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务劳动问卷分析十篇

家务劳动问卷分析篇1

关键词：《资本论》第四卷；生产劳动；价值决定；精神生产；科学；管理劳动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1)05-0081-05

《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包括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即剩余价值理论的详细的批判史”。在《资本论》第四卷中，马克思以同前人论战的形式阐述了在《资本论》理论部分三卷中研究的许多问题。但是，限于理论部分体系的需要，《资本论》第四卷的一些观点在《资本论》理论部分三卷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一些观点和理论部分三卷的分析角度有些差异。为了更准确地更全面地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本文讨论《资本论》第四卷的几个重要观点及其现实意义。

一、生产劳动的定义是从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这个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关系得出来的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劳动过程最初是抽象地，撇开它的各种历史形式，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来考察的。马克思指出：“如果整个劳动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加以考察，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末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但他同时在注释中补充说，“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进一步考察了生产劳动。他指出：“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职能就够了。上面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对于作为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总体工人中的每一个单个成员来说，就不再适用了。但是，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的概念缩小了。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资本生产。因此，工人单是进行生产已经不够了。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和自行增值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因此，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

在《资本论》理论部分三卷中，马克思既从劳动过程的角度，又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角度讨论了生产劳动，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生产劳动的观点。《资本论》第四卷从学说史的角度专门讨论了生产劳动，又有一系列重要的论述，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劳动学说。第四卷关于生产劳动的观点主要有：一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上对生产劳动作了明确的定义。马克思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上说，生产劳动是这样一种雇佣劳动，它同资本的可变部分相交换，不仅把这部分资本再生产出来，而且，除此之外，还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仅仅由于这一点，商品或货币才转化为资本，才作为资本生产出来。只有生产资本的雇佣劳动才是生产劳动。”他还说，“什么是生产劳动呢?就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即除了它以工资形式取得的等价之外还创造新价值的劳动”。只有雇佣劳动创造的价值大于劳动力本身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的，生产剩余价值、生产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的本质属性。二是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定义是从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关系得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定义反映的不是劳动的一般属性，不是从劳动的物质规定性得出的，而反映的是劳动的社会属性，是从劳动借以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角度得出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中举了不少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观点。他说：“例如一个演员，哪怕是丑角，只要他被资本家(剧院老板)雇佣，他偿还给资本家的劳动，多于他以工资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劳动，那末，他就是生产劳动者；而一个缝补工，他来到资本家那里，给资本家缝补裤子，只为资本家创造使用价值，他就是非生产劳动者。前者的劳动同资本交换，后者的劳动同收入交换。前一种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后一种劳动消费收入。”可见，生产劳动不在于是否给资本家劳动，而在于是否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和资本。三是明确指出生产劳动者的范围。由于工厂内部分工的深化，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工人。但是这种分离并不妨碍物质产品是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劳动的产品。生产商品是总体工人的职能。所有这些具有不同价值的劳动能力的劳动者的总体进行生产的结果表现为商品。所有这些劳动者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生产集体，是生产这种产品的活机器。在上述分析基础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明确指出：“所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与商品生产的人，从真正的工人到(有别于资本家的)经理、工程师，都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围。”。

《资本论》全四卷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劳动具有重要的启示。第一，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采用了市场经济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因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劳动同样要生产“剩余价值”、生产资本，否则劳动就是不生产的。虽然非生产劳动对于解决就业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决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关系性质的仍是生产劳动。第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要直接地或间接地为从事生产“剩余价值”、生产资本的人，不管他们在生产过程之内还是在生产过程旁边，不管从事的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管生产的是物质产品还是服务，不管是工人还是经理、工程师，都属于生产劳动者范围。由于社会分工的深化细化，和马克思分析的时代相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劳动者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第三，劳动者为国家、企业主和自己生产“剩余价值”和资本，增加了国家、企业主和劳动者个人的资本和财富，反映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关系。

二、服务是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在《资本论》理论部分三卷中，马克思并没有就服务展开专门论述，查阅《资本论》三卷，仅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劳动力作为劳动力所有者的商品被看做“服务”，以及为资本家尊体或家庭提供的服务。在《资本论》第四卷中，马克思专门讨论了特殊的商品――服务，丰富发展了理论部分三卷的论述。第一，服务是劳动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是以活动形式存在的商品。马克思指出：“服务这个名词，一般地说，不过是指这种劳动所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就象其他一切商品也提供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一样；但是，这种劳动的特殊使用

价值在这里取得了服务这个特殊名称，是因为劳动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活动提供服务的”。第二，消费品中包括以服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由于劳动可以以活动形式提供服务，因而马克思指出，“在任何时候，在消费品中，除了以商品形式存在的消费品以外，还包括一定量的以服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因此，消费品的总额，任何时候都比没有可消费的服务存在时要大。其次，价值也大了，因为它等于维持这些服务的商品的价值和这些服务本身的价值”。第三，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马克思指出，“对于提供这些服务的生产者来说，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

在当今世界，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深化细化，在服务业就业的劳动力越来越多，服务在劳动生产的商品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创造的价值越来越多。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早就出现了两个令人注目的70％现象，即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服务业创造的比重要占到70％或70％以上；在全部就业人数中，服务业就业人数要占到70％或70％以上。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重新挖掘马克思在《资本论》全四卷中关于服务的重要论述，确立服务是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属性、提供服务的劳动是生产劳动、服务业劳动者在创造使用价值的同时也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等观点，并以其为指导，深入研究服务生产的特点和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总产品的价值不等于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而等于这个领域的总产品同其他领域的产品保持应有的比例时应当花费的劳动时间

关于决定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在这里，单个商品是当作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马克思以麻布为例，作了更加具体的说明。“社会对麻布的需要，象对其他各种东西的需要一样，是有限度的，如果他的竞争者已经满足了这种需要，我们这位朋友的产品就成为多余的、过剩的，因而是无用的了。……假定市场上的每一块麻布都只包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使这样，这些麻布的总数仍然可能包含耗费过多的劳动时间。如果市场的胃口不能以每码两先令的正常价格吞下麻布的总量，这就证明，在全部社会劳动时间中，以织麻布的形式耗费太多了。其结果就象每一个织布者花在他个人的产品上的时间都超过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样。这正象俗语所说，‘一起捉住，一起绞死。’在市场上，全部麻布只是当作一个商品，每一块麻布只是当作这个商品的相应部分。事实上，每一码的价格也只是同种人类劳动的同一的社会规定的量的化身。”第一卷提出的最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潜在地包含着有待于随着分析进程深入而展开的所有元素：单个商品是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使用价值是价值形成的前提、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社会对一种产品的需要量是确定的(社会总劳动按比例分配于该种产品的量)等，也潜在地包含着第三卷所说的另一种意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指出，适用于单个商品的价值的条件，在这里会作为决定这种商品总额的价值的条件再现出来，关于单个商品所说的话就完全适用于市场上现有的一定生产部门的商品总量。考虑到供求关系、生产条件等因素，在展开的意义上分析，马克思指出，“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这是因为条件仍然是使用价值。但是，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末，社会产品总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适合于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特定数量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到不同的生产领域……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但这不过是已经在单个商品上表现出来的同一规律，也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它的交换价值的前提，从而也是它的价值的前提。这一点，只有在这种比例的破坏使商品的价值，从而使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不能实现的时候，才会影响到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比……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进行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有这样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在这里界限中通过使用价值表现出来的。社会在一定生产条件下，只能把它总劳动时间中这样多的劳动时间用在这样一种产品上”。其实，单个商品的价值以使用价值为前提，各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商品总量的价值以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为前提，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社会劳动时间用于这个特殊生产部门的数量占社会总劳动的比例。马克思在第三卷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另一种意义，只不过是第一卷中论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从单个商品的价值决定发展到某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全部商品的价值决定、进而发展到各个特殊生产部门的所有商品的价值决定而已，它是价值规律随分析进程的深入而不断丰富自身的演进。

对于《资本论》理论部分三卷的分析，第四卷进一步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证明。马克思指出：“虽然产品的每一部分包含的只是生产这一部分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虽然所花费的劳动时间的每一部分都是创造总产品的相应部分所必要的，但是，一定生产部门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总量对社会所拥有的全部劳动时间的百分比，仍然可能低于或高于应有的比例。”“从这个观点来看，必要劳动时间就有了另外的意义。现在要问，必要劳动时间究竟按怎样的量在不同的生产领域中分配?竞争不断地调节这种分配，正象它不断地打乱这种分配一样。如果某个部门花费的社会劳动时间量过大，那末，就只能按照应该花费的社会劳动时间量来支付等价。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总产品――即总产品的价值――就不等于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而等于这个领域的总产品同其他领域的产品保持应有的比例时应当花费的劳动时间。”正如商品按其价值出卖的条件是商品只包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样，对于资本的某一整个生产领域来说，这种条件就是，这个特殊领域所花费的只是社会总劳动时间中的必要部分，只是为满足社会需要(需求)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如果这个领域花费多了，即使每一单位商品所包含的只是必要劳动时间，这些单位商品的总量所包含的却会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正如单位商品虽然具有使用价值，这些单位商品在既定的前提下却会丧失它的一部分使用价值。某个领域的总产品的价值，不等于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时间，

而等于这个领域的总产品同其他领域的产品保持应有的比例时应当花费的劳动时间，这是对《资本论》理论部分三卷关于决定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更清晰的说明，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是价值决定的本质。

马克思的重大发现之一――剩余价值理论建立在其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之上，决定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对剩余价值理论的把握。如果对《资本论》的方法有深刻的理解，决定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本来是不会存在问题的，因为所谓的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互相包含的关系，一种是从分析单个商品的角度提出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是它隐含着从整个社会劳动时间按比例分配于各种商品生产上的意义；另外一种是从整个社会劳动时间按比例分配于各种商品生产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它同时也是决定单个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前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有待进一步展开的概念，它潜在地包含着它的另外一种含义，犹如出自青年人之口的格言；后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内容更加丰富的概念，它完全展开了第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各种潜在的含义，犹如出自老年人之口的格言。由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所谓两种意义互相包含，因而从根本上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有一种。《资本论》第四卷的论述进一步证明，决定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能是一种，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再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时花费在单个标准质量商品上的包括过去劳动和活劳动在内的劳动时间”。这启示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要在市场的自由选择的基础上合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通过价值规律实现资源按比例配置规律的要求。

四、精神生产由物质生产的一定的特殊的历史形式决定

《资本论》理论部分三卷直接讨论精神生产的论述不多，但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深刻地剖析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产生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剖析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产生的经济根源，为我们理解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关系提供了卓越的范例。由于《资本论》理论部分三卷直接讨论精神生产的论述较少，因而《资本论》第四卷关于精神生产的论述弥足珍贵。在《资本论》第四卷中，马克思批评了亚当・斯密没有考察精神生产以及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关系的缺陷，提出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并得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观点。第一，只有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当做特殊的历史形式来考察，才能理解与之相适应的精神生产。马克思指出：“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第二，一定社会的精神生产的性质由一定的社会结构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决定，而一定的社会结构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又由特定的历史的物质生产形式产生。马克思指出，“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第三，只有把物质生产当做特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才能在此基础上理解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只有把物质生产“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够既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也理解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

如果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关于精神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前三卷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精神生产关系的实践结合起来思考，我们可以得出非常深刻的启示。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关系的论述以及他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精神生产的实践是他创立的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关系的思想武器，更是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关系不可多得的思想资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精神生产必须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生产的坚实基础上，必须反映这一特殊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要求。如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精神生产及其精神产品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物质生产和由此发生的生产关系，脱离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利益关系，那么这种意识形态和精神产品就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仅掌握不了群众，还会使精神生产的主体出丑。

