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十篇

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篇1

关键词：经济波动理论；划分；原因；财政；宏观调控；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经济经历几次严重的经济，导致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就是总供给以及总需求间出现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不过其内在缺陷以及不稳定性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1 经济波动理论概述

（1）经济波动周期的划分

我国宏观经济的常态可以说是不同时期常态，所以宏观经济波动也就是不同时期出现的波动，因此划分经济周期的范围就需要将不同的经济时期作为界限，并且在划分的具体过程当中还应当注意，经济波动理论是同社会经济的稳定性相关，并且同政府的财政宏观调控政策存在一定的关系，这就要求严格地根据紧密相邻的常态时期当作一个周期加以划分，周期较短的情况，例如两三年及以下的相邻小波动，一个当合并作为一个周期[1]。我国经济波动特点主要体现为经济态势伴随经济制度改变而不断改变，经济发展的速度从慢变快，经济波动从大起大落转向平缓稳定，并且经济周期越来越长。这显示随着我国经济制度的改革，政府对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力度不断加大，同时根据经济波动理论，将我国的经济划分成为三个历史阶段，讨论其具体的特点，可以说是制度不连续的反映，并且从经济波动相同态势及其表现而言，也反过来印证我国经济制度存在的非连续性特点。

（2）经济波动的原因

我国经济波动呈现出上述特点，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制度存在不连续性，这就使得不同经济制度决定经济常态不同，不同经济常态则反映不同的经济制度。对我国当前状况而言，经济制度发展已经到了市场经济阶段，这一阶段经济制度主要是市场经济制度以及非市场经济制度联合决定，也就是既存在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地带，也存在非市场发挥作用的地带，同时还有二者联合发挥作用的地带。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市场机制的主体是企业，在经济活动当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在资源配置中也发挥着最为基础的调节作用，政府在此基础上实行宏观调控，同时作为公共利益代表，实现社会价值的最大化，运行机制主要是非市场的。所以经济波动一方面是微观经济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受宏观调控的影响，通常情况下是两者互动的结果，既是市场经济调节出现问题，也有可能是由于非市场制度调节出现问题，或者是两者不够协调而引发经济波动[2]。不过政府作为经济制度重要的供给者，在宏观调控的过程当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对于经济波动有着直接的影响，并不会伴随经济制度的改变而改变。

2 经济波动与财政宏观调控政策

经济学领域往往通过经济波动周期分析为财政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整提供建议，具体而言则是根据经济波动的趋势图预测运行的走势，并且推论所需要的财政宏观宏观调控措施，例如某个年份经济增长率显著超过上一年，就可以认为经济开始复苏，并进入经济波动的上升发展阶段，然后在今后几年可以保持持续发展的态势，因此财政宏观调控政策也应当做出调整，应当进入财政紧缩或者松紧适度的阶段。不过分析的结果显示，经济波动往往是财政宏观政策调控的结果，而并非财政宏观调控的依据，换言之某一阶段经济发展状况是受到财政宏观调控政策等各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并且后续阶段的经济发展态势可能上升同时也可能降低，具体而言需要根据财政宏观调控政策等因素的变化状况。只是借助于经济波动周期图预测运行态势缺乏充分的根据，并且作为财政调控的依据也存在着本末倒置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制度改革之间存在的不连续问题，因此即便可以借助于经济波动的周期预测经济发展的态势，也无法预测经济发展将持续高于常态或者是低于常态，因此无法确定财政宏观调控的措施。如果假设经济发展的态势高于之前的经济常态，如果经济常态收到制度改革的影响而在某个阶段发展甚至超过预期的发展状况，紧缩性的财政宏观调控并不适当，反之要是经济发展态势因为制度的改革而出现下降，相应的紧缩性的财政宏观政则属于理性选择。现实情况下，因为制度改革导致经济出现严重的波动，借助于经济波动周期图根本难以准确预测经济发展的走势。所以财政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同经济波动理论存在一定的区别，并且在调整财政宏观政策的过程中，并不能从经验描述的波动曲线当中得到准确的指示，因此比较可行的做法是在参考经济波动理论的基础上，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来最终确定财政调控政策。

目前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主要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当代市场经济本质上属于混合经济，也就是市场机制以及非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经济。不过我国的市场经济并未达到高度市场化，市场机制以及非市场机制停留在简单混合阶段，甚至存在着此消彼长的问题，同发达国家非市场机制根据模拟市场机制原则运行有着很大不同。可以说我国市场经济的体制属于双轨制，非市场机制也有着计划经济的特色，市场机制缺乏足够的效率，因此经济发展呈现特殊的缩长现象，就是双轨制的一种反映。所以从市场机制的效率性出发，建立我国市场机制同非市场机制协调均衡的经济制度，可以说是财政宏观调控政策解决经济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避免出现经济波动的关键举措。具体而言，应当高度重视市场体制构造。非市场机制虽然同市场机制的配置资源方式存在很大的区别，不过现代经济作为一种混合经济，非市场机制需要根据市场方式来贯彻效率原则，一方面需要模拟市场，从而构造可以确保非市场机制发挥充分作用的制度，确保政府命令符合市场效率原则，同时也要面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过程当中所具有的基础性作用，从而建立完善市场机制运行的相关制度。市场机制安排可以说是非市场机制顺利运行的重要前提条件，同时也是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保障。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应当根据市场效率原则进行干预，并非指的是政府从市场经济的维护人转变成为市场当中的经济人，从而完成资源的配置，也不意味着否定市场在配置资源过程当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需要退出资源配置的环节，即便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过程当中出现失效问题，政府也不能用经济人身份替代市场的角色，而是需要作为公共制度管理者从事节约市场交易费用、遏制市场经济人非不经济活动并提供安全环境管理等服务，这些活动无法用货币表达。

目前我国的财政宏观调控政策从积极的财政调控政策转变为稳健的财政调控政策，并且将减少赤字、减发国债作为原则，更好地实现区别对待以及有保有压的目的，更加强调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是为借助于通过减少赤字以及减发国债等措施，对结构性的经济矛盾加以合理调整，从而有效促进经济的平稳运行以及持续稳定发展，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基础。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来说，稳健财政政策可以说是针对经济形势改变，政府主动选择的熨平经济周期的一种调节措施，并且调节措施执行的效果，需要同经济波动阶段性的运行吻合才可以发挥其应用的效果。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经出现部分行业以及产业的持续过热问题，为了防止出现结构性的经济危机，根据经济周期相关理论，政府应当选择稳健的财政调控政策，因此通过经济波动理论的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指导财政宏观调控政策的应用，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为财政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确保政府应当经济过热或者需求不足，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篇2

    宏观经济学在许多方面是颇有争议的，主要是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对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如何解决，在经济学家间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形成许多学派。在政府如何治理经济方面的作用，学派之间的主张分歧甚大。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如果实行“无为而治”，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减少政府不必要是干预，宏观经济的局面会更好。另一部分经济学家则持相反观点，认为现代经济中政府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听任市场经济的自发波动会使宏观经济的目标难以达到。谁都不否定市场经济和政府的作用，但每当出现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时，总是有两派意见，一派强调市场的作用，另一派强调政府的作用。至于谈及政府的干预时，对政府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干预，在什么时候干预，以及实行什么样的政策等诸多方面，在经济学家间又争论不休。

    我们在这里将考察近代宏观经济思想的演变过程。由于宏观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所以，经济的社会背景基本上也是外国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在实行市场经济中必然会碰到宏观经济调节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已经历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两方面的问题，了解国外宏观经济学派以及在不同时期政府所实行的不同的经济政策和效果，是不无益处的。

    宏观经济学派争论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

    1.价格和工资是刚性的，还是灵活的？

    一般说来，主张政府减少干预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认为价格和工资相对是灵活的，也就是价格会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有涨有落，市场会很快出清。根据他们的观点，失业现象是暂时的，不值得大惊小怪，从长期来说，市场的力量会使劳动力严重过剩现象消失，只有很小一部分自然失业（这部分人的失业是正常的，无需政府关心）。对一时出现的劳动力过剩现象，他们主张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让企业和劳动者对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及时作出反应，对劳动职位的空缺及时信息，鼓励劳动者在不同地区间和不同职业间流动。

    他们认为，价格和工资从短期上说是有一定的刚性的，所谓刚性也就是不够灵活，固定不变或只上不下。其主要原因是工会的力量比较强大，要把工资定在高于均衡的水平之上。在这种情况下，非均衡的失业现象会持续存在一段时间。他们的政策主张是，对工会的权力要有所制约，使工资水平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使刚性消失，非均衡的失业现象也就会随之消失。应该说，持这种观点的人可称为右翼观点。

    左翼和中间派的观点对价格和工资的灵活性的假设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们的基本假设是，价格和工资是刚性的，也就是相对固定的，或者只能上不能下。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对劳动的需求发生疲软现象，要削减工人的工资必然会遭受到工会和工人的反抗。即使在某种程度上对工资作了削减，但也不足以解决非均衡的失业问题。而且削减工资的结果反而会减少总需求。

    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同样对需求变化的反应显得很不灵活。随着市场的结构变得越来越集中，垄断程度明显增加后，企业对需求不足的反应不是通过削减价格来增加销售数量，而是通过别的办法对付之。如果企业认为需求不足是一种暂时现象的话，他们就增加存货，减少现在的销售，或者减少生产，从而减少就业。如果企业认为需求不足会持续一段时间的话，他们就会采用成本加成的办法，把经济损失转嫁给消费者。如果工资是刚性的，或只能上，不能下，并且工资成本的比重很大的话，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也会是刚性的。因此，他们批评右翼观点，认为要依仗市场的力量解决失业的问题是一种奢望。

    2.总供应是固定的，还是可伸缩的？

    如果总需求发生变化，国民产出会发生什么反应？会对就业发生什么影响？

    右翼的观点认为，总需求的变化，对总供应只有在短期内会作出一些反应，从长期来说是不会作出什么反应的。总供应是不受需求因素决定的。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和数量，也就是整个经济的生产能力，而不取决于总需求的水平。总需求水平的扩张只会引起通货膨胀。它不能造成国民产出和就业水平的长期增长。同样，总需求的萎缩从长期来说也不会导致国民产出的下降和失业的增加，它只能引起价格的下降。

    因此，如果政府要通过扩大总需求来实现总供应的增加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是一种良策。他们主张，要直接鼓励企业的发展和竞争，不要妨碍市场的正常运作，只有这样，总供应才会增加。这种主张，通常被称为供应学派经济学。

    与右翼的观点相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总需求的扩大会促进总供应的增加，如果总需求有足够的扩大，失业率会下降。只要政府保持一种较高的扩张的总需求，国民产出和就业水平的增加就会持续到长期。被扩张的总需求刺激的市场会变得充满活力和不断扩张，从而刺激企业充分利用生产能力，雇佣更多的工人，增加投资，进而增加整个经济的生产能力。

    他们认为，要做到这一点，政府不能“无为而治”，不能对市场放任不管，相反，要加强对总需求的管理，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波动要及时调节，确保经济稳定、持续的增长，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不同观点主要表现在对总供应曲线的性质的理解上。

    右翼观点认为，总需求的扩大几乎不会对总供应产生什么影响，所以总供应曲线是一条垂直的曲线，总需求曲线的扩大，不会使总供应曲线向外移动，结果只能造成价格水平的上升。

    反对右翼观点的人们认为，社会生产能力是存在过剩的，总需求曲线的向外移动（扩大）会使国民产出增加，从极端的角度说，总供应曲线是一条水平线，总需求扩大的结果会使国民产出显著增加。

    不偏之为中的观点是总需求的扩大，既会使国民产出增加，也会使价格水平上升。如果经济特别不景气，有大量的生产能力过剩，开工率甚低，失业率很高，总需求的扩大会使国民产出增加很多，价格水平上升不大。但是，总需求扩大的效果不是始终如此的，随着生产能力的利用率逐渐增加，生产能力趋向于饱和，总供应曲线就变得陡直起来，企业会发现要增加产出会很困难，对总需求扩大的最直接、明显的反应就是提高价格水平。从长期来说，如果总需求的扩大导致了社会投资的增加和生产能力的增加，总供应曲线会向右移动。从这点来看，长期总供应曲线比短期总供应曲线更有弹性。

    3.预期的作用

    人们有各种各样的预期，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预期主要是指人们对价格和产出的变化会有多快的反应和多大的反应？他们预期的内容是什么？这些预期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持右翼观点的人认为，人们对经济环境和经济政策变化会反应很快，特别是对价格变化的预期。他们特别强调价格变化预期的作用。如果总需求扩大了，人们就会预期价格水平就要上升了。工人对工资的增加理解为物价的上涨，名义工资的增加只是一种幻觉，因为工资的增加部分很快会被价格上涨所吞噬。企业对产品需求的增加也被理解为是通货膨胀的信号，开始以增加产出作为响应，后来发现用提价而不是增产的方法更为“有效”。不多时，企业纷纷仿效，整个经济提价成风。企业不久发现工资、原材料等外购物品都涨价了，成本明显提高，企业以此为由，又进一步提高价格，结果价格水平被步步推高。因此，国民经济的产出不会增加，因而就业人数也不会增加，只是价格水平提高。他们认为，总需求的扩大对增加产出和增加就业无济于事，它只是通货膨胀的代名词。如果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使企业丧失生产的信心，不敢轻易投资，结果长期的经济增长受到严重的影响，就业水平不会因此而提高。

    与右翼观点相反的经济学家则认为，预期的内容不是如此简单的。人们是否预期总需求的增加会导致通货膨胀，这要看现行经济的状况，以及扩张总需求的力度如何，不能一概而论。如果经济处于严重萧条的时期，失业率很高，社会生产能力严重利用不足，政府以直接投资于基础设施、医院等公共工程的形式扩大总需求，国民产出和就业人数就会迅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预期的效应是有利的。企业对扩大总需求不仅仅预期为通货膨胀，而是预期经济会得到复苏，企业会得到发展，市场也会扩展。于是，企业就愿意投资，结果经济进一步得到发展，国民产出进一步增长，就业人数进一步增加。

