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信息传播权范文

时间:2023-10-31 17:5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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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传播权

篇1

考虑一个具有N个节点和E条边的网络,节点代表个体,两个体之间有联系则对应的两节点之间就有连边,用两个相连节点的共同邻居数表征两个体间的亲密程度。每一时步,网络中的个体处于以下4种状态之一:1)未知态(unknown),个体尚未接收过信息;2)已知态(known),个体接收信息后,因怀疑该信息的真实性而不愿意转发;3)认可态(approved)。个体相信该信息,下一时步转发给他的邻居;4)疲惫态(exhausted),个体转发后,对传播该信息失去兴趣,不再转发[11-12]。开始时,随机从网络中选择一个节点作为传播种子,而其他的节点属于未知态。这个种子会将信息传给它的邻居而在同一时步自己变为疲惫态。而一个节点(未知态或已知态)接收到信息,它就会依据自己接收此信息的次数以及自己与传来此信息的邻居的亲密程度来判断信息的真实性,从而决定接受与否。这种规则就意味着信息传播的两个特点-记忆性和社会强化,同时边权对信息的传播有影响。

2仿真及分析

用R表示接受信息的节点数目,那么在最后阶段R越大就代表信息的传播范围越广。图1描述了在不同的参数和不同的强化因子b下,网络结构对传播范围R的影响。

3结论

篇2

    ——兼析《着作权法(修改草案)》前两稿的[1]相关规定

    关键词: 三网融合;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

    内容提要: 现行《着作权法》中的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已经存在规范漏洞,而以电信传输网、广播电视传输网、计算机互联网相互融通为代表的三网融合技术使问题进一步加剧,形成“一个传播终端、六类传播行为、三种法律定性”的复杂局面。其直接原因表现为传播技术的发展融合,但深层次分析可追溯到技术主义立法路径的弊端。《着作权法(修改草案)》1稿、2稿的“修补型”方案仍不足以应对三网融合带来的问题,因此应借鉴已有的成熟立法例,将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整合为一项“远程传播权”。

    一、问题的提出

    三网融合也称“三网合一”,是指目前的电信传输网、广播电视传输网、计算机互联网在向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下一代互联网演进过程中,其技术功能趋于一致,业务范围趋于相同,最终实现网络互联互通、各种资源共享的新型信息传播技术。在三网融合下,一台高清电视机除了收看传统的电视节目,还可以登陆网站浏览、下载歌曲影视;一台电脑除了上网浏览、下载歌曲影视,还能收看传统电视节目;一部手机除了打电话、发短信,还可以收看电视节目、无线上网……也就是说,用户可以通过电视、手机、电脑任何一个终端获取本来只能通过其他终端才能获得的信息,此时电视兼容电脑,电脑涵盖电视,电信网、广电网、互联网彼此互相兼容。2010年1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推进三网融合的阶段性目标,即2010年至2012年重点开展广电和电信业务双向进入试点,2013至2015年总结推广试点经验,全面实现三网融合发展,这预示着以电信传输网、广播电视传输网、计算机互联网相互兼容合并为代表的“三网融合”已成为我国信息传播领域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2]。

    在为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三网融合也对我国《着作权法》中的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提出了新的挑战。以最能体现三网融合技术的互联网电视机为例,用户通过该款电视机不仅可以收看一般的电视节目,还可以上网随意点播和定时收看网络影视大片,而这些电视节目和网络内容的传播都是通过一个传播终端—互联网电视机进行的。这就使得通过互联网电视机的作品传播行为变得异常复杂:既有无线传播,也有有线传播;无线传播中既有传统的无线电波传播,也有现代的Wi-Fi无线网络传播;有线传播中既有传统的有线电视传播,也有以互联网宽带进行的有线网络传播;这些无线或有线传播既可以通过交互式进行,也可以通过单向式进行。那么这些纷繁复杂的作品传播行为在立法上如何定性?我国现行《着作权法》规定的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是典型的技术主义立法路径的产物,即“根据特定传播媒介设定特定权利”。在此立法路径下,广播权专为“广播技术”创设仅用于规范以“广播”传播作品的行为;信息网络传播权专为“网络技术”创设仅用于规范以“信息网络”传播作品的行为。但如前所述,在三网融合下,广播和网络已经可以互联互通,上述各种传播行为都可以跨广播和网络进行,在这种背景下对作品的传播基于“广播”或“网络”所作的区分已经没有实际意义,由此便提出现行立法规定的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在三网融合的技术背景下如何修改乃至重构的问题。2012年3月31日、7月30日,国家版权局先后公布了《着作权法(修改草案)》第1稿和第2稿,其中对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都进行了修改,那么这些修改草案能否解决实践中已经存在的问题?能否应对三网融合乃至将来未知新技术的挑战?应当如何建构我国未来的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范模式?本文拟就此展开讨论,并提出对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重构的设计,以期为正在进行的新一轮《着作权法》修改提供参考。

    二、三网融合前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面临的规范难题

    (一)广播权的规范难题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着作权法》中的广播权专为“广播技术”创设用于规范以“广播”方式传播作品的行为,但即使如此,仍有一些利用广播技术传播作品的行为无法涵盖于广播权的控制范围。根据现行《着作权法》的规定,广播权“即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权利”。可以看出,广播权所规范的“有线传播”仅限于以有线方式对已经广播的作品所进行的“间接(二手)传播”,而不包括“直接(第一手)传播”即有线直接广播。由此引发出的问题是:在有线电视已经基本普及的今天,如果某有线电视台未经许可直接播放他人作品被起诉,对该行为应该如何定性?实践中有法院认为侵犯放映权[3],也有法院认为侵犯广播权[4],还有法院认为侵犯电视播映权[5];理论上也有学者认为侵犯机械表演权[6]。很显然,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分析,该种“有线直接广播”并不属于广播权所规范的“有线广播”行为,也很难纳入“放映权”或“机械表演权”的控制范围,由此造成专为控制“广播”行为而设的广播权却难以规范这种行为的难题。不仅如此,广播权还难以规范对有线直接传播的作品的无线转播、有线转播和扩音器转播等转播行为。

    从历史解释的视角分析,广播权的这一规范难题似乎可以追溯到《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以下简称《伯尔尼公约》),因为前者直接来源于后者。后者第11条之二规定,广播权是指“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授权进行下列使用的专有权:(1)播放或以其他任何无线发送信号、声音或图像的方式公开传播其作品;(2)由原广播组织之外的其他组织以任何有线方式或转播方式公开传播该作品的广播电视节目;(3)以扬声器或其他任何类似设备传送信号、声音或图像的方式公开传播该作品的广播电视节目”。可以看出,《伯尔尼公约》中广播权规范的第(2)种行为是“由原广播组织之外的其他组织以任何有线方式或转播方式公开传播该作品的广播电视节目”,该规定将“有线”传播(转播)的“间接性”表述得更为清楚。据此有观点认为我国广播权的上述规范难题源于《伯尔尼公约》而不是我国着作权法,因此这似乎是一个国际性问题而并非我国独有。但事实情况是,由于《伯尔尼公约》中的广播权确立于有线电视技术诞生之前,在有线电视技术产生后确实也面临无法规范“有线直接广播”的难题,但此问题在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定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以下简称WCT)中通过“向公众传播权”已经得以解决(下文将专门论述),因此这一问题在国际条约中已经不复存在。遗憾的是,2001年我国修改《着作权法》时WCT就已经制定并颁布,而且有线电视当时在我国也已经出现并在城市大量普及,但2001年修改后的《着作权法》既未参照WCT制定向公众传播权,也未回应技术发展扩张《伯尔尼公约》中广播权的适用范围[7],而是仍然照搬已经被WCT所发展了的《伯尔尼公约》第11条之二的规定,由此造成了我国广播权的上述规范难题。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范难题

