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历史主义十篇

科学历史主义篇1

【摘要】本文讨论了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范式内涵特点以及整个发展过程，在对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的批判中，围绕历史主义以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结合为理论出发点，对科学的发展过程作进一步的科学史分析，深入阐述历史主义的范式特点，以及历史主义范式对科学哲学的意义影响。

【关键词】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思想；范式

一、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范式的内涵

范式概念的首次提出者库恩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作了初步的解释，“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1]范式作为描述整体科学结构的概念，包含科学共同体的信念、哲学观点、公认的科学成就、方法论准则、共有的世界观，乃至于教科书或经典著作、实验仪器等等，具有极其复杂的内涵，范式在科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贯穿科学发展的始终，至今也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范式是一个具有多层次结构的范畴，对于范式的运用，在此，我们应明确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范式研究，是科學哲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的体现，也是一种新的研究模式。通过库恩对“范式”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范式”的运用历史地重现了科学发展的规律，库恩用范式描述科学发展的模式，则体现出了科学发展模式的动态性特征。

二、对传统科学哲学的批判

历史主义不赞同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科学研究的任务在于把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知识进行语言的逻辑分析，科学知识的直线式积累看作是科学进步的标志。历史主义认为知识的增长并不是一个累积的叠加过程，而是一个革命的渐进的过程，这一结论是基于科学知识的动态研究的结果，因为动态发展模式本身就是一个上下波动的过程，简单的累积叠加体现不出跨越式的进步，量变的渐变过程体现不出质变的大飞跃，难以与科学的大发展相匹配。

针对批判理性主义的观点，历史主义是这样批判的。波普尔曾指出：“科学应该被看成是从问题到问题而进步的。随着这种进步，问题的深度也不断地增加”。[2]从这个角度上看，证伪的科学知识增长模式确实也说得上是一种反归纳主义的模式，不断的试错，不断的证伪这个过程就是不断的否定的过程，从辩证的观点看来，就是仅仅只强调了质变的飞跃，“所谓‘不断推翻’的‘增长’，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3]这种发展观是片面的。历史的发展具有不间断性，在这个不间断的过程中，总会存在着类似于常规科学的累积时期，虽然累积时期同样蕴含着新范式的萌芽，但是也确实是范式的不断发展时期，波普尔却“把科学事业中非经常性的革命特点赋予了整个科学事业”。[4]

历史主义与批判理性主义在研究对象所采取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批判理性主义从个人的理性的角度去研究科学的发展，其实蕴含着诸多的主观因素在内，波普尔的建立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之上的“理性的重建”，其实也就是一种制定知识产生的程序法则，科学研究只要以此法则为基准，便会不断获得真理性知识，以个人的理性为基础的建构正是波普尔的理论出发点。但是，库恩认为：“科学尽管是由个人进行的，科学知识本质上却是集团的产物，如不考虑创造这种知识的集团的特殊性，那就既无法理解科学知识的特有效能，也无法理解它的发展方式。从这一点说，我的书本质上是属于社会学的，但也绝不容许这个问题离开认识论”。[5]由此可看出，科学知识本质上就属于社会的产物，脱离了社会因素将会不能很好解释科学的发展，科学研究的任务并不是像波普尔所说的那样理性的重建科学发展的历程，而是“要充分倾听历史的呼声”。[6]在对批判理性主义进行批判方面，库恩曾经指出：“我们都关心获得科学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于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7]历史主义把社会历史因素渗透于研究过程之中，得出该流派独特的见解以及理论成果。

三、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范式的内部发展

随着科学哲学不断发展，历史主义登上了科学哲学历史的舞台，历史主义在自身的发展中形成了新、旧历史主义两个流派，他们都是在对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批判基础上将研究视角从科学理论逻辑分析转移到特定的社会历史领域，针对不同的范式建构起科学理论，阐释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型发展机制，都给科学实践活动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旧历史主义主要代表库恩的范式研究，表明在不同范式条件下，对科学理论的理解应采取不可通约性原则，要想达到对科学理论成果的清晰理解，就必须考虑当时的历史语境。库恩还认为，科学理论的产生脱离不了诸如顿悟与直觉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非理性因素是科学所必需的重要因素，是科学产生的基础，非理性因素对范式的产生与选择起到了实质的推动作用。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的范式依然没有脱离科学哲学与科学史，还是处在历史主义的大框架下进行的科学研究，在理论思想发展的过程中还体现出了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是一种开创性的进展，他的科学研究纲领实质上指的是相互联系的理论系统，单个理论并不能称之为科学的单元，既然科学研究纲领实质上指的是相互联系的理论系统，那么其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不间断过程，是一个历史再现的过程，随着经验事实的不断增长，那么相应地科学理论也会不断增长。费耶阿本德把库恩的非理性主义不断强化，认为非理性是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重要因素，任何把非理性因素排除在科学之外的做法，其最终的结果是“必将消灭科学”。[8]费耶阿本德的范式研究方法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怎么都行”，法无定法是其思想的重要体现，是对一元论的传统挑战，有利于多元理论间的竞争与发展，使人们可以从更深一层视角研究科学发展模式，使科学发展不局限于单一方法原则，为思想进一步繁荣奠定理论基础。

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夏佩尔，夏佩尔的理论研究依然是从科学史出发来考察科学发展的问题，他不认同库恩、费耶阿本德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观点，理由在于研究对象没有脱离客观世界范畴，同属一个范围的对象并不会有不可比的障碍，范式的不可通约将会带来科学的进步与合理性无法成立，这也是他们的相对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而作为八十年代新历史主义另一主要代表人物劳丹，与夏佩尔的思想理论方向则有所不同。劳丹关于“科学问题”的范式认为，科学的发展，理论的进步主要在于问题能够得到不断地解决，科学的目标就是不断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问题为突破的科学研究，问题是会不断发展变化的，解决方式也会随着问题发展与时俱进，劳丹还在科学发展动态模式理论的建构中，阐释科学发展的本质是在于渐进式的发展，科学内部的各要素是处在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系统之中，跨越式的革命进程是不应该存在于相互联系的要素之间。

综上，历史主义的发展一个显著的特点在于，把非理性因素的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提到了一个高度，体现了历史主义的创新性。非理性主义观点出现之后，虽不可避免遭到攻击与驳斥，但是，毕竟非理性主义还是有着历史的因素包含其中，考虑到当时理性主义指导下的科学对人类社会带来的诸多负面效应，单纯理性原则似乎抵挡不了对科学的种种质疑，一时也得不到理性主义的合理解释，这样的局面正好给了非理性一个很好的契机，给了科学哲学的新发展方向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也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以库恩为主要代表的旧历史主义强调的非理性因素对科学的重要作用，后经费耶阿本德的继承与发展，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范式的特点

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范式的一大特点就是突出主体性，在西方科学哲学在从客观主义、绝对主义到主体主义、相对主义的根本性转变过程中，历史主义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在历史主义之前，无论是逻辑经验主义还是批判理性主义，都主张把主体性排除在科学研究之外，认为主体性会造成科学知识认知的偏差，通过排除主体性的归纳与演绎的结果是得到绝对客观的科学知识理论的前提。历史主义充分肯定主体性因素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并不是直接来源于经验事实，也不是直接来源于对先验公理的演绎，人的主体性对科学知识的產生也占据着重要的影响，科学共同体发挥主体性的作用把科学与客观外部世界联系起来，科学知识最终还是由主体的能动性所做出的非逻辑、非理性所决定的，这种主体性是有着积极的意义，充满着创造性，并不局限在狭隘的观念和框架之中。

历史主义把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相结合，重视科学史的研究，与历史史实的联系，科学研究以科学史为指导，是区别于早期科学哲学将科学研究聚焦于逻辑方法的一大进步。历史主义在考察新事实与新理论在科学发现的关系中就很好地体现出了对历史事实的重视，在氧的发现的例子考察中，对C.W.舍勒、约瑟夫·普利斯特列以及拉瓦锡的研究成果都做了细致的分析，但是究竟谁是氧的最初发现者，由于没有确定权威的标准作为判断的依据，所以最终难以定断。氧被发现了的历史事实，给予我们这样的启示，科学发现不同于类似于看见这样一种瞬间性的行为，把科学发现单纯归属于某一时刻、某一人，科学发现是一个过程，脱离历史发展的过程性，是不符合历史与现实的，历史发展的过程性，不仅有类似于量变的积累，还有类似于质变的飞跃，蕴含着量质变的辩证关系，把科学的发展与历史紧密结合。由此可见，科学史对科学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历史主义探究科学发展强调历史性思维。研究科学哲学的目的应该在于重现科学的历史，这一重现的过程不必遵循着正统派“逻辑重建”的原则。然而，历史重现与逻辑重建是背道而驰的，这倒不是说明历史主义在科学发展的历程中偏离了方向，而是恰恰说明了这是对正统派中的阐释科学合理性的片面说法进行的修正，指出纯粹的逻辑分析的缺陷。在对新旧理论的逻辑分析上，历史主义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指出了新范式理论与旧范式理论在逻辑上存在着不一致的方面。

历史主义范式的特点还体现在以动态发展模型来研究科学发展的历程。在范式基础上把科学发展模式解释为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时期、反常与危机、科学革命直至新的常规科学时期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体现出了历史发展的过程性，符合科学发展史的实际情况，常规科学时期可以把科学的进步看成以累积的方式不断发展着，而科学革命时期，新范式的建立标志着新的科学共同体取代旧的科学共同体的过程，这是一个质变的跨越过程，因此，这一具有历史性、社会性动态发展模式开创了诠释科学发展的新视野。

历史主义范式还十分注重理论间的不可通约性来进行科学哲学的研究。“不可通约性”术语的由来在库恩的《结构之后的路》一书中有这样的说明，“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与直角边不可通约，圆的周长与半径不可通约，这意味着不存在一个长度单位可以将一组数中的两个数都整除而没有余数。即不存在公约数”。[9]在后来的发展中，“不可通约性”便被用来说明科学理论间以及其词汇、概念间的不可比较性，不过，这里的不可通约性并不是绝对的，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与直角边不可通约，但是斜边与直角边的长度还是可以比较的，这仅是一种局部的不可通约性。人们往往习惯于运用现实的理论原则审视过去的理论，简单地把过去的科学成分剔除出科学的范畴，然而，过去的理论并不是它们被取代就不科学了。

五、历史主义范式对科学哲学的意义

历史主义范式代表着一种典型历史观的历史方法论，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流派把研究对象聚焦于“过程”，历史主义中的代表人物之间的理论有批判与继承，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辩证思维的发展，对历史主义范式的探索，无论是在理论的参考价值，还是在研究视角的启发，对未来的科学发展模式的研究都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对后继发展的理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还提供给人们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让人们更好的理解科学哲学的发展史，对现代科学发展作深刻的哲学反思，体现出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并彰显时代特征。

继历史主义之后，范式理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历史性地融入了科学哲学的研究中，对科学共同体的科学观产生重大的影响，科学共同体科学观的形成以及思维方式的发展都是以范式的形成为基础的，现代科学家的任务在于对前范式进行整合，把不符合范式的发展要求的内容进行修正，不断扩大范式的作用范畴。虽然历史主义的时代使命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已经完成，但是它对后继发展的科学观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现在应该思考的并不是实质的对与错的关系，应该是把范式理论的背景、经过及影响做深入分析，简单的做出对错划分最终对科学的长远发展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没有无懈可击的科学理论，只有随时展而不断涌现出更加符合历史发展客观现实的理论。理性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背景下，后现代哲学虽然不能完全颠覆理性主义的位置，但是，历史主义奠基者还是充当了时代思想的先锋，对理性主义进行有力的批判，突破传统的理论创新以及时代创新精神，是值得无数后继者的学习的。

【参考文献】 

[1] 库恩.跛子和瞎子、哲学和科学史[J].自然科学哲学问题， 1981（2）. 

[2] 波普尔.猜测与反驳[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3] 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M].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4]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 库恩.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必要的张力[M].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6] 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周昌忠译[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科学历史主义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形成；科学内涵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2）01-0004-04

历史主体指的是有效推动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的总称，而历史主体理论就是对历史主体的高度概括和理论抽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历史主体理论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注重从现实的感性活动出发来理解和阐释历史主体并构建历史主体理论，才真正地实现了传统唯心主义历史观向科学历史观的革命性跃迁，最终创立了唯物史观。为了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史观的理论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的形成及其科学内涵展开深入的研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一、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的形成过程

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深入批判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以下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一）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的初创阶段

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的初创阶段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立足于政治批判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视角来探索历史主体存在方式的阶段。这主要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之中。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入批判了黑格尔将“绝对精神”、“绝对理念”视为历史创造主体的唯心主义错误观念，认为不是政治国家等上层建筑决定和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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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等经济基础，而是恰恰相反，即“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1]强调创造历史的主体蕴含在市民社会之中，蕴含在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之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三个方面阐释了历史主体的存在：其一，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历史主体存在的“第一个前提”，也是创造历史的“第一前提”；其二，生产和制造工具的需要是历史主体的“第一个历史活动”[2]79；其三，人自身的生产是历史主体的重要创造性活动。由此可知，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的初创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了历史主体存在及发展的现实基础或者说物质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的形成阶段

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的形成阶段指的是通过创立唯物史观来揭示历史主体存在及发展规律的阶段，这主要体现在《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著作之中。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的层面来论证历史主体的存在及发展样态。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现代历史主体在创造社会生产力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认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277强调这是“封建的所有制关系”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的必然结果，体现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

生产力发展的原理；另一方面，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即“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32-33也就是说，历史主体通过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来实现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的跃迁和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的发展阶段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立足于人学整体性的理论视域深入探索历史主体存在及发展样态的阶段，这主要体现在晚年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论述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之中。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入探索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和价值性，以便实现社会发展的价值性与科学性之间的有机统一。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主体完全可以利用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1881年3月8日马克思在给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的回信中指出，“在欧洲，只有俄国的‘农村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4]770在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不断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发展，其决定因素不是唯一的经济因素，而是由包括历史主体的意志在内的综合力量所决定的。恩格斯指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第一，“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5]696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5]696-697可以看出，“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历史合力论”等充分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主体理论的深化。

二、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的科学内涵

历史主体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也是一个完整而科学的理论体系。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围绕着历史主体的存在基础、表现样态、精神实质及其最终使命等问题展开一系列研究，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的科学内涵。

（一）历史主体的存在基础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自然内在地包括了‘历史主体’――引者注）去理解。”[2]54尽管费尔巴哈在面对感性活动时较好地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但“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2]78也就是说，费尔巴哈一涉及到历史领域就滑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之中，从而不能发现一个真正的、现实的历史创造者即历史主体，更不用说去科学地揭示出历史主体的存在基础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则从人的吃、穿、住、行等基本需要出发，科学地揭示出了历史主体的本真存在样态和客观基础，强调“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6]恩格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人的需要被严重地扭曲和异化了，演变成为“卑鄙的贪欲”，而正是这个“卑鄙的贪欲”构成了“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5]177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2]66-67而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3]32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历史就是由这批充满各种欲望和需求的“现实的人”所创造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67由此可知，人的基本需要以及满足这些需要的物质条件构成了历史主体的存在基础。

（二）历史主体的表现样态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中，历史主体有几种典型的表现样态，那就是作为基本表现样态的“现实的个人”、作为政治表现样态的“阶级”、作为普通表现样态的“人民群众”以及作为特殊表现样态的“英雄人物”。前文已经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也就是说，“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前提，进一步说，“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就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即历史主体。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有生命的个人”不是虚幻的想象中的“个人”，而是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的“现实的个人”，即“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2]71-72可以看出，“现实的个人”是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事实上也就是历史主体的主要表现样态。