五、再生产科学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同最初生产科学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无法相比的

科学是精神生产的产品，生产力的要素是人化的科学(劳动力)和物化的科学(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特别是和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方面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越来越取决于科学的发展。马克思高度评价科学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

《资本论》第四卷高度评价科学的经济作用，指出，“对脑力劳动的产物――科学――的估价，总是比它的价值低得多，因为再生产科学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同最初生产科学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无法相比的，例如学生在一小时内就能学会二项式定理”。科学技术在经济上的作用或科学技术的经济效益在于，投在科学技术上的劳动虽然是大量的复杂劳动，但它毕竟是一个确定的量，一旦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生产过程，就能够使自然力代替劳动力的过程一直持续下去，科学技术应用所节省的劳动量是一个持续的增量，它必然大于生产科学技术的所花费的确定的劳动量。正如马克思所正确说明的那样，再生产科学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同最初生产科学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无法相比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台新机器初次制造的费用和再生产的费用之间有很大的差别。经营一个建立在新发明基础上的企业所需要的费用，同后来在它的废墟上，在它的遗骸上出现的企业相比，要大得多。科学知识将会越来越迅速地、容易地、普遍地、便宜地再生产出来。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劳动的一切新发展中，以及这种新发展通过结合劳动所取得的累进的社会应用中，将会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获得极大的推动。重视从事生产科学的知识分子，重视生产科学的脑力劳动，重视

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重视科学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作用，是学习《资本论》第四卷关于科学的经济作用论述的最大启示。

六、资本家在劳动过程中起着积极作用

资本家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司令官，资本家对生产过程的指挥和监督究竟是不是劳动?是否创造价值?是否应该取得报酬?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企业主的指挥和监督活动有重要的意义。

在《资本论》理论部分三卷中，马克思对指挥和监督的劳动有许多重要的论述。马克思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比比皆是。因此，这种指挥劳动就无须资本家亲自担任了。一个乐队指挥完全不必就是乐队的乐器的所有者；如何处理其他演奏者的‘工资’问题，也不是他这个乐队指挥职能范围以内的事情。合作工厂提供了一个实例，证明资本家作为生产上的管理人员已经成为多余的了，就像资本家本人发展到最高阶段，认为大地主是多余的一样。只要资本家的劳动不是由单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那种生产过程引起，因而这种劳动并不随着资本的消失而自行消失，只要这种劳动不只限于剥削别人劳动这个职能；从而，只要这种劳动是由作为社会劳动的劳动的形式引起，由许多人为达到共同结果而形成的结合和协作引起，它就同资本完全无关。……同货币资本家相对来说，产业资本家是劳动者，不过是作为资本家的劳动者，即作为对别人劳动的剥削者的劳动者。他为这种劳动所要求和所取得的工资，恰好等于他所占有的别人劳动的量，并且当他作为进行剥削而亲自花费必要气力的时候，还直接取决于对这种劳动的剥削程度，而不是取决于他进行这种剥削所作出的并且在他支付适当的报酬时就可以让一个经理去作出的那种努力的程度”。“随着工人方面的合作事业和资产阶级方面的股份企业的发展，混淆企业主收入和管理工资的最后口实再也站不住脚了，利润在实践上也就表现为它在理论上无可辩驳的那种东西，即表现为单纯的剩余价值，没有支付等价物的价值，已经实现的无酬劳动；因此，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实际上是在剥削劳动，并且在他是用借入资本从事经营的时候，他的剥削的结果就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即利润超过利息的余额”。综上所述，在《资本论》理论部分三卷中，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对生产过程的指挥和监督是劳动，这种劳动是借管理来剥削，是剥削劳动。这种劳动可以交给雇佣来的经理担当，其报酬表现为支付给经理的监督工资。从总体上看，在《资本论》理论部分三卷中，马克思认为资本家的指挥和监督劳动是剥削劳动，是借管理和监督来剥削。

家务劳动问卷分析篇2

关键词：情绪劳动； 高校行政管理者；组织管理质量

一、研究意义

高校行政管理者对高校的运行管理起到重要作用，加强高校行政管理者队伍建设，提高高校核心竞争力。在高等学校的运作管理过程中，行政管理工作是一个核心的纽带作用，在联系科研和教学两个方面的过程中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而且，行政管理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通过对情绪劳动和组织质量管理研究，帮助行政管理人员明确自身定位，实现个人价值，使得高校员工自我价值的实现和高效的整体目标统一，进而提高高校的整体队伍建设，也能够实现高校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组织管理质量问题突出。在我国高等学校的发展过程中，官本位的思想影响着高等学校的发展，在实际高校的运作管理过程中，在各项政策的制定过程上是管理者起主导作用。对于教学科研岗位具体是如何设置和聘任的，大多数的规定都是比较详尽的，但是，对于类似于党政管理等岗位对于这些条件的规定就相对来说比较粗糙。

本文从情绪劳动层面，研究高校行政管理者的组织管理质量，力求对组织管理质量和情绪劳动建造模型，并根据两者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论提出提高高校组织管理质量的策略。

二、理论基础

1. 情绪劳动的概念

1979年，霍奇德（Hochschild）提出了情绪劳动的概念，同时在1983年《The Managed Heart》一书中将空姐的工作进行描述，提出情绪劳动在空姐工作中的应用。Hochschild认为情绪劳动是指劳动者为了获得组织给予的报酬，展现给大家的是对自己情绪控制管理后展现的面部或者身体动作。情绪劳动主要应用于情感密集型的行业，行业中的劳动者属于高情绪劳动者。

随后，Ashforth Humphrey（1993）认为情绪劳动是“采取适当的情绪表达”，强调个体表达符合组织要求的、可以观察的行为；Morris Feldman（1996）提出情绪的产生依赖特定的社会情景，员工通过付出努力来控制自己的情绪以便符合组织需要的情绪；Jones（1998）认为情绪劳动是通过调节自身情绪使之符合组织的要求；Grandey（2000）认为情绪劳动是员工个体对自己的自然情绪与需要表达情绪之间的平衡，其目的仍是完成组织要求；Glomb（2004）则将情绪劳动分为情绪的压抑、伪装的情绪以及自然情绪；DlefendorffeGosserand（2005）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情绪劳动是员工个人对情绪进行管理从而与组织要求的情绪表现规则相符。

2. 情绪劳动的自我管理策略

研究者对于情绪劳动提出了以下四种策略。

（1）自主调节。这种策略无需当事人可以扮演，而是以自动模式来完成情绪的表达。（2）表面扮演。表面扮演是指员工尽可能的调控表情行为来满足组织所要求的情绪，但内心并不发生改变。（3）深层扮演。深层扮演指的是为了完成组织的情绪表现规则，员工通过对情绪的调节控制体验组织提出的表现规则，精心调控情绪，做到表里如一。（4）失调扮演。这种策略要求员工能够保持平常心去应对各种刺激环境，以集中精力完成组织目标和要求。

本文用情绪劳动策略来对情绪劳动进行测量，同时结合高校行政管理者的特点，选取自主调节、表面扮演、深层扮演其中三个策略测量的三个维度。

3. 组织管理的概念

组织管理也称为组织职能，目的是更有效率的实现组织目标，途径是建立完善的组织结构、清晰的职务（职位）说明书、明确的权利责任；效果是组织中的成员互相协作，共同劳动。

4. 组织管理的内容

组织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按专业化的分工，设立相适应的工作岗位，来实现组织目标；第二，设置完善的组织结构；第三，有明确的职位（职务）说明书，同时规范权责；第四，制定详细清楚的规章制度。

三、模型设计与假设提出

1. 模型的构建。本文是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查询国内外关于情绪劳动研究和组织管理质量研究的文献，同时综合了高校行政管理者的特点，提出并设计了本研究的模型，如图1所示。

2. 提出假设

根据研究模型，提出以下假设：

情绪劳动会对组织管理质量产生影响，并且情绪劳动的各个维度会对组织管理质量的各个维度产生影响。

A、表面扮演与组织管理质量之间存在负向影响关系

B、深层扮演与组织管理质量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

C、自主调节与组织管理质量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

3. 数据分析运用方法

本研究使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运用SPSS软件和AMOS软件分析数据。其中SPSS软件是对情绪劳动量表和组织管理质量量表进行信度、效度的检验；AMOS软件用于结构方程建模的分析提出的假设。

四、问卷的设计与数据分析

1. 调研对象的界定

高校行政管理者：指在高校各级机关从事教学管理、科研管理、行政管理等工作的人员，包括学校校长、党委书记、各系主任和党总支书记、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及教务处、科技处、财务处、人事处、学校（党委）办公室、学生处、后勤中心等部门的所有从事管理和服务工作的行政人员。

本文主要是财务处、人事处等行政部门的服务人员为研究对象，同时还包括学院基层辅导员。

2. 数据收集与样本分析

本研究在2015年7月正式开始发放问卷，主要通过面对面填写、电子邮件填写、网上调查三种方式进行调研，研究共发放问卷550份，收回问卷525份，通过对问卷进行筛选，最终有效问卷473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0.1%。

3. 问卷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根据对问卷的信度检验，Cronbach信度系数均大于0.7，整理问卷的信度达到了0.754。因而，说明正式问卷的信度比较高，具备可靠性和稳定性。

本研究使用SPSS软件，采用主成份分析法，得出结果KMO为0.668，说明调研的样本是充分的，同时，卡方值为1042.478，自由度为387，显著性为0，远远小于0.001，这说明各个项之间不存在相互的联系，因此，此样本适宜做因子分析。

4. 模型的验证分析

（1）验证性的因素分析

结构方程建模的首要就是验证性因素分析，其用来分析假设模型中数据是否适配。本研究运用AMOS软件进行了模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主要包含回归系数估计结果、残差变异估计值和拟合指数分析。

A.未标准化回归分析

进行为标准化回归分析，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假设七个潜变量的初始参数，我们将其设置为1，同时计算临界比值（CR），即CR=参数估计值/估计值标准误差

根据数据分析，样本数据CR>1.96，则说明参数估计值达到0.05，因而呈显著水平。

B.残差变异量估计值

通过分析潜变量与残差项的变异量，得到如下结果：①测量变量的误差估计大于零，而且在0.05的水平以下呈现显著性；②同时有比较小的标准误差估计值。因此，研究模型对于变量的界定比较准确，模型的适配度情况比较好。

C.拟合指数

本研究通过对CMIN、GFI、RMR进行适配度测量，结果表明模型设置的变量拟合度符合标准；同时还说明本次样本与研究设计的假设模型匹配。

（2） 模型的拟合优度评估

本次研究的假设模型进行评价，本研究采用AMOS软件对模型的拟合优度进行判断。主要步骤有：将假设模型的显变量、因变量等模型总体输入AMOS；将样本收集的数据输入到适当的位置，同时设置参数；运行AMOS的估算程序，就能得到各个变量的估计值。最后经过对估计值和实际值的比对，说明假设的模型拟合度良好。

（3）模型的修正和结果分析

根据对情绪劳动各个维度与组织管理质量各个维度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到表1的模型假设检验结果表。