    2001年我国《着作权法》修改时增加了一项“信息网络传播权”,专门用于规范以“信息网络”方式传播作品的行为,但即使如此,仍有一些利用网络技术传播作品的行为无法被涵盖。根据现行《着作权法》的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可以看出,信息网络传播权规范的“网络传播行为”具有“交互式”的特点,即“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由此使得近年来日趋流行的单向式网络传播行为(又称“非交互式”,即公众只能在特定的时间或地点获取作品,而没有个人选择余地)无法涵盖于内。用户在时间上没有个人选择余地的单向式网络传播行为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网络定时播放行为,另一种是网络同步直播行为。此类行为如何定性在司法实践中也充满了争议,有法院认为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也有法院认为侵犯“放映权”,还有法院认为侵犯“应当由着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理论上也观点不一。{1}用户在地点上没有个人选择余地的单向式网络传播行为主要表现为通过局域网传播作品,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较大的单位或者经营性网吧在其设置的内部局域网传播作品,其共同特点是,单位的员工或网吧的消费者只能到该单位或网吧获取作品。实践中网吧经营者因在其经营场所内的局域网上非法传播影视作品被起诉的案件时有发生,对于此类行为如何定性也充满了争议,有法院将其定性为侵犯“复制权”,也有法院将其定性为侵犯“放映权”,还有法院将其定性为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或“机械表演权”或“其他权利”等。{1}笔者认为,造成以上两类单向式网络传播行为在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难题的原因在于,我国立法在移植WCT第8条“向公众传播权”时,以偏概全地将该条强调的网络传播行为的一部分—“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作为该条规定的“向公众传播权”的全部内容予以照搬,形成了我国现行《着作权法》规定的仅能规范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从而导致了对单向式网络传播行为无法涵盖的局面[8]。

    三、三网融合下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面临的新挑战:以互联网电视为例

篇3

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 定时播放 修改草案 调整

问题的提出

国家版权局于2012年7月6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以下简称草案二稿),与2012年3月31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一稿)相比,内容修改了许多,其中草案一稿和草案二稿对“信息网络传播权”都做出了重大调整。草案一稿将信息网络传播权由交互式扩张为直播、转播等方式,以解决实践中提出的定时播放和转播等问题,在播放权中增加了有线播放,同时为避免与广播混淆,将名称由广播权修改为播放权。草案二稿又将信息网络传播权改回仅适用于交互式传播,而将定时播放、网络直播以及转播等方式改由播放权调整,同样是为了解决实践中的定时播放、网络直播以及转播等问题。这样的调整并非是单纯地回到原点,信息网络传播权从首次出现在2001年的《著作权法》中,到这两次的修改,都体现了立法者因技术的发展而对其进行的深入思考。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产生

信息网络传播权与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和迅猛发展密切相关。通过互联网传播他人作品对著作权人的利益造成巨大影响,引起了国际关注。1996年12月20日,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日内瓦外交会议上,通过了《版权条约》(WCT)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对互联网环境下的著作权及其相关权利进行了协调。

WCT第8条规定:“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其前半句“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采用了“技术中立”的立法方式,即无论采用何种技术手段传播作品,都应受到作者专有权利的控制。

我国司法实践也表明,需要对在互联网上使用他人作品的行为进行立法。比较典型的案件是1999年王蒙等六作家诉世纪互联公司侵犯著作权案。原告认为,被告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未经许可,将原告王蒙、张洁、张抗抗、毕淑敏、刘震云和张承志六位作家分别创作的文学作品存储在其计算机系统内,通过www服务器在互联网上进行传播,侵犯了其依法享有的对其作品的著作权。被告认为,在国际互联网上应当如何使用他人作品,使用他人作品是否需经作品著作权人的授权等问题无法可循。一审法院最后依据1990年《著作权法》第10条第(5)项“等方式”,即兜底条款,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侵权。

我国《著作权法》于2001年修订时新增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其定义直接来自WCT第8条的后半句,表述为“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从2001年的《著作权法》来看,被告的行为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有学者指出,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最本质的特征在于“交互式传播”。这种“交互式传播”在技术上有两个特征:一是对信息内容的传输是由受众而非传播者的行为直接触发的,受众可以自主地选择信息内容,以及接收传播的时间和地点。二是这种传播采用“点对点”的模式,受众是点播内容的特定个人。对特定电影的传输是在这个特定用户和服务器之间发生的,是两个“点”之间的传输,而不是由服务器这一个“点”同时向无数个不特定的“点”进行的传输。

信息网络传播权在适用中出现的问题

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网络环境下产生的新兴权利,其对遏制网络侵权行为,解决网络侵权纠纷,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它并未完全解决互联网环境下出现的问题,如网络定时播放行为是否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即定时播放行为是否侵犯了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在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导致判决结果不尽一致。

网络定时播放行为,即网络内容服务提供商利用网络电视软件,节目表,按照节目表规定的时间定时播放节目,使互联网用户可以通过客户端网络电视软件在线观看播出的节目。

(一)观点一:未经许可的定时播放行为侵犯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一种观点认为,未经许可的定时播放行为侵犯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如在宁波成功多媒体通信有限公司(简称宁波成功公司)诉北京时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北京时越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北京时越公司通过互联网定时播放权利人的32集电视剧《奋斗》行为,被一审法院认定构成侵犯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北京时越公司辩称,其对《奋斗》的使用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的使用范围,因为网络用户不能在其选定的时间观看《奋斗》的任意一集,而只能看到网站定时播放的那一集。

一审法院认为,只要网络用户通过信息网络在其选定的时间可以获得作品的部分内容,作品传播者就构成了《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2)项所规定的“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法律并未规定要使公众在其选定的时间获得作品的全部或任意一部分内容,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作品者才构成对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使。虽然网络用户在其选定的时间不能够获得《奋斗》的全部或任意一集的内容,但却能够获得网站正在播放的那一集的内容。因此,北京时越公司的行为构成对《奋斗》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使。

二审法院支持了一审法院的主张,认为,互联网用户通过悠视网能够观看该电视剧的内容,即使悠视网的播放方式系定时定集播放,悠视网未经许可的在线播放行为亦侵犯了宁波成功公司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二)观点二:网络定时播放行为不构成对权利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

