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哲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问题意识 基本原理概论课程 教学设计

“基本原理概论”课（以下简称“原理”课），是大学阶段4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学术性和逻辑性最强的一门课程，它是从基本理论的角度帮助大学生弄清楚什么是，为什么要始终坚持，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央五号文件及其实施方案规定，“原理”课要着重讲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的科学内容和精神实质，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里明确规定了“原理”课教学要把握“一个主题”，贯穿“一条主线”，突出“一个重点”。也就是说，“原理”课要以什么是、为什么要始终坚持、怎样坚持和发展为主题，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主线，以阐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重点，掌握了这“三个一”，就掌握了“原理”课的定位和基本任务。

概观“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的教材，基本是按照“原理”课的这一定位和基本任务编写的。但如何把这一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却需要每一位任课教师发挥自己创造性的潜能，认真思考和精心设计来完成。笔者认为以问题意识为切入点设计整个教学活动和各个教学环节，是一条切实可行且行之有效的方法。

教学上的问题意识

教学上的问题意识，是指在教学设计和教学过程中，始终从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出发，以学生感兴趣的社会热点和理论上感到困惑的问题为主线，通过运用的方法论对社会热点或理论困惑进行系统分析，达到阐释基本原理的目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强调的问题意识，是强调教学是一项目的性很强的工作理念，必须有对一门课的整体设计和每节课的专门设计。同时强调教学本身是一项创造性很强的工作，也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只是这里发现和解决的是学生的问题。

从问题意识入手进行教学设计，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大学生群体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他们对任何新奇的事物都抱有兴趣，加之互联网技术的发达，使他们关注世界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喜欢思考任何突发事件和突出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二是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虽然学生喜欢思考和寻找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但由于他们没有掌握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事物的看法有时过于肤浅和零散，加之受到网络上各种不同观点的影响，有时甚至会显得偏激。通过问题意识进行教学设计，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问题的系统分析，帮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会运用的方法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通过问题意识设计教学环节

在教学活动中，通过问题意识设计教学环节，主要需做到3个方面：

一是选准切入点。切入点是指学生感兴趣，但还没意识或反思到的问题。切入点找到了，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可以找到贯穿整个教学环节始终的主线。例如，基本原理的开篇就讲到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学生在高中阶段就已经知道了不管是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都是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准。在讲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找到的切入点是：“物质‘第一性’与精神‘第一性’”这两个“第一性”是不是一回事，应该怎样理解哲学上的“第一性”。

二是教学活动环节设计本身要有逻辑性和系统性。教学活动环节的设计在找准切入点的基础上，对教材的内容要进行有逻辑性的系统设计，力求把原理讲透，讲出理论所应有的吸引力和慑服力。

三是要引导学生“举一反三”，有针对现实案例的实际训练。重点从两个方面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如何从实际案例中找到切入点，发现问题；如何运用的基本原理对问题进行系统分析。

以问题意识进行教学设计

以问题意识进行教学设计，需要处理好3对基本矛盾：

一是处理好案例选择与阐述原理之间的矛盾。“原理”课的主要教学目的是阐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我们往往是通过一个个特殊的案例来阐述一个普遍的原理和方法，因此，在教学中必须首先处理好案例选择和阐述原理之间的矛盾。我们认为案例教学和原理阐述之间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案例教学是一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因此在案例的选择和应用上应该清楚案例实际是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热点、难点和困惑，是一个切入原理阐述的话题，通过对话题进行的分析，达到阐述原理的目的。也就是说案例是感觉经验意义上的问题，而原理的阐述则是借助于概念对原理进行的系统阐释。

二是处理好体系精神与逻辑表达之间的矛盾。基本原理是一个内容系统完整且包罗万象的整体。马克思说：“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都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 由于教学时数的限制，不可能对基本原理的所有方面都进行面面俱到的讲授，只能有所选择，而这种选择应体现出基本精神内涵的概念范畴和基本原理。基本原理是由一系列特定的概念建构而成的逻辑框架和体系，这一框架和体系就其内在精神来讲，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用哲学方法和认识方法；从外在表现来看，则是由“外在”具体的概念、范畴组成的逻辑表达框架。体系精神与逻辑表达框架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的基本原理，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需要从分析的基本原理的逻辑表达方式入手，引导学生掌握基本原理的内在体系精神。

三是处理好学术研究与问题教学之间的关系。学术研究和教学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只有有了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才能有高水平的教学。但是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是两类不同的活动，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只有通过教师的创造性转化，才能用在教学过程中。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 马克思在此提出了人类掌握世界的不同方式问题，并且认为每一种方式都以其“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教学也是这样，需要教师遵从大学生身心成长的规律，用教学所需要的专有方式去设计教学过程。

注：本文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务处2011年重点课题“拓展本科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实现途径研究”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张汝伦：《黑格尔在中国―一个批判性的检讨》，《复旦学报》，2007年第3期。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3.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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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本原理课；科学素养；提升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6-0042-03

一般来说，科学素养包含着科学知识、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三方面的内容。大学生的科学素养，关乎着祖国的未来，科教兴国战略的成败。许多关心高等教育的仁人志士，纷纷出谋划策，想方设法来提高大学生的科学素养。有说要改革课程设置，增设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以此来提高他们的科学知识水平；有说要加强大学生校内外科技实践活动，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有说要营造良好的科学教育环境，由此形成崇尚科学、弘扬科学精神，批判伪科学和封建迷信的良好氛围。这些方法措施，按说是良方妙策，但它的现实可行性有多大，就得好好思考一番了。增加一些课程设置，必将影响其它课程的增设；科技实践活动对于理工科大学生来说还好办，文科类的大学生实施起来就较困难了；弘扬科学精神，不是几次科普活动就能树立起人的科学价值观的，而要在不断的科学熏陶中通过理性思考形成的。笔者长期从事基本原理课的教学，深感对于当代大学生科学素养的提升有着其他课程不可替代的作用。基本原理课是大学生的必修课，在这门课中渗透科学知识、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方面的教育，就可以覆盖全体大学生，不需要为此增加课程，并通过的理性思维培养大学生的科学意识和科学精神。是科学，科学性和革命性高度统一是它的根本特征。是沿着科学发展新成果的途径建立起来的，是以可靠的科学知识和历史材料为依据的。19世纪自然科学的进步，特别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等伟大的科学发现，为的诞生奠定了自然科学基础。所以说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自觉地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在一起，把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建立在对自然科学的深刻理解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的“一门科学”、“一门唯一的科学”的原因就在于此，“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

一、基本原理课中科学知识的渗透

的内容涵盖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界的关心等诸多领域和各个方面，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它的每一个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都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因此我们在讲解的每一个原理时，都可以联系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就加以丰富和证实。20世纪自然科学和技术获得了重大发展，先是出现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后又出现了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耗散结构论等一系列崭新的科学理论。一系列新技术如控制技术、电子技术、核技术、遗传工程技术、航天技术等得到了迅速发展。科学知识的这些成就丰富和证实了，那种所谓科学技术革命使“过时”和被“证伪”了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没有任何人能举出任何一条自然科学材料证明的某一基本原理是错误的。例如哲学的物质概念就是对宇宙的物质性作出了最高的理论概括。在物理学上，人们最初认为宇宙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被认为是不可分割的“宇宙之砖”。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物理学上的放射现象、电子和原子结构的发现，人们对物质的基本结构进入到称之为粒子物理学的第一阶段。但很快粒子物理学随着大量基本粒子的发现又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夸克模型的提出使得人们对微观世界认识的尺度分别缩小到原来的十亿分之一（相对于原子）和万分之一（相对于原子核）。夸克有没有结构？是不是最基本的？2006年随着在北京发现的暂时命名为X1835粒子的发现，使人们对物质结构的认识又不断深化下去。这一切都说明物质是无限可分的，但在对物质结构的无限分割中，始终不会改变“客观实在性”这一物质的根本属性。这样在讲授物质概念的同时，把物理学上的最新科学成就介绍给大学生，起到了提高他们科学素养的作用。