然而，“现实的个人”不是纯粹的孤零零的个人，这些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不过当然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自己，而不是玄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2]119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现实的个人”总是从个人的基本需要出发，去同别人发展关系，由此形成了利益基本一致的政治同盟――阶级。“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7]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众多的个人之所以结成并隶属于阶级，一方面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要消除阶级就必须彻底消灭私有制。“单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为反对另一个阶级进行共同的斗争；此外，他们在竞争中又是相互敌对的。另一方面，阶级对各个人来说又是独立的……这同单个人隶属于分工是同类的现象，这种现象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劳动本身才能消除。”[2]118可以看出，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主体力量，因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272可以说，“阶级”实质上就是历史主体的政治表现样态。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可以用经验的方法观察到的历史主体除了“现实的个人”以外，还有一种作为普通表现样态的历史主体――“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历史发展的常态，是普遍的历史现象。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就曾指出，人民群众在推动革命发展和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即“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4]95后来也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8]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与作为普通表现样态的历史主体即“人民群众”相对应的是作为特殊表现样态的历史主体，那就是“英雄人物”。恩格斯就曾指出，时势造英雄，即“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5]733当然，伟大人物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本身也发挥着极为重大的作用，也是一种重要的历史主体表现样态，恩格斯指出，“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4]719可以说，伟大人物或英雄人物是创造历史的引领者和主导者，是特殊的“现实的个人”，是作为特殊表现样态的历史主体。

（三）历史主体的精神实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历史主体的精神实质在于推动历史的发展进步，扫除生产力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当然，历史主体彰显其精神实质不是通过单个具体的个人的意志显现出来的，而是通过历史的合力体现出来的。这是“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5]696“同一运动规律”指的是在历史主体创造性活动的推动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或者说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这一客观规律致使“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的，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5]696可以看出，历史合力的形成彰显了历史主体的本质力量，人类社会就是在这种历史合力的作用下不断推向前进的。

正是因为历史主体的精神实质有着这样的特点，即总是将个人的意志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这就存在一个历史进步的代价问题。所谓历史进步代价指的是在人类社会历史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因为历史合力的作用与取舍，以牺牲一部分对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甚至有益的因素作为代价。可以看出，历史进步代价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伴生现象，它与“发展”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即“没有离开发展的代价，也没有离开代价的发展，代价是在发展过程的内在必然性当中产生并且是主体为换取某种进一步发展而做出的某种必要的牺牲。”[9]在马克思看来，“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为有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10]当然，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历史进步代价形成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对于某些历史进步代价如生态代价引发的生态危机等，则要求我们引以重视。恩格斯就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5]383为此，我们就必须正确发挥历史主体精神的作用，并加以综合治理。

（四）历史主体的最终使命

如果说历史主体的精神实质在于推动历史的发展进步和扫除生产力发展道路上的障碍，那么，历史主体的最终使命则是在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包括人的发展、自然发展、历史发展、社会发展等在内的整体性发展。在人的发展上，历史主体的最终使命就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发展的最终状态就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1]在自然发展上，历史主体的最终使命就是建立并实现生态文明，这就要求历史主体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要不断克服人类活动中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上，历史主体的最终使命就是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12]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历史主体的最终使命就是不断推动民族史向世界历史的革命性转变，即“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88当然，作为历史主体最终使命所实现的人的发展、自然发展、历史发展、社会发展等都是相互统一的，因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生态文明、世界历史、共产主义都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最高目标和价值诉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50-25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30.

[7]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3.

[8]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

[9]范燕宁.社会发展代价问题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6）：661-668.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12]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1.

Formation of Marxist Theory of Historical Subject and Its Scientific Connotation

WANG Hao-bin

(School of Marxism,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科学历史主义篇3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同源性

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工业化为动力和核心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1]。没有以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样也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原初现代化”(即工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手工劳动时期)、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以及当代信息技术革命等几个历史形态，而与每一个发展阶段相对应的，都是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发展和进步。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理想都产生于“原初现代化”时期。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原初现代化”进程，则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会产生人类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的开始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其内在的基本矛盾由此也逐步暴露，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基本物质前提。没有相对成熟的大机器生产，就没有相对成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就没有资本主义矛盾的暴露和激化，先进思想家便无以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无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无以找寻战胜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和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把大机器生产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的基本前提，强调社会主义作为崭新的社会制度是对机器大生产发展要求的更主动的适应。同时，任何背离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轨道的社会主义思潮都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他们认为，脱离了现代大工业发展的客观条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只能造就“社会主义的讽刺画”[2]；那些不能反映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要求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都因其“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令人感到可笑”[3]。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一步发展为更高级的历史形态——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得更为成熟，资本主义的影响笼罩了整个世界，但由此也发展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各种矛盾。正是在这一客观前提下，社会主义运动才得以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由此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矛盾的发展，二战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切都推动着更多的国家和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虽不完善，但在二战前的现代化运动中成就显著，展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也奠定了二战中战胜法西斯侵略的强大物质基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制度跨越了一国的界限，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新型社会制度体系。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从此成了执政的共产党人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能否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与时俱进，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

毫无疑问，战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曾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然而，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遭遇了各种重大挑战后，继续保持和扩展了其先发优势，而苏联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能够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新科技革命和世界一体化浪潮中遭受严重失败，从反面说明了社会主义运动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通过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一个原先基础极其薄弱的国家情况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力地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事业沿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探索前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客观回顾历史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工业文明的每一步发展都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脱离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从时间上说，有先后关系，也有一定时间内共存的并列关系，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说”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也不存在充分的理论根据，早已受到严谨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批判。误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论”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在它所引发的各种错误认识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使我们长期以来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运动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而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便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这种认识使我们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源性的认识和研究，忽视了尊重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规律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意义，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先进性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与研究，忽视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和研究，给整个科学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同样起源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主干道上长期共存和发展的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历史事实就是最好的理论逻辑。我们只有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或教条出发，才能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工业文明带来共同的机遇和挑战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有其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着差别和对立，但同源于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的基本特性，决定了他们必然面临许多相同的机遇和挑战。

从历史的纵向发展看，工业化必然造成各国社会的发展和深刻变化，如经济的进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上层建筑的演变、新社会阶级分层的形成、人们思想和观念的更新，等等。在对待工业文明带来的基本发展趋势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及基本对策必定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者无疑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无论是我们所希望的，还是我们力图克服或避免的，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抑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造成的基本趋势都是注定会出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论各国的传统和国情有何差异，“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

从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看，从分散到整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整体世界的形成却主要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成果。工业化引起的世界整体化，必然造成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域的“相互依存”，全球化是这一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人类都必然愈来愈多地面临着全球共同问题的挑战，世界的“相互依存”推动着各国的互助和合作，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再允许“两个平行市场”之类现象产生或存在。和平与共同发展、人口、生态环境与资源共享、反吸毒贩毒、反对恐怖主义、防治艾滋病等问题，既具有地域性，同时也决不仅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国家或地域。世界正变得愈来愈小，作为人类共有的“家园”，地球正在时间和空间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面对共同挑战的世界需要各国和各民族的共同治理，分散的努力可能使我们面临共同失败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夸大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显然违背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竞争中的合作共处必将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不同的国家既要独立自主地捍卫和维护自身利益，但同时也不应忽视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世界发展客观存在的普遍性和共性。每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不能不顾自身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性，不能不顾本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但也决不能违背世界发展的潮流。忽视主流文明扩展的基本趋势而过分强调自身特性是经受不了历史考验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国家遭遇的挫折，都充分说明了背离人类文明主干道的严重后果。

西方是现代工业文明起源的摇篮，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迄今仍处于领先地位。由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西方各国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也保持着相对的先进性，并在国际竞争中始终保持和扩展着其优势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保持和扩展其优势地位，维护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不断建立、调整和完善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机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甚至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吸取了大量营养。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西方各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宝贵经验。然而，我们却长期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孤芳自赏，没有充分认识或承认西方国家在应对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先行者的地位，不顾客观事实和基本规律，总是拘泥于姓“资”姓“社”之防，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已经取得的各种经验，更没有能够充分重视和研究它们的各种教训，反而把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现象当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有弊端加以批判，这使我们在实践中一度偏离了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道。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5]；“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5]。邓小平同志也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6]；“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面对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带给人类的各种共同机遇和挑战，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积极适应世界的发展和变化，积极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在最大限度加速国内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社会主义运动肩负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建立人类理想家园——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光荣使命。在社会主义尚处于理论形态的发展阶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决不能放弃或忘却自己的根本目标。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告诫我们：“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如今，世界历史又走过了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充分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不能跨越历史阶段的谆谆教诲，以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必须既胸怀远大理想，更注重严谨求实；仅凭一腔热情而急于求成，必然危害乃至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又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6]只要简单回顾各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我们便会发现：超越阶段、急于求成是带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现象；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正是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总是要与一定的民族国家形式相联结的，这就必然首先要求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国际领域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表现为两者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的国际外交关系。社会主义既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她自始就与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存在，以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克服资本主义矛盾和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己任，这就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类文明主干道上更好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方向，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超越目标是密切相联的。换言之，没有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就不可能最终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6]；“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6]。无疑，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把握了问题的实质。

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使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由于历史发展的因缘际遇，社会主义制度都首先建立在工业文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这一点过去却没有能够引起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高度重视。他们都面对着相对落后的发展基础和条件，都面对着国内相对更多的前工业文明因素的障碍和干扰，都面对着学会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等问题。简单地说，都面临着始终保证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永不偏离前进方向而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艰巨使命。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文明发展中的相对滞后表明，实现后发赶超是社会主义各国在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基本目标。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必定是既相互否定，又相互借鉴和交流，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长期性以及社会主义各国工业文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这种竞争共处关系的长期性。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十分重视西方各国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机遇和挑战中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视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共处。即便将来实现了后发赶超目标，世界将进一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我们将更不可能在自我封闭和孤芳自赏中步入人类的理想家园。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展望21世纪下半期中国发展前景时所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6]。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在实现后发赶超的进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科学本性。列宁曾经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8]。邓小平同志也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显然，要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唯有循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迹不断探索前行，才是一条科学的光明之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充分考虑到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既要不断地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更要充分重视克服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或思潮的干扰，充分重视“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实现后发赶超的战略目标。在批判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和科学认识资本主义本质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旗帜鲜明地作了大量论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但是，新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正呼唤着新的理论创新，经典作家们的探索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开端，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现象提供现成的答案。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表明我们经过多年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条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苏东巨变，犹如一场“政治地震”，曾经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客观的现实都告诉我们，随着人类历史沿着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更深入地进入到全球化的新阶段，在它赋予资本主义以新的生命力的同时，它也必将为社会主义各国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现代化目标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必将为美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和生机。

参考文献

[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8-1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77-378.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3-284；603；27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

[5]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70-171；252.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4；373；379-380；63；364；79.

科学历史主义篇4

真理观和价值观：科学发展观的双翼

科学发展观既包含着真理因素，又包含着价值因素，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价值观的有机统一。

一贯强调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同时又主张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这两个出发点之间的关系，其实正是真理观和价值观的关系。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旨在揭示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获得真理性认识，是个真理观的问题；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就是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决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这两个出发点之间，即真理观和价值观之间，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因为只有通晓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把握了客观真理，才能真正懂得什么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最大利益；也只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才能毫无偏见地正确反映客观规律，准确无误地把握客观真理。总是强调，要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因为任何真理都是有益于人民的，任何错误都是有害于人民的。他把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作为共产党人一切言论的“最高标准”。为此，他坚决批评一切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就指出：“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是沾染了的作风，沾染了的灰尘。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的作风”。（《选集》第2版第3卷第933页）把是否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解决群众的问题，作为区分共产党作风和作风的标志，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具体运用。正是由于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才能随时纠正不良倾向，坚持正确的发展道路。

把真理观和价值观高度统一的原则运用于发展问题，首先就要求我们确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思考发展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因为只有坚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出发，才能公正无私、毫无偏见地揭示客观规律和客观真理，才能确定发展什么、怎样发展。非科学的发展观往往与不合理乃至不正确的真理观和价值观相联系，在发展问题上出现偏差，找不到发展的正确道路，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既脱离客观实际，又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所导致。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所以它才能够提出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之路，才能找到发展所要依靠的力量——最广大人民群众。

发展观上的对立根源于生产方式

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在于，这种历史观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人们是自己观念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是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的制约，受着自己的生产方式的制约。按照这个原理，发展观作为观念的东西，它的形成要由相应的物质实践活动方式即生产方式来解释，否则就看不清其实质。

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先决条件。这里的关键，是以什么方式发展生产力。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这个区别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决不是无足轻重的问题，两条道路的对立实质上就是发展观上的对立。

马克思认为，在以往的历史上，人本身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矛盾发展到非常激烈的程度。尽管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提出了“人是目的”的观念，并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我们一旦着眼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个观念所固有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就昭然若揭了。例如，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希望为生产而生产，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生产方式。为此，有人带着伤感主义的情调责难他只注重生产而不重视人，似乎这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的观念问题。而马克思则肯定了李嘉图的诚实的“科学”态度，认为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从价值观上看，坚持为生产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发展为代价来发展生产，并不是李嘉图个人的观念问题，它归根到底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是资本的增值，而不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以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李嘉图才会主张为生产而生产。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是不是也要秉承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观，重复西方走过的以牺牲人本身的发展为代价的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指出，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某些民族可以跨过“卡夫丁峡谷”，避免资本主义的灾难，以人道的方式汲取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由于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20世纪的中国没有失去历史提供的“最好的机会”，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历史以铁的事实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当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开始我们并不十分清楚。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探索，在经历了严重挫折和巨大成功之后，我们才终于开辟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发展观。进言之，科学发展观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的结果，它归根到底是由我们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邓小平就曾说过：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以人道的方式发展生产力，以避免资本主义的灾难性后果。而以人道的方式发展生产力，就是价值观与历史观的统一。

我们还可以从对生产力这个概念的理解上来进一步说明两种生产方式和发展观的区别。唯物史观认为，在生产力的构成中，有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客体因素和主体因素。客体因素指的是劳动对象和工具、手段。科学技术必须有物质承担者（工具、机器、设备等）才成为现实生产力。生产力的主体因素即劳动者。科学技术为劳动主体所掌握，实际成为生产实践的现实要素，才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马克思说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而生产力不论在客体形态中，还是作为主体的生产力，都是由量和质两方面组成。生产力的量的方面是指可以用量化标准来体现的方面（如gdp）；生产力的质的方面是从是否有利于人本身健康、全面发展的价值标准来衡量的那些方面。例如，生产的技术设备是否有效地保障劳动者的生命安全，汽车的装置是否解决了破坏环境的废气问题、噪声问题等等。在资本的逻辑中，资本家关心产品的使用价值仅仅是为了获取商品的交换价值（即谋取利润最大化），因此他们主要关心的是生产力的量的增长。对于资本来说，生产即使损害了劳动者的健康（如过劳死）、破坏了人的生存环境，导致生产事故、交通事故屡屡发生，造成劳动者的大量伤亡，也毫不感到惋惜。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的发展观势必导致过度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有损于人的全面发展。而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必然从质和量两个方面统一考虑生产力，这就把唯物史观关于发展生产力的观念与可持续发展观念以及“以人为本”的理念真正有机地统一起来了。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是否注重发展生产力，二者的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是否以牺牲人本身的发展为代价来发展生产，以及是否会导致和加剧两极分化。而这，也正是科学发展观与资产阶级的发展观的根本区别。

发展问题在时代坐标上的定位

科学发展观是唯物史观的生动体现。坚持唯物史观，就要客观地正视社会基本矛盾，敢于和善于揭示社会基本矛盾，并从社会基本矛盾出发看问题。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日益深化和复杂化的时代，坚持唯物史观，更要注重从全球战略的观点，从当代世界基本矛盾出发看发展问题，从当代世界基本矛盾出发看科学发展观的意义。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和平与发展（即东西南北问题）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个命题为我们观察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深刻理解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确立了时代坐标。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政治角度，一个是经济角度。从政治角度看是和平问题，从经济角度看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关系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关系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关系（即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