另一种观点认为,网络定时播放行为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因而不构成对权利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至于构成对何种权利的侵犯,因现行《著作权法》没有相应的规定,最后只能适用《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规定的“兜底权利”。

如在安乐影片有限公司(简称安乐影片公司)诉北京时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北京时越公司)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北京时越公司在其经营的悠视网网站上向公众提供涉案影片《霍元甲》的定时在线播放服务和定时录制服务,使网络用户可以在该网站确定的时间和用户选定的计算机终端上观看和下载涉案影片《霍元甲》。法院认定被告北京时越公司的上述行为侵犯了原告安乐影片公司对该影片享有的著作权中的通过有线和无线方式按照事先安排之时间表向公众传播、提供作品的定时在线播放、下载、传播的权利,因此依据《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认定被告侵权。

二审中,法院进一步解释了应对“定时播放”适用“兜底权利”的理由:“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针对的是“交互式”的网络传播行为,即网络用户对何时、何地获得特定作品可以主动选择,而非只能被动地接受传播者的安排。本案中,“悠视网”提供的是对涉案电影作品定时在线播放服务和定时录制服务,网络用户只能在该网站安排的特定时间才能获得特定的内容,而不能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得到相应的服务,因此,该种网络传播行为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所限定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同时,因该种行为亦不能由《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所明确列举的其他财产权所调整,故一审法院认定其属于《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调整的范围是正确的。这是法院继王蒙等六作家诉世纪互联公司侵犯著作权案后再次适用“兜底条款”。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5月19日印发的《关于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试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在总结司法实践的基础上,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信息网络按照事先安排的时间表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在线播放的,不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应适用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进行调整”。此外,网络环境下的直播行为和转播行为,由于其不具有“交互性”特征,同样不能由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调整。

著作权修改草案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调整

为了解决实践中提出的定时播放、直播和转播等问题,草案一稿将信息网络传播权由交互式扩张为直播、转播方式,表达为“信息网络传播权,即在信息网络环境下,以无线或者有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包括直播、转播或者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现实中已出现的问题,但仍有问题值得探讨。

从草案一稿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可以看出,其将交互式传播扩张为直播、转播等方式,是在现行《著作权法》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定义的基础上所做的扩张,“信息网络环境”可以理解为计算机互联网环境,这样的界定与当前技术的发展水平并不能同步。

首先,信息网络除了计算机互联网以外,还有其他网络。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的《关于审理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第2条将信息网络定义为“包括以计算机、电视机、电话机等电子设备为接收终端的计算机互联网、广播电视网、移动通信网等信息网络以及向不特定公众开放的局域网络”。

其次,交互式传播并非只在计算机互联网环境下才能实现。如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技术服务中,电视机用户除了能够接收电视台按照预先安排好的节目表播放节目外,还可以在自己选定的时间、根据自己的喜好个性化地选择电视台近一周播放过的节目。该公司提供的这一技术,符合“交互式传播”的两个技术特征,即对信息内容的传输是由受众而非传播者的行为直接触发;传播采用“点对点”的模式,受众是点播内容的特定个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经过自主研发,推出了数字广播服务。数字广播打破了常规的按照节目播出时间收听节目的模式,利用数字信道,将大量的节目下载到数字广播接收器“听立方”内,实现广播错时收听,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喜欢的节目也可收藏起来反复收听。这种数字广播也符合“交互式传播”的特征。

再次,“三网融合”即“三网合一”,已经成为发展趋势,电信网、有线电视网和计算机通信网通过技术改造,其技术功能将趋于一致,网络相互渗透、互相兼容、将逐步整合成为统一的信息通信网络。

草案二稿对草案一稿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内容表述为:“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无线或者有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以及通过技术设备向公众传播以前述方式提供的作品的权利”,同时将定时播放、网络直播及转播等非交互式传播方式纳入播放权调整范围。草案一稿关于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定是以传播介质为基础,对两个权利内容的界定并不清晰。而草案二稿则以传播方式为基础,将播放权适用于非交互式传播、信息网络传播权适用于交互式传播,既解决了实践中的定时播放、网络直播以及转播等问题,又能符合科技发展特别是“三网融合”的现状和趋势。

参考文献:

1.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9)海知初字第57号,1999

2.王迁著.网络环境中的著作权保护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1

3.杨静.网络定时播放视频行为的司法认定探究[J].电子知识产权,2009(4)

4.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海民初字第4015号,2008

5.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一中民终字第5314号,2008

篇4

关键词:信息网络 传播权 合理使用

所谓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无线方式提供作品使公众可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著作权人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显然,就有必要界定信息网络传播权中个人合理使用的情形,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个人合理使用的几种情形

1.个人上传

针对个人上传,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个人上传其实就是数字化过程的复制,而根据世界版权组织(WIPO)1991年31条第IX项规定“公约里翻译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针对实际语言,即人类语言”。既然是复制,则应该属于著作权人专有,但是为了个人目的而上传作品,是否应该经得著作权人同意呢?

我们浏览网上电影,很多都写着,本电影仅供学习,交流,不得用于商业用途。这些电影大多数都是免费的,如果个人使用真的纳入合理使用的范围,那就意味着这些电影是合法的存在,只要他写明是用于个人目的的。

但是合理使用很重要的另一个构成要件便是不得影响作品的潜在的市场价值,而我们一旦把信息上传到网上,信息便可能大范围的传播开来,从而影响其潜在的市场价值。比如,就近几年网络电影的迅速发展,就对电影行业就带来了很大的打击。另一方面,对于上传后的作品,许多人可以进行转载和下载,从而更一步扩大了其传播范围。对这样一种行为,个人认为并不能纳入合理使用的范围,因为网络的使用者都对网络传播的特性有认知,上传者明知自己的上传行为是会损害此部作品的潜在价值,影响著作权人利益,即便设置为禁止转载和下载,观看也会损害其利益。因此必须对这一行为应予以必要的禁止,但也不应该一律禁止,否则信息很难在网上传播开来,使网上的信息量减少,违背网络传播信息的冲突。但是个人上传如何控制,发现后如何维权,都存在一定操作上的困难。

笔者认为,除可采用限制上传他人作品的长度,禁止转载,下载之外,著作权人本身就要做到对自己作品的保护,另外针对电影等音频资料的著作权人,完全也可以借助网络这种可广泛传播的特性,改变营销方式,也未尝不是一种保护自身利益的方式。

2.个人转载

转载是将作品在网络上进行传输的行为,对这种传输行为的性质,一部分认为是发行,但根据著作权“发行一次用尽的原则”,一旦著作权人传输后,则不能在对他人传输要求权利,因此不利于保护作者的权利。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是复制,但是认定为复制,则不能体现出面向公众的特点,因此笔者认为转载具有发行和复制两方面的性质更为妥帖。