    因此，对预期理解的差别反映在对总供应的看法上，右翼观点是总需求的扩张不会产生新的国民产出和就业人数，总供应曲线是无弹性的，是一条垂直的线，所以，其效应是直接导致通货膨胀；反对右翼观点的人认为，总需求扩大的结果会增加总供应和就业人数，企业因而会预期国民产出增加。

    对这些基本的宏观经济学问题的看法不同，反映在政府的作用上也是存在两种观点的。凡是认为总需求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人就主张政府不要干预经济，实行放任不管的政策，让市场经济发挥充分的调节作用。要制定的政策就是要保护市场的正常运作，比如，限制大企业的垄断，限制工会的垄断等。从长期来说，国民产出会增加，非均衡的失业率会降低到均衡的失业率（自然失业率）。扩大总需求的做法，如同饮鸩止渴，毫无益处，从长期来说会影响国民产出的增长和就业。凡是认为总需求会有助于国民产出的增长和就业的人认为，如果听凭市场调节，非均衡的失业现象会长期存在，而且会相当严重。因此主张政府干预，扩张总需求，从而促进总供应的扩张和就业人数的增加。

    二、宏观经济思想的演变和发展过程

    在19世纪，经济学家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持着一种悲观的态度，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为代表，认为人口是以几何级数增长，而国民产出则以算术级数增长，生产力存在的收益递减的规律会抵消技术进步和新资源以及原材料的发现所得到的益处。在此情况下，政府最好是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鼓励企业的发展，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反对重商主义，主张扩大国际贸易，扩大市场，增加就业机会，实现国民产出的增长。

    到了20世纪，经济学家的看法有了些改变。主要是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国际贸易也很兴旺，对国民产出的长期增长不再那么悲观了。在此情况下，经济学家更主张政府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让经济自行发展。当时大多数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相信市场经济的魅力，把资本主义经济描绘成一架精妙的机器，会把社会稀缺资源引导到社会最有利的用途上去，会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就业不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不必多此一举，干预经济。政府所要做的事就是不要过多发行货币，以免引起通货膨胀。

    古典学派对依靠市场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要求坚信不疑，任何非均衡的失业现象是摩擦性的，经过一定时期的调整，它终将消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不是很严重，所以，古典学派的观点是占主流地位的，即使有争论也不会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萧条。工人失业率骤然上升，上升到了两位数，英国在1932-1933年达到了22%，工厂的开工率普遍不足，国民产出明显下降，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美国华尔街股市崩溃，国际贸易额大幅下降。

    经济大萧条与实行通货紧缩的政策有关，它使失业现象加剧。回顾这次经济危机，许多经济学家指出，如果实行放松银根的政策，本来的经济情况会好得多。但是，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和理财当局坚持反对把失业现象归咎于需求不足的观点，也不主张放松银根或扩大需求（比如增加政府开支）的做法。

    根据古典学派的观点，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不会导致失业，面对失业率上升的现实，他们认为是劳动力市场没有出清的缘故，也就是劳动力的价格没有下降到足够低，使其达到供求平衡的水平。因此，他们主张劳动力的价格应当进一步下降。如果货币工资（劳动力的价格）下降的幅度大于总的价格水平下降的幅度，说明实际工资下降。实际工资下降，会使就业人数增加，从而使商品的价格也进一步下降，市场商品的需求增加，同时出口品的价格也随之下降，增加出口，使国际收支逆差的局面也得到改善。

    古典学派因此主张政府应坚持实行平衡财政预算，甚至不惜削减社会福利，增加失业人数，企图以此“短痛”避免今后的“长痛”。事实证明，古典学派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所采取的政策是错误的，高失业率与需求不足同时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人们逐渐怀疑其理论的正确性和以该理论所制订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凯恩斯认为劳动力的价格（工资）是很难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达到供求均衡的水平的。当需求不足出现的时候，社会对劳动力的总需求下降，但劳动力的价格仍维持在原来水平，结果劳动力出现过剩（失业）。凯恩斯的观点是，即使将工资水平可以压到均衡的水平，但工人工资的减少，会进一步使总需求减少，而且工资减少的幅度难以抵消总需求的减少，从而使市场出清难以做到，非均衡的失业现象将持续存在。企业主可能会发现劳动力的价格的确是便宜了，但由于总的经济状况不好，他们就不会贸然增加生产和增加雇工。结果，经济萧条现象越发严重。

    如果总需求严重不足，就会产生经济萧条和高失业率。如果在国民经济中存在着潜在的生产能力和失业后备军的话，通过扩大总需求的方法会使国民收入增加。凯恩斯认为，可以从财政政策上去促使总需求的扩大，以达到充分就业的目的。政府如果在经济萧条时期，总需求不足，漏出大于注入的时候，仍然采取紧缩的政策，必然会使经济更加萧条。在此时，政府的正确做法是，不再固守财政预算平衡的政策，而是为使注入大于漏出，这就要求实行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换言之，要减少财政收入（税收），增加财政支出，也就是实行财政赤字，以扩大总需求，让乘数效应发挥作用，达到增加国民收入的目的。

    凯恩斯指出，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大性的货币政策不如财政政策有效。因为增加货币供应会有相当数量的资金用于纸面资产（证券等）的投机，而增加政府支出会直接增加对实物资产的投资，从而带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在经济萧条时期，最好的办法是双管齐下，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扩大货币供应，这就不发生挤出效应，较有效地促进国民产出的增长。

    如果总需求扩张过度，总需求曲线外移，社会上闲置的生产能力和资源越来越少，已逐渐接近极限，此时，如果再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会导致价格的较大幅度的上涨，而对国民产出增加的贡献很有限。对此种情况的出现，凯恩斯主张实行相反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减少总需求，比如，财政政策方面，减少政府支出或增加税收；货币政策方面，减少货币供应。在减少总需求时，他还是认为财政政策最为有效，当然他仍主张财政政策应当与货币政策同时实施。

    凯恩斯理论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对它最有力的冲击是现代货币主义。现代货币主义是以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为代表。他以古典货币数量说为基础，适当吸收现代经济学的观点（包括一些凯恩斯的观点），对经济中出现的滞胀现象作了独特的分析。

    货币主义的核心内容是说明价格水平与货币供应数量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弗里德曼分析了美国历史上价格水平和货币供应数量的关系后，得出结论，即：通货膨胀总是一种货币现象。如果长期的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超过国民产出潜在的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则不可避免。

    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只会对国民经济造成伤害，因为它使人们对今后的投资前景发生怀疑，失去信心，从而减少投资；也因为通货膨胀使本国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所以，他们主张政府要对货币供应实行严格的控制，即主张确定货币控制目标。温和的、公开的货币供应目标会有助于减少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率。除对货币供应实行严格的控制外，根据货币主义者的建议，政府应尽可能减少对经济的干预，限制工会的垄断权力，以排除人为的障碍，使市场经济能够正常的运作，发挥市场的效率。按此主张，企业和工人会对市场作出反应，增加产出和劳动，结果使总供应得到增加。货币主义的刺激供应的政策主要精神是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让企业尽情追求自身的利益，使社会生产能力得以充分的利用。

    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他们认为自然失业率之所以上升（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向右移动），主要是工会的作用和对失业福利救济的增加，从而使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增加。滞胀的原因也正在于此。他们在1970年代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人们增加了对通货膨胀的预期。结果国民产出不仅没有受到刺激，而且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美国和英国政府都采用了货币主义（供应学派）的观点，对总需求有所遏制，花费了一段时间，调整了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预期通货膨胀率下降），在短期内，失业率有所上升，主要是因为工资上升的调整较慢，需要有一个过程。但从长期来看，根据货币主义者的观点，通货膨胀率会明显下降，最终自然失业率也会明显下降。

   坚持凯恩斯观点的学者对货币主义的观点不是完全排斥的，他们也认为，如果总需求扩大过猛，会使通货膨胀率急增，有一部分失业率是不可能靠扩大总需求的政策得到解决的。无论是社会的总供应或社会的失业率都存在着某种极限。到了这种极限，一味扩大总需求就会产生不良的效果。总供应曲线是向上倾斜的，到了生产能力利用完毕的时候就变成垂直的了，说明是扩大总需求政策有效性到了极限，再采取扩张性的政策只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对国民产出的增加无济于事，国民经济存在一种潜在的产出水平，这就是社会所有的资源基本上得到充分利用的产出水平，这种产出水平不是完全可以依靠扩大总需求的办法来达到的。通货膨胀率上升在一定范围内会导致失业率的减少，即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呈反比关系，说明在这个范围内扩张总需求的政策是有效的。但自然失业率不是靠扩张性的政策所能解决的，如果在这时继续实行扩大总需求的政策，只会引起通货膨胀的继续上升，而对失业率的下降毫无作用。

    尽管凯恩斯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货币主义者的观点，但在基本立场上并没有改变。他们认为，通货膨胀的确是与过度的总需求扩张有关，但到了1970年代中期，通货膨胀不完全是一般性的总需求扩张引起的，过度的需求集中在国民经济的某些部门。过度需求的部门的通货膨胀压力不能被需求不足的部门的通货紧缩的压力所抵消，因为工资和价格都存在着刚性，于是需求转移型的通货膨胀就发生了。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也要归咎于成本推动的压力，大型的跨国公司过大的经济权力，大型工会的谈判权力和发生的能源危机致使石油价格上升，都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通货膨胀的连续发生，工人对每年工资的增加产生预期，但工资的名义增长赶不上国民收入的实际增长。所以，从长期来看，主要问题不是人们对价格上升的预期，而是人们对实际生活水准提高的预期。

    凯恩斯主义者对1980年代出现的高失业率归咎于总需求的不足。总供应对总需求的减少呈现出较大弹性的下降。企业对总需求的下降的反应是减少产出和减少对工人的雇佣。企业减少库存，企图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的做法，加剧了这种情势。

    凯恩斯主义者对货币主义者的观点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过分依仗市场的力量，认为只要把企业和工人都推向市场就会解决问题；二是把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和经济萧条等复杂的经济现象简单地归为货币供应的控制问题。

    他们认为，现实的市场不是完全竞争市场，市场的不完全性使“看不见的手”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不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最佳化。市场供应和需求条件的变化往往反映短期的投机情况，不能正确反映长期的成本和效益的真实情况，特别是象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它们对短期的压力反应十分激烈，而且过分，对企业的长期投资非常不利。比如，外汇汇率的激烈波动，怎么会使企业家对长期投资出口市场持有信心呢？因为无论汇率突然上升或者突然下降都会损害本国产品的出口。市场经济的自发波动会对将来的需求、供应和价格产生许多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会使企业减少投资，从而减缓经济的增长。据此，他们认为政府对干预经济责无旁贷，以促进投资和经济的不断增长。凯恩斯主义者常常引用日本、法国和德国等例子，说明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近几十年是经济学家十分活跃的时期，如果把经济学家一分为二，不是货币主义者，就是凯恩斯主义者，未免太简单了。如同经济现象是复杂的一样，经济学家也是流派纷呈，主张各异，面对各自的观点，不是互走极端，而是在坚持自己的主张的前提下，公开的或不公开的吸收合理的成分。当你在一个学府问及一位经济学家的时候，他可能会滔滔不绝，但不会给自己贴上什么学派的标签。学派的划分，在很多场合，是评论家的分析或者归纳。     三、对我国宏观调控政策选择的启示

    以上简要地概括了宏观经济思想的发展和演变，以及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所依赖的理论基础。客观经济现象过于复杂，不同的经济学派的政策主张所依赖的假设又各不相同，所以，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很难走到一起来的。不过，全面理解宏观经济的各种思想，对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是有借鉴意义的。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启示：

    1.以总量调控为主，还是以结构调控为主？

    既然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有待逐渐形成，那么单单利用总量调控，就会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判断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形成与否，至少有三个标志：一是企业是否能按企业规则行事。比如企业是否有定价的自主权，也就是市场上的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企业是否有用工权，根据需要雇佣和解雇雇员；二是商品是否能在全国市场上自由流通，不受人为的限制和地方的保护和歧视；三是企业的形成与发展是否受到所有制的限制，特别是民营企业是否能够根据市场竞争的原则可以自由进入或退出；四是社会资本是否可以根据市场信号自由转移；五是是否形成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税务制度与法规。根据这些标准衡量，我国市场经济的形成尚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由于如此，宏观的总量调控，就会遇到许多的人为障碍，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因为总量调节的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有一个畅行无阻的传导机制。比如，国家增加财政支出的目的是要通过乘数效应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其前提就是要求企业对总需求的变化反应十分敏感，这样才会产生连锁反应，达到国民经济倍数增长。如果其中某一环节，对总需求的反应并不敏感，就会使乘数效应大打折扣。

    可以说，我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有着计划经济的痕迹。国家对许多重要的商品价格还实行着严格的控制，国有企业的用工权还受到很多的限制，地方主义还时有抬头，民营企业在行业进入等方面都受到限制，国有企业的资本的大部分是不能流通的，我国的行政和税务制度和法规很多是沿袭计划经济的一套。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恐怕宜以结构性调控为主比较有效。结构性调控的做法，似应表现在：对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即“瓶颈”行业注入必要的资金，使其缓解供应紧张的局面；对生产能力过剩又没有发展前途的“夕阳”行业实行关停并转，对新兴的行业政府宜采取扶持的政策，从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取消“禁入”的规定，使它们能较快地进入短缺的行业（在市场经济中，短缺行业是赚钱行业的同义词），既增加投资的有效性，又缓解社会对特殊商品的供应不足。