二、基本原理课对大学生科学思维方法的培养

唯物辩证法作为自然、社会、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是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的统一。因此在讲授基本原理课时，就必然要涉及到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现代科学思维方法是适应现代实践活动方式和现代科技革命而创立的方法体系，它表现为一个巨大的方法群，包括控制方法、信息方法、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模型化方法和理想化方法等，这些方法都丰富和深化了辩证思维及其方法。事实上，辩证思维的基本精神和原则都贯穿于现代科学思维方法之中，它通过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各个方面渗透和参与到科学思维中。例如，我们在讲授普遍联系时就要涉及到系统方法，讲内外因的作用时就要涉及到控制方法，讲量变质变的观点时就要涉及到突变论方法，讲事物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时就要涉及到信息方法。在科学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时代，辩证思维和科学思维的相互关系变得更紧密了，许多科学概念，例如系统、信息、结构、控制等概念，随着其意义的确定，就会从科学概念上升到哲学范畴；而哲学最基本的范畴，例如物质、运动、时间、空间等，也是科学思维中最常用的基本范畴。我们在讲授现代科学思维方法时，应把它由原来某一领域的一种研究方法扩展到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的整个研究领域，上升为一种一般的科学方法论。比如说系统方法最初应用于生物学和数学领域，而后又扩展到了工程学、通信理论、政治结构、国际关系、管理系统、生态系统、心理和精神分析以及教育系统等领域。目前，系统分析作为一种一般的科学方法论，运用于广泛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在有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经济社会政策的制定以及公共政策系统的改进上。信息方法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使得对社会的研究更加形式化、动态化，通过计算机建立社会信息情报网，可以更有利于掌握社会运动的规律。领导决策过程就是对信息进行收集、传递、整理、加工和变换的过程，它的科学化取决于能否迅速、准确、及时地获得足够的信息。通过这样的分析讲解，使大学生学会用科学思维方法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培养他们的科学思维能力。

三、基本原理课对大学生科学精神的提升

在基本原理课的教学过程中，我们要提升大学生的求实求真精神，怀疑创新精神和科学理性精神。求实求真精神。求实精神，就是要求人们在科学研究中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事实的本来面目去探求规律，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浮夸。科学活动面对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凡事都求取证明，强调有根有据，要求一切科学认识必须建立在充分可靠的经验基础上，以可检验的科学事实为出发点。“求实”然后才是“求真”，“求实”基础上的“求真”就有了可靠的保证。“求真”是科学的目的。求真精神是指追求与探求真实的、与客观事实相符的思维活动。具体表现在实事求是，崇尚理性，尊重实践，不固守传统，不迷信权威，勇于探索，坚持真理，不怕困难和挫折。怀疑创新精神。科学是在不断批判谬误、破除迷信的过程中达到对真理的认识的。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我们要有所怀疑、有所批判，科学知识不论来自哪里，都需要经过批判性检验和考察，才能被接受。怀疑批判就是要破旧立新，以新质代替旧质，是实践的内在要求。当然怀疑批判不是科学的目的，而仅仅是获得新的更加确切的知识的前提。刨新就是要勇于抛弃旧思想旧事物，创立新思想新事物。要不满足已有认识，不断追求新知；要不满足现有的生活生产方式，而不断进行改革和革新；不墨守成规，敢于打破原有框框，探索新的规律，新的方法；不迷信书本、权威，敢于根据事实和自己的思考，向书本和权威质疑。科学理性精神。理性精神，就是要人们不盲从、不迷信、不感情用事，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凡事要遵守客观规律，考虑客观条件和客观后果。一切称之为科学的东西，都必须放在理性的法庭上接受审判。科学涉及的空间、时间、质量、相互作用、宇宙或自然的规律和图式等，都隐含在物质的深层结构中。这些对于感官来说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理性或理智却至少可以部分地把握它们。因此，科学是而且必须是理性的或合理性的。理性精神促进了科学的诞生和发展，科学的发展又促进了理性精神的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吴玮.提高科学素养，加强“两课”教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J].2002，（1）.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李淮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4]李醒民.实证精神和理性精神是科学精神的两大支柱[N].人民日报，2010-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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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校哲学课教学改革教学模式

一

高校哲学课教学需要进一步改革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哲学教学改革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手段、考试方式等方面的改革,其中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构建适应时展要求的新的教学模式无疑是哲学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所谓教学模式就是“在一定的教学思想指导下,围绕着教学活动中的某一主题,形成相对稳定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教学范型”。[1]哲学教学模式就是在哲学教育观的指导下,围绕哲学理念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教学范型。由此可见,一定的教学模式是一定的教育理念的体现,是在一定教育理念指导下的教学方法与形式的统一。

“传统的哲学教学模式是在以传授知识为主的继承性教育体制下形成的,是与应试教育相适应的一种教学形态”。[2]这种教学模式存在着诸多弊端,主要表现在:第一,教学过程以教师“讲”为主,未能突出学生“学”的主体地位。第二,传统教学模式是一种“灌输式”的线性教学,单纯地从教师“传”到学生“受”,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忽视了学生的参与、探讨、反馈,从而抑制了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发挥。第三,从教学内容来看,这种教学模式以教科书为载体,教师往往只重视哲学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知识体系的传授,忽视了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和实践体验,这样的教学难免理论脱离实际,促使哲学成为抽象的概念、枯燥的知识,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因此,学生往往产生厌学情绪。

二

传统哲学教学模式存在的诸种弊端,与当今的教育发展理念极不相称。当代教育要把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作为自身的使命和任务。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指出:教育的首要目标就在于培养有创新能力的人,而不是重复前人所做的事情,使教育从传统的传授、继承已有的知识为中心的功能模式转变为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教育功能模式。因此,在人类已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的背景下,在素质教育已成为教育改革主旋律的时代条件下,必须变革传统的哲学教学模式,构建适应素质教育的新的哲学教学模式。那么,如何创新哲学教学模式呢?笔者在从事哲学课教学实践中,进行了初步的探索,现略述如下。

(一)启发探究式教学模式

哲学是人们关于宇宙、社会、人生的本源、存在、发展之过程、律则及其意义、价值等根本问题的体验与探求。哲学是给人以智慧和启迪的学问。要体现哲学的真谛,表现哲学自身的魅力,增强哲学教育的感染力,就必须由原来的“注入式”“灌输式”教学转变为启发探究式教学。