我国关于转载的规定最早是采用了法定许可的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但在随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二)》中就删去了第三条的内容,因此对于转载问题我国法律是侧重于对著作权人的保护的,但是对于个人转载而言是否也应该剥夺,笔者认为,涉及他人作品的情况下,在他人明确表示禁止转载的情况下,即便是个人使用,也应予以剥夺。

3.个人下载

下载就是指通过P2P软件将网络上的信息复制下来,储存在下载人的电脑之中。由于涉及到著作权人作品的复制,因此可能涉及到侵权。个人从网上下载作品,其破坏性不如上传,转载,基本上不会对著作权人的权益造成很大的损害。如果下载后,下载人将作品用于其他用途,那么可能涉及到侵权。因此有的国家限制了一定时间的免费下载量,超过一定的量则可能涉及侵权。笔者认为,单纯的下载应该是不予禁止的,而针对采取一定技术手段,下载不予下载的内容或需付费内容,或者下载后,用于其他用途,则不应纳入个人使用的范围。

二、关于个人合理使用的思考

如前所述个人合理使用问题主要包括个人上传、个人传播、个人下载这三个方面。对于不知情个人下载来说,由于其对权利人的权益破坏度不是很大(网络侵权“避风港”原则),是可以考虑将个人下载纳入合理使用的范围里,但要区别下载人是否善意。

2011年8月常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鲍某侵犯知识产权一案做出判处被告人鲍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追缴其犯罪所得99846.38元,并处罚金15万元的判决。鲍某出于个人对音乐的爱好,在网络上为网民提供500多首未经授权的音乐试听,而成为我国首例个人因提供歌曲非法下载而获刑的第一人。

鲍某出于个人“喜好”而提供歌曲下载,由于其行为是面向公众的,并且会使权利人的作品在网络上迅速的传播,从而极大的破坏权利人的权益,因此侵犯了他人的知识产权。

笔者认为,个人传播网络信息是网络信息的重要来源,绝对的限制,不利于网络中资源的获取,因此应该有所限制,根据合理使用的构成要件和网络的特点归纳为:第一,目的的限制,一般来说,就是考虑有没有从作品中直接或间接受益,即非盈利性。第二,已经发表的作品,在网络上,很多人都上传还未发表的作品,是严重的侵权。第三,不得影响作品的潜在的市场价值和不得引用作品实质部分。很多个人都是在作品发表不久后,通过一些其他手段,将作品复制下来(个人复制根据情况可以构成合理使用),然后上传,破坏了作品的市场价值。

篇5

第二条权利人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受著作权法和本条例保护。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将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应当取得权利人许可,并支付报酬。

第三条依法禁止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不受本条例保护。

权利人行使信息网络传播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第四条为了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权利人可以采取技术措施。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不得故意制造、进口或者向公众提供主要用于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不得故意为他人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提供技术服务。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避开的除外。

第五条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进行下列行为:

(一)故意删除或者改变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但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无法避免删除或者改变的除外;

(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明知或者应知未经权利人许可被删除或者改变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第六条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作品,属于下列情形的,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

(一)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向公众提供的作品中适当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二)为报道时事新闻,在向公众提供的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三)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向少数教学、科研人员提供少量已经发表的作品;

(四)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向公众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

(五)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以汉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向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提供;

(六)不以营利为目的,以盲人能够感知的独特方式向盲人提供已经发表的文字作品;

(七)向公众提供在信息网络上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问题的时事性文章;

(八)向公众提供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

第七条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不向其支付报酬,但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应当是已经损毁或者濒临损毁、丢失或者失窃,或者其存储格式已经过时,并且在市场上无法购买或者只能以明显高于标定的价格购买的作品。

第八条为通过信息网络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或者国家教育规划,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已经发表作品的片断或者短小的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或者单幅的美术作品、摄影作品制作课件,由制作课件或者依法取得课件的远程教育机构通过信息网络向注册学生提供,但应当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第九条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的公众免费提供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种植养殖、防病治病、防灾减灾等与扶助贫困有关的作品和适应基本文化需求的作品,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在提供前公告拟提供的作品及其作者、拟支付报酬的标准。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著作权人不同意提供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提供其作品;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著作权人没有异议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提供其作品,并按照公告的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著作权人的作品后,著作权人不同意提供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立即删除著作权人的作品,并按照公告的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提供作品期间的报酬。

依照前款规定提供作品的,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

第十条依照本条例规定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其作品的,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除本条例第六条第(一)项至第(六)项、第七条规定的情形外,不得提供作者事先声明不许提供的作品;

(二)指明作品的名称和作者的姓名(名称);

(三)依照本条例规定支付报酬;

(四)采取技术措施,防止本条例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规定的服务对象以外的其他人获得著作权人的作品,并防止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服务对象的复制行为对著作权人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

(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第十一条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应当遵守本条例第六条至第十条的规定。

第十二条属于下列情形的,可以避开技术措施,但不得向他人提供避开技术措施的技术、装置或者部件,不得侵犯权利人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一)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通过信息网络向少数教学、科研人员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而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只能通过信息网络获取;

(二)不以营利为目的,通过信息网络以盲人能够感知的独特方式向盲人提供已经发表的文字作品,而该作品只能通过信息网络获取;

(三)国家机关依照行政、司法程序执行公务;

(四)在信息网络上对计算机及其系统或者网络的安全性能进行测试。

第十三条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为了查处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可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涉嫌侵权的服务对象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网络地址等资料。

第十四条对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或者提供搜索、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权利人认为其服务所涉及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犯自己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或者被删除、改变了自己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可以向该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书面通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删除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断开与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通知书应当包含下列内容:

(一)权利人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和地址;

(二)要求删除或者断开链接的侵权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和网络地址;

(三)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明材料。

权利人应当对通知书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五条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应当立即删除涉嫌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断开与涉嫌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并同时将通知书转送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服务对象;服务对象网络地址不明、无法转送的,应当将通知书的内容同时在信息网络上公告。

第十六条服务对象接到网络服务提供者转送的通知书后,认为其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未侵犯他人权利的,可以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书面说明,要求恢复被删除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恢复与被断开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书面说明应当包含下列内容:

(一)服务对象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和地址;

(二)要求恢复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和网络地址;

(三)不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明材料。

服务对象应当对书面说明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七条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服务对象的书面说明后,应当立即恢复被删除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可以恢复与被断开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同时将服务对象的书面说明转送权利人。权利人不得再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删除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断开与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

第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之一的,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备;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通过信息网络擅自向公众提供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

(二)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的;

(三)故意删除或者改变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明知或者应知未经权利人许可而被删除或者改变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

(四)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超过规定范围,或者未按照公告的标准支付报酬,或者在权利人不同意提供其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后未立即删除的;

(五)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未指明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或者作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姓名(名称),或者未支付报酬,或者未依照本条例规定采取技术措施防止服务对象以外的其他人获得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未防止服务对象的复制行为对权利人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的。

第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没收主要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情节严重的,可以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备,并可处以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故意制造、进口或者向他人提供主要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或者故意为他人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提供技术服务的;

(二)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获得经济利益的;