    2.宏观调控侧重需求管理，还是供应管理？

    自凯恩斯以来，宏观经济的视野确实有了很大的拓宽。他所强调的需求管理在调节西方经济方面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副作用，不然，宏观经济思想不会像现在那样混乱。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的好处是对经济的调节比较直接，对解决通货紧缩特别有效。换言之，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只对经济发生大萧条时十分有效。问题是，现在经济的运行并不象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那样低落。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与政府调控能力与那时相比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也就是说，不太可能产生像那时出现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消费严重不足的尖锐矛盾。可以这样说，经济大萧条只是一种特例。它说明，如果不分经济情况的好坏，一味强调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可能会出现弊大于利的结果。它的好处仍然是拉动总需求，刺激国民经济增长；它的弊病是，如果国民经济的生产能力已无多大剩余的话，就会引发通货膨胀。从微观层面看，会出现严重的“挤出效应”，排斥私人投资，阻碍国民经济的增长。供应学派的兴起是对片面强调需求管理的一种纠正。

    我国真正借鉴西方宏观调节的做法可以说从1999年始，那时我国的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疲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提法和做法正式出现在政府的报告和文件之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一词，虽然没有什么标新立异之处，但隐喻着扩大总需求的政策意图十分明显。显然，扩大总需求，就是实行需求管理政策。从近两年的实践来看，需求管理的做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国民经济的拉动是有一定贡献的，有的学者估算，大概使国民经济增长一到二个百分点，但与人们对它的预期效果还是有较大的差距。人们对它产生的疑问有：为什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只有发行国债一途？我国屡次增发国债的效果究竟如何？当然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我的看法是，发行国债后筹集的资金主要用于公共工程，是一种正确的做法，要比用于一般性的财政支出好得多。问题是，一方面公共工程是否对国民经济的总供应产生明显的效果，另一方面公共工程的乘数效应究竟如何。恐怕两方面的效果都不令人满意。前者，只具有总量调节的意义，对解决国民经济中的“瓶颈”不十分明显（说实在，在需求疲软的时候，“瓶颈”在哪里也难以说清）；后者，没有引发新一轮的增产和投资热潮，究其原因，主要是国有企业对需求刺激的反应不敏感。事物总有它的两面性，积极的财政政策既没有促进国民经济的有力增长，也没有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回过头来看，如果我们把宏观调控的重心放在供应管理方面，也许效果会好得多。所谓供应管理，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主要是要把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搞好。我们不能不看到，我国国有企业的潜在的生产能力是很有限的，尤其在停产之后，要再把生产重新组织起来，困难重重。有许多国有企业实际上是不破产的破产。在这种情况下要靠需求管理政策来拉动国民经济，使国有企业的机器重新开动起来是难上加难。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使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也就是对宏观调控的信号十分敏感的企业，有了这个条件，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把企业潜在的生产能力“拉动出来”。

    3.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增长，更多地利用市场，还是依靠政府？

    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思想的分歧争论在很多问题上主要集中在对市场的看法上。

    我们不会也不能对西方的两种学术观点作出裁判。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任务是，联系我国的实际，如何正视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治理经济的对策。我国长期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习惯于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虽然我国已正式宣布实行市场经济，但在许多方面还是依靠行政命令指导和调节经济。我国肯定了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作用，但对如何实现这个功能，或者了解甚少，或者做得很少。我们知道，在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写得很清楚，依靠市场要解决三大问题，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计划经济何尝不想较好地解决这三大问题，但计划经济实践的结果是灾难性的。这是现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历史必然。其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就是我们要在建立市场经济和完善市场经济上多下功夫，政府应当减少不必要的干预，让市场成长和发育。应当看到，西方国家是市场经济的国家，它们的市场基础远比我们深厚，他们尚且注意或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我们还有什么顾虑，认为让市场发挥自身的作用会使国民经济失控呢。恐怕即使让西方的凯恩斯主义者对中国的现状发表意见，也许他们也会发出“政府干预太多”的感叹。

【参考文献】:

    [1]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l860～l9l5[m]. philade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l944.

    [2]lionel robbins. the theory of economic policy in english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m]. london:macmillian co., l952.

    [3]warren g. samuels. the classical theory of economic policy: non-legal social control[j]. souththern economic journal, no. 1, 1964.

    [4]juseph a.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5]jeseph dorfman. the economic mind in american civilisation [m].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49.

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篇3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中存在的问题

（一）后发型优势得不到发挥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受传统经济理念和模式影响较大，进而在新型经济视角中，后发型优势未能获得良好的发展空间和发展环境，进而导致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慢，经济上升空间较小。如果在此期间我国不能及时开发新的经济热点，那么经济就会陷入一蹶不振的恶性循环中来。

（二）财政风险隐患较大

在经济新常态尚未到来之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与社会需要间呈正比例的发展关系，此时矛盾与风险未能被及时揭露。现如今，在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背景中，虽然阶段性经济呈增长态势，但是整体经济的增长速度较缓慢，经济发展进入了优化协调阶段，然而此阶段的经济矛盾以及风险正逐渐显现，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和升级。

（三）宏观经济运行失衡

新型经济视角中，宏观经济发展状态与以往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其宏观调控的难度系数也明显提高。首先，物价压力过大，平衡作用较小。其次，经济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的平衡难度较大。新视角下经济收入的增长幅度较小，一定程度上会间接影响经济的整体增长速度。最后，就业问题与社会生产间的矛盾较显著。网络信息化时代中，高科技设备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但是失业人员数量逐渐增多；我国创新型人才和创造性人才与发达国家相比数量较少，进而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我国的市场竞争实力。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分析

（一）优化经济增长质量

在传统经济发展观念和形式的影响下，经济增长数量是当时市场关注的焦点，单方面追求经济增长数量能够更好的迎合市场发展需要，但是，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之后，经济增长方向发生了明显变化，由原来的数量型经济增长转向质量型经济增长，宏观调控政策进而要相应的进行目标转化，即以市场需要为发展导向。

（二）推动市场改革

一方面，通过市场改革强化内需。现阶段，由于我国民间资金储备力量庞大、人才资源丰富，要想将民间资本的发展优势巧妙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就要积极推动市场改革，通过市场改革创造新型的发展契机，此外，这能够为企业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提供有力的物质保障。另一方面，加大创新力度。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是国家生命力延续的重要保障，因此，政府要为创新型项目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持，并给予创新型人才应有的鼓励和尊重，同时，营造良好的创新型环境，彰显后发型经济特点和优势。

（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对于社会上存在的下岗再就业问题，我国政府要格外重视，在提高重视程度的基础上，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进而对失业人员妥善安排，同时，政府要为下岗失业人员组织系统性的培训，促使失业人员通过培训丰富知识储备、提高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这有利于优化人们的生活质量，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发展。除此之外，我国还要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由于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能够明显增强市场竞争实力，能够实现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不仅能够科学、合理的规划岗位布局，而且能够将就职人员有效调整，进而充分发挥人员的劳动价值，激发劳动人员的工作热情。

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篇4

关键词：市场经济 宏观调控 宏观政策

引言

为了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问题，维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通过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一个有效的手段。而宏观调控的作用又受到政策因素的影响，因此，分析影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政策性因素，并提出对应的策略，对于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具有积极意义。

一、影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政策性因素

（一）政策透明度

政策透明度是影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与经济相关的正常信息资料一旦不透明，将导致公众获取相关资料的难度增加，使得公众估计经济发展趋势的难度加大，反应延迟。同时，宏观调控主体通过公开其所采用的经济调控模型来向公众传递所采取的调控机制，使得公众对经济发展趋势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加快了公众对经济政策的反应速度。再者，通过提高国家政策的透明度，及时的公布宏观经济调控、运行判断的相关政策与策略等，使得公众能够更好的预知调控主体的相关政策行动，降低了市场剧烈波动的可能性。一旦调控政策与工作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别时，通过强化两者之间的交流可以有效的缓解这种认识方面的差距，而不断的增加政策的透明度显然是不能完全的消除公众认识与调控主体之间的不一致，但是却有效的降低了两者之间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从这个方面来看，提高政策的透明度能够更好的发挥政策方面的作用，便于向公众传递相关的政策信息，使得经济调控的宏观政策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可，引导公众形成一个合理的经济政策预期。

（二）政策时滞

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状况及运行的整体态势发生变化及至整个调控主体完成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同时直到所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相应的控制目标产生对应的效应时，一般存在着对应的时间间隔，这就是所谓的时滞，也称作宏观调控过程中的时间滞后。而这个时滞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效果以及调控目标的实现程度具有直接的影响。当调控时滞越长时，所产生的调控效应将会越慢，效果也会越差，达到的最终调控目标也将越低；反之，当调控时滞越短时，所达到的整体调控效果将会更好，最终实现的调控目标的实现程度也就更高。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调控时滞，导致任何的调控行为以及调控理论政策都将可以与所获得的最终调控效应合并起来实现最终的调控目标。但是，在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这种调控时滞经常会导致一些调控政策出现失效的问题，有时甚至会加大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矛盾。

（三）多项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与配合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的一个主要方式，尤其是对流通与资源分配领域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是两种常用的宏观调控政策手段，也是现代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核心。两者之间在作用方面虽然有效的克服了流通与分配范畴当中的各种矛盾，在保持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过程中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两者所作用的社会生产环节与领域是不同的，导致单独的利用某一项政策手段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过程中都会出现相关的缺陷，存在着对应的局限性。

基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个方面的特点与政策存在的差异，因此在会死机的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所采取的调控与操作策略往往只是针对某一个环节的具体情况以及政府具体的宏观调控目标来进行的。而两者之间的合理搭配与相互协调是保证我国宏观经济体制与结构完整的一个有效方式，通过两者的协调来保证供求关系与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

二、提高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的对策

（一）尽量缩短宏观调控的时滞

这首先要求建立一个完善的宏观主体调控信息系统，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以及宏观经济政策所产生的作用进行实时监测，提高宏观经济政策实施主体对经济整体运行态势的判断和预测能力；对当前的宏观调控决策体系加以完善、增加调控中主体的决策能力以及调控主体决策的效率，确保调控主体的调控决策果断高效，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正确的宏观经济决策；同时，应该尽量的减少由于宏观调控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冗余程序，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执行机构的整体工作效率。

（二）有效增加政策透明度

合理通过说明手段来提高沟通的整体有效性。对于调控主体，应该对调控政策出台的背景以及预期达到的目标进行说明。尤其是在公布相关的预测调控指标过程中，政府应该对产生的可能结果、所应用的理论依据与模型等制定一个详细的公布细则内容。对与实际执行效果与目标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找出其中存在的原因和可能产生的影响。应该对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矛盾现象，调控主体应该分析产生这些矛盾的主要原因，并调控好这些目标之间的偏向。

（三）强化对预期目标的引导

在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市场主体必然存在着一个对宏观调控政策以及经济变量适度变化的预期，完全消除这种客观存在的预期行为是不科学的。而需要通过一个合理的途径来对这种预期进行有效引导，使得市场主体所产生的预期与调控主体最终实现的目标尽量相一致。因此，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过程中，就应该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主。虽然任意的调控政策实施对市场主体所产生的影响，诸如利益得失等问题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只要以社会绝大部分的利益为利益取向进行调控，所实施的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得到广泛的支持。这也就使得宏观调控政策所发挥的作用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篇5

经济增长速度在持续下降中开始出现回升

记者：自2010年10月宏观刺激政策总体上“择机退出”之后，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虽然2011年全年增速达到9.2%，但按季度看则是持续下降，进入2012年，前三季度又分别降至8.1%、7.6%、7.4%，连续7个季度增速持续下降，第四季度增速回升至7.9%，全年增速为7.8%。造成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的原因是什么？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发生怎样的变化？

刘伟：究其原因，从投资来看，投资需求增速放缓是经济增速放缓的突出原因，主要是市场性企业投资动力不足，在政府投资开始放缓的条件下，投资需求增速放缓愈显突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2010年迅速降至19.5%，2011年再降为16.1%（均剔除价格因素），2012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64835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20.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9.3%），增速比上年回落3.4个百分点。自2010年以来投资需求增速的持续下降，是形成连续7个季度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但是从2012年第四季度态势看，投资需求增速开始出现积极增长迹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纵观2012年名义投资需求增速比2011年有所下降，但波动幅度不大，同时，若考虑到2012年较上年通货膨胀率的回落（自5.4%降至3%左右），2012年的投资需求实际增长率自2010年来连续2年多下降来看开始出现回升势头。因此，201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很可能继续提速，包括各级政府和大企业及中小微企业的投资需求均可能出现稳定缓慢的增长，名义增长率会出现较显著提升，若通胀控制严格则实际增长率会更高些。

从消费来看，我国经济增长内需不足的突出表现在于消费需求增长动力不足，201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上年的增长16.9%降回14.8%，2011年比上年增长17.1%（但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6%）。2012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7167亿元，名义增长率为14.3%，比上年回落2.8个百分点。但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12.1%，比上年提高了0.5%。我国经济长期以来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和城市化加速期，相应的投资需求增长正处在历史高峰期，客观上投资需求的高速增长会排挤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存在严重扭曲，从总体的分配结构看，政府、企业、居民三者间收入增长速度上，居民收入增长长期最低，一般比GDP增速低1/3，而政府财政收入增速最快，显著高于GDP增速，改革开放30多年来，按当年价格计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以上，而GDP（按现行价，不是按固定价）年均增长14%多（按不变价为9.8%），这就使得居民作为消费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这种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又与初次分配中劳动要素报酬增速放缓进而比重下降直接相联系，进而使得消费与经济增长不协调。要根本上解决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的矛盾，需长期多方面努力，但从2012年总体短期情况看，开始发生变化。虽然名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2011年CPI为5.4%，而2012年CPI为2.6%，因此实际增速是有所提高的。2012年前三季度，我国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已超过投资，达到55%，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目标的逐渐实现，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国民收入分配和居民收入分配必然发生相应变化，相信在2013年，这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的回升能够继续保持其势头。

