阳体系（《天人象：阴阳五行学说史导论》）；余敦康先生认为“卦画的两个基本符号--、—，不具有哲学中的阴阳范畴的意义。在卦爻辞中，我们找不到阴阳对举的字样，甚至连一个阳字也找不到”（《易学今昔》）……这些认识和观点都是有文献依据的。相反的考证、研究和证据也不少，我们这里暂时撇开它们不管，单从史前时代考古材料的角度来看一下。龙山文化陶寺墓地大型墓葬的木鼓、石罄、陶异型器都是成对埋藏，其年代在4000多年前；后来青铜时代云南楚雄万家坝型铜鼓往往也是成对埋葬，其含义应与表示阴阳、雌雄有关，而且至今西南地区很多少数民族制作和使用铜鼓、木鼓仍以公母、雌雄相分。贾湖遗址发掘后，人们发现，墓中所出骨笛也是成双成对，而且经研究，它们的确是一雌一雄，与春秋战国以来管乐乐器分长短、雌雄的做法一脉相承。这些没有文字依据的考古材料证明至少8000多年前，阴阳观念已产生和存在。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为什么相差如此之大呢？反过来思考文献资料：《易经》乃占筮之书，它为什么一定要出现学者们从哲学角度理解的“阴阳”二字呢？《易经》之外的儒家经典不言阴阳，正说明“阴阳”乃是易学、八卦所特有。由于《易经》乃占筮之书，所以传统的认识往往认为八卦起源于占卜，所以阴阳哲学观念是在《易传》中才形成或外加于《易》的，所以阴阳观念产生的年代自然就很晚近，所以这种观点与考古材料不能契合。这个矛盾恰恰反证八卦起源于占卜的观点可能是错误的，相反从八卦起源于天文历法的角度去看，一切皆顺。其实，男女之有别、器物之大小、财产之多少，太阳一出天下光明，太阳落山满世界黑茫茫一片，原始人类天天经历、年年感受，“阴阳”观念怎么可能会迟至西周或春秋战国时期才产生？春秋战国、秦汉时候有关“阴阳”的文献资料或许只能说明，“阴阳”这时候已进一步成为古人建构宇宙理论、物质生成理论的最基本的材料，更加物质化了。单靠在文献中去寻找“阴”、“阳”或“阴阳”二字是无法把握阴阳观念的起源和发展程度的。

甲骨文以及一些青铜器的铭文是发掘出土的考古材料，当它们被辨认和整理出来之后，又成了文献资料。它们本身是非常可靠的，但是用于研究古代历史文化，它们仍然是非常有限的。陈梦家和商承祚都据殷墟卜辞认为殷人观念中只有春秋二季而无四时（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商承祚《殷商无四时说》，《清华周刊》第37卷第9期，1932年）。如果按照这种认识去推断，殷商时尚无四时八节的认识，又何谈八卦与历法的关系、《夏小正》十二月历法的存在，更何况远及于史前时代？后来，胡厚宣先生证明了商代甲骨文四方神名、四风见于《山海经》，并与《尚书·尧典》中关于四时的论述有关（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这才搞清楚了商人并非仅仅知道将一年分为春秋两季而不知道“四时”。关于“四风”配四时的理解虽有一些差别：如冯时先生认为殷商的四时乃指分至四气，而非四季（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19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连劭名先生则认为商人的四风实际上就是指四种气候，同时也是四季的象征，并认为商人除了春秋之外，也有冬夏的观念，卜辞中也有“冬”、“夏”二字（连劭名《商代的四方风名与八卦》，《文物》1988年第11期）。但这种理解上的差别并不影响一年被分为四个时段（有四时，则“八节”存在的障碍也被扫除，正如有四方则四隅亦出一样）这种观念在殷商时的存在。又如有学者据甲骨文中有大量关于“阳日”、“晦日”的记载论述阴阳观念（周山著《易经新论》）。其实“阳日”、“晦日”与阴阳观念各是一回事，二者并不能证明阴阳观念的存在，但并不等于说甲骨文中没有“阴阳”二字或相关论述就可以认为阴阳观念在殷商时还未产生。朱狄先生说：“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古代‘地’的概念出现得相当晚，直到殷周青铜铭文中，尚未见有‘地’字，而‘天’字却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朱狄《信仰时代的文明》2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郭沫若在《金文从考·金文所无考》文中还说：“易之八卦所托甚古，然可异者，彝器中逾未之见……基本二卦之乾坤二字亦为金文所绝无。金文无与天对立之地字。天地对立之观念，事当后起，则乾坤对立之观念亦当后起矣。”从这种文字学的角度去看，不要说八卦六十四卦、节气历法、“天圆地方”观念在史前时代的存在，就是考古学家们常常将史前人类遗存释为祭天、祭地、帮助人类灵魂升天之类的说法也是妄说了。

