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务劳动研究十篇

家务劳动研究篇1

关键词：家务劳动；性别差异；分配不均

摘要：关于家务劳动概念的范畴、家务劳动是否存在价值以及是否应为其付酬，理论界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家务劳动在家庭内部的分配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和分配不公平现象，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文章综述了国内外有关家务劳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中图分类号：D669.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9)02－0073－06

从经济学角度对家务劳动的概念、价值、性别分工不均原因的研究，国外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出现了相关的学术文献。1974年Ann Oakley发表的The Sociology of Housework在社会学领域得到认可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家务劳动作出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更是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中国学术界关于家务劳动的专题研究较少，且大部分集中在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化的论证以及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研究之上。

一、家务劳动的概念

理论界关于家务劳动并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关于照看孩子是否属于家务劳动，家务劳动是否有价值，应该是有酬还是无酬劳动也存在着分歧。

(一)家务劳动的定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家庭中存在着自然劳动分工，其基础等同于具有不同生产方式的社会劳动分工。Yanagisako和Collier认为，家务劳动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家庭的还是公共的、生产还是再生产，是家务劳动清晰定义的基础。众多学者认同家务劳动是为了满足人的各种生理需要，基于女性生产、早期哺育的“自然的”、“家庭的”、有性别分工的活动。经验主义者则从实践角度对家务劳动作出了定义：家务劳动是一系列的任务，按每天的、每周的、偶尔的来划分，包括：每天的――准备三餐以及餐后的清洗；每周的――整理和清洁房子、洗衣服；偶尔的――日常用具的保养和修理、装饰和车辆保养。并将家务劳动分为“男性气质的”(如传统的整理院子、修理房屋以及车辆的保养)和“女性气质的”(如做饭、清洁、洗衣服以及购物)。但经验主义者的定义并没有包含情感工作和性工作。

到20世纪90年代，有很大一部分学者把照看小孩、情感投入纳入到家务劳动的范畴内。这一时期，家务劳动被广义地定义为：所有包含在家庭内部(有时在外部，而为了家庭)无报酬的劳动，如做饭、清洁、洗衣服、照看小孩、购物、开车等。家务劳动会随着人的生活轨迹变动而变动，第一个或两个孩子的出生会使家务劳动发生很大的改变，其不仅由夫妻完成，邻居、朋友、孩子都可以完成部分或全部。家务劳动既是体力劳动，又是脑力劳动，但脑力劳动部分是不容易被观察的。

中国学者关于家务劳动定义的研究比较少，并没有对家务劳动的性质作深层次的探讨，大部分学者认为家务劳动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完成生育职能、履行赡养职能的服务性活动的总和。朱梅、应若平对农村妇女“家务劳动”作出了广义界定：农妇“家务劳动”是指农妇从事的为家庭无偿付出的非货币化劳动，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家务杂事，还包括经营承包地的劳动中用于家庭自用的那部分劳动成果所对应的劳务。

(二)价值确认和计量

关于家务劳动是否存在价值、是否为有偿劳动的争论，在早期以日本为代表。19世纪60年代，矶野富士子在“妇女解放的混迷”中从提高妇女的社会、家庭地位，承认妻子独立人格的角度出发，指出“尽可能使主妇劳动不仅有用，而且亦生价值”。中川淳则认为“家事劳动之无偿性”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其不产生任何的价值”。相反，有地亨则主张从经济学以外的观点来评价家务劳动：“家务劳动为无价值的，乃是经济原论上的问题，不可因妻之家事劳动不生价值，即断言妻之家事劳动为无偿劳动，不能获得金钱的评价”。Beck－er则充分肯定了家务劳动的价值，认为“把家务劳动同样看作是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中象商品和服务那样的组成部分，现在是时候了。花在家务劳动上的大量时间表明，家庭生产在国家的生产总值中都占有可观的百分比。”

中国台湾学者林秀雄认为，家务劳动虽然“为商品交换社会之外之私的劳动，不具有商品交换社会之经济价值”，但从法学角度否定了家务劳动的无偿性，认为“应为家事劳动寻求一给予适当评价之途径。”其他学者如沙吉才、夏吟兰、刘茂松等充分的肯定了家务劳动的价值。沙吉才认为家务劳动“凝结了一定量的人类劳动，是人类抽象劳动的结晶，因而它也是有价值的。”同时，“作为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过程中的追加劳动构成社会总劳动的必要部分，家务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同样是社会总价值的一部分。”刘茂松教授则从经济学家角度更加深入地进行了分析，认为家务劳动具有边际价值、替代价值和家庭内部交换价值。

关于家务劳动的计量，由于其范畴的不确定性、量的模糊性，缺乏质的比较，在计量方面存在许多操作性的困难。在英美，20世纪后期就如何衡量家务劳动的生产价值提出过几种解决措施，包括将之与一位全日制的仆人的工资相等；列出一位家庭主妇的所有活动，然后在货币经济中找到与每一种活动最接近的专门的职业，进行二者的工资级别的比对；或者使家务劳动的价值与家庭主妇走出家庭从事一份全日制工作所挣的工资相等。但这些做法在理论上和实际操作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无法真实准确地计量家务劳动。

二、家务劳动分配

Cowan指出，在1800年前，男人和女人都要做大量的家务劳动。她写道“如果你是个生活在1800年前的家庭主妇，你要做饭，烘烤足够的食物，你的丈夫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例如劈柴、谷子脱壳、将谷物弄碎；同时，你的孩子还需要照顾”。事实上，直到19世纪中期，家庭内外的劳动没有区别，但工业革命使得许多重体力劳动转移出家庭，男人所做的家务劳动减少，在当时的主导意识形态下，男人主要从事家庭外面的工作，而妇女的活动空间是家庭。

在20世纪后半叶，妇女在家庭和劳动力市场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有所增加，从事家务劳动的数量和比例有所下降，但关于男性是否正在做越来越多的家务劳动(包括实际的任务和所花费的时间)，家务劳动的分配是否越来越公平，存在很大的争议。部分学者肯定了男性对家务劳动的贡献：在60年代，妇女做的家务劳动是男性的6到7倍多，现在做的家务劳动只是男性的2倍多，男性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家务劳动，尤其是在照看孩子方面。然而，Coverman和Shelley以及Cowan则认为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男性所做的家务劳动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变化的只是和妇女比较而言的男性的相对贡献。妇女比过去做的家务劳动少是因为现代化的家用设备(如洗衣机)和低出生率。男性并没有做到和妇女等同的家务劳动量，家务劳动只是在夫妻间进行了极小量的重新分配，大部分家务 劳动，照看小孩仍然主要由妇女来完成。Oakley指出，妇女每周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是77小时，几乎是男士每周工作40小时的2倍，只有少数丈夫会帮妻子做点家务，但这种帮忙常会被视作对妻子的疼爱，而非丈夫的责任。因此，妇女不得不在家庭和市场中做两份工作。

三、家务劳动分配不均的原因

家务劳动的分配公平就是家务劳动的分配没有性别差异。Gregson和Lowe认为家务劳动的充分分享(除性别中立的劳动外，3／5的有性别隔离的劳动被分享)预示着家务劳动的重新分配。技术发明使得妇女无需主要从事照看家庭的劳动，但妇女要想推掉家务劳动和照看孩子的“责任”，还要克服许多历史因素和文化因素。家务劳动分配不均现象普遍存在，就其原因有以下几种解释：

(一)相对资源的讨价还价能力

这一理论认为家务劳动是根据夫妻双方相对经济资源讨价还价的过程，经济资源相对较多的一方所承担的家务劳动较少。Blood和Wolfe用两种方法来解释已婚夫妇家务劳动的分配：资源依赖和资源议价。两种方式都表明男性家务劳动的参与是源于男性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资源依赖”假说认为妻子提供有价值资源的方式少之又少，虽然妻子提供的家务劳动也是有价值的，然而，能够提供更多可变现资源的一方才拥有家务劳动分配的决定权，而丈夫往往在经济资源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他们在决定家务劳动分配中也就具有强有力的权力。“资源议价”假说则认为、丈夫和妻子提供了不同的资源，丈夫和妻子的相对贡献是平衡的，目的是家庭利益最佳和家庭产出的高效率，而非控制或权力。但这仍然会在家庭内产生潜在的控制力和不同的交换价值。家务劳动是枯燥的，提供很少的满意感。那么，不做家务劳动的一方将会在议价时处于优势。

基于这一理论，拥有越多市场资源――教育程度、潜在收入、职业地位等在资源议价时就处于有利地位。经验主义者支持这一理论，研究人员发现，夫妻双方的收入差距越小，家务劳动分配越公平，妻子有高收入的丈夫会做更多的家务。职业地位也是可交换的资源之一，但学者们的发现却不统一：McAllister通过对澳大利亚家庭的研究，发现具有相对较高职业地位的男性所做的家务劳动较少；在美国，Deutsch发现具有较高职业地位的男性所作的家务劳动的比例更高；而另一些学者却发现职业地位对男性所做的家务劳动没有影响。关于受教育程度和家务劳动间的关系，大部分学者认为男性的受教育程度对其家务劳动时间具有正的影响。而关于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对其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却没有统一结论。部分学者也对受教育程度和家务劳动效率间的关系作出了研究，Gronau认为妇女受教育程度和家务劳动效率间呈正相关关系，但Graham和Green却得出妇女受教育程度和家务劳动效率间呈负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对家务劳动越不满意，进而家务劳动的效率也不高。

(二)时间的可用性

家务劳动是在做完所有重要任务才去做的事情，并且其分配要根据夫妻双方的空闲时间而定，由工作的“时间约束”，常用职业地位、每一方每周工作小时数、工作进程的灵活性，双方是否有不同的工作时间进度来衡量。关于妻子已就业的男性是否比妻子没有就业的男性做更多的家务，Goldscheider与Waite发现，对妻子就业本身而言，与男性家务劳动的参与没有联系，必须与他们相对工作时间的总量结合。妇女总的工作时间对男性家务劳动参与有正的影响，而男性的工作时间对其所作的“女性的家务劳动”(如做饭)有负的影响。若妻子和丈夫在不同的时间工作，男性会做更多的家务劳动，晚上工作的男性会做更多的家务，但对于女性来讲，却没有这样的特征。

(三)性别意识形态

此观点认为家务劳动是性别信仰的特定象征符号，性别意识形态对家务劳动分工决定会有一定作用：自由主义的性别角色态度会导致平等的家务劳动分工，有较少传统性别角色态度的丈夫会做更多的家务劳动，尤其是“女性特征的家务杂事”。虽然大多数相关文献认为男性对性别角色的态度和信仰对理解家务劳动的分工尤为重要，家务劳动分配不均也体现了性别不平等，但也有学者发现男性对家务劳动是否应在双职工家庭平分的态度与所做的家务劳动量没有联系，有时妇女的态度比男性更具有决定性。

(四)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

Fuwa和Cohen利用Chang对于妇女就业的社会政策的定义，通过在33个国家相关数据的分析，研究社会政策对家务劳动分工的影响，发现旨在缓减性别不平等和工作家庭冲突的社会政策对夫妻家务劳动平等分配有积极的影响。在不考虑妇女个体特征的情况下，消除性别差别的政策和双亲社会抚养政策，会使家务劳动的分配更公平。传统的研究并没有涉及到社会环境尤其是国家相关政策对家务劳动决定的影响。

四、其他相关研究

(一)家务劳动和工资的关系

关于家务劳动和妇女低工资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哪个是因哪个是果，理论界存在着很大的争议。Becker的精力分配理论认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精力又和工作产出进而和工资联系在一起，在家务劳动上花的功夫多，在工作上的努力就会少，进而工资也会低，甚至造成职业上的性别隔离。Bielby对Becker的理论提出了质疑，他在Quality of Employ-ment Surveys(QES)中发现，妇女自己报告花在工作上的精力要多于类似家庭状况的男性。他提出了另一个解释原理：妇女个体期望在家务劳动上花更多的时间，尤其是在每周工作日想获得时间安排灵活的工作，而这种工作时间的灵活安置对雇主来讲就是一种成本，低工资就是对这种成本的补偿。

Hersch and Stratton通过研究说明家务劳动对妇女的工作效率有影响，家务劳动时间和妇女的工资收入呈负相关关系，而与丈夫的收入没有明显的关系。但部分学者认为，妇女做更多的家务并不是妇女低工资的原因，反而，妇女比男性做更多的家务劳动是因为家庭约束和低市场工资。

(二)家务劳动和公平感、婚姻满意度

Robinson和Godbey指出，最不受欢迎的家务劳动是洗熨，接着是每天必做的洗碗、买菜。做饭、洗碗、洗熨、清洁，这些工作是重复的、无聊的、不需要计划的，90％是由妇女完成的，男人更喜欢做一些户外的家务，汽车维修、账户管理。家务劳动的性别隔离使得丈夫认为大多数家务劳动是“妇女的工作”。有研究表明，妻子对家务分工是否公平较丈夫更敏感，男性承担家务劳动特别是承担在传统意义上被认为“女性的劳动”越多，夫妻双方的家务贡献越平衡，女性对家务劳动的公平感就越强。

事实上，夫妻间的家务劳动分配并不用50％作为“公平点”，家务劳动分配的不公平感与事实上的 不均关系很小，而是源于现实中做的家务比预期多。尽管妻子和丈夫对于“公平”的看法有所不同，家务劳动分工主要通过公平感来影响婚姻满意度，男性是否参与日常家务劳动已成为婚姻满意的主要预警器。但Coltrane却认为，不公平感多数来自婚姻的其它冲突，家务劳动分工只是催化剂。

性别意识在很多方面也会影响着劳动分工公平感和婚姻满意度。当丈夫的平等意识更强时，婚姻的不满意较少，但是当妻子比丈夫更具平等主义时，婚姻冲突通常更多。妻子对家务劳动分工的满意度在没有生育前和子女离家后的阶段最高，在养育孩子阶段最低。而丈夫对家务劳动分工的公平感与满意度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并无多少变化。

(三)家务劳动社会化

恩格斯主张“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事业中”，夫妻通常接受有偿劳动的帮助或从他人(往往是父母)那里得到的无偿帮助。Cohen在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中发现美国6％的家务劳动是花钱的有偿服务，而德国不来梅的相关调查显示有1／8的家庭会使用有偿家务劳动；荷兰的一项研究发现何兰有12％的家庭支付有偿的家务劳动。