从外需来看，2012年由于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缓慢以及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强化等原因，我国进出口增长低于预期，据海关统计，2012年我国进出口比上年只增长6.2%，其中出口增长7.9%，进口增长4.3%，在与主要贸易国的双边贸易中，中日、中欧双边贸易下降，中美、中国与欧盟双边贸易及与俄罗斯和巴西双边贸易不同程度地增长。2012年出口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贡献虽不是负值，但由于出口增长在一位数，因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事实上不到1个百分点，而净出口对GDP贡献率则为-5.5%，下拉GDP0.4个百分点。从目前各方面的分析预测看，2013年世界经济虽开始有所复苏，但其速度不可能较快，难以达到金融危机前的增长水平。因此，2013年我国进出口，尤其是出口增速很可能仍在1位数的水平上，可能略高于2012年，但难以达到2位数以上。今后较长时期里，我国经济增长只能更多地依靠内需拉动，以年增20%以上的出口来支持经济增长的状况难以长期再现。事实上，自2008年以来，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在回落。

2013年我国投资、消费需求的名义和实际增长速度可能略高于上年，据多方面预测，世界经济在2013年下半年复苏的态势可能更明显，与之相适应我国出口需求增速若也略高于上年，那么，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止跌回升的趋势将更为明确，经济增速略高于2012年是完全可能的，失业率在目前水平上稳定并略有下降也是可能的。

物价持续回落中潜在通胀压力仍较大

记者：2012年通货膨胀全年呈现先高后低趋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年初的4.5%逐月下降（除3月的3.3%较2月的3.2%略有反弹外），9月、10月CPI已降到2%以下，11月才又重回2%，12月则为2.5%。2012年全年CPI比上年涨2.6%。您是怎样分析这些数据的？

刘伟：2012年成功地实现了年初预定的把通胀率控制在3%左右的政策目标。但潜在的通胀压力仍然居高不下，主要原因在于现阶段的通货膨胀成因复杂，有其新的特点。

首先，从需求拉动来看，2012年虽然仍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但从紧的力度开始放松，央行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连续下调贷款基准利率并调整利率浮动区间，同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和逆周期审慎的宏观管理等多项政策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扩大着货币供给，货币供应量增速略显回升，到9月底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创2011年下半年以来新高，M1增速则创2012年新高，M2余额为94.4万亿元，同比增长14.8%，货币存量与GDP之比仍居很高水平，几乎接近200%。考虑到货币政策对物价作用在时间上的滞后性，反危机以来形成的大量货币存量，在未来的几年中将会陆续影响物价指数，从潜在的通胀压力转化为现实的物价上涨。对于这种巨大、集中而又有滞后性的需求拉上的通胀压力，现期宏观政策的时效性会被极大削弱。

其次，从成本推动来看，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要素成本全面上升。现阶段的通胀除受需求拉上作用外，成本推动起了重要作用，有关研究表明，现期通胀压力有40%以上可以用成本推动加以解释，对于成本推动形成的通胀压力，依靠传统的紧缩需求，收紧银根的做法是难以有效控制的，甚至可能产生负作用，在紧缩银根的条件下，上涨的市场利率增大企业融资成本，进而加剧成本推动通胀的压力。

再次，从国际输入方面看，一方面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会推动国内市场价格上升，诸如石油价格的上升对于石油进口依赖度已超过50%且每年仍以8%以上速度增加进口的我国而言，必然严重影响国民经济成本；又如铁矿砂等大宗商品国际市场价格的大幅上升，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际市场上最大的买主而言（国际铁矿砂市场贸易量中我国买进量占60%以上），影响是显著的；再有农产品中的大豆、玉米等，我国也是大量进口，其国际市场价格持续上升自然影响我国物价水平。这些进口品价格上升都会直接进入企业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从而加大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另一方面，国际市场上流动性过剩会刺激国内的通胀，美国为走出危机，刺激经济，已连续多次采取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使货币政策与财政赤字扩张政策相统一，自然会加剧国际市场上（美元）流动性增加；日本政府在2013年伊始，已加大通货膨胀水平，增大货币供应量，以刺激经济复苏；在欧债危机的影响下，经济复苏迟缓，迫使欧洲央行也不得不考虑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国际性的由以扩张财政为主应对危机转向同时运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财政与货币政策同时双强力扩张来缓解危机，会加剧国际市场上流动性过剩，从而推动国际市场上的通货膨胀加剧，进而通过进口贸易影响我国国内通胀压力的上升。

最后，在资本流入流出上由于种种原因，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不断增大，相应地人们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不断提高，也会促使国际上的资本更多地流入我国，资本流入的增加（包括所谓“热钱”），会导致外汇占款的增长，从而增大货币供给，并且产生严重的不稳定性。

目前我国通货膨胀已有所缓解，2012年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已降至2.6%，但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在未来几年仍然较高，并且在国际国内经济矛盾复杂的条件下，很有可能以某些短期内的突发变化为契机，从某种结构性物价上涨迅速演变为总量通货膨胀。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现阶段通胀压力成因特殊，传统控制通胀的方式和政策的有效性受到极大的削弱，需求拉上的通胀压力具有滞后性，在经济衰退条件下，这种滞后时间会比正常条件下更长，使控制通胀的现行政策的时效性受影响；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显著，使传统的应对需求拉上通胀压力的机制和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影响，甚至会产生反作用，加剧通胀；国际输入性的通胀压力，使国内宏观调控更为被动；国际收支失衡加剧的通胀压力，使国内宏观政策作用被动。所以，现阶段虽然通胀水平表现并不高，但治理难度大。

财政与货币政策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中的政策作用方式和力度不断变化

记者：自2010年刺激政策退出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又回到危机前的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状态，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2013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刘伟：2010年10月择机退出以来，重回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财政政策虽然扩张力度有所放缓，但扩张性的方向仍是明确的，不过是从“更加积极”回到“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则相对财政政策发生了方向性的逆转，从“适度宽松”逆转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其原因和内涵都与反危机之前的政策反方向组合不同。

从原因上看，是因为经济中既存在通胀压力，又存在下行风险（类似于所谓“滞胀”），这种双重风险所要求的宏观政策在方向上是相反的，这就使得宏观政策既不能双松（全面扩张），也不能双紧（全面紧缩），采取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是风险较小且又能减轻经济波动程度的可行选择，在危机冲击过程中是主要运用财政扩张还是主要运用货币扩张或是双扩张来刺激经济？在危机冲击后择机退出时期，是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组合还是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与紧缩的货币政策组合？等等，存有争论，但两大宏观政策工具采取反方向组合在存在双重风险下是可行的。

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篇6

国内外机构调低我国经济预期增长幅度

各机构在20__年第四季度调低我国经济预期增长幅度。20__年第一季度，仍有许多机构继续调低我国经济的预期增长幅度。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国内外8个权威机构的数据统计，20__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的预期增长幅度从8.2%被调至7.4%，调整幅度为0.8个百分点。

各机构调低我国经济预期增长幅度的原因主要是：第一，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衰退，特别是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欧美国家经济严重衰退的影响，我国出口持续下降，出口对经济增长呈负贡献率。第二，政府投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经济下行速度，但由于投资和消费信心下降，对私人投资可能产生挤出效应。第三，从国内经济环境来看，居民收入增长仍然缓慢，股市和楼市的动荡影响了国内投资和消费预期，刺激内需政策实施难度较大。

上半年经济增长率可能在7.1%左右

上半年经济运行将呈现以下主要趋势：

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国家从20__年10月实施了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在经历2个季度之后，效果将开始显现，第二季度经济将进入上升调整期。未来财政和货币政策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是财政投入的持续带动作用，将推动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提高。

消费力量将持续增长。预计20__年第二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在17%左右。国家采取的一系列金融和财税等措施，如家电下乡和汽车下乡等扩大内需项目的实施，都有利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具体表现为基础设施投资增加、新开工项目增加。第一季度全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了87.7%，意味着第二季度和今后再建和续建的项目将增加，经济增长存在后劲。同时，投资在结构方面会有积极变化。预计今年上半年的投资增长速度为30.1%。

进出口形势十分严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预计20__年上半年进口增长率下降15.7%，出口增长率下降13.2%，进口增长率下降幅度超过出口增长率。受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出口将继续低迷。国际金融危机加深了国际经济的调整程度，对我国出口造成重大的不利影响。

综合多种方法的预测结果表明，20__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较低，预计在7.1%左右。从三次产业增长速度来看，预计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长速度分别为4.1%、6.5%和7.6%。从总需求来看，预计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1%，出口增长-13.2%，进口增长-15.7%。消费、投资对经济增长起积极的拉动作用，而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

全年经济增速有望实现8%

考虑到内需将保持稳定增长的势头，去年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gdp基数较低，特别是宏观调控政策效应将进一步发挥，预计全年经济增长速度能实现8％的预期目标。物价涨幅前低后高，预计全年上涨1.5％左右。通过加强税收征管，全国财政收入能够完成预算计划，中央财政会有所短收。

下一步的宏观调控重点将以落实好既有政策为主。据分析，上半年还将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实施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

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保持投资平稳增长

一是密切关注投资增长的变化趋势，把握好政府投资调控的重点、节奏和力度。尽快下拨中央投资，将其重点用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改善民生、生态环境建设以及地震灾后重建等。二是结合推进城镇化，以扩大中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扩充市场容量，带动民间投资。三是推进投资审核制度改革，打破行业垄断，放宽准入限制条件，促进民间投资增长。四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优化信贷投向，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支持。五是促进房地产投资稳定增长。处理好保持合理投资规模与消化存量房的关系、住房保障与市场协调的关系以及满足居民多层次住房需求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的关系。

货币政策仍将保持适度宽松并适时微调

在公开市场操作方面，央行可能通过合理安排公开市场工具组合、期限结构和操作力度等方式，继续保持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在利率政策方面，由于经济已经开始显露出触底反弹的迹象，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已经变得不再迫切，央行可能会暂时停止连续降息的政策。在存款准备金政策方面，仍有较大的调整空间。在信贷政策方面，第一季度新增贷款已经接近全年的信贷增长目标，而货币供应量的增速也远远超出了全年计划17%的增速，因此监管层应该会对信贷规模增长过快进行适度调控。

着力扩大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

当前经济回暖主要还是缘于投资拉动，消费需求还需要进一步促进。一是加大财政对居民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加对农民的补贴，提高各种社会保障对象的保障标准，推进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度改革，合理控制企业高管人员过高薪酬，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二是进一步完善家电下乡政策。研究扩大家电下乡的品种和补贴范围。同时，研究开展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三是进一步优化消费环境。加大财政对流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继续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加快完善农产品流通网络和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系，以及城市社区便民服务设施。四是鼓励培育消费热点，包括扩大汽车消费，支持居民购买自住性、改善性住房，规范发展二手房市场和住房租赁市场；支持发展旅游、网络、动漫等热点消费。五是进一步降低

居民消费成本。取消和降低农产品流通环节税费，继续实行工商用电同价，降低银行卡刷卡手续费，加大对消费信贷的支持，清理公共事业领域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规定和收费。六是健全居民生活必需品储备机制，切实增强市场应急调控能力。

稳定进出口贸易增长

一是密切跟踪分析调整出口退税率政策的实施效果，必要时继续适当提高机电、高新技术产品等的出口退税率，并对其出口适当给予补贴。二是进一步优化外贸出口政策配套环境，清理和取消限制出口的政策措施，加大对外贸易的金融支持力度，继续简化口岸手续，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贸环境等。三是抓住国际市场大宗产品价格下跌的时机，利用相对丰裕的外汇储备，增加对石油、矿产等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等的进口。四是稳定人民币汇率，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弹性，稳定出口企业收汇预期。五是进一步加大对外贸企业的支持力度，增加外贸发展基金规模，重点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和培育出口品牌。

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篇7

水务局

（20__年10月8日）

按照__局长在总局机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上的有关要求，水务局组织有关人员认真学习了7月26日总理在在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关于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完善政策，明确任务，狠抓落实，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协调发展》的讲话精神，并及时与省发改委、水利厅、水利部等有关部门进行了沟通，探讨了今后一个时期的投资走向，结合垦区水利基本建设实际，认真分析了宏观调控政策对垦区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的影响，尤其是对当前在建和拟建重点大中型项目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一、垦区水利基本建设进展情况

经过五十多年的开发建设，目前，垦区水利工程建设累计完成投资64.8亿元，建成堤防2828.53公里，水库153座，建筑物7.3万座，排灌站173处，机电井54222眼，万亩以上灌区43处，治理涝区99处，拥有喷灌机8943台。实现堤防保护耕地74.7万公顷，水库总库容10.3亿立方米，灌区设计灌溉面积124.3万公顷，涝区除涝面积137万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34万公顷，喷灌设计面积14.9万公顷。已初步建成了防洪、除涝、灌溉和水保四大工程体系，提高了农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为垦区粮食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垦区目前正在建设的国家水利基本建设项目有三江平原治理工程，松、嫩、黑干流防洪工程，国境界河防护工程，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和人畜饮水安全工程等。其中，松花江、嫩江干流防洪工程已按照批复的初步设计完成全部建设内容，全线达到20年一遇标准。垦区已完成了太平湖、西江、青石岭、南阳河、双峰5座大中型水库的除险加固任务，清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正在实施中。目前正在建设的重点水利基本建设项目主要有新建的绥滨、八五九灌区工程，兴凯湖、查哈阳、江川三座大型灌区的续建配套工程和人畜饮水安全工程。其中新建的绥滨、八五九两座灌区已分别完成投资13163万元和8999万元，占批复概算总投资的47.7和14.3。兴凯湖、查哈阳两座灌区已分别完成投资15657万元和10503万元，占批复概算总投资的12.4和39.9，江川灌区20__年刚刚列入国家计划。人畜饮水安全工程已完成投资3044万元，解决8.53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占垦区存在饮水安全问题人口的12.6。垦区当前各项水利基本建设任务仍十分艰巨。