1.注重哲学概念的动态性与问题意识

任何哲学概念都不是死板的知识,都是和一定的问题相联系的。在教学过程中讲述哲学概念时,不是先把概念讲给学生,而是通过举例、故事讲述、提问等形式,让学生在感性分析的基础上形成概念,再由教师进行补充、完善和系统阐述,从而加深学生对哲学概念的理解和把握。同时,哲学概念及哲学理论本身具有动态性,因此,在教学中既要让学生理解某一哲学概念的基本含义,又要让学生了解某一哲学概念在现时代的变化与发展,以及与这一概念相关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比如,哲学对发展概念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在现今我们又提出科学发展观,那么科学发展观与的发展观有着怎样的关联?在现代为什么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呢?注重哲学的问题意识教学,有助于启发学生思维,有利于拓展学生的视野。

2.侧重于哲学方法论意义的教学

“哲学不是知识教育、技术教育,也不是政治教育,而是人性教育、素质教育、方法论教育”。[2]哲学不仅是世界观,而且是方法论,即给人们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例如,矛盾学说是哲学的重要内容,它不仅论述了矛盾的含义、基本属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辩证关系,而且提供给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矛盾分析法。所谓矛盾分析法就是用矛盾的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即在对立中把握同一和在同一中把握对立的方法,“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方法,抓中心、看本质和主流的方法。在教学中,在学生理解和把握哲学基本原理的同时,教师要侧重于哲学原理的方法论意义的探讨,结合国际国内形势、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及学生学习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让学生感悟、体会、探讨,学生可以自由发言,各抒己见。

3.注重哲学知识背景的教学

任何理论的创立和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一定的知识背景下形成的。哲学理论的形成也不例外。例如,在讲述物质观时,并不是仅仅把物质的概念讲给学生,而是首先让学生了解哲学物质观的形成过程。在人类哲学思维发展过程中,古今中外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们对物质概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由不完善到相对完善的演变发展过程。物质观是在十九世纪自然科学取得新成就的基础上对前人物质观的继承与发展。现在国内的哲学教科书关于物质的定义,一般采用列宁给物质下的定义,那么列宁是在什么样的知识背景下给物质下的定义?列宁物质定义的现代价值是什么?通过对这些问题的阐述和分析,一方面有利于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另一方面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哲学素养。

(二)案例教学模式

案例教学法是近年来理论课教学中备受大家关注和认可的一种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选取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典型案例,通过采用“展示案例――学生讨论(或分组讨论)――学生发言(或小组代表发言)――教师总结概括”的教学模式,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能让绝大部分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例如,在《基本原理》教学中,在讲授“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时,笔者运用了1997年全球掀起的“克隆风暴”和1931年爱因斯坦对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大学生演讲时对人类的忠告:“你们只懂得应用科技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通过思考、分析、讨论,学生认识到了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具有两重性,体会到了在应用科技的时代,应用技术的人所具有的世界观、科技观和道德观是多么重要。这使当代大学生懂得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对一个人的健康成长与走向成功是多么重要,从而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运用这种教学模式时,教师要树立明确的目标意识,合理分配教学重点,处理好理论教学与案例分析的关系。在选取案例时要着眼于哲学学科的内在逻辑体系,力求选取反映时代和实践发展要求的案例,做到难易适当,而且要坚持适度原则。

(三)研究性教学模式

研究性教学是一种有创意的教学方法。具体讲,就是教师以课程内容和学生的知识积累为基础,通过引发、促进、支持和指导的研究性学习活动,引导学生创造性地运用知识和能力,自主地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种新型教学思想和教学模式。

在哲学课教学中推进研究性教学,就是要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反思意识和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为此,教师必须创设问题情境,精心挖掘研究性题材。研究性题材既可以是教材中的基础性理论问题,又可以是现实中的焦点和热点问题。例如,在《中国哲学史》教学中,在讲授孟子的性善论时,教师可设置这样的问题:孟子性善论的要旨是什么?其性善论的合理价值是什么?其理论的局限性是什么?四川抗震救灾以后引发了人们对人性问题的大讨论,为什么在大灾大难面前人性的光辉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你认为人性到底是什么?在现时代我们又如何认识人性?提出这些问题以后,让学生课后去思考,去查阅资料,然后再在课堂上讨论、概括、总结,也可以让学生就这些问题写小论文。这样既有利于拓展课堂教学空间,又有利于促进学生的研究性学习。

哲学教育的意义在于教化人,促进人的生命和谐发展。在哲学课教学中推进研究性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增大课堂教学的知识容量,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

三

要实现哲学课教学模式的创新,教师必须转变教育观念,转换教师角色。一定的教学模式是由一定的教育理念主导的,因此,哲学课教师在教学中必须首先转变教学观念:(1)由教学是课程传递和执行的过程转变为教学是课程创新与开发的过程;(2)由教学是教师教学生学的过程转变为教学是师生交往、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3)由教学只关注学科转变为关注人,即关注学生的情绪、情感和价值体验,关注学生的道德生活和人格养成;(4)由教学重结论转变为重过程。与此相适应,还必须转换教师角色。教师要由教学的管理者转变为学生发展的指导者和促进者,要由居高临下的权威转变为“平等中的首席”。另外,还必须改革考试方式,由过去只重视对基本概念、知识点的考核转变为着眼于考查学生运用哲学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把平时考核与期末考试相结合,把开卷与闭卷相结合,把理论知识与课外实践相结合。

哲学课教学模式是多样的,哲学课教学模式的创新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哲学课教学模式的创新有待于人们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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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实践观;认识;真理;价值;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212-02

《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修订版)第二章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主要介绍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而实践的观点则是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在实践观的教学中,笔者认为要讲清三个层次:第一层次,要以实践观的核心范畴即实践为起点,科学把握实践的内涵;第二层次,要厘清实践、认识、真理和价值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第三个层次,就是要阐述实践观的理论意义、方法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把握实践的科学内涵

关于实践内涵的界定,不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有涉及。只有才第一次对实践范畴作出了科学的规定,揭示了实践的本质内涵。然而,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实践范畴的论述散见于众多的经典著作中,人们对它的理解和把握也是见仁见智,不一而足。现在高校普遍采用的《基本原理概论》教材中,对实践界定为“主体与客体之间通过一定的中介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一定义虽指出了主体客体间的认识和实践关系,但没有进一步揭示出实践是一种什么性质、怎样的相互作用,因而显得有些宽泛了。

要准确把握实践的内涵,还要从的文本中来找根据。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1] 在这里,马克思批评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理解感性世界的片面性,主张既从人的、主体的方面,又从物的、客体的方面来把握感性世界,强调主体与客体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马克思认为,在实践中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一方面主体具有积极、能动地反映客体本质的功能,另一方面也要受客体本质与规律的规定或制约。这不仅是作为实践活动主体即人的能动性的重要表现,也是客体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即客体主体化的表现,这就克服了费尔巴哈只是以“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客体的不足。在实践中主体对客体的改造,马克思认为,一方面主体要受到客体本质与规律的制约,另一方面主体在实践中具有积极能动改造客体的功能。这不仅是主体人的能动作用的突出表现,也是主体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即主体客体化的表现,这就克服了黑格尔神化或“抽象地发展”主体“能动的方面”的缺失。

基于上面的分析,关于实践范畴的内涵可概括为人的自觉自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也就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和对对象化扬弃的活动过程[2]。实践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就是主体人能够自觉地把外部对象作为他所需要的对象、作为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来加以改造,根据自己的主观要求和价值目标,使客体由自在之物不断地转化成为我之物。实践是人对对象化扬弃的活动,就是说,人在实践中改造外部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自身。“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它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3]人不仅构造对象世界,也现实地塑造自身,“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了他自身的自然。”[4]总而言之,实践作为人的感性对象性的活动,一方面否定并超越着人和世界的既定状态,另一方面则为人在世界中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可能。通过实践,人与世界形成全面的“为我”关系,人成为“自为”的存在物。可见,实践不仅是人现实地把握世界的方式,还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手段,是人的一种独特的存在方式。