中国也有部分学者提倡家政业的发展，认为应积极实现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柴效武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清晰地分析对比了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和现代化：家务劳动社会化是用大工业生产和大社会服务的方式，使家务劳动逐渐脱离开家庭，成为社会性劳动；家务劳动现代化则是用现代化处理方式实现家务劳动的机械电器化操作。并从经济学的角度，引用前苏联经济学副博士威廉・阿扎尔《家庭和空闲时间》中的数据，说明前者是“大而专”后者是“小而全”，认为前者要大大优越于后者，提倡在家务劳动现代化的同时更需要大力发展社会化。李秋芳则认为要促进家务劳动社会化，须努力发展三个市场：家庭事务劳动力市场、家务劳动设备市场、家务劳动加工市场。

五、简短评述

Beeker认为，家庭实际上是个小型工厂，即使在能够提供各种重要服务的、生产许多昂贵商品的最发达国家里，情况也是如此：抚养儿童、烧茶煮饭、收拾住所，还得照顾病员、护理老人并承担各项辅助任务。因此，日常琐事(洗衣、做饭、清洁等)、照看孩子、老人、病人属于家务劳动都得到的大部分学者的认可，但情感投入是否属于家务劳动还存在很大的争议，笔者认为情感投入并不可以划入家务劳动的范畴内，在一个家庭中，有情感投入的不仅是妻子，丈夫、孩子、老人甚至投入更多，并且这种投入是人类特有的也是人类的本能，情感的投入不会因相对资源多寡、国家政策、社会观念等的不同而进行不同的投入，情感的投入是内在的、不外露的、不易观察的，是维护一个家庭的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并不能将其等同于洗衣做饭，划入家务劳动的范畴。

从技术角度讲，家务劳动的计量存在很大的困难，家务劳动并没有统一的范畴、也没有规范的程序和质量标准，并且因个体家庭状况的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异。实际上，为妻子家务劳动付酬只是停留在理论的争辩中，而要在现实中真正实现为妻子的家务劳动的付酬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不仅因为计量的困难，更是因为观念转变需要漫长的时间。由于科技的发展和家政业的繁荣，使得家务劳动部分的实现了现代化和社会化，夫妻的家务劳动量有了明显的减少，同时也为家务劳动的计量带来统计上的便利。但理论界有关家务劳动的现代化和社会化的研究太少，大多数文献在关注家政业的发展和从事家政业人员的工作状态，很少有人关注雇主(家庭)的状态，家庭使用有偿家务劳动的状况并不明朗，有偿家务劳动对夫妻双方家务劳动状态的影响也并不清晰。因此，家务劳动现代化和社会化对夫妻双方家务劳动状况的影响状况成为以后相关研究的一个方向。

由于生理原因和传统文化等原因，家务劳动存在明显的性别隔离，对家务劳动相关因素的研究也是在社会环境中而非人为控制的实验环境中进行的，因此很难剔除掉某一影响因素而研究另一因素，所以，以往对家务劳动分配不均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的文献，其结论是模糊的，甚至存在争议的。那么，系统地、整体地对家务劳动分配不均的影响因素作出研究也就成为今后研究的又一个方向。

家务劳动研究篇2

摘 要：本文在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在对返乡农村劳动力能力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基础上，结合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的影响问题。研究发现：外出务工经历会影响返乡农村劳动力的政治参与行为。具体来看，曾就职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返乡劳动力政治参与意愿较非国家单位的高，雇主较雇员的高，但外出时间越长，返乡劳动力脱离农村事务越久，其政治参与意愿越低。

关键词：外出务工经历；返乡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我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主要问题，没有农民的政治参与就没有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农民政治参与的深化和广化事关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深化，农村劳动力的政治参与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研究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对我国民主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农村政治参与问题的研究，国内学者们多从村民政治参与方式和渠道、政治民主、参政环境等宏观层面开展相关研究工作，总体来说比较侧重于研究如何提升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水平，较少有学者从微观层面深入研究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因素（贾希富，2013）。回顾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影响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意愿和行为的因素大致包括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制度、村民的个体特征等。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加以回顾和总结，不难发现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以及我国民主化、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农村劳动力作为我国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其政治参与态度和行为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影响其政治参与意愿和行为的因素，既包括性别、政治面貌、文化程度等自身因素，也涉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参与制度等外部因素。

城镇化、非农化的不断推进促使农民外出务工普遍化，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劳动力已经成为农村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外出务工是当前农民接触新兴文化（包括政治民主化）的主要途径，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思想成熟并了解更多有关政治运作的事项，为农村劳动力的政治参与行为提供了心理、认知准备。傅熠华（2014）通过对全国272个村庄的调查，实证分析指出外出频率较高的农民参加村庄民主会议的积极性更高，经常外出的农民比外出较多的农户参会比例高5.1%，罗竖元（2013）也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次数越多，越具有较多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相关行为。因此，本课题试图系统全面地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历的角度研究农户政治参与的行为，建立外出务工经历改变人力资本存量、社会资本存量和社会思想观念，从而影响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的机制和框架，更加深入透彻地论证特定背景下农户政治参与的异质性。本文的研究是对现有关于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行为研究成果的补充和完善，对于加快我国农村政治参与度和我国民主化进程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外出务工经历影响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的理论路径

外出务工经历影响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方面，外出务工经历通过可空间转移的资源变化对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的改变。劳动力在迁移的过程中实现“干中学”或“用中学”的人力资本积累，获得了技术和知识，也增加了某些方面的工作经验，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和非农产业的就业能力（石智雷、杨云彦，2009），能够为村民自身和村庄带来经济资本积累，为村庄公共事务和选举的推广奠定经济基础。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城乡间迁移以谋求更好的发展，带来农村劳动力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知识技能的变化。一般来说，城市化推进所吸纳的农村劳动力主要是农村的优质人力资源，外出务工过程中又带来各类资本的再积累，包括知识结构的更新、新技术的获得以及思想观念的变化等。劳动力回流后，不仅为回流者自身的经济发展准备了原始资本积累，还为长期缺乏经济资本的注入了新的消费力量和多样的经济活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而地区整体经济水平的发展会使得村民更关心集体事物，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和选举（胡荣，2005）。另一方面，外出务工是农村劳动力接触新兴思想、培养自身参与意识和民主意识的重要途径，有利于村民冲破单纯依靠亲缘、血缘维系村庄关系和管理村内事务的思维束缚，了解民主程序和参与制度，为农村劳动力参与政治生活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而拥有良好政治认知的劳动力往往有更积极的政治参与态度（何包钢、郎友兴，2002）。另外，外出务工使农村劳动力突破了传统地域社会的局限，建立起了全新的社会关系，为农村劳动力建立异质性社会资本创造了条件，再构的社会网络一般以业缘、趣缘、友缘等弱关系为主，这种与同乡以外的人往为返乡劳动力提供了与外界联系的桥梁和渠道，也是链接城乡信息流、物质流的社会纽带，且这类信息、思想有较强烈的扩散效应，能够很快、很广的向亲戚、朋友、邻居传递，有利于将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的传播。这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能力的积累为返乡劳动力投身政治生活创造了信息基础和有利条件。据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H：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的政治参与影响显著

三、数据来源及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和描述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主持实施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0年（CGSS2010）的相关数据。本次调查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设计，对全国100个县（区），480个居（村）民委员会、约12000户家庭中的个人进行了调查。根据研究目的，扣除城镇暂时性迁移农村人口，只保留农村常住居住样本，扣除丧失劳动能力和已退休人员，以便将研究对象集中于劳动力这一群体，根据问卷问题“您目前的状态属于―”进行数据筛选，将回答“曾经外出务工，目前长期在家乡”和“从未外出务工，目前长期在家乡”的农村劳动力分为两个群体：“外出过的农民”和“从未外出过的农民”，其中“外出过的农民”指在县城或以外至少打工或经商六个月的农民，有930个样本，“从未外出过的农民”是指虽然他们中有家庭成员外出过或正在外面，但是他们本人没有外出过，有1989个样本。本文的研究数据为“外出过的农民”样本。

样本中男性占62.4%，汉族占86.6%，有耕地的占87.8%，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群众分别占7.1%、2.0%和90.9%，曾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上班的返乡农村劳动力分别占1.3%、6.1%。不同类型返乡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现状见表1，可以看出，返乡农村劳动力中，男性、党员、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调查对象，其政治参与意愿较高。

（二）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以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为因变量，构建模型估计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计量模型为：

will=αMi+βFi+χPi+εi

其中，will表示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意愿，在问卷调查中问题设置为：“近三年，您是否在居（村）委会的换届选举中投过票”，将选择“投过票”赋值为1，“没有投过票”赋值为0.M为核心变量――外出务工经历变量组，本研究选取一组能够较全面反映外出务工影响劳动力各类资本积累的变量，具体包括：就业流动时间累计、外出务工就业的企业类型、外出务工的就业类型。F和P为引入的两组控制变量，分别为家庭禀赋和个人素质，后者包含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因素，家庭条件变量除考虑家庭劳动力总数、耕地数量和质量外，还考虑到家庭也是一个小的社会网络，家庭成员的政治参与态度会相互影响，以父亲的政治身份为代表。各自变量的具体含义和赋值情况如下：

1.外出务工经历量。具体包括三个变量：就业流动时间累计、外出务工就业的企业类型、外出务工的就业类型。其中就业流动时间累计是指返乡农民工第一份非农职业到返乡前最后一份非农职业的就职时间累计；外出务工就业的企业类型以非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为参照，来自于问卷“您最近那份非农工作的单位或公司的单位类型是？”将回答“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赋值为“1”，非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或其他回答赋值为“0”；外出务工的就业身份以非雇主为参照组，来自于调查对象对最近那份非农工作的状态描述，将雇有雇员的个体工商户或老板赋值为“1”，将家庭帮工、雇员等其他情况赋值为“0”。

2.控制变量。基于已有文献，考虑到个体特征和家庭条件对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选取农村劳动个体特征和家庭条件作为控制变量。个体特征选取的变量包括教育程度、性别、本人政治面貌。其中教育程度按中国现行学制进行量化，将本科、大专、高中及中专、初中、小学和小学以下学历依次赋值为“16”、“15”、“12”、“9”、“6”、“0”；性别以女性为参照，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将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赋值为“1”，群众等非党员赋值为“0”。家庭条件包括家庭劳动力总人数、家庭经济状况、耕地拥有情况、父亲政治面貌。其中，家庭劳动力人数直接来源于调查问卷；家庭经济状况来自于被调查的主观判断：“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当地属于那一档？”，将远低于平均水平，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水平、高于平均水平、远高于平均水平分别赋值为“1”、“2”、“3”、“4”、“5”；耕地拥有情况分为是否在农村有耕地，有赋值为“1”，没有赋值为“0”。

四、计量结果与分析

表2给出了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意愿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外就业流动累计时间、非农就业单位类型、非农就业身份都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证明了本文假设：外出务工经历会影响返乡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行为。具体来看，就业流动累计时间越长，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意愿越低，可能原因在于在城工作、生活的时间越长，与农村社会生活脱节的时间越长，越无法参与到农村政治事务中来；相较于在非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曾就职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返乡劳动力政治参与意愿更高，这可能是因就职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返乡劳动力有更多的途径直接接触政治思想，了解政治参与程序，为其返乡劳动力政治参与提供思想前提；相较于雇员，在城非农工作的就职身份为雇员的劳动力政治参与意愿更高，原因可能是就业身份为雇主的个体户、老板等群体有更多可控的自由时间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

控制变量方面，返乡农村劳动力中，相比女性和群众，男性和党员的政治参与意愿高，但与有关研究结论相悖，教育年限越高，政治参与意愿越低。家庭条件中，耕地状况对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的影响不显著，如本文数据描述分析部分所讨论的，超过8成的返乡农村劳动力有耕地，因此有无耕地对农户生活的影响差异不大，同样对返乡农村劳动力的政治参与影响不大。家庭经济条件与已有文献结论一致，家庭条件越好，农村劳动力越愿意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而家庭劳动力总数却表现出反方向的影响，可能在于家庭劳动力人数越多，越不需要通过参与政治来获得收益，因此参与意愿较低。

五、结论与启示

外出务工经历会影响返乡农村劳动力的政治参与行为，具体来看，曾就职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返乡劳动力政治参与意愿较非国家单位的高，雇主较雇员的高，但外出时间越长，返乡劳动力脱离农村事务越久，其政治参与意愿越低。而控制变量中，与已有研究结论类似，家庭经济条件越好的男性、党员较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女性、群众的政治参与意愿差。因此，要加强农村劳动力的民主意识，不仅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性质的企业单位，其他各类企业也应该加强对农民工的思想政治宣传，鼓励农民工入党，并加强女性农民工的政治思想建设。同时，应该加强返乡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的带头示范作用，积极农村的政治文化建设。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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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务劳动研究篇3

关键词：家庭分工；劳动力数量；可替代收入渠道；务工；务农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3-0090-07

从理论逻辑上看，农村居民选择在家乡务农，还是选择进城务工，对于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农村居民务农是保证农业持续发展，特别是粮食生产稳定的基础性条件；另一方面，农村居民进城务工是工业化生产劳动力需求的主要来源，也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决定性因素。从社会现实角度看，近年来，中国国内的农民流动又出现了一个近似悖论的现象，那就是，“农民种地不赚钱已经成为一种相对性的社会事实”，但东南沿海工业城市却出现“民工荒”，大量农民工选择返乡务农，出现了农民工“回流”现象。这些都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样的现象？或者说，是什么因素影响农村居民在务农与务工之间作出选择？

一、文献回顾

已有的研究对农村居民务农务工选择的探讨，就宏观层面而言，主要是照搬或沿袭西方学者的研究路径，来讨论和考察影响城乡人口流动的因素。简单地，可以把这些讨论大体上分为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主要强调城乡收入差异对于农村居民城乡流动的决定性作用。如托达罗认为有两点对于农村居民迁移到城市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城市真实收入差距，二是获得城镇工作的概率。这二者相结合可以理解为农村居民迁入城市的预期收入，如果长期预期收入低于农业生产的收入，农民就不会迁入城市，做定居计划，即使是进城务工的农民也不得不像钟摆一样，选择“往返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第二种观点，主要强调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数量多寡对于农村人口城乡流动的影响，认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是农民进城务工的前提。围绕现在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数量有多少，或者说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的问题，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以蔡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已经不多，刘易斯转折点已经来临。

这些宏观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就近期形势，特别是国内工业化发展水平来看，要想让农村居民迅速市民化还存在诸多的困难，尤其是存在工业化水平相对较低、城镇就业岗位相对不足和劳动力市场分割所造成的务工收入不足问题。所以，避开乡一城移民的视角，直接从微观层面研究现阶段中国农村居民的务农务工选择也许更具有现实重要性。令人可喜的是，国内学者已经开始着手这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虽然采用了不同的理论视角，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但得出了一个相近的研究结论，即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差距是决定农村居民选择务农还是务工的关键原因。

