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直接投资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跨国直接投资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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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跨国银行 对外直接投资 理论分析

关于银行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及其理论渊源的研究，西方学者大都借鉴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分析。由于跨国银行是以提供金融服务为经营对象的特殊的金融服务性企业，所以对跨国银行发展动因的理论分析，又不同于一般的跨国企业。

1 比较利益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的延伸

对跨国银行理论的研究是在跨国公司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1960年，史蒂文·海默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开创性地将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应用于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产业组织理论是以同一商品市场的企业关系为研究对象，以产业内的最佳资源分配为目标，研究产业内企业规模以及企业之间竞争与垄断关系的应用经济理论。

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罗伯特·阿利伯教授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研究跨国银行对外发展的比较优势。阿利伯得出的结论是：在给定的市场上，银行的效率和银行的数量是反向关系的，即银行在集中率高﹙数量少﹚的国家比集中率低﹙数量多﹚的国家有更高的收益，也就是说在银行集中率越高的国家，银行的存贷利息差越大，其银行体系的效率越高，未来的成长潜力越大。在银行高度集中的国家，银行的规模往往很大，相对较小的国内市场限制了这些银行的发展，只有走向国际市场，才能实现其规模经济效益。

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格鲁贝尔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跨国银行功能的三分类理论，这个理论回答了跨国银行在与东道国的竞争中如何获取比较优势。格鲁贝尔将跨国银行分为跨国零售型、跨国服务型和跨国批发型三种类型，每种类型都有相应的比较优势。跨国银行会根据自身的优势实行不同的发展战略，以便发挥优势，避免趋同，寻找自己的利润增长点。格鲁贝尔的三分类理论为跨国银行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2 内部化理论———交易费用理论的延伸

1937年科斯在其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首次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内部化理论是科斯交易费用理论在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战略中的一种应用，最初由巴克莱和卡森提出。卡森在《跨国银行演变的理论透视》一书中，用“内部化理论”来解释跨国银行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他认为，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及处于国际财务保密等一些特殊金融服务的需要，有些金融业务很难与别国银行合作展开，而跨国银行通过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的灵活性，可以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和风险。

内部化理论的两个假设前提是企业利润最大化和不完全市场，强调市场的不完全性如何使企业将垄断优势保留在企业内部,并通过企业内部使用而取得优势的过程。当这一过程超越国界便会形成跨国企业。内部化理论认为,中间产品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 是导致企业内部化的根本原因。这些中间产品,不只是半成品、原材料, 更为重要的是专利、专有技术、商标、商誉、管理技能和市场信息等知识产品。由于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全, 企业在进行知识产品的外部交易时, 存在着泄密的危险和定价的困难, 企业为了克服这些障碍需要付出高昂的交易费用, 所以外部市场对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既是昂贵的, 又是低效的。企业不得不以内部交易机制来取代外部市场, 将知识产品的配置和使用置于统一的所有权之下, 并在对外直投资中加以利用, 从而降低交易费用, 使企业的技术投资获得充分的报偿。

跨国银行不仅向客户提供最终产品, 而且还进行研究开发、培训员工、形成独具特色的服务技术和管理技能等, 并利用转移价格通过跨国银行网络销售这些中间产品。由于信息不对称, 这些中间产品很难定价, 因而存在不完全外部市场, 因此传统自由贸易的赫克塞尔———俄林模型(以下简称H-O 模型) 不再适用。为了克服外部市场不完全性, 跨国银行通过组织内部市场以降低交易费用, 此时H-O 模型中的国家特有优势变为企业特有优势, 正是这种优势激发了银行服务的跨国界延伸, 因而内部化的前提条件是不完全市场。由于市场不完全, 银行在让渡其中间产品时难以保障自身的权益,也不能通过市场来配置其资源, 保证银行效益最大化。通过形成中间产品的内部市场,银行可保留对中间产品的控制权, 防止中间产品的扩散以免失去这种优势,所以中间产品的内部市场化尤为重要。中间产品优势是银行的公共产品, 通过离岸扩张这种优势可被充分利用。20世纪60年代美国银行向欧洲市场发展可以很好地说明内部化理论，60年代初期，欧洲美元市场形成，欧洲市场宽松的监管环境及较高的获利水平吸引了大量美国银行向欧洲市场投资，1963年，美国政府实行利息平衡税、自愿对外贷款计划等条例限制美国银行对国外客户贷款以防资本外留。美国银行为了逃避这些管制，纷纷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特别是在伦敦从事欧洲市场业务。跨国银行从事欧洲业务的机理有:由于跨国银行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地位, 它们能内部化对某种货币的优势；由于跨国银行仅与大客户打交道, 它们提供的产品具有优势, 因而跨国经营可以在比较低的固定成本下内部化这种比较优势；跨国银行通过跨国界经营以逃避国内监管趋严引起不断增加的经营成本并将其内部化。

银行实行市场内部化的目的是消除市场缺陷,目标是获得内部化本身的收益,但市场的内部化也会增加其它成本, 银行此时必须承担分配和定价成本, 所以市场内部化也并不是没有成本的。银行市场内部化的进程取决于其对内部化收益与成本比较的结果, 内部化最好的结果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

3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各种理论的折衷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邓宁提出的。1977 年, 英国里丁大学教授约翰·邓宁发表著名论文《贸易, 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跨国企业: 折衷理论探索》, 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认为：早期理论都只是对跨国公司行为作了部分的解释, 不能成为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他强调, 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以及向国外生产者发放许可证往往是同一企业面临的不同选择, 不应将三者割裂开来。应该建立一种综合性的理论, 以系统说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因和条件。他把自己的理论称为折衷理论,其意图是要集百家之长, 熔众说于一炉, 建立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

邓宁认为，一国企业﹙包括跨国银行﹚之所以能跨国经营，关键在于拥有：所有权优势。主要表现为企业所拥有的某些无形资产，特别是专利、专用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内部化优势。这是指拥有无形资产所有权优势的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和经营活动，将这些优势的使用内部化的能力；区位优势。这是指特定国家或地区存在阻碍出口的因素而不得不选择直接投资，或者使直接投资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种因素。区位优势是造成对外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当一个企业同时具备前两种优势，并能确认获得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区位优势时，对外投资常常是企业不可避免的选择。邓宁对这三种优势的分析见表1。

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分析框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各种因素对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见表2。

4 总结

以上各种理论各有侧重，但总体上遵循这样的机理：当银行境外业务比境内业务存在超额利润，即收入更高或成本更低时，银行境外投资就更有利可图，实现净收益的最大化，从而产生国际化经营的动机。可以用一个模型来分析此结论。

模型假定：①银行和厂商一样，是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②金融市场由境内市场和境外市场两部分组成。③银行占有有限的生产要素。④金融市场为非完全竞争市场，包含以下几点： a. 要素流动限制，要素报酬国家间差别化； b. 金融产业流动限制，金融产品价格国家间差别化。c.各国税负、技术水平、风险系数不一致，且不同市场均存在信息成本。d.有些国家存在金融管制，产品价格（如利率）并非市场出清。

银行在国内、国外要素投入的过程为：

MRi＝αIim﹢bi ； MRj＝βIjn﹢bj ；

s.t. m﹤0,n﹤0,TR＝Ri﹢Rj , I＝Ii﹢Ij

其中，MR为边际收益，I为投资量，TR为总收益，R为收益，i为境内，j为境外，则:

maxTR＝dTR∕dIi＝0,推出MRi＝MRj

由于是非自由竞争市场，m≠n, bi≠bj , α≠β,则:

MRi＝MRj推出αIim﹢bi＝βIjn﹢bj

当βIjn﹤αIim﹢bi－bj时，Ij＞Ii

即此时银行在境外业务的收益比境内业务的收益大（收入更高或成本更低），这时银行境外投资的收益最大，产生跨国经营的动机。无论是用哪一种理论来说明跨国银行的国际投资，最终都是在当境外投资存在超额利润即境外收益比境内收益大进行国际投资的。

参考文献

1 薛求知,杨飞. 跨国银行管理「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 马之騆．国际银行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 卢现祥.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3

4 吴先明.现代跨国公司理论的发展「J．经济评论，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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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企业，外直接投资，优势