在这里，邓小平实际上是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的世界基本矛盾出发看问题。资本的全球化，导致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向全球扩张，派生出诸多矛盾，除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外，还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超级大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归根到底都归结于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即东西南北关系问题。和平问题即东西关系问题，是超级大国称霸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问题。这是解决发展问题的政治前提。发展问题即南北关系问题，这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讲发展，而是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不平衡、国际经济关系不平等的格局中的发展。

科学历史主义篇5

[关键词]科学的历史认识;历史客观主义;历史相对主义;如何形成

历史认识是历史认识主体见之与历史认识客体的结果。为了得到科学的历史认识，对历史认识主体与客体进行诠释就变得很有必要。这是形成科学的历史认识的第一步。紧接着本文对历史客观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这两种错误的历史认识论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最后，本文就“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努力才能形成科学的历史认识”这一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历史认识的两个方面

历史认识是历史认识主体对历史认识客体的能动反映的结果，换言之，历史认识主体与历史认识客体就是历史认识的两个方面。那么历史认识主体与历史认识客体二者又包含哪些内容呢？一般而言，说到历史认识主体，我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史学家，但史学家是否就是唯一的历史认识主体呢？既然历史是发生在过去的一切，那么每个人的成长历程自然也在其中，那么我们对“昨天的我”的认识属不属于历史认识的范畴呢？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可以称为历史认识的主体而不必成为史学家呢？李杰认为：“历史认识中，凡是感知历史存在的人都是历史认识主体，即历史认识主体是以历史感认识现实的一切人。”然而，这并非历史认识主体的全部内容。正如我们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并非某个人的认识成果，而是在几千年发展历程中，整个中华民族对于过去历史的一个认识，它不是某一个人的，而是一个民族群体性的认识。在这里，民族就成为历史认识的主体。那么，部落、阶级、国家、学派以及各种社会团体是不是历史认识的主体？正如李杰所说：“以集体方式形成的人，即社会共同体，也是历史认识主体”，这就很好的解答了我们的疑惑。综上所述，历史认识主体既包括“感知历史存在的人”，还包括“以集体方式形成的人”。

在探讨历史认识客体之前，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什么是历史？正如庞卓恒所著《史学概论》中所述，“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大概有三层含义。一是指人类过去的经历;二是指述说过去经历的历史书;三是指把人类过去经历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那么，历史认识客体是否就等同于历史本身呢？实践唯物主义认为：历史认识主体与历史认识客体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历史认识客体作为历史认识主体的研究对象，属于历史的一部分而非全部。而且，历史事件必须成为认识主体的研究对象，才成为历史认识客体，否则只能称之为历史事件。历史事件能否成为历史认识客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认识主体，即并非所有历史事实都有幸升级为历史认识客体。比如，长埋于地下的历史遗迹未经考古发现，便不成为历史认识的客体，但并不妨碍其成为历史事实。

综上所述，历史认识主体和客体作为历史认识的两个方面，二者辩证统一、而不可分割。历史认识主体与客体都是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产生的，二者相互依存、统一于历史认识过程之中。

二、正确处理历史认识两方面的关系

如上所述，历史认识主体与客体是历史认识的两个方面。对二者关系的正确把握对于我们能否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至关重要。有两种错误的倾向，我们应引以为戒，即历史客观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为什么会产生这两种错误的史学认识论呢？根本原因在于未能正确把握二者的关系。历史客观主义，完全抹杀历史认识主体的主观性，“主张历史研究者‘排除自我’，保持纯客观的不偏不倚的立场，切记带着这样那样的理论、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完全‘让史料说话’，‘让史实说话’;有的还主张‘史学即史料学’。”19世纪的兰克及兰克学派是这一主张的突出代表。柯林伍德将历史客观主义的观点概括为：“每件事都要被思考为不仅独立于其他一切事实之外，而且也独立于认知者之外，因此历史学家观点中的一切主观成分必须一概删除。历史学家一定不要对事实作任何判断，他只应该说事实是什么。”所谓“排除自我”“保持纯客观的立场”是根本无法做到的，研究者不可能不带有任何理论、观点而从事研究;而且“让史料说话“、”让史实说话“根本就是痴人说梦，完全有悖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

与之相对，历史相对主义则过分夸大历史认识主体在历史认识中的作用，而完全忽视历史认识客体的客观性，从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历史相对主义，“强调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这就决定了人们可能认识它的真相，一去历史著述展示出来的历史现象或过程，都只不过是历史写作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想像建构起来的，各有自己的依据和道理，谁也无权宣称某某著作或论断代表了真理。”意大利著名史学家克罗齐是历史相对主义的重要代表之一。他说：“历史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它的资料就在我们自己的胸中。因为，只有在我们自己的胸中才能找到那种熔炉，是确凿的东西变为真实的东西，使语文学与哲学携手去产生历史。”英国国史学家卡尔也是这一主张的重要支持者。他说：“在历史学家创造历史之前，历史事实对于任何史学家而言都是不存在的。”历史认识客体在他们看来，不属于客观存在的范畴。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史学认识论同历史客观主义一样走向了极端，因未能正确处理历史认识两个方面的关系，而终究与科学的历史认识失之交臂。

历史唯物主义由于把握了历史认识两个方面的关系，而使形成科学的历史认识成为可能。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承认历史事件和过程独立于研究者之外而存在，而且指出历史事件和过程能够被研究者逐渐认识。这样就很好地把历史认识主体与客体联系起来了，同时在承认客观性的同时也突出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更为难得的是，还重点指出了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并非任意的，而是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历史认识当然也就不可能达到绝对真理。正如恩格斯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

三、如何才能形成科学的历史认识

在正确处理了历史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要想最终形成科学的历史认识，还需在一下两个方面努力。

（一）历史认识主体方面

要形成科学的历史认识，历史认识主体必须具备一定的史学知识并加强理论学习，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学习。古之学者认为意欲著出高水平的史书，史家就必须具备一定的技能。如“刘子玄提出史家‘三长’：史才、史学、史识。……章实斋提出史家‘四长’：史才、史学、史识、史德。……梁启超则认为应该如此：史德、史学、史识、史才。”所谓“史德”，即历史学家应有的道德，作为历史学家应该实事求是，在叙述历史时应当客观公正，不要因个人好恶而随意篡改;所谓“史学”，就是要具备一定的历史知识，这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基础，否则就不可能对历史事件有全面的、正确的理解;所谓“史识”，就是作为史学家应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要透过历史现象看出本质，找出规律，而非简单的了解历史事件本身;所谓“史才”，就是作为历史学家的写作水平以及语言组织能力能否将自己的想法如实的表达出来。古人对于史家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形成科学历史认识对于历史认识主体的要求。历史研究者可以以此为对照，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为科学的历史认识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

此外，历史研究者收集、鉴别和解读史料的能力以及分析研究能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科学历史认识的形成。为此，研究者就必须拓宽知识面，加强学科联系，特别是近几年心理史学、计量史学以及经济史研究都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研究者掌握跨学科的知识，为此我们要在这方面好好努力。

最后，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立场问题。特别是我们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如果立场问题出现偏差，就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这就要求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坚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分析问题，对于古代史家所著史书要特别注意其阶级性和政治立场。

（二）历史认识客体方面

其实历史认识客体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历史认识的主体。历史资料是我们认识历史的基本依据，史料方面存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局限着人们对历史真相的认识。除本身现存史料就很少以外，如关于夏商周三代的史料以及更为遥远的时期的记载，能否最大限度的占有史料就成为这方面制约认识历史真相的决定因素。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努力提高自己搜集史料、鉴别史料以及分析史料的能力。

当然除上述因素外，科学历史认识的形成还受制于历史条件。正如恩格斯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认识主体只能达到客观历史认识的某一阶段某一层次的大致正确反映，而不可能对客观历史一劳永逸的完成认识。马雪萍认为：”我们总是要重写历史，但并不是因为历史是不能发现真理的历史学家的‘主观产物’，而是因为你我们对过去的认识水准在不断提高。因为历史学家在其研究工作中只能达到相对真理，这是历史叙述与事实完全同态的漫长道路上的一个阶段，绝对真理是一个有限度的概念，是一种理想。“

虽然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等因素的制约，我们对历史事实的认识可能存在局限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真相无法被认识，也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形成科学的历史认识。每一代人对历史的认识，都是向无限真理的接近。虽然我们无法获得绝对科学的历史认识，但却可以发现相对真理，这对于处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类而言便是科学的历史认识。

四、结语

形成科学的历史认识是我们研究历史的重要任务，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关系历史学能否成为科学。而要形成科学的历史认识，除了必须要正确处理历史认识主体与历史认识客体以及历史认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这一基本问题外，研究者还要在提高自己史学研究能力的同时，以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导。如此，获得科学的历史认识便不在是遥不可及的事。

参考文献：

[1]李杰：《历史观念―实践历史哲学的建构》，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2]庞卓恒、李学智、吴英：《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3]（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4]（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5]（英）卡尔：《历史是什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科学历史主义篇6

论文摘要：历史教师应当在提高自身素质上下功夫，做好四项工作，才能更好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才能把爱国主义教育落到实处。

随着历史新课标的实施，在如何对中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个问题上，有许多历史教师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但这些历史教师在教学中都是在具体的教学方式上下功夫。忽略了教师自身素质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作用。笔者认为在对中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历史教师应当在提高自身素质上下功夫，认真做好四项工作，才能更好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才能把爱国主义教育落到实处。

一、历史教师应当有意识的加强自身的爱国主义教育

历史新课标明确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增强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激发民族自豪感”。作为爱国主义的教育者，历史教师自身的爱国主义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学生爱国主义情感的培养和养成。

在当今社会，有部分教师，在谈到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时，总是产生悲观情绪。而谈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大谈其如何之好，总以为外国的月亮更圆。对我国社会的发展进步、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常常视而不见，崇洋媚外的思想特别严重。因此，对于中学历史教学的主旋律——爱国主义教育来讲，历史教师就更应该要加强自身的爱国主义教育，提高自身素质。历史教师只有认识到加强自身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必要性，认识到爱国就是对自己祖国的忠诚和热爱，认识到怎样才是爱国、爱人民。才能端正自己的态度，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在历史教学用高尚的人生追求影响教育中学生。所以说历史教师有意识的抓好自身的爱国主义教育，是抓好中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前提和保证。这既是历史学科的基本任务所决定了的，也是历史教师自身应当具备的基本政治素质。

二、历史教师应当挖掘新教材中的爱国主义教育素材进行剖析，激发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历史教学大纲明确提出“要在教学中充分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在这一点上发挥其他学科所不具有的优势”。这证明了宣传爱国主义精神是历史教学中应遵循的主要原则。由于历史学科自身有其理论的科学性、史料的真实性和内容的客观性等特点。在爱国主义情感的教育领域中有着“真实、感人、可信”的先天优势。可以通过形象、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去感染、熏陶中学生，在潜移默化中使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得到滋润和升华，因此，充分利用历史教材对中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每个历史教师的责任。

在历史教材中，不论是古代，还是近代，从古至今都充满着爱国主义的人物和事件。这也为历史教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爱国主义情感教育的精神财富。这就要求历史教师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前，必须挖掘历史新教材，以历史新教材中蕴含着的丰富的教育素材为基础，抓住“中华民族创造的丰富文化、优秀传统道德以及文明成果和对人类做出的重大贡献”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心，通过对教育素材的剖析感染中学生，激发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三、历史教师应当兼顾学生个体差异性，有针对性的“按需施教”，培养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由于受个人的素质和所受教育的影响不同，以及学生自身主观努力程度等诸方面的限制，使处在同一年龄阶段中的不同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表现出不同的差异性。故不能要求所有学生在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情感性表现得“整齐划一”。历史教师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应当根据每一个学生的个体差异性，针对不同学生的不同特点，对教学活动进行统筹安排，以满足每个学生的学习需要。

爱国主义教育还要有针对性的“按需施教”。中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思维能力还不高，用抽象乏味、空洞说教式的教育是没有良好效果的。对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要从中学生的年龄、心理出发，因地制宜、多角度采用贴近学生的心理、生理特点，贴近学生的认识规律，贴近学生生活的形式多样地教学方法，从近入手，把和学生相关、密切的、能够影响他们的因素抓住，有针对性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用具体、直观、形象、生动的事例来教育他们，使他们易于理解和接受，从小就培养出一种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

四、历史教师应当有意识、有目的的与政治、语文、地理学科进行教学配合，形成教学合力，把中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升华为祖国献身的精神

爱国主义教育历来就是学校教育的主旋律。历史教师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不能脱离学校这个整体来单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中学生所学科目中除了历史学科外，与爱国主义关系密切的学科就有语文、地理、政治三门学科，这三门学科在其教材的教学内容中都有着丰富的中国近代史和国情教育的内容，都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发挥着主渠道作用。只不过各个学科在爱国主义教育中教学侧重点不同。

历史学科是讲授史实，以史立论，提高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发扬爱国主义传统。语文学科是以文载道，以情感人，使学生受到爱国主义情感的熏陶。政治学科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着重进行基本观点的教育，教育中学生如何做人，怎样才算是爱国。地理学科是着重围绕人地关系逐步展开，利用教材中蕴含着的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结合人地关系，在学生观念中树立科学的环境观、资源观、人口观，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感情。

因此，历史教师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要有意识、有目的的与政治、语文、地理学科进行教学配合，多角度对中学生进行全方位的爱国主义教育，最终形成爱国主义教育的合力。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到教师给予他们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引导，认识到要践行爱国主义，就得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激发中学生自身的爱国主义情感，把自身的爱国主义情感升华为祖国献身的精神。

参考文献：

科学历史主义篇7

在60和70年代，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经历了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到本世纪末，又面临着第二次重大转变，即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转变表明，不但科学主义已经趋于衰落，而且正在走向它的反面——非科学主义或反科学主义。于是，人们自然要问：难道这就是科学哲学的命运？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是当今科学哲学的真正出路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转变的实质是什么？本文试图循着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展演变的思想脉络，在评析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基础上，来回答上述问题。

1　逻辑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兴起

在20年代后期，维也纳学派发表《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这一宣言书，掀起了一场举世瞩目的“科学的哲学”运动。这场哲学运动有一个科学主义的强纲领，那就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有两个基本点：

（1）强调真正的科学知识只有一种，那就是自然科学，除此之外，并不存在其它种类的科学。关于这一点，洪谦先生在《维也纳学派哲学》一书中说得很明白：“科学之为自然理论的体系，之为实际真理的系统，在原则上仅有一种，就是自然科学。”[1] 所谓精神科学根本不成其为基本科学，它只是“文化生活的体验方法”[2]。可见， 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或者说精神科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倘若确有精神科学存在的话，那么，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方法上而言，还是属于自然科学范围内的。维也纳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卡尔纳普主张一种物理主义的观点，他认为，“物理学语言是科学的普遍语言，这就是说：科学的任何领域内的语言可以保存原来的内容翻译成为物理学语言。因此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科学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之内并无在原则上不同的对象领域，因此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并不是分裂的。这就是统一科学的论点。”[3]