二、厘清实践、认识、真理、价值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

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在讲这对关系时,可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在认识问题上的不同回答入手,导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认识本质的科学回答,即认识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对客体的能动反映。一方面,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人的认识是从实践中产生的,并为实践服务,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受实践的检验。可见,实践对认识具有决定作用。另一方面,认识特别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性的理性认识,对实践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实践和真理的关系。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人类的认识活动从总体上讲是为了获得真理,并用真理指导实践,以取得实践的成功。在讲这一对关系时,可先阐明真理是什么,什么样的认识才是真理,说明真理的本质特征及其真理问题上的辩证法,突出只有实践才能发现真理、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当然,人们在实践中也必须遵循反映了实践对象的客观规律和本质的真理,用真理来指导人们更好地实践。这就是实践的真理尺度。

实践和价值的关系。讲述这对关系时,首先要分辨哲学上的价值概念与其他学科所讲的价值概念的区别与联系,概括出哲学上价值概念的内涵及特性。然后分析价值评价的特点和功能,最后引申出实践和价值关系的三层意思:一是实践是价值形成的基础。价值的形成离不开价值主体、价值客体、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等基本要素,而这些基本要素无一不是实践造就的。二是实践是创造价值的源泉。只有改造客观世界的创造性活动的产物才包含有价值,创造价值的源泉只能是社会实践。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单纯的自然物质,只要没有人类劳动物化其中,也就是说,只要它是不依赖于人类劳动而存在的单纯物质,它就没有价值,因为价值只不过是物化的劳动。”[4] 三是实践的价值尺度,即人们在实践中必须要遵循以满足人们需要为内容的价值目标。

真理和价值的关系。真理和价值在实践基础上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成功的实践必然是以真理和价值的辩证统一为前提的,任何成功的实践都必须是既遵循真理尺度即按科学规律办事,又符合价值尺度即满足人的需要,并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另一方面,价值的形成和实现是以坚持真理为前提的,而真理又必然是具有价值的。人们对实现价值的追求,构成了实践的动因,但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对相关真理的正确把握为前提。总之,真理和价值在实践中是相互制约、相互引导、相互促进的,真理的发展促进价值的实现,而价值的实现又推动真理不断的发展。

三、全面阐述实践观的理论意义、方法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实践观的理论意义。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在批判继承前人认识论成果的基础上,一方面把实践观点引入认识论,科学地规定了认识的主体和客体及其相互关系,认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首先是一种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才产生了它们之间的反映与被反映关系。就是说,主体是为了实现一定认识目的而自觉地、主动地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反映世界的,人们对世界的反映能力也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的双向互动过程,是一个认识主体能动地创造的过程。另一方面则把辩证法运用于反映论,科学揭示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性质,把认识看成一个由不知到知、由浅入深的充满矛盾的能动的认识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认识就是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从而创立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认识的产生和发展规律问题,实现了人类认识史的伟大变革,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实践观的方法论意义。首先,实践观使哲学思维方式由黑格尔思辨思维方式经费尔巴哈人本思维方式向实践思维方式转变,这是对一切旧哲学根本思维方式的变革,是人类思维把握存在的根本方式合规律性发展的伟大成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次,实践观将传统哲学的抽象辩证法改造为实践的主客体辩证法,从而最终克服了唯心主义非决定论原则和旧唯物主义机械决定论原则的局限,建立了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的辩证决定论的方法,为哲学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再次,实践观克服了旧唯物主义把自然界和历史之间对立的缺陷,既从历史考察自然,也从自然考察历史,确立了“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的唯物史观,实现了自然观和历史观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

实践观的现实意义。实践观来源于实践,也指导实践,它要求人们不把理论当教条,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相连,并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理论。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才形成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这无疑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深入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尤其是当代大学生,他们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要想成为“四有”新人,成为对祖国、对社会有用的人,就必须掌握的认识工具,牢固树立实践的观点,在学习和工作中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积极改造主观世界,不断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和认识能力,开拓进取,勇于创新。只有这样,青年大学生才能有所作为,才能肩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

[2]光.如何讲授哲学的实践观[M].北京:教学与研究,199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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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备课坚持四要

    备课是教学过程中的基础环节,是实现教学目标、教学要求、传授知识、进行思想教育的前提。可见精心备课十分重要。为此必须坚持四要。

    1.要条理化、系统化、具体化

    条理化、系统化、具体化是备课的基本要求。

    条理化就是把书本上的概念、原理以及原理的要求和论述过程,简要疏理成纲目,写成要点,使学生在学习中掌握要点,抓住关键。如讲“办事情要善于抓重点”这一框题时,就把它疏理成三条纲目。一是主次矛盾的含义,(必须掌握的基本概念)二是主次矛盾之间相互关系,(必须明确的问题)三是主次矛盾相互关系原理的要求。(本框学习后所受到的启示)这样学生听了就知道这一堂课那些内容是应该掌握的,那些要求是应该明确的,那些道理使自己受到教育。从而使学生能从整体上把握一堂课所学习的内容。

    系统化就是按照知识的结构、内在的逻辑,各章节之间联系,系统的排列组合在一起,使知识有机的联系起来,不至于产生混乱。如在小结“掌握矛盾分析的方法”这一课,就把它排列组合成为五条重要原理及方法论的内容。(如: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的原理和方法论的内容,……矛盾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相互关系的原理及方法论的内容。)和十三个要掌握的重要概念,(如:矛盾……重点论。)以及要搞清楚的四对关系,(如:“对立”与“统一”的关系……两点论与重点论的关系)这样就能使学生对本单元所学习的重要概念,重要原理的内容以及通过本单元学习应该受到什么教育和启示一目了然,进而使学生在整体上把握住本单元的知识体系和内在联系,做到融汇贯通。

    具体化就是把教材中抽象的理论知识或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简明便于记忆贴近现实的具体形象或形态。如,讲商品概念时,就要抓住商品必须是劳动产品,劳动产品必须用来交换才是商品两句关键语,然后结合现实生活中的例子说明,自然状态的空气阳光不是劳动产品,它就不是商品。只有坚持商品必须是劳动产品才能得出商品有价值这个基本属性。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虽然是劳动产品,但如果用来自己消费,它就不是商品。只有用于出售的劳动产品才是商品。最后引申出: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的概念。这样,就能使学生把抽象的概念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事例中得到启发,易于理解,易于掌握,易于记忆。

    2.要突出重点、化解难点

    突出重点,化解难点,是备课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重点是指一堂课,一个单元,一个章节通过教学,学生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难点就是教学过程中,学生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抽象概念,容易混淆的知识和内在的逻辑联系以及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突出重点就是要在课前加大备课力度,课堂加大授课力度,课后加大练习力度。使学生明确重点,理解重点,掌握重点。化解难点就是要把理论知识与具体事例联系起来,做到具体化、形象化、直观化,使学生由抽象思维到具体感知。