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概述

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尚未从函际贸翁和资本流动理论中独立出来，往往以要素禀赋理论为基础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60年代初，美国学者海默率先向传统理论发出挑战，提了垄断优势理论，这一理论被经济学界认为是直接投资理论的突破，标志着园际投资理论的真正兴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一理论一赢在不断地发展完善。

（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与最新发展

随着国际直接投资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同趋重要，经济学界也开始把其作为专门的研究列象迸行研究，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西方经济学界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分析的流派很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有：垄断优势理论是最早研究对外直按投资的独立理论，它产生于本世纪60年代初，在这以前基本上没有独立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1960年美国学者海默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以垄断优势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荧国晗佛大学教授赞农提出的，这一理论既可以用来解释产品的国际贸易问联，也可以用求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内部化理论也称市场内部化理论，它是70年代以来西方跨国公司研究者为了建立所谓跨国公司一般理论对所有、提出和形成的理论，是当前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比较流行的理论，有时也称其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理论。这一理论主要是由英国学者巴克莱卡森和加拿大学学者拉格曼共同提出来的。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

西方经济学界对直按投资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一般都是建立在对发达国家或者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分析基础上的。对于那些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且较为成熟的发达国家，西方学者的理论有很强的解释能力。但是，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实是，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且发展迅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对于这种情况，主流理论解释力不够。于是，一些经济学家开始着眼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进嚣分析，以期找到合适的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

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一）小型企业拥有比较优势

发展中国家欢迎外国资本的流入，但其能提供的投资环境并不完善，市场范围小，从客观上限制了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我国小型企业尚处于小规模阶段，可避免与大型跨国公司的激烈竞争，适合发展中国家投资环境的需要。另外，中国跨国公司派出人员的费用和出口零部件相对便宜，使中国境外加工的产品能以低价占领国外市场。美国经济学家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与其母国的市场特征紧密相关的低生产成本；英国经济学家劳尔的技术地方化理论也证明了落后国家企业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生产和经营活动仍可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中国企业实现跨国经营，开展境外直接投资，从理论上说是具有可行性的。应当指出的是，上述两个理论从不同方面阐明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在跨国经营中的竞争优势，指出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发展境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对于指导发展中国家企业境外投资具有重要意义。

（二）大中型公司具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批有竞争力的大中型跨国公司，它们具有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实力，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在国际竞争中明显具备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如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石化、海尔集团和首都钢铁总公司等，在境外市场竞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邓宁教授，提出了著名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已成为研究跨国公司经济活动的主流理论学派，被世界公认为是指导跨国公司实践的权威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企业如果具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时，就完全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有学者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与西方雄厚实力的大企业相比不具备所有权优势，在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方面也相形见绌，所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不适合于解释中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行为。

（三）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

我国长期自主开发形成了某些传统专有技术和高精尖技术，如中药、气功、园林、烹调、生物工程和航天技术等，较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可以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一显身手。

（四）政策环境良好

中国与大多数国家签有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这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必要的保护和良好的政策环境。近二十多年来，由于政府的支持和企业的努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据商务部统计至2003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累计7470家，投资金额114亿美元。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中国累计对外投资金额近350亿美元，约相当于韩国的对外投资规模，目的地多达352个国家和地区。所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环境良好。

参考文献：

[1]王彦森.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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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评述；启示

1传统跨国公司理论

1.1垄断优势理论

美国学者斯蒂芬•海默1960年在其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运用关于厂商垄断竞争的原理说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

主要观点：（1）市场的不完全性是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和基础，认为完全竞争不仅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假设，并且在完全竞争下对外直接投资也并不会发生，现实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是各种不同类型的不完全竞争市场，包括：商品市场的不完全、要素市场的不完全、规模经济造成的市场不完全以及由于政府干预形成的市场不完全。免费提供（2）市场的不完全性使得跨国公司能够拥有垄断优势，而这种垄断优势正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评述：垄断优势理论是最早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独立的理论，奠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指出培养和提升各自的垄断优势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前提条件。但是垄断理论的产生背景是对具有明显垄断优势的美国跨国公司的研究，因而没有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解释乏力，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也不能解释有垄断优势的企业放弃出口和技术许可证的转让而直接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

启示：企业的垄断优势固然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前提，但也应该认识到，企业优势的形成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我国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也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培养和不断提升自己的垄断优势。

1.2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维农，于1966年5月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贸易》一文，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主要观点：将企业的垄断优势、产品生命周期以及区位因素结合起来，动态的调整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1）产品的创新阶段：创新国企业率先进行新产品的开发与生产，由于新产品的特异性而具有较低的需求价格弹性和较高的收入弹性，企业能获得垄断优势，产品倾向在国内生产；（2）产品成熟阶段：由于产品需求价格弹性的日益增大、技术的扩散以及贸易壁垒的影响，创新国企业始到次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当地进行生产与销售；（3）产品标准化阶段：当非技术型熟练劳动成为产品成本的主要部分，企业的竞争将主要表现为价格竞争，这时企业倾向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将生产转移到劳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产品出口将出现逆流现象。

评述：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动态解释了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时机与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也从一个侧面阐述了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动机，并且从内外因两个方面论证了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但该理论主要针对最终产品市场，而对于资源、技术开发型的对外投资现象解释乏力。并且，该理论难以解释非代替出口投资的增加以及跨国公司海外生产非标准化产品的现象。

启示：（1）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之前，分析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首先，对产品的生产技术的性质、类型以及其扩散性和转移性进行分析；其次，对产品本身进行swot分析，确定产品的竞争优势、劣势、机会以及威胁；最后，对产品的国内销售、国外出口以及国内外市场情况进行分析。根据以上分析，最终确定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以指导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进入决策。（2）将进入成熟期的产品的生产地点转移到生产要素价格低且靠近市场的地区。我国的家电、轻纺、机械、电子等行业由于生产能力过剩，产品严重供大于求，已进入产品的成熟期，再加上国际上反倾销、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我们只能改变以往单纯依靠出口的策略，而选择将这些产业的生产设备和能力向合适的地区转移出去，在国外进行生产制造。

1.3内部化理论

1976年，英国里丁大学经济学家巴克莱和卡森以及加拿大经济学家拉格曼，以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以市场的不完全性为起点，提出了内部化理论，强调企业将垄断优势保留在企业内部，并通过内部使用而取得优势的过程。

主要观点：由于外部市场失效，中间产品（除了通常意义上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外，更重要的是指专有技术、专利、管理及销售技术等“知识中间产品”）价格难以确认而使交易成本过高，公司为了克服各种经营障碍、保证企业获得最大利润，就有动力形成一个内部化市场，不仅使资源和产品在各子公司之间进行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还可以有效地防止技术扩散，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

评述：内部化理论从企业间产品的交换形式与生产的组织形式分析了跨国公司的性质与起源，对跨国公司的内在形成机理有比较普遍的解释力，适用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并且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目的，论证了内部化的必要性和优越性。但内部化理论仅从跨国公司的主观方面探寻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和基础等内部因素，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考虑不够，对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生产、经营的布局以及区位选择也缺乏总体认识。

启示：（1）实现规模经济优势，扩大内部市场。如果企业自身规模较小，企业的内部市场也小，这样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就会很高，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企业之间的强强联合、兼并、垂直、横向或纵向一体化或政府的扶植实现企业的规模经济优势，扩大企业的内部市场，增加其内部化优势；也可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做到产权明晰，管理协同，充分发挥内部化市场的作用。（2）实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增强内部市场的融资能力。企业应该建立自身的财务金融子公司，通过内部市场灵活调资，缩短融资时间，提高融资速度，降低融资成本，以扩大企业经营规模；（3）注重培育企业知识、技术的专业性与独特性。加强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重视，加大对科技部门的资源投入，并加强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间的合作，促使企业不断的进行技术创新，并重视度新技术的专利申请保护，通过组织系统和信息网络将信息与技术等知识产品内部一体化，为企业赢得利润。

1.4比较优势理论（也叫边际产业转移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学者小岛清运用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差异导致比较优势原理，把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结合起来，以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为考察对象，着重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果，提出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比较优势理论”。

主要观点：（1）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比较成本已经处于劣势或即将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边际产业”开始，将其投向东道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同类产业。由于投资与贸易之间是互补关系而非彼此替代关系，这样能更好的促进双方贸易的发展；（2）中小企业应走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前列。因为：①同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更容易成为“边际企业”；②具有边际效率的中小企业与东道国相应工业的技术差距更小，更适合于当地的生产条件。