综合来看，已有研究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已有的文献研究均未能意识到城乡收入差异仅仅是影响农村居民选择务工还是务农的一个方面，而且，城乡收入差异并不能很好的解释近年来的农民工“回流”现象。第二，已有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个体决策的视角来分析农村居民的务农与务工选择问题，而未能认识到家庭分工对农村居民外出务工的制约；同时，这些研究对农村劳动力剩余数量估算，无论是采用何种理论依据，使用何种估算法，都是对农村总体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算，而未能从家庭分工的视角，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估算。但在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家家有田种，家庭作为一个经济、政治和精神共同体，劳动力的分配必须满足每个家庭分工的需要，所以农村劳动力剩余的计算必须以家庭为单位，即考察家庭劳动力数量的影响。第三，已有的定量研究均采用地方性的，比如某个省市的数据作为数据分析的基础，缺乏利用全国性的大型调查数据作为支持，存在样本代表性不足的问题。

综合已有相关研究的成果和不足，我们需要用一个比城乡收入差异更为宏大的概念来理解农村居民务工与务农的选择，这个概念就是“可替代收入渠道”。本文中，笔者把可替代收入渠道定义为：除了从事农业生产以外，特别是在城市中可能取得的，可以替代农业生产的，为农民提供稳定经济收益和养老、医疗保障的收入渠道。本文将利用全国性的调查数据，采纳家庭分工的视角，主要考察农村“家庭劳动力剩余”和“可替代收入渠道”对于我国农村居民务农务工选择的影响。此外，基于移民健康效应理论，笔者还将考察“移民健康效应”在农村居民务农务工选择中的影响。

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由于每个农村家庭农业生产劳动力需求标准的不确定性，我们不去评估和考察每个家庭在满足农业生产之外的剩余劳动力数量，而是通过考察每个家庭劳动力数量与农村居民务工务农选择之间的关联，来间接考察家庭剩余劳动力数量与农村居民务农与务工选择之间的关联。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1.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所主持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0年（CGSS 2010）数据。去除“非农业户口”、“蓝印户口”、“居民户口”、“城镇户口”个案，有“农业户口”个案6040个；同时，凡回答“不知道”、“不适用”、“不回答”和“其他应答而未回答的情况”删除，再删除每一变量中的缺失数据值，最终剩余有效个案2044个。基于CGSS 2010采用的是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方法，分层是外生的，不同省份的居民进入样本的概率是不同的，为此，在本文中我们依据“地区”对数据进行加权处理，处理后的最终有效个案为4763个。

2.变量统计描述

（1）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为“务农与务工选择”。这是一个比城乡人口迁移更为宽泛的概念，它不仅包含那些流动人口，也包含那些固守在农村进行农业生产的居民群体。在CGSS 2010年的调查问卷中有这样一道题目：“您工作经历及状况是？”问卷答案选项情况如表1。

在表1中，我们看到有过或正在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村居民不到1/3，一直在农村务农的居民占绝大多数，这就提醒我们，仅仅分析农民工的务农务工选择，或者说回流现象，不利于我们从整体上认识中国农村居民城市化迁移的困境。

（2）自变量。本研究的自变量主要有两个。一是“可替代收入渠道”。在问卷中有这样一道问题：“您务农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选项赋值情况如下：1=目前务农收入还比较理想；2=务工收入和务农收入差不多；3=没有其他收入渠道，只能务农；4=有其他收入，务农不是主要收入。绝大部分人选择了“没有其他收入渠道，只能务农”，即“可替代收入渠道缺乏”是农村居民选择务农的最重要原因。二是“家庭劳动力数量”。在问卷中：“请您谈谈您家目前的劳动力情况（在这里，家指的是与被访者在同一个户口本上的所有人）”，其中，第一个小问题是：“16～65岁有劳动能力的人有多少人”。这个问题主要用来测量每个农村家庭现有劳动力的数量。基于家庭分工对劳动力供给的制约，“当留守劳动力较多时，家庭劳动可以更多地由其他成员来承担，非市场型劳动对收入的替代作用就会比较强，劳动供给意愿也比较强；相反，如果留守劳动力少，家庭劳动无人承担，劳动供给意愿就会比较弱”。所以，每个家庭现有劳动力数量应该是决定农村居民务农务工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

（3）控制变量。主要是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婚姻状况、身体健康状况等人口特征变量。其中“年龄”和“健康状况”的重要性有必要予以特别强调。就年龄来看，劳动经济学理论认为年龄是劳动力迁移的重要因素，20～24岁是劳动力流动的高峰，劳动者年龄越大，流动性越低。这主要是基于三点：一是把劳动力迁移、进城务工看做是一项人力资本投资，认为年龄越小，其工作时间越长，收益时间也就越长，在这项人力资本投资中所获得收益现值越大。二是迁移的心理成本理论，认为迁移会丧失原有的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年龄越大的人，社会互动的需要越大，这样，与迁移相关的心理成本越大。三是，笔者认为，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年轻人生活在改革开放以后，对自己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着比父辈更高的期望，他们向往城市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其向城市迁移和进城务工的愿望也就更强烈。就身体健康状况而言，已有的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存在移民健康效应，即新迁移人口的平均身体健康状况要好于迁入地人口的身体健康状况，“身体更健康（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个人更倾向于自我寻求迁移”。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而言，他们背井离乡、缺乏家人邻里的社会网络支持，而且与在家乡务农相比，在城市务工工作强度往往比较高，所以，一个合理的逻辑推理是身体健康是农村居民选择进城务工的基础性条件之一。此外，基于照顾依赖性人口的需要和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社会事实，我们也把“未成年子女数量”、“老人数量”和“地区”作为必要的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具体情况见表2。

三、实证模型与分析结果

1.实证模型

笔者以可替代收入渠道和家庭劳动力数量两个因素作为分析框架，建立模型。由于因变量属于多分类无序变量，且变量赋值分为三类，所以宜采用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来分析。模型一般形式如下：

其中，P1、P2、P3分别为“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目前务农，曾经有过非农工作”、“目前务农，没有过非农工作”的概率；模型中以第1类“目前从事非农工作”为基准，P1+P2+P3=1。Xi分别为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婚姻状况、身体健康状况等个体特征变量，以及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老人数量和（东、中、西）地区等控制变量；Xj为“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可替代收入渠道”两个自变量；β1t、β2j、θ1j和θ2j为系数；αi为截距，i=1，2。

2.统计检验与结果分析

如表3所示，模型AI中，就“目前务农，曾经有过非农工作”与“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群体相比较而言，年龄越大的农村居民，越可能选择回乡务农；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务工；女性选择务农的比例更高；未成年子女数量越多，选择外出务工的可能性越高。婚姻状况和健康状况则对务农与务工选择没有显著性的影响。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越多，农村居民越容易选择务工；但家庭老年人数量对于农村居民的选择却没有显著性的影响。就东、西部地区的比较来看，确如理论所推测的那样，西部农村居民务农的可能性更高；但就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比较来看，中部地区的农村居民务农的倾向性却更高，显著性水平小于0.05；这可能是源于中部地区的自然条件更适合农业生产，农业收入较西部地区更高的原因造成的。“可替代收入渠道”和“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农村居民务农选择都存在显著性的影响。具体来看，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农村居民选择务工的可能性越大；与“务农并非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相比，认为“务农收入比务工收入有优势”和“没有其他收入渠道，只能务农”家庭的农村居民更容易选择回乡务农。

模型AII中，就“目前务农，没有过非农工作”与“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相比较，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家庭年收入、未成年子女数量、地区等控制变量的影响与模型AI的影响是一致的，只存在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水平的差异。但婚姻状况的影响有些不同，“离婚或丧偶”的农村居民更可能选择务工。就自变量来看，“可替代收入渠道”和“家庭劳动力数量”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水平都是与模型AI比较接近的，也只是存在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水平的微小差异。

综合模型AI和AII，我们不难看出，“可替代收入渠道假设”和“家庭劳动力剩余假设”都得到了证实。可替代收入渠道缺乏和基于家庭分工制约的农村家庭劳动力相对不足才是中国农村居民选择务农和留在农村的关键影响因素。一方面，对于曾经有过进城务工经验的群体而言，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少，他们选择“务农”的倾向越高，这说明农民工选择“回流”务农很大程度上源于家庭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同时，与“务农并非主要收入来源”群体相比较，认为“务农收入比务工收入有优势”的群体也更可能选择务农，这意味着城乡收入差异也是影响农村居民务农务工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模型AII中“收入渠道”的两个系数值和“家庭劳动力数量”的系数均比模型AI更大，其统计结果显著性水平更高，显著性水平均为0.000。再综合前面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有77.2%的应答者选择“没有其他收入渠道，只能务农”，这充分说明“可替代收入渠道”的缺乏是农村居民选择务农，或者说不能进城务工的最关键影响因素。

同时，只有在“目前务农，没有过非农工作经历”与“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的比较中，个体健康状况才有影响，不健康的农村居民倾向于务农，健康的农村居民倾向于务工。个体健康状况对于中国农村居民选择在农村务农，还是进城务工的影响并不是很明确，这可能是由于统计数据误差或者其他不明原因造成的，移民健康效应的存在也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

就控制变量来看，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值对于当前我国农村居民务农务工选择有着显著性的影响。就年龄而言，年青一代处于个体生命历程的早期阶段，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有着更高的期望，他们期望自己未来能过上城市居民的更优质生活，所以更可能选择进城务工；张同升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就性别而言，女性比男性选择务农的比例更高，笔者认为这可能与“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传统有莫大关系。就教育程度而言，教育程度高的农村居民，其在城市务工谋生的成本相对更低，在城市获得工作的机会也更多。这与劳动经济学理论的认识是一致的，对于同龄群体中哪些人更容易迁移，更可能进城务工，教育是一个最好的指标。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具有较高的迁移率，即进城务工的可能性更高。但婚姻状况对于农村居民选择在家务农，还是进城务工并没有显著性的影响，这与已有的研究有些出入。有学者研究认为“已婚农民外出打工成本非常高，已婚农民退出或不参与城市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和民工荒并存的主要原因”，但这在本文中并没有得到证实。此外，令人奇怪的是，老人数量对于农村居民务农与务工选择没有显著性的影响；未成年子女数量虽然有显著性的影响，但统计研究发现未成年子女数量越多，农村居民选择外出务工的倾向也越高，这与照料未成年人和老人的需要会制约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理论推测截然相反。这些不一致，可能是由于样本数据的差异造成的，也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这都需要以后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家务劳动研究篇4

关键词：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研究综述；评价

中图分类号：F249.21 文献标识码：B

20世纪70年代以来，高失业率和持续增长的失业成为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污点。世界经合组织国家（OECD）平均失业率从1973年的3%上升到1993年的8%这样的最高点。OECD国家开始认识到总需求政策并不能解决问题，开始通过那些旨在减少劳动力市场不完全，防止弱势群体（青年、残疾者、非技能、长期失业者等等）状况恶化的政策来减少失业，这些政策即为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旨在提高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匹配效率，运用劳动力的需求及供给及其就业服务等政策工具，实现劳动力的便利流动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调整，从而实现劳动力参与率、社会就业及收入的提升，反对社会排斥和社会疏离，实现社会凝聚的政策措施。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国外学者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兴趣在逐渐增加。20世纪90年代许多政策规划开始指向提高劳动力市场绩效，主要标志即1994年发动的世界经合组织工作战略（OECD Jobs Strategy），以及1997年紧跟阿姆斯特丹高峰会议（Amsterdam summit）之后发起的欧盟就业指南（EU Employment Guidelines）。这些政策及规划给予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以重要的地位。

一、国外学者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界定，必要性及政策效应的评价。

（一）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界定

1.OECD的定义。OCD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最初是作为人力政策为目的而提出的，1964 年OECD提出的“积极的人力政策”，即是通过提高劳动力参与率，增强国家间、地区间以及行业间的劳动力流动等方式，达到增加就业人数的目的。 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受经济不景气等的影响，欧洲的就业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劳动力普遍短缺现象逐渐被严重的失业现象所取代，一些经济学家试图将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当作解决高失业问题的政策工具，1973年后开始使用那些旨在为促进就业增长和再就业的政策，后来被“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这一术语所涵盖（OECD，1993）。

OECD界定了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并给予精确的内涵，即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是指旨在帮助失业者重新返回就业岗位或者帮助他们获得更高收入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举措，这些举措包括通过工作创造计划、工作津贴等调动劳动供给；运用诸如再培训这样的措施开发与就业相关的技能；运用就业服务、工作匹配和咨询促进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在这样的框架下，更为普遍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包括：（1）直接的工作创造（公共工程计划/公共服务就业）；（2）公共就业服务/工作寻找帮助；（3）对成年失业者和那些面临失业风险的人的培训/再培训；（4）资助失业者群体开办小公司（微型企业开发）；（5）对那些雇佣失业个体的厂商提供工资/就业津贴。

2.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国际劳工组织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认识和界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如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of 1948）坚持“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1964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就业政策公约（Employment Policy Convention）在第一条中预见：“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提高生活水平，满足对人力的需求，并解决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的问题，各会员国作为一项主要目标，应宣布并实行一项积极的政策，其目的在于促进充分的、自由选择的生产性就业”。

费城宣言（1994）确认国际劳工组织在世界各国中促进获得充分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的纲领的庄严义务，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章程序言中规定防止失业和提供足够维持生活的工资，它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做出的定义是：“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是政府为追求公平和/或效率，有目的的、选择性的干预。政府可以采取间接或直接的措施为那些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人提供工作或提升他们的就业能力”。尽管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最初仅被看作是旨在促进充分的、自由选择的生产性就业的政策领域的政策之一，但从近来对激活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发展看，逐渐成为体面工作的一个重要元素。比如1999年提出的国际劳工组织的体面工作议程中，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作为体面工作的一部分。在2003年3月由国际劳工组织就业和社会政策委员会提出全球就业议程（Global Employment Agenda， GEA）中，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被作为十个核心要素之一。

（二）对OECD国家政策的研究与评价

对OECD国家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评价并不是系统地进行，因为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目的和使用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和制度环境。国外学者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作用及政策效果进行的评价及比较，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必要性论证。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失业率的不断攀升，OECD国家政府意识到总需求政策应对失业问题的不足，应该采取新的政策遏制失业，研究者们开始探讨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选择。

如R Jackman，C Pissarides and S Savouri（1990）描述了14个主要OECD国家实施的就业服务、培训、直接创造工作岗位和就业津贴等积极劳动力市场项目，并基于失业和职位空缺关系的贝弗里奇曲线分析框架，列举了1968-1988年欧洲各国的失业率数据，分析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其他制度性因素所起的作用，发现在岗位空缺不变时，失业救济加剧了失业；相对于救济持续时间而言，救济水平对失业的影响是很小的，其中实施失业救济政策期限为6-12个月的国家的空缺-失业情况要好于无限期救济的国家，这个结果反映了消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对于失业问题的解决并不能起较好的作用。