我以为我国有关上古和传说时代的文献大致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成书年代晚（这是相对于夏、商及以前的史实来说），它们大多作于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因此关于夏、商及以前的事大多只能依据心传口授而作。《春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为春秋时鲁国史官所作。其后有战国时人公羊高、谷梁和春秋末期鲁国人左丘明为之作《传》，并称《三传》。据研究，《公羊传》、《谷梁传》一直是以口授方式相传，直到西汉初期才写成书，《左传》开始也是口授相传，并被认为不是左丘明一个人所作，而是到他手上才加工整理成文。这种情形说明，直到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心传口授仍然是古代历史文化传承方式之一，因此我国有关上古和传说时代的文献是有一定的真实性基础的，并不因为成书年代晚，就可以否定其关于上古和传说时代的有关记载。但也因为心传口授、成书年代晚等原因，造成古籍中有关传说时代的记载、说法非常混乱，这也就成为疑古的人否定古书、古事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个特点是损毁严重。《左传》称“楚左使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今仅存《五典》中的《尧典》、《舜典》（有学者认为《汉魏丛书》所载发现于民间的《古三坟》即《左传》所言《三坟》）。《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但有关商朝典册现仅有零篇断章残留于《尚书》。公元前516年王子朝奔楚，将周王室典籍大规模转移，导致老子辞官归隐，周室典籍至今下落不明（王红旗先生认为今人应该寻找周室典籍，很有道理）。春秋末年，孔子到处搜求古代典籍，但又“惧览者之不一”，从维护儒家学说的立场出发，删订“六经”，其余皆在“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的名义下被剪除和摒弃。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中国历朝历代几乎都在朝代更迭、政治斗争或者战乱中有巨量图书被毁。即使司马迁作《史记》，也以“其文不雅驯”而放弃许多资料，“择其言尤雅者”著成《五帝本纪》。所以有关中国上古和远古历史文化的文献资料，虽然学者常以“丰富”言之，但实际上它们只是一种残枝败叶。第三个特点是古代并没有科学技术史或其他的专门史。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和著述都倾向于哲学、政治、伦理，科学知识都很少；成书于战国期间的《黄帝内经》、《周髀算经》、《甘石星经》是当时最主要的科学书籍，但在涉及有关医学知识、数学知识、天文知识的起源方面都没有考证研究，仅有简略的由谁传授或起自何时的交待，更无发展历程的追溯和研究，甚至当时也没有这方面的意识。与上古和传说时代相关的其他文献资料也基本上是有关政治斗争、历史大事、国家祭祀方面的。司马迁所作《史记》撰有《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等卷，也都是介绍相关的知识及其在政治方面的作用，而无源流的追溯、研究。《夏小正》被认为是我国最古的科学文献之一，或者也可以说是专门介绍科学知识的最早的一部书（现仅存正文400余字）。不过从孔子视《夏小正》为“夏道”、《归藏》（《坤乾》）为“殷道”的角度看，《夏小正》的产生和存在在先秦时代的古人那里并不仅仅是作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天文历法书来对待的，而是与国家的治理、管理有关的东西（《尧典》中有关于四仲中星的记载，也可证在古人那里天文历法是与治国相关的），其作为儒生讲礼的内容并纳入《礼记》也很可以说明问题。因此可以说从先秦和秦汉时候的古代文献里去追寻科学知识的起源、发展历程是很困难的，甚至也是不可能的。第四个特点与甲骨文有关。甲骨文虽然是发掘出土的东西，非常可靠，但它的局限性仍然很大。甲骨文的内容虽然涉及社会政治、生活、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但它们是由于卜占的原因而随机地出现于甲骨文中，甲骨文并非人为地编撰的系统的社会历史文献、科学文化文献，其产生和存在的目的也非为此，因此依据甲骨文考证、研究上古和远古历史文化，必然受到较大的局限。