评述：比较优势理论从宏观角度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具有开创性，并且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作了有机结合的统一解释。但是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理论，只能解释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以垂直分工为基础的投资。最后比较优势理论低估了发展中国家接受高新技术的能力，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能接受发达国家的边际产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启示：（1）从转移边际产业开始，逐步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将我国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生产能力过剩的轻纺、家电、电子等行业转移出去，在获得由于技术优势而产生的超额利润、保障国内经济发展的资源需求的同时，还能通过技术的传递和市场的拓展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并逐步实现产业递进，最终向高附加值产业延伸。（2）中小企业由于其小批量生产，经营灵活，适应性强等特点，更容易在海外市场找到立足点并迅速占领当地市场，所以我国应大力鼓励中小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3、在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上，选择在经济发展程度、技术发展水平上和中国差距较小的国家和地区，积极关注和投资开拓这些地区相对落后的产业，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1.5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英国著名的跨国公司问题专家、里丁大学国际投资和国际企业教授约翰•邓宁在借鉴了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并结合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资源禀赋学说的基础上，采用折衷的方法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主要观点：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保证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区位优势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只有三种优势同时存在，国际直接投资才会成功，而这三个方面的优势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投资决策和投资方向。（如表1所示）。

评述：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借鉴和综合了以往跨国公司理论的精华，最为完整的解决了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动因和决定因素，被誉为解释跨国公司行为的“通论”。它的形成，标志着跨国公司理论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和稳定的阶段。但是折衷理论所提出的对外直接投资条件过于绝对化，并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3种因素等量齐观，缺乏主次之分且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缺乏动态的分析。

启示：（1）充分认识和利用企业已具备的所有权优势，将其作为今后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国家研究并制订促进这些优势发展的鼓励政策，企业建立产品创新和更！新管理的机制，不断形成新的所有权优势。（2）发挥我国企业内部化优势的潜力。我国部分企业在引进、生产产品并使之适应东道国市场方面具备了一定的技术优势，同时也具有使这类技术优势内部化的动机。企业通过申请专利保护、严格限制技术的使用范围、期限和条件来确保技术等无形资产的内部化，并利用跨国公司内部的母公司与各子公司之间的转移价格确保外部贸易内部化。（3）重视区位优势。不仅要重视风俗、消费习惯、市场距离等区位因素较优越的亚太地区，还要对发达国家的技术领域进行有选择的直接投资来获得高新技术以及大容量市场等。

2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理论

2.1小规模技术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研究跨国公司的著名教授刘易斯•威尔斯在1977年发表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化”一文中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并在1983年出版的《第三世纪跨国公司》专著中对该理论作了较系统的阐述。

主要观点：（1）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生产制造技术正好为低收入国家的小市场需要服务；②发展中国家在服务于海外同一种族产品需要而建立的海外生产中颇具优势；③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具有大型跨国公司所无法比拟的低价产品营销优势。（2）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走出国门的动因主要有：保护出口市场；突破配额限制；寻求低成本；种族纽带；分散资产；本国、东道国政府或国际机构的倡议和帮助；企业主为亲朋好友寻找职业，以及在海外培训人才等。

评述：小规模技术理论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产生与这些国家自身的市场特征结合起来，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开创性成果，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十分积极的指导意义。但是，威尔斯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仅仅局限于小规模生产技术的继承和使用上，可能会导致这些国家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位置永远处于边缘地带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末端，也很难解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竞争力产品的行为。

启示：鼓励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虽然我国的中小企业技术不够先进、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不够庞大，实力相对较弱，但是中小企业可以利用低成本、适当规模和适应技术优势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2.2技术地方化理论

英国学者拉奥在1983年出版了《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一书，对印度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和投资动机进行了深入研究后，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

主要观点：（1）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不是被动的模仿和复制，而是对引进的技术加以消化、改进和创新的再生过程。（2）发展中国家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主要有四个因素：①发展中国家技术知识的当地化往往与一国的要素价格及其质量相联系；②发展中国家通过对进口的技术和产品进行某些改造，使其生产和产品与当地的供需紧密结合；③创新活动中所产生的技术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④发展中国家企业生产的产品能够适应相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需求。启示：（1）积极引进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同时加强这些技术在国内的再生过程和自身技术的改造和创新能力，努力形成自己的差异优势；（2）对投资国市场进行深入的研究，了解当地的生产供需状况、市场特征和企业条件，开发不同的产品，培育我国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3）以民族文化为纽带，加强民族产品的优势。加强我国部分产品（如中药、丝绸）的民族特色和不可模仿、不可替代性，以民族文化为纽带，拓展生存空间。

2.3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坎特威尔和托兰提诺针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出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主要观点：（1）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一个不断积累的结果，并最终导致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2）发展中国家现有的技术能力水平是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决定因素，影响着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和增长速度。（3）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化：在产业分布上，从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向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的横向一体化生产活动转化；在地理分布上，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迹。评述：该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提供了思路，并且为不具备绝对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技术积累的路径。但该理论认为，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表现在大量的研发投入上，而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则没有很强的研发能力，其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学习经验”与组织能力来掌握与开发现有的生产技术。启示：（1）在区位选！择上，遵循渐进发展轨迹，首先利用种族联系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随着经验的积累再逐步向其它发展中国家扩展，最后，为获得更为先进、高级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2）以技术积累为内在动力，以投资区位拓展为基础，不断推动对外投资的发展和本国产业的调整和升级。

2.4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邓宁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基础上，采取实证分析的方法，将67个国家1967-1978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经济发展的阶段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论，从动态角度描述了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地位的辩证关系。

主要观点：邓宁用人均gnp代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用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外国对本国的直接投资流量的差额代表该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区分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四个经济发展阶段：（见表2）第一阶段（400美元以下）、第二阶段（400-2500美元）、第三阶段（2500-4000美元）、第四阶段（4000美元以上）。评述：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为发展中国家投资地位的变迁描述了一个大概轮廓。但该理论只强调了事物发展的普遍性而忽略了特殊性，没有认识到大多数国家的经济结构迥然不同，而且经济结构也存在不平衡性，仅用人均gnp单一指标来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和对外直接投资水平，难免带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启示：（1）根据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我国基本处于第二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所有权、内部化以及区位优势仍较微弱，所以，应以我国的具体国情和企业的自身实力为基础，谨慎决策，而不应盲目的追风，一味进行对外直接投资。（2）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结构的不平衡性，我国个别发展程度较高的产业和企业可以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其发展壮大的一种方式，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3）企业可以通过对国外技术和经验的消化、吸收和改造，增强自身的实力，培养自身的竞争优势，为大规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早日进入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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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贸易；替代关系；互补关系

一、替代关系理论

Mundell（1957）利用两个国家、两种产品和两种要素的标准国家贸易模型，提出了“替代关系理论”，即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是互相替代的关系。该理论的前提假设是：（1）只存在两个国家、两种产品和两种要素（劳动和资本）；（2）两国的要素禀赋存在差异，一国是劳动密集型国家，另一国是资本密集型国家；（3）两种产品中一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另一种属于资本密集型产品；（4）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只依赖于生产中投入的两种要素的配置比率；（5）不变的规模报酬，即产品产量的变动比率和要素投入量的变动比率一致。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之上，Mundell认为，当两国仅存在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他们必然会展开贸易，并且这样的贸易会使得世界各国的要素价格实现均等化。可是，现实世界很难达到前述的严苛的前提假设。而且现实中各国存在贸易壁垒，所以现实情况下，贸易障碍会导致资本的流动，产生对外直接投资；反过来，资本流动障碍也会产生贸易。所以Mundell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是相互替代的关系。

Vernon（1966）在对美国式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进行解释时，提出了著名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将产品生产分为三个阶段：（1）新产品阶段，产品刚刚被发明和生产出来，属于技术密集型，跨国公司拥有垄断优势，因此该阶段由母国生产并以高价格出口到国外市场；（2）成熟阶段，国外市场需求旺盛，技术逐渐稳定，出现模仿品和替代品生产的竞争对手，该阶段跨国公司会选择到需求量大的国外市场进行直接投资和生产，出口减少，意味着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有替代作用；（3）高度标准化阶段，产品生产技术已经高度标准化，产品由技术密集型转变为劳动密集型，该阶段跨国公司会选择生产成本最低的国家进行生产，并以此来满足全世界的需求，原来发明创造的母国会完全成为该种产品的进口国。产品周期理论动态的描述了跨国公司的发展阶段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如何一步一步的替代了原有的对外贸易。