垦区目前正在积极争取有望近期列项实施的大中型水利基本建设项目主要是“三江平原近期防洪除涝工程”和以“三江平原‘两江一湖’沿岸大中型灌区项目”为主要内容的地表水灌区工程。“三江平原”地区全省规划骨干工程总投资36.17亿元，其中梧桐河、嘟噜河、挠力河、七星河、倭肯河、穆棱河以及同抚大堤防洪工程投资6.15亿元，垦区约2亿元；续建大中型涝区22处，投资12.19亿元，垦区约8亿元；灌区工程7处和排蓄灌工程56处，投资10.3亿元，垦区约4.48亿元；试验站网投资0.73亿元，垦区约0.25亿元。垦区地表水灌溉项目共拟新建、续建大型灌区17处，尚需骨干工程概算投资73.64亿元。其中呼声很高的“两江一湖”灌区9处，骨干工程投资57.63亿元。这些工程完成后，可达成设计灌溉面积1204.2万亩，其中新增水田面积562.8万亩，旱田喷灌面积44.3万亩；改善水田面积591.6万亩，旱田喷灌面积5.5万亩。灌区建成后，预计年可增产粮食55亿斤，同时还可在非灌溉期为210万亩湿地及保护区进行生态补水，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均十分显著。

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精神

九洪水以后，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依靠国债资金的支持，全国的水利基本建设投入增长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垦区也抓住了这个机遇，先后建设完成了松花江、嫩江干流防洪工程，太平湖等5座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等一大批水利基本建设项目也取得了快速进展。20__年，国家根据宏观经济的发展走势，将实行多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整为稳健的财政政策。也就是说，尽管国家对水利作为重点投资领域的地位不会改变，但中央水利年度投资规模已经减少，水利投资的重点更加集中到南水北调等一些国家大型项目上。

这次总理在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讲话精神，主要解决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仍然过多，[此文若不是在文秘站 站出现，那均为抄袭。欢迎举报]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加大等问题，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但预计水利基本建设项目投入不会因此而大规模削减，因为宏观调控政策第一条就是要继续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抓好秋粮生产，力争实现全年粮食生产稳定发展，要想做到这些是离不开水利基础设施支撑的。但是，目前国家对水利基本建设的投入要恢复到“十五”时期前三年的水平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水利部矫勇副部长今年来垦区检查工作时提到，这几年国家对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的投入年年在减，“十五”时期后两年比前三年平均每年减少了83亿元。根据水利“十一五”规划需求和现有的中央投资规模测算，中央水利投资比“十五”期间每年将减少近100亿元。除了人畜饮水项目投入可能有一定增加外，明年其它水利基本建设项目投入可能还要再减少一点。

三、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可能对垦区当前在建和拟建重点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的影响

（一）国家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和解决“三农”问题，为垦区水利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垦区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国家重视粮食安全，增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对于以服务农业生产为主要任务的垦区水利建设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同时，国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点是发展农业生产能力，促进农民增收，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农业生产能力的基础保障。

（二）国家实行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减缓了垦区水利基本建设的发展。一是水利基本建设投入难以满足垦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垦区当前处在历史最好的发展时期，经济快速发展，职工安居乐业，粮食总产已突破了200亿斤大关，正在向300亿斤迈进。按照垦区现有的土地面积和耕作水平，要实现粮食总产300亿斤的目标，增产的主要措施就要靠大型地表水灌溉工程的实施。大型灌区建设的投入大，必须依靠国家的扶持和投入，而按照目前国家的投入水平，要完成垦区大型灌区的建设目标是遥不可及的。

二是自筹资金筹集困难，一定程度影响了工程的顺利实施。目前国家实行的投资模式是骨干工程中央和地方按照1：1的比例投入，即国家投入1元钱，地方就需要自筹1元钱进行匹配，共同完成骨干工程建设，配套工程则全部由地方自筹资金完成，即基本形成中央和地方1：2的投入比例。水利基本建设项目规模大、投入高，动辄上千万，甚至上亿元，仅仅依靠收益农场是难以完成如此巨大的资金筹集任务的。目前的状况是上项目要钱时，硬挺着拍胸脯，可是要干活时配套资金却难有着落，影响了工程工期，造成了工程款的拖欠，上级验收难以过关。自筹资金困难已很大程度的影响了垦区水利工程的实施和垦区在上级机关的信誉。

（三）水利投资体制政出多门，难以完全协调一致。

国家现行的投资体制中，大量的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包含在农业综合开发、标准良田、扶贫、土地整理等项目中，存在政出多门的问题。由于各部门对项目立项、设计、施工等环节的要求不一、标准不一，形成有些项目管理粗放及与水利总体规划不符或重复建设的问题，影响了资金效益的正常发挥。

四、针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对策与建议

一是做好前期项目储备，积极争取国家支持。面对国家当前的投资形势和垦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我们在积极争取国家支持的前提下，[此篇范文为文秘站 作者呕心呖血之作（）-未经过文秘站网站同意转载此文均为抄袭后果自负]更加重要的是把水利勘测设计的前期工作做好。目前，我们已组织完成了《黑龙江垦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近期实施规划》、《垦区重点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规划》，协调省水利设计院、农垦设计院开展了《全省水资源综合规划》、《三江平原近期防洪除涝可行性研究报告》、《三江平原“两江一湖”灌区规划》、等前期工作，为垦区有更多的工程在国家立项做了充分的准备。近期要重点做好三江平原“两江一湖”灌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工作，争取能够早日立项实施，增加国家对垦区的投入力度。

二是抓紧建立政策保障，形成稳定的资金筹集渠道。按照当前的投资模式，三江平原项目和两江一湖项目上马后，按“十五”时期的投入水平，每年投入2亿元，则农垦每年就需要自筹1亿元匹配资金，1亿元配套资金。为了保证工程的顺利实施，树立垦区在上级机关的良好信誉和形象，便于更多的争取项目和资金，建议总局尽快出台相应的政策，继续推广建三江分局加大自筹力度，每亩地提取10元钱用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典型经验，研究探讨水利建设分级负担，水利建设基金收取，鼓励民营资本、外资、金融资本和大中型工商业以BOT、TOT等方式或其他方式投资建设经营水利项目，有效调动广大职工群众参与农田水利建设，早日建立起符合垦区实际且不走形式和摆花架子的水利建设资金筹集渠道。

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篇8

关键词：土地政策；宏观调控；微观规制；房地产；差异

一、引言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是通过经济政策（Economic Policy）来进行的。经济政策是政府根据一定时期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为解决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和实现经济发展目标而制定的各种措施和规定。从其范围来看，可以分为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经济政策，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国际经济政策；而土地政策是为达到特定的国民经济发展目标，政府部门制定和实施的与土地利用有关的政策措施和手段。

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作为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大战略举措，于2003年首次提出，目前很多学者也认为土地是宏观调控的手段，国土资源部是宏观调控的重要部门，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是我国特殊国情特殊发展阶段的正确选择。如卢为民（2008）在《土地政策与宏观调控》中从土地的生产要素理论、土地的资产理论、土地产权理论和特殊体制背景下的特殊选择等方面阐述了土地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理论依据，并设计了提高我国土地调控有效性的路径[1]。尹锋（2007）在其论文《土地政策的宏观调控绩效研究》中提到，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总体目标应该是：严格保护耕地，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此前提下，根据国民经济冷热的具体情况，适当微调年度建设用地的供应量和企业取得土地的成本，以调控投资增长的规模，实现物价稳定和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2]。

但从另一个角度，土地作为一种基础而重要的生产要素，其供给量的有限决定了土地是稀缺资源。而稀缺资源的价值主要由需求决定，而土地的需求又是一种“引致需求”，宏观调控的目的在于通过调节宏观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来实现对微观主体决策的引导，进而影响到对土地要素的利用，所以宏观经济调控决定了市场对土地生产要素的需求，而我们不可能通过土地政策来调节宏观经济运行，毕竟宏观经济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是众多要素利用的市场行为博弈的结果，土地要素的利用只是其中一个。这两者的差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二、宏观调控与土地政策的差异分析

1、内涵属性差异

宏观调控主要是针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是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政策调节和控制宏观经济运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协调社会成员利益和增加社会福利、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发展。现代社会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理论上市场机制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萧条，意味着民众必须付出这段时期的总体社会福利下降的代价[3]。因此，政府在必要时可以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国际经济政策等）去调控经济总量及其运行，以减少依靠市场机制调节出现时滞而产生的高昂成本。因此宏观调控的内涵是调整宏观经济总量，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才体现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这也是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政策规制的原因。

而土地作为一种基础生产要素，土地政策指为达到一定的目标，相关政府部门制定和实施的与土地利用有关的政策措施，如土地利用规划、土地利用计划和土地税收政策等。因此土地政策当属于微观市场的范畴，而对于微观市场进行调节或干预属于微观政府规制（Regulation）范畴。从规制的本意来看，是指政府或政府授权的职能部门以维护公众利益为目的而实施的矫正和改善“微观市场失灵”的活动，是政府对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所进行的限制或制约。因此作为一种基本的微观制度安排，土地政策是对土地及其房地产业的结构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的直接的政府规定。

2、政策目标差异

宏观调控的结果会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调整，但宏观调控的对象却并不直接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作为微观市场调节的土地政策的目标却是直接针对具体产业，如政府通过土地的收购、储备并有计划地投放市场，增强其对土地及房地产市场的调节；通过用地结构调整以抑制商品房价过快增长和控制相关产业用地需求。土地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有着重要地位，也就是通常的“地根”，且在土地投资之后还会带来一系列的其他投资，如工业用地后的厂房、机器设备投资，商住用地后的房屋建设、设备购置等投资，还有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建设中的大量材料等。同时社会发展存在着许多不公平的因素，如地区发展差异、城乡收入水平差距、中低收入阶层住房困难、农民被征土地补偿等问题。国家通过土地政策维护公民权益，加大对廉租、公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供应量以保证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居住，这些土地政策都可为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现代经济学也论及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是经济持续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而实施微观土地政策的目标是实现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保障居民居住条件的改善、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推进社会公平稳定。因此两者的目标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3、实施措施差异

政府实行宏观调控政策的前提条件是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性、公共物品供给的有效性不足、负的外部效应等所导致的市场宏观失灵。故而在通常的论述中，宏观经济调控的措施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贸政策、产业政策等，这些政策手段要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并且必须把握好政策的时机和力度，这体现出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综合性和间接引导性的特点[4]。而实施微观土地政策的经济学依据是由于政府对一级土地市场的垄断、对稀缺土地资源的过分竞争（招、拍、挂形成“地王”频出）而导致的地价高涨、房地产市场信息不对称、开发商市场垄断、流动性充足而带来投资性需求剧增等原因所造成的市场微观失灵。故而微观土地政策主要有土地利用规划、用途管制、供地计划、房地产价格规制、房地产税收调整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直接强制性的特点。

三、宏观调控下土地政策的制定建议

透过以上分析，作为微观规制的土地政策只能作为调节微观市场的工具之一，不能参与代替宏观调控政策。其根本原因表现在：①特有的土地出让制度为地方政府青睐“土地财政”创造了条件，而这种对“土地财政”过渡依赖，导致地方政府不断突破每年的用地计划，使得中央政府的土地政策难以落实；②对高GDP增长率的盲目崇拜和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不清，导致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率盲目崇拜，并采取简单有效的方法―鼓励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来刺激短期经济增长，这样的过热投资定会引起国民经济的波动；③土地政策的制定依靠突击治理和整顿，缺乏长期性和持续性，其自由裁量权比较大，往往是某个部门就能随时出台，这样不利于市场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基础环境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若要土地政策切实产生作用，为宏观市场运行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微观制度环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

1、明确土地政策目标定位

国家的宏观调控有其明确的目标，作为微观范畴的土地政策就是要协助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而不是对冲或削弱宏观调控。在土地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中，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是主导，而土地政策对宏观调控的作用机制只能是协助。比如早在2006年3月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中就指出，“过度投资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钢铁、电解铝、电石、铁合金、焦炭、汽车等行业产能已经出现明显过剩”。很明显，产业建设生产离不开土地，那么国家有调控政策，并且一些产业用地也已列入禁止供地目录，为什么这么多过剩行业仍能顺利建设投产？直到今年，国家还在调控钢铁、电解铝、焦炭等的产能。可以说明，这么多产能的扩张，土地是先行，而这个闸门如果地方政府能真正严格“把守”，这会对宏观调控是一个促进，反之会削弱宏观调控的效果。

2、把握好土地和房地产政策的力度

市场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政府应尽量少用行政手段和短期强硬手段来压制市场。土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合理的必要干预，可以实现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目标。同时要看到政策的长期效果，尽可能让房地产市场本身发挥调节作用。2006年-2010年的很多政策中均有关于增加居住用地有效供应、明确保障性住房、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的建设数量和比例、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土地增值税的征收管理等的论述，而2011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提出安居工程建设、住房用地供应、税收调整等措施，说明以前的政策并未真正落到实处。再如违法用地和囤积土地这两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虽然政府明白长期存在但却没能从根本上加以制止，国土资源部近期的严厉约谈才表明整改的力度，显得力度很大，而这却只会给市场造成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打压的不利影响。这里的焦点就在于长期以来积累的问题想在某个时点通过政策来强制一次性扭转，必定会造成宏观市场的非正常波动。

参考文献

[1] 卢为民.土地政策与宏观调控[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26.