    3.要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是政治课教学中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联系实际就是要用书本中的理论知识去分析、去说明社会实际、生活实际、学生的实际,解决学生理论知识与思想认识相统一、相一致的问题,从而解除学生的疑惑,提高他们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4.要渗透思想教育

    渗透思想教育是政治课的主要任务之一。要充分利用政治课的优势,根据不同年级的教材,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进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等的教育。要明确政治课不仅要使学生逐步掌握一定的政治、经济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帮助学生逐步树立远大理想和正确的人生观打下坚实的基矗所以,政治课要渗透思想教育是政治课的特点和地位所决定的。

    二、讲课用好四法

    讲好课是向课堂要效益,提高教学质量的主要途径。因此搞好政治课教学,讲好课十分重要,而用好四法是讲好课的基本方法。

    1.分解法

    政治课讲好概念、原理,是一个重点和难点。因为政治课的概念往往高度概括和抽象,学生不易理解和掌握。用分解法讲授概念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讲授哲学物质概念时,就把它分解成:一是把握物质的唯一特性客观实在性;二是了解这个客观实在性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而存在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三是明确这个客观实在性又是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是可知的。这样,学生一听就能理解和接受、掌握这一抽象的哲学概念的内涵。并易于记忆,不用死记硬背。

    2.浓缩法

    浓缩通常是对教材中讲的作用、意义这类条文式的内容进行提炼。如,讲授我国经济特区作用时就可浓缩成三句话:即,将技术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对外政策的窗口浓缩为“窗口的作用”。将劳动体制、企业管理体制、金融体制、工资制、干部制度以及股份制、股票市尝土地有偿转让等改革试验,浓缩为“改革试验的作用”。将有利于稳定港、澳、台和“一国两制”构想的最终实现浓缩为“稳定和促进祖国统一的作用”。这样学生就能从三个浓缩的短句中去掌握和记忆我国办经济特区的意义。

    3.比较法

    比较法就是把跨框题的相近知识或概念放在一块进行比较,找出它们的区别和联系,使学生能把所学的知识联结起来进行思考,做到融汇贯通。如单元小结“从商品谈起”一课时,把价值、交换价值、价格几个概念排列在一起,让学生进行比较,然后把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疏理成条目。这样学生学了以后就能把所学的知识条理化、系统化、正确把握知识间的有机的、内在的联系。

    4.归纳法

    归纳法就是在单元、章节复习时,把内容相近或相同类型的知识归纳成板块,理清章节知识的线索。如,讲授“联系地、发展地看问题”一课小结时,就把事物的联系观、发展观;事物发展的内因、外因;事物的发展状态、途径,三个分支块归纳成一个大的知识板块。即,一切事物都是普遍联系、发展的;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事物的变化发展要经过量变达到质变。量变和质变是事物变化发展的两种状态;事物发展的趋势是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因此,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用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观察和分析问题。这样,学生就能从整体上把握这一课所学的知识。

    三、课后抓好四练

    练习是学生的知识与能力之间的桥梁,知识在练习中巩固、提高,能力在练习中形成、体现。因此,抓好课后练习是搞好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必须注重抓好。

    1.口头练习

    口头练习一般是在课前或课后进行。课前主要是起承上启下,复习旧课,引出新课的作用。课后主要是讲完新课后提出问题,学生解答,让学生熟悉、消化一堂课的知识,达到活跃课堂,培养学生表达能力之目的。

    2.单课练习

    单课练习,就是以一堂课或一个框题为单元的基础训练,着重放在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掌握及运用上,使课本中的“双基”(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得到训练和落实。

    3.单元练习

    单元练习,就是把一个单元的知识组合在一起的中档练习。这种训练有利于培养学生归纳概括的综合能力。使学生能够把单元之间的知识系统地有机地联系起来。得到巩固。

    4.综合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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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范式

从经济学范式特征看，新制度经济学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其价值观、分析框架和基本方法等“硬核”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受主流经济学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一般均衡方法、个体理性分析方法、经典物理学与现代数学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把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放在制度变迁的演化中，通过制度的供给需求来分析制度的演化。在研究对象(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和历史分析方法等具体分析方法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受到了经济学的影响，同经济学有相通之处。这样，就决定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之间是既相互区别、对立，又相互联系、统一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对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继承与坚持经济学的基本“硬核”，借鉴与吸收新制度经济学的某些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进行经济学的科学综合，进而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制度经济学范式。

一、经济学范式实质上是制度分析范式

经济学范式主要具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指世界观，另一方面是指方法论。从世界观的意义上讲，经济学范式所表明的是经济学家们共同的基本信念和价值标准等。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看，经济学范式是指被经济学家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从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来看，它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其内容包括四方面：一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信念与价值观，二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科学方法与具体分析方法，三是以生产方式范畴为核心的概念体系，四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原理与具体结论。从其基本内容看，经济理论本质上是制度经济理论，马克思采用的是制度分析方法，是较早地把制度纳入经济分析中的理论家。马克思明确地将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定义为社会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并将立足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法律的、政治的及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视为真正的社会制度。因此，制度范畴在经济学说中包含着作为经济制度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和作为上层建筑的与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体系两个层面。前者可以看作是一种仅限于经济关系领域内的狭义的制度，后者则可以被视为一种广义的制度。以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必然涉及并从本质上剖析作为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固定化和规范化表现形态的一个社会的各种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的制度体系。

在经济学说中，制度范畴的内涵就是社会形态的“生理学结构”，它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作为社会生产方式即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这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作为生产关系主要内容的生产过程的管理制度与生产成果的分配制度，这是由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派生制度。三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等制度，这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所产生并决定的上层建筑。在经济学中，“制度”分为狭义的制度和广义的制度，狭义的制度是指经济制度，即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管理制度与分配制度，这是仅限于经济领域内的制度；广义的制度是指包括上层建筑在内的整个社会制度，即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这是存在于经济、政治领域的社会制度。的制度结构细致缜密，涵盖并详细界定了各种制度内容，科学地揭示了它们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以一种层层递进的结构探讨了各种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

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突出特征和最大贡献就是它以生产方式、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内部矛盾为根据阐明制度变迁的动力。经济学阐明了制度的“内核”与“外壳”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制度结构中，制度的“内核”是以一定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制度的“外壳”是体现一定生产关系的管理制度与分配制度；在社会制度的总体结构中，制度的“内核”是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及相应的生产关系，制度的“外壳”是政治法律制度等社会上层建筑。从二者关系来看，制度的“内核”是基础和内容，制度的“外壳”是结果和形式，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反映与包含前者。制度的“内核”与“外壳”之间的矛盾作为制度体系的内在矛盾是制度发展变革的决定力量，当一定的制度的外壳能够容纳并适应其内核的发展时，它就能存在与发展：当一定的制度的外壳不能容纳与适应其内核的发展时，它就要被炸毁并被新制度的外壳所取代。马克思正是运用了“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框架论述了人类社会制度的历史更替，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社会制度变迁的浩大历史画面。马克思还具体地分析了生产方式发展引起社会制度变迁的机理：生产方式变化(物质生产方式变化——社会生产方式变化)——生产关系变化——上层建筑变化。诺思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力量在于强调了结构变迁和社会生产潜力与产权结构问的矛盾。这实际上是指马克思的物质生产方式与其社会形式之间相互作用的原理。因此，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将经济学视为一种制度经济学，或一种关于社会制度分析的理论体系。经济学不仅科学地确定了以社会制度为内容的研究对象，而且建立了以各种社会制度为基础的经济学基本范畴与概念体系；不仅具体分析了各种制度因素之间的唯物主义的辩证联系，而且科学地阐述了社会制度的矛盾运动过程及客观规律。今天，我们要实现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就必须继承经济学的科学传统，在继承经济学经典范式的基础上吸收当代经济学的科学成果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果，进行科学综合，实现理论创新，努力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制度经济学范式。