(三)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未在提供前公告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和作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姓名(名称)以及报酬标准的。

第二十条网络服务提供者根据服务对象的指令提供网络自动接入服务,或者对服务对象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提供自动传输服务,并具备下列条件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选择并且未改变所传输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二)向指定的服务对象提供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并防止指定的服务对象以外的其他人获得。

第二十一条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提高网络传输效率,自动存储从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获得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根据技术安排自动向服务对象提供,并具备下列条件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改变自动存储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二)不影响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原网络服务提供者掌握服务对象获取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情况;

(三)在原网络服务提供者修改、删除或者屏蔽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时,根据技术安排自动予以修改、删除或者屏蔽。

第二十二条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信息存储空间,供服务对象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并具备下列条件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明确标示该信息存储空间是为服务对象所提供,并公开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名称、联系人、网络地址;

(二)未改变服务对象所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三)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服务对象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

(四)未从服务对象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

(五)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规定删除权利人认为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第二十三条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规定断开与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第二十四条因权利人的通知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错误删除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错误断开与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给服务对象造成损失的,权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五条网络服务提供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或者拖延提供涉嫌侵权的服务对象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网络地址等资料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备。

第二十六条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

技术措施,是指用于防止、限制未经权利人许可浏览、欣赏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有效技术、装置或者部件。

篇6

【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 侵权认定标准 适用法律

一、引言

信息网络传播是指着作权人采用有限或无线的方式,在互联网上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自由选择欣赏作品的时间和地点的权利。信息网络传播权是着作权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着作权人享有的一种专有性权利。例如着作权利人享有利用网络分享自己作品的权利、有授予他人利用网络分享自己作品并获得报酬的权利、也有禁止他人没有经过许可利用网络传播自己作品的权利。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确立不但保护了着作权人的权利和权益,而且实现了网络环境下着作权人、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以及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因使用标准的混乱和适用法律的不同,导致同案不同判、上诉率高居不下的现状产生。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司法适用标准之争

查看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类案件,对侵权案件中适用何种标准在理论上和司法实务中存在很大的争议。现笔者就几种观点进行评述。

1.服务器标准

“服务器标准”是现有理论上略占优势的“主流”观点。这种标准主要从现有的技术角度,从客观上来认定连接行为是否侵害权利人权利。换句话说,侵权的认定应当从信息网络传播权认的服务器上来判定深度链接行为的法律性质,即以该链接内容是容是否存在于设否由设链者“提供”为侵权判断的依据。在理论争议的过程中,服务器标准的支持者为了证明该标准的可适用性,他们试图从扩宽适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和传播主体的范围来解决服务器标准的缺陷。笔者认为,“服务器标准”虽然从客观上来判定行为人的提供行为是否侵权,但是对于一种纯技术标准,一方面它存在的前提是技术的存在,当这类技术被淘汰后,则会丧失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面Χ嘌化的提供行为,它并不能全部予以覆盖。因此,“服务标准”并不是解决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侵权认定标准的最终方法。

2.用户感知标准

“用户感知标准”认为设链行为的外在表现形式来作为深度链接行为侵权的判断标准。换句话说,用户感知标准主要是以普通用户的主观感受作为判断标准。从用户感知标准的构成来讨论,其范围并没有突破直接侵权认定的法学逻辑,即只有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才是构成侵权的“行为”要件,而且只可能构成直接侵权,当该行为被认定为搜索技术服务提供行为时,则只可能构成共同侵权或者通过不正当竞争法来予以解决。笔者认为,用户感知标准即使是从事实出发,但是因其系从用户主观出发,且主观标准没有具体的把握尺度、随意性大、对侵权的过错认定过于宽松等不足,使得信息网络传播权权利限制等相关制度无法适用。所以,对于一种不具备法律价值的“工具”仍将其作为侵权认定的标准显然不具备实际意义。

3.法律标准

“法律标准”即立法的角度出发,在适用的过程中通过对特定事实的评价作为侵权行为的认定。从对事实的认定时同时适用评价因素时,评价因素可以作为事实因素扩张和限缩的依据,这就解决了认定“提供”范围受限等等问题。正如李颖和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挺法官王艳芳认为,对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认定还要考察信息网络传播权得真正含义,不能仅看我国着作权法的中文字面含义,而必须追根溯源,考察国际公约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定义的英文含义――“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确定“使之处于公众可获取的状态”是界定“提供”行为的结果。笔者认为,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侵权认定采取服务器这种纯技术标准并不能应对科技发展的变化,在复杂多变的信息技术面前总是表现了它力不从心的一面,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再者,如果以用户感知标准来认定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侵权,也过于不能对复杂多变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进行完整的评价 ;因此,为了实现著作权人、权利相关人以及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应当支持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认定从事实标准向法律标准的回归。

三、信息网络传播权适用法律之争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与信息网络传播权有关的案件存在两种不同的法律适用的现象。如一些案件中,法院选择《反不正当竞争法》来作为判决适用的法律,而另外一部分判决中则适用《着作权法》、《侵权责任法》。从法律保护的对象来看,《着作权法》、《侵权责任法》的核心在于保护权利人对其着作权作品的控制,具体到信息网络传播权来看,则是对作品的网络传播行为的控制。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角度则是对权利人权益的保护,其重点在于权利人经济利益的保护,属于一种事后规制。因此,在这类案件中直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解决的只能是个案,且这种判例不具备太大的参照价值,如果在其他案件中直接适用这种判决,则会有法官造法之嫌。笔者认为,虽然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可在涉案链接行为不能被《着作权法》保护时,以回避侵权认定标准的方式时所采用的权宜之计,但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从其作用上来看只是权利人权益保护的兜底性条款,若要解决信息网络传播过程中的侵权问题,还需要将链接行为放置《着作权法》体系内进行规制。

小结:科技的日新月异,产业模式的变革和法律政策变化,导致着作权法的变迁,使得人们需要跟随技术发展的步调不断地审视着作权内容保护的新形势,并且调整相应的法律法规适用的合理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保护权利信息网络传播权,平衡权利人、权利相关人、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以促进网络着作权产业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孟兆平.网络环境中著作权保护体系的重构.北京大学出

版社,2016.

[2]孔祥俊.网络著作权保护法律理念与裁判方法.中国法制

出版社,2015.

[3]石必胜.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侵害知识产权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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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颖.快看影视APP盗链侵权案审理思路和相关思考.中

国版权,2016(4).