Schmid（1995）详细描述了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和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分析并提出了制定优选政策的3个总指导方针——有限制的、必要的多样化，制度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以及制度的灵活调整。Jrgen Elmeskov、John P.Martin & Stefano Scarpetta（1998）调查、记录并讨论了OECD国家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及各项政策，指出大多数国家已经设法采用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减少结构性失业，在一些国家比如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瑞典等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Saint-Paul（1993）认为与一些相对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国家（如新西兰、瑞士、英国和美国）相比，在瑞典、丹麦等国家的公共就业服务部门对失业者的激励作用更强，而且内容广泛的积极劳动力市场项目可以将更多的失业者纳入到工作中来。由此可见，OECD国家成功减少失业的一个共同特征即为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项目的广泛性。

2.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总体效应。

（1）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积极效应。Fay（1996）在1993年就业展望（The 1993 Employment Outlook）中综述了对OECD国家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进行的评价，认为随时间的推移，无论是在国家间还是一国内，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在目标和影响方面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对一些具体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项目而言，某些政策项目确实能帮助大部分失业者重返就业岗位 ，政府应采用更多更好的评估手段来找出那些真正起作用的政策，以及政策在实际上更能帮助哪些群体的失业者实现就业。

L Bellmann& R Jackman （1996）运用20世纪90年代7个工业化国家面板数据的分析显示，在控制制度、地区特点和经济现状等因素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能提升商业部门的就业率。Kraft（1998）的研究是一项关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有效性的实证研究，通过比较澳大利亚、德国、英国、瑞典以及美国的数据，旨在了解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比如工资津贴或培训课程支出）是否会增加就业，或是仅仅导致在总就业量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的替代效应。该实证研究发现消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对就业产生了消极效应，而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则对就业产生了积极效应。

Martin & Grubb （2001）陈述了OECD国家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计划实施所带来的成果，并着重阐述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对抵抗长期高失业率和低收入贫困问题做出的贡献。总体看，许多国家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能够提升就业率，并给工作搜寻者带来希望，提高了社会福利水平。

Belot and Van Ours（2004）研究了成功地降低失业率的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实施了一套综合的体制改革。作者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分析失业与劳动力市场政策之间的关系，例如失业与劳工税、失业救济、雇佣保护、集体谈判等政策间的关系，通过对来自1960-1999年间17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综合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对降低失业率起作用。

Brandt， Burniaux and Duval（2005） 在OECD实施就业战略 （the OECD jobs strategy）之后，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评估了OECD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绩效。尽管并不能肯定劳动力市场形势完全是就业政策的结果，但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即OECD国家总体上的劳动力市场效率在提高，大多数国家的结构性失业在减少，其中丹麦、荷兰、爱尔兰、新西兰等国的劳动力市场绩效显著提高，而德国、希腊劳动力市场效率没有明显进步。

（2）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有限性。在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进行积极评价的同时，有的学者提出相反的结论，认为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发挥作用有限，而且要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条件限制。如Tito and Miehael（1996）应用大量来自捷克各行政区的季度面板数据，分析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对工作搜寻过程的影响，发现虽然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的效果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但效果甚微。

如前所述，L Bellmann和R Jackman （1996）运用20世纪90年代7个工业化国家面板数据的分析，显示出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能提升商业部门的就业率，但从预算的角度看，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是否具有成本效益还不确定。Coe and Snower（1997）基于欧洲的劳动力市场刚性，强调劳动力市场政策组合起来使用时比单独使用效果更为显著。作者的研究揭示了这种政策互补性在广泛的劳动力市场领域起作用，暗示了局部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在降低失业率方面不可能获得显著的成功，而彻底的、多方面的方案才是关键。尽管Martin & Grubb （2001）阐述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对抵抗长期高失业率和低收入贫困问题做出的贡献，但大多数国家从消极转向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几乎不能给改善公共经济状况带来希望，因为这些政策只是帮助搜寻和匹配效率。但是，如果整个经济中不存在那么多空缺岗位，这些政策也无能为力。此外，还有很多专家学者将视角集中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具体项目的效应。

3.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具体项目的效应。Kluve和Sehmidt（2002）对过去30年里对欧洲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效果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干预形式或者目标人群影响着政策效果。他们认为培训和求职援助是较为有效的，但年轻失业者很难得到援助。Boone和Van Ours（2004）应用OECD20个国家1985—1999年间的数据，对不同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项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中的培训项目是降低失业的最有用的手段，公共就业服务项目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补偿性工作机会项目是完全无效的。如Michael等（2006）应用空间回归模型，分析了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在德国的实施情况，认为对于德国劳工局来说最有效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项目就是激励策略（如工资补贴）和培训政策。

4.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社会平等和社会整合效应。对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社会平等和社会整合效应的评价研究较少，研究结论即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对于社会平等和社会整合起积极的作用。比如Gregg和Wadsworth（1996）比较了没有成年人工作的家庭和有成年人工作的家庭。许多群体可能会面临一些问题，比如单亲母亲可能会将持续的社会排斥传递给下一代，而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通过更好地整合进劳动力市场以及更为公平的收入分配，试图减轻这种社会不平等，就这点而言，对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使用是正当的。

二、中国学者的研究

中国学者对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研究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劳动力市场政策建立的必要性，及国外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引进介绍开始的，随着中国积极就业政策的制订及推进，涌现出大量有关对国内外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界定，对中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研究，以及对国外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综合研究。

（一）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理解和界定

对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理解，国内学者有着不同的说法。马永堂在2000年《中国劳动》中曾提出：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是指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通常实施的为积极帮助失业者重新就业，或为在职人员提供职业培训，以提高其就业适应能力而采取的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摈弃了过去单纯保障失业者失业期间基本生活的做法， 运用市场就业机制、就业服务手段、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促进失业者积极参加职业培训，尽快实现再就业， 从而降低失业率，力争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主要包括向失业者提供免费的公共就业服务和就业培训；对传统的失业保险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 使之为鼓励和促进失业者尽快实现再就业服务； 对雇佣失业人员的企业和积极参加培训或再就业的失业人员实行鼓励或补贴措施； 实施以帮助失业者创办小企业创业为目的的创业就业计划； 实施以安排困难失业群体为目标的临时性就业计划等措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不等同于全部劳动力市场政策或就业政策， 而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概念和内涵类似于我们国内所说的促进就业政策。

杨雪认为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是主动的失业治理政策，它的制定和执行是按照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调节和改善劳动力供给，进而加强劳动力市场自身的调节，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最终达到改善劳动力供给结构、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和降低失业等目的。尽管没有确切地定义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但蔡昉等认为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是对劳动力市场的规制的主要内容之一。并且认为劳动力市场本身是一种制度安排，是指以供求关系为基础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机制。几乎每个国家都要针对劳动力市场出台一定的限制措施，这就是对劳动力市场的规制。劳动力市场规制的具体内容和水平形形，与各国的具体国情有关，一般来说规制的内容包括就业立法、岗位保护、对工资形成的干预、与劳动有关的税收、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等。

刘建社认为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实施的前提是存在较为健全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体系，重点在于修复劳动力市场的缺陷，通过职业培训、提供公共岗位、匹配失业与空岗，以及促进青年就业等途径有效扩大就业。杨伟国从就业政策发挥的功能的角度，将就业政策分三个层面：战略性就业政策、市场性就业政策和保护性就业政策，认为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是指市场性就业政策，即关注劳动力市场效率的就业政策，包括劳动力供给（就业能力）、劳动力需求、劳动力市场过程（就业中介服务）。申丹红认为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是政府对劳动力需求的干预措施，旨在为劳动力创造就业条件，促进其就业，包括建立公共服务机构如职业中介；提供职业培训；提供工资/就业补贴以鼓励雇主雇佣新的员工、或是留住那些因经济波动原因本来可能解雇的员工；公共部门雇佣；公共工程建设、扶持创办中小企业和自雇佣帮助。胡云超认为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是公共政策，是为了应对产业结构对人力资源产生的新要求和市场失灵而提出的公共政策，要点是一方面着眼于降低市场参与主体的成本，增加市场参与主体的能力；另一方面致力于提高劳动力市场空岗与失业间的配置效率，实现提高就业的目的。

（二）对中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研究

学者对于中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研究经历了从劳动力市场政策建立的必要性，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运用，以及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评价几个阶段。

1.劳动力市场政策建立的必要性及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探索（1995-2002）。我国劳动力市场建立较晚，对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研究是从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研究起步的。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改革劳动制度，逐步形成劳动力市场”。1994年7月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将劳动合同制推广到包括原固定工在内的所有职工，从而在法律形式上将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纳入了劳动合同的法制化轨道。在此之后，研究者开始对劳动力市场政策建立的必要性进行探讨。姚裕群（1995）指出劳动力市场问题是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因而劳动力市场政策成为重要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政府在劳动力市场问题上的责任、应加强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及实施劳动力市场政策需要解决的问题。邹再华（1997）提出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就业体制的新架构，要进行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探索，这就是要由过去对失业人员进行失业救济为主的方式，转变为预防失业及在一旦失业的情况下具有较强的再就业能力。

2.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运用阶段（2002-2007）。中国积极的就业政策制定于2002年，重要的标志是当年9月中央召开的再就业工作会议，会议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推出一系列促进就业再就业的政策，确立了中国积极就业政策的基本框架。此后，学术界围绕积极就业政策及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运用与完善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一阶段的相关研究对于深入认识积极就业政策以及努力发挥积极就业政策的作用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有必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在探讨积极就业政策演变的基础上，深入分析积极就业政策存在的缺陷，为实现社会就业比较充分的目标努力健全完善积极就业政策。

陈佳贵、王延中（2003）在对北京、上海和苏州三个试点城市及其他城市调查积极就业政策实施效果的基础上，肯定了积极就业政策的效果，同时指出要认真评估积极就业政策的实施效应并对积极就业政策予以适当调整。刘星（2003）探讨了技术进步与积极就业政策的关系。刘昕（2004）提出我国扩大就业的思路，从微观方面看，是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刘丹华（2005）探讨了积极就业政策在扩大妇女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王大奔（2005）较为深入地梳理了积极就业政策的内容与重点。曾群（2007）综合介绍2000 年以来上海实施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或“上海模式”，依据自己提出的社会保护政策框架， 对照 2000年以来上海实施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 对上海市在失业者的社会保护方面进行了评价，认为上海市在失业者的社会保护方面已有所突破，但仍存在不足。

杨宜勇（2007）对我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进行总体评价，指出目前我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特点，即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主动干预、目标人群的排他性、政策投入不足，并提出“十二五”期间应在完善劳动力市场统计数据标准、加强失业预警机制建设、健全公共就业服务机制、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及加强劳动力流动等五个方面加强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运用。

3.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评价阶段（2009-至今）。随着2002年积极就业政策的3年期限，以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下发3年期限的到达，学者们的研究进入第三阶段，多采用计量分析方法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进行评价。吴晓琪（2009）应用实际调查数据，尝试采用Cox比例风险度模型衡量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在治理失业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对这种作用进行了测量，继而又以福建省为例，研究目前各项的具体实施情况，比较分析这些政策的优势和劣势。吴要武、蔡昉（2009）使用66个城市的抽样调查数据，从覆盖范围、瞄准机制和救助成效等方面，评价了两套劳动力市场政策在城镇执行的效果，发现以“再就业中心”“失业救济”和“最低生活保障”为内容的消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执行效果都差强人意，而政府提供的“职业培训”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确能够促进下岗失业者实现再就业，但是只有不足10%的下岗失业者得到了职业培训。张车伟、周闯（2009）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计算了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和男性的劳动参与弹性，提出设计并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能够有效地促进低收入群体的劳动参与，有助于城镇贫困的削减和收入差距的缩小。

（三）对国外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研究

除了适应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需要，而对中国国情进行研究及分析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力图通过引进介绍国外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进而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提出借鉴及指导。

1.发达国家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介绍及借鉴。林中萍（1995）最早介绍了德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认为进修与转训是德国最基本措施之一。在此之后，有关国外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介绍层出不穷。《中国劳动》在2000年连续三期介绍了发达国家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认为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是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在缓解就业压力、提高劳动者技能和就业能力，以及促进国家整体就业水平所普遍采取的有效措施，并较为深入、系统、详细地介绍了国外市场经济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实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方面的历史沿革、基本概念、宏观环境和具体措施等，以期对中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有所借鉴。

王建初（2001）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把职业咨询与指导视为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职业咨询工作与指导可使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更为有效。赵湘怀等人（2002）介绍了美国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指出美国对中国的借鉴之处在于加强培训与继续教育，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变消极的“单纯输血”为“以工代赊”等。赵祖平（2005）介绍了OECD国家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体制中的三方机制，认为虽然由于经济全球化，工会影响力的消减，以及一定程度上由于三方的劳动力市场管理机构财力有限，政府加大了对它的参与，以致其原有的独立性原则受到了损害，但在制定和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过程中坚持有效的三方参与，从长远来说会促进社会伙伴关系和合作主义架构的建立。

2.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在劳动力市场发展模式中的作用。随着中国学者对西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了解逐步深入，学者们开始探索国外劳动力市场发展模式，以及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在劳动力市场发展模式中所起的作用。刘艳丽（2007）系统分析了丹麦劳动力市场模式，指出丹麦1994年1月1日对其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主要是引入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丹麦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目标是以提高失业者，特别是那些失业一段时期后仍然不能通过自身能力重返劳动力市场的失业者的就业能力为目标，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着重强调就业安全性，通过职业教育、职业培训等，不仅使失业者获得就业安全性，还增强了从业人员的就业安全性，并提出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是实现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安全性统一的关键因素，它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激励效应和提升效应。

杨伟国、蔡为民（2008）介绍了丹麦灵活保障制度——“金三角”模式由较高的工作灵活性、综合的社会保障网，以及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与教育政策三方面组成，并取得了良好的绩效，认为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与教育政策所构成的“第三角”，扮演了市场参与的威胁角色与技能提升角色，中国学者需要对这些政策结构与实施绩效进行长期的跟踪与检验，并从中寻求更多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政策发展的借鉴。张敏（2009）详细讨论了欧盟和欧盟成员国实施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及这种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就欧盟层面上的政策协调及积极劳动力市场的创新行动的两个个案——丹麦及英国进行了介绍。