现在假设进行修正。假设：情绪劳动整体会对组织管理质量整体产生影响，同时情绪劳动的三个维度会对组织管理质量的四个维度分别产生影响。

A、表面扮演与组织管理质量的各个维度间呈负相关

B、深层扮演与组织管理质量的各个维度间呈正相关

C、自主调节与组织管理质量的各个维度间呈正相关

运用AMOS软件对数据的分析结果为基础，现将模型进行修正

修正A：表面扮演与组织管理质量的各个维度间之间呈正相关

修正B：深层扮演与组织管理质量的各个维度之间呈负相关

五、对策性建议

根据对高校的行政管理人员的情绪劳动与组织管理质量的关系的研究得知，情绪劳动的扮演策略不同，组织管理质量也会不同。为提高高校的行政管理人员的组织管理质量，我们需要在恰当的情境中选择合适的情绪劳动策略。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对策性建议，目的是为了提高组织管理质量，更好地发挥行政管理人员的作用。

1. 组织相关培训，提高行政管理者的情绪调节与控制能力

由于高校的行政管理者属于高情绪劳动者，如果长期压抑自己的情绪会造成工作倦怠，严重会产生心理失调。因此，作为高校，应该增加情绪管理的培训课程，通过课程培来对行政管理人员的情绪进行干预，并且锻炼在不同情境下使用不同的情绪劳动策略，这样不仅能够提高组织管理的质量，还能让行政管理者善于调节自己的情绪，减少情绪失衡。

2. 搭建各类平台，促进行政管理者之间的交流

高校可以搭建各类平台，诸如网络平台、图书资料平台、定期讨论平台，通过这些平台，行政管理人员能够互相沟通、互相交流，不断学习，提升自我控制情绪的能力；高校也能够邀请一些心理学专家、优秀管理者为教师讲座，丰富内部知识，传授新的管理技巧。

3. 鼓励创新，促进行政管理者的创新发展

研究结果表明情绪劳动的表面扮演和深层扮演维度都会影响行政管理人员的组织管理质量。因而，高校可设置专项基金，估计行政管理人员对自己的工作进行创新，以免造成工作倦怠，并对优秀的创新团队、个人予以奖励，促进管理模式的创新，以此提高组织管理的质量。

参考文献：

[1]叶青.高校辅导员情绪劳动现状调查及管理对策研究[J].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03）.

[2]姚佳.情绪劳动的研究综述[J].教育教学论坛，2012（03）.

[3]张冉，玛瑞迪斯・纽曼.情绪劳动管理：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新视角[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2）.

[4]宋巍巍.情绪劳动理论视角下的高校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策略[J].图书馆建设，2010（02）.

家务劳动问卷分析篇3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由于农村劳动资本溢出所导致的社会公共管理与社会公共资源供给问题也日趋显著。农村转移人口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处于社会公共服务的“盲区”，其公共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文章基于公共服务均等化视阙下对苏南地区农村转移人口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进行调研分析，并通过DEA数据包络分析法对苏南农村转移人口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效率进行分解，解构苏南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存在的不足。

关键词：

体育公共服务；服务供给能力；农村转移人口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城镇化的加速，农村人力资本溢出的问题日趋显著。我国在长期的二元经济体制下，逐渐形成“重城轻乡”、“以农补工”的发展趋势，这也导致我国农村溢出人口数量增多与城市公共服务承载力的矛盾。在我国2014年最新制定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明确指出：加快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路径，同时在文件中明确指出“公共体育服务”成为我国政府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实现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成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目标。现阶段我国体育公共服务已基本实现区域内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继而将逐步缩小区域间、城乡间、公民个人间的体育公共服务差距为着眼点，全面加强对公共体育服务的财政与设施投入，将公共体育服务覆盖至社会各群体。[1]苏南江苏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吸纳大量的农村转移人口，据统计，2014年苏南农村转移人口高达3381.2万人[2]，然而苏南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低且发展滞后，农村转移人口村获得的公共体育服务资源明显低于城镇水平导，致体育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出现。

1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概述

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是指，“体育”领域的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现状；是基于公共服务供给理论而实现的概念界定。依据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概念进行分层解构，可以依据公共服务提供的主体差异进行分类，一类分为樊炳有（2009）[3]提出，以政府部门为主体的为群众提供的公共体育服务产品与制度的总和。而另一类则是肖林鹏（2008）[4]为代表，将体育公共服务的主体扩大至社会“公共组织”，为了满足大众公共体育服务需求，社会“公共组织”面向全民而提出的体育公共服务；第三类如曹可强（2010）[5]将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扩大至“公共”或“准公共”组织，指出体育公共服务是由以上组织部门所提供的，以满足大众体育需求为基础的体育环境与条件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行为的总称。在本次研究中，以考量我国政府部门提供体育公共产品与服务能力水平为主的研究，因而将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设定为政府机关。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与水平，通常取决于政府资源的配置与服务供给效率，现阶段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呈现出“城乡体育设施与财政资金配置的非均衡”；“城乡二元制背景下的权益失衡”。农村转移人口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与城镇居民相比所获得的公共体育服务的资源占有、服务能力及供给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农村转移人口的体育权益及公共体育服务享有的权益严重失衡。

2苏南地区农村转移人口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现状分析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农村转移人口”成为农村“劳动资本溢出”的产物，进一步加速社会现代化发展，优化劳动资源优化配置。然而“农村转移人口”增多为社会公共管理与社会公共资源供给带来巨大压力。农村转移人口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处于社会公共服务的“盲区”，其公共权益难以得到保障。苏南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地区吸纳优质的劳动资源，因而，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涌入为苏南经济建设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关注苏南地区农村转移人口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现状具有重要意义。

2.1研究样本苏南位于我国江苏省南部，是“长三角”经济带的中心区域，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地区，苏南主要包括：南京、无锡、常州、镇江、苏州五个城市。此次研究采用整群分层抽样法，从苏南五市抽取300名“农村转移人口”进行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调研，详见表1，通过调研样本分层分析得出苏南地区移动人口分布人口学特征：（1）年龄以“20~30岁”、“31~40岁”两个年龄区间为主，这说明农村移动人口年龄结构以中青年为主体，这是由于苏南城市依旧以劳动力转移为主，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至城市，参与城市的发展与建设。（2）学历以“初中及以下”、“高中与中专”两个区间为主，这说明苏南农村移动人口文化素养水平相对较低，在转移居住地至城市后多数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3）收入以“1500~3000元”、“3001~4500元”的中低水平为主，高收入人群相对较少。

2.2研究方法与工具此次针对苏南地区农村转移人口公共体育服务能力研究，采用问卷调研法与数据分析法。在研究过程中首先通过问卷调研法，获取原始的资料与信息，实现对苏南地区农村转移人口公共体育服务能力指标量化，其次通过运用数据分析法将获取的数据资料进行整理与加工，本次研究的主要数据分析法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因子分析”与“DEA分析”。本次研究中调研问卷与统计软件为主要研究工具。在《苏南地区农村转移人口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调研问卷》拟定过程中依据张丽娜（2014）编制的《山西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现状调研问卷》与张文（2014）《上海流动人口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现状调研问卷》[6]在问卷中将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分为“体育设施服务”“、体育活动服务”、“体育组织服务”“、体育指导服务”“、体育信息服务”“、体制检测服务”六个维度，将其细化如表2。问卷共计12题，每题采用李克特五级计分法，赋值0~4分。在调研实施前抽取80名苏南地区农村转移人口，进行问卷信效度检验，通过信效度检验得出：KMO值为0.859（P＜0.01），说明问卷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适于苏南地区农村转移人口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调研。同时，通过克隆巴赫系数法进行问卷信度分析，得出：问卷各项指标克隆巴赫系数均在0.9以上，总问卷克隆巴赫系数为0.983，因而各指标均具有较高信度，适于此次研究。

2.3数据分析与讨论通过统计分析，体育设施服务均值为3.19±1.09；体育活动服务均值为3.27±1.07；体育组织服务均值为3.33±1.05；体育指导服务均值为3.30±1.03；体育信息服务均值为3.26±1.03；体制监测服务3.28±1.04，苏南地区农村转移人口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整体处于“较好”水平，各项指标均值处于“3~4”分，原因分析：苏南位于我国长三角核心经济带，该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带动下，民众的文娱生活也得到极大的改善。体育健身场地与设施的供给是体育公共服务核心，体育健身场地与设施是推进“大众健身”的基础硬件条件，成为衡量政府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重要指标。随着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体育公共服务项目与产品也呈现出盈利与非盈利特征，对于农村转移人口而言经济能力差、文化程度低，成为其选择非盈利性体育公共服务产品与服务的重要因素。现阶段南京、苏州、无锡各地以建成功能齐全、设施完善、辐射范围广的社区体育中心，可以基本满足群众的健身需求，因而南京、苏州、无锡体育设施服务水平较高，而镇江、常州的健身场地数量与配置水平较低，且缺乏有效的设施管理，因而分值仅为2.92±1.18、2.97±1.19。体育组织服务指标值为“3.30±1.05”；其中苏州、无锡、南京指标均值分别为3.56±0.69、3.41±0.98、3.63±0.90，指标水平相对较高。体育组织服务是体育公共服务的纽带，在体育公共服务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体育社团、体育协会、体育俱乐部、民办非企业单位等都是体育组织的构成成分。他们有自发组成的，有由官方牵头组建的，也有企业内部成立的。近些年，苏南多地政府加强对农村转移人口的关注，牵头成立农村转移人口相关的组织机构。

3基于DEA的苏南地区农村转移人口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分析

DEA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法，最初由美国运筹学家E.Rhodes与A.Charnes，W.W.Cooper[7]于1978年提出，该分析法主要用于决策单位间相对有效性评价。DEA分析法分为CCR模型与BCC模型，率先提出的CCR模型，是基于生产函数视角进行分析，适于研究多个输入与输出的“生产单位”同时为“技术有效”“、规模有效”的决策研究。本次研究中运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进行苏南地区农村转移人口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分析，将综合技术效率进行深入分解，将其分解为规模效率与纯技术效率变动。在指标带入中将农村转移人口体育公共服务供给6项目指标作为“投入”；并依据我国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体育工作意见》中所提出“全民健身”行为与意近的推进，具体指：苏南农村转移人口体育活动参与率；苏南农村转移人口“终身体育”意识形成。通过进行DEA-VRS分析，继而得出：苏南地区农村转移人口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综合技术效率为0.986；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999；规模效率为0.987；在指标数据中南京与常州农村转移人口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分析结果为最优，DEA指标效率结果排序为：南京、常州、无锡、镇江、苏州，其中无锡纯技术效率值成为限制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关键因素，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减趋势；镇江纯技术效率值成为拉低综合技术效率的主要因素；而苏州规模效率值较低成为影响综合技术效率的关键因素。通过“SUMMARYOFOUTPUTTARGETS”分析得出苏南5市的体育供给指标期望值，南京与常州处于理想状态，而镇江“体育设施服务”、“体育活动服务”“、体育组织服务”、“体育指导服务”、“体育检测服务”实际值均低于期望值，因而5项指标均有待提高；无锡市“体育组织服务”“、体质监测服务”实际值低于期望值，2项指标有待提升；苏州市“体育活动服务”、“体育信息服务”有待进一步提升。

参考文献：

[1]张丽娜．山西省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现状与对策研究[D]．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2]江苏流动人口特征、服务管理现状及差异———基于苏南、苏中、苏北的调查[J]．人口与发展，2013（2）.

[3]樊炳有．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及实践路径选择探讨[J]．体育与科学，2009（2）.

[4]肖林鹏．论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困境[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8（10）.