[2] 尹锋.土地政策的宏观调控绩效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9：10.

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篇9

当前宏观调控存在的问题

一是调控理念传统化。从我国历次宏观调控的历史情况看，宏观调控理念的基本点就是整治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调控部门一旦发现GDP的增速或CPI的上涨速度超过某一“容忍度”，就出台种种行政禁令以及效果微乎其微的所谓市场化手段，没有将调控的重心集中在对市场机制形成的刺激上。笔者认为，所谓宏观调控必须立足于宏观，要从制约宏观经济运行的深层机制着手，不能被几个宏观经济指标的短期表现所左右。近些年来，宏观调控在熨平经济波动方面有所成就，但在促进市场经济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方面乏善可陈。由此，经济运行必然会一次次陷入调控――反弹――再调控的怪圈中。如果传统的宏观调控理念不转变，如果市场机制改革继续裹足不前，宏观调控必然是无源之水。因此，我们必须把注意力从单纯的宏观调控以及与其相联系的人、财、物的支配权力上转移出来，更多地关注制度的改革和市场机制的建设。

二是调控缺乏前瞻性。从2007年至今，宏观调控政策出台的密度、深度和广度是空前未有的，我们在感叹政府驾驭市场水平的同时，也感受到调控缺乏前瞻性，调控效果具有缓慢性和受众的麻木性。缺乏前瞻性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调控的“超短期化”倾向越来越突出。过去，宏观调控的着眼点侧重于长期，想的是十年以后怎么样，二十年以后又怎么样，想的是如何翻两番。后来，宏观调控的着眼点逐步演变为中期，主要想的是三年以后怎么样，五年以后又怎么样。再后来，宏观调控主要侧重于近期，想的是一年以后怎么样，两年以后怎么样；而现在，调控的着眼点则为当期，想的是下个季度怎么样，甚至下个月怎么样。结果，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短期的调控上面，没有时间抓大事，没有时间抓长远问题，有关决策部门总是在忙于“救火”，总是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时措施，没有给市场机制和民间资本留出足够的反应时间和调整空间，从而压制了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发挥。

三是调控手段简单化。从理论上讲，宏观调控手段可以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等多样化的手段选择和组合运用，也有财政、税收、利率、汇率、信贷规模、行政命令、计划等调控工具选择使用。但是，由于宏观调控的理念和思路过于传统。所以，宏观调控手段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小，短期的调控政策遭遇到了空前的体制性困境。比如，货币政策和加息、降息通常是决策当局惯用的手段和工具。但是，这些手段和工具主要是侧重于总量失衡，对于结构性失衡的调控作用不大。现实中，经常可以看到，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下，专家开出的药方通常是要求央行加息。但是，加息在抑制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反弹方面效果有限。相反，负面效果却是直接的，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问题恶化。由此，在经济手段效果有限的情况下，决策部门经常动用行政手段进行调控。包括价格管制、严格项目审批、贷款规模控制等行政调控手段经常被反复使用，而且屡试不爽。然而，在宏观调控忽略其战略意义――增加市场机制改革的空间的前提下，即使短期效果明显的行政调控，也经常会陷入“摁下葫芦浮起瓢”的尴尬境地，其效果通常也会被地方政府的阳奉阴违所抵消。

四是调控时机把握不当。调控时机的把握和选择，对于调控积极效果的取得具有关键意义。就近期宏观调控的情况来看，调控时机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调控时机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调控部门之间在调控政策上难以达成一致，争吵扯皮，贻误战机。二是一些部门对外部经济影响的认识不深。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些部门忽略了中国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关联，认为中国经济不容易受到外部经济的冲击，可以做到独善其身。所以，在世界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放松警惕，依然固守传统思路，经济预警能力较低。比如，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和危机影响较大的情况下，一些部门依然认为次贷危机是一个独立事件，对我国的影响有限，继续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仍然是宏观调控的重点。即使到了2008年8月，某些决策权威仍然公开宣称抑制通货膨胀是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在调控政策上继续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三是一些调控部门对我国经济运行的特点把握不准。长期以来，一些部门偏执地认为，无论世界经济调整不调整，中国经济将面临持续长久的通货膨胀。但是，对通货膨胀的成因却认识不到位。从理论上讲，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但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抑制通货膨胀可以有不同的政策选择。一般而言，通货膨胀的类型主要有需求拉动型、成本推进型、外部输入型、资产泡沫型。就本轮通货膨胀而言，其性质是结构性的通货膨胀。因此，治理通货膨胀必须致力于结构的调整。但是，由于一些部门认识不清，将之定位于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和输入型通货膨胀，结果出台的调控措施难以收到良好的效果。

五是调控的灵活性不足。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一方面要注意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因政策失误而造成经济大起大落；另一方面要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和经济运行出现的新情况，及时完善调控政策措施，适时适度地进行主动预调和微调，有针对性地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升宏观调控灵活性。笔者认为，这里的“灵活性”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即及时性，更是一个政策组合概念。宏观调控的灵活性主要表现在调控政策、调控工具的选择与组合的协调性和有效性。相对于过去，近些年宏观调控的灵活性显著增强。但是，相对于经济金融运行的要求，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我们宏观调控的灵活性是明显不足的。具体表现为政府相关部门固守本位主义，坚持所谓的政策“独立性”，只从有利于本部门、本系统管理的角度来制定调控政策，有关政策的出台缺乏部门之间的协商机制，致使有关调控政策从部门角度看是理性的，但最后导致了整体的非理性。尤其是，调控的灵活性要求宏观调控政策不能“一刀切”。事实上，历次调控中的许多调控政策都存在“一刀切”的问题。一些调控政策如信贷政策、产业政策大多都是“一个口径”，“统一口径”的政策不分地区差异、经济差异、区域差异、企业差异等因素，一刀下去，要么相关产业、企业遭受重创，要么政策在各地的执行中走了样。

六是调控政策的自主性不足。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是一项严肃性、权威性和独立性的工作，它建立在调控部门审慎独立判断的基础之上。但是，观察近期出台的一些重大调控政策，总是海外机构预测在先，而政府政策出台在后的“有趣”现象。难道是调控部门的智慧不够，相关政策只能依赖于海外机构的判断？还是相关政府部门对自己的智慧没有把握，而借助通过海外机构试探市场反应？笔者无法定论。但是，这个问题揭示出，政府调控政策的选择和制定，必须独立自主，不能为任何人、任何机构所左右。

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的环境

宏观调控是对经济金融运行失衡的修正，调控政策的选择和实施必须适应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且，宏观调控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渐进过程。在国内经济市场化水平不断提升和国际经济运行不确定性显著增强的背景下，我国宏观调控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提升宏观调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是宏观调控的目标环境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宏观调控注重设置产品产量等具体指标。改革开放以后，经过长期探索，宏观调控目标体系进一步调整并逐渐完善。1993年明确的宏观调控目标是：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金融财政、外贸进出口和外汇储备、商品零售、物价、经济效益及人口自然增长率。经数次调整，1997年宏观调控目标确定为：经济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价格、财政收支差额、货币发行量、外贸进出口总额、人口自然增长率、城镇登记失业率。党的十六大以后，宏观调控目标进一步确定为：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针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将宏观调控目标确定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宏观调控目标的调整，意味着我国的宏观调控更具战略性、宏观性，调控行为更为市场化、法治化。同时也说明，未来的宏观调控不仅要着眼于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更重要的是要立足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特别是要将改善民生、增加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

二是宏观调控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从外部环境来看，本次全球金融危机表明，世界经济已经进入重大调整阶段，不确定性和动荡不安将构成其基本特点，发达国家消费主导型的经济模式已基本宣告终结，经济金融危机爆发的周期可能越来越短，而我国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的实力明显不足。从内部环境来看，受国际金融危机快速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加上我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困难增多，金融领域潜在风险增加，经济运行机制将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尤其是，我国传统的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着巨大挑战，启动内需，将一个主要为外部经济服务的经济体转变为主要为内部经济服务的经济体，建立消费型社会，将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中心任务。因此，宏观调控的任务更加艰巨，直接依靠行政手段进行调控的做法将被逐步弱化，代之以主要依靠公开的政策法规，更多地依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手段，这需要更大的透明度，调控的难度越来越大。

三是宏观调控的内涵环境发生了变化。一是结构性调控。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我们的主要矛盾正由总量转向结构，要想在增长速度和提高质量上获得双赢，就必须着眼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将主要精力放在推进结构调整上，实施有效的结构性调控政策，在调控的手段运用方面也要更多地注意解决好对结构的调整问题。因此，未来的调控不能幻想一蹴而就，必须实施一种动态的连续性结构调控。二是开放性调控。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和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的提升，世界经济运行的趋势变化对我国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宏观调控必须既立足于国内市场的运行变化，更要着眼于世界经济的变化，必须既保持宏观经济的内部平衡，也重视对外平衡。三是融合性调控。宏观调控既要注重宏观层面，更要注重微观层面；既要注重经济增长，又要注重增加就业；既要注重总量平衡，又要注重结构调整。四是市场性调控。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基础作用的宏观性调控，宏观调控的直接对象已不再是微观主体，而是促进有效率的竞争环境的完善和市场机制的形成，实现市场机制的统一性、稳定性和公平性。

提升宏观调控能力的政策建议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随着我国经济运行的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宏观调控的取向应定位于：不断完善宏观调控机制，逐步淡化行政调控，进一步强化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完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机制，规范和稳定各宏观调控部门之间的关系；提高对宏观经济运行的预测水平，进一步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加强立法，在法律规范下实施宏观调控活动，不断提升宏观调控的市场化、法制化、透明化水平，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优化经济结构。为此，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转变宏观调控理念，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

转变宏观调控理念，就是要根据宏观调控目标的要求，从传统的紧盯GDP增速和CPI涨幅等指标转变为重点关注宏观经济运行质量、产业结构升级、就业率提高、民生的改善和环境保护；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在制度变革和市场机制形成中的作用，而不仅仅是有关人、财、物等资源的配置和支配权力的分配。宏观调控主要是一种政策导向作用，是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同步发生作用并对经济运行因势利导的过程。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引导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就目前的宏观调控而言，无论从内涵上还是从操作上都必须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尽快成为符合国际惯例的、成熟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政府调控部门要根据经济运行的变化适时调整宏观调控的力度与方向，更好地促进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为此，宏观调控必须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要处理好政策效应与体制效应的关系。在拉动经济增长过程中，政策作用和体制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政策效应来得快，但它是外生变量，不能持久；体制效应来得慢，但它是内生变量，作用持久。在转型背景下，拉动经济增长的体制因素尚不完全具备，体制作用还会受到很大限制，我们不能把经济增长的希望全寄托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上，忽视从体制和市场机制的改革中寻找出路。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必须有利于体制转型和市场机制建立，把体制和机制效应摆在首位。二是要处理好拉动经济和化解经济金融风险的关系，积极培育化解经济金融风险的制度基础和机制因素，不能以加深经济金融危机为代价来换取短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必须把握好“度”，在不牺牲经济金融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谋求GDP的快速增长。

转变调控思路，调控重点由总量调控向结构调控转变

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主要表现为总量调控，调控措施主要落实在总量层次上。而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结构问题非常突出，往往是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导致出现总量失衡问题。这些结构性问题的存在，是导致我国出现经济效率较低、资源消耗较高、环境问题严重、对外贸易不平衡以及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等问题的重要原因，也是对保持宏观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发展的严重威胁。因此，宏观调控不仅要实行总量调控，而且要进行内容更广泛、问题更复杂的结构调控，在结构优化中促进总量平衡，实现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这就要求宏观调控不搞“一刀切”，而是实行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政策。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现实下，宏观调控要有进有退，把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经济增长质量“升”上去。比如，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往往来势猛、见效快，但却容易越权，阻碍市场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再比如，用投资手段拉动经济增长，短期效果明显，但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用消费拉动经济，尽管短期会出现经济发展速度下滑，但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完善宏观调控机制，不断提高调控质量

调控机制的健全与否，直接决定了宏观调控的质量和调控能力。未来一段时期，宏观调控的重点是完善调控机制。要完善宏观调控机制：一是要强化预警机制。通过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进行前瞻性研究的转变，要注意借鉴和吸收国内外先进的宏观分析方法和最新研究成果，灵活运用各种数理模型，实现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对宏观经济运行趋势做出科学分析判断，提出预警方案，防止苗头性、局部性问题转变为现实性、系统性问题。二是要强化协调机制。为了解决宏观调控政策操作中反应不快，部门、地方之间不协调的矛盾，需要解决三个问题：（1）通过构建信息支撑体系，使宏观调控信息全面准确并及时畅达；（2）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职能的完善与转换，有效地解决政府职能部门的“越位”、“错位”和“缺位”问题；（3）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以及中央各部门之间的事权，在此基础上，注重运用信息手段重塑工作流程，突出协调，形成机制。三是要强化监督检查机制。现行宏观调控体系缺少监督和检查机制，难以迅速地发现并及时纠正政策执行中的问题。为此，应着手建立一个相对独立和超脱的监督检查机构，专司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监督和检查，有助于形成切实有效的制约而不会使监督流于形式。