三、研究述评

从现有国外学者的研究来看，研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对经合组织国家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比较研究，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效应评价也主要集中于实证研究政策总体和具体项目对失业及收入的经济效应评价，但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社会效应评价研究为数不多，且缺乏实证研究。中国的研究包含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基本概念、国外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引介，对于中国本土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经历了从必要性论证、应用性介绍以及初步评价的历程，反映了中国目前的研究一方面缺乏对于建立在国外较为成熟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评价方法基础上，对于中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进行评价的应用研究；另一方面也缺乏与国外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横向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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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务劳动研究篇5

前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说过：“热爱劳动吧。没有一种力量能像劳动，即集体、友爱、自由的劳动的力量那样使人成为伟大和聪明的人。”对于青少年而言，劳动能力是其全面发展的重要能力之一，也是其生活自理和将来从事某一职业自食其力的重要基础。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态度并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是基础教育课程标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下关于小学生乃至大学生“高分低能”、劳动能力薄弱甚至不会生活自理的报道屡见不鲜。为深入学习贯彻有关“三爱”的谈话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教育部2013年9月了《关于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深入开展“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教育的意见》，2014年1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创造有效形式、形成长效机制”，将“三爱”教育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深入开展“三爱”教育需要掌握学生“三爱”的基本现状。小学阶段是劳动教育的重要阶段，那么，当前小学生是否热爱劳动呢？小学生的劳动技能状况到底如何呢？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开展了专项调查，以期为家庭与学校开展劳动技能教育，深化国家课程改革提供实证依据。

本研究采用自编《小学生劳动技能调查问卷》，经试测修订后的问卷除学生基本情况外，包含劳动态度、劳动机会、劳动知识与技能和劳动品质四个维度，其中前三个维度涉及自理劳动、家务劳动、学校劳动与社区劳动四个方面，劳动品质维度则以学校劳动中较为典型的值日情境为内容进行设计。在样本选择方面，考虑东中西地区分布，从北京、山东、山西、河南、广西、四川六个省（市）随机选取12所小学3～6年级的小学生进行调研，共发放问卷1681份，回收有效问卷1656份，有效率98.5%。有效被试中，男生841人，女生778人（其中有37人性别信息缺失）；城市地区学生1105人，乡镇地区学生551人。此外，三、四、五、六年级有效被试分别占总样本数的22.4%、27.7%、32.4%和17.5%，问卷题型以封闭式回答为主，包括单选题、多选题和排序题。

二、结果与分析

（一）小学生的劳动态度总体良好

小学生是否爱劳动呢？调研结果表明，九成小学生认同“劳动光荣”和“劳动重要”，七成小学生觉得自己爱劳动，八成小学生责任意识和助人意识较强，小学生的劳动态度总体上是良好的。本研究中，小学生的劳动态度包括小学生的劳动喜好和小学生的劳动观念与看法。首先，在劳动观念方面，九成小学生觉得劳动光荣（91%）、掌握劳动本领重要（90%）；七成小学生觉得自己爱劳动（72%）（见图1）；其次，在劳动喜好方面：在自理劳动方面，六成小学生喜欢洗自己的袜子（62%）；在家务劳动方面，七成小学生喜欢在家拖地（72%）；在学校劳动方面，七成小学生喜欢在学校做值日；在社区劳动方面，如果有机会，近七成学生喜欢参加社区里的义务劳动（68%）。这表明，当下小学生正确的劳动观念与积极的劳动态度为其形成劳动能力奠定了基础。但还有两成小学生虽认为劳动光荣，可是自我报告并不热爱劳动。这与小学生的心理发展水平和特点有关系，需要循序渐进引导，不能操之过急。

调研还发现，小学生在劳动活动中的责任意识和助人意识总体上也比较突出。为了解小学生的劳动品质状况，本调查以在学校值日为典型情境，分别设计了三个问题，考察学生在劳动过程中的助人品质、责任心及处理问题的综合能力。

首先，在回答“在学校值日的时候，如果和你在一起值日的同学生病没上学，你会怎么办”这一问题时，80%的学生选择了“完成自己的任务后替同学做值日”，表现出较强的责任心；12%的同学选择了“找别的同学来帮忙”；7%的同学选择了“只管完成自己的任务”。

其次，在回答“如果你不是值日生，但是有值日生请你帮忙做值日，你会怎么做”这一问题时，77%的学生选择了“不管是谁请，都会热情去帮助”，表现出良好的助人品质；11%的学生选择了“如果这位同学帮助过自己，就帮助他”；6%的学生选择了“如果喜欢这位同学，就会去帮忙”；其余的学生选择其他。

最后，在回答“在学校值日的时候，如果和你在一起值日的同学去操场玩耍而没有值日，你会怎么办”这一问题时，50%的学生选择了“坚持独自做完值日”；47%的学生选择了“先把玩耍的同学叫回来，再一起做值日”；1%的同学选择了“自己也去玩，不值日了”，其余的学生选择其他。

在完成小组值日任务时，五成同学不会被其他人的缺席干扰，表示会坚持完成任务。另有接近一半的同学选择“先把玩耍的同学叫回来，再一起做值日”，这表明这部分同学考虑到了管理、监督和提醒不完成任务的同学，具有一定的综合处理问题的能力。

（二）小学生的劳动机会整体缺乏

小学生的劳动机会是否充足呢？调研结果表明，小学生的劳动机会整体缺乏，其中，传统手工劳动机会严重缺乏。围绕自理劳动、家务劳动、学校劳动（包括值日和手工劳动）和社区劳动，本次调研设计了部分劳动机会问题对小学生进行了调查。在自理及家务劳动、学校劳动和社区劳动几方面共有22个项目。小学生“经常”参与比例达到与超过六成的项目仅有4项。此外，半数以下的小学生“偶尔”或“从来没有”参与的项目有15项。可见，小学生劳动机会总体上是缺乏的，而且手工劳动机会严重缺乏。相较而言，小学生在学校值日的机会、自理及家务劳动机会多于其手工劳动机会和社区劳动机会。（见图2）

小学生整体劳动机会缺乏，这与长期以来劳动技术教育在中小学阶段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有关系。同时，与家长重视孩子的学科成绩，忽视对孩子生活能力的培养，有意或无意地剥夺了孩子们自理劳动及参与家务劳动的机会有关系。

（三）小学生的劳动技能不均衡

小学生的劳动技能怎么样呢？调研结果表明，小学生的劳动技能不均衡。小学生对贴近生活且技能简单的劳动技能掌握较好，如会独立扫地、拖地、整理房间的学生接近或超过了90%，而对与自身生活联系不太紧密或技能较为复杂，需要专门设备与工具、同时涉及安全问题的技能，如切菜炒菜、使用针线及缝纫机、十字绣等技能，掌握状况不佳。例如，66%的学生会做一些剪纸手工，64%的学生会用螺丝刀拧东西，54%的学生会用针线缝沙包，50%的学生会用针线钉扣子，而会编一些中国结、使用缝纫机及做一些十字绣的学生不足30%。（见图3）

此外，与小学生的自评状况相比较，实际技能掌握状况并不乐观。例如，91%的学生自我报告会独立拖地，但仅有44%的小学生将拖地步骤正确排序。当然，我们不排除，其中有一部分学生会受到阅读能力的限制，知道怎样做但没能正确排序，这一点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我们还需要注意，会拖地和能把地拖干净也有差距。“会”说明其基本知道相关劳动常识，但不等同于完全掌握该项劳动技能。因此，不能简单将小学生自我报告的劳动技能掌握状况等同于其真实的劳动技能掌握状况。

（四）小学生的劳动技能掌握状况具有城乡、性别差异

调研结果表明，小学生的劳动技能掌握状况具有城乡、性别差异，女生的劳动技能好于男生，城区学生的劳动技能好于乡镇地区的学生。本研究选取了小学生自评问卷的第三部分“以下事情你会做吗”，即劳动技能自我报告部分，将20道题目的选项赋分，“会，可以独立做”赋3分，“需要大人协助”赋2分，“完全不会”赋1分。赋分后将各题目得分加总，即为小学生劳动技能得分。以城乡、性别为自变量，进一步考察了部分影响小学生劳动技能的因素。

1.城区优于乡镇。调研以小学生家庭来源（城区、乡镇）为自变量，以其劳动技能得分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城区小学生的劳动技能显著优于乡镇地区小学生的劳动技能（城区平均数54.82，标准差7.66，标准误0.23；乡镇平均数51.72，标准差7.47，标准误0.32；T值为7.807***，***p

2.女生高于男生。调研以小学生性别为自变量，以其劳动技能得分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女生的劳动技能显著高于男生的劳动技能（男生均数52.33，标准差8.06，标准误0.28；女生均数55.31，标准差7.04，标准误0.25；T值为-7.933***，***p

三、对策与建议

（一）引导家长放手还孩子劳动的机会

调研发现，小学生的整体劳动机会比较缺乏，尤其是家务劳动、手工劳动机会严重缺乏。我们的孩子知道劳动光荣，知道掌握劳动本领重要，但是参与劳动的机会却太少，真正掌握的劳动技能也不足。目前，不少家庭存在剥夺孩子劳动机会的现象，当孩子们主动选择做家务的时候常常会碰壁。调研访谈中有孩子们反映，当自己兴致勃勃想学十字绣、编中国结的时候，家长往往是婉言劝阻而让孩子们去学特长班或者英语、奥数班，这就自然减少了孩子们体验与学习劳动技能的机会，长久下去，孩子到了中学、甚至大学仍然不能自理就积重难返了。因此，学校有责任做好家长的引导工作，一是引导家长明确劳动重要的观念，把培养孩子的劳动品质和劳动技能置于孩子全面发展和立足社会的高度；二是引导家长及早放手，把收拾书包、整理房间、洗衣做饭等日常劳动机会适时还给孩子，在生活中养成孩子勤于劳动的习惯。同时通过小步子、多循环、及时表扬的方式教孩子逐渐学会相关劳动技能。

（二）开发劳动技术教育的内容

小学阶段劳动技术教育缺乏的现象客观存在。无论是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还是要培养高素质劳动者乃至拔尖创新人才，都应以加强中小学生职业陶冶教育，提高中小学生基本的劳动能力为基础。学校教育首先要从立德树人和民族复兴的高度重视劳动技术教育，其次要紧密结合生活实际，探索新时期小学生劳动技术教育的内容。学校在开发劳动课程内容时可结合以下几点：一是阶段性，即各学段各年级的劳动课内容要与各年龄段小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发展特点相结合；二是生活化，即在劳动相关课程中体现学生当下和未来生活所必需的劳动知识与技能；三是因校制宜，即在国家和地方课程基础之上，结合城乡地域特点和文化传统，将某些劳动技术教育项目如串珠、编中国结、茶艺、刺绣、蔬菜种植、果园劳动等开发为校本教材。当然，学校还要结合人力、物力、财力开发和开展劳动技术教育，配备必要的场地、设施、设备、材料以及劳动技能教育专兼职教师，并保证适当的劳动技术教育课时。

（三）探索学生劳动品质与技能形成的有效途径

在劳动技能教学中，教师的示范、讲解与学生的自主体验有机结合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学校的实践经验表明，结合学生年龄特点积极开展实地考察、参观访问、见习与模拟以及利用手工制作、产品推介、养殖种植等实践活动，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劳动兴趣和劳动热情，并使学生体验运用自己的劳动技术和本领解决实际问题的成就感。当然，一些学校通过组织班级、年级和校级“劳动技能小能手”“值日明星”等技能大赛和评比，在活动中及时表扬爱劳动的孩子，并注意在劳动课教学和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合作意识和助人为乐等品质的做法也是值得推广的。■

家务劳动研究篇6

摘要:农业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呈上升趋势,促使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劳动力城乡流动会影响农户的土地利用决策行为,继而影响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为理解这一过程对于农地利用变化的影响,文章首先综述了城乡劳动力流动理论研究的历史脉络,并总结了国内外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研究进展。提出了尚需研究的若干学术问题,即在方法上需要建立劳动力流动-农户土地利用决策模型,重视农户尺度研究,注重区域差异。

关　键　词:土地利用;城乡劳动力流动;农地利用

abstract:farm labormigration is an inevitable phenomenon during the period from agriculturalsociety to industrial society. currently, with the increasing ofpeasantworker’swage and impro-ving of policies about peasantworker flow, farm labor opportunity cost is increasing in china,whichwill affect labor rural-to-urban migration and eventually affect the farm land-use change.this paper reviewsmajor lines of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farm labormigration. sev-eral contributions pointout that research perspective ismoremicrocosmic, non-economic drivingfactors of labormigration arewidely considered and impacts ofdifferential individuals and settingson farm labormoving outare taken into accoun.t meanwhile, it reviews research advances in im-pacts of farm labormigration on farm land use. due to complexity of influencing mechanisms,there are no generalization results about this issue ye.t hence, itneeds further study the effects offarm labormigration on farm land use.

key words:land use; labor rural-to-urbanmigration; farm land use

在当前经济转型的时期,中国土地资源正经受着沉重的压力。WWW.133229.cOM主要表现为粮食生产、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生态保护三者之间对土地需求的激烈冲突。这些冲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1]。同时,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一样[2-4],中国正经历着农业劳动力的快速转移过程[5];且近年来,随着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和政府对农民工流动政策的改变,农业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在不断上升[6],使得农业劳动力流动规模进一步扩大;另外,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低端劳动力正由相对过剩向相对短缺转变[7]。虽然学术界对中国劳动力短缺机制的认识存在分歧[8-10],但劳动力的短缺无疑会使农业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进一步上升。

作为农业的主要生产要素,大量劳动力的析出会直接造成农地利用的变化,例如劳动力的短缺造成某种土地利用不再具有经济优势而退耕或转为他用。另一方面,农业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的上升,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也会间接影响农地利用,例如农户或农场因此调整资金和劳动力的配置,使农地利用的集约度或生产率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通过改变土地生产率进而影响到粮食安全,也会通过退耕或集约度的升降影响到土地利用对于生态的压力。

总之,有必要将劳动力流动与农地利用结合起来开展研究,以把握中国土地利用变化乃至人地关系的发展趋势。而本文的目的是梳理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研究脉络,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理论支持。为此,本文首先总结了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理论,旨在认识城乡劳动力流动或农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在此基础上综述劳动力流出对于农业发展和农地利用影响相关研究的进展。

1　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脉络

1·1　早期劳动力流动的经验假说英国统计学家ravenstein被认为是最早比较系统地研究劳动力迁移现象的学者[11],并提出了人口迁移法则[12-13]。他的人口迁移法则也可以解释城乡劳动力流动。如根据他的理论,农村男劳动力比女劳动力更容易流动。