[5]曹可强．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J]．体育学刊，2010（10）.

[6]张文．上海流动人口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现状调研问卷[D]．华东大学，2013.

家务劳动问卷分析篇4

【论文摘要】文章利用764份问卷调查袁的数据，具体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迁移者和未迁移者对政府政策的需求。结果显示，他们的最大期望，一方面是在城市中得到稳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希望农村土地的承包权得到保障。因此，进一步规划解决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的战略思路：其一，统筹城乡就业，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其二，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减少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限制劳动力迁移的许多旧的体制已经基本消失，其中包括居住限制、食品供给限制以及大部分就业限制，同时教育水平的提高降低了人们的迁移心理成本，增加了就业成功机会，也大大提高了人口的流动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力迁移的增加，移民网络已经起到提供就业信息、降低心理成本的作用，还有交通和通讯费用的降低以及高校扩招和收费的增加，‘都是中国国内迁移规模有可能增长的理由。剩余的限制劳动力迁移的因素，更多可能体现在一些较难改变的体制上，如城市就业体制和农村土地制度等。

为更好的了解农村劳动力对政策的需求，以便政策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②2007年春节期间笔者在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县廊田镇11个村，共发放问卷调查表6o4份，其中a卷(迁移者)194份，b卷(未迁移者)410份，回收有效问卷552份，其中a卷181份，b卷371份。另外，2007年上半年在城市中进行了调查，所有调查对象均为广东省城市中外来务工人员，共发放问卷调查表(全部是a卷)263份，回收有效问卷212份。两次调查共获取764份有效样本，调查目的主要是了解迁移者的个人特征和迁移动机，以及未迁移的可能原因，其中对政策的需求是调查的重点内容之一。

一、迁移者对政府政策的期望

农村劳动力迁移绝大多数人是依靠自身努力所实现的，但并不表明这种纯市场经济行为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因为迁移对于农村劳动力来说毕竟是有风险的行为选择，他们需要政府的帮助，尤其在政策上给予扶持。在现阶段，他们对于政府政策的期望有哪些，哪些对于他们目前最迫切，作者利用a卷(迁移者)调查数据做了一个统计(见表一1o

在调查中发现，在选择政策期望时，由于个体特征的差异，存在明显的地区偏好、性别偏好、年龄偏好和文化(教育程度)偏好。例如，乐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迁移者更注重社会保障，男性相对于女性来说，对农地承包权更为留恋，年轻者考虑计划生育问题更多，而对各项社会保障并不太感兴趣。但统计分析时，看到他们对政策期望的核心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只是选择的先后顺序不同而已。

在城市生活中，他们担心更多的是失业和居住问题。前者，迁移的根本目的是挣取更高的收入，只要有份工作(或有份不拖欠工资的工作)，就会有一定的收入。出乎意料的是，迁移者对住房的要求比较迫切，迁移者向定居者过渡时强烈要求的具体诉求。另外，迁移者对于社会保障的要求并不太高，表面上看，由于他们从未得到过社会保障，所以觉得那只不过是城里人“天生”的待遇，甚至有不少人还不知道有社会保障这一说。况且进入社保还要求他交纳一笔费用，这将减少其现期收入，所以他们对纳入社会保障的要求并不迫切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农民的保障只是原在农村的土地承包权，所以，迁移者无一例外的希望享有原有在农村的一些政策，固他们特别希望保留自己的宅基地。如果一下子剥夺了他们的土地承包、使用权，他们将很难适应，结果可能是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局面。

二、未迁移者原因

为了更好的了解迁移者的个体特征，调查b卷专门针对在家务农的农村劳动力，希望能做比较分析。未迁移者的原因，作为一个多选问题，在回收的373份有效问卷中，其选择未迁移的原因统计结果(见表一2)。

同样在选择不迁移的原因上，也存在着区域偏好、性别偏好、年龄偏好和文化偏好等因素。其中，年龄大的和文化程度低的主要是缺乏相应技能，而女性未迁移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家人拖累，那些回迁者则比较满足于农村的生活状况。问卷调查中，绝大多数人并未选择“在打工地受到一些政策限制或歧视待遇”这一项，由于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和长期二元结构的政策影响，农民已经养成了逆来顺受的“品德”。

根据上述对迁移者和未迁移者分别对政策期望的系列分析，政策改革思路已经比较清晰，在户籍制度改革不能一蹴而就约束的前提下，在城市中健全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是改革必须先行的一步。关于农地制度改革，其基本思路，通过土地的合理集中实现家庭规模经营扩大，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通过制度的变革能够给迁移者提供一笔较大的到城市谋职和生活的原始资金。@

三、整体性政策框架建议

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涉及到上亿农村人口转入非农产业和城镇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同时还涉及到几亿未迁移农村人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所以，必须站在全局和战略性的高度，进一步规划解决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的战略。

(一)统筹城乡就业，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

统筹城乡就业，解决好农民的就业问题，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关键之一。统筹城乡就业要求把解决好农村的就业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改变和摈弃重城市、轻农村的传统观念和做法，必须把城乡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作为一个整体，通盘考虑，统筹安排。尽快打破城乡就业壁垒，实行城乡劳动者公平的就业制度是统筹城乡改革的切入点。各级政府应把促进农民就业作为就业工作的重要目标，把增加农民就业纳入国家和各地区的就业规划。在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不仅要把扩大城镇就业、降低城镇失业率作为重要任务，而且要把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实现农民充分就业作为重要目标。

1．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建立保护农村劳动力迁移者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劳动力迁移者是一个容易遭受贫困与社会排斥的群体。近年来，虽然国家出台了不少保护其权益的政策，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农民工合法权益屡受侵害的现象仍继续存在。如农民工劳动合同签约率很低，工资边清欠、边拖欠，农民工超时间劳动，休息、休假权利受侵犯比较普遍，一些企业任意加班加点的行为没有得到遏制。距离公平就业，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不可否认，农民工合法劳动权益受到严重侵害与劳动力供过于求有关，⑥但作者认为，其深层原因仍是劳动力市场制度不健全所导致，因制度原因使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从而遭受资方侵害。保障农民工权益是社会公正的体现，更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所在。短期内的劳动用工整治行动只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举措，最终需要建立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包括工资形成的市场机制和集体谈判制度，工会作用发挥方式和程度以及保护劳动者的政府劳动立法等方面。

2．公平对待农村劳动力迁移者，逐步形成惠及农村劳动力迁移者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当前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迁移者实行的实际上是“经济接纳、社会排斥”的做法。主要表现在：允许农民进城打工(经济上进入)，但不承认他们在城市的社会成员资格，进城农民工不能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务(社会排斥)；在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妇幼保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遭受歧视等。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不可避免地会给城市管理带来新的问题，在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应有新的理念和措施。首先，应当转变观念，对农民工要由排斥到容纳，由管制为主转向服务为主，改变农民工“边缘化”的社会地位。要以开放和包容的胸襟，把进城农民工作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统一管理，逐步做到权利平等。其次，在住房、交通等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考虑农村劳动力迁移者的需要，使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逐步覆盖到农民工。统筹考虑农村劳动力迁移者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涉及城市公共服务资源重新分配的问题，城市政府财政支出结构需要作相应的调整。进行这种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对促进城市社会的安定和谐、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3．引导农村劳动力迁移者合理、有序流动，努力开拓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渠道。我国城乡将长时期面临沉重的就业压力，这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情。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必须广开门路，多渠道并举，多形式并存，多层次展开，努力实现合理、有序流动。(1)在地域流向上，引导农民异地转移与就地、就近转移相结合。加快城镇化进程，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是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根本出路。

同时，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仍是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不可忽视的一条重要途径。不断壮大县域经济，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近年来，随着土地供求矛盾趋紧、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沿海发达地区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中西部转移。要因势利导，在继续鼓励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流动的同时，推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鼓励沿海发达地区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创造条件。(2)在产业类型上，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充分利用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特别是农村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生产环节的竞争优势。在拓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空间的同时，要重视挖掘农业内部的就业潜力，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4．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技能和就业培训是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业部门就业，新的工作岗位对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有新的要求。如果劳动力的知识技能不能满足岗位要求，劳动者就容易面临着失业的威胁。而且，劳动力的整体技能较低，也对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构成了制约。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技能，全面提高农民的素质。一是要建立完善的就业培训体系，大力提倡订单培养模式。走先培训后输出、以培训促输出和定向培训、定向输出的路子。农村劳动力的培训纳入各级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建立“政府主导、多方筹集”的投入机制。二是在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有条件的地区鼓励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长期以来，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教学内容与农村发展需求严重脱节。由于经费短缺，农村职业教育机构萎缩，人员大量流失。要有效整合教育资源，把发展中等职业学校的重点放到农村。这对有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意义重大，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减少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风险

进城务工的农民，大多处于不稳定状态。只要还没有稳定职业并且在外定居，土地仍然是农民最终的退路和保障。土地对广大农民来说，既是基本的生产资料，又是基本的生存保障。进城务工农民即使不从事农业生产，土地不再具有生产资料功能，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也不会消失。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情况看，大量的农民将会长期亦工亦农，相当部分的农民工将是年轻时进城务工，年老时返乡务农。在农民到城镇未取得稳定的就业、收入保障以前，保障他们的土地承包权，使他们进退有路，不失去土地这一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有助于防止农民因丧失土地而沦为流民大量集中于城市，对保持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稳定关系重大。

因此，在没有别的手段可以替代土地作为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之前，必须依法保障流动就业农民土地承包权的稳定。将所有农村劳动力逐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留在农村不能进行农业生产的老年劳动力来说，土地难以起到生存保障的作用，他们往往成为农村贫困人口。在他们不能也不愿从事农业生产时，如果愿意退出农村集体的土地承包，可将他们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对那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劳动力，赋予他们对农地承包具有选择性的退出权，根据自身条件在保持农村的承包地和获得不同的社会保障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他们有稳定的非农收入也愿意放弃土地，可以以农地换取一定数额的社会保障基金，将他们纳入城镇社会保障系统；而那些不愿放弃农地的转移劳动力，则将他们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对那些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如果他们愿意承包上述两部分劳动力退出的承包地，那么根据其意愿承包的土地面积和承包年限支付一定的土地承包费，而这部分承包费则纳入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等到他们到了退出农业生产的年龄时将他们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参保单位，以社区或渔业公司作为社保的工作点。其次，为鼓励渔民参保，在政策资金上予以支持，在缴费比例上以“低门槛进入，低标准享受”政策执行。同时，从渔民转产转业资金中划出一部分，给予每个参保渔民一定数额的补助。

家务劳动问卷分析篇5

6月5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印发通知，决定在行业工商企业间开展卷烟包装箱循环利用工作。通知明确，到2014年，纸质卷烟包装箱循环利用工作要形成一套成熟、规范的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同省（区、市）循环利用达到50%以上规模；到2015年，接壤省份纸质卷烟包装箱循环利用达到50%以上规模，电子标签（RFID）卷烟包装箱在行业批量投入使用；随之要加快全行业范围内卷烟包装箱跨省（区、市）循环利用。

同时，通知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部署，包括构建运行管理机制、科学制定工作方案、建立健全流程制度以及加快电子标签（RFID）卷烟包装箱的应用和推广四个方面。