（2）强调科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 科学与其它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可将经验证实原则作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视野里，科学与非科学文化分别对应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叫做认识世界，另一个叫做体验世界。科学以认识世界为对象，试图通过数学计算和经验证实的方法，建立起各种世界秩序的体系；而一切诗歌、艺术等非科学文化则以体验世界为目的，采用的则是丰富的想象与兴奋的情绪，追求一种身临其境、天人合一的境界。因此，他们认为，在科学与非科学文化之间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根本区别：①从性质上看，存在着知识与体验的区别。“知识是事实的证实的认识，体验是感觉的所与性的了解；知识是以形式构造为对象，体验则以主客观世界的一致为对象；知识是科学的基础，体验则是生活的方法。”[4] ②从依据上看，存在着事实与价值的区别。科学的依据是事实（或观察陈述），理论必须由事实来判决，如果理论与已知的事实完全一致，那么它将得到证实（或确认），如果理论与已知的事实相违背，那么就会遭到拒绝。因此，科学是客观的，与价值保持中立。相反，象伦理学、美学等非科学文化依据的则是价值陈述或价值判断。③从语言上看，存在着表述与表达的区别。科学的语言具有表述作用，它们表述的是经验事实，可以得到经验的证实或证伪，因而在认识上是有意义的。相反，各种非科学文化往往采用的是表达性语言，这种语言虽有表达个人感情和理想的作用，并能以此感染别人，但是并没有表述任何经验事实，因而在认识上是无意义的。

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观是建立在上述科学观基础之上的。概括地讲，它们有三个要点：

（1）强调哲学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 逻辑实证主义者不仅确定了哲学的性质，而且也规定了其活动范围。在他们看来，哲学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活动。哲学就其本质而言，不能与科学并列或超越科学，而是属于科学范围内的活动。一个哲学家若要建立他的“世界观”，则必须以科学的“世界图景”为根据。哲学不能从任意思辨中构建它的“世界观”，它必须从经验科学中得来。

（2）强调哲学只不过是科学的逻辑。 哲学的任务并不在于建立哲学命题，而是对科学作逻辑分析，使科学命题的意义精确化、明朗化。而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与物理学）所运用的逻辑的分析方法就是哲学的方法，要求概念明确，分析严密，观察精细和证据确凿。

（3）拒斥形而上学。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 形而上学不过是“概念的诗歌”，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领域里的全部断言陈述全都是无意义的”[5]。所以，应当予以彻底清除。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与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方面，在这样的科学观和哲学观驱动下，逻辑实证主义者不仅将科学主义的浪潮推到了历史的最高点，而且也将科学哲学带进了最繁荣辉煌的时期：类似于科学研究，科学哲学也成了一种智力追求，成为一门相当严密和精深的学科。在这个领域里，聚集着许多颇有才华的科学家和精通科学的哲学家，不少人毕生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原因很简单：因为科学不仅是文化的中心，而且是唯一“有意义”的文化；而哲学的任务就是为了说明科学，因此，科学哲学也成了唯一“有意义”的哲学。

但是，另一方面，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也是科学哲学日后陷于困境的一个重要根源。这种科学观和哲学观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缺陷：①只承认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排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②用非历史的观点看待科学与非科学的界线，把它看成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③将哲学限定为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这种主张也经不起推敲。人们自然要问：为什么哲学不可以是道德范围内的活动，或艺术范围内的活动？④至于逻辑实证主义者所确定的哲学方法即逻辑分析的方法，对于科学哲学来说更是困难重重。事实上，人们最终发现光靠逻辑分析并不能说明科学理论的意义，更不能说明科学理论的历史发展。正是由于这些诸多的缺陷，逻辑实证主义这种“正统的”科学哲学既遭到外部人文主义者的有力抨击，又受到内部“非正统的”科学哲学即历史主义的严重挑战。

2　历史主义：科学主义的衰落

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对科学主义来说，是一次重大打击。与逻辑实证主义相对立，历史主义的科学观的基本点是：

（1）不但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线，而且甚至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也不存在明确的界线。用劳丹的话来说，叫做“分界问题的消逝”。理由是“习惯上被视为科学活动和信念都具有明显的认识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提醒我们注意，寻找分界标准的认识形式可能是无效的”。[6] 因为人们无法找到某种“认识的不变量”可以当做划界标准，因此，分界问题是一个虚假的问题。

（2）科学并不是价值中立的。 历史主义者十分注重对科学理论作整体的评价而不是单个理论的评价，他们把“范式”（库恩）、“研究纲领”（拉卡托斯）、“研究传统”（劳丹）或“背景理论”（费耶阿本德）这样的“大理论”当作分析科学的基本单元，强调“特定理论是更大的传统或‘大理论’的部分，而后者以往的成功或失败关系到特定理论在经验上能否妥善建立”。[7] 因此，在历史主义者看来， 科学的依据并不是（或不只是）经验事实，或者说除了经验事实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处于某个“大理论”核心代表该“大理论”的根本的价值观念或价值标准。劳丹甚至明确指出，科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事实、探求真理，“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活动”。[8] 由此释可见，在关于科学的依据是事实还是价值的天平上，历史主义者似乎更倾向于价值而不是事实。

与上述科学观相适应，历史主义的哲学观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1）从哲学的性质来看， 历史主义者的活动已经大大超越了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规定的自然科学的范围，涉及到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广泛领域，有些哲学家又开始重视认识论和形而上学问题在理论评价中的作用。

（2）从哲学的任务来看， 逻辑实证主义者关心的是“科学的逻辑”，而历史主义者则关注的是科学的实际发展，试图建立历史的模型。

（3）从哲学的方法来看， 历史主义者主张一种与逻辑主义完全不同的历史方法论。他们认为，“理论如同人类社会和生物种群一样，是历史的实体。它们特殊的个体性（更不必说它们的理性评价）都要求一种深入的历史考察。这种考察的更广泛的意义在于它揭露了对理论进行的传统解释的缺陷”。[9]

显然，历史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把科学看作是人类历史的活动，强调科学与其它文化的联系，强调科学的时代性或历史性，强调科学活动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及其作用，这些见解无疑是深刻的，是发人深思的。历史主义者所主张的历史方法论在本质上是辩证的，要比逻辑实证主义所主张的“科学的逻辑”宽阔得多。但是，历史主义者过分强调科学的价值性，甚至否定科学的真理性，也为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费耶阿本德就是从这里“告别理性”，走向后现代主义的。当然，可以说绝大多数历史主义者还都是理性主义者，他们中有许多人（象拉卡托斯、劳丹、夏皮尔等）毕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探寻科学进步和合理性的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转变到历史主义，不仅对科学主义是一种强有力的遏制，而且对科学哲学学科本身也构成巨大的威胁。原因有两个：第一，自然科学的地位已经明显下降，因此，科学哲学也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第二，历史主义者强调科学的历史和实践，甚至将理论的基本点移到了科学史、科学社会学或科学心理学那里，这样一来，似乎科学哲学失去了作为专门学科的资格。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历史主义者竭力倡导历史方法论，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们的哲学并没有完全摆脱分析哲学的基本框架，科学主义的色彩依然很浓。他们对科学哲学中的许多问题（包括典型的历史问题），所采用的方法并不是真正的历史的方法，而依然是抽象的逻辑分析的方法。例如，库恩对科学进步问题的阐述只是停留在对“范式”概念的抽象的分析上，并没有进一步深入探寻和考察“范式”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人类自身进步等诸多因素。而劳丹对真理问题的否定，所依据的只是对诸如“近似真理”、“指称”和“成功”这几个概念的逻辑分析，也并没有把真理问题真正看成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参见[10]，第五章）其实，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片面夸大科学中的价值因素以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分析哲学与历史主义的冲突：分析哲学讲究的是数学式的严格的逻辑分析的方法，而历史主义的方法在本质上则是辩证的。

3　后现代主义：非科学主义的崛起

如果说历史主义使科学主义从此走向衰落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则意味着科学主义将遭到毁灭。后现代主义者进一步发展了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所蕴含的相对主义观点，提出了一种非科学主义的科学观。他们强调：

（1）科学只是许多意识形态中的一种， 并不比其它信念体系更客观、更合理。费耶阿本德明确指出：科学“是人所发展的许多思想形式之一，而且未必是最好的”，[11] 它与宗教、神话等等意识形态没有什么根本区别。“神话的发明者开创了文化，而理性主义者和科学家只是改变了文化，而且并非总是改得更好。”[12] 他认为，科学的优越性并不是研究和论证的结果，而是政治、制度甚至军事压力的结果。因此，“只要给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实践、理论和传统以公平的竞争机会，它们就可以成为有力的竞争对手，就可以揭露科学的重大缺点”。[13] 罗蒂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反对将科学与“合理性”、“客观性”和“真理”这样的概念搅在一起；而把神学、历史学和文学等等看作是“主观的”、“相对的”或“纯粹的意见”。在他看来，科学中并不存在其他人应当好好模仿的“方法”，也不存在非科学文化所值得期望的“硬性”的东西。在“有教养”这个意义上，非科学也都是（或可以成为）“理性学科”。罗蒂倡导一种“后哲学文化”：在这个文化中，“无论是牧师，还是物理学家，或是诗人，还是政党都不会被认为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14]

（2）科学不应当享有特殊的文化和社会地位， 反对科学沙文主义。罗蒂批判实证主义的文化，认为在其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观念中仍然保留了一个神。相反，“实用主义并不想把科学作为代替上帝的偶象。它认为科学只是一种文学，或者反过来说，认为文学艺术具有与科学研究同样的地位”。[15] 费耶阿本德更加反对所谓的科学沙文主义，强调必须重新审查我们对神话、宗教、魔术、巫术等等的态度，因为科学的目的并不比那些指导宗教共同体的生活的目的更为重要；强调科学“应与国家分离，正如宗教已与国家分离一样”，[16] 因为无论如何不需要用科学来限制一个自由社会成员的生活、思想和教育，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觉得最可接受的社会信念去生活。

与上述非科学主义的科学观相适应，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观也是非科学主义的，有以下几个特征：

（1）从哲学的性质来看， 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者把哲学看作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那么，后现代主义者则完全走到了其反面，即把哲学看成是“非科学”范围内的活动。因为后现代主义者在批判分析哲学运动，批判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传统，批判以认识为中心的文化，反对将哲学科学化，反对将科学作为文化的基础的同时，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将哲学非科学化，将非科学作为文化基础的主张和要求。于是，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哲学只是“对我们人类迄今发明的各种谈话方式的利弊的比较研究”。[17] 它很象“文化批评”这样的东西。“现代西方的‘文学批评家’感到可以自由自在地评论任何东西。他是一个后哲学文化的全能知识分子的雏形，是一个放弃了对（大写的）哲学的要求的哲学家。”[18]

（2）从哲学的任务来看，后现代主义者在反基础主义、 反本质主义和反表象主义的背后，似乎试图揭示在科学、艺术和政治这类先前被认为是不同的领域之间的类似性，最终在“新实用主义”或“后哲学文化”等后现代主义的旗号下，将民主、文学、数学、物理、上帝和任何别的东西都统统关联并融合起来。当然，他们绝对反对用科学的观点去看待其它文化，而主张彻底抛弃认识论的框架，用艺术或政治的眼光来审视科学。于是，在他们那里，客观性和真理变成了纯粹的“主体间性”或“协同性”。

（3）从哲学的方法来看，提倡多元主义方法论。 用罗蒂的话来说，在后哲学文化中，哲学家们“没有任何特别的‘问题’需要解决，没有任何特别的‘方法’可以运用，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学科标准可以遵循，没有任何集体的自我形象可以作为‘专业’”。[19] 用费耶阿本德的话来说，叫做“怎么都行”。他特别强调在科学中应当保留“艺术创造的自由”，要利用一切思想和一切方法，包括理性主义者最瞧不起的思想和方法。甚至可以利用宗教、神话、外行人的观念或狂人呓语，去揭露科学中所预设的宇宙观和意识形态成分。

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者强调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强调科学与其它文化的关联，反对纯粹用自然科学或认识论的观点来审视和评判别的文化，这些见解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用“主体间性”或“协同性”来代替客观性和真理性，断然否认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将科学仅仅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甚至主张科学应当与宗教、神话、巫术等等非科学意识形态“公平竞争”，这显然已经走到了非科学主义、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另一个极端。

后现代主义者在颠覆科学主义的同时，实际上也在颠覆整个科学哲学。如果说，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转变，科学哲学已呈现衰落趋势的话，那么，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则意味着科学哲学将要走向终结。原因很简单：第一，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里，科学已经变得没有什么地位；第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科学哲学乃至从柏拉图以来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及其探讨的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第三，即使科学哲学依然存在的话，那也只是“文学批评家”们所干的事情。难怪费耶阿本德早就宣告：科学哲学是一门有伟大过去的学科。其实，这段话的真实含义是：科学哲学是一门没有未来的学科。[20]

4　结

论

通过上述对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科学观和哲学观及其演变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科学主义的兴衰与科学哲学的兴衰有着密切关系。 如果说是科学主义的浪潮促使科学哲学走向兴盛的话，那么，也正是科学主义最终导致科学哲学陷于困境，逐步趋于衰落。正如以上所分析的，甚至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所面临的重大困难和问题，并不是来自历史主义本身，而是来自科学主义，即不恰当地使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去解决历史性的问题。事实上，仅仅用“科学的逻辑”并不能解决历史性的问题，也不能解决科学与其它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历史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科学主义是有道理的。科学主义的确具有很强的狭隘性：他们只承认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是唯一“有意义”的文化，排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强调用自然科学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和衡量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其它一切文化，于是，在自然科学与逻辑的解剖刀下面，一切非自然科学的文化将变得毫无意义。

（2）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科学哲学的真正出路。其实， 后现代主义者也并没有真正想要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寻找一条出路。他们的哲学意图与其说是重建，倒不如说是解构。他们希望解构包括科学哲学在内的以认识论为中心的整个哲学传统，宣告“大写的哲学”的终结。但是，他们也犯了与科学主义者同样性质的错误：即完全站在科学之外，用非科学、非理性和非认识的观点去审视和批判科学。如果说科学主义者用科学家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艺术、政治和其它一切文化不合情理的话，那么，反过来，非科学主义者用艺术家、政治家或神学家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科学也不符合情理。因为无论如何，对于科学来说，科学家自己要比非科学家更有发言权，正象对于艺术来说，艺术家自己要比科学家更有发言权一样。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科学主义的科学哲学要比后现代主义高明得多。因为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毕竟强调的是用科学的眼光来理解和研究科学哲学，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那里，科学哲学竟变成了局外人所作的“文学批评”。

（3）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重大转变， 实质上只是科学哲学的重大主题的转换。如果抛开各种观点的偏狭性，我们不难发现，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揭示的科学哲学的主题是各不相同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揭示的主题是如何理解当今时代的科学，历史主义者所关心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的历史发展，而后现代主义者所强调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与其它文化的相互关系。这三个主题虽然相互联系，但并不能相互替代。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意义在于突出强调了第三个主题的重要性，但是，当人们把目光转移到后现代主义的时候，应当注意，研究第二个主题和第三个主题的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第一个主题，即更好地理解和研究当今时代的科学，从而促进科学的发展，而不是绕过或“解构”这个主题，否则，科学哲学将失去其最根本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2] [4]　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商务印书馆，1989，第131、132、27页。

[3]　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93，第490页。

[5]　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9，第13页。

[6]　l. 劳丹：《分界问题的消逝》，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8.3，第20页。

[7] [9]　l.劳丹：《历史方法论：一种立场和宣言》，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4，第29、29～30页。

[8]　l. laudan, 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11.

[10]　l. laudan, science and valu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11]　p.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london, 1975, p.295.