后来,lee在ravenstein的基础上,提出了解释人口空间流动的“推-拉理论”[14]。虽然lee的理论是基于区域人口提出,但可以直接解释城乡劳动力流动。根据lee的理论,城乡劳动力流动受两种不同力的影响,一是促进劳动力流动的力即推力,另一个是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力即阻力。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有流入地的因素、析出地的因素、流动过程中的障碍和个体特征。在以上四类影响因素的作用下,对城乡劳动力流动行为的解释为:①每一个既定区域都存在吸引和排斥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如果流出地排斥的因素较多,净流出人口多,如果流入地和析出地之间的条件差别不大,农业劳动力流动率低;②特定地区劳动力流动数量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对人口需求的行业有关,后者决定能否克服流动过程中的困难;③劳动力流动过程具有人口选择特性,一般来说高素质和年轻劳动力更容易流动。lee的理论和假设直观、简单,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他的研究是建立在经验观察基础上,缺乏科学推断和假设检验,且在政策应用方面存在局限性[15]。

1·2　新古典劳动力流动理论

从时间上看,上述劳动力流动理论的提出是在二战以前。二战以后的劳动力流动理论,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劳动力理论得到快速发展。劳动力流动理论突破以前的概念法则,走向模型化。其中,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力流动模型最为著名,代表性的劳动力流动模型有刘易斯的城乡劳动力流动模型、todaro的模型等。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提出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模型[16]。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维持生计部门(主要指传统农业部门),另一个是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主要指城市工业部门),两个部门之间存在收入差别;且在维持生计部门中存在着大量的“过剩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的唯一推动力。资本主义部门将剩余用于投资,并且以固定工资吸引维持生计部门的劳动力,随着投资的增加,维持生计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向资本主义部门,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为止。

刘易斯劳动力流动模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流动机制,是发展经济学理论上的重大贡献。但是,该模型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①忽略了农业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没有考虑到农业生产率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17];②不能解释在城市中存在大量劳动力失业时农村劳动力仍向城市流动的现象[15];③没有考虑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就业竞争和农村劳动力构成的影响;④认为资本积累是城市和工业扩张的唯一动力,忽略技术进步的作用;⑤认为人口增长落后于资本积累,不应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

针对上述缺陷,ranis和fei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进行了改进和完善[18]。他们在接受劳动力无限供给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农业生产率和人口增长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认为只有在农业生产率提高和劳动力转移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的情况下,才可能进入刘易斯模型的第二阶段。他们提出了劳动力转移的三个阶段,一是刘易斯模型中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无限供给、工资率固定不变阶段;二是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正,刘易斯模型中固定工资率开始提升的阶段,即出现“第一转折点”;三是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和工资率相当的阶段,农业和工业开始竞争劳动力的阶段,即出现“第二转折点”。修正后的模型被称为lewis-ranis-fei二元经济模型,简称lrf模型。

lrf模型虽然考虑了刘易斯所忽略的技术进步、农业发展和人口增长等因素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但也存在不完善之处。主要表现为:仍假设城市工业部门不存在失业问题,这与现实不相符;农业工资是常数的假设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农业工资变动的情况[19];认为城市工资水平由农业劳动力收入水平决定,现实情况却表明发展中国家城市工资是上升的[20-21]。

另外, jorgenson在1961年也建立了一

个二元经济模型[22],同样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部门分为现代部门和农业部门。与lrf模型不同的是, jorgenson的模型放弃了劳动力无限供给和农业、工业工资不变的假设。其模型建立的假设条件为:①农业没有资本积累,土地数量不变,农业产值的增加依赖劳动力投入;②工业产值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函数;③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两个部门的产出随时间的推移而上升。根据jorgenson模型,粮食供给超过人口增长时出现农业剩余,农业剩余是劳动力转移的充分和必要条件。随着农业剩余的增加,农业劳动力开始向工业部门转移,促进工业发展。劳动力转移的规模与农业剩余的多少有关。与lrf模型相比, jorgenson模型将人口因素内部化,重视农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充分考虑了城乡劳动力转移的农业内部因素。

上述二元经济模型认为城乡实际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动力。但是不能解释在城市存在大量失业的前提下,农村劳动力仍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的现象。美国经济学家todaro放弃了二元模型的假设,认为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流动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的差异;流动过程存在两个阶段,而非一个阶段,即技术素质较低的农村劳动力首先在“城市传统”部门就业,然后再在现代经济部门就业,并提出了依据这一判断的劳动力流动模型[15]。该模型的主要观点为:①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是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动力,而不是城乡的实际收入差别,城乡预期收入取决于城乡实际工资差别和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概率;②城乡预期收入差别越大,人口流动得就越多;在任一时期,迁入者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与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成正比,与城市失业人数成反比;③流动人口在城市待得时间越长,他获得工作的机会就越大,预期收入也越高。todaro模型很好地解释了城乡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失业现象,能较好地说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19]。

无论是二元经济模型还是todaro模型都立足于城乡和部门等宏观视角去解释劳动力流动机制,都假设流动者是理性的决策者,会依据城乡的收入差(实际或预期)考虑是否流动。城乡收入差导致劳动力流动的结论已被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所证实,也是宏观层面解释劳动力流动的主要依据。但是,忽略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其它关键的非经济因素,如教育程度、年龄、性别等个体差异[23]。

1·3　新经济学劳动力流动理论

198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开始质疑城乡收入差距是劳动力流动的唯一动力,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劳动力理论对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关注很少。如否定了劳动力流动是相关众人决策的事实,没有考虑家庭规模、人口构成、习俗、人际关系等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24-26];没有考虑风险和其它限制因素(资本、保险、劳动力等市场的不完善)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27-28]。另外,农村劳动力外出行为不是随机过程,外出人群与教育、家庭特征、经验、年龄、性别等有关,用计量经济学的最小二乘法估计不能满足计量经济学的经典假设[23]。

可见,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方法都需要进一步拓展。以stark为代表的新经济学劳动力流动理论(new economics oflabormigration)试图弥补上述缺陷[29]。

新经济学劳动力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是相关的众人决策过程,而非个人决策,强调家庭是决策的主体,认为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其它不确定因素都会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策过程。在新经济学流动理论的框架下,学者就劳动力流动决策机制进行了一定的实证研究。

该理论主要观点有:①认为农业劳动力外出是一种规避风险的行为。农业是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但农业收入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和较高的市场价格波动等风险因素的影响。为规避风险,家庭会依据其成员的比较优势,让部分劳动力外出,尽可能地降低风险程度[30]。②该理论认为资金约束也是劳动力流动的动力之一。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农村信贷和保险市场失灵,农民融资困难。因此,家庭派部分劳动力外出,外出收入或汇款可以弥补农业生产中的资金短缺问题。③“相对贫困”也是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之一[31]。stark等假设人们将自己的收入或生活水平与周围的人群进行比较,所处地位较好的人群会产生满足感,所处地位不好的人会产生摆脱贫困的愿望,这种相对贫困会导致流动发生;而且,汇款在迁出地导致的物价上涨进而引起的相对贫困也能促进人口外出[32]。④以sjaastad和becker为代表人物的人力资本流动理论强调了个体差异在劳动力流动中的决定作用[30, 33]。

该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是人力资本的函数,受过教育、具有特殊专长和年轻的劳动力最早流动,劳动力素质不仅影响收入高低,也影响就业机会的大小。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持续的劳动力流动导致农村劳动力流失,扩大城乡发展差距,导致进一步劳动力流动。⑤累计效应理论。该观点将流动作为内生变量,考虑流动本身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累计效应理论由一系列流派或观点构成,主要包括流动网络理论、文化流动理论、社会标签理论等[34]。

新经济学劳动力理论将劳动力流动的解释因素由经济因素扩展到非经济因素。更强调家庭内部成员的比较优势和环境差异。该理论将研究内容进一步细化,更注重从农户层面分析劳动力流动机制及其影响。但从农户层面看,农户差异的复杂性使得研究过程更复杂,导致研究结论的解释存在空间范围上的局限性。

2　劳动力流动的土地利用效应研究就农业劳动力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影响而言,学者们更多地研究劳动力流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产生了大量的文献[35-36]。直接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文献相对比较少,且已有研究多侧重解释劳动力流动对迁出地农业发展的影响,土地利用被视为这种影响的表现之一。因此,有必要先讨论劳动力流动与农业之间的关系。

2·1　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影响的研究自马尔萨斯开始,人口变化与农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倍受关注的学术问题,也产生了一些解释性假说。有影响的假说有:马尔萨斯的土地面积持续扩张假说、boserup的需求诱发型集约化假说、geetz的集约度弹性假说、土地利用粗放化假说等[1]。其中“土地利用粗放化假说”直接针对劳动力持续流出的情况,认为当人口不再是农业的压力或者竞争性行业吸收了大量农业劳动力的时候,劳动力价格上升,农业就会萎缩。土地利用上,表现为要么集约度下降即粗放化经营,要么面积收缩,即退出生产(边际化)。

这里应该根据劳动力的供需分成两种情况: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劳动力外出对农业的影响不显著;在劳动力有限供给时,劳动力流动就会对农业发展产生影响。

实证研究表明,即使在劳动力稀缺时,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也存在明显差异[37]。总结已有研究,对这一问题大致形成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有促进作用[38-39]。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劳动力外出的收入可以弥补农业发展的资金不足问题,有利于农业发展。如lucas在南非的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看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区的农业生产起促进作用[40];taylor等在墨西哥的研究证实,汇款可以减轻农业生产的限制因素[41];mendola分析了孟加拉的农业劳动力流动对农民选择高产种子的影响,认为具有高收入的劳动力流动行为(如国际间流动),能促使农民更好地利用农业先进技术[42];grau等驳斥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对山区农业利用有负面效应的观点,认为劳动力外出和山区可持续发展能相互促进[38]。另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对农业有负面影响,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导致农村劳动力资源流失,影响农业生产,农村因依赖汇款而丧失粮食自给,劳动力流失影响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43-45]。

2·2　劳动力流动对土地利用的影响研究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定义,农民是理性的(舒尔茨),且部分参与投入和产出市场

[46]。

也就是说随着劳动力要素的变化,农民会改变其农业生产和土地利用方式。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来综述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研究。

从宏观视角看,引入劳动力和粮食市场,农户的生产决策就会独立于消费决策,农户对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上升的反应就可以预见[47]。如果用社会价格表示①,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上升意味着劳动力的社会价格上升;相反,土地和资本的社会价格相对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逐渐成为影响农户决策行为的关键因素[46]。而劳动力流动也直接影响土地利用变化,包括面积变化(或称用途转移)和集约度变化[48]。有关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宏观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1)农户将用资金替代劳动力,即土地利用的劳动力集约度下降;同时,以役畜为主的传统的土地利用方式逐渐被摈弃。应该说,现实中有很多案例支持这一推断。如hatirlia等在土耳其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农业劳动投入和畜力投入减少[49]; peters和al-wang等人在马拉维的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外流会使农民对土地的管理粗放化,特别是规模比较小的农户[50-51];clay等在卢旺达的研究发现,由于不断增长的非农就业与作物生产的竞争,导致在作物生产上的劳动力和肥料等投入不断降低[52];alan de brauw[53]、rozelle等[54]、梁流涛等[55]在亚洲部分国家的实证研究也发现,随劳动力外流,农户的劳动投入在减少,土地利用粗放化。另外,如果将资本投入分为增产性投入和省工性投入,那么随着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的上升,土地省工性投入会快速增加。陈瑜琦等[56]通过分析1980—2006年间中国粮食作物的资本投入构成,发现省工性投入(机械)的比重明显增加,而增产性资本投入(种子、化肥和农药等)的比重在减小。

(2)劳动力外流会导致土地被撂荒,特别是那些低投入、低产出的农地将会首先被抛荒[57]。土地抛荒有两种形式,一是劳动力外流导致农民放弃土地种植,即真正意义上的抛荒。有许多实证研究结果支持这一推断。根据在欧洲[58]、地中海国家[59]、日本[60]、中国台湾[61]等地区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外出会导致耕地撂荒。在中国很多研究结论也说明劳动力外出会导致土地撂荒[62-65]。另一种是劳动力外流致使土地复种指数下降,而引起的季节性抛荒。中国南方大范围的双季稻改单季稻[66]可视为这种抛荒。

从微观视角(农户尺度)看,流动劳动力及其对农地利用的影响具有农户尺度上的个体差异。但基于微观尺度的直接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只能通过对已有的研究进行推论,得出相关研究的结论。其中low在非洲诸国的研究最具代表性[45]。low用新家庭经济学的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南部非洲各国1970年代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停滞和衰退现象。

认为城市现代部门吸收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虽然low的重点是解释劳动力流动对农业的影响,但他的模型的一个直接推论就是农业劳动力的外流鼓励了劳动粗放的耕作方式,加上妇女、儿童及老年人等留守劳动力又不能把全部精力用于农业生产,致使那些耗劳动力多、产出低且不稳定的土地(一般是偏远的坡地)被粗放经营或抛荒。但是,值得注意的是:(1)农户并不是将全部土地撂荒,以妇女、儿童及老年人为主的多数农户仍有一定的农业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就土地利用变化而言,需要关注的是留守劳动力是否从事农业生产?如果从事农业生产,对土地利用,特别是土地利用类型产生怎样的影响?根据农业生产理论和农业家庭理论,当劳动力成为稀缺资源时,农户会根据各种农作物的单位劳动产出最大化进行作物选择[6],继而影响土地利用类型。但这个结论未得到其它实证研究的支持,还需要进一步验证。黄季琨、陈瑜琦、郑有贵等在不同地区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对农作物种植的影响,但都未进一步分析农户是否根据劳动生产率进行作物选择[67-69]。

(2)就中国当前的现实而言,low对南部非洲的研究值得关注。这是因为:首先, 1970年代,随城市化、现代部门的快速发展,在土地充足、有大量国际援助和农业新技术应用的条件下,南部非洲各国的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出现停滞。当时,对农业停滞的一般解释是政策、制度上对小农经济的忽视。因此,政府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小农发展。但结果农业生产仍然下降,甚至在有些生产条件好的地方也下降。其次,南非当时的情况与中国近年的发展很相似。一方面,中国正经历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大范围的耕地撂荒[63]、复种指数下降[70]、农业种植结构转变(农业种植结构转变存在区域差异,在西北和东部发达地区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增加[6, 70],在中部地区小麦播种面积增加[68])等现象。为确保粮食安全,中国政府也采取了许多和南非当时一样的措施,如减免农业税、施行农业补贴等。而政府旨在确保粮食安全的鼓励农业发展政策是否会出现类似南非诸国的情况,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3　结论和讨论