劳动派遣转型成新劳动法焦点

7月1日，《劳动合同法修正案》正式实施。这是《劳动合同法》自2007年7月颁布以来的第一次修改。修正内容聚焦在劳务派遣，最大的亮点在于明确规定了“劳务派遣工”享有与用工单位“正式工”同工同酬的权利，并赋予人社部门依法开展经营劳务派遣业务行政许可的权利。据了解，劳务派遣与传统用工方式相比，具有较大灵活性，受到众多用工单位青睐。但原有的《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的规定留有空白，使得这一方式存在滥用现象，造成派遣工稳定性差、受歧视、参加工会难等问题。

广东企业裁员20人以上需报批并给予补偿

7月1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劳资纠纷预防处理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裁员20人（含）需征得工会同意并报人社部门批准，同时给予工人补偿。

9月1日起将严查纸包装制品生产许可认证

根据《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的规定，自9月1日起，质监部门将全面查处未获得食品用纸包装、容器等制品生产许可认证而在生产、销售或者使用纸制品的行为。据了解，我国目前的食品包装主要使用溶剂型油墨，此类油墨含有大量有害溶剂，容易引发癌症、血液系统疾病。此外，油墨中的重金属如汞、铅、砷等含量也对人体存在极大的危害。

当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提倡使用环保油墨、醇溶性油墨和水性油墨，尤其是水性油墨作为绿色环保油墨越来越多地被推广应用。在环保意识逐渐增强的今天，油墨环保化已是大势所趋。

文化部将32项体制改革措施纳入下半年工作重点

6月28日，文化部召开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会，并出台了下半年文化体制改革重点工作实施方案。据了解，该方案涉及文化事业与产业工作共32项措施，其中包括实施国家动漫品牌建设和保护计划、培育优秀民族原创动漫创意品牌、规范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修订基地评选命名管理办法等。措施中提到要加大文化创业、创意人才和成长型企业扶持力度，大力开展文化志愿服务，积极组织文化志愿者基层服务工作。

家务劳动问卷分析篇6

【关键词】 职工； 企业工会

近年来，矿难频发、工伤职业病激增、工资拖欠、工时超常、社保缺位，及劳动争议和突发事件的时常出现，已经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热点。作为在社会结构中追求社会公正和发挥重要制衡功能的中国工会，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为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新变化，建立稳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全总明确提出了“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工会工作指导方针。为落实这一方针，履行工会的维权职责，各级工会领导机关加大工会组建力度，纷纷建立维权中心（帮扶中心）、开通12351维权热线，取得明显的社会成效。但直接的劳动关系毕竟存在于企业内部。为此，笔者以这个方针能否在基层工会工作中得以实现为课题，于今年8月对沿海某省四个城市七家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了走访调查。通过问卷和访谈等形式的调查研究，深感为落实“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工作方针，基层工会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境亟待探讨和解决。

一、调查方法和样本情况

1、调研的准备

此次调研我们做了较为充分准备。为得到更客观准确的基层情况，我们未听各级工会领导机关的经验介绍，而是直接进入企业，掌握第一手资料，了解普通职工和会员的状况和看法。为达到此目的，我们借助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班的往届毕业生（多在市总工会或企业工会工作）开展调查。每到一个企业，我们首先向工会领导说明来意，征求他们的配合，并首先根据企业的情况，选取一定数量的一线职工作为调查对象，然后请企业或工会有关部门把职工集中起来，在我们的指导下完成问卷调查。之后，我们就调研主题与工会负责人以座谈形式进行深入交谈，了解该企业工会的工作情况、企业的经营状况、职工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有时我们会根据需要，选取几位比较有代表性的职工，与他们进行单独访谈，了解他们对企业劳动关系和工会的认识。

2、研究方法

我们在调研时充分运用各种调研方法，力求使不同的方法所得的资料互相补充，相得益彰，保证我们可以点面结合的获得一手资料，从而可以保证我们相关结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此次调研主要运用了以下研究方法：

2.1 二手资料法

调研过程中，我们有选择的收集一些企业工会的工作总结和一些统计数据。在有的城市我们与当地的“职工帮扶中心”或“进程务工人员管理服务中心”取得联系，在了解帮扶中心开展帮扶工作情况的同时，收集了职工通过12351进行求助的分类统计资料，通过这些资料，我们了解了目前职工求助的主要事项。这些来自基层、来自一线的二手资料为我们开展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2 问卷调查法

本次调查的问卷包括职工的基本情况、职工的工作情况、对工会的认识等三个方面。在实地调研过程中，我们一般会根据企业的规模选取30个或50个调查样本。对于生产型企业，基于不影响企业生产的考虑，我们一般选择在工作交接班的时候，对某一个生产车间或几个班组进行全覆盖调查。

2.3 深入访谈法

由于问卷调查所涉及的问题有限，为全面深入了解企业职工对工会的认识，我们在某些企业选取几名有代表性的企业老职工就此调查所关注的问题与他们进行深入访谈。请他们从一名普通的工会会员的角度出发，讲述在企业的经历和感受，从而为我们提供一手的感性资料。一次访谈时间大约在两小时左右，通过进行深入访谈，我们不仅直观的感受到企业职工对工会的认识情况，而且收集到大量的一手资料。

在与职工进行访谈的同时，我们也与企业工会干部进行了座谈。通过与企业工会干部的座谈，我们在了解工会工作实际情况的同时，也了解了企业工会在经济变革过程中的变化情况。

3、调研范围及样本情况

调查企业性质及有效样本一览表

企业性质 调查有效样本

中日合资超市企业 37

中韩合资纺织企业 50

国有控股股份制化纤企业 43

未改制国有毛纺企业 50

城镇私营食品加工企业 38

私营化工企业（改制国企） 35

私营医药食品企业（改制乡企） 28

合计 281

注：此次调查七家企业共发放350份职工问卷，有效问卷281份，占80.28%。

3.1样本性别比例情况

由于企业生产的实际需要不同，在不同类企业职工性别存在明显差别。在化工型企业男性职工处于绝对多数，而在纺织类、食品类、超市类企业，女性职工又处于绝对多数。总体看来，此次调研性别比例基本平衡，可以较全面的反映不同性别职工的工作情况和对工会的认识情况。此次调查的总样本中，男性职工占样本总体的47%，女性职工占调查样本的53%。

3.2样本年龄结构情况

年龄是反映职工情况的一个重要变量。在问卷中，我们将调查对象的年龄分为“30岁以下，30至40岁，40岁以上”三个阶段，统计结果显示，此次调查样本覆盖所有年龄段。总体看来，年轻的职工占多数。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30岁以下的职工占58%，31到40岁以上的职工占25%，41至50岁以上的占15%；50岁以上的职工占2%。

3.3样本文化程度情况

文化程度是反映样本对一个事物认识的重要参考指标。此次调研我们调查了不同文化程度的职工对工会的认识。调查分析显示，此次调查的职工中，只有2.5%的人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48.1%的职工是初中文化程度，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的职工比例是43.5%，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工占5.9%。

3.5样本在企业工作的年限分布情况

务工年限直接决定了职工对企业的熟悉程度，我们在设计问卷时，把职工在本企业的务工年限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变量。其中“5年以上”的职工占此次调查总体的55%，务工年限有“2-5年”的职工占到32.3%，只有51人在本企业的务工年限不到1年，比例仅为12.7%。

二、调查过程分析

总的来讲，此次调查过程是比较顺利的，但也遇到一些值得思考的现象。

1、许多企业拒绝接受调查

沿海某市总工会外企办给40余家外资企业联系调查事宜，但均遭拒绝，其理由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负责人不同意。某市总工会给10余家私营企业联系调查事宜，也遇到类似问题。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企业工会没有独立的自主权，此次调查是关于工会方面的调查，理论上工会完全可以自己做出决定，但这些企业工会都因企业的经营管理方不同意而随之拒绝调查；二是说明企业管理层不愿意让外界知道工会的状况和劳动关系状况，其中必有原因。

2、接受调查的企业大多数人事部经理与工会主席身份合一

接受我们调查的7家企业当中，除两家国企由党委副书记兼任工会主席外，其余不是人事部经理与工会主席由一人担任就是主管人事的副总兼任工会主席。这既说明了只有获得行政权威的认同，工会才能接受外来的一些调查；同时也说明人事部经理兼任工会主席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由此体现了工会对企业行政存在依附性。

3、企业领导的在场对问卷填答有一定影响

这些被调查的企业都是通过我校劳模班的学生联系的，因此我们能够顺利的进入企业与职工接触，并指导职工填答调查问卷。但在调查过程中，一直有被调查群体的直接负责人或企业的领导陪同协助。这样一来，在方便我们调查的同时，又影响到我们的调查。他们的在场给职工形成一定的心理压力，再加上问卷本身涉及职工对劳动条件、劳动时间、企业工会等看法这些较为敏感的话题，使职工在填答问卷时心存顾虑，害怕自己万一答的不好会得罪领导而丢掉饭碗。即使我们一再告诉大家这份问卷是不记名的，请大家放心答题，还是有一少部分职工草草了事。更为糟糕的是一些企业负责人会直接干扰职工填答问卷。在一家私营企业调查时，我们遇到这样一种情况：问卷调查快要结束时，突然一名女职工站起来，高声告诉大家问卷中的一道题该如何回答，于是一些职工又匆匆修改自己已经做好的答案，造成这些问卷成为废卷。后经了解，该女职工是企业老板的儿媳妇，兼任办公室主任。

三、调查内容分析

1、职工权益状况分析

职工的工资水平偏低。我们在调查问卷中把职工收入分为五个档：“500元以下，500-1000元，1000-1500元，1500-2000元，2000元以上”。统计结果显示，工资水平在1000元以下的占调查样本的73.7%，其中还有17.9%的职工月工资仅在500元以下。在某市职工帮扶中心的职业介绍活动中，我们看到对企业有这样的规定：企业招工必须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当问及这是否会影响职工获取更高收入时，帮扶中心的负责人告诉我们，企业能够按照这一标准执行就很不易了，由此可见企业职工工资水平之低。

相当多职工劳动时间过长。在国有企业中，还能做到四班三运转，但到了改制企业就变成了三班三运转，而一些私营企业竟然是两班两运转（在两家非公私营企业，每日工作时间在11小时以上的占86.4%，其中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的占18.4%）。工人不仅要工作十二小时以上，而且连倒休就没有。甚至在有的企业，午餐把盒饭送到生产线上，职工就在生产线上就餐，吃完了马上接着工作。

一些职工的劳动条件恶劣。我们调查的企业涉及纺织、食品、化工、超市等不同类型的企业。在纺织类企业，我们发现车间棉纺尘埃严重超标，而在化工企业的一些车间异味非常刺鼻，这些都将导致各类严重的职业病。在流水线上的职工，尤其在包装、搬运环节，职工应接不暇，像机器一样，很紧张的完成程序性的工作。总的来看，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在一些企业的一些生产环节上，工作的劳动强度远远超出了常人的承受能力。

2、工会组织状况反映的矛盾和问题

大部分非公企业的职工认为自己不是工会会员。此次调查的都是组建了工会的企业。但在调查对象中，有38.8%的职工认为自己不是工会会员。而在两家私营企业当中，认为自己不是工会会员的职工比例分别是84.2%和89.3%。在进一步问及“您为什么没有成为工会会员”的时候，两家私营企业职工回答“不知道工会是干什么的”比例分别是85.%和100%。这一结果与声称已组建了工会的企业说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企业里基本上没有专职工会干部和专门的工作场所。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两家国企的专职工会干部大幅度减少，其中某毛纺厂由原来的11名工会专职干部减少到两名（含工会主席，由党委副书记兼任）。在其他非公企业当中，没有见到专职工会干部，而且工会没有自己的专门活动场所，大都是在别的部门兼职办公。