二、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应当现代化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我们不仅要继承经济学经典范式而且必须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征，吸收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新成果，推动经济学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首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以生产方式理论为基本框架的马克思经典范式是迄今最为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同西方经济学相比，它无论在世界观方面还是在方法论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科学性，无论是对社会经济变革还是对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无可比拟的解释力与指导力。其次，我们之所以要实现经济学范式的发展、创新、现代化，是因为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两类十分明显的“反常现象”：其一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大量“反常现象”，其二是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的大量“反常现象”。这两类“反常现象”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典理论提出了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学只有实现理论创新，才能对新的大量“反常现象”具有适应性，才能形成适应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新特征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在信息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在马克思经典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指导下，科学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形式所发生的新变化，提出新观点，建立新理论，形成具有现代特征的经济学。再次，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学迅速发展，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经济学应充分吸收这些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实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形成制度经济学范式。最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运用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基本原理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特征和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新模式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并对其进行的科学解释，形成了引人关注的经济理论成果，这为我们进一步进行科学探索，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目前，“经济学范式经过创新发展已经取得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成果，构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理论框架，将已有的研究成果整合进来，是该范式今后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

从其自身发展趋势看，也需要同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兴经济学门类进行科学综合。一般说来，经济学范式的运动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纵向批判与继承，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学革命；二是横向兼收并蓄，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综合(胡进，2004)。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发展是一个“建立——革命——综合——革命——综合”的过程。经济学范式的发展过程，不仅是一个纵向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自我扬弃过程，而且还是一个不断吸收其他学派的成果与方法的横向综合过程。从历史上看，经济学经典范式本身就是在广泛吸收当时经济学成果与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构建现代制度经济学范式，应当而且必须充分吸收和广泛借鉴当代经济学的积极成果与科学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特征是坚持“理性——个人主义——均衡”的分析框架和数学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分析方法。这种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方法把经济学看成是以事实、感觉、经验为依据，具有客观性和规律性的科学。二是个体主义占主导的方法论原则与基本内容。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的假设，这是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继承了个体主义的原则，并进一步强化了“经济人”假设，使它成为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三是坚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均衡分析为基本方法，因为“经济人理性”要求行为的一致、有序和可观测，而只有处于均衡状态的人的行为才是稳定的，具有可观测性或实证性，才能表现出“理性”。四是广泛应用数学方法作为主要分析手段，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最显著的特征。总的来说，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本身具有局限性并日益面临经济社会生活的挑战，但其实证分析方法、个体主义分析方法、一般均衡方法和数学方法有其一定的科学性和应用价值，因而是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应科学借鉴和利用的。如果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为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分析方法，那么西方经济学门类的发展则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20世纪以来，新制度学派、西方马克思学派、结构主义和演化经济学等学派广泛发展起来，其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从总体上看，西方经济学各新流派的基本共性是在许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学的影响，坚持“制度——历史——社会结构”的分析框架和多元主义的研究方法，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及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激烈批判。西方经济学新流派所提出的一些观点与主张，接近于经济学，成为构筑现代经济学大厦的重要理论来源。在现代西方经济学新流派中，新制度经济学是最值得注意和借鉴的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来分析制度，或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拓宽到制度领域里。新制度经济学所运用的分析方法很多是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方法。如，个人主义分析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供给——需求”一般均衡方法及经典物理学和现代数学的方法，特别是引入实验室实验和计量经济学检验的方法。二是注重社会经济发展、经济实绩与制度创新、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三是在分析框架的确定上深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及其理论的影响。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存在许多重要区别，但二者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性及相通之处。第一，在分析方法上，二者都注重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特别是动态的历史分析方法，因而这两种理论都具有历史感。“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第二，两种理论都重视意识形态在制度稳定与创新中的作用，都认为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变化滞后性。第三，在制度创新的动力问题上，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都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寻求制度变迁的动力和源泉。因此，当代经济学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特别是吸收和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与成果，进行科学综合，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不仅必要，而且也可行。通过现代经济学这一新的研究体系对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进行创造性的综合，不仅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而且还能在寻求融合的基础上带来重大的理论创新，进而构建现代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三、怎样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

从总体上说，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就是以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来统一整个制度经济学理论，建立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崭新形式。制度经济学之所以能承担这一重要任务，是由于马克思制度经济学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它不仅具有涵盖或涉及各门社会科学研究内容的理论广度，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运用独创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来解剖制度本质和制度变迁内在历史逻辑的理论深度。制度经济学之所以必须实现同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因为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经济学体系，它为我们勾画的是一个远距离、深层次、长镜头般的制度分析框架，揭示了制度的真正起源和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的制度分析框架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规律及其基本趋势，这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的、动态的制度变迁观。但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历史任务所决定，对短时期内的具体制度变迁过程，这种研究就无法直接回答。制度分析框架既缺乏对制度和制度变迁深入的微观分析，又未能采用现代分析技术对理论进行精细化的处理和数理分析。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进行综合，某种程度上就是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是一项宏大的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工程，需要科学设计、正确推进。从总体上说，这一工程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思路：一是构建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框架。首先，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生产方式理论为基础，建立的制度分析框架，即从制度的角度来整理和构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制度分析框架：通过对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来揭示一定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这一研究是本质层次的，它必然涉及并要求从本质上剖析一个社会的各种经济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体系，最终形成一个人类社会长期的、本质的整体制度分析的框架结构，以此作为一般制度分析范式的基础。其次，在制度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吸收新制度经济学一些相关的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构建一个综合的制度分析的科学框架。二二是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框架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特征与具体形式，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及其客观规律，确立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基本原理，提出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经济学的新观点。三是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框架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特征与具体形式，揭示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及客观规律，确立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原理，提出市场化、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国化的新观点。

具体说，进行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应抓住以下三个主要环节：

(一)在经济学宏观根本制度的研究基础上展开对微观各项具体制度的研究，实现研究对象的制度经济学综合。总体而言，制度经济学属于宏观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经济学体系。制度经济学试图解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不同社会形态之间过渡的客观必然及其各种主客观条件，并从现存社会制度内在的矛盾推演出未来理想的社会形态。它既体现人类尊重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又体现人类理性构建能力和对美好社会制度的追求”。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社会经济结构的一定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是社会的根本经济制度。新制度经济学所研究的制度，是微观的企业制度、产权制度等具体经济制度，这是社会根本经济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制度经济学将这两方面内容结合起来，一是要在生产要素所有制、劳动制度、管理制度、分配制度与政治制度等根本制度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产权制度、企业制度和国家制度等各种具体制度，即在分析社会形态内在结构的基础上分析人们的具体行为规则。二是要在分析各种法律、契约、政府和公司等正式制度的同时，研究各种意识形态、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等各种非正式制度。三是要在分析各种制度本身的基础上，分析各种制度的实施机制。这样，既可以从深层次上揭示制度的起源、本质和变迁的真实过程，又可以用更简洁、生动的语言和技术手段来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表现形式与运行方式，从而在本质经济学与表象经济学的统一上实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