二、互补关系理论

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小岛清在其代表性著作《对外贸易论》中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的理论，指出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该理论强调国际分工的重要性，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统一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指出国际直接投资并非简单的资金流动，是包括了资本、技术、经营管理和人力资本的总体转移。该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母国的边际产业依次开始，即从在母国已经或即将处于劣势地位，但是在东道国具有显著或者潜在的相对优势的产业开始转移。小岛清认为，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将母国比较劣势产业输出，扩大了比较优势的幅度，从而增加了贸易量并促进母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加就业，增进社会福利，加速技术创新与扩散。

20世纪80年代，Markuson和Svensson也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是互补的关系。当贸易障碍产生对外直接投资时，资源一般是流入进口替代部门。如果资本的流动不是由贸易障碍引起，而且主要流入出口部门，则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就表现为互补关系。这种情况下，资本的流动会带来进一步的国际分工和生产的专业化，从而对外贸易大规模增加。

三、不确定关系理论

Patrie（1994）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是不确定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将其分为三类：（1）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这种投资是跨国企业为逃避东道国严苛的贸易保护壁垒，迅速占有东道国市场，而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实现当地生产和当地销售。（2）生产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这种投资是跨国企业受到东道国廉价资源的吸引，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的需要，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产品可能在当地销售也可能出口到别的国家。（3）贸易促进型对外直接投资，这种投资是跨国企业为了更好的配合自身的出口贸易，为企业的出口提供必要的服务而进行的直接投资。这三种源于不同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是相互替代的，而生产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是互补关系。

Head和Rise（2001）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直接是替代还是互补的关系，与投资是垂直方式还是水平方式有关。他们利用数据分析了日本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总体上是互补的。但是，他们还发现，以垂直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是互补的；以水平方式进行投资的企业，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是替代的。

四、启示

目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不完全是替代或者互补，更多的表现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自从我国加入WTO，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越来越频繁。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以生产为导向，积极寻求外国廉价资源，降低生产成本，以此实现对外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共同繁荣。

参考文献：

[1]Mundell， 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 [J].America Economic Review，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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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理论

冼国明与杨锐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两类：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即学习型投资，和发展中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即竞争策略型投资。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某种先进技术或管理技能以加速技术积累的速度。从短期看这种投资有可能亏损，但从长期看这种学习型投资加快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积累过程，当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技术与同期发达国家所拥有的技术之间的差距小于某个特定值时，学习型投资才能向竞争策略型投资转换。杨青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探讨了FDI理论，可以看作是对邓宁的国际直接投资阶段论的补充和发展。邓宁曾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将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对外直接投资联系起来考察。但实际上对外直接投资往往与一国经济发展的联系更为密切。一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很高，但对外投资却并不多，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外大量投资。因此要研究一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重要的是研究经济发展。具体说要研究国家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市场结构以及一系列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与直接投资的关系。这一研究视角对处于改革开放和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尤为重要。

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国综合优势理论

欧阳蛲提出了大国综合优势理论，认为中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这是大国的基本特征；发展不平衡，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两个方面的结合，构成了发展中大国的基本特征。中国是一个大国，资源分布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在某些方面具有发达国家的优势，在有些方面又具有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概括起来叫“大国综合优势”。基于“大国综合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必然会形成优势多元化、动机多元化、主体多元化、产业多元化和区域多元化的特征。整合这种多元化的资源，就会获得对外直接投资的更大利益。

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理论

程惠芳提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理论，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是指一国投资者在跨国投资活动中，在生产要素配置能力、产品生产与销售的效率与效益、投资产业和区位选择、国际市场进入与退出能力，以及从本国政府及宏观经济环境中所能获得支持等方面与国内外其他投资者进行综合比较所反映出来的相对优势。比较优势只有在竞争过程中转化为国际竞争力或竞争优势才能有效实现比较利益。聂名华指出必须把比较优势理论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应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同时必须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投入，使其由简单劳动密集型转化为智力劳动密集型。对外直接投资与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理论

程惠芳把对外直接投资纳入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分析，认为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大多侧重微观分析，由于缺乏与宏观经济运行的联系，无法了解一国宏观经济均衡发展对海外直接投资比较优势的影响，也不能揭示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对宏观经济均衡的影响和作用。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趋增强。

毛中根、段军山基于外汇储备的角度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收支的关系，认为一国国际收支发展到成熟阶段，应该以经常项目顺差而不是以资本项目顺差为主，而且资本项目应更多地表现为资本输出。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国际收支有积极的调节作用，其中对本国经常项目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对外直接投资选择的产业如果是贸易互补型的，那么投资会促进本国商品的出口，这对贸易收支平衡产生了正面影响；如果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正确，产生了较高的收益率，这对经常项目的平衡也是有利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子公司支付母公司的专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增加了本国的收入，对经常项目产生了积极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对资本项目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如果海外投资企业是在东道国或国际金融市场上贷款筹资进行直接投资的，那么这些贷款就属于本国的长期资本输入，对国际收支平衡有利；直接投资的增加也有利于改善国际资本结构，从而保证资本项目收支相对稳定性。对于中国由于外贸顺差和外资大量进入而带来的外汇储备增加所导致的本币升值压力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发展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积极主动地“走出去”，通过大力推进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中国经济的外部平衡。

跨国直接投资门槛论

楚建波、胡罡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即跨国投资门槛论。该理论认为，垄断优势并非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和决定因素，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是由企业的投资能力和对外投资“门槛”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企业在母国积累起来的资金、技术、人才和国际经验，是决定这些企业是否能够跨越对外直接投资“门槛”的内在条件。当扩张的需要使企业产生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冲动，而且其投资能力又能够跨越对外直接投资“门槛”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就可能发生。该理论进一步指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跨越的门槛高度与投资动机有关。

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理论

近年来，不少中国学者基于现有FDI理论的缺陷和中国的现实，在对FDI理论进行综合的方面做了大胆的尝试，取得了一些成果。毛蕴诗提出了FDI四维分析模型，并尝试运用此模型对海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解释。他把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基本内容分为产业选择、技术选择、区位选择、时机选择和方式选择五个要素。该项决策受到来自左右上下四个方向的力量作用，即模型中的四维，而每个方向又包含了多种因素。模型中的四维分别是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目标、投资主体内部要素与能力、投资目标国环境因素、投资流出国环境因素。作者将对外投资行为分为主动型、诱发型和迫动型三种，在此划分的基础上，可采用矩阵方式对不同类型的对外投资行为进行组合(作者组合出51种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以解释更为复杂的投资行为。

邢建国在对马克思FDI理论范式和西方FDI理论范式进行综合的基础上提出了有效资本型FDI理论模型。以马克思范式来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得出“乐观”的判断，而以OIL范式对中国进行分析又会得出“悲观”的判断。邢建国认为，以过剩资本和垄断优势资本为核心的理论范式对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缺乏全面的解释力，通过对两大FDI理论范式的综合提出了“有效资本”概念。要素的整合能力、跨国性产业增殖链的进入能力以及灵活的适应能力，是有效资本的核心能力或竞争优势。有效资本注重的不是资本的数量规模和垄断性优势的大小，而是资本的特定功能。有效资本型FDI理念反映了当代国际经济合作的基本特征，是发展中国家后起跨国公司扩张的重要途径。增强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要素跨国整合能力，以产业增殖链为纽带，充分利用东道国资源优势，是我国企业开展跨国直接投资的有效战略选择。

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整体评价

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主流FDI理论是把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其特定研究对象的，但随着后起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崛起，西方学者已意识到FDI主流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扩张缺乏“普适性”，因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发展中国家FDI理论研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主要有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坎特威尔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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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复杂的国际投资形势下,我国正以稳定的增长速度,逐步成为世界最重要的投资主体之一。虽然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但是我国对外投资受到技术、人文条件等复杂因素的影响,整体投资质量并不是很高,并且相对规模较小。在这些制约条件及负面因素影响下,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之路注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在我看来,我国加强对外直接投资,不能只看重数量而不注重质量,而应该建立统一的考察投资指导意见,帮助对外直接投资者寻找正确的投资方向。最重要的一点是,努力提高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技术含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只有提高产品科技含量,才能应对一些国家的非贸易壁垒中,甚至在经济危机中立于不败之地。否则的话,外表喜人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只会在一场风暴中化为乌有。在这之中,尤其需要加强对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统筹规划安排。