企业工会没有开展体现工会性质和职责的活动。在我们调查的企业中发现，企业工会几乎仅有的活动是配合企业搞生产。统计表明，在被调查工会会员当中，有57.3%的人认为工会现在做的事主要是“配合企业搞好生产”，而仅有7.3%的会员认为工会在“向资方争取增加职工收入，改善劳动条件”方面发挥作用。

3、工会与企业的关系

总体来看，工会很大程度上依附于企业。在调查的七家企业中，除两家公有制企业是由党委副书记兼任工会主席外，其余企业则均由人事部经理或主管人事的行政副总兼任工会主席。工会本应代表职工调整与资方的劳动关系，但根据我们的调查，许多企业不约而同地采用人事部经理兼任工会主席的格局。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从他们的主观意志出发，认为这一格局有利于调整劳动关系，强化企业对职工进行管理和控制，精简人员，提高效率。然而，这种角色的混淆造成了工会这一群众组织维护职工权益职能的缺失。由于企业资方处于强势地位，这种身份合一的局面强化了人事部经理作为企业管理方的地位，而相应弱化了工会主席作为职工利益代言人的地位，其结果就是工会更加依附于企业。在问卷中我们设计了这样一道题，您认为“工会与企业老板关系亲密还是与职工关系亲密”。竟有41.5%的会员认为工会与企业的关系比与职工的关系更亲密。可以说，如果排除调查中的干扰因素，可能选择后者的比例会更高一些。而且这些会员主要是国企和规范的合资企业职工。因为在一些私营企业当中，大部分职工认为自己不是工会会员，所以没有对此问题进行回答。

4、工会与职工的关系

在工会会员心目中，工会与会员较为疏远。调查数据显示，仅有28.7%的会员对工会的印象是“亲近”，而71.3%的会员对工会的印象是“疏远或一般”。而 在调查“如果您同老板发生利益矛盾需要解决时，您会先找谁帮助解决”时，我们列举了“到工会求助、找老板疏通、请熟人出面协调、找政府有关部门和联合工友解决”等五种途径，回答的结果是仅有28.1%的职工“到工会求助”，而71.9%的职工却寻求其他解决纠纷的渠道。这就说明这些基层工会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代表劳动者的功能，并且造成了工会与职工关系的疏远。

四、几点结论

1、职工在企业内部的权益普遍得不到保障

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职工的经济收入、劳动时间、安全卫生、社会保障等合法权益普遍存在问题。但由于劳动者自我维权意识薄弱和维权能力有限，再加上劳动力市场上的供过于求，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侵权行为未必会引发直接的劳动争议和冲突。而作为企业职工，大多数只能选择默不作声，或一有机会就以频繁流动来寻求较好的待遇。

2、企业工会作为劳动者的代言人履行维权职责严重缺失

在企业内部，劳动者作为自然人，在与资方及其人管理方所形成的劳动关系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工会作为劳动者权益的代言人，理应发挥维权作用，站出来为职工说话办事。但目前企业内的工会并没有在企业内发挥这样的作用，也无法运用协调劳动关系的有效机制，如平等协商或职工民主管理。造成企业职工不把工会当作自己的组织、不知道工会是干什么的、甚至感到工会与老板的关系比与自己的关系更亲密等现象的存在。

3、企业工会的依附性是维权职责缺失的根本原因

家务劳动问卷分析篇7

一、斯密关于资本用途的划分

在1776年出版的著作中，斯密在第二篇中单辟一章讨论资本的各种用途，这足以表明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斯密认为：“资本有四种不同用途。第一，用以获取社会上每年所须使用所须消费的原生产物；第二，用以制造原生产物，使适于眼前的使用和消费；第三，用以运输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从有余的地方运往缺乏的地方；第四，用以分散一定部分的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使成为较小的部分，适于需要者的临时需要。”[①]按照斯密的解释，这四种用途中的第一种用途是指农业、矿业、渔业投资，第二种用途是指工业制造业投资，第三种用途是指批发商业投资，第四种用途是指零售商业投资。斯密不仅作出了这四种资本用途的划分，更重要的是，他从自身对社会经济活动的考察结果出发，高度概括且明确地以为：“这四种用法，已经包括了一切投资的方法。”[②]

不过，在此需要阐明的是，斯密所说的分有四种用途的资本均指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也就是说对生产性劳动的确认是资本存在及用途划分的前提。而什么是生产性劳动，生产性劳动与一般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别是什么？这是学术界长期讨论至今仍争论不休的问题。至少在中国，关于这一问题就进行过三次大的讨论。第一次是在二十世纪60年代，第二次是在二十世纪80年代，第三次是在二十一世纪初也就是现在。如果说这一问题是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学仍在讨论的大事，那么十八世纪的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难免有偏差的，而他们提出这一问题又显得是十分可贵的。为了清楚地了解斯密划分资本的范围，这里有必要引证一下斯密本人对于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划分的认识，他说：“有一种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够。前者因可生产价值，可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可称为非生产性劳动。”[③]由此可见，斯密认为能将劳动物化在物上，能使物的价值增加的劳动是生产性劳动，否则就不是生产性劳动，资本同生产性劳动的结合是资本发挥自身作用的前提条件，或者说只有同生产性劳动结合的投资才是资本，即资本不论怎样划分用途，都是同价值创造或是说物的价值增加直接有关的。

但是，在确定资本与生产性劳动结合这一资本存在的前提下，我们还需重视斯密关于资本用途划分的体现他本人学术风范的两方面思想。

其一，斯密认为：“一切资本，虽都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但等量资本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随用途的不同而极不相同，从而对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能增加的价值，亦极不相同。”[④]在一般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中，等量资本是可获取等量利润的，而斯密却认为等量的价值增加可能使用的资本是不等量的，资本因用途不同而不是因其他方面的不同就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推动生产性劳动作用，等量资本的投入可能不会产生等量的价值增加。斯密的这一思想应该说较之等量资本得等量利润的认识更为深刻，因为这不是局限于资本收益看问题，而是通过资本的使用看到了基础性产业与非基础产业之间的不同，即看到了在不同产业之间的投资效果的根本性不同。具体说，就是资本在农业、工业、批发商业和零售商业这四种用途上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

其二，斯密认为：“这四种投资方法，有相互密切关系，少了一种，其他不能独存，即使独存，亦不能发展。为全社会的福利计，亦是缺一不可。”[⑤]这就是说，作为经济学家，而不是作为商人，斯密更注重的不是资本的用途，而是各种资本用途之间的联系。如果说，斯密对资本用途强调其效果的不同，那么在资本用途之间的联系上，斯密则更强调的是各种用途的必要性即不可缺少性。这同样是与其同代人相比相当深刻的认识。斯密考察的范围是国民经济，他是站在国民经济的立场上分析研究资本的用途和资本的作用，他不仅强调了劳动的分工与协作，而且也强调了资本的用途分类及各种用途之间的统一。就此而言，这往往是现代经济学研究所忽略的一种思想，即资本的宏观整体性更重于资本的微观竞争性。

二、斯密对前人认识的超越

斯密关于资本用途划分的理论，即使在今天来看，也是很深刻的，因为他不单纯是划分了资本的四种用途，而是进一步揭示了资本各种用途之中的基础性投资与非基础性投资的不同，资本各种用途之间的相互密切联系，每一种用途都具有必要性。历史地看，斯密的这一理论代表了十八世纪经济学研究的高度，这既不同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资本理论研究，也不同于斯密之前的经济学认识水平。斯密对资本用途的划分及其深刻认识，反映了十八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超越了当时原有的资本理论思想，更具有经济学研究贴近社会真实的全面性。斯密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认识的超越上。

重商主义是产生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经济学说。“到了中世纪晚期，西欧社会依稀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曙光。随着封建自然经济的日趋衰落和商品货币关系的日益发展，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财富的空前渴望以及地理大发现对于世界贸易的极大刺激，导致了一场商业资本的革命。商人以及商业资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于资本的研究与考察便自然地集中于商业资本的形态，从而形成了重商主义的经济学说。”[⑥]重商主义的基本思想是，只有货币才是财富，货币与资本是等同意义的，只有经商才能创造财富，而生产只是创造财富的先决条件。重商主义最重的是商业资本，即他们只认为商业才能增加货币。马克思曾认为，重商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早的理论探讨，反映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斯密对于重商主义的认识超越，则就表现在经济学思想对于狭隘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超越上。斯密并不认为商业是创造财富的惟一源泉，他对资本用途的划分以及他对资本四种用途之间关系的分析说明他的理论比之重商主义的认识已经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不再以偏概全，不再将对资本的认识停留在货币关系的表层。斯密认为：“原生产物及制造品富饶的地方，必以所余运往缺乏的地方，假设没有资本投在运输业中，这种运输便不可能。于是它们的生产量便不能超过本地消费所需要的。批发商人的资本，可通有无，使这个地方的剩余生产物交换别个地方的剩余生产物，所以，既可以奖励产业，又可以增进这两个地方的享用。”[⑦]并且，斯密还进一步分析了零售商业资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斯密并没有沿袭重商主义对商业资本的完全推崇，没有将商业资本视为惟一的资本，他认为资本有四种用途，更认为：“假设没有资本用来提供相当丰饶的原生产物，制造业和商业恐怕都不能存在。”[⑧]这就表明，斯密将农业视为基础产业，将投在农业上的资本视为更具有基础性的资本存在。这是斯密的资本理论对于重商主义认识的超越。

再者，斯密的这一理论也超越了在他之前产生并与他同时代存在的重农主义认识。重农主义，又称重农学派，是继重商主义之后又出现的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学派。这一学派的代表性著作即弗朗斯瓦·魁奈的《重农主义，或者对人类最有利的治理的自然准则》于1767年出版，比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早出版了9年。在此代表著中，魁奈坚持认为社会总产品与农业的年产量等同，工业和贸易都不能增加国家的财富。这也就是说，重农学派将资本的存在仅限于农业领域，同重商主义将资本的存在仅限于流通领域一样，表现出认识上的以偏概全。然而，毕竟时代在进步，与重商主义不同的是，重农学派是将这惟一的资本存在锁定在基础性的农业产业上，而不是非基础性的商业流通中。魁奈生活的时代与斯密生活的时代是一致的，但在当时，在魁奈对资本的认识还存在简单化的局限性之时，斯密用自己的著作分析超越了魁奈的片面性，达到了对资本综合认识的全面性高度。斯密关于资本四种用途的划分，实质说明资本是存在于农业、工业、商业各个领域之中，并非只存在于商业，也并非只存在于农业，社会的财富是各个领域共同创造的。与重商主义相比，斯密对资本的认识克服了对非基础性产业资本崇拜的片面性；与重农主义相比，斯密又克服对基础性产业资本崇拜的片面性。斯密认为：“农业家资本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最大。”[⑨]但是，他更为全面地认识到：“输出入虽有国籍上的差别，但以资本输出国内剩余生产物来交换国内需要的物品，那就无论是外国人或是本国人的资本，对这剩余生产物所给予的价值，总是一样的。批发商人是本国人也好，不是本国人也好，他的资本，同样有效地使生产这剩余生产物的人的资本得以偿还，同样有效地使生产这剩余生产物的人的营业得以继续经营下去。这就是批发商人资本对维持本国生产性劳动和对增加本国年产物价值所提供的主要助力。”[⑩]像魁奈一样，斯密也是高度重视农业和农业资本的基础性作用，但是他又能超越其同代人，更全面地认识资本的存在和资本的各种用途的必要性，并不因资本的基础性用途的重要性而否认资本用途的全面性和非基础性用途的不可缺少性。