(二)在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基本框架下运用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实现研究方法的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制度经济学的总体分析框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这是揭示制度起源、本质和真实演变过程的科学方法，显然这是一种整体方法论。“马克思的总体方法可以概括为总体性、社会性、制度性、历史性和阶级性五个基本方面。经济学中深刻地蕴涵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总体规定性、社会规定性、制度规定性、历史规定性和阶级规定性的理解”。同时，制度经济学还应采用个体方法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基于新古典经济学所采用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这是因为个体分析方法在细致描述和刻画制度形成和变迁特征方面，在运用数理模型来描述和分析具体的制度形成和制度变迁过程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个体方法论能容易地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方法，从而使制度经济学能使用现代科学的语言和描述方式，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总体过程进行更细致、更具体的描述，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更好地把握制度及其变迁的内在逻辑。因此，我们应在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论框架下运用个体主义方法论来补充与完善制度经济学。

(三)在阐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的基本前提下详细分析制度变迁的具体动力，实现基本理论的制度经济学综合。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社会的生产力的扩张能力即物质生产方式的繁盛与生产的社会形式及其生产关系的适应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应当而且必须将社会制度的变迁历史唯物主义地置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框架来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的变迁表面地置于“成本——收益”和“供给——需求”框架来分析，认为制度变迁主体对制度变迁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的计较是制度变迁的动力。也认识到在人的动机背后决定人行为方式的客观力量。前者可称之为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后者可称之为制度变迁的具体动力。构建制度经济学，就是要揭示与阐明制度变迁两种动力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内在联系：当生产的物质发展要求生产的社会形式进行相应变革时，必定同时存在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制度变迁主体会通过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比较来努力实现该种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如果仅仅停留在制度变迁根本动力的分析上，我们将难以准确地理解和掌握制度形成的具体步骤、原因及制度变迁的具体方式和过程，更不能对制度形成和制度变迁进行数理模型描述和定量分析。只有在阐明制度变迁根本动力的基本前提下详细分析制度变迁的具体动力，并将这两种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全面揭示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

从总体上说，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的主要内容，既包括研究对象与分析方法的综合，也包括理论观点的科学综合。通过这些综合，一方面使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另一方面使制度经济学得到丰富、完善、发展与创新，形成制度经济学的科学体系。制度经济学这一科学范式体系包括两大部分内容：一是制度经济学的“硬核”部分，如，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及以生产方式理论为基础的制度分析框架，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及以此为核心的矛盾分析方法、整体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等制度分析的基本方法，以及关于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力、基本主体和主要内容等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等。二是制度经济学的“保护层”部分。如，制度经济学的综合分析方法：在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框架内运用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在马克思历史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运用“成本——收益”的均衡分析方法；在马克思矛盾分析方法的前提下运用“谈判——合作”的博弈分析方法；在马克思逻辑分析方法的前提下运用“数理——模型”的数学分析方法。又如制度经济学的新观点：制度变迁的动力是根本动力与具体动力综合作用的统一：制度变迁的范围是宏观制度变迁与微观制度变迁的统一；制度变迁过程是长期制度变革与短期制度调整的统一；制度变迁的主体是社会集团的集体力量与个人参与的统一，等等。

实现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是一种理论的创新和思想的深化，这种综合是经济学价值判断的综合和演变过程。它既是一种方法论的创新，理论研究内容与分析框架的拓展，又是一种关于制度经济学甚至整个经济学思想认识的深化。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框架和理论结构是科学的，它需要综合和补充的是不同制度经济学流派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新的研究成果，它需要的是自身理论框架的进一步拓展和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不同制度经济学流派的发展为丰富和发展经济学提供了营养，经济学是一种开放的科学体系，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符合科学发展的正常模式。

四、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比较研究的基本结论

(一)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及西方经济学有重要区别。无论从世界观还是从方法论方面看，经济学是迄今为止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因此，应坚定不移地坚持经济学的基础地位与指导作用。同时，应把经济学研究纳入科学范式的轨道，努力实现其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

(二)新制度经济学尽管在其阶级立场、价值观和基本方法等基本“硬核”方面是错误的，但其研究对象和具体分析方法与成果等方面有许多科学因素和积极意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具有对立性而且具有互补性、相通性。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篇7

一、理论物的重要方法

探索性的演绎法是理论物理学的重要方法。在爱因斯坦看来，理论物理学的完整体系是由概念，被认为对这些概念是有效的基本原理(亦称基本假设、基本公设、基本定律等)，以及用逻辑推理得到的结论这三者所构成的。因此，理论物理学家所运用的方法，就在于那些作为基础的基本原理，从而导出结论;于是，他的工作可分为两部分：他首先必须发现原理，然后从这些原理推导出结论。对于其中第二步工作，他在学生已得到很好的训练和准备。因此，如果在某一领域中或者某一组相互联系的现象中，他的第一个已经得到解决，他就一定能够成功。可是第一步工作，即建立一些可用来作为演绎的出发点的原理，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里并没有可以的和可以系统地用来达到的的方法。科学家必须在庞杂的经验事实中间抓住某些可精密公式来表示的普遍特征，由此探求界的普遍原理。

爱因斯坦指出，一旦找到了作为逻辑推理前提的基本理，那么通过逻辑演绎，推理就一个接着一个地涌现出来它们往往显示出一些预料不到的关系，远远超出这些原理依据的实在的范围。但是，只要这些用来作为演绎出发点原理尚未得出，个别经验事实对理论家是毫无用处的。实际上，单靠一些从经验中抽象出来的孤立的普遍定律，他甚至么也做不出来。在他没有揭示出那些能作为演绎推理基础原理之前，他在经验的个别结果面前总是无能为力。

爱因斯坦把物理学理论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其中之一是“原理理论”。建立这种理论使用的是方法，而不综合方法。形成它们的基础和出发点的元素，不是用假设造出来的，而是在经验中发现到的，它们是自然过程的普遍特征，即原理。这些原理给出了各个过程或者它们的理论表述所必须满足的数学形式的判据。热力学就是这样力图用分析的方法，从永动机不可能这一普遍经验得到的事实出发，推导出一些为各个事件都必须满足的必然条件。用探索的演绎法建立起来的相对论，就属于“原理理论”。但是物理学理论大多数是构造性的。它们企图从比较简单的式体系出发，并以此为材料，对比较复杂的现象构造出一幅图像。气体分子运动论就是这样力图把机械的、热的和扩散的过程都归结为分子运动——即用分子假设来构造这些过程。当我们说，我们已经成功地了解一群自然过程，我们的思想必然是指，概括这些过程的构造性的理论已经建立起来了。爱因斯坦认为，构造性理论的优点是完备，有适应性和明确，原理理论的优点则是逻辑上完整和基础巩固。([1]，pp．109～110)