    跨国公司,顾名思义,是指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在国外设立分公司或控制东道国当地企业,使之成为其子公司,并从事国际化生产、销售和其他经营活动,以获取高额利润为目的国际性企业。根据资料统计,全世界跨国公司母公司数量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的20000家左右,而到了2006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73000家左右,而子公司数量更是从90000家增长到了近100万家。从数字上不难看出,跨国公司的总体规模正在不断扩大并且其所占GDP比重正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单项跨国购并规模日益扩大,金额屡创新高,比如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的购并金额达到3500亿美元之巨。

    而我国跨国公司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也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截至200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累计达920.5亿美元。在这么辉煌的成就背后,我国的跨国企业对外投资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1.我国的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大多集中于“国字头”企业。在中国跨国企业一百强中,民营企业仅仅占了不到15家,而大多数的企业,则是以国有或者国营企业身份露面的,这种现象就造成了我国对外投资的数据喜人,但是真正应该唱主角戏的民营企业却被挤在角落处,这也是我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结构不均衡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2.我国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质量有待提高。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额逐年迅猛增长,但是受到外国技术封锁等多方面条件制约,我国对外投资企业和领域大多都集中于采矿、制造等技术含量低的方面,从而造成了我国对外投资基础的不稳定,如果产生经济危机,则这些企业最容易遭受重创,以至于增加对外投资结构的不稳定性。

    3.跨国公司目标不够长远。我国跨国公司在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中长期企业跨国购并等形式,对外投资并不是十分理性,往往局限于公司声誉或者眼前对本公司所形成的既得利益,而忽视了长远层面可能对公司发展的风险性威胁,盲目冒进,从而很容易在公司未来的发展中,举步维艰。比如,跨国购并的过程中多数跨国公司都会忽视公司文化的问题,而这个看起来并不十分起眼的问题很可能导致跨国公司在购并后的发展方向与当初所预计的方向南辕北辙,偏离预期。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虽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是同时也与问题并存,只有真正解决中国对外投资发展之路上的障碍,才能够真正地在对外投资之路上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光明之路。

    在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使用理论中,小规模技术理论无疑比较适合我国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特点以及发展导向的理论基础。小规模经济理论主要强调了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比较竞争优势来自三个方面,即拥有为小市场需要提供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发展中国家在民族产品的海外生产、低价产品营销战略三个方面的优势。对于我国而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悠久的历史文化可以很好地将低价产品营销战略优势和民族文化产品的推广优势发挥到最大化。同时,跨国公司应该尽量避免企业“虚荣心”作祟,而应该从实际层面出发,谨慎评估对外投资的可行性,从而避免“得了面子,失掉了里子”。

    参考文献:

    [1][美]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第四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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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的发展,促使国际贸易形势发生转变,针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也产生相应的变动。信息时代下,国际贸易转变了直接投资公司内部贸易结构,改变国际贸易定价机制;国际直接投资格局,也直接影响国际贸易格局。同时,国际直接投资,可以提升本国经济水平,有带动性的促进母国产品出口,增强母国的产品出口竞争力,同时也可以增加母国外汇收入。对于信息时代下,转化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可以提升国际直接投资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在信息时代国际贸易中,“在信息时代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条件之下,应用传统统计方法中以国家为单位的方式,通过其进出口额计算国际贸易的收支,已经不能准确反映出当前国家的贸易利益,将其转化为用原产国外汇增加额来进行计算,其结果较为精确。”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间发生一定转化。

二、完善改进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关系措施

1.改变角度

对于信息时代下,在国际贸易的理论体系之中,其自由贸易理论一直占据了统治的地位,而相对与比较成本理论而言,其已经发展成为自由贸易理论中的主线。根据传统国际贸易要素中的禀赋理论,基于占有不同优势资源、不同优势生产要素的国家,其在生产各自国家产业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可以用国家自身优势产品,有效的换取别国经济生产的优势产品,使得交换产品后各自国家彼此均获利,然后,再由各国按各自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分工,形成产业贸易的竞争发展模式。在现代化经济全球条件之下,改进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针对实际情况,明确比较成本已经不能再成为决定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因此,在信息时代国际贸易中,实现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促使实现贸易投资的一体化发展,其实质就是依靠跨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整合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资源,大力借助国际直接投资活动,提升贸易发展水平。在信息时代下,转化贸易投资角度,有助于发挥实践指导意义;其主要表现为,若是一个国家具备越多的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就能够在国际贸易分工中,更多的来整合别国的产业发展资源,同时也可以减少本国产业资源被别国的贸易直接投资企业整合。对于信息时代下,在国际贸易中,可以依靠获取产业生产技术优势,以及大力生产差别化产品的形式;优化贸易管理方法来降低国际贸易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发展。

2.重构路径

在信息时代的国际贸易分工理论研究之中,已形成了三种基于不同研究对象的贸易理论体系;一是就是以由市场机制为研究对象,可以从组织结构及协调发展之间进行国际的分工;而对于另一种,则是以跨国公司为载体进行研究;同时,对于信息时代下,其第三种研究中,则是由专业化个体发展为研究对象,以此来进行贸易分工。在信息时代国际贸易中,对于新兴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之中,就是通过引入交易费用以及交易效率概念,以此来解释企业生产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由于在信息时代国际贸易中,市场和企业是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形式。在信息时代中,对于实际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之间,国际贸易方面应该秉持降低交易成本,改进商品交易效率的原则,能够运用重构路径的发展思路,提升贸易经济水平。当在实际中,若是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远远高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生产费用之时,就可以选择进行国际直接投资,能够使跨国企业从国际贸易分工之中抽离出去,不仅可以降低贸易交易费用,提升国际直接投资经济效益。

3.转化主体

跨国公司作为国际直接投资方面的产物,在信息时代贸易中,对于很大程度上可以将跨国公司作为在国际贸易中的研究主体。在信息时代国际贸易中,可以双向作用实现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联合机制,对于跨国公司之间实施全球战略前,国际上的贸易分工中主要是以产品为发展界限的,也就是各国根据比较优势,各自的集中生产具有贸易优势产业,从而形成某些、某一种的最终产业产品,最后通过国家间主题交换,使贸易产业中最终产品进行投资交换,在经济活动结束之后,对于国家企业结果双方,都可以获得比较多的贸易利益。对于信息时代下,转化贸易过程中的主体,提高国家贸易发展的整体福利,实现国际贸易直接投资,促使转化新的经济行为,能够以贸易投资经济活动为国际贸易中的主体,有助于促使提升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国家贸易的整体经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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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以及相关的对策建议进行一些分析和探讨。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

1.大中型公司具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批有竞争力的大中型跨国公司，它们具有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实力，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在国际竞争中明显具备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如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石化、海尔集团和首都钢铁总公司等，在境外市场竞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英国著名的跨国公司问题研究专家约翰・H・邓宁教授，提出了著名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已成为研究跨国公司经济活动的主流理论学派，被世界公认为是指导跨国公司实践的权威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企业如果具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时，就完全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有学者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与西方雄厚实力的大企业相比不具备所有权优势，在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方面也相形见拙，所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不适合于解释中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行为。但本人认为以上观点值得分析和探讨。首先，邓宁所提出的境外投资企业的3种竞争优势，并非绝对地超过其他竞争对手的综合优势，而是一种相对优势。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任何一个企业不可能在某个行业永远占有绝对优势地位，并且其相对优势地位在激烈竞争中也会不断发生变化。其次，中国企业经过几十年的技术引进、吸收和创新以及自主开发，生产规模、技术、产品日益成熟，已具备了相当的竞争优势，如果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是具备相当的所有权和内部化优势的，近年来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所取得的成绩即为明证。邓宁教授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2.小型企业亦拥有比较优势