纵观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发展历程,研究视角由宏观向微观(城乡-部门-群体-家庭)发展;流动动力由经济决定因素扩展到非经济因素;更强调个体和环境的差异性,甚至有学者主张应在真实的环境研究真实的人[71]。“二元经济”模型及其经济发展阶段论观点,有助于人们把握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总体趋势;而新经济理论则有助于理解劳动力流动的地理差异性;新家庭经济学及其家庭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通过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和家庭劳动力分工假说把城市现代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的发展联系起来,有助于理解劳动力流动对于农业和农地利用的影响。

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的影响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国内外已有的研究都未能获得系统性的结论。从宏观层面看,有许多研究支持劳动力流动导致土地劳动力集约度下降、粗放化经营、部分土地被撂荒等观点,但宏观研究往往忽略了农户之间的差异和劳动力本身的素质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从农户层面看,往往是机会成本高的劳动力外流引起土地利用变化,这种变化在区域尺度上也能得出上述宏观层面的结论。但是,农户尺度的研究因农户之间及其内部差异的复杂性,使得劳动力对土地利用类型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研究;同时,研究结论的解释存在空间范围上的局限性。因此,关于这一命题还需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当前中国土地需求冲突激烈,大量劳动力外出的情况下,更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尚需研究的若干学术问题为:(1)需要加强从农户层面对劳动力流动土地利用效应的实证研究,尤其要重视这种效应的区域差异性。即研究劳动力流动对粮食主产区农户土地利用决策行为的影响以及对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启示;劳动力流动对生态脆弱区、山区的农户土地利用决策行为的影响,并分析这种影响对生态安全的政策启示。

(2)在深入分析农户对劳动力流动响应机制的基础上,建立劳动力流动-农户土地利用决策模型。并利用模型进行农业劳动力流动的土地利用效应的情景分析。

(3)劳动力流动对土地规模经营的政策启示。一般来说,劳动力流动促使机械替代劳动力,加速土地规模经营,但据我们在中国粮食主产区(河南)和生态环境脆弱山区(宁夏南部山区)的实地调查,发现劳动力流动并没有导致大范围规模经营趋势。部分地区以“服务集中”的形式出现。农业规模经营的区域差异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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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务劳动研究篇7

一、岗位研究的基本概念岗位研究是岗位分析、岗位评价和岗位分类分级等项活动的总称。更确切地说，它是以企业单位中各类劳动者的工作岗位为对象，采用科学的方法，经过岗位调查和有关工作岗位信息的收集，以及科学的岗位分析、评定，制定出岗位规范、工作说明书、岗位分类图等各种人事管理文件，为劳动力的招收、调配、考核、培训、升降、奖惩，以及确定劳动报酬提供客观依据。在系统阐述岗位研究的基本原理、原则和方法之前，必须对岗位研究所引用的各种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名词术语，逐一加以说明，并力求统一化、规范化和标准化。1.任务。指为达到某一特定目的进行的一项活动。例如，工人将若干物料运送到某一工作地点；会计员登记一笔帐目；打字员打印好一份文件。在一定时间内需要由一名职工承担一系列相同或相近似的任务时，一个工作岗位也就产生了。2.职务。指对职工所应承担任务的规定。它与职位的不同点在于强调所承担的任务内容，而不是任务的地点。3.责任。指份内应做的事，亦即是职工在职务规定的范围内应尽责尽职、保质保量地进行劳作，完成任务。4.职责。职务与责任的统一。专指须由一名职工担负的各项任务组成的工作活动。例如企业劳动科的工资管理员的职责之一是：“定期进行工资调查”。这一职责由下列任务组成：（1）设计工资调查表；（2）发给被调查单位；（3）对调查表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说明；（4）按期收回调查表；（5）进行汇总、整理；（6）写出分析报告。5.岗位。亦称职位。在特定的组织中，在一定的时间内，由一名职工承担若干项任务，并具有一定的职务和责任、权限时，就构成一个岗位。“职位”一词，其含义与“岗位”基本相同，专指一定组织中承担一定职责的职工位置。它与职务的不同点在于强调承担某类任务的人员数量以及具体劳动的地点（位置）。不过，“职位”一词多见于机关、团体、事业单位人事管理中，而在我国企业劳动人事管理中，更广泛使用的是“岗位”一词。6.工作。它有三种含义：（1）泛指体力和脑力劳动活动；（2）专指职业；（3）特指若干项专门任务。在岗位研究中，工作是由一组主要职责相近相似的岗位（职位）所组成。7.工作族。它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工作的集合。一个工作族是由性质相同的若干项工作组成。例如，销售工作和生产工作分别是两个工作族。8.职业。它是指个人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工作”和“职业”的区别主要在于其范围不同。前者的范围较窄，一般限于某一组织内部，而后者是跨行业、跨部门的，如会计师、工程师、推销员、采购员，等等。除了上述的名词术语外，在岗位研究中还将涉及岗位调查、岗位分析、岗位评价、岗位分类分级等基本概念。二、岗位研究在企业劳动人事管理中的作用岗位研究是企业劳动人事管理中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它同以下各项工作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一）岗位研究与职工招收、选任企业职工的招收、选拔和任用是企业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重要措施。努力实现招收和选拔职工工作的科学化，对于加强企业职工队伍的组织建设，提高职工队伍的总体素质，保证企业生产任务的完成，推动企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岗位研究是企业职工招收、选拔、任用的基本前提。岗位研究所形成的人事文件，如工作说明书，对某类工作的性质、特征，以及担任此类工作应具备的资格、条件，都作了详尽的说明和规定，这就使人事管理人员明确了招收的对象和标准，在组织人员考评时，能正确地选择考试科目和考核内容，避免了盲目性，保证了“为事择人、任人唯贤、专业对口、事得其人”。（二）岗位研究与企业定编定员岗位研究与企业组织机构的设置以及劳动定员工作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所谓定编，就是按照一定的程序，采用科学的方法，从企业生产技术组织条件出发，合理确定企业组织机构的结构、形式和规模，以及人员配置数额；所谓定员，是在定编基础上，严格按编制员额和岗位的质量要求，为企业每个岗位配备合格的人员。定编定员是企业重要的基础工作，只有不断加强这项工作，才能使企业组织机构达到精简、统一、效能的目的，杜绝人员浪费，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最佳配置，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目前尚有相当多的企业没有定员标准，普遍存在机构臃肿、人员膨胀、效率低下的现象。究其原因，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这些企业至今还没有建立起岗位评价与分类的制度，使机构的设置缺乏真实可靠的客观依据，人员安排和使用没有统一严格、详细具体的质量要求。值得欣慰的是，岗位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已经开始受到企业以及主管部门的重视。（三）岗位研究与劳动定额劳动定额是企业在一定的生产技术组织条件下，采用多种方法，对生产某种产品或完成某项工作任务的劳动消耗量所预先规定的限额。无论是从理论渊源、考察的对象和范围、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上看，还是从基本功能来看，岗位分析、岗位评价与劳动定额之间都存在许多共同点。例如，工作日写实、测时、工时抽样等定额测定方法，都在岗位分析中得到运用，而岗位评价的结果又是确定工序（或工种）劳动定额水平，以及标准工作日长度的重要依据之一。（四）岗位研究和岗位职务培训企业岗位职务培训是指为了满足岗位职务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对具有一定 文化素质的在岗在职人员进行岗位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的培训。岗位职务培训是职工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具有职工培训的一般特征外，还有以下特点：（1）岗位职务培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帮助职工获得岗位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具备上岗任职资格，提高职工胜任本岗本职工作的能力。因此，岗位职务培训的内容必须从岗位的特点和要求出发而加以规定。（2）岗位职务培训还具有在职性、全员性和效益性。（3）岗位职务培训的前提是岗位规范化。岗位规范包括岗位标准和岗位培训规范。岗位职务培训的上述三个特点说明，岗位研究的结果如岗位规范等项文件，是岗位职务培训必不可少的客观依据。（五）岗位研究和人事考核人事考核是按照一定标准，采用一定的方法对企业职工的思想品德、工作能力、劳动态度、工作成绩和效果，以及身体健康状况等方面所进行的考察、评定和审核。人事考核与岗位研究的对象和目的有所不同。岗位研究是以岗位为中心，分析和评定各个岗位的功能和要求，明确每个岗位的职责、权限，以及承担该岗位职责的人员所必备的资格和条件，以便为事择人；而人事考核是以职工为对象，通过职工的德、能、勤、绩等方面的综合评价，来判断他们是否称职，并以此作为任免、奖惩、报酬、培训的依据，促进人适其位。虽然岗位研究与人事考核有许多不同点，但就其实质而言，这两项活动体现了人事管理“因事择人，适才适所”的要求。从人事管理工作程序上看，岗位研究是人事考核的前提，岗位研究要为人事考核的内容、项目和指标体系的确定，提供客观的依据。（六）岗位研究与劳动报酬岗位研究为企业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公平合理地支付工资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企业职工劳动报酬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工作的性质、技术繁简难易程度、工作负荷、责任大小和劳动条件等，而岗位研究正是从这些基本因素出发，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对各个岗位的相对价值进行衡量之后完成岗位分级列等工作的。这就有效地保证了岗位和担当本岗位的劳动者与劳动报酬之间的协调和统一，使企业职工得到公平合理的工资。实际上许多欧美工业化国家的企业普遍实行岗位评价制，其最根本最直接的目的，正是为了使企业工资制度更确切地反映岗位与劳动报酬之间的对应关系。（七）岗位研究与劳动计划、经济核算岗位研究所形成的人事文件为企业准确地编制劳动计划、核算成本提供了前提。岗位研究完成以后，企业计划、财务部门对各个生产单位、职能科室的工作任务总量，以及人力资源的安排和使用，有了较为精确的统计和计量，从而为企业劳动计划的编制、产品成本的核算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大大提高了计划的准确性和可行性。（八）岗位研究与职工积极性在调动企业职工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劳动效率方面，岗位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由于岗位研究保障同工同酬，并使职工明确了自己的职责，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他们必然会在生产中服从领导，积极工作，不断进取，其最后结果将是企业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九）岗位研究与生产劳动组织岗位研究的重要作用还在于，通过岗位测定和分析，不断对岗位进行重新设计和改进，推动各岗位在劳动组织中的合理配置，促进劳动组织的科学化，保证生产过程尽可能均衡、协调地进行。劳动力与生产要素配置的合理化、科学化，还有利于节约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十）岗位研究与经济责任制经济责任制是指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实行责、权、利相结合的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它产生于80年代初，是在我国企业过去实行经济核算制、岗位责任制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企业制度。企业经济责任制具体包括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经济责任制、企业之间的经济责任制和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三个方面。为了在企业中有效地推行经济责任制，首先要求在企业内部建立和健全各部门、各类人员的岗位责任制，确定各岗位的考核标准，然后再通过全面的经济核算来考核各部门、各类人员经济效益的大小，实行经济责任、经济效益同职工经济利益直接联系的劳动报酬制。上面所说的“岗位责任制”是经济责任制的基础，而岗位责任制正是依据岗位研究的结果——岗位规范和工作说明书而制定的。岗位责任制的具体包括：生产工人岗位责任制、专业人员岗位责任制和领导干部岗位责任制。涉及岗位专责、交接班、巡回检查、设备保养、产品质量、岗位练兵、安全生产、岗位核算等项内容。

家务劳动研究篇8

关键词：农村；土地流转；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农村土地流转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研究

收录日期：2013年12月11日

2013年中央一号提出，“抓紧研究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具体实现形式”，“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回顾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改革开放以来实施以来，推动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取得了全世界所注目的历史性成就（林毅夫，1994）。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制度随之制约着农村经济的繁荣。

土地和劳动力是创造财富的两种基本的生产要素，其生产效率的提高对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深远意义；但其生产率的提高需要建立在这两种要素自由流动的基础之上以达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但是，目前农村中的土地与劳动力两种要素并未实现充分的流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农业比较利益低的情况下流入到城市.导致耕地和宅基地被撂荒闲置，造成土地资源极大浪费；其次，农民进城后“亦工亦农、亦商亦农”形势短时期内无法解决。在我国人地矛盾凸出的国情之下，这种局势有恶化之势。如何实现土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的良性互动，是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的大势所趋，也是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课题。

一、研究评述

西方国家专门将农地流转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结合起来、探讨二者关系的研究很少。由于许多西方国家国情与我国不同，没有必要对两者结合进行研究的必要性，故对该课题的研究大多是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农村土地流转和劳动力的流动才开始发展起来。在已有的文献中，将土地流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二者结合进行研究的文章并不多，相关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探讨二者的相关关系。具体来说有两种：一种是结合某地的具体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周滔和陈影（2012）以重庆市九龙坡区进行研究得出结论为土地流转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着耦合关系。通过合理的土地流转能够解决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时间空间上的错位，使其最终匹配；另一种则是从理论方面来分析二者的关系。陈薇，於忠祥（2005）运用文献资料法和因果分析法研究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与农地流转的关系，认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农地流转的前提，农地流转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催化剂”。秦雯（2011）对特殊的地理位置的广东郊区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出的结论为农民迁移是农地流转的必然前提；农地流转不直接促进农民迁移。

第二类是在将二者结合研究时有所侧重。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研究农地流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但更多研究的是农地制度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战冬梅和战冬霞（2008）认为现行农地制度对劳动力转移的制约主要是土地制度内容本身的制约，包括产权主体缺位，承包经营权内涵不完整，产权期限不足，另外土地的有限保障功能也会制约劳动力的转移；另一种则是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张丞和高芸（2010）对全国178份村级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农村劳动力结构是影响农地流转的显著因素；农村劳动力流动亦会对农地流转产生重要影响，其表现为村级劳动力流动率越高，当地农地流转程度亦越高。

虽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流转的关系研究不少，但是总体而言，理论界对于农地流转与劳动力流动相互关系的考察相对较少，且缺乏系统性。

二、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土地流转。土地流转对于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科学化经营有着重要意义，但前提是必须要有富余劳动力的成功彻底转移。部分农村地区劳动力转移是由于行政指令，如广东城市郊区早期为了顺应改革浪潮，加快城市化进程实现农民的正式迁移；部分农村地区是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使农业与第二三产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不断增大、区域经济差距拉大，经济发达地区及第二三产业的高回报高收益对守着“一亩二分”低回报低收益的农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农民纷纷进城或者到转入到第二三产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户本着“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理念，出现劳动力分配不平衡，劳动力不足、土地有富余的现象。为了避免土地撂荒并能获得土地收益，农民自然会将承包的土地以各种方式流转出去。虽然农民对土地有着强烈的依赖和眷恋及把土地视为生活保障等的土地流转的一系列障碍，但政府积极采取措施促使富余农民彻底转移，为土地流转后实现规模化经营解除后顾之忧。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缓和了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促进了土地的流转和规模化经营，提高了土地的生产效益。