此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文献、文字只是全部人类史、文化史发展到某个阶段才产生的，只是人类的思想感情、文化文明传承方式之一。根据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认识，人类思想感情、文化文明的传承和表达方式，其产生和发挥作用的先后顺序大致可作如此排列：姿体语言和口语最早，刻画图案、符号、记号次之，文字再次之，电讯、光盘、磁盘等再次之。因此，即使是没有错讹的古代文献记载，对事物起源、文化起源而言，它也只是一种路标，而不是终决和裁判，它只证明即时而不证明源起或者未来，更何况大量的事物和文化现象、起源可能不被文献、文字所记载。故传统的历史学研究和文献考证天然地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特别是对上古和远古历史文化研究而言。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明白，对于传说时代的历史文化研究而言，决不是要考古材料围着文献转，要用考古材料去证史、补史，而是文献资料只能围着考古材料转，文献资料起着印证和帮助识读考古材料的作用。因此，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很明确的。只有这样，考古材料就是远古历史文化本身，我们才可能复原一个尽可能真实的传说时代的历史文化，才可能更加接近古人的生活、思想、思维和心理，才可能分辨混乱的古代文献记载中哪是真实的，哪些是靠不住的、错讹的。

一个关键和困难的问题是，史前时代没有即时的文献记、，没有文字，我们如何才能以考古材料为本，让后来的文献、文字围着考古材料这个中心转，为考古材料服务？就考古学现有的基本理论层位学、类型学以及有关考古学文化的理论而言，它们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而且它们可以独立于后来的文献资料、文字记载，而不与后者发生关系（这正是传统的考古学家喜欢强调和追求的境界——只是这样一来考古学就永远只能是一个象牙塔的干瘪的枯燥的东西，虽然现在考古学家正在呼吁和提倡考古大众化）。就文化人类学以及现在考古家习惯于使用的父系母系、公有私有、部落酋邦这些概念和理论而言，虽然不能说它们一定就是不适用的，但至少目前来说它们并没有很好地契合中国的史前时代（笔者将另文讨论相关问题）。我以为史前历史文化研究的突破除了发掘出土的看得见的物质遗存外，可以从器物纹饰和一些遗迹、遗物的形制入手（上面所言关于西水坡蚌塑遗迹的研究以及关于二十八宿的认识即是例子）。据笔者的了解和初步认识，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些主要的考古学文化都已发掘出土一些典型的或特殊的器物，其上的纹饰、刻画图案都经过了精心而周密的设计、安排，有着明确而严格的数量关系，它们正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和《易经》八卦系统的一些基本数理相合，而且分析纹饰、刻画图案的构件，可以发现它们正是来源于有关天文历法的实践活动、认识和观念，或者与之相关（详见拙著《伏羲画卦》）。同时，这种内涵表达及表达方式还延及夏、商、周及秦汉时期的器物纹饰，因此笔者认为它们是古人能动地创造的一种文化和文明传播及传承方式。虽然史前时代没有即时的文字记载，但是中国古代有一个特殊的通过数量关系建立起来的知识系统，比如天文学上的北斗七星、二十八宿、心宿三星、月相周期、四时八节、十月历法、十二月历法、二十四节气，易学上的八卦六十四卦、河图数55洛书数45，医学上的十二经脉、奇经八脉、音乐中的十二律、七声音阶等等，特别是天文历法和易学中的一些基本数量关系，它们千年、万年也不会有什么改变。虽然古代文献残损不全，但这个通过数量关系建立起来的知识系统是明确的和无疑义的，通过这个知识系统我们不仅得以了解中国新石器时代科学文化比如数学、天文历法、医学、音乐等的发展状况，而且可以探知古人的思维方式、文化文明的传载方式。经由一部分典型的虽然繁复但有严密的数量关系的器物纹饰的释读，进一步可以探索各考古学文化中那些最基本的普遍的有规律性的器物纹饰的内涵，然后再涉及那些没有规律性的、随意刻画的纹饰，据此得以真正进入古人的精神世界。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这两块解决了，想来也有助于对社会形态、制度及其发展历程的探索，因为后者必然是在前者发展的基础上或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或进步的。通过纹饰分析，延及商、商、周及秦汉时期，同时也有助于三代及秦汉考古，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缺漏并验证文献记载的正误，探寻其所以如此的原因。