发展中国家欢迎外国资本的流入，但其能提供的投资环境并不完善，市场范围小，从客观上限制了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我国小型企业尚处于小规模阶段，可避免与大型跨国公司的激烈竞争，适合发展中国家投资环境的需要。另外，中国跨国公司派出人员的费用和出口零部件相对便宜，使中国境外加工的产品能以低价占领国外市场。美国经济学家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与其母国的市场特征紧密相关的低生产成本；英国经济学家劳尔的技术地方化理论也证明了落后国家企业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生产和经营活动仍可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中国企业实现跨国经营，开展境外直接投资，从理论上说是具有可行性的。应当指出的是，上述两个理论从不同方面阐明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在跨国经营中的竞争优势，指出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发展境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对于指导发展中国家企业境外投资具有重要意义。两理论有一共同点，即强调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具有竞争优势不是绝对优势，而是相对优势。这个“相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拥有更加适合当地市场条件的生产技术，因此，在同类型发展中国家市场中具有竞争优势；另一方面，相对于欠发达国家的当地企业，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又具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因而具有竞争优势。我国企业发展境外直接投资正是具备了这种相对优势。

3.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

我国长期自主开发形成了某些传统专有技术和高精尖技术，如中药、气功、园林、烹调、生物工程和航天技术等，较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可以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一显身手。

4.中国的特殊产品和特有渠道

中国特殊产品，如中式菜肴和中医等具有鲜明的特色，为特定消费者――华人所钟爱。这些华人虽然居住他乡，但有相同的文化语言背景，互相之间容易沟通。依靠这种特有的华人渠道，在侨民集中的地区直接进行投资设厂，生产特殊产品，是中国跨国公司发展境外直接投资的一种特有优势。福建省是著名的侨乡，绝大多数福建海外企业是通过华侨牵线搭桥建立起来的。

5.政策环境良好

中国与大多数国家签有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这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必要的保护和良好的政策环境。

6.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外汇储备的增加

目前，中国GDP总值位居世界第四，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在一些沿海发达城市甚至超过5000美元。截止2003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4033亿美元。这些为我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强大保障，提高了外商与中国企业开展合资合作的信心和决心。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外汇储备的增加已成为我国企业发展境外直接投资的一项重要竞争优势。

当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突出特点

1.境外投资企业规模小，产业集中，生产性企业以合资为主，国有企业盈利少。

目前我国境外投资企业中平均投资规模约153万美元，产业大多集中在贸易领域（约占总投资的60%），生产性企业的70%以合资为主，亏损或持平企业约占2/3，盈利企业仅有1/3。

2.每年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大，但增长迅猛，投资目的地国逐渐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

200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为21亿美元，增长110%，其中53%的投资流向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占33%，港澳地区占14%）。

3.经营主体和经营方式多元化。

我国的境外投资正在从单一的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向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对外直接投资转变，从在境外设立流通领域的贸易企业和贸易机构为主向设立境外加工贸易企业和专业市场等形式转变。特别是民营企业已成为我境外直接投资的“黑马”。由于产权清晰，机制灵活，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成功率很高，如青岛金王集团和浙江万象集团等。

4.在国外设立高新技术研发中心已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新亮点。

在境外设立研发中心可以有助于利用国外的技术创新来改进和提高国内产品的技术含量，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企业运行模式，促使我国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如山东的海尔集团和浙江省的华立集团分别在美国和日本设立了研发中心，通过境外产品开发来推动国内产品的技术升级和出口竞争力的提高。

5.并购国外企业以获得技术或生产许可证已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新方式。

例如，三九制药集团收购日本东亚制药公司和上海电器集团收购日本秋山印刷厂都是成功的例子。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遇到的主要问题

据调查，尽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但也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

1.企业体制因素导致境外投资失败

在我国，由于历史及现实的原因，多数大型企业仍是国有或国有控股。国有企业在治理结构上的缺陷，包括所有者和经营者在目标取向方面存在扭曲，责权不对称，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不足，使得国有企业在国外市场竞争中缺乏效率和国际竞争力。

另外，我国企业在财务管理、技术标准以及产品质量标准等方面都与国际惯例有一定差距，也使自己在国外竞争中处于劣势。

2.资金短缺

我国的国有企业由于长期低效率运行，基本不具备依靠自有资金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实力，而我国的金融体系还很不健全，资本市场尚不发达，国有银行体系并未与国际接轨，银行对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缺乏科学和全面的评估，存在“惜贷”现象。

3.人才匮乏

跨国经营需要技术、管理、法律、财务和营销等方面高素质的人才。我国企业由于受传统体制因素影响，人才的待遇和培训比不上外企，造成人才的大量流失。由于缺乏高素质的人才，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会面临很多风险。

4.信息缺乏

由于对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风俗、市场、行业和产品等信息缺乏深入了解，企业往往有对外投资的愿望，却无法实施相应的计划。有时即使实施了，也会因为信息缺乏而失败。

5.管理环节过多

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管理环节过多和审批时间太长（有企业反映，有些项目审批时间需花2-3年）的问题，不利于企业抓住商机。

6.缺乏核心技术

从总体上看，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的技术优势不足。对于许多引进技术缺乏吸收消化，创新不够。即使是当前非常看好的家电行业，许多产品，特别是高端产品的核心技术仍然依靠进口。

7.监管体制不畅

目前存在着“重审批，轻监管”的现象。对国有企业境外机构来说，加强监管是提高经营效率，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手段。目前，境外企业监管制度亟待改革和完善。

对政府决策的相关建议

目前，我国既不属“资金饱和型”投资国，也不是技术创新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处发展初期，企业对国外环境不很熟悉，缺乏必要的境外投资的经验积累，因此，为更好地配置有限的资源，帮助企业在境外投资中增强抗风险的能力，我国政府有必要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定战略规划和提供必要的促进、支持和服务。具体建议如下：

首先，结合国内经济发展情况和产业结构调整，制定对外投资战略规划，明确对外投资的重点区位和产业，对已确定的重点区位和产业，应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战略规划，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分阶段实施，以求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稳定的拉动作用。在区位选择上，应优先选择有资源、有市场、有效益、有优惠政策和双边关系友好的重点国家和地区。在行业选择上，应优先考虑资源导向性项目、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家电和轻纺等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以及被欧美等国家征收反倾销税而使我丧失市场的产品领域。

其次，应当尽快完善相关法律体系。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法律体系尚不完善，仅有一些内部规定或实施办法，没有完备的法律体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经营法》应尽早出台，明确投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强化所有权优势，提高对外投资的技术含量。企业应加大研发力度，国家应进一步推动实施高精尖技术产业化。

第四，坚持“帮大扶小”的原则。选择有实力、管理好、拥有自主品牌的重点企业拓展境外投资业务，给予必要优惠政策，以充分体现国家的对外投资产业导向政策。同时也应鼓励民营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取消歧视，使其在优惠贷款、信息交流、境外投资保险等方面与国有企业享有同等待遇。

第五，建立并完善促进体系。

一是政府促进：重大项目要纳入双边经贸合作框架，利用双边经贸混委会，及时予以推动和促进。若东道国政府对经济干预较深，我国政府也应做好企业后盾，特别是对资源开发型项目更应如此。

二是制度促进：建立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促进体系。一方面在财税和金融等方面对企业进行支持，逐步放宽境外投资外汇管制。另一方面对企业返回的资源产品应给予进口配额、税收和外汇等方面的支持。同时参照法国外贸保险公司的做法，设立境外投资保险机构，对境外投资进行政策性保险。

三是人力资源开发促进：进一步加大政府或中介机构对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力度。不仅要使企业了解国内外的相关信息，而且应大力推广对外投资成功企业的经验和模式。先有贸易或工程承包后开展投资是其中一种成功模式。

第六，建立支持体系。

一是体制支持：要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进行股份制改造，建立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企业境外资产的内部治理机构。同时，结合《行政许可法》的实施，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审批效率。审批要做到规范、透明，妥善解决目前在审批过程中国务院部门间的协调问题，建立良好的工作机制。应对审批制度进行改革，逐步将审批制改为审批和备案制相结合，对以自有资金或商业银行贷款进行境外投资的企业，原则上实行备案制。

二是资金支持：一方面要建立金融服务体系，努力解决制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瓶颈，充分发挥各商业银行融资主渠道的作用。另一方面降低外贸发展基金和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的使用门槛。同时还应充分发挥援外资金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建立“双边互利合作基金”，即从我对外无偿援款中拿出部分资金设立合作基金，供双方的“合资合作项目”有偿使用。当双方的合作项目遇到资金困难时，经过办理一定的批准手续后，可从基金帐户中得到优惠贷款(基金帐户实行优惠利率，可以是低息甚至无息)。