篇7

关键词: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著作权法;美国版权法

在我国著作权立法中,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一项新的权利,独立于发行权,用以规制网络环境下向公众传播作品的行为。笔者认为,这种独立权利的立法模式,在对行为的控制上有漏洞,即对网络广播行为失去控制力,这样对权利人的保护不够周全,其缺陷有待弥补。

一、中美发行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

中国《著作权法》规定: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根据现行立法,我国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发行行为,构成要件有二:一是要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二是这种提供应当以提供作品有形载体的方式进行。

美国《1976年版权法》规定:“版权所有人依据本法享有专属权利去从事以及允许他人去从事下列任何一种行为:以销售或其他转移所有权的方式,或者以出租、租赁及出借的方式将受保护作品的复制品或录音制品向公众发行流通。”这样看来,美国版权法对“发行”行为的概念定义很广。可以说,在美国版权法中,使公众能够接触到作品的行为除了“公开表演与公开展示”以外,就只有“发行”了。

不难看出,中美两国版权法所规定的发行权在范围上是有区别的。中国著作权法中的发行权旨在对行为要件做出总结,将符合要件的行为纳入受专有权利保护的范围。而美国版权法中的发行权则更倾向于一种边缘较模糊的规制,其立法保护目的明确,即对将导致某一种结果(公众获得作品原件或复制件)的行为做出规定,而对行为的具体构成在所不问。

我国发行权的控制范围与美国发行权的控制范围的最大差异就在于,是否需要向公众移转作品的有形载体的占有。这个差异可以根据如下两个式子表现:

中国著作权法发行行为 = 传播作品① + 移转作品有形载体占有②

美国版权法发行行为 = 传播作品① + 使公众获得载有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②

二者的区别在于因素②。虽然乍看之下,中美发行权的因素②似乎相同,但二者的行为模式是有区别的。中国著作权法中的发行行为移转该有形载体的行为人应当是发行者,而非作品的受众;而在美国版权法中,使公众获得载有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的行为过程前后对有形载体占有并无要求。在中国,发行行为必须连同作品的有形载体一同传播,而在美国,只要对“作品”的抽象内容进行传播即可构成发行,而不要求必须同时传播了作品的有形载体。 转贴于

二、中美两国版权法发行权优缺点比较

信息网络传播技术使作品得以脱离于有形载体进行传输,而在网络环境下传播作品的过程中往往没有移转有形载体。但是,正如上文所说的,即使一些行为效果与发行相同,但只要其构成要件不满足发行行为的条件,即不会落入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范围。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网络广播行为。

网络广播(大部分网络广播行为以网络电视的形式出现),是一种借助网络以固定的时间表同时向整个用户群传播作品的行为。美国的版权法立法模式中,发行权规制的范围较广,其涵盖了使公众获得被固定的作品的行为,期中包括了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笔者认为,将网络传播行为归入发行权控制,并不能妨碍发行权一次用尽原则的适用,也更不会造成作品不受控制的传播。原因如下:

首先,发行权一次用尽原则,是为缓和物权与知识产权的冲突而产生的。行为人购得一本书,实际上同时购得了两项客体,一项是书中内容——作品,另一项是作品的载体——书本。由于购买者在购买的同时获得了书本这一“物”的所有权,却没有获得“作品”的专有权利,因此两种共存于一个载体的权利便发生冲突。而在网络环境下,作品已经能够与载体分离,因此很少出现物权与版权权利相冲突的局面。

其次,发行权一次用尽也必须在符合一定要件的作品载体上才能够成立。作品复制件必须经版权人授权或根据法律合法制作,并已经过版权人许可或根据法律规定向公众销售或赠与。网络传播的绝大多数情况下均不符合发行权穷竭的法定要件。即使原件经过版权人授权,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后,在客户端形成的新文件并非是获得版权人授权的复制件。也就是说,这份复制件如同一本自己制作的副本,没有经过版权人或法定授权,因而获取者也没有对其进行再传播的权利。因此,即使发行权一次用尽原则适用与网络环境,版权人依然能够控制作品的传播。

三、结论

通过上述比较,本文认为,中国立法模式下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发行权的接合处不够严密,仍然存在着网络广播行为无法得到控制这样的漏洞。而美国版权法的立法模式对发行权的规制又太过庞杂,仅靠判例的结论使人们较难预料自身行为的法律后果。

笔者认为,诸如欧盟国家将信息网络传播权纳入“向公众提供权”的一项子权利的模式或许较为合理。其避免了独立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发行权接合不严密的缺点,又不像美国法上的大发行权那么笼统。这种立法模式的合理性较为明显,值得借鉴与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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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正

>> 浅议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特殊保护 信息网络传播权刑法保护的强化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浅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实施 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行为界定与适用性 论信息网络传播权 试析信息网络传播权 浅析信息网络传播权 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保护 浅议档案信息网络传播中的隐私权保护 试析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的法律完善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司法实践中的赔偿难题 信息网络传播权上的利益协调 “利用信息网络传播手段侵犯著作权罪”的罪罚适用及其完善 数字图书馆建设中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刍议 试析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 信息网络传播权中个人合理使用的几点思考 浅谈档案信息网络化服务中隐私权的保护问题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7]冯晓青,胡梦云.技术变革与著作权法之间的关系――以法律史为基础的理论思考[J].武陵学刊,2011(4):87.

[8]王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避风港”规则的效力[J].法学,2010(6):128140.

[9]刘戈.视频分享网站间接侵权责任研究[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3235.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Neutrality Principle in the

Protection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Right

HE Peiyu1,2, LIU Mengxue1

(1.Civil & Commercial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2.Intellectual Property Institute,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ongqing 400054,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fast advancement of the network transmission a new way of tort sugarcoated in “technology neutrality” arises. By comparing the principle of technology neutrality around the world, the principle of technology neutrality apply in the protection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right which has some weakness. For example, there is a single standard to identify the infringement, responsibility of helping tort does not subdivide, vicarious liability is not fixed, interest and burden is unbalanced. Based on the research described above,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author’s own viewpoint and advice on the consummate of the protection of information network dissemination righ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we should point out the application on the principle of technology neutrality and clear the tort liability of technology neut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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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邻接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数字图书馆

作者简介:郑小燕(1980-),南阳理工学院图书馆助理馆员。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8.74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8-165-02

近几年来,由于网络的发展及版权法版权保护砝码的失衡,代表公共利益的图书馆不断被推进法律诉讼的漩涡。是图书馆必然应当演化成一个普通的网络节点无任何特权权益?还是现有法律制度设计存在重要缺陷?图书馆作为基本的信息传播者,却不能如其他信息传播主体那样被赋予同等邻接权人的法律地位。为了给数字图书馆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提供法理依据与保障、实现新的利益平衡,是本文的核心目标与价值追求。

一、邻接权

(一)邻接权概述

邻接权,英文为“neighboring rights”,原意是指相邻、相近或者相联系的权利。是指作品的传播者在传播作品过程中对其创造性劳动成果依法享有的专有权。邻接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邻接权通常主要包括表演者权、广播者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三类;广义邻接权,是把一切传播作品的媒介所享有的专有权一律归入其中,或把那些与作者创作的作品尚有一定区别的产品、制品或其他含有思想的表达形式而不能称为作品的内容也划入其中。邻接权的主体是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付出了创造性劳动成果的人或组织。邻接权的客体并不是著作权意义上的作品,而是邻接权主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付出的创造性劳动成果。