优化宏观调控政策组合，完善相关政策协调机制

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组合和协调，是提升调控能力的关键。未来时期，宏观调控的重点之一就是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组合，进一步完善相关调控政策的协调机制。其一，要建立健全规划、财政、货币、贸易、信贷、产业的配合机制，优化宏观调控体系。国民经济规划应明确宏观调控的目标和总体要求，这是制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依据。要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对宏观调控政策进行统筹安排和政策协调。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重要功能；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经济总量平衡方面发挥作用，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信贷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要保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有效传导；产业政策要通过鼓励、限制或禁止某些产业、产品和技术发展，合理配置利用资源，在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二，要完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信贷政策、产业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财政部、中央银行、银监会、发改委等宏观调控部门应建立和完善联席会议制度，从整体利益和经济大局出发，加强调控的协调和配合，杜绝部门利益和争吵扯皮，摒弃部门政策的所谓“独立性”，充分发挥综合政策效应。发改委要定期和适时调整相关产业政策；中央银行和银监会要配合提出加强和改进信贷管理、优化信贷结构的政策措施，为商业银行适时调整信贷投向提供支持；商业银行要严格按照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发放贷款。为解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增长不平衡现象，财政部要重视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消费需求增长。

调整政策工具运用，提高调控政策效能

财政政策要以国债手段为主转向以税收和财政贴息手段为主刺激总需求；货币政策要更多地运用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等间接手段调节总需求。推进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和国债运作管理是未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两大基点。在投融资体制改革中，要明确财政投融资与商业银行投融资的界限，既提高财政投融资的投资效益，又保障货币政策免受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冲击。要规范、强化、整合债券市场，切断隐性的地方财政赤字融资渠道，切断企业和银行用信贷资金盲目投资的渠道，把有效的投资纳入到正常轨道上来。国债运作上实行“国债余额管理”制度，全国人大每年给财政部批准一个国债余额指标，这个指标是上一年国债余额加上本年度财政预算赤字之和。只要国债发行不突破余额，由财政部视市场情况灵活掌握发行规模和期限品种。为解决财政部发行短期国债缺少动力、而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缺乏短期国债作为操作工具的矛盾，短期国债可不列入当年国债发行计划，财政账户出现临时性头寸不足时，财政部可发行短期国债用于周转。

加强宏观调控的法制化建设，确保宏观调控的规范和公平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应逐步用法律方式稳定和规范宏观调控，通过法律、法规来确定宏观调控的基本规则和决策程序，规范协调宏观调控手段和调控机构的活动，加快宏观调控法制化建设步伐。从现实看，有些调控政策措施背离了宏观调控的初衷，变成了地方保护主义与部门保护主义。之所以如此，关键问题在于忽视了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和法律规范要求，调控行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从经济意义上看，宏观调控意味着政府退出市场竞争，成为真正的市场规则制定者与管理者；从政治学意义上讲，宏观调控意味着政府职能从管理性为主转换为服务性为主；从法律意义上讲，宏观调控则意味着政府在管理经济时，不再依赖领导者的臆断，而是遵循体现公民意愿的法律规则来进行。因此，宏观调控都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和法制建设要求。宏观调控的法制化应注意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宏观调控的权限范围从法律上给予明确规范；二是宏观调控主体应当对宏观调控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三是宏观调控的实施应当遵循规范程序和公正原则。

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篇10

经济管制是指具有经济管制权的政府管制部门依照政府制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进行的（主要是）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宏观经济调控则是指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相关法规的约束下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的调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宏观经济调控一词带有较浓厚的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的色彩，“宏观经济调控”一词所表达的意思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准确地说，这里探讨的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节的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对宏观经济只能是进行调节，目标是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并不是对经济进行控制，对宏观经济进行控制的结果是管制经济。但根据习惯或传统，这里笔者仍称宏观经济调控。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存在着多方面的不同之处的，以下将分别予以说明。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市场缺陷，都是由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但两者产生的具体原因是存在差别的。经济管制主要是由经济的外部性、垄断、信息的不对称、经济人的非理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非市场品、有害物品的生产与消费问题、产权保护问题、市场不完善问题等所引起的，宏观经济调控则是由宏观经济失衡（包括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总投资、总消费的波动，总就业的波动，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国际收支失衡，经济增长的波动等）所引起的。两者产生原因的差别导致了政府干预部门、干预目标、干预手段等等的不同。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

虽然总的来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弥补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市场的优长（包括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技术创新，促进积累的增长等），提高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但两者的具体目标是存在着差别的。经济管制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主要是：（1）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即限制、减少具有负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鼓励具有正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2）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垄断问题，即政府在避减垄断的总原则下，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垄断分别采取禁止、限制以及数量管制、价格管制和促进竞争的政策，以维持或者促进形成有效竞争的行业市场结构，促进企业和产业经济效率的提高；（3）通过政府的干预增加市场信息的供应量，减轻由信息不对称对经济效率带来的危害；（4）通过政府的干预约束经济人的非理，如禁止非市场品的生产、交易和消费等；（5）通过政府的干预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市场交易，增进生产性活动；（6）通过政府的干预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宏观经济调控则旨在通过对经济总量的调节，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具体来说，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1）通过对总供求的调节，实现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2）通过对投资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投资的波动；（3）通过对消费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消费的波动；（4）通过刺激经济实现充分就业；（5）通过调节宏观经济实现物价水平的稳定；（6）通过调节国内经济和汇率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7）通过逆向的经济调节实现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不同

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原因的不同，决定了两者出现时间的不同。虽然经济管制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但由于经济管制主要导源于市场的不完善，由于市场的不完善始终存在，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因此经济管制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而宏观经济调控导源于宏观经济失衡，在市场经济足够成熟，宏观经济失衡对社会大众的经济利益产生了负面影响，损害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并危及社会稳定，而且社会充分认识到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并且已经建立起了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设施”以后，才会出现宏观经济调控。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演变历史来看，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市场经济出现之时，经济管制也随之出现了，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有经济管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自然也有经济管制（注：实际上，如果不限于市场经济，经济管制在国家或政府出现之后，市场经济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可以说，经济管制是随国家或政府的出现而出现的。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如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垄断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居民的非理等等，在市场经济产生以前就存在，只不过其规模、影响等小一些而已。），而宏观经济调控是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后才出现的，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前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市场经济出现以前也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西方国家，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出现宏观经济调控，如果从16世纪算起，在市场经济阶段，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要比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晚了400多年。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不同

经济管制涉及的具体领域很多，政府部门中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既包括司法机构，也包括行政机构，既包括中央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也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在行政机构中既包括纯粹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如中央银行、财政部等），也包括其他专门的经济管理机构（如证券监管机构、保险监管机构等）、非经济管理机构（如文化管理机构、环境保护机构、药品管理机构等）以及综合性管理机构。这些机构依照颁行的法规在各自管理的领域对被管制者依法进行管制。经济管制具有很强的行业性，即依照行业性质，由设立的政府主管机构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如商业银行一般主要由中央银行进行管理和监督，投资银行主要由证券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保险公司主要由保险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但经济管制的行业性并不排斥政府其他管理机构依法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也有许多行业同时受多个管理机构的管理和监督，这些管理机构拥有非重复的，但对被管制对象的活动的影响几乎具有同等的制约力和管制权。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则主要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并且主要是中央政府行政机构中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在宏观经济管理机构中主要是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的数量远远少于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

5.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实施手段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管制或者调控对象的特征与行为的变化、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演进等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两者的区别还是相当大的。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主要是行政、司法手段，因此具有强制性，虽然经济管制肯定会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但政府主要并不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来达到管制的目的，而主要是通过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直接管制而达到管制目的的。政府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处罚直接减少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造成的损失并不是来自于市场，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奖励会直接增加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获得的利益同样不是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于政府，来自于政府的行政机构或者司法机构，这种直接来自于政府的经济处罚或者经济奖励在这里仍应归于行政或司法手段，因为它们是行政管理和监督、司法管理和监督的工具。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主要是“裁判”。需要说明的是，经济管制本身并不排斥经济手段的运用，有的领域也需要政府当“运动员”，最近一二十年来，无论在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在许多领域，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取得了过去运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进行管制所没有取得的效果，经济手段的运用范围也有扩大的趋势，但基于经济管制的基本性质，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以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为主的格局并不会发生变化。

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则主要是经济手段，因此具有非强制性。宏观经济调控是通过政府参与市场（充当“运动员”的角色），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发生变化，从而使经济总量发生变化，来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持宏观经济平衡的。经济手段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这些政策的运用，会对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等市场的供求产生影响，继而会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发生变化，从而促使其调整其行为，最终重新恢复市场平衡。在市场经济中，除非是在战争时期，政府是没有理由普遍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因为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从根本上是与市场机制相排斥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从而也就必然导致市场优长的丧失，造成社会福利的根本性下降。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撇开特殊的战争背景，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有的时候也是可以采取行政和司法手段的，例如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条件下，政府可以采取直接控制收入增长的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但这类政策的采用除非迫不得已，应该禁止政府使用，并且政府要使用这类手段，也必须获得政府立法机构的授权。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由于经济管制主要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管制者与被管制者多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管制者直接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与监督，而且管制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经济管制主要是直接干预；而宏观经济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并不与调控对象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影响或者引导微观经济单位的调节方式，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对调控对象的行政管理和监督（注：否则，就属于经济管制范畴，因为如果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即主要采取直接干预的手段，那么市场经济的基础就会受到破坏，这样的经济也就不再是市场经济了，而是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了。因此，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与直接干预是相冲突的，换句话说，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只能主要采取间接干预手段。近20年来，中国国内经济学文献中大量提到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该以间接干预为主（或者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应该以间接调控为主）的理论应该说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是正确的，而且只是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才是准确的。），而且宏观经济调控不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是间接干预。（注：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曾经有过还要不要经济管制的疑义。应该说，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经济管制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经济管制的问题。195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与市场经济是相背的，必须对这种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这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比较缓慢，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过慢，市场化改革过程从实质上来说也就是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过程，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每向前推进一步，也意味着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步，市场经济的完全建立要以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根本改革为前提。但是市场经济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并不表明市场经济与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市场缺陷要求建立经济管制制度，政府的经济管制是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要求，是实现经济的高效率和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但是这必须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弥补市场缺陷的、有着明确的管制边界的经济管制制度。从市场经济国家来看，宏观经济调控制度方面的差异远较在经济管制制度方面的差异小，借鉴各国在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管制的经验时，选择更困难的是在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各国的经济管制制度相当复杂，而且合理性差异也很大，因此在研究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调控经济的经验教训时，虽然研究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必要的，而研究各国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教训更为迫切，应该避免（也是在实践中最容易出现错误）的是将别国特殊的经济管制制度，并且是不合理的经济管制制度当作市场经济的具有共性的一般经济管制制度。对各国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比较、甄别、判断、改造对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和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制度是十分重要的。）

6.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方法不同

这里所谓的实施方法是就政府干预的力度而言的。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依宏观经济失衡程度的不同而会有所不同，宏观经济失衡越严重，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大，失衡程度越轻，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小。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失衡具有周期性，因此国民经济无法避免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这样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的选择直接与经济的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有关。在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会经常性处于失衡状态中，为了防止宏观经济出现严重失衡，一般来说，政府应该逆对经济风向采取经常性的调节政策，这种调节属于微调。相对于有可能出现的宏观经济的严重失衡，这种调节属于预防性质的调节。微调是经常性的，大调则不是经常性的，而是周期性的（有时间周期，宏观经济严重失衡才应该进行大调）。相对于宏观经济调控的方法的选择性，针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经济管制一般来说并不存在微调与大调问题，因为经济管制是依律行事，按照法规应该受到什么处罚就给予什么处罚，应该受到什么奖励就给予什么奖励，同业者间的区别会相当大。当然对于一些经济活动，政府是加大管制力度，还是减轻管制力度，也需要政府做出选择，但这种选择与宏观经济调控力度的选择不同，它与宏观经济失衡的程度无关，与经济周期性运动无关，而是取决于公众的认识、技术水平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等方面的因素，力度加大或减轻一般会表现为长期趋势，而不是短期性的周期性的变化。

因此，我们就能发现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运用具有典型的逆经济运行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则不具有这一特点，无论是在经济萧条时期，还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只要经济管制制度未变，管制政策就不会有变。

7.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对产业发展产生影响，因为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相对价格，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改变了相对价格，那就会改变产业的比较利益，从而会引起经济资源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就其性质而言，可能产生有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也有可能产生出不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不过就宏观经济调控本身而言，其性质、目的等等都与产业政策无关，宏观经济调控并不是为了产业政策的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

经济管制则不同，经济管制虽然并不是只服务于产业政策，但是它是产业政策的必备工具，要实施产业政策，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否则，产业政策就是无效的。例如政府要支持幼稚产业的发展，政府就要对外实施进入管制政策和其他相关管制政策；政府要促进一个行业的竞争，政府就要实行反垄断、鼓励进入和促进公平竞争的管制政策；政府要压缩有较大污染的行业生产规模，扶持污染小的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就要采取抑制前者、鼓励后者的进入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管制标准与排放数量的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税政策等。

8.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是无选择性的，它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而影响微观经济主体，宏观经济调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全局性，虽然市场的影响程度对不同的微观经济主体会有所差别，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改变的是宏观经济变量，因此任何微观经济单位都难以避免地要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因此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实际上是针对所有的经济主体。就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的性质来看，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益，也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损，也可能使一部分经济主体受益，而同时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受损。从社会整体而言，一项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将会增进社会福利。

经济管制的对象则是有选择性的，它所管制的是具体的微观经济单位。例如基于保护环境而实施的污染排放管制的管制对象只是污染排放单位，其他单位则不在管制之列。微观经济单位如果违规，将会受到管制机构的处罚。任何经济单位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如果不在经济管制的范围之列，它就不会受到经济管制机构的约束。虽然经济管制造成的影响可能是全局性的，不过一般来说，其影响的局部性更强。