三是理论和人才支持：一要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为对外投资实践提供理论依据。二要加强人才培训，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国内院校和企业联合办学、国内专业培训以及出国培训等方法，尽快培养建立一支稳定的对外投资人才队伍。

第七，进一步完善服务体系。

一是信息服务：参照发达国家做法成立境外投资促进机构，如日本的贸易振兴机构，进一步发挥信息网络的优势，为企业提供国外政治、经济、法律、社会风俗、市场、产品和行业等方面的信息，减少企业在海外投资和生产经营时所遭遇的风险。

二是完善社会中介服务：充分发挥法律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作用，加强与国外中介组织的合作，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法律、财务、认证等服务，积极稳妥地通过社会力量帮助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三是各地商务部门和国外的使领馆应强化服务，为企业国际化经营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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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文献

（一）针对某几个区位因素进行的研究

蓬塞（Poncet，2007）指出，那些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双边投资协议（BITs）的东道国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投资国的友善关系可以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成为企业区位选择时的重要考虑因素。

（二）针对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制度在市场和交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保护知识产权、执行合同、为提供物质和组织基础设施建设的集体活动提供便利（Dixit，2009）.制度决定了从事经济活动的可行性和收益性（North，1991）。完善的制度能够为一个国家融入世界经济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Rodrik，2008）。Wasseem（2012）通过研究发现：国内制度功效的质量对资金流动具有正向作用；更好的制度功效质量使得国家的资本结构更加公平和远离负债；一个国家的组合投资对国家制度功能质量比FDI更加敏感。Daniele，Vittorio和UgoMarani（2008）认为东道国制度质量好坏会直接影响其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多少，并在其研究中验证了制度质量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Jos印h和Randall（2008）针对中国做了研究，他们将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FDI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投资母国相对国内投资而言，在中国的FDI受到的制度限制相对较少，制度上的影响对他们的投资影响相对薄弱。他认为制度质量相对较低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吸引大量国外投资，跟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是分不开的。

二、国内文献

（一）整体上讨论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杨大楷等（2003）将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实特点相结合，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指出现阶段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以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为重；不同类型企业根据其侧重点不同而选择不同的区位；在国外进行研发的企业应注重寻求产业集群，利用集中的资源和能力取得更多的创新优势。

（二）针对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影响的研究

江心英（2004）认为东道国的经济环境（environment）、体制（system）、政策（policies），即EPS系统和跨国公司的行为特征是决定FDI区位选择的两个内生变量，然后重点阐述了基于这两个内生变量的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综合动因理论。范小军、杨舟（2006）则运用经济学和博弈论的相关原理，建立了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模型，并且讨论了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其结论为，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容量较小，优惠税率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可以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产生正影响；如果市场足够大，即使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是很完善、税率也没有十分优惠，这个国家或地区仍然可以吸引直接投资。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路径

国内学者提出对于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先易后难”或者“先难后易”的决策，大多数是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角度区分难和易。具有代表性的有何志毅（2002），他比较研究了海尔集团的“先难后易”与IRB集团的“先易后难”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战略，分析了实施两种战略的企业其国际化战略的共同点，两种战略的优势、劣势和采用两种战略的一般原则。而邵祥林（2005）则主要探讨了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目的、路径和模式。他依据对外投资目的将海外投资进行分类，借助两阶段寡头博弈模型，对不同类型的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经营活动进行了分析和描述，指出以整合资源、提高企业竞争力为目的的海外投资企业更可能是以承担较大风险为代价来换取要素整合方面的提高；以扩展市场为目标的投资企业应看重市场规模和同行业企业的发展水平、竞争能力。另外，他还指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应该选择产权安排方式（例如独立经营和合资经营）。同时，他强调，发展中国家的跨国经营活动不具备绝对优势，因此，比较优势原则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决定自身的经营战略和方式中显得尤为重要。最后，王凤彬、杨阳（2010）将对外直接投资划分为传统对外直接投资（包括自然资源、市场和效率寻求型三种）和战略资产寻求型直接投资，后者也称为“探索型OFDI”。他们以联想收购IBM、吉利收购澳大利亚DSI公司等案例为例，从顺梯度和逆梯度FDI的对比分析中归纳出、“差异化的同时并进”模式；并且文章指出中国正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中游”位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来说，相比单一模式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企业更应该“两条腿走路”“齐头并进”，在投资过程中兼收“探索型OFDI”与“利用型OFDI”的优势。

【参考文献】

[1] NorthD.C.Institutions[J].JournalofEconomicPespectives（1991），5（1）：9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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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区经济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国际贸易又进一步加深国际分工，解释贸易的理论都是以阐释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比较利益理论。李嘉图认为，各国应致力于生产其相对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其相对具有较低劳动生产率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则表明，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要素价格差异是产品价格差异的根源，各国应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密集地使用本国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二是新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人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之一，但该理论仅解释了要素禀赋具有差异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而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贸易是发生在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着眼于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以边际成本递减作为生产分工与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竞争及其市场细分策略来解释这类贸易与国际分工，说明规模收益只要超过运输成本，生产应有集中化的趋势，并且市场规模越大、“学习曲线”效应越明显的行业，成本就会越低，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分工与选址，不再决定于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而是历史因素与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以上理论出发，分析经济一体化在贸易流向与产业组织结构两方面对分工的影响，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方面明显的效应：第一，市场规模效应。一体化以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因而无论从市场范围还是消费者效应来说，都有效地扩大了市场的规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国都趋向于出口在本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产品的原理（克鲁格曼、赫尔普曼，1985），一体化区域将具有增加对区外出口的倾向。第二，市场竞争效应。贸易壁垒降低将导致区内市场竞争激化，减少寡头垄断，降低区内市场细分的程度，可以强制地带来经济效率的调整。第三，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分工的效应。市场规模扩大以后，企业可以通过做大规模降低成本，一些厂商能够从事更多的工厂专业化分工，减少每个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降低服务成本，增强出口与区域内进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将增加一体化区域的区位优势，增加一体化区域内部分国家的竞争优势，引起区内投资格局的调整与区外对区内投资的增加。

从贸易对分工的影响来看，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有三个共同点：一是产品都是由一国国内的企业生产的；二是贸易保护的对象都是一国的产业、产品及其生产的企业；三是要素在地区间不流动。但如果以跨国公司的跨国一体化经营为分析背景，以上三点结论就需要重新推敲，国内有学者将跨国公司内中间产品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的融合概括为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张二震、马野青，2002），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我们认为，分析贸易投资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可以以要素的跨国流动与各国同类要素的异质性为基础，当跨国公司实行跨国一体化经营时，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及品牌都可以成为投入的要素，地区经济一体化降低了贸易壁垒，有利于要素与中间产品的国际流动，从而推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依据各国的要素差异进行不同的价值增值环节的选点布局，一国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质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价值增值环节大的生产投资与研发机构的建立，低素质低技术的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产环节的建立。贸易投资一体化使产品乃至产业失去了国家的界限，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不能再说是由中国制造的，但国际分工仍存在，不过分工不以产品、产业为标志，而以国家之间的要素差异为标志，以要素创造的价值增幅为标志。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结果不是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扩大，如跨国公司专门将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价值增幅大的生产环节放在本国，而把生产的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国，或仅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的技术应用中心，中国将专门成为成熟技术的生产加工基地，长期下去中国的知识型管理型人才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造成人才培养的困难与人才的流失，进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长的贸易陷阱。

对一体化国家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了区域内的市场，降低了区域内同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增加了同类生产要素尤其是知识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这都将增加区内的区位优势，提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层次。但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将非常重要，使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落址于本国，通过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实现本国有竞争力要素的持续增长，将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新目的。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要有量，而且还要有质。

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国际经济学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分析总是以一体化对新贸易格局的影响作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创立，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的理论被植入国际贸易的分析，因而投资效应的分析就以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作为基础，贸易投资一体化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行为主要还是以寡占反映战略为主，在方法上仍属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下面我们以这两个阶段为界分而述之。