[12] [13] [16]　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112、110、114页。

科学历史主义篇8

关键词：科技史；历史；历史哲学；科学主义；思辨理性

科技史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门源远流长的人文学科。它首先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它不仅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科学技术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而且还集中地体现了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独特和珍贵的人文精神。科技史与历史的关系不只是部分与整体的单纯形式关系，其中包含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理解和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对科技史自身基础理论建设，而且对传统历史学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尤其在帝王将相主宰历史的中国社会，它还将超出历史学科本身，对未来的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一、“存在”视域中的本体论关系

历史首先是一种存在。然而它并不是某种可以直观地呈现在物理空间中的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呈现在时间关系中的属性存在。时间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如果不是引入时间尺度，则任何实体都将只有现在而不会有过去和未来；实体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实体在时间中的变化，则所有的时间都将会聚成为现在。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识别而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实体在时间中所发生的某种变化。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否定性存在，它不能够像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所处理的物质实体那样重复发生。一切事物和现象稍纵即逝而成为一种历史。

现代哲学拒斥本体论问题，所以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大都是历史的不可知论者，他们习惯于悬置存在问题，从而使得西方的历史概念重“史”轻“历”。《新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历史的：历史“是一门研究事件（影响国家和民族的事件）的编年纪录之学科，它奠定于对原始史料的考证之上，并对这些事件的缘由做出解释。”[1]与西方不同，经验形态的中国哲学还没有能力给历史学家提供太多的理性教条。所以中国的历史概念是尊“史”重“历”。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大国。国内目前流行的工具书基本上反映了国人的历史概念。《辞海》认为，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与社会史”，而狭义的历史“通常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它们“是史学研究的对象”，而“一般说来，关于历史的记述和阐释，也称为历史。”[2]可见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存在，其次才是关于存在的描述。这是一种直观的和朴素的实体中心主义的历史概念。虽然它在本体论上作出了一种承诺，然而浓厚的经验色彩则束缚了其历史视野，限制了中国人的历史空间。比较起来，《现代汉语词典》表述要更为全面，它认为历史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和经历”。[3]尽管它还是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唯像描述，却毕竟意识到了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还存在某种东西，只是没有明确表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

历史是一种时间性的属性存在，它表现为某种流变的过程。从实体方面来看，历史过程的主体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而从关系方面来看，则历史过程还要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它一方面表现为自然界对人类的统治和奴役，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人类摆脱种种奴役而在自然界中的解放。而且只有这种相互作用才能够更深刻地体现历史在时间中流变的本质。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没有人类社会就没有自然界中所发生的那些变化，而是说自然界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只有借助于这一相互作用才能够被识别从而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创生人类的那个所谓纯粹的自然界也是立足于这一相互作用获得的经验经由推测而成为历史的。所以从实践本体论的观点看，一部完整的历史应当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三个方面。这种历史概念不仅超越了实体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消除了自然与人类、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两极对立，更重要的是把人类的历史观从人类社会内部的尔虞我诈、互相残杀提升到了人类在自然界中寻求解放的共同事业中。

科技史从属于历史，它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所以它既不能够被错误地归结为自然史，也不能够被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史。自然史是指独立于人类的那个外在的和天然的自然界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包括宇宙史，天体史，地球史，动物史，植物史等许多具体分支。它们首先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其次才能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自然史的史料绝大部分来源于科学活动，它所以能够成为我们所谓的历史，是由科学研究加以确认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自然史研究领域中，科学与史学是直接合一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自然史也日益成为人类科学研究的一部分，甚至有人还把它看成科技史的一部分，这当然就更是错误的。社会史是指内在于人类自身的那个由人际关系所关联起来的社会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它包括家庭史、家族史、民族史、国别史、世界史等众多的分支。它们首先在人类的感知中直接成为历史，而后才被纳入到历史科学中。许多人认为，科技人员是属于社会的，科学活动也是在社会中展开的，所以他们把科技史也看成社会史的一部分，这就未免失之浅薄了。因为我们也可以在同样的意义上接着讲，科技人员是属于自然的，科学活动也是在自然界中展开的，所以科技史也是自然史的一个部分。事实上，科技活动既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过程，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过程。自然过程是一种相对自足的存在，而社会的意志性活动则无疑是对自然过程的一种否定。科技活动既是对以自由意志作为特征的社会非理性过程的一种否定，同时又是对自然理性的一种回归。历史正是通过自己的否定性在科技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

科技史是历史自我认识的一种高级形式。在历史的本体论结构中，它处于自然史与社会史之间，隶属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范畴。人类社会所曾历经的种种自然灾难史，是自然界统治和奴役人类的历史，正是它开启了人类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历史，迫使人类走上了一条摆脱奴役、寻求解放的智慧之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开天地、羿射九日、女娲补天等，就是人类人化自然思想的早期萌芽。从神话史开始，经过巫术史与宗教史，历史在哲学史中开始了自己的理性认识，并最终在科学史与技术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这里之所以说科技史实现了历史的自我认识，是因为科技史不仅谱写了自然界的历史，而且开启了人工自然的历史，第一次在实证的意义上描绘了一幅完整、系统和详细的历史全景图。如果说自然史所反映的是一个客观规律支配的世界，社会史所记录的是一个自由意志相互碰撞的世界，则科技史所描述的是一个介于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之间的世界，是一个从自由意志走向客观规律的过程，是人的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的一种和谐与统一。它不仅关联着自然界所发生的各种变化，而且直接关联和影响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

科学技术是人类精神回归自然的一种方式，就其本质来说是关系的，而且它从自然界所呼唤出来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对现存的社会关系来说也确实具有一种革命的意义。科技人员是科技史的主体，从物质的和世俗的层面来看，他们同其所生活的社会具有广泛和密切的联系，而从精神的和超越的层面来看，他们则同社会的其他成员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与人生追求。这就使科技史表现出了一种浓厚的和不同寻常的人文精神。科学与技术首先是科技人员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他们修身养性的一种形式。这在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最杰出的能工巧匠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即使在现代为功利主义所主宰的所谓大科学和高技术社会中，真正的科技人员精神始终也还是面向自然而不是面向社会的。科学活动是这样，技术活动也是这样。所以，科技人员只有首先把自己的精神从社会人际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够使他们的思想伸向自然界的深处，欣赏到绝大多数人所无法观赏到的那种独特景观。这是在科技史的深处所隐藏的一条独特和永恒的规律或法则。

二、思维“建构”中的认识论分析

历史不仅是一种存在，而且是对存在的一种感知和描述。它是一种呈现在史料关系中的虚拟性存在。由于历史事件的流变性和否定性特点，人们通常所能够面对的就只能是关于历史事件的各种回忆和记录。事物和现象的稍纵即逝、不可重复性不可避免地把历史史料推到历史前台，人们只能根据这些史料重构人类已经逝去了的历史。在认识论的视野中，史料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保存下来的史料，就没有任何可以知晓的历史；构造是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关键，如果没有对于历史史料的梳理，历史就只能是一种僵死的文字堆积而不可能真正成为鲜活的历史。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表述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史料在梳理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某种内在一致性。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存在。它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真实，未来所发掘的新史料还将不断地丰富、完善和修正人们头脑中的历史，有时甚至重构正在传世的历史。

历史是一种呈现在史料中的摹本存在，它表现为某种史料之间的依存关系。传统史学非常重视收集历史史料。中文中的历史与英文中的history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然而都同时指称历史过程与历史记录。司马迁把自己所撰写的从黄帝到汉武帝时代的中国历史称之为《史记》，而西方史学的奠基人希罗多德则把他描述希波战争的著作直接称为《历史》。历史史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本来的历史作为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中曾经存在的具体事件已经烟消云散了，人们只能根据那些历史记录在客观知识世界中再现那一去不复返了的历史。从原则上讲，史料在总体上应当内在、自足、唯一地蕴涵一种历史。这种历史无论同本来意义上的历史有多大的差别，人们也只能、而且必须把它作为本来的历史来追求。因为从认识论上讲，史料之外的历史是一个永远也无法知道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伪问题，其存在问题确实应当被悬置起来，不予理睬。然而史料之中的历史可知性与真实性问题则全然不同，尽管这种记录在史料中的历史仍然保留了历史自在之物的某些特点，但它却绝不能够继续被悬置起来；否则，史学将丧失自己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追求而彻底蜕变成为一种文学。

历史是一种被建构起来的可能性存在。历史学家不仅需要考证和梳理历史过程遗留在客观知识世界中的种种历史史料，而且还必须综合各种史料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完整地再现一个感性具体的历史过程。任何一种历史都是在特定史料的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由于不同历史学家所占有的具体史料不同，从而关于同一历史过程的描述就必然会有所不同。同时历史学家要超越有限的具体史料再现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就不能不依赖于某种合理的推测与说明，对于可疑的或存在争议的具体史料还需要做出某种特殊的解释，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让不确定入史料的梳理过程中。它必然要不同程度地牺牲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所以，任何一种历史所描述的事实上都只能是一个可能世界。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在可能世界面前各种不同的历史一定是平权的。建立在不同史料基础上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版本，其各自的竞争力与生命力一方面依赖于自己所赖以建立的史料本身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它们相互之间的开放性及其对未来所出现的新的史料的包容性与适应性。把历史的建构性推向极端的建构主义是对历史的科学精神的一种反叛，在科技史中尤其不能认同。

首先，在形形的历史史料中，科技史的史料具有其显著的特点，其中历史记录与研究成果是同时保存的。科技史中不仅具有文字记载，而且同时具有与文字记载相应的思想成果和物质产品一起保存下来，里面有一些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还依然发挥着自己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的历史事件过去了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除了当事人的回忆和记录很难再找到其它的旁证。然而在科技史中，大凡是值得记录下来的科技活动，就一定具有传世的东西存在，其中不同程度地保存着当时的历史，后人可以理性地加以解读。牛顿与麦克斯韦早已经成为历史，然而经典力学与经典电动力学仍然活跃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瓦特与法拉第也已经成为历史，可是蒸气机与电动机则继续构成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些鲜活的历史史料中，人们可以见证到当时的历史。当然文学史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文学作品的意义通常需要读者结合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加以阐发，而且不同的读者往往具有不同的解读，缺乏必要的确定性。科技产品则不同，它们的意义将由逻辑、符号与实物内在地和无歧义地规定在具体的概念、理论和产品中，从而永远都是确定的与历史的。尽管不乏一些后现代思想家热衷于把科技产品作为文艺作品加以解读，试图阐发其中所蕴涵的思想解放意义及其社会颠覆作用，然而最终则还是无法撼动它们的科学意义。

其次，科技史的史料不仅有其历史意义，而且同时还具有它的科学价值。科技史中不仅包含着人类科技活动的历史记录，而且包含着有关自然史乃至社会史方面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中不仅保存着大量已经过去了的科学事实，而且隐含一定的科学问题、丰富的科学思想与独特的科学方法，从而它也就不仅是历史的，同时无疑也是科学的和现代的。竺可桢先生曾经把科学与历史结合起来开创了科学研究的历史方法，他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在世界上曾产生了巨大反响；席泽宗先生利用古新星记录证认超新星遗迹并判定其年龄也在天文学领域里产生了很大反响；吴文俊先生曾吸取了中国宋元时期数学的代数化和机械化特点，他首先将几何问题用代数方程表示，然后对代数方程组求解提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计算机算法，从而开创了机械化数学的新时代。中国拥有五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史料。在中国科技史上虽然缺乏某种成熟的理论思维成果，然而却不乏方方面面的观测记录资料。全面、深入、系统地发掘和整理这些珍贵的历史史料无疑将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工作。实证主义曾试图把整个历史学变成一种经验科学，就像竺可桢先生在气象学方面所做的那样，它让历史哲学在其中去发现支配各种历史事件过程的一般规律。这种科学主义的宏伟蓝图虽然倍受中外某些人文学者的多方责难，然而它无疑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与现代价值。

再次，科技史的建构是当代价值取向的，它的客观主义原则最终必然要表现为当代主义。如同自然史的时间具有其不可逆性一样，科技史作为科学知识的进化史也是不可逆的。萨顿认为科学 “是人类唯一真正积累性的、进步的活动”,“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4]用恩格斯的话说，“科学就是这种谬误逐渐消除，或是更换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误的历史”。[5]这种历史只要有所选择和取舍，其结果就必然是当代取向的。所以，坚持历史的客观主义原则最终就必然要选择历史的当代取向。就连以反历史的辉格解释著名的巴特菲尔德本人一旦进入科技史领域，也不能不选择当代的价值取向。事实上，按克罗齐的说法，“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6]这个判断在自然史与科技史领域里还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到了社会史领域中，当代价值被淹没在党派的阶级利益之中，人们已经很难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历史了。因此，辉格史的核心问题是党派利益，而决不是什么当代主义。所以客观地说来，反历史的辉格解释断然不能适用于科技史领域；否则，将会导致现代科学彻底丧失自己的历史，而这恰恰是形形的蒙昧主义者所企求的。至于那些“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学家们所向往的所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不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追求，而且很容易导致历史学家丧失自己对现代社会的道义责任。当然在社会史领域中，这个问题仍然有其独特的价值。

最后，科技史的建构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它截然不同于在其它历史中的建构。自然史是一个不依赖于人类意志的客观历史过程，它的建构是人类科学认识发展的一种产物，其建构性直接表现为它的客观历史性，或者具体说来，就是科学认识的阶段性；社会史是一个人类自由意志相互冲突的自然历史过程，它的建构往往伴随着强力意志的发展，其建构性首先表现为人类的主观性与阶级性；而科技史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它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一种历史性统一，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和谐统一。科技史的建构性集中表现在它的当代性这一缺省配置上。本来意义上的科技史只能是一部编年史。只要有选择和取舍，就一定会有建构问题。巴特菲尔德要求历史学家具备一种能够看到重要的细节与发现事件之间的关系与影响的天赋，以及领悟使历史过程得以起作用的整体模式的天赋。而所有历史建构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硬约束就是作为历史过程结果的当代。倘若一种历史没有能够走向当代，则它无疑是历史学家们的一种历史幻觉与文学虚构。反辉格史的巴特菲尔德正是由于自己具备这样一种历史天赋，从而才更加无法回避科技史的当代取向。当前有一股史学思潮一方面以历史的建构性解构历史的当代取向，另一方面又以莫须有的历史客观性恢复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其目的无非是要把科学与宗教等一系列本质上对立的范畴淹没和消解在历史的琐碎细节之中，把科学淹没和消解在传统的社会历史文化之中，解除科学批判和改造传统社会历史文化的理性职能，为基督教文化垄断现代文明提供历史依据。事实上，科技史始终都是建构性与客观性的内在统一。作为一个现代人必须时刻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

三、“客观知识”传统之间的方法论分歧

历史作为人类思想的一种建构，内在地关联着一系列不同层次的理论和方法。它是一种呈现在思想关系中的建构性存在。这里方法是历史建构的工具，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没有一定的方法，不仅难以鉴别史料的真伪，而且更不可能澄清史实；理论则是方法得以运用的动力和指南，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方法将失去其灵魂而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历史之所以能够被建构成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正是特定的理论和方法共同运作的结果。科技史作为一种历史，在世界观和终极的意义上，无疑是应当同自然史与社会史共同分享一种统一的元历史理论与方法，然而在其具体操作的不同层面上，它常常具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理论与方法，其中有些根源于科技史的本性，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有些则显然是由于学科发展的不完善所产生的。

首先，科技史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因而其研究方法同科学方法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联系。科学研究中的分类、比较、分析、综合、归纳、类比、假说等逻辑思维方法和直觉、想象等创造性思维方法都曾被广泛地应用到科技史史料的鉴别、科技史事件的梳理与科技史过程的建构中。科技史研究虽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然而科学方法的应用却绝不仅仅局限于科技史领域中。事实上，科学研究中的绝大多数方法很早就已经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史学研究领域中了。中国传统的史料学与考据学中就包含着多种科学方法的萌芽。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校勘和类推就是以归纳为主兼及演绎，他们首先是广泛地收集例证，在头脑中形成通则，然后再用通则推演同类；而“理断”则是以演绎为主，是以常理推断某一史料的真伪。实际上，在乾嘉朴学中归纳和演绎是经常同时并用的。当然其间也常常交替穿插着分类、比较、分析、综合、类比等多种方法。顾炎武倡导的“实事求是”正是朴学精神的集中体现。梁启超就认为：“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7]胡适也认为“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8]他还把中国传统史学中提问、设答和证伪之术进一步提炼和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样一项重要的史学方法论原则。