对考古的认识篇9

本课程从上古文学直至近代，是高校中文专业时间跨度最长、内容最丰富、信息量最大的一门课程。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把多而杂的内容系统地传授给学生，实现这门课程的教学目的，成为摆在古代文学教师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处理教材，如何改进教学方法。

中国古代文学课的教学内容分为“文学史”与“作品选”两大部分。由于大量的理性知识都在文学史教材中，加之教学时间又十分有限，因而很多同类高校的课堂教学都是以“史”为主，作品的讲授成了阐明“史”所提出的已定观点的例证。由于学生缺乏对足够数量作品的深入学习、具体感受，所接受的文学史知识只能是粗疏、抽象、流于表面并且缺乏生命力。

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处理好“文学史”和“作品选”的比例是实现这门课程教学目的的关键。笔者认为“作品”与“史”的关系应当是作品是第一性的，“史”是对历代文学创作及其发展脉络、规律的归纳与梳理。因此，本课程应将作品选的教学放在第一位，确立作品选教学的核心地位。也就是说应在讲授、学习一定数量作品的基础上，水到渠成地归纳文学史理论。只有如此，才符合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规律，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使之受到思想感情的陶冶。具体体现在时间安排上，作品的讲授、学习至少应占到每位教师任课学时的三分之二以上，文学史占三分之一。另外，文学史和作品选的内容很多，面面俱到的讲解是不现实的，在实际的教学中老师可根据课时安排，对教材的内容进行适当的删减，但必须保证中国古代文学的完整性和体系性，必须突出各时期的名篇佳作的讲授和学习。

过去这门课程的教学，大多以教师讲授为主，课堂气氛沉闷，教学效果不佳。为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知识向能力的转化，在教学中应当逐步确立以教师为主导、引领学生参与教学过程的教学方法体系。为了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教授每一阶段文学史时，可以采取以下四种方法：概括要点法、列表法、学生讲授法、练习法等。

所谓概括要点法是指教师在上课时，采用讲解和板书相结合的形式，概括归纳文学史的要点，以帮助学生尽快理清各个不同时期文学发展概况；列表法是要求学生按时间先后顺序，用列表的方式，列出书中涉及到的每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和文学影响等等；学生讲授法就是定期选取一些简单篇目，让学生根据已学的知识进行讲解，由学生自己讲评，增强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练习法就是教师提出一些问题，由学生根据课本作出答案，培养学生组织语言和概括能力。概括要点法易于学生理清思路，但是呆板、单调，不易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列表法和学生讲授法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特别适用于已有了较高自学能力的学生，但耗时多，不易于教师把握；练习法既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又便于教师对课堂的调控，但是教学的条理性、逻辑性则显得不足。四种方法各有短长，为了避免教法的呆板，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保证教学内容的系统性、科学性，我们应该穿插使用，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才能使学生掌握扎实的古代文学知识。