9.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影响。不过两者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存在着差别的。这种差别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1）影响的时间长短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原因在于：第一，微调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较小，大调才会明显地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而大调所具有的周期性的特点，使得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第二，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改变经济制度，即不会改变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发生变化，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就会消失。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则具有持续性的特点。因为：第一，经济管制总是表现为一种长期的趋势，一项管制制度确定以后，往往会在很长的时期内运行，有的持续几十年，有的持续上百年，有的经济管制制度一经确定，几乎就成为永恒性的了，这样就使得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第二，经济管制制度的变化改变的是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经济管制制度发生变化，新的制度会在长时期内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行为，从而对经济效率产生持续的影响。

（2）影响的途径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市场环境，或者说宏观市场结构，从而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来影响经济效率。经济管制既通过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也通过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动力机制和能力，还通过对相对价格或者成本、利润率的影响而影响经济效率。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单方位性，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全方位性。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的全方位性预示着经济管制会通过渗入到经济机体的内部而在深层次上影响着经济效率，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经济管制制度，低效率社会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应该主要从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入手。

（3）影响的结构不同。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影响最大，而对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则比较小。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这是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最主要的积极影响。在经济繁荣时，政府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下降，也会增加微观经济单位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这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增强微观经济单位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和能力，因此并不一定能够使微观经济单位努力提高生产效率。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具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可能性，但一方面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不利的变化，从而出现恶化资源配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要素的流动性等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条件并不是宏观经济调控所能改变的，因此即使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会因为其他条件不具备而不能改变资源配置，从而不能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而要具备这些条件恰恰需要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

与宏观经济调控一样，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与宏观经济调控不同的是，经济管制不只是主要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产生影响，而是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利用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进入管制、过程管制等都会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例如，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进入管制政策就造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大量闲置，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非国有经济进入金融、汽车等现代产业部门的产业进入管制政策也造成了金融发展能力、汽车发展能力的闲置。一般来说，进入管制的领域越广，管制越严厉，经济资源的利用率越低。其次，经济管制对生产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生产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有无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经济管制对这几个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可以削弱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减轻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也可以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的制度。其三，经济管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既会影响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影响产品生产的成本，影响不同产品生产的利润率，还会影响资源的流动性，因此就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经济管制可以促进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可以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促进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制度。

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具有局部性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则具有全面性的特点。

（4）影响的程度不同。由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时间长短、途径、结构方面存在着差别，因此两者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也存在着差别。由于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时间所具有的持续性、影响途径所具有的全方位性、影响结构的全面性，而这些是宏观经济调控所不具有的，因此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自然要超过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

由上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经济管制制度，如果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必须要改革经济管制制度。

10.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失效的原因存在着差别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存在着共同的原因，但是也存在着差别。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两者在被调控对象俘虏的可能性上存在着差别。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不是因为被调控对象俘虏了调控机构，因为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政府机构并不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而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是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全面性的，具有非排他性，因此不存在政府机构设租和被调控对象向政府机构寻租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主要在于政府能力不足，而一般主要不在于政府权力的滥用。而管制者被被管制者俘虏却是经济管制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管制机构要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管制的利益是可以排他的，而且管制机构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每一级管制机构、管制机构的每一个职能机构都有其独享的管制权，并且这些管制权又是被分配给一个一个的作为管制者的自然人手中，管制权都是人格化了的，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使得管制具有了一对一的“交易”的性质，这样就存在着管制者设租和被管制者寻租的条件，从而也就出现了管制者被俘虏的可能性，一旦管制者被俘虏，就会出现管制失效。在经济管制中，不仅管制的执行者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而且管制规则的制定者也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在管制规则的制定中，所谓政治上的“看不见的手”（特殊的利益集团等等）发挥的作用往往相当大，这样就使得管制规则本身与管制应该实现的目标相背，即管制规则背离效率和公正而出现的管制规则的扭曲。由于管制规则的制定者被被管制者俘虏而导致的管制规则的扭曲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比由管制者被俘虏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更大。

11.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经济自由是指微观经济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地做出经济决策的自由。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最基本、最重要的性质和特征，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市场经济。经济自由使得市场经济具有多方面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不可能具有的优越性，但同时无约束的经济自由也会使市场经济难以避免地产生多方面的缺陷。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它们都会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实质上都是市场以外的力量——政府对经济自由施加的约束，但是两者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方式、影响程度是存在着差别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是间接的，它并不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它是通过改变宏观市场环境而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的，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点，除非宏观经济调控采取直接的经济管制的手段，否则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因此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程度也要小一些。经济管制则不同，它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直接的，因为它要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因此经济管制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差别性的。例如进入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自由，价格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卖方和买方的价格决策自由，出口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出口商的出口决策自由。不过管制也会对经济自由产生间接影响，因为管制会影响产业环境。由此，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要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大。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尤其要对经济管制的边界给予明确的界定，对政府的经济管制权予以明确的规定，否则就会导致经济管制的无限延伸，就会不正当地侵害经济自由，从而损害经济效率。

由上可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两者都是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但是两者的差异是明显的、多方面的。

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相互联系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存在着明显的、多方面的差异，但是两者也存在着多方面的联系。两者的联系并没有为将两者混同提供依据，但是明确两者的相互联系也是经济理论研究应该关注的，并且两者的联系也是两者关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两者的联系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产生的，虽然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相联系的市场缺陷存在着差别，但都导源于市场缺陷。如果不存在市场缺陷，那就不需要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市场缺陷是市场经济内生的，市场经济内生的缺陷使得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遭到破坏，或者市场经济本身不能保证满足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条件，或者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或者低下，从而使得仅仅有市场力量并不能使社会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不能实现社会在已经拥有的可资利用的经济资源的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某些市场缺陷可以由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得到或多或少的弥补，但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并不能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因此只能由政府充当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政府弥补市场缺陷需要根据市场缺陷的不同领域分别通过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来实现。虽然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一定能够弥补全部的市场缺陷，但它却是一个社会弥补市场缺陷的最终依靠力量，而且只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就可以与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一道不断增进社会福利。（注：无论是市场缺陷，还是第三种力量的缺陷，抑或政府缺陷，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人类的生产能力的有限性所决定的，因为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以及政府都是人类社会的事情，没有人，便无所谓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和政府。虽然人类的生产能力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社会制度的不断改进（简而言之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但相对于人类的需要，相对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即便是进入到所谓的知识经济社会，人类所掌握的知识仍然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如何使经济资源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挑战。）

市场缺陷导致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也同时规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因此，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不能渗入到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而只能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这从根本上规定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边界。虽然两者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起作用的“领地”有不同，但从它们都只能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发挥作用这一点来看是相同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主体都是政府，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最终目标都在于提高经济效率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引起的，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尽管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的政府职能机构有不同，但都是政府机构。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既不是企业、居民，也不是第三种力量，而是政府。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履行多方面的具体的经济职能，主要包括：维护产权；抑制、限制或消除垄断，促进市场竞争；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提供和鼓励提供公共物品；提供信息和促进市场信息供应量的增加；补充市场的不完善，提供或鼓励提供市场供应不足的私人物品；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限制非市场品的生产和消费，禁止有害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护宏观经济平衡，促进宏观经济稳定；调节经济结构，促进结构平衡等。任何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的政府都应该履行上述经济职能。而这些经济职能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的方面，即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充分弥补市场缺陷，使社会的经济效率达至最优，既需要实行经济管制，也需要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只有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由于市场缺陷内生于市场经济本身，因而具有长期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离开了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社会的经济效率都会无法达到最优水平，所以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目标不同，两者的干预对象、方式、方法等等都存在着差别，影响经济效率的时间长短、途径、结构、程度也存在着差别，但是不管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从它们的最终目标来看，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增进社会福利。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相互补充的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由于两者导源于市场缺陷的不同方面，由两者的性质决定了两者功能上的差别，决定了各自适于弥补不同类型的市场缺陷，也就是说，应该实行经济管制的就不适于采取宏观经济调控，归属于宏观经济调控的就不应该采取经济管制，经济管制不能代替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调控也不能代替经济管制，两者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两者这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决定了只有既能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又能有效地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政府才能实现有效地履行政府应该履行的经济职能的目标，市场缺陷才能得到有效地解决。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都需要不断地发展

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能够进入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领域政府就一定要无条件地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这里涉及到政府的能力。如果政府进入这些领域不仅不能起到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使社会的经济资源完全浪费，反而因为政府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而损害了市场机制在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作用的充分发挥，那么政府就不应该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因为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结果不是增进社会福利，而是减少了社会福利。政府能力是人类生产能力的组成部分，人类生产能力的增长包含着政府能力的增长。政府能力的增长使得政府可以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中的更多的领域，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也因此要相应地发展。

市场力量作为人类生产能力的一部分，也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的，这就使得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与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结构会发生一些变化，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手段等都应该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随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的发展，人类会发现和掌握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更有效的方法，更有效的具体的手段，更恰当的干预力度和时机，更好的决策制度，更好的机构设置，更好的机构协调机制等等，人类自然就应该利用这些新的知识来改进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

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不断发展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有效的必要条件，也只有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能够得到不断发展，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成为增进社会福利的手段。

5.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与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

（1）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会影响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如果经济管制的范围、程度等超越了其应该有的边界，宏观经济调控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例如如果存在着普遍的市场进入管制、普遍的价格管制、普遍的投资管制、普遍的分配管制，那么无论政府如何努力，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都不可能有效。（注：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一直在努力从改革开放前的直接干预过渡到间接干预，在出现宏观经济失衡时，力图依靠间接干预矫正宏观经济失衡，政府的这种意愿是好的，是正确的，但每次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以致于每次都要通过直接干预来最终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出现这一现象并不奇怪。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下，市场信号是扭曲的，资源不能自由地流动，微观经济单位应该享有的经济决策权和经济利益都被经济管制所侵蚀或者说被剥夺，应该承担的经济风险也因为经济管制而无法通过新的经济安排而转移或者被经济管制自动地转移到其他的经济主体，这就使微观经济单位对于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所传达的信号缺乏反映，因此使得间接干预失效。在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下，宏观经济调控只有采取直接干预才能达到预期目标，间接干预的宏观经济调控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是相背的，因此只有根本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可以作为判断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改革进程的一项指标。）经济管制制度所影响的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微观基础。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要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微观经济单位享有独立的经济决策权，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自己承担经济风险，需要有灵活的价格机制，经济资源能够自由地流动，需要有发达的高度竞争性的市场，这些条件在存在普遍的严格的经济管制的经济中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经济管制既可以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提供有利的条件，也可以成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障碍。

（2）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会影响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例如如果国民经济处于总需求严重超过总供给，通货膨胀高居不下，政府的反垄断管制政策就难以奏效。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够为经济管制的有效性提供有利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则会使失衡的宏观经济成为经济管制有效性的不利因素。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本身导致了宏观经济失衡或者加剧了宏观经济失衡，这样的宏观经济调控就成了经济管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障碍。

6.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

与实现宏观经济调控调控目标相关的经济管制可以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例如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对汇率进行管制，为解决通货膨胀而对利率、银行的贷款规模、企业的投资规模和薪酬进行管制，为提高就业率而对雇主辞退在业者进行限制等。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实际上是说为了达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政府可以采取管制手段，而不是说这些管制是正常的经济管制的现成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管制本身是不应该存在的。因此经济管制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是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的，只有在间接干预无法矫正业已出现的宏观经济失衡，而宏观经济失衡对于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也就是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时，政府才可采取管制手段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因此经济管制只能作为市场经济殊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的临时性手段，而不能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常用手段。经济管制手段的运用应该有严格的法律程序，有严格的范围限制和时限，一俟危机缓和，政府就应该撤消管制，而完全采用常规性的间接干预手段。

三、关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几点思考

基于上述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的讨论，考虑到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存在的种种问题，笔者认为在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方面，需要关注以下问题。

1.不能混同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有相互联系的地方，但两者的差别也是明显的。政府在制定经济调控政策时，应该考虑两者的差别，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都应该有相应的差别。如果将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混同起来，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就会出现错误的选择，导致的结果要么是经济管制的目标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无法实现，要么是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仅不能弥补市场的缺陷，反而会强化市场缺陷，而且会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成为导致效率下降的因素，总的来说会导致政府失效。如果政府失效由此引起，这样的政府失效比市场失效更糟。

2.政府应该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对经济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也应该成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但政府是否能够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呢？这取决于多种因素，除了受政府政策性质的影响外，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政府实施政策的能力等都会影响政策的效力。政府不是万能的，不可避免地会在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等方面出现或多或少的错误，甚至政府制定的政策本身就是错误的。减少错误才能提高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效力。政府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探索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规律，不断改进和完善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不断提高政府制定和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从而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不断提高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效力。

3.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应该法治化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通过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但与企业、居民、民间组织等不同，政府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它是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它享有立法权、司法权，它是唯一合法享有暴力的机构，它能够动用强制力贯彻它的意志，这为政府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来弥补市场缺陷提供了前提，也是它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的根本原因。但它作为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也同时造成了它不作为和滥用权力的可能性。无论是它不作为，还是它滥用权力，都会造成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失效。要防止政府不作为和滥用权力，不断提高政府有效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就应该为此提供制度保障，根本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保障就是法治化。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从性质上来说是受托行为，即它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公众赋予其公共权力，它运用这种公共权力，代表公共利益，贯彻公共意志，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因此，首先应该通过立法明确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无论是政府的行政机构，还是政府的司法机构，其履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政府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权力和应该履行的职责，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从立法上防止政府缺位和越位；其次，应该通过立法和司法对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进行监督，并进行相应的激励和惩处制度，一方面防止政府不履行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另一方面一旦出现政府滥用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权，就及时予以纠正；其三，应该通过法律对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程序予以明确，保障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一方面防止政治中的看不见的手起作用，另一方面防止政府机构出于自身利益而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范围的行为和政府随意制定政策而扰乱经济正常运行的行为。只有将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纳入法治化轨道，方能限制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被限制在弥补市场缺陷的范围内，才能促使政府切实履行它所应该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才能成为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有益的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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