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跨地区跨集团的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策略，从根本上来说将成为打破地区封锁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当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从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要素寻找型向市场开拓型转变后，国际贸易的作用将是长期的基础性的。从贸易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投资的影响，出发点是一体化对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与福利的影响，理论基础基于比较利益之上的专业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部门间或产业间的区域内部贸易的增长，市场规模以及规模经济都成为一体化收益的主要来源，经济特征相似的国家都可以在专业化分工中收益，从与一体化之外的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变中获益。分析一体化对贸易的影响，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虑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障碍降低后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对贸易商行为的影响。由于影响相对价格的行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联系具体产业与产品是很难下具体结论的，但总体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与思路。

美国经济学家J·瓦伊纳于1950年提出了“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这两个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贸易对一体化的反应，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转移”与“投资创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由此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尔伯格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表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流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产生影响，形成投资创造效应与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是由贸易转移引起的，一般而言，关税水平越高的国家，一体化后贸易转移效应越大，该国将从成员国进口成本更高的产品，消费者获得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但国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关税收入。如中日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中国可能以从日本进口汽车来代替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但别国厂商自不会坐以待毙，中国厂商也不能面对新格局而束手无策，由此形成的区外非成员国对一体化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和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即为投资创造，区外的跨国公司在一体化内部建立“避税工厂”(Tariff-exemptfactory)，并向一体化市场供货，以维护其原来以出口方式占领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使市场扩大与需求增加，为厂商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一体化内外的跨国公司互相竞争以追求潜在的规模经济效益，也会增加在区域内的直接投资。

投资转移是由贸易创造引起的扩大了的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创造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成员国的数量，数量越大，表明市场越大；平均关税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关税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趋向贸易创造；成员国经济的竞争程度，受保护的同类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差异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贸易创造的产生来源于规模经济与专业分工，为从一体化经济中获取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收益，需要进行生产的重组，由此引起区域内直接投资布局的调整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产生投资转移。

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根源于一体化的规模效应与市场统一效应，相对于区外国家而言，一体化内部的总收益无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工业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长期意义，但对一体化内不同的国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对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Robson,1998)，一体化区域内产业在国与国之间转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产业全部向一国偏转的可能，因而认真研究一体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优势及产业分工趋向，制定适当的补偿机制就成为一体化的重要制度内容。

三、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由于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进行的跨国投资战略调整，建立在地理意义上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概念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起来，因而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金德尔伯格的二分法就难以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全部复杂问题，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占领市场为导向的寡占反映战略就成为解释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这种方法着眼于一体化从哪些方面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其分析一般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依据，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的组合：第一，所有权优势。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具有某种垄断优势，以抵消在陌生环境中经营所需增加的额外成本，一般业主的无形资产与规模经济都可能体现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其内容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能力、管理能力、获取信息能力、营销技巧、特殊的组织结构以及进入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市场的便利条件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制度学派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科层组织，与外部市场相比具有减少交易成本的优越性，根据邓宁的分析，国际市场的失效主要有两类，一是结构性失效，如贸易壁垒的存在与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影响外部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畅及国际市场经营风险过高都将提高交易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第三，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来自东道国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如自然资源的禀赋、社会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以及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优越条件等，这些因素不是跨国公司特有的，但跨国公司可以不断适应它，利用它。

将以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释国际生产的组织形式，所有权优势决定了“谁”来生产，内部化优势决定了“怎样”生产，区位优势决定了“在哪里”生产。而一体化从规模性、结构性与交易性三个方面增强了区域内国家在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势。贸易壁垒的降低尤其是专用性资产、中间产品及要素流动壁垒的降低，提高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的能力，一体化后的区域市场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的市场，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为区域内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国际经营的学习机会与条件，使一部分区位优势转化为所有权优势(MiraWilkins,1991)，一体化最为突出的还在于它凸显了区域市场的区位优势，拓宽了市场的范围，加大了经济的总体规模，提高了经济的抗震性，能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减少，周期拉长，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对于一体化的小国来说，生产的种类可以减少，规模可以加大，生产的某种地理分工变得更自然，一体化产生的规模经济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厂中应用的重要生产要素，如某些类型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这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区内投资的重要原因。

将直接投资的增长与企业的战略对策结合的分析认为主要有四种形式的战略投资对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进口替资，也叫“桥头堡投资”或“跳越关税”的投资，是外部企业对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的一种对策，反映了一个企业为维持在一体化经济中的市场份额从以贸易为基础的战略向以投资为基础的战略的转变；(2)进攻性进口替资，亦称出口导向投资，它以一体化对竞争效率、收入水平、增长和创新的影响为依据，投资的动机在于利用地区一体化所造成的市场扩大和需求增大的势头，是企业抢占市场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的一种战略投资；(3)重组投资，又叫合理化投资，即生产经营的布局按一体化后更自然的区位优势重新组织所进行的投资，因为贸易壁垒消除以后，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成为资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据，生产活动将向成本较低的地区集中；(4)寡占反映投资，指当地企业面对外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该地区，为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也必须通过做大规模进行回应，从而刺激其通过直接投资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直接投资的效应，最主要在于强调它对工业效率的影响，这可能是比资源配置效应更为重要的一种收益来源，因为从贸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内展开的，而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强调的是以不完全竞争为框架，分析一体化对厂商竞争行为的影响。鉴于一体化后兼并与收购将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因而如何规范本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垄断行为，就成为新的更重要的课题。

四、启示与结论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参与经济一体化必将有得有失，但一般总是得大于失，这是双赢、多赢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体化分工的格局趋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导向，一国要从一体化中获得有益的分工，就要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竞争性要素的持续增长等几个方面来引导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从以上贸易与产业组织两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主要应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依照传统贸易理论，中国是简单劳动力要素的供给极其丰富的国家，几乎可以说具有无限供给弹性，因而一体化后，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将有向中国集中的趋向，依照新贸易理论，生产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国家集中的趋向。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向别国开放市场也具有诱人的利益，当中国与东盟拟建立自由贸易区时，日本不无妒忌地宣称，为了享受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零关税，日本企业可能进一步向中国投资，为了同样的理由，日本可能将已或拟向东盟的投资转向中国（冯昭奎，2002），其实，中国与东盟都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心，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制造业的产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只要一体化内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价格就有均等化的趋向（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如果其生产全向一国集中，则比较优势的天平将向另一面倾倒，况且生产同样的商品对要素的组合方式仍有差异，可以起到平衡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作用，东盟即使生产的种类减少了，但贸易壁垒的降低使中国辽阔无边的市场向他们优惠开放，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运转来看，自由贸易的协定尤其有利于小国，因为他们的增长与繁荣有了更多的空间(ShyamalenduSarkar,2001)。对东盟而言，中国是竞争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间将主要在制造业、电子、通讯等产业内部的分工与贸易，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最初的生产与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实证分析这些产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分工布局将对资源的配置起导向作用。

2.处理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关系。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分析表明，一体化后的市场将成为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角逐的场所，其第一阶段的投资将是对资源重新配置、生产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阶段的投资则是实现企业的快速增长和加强对市场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购当地企业便成为其迅速占领市场的最有效的手段。面临外国跨国公司的竞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市场结构中应有不同的应对之策，具体而言，在规模经济较显著的行业，如汽车、化工、金融、民用飞机等部门，在收入需求弹性较大的部门，如电子通讯、计算机、药品等部门，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企业兼并的国际化倾向也明显，因而应鼓励国内企业实现并购，形成产业组织的集中化，以大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而在规模经济不明显、生产处于成熟阶段、生产技术已标准化、需求收入弹性较小的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应以鼓励竞争为主，制定较严格的反垄断管制，这种按产业结构的差异制定垄断管制的双重标准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都采用的方法。

3.处理好具有核心竞争力要素的培养与跨国公司一体化经营的关系。在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经营的战略下，中国既要发挥简单劳动力丰富低廉的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也要发挥中国优秀人才的竞争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既要有生产加工中心，也要有技术中心。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背景下，要保护本国有竞争力的要素在本国有就业机会，有获取高工资的机会，要力争让跨国公司的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具有核心创造力的研发活动在中国展开，如法国在药品生产行业就规定在当地建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是外国投资进入法国市场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跨国公司，只要能对中国关键的核心生产要素付高额报酬，都应受到鼓励，这是从根本上获取关键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关键要素与技术的持续供给能力，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具有“独立于一体化经济中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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