作品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重点，教授作品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的文学史具体化，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鉴赏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这一部分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生动，最具体的部分，它最易引起学生的兴趣。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部分教材，激发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在学习每章节时，要要求学生从记忆能力、理解能力、简单运用能力、综合运用能力四个层次来掌握课程内容，培养自己的分析评述问题的能力。

一是记忆能力层次可分识记和背诵两种。识记，要求识记主要作家作品和文体知识；背诵，要求背诵经典作品，熟悉其中的名句名篇。二是理解能力层次，主要要求理解作品的基本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概括、归纳作品主旨，理解作品段落层次，认知作品的某些总体特征。三是简单运用能力层次，要求学生能够对作品的主要思想内容和具体艺术手法进行简明扼要的说明，对主要文体、作家作品和重要的名词概念作简要的解释说明。四是综合运用能力层次，要求能够运用已学过的知识和理论，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进行整体性的、综合性的分析和评价。

在这些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善于综合运用启发式、讨论式、研究式的方法，以打破以往一言堂、满堂灌的沉寂状况，只有师生双向互动，学生的潜能才能得到激发，悠久古老的古代文学才能绽放迷人的艺术魅力。

作业布置是教学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在目前对学生的综合能力的培养格外重视的形势下，注重学生平时作业的布置显得尤为重要。有人认为，高等教育只有终端检测即可。但笔者认为平时作业能督促学生用功，从多方面、多角度检测学生的能力，给学生学好课程提供更多的保证，减少他们的考试压力，这是终端检测所不能代替的。作业可以布置课外阅读篇目和背诵篇目，要求学生背诵百篇以上的诗文作品，选取自己理解最为深透的作品，每学期写出1至3篇短小的分析、鉴赏文章等等。通过这些作业，不仅可以检验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情况，同时也可以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对考古的认识篇10

关键词：考古学；地质学；李济；丁文江；安特生

中图分类号：K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3-0240-02

中国人自己开始科学考古发掘的标志是1926年李济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李济是中国近代考古学{1}的奠基人及早期科学考古的实践人，开创了中国科学考古学的范例，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2}李济走向考古学之路既是个人兴趣的偶然，也是时代潮流的选择。李济去哈佛攻读人类学之前在《自撰简历》{3}的结束语中已经表明了想通过人类学和考古学来研究中国人及中国人历史的志向。传统教育使得他对中国的历史有着较深的理解，哈佛人类学的培训使得他对西方科学有着深切的体会，所以深刻领悟到在中国发展科学的必要性。其中考古学课程的学习使得他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接受过西方科学考古学的学人，这些正是他走上考古学之路的学识背景。随着回国后的三次田野考古活动他逐渐从一位人类学家转型到考古学家。

1923年李济哈佛人类学博士毕业，回国应聘去了南开大学，担任人类学、社会学教授。当时的人类学在中国是新鲜事，受到京津一带大学和学术界很多人的关注。学生李纯一（李景聃）和陶云逵就是受其影响走向考古和人类学研究之路。{4}南开大学任教的经历是他学术思想成长的一个重要阶段。这其中的原由与地质学是分不开的，地质学及地质学家的影响是李济今后学术路向转型的重要因素。李济在《中国地质学对现代中国社会人类学科的影响》一文中，就谈及到地质学对中国学术的巨大影响：改变了中国传统学人只视书本为学问，“劳心”“劳力”有别的观念，开始接受田野工作的重要性。并带来了一套科学的工作及研究方法。这门科学代表了现代的真正的科学精神。{5}

那时人类学与地质学关系密切，田野调查及发掘的方法都来源于地质学的掘地层。在中国，地质学是最早传入并兴盛起来的现代学科之一，西方科学思想随着地质学的传入而逐渐为国人所知。由于政府对矿产的需求，大力发展矿业并积极聘用地质人才，因此当时京津一带地区聚集了众多国内外的地质学学者。那正是李济投身学术界的初期，对于地质学来说，他算是个门外汉，但很幸运地认识了若干地质学界的朋友，与当时提倡中国地质学的几位大师，丁文江、章鸿钊、李四光、翁文灏等都有认识，订了学问上的交情。也认识了一批外国学者，如安特生、德日进、步达生、魏敦瑞等，他们对促进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不仅仅是在地质学上有建树，对中国的史前考古学、人类学等也有影响，而且很多都是开创性的工作。这些人都可以称得上是李济的学术前辈，在学术研究、田野工作方法、科学理念上都给予了他影响。