(二)邻接权与数字图书馆

传统图书馆是搜集、整理、收藏图书资料的机构,从此意义上说,图书馆与作品的传播没有太明显的关系。而现代社会,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数字图书馆的产生,使原有邻接权的法律体系受到了挑战。

一般认为,邻接权主体的构成要件主要有两个:一是必须处于信息传播者的地位;二是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付出了创造性劳动成果。而现代数字图书馆首先要在网络上将大量的文献资源进行传播,应该是信息的传播者;其次,数字图书馆要对其传播的作品进行分类加工、创建学科数据库、并进行大量的资金投入,无疑是在作品传播过程中付出了创造性劳动成果。就此两方面而言,数字图书馆具备邻接权主体的构成要件。数字图书馆应该成为邻接权的主体,享有邻接权人的法律地位。自身权利的缺失、利益分配不均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数字图书馆的发展。赋予数字图书馆邻接权人的法律地位,对图书馆未来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二、赋予数字图书馆以邻接权人法律地位的意义

(一)为数字图书馆网络信息传播提供法律支持与保障

网络时代是传播时代,邻接权的产生也是传播技术进步的结果。图书馆为了适应新形势下读者的新的需求,传统的服务模式也有很大的改变。数字图书馆就是一类特殊的信息网络传播者,特殊之处就在于,其是虚拟的、没围墙的图书馆;是基于网络环境下共建共享的可扩展的知识网络系统,是超大规模的、分布式的、便于使用的、没有时空限制的、可以实现跨库无缝链接与智能检索的知识中心。这种新鲜、方便、快捷的服务方式有时也把数字图书馆卷入侵权诉讼的漩涡。为数字图书馆信息传播提供法律支持与保障,使其与其它信息传播主体(报刊社、表演者、广播电台、电视台、录音录像制件者)一样享有邻接权方面的相关权利,有利于数字图书馆的生存与发展。

(二)是当代数字图书馆多无化服务的依据

图书馆主要是为大众读者提供无偿服务的公益性机构,这是由传统图书馆的服务功能决定的。而数字图书馆在很大程度上向用户提供的是超出了公益性范围之外的高成本服务,这些服务不是每个用户都需要的,而只对专门的用户有特别意义,免费服务已不再能使文献信息的供给与需求达到平衡。而图书馆有偿服务需要法律更加明确的支持,相对于版权而言,数字图书馆邻接权人的特征更加突出,建立数字图书馆邻接权制度,赋予图书馆邻接权人的合法地位,就是从法律上对图书馆在传播信息中投入的创造性劳动成果予以认可,使图书馆有了同其它信息传播者一样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来得到发展的动力依据;也是数字图书馆多元化服务的法律依据。

(三)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使数字图书馆能与其他信息传播者一样,享有相关的邻接权,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网络秩序,也是网络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还加强了数字图书馆的责任感。赋予图书馆邻接权人的法律地位,并不会影响数字图书馆的社会公益性。为了使数字图书馆不致于同其他邻接权人一样承担相同的版权责任和版权风险,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对邻接权制度规定相应的实施细则来提前预防和避免。由于图书馆不享有邻接权人的地位,使数字图书馆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多因素的限制,由于受制度的影响,也会对其他信息传播者形成不正当竞争。因此,赋予建立数字图书馆以邻接权人法律地位,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三、结语

通过以上对数字图书馆的论述,数字图书馆也可以也应该成为邻接权主体,享有邻接权人的法律地位。数字图书馆作为基本的信息传播者,却不能如其他信息传播主体那样被赋予同等邻接权人的法律地位,限制了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当代社会是网络时代,数字图书馆也要与时俱进,与时代接轨。赋予数字图书馆以邻接权人的法律地位,有其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张新名.网络传播中的邻接权研究[D].北京: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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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秦珂.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保护对图书馆的意义[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02):70-72.

篇10

论文关键词:复杂网络;灾害信息;传播特征

灾害是指由某种不可控制、难以预料的破坏性因素引起的、突然的或在短时间内发生的、超越本地区防灾力量所能解决的大量人畜伤亡和物质财富毁坏的现象。由于灾害发生的突然性和破坏性,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在灾害信息传播上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新的媒体形式层出不穷,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数字电视以及即时通讯软件、“博客”等新型网络形式使得信息传播的渠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因此灾害信息传播已经不可能受到单方面的控制。

“非典”前期,由于政府和主流大众传媒保持沉默,使得各种谣言通过网络和手机等新型信息传播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大量传播,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恐慌。由此可以看出灾害信息传播一旦失控,会使本来失序的社会更加混乱,并由此带来衍生灾害,造成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和经济损失。因此,在当前的信息传播状况下对灾害信息传播方式和特征进行相关方面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国内在灾害信息传播方面主要是从新闻学的方面来研究:灾害报道应该实现新闻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平衡、新闻媒介在公共危机事件中起到重要作用,以及系统介绍灾害信息的发展史等。没有从灾害传播本身的特征进行研究,忽视灾害传播特征对灾害信息传播的影响。为了更有效地实现对灾害传播的控制,有必要针对灾害信息传播特征进行相关研究。

本文首先对灾害信息传播过程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复杂网络相关理论对灾害信息传播方式和特征进行了初步探讨。

1灾害信息传播的过程分析

根据当前灾害信息的多样化,其传播内容主要可以分为政府和主流大众传媒的灾害信息和各种谣言、负面信息两大类。各种谣言、负面信息是指由于在灾害信息传播过程中出现的隐瞒或虚报、延迟报道而产生的各种、负面的受众不信任的信息。

本文以Fink(1986)提出的危机4阶段论为基础,对灾害信息传播过程进行了相关分析,给出灾害信息传播的4个阶段,分别为潜伏期、突发期、蔓延期、解决恢复期。以2007年台风罗莎信息传播过程为例(数据来源:百度指数),分析这4个阶段(图1)。

(1)潜伏期由灾害发生到灾害信息开始传播的这一阶段。随着现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加快,潜伏期的时间越来越短。要对灾害信息传播进行控制,最好的方法就是在灾害信息传播的潜伏期对灾害进行有效控制,减小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台风罗莎10月2日08时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4日02时加强为强台风。即10月2日至10月4日为台风罗莎信息传播的潜伏期。

(2)突发期从灾害信息开始传播到灾害信息开始迅速传播的阶段。突发期是年阶段中时间最短、对受众心理冲击最严重的一个阶段。如果在突发期内对灾害信息进行刻意隐瞒或虚报、延迟、模式化报道,会使受众失去对传播者的信任,增加公众的疑惑,导致社会危机及衍生灾害的产生。10月5日、6日为台风罗莎信息传播的突发期。

(3)蔓延期灾害信息从迅速传播到平息的一个阶段。在新的信息传播环境下,灾害信息从迅速传播到平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数字电视、即时通讯软件、多种传播形式使得灾害信息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破坏性强。即使当灾害得到平息和解决时,在新型传播媒介中仍会存在很多议论和大量负面信息。台风罗莎在我国大陆l0月10日结束,但其仍然受到大众的普遍关注。10月7日至l0月16日为台风罗莎信息传播的蔓延期。