从原则上讲，科学方法应当普遍地适用于整个历史学研究领域。因为历史学就其思维形式来讲，是一门非常典型的科学。这集中地体现在历史学所特有的怀疑、批判、求实和理性等科学精神方面。不同的是，科学处理的大都是即时和直接的观察材料，而历史学所处理的则大都是时过境迁的历史遗存。当然也有一些方法还存在着争议，例如演绎方法，迪昂就明确反对把演绎方法应用于史学，他认为“历史将永远不是演绎科学。”[9]不过西方人重视抽象的理论和建构，中国人重视具体的史料与方法；西方人重视先验的原则，而中国人更重视经验的实效。所以在两种不同语境中所说的演绎显然不在同一层面上。一般说来，任何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都存在着特定的适用范围，从而它总是有限的，然而不断发展着科学方法的总体则是无限的。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似乎还不是如何在技术上确定各种方法的适用范围，而是科学与人文的背景冲突，反科学主义的实质是元历史理论与方法的主导权问题。记得金观涛曾把系统方法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假说，就颇受到一些历史学家的非议。当然这种问题只能在科学与人文的持续冲突中自然历史地解决。

其次，科技史作为历史自我认识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不仅是历史的，同时也是逻辑的，它是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作为人类关于自然过程的认识史，科技史是对主体与客体、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过程的历史表述，它必须反映这一客观历史过程的内在逻辑。恩格斯在谈到逻辑与历史的关系时曾经讲到：“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10]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历史”，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ⅰ，是指客观世界现实的发展过程本身；而“逻辑”则是广义上的逻辑，泛指人类的理性认识过程。作为事件的历史ⅰ已经消失了，然而作为史料的历史ⅱ保存下来了；同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关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研究还揭示了隐藏在历史过程背后的一些重复的和稳定的关系，以这些普遍的历史规律作为基础梳理历史史料，可以揭示出特定历史阶段起作用的特殊规律。历史研究首先应当在思想上理性地把握历史ⅱ中所蕴涵的内在逻辑，然后再以这一客观逻辑作为蓝图在思想上建构一种具体的和丰满的历史ⅲ。这就是所谓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它应当作为编史学领域一项总的方法论原则。

在科技史领域，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具体地体现为逻辑主义编史学纲领。无论是萨顿和李约瑟的编年史，还是柯瓦雷与巴特菲尔德的观念史，本质上都是逻辑主义的。从亚里士多德到伽利略、从哥白尼到牛顿，从牛顿到爱因斯坦，既是一个历史流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科学思想逻辑演化的过程。吴文俊教授利用计算机甚至从开普勒运动三定律中自动推导出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所以如果说编年史还是萌芽状态的逻辑主义，则观念史直接就是完成了的逻辑主义。二者彼此表里呼应，互为补充，共同构成科技史的主体。有一些科技史家被埋葬在历史的史料中丧失了理智，似乎不把牛顿的炼金术编进科技史中就是歪曲了历史本来面目的辉格史；还有人热衷于张扬科学的宗教起源。这都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不过在社会史领域，情况就要复杂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总是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历史主义编史学纲领。这一方面是由于以自由意志相互冲突作为特征的社会历史过程本身的逻辑就不是很明朗，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们自身无法排除的利益关系，从而使得社会史领域充满了难以捉摸的复杂性。要超越这种复杂性必须超越社会历史过程本身，把它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社会史领域中这样一个卓有成效的逻辑主义编史学纲领。

再次，科技史的思想基础应当来自于历史，而不是哲学，它是一门历史科学。然而由于科技史与科技哲学长期的暧昧关系，使它不同程度地背离了历史的科学精神。尽管“没有某种理论偏见的历史是不可能的”，[11]然而历史科学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科学的客观性原则就是要把偏见降低到最小。相反，哲学家则常常是一些制造偏见的高手，哲学中充满了形形的偏见。尤其是当科学哲学发展到连科学家都不想接近的时候，科学史家就更是没有理由同这种东西联姻了。早在19世纪时，坦纳里就曾注意到一些科学哲学家在研究培根和笛卡尔等历史人物时，其特有的哲学偏见致使他们离开了真实的历史，从而变得“非历史”了，所以他提醒历史学家要警惕“科学的哲学”。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与科学史的社会建制化，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开始彼此自觉地疏远了。然而历史主义的兴起又吹起了层层波澜。拉卡托斯所谓“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12]其实是在现代哲学社会学化的历史背景中出现的一种谬论。它不仅断送了科学哲学，而且扰乱了科学史。有人曾经这样评价拉卡托斯的这一命题：“由教条的自命不凡的科学哲学所支持的科学史要冒双倍盲目的风险，而由党派的科学史支持的科学哲学则要同时冒盲目和空洞的风险！”[13]以至于就连库恩这样的著名的老牌历史主义者也认为，按照哲学理论“重建”历史的做法“可能会成为编造历史的借口”，[14]而且“为哲学而写的历史，往往几乎不是历史”。[15]

然而，科技史真是同哲学水火不容吗？恰恰相反。真正的历史需要一种真正的哲学。这种哲学是一种恬静无为的哲学，它应当是超越历史的演变过程而不是陷入其中；它应当是客观的和理性的，而不是主观的和武断的。倘若科技史不得不依赖于某种哲学的话，则它应当回归一种元史学或历史哲学，而不是科技哲学。而真实的情况正如美国科学史家费诺乔罗已经指出的，迄今为止所有希望担任这个角色的人都没有成功。同时，真正的科学哲学也不是像历史主义者所向往的那样利用概念逼近真实的历史。无论科学哲学家如何努力逼近科学史实，它也绝不可能代替科学史的认识，反而科学哲学自身的价值在这种迎合科学史的逼近中丧失殆尽了。杜赞奇认为历史是反理论的，“历史学可能是唯一一个不反思自身假设的学科，而且很可能还是习惯上不作自我剖析的学科。”[16]这种说法虽然过于绝对化，但是至少可以提醒历史学家警惕哲学家的圈套。哲学家不要自作多情地贴近历史，哲学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逻辑的，它是人类思维的一种自由创造。默多克有一种说法颇有启发意义。他说哲学家的讨论几乎从来不和历史学家的工作“相符”，然而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史的价值恰恰在于这种“不符”。换句话说，哲学也正是由于它所带来的与历史的“不符”而成为有价值的、启发历史分析的工具。[17]显然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的理想同这样一种价值是相去甚远的。

最后，科技史可望通过外史的扩展走向社会史领域，最终实现整个历史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统一。本来意义上的科技史应当是内史，是科技思想的演化史。外史的性质则比较复杂：一部分可以作为内史的扩展，例如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它们原则上可以纳入逻辑主义的编史学纲领中；另一部分属于社会史的延伸，例如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和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上的科学》等，严格说来，这一部分应当作为社会史专题研究，它们在原则上可以纳入历史主义的编史学纲领之中。一般说来，前者的研究方法要较为规范，而后者则是五花八门。从总体上看，科技史还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和方法，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这里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各种研究方法跨学科应用的试验区，是各种外来的方法生死角逐的战场。而任何一种方法在科技史领域中应用的合法性并不取决于它在理论上的自我证明，而取决于统一的历史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以逻辑主义为纲领的科技史和以历史主义作为纲领的社会史之所以可能实现沟通，一方面是由于科技史的内史可以通过外史横向扩展自己的外延，展示自己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史也可以通过自然主义化纵向收缩自己的内涵，增强自己的理论性，使其能够被纳入逻辑主义的纲领之中，进而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真正统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绝大多数场合都把科学技术连在一起使用而不加区分，这是由于科学理论中内在地蕴涵着技术原理，从而技术原则上应当作为科学的一种应用，尽管许多技术事实上都出现在科学之前。

四、社会“利益关系”中的价值论批判

历史中蕴涵着价值，它归根到底是一种价值性存在。无论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ⅰ，还是作为一种史料而存在的历史ⅱ，抑或是作为一种思维的建构物而存在的历史ⅲ，本质上都是一种价值性存在。这里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它隶属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之中。其中主体的历史需求是历史价值存在的前提，正是这种需求把历史的可能意义加以肯定并转化为现实的形态，没有主体需求的这种肯定和转化作用，也就无所谓历史的价值；而历史的客观属性是历史价值存在的基础，是历史价值的一种载体，没有这样一种属性，历史价值将会失去它的依托，从而也同样无所谓历史的价值。人类出现之前或迄今依然独立于人类的天然自然史之所以具有价值，不仅是由于历史内在地蕴涵着人化自然史与人工自然史的可能性，而且更重要的则是由于人类的存在本身已经把这种可能性转化成为现实性。历史正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地生产着人类的历史需求并不断地满足这种需求的。它是一个以人类作为核心的价值增值过程，而科技史是历史价值运动的一个制高点。

首先，科技史是全部人类文明史的轴心。人类的文明是人类在摆脱种种自然奴役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从钢铁时代、电力时代到信息时代，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从天然自然、人化自然到人工自然，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水平。而科学技术则始终是推动文明发展的革命性力量。萨顿曾经呼吁历史学家在把注意力从政治史与军事史相继转移到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和经济史之后，再进一步转移到科学史中来，因为“科学是我们精神的中枢，也是我们文明的中枢。它是我们智力的力量与健康的源泉”，[18]“文明史应该主要集中于科学史。”[19]而“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精神的全部变化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从最高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其中科学的进步是注意的中心，而一般历史经常是作为背景而存在。”[20]事实上，科学技术不仅是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科学技术还在创造和扩展着历史本身。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印刷术，不可能完整地保存如此丰富与珍贵的历史史料；如果没有音像制品，也不可能轻松地拓展如此广阔和充实的历史空间；如果没有互联网，如果没有现代科学与技术，历史或许将永远尘封在历史学家的书斋里，而不可能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中。

其次，科技史是地方性知识全球化的历史，是我们理解世界历史和把握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塑造着自己丰富多彩的内在精神世界，然而它们所面对的却是同一个自然界。科学技术是人类理性同自然界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人类理性超越各种不同精神世界回归同一的自然界的结果，是全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按照萨顿的说法：“科学从根本上说是国际性的，或许我们应该说它是超越国度的。”[21]李约瑟则把人类科学的发展形象地描绘为一个“朝宗于海”的过程：“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学细流，正像江河一样奔向近代科学的大海。”[22]因为人类是统一的，自然界也是统一的，作为自然界在人类精神中的镜像的科学技术也必然是统一的。统一的科学技术为统一的世界历史提供了一种发展的可能性。科学技术的求真务实与分工协作精神不断地破除民族国家所固有的狭隘视界，推动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创造着统一的世界历史，使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不仅是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是世界历史全球化发展的动力。一般说来，民族国家对于科学技术、尤其科学精神普世价值的认同与接纳程度，是其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标志。只有具备浓厚科学精神的民族，才能昂首阔步地面向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大潮；否则，必然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拒斥全球化，并最终走向反科技。近年来形形的所谓地方性知识的流行以及世界各地反科技与反全球化思潮的风起云涌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

再次，科技史是人类智慧逻辑演进的历史，是人类在这种智慧演进中逐渐摆脱奴役和寻求解放的历史，是逐渐消解与颠覆传统历史价值观的历史。萨顿曾反复强调过：“科学活动是人类最主要的创造性活动，不只是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23]科学技术不仅是能够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可以使人类从此摆脱种种精神奴役。一部科技史就是人类逐渐战胜迷信、摆脱神像、告别奴性、走出蒙昧的历史。按萨顿的说法，“科学史是人类的统一的历史、人类的崇高目标的历史和人类逐渐得到拯救的历史。”[24]“我们的主要目标不是简单地记录孤立的科学发现，而是解释科学思想的进步和人类觉悟的逐步发展，理解并扩展我们在宇宙进化中的职责地位。”[25]这样一种宏伟的目标还将使科学家进一步摆脱狭隘的自我利益的内在精神奴役成为一个截然不同于传统历史主体的崭新的人类。爱因斯坦曾讲过：“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株树上的各个分支。所有这些志向都是为着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把它从单纯的生理上的生存的境界提高，并且把个人导向自由。”[26]“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27]而这样一种天地境界则显然是在以往的帝王将相尔虞我诈的历史中所不可能存在的。科技史是科技活动的历史，是科技劳动者智慧和创造的历史，它无疑是对人类传统历史价值观一种根本性颠覆。

最后，科技史中蕴涵着一种新的和科学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并没有传统人文主义的豪言壮语，然而却更加求真务实、客观公正；它也没有传统人文主义那种贵族化的浪漫情怀，但却更加积极进取、无私奉献。它是一种以人类作为终极关怀的、既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然而却又是大众的、理性的和世俗的人文主义。这是我们在科技史以外的其它历史中难以看到的。萨顿毕生致力于利用科学史来弘扬和传播这样一种科学的人文主义。在他看来，“无论科学活动的成果是多么的抽象，它本质上是人的活动，是人的满怀激动的活动。”[28]“科学只不过是自然界以人为镜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始终是在研究人，因为我们只有通过人的大脑才能理解自然，然而，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我们一直是在研究自然，因为没有自然我们无法理解人。”[29]“每一个科学思想，无论它多么神秘，从其诞生到成熟都彻底地是人性的。由于它的最终表现是无生命的抽象形式，因而否定它所固有的人性，那就如同因为我们只是通过冷漠的印刷字体了解诗歌的人性，就因此否认诗歌具有人性一样愚蠢。科学也像其它人类活动一样充满生机，正是由于产生它的特殊活动是最高级的活动之一，它充满了最高级和最纯洁的生命力。”[30]因此，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必须能理解科学的生命，正如他必须理解艺术的生命一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萨顿的理想和愿望并没有能够实现，科技史中的这种科学的人文主义或者说新人文主义至今依然风雨飘摇在人类社会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

参考文献

[1]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5th ed.chicago: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educational corp,1977.

[2] 辞海(上)[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334.

[3] 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700.

[4][13][17] 转引自刘兵.克里奥眼中的科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36,67,68.

[5]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89.

[6] 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m].北京:商务引书馆,1997.1.

[7]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28.

[8] 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a].参见欧阳哲生.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88.

[9] 转引自李醒民.略论迪昂的编史学纲领[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2).

[10]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2.

[11][12] 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66,141.

[14][15] 库恩.跛子与瞎子:科学史与科学哲学[j].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1(2).

[16] 杜赞奇.历史为什么是反理论的[a].参见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9.

[18][19][23][28][29][30] 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24,106,48,38,29,122-123.

[20][21] 萨顿.科学的生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30,24.

[22] 李约瑟.世界科学的演进[a].李约瑟文集.沈阳: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195.