三、马克思的抽象划分与斯密的具体划分

斯密对资本各种用途的论述是按其投入的产业具体划分的。这一点与十九世纪马克思对资本用途作出的抽象划分是不同的。研究马克思抽象划分与斯密具体划分的不同，也是有助于研究斯密资本理论的贡献和十九世纪经济学是对资本认识的发展历史的。

不过，需要明确马克思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划分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因为那不是资本用途的划分，而是资本性质的划分。与此相关，本文也不涉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方面的探讨，即在此不分析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区别，对这四个范畴的分析可能具有更一般的意义。本文要分析的是与斯密具体划分资本用途相关的马克思对资本用途的抽象划分，以此来加深对斯密资本理论的认识和了解。

马克思没有像斯密那样，具体地分析农业资本、工业资本、商业资本的划分意义。他的研究以工业资本为主，以商业、银行资本为辅，兼顾农业资本问题，但其关于资本在社会运行中的用途的认识，则是以高度概括性的分析为特征的。马克思抽象地将社会的再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第一大部类是生产资料的生产，第二大部类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在这一抽象划分上，不能不说马克思的认识比斯密的认识又深入了一步，斯密始终强调的各种资本用途的相互密切的关系在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划分的再生产模式中得到了更清楚的证明。也许正因如此，或还有别的原因，在改革之前，甚至在改革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学者对按具体的产业划分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归类不予接受，而只研究和运用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的划分。事实上，斯密的资本四种用途的划分，是很接近或是说很类似于第一、二、三产业的划分，只要将斯密的商业资本扩展为服务业资本就可以了。而在这种划分上，确实缺少两大部类划分的概括性，也缺少对各类资本用途联系的解释力。但是，从长期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出，两大部类的抽象与斯密四种用途划分的范围并不一致，马克思的抽象范围似乎只概括了斯密的前两种用途，即只包括农业、矿业、渔业和工业制造业，并不包括批发商业、零售商业等等。从这一点来讲，如果单纯讨论资本用途，那么可以说斯密的划分范围是完整的，至少在他那个时代是较为完整的。因此，与斯密相比，马克思的抽象划分缺少对今天讲的第三产业即非物质生产领域的概括。马克思对生产的理解虽然是高度抽象的，是明确指向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但却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这是与斯密四种用途的划分有区别的地方。从现实来讲，不论是关于资本的研究，还是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研究，都不可缺少非物质生产领域，即都应将第三产业概括进去。所以，马克思的抽象划分与斯密具体划分的不同在这方面可引起理论界的进一步思考。

马克思的抽象认识较之斯密的具体划分更为深入的表现是，马克思对产业资本作了抽象的三种形态的划分。在研究资本循环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价值在它的流通阶段所采取的两种形式，是货币资本的形式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它属于生产阶段的形式，是生产资本的形式。在总循环过程中采取而又抛弃这些形式并在每一个形式中执行相应职能的资本，就是产业资本。”[11]而斯密在论述资本的各种用途及其对社会财富的创造作用时，并未探讨资本的循环过程，也未能认识到资本循环中的各种形态的存在。但就生产资本的认识来讲，斯密是在前强调惟有生产性劳动才能使资本起到创造财富或增加物的价值的作用，马克思是在后强调惟有生产资本存在的阶段才是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马克思与斯密关于这一资本的界定也是有分歧的。马克思通过资本循环过程的分析，更进一步缩小产业资本的本质活动范围，指出只有处于生产阶段的资本才是生产资本，在流通领域不可能有生产性的资本作用。这对于斯密的认识实质是一种批判，因为斯密对于资本用途的划分始终表明流通领域也是资本发挥作用的领域，斯密通过对各种资本用途相互密切联系的分析说明各种资本，包括商业资本都可起到维持生产性劳动的作用，都是必不可少的独立存在的资本。可以说，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完全的学术性，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斯密，都应服从客观的逻辑。在二十一世纪，经济学仍需继续探讨这方面的理论问题，马克思的抽象划分研究和斯密的具体划分论述都将是不可忽视的思想素材。

四、斯密对资本用途的

评析

斯密将资本的用途划分为四种，他对每一种用途都有自己的看法。与现代资本理论的研究相比，斯密对资本用途的认识是最基础性的，仅仅是从产业的存在与发展来讲资本的投入及其作用，远没有接触到市场经济的中枢神经即资本市场的运行问题。但由于斯密的研究是最基础性的，其划分的用途是最基本的划分，所以，斯密的分析对于现代资本理论研究仍是值得注意和重视的。对于科学研究来说，一个学者的认识价值并不在于正确与否，而在于能否起到学科推进作用，能否对后人的研究给予启示。因为在探索的过程中，任何人都不能保证自己的认识始终正确。因而，在经历了200多年之后，我们更应以平和的学术心态看待斯密对资本用途主要观点。

1、“在各种资本用途中，农业投资最有利于社会。”[12]斯密特别强调这一点并始终坚持这一点。其实，斯密所处的时代，已经是工业革命兴起之后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力量已经震撼了整个世界，但是，斯密还是强调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农业投资在整个社会资本运作中的基础性。斯密认为：“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是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投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国外贸易上。这种顺序是极自然的；我相信，在所有拥有多少领土的社会，资本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按照这种顺序使用。”[13]在现代资本已证券化的状态下，斯密的认识仍是有重要意义的，即社会到任何时候也不能不重视农业，农业的重要决定农业投资重要，只有保障农业投资才能保障农业起到应有的基础作用。如果因为资本都虚拟化了，而忽视农业投资，那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从现在讲，并不能对斯密在农业投资上的观点质疑。

2、“比较重要的是，制造者的资本应留在国内。”[14]斯密同样极其重视工业资本，这是斯密不同于同时代的重农学派的地方。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见地，才使得斯密能成就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成为那一特定历史时代的大师。斯密认为：“因为有这种资本留在国内，本国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必较大，本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能增加的价值也必较大。但不在本国境内的制造者资本也对本国极有效用。”[15]这就是说，在斯密时代，他很明确支撑当时社会的，必须有一定量的工业资本，少了这种资本，国家就不能强盛。在现代，虽然资本已经全球化运动了，跨国公司几乎统治着大半个世界市场，但是斯密强调工业资本应留在国内的观点仍具有现实意义，因为毕竟在人类整体利益之下还划分各个国家的利益。这里，斯密说的留在国内的工业资本是对本国有利，斯密说的不留在国内的资本也是对本国有利的。现在欧美跨国公司的资本不留在国内的，正像斯密所说，也是有利于本国的。

3、“投在出口贸易上的资本，在三者中，效果最小。”[16]斯密的这一认识是针对当时情况讲的，但是对于一个大国来讲，这应是一种永远不可改变的信条。出口贸易不能成为一个大国的主要经济活动，不论何时，大国的消费主要都需由本国的生产来保障，本国的生产物应主要供应本国消费。所以，即使是今天来看，斯密的这一认识也是很准确的。斯密的态度在这一问题上是很明确的，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大目标，既是增进本国的富强，所以，为本国计，与其奖励消费品国外贸易，无宁奖励国内贸易，与其奖励运送贸易，无宁奖励消费品国外贸易或国内贸易。为本国计，不应强制亦不应诱使大部分资本，违反自然趋势，流到消费品国外贸易或运送贸易方面去。”[17]而斯密讲的这种自然趋势，实际指的就是大国经济基本应自给自足，不论大量出口，还是大量进口，都是不合算的。

4、“私人利润的打算，是决定资本用途的惟一动机。”[18]斯密的这一条总结，可以说精辟地概括了市场经济运行的精髓，也是对资本运行的微观基础最好的阐释。因为在哪一个领域投资，对投资者来说，追求的目标都一样，只有收益高，才能吸引投资者。至于具体的产品是农产品、工业品，还是技术、服务、贸易，这对投资者并不重要。投资只要求价值增值，斯密是准确地抓住了这一点来做资本用途分析的，所以，他既要划分资本用途，又要解释市场的机制。但是，作为经济学家，斯密并不完全认同这种市场机制的作用，因为这一机制与他所论述的各种资本用途的自然趋势可能是存在某种冲突的。因此，从斯密的整体学说来讲，他并不主张完全的市场自由，他从实际出发同样要求社会对自发的市场机制有一定的干预，包括社会对私人投资用途的一定干预，以保证国民经济运行合理，国家富强昌盛。

主要参考文献：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

张卓元主编：《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王振中主编：《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钱津：《劳动论》，企业管理出版社，1994。

钱津：《劳动价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29、330页。

[②]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29、330页。

[③]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03页。

[④]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29页。

[⑤]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30页。

[⑥] 张凤林：《西方资本理论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⑦]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30页。

[⑧] 同上。

[⑨]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33页。

[⑩]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35页。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0页。

[12]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34页。

[13]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49页。

[14]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35页。

[15] 同上。

[16]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36页。

家务劳动问卷分析篇8

从本质上说，人力资源规划是预测未来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一种市场需要行为。这需要对当下劳动力的组成有一定的了解，对未来的服务需求有一定的调查，对满足他们所需的劳动力类型有一定的分析。对组织者来说规划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要适应因顺应时势而采用的运营方式。人力资源规划可以做到：（1）找出潜在的问题，控制风险，减少危机管理周期；（2）控制人力资源成本，包括营业成本，结构变化和人员流动等所带来的损失；（3）对于那些需要长时间来培养的员工技能可以进行有效的前期发展；（4）优化人力、财力和其他资源。进行人力资源审计的原因是为了找出企业的人力资源活动的有效性和效率如何，进而确定需要改进的地方。人力资源审计的目的就是对人力资源职能进行更多更深入的分析，找出优势和劣势。开展审计工作涉及对现行的做法、政策和程序的审查。有效的人力资源审计包括五个部分的内容。1.功能性审计。该部分的审计考察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人力资源开发的制度和程序。包括培训与发展情况。（2）人力资源开发制度和程序是否都与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和程序相符合，以促进员工的能力、信心和表现。（3）薪酬和福利。员工的薪酬和福利与其人力资源所记录的表现和绩效应具有公平性与一致性。2.服务审计。这方面的审计活动着眼于考察人力资源职能的服务响应速度和可靠性。3.合规性审计。这方面审计旨在评估人力资源管理与相关法律的符合程度，如劳动法等。这部分的审计将评估政策做法和程序是否存在以及是否符合。4.发展战略审计。战略审计将检验人力资源战略、政策和程序是否一致，并且是否支持实现企业的使命和目标。

二、W公司情况概述

W公司位于我国中部，已有50多年的历史，现为国资委下属子公司，是拥有工程建设项目全过程承包和管理功能的国际型工程公司，是科技型企业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W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年主营业务收入突破50亿元。W公司是一家以人才为导向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一支具有丰富工程设计及项目管理经验的高素质人才队伍，现有职工1000多人，其中，各类工程技术人员占到职工总数的95%以上。高级职称300余人。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以W公司普通员工和人力资源部门的员工和中层干部为调查对象，来收集研究数据。1.研究目的。（1）分析W公司的人力资源规划与审计活动。（2）研究员工对W公司人力资源规划与审计政策的看法。（3）判别W公司的人力资源规划与审计措施是否适应于该公司。2.研究对象。100名普通员工及来自人力资源部的10名中层领导和员工。3.研究方法。采用自编调查问卷，分别有针对10名人力资源部职工问卷1和针对100名普通员工的问卷两套问卷2。问卷1共12题，问卷2共8道题。对问题的描述采用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四级评价。