(4)解决恢复期灾害妥善解决、人民生活恢复正常、物质生产得到恢复、社会恐慌得到平息、整个社会恢复到灾害发生前的状态。在解决恢复期中,做好灾害信息的传播机理和影响的研究工作,总结灾害信息传播的经验和教训,为完善和健全相关的防灾体系提供依据。以10月17日起为台风罗莎的解决恢复期。

2灾害信息传播网络

2.1灾害信息传播网络的形成

目前国际上在流行病传播、计算机病毒在In.ternet上的传播等领域利用复杂网络进行研究是比较多的。此外,国内外专家对谣言的传播也进行了相关工作Zanette研究了在小世界网络中的传播情况;Moreno等发展了Daley等在1964年提出的谣言传播模型,认为非均匀网络传播过程最终听过但不传播的人数与感染概率有着紧密联系;

Dotts和Watts认为无论是社会网络还是信息网络中的传播蔓延现象,相应的模型都可以归结为泊松模型和临界值模型。

灾害信息传播的基础是社会网络,因此可以应用复杂网络的观点来阐释灾害信息传播的特征。灾害信息传播的网络模型示意图如图2所示。

用节点表示灾害信息传播中的个体,如果两个个体之间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直接发生传播与被传播关系,就认为这两个个体之间存在连接,这样就得到了传播网络的拓扑结构,进而可以建立相关模型来研究这种传播行为。而灾害信息传播模型研究的关键是传播规则的制定和网络拓扑结构的选择。

2.2灾害信息传播网络的结构

2.2.1灾害信息传播网络结构的划分

灾害信息的传播途径与谣言基本一致,可以参照Moreno等人提出的谣言传播模型。的研究方法对灾害信息传播网络模型的结构进行分析,将灾害信息传播网络中的个体分为灾害信息未知者(Igorants)、灾害信息传播者(Spreaders)、灾害信息知情者(Stiflesr)三种类型。i(t)、s(t)、和r(t)分别代表这三种类型在人群中的比例。

如图3所示,灾害信息在灾害信息传播者、灾害信息未知者之间传播。灾害信息传播者向它的邻居节点传播信息。当接到信息的节点是灾害信息未知者的时候,灾害信息未知者以入的概率变成一个灾害信息传播者。而如果信息传给了灾害信息传播者或者灾害信息知情者,则前者以1/a的概率变成一个灾害信息知情者。

2.2.2网络结构中各参数的分析

参数A代表着信息传播过程中数据会出现丢失的情况,并不是每次连接都成功。参数是表示一个灾害信息传播者在变成一个灾害信息知情者前连接的灾害信息传播者或灾害信息知情者的平均次数。

灾害信息传播者把灾害信息传递到它的相邻节点时,如果该节点为灾害信息未知者,后者也将以入的概率变成一个灾害信息传播者,信息传播成功。如果后者已经知道了灾害信息,则会导致灾害信息传播者失去传播信息的兴趣,从而以l/a的概率变成一个灾害信息知情者,此次信息传播的小过程失败。

2.3灾害信息传播网络的统计性质

灾害信息传播网络的统计性质反映着网络内部结构的不同和系统功能的差异。它的统计性质有以下几个方面。

(1)平均路径长度是指所有节点之间的最大距离的平均值,它描述了网络中节点间的分离程度,即网络有多小,也就是灾害传播网络中所有传播途径传播信息的平均长度。

(2)聚集系数用来描述网络中节点的聚集情况。在灾害信息网络中表示灾害信息传播者与灾害信息未知者、灾害信息知情者的关联程度。

(3)度和度分布一个节点与其他节点相连的边数称为该节点的度。节点度分布是指网络中度为k的节点的概率P(k)随节点度k的变化规律。在灾害信息传播网络中,度就是表示一个灾害信息传播者向k个灾害信息未知者或灾害信息知情者传播信息。顶点的度指标用于描述该传播者对传播网络中其它传播者的直接影响力。节点度的分布函数反映了灾害信息传播网络的宏观统计特征。

(4)介数分为边介数和节点介数。节点介数为网络中所有的最短路径中经过该节点的数量比例;边的介数是网络中所有的最短路径中经过该边的数量比例。介数反映了相应的节点或者边在整个网络的作用和影响力。在灾害信息传播网络中,节点介数说明该节点对于网络中信息流动影响的大小。介数的分布特征反映了不同传播者在网络中的地位,即其传播速度、传播范围和影响程度。对于评价各种传播媒介的重要性、评价防灾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基于复杂网络的灾害信息传播特征分析

3.1网络节点的大规模性

一个重大灾害发生后,其信息传播网络的节点数必定十分庞大。要做到灾害信息传播既维护了公众的知情权,又不会造成社会恐慌和由此带来的衍生灾害,就应该对大规模的灾害信息传播网络节点进行分析,找到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即公众信任度高、社会责任感强、在网络的影响大的节点。衡量这些节点是否关键的主要依据是它们的介数和度分布。

3.2网络连接的稀疏性

在灾害信息传播网络中,并不是所有节点的聚集系数和度分布是相同的。主流大众传媒由于其传递信息的真实性、全面性,受到公众的普遍信赖,那么主流大众传媒所代表的节点的聚集系数和度就要比其他节点的高。在这一区域的网络连接就比较密集。反之,过于失实的灾害信息会受到公众的质疑,其传播范围就比较小,则这部分的网络连接就很稀疏。

3.3连接结构的复杂性

灾害信息传播网络的节点是由主流媒体、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数字电视等传播者和受众组成,因此每个节点都具有自己的动力学特征,且各个节点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从而整个灾害信息传播网络也就具有极为复杂的动力学特征,不能简单的用规则网络和随机网络对其进行分析。因此,灾害信息传播网络具有连接结构的复杂性。

3.4信息传播的时间复杂性

信息在网络中传播所花费的时间与下一节点对信息的敏感程度、传播节点的度和介数及信息的可靠度等有关。沿海的人们对于有关台风的信息就会比较关注,而对于内陆城市的人而言,此类信息就不很重要。这就体现了灾害信息传播的时间复杂性。

3.5信息传播的变异性

在一个灾害信息传播者向灾害信息未知者传递信息的这一过程中,信息内容是否不会发生变异以及信息来源是否真实可靠,这就是信息传播的变异性。

3.6信息传播引发衍生灾害的可能性

灾害本身具有破坏性,由于灾害信息内容不同,公众对灾害信息的关注程度也不同,必然导致信息传播的速度不一样。而灾害信息的传播也可能引起各种社会问题,甚至形成衍生灾害。例如在“非典”期间各种有关SARS的信息肆意传播,引起某些药品的短缺、物价的抬高以及社会不安定因素突增。在灾害信息传播网络中可表现为信息中心增多、传播过程的重复性。

4结束语

本文将灾害信息传播过程分为潜伏期、突发期、蔓延期、解决恢复期等4个阶段,并以台风罗莎信息传播过程为例对4个阶段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