科学历史主义篇9

    【摘 要 题】史学理论

    【正 文】

    一

    “建设史学研究创新体系”的提法,是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的“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中引申出来的。因此,我们要理解和实现史学研究的创新体系,首先应当全面准确地理解“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含义,切实弄清楚这一蓝图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和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一要求在体制、机制上的创新和在政治、组织上的保证。从我院向党中央的工作报告中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指的是:通过建设“六项重大工程”,形成“五大研究中心”,充分发挥“四大作用”,(注:“六项重大工程”指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课题研究和理论创新工程,重点学科建设工程,人才队伍建设工程,网络信息化建设工程,国际学术交流基地建设工程;“五大研究中心”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研究中心,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中心,国际问题理论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四大作用”指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的作用,党中央、国务院智囊团的作用,人文社会科学交流中心的作用,哲学社会科学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代替的作用。) 把我院建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才荟萃、学科布局合理、体制完善、机制灵活、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在国内位居前列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从这一指导方针、目标和任务出发,我认为我院各史学研究机构要建设史学研究的创新体系,应当努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更有力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研究领域中的指导,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把我院各史学研究机构和刊物建设成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坚强阵地。除了有关专家学者在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史学组中积极发挥作用以外,还要在我院的各史学研究机构中提倡由集体或个人选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课题,结合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特点,积极开展研究工作。要通过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旗帜鲜明地批驳对唯物史观的种种责难和史学领域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领域的指导地位营造良好氛围。

    第二,要大力发扬中国史学经世致用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把学术研究与党和人民的前途命运紧密结合的优良传统,在不放松基础研究的同时,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出发,围绕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斗争的需要,主动地选择和设置一些现实意义较强的重大研究课题,例如,古代社会建设问题研究、台湾史与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新疆治理研究、云桂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研究、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研究、建国以来国家机构改革研究和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研究、中日历史问题与中日关系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研究等等。通过这些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服务,使史学研究在发挥我院党中央国务院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中,做出自己的贡献,占有一定的位置。

    第三,要努力加强史学领域中传统学科的建设,保持和创立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推动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发展,不断建设和完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史学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对于一些重点学科和重点研究领域,如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甲骨学、礼与中国古代社会、经学思想史、近代中国与世界、历代边乱与边政、世界古代中世纪史、西欧史、外国史学理论、古代都城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考古学的方法和技术等等,应当加大人、财、物投入的力度,使这些学科和研究领域在学术积累上更加丰富,在科研手段上实现现代化,在科研队伍结构上更加合理,在科研实力上更加雄厚,在学术创新能力上继续保持或达到国内领先程度;并且努力使其中部分学科,如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汉唐考古、先秦史、秦汉史、隋唐至明清的断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国思想史、中外关系史,以及当代史和方志学研究等等,继续保持或逐步达到国际知名水平。应当看到,加强史学的基础研究同样是发挥我院党中央国务院思想库、智囊团作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第四,要主动加强我院内部各史学研究机构之间,以及我院史学研究机构与院外、境外、国外的学术联系。应当进一步整合院内史学研究机构的力量,加强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我院史学学科齐全、研究力量雄厚、研究成果丰富、学术影响广泛的优势,为全国史学界坚持正确方向和严谨学风起好带头作用。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比如,把由我院科研局牵头,由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史所、考古所、《历史研究》编辑部以及当代中国所、地方志办公室等七个史学研究机构参与,并已连续召开了五次的史学理论座谈会继续坚持下去,形成制度;把由世界史所、历史所、近代史所共同承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的研究课题抓紧抓好;把我院刚刚成立的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切实办好,使它真正成为院内外史学理论工作者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把已经确定由我院承办的2007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成员国代表会议筹备好,并为我国争取2015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主办权,使我院真正发挥历史学科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的作用,等等。把这些工作做好,对于建设我院史学研究的创新体系一定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

    关于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早在1979年3 月召开的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时就提出过,并得到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1983年5月,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对于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又给予了进一步强调。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史所的有关领导和专家,曾为此组成了一个历史规划组史学理论小组,在我院科研局领导下负责这方面的具体工作。进入21世纪后,在我院于曲阜召开的史学研究机构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了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由世界历史所牵头的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经过院务会议批准成立的。

    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围绕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将相对分散的研究力量组织起来,开展课题研究,组织学术会议,举办学术报告或讲座,收集有关信息,促进国际国内交流,从而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科比较齐全的优势,给有志于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搭建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为繁荣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主体的史学理论研究做贡献。

    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没有科学的史学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史学走向全面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不断加强,并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中外史学的发展历史证明,有影响的史学家无一不是对史学理论有独特贡献的人,史学理论历来为史学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的发展任何时候也离不开史学理论的发展。因此,我们要繁荣和发展历史学科,就不能不繁荣和发展史学理论。

    史学理论研究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和复杂,并和现实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往往是和社会认识的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今天,史学研究也遇到了同政治经济学研究几乎同样的命运。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宣布“历史已经终结”,欢呼“资本主义已经战胜了社会主义”,世界资本主义正致力于建立一种新的即资本主义的世界新秩序。在这一背景下,国际上出现了攻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国内也出现了否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鼓吹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倾向。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史学理论研究,对于澄清史学研究领域中的思想混乱,保证史学研究沿着科学的健康的道路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科学历史主义篇10

哲学与史学的对话——“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全国学术研讨会，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对话”的第一场，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于2007年10月9—10日在复旦大学召开。参加本次对话的有哲学学者张一兵、孙正聿、俞吾金、吴晓明、陈学明、杨耕、丰子义、王南湜、王德峰、邹诗鹏、叶险明、童世骏、张雄、张奎良等，史学学者庞卓恒、冯天瑜、姜义华、张广智、葛兆光、李杰、李红岩、陈新等。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高翔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赵剑英研究员以及参会学者轮流主持了会议。

这次对话会共收到二十余篇学术论文，作者从跨学科对话的视角，力图把本学科的运思路径和理论触角绵延至新的学术领域，在哲学和史学两个学科的交互视野中收获新的思想创见。为了扩大对话成果，加强现场互动，这次会议还改变了以往学术会议部分学者主题发言、大部分学者台下听会的模式，而把重点放在了学者之间的对话和讨论上。其基本程式是先由相关学者就所提交的论文进行简明的观点陈述，随即转入全体对话和讨论时段。《中国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拟同时发表部分会议论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收录会议论文与现场对话，结集出版“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系列对话”丛书。与会学者共进行了六场对话，就唯物史观的科学品格与方法论意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构境、历史事实与理论视角、历史规律与主观意志、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以及批判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交流。学科对话的模式激发了思想的熠熠光华，会议议程的革新更是直接带动了不同理论观点的碰撞交辉。在座学者竞相发言，或立论或反驳，或诘问或辩护，或声援或反思，会议现场气氛热烈友好，生动活泼，令人振奋。这次对话会大大推进了哲学与史学两个学科领域的沟通交流，取得了良好丰硕的学术成果。总的说来，会议成果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1.学科对话之于学术创新的必要性；2.唯物史观在学术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3.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问题；4.对等思潮的剖析与批判。

一、学科对话之于学术创新的必要性

不同学科之间的学术对话有没有必要，它将在哪里找到其合法性根基，它又怎样在不同学科的交集和贯通中获得真实而深刻的学术成果？这一系列问题是哲学与史学以及其他对话的前提省思。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高翔总编辑提出，当前，社会科学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每个学科都面临着下一阶段向哪一个方向发展的选择。在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各种方法相互冲击的情况下，加紧跨学科的对话和研究，可以给既有的学科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带来新的启迪与冲击，为学术生长提供新的巨大空间。在不同学科的对话中，哲学与史学的对话是最有基础的。历史学讲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从现代意义上说，天人之际讲的是人与自然规律的关系，古今之变则是社会演变的内在逻辑与规律。历史学研究要对上述关系和规律形成自己基本的、独立的观点，这和哲学研究在最高层次上应该是一致的。最近这几年，无论是哲学还是史学，都面临着加强对话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实现自身对各个学科的指导地位，必须加强与各个学科的相互沟通、了解，向各个学科提供最新、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同时，它也需要从各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中，汲取有益成分，使自身的进步与发展，奠定在坚定的科学基础之上。中国当代史学在改革开放后几十年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面临着比较严峻的挑战和危机，其一是历史学出现了淡化理论的倾向，过度陶醉在对个别事实的精雕细琢中；其二是盲目崇拜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妨碍了我们的独立思考和理论创新。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界亟需重新认识唯物史观的价值，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与时俱进的和适合当前社会发展趋势的学科基础理论体系与价值评判标准。

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认为，在哲学研究中同样存在着对史学研究的疏远，有些哲学研究不下艰苦的功夫研究史料，满足于哲学领域内的自说自话。在哲学和史学的对话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困难，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学科之间的交流不多，过去几乎没有对话。通过不同学科的对话，可以起到知识结构互补的作用，双方的理论借鉴和对经验材料的不同理解可以对对方产生非常有益的影响。天津师范大学庞卓恒教授说，据他回忆，这次哲学与史学的对话恐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这种对话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复旦大学张广智教授认为，历史学家也应当是思想家，没有哲学的深度就不能达到对历史的深入理解，为此，应当打破学科之间的围墙，倡导跨学科与多学科的研究。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说，两个学科之间的对话是必要的，但这种对话不仅是困难的，而且是非常艰难的，像哲学以什么样的角度切入史学等，都需要作为基础问题深入研究。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认为，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应当以一定的哲学理论作为其论述基础。哲学与历史之间，未必有多么深的鸿沟，彼此之间是可以互相对话的。通过对话，两个学科领域的语言、概念、思路、方法能够互相接近，但同时，填平鸿沟并不等于彼此没有界限，学科对话绝不是说和光同尘，绝对同一。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认为，倡导史学与哲学的对话，恰恰缘起于当代中国学术研究过于硬化的学科边界和学科陌生性，这可能是上世纪自然科学与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留给我们的某种理论后遗症；而对话即是推倒学科之间的屏蔽之墙，打破学科壁垒，探索面对今天的总体性社会生活时所共通共识的理论方法。

实际上，对学科对话之于学术创新的必要性的思考，贯穿和隐含在几乎所有学者的发言以及讨论中，学者们对这一点均持积极认肯态度。有学者甚而提出，对话会设置本身就应当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不可忽略的一笔。

二、唯物史观及其方法论意义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毕生研究所达致的两大科学发现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老一辈学术工作者在中西今古之变和多种学术思潮的振荡冲突中，自觉地以唯物史观及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了现代学术话语体系。时过境迁，当代中国和世界已经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革，时下各种学术思潮和不同研究范式又在中国思想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碰撞横决。在这种情况下，唯物史观如何结合当代中国实践生发出新的形态，如何在学术研究中进一步深化其方法论意义，就成了这次对话会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主题。

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科学的方法论，对于当今史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但长期以来，一方面由于哲学与史学的疏离隔绝，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形而上学强化和巩固了实证主义或自然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科学方法论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蔽而不明的，它或者被当作形而上学的固定模式或先验框架，或者被看作完全无批判的实证主义。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特征实际上突出地体现为三个基本方面：（1）社会现实的发现。这意味着，历史事实只是在社会现实中构成并通过社会现实而显现出来，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归根到底不过是社会现实的客观性；因此，历史科学的真正任务就在于切中并把握社会的现实，并从而揭示历史事实本身的客观意义。（2）总体性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总体性的现实乃是在人类的实际生活过程中感性地生成的社会关系，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科学方法论的意义明确地表现为：只有当一切孤立的历史事实、历史现象或历史人物从属于这样的总体之时，它们才有可能作为真正的现实被理解和把握。（3）具体化的路径与实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抽象的思想，而有其具体化路径，这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概括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之所以把这个“基本原理”理解为并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化路径，不仅在于突出其方法论的意义，而且在于强调这一方法论纲领按其本性来说不是现成的、自身封闭的；毋宁说，它只是开辟了一条经由社会现实的总体来具体理解人类历史的道路。正是因为这一具体化路径，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够作为历史科学的方法论而存在。

俞吾金教授则从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出发，对历史事实与理论视角、客观规律与主观意志、历史意义与当代意义等问题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尽管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哲学理论，历史学是一门实证性学科，但前者却为后者奠定了正确的思想基础，并使后者真正获得了科学的尊严。历史唯物主义为人们理解历史事实提供了科学的理论视角和理论思维的指导，从而可以勾勒出某个历史事实的整体面貌。同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启示我们，作为一个当代人，尤其是当代中国人，要准确地把握历史事实研究，乃至整个历史研究的当代意义，前提是必须准确地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本质。因为任何历史事实，乃至全部历史的当代意义都隐含在这一社会生活的本质之中。

庞卓恒教授则力图从唯物史观是科学这一角度来重申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意义。他认为，科学就是揭示了客观事物存在和变化的因果必然性规律，并经过实践检验证明这些认识是真理的知识体系。他重新解读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人民群众和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等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因果必然性的普遍规律，因而唯物史观及其指引的历史学研究是科学。

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提出，在当前的社会实践中，劳动、资本、分工等很多问题，实际上都不是在唯物史观的框架下进行分析的。有些人对问题的态度，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归根到底是换一种方式来解释现存的东西，即通过这样一种解释来承认现实。如同青年黑格尔派一样——用的是震撼世界的词句，实际上是最大的保守分子。因此，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厘清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及其所批判过的各种思潮。

复旦大学王德峰教授充分阐释了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的去蔽作用。他认为，在马克思那里，真正的历史科学要研究的不是肯定的事实或者已经包含了理论成分构架的事实，而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他们的实际发展过程以及人们能动的生活。马克思第一个真正发现了生产关系，在物质生产中深刻揭示了本真的历史性，而只有认识到物质生产是人的现实生活的本质来历，认识到它为历史奠基，才可能去除对本真的历史性的观念遮蔽。唯物史观的“唯物主义要点”，就在于让“时代的现实动因”，即物质生产方式变更的历史运动本身呈现出来，而不是只看到那些遮蔽了现实动因的形式，比如，只看到宗教的观念、哲学的观念或政治的观念，并把它们当成造就了一个时代的动因。

北京师范大学杨耕教授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阐发了唯物史观的当代形态问题。他提出，历史认识论是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理论主题，也是唯物史观在当代创新的理论生长点。这是因为：第一，马克思对历史认识论有所论述但又没有具体展开、详加探讨；第二，当代社会实践、科学、历史学、哲学向纵深发展的态势又突出了这个问题，即使其成为通常所说的热点问题；第三，上述诸方面的发展又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正是在这三层意义上，历史认识论成为唯物史观在当代的理论生长点。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产生于19世纪的唯物史观主要是一种历史本体论，但其中以萌芽的形式包含了历史认识论。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提出了认识和研究历史的抽象方法与理解方法，并实现了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的统一。即唯物史观不仅要回答历史是什么，而且要回答如何认识历史的问题，达到了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的统一。

三、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

历史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如何正确地进行历史评价，历来是一个严肃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历史评价的论定、修正甚或重估，往往会对现实社会的发展进程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极其巨大的影响。然而，现今在后现代主义和思潮的冲击下，历史评价似乎变得简单、轻松、随意了。历史仿佛真地成了“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可以说，历史评价问题，尤其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评价问题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面对历史，如何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历史评价，如何使这种评价符合历史本身的逻辑，这是与会学者集中讨论的又一重要问题。

北京大学丰子义教授分析了唯物史观视野中的评价及其标准问题。他认为，从大的方面来看，评价主要涉及两种，一是历史评价，一是价值评价；与此相应，评价的尺度也有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两种。所谓历史尺度，主要着眼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能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作为标尺对历史加以评价；所谓价值尺度，亦即道德尺度，主要着眼于历史发展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意义，以一定的道德准则和主体性原则作为标尺对历史进行评价。前者属于客体尺度，后者属于主体尺度。从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来看，就历史发展长过程和总的趋势而言，两种尺度是一致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人也在趋向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就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和特定问题来说，两种尺度又可能存在着某种不一致，从历史尺度看可能是合理的，从价值尺度看可能是不合理的，反之亦然。在两种评价尺度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历史评价始终是首要的，价值评价则是第二位的。自觉地坚持这样的历史观与价值观，对于正确进行历史评价是非常重要的。