四、结果

调查问卷结果表明，员工对W公司人力资源的工作总体满意，并且认为W公司是一个工作的好地方。W公司的员工分属于不同的年龄段，并且他们为企业服务的期限不同。一些员工认为在工作中心理压力较大。员工更致力于通过他们的工作来获得更高的奖励和赞赏。大多数员工都认为工作分配是存在不公平性。薪水和休假是两个激励员工最重要的因素。一些员工认为，晋升没有严格根据工作表现，而是考虑资历。W公司的管理层已经确定了组织内部的人力资源规划过程和制度。并且认为人力资源审计有助于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大部分的领导倾向于考虑所有有利于审计过程中的因素。60％以上的员工满意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表现，部分员工期望有效的人力资源规划和审计政策的改进。

五、结语

家务劳动问卷分析篇9

［关键词］农业院校 应届毕业生 劳动合同意识 现状 问题 途径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11－0025－02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对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尤其是劳动合同意识要求越来越高，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依法治国的基本理念，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一、应届毕业生劳动合同意识的基本内涵

合同意识即契约意识，是指合同双方按照自己的意思依法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时，其合同必须得到遵守，此时合同即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这也是“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的基本要求。当然对于合同意识的研究，有的学者认为合同意识和契约意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例如宫艳锋在《大学生择业的法律意识及培养》一文中，分析大学生择业法律意识的现状时，就分别阐述了大学生择业中缺乏契约意识以及缺乏合同意识[1]；戴伶俐、章毓林在《分析大学生就业法律盲点加强就业指导中法律意识的培养》一文中，就毕业生求职过程中法律意识淡薄的表现，分别分析了契约意识盲点和合同意识盲点等[2]，把契约意识与合同意识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又没有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具体界定，作具体分析。因为契约本身具有法律约束力，它被国际惯例和本国法律所确认。所以笔者认为，契约意识即合同意识。

应届毕业生的劳动合同意识，就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在对劳动合同法及其相关的法律了解的基础上，在自己与用人单位之间依法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时，对于劳动合同得到遵守的理性、情感、意志和信念等各种心理要素的有机综合体。

二、农业院校应届毕业生劳动合同意识现状

对吉林农业大学的500名大四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实际有效问卷492份，回收比例98.4%。收回的有效问卷中包括男生256人，女生236人，女生的对劳动合同的了解占21.14%，男生的了解情况占29.42%。总体上来看，男生对劳动合同的了解略高于女生。调查问卷也从文理科对学生进行了调查，文科生对劳动合同的了解为27.95%，略高于理科生对劳动合同的了解。

以下是调查问卷涉及到的具体内容：

另外，问卷还就大四学生了解劳动合同及相关法律法规的途径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在对劳动合同了解的学生中，其中121人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介了解，59人的了解途径为报纸、杂志，35人的了解途径为家庭的影响，25人的了解途径为学校教育。

从问卷调查表中可以看出，农业院校的大四学生对于劳动合同法律法规有一定的感性理解，如都认为应该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对于劳动合同的具体内容所知不多。例如，关于试用期，关于劳动合同的七项条款，关于就业协议与劳动合同的区别等等。通过对农业院校应届毕业生对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途径的调查知道，学校教育在对大四学生的劳动合同意识的影响方面所占比例最小。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农业院校应届毕业生的劳动合同意识有一定程度的感性提高，但是农业院校应届毕业生对劳动合同的理性认识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这也需要农业院校进一步加大其对大学生的劳动合同法律法规的教育。

三、农业院校应届毕业生劳动合同意识淡薄的原因

（一）传统观念的影响

我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的影响，从古代人们就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因此很多毕业生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宁愿选择忍气吞声。而许多用人单位也抓住了大学毕业生的这一心理，不断侵害大学毕业生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合同法是一个新发展的法，发展时间不长，因此还没有深入人心。这也导致了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劳动合同意识淡薄。

（二）用人单位的因素

随着我国高校的扩招，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毕业就等于失业”已经成为大学生的口头语，大学毕业生工作难已经成为全国普遍的问题，国家也正在积极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难问题。个别用人单位在招聘大学生的时候，利用大学生找工作难的现状以及大学生急于找到工作的心理，不签劳动合同或者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制定不利于大学生的格式合同或霸王条款，大学毕业生在无奈之际为了工作只能接受。这也使得大四学生从师兄师姐的找工作经验中感觉到学习劳动合同法律法规也没有用，所以懒得积极主动学习。

（三）学校因素

首先，农业院校的学生生源主要来自农村，在农村教师资源以及信息资源较贫乏，所以在以前的初高中接受的法律知识教育相对较少。其次，学校在大一、大二讲授法律知识，学生普遍存在着片面的看法，即法律与己无关，至于将来那是四年以后的事情[3]。同学们到了大四毕业的时候早就忘记以前所讲的知识，而且大部分教师重视的是理论知识的讲授，根本无法让学生形象地接受，学生也只是为了考试而学习。再次，学校的就业指导也不会主动讲授法律知识，在大学生的就业中起的作用不是太大，这也是应届毕业生劳动合同意识低的重要原因。通过调查发现，对于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有一定了解的大四学生中，50.4%的学生的关于劳动合同法律相关的知识来源于电视、网络等媒介，另外24.6%的学生的劳动合同意识来源于报纸、杂志等，14.6%的学生的劳动合同意识来源于家庭的影响，10.4%的学生的劳动合同意识来源于学校教育。

（四）学生自身因素

大学毕业生由于其心理尚不成熟，对社会容易产生消极的看法。对于劳动合同意识，很多面临毕业的大学生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而且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社会经验不足，认为企业不会为了这么点小事而故意设置陷阱。殊不知，很多违法组织伪装成合法企业的形式欺骗大学生，有的大学生刚迈入社会就进入了传销组织。

四、提高农业院校应届毕业生劳动合同意识的途径

提高农业院校应届毕业生的劳动合同意识，对于维护农业院校和社会的安全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学校方面

首先，农业院校应该加强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面对心理不太成熟的大学生，学校应该定期开设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辅导讲座，让大学生知道个别司法腐败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怀疑整个法治社会的建设，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不要选择私了、忍气吞声等方式，要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吉林农业大学对此就做得很好，学校设有专门的心理辅导机构和专业教师，每周固定时间来解决大学生的心理咨询或心理问题。

其次，农业院校应该专门针对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进行劳动合同法律法规教育。通过对大四学生进行此种教育，可以更好地引起大四学生的兴趣，而且记忆更加深刻。此阶段的教育形式可以多样化，例如，运用案例教学法，通过联系实际生活，使大四学生更深刻地意识到劳动合同的重要性，从而提高自身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最后，农业院校要充分发挥就业指导中心对大学生就业的指导作用。就业指导中心的教师要加强对劳动合同法律法规的学习，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帮助大学毕业生解决就业中的疑难问题。对于签订劳动合同中有疑问的地方，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帮助大学生认清正规企业和非法组织的区别，从而让大学毕业生找到满意、称心的工作。

（二）家庭方面

家庭教育对于大学生的思想观念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家长的一言一行都应该注意，要给自己的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当孩子遇到心理问题时，及时与孩子进行沟通，多听听孩子的意见。对于孩子在签订劳动合同中遇到的问题，通过多种渠道尽量对孩子进行指导，帮助孩子分辨劳动合同中的就业陷阱、用人单位的违约等，积极支持他们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社会方面

针对社会的个别司法腐败现象，要坚决地打击，树立良好的司法、执法形象，净化社会风气，让大学生树立对法律的信仰，增强大学毕业生的维权意识。对于违规招聘大学生的企业坚决予以查处，对于制定不合理条款的企业也要公正地运用法律给予处罚。严厉打击违规企业，为大学生的择业创造良好的、安全的社会氛围。

（四）学生自身方面

大学毕业生已经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其行为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对其作出的行为也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要提高大学生的劳动合同意识，最重要的就是大学生自身。大学生应该主动学习劳动合同法律法规知识，提高自身的劳动合同法律素质。在签订劳动合同时，遇见霸王条款应该主动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而真正提高大学毕业生的劳动合同意识，树立对法律的信仰。思想家卢梭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的，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真正的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精神。”[4]所以提高农业院校毕业生的劳动合同意识关键要看大学生自身对法律的信仰，对劳动合同法律法规的接受和认识。

提高农业院校应届毕业生的劳动合同意识是一项综合系统的工程，这需要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还需要大学毕业生自身的不断努力，最终树立对劳动合同乃至整个法律的信仰。

【参考文献】

[1]宫艳锋.大学生择业的法律意识及培养[J].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0).

[2]戴伶俐,章毓林.分析大学生就业法律盲点加强就业指导中法律意识的培养[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3).

[3]关新.大学生就业法律意识的缺失及培养[J].教育探索,2010(1).

[4]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70).

The Study for the Labor Contract Consciousness of Seniors Students 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ke JiL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For Example

家务劳动问卷分析篇10

一、 选择题

1.班主任是全面负责一个班（学生工作的教师）

2.班主任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

3.了解和研究学生基本的方法是（观察法）

4.班主任工作的中心环节是（组织和培养班集体）

5.班集体形成的重要标志是（形成了正确的集体舆论）

6.集体舆论是制（班集体在红占有时的为大多数任所赞同的言论和意见）

7.班主任要作好个别教育工作，所谓个别教育工作是指（。既包括优秀生的个别教育，也包括后进生的转化教育）

8.班主任工作总结一般分为（全面总结和专题总结）

9.全面了解和研究学生包括（学生个体和集体两个方面）

二、辨析题

1.班主任了解学生 的基本方法是问卷法。

错误。班主任了解学生的基本方法是观察法。这是因为班主任可以经常深入到学生学习、劳动、课余和课外生活中去观察和了解学生，在自然状态下获取真实材料。问卷法只是辅助手段。

2.集体舆论是班主任倡导的言论。

错误。集体舆论是在集体中占优势，为大多数任所赞同的言论和意见，是集体生活和集体成员意愿的反映，而不是班主任所倡导的言论。

三、简答题

1.班主任工作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1）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

2）教育学生努力学习，完成学习任务

3）指导学生课余生活，关心学生身体健康

4）组织学生采纳家劳动和其他社会劳动

5）指导本班班委会、共青团和少先队工作

6）作好家长工作，争取社会有关方面的配合

7）评定学生操行。

2.班主任工作的主要方法有哪些？

1）全面了解和研究学生

2）组织和培养班集体

3）作好个别教育工作

4）同家庭和社会教育密切配合，同意各方面的教育力量

5）作好班主任工作的计划和总结

3.班主任了解和研究学生有哪些主要方法？

1）观察法，这是了解学生的基本方法

2）问卷法，可分封闭性问卷和开放性问卷两种

3）谈话法

4）实验法

5）调查法

6）访问法

7）测量法

8）考核法

9）书面材料分析法

4.班主任如何作好后进生的教育转化工作？

1）正确对答后进生，关心热爱后进生

2）弄清情况，分析原因，了解症结，对症下药

3）培养学习兴趣

4）抓反复，反复抓

5.班主任如何组织和培养班集体？

1）确立班集体的奋斗目标

2）选择和培养班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