（二）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劳动力转移。第一，土地流转解决了外出务工农民所在家庭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避免了土地的荒废和粗放经营，土地流转的收益增加了外出务工农民的收入，成为大批农民外出安心打工的保障；第二，多数土地流转不改变土地承包经营关系，外出务工农民仍然保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可以自由决定是进城务工还是回家务农，进退有路，土地依然是外出务工农民最后的生活和就业保障。但是，农村土地流转又不一定会促进劳动力转移，如广东城市郊区早期的农民迁移并非是因农地流转，而是因城市收入平均水平比郊区高，吸引郊区农民转移到城市，迁移到城市的农民，其农地要么进行农地流转，交给别人耕作，不收取任何利益；要么抛荒。故早期广东郊区的农地流转不直接促进农民迁移。

三、农村土地流转与劳动力转移中的问题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兼业经营降低了土地流转效率。叶剑平（2006）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和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2005年组织的17省农村土地调查的数据分析表明，尽管2005年与1999年相比，样本户劳动力非农就业明显增长，但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发育缓慢，原因在于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存在较大比例的兼业经营，即劳动力的转移不彻底。例如，典型的“钟摆式移民”，大大降低了土地流转的效率。钱忠好（2008）从农户家庭内部分丁的理论出发，认为农户决策的基础是家庭收益最大化。如果农户兼业化能充分利用家庭成员个人的专业化知识和技能，使家庭收益最大化，则即使实现部分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也不必然导致农地流转的发生。农民的兼业经营明显较低土地流转效率。

（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是农村土地流转中的制度瓶颈。我国是城市现代工业和乡村传统农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还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民养老、看病、子女上学等问题还要依靠土地的微薄收入。城乡二元的户籍管理、就业体系、社会福利，堵塞了农民向市民身份转换的渠道，把农民禁锢在农村，致使农民工不能和城市居民享受平等的用工待遇和社会保障。农民工一旦失业，只能选择回家务农，这严重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真正转移。为了保障基本生活来源，很多外出务工农民仍然自己耕种承包地，甚至宁可撂荒弃耕，也不愿将土地流转给他人。

四、实现农村土地流转与劳动力转移良性互动根本性建议

解决农村土地流转与劳动力转移中的问题，根本在于深化制度创新，实现富余劳动力的彻底转移。在我国现阶段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托达罗模型等经典理论失灵。原因在于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制度障碍造成的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成为劳动力转移难以跨越的鸿沟。所以，加快制度改革与创新迫在眉睫，如彻底废除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实现城乡户籍制度的统一；实施与户籍制度相关的制度改革.如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体制和二元财税政策等；建立并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建立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为农民解决养老、看病、子女上学等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农民才能放心大胆地把手中富余土地流转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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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务劳动研究篇9

关键词：表层动作；深层动作；倦怠；心理解脱；生活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F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2）08-0098-06

Emotional La or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Staffs in Telecom Service Company

——Psychological Detachment as a Moderator

GONG Hui1, 2, SHI Kan1, LU Jia-hui2

(1. School of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2. School of Management,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eijing 100190)

A stract:

The paper aim to explore how psychological detachment from work can influence the relationship etween emotional la or strategies, jo urnout and life satisfaction. 332 staffs in service position in a telecom company were recruited to finish a questionnaire. Results show that, psychological detachment moderates effects of surface acting and jo urnout on life satisfaction. When a staff experienced high psychological detachment during off-jo time, the negative impacts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surface acting and jo urnout were uffered. The results help etter understanding effort-recovery theory that people can detach stress from jo to attain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and then in turn improve satisfaction and psychological well- eing.

Key words: surface acting; deep acting; jo urnout; psychological detachment; life satisfaction

引言

家务劳动研究篇10

［关键词］ 退休年龄；家庭劳务分工；代际互惠

［作者简介］ 白玉华，广西财经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广西 南宁，530002；陈婷，广西财经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广西 南宁，530002

［中图分类号］ C913.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12）02-0058-0004

一、问题的提出

退休年龄是否应该延迟业已成为养老保险研究者和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从人口学、经济学（人力资本和社会保障）角度来审视，专家学者中多数认为应该推迟退休年龄，但根据网络调查反对推迟退休年龄的力量还是远远超过了支持延迟的力量。退休年龄问题如此敏感，牵一发而动全身，政府维持现状也属无奈之举。

在工业化中期的中国，在巨大的经济、文化、政治变革中，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也在经历着极大的压力和蜕变。根据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假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创造”与“破坏”改变着社会、经济结构，并影响着收入分配。在经济未充分发展的阶段，收入分配将随同经济发展而趋于不平等。其后，经历收入分配暂时无大变化的时期，到达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收入分配将趋于平等。而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收入分配所呈现出的金字塔型格局正好与库兹涅茨的假说相吻合。广大工薪阶层的收入不高，对城市工薪层家庭而言，已婚男性一人难以承担全部家庭开支，女性也必须参与市场性生产活动才能维持正常生活开销，产子后安心育儿和照顾家庭的全职太太数量极小。而中国的家务劳务市场发育还相当不成熟，家务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无法满足大多数家庭的需要，因此城市双职工家庭的育儿与家务劳动大部分由家庭中健康的老人来承担（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当退休年龄推迟之后，老人就无法再承担其双职工子女的家庭生产活动，这势必会影响到年轻夫妻间的家庭劳动分工。

二、现阶段中国城市家庭主要的劳动分工格局

在从父居的中国社会中，家务劳动一直以来就与女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下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孝敬公婆、操持繁重的家务劳动成为女性生活的全部，这就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东方家庭分工模式。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虽然各式各样的家用电器已开始走进普通百姓家庭，减少了家务劳动时间，但家庭的这种传统分工模式并未颠覆。2009年，新浪网曾有一项“中国男女家务活儿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15995个参与调查的网民中，家务活儿分工情况为：“女性做得多”的占54.59%；“男女差不多”的占24.53%；“男性做得多”的占13.84%。数据表明，男女平等分担家务的仅占不到四分之一，而女性承担主要家务劳动的比例却高达一半以上。之前的2001年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资料就已显示，有85%以上的家庭日常家务劳动主要由妻子承担。女性平均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达4.01小时，比男性多2.7小时。在中国农村，女性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的时间总和超过男性的现象普遍存在，比城市还要严重。女性仍然是家务劳动的主体，但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近年来有明显的下降。除了现代化的家用电器普及及家务服务市场的参与因素之外，双职工家庭的家务劳动时间只是名义上的减少，实际上是家庭中的老人承担了相当一部分家务劳动。沈奕斐研究了当前中国家庭结构变化趋势 ，通过大量调查样本发现城市双职工家庭中祖父母几乎承担了所有家务，一切配合儿子、儿媳及孙辈的生活工作安排，饭菜以儿子儿媳口味和喜好为标准，隐藏自己的喜好，压抑自己的需要，扮演着完美“妻子”的角色。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带孩子做家务已成为当今社会的普遍现象（其中老年女性仍然是家务劳动的主体），这是一种代际支持和代际互惠 。老人甘愿承担子女的家务劳动一方面处于情感因素，儿孙绕膝，尽享天伦；另一方面，在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下，家庭仍然是主要的养老模式。老人前期对儿孙的付出也能换回日后儿孙对老人的赡养。事实上，在工业化浪潮席卷下，双职工子女很难保证能对父母尽到完全的赡养义务（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所以子代受惠多于父辈受惠，代际之间的互惠程度不同。

三、退休年龄延迟对城市双职工子女家庭劳务分工影响的经济学分析（无交易成本框架）

本研究中，家务劳动等同于家庭生产，如洗衣、做饭、带孩子、整理内务这些劳动可以自己“生产”，也可以向市场“购买”（雇人做）。图1中，折线GFH表示夫妻的收入可行集。假设家庭所消费的商品可以选择自己生产和购买两种方式,夫妻需要共同决策如何在家庭生产和市场生产之间分配时间获取消费品。横坐标表示将个人可支配时间全部用于家庭自己生产的产出，纵坐标表示将个人可支配时间全部用于市场性劳动的产出。由于现实中女性受教育水平、劳动力市场歧视等因素造成女性的工资收入往往低于男性，而在家务劳动方面又具有分工优势，所以我们假定DB曲线表示妻子的收入可行集，AE表示丈夫的收入可行集。很显然，妻子在家务劳动方面的产出水平高于丈夫，而丈夫在市场性劳动方面的产出水平高于妻子。OC表示假如家庭把全部可支配时间用于家庭自己生产的产出，OG表示家庭将全部可支配时间用于市场性劳动然后用劳动收入可购买到的产品数量。

在H点，表明夫妻把全部时间用于家庭自己生产。事实上，家庭不可能生产出所有自己需要的产品（家庭生产与市场生产具有不完全替代性），他们还需要现金购买商品。他们必须拿出时间进行市场性劳动，很显然谁在市场性劳动方面优势更强谁应该进行市场性劳动。于是在代表市场性劳动方面有优势的丈夫应将可支配时间逐步用于市场性劳动，形成收入可行集HF。同理，GF表示在家务劳动方面有优势的妻子将可支配时间逐步用于家务劳动的收入可行集，GFH构成了整个家庭的收入可行集。GFH折线外是在现有的生产率水平和有限的可支配时间内所无法达到的收入水平，折线以内的区域代表家庭成员有闲暇。

家庭的劳动分工应由效用曲线与收入可行集的切点来决定。根据加里・贝克尔的家庭效用理论，家庭既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也是一种生产单位。他认为，作为小型生产单位的家庭，家庭效用函数是由其产品消费种类、产品消费数量和产品消费耗时所生产的“基本物品”共同决定的。家庭效用函数是凸向原点、边际替代率递减的曲线，如图2～4中所示。家庭效用函数与收入可行集的切点表示在收入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水平，切点处是最优解。图2中的切点P说明妻子的可支配时间全部用于家庭生产（家务劳动），而丈夫部分可支配时间用于市场性劳动，其他可支配时间也用于家庭生产；图3中切点P表示丈夫将全部可支配时间用于市场性劳动，妻子也拿出一部分时间用于市场性劳动，剩余可支配时间用于家庭生产。图4中的夫妻分工泾渭分明，丈夫从事市场性劳动，妻子则发挥比较优势将全部可支配时间用于家庭生产。

在家庭老人的介入下，由于家庭老人承担了近乎全部的家庭生产活动，双职工子女可在图1中的G点进行劳动分工，此点意味着家庭收入最大化，而家庭生产也是最大化（虽然非子女承担），此时夫妻将全部可支配时间用于市场性劳动，家庭福利水平最优。

无弹性的退休制度下，如果延迟退休年龄，意味着老人将无法承担双职工子女的家务劳动，双职工子女家庭必须重新进行分工，他们的福利最优点将偏离G点，向右下方滑动，无论滑动到何处，P点较之G点都是次优的，因为收入和家庭产品总水平降低了。在父权制的文化背景下，P点极有可能位于图3的水平，即丈夫将全部可支配时间用于市场性劳动，妻子也拿出一部分时间用于市场性劳动，剩余可支配时间用于家庭生产，少数会出现图4的情形。跨国比较也能清晰地印证这种分工 。例如，日本和美国的研究人员发现，美国的丈夫们承担的家务劳动占29 %，而日本的丈夫所承担的家务劳动只占13 %。有项研究对22 个工业化国家家务劳动分工进行了比较，发现虽然国家之间的男女家务劳动分工存在巨大的差异，日本的丈夫承担的家务劳动最少，美国和挪威的丈夫承担的劳动最多，但是这些国家中的妻子们仍然要承担比丈夫多得多的家务，女人仍然是家庭生产活动（家务劳动）的主力军。

没有老人的倾力相助，在没有弹性工作时间的情况下，双职工子女家庭特别是职业女性会面临极大的压力。他们可能会频繁更换保姆，婴幼儿也无法得到良好的照顾和教育。消费的棘轮效应会使福利水平产生更大水平的降低，降低普通工薪家庭的幸福感，加剧家庭矛盾，增加不稳定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视家庭健康老人为社会稳定的一支强心剂。所谓“妇女能顶半边天”，职业女性越来越多，实际是忽视了代际互惠下的老人，尤其是老年女性的默默付出。女性所获得的经济独立和社会地位是以另外一部分在家庭和社会上弱势的老年女性的劳动付出为代价的 ，家务劳动的代际转移造就了经济上较之前趋好的年轻女性，但这并未改变劳动分工性别化的传统与现状。

以上的分析框架是在夫妻间劳动交换没有成本的假设下进行的。由科斯定理我们知道，如果权利能被清晰地界定且交易成本为零，那么，帕累托条件（或经济效率）将能够实现。事实上，很少女性选择做全职太太，即便家庭条件允许，全职太太也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社会文化剧烈变革中的现代家庭维系的纽带太少，婚姻有一定的风险。家务劳动的价值尚未被纳入到法律范畴内，一旦婚姻解体，女性的家务劳动就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妻子的家务劳动与丈夫的市场性劳动的交换比例取决于交易双方的力量对比，而这个力量对比是不均衡的。家庭内部，往往经济地位高低决定了话语权轻重，丈夫显然处于强势方。当婚姻的变数增加时，双方不信任感增强，交易成本增加。这种情况下，家庭效用曲线和收入可行集都会发生改变，从而使得均衡点发生变化，帕累托最优的结果也会改变。因此，夫妻间的劳动交易成本也应该纳入到分析框架中来。

四、退休年龄延迟对城市双职工子女家庭劳务分工影响的经济学分析（有交易成本框架）

家庭中夫妻间的劳动产品交易成本产生于婚姻存续的不确定性以及夫妻间的不信任。交易成本存在情况下，妻子的效用曲线会发生较明显的改变，见下图：

假如没有交易成本，妻子的效用曲线为U1，考虑交易成本后，妻子的效用曲线变为U2，见图5：U1比U2陡峭，原因是妻子在家庭商品和家庭商品间的替代弹性发生变更。如果要减少ΔX单位的市场商品消费，在不减少当前效用水平（U1）的前提下需要增加ΔY1单位的家庭商品。当交易成本被引入，妻子的偏好改变，倾向与参与市场性劳动，即要减少ΔX单位的市场商品消费，在不减少当前效用水平（U2）的前提下需要增加ΔY2单位的家庭商品，也就是说，交易成本的增加使得妻子更加“热爱”市场性劳动。由于丈夫在家庭分工中一直居于“主外”地位，他们的可支配时间多数用于市场性劳动，即使引入交易成本也不会改变他们的偏好，所以可以假定丈夫的效用曲线不发生改变。家庭整体的效用函数取决于夫妻二人各自效用函数。图6可以看出，引入交易成本后的家庭整体效用曲线由U1 变为U2 ，曲线更平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