在南开大学的两年是李济投身学术的初期，也是他最后一次学术转型的酝酿期。除了中国近代学术界客观环境的影响，另有三个人直接影响了他今后的学术路向。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创始人丁文江是对李济影响最深的一位学者。无论在思想上，学术上，还是工作态度、精神方面，李济都十分钦佩这位前辈大哥。初次见面两人就建立了友好情谊，那时刚好丁文江的兴趣也有一部分集中在人类学，两人很谈得来。他恢宏的见解不仅使李济看到了中国学术的希望，在研究工作上更给予了坚定的鼓励和支持。相识不久就热情得把李济推荐给地质学界、古生物学界的一批国内外专家，且介绍入了科学社。对于一个刚刚入行的新人来说，在学术圈能广结良师益友对其今后的发展大有裨益。回国第二年，李济去湖北调查居民体质，就曾得到了科学社的经费资助。丁文江不但在人类学研究工作上给予了帮助，他也是李济做科学考古工作的引路人，劝导李济从事专门的科学研究，使其懂得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的重要性。

民国十四年春天前后，发现了两件决定李济今后工作方向的事：一是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约请加入他们在北平的田野考古工作队。另一是清华学校成立研究院，并邀请李济任教人类学。这两件事的发生间隔比较近，对李济来说都有着决定其今后走向考古之路的影响。与弗利尔的合作得缘于一个在中国从事古物收购的美国人毕士博。1923年8月，河南新郑发现一双墓道大墓，美国华盛顿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中国考古发掘队专门委员毕士博（C.W. Bishop）主动请求为当地政府发掘。同时北京的古物学家也云集现场，都希望有所收获。丁文江闻知此事，凑了二百银元经费鼓励李济赶赴新郑考察。但他晚去了一步，大墓被随意的破坏殆尽，只拾得一些人骨。{6}此次经历虽未在考古学上获得多少意义，但在收集、研究新郑人骨的过程中认识了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毕士博，他们是在协和医科学校研究新郑出土人骨时认识的，并在交往中建立了了解。李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的头衔以及在南开的教学工作引起了毕士博的兴趣。身份和职业的特性使他对李济有了特别的关注并代表美国弗利尔艺术馆邀请李济参加他们在北平的考古工作队。李济在犹豫中经过丁文江的分析和鼓励之后，从此走上了和外国考古机构的合作之路。这是李济真正走向考古的第一步，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了许多帮助尤其是在经济上比别人占得了先天的优势。相比之下，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由于合作不当，得不到足够经费支持而难以有所做作为。虽然是中国成立的最早的考古专门机构，但不得不因此而错失发展、壮大中国考古学的良机。{7}毕士博虽然不是个地道的考古学家但他直接促使李济转向考古事业。在今后的一段很长时间里，李济正是借着毕士博的帮助完成了在中国的一系列考古活动。这也是李济能成功转型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基础。