复旦大学陈学明教授认为，当前中国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我们在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时候，需要不需要以唯物史观来指导。的确有一些人发表文章企图否定唯物史观在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评价中的指导作用。因此，把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的关系作为一个尖锐的问题提出来，不仅有理论意义，更具有现实意义。唯物史观在认识、看待历史的时候，充分注意到两个环节：事实的历史性与事实的整体性。以此为主要特征的唯物史观观察历史的方法，其现实意义体现在，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人类究竟还需要不需要理想的问题。质言之，人类需要不需要从历史事实的整体出发，为自己的行动设立一种奋斗目标，人类是不是需要重新回到“运动就是一切，目标微不足道”的轨道上去？而唯物史观在面向历史的时候，把过去所有历史事件和历史总体联系在一起，把当前塑造的一切和历史总体联系在一起，这充分彰显了理想和目标的现实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叶险明教授则将历史评价作为唯物史观与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契合点。他提出，唯物史观与历史学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一旦被“淡化”，唯心史观和虚无主义就会“乘虚而入”。近些年，我国哲学界和历史学界对唯心史观和虚无主义批判的著述虽比较多，但后者对包括哲学界和历史学界在内的整个学术界的影响非但没有减弱，而且还有蔓延的趋势。其原因除了研究主体知识结构的局限和狭隘的学科视域所导致的哲学研究与历史学研究的分裂倾向外，也与我们只注重批判中国虚无主义具体观点，而忽略了对中国虚无主义的思想文化支撑点作系统的批判性分析有关。因之，明确唯物史观与历史学的内在逻辑联系、加强哲学与历史学的联盟，批判性地分析中国虚无主义的思想文化支撑点，是在当代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确立历史评价科学性的三个重要逻辑环节。

张一兵教授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阐发了历史构境的问题。他认为，依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意识”并没有自身独立存在的历史，任何观念的历史都依存于人类现实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历史的观念同样如此。人的历史观念总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过去社会生活的主观重构，而一定的社会历史生活结构则生成着人们再现历史生活的一定的重构方式。对马克思来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并不是辉格式的线性进步时间，而是人的社会存在方式的历史转换本身。社会存在并不是外在于人的物性实体或实存，而是在人对自然的对象化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建构出来的有序性社会生活世界。社会存在本身就是历史的，历史已经内在地编织进当下的社会存在之中。因此，对于历史的理解从来就不能离开对当下社会生活的把握，任何历史都是一种为研究主体所建构的历史情境。

孙正聿教授则提出，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问题，应当有不可回避的现实针对性。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怎样看待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当代世界，二是怎样看待和评价市场化过程中的当代中国。而在评价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时候，需要建立在把握整个人类历史的基础上。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因此，人类历史实质上是一个所谓趋利避害的历史。也正是由于趋利避害问题，才向人类提出了历史评价的问题。换言之，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总要思考何者为利、何者为害、究竟怎样才能趋利避害以及怎样对历史作出评价和选择等问题。哲学作为一种理论化的人类自我意识，应当更深层地揭示对历史的理解。

如何看待唯物史观及其在中国的传播问题，这本身就属于历史评价的一个重要课题，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对此作出了详细解答。他认为，唯物史观自20世纪初叶即流布于中国，并逐渐衍为主流历史观。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社会史论战是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两个关键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一方面通过译介与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发展起到了积极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又因其“左”派幼稚病而导致了两种偏颇：其一是把西欧历史模式放大为普世规则，陷入了历史单线进化论；其二是忽视反映社会形态的核心概念的准确性，导致了中国历史宏大叙事的紊乱。今日反顾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成败得失，应当克服这两种偏颇，复归和完善唯物史观的科学体系，并努力达成对唯物史观及其社会形态学说的正确理解、合理运用与创造性发展。

上海财经大学张雄教授从历史的普遍性和历史的特殊性这一角度对历史评价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普遍性”是对历史的合目的性与历史的合规律性的哲学抽象，意旨历史可以根据一个合理的、为人理解的计划而展开，并且朝着一个历史的理性目标所前进。“特殊性”则是指与历史的普遍性相对应的异质、多样化的“历史对抗性”，即单个人的非社会的社会性，它包括人性中所固有的私向化、自由意志、贪欲和、利己主义行为等倾向。在具体的历史进化过程中，历史的普遍性和历史的特殊性总是呈现着极为复杂而又辩证的性质。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深刻地思考并揭示了现代性资本社会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性状的本质。在马克思那里，既反对绝对的特殊性或个别性，又反对绝对的普遍性。历史进化过程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存在，反映了人类生存世界的两种需要、两种追求：现实与理想、物质与精神、生活与信仰、本能与审美、劳作与预期等。历史正是在实践的推动下，不断解决因上述需要和追求所引发的一系列生活世界的矛盾、冲突和对抗，使人的发展和类的提升成为可能。

四、等思潮析评及其他

哲学与史学对话不是坐而论道，袖手清谈，而是充满了强烈的现世关怀和忧患意识，对、历史目的论等思潮的剖析即是一例。一段时间以来，等思潮照搬西方个别史学流派的观点，淡化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以貌似超然的客观主义态度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然而，这些思潮不过是导源于西方文化的无节制崇拜和无意识摹写，而生发的对中华文明的虚无以及对中华民族学术生命力与创造力的否定，它所深刻表征的是某些学者在学术上的失语和无思考状态。与会学者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对这些思潮展开了深入的分析与批判。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红岩副研究员在讨论中重点谈到，现在史学界涌动着思潮，它其实“虚无”的就是唯物史观。换言之，唯物史观在史学界面临的挑战是唯物史观还管不管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历史研究，是促进还是阻碍了学术发展。他认为，这要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谈起，唯物史观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立稳脚跟，是因为回答了当时中国人最迫切的问题，即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出路问题。一百年来的中国史学史已经表明，唯物史观非但没有束缚中国史学的发展，而且帮助中国人空前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历史的奥秘，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将唯物史观应用于历史学，能够帮助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另外，唯物史观的一大贡献就是把社会形态理论引入了历史学研究，这样的论证方式是两千多年的中国史学所没有的。因此，建立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南开大学王南湜教授提出，历史目的论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它把历史的主体预设为某种抽象的诸如“精神”、“上帝”、“理性”之类的存在物。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对于历史目的论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判，但它并未绝迹，而是以各种方式残存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影响着人们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理解，甚至将历史唯物主义也阐释成为一种历史目的论变体或一种隐蔽的历史目的论。这样一种隐蔽的历史目的论影响着人们对于历史的正确评价，并且往往诱发诸如的理论倾向。而在唯物史观看来，人只是从事现实活动的人，人既是历史剧的“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物”。因此，历史的目的只能是实践着的人的目的，在此之外根本不存在一种抽象的历史目的。

复旦大学邹诗鹏教授对解释学史学观展开了深入的分析批判。他认为，解释学史学可区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狄尔泰、克罗齐以及科林伍德的历史解释学及其思想史研究，第二个阶段是在现象学、特别是海德格尔此在现象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及其史学模式，第三个阶段则是后现代解释学及史学模式。这三个阶段，分别标示着历史的三个基本规定性即客观性、历时性与总体性的丧失。这样，解释学史学观就呈现出浓厚的相对主义特征，而其背后则是的巨大思想氛围。与之相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强调历史活动中的人、实践活动及其主体性，并批判了思辨的历史哲学，强调自身是“人的科学”及“历史科学”，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因而对解释学史学观作出了有力批判。也正由于此，在解释学史学路向上不断被消解的历史客观性、历时性以及总体性，在唯物史观中得到了建设性的保留。唯物史观蕴含的历史进步及其人类解放论，有理由作为抵制和遏制历史相对主义与的思想资源。

云南大学李杰研究员提出，在中国近十几年的史学理论研究中，西方分析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观等有较大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其中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否定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否定历史真理的属性等，其中包括否定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在这种负面影响之下，中国史学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放弃唯物史观理论指导的倾向，而这导致了中国史学理论思维水平的降低。马克思主义史学关心社会现实的重大问题，努力发现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它的题材围绕劳动者阶级的解放而形成；它以事实陈述与理论阐释的结合为其叙述方式，以揭示历史规律为己任。放弃了唯物史观的史学研究，尽管在个别事实的阐释上能发现历史真理的颗粒，但如果不能与人类解放事业相关联，不能阐明历史的进程与趋势，不能对劳动者阶级的愿望作出表达，就不能称为合格的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要以研究历史规律为己任，应当致力于阐明，在全球化的世界历史潮流以及传统与现代的转换中，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

上海社会科学院童世骏研究员通过对纪念馆、刘少奇纪念馆与纪念馆的不同观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即我们如何对待历史。在我们的研究和宣传中，既要防止历史出现空白和断裂，又要防止历史失去实质内涵，更不能将历史仅仅视为历史。

复旦大学陈新副教授批评了某些哲学家或哲学史家在思考哲学史时，以获取客观的哲学史为其宗旨，仅仅将哲学史作为一种历史表现的做法。这一做法实际上是19世纪发展出来的实在论“历史”观在今天的简单移用。一部好的哲学史作品应建立在哲学史家对“哲学”和“历史”观念的反思之上。

等思潮的一个重要方法论特征，就是通过历史个别现象而否认历史活动的本质，孤立地分析历史的阶段错误而否定历史运动的整体过程。正如吴晓明教授所说，“用精心挑选的历史细节来遮蔽历史事实”。那么，到底什么是历史事实，从唯物史观立场上如何科学地界定历史事实？与会学者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李红岩认为，历史事实的概念，无论在怎样的程度上值得质疑，但归根到底，历史事实的概念和历史真实的概念是可以成立的。这里所谓的“底”，是在最基础的层面上讲的，譬如说秦始皇是个男人。在这个基本的层面上应当承认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庞卓恒则对张一兵历史事实都是建构的意见提出了质疑。他说。如果秉持这种看法，那么，譬如郭沫若翻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早期版本是不是客观形态，是不是事实存在和历史事实？张一兵对此回应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谈到过真理的问题，例如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是不是永恒真理。在恩格斯看来，讨论一个理论和学术问题的时候，不能把问题降低为一个经验事实。从这一意义上讲，历史概念、历史研究的对象、历史事实都不是在经验层面上产生的，而主要是被构建起来的人们的生活。因此，李红岩提到的秦始皇是个男人的例子也仅仅是一个生理学上的物性事实，而不能构成历史事实。庞卓恒就此反驳说，单个的经验事实问题不大，但如果是能构成论断的两个以上的经验事实，特别是涉及因果关系的经验事实，不就牵涉到历史事实了？另外，在盲人摸象的故事中，摸到象的不同部位就说象是什么，这当然不对，但象本身是否是存在的？张一兵则进一步回应说，社会现象本身并不是一个客观的、离开了人的价值取向而独立自存的东西，而是以人的利益、活动、关系为依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事实本质上是被构建的。因此，对于湖南农民运动，说好得很，有的人却说糟得很。李杰参与讨论时提出，这实际上是把历史事实分为认识层面上发生的事实与本体论意义上的事实来讨论的。正如恩格斯所讲，认识是有范围的。当我们不能认识某个事物的时候，这个事物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存在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认识的事物并不等于事物不存在。前者是认识论层面上的事实，后者则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事实。俞吾金的意见是，历史事实就是指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但是，任何一个史学研究者都不可能直接面对历史事实，而只能通过历史资料的媒介，从观念上去重组历史事实。但历史资料决不是纯粹的感性资料，必定混杂着各种不同的思想理论酵素。同时，任何一位史学研究者谈论历史事实时，都是通过一定的理论视角而展开的。因此，史学研究者无法脱离理论视角来谈论并探讨历史事实，一定的历史事实总是在相应的理论视角中显现出来。吴晓明则在历史事实与经验事实对比的意义上对二者进行了区分。他举出马克思的一句话为例，黑人就是黑人，但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中才是奴隶。这里，黑人就是黑人，这是生物学事实；但黑人是奴隶，却是历史事实。平时提到的某人是父母所生等，也是生物学事实，而不是历史事实。黄金就是黄金，这是事实，但黄金是货币，则是历史事实。换言之，我们谈论历史事实，应当从人类感性的实践活动这一层面上来进行。脱离了实践活动的所谓历史事实是没有意义的。王南湜则把事实具体分为客观事实、感性事实、理性事实等。他认为，作为客观实在的事实，这是自然科学、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都得承认的，人们在生活中通过感官接触到的属于感性事实，而马克思更看重的是把这些客观事实、感性事实经过理性加工后作为一个整体表达出来的事实。

与会学者还就哲学界与史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封建制问题的讨论即是一例。黑龙江大学张奎良教授通过解读马克思的《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认为，马克思提出了封建制的几个标准：（1）是否存在封建土地私有制；（2）是否存在农奴制；（3）土地能否自由买卖。而东方不存在土地私有制；中国古代存在的是自由民、小农，生产者是民而不是奴；中国从秦汉开始就能够大规模地进行土地自由买卖。即是说，这三条标准在中国都不存在，因此很难说中国存在封建制。另外，张奎良通过文本检索提出，马克思有10篇谈到中国的文章，其中对中国的陈述约有一百多处，但对中国进行形容、定性的时候，马克思把中国称作“天朝帝国”、“古老帝国”、“北京朝廷”、“天朝皇帝”等，从未出现过“封建王朝、封建帝国”等说法，这也有助于说明马克思的观点。进而，张奎良认为马克思在历史发展道路上是一个彻底的历史多样性论者。李红岩则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社会发展道路理论的最终指向是普遍性的。庞卓恒提出，马克思的封建观指的实际上是新意义上的封建。从这个意义上看，不能说西欧的封建制就是唯一的独特的东西，在非西欧国家，也许有与其本质相同的社会。否则，就无法解释《资本论》第3卷第47章把西欧的农奴制比作西欧国家实用地租的问题；同时，也无法解答《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把西欧封建制跟家长制关系合在一起，认为它们性质相同的问题。冯天瑜则同意张奎良的看法，并进一步明确：（1）秦汉至明清，农业生产者的主体是人身大体自由的农民，而并非有法定人身依附的农奴，不存在占优势地位的农奴制；（2）自战国以降，土地可以买卖、转让，贵族土地世袭制不占主导；（3）中国秦汉以下又有着比印度更加完备、更加强势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度，官僚政治取代了贵族政治，阻止向西欧国家权力分散的领主封建制那样的社会形态发展；（4）司法权掌握在朝廷手中，封建主拥有世袭司法权早在周末已渐次消除。因此，将秦汉至明清称为“封建社会”，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格格不入。这实际上是对封建概念的泛化与滥用。学者们在讨论中提出的文本解读、概念辨析等问题值得引起进一步关注。

五、思考与展望

本次对话会已经凝结为历史，但对这次会议的回顾、思考和展望才刚刚开始。或许，任何事件总是要以成为历史的方式，去启动和诱发人们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与史学的对话、思与史的互通具有天然的学术生命契合。这次对话会提示我们，在学科对话与学术创新上，需要继续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科对话是推动学术创新，形成新思想、新见解的重要平台。回顾思想史我们看到，随着人类实践领域的日益扩展与认识活动的深入精微，学科区划也日益细密严格。这一方面使得人们可以更加精准地认识和分析世界，但另一方面，森严的学科壁垒也限制和割裂了人们对身周世界的整体性把握。“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刻画的正是这样一种尴尬状态。在这种氛围下，我们可能产生专门的学问家，却很难看到能够准确把握当前时代的本质和变化规律，准确认识学术的本质特征和渊源流变的思想家。这是一个学术繁荣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思想贫乏的时代。如果学术的繁荣带来的是思想的萎靡和枯竭，那么这种学术研究能够以成熟的体征写入学术史册吗？基于对这种研究现状的反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率先启动了学科对话与学术创新活动。哲学与史学的对话证明，这一举措对于学者突破长期以来固化的理论视野和研究范式，关注新问题、触碰新观念、激发新思想、提炼新方法，具有极为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