这两件决定李济一生的事件，都是在丁文江的帮助和力荐下完成的。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合作，使李济很是踌躇，请教了丁文江两个问题：一、是否应该放弃教书的职业去作专门的研究工作。二、如何与外国人合作。{8}分析这两疑问至少可以推断出三个问题：第一，李济尽管早有志向，但还没有规划好自己今后的学术路向。第二，对于专业从事考古把握性不是很大，也与他钟情的人类学研究有所不一，取舍不定。第三，虽在美国生活多年，但与外国人开展国际间的学术合作还是第一次，不知道该如何把握。丁江文的回答解决了他心理上的问题，鼓励他做研究更为重要。在与外国人的合作方面，丁文江有着丰富的经验，深知东西文化和人生观的不同，劝告李济要“直道而行”，追求真理，这也是他一生都追求奉行的。李济得到前辈大哥的指点，肯定了自己的选择，与佛利尔艺术馆订立条约展开合作。至此，李济在思想和学术方向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另一件事，重回清华园，任教于国学院。当时二十九岁的李济应聘清华，也是丁文江向梁启超推荐的结果。梁启超时任中国考古学会会长，热心考古，他希望清华能开现代考古、人类学的课程。{9}他与清华的渊源甚深，且被邀请入国学院任导师，所以有他的推荐，李济很顺利就入了清华国学院。入清华国学院的第二年，李济结伴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赴晋南进行考古调查并写有《山西南部汾河流域的考古调查》一文，发现了几处古代遗存，其中在夏县西阴村发现了彩陶，由此明确了发掘之地。夏县西阴村的发掘也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划下了一记重笔。这次发掘对于中国考古学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也使李济成为首位主持中国考古发掘工作的中国人。同时也创建了现代考古学科学的田野发掘方法。他在西阴村的成功发掘使他真正从人类学转战到考古学。

在论及李济的考古学之路时，还有一个人是必须要提到的，那就是瑞典人安特生。他是地质学博士，被北洋政府聘请为农商部矿政顾问。和其他早期来中国的地质学家一样，他也具有很广的知识和兴趣。在中国除了发现不少矿藏之外，还调查过华北一带的古生物，同时还对考古学很感兴趣。他是第一个在周口店发现龙骨而引起北京人的发现的学者。对中国北方一带的史前彩陶文化有一系列的发现，最为著名的是河南渑池仰韶文化的发现，证明中国有着古老的史前文化。这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让国内学者尤其是历史学者感到振奋人心，同时又为这些考古发现都是由外国学者发现而感到惭愧。李济的感受也是如此，而且作为学人类学的他来说，后一种的感受更为强烈，由此刺激了他，想要通过考古发掘来证明祖国的文明。李济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已经表明了安特生在中国北部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使得他想探究中国史前与文明时期的概况，正是在这样的好奇之下促发了西阴村的发掘。{10}安特生在中国的一系列考古发掘活动,开启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河。李济说:“安特生实际上是第一个通过自己的成就在中国古文物调查中示范田野方法的西方科学家。”{11}安特生更多的是在学术上为李济树了一个榜样同时也是一种激励。安毕竟给中国人展示了一系列当时西方考古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并培养了一队田野考古的工作人员。而他取得的成就也是对有着国家主义意识的学人的一种激励。清华的支持，弗利尔的资金，地质调查所的帮助――袁复礼，使得李济顺利完成西阴村发掘，这次的发掘是中国人首次自己主持发掘的科学考古活动，有着开创性的建设。也使得李济奠定了中国科学考古学第一人的位置。也正是这些才使得李济顺利入主了以科学研究为目标的史语所，在史语所的领导下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成了中国考古学学科诞生的标志。

中国传统历史研究的时代需求及西方科学考古学知识的传播促使中国人开始越来越多的关注考古学，李济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国，初入学术圈。其早年的中国传统教育与其后的哈佛大学人类学教育的知识背景，使得他自然而然地开始关注考古学。其后，李济在丁文江和安特生的启迪下接过了考古学发展的大旗，促使中国的考古学真正走上了科学的正轨的道路。李济也由此从人类学转向了考古学之路，奠定了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基础。

注释：

{1}中国近代考古学，李济在《现代考古学与殷墟发掘》一文中，用的是“现代考古学”并介绍了其科学性、注重田野工作的特点，但两者其实一致.

{2}岱峻.李济传[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52.

{3}{4}李光谟：《从一份自撰简历说起》，《李济治学生涯琐记――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页。“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27.年，第一章第27页.

{5}李济.李济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6.

{6}岱峻.李济传[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31.

{7}陈洪波.史语所的实践与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8}李济.李济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77.

{9}岱峻.李济传[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