相对论就是爱因斯坦自觉地运用探索性演绎法的杰作。它不仅以其革命性的新观念和卓有成效的理论结果为人津津乐道，而且它所体现出的科学方法的新颖、精湛以及理论的逻辑结构的严谨，也令人叹为观止。爱因斯坦在创立狭义相对论(1905)时，他依据的仅仅是光行差现象和斐索实验这两个并不充分的实验材料，著名的二阶以太漂移实验即迈克耳孙-莫雷实验，对他并没有直接。他主要通过对16岁时想到的“追光”思想实验的沉思，对经典力学和经典电动力学基础的深入考察，发挥了思维的自由创造，提出了两个基本假设——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美国著名科学史家霍耳顿认为，在狭义相对论中，除了被提高为公设的两个基本原理外，爱因斯坦还作了另外四个假定：一是关于空间的各向同性和均匀性，另外三个是定义钟的同步的三个逻辑性质。霍耳顿的学生米勒后来指出，另外的四个假定也是两个基本原理的必然结果，他们不是独立的假设。参见[3]，p．196)。然后，他以此为逻辑前提，接二连三地推导出了关于运动学和电动力学的结论，著名的质能关系式是他先前根本没有料想到的，这些结论大大超出了两个原理所依据的实在的范围。广义相对论(1915)的建立也是这样。作为广义相对论的两个基本原理，即广义相对性原理和等效原理，前者是爱因斯坦基于把相对性原理贯彻到底的信念（从惯性系推广到加速系)提出的，后者是依据厄缶实验(惯性质量等于引力质量)和升降机思想实验提出的。

在1905年，由于爱因斯坦采用了探索性的演绎法，从而使他能够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一举砍断了哥尔提阿斯死结(哥尔提阿斯是古代夫利基阿国王，相传他曾把自己的车乘的辕与轭用绳结系住，死得无法解开，声言能解开此死结者，得以结治亚细亚。这个死结后来被亚历山大大帝用剑砍断)，开拓了一个奇妙的新世界。那些恼人的以太漂移实验，那些使人迷惑不解的单极电机电动势的“位置”问题，在爱因斯坦的理论体系中已根本不成其为问题。但是，同时代的博大精深的科学大师，诸如洛伦兹、彭加勒，却热衷于同迈克耳孙-莫雷实验等以太漂移实验打交道，迷恋于做出种种构造性假设，建立他们的构造性理论——论和电子动力学。例如，洛伦兹1904年的著名论文尽管声称是以“基本假设”而不是以“特殊假设”为基础的论文，但事实上却包含有11个假设：假设有静止以太，假设静止电子是球形的，假设电子的电荷分布是均匀的，假设电子的全部质量都是电磁质量，假设运动电子收缩，假设电子之间的作用力与分子力相同等等。洛伦兹和彭加勒虽说走到了狭义相对论的大门口，但他们并没有打开这扇大门，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从方法论上讲，就在于他们运用的是传统的经验归纳法，而没有采用探索性的演绎法。在当时的科学的形势下，仅靠个别的经验事实进行归纳，是建立不起什么崭新的理论的。洛伦兹、彭加勒的电子论和电子动力学固然富丽堂皇，但毕竟只是经典物理学的最后的建筑物。它们虽然包罗万象，可是由于不适应科学发展的总趋势，最终还是被人们遗忘了，仅有的价值。

二、采用探索性的演绎法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经典科学，一般称为近代科学。在科学史上，这个漫长的时期主要是积累材料和归纳材料的时期。与这一科学发展状况相适应，产生了经典的科学哲学，它始于弗兰西斯•培根的归纳主义。培根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经验归纳出理论。他比喻说，只要及时采摘成熟的葡萄，科学的酒浆就会源源不断。到19世纪，整个科学一般说来还没有摆脱这种“原始”状态，因而经典科学哲学能够得以通过穆勒之手发展成为更完备的经验论形态，经验归纳法依然是正统的科学方法。

在物理学领域，这个时期的最大成就是牛顿力学和麦克斯韦的电动力学。牛顿力学虽则是超越了狭隘经验论的人类理智的伟大成就，但它又同人们的日常经验密切相关。力学中的许多概念都比较直观，可以直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某种原型。这种状况掩盖了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思辨性质，甚至牛顿本人也深深陷入这一幻觉之中。他一再声称他“不作假设”，实际上却作了许多假设，他要求人们“必须把那些从各种现象中运用一般归纳法导出的命题看作是完全正确的”。19世纪的经典物理学也具有现象论和经验论的特征：它尽量使用那些接近经验的概念，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放弃基础的统一性。热、电、光都用那些不同于力学量的各个状态的变数和物质常数来描述，至于要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同时间的相互关系中去决定全部变数的任务，主要只能由经验来解决。麦克斯韦及其同代人，在这种表示方式中看到了物理学的终极目的，他们想像这个目的只能纯粹归纳地从经验得出，因为这样所使用的概念同经验比较接近。从认识论上看，穆勒和马赫大概就是根据这个理由来决定他们的立场的。总而言之，这个时期的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大都以为，“理论应当用纯粹归纳法的方法来建立，而避免自由地创造性地创造概念;科学的状况愈原始，研究者要保留这种幻想就愈容易，因为他似乎是个经验论者。直至19世纪，许多人还相信牛顿的原则——“我不作假设''''——应当是任何健全的自然科学的基础。”([1]，p．309)

但是，在某些个别的科学部门，已经悄悄地透进了新时代的曙光;尤其是非欧几何学，它仿佛故意向经验论示威一样，以毋庸置辩的方式显示了理性思维的强大威力和奇妙作用。彭加勒正是在《科学与假设》中通过对非欧几何学的深入研究以及对经典力学和经典物理学的慎密考察揭示出，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不是经验的直接归纳，而只能以经验事实为指导，通过精神的自由活动(其产品即约定)来创造。通过研读彭加勒的科学哲学著作，尤其是通过创立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的科学实践，使爱因斯坦清楚地看到，人们可以在完全不同于牛顿的基础上，以更加令人满意和更加完备的方式，来考虑范围更广泛的经验事实。但是，完全撇开这种理论还是那种理论优越的问题不谈，基本原理的虚构特征却是完全明显的，因为我们能够指出两条根本不同的原理，而两者在很大程度上都同经验相符合。这—点同时又证明，要在逻辑上从经验推出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的任何企图，都是要失败的。爱因斯坦还清楚地看到，相对论是说明理论科学在发展的基本特征的一个良好的例子。初始假设变得愈来愈抽象，离经验愈来愈远。另一方面，它更接近一切科学的伟大目标，即要从尽可能少的假设或者公理出发，通过逻辑的演绎，概括尽可能多的事实。同时，从公理引向经验事实或者可证实的结论的思路也就愈来愈长，愈来愈微妙。理论科学家在他探索理论时，就不得不愈来愈听从纯粹数学的、形式的考虑，因为实验家的物理经验不能把他提高到最抽象的领域中去。正是科学发展的这种理论化趋势，使爱因斯坦认识到：“科学一旦从它的原始阶段脱胎出来以后，仅仅靠着排列的过程已不能使理论获得进展。由经验材料作为引导。研究者宁愿提出一种思想体系，它——般地是在逻辑上从少数几个所谓公理的基本假定建立起来的。”（[1]，p.115），他进而指出：“适用于科学幼年时代的以归纳为主的方法，正在让位给探索性的演绎法。”([1]，p.262)

三、爱因斯坦大胆运用探索性的演绎法的直接动因

只是在广义相对论建立之后，爱因斯坦才把探索性的演绎法作为一个论原则从上加以论述。可是，早在创立狭义相对论时，他就在中大胆运用这一方法了，并在思想上对它已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促使爱因斯坦大胆运用探索性的演绎法的直接原因有两个：其一是赫兹、玻耳兹曼、彭加勒等人的思想，其二是当时的物现状使得他不能不那样做。

在联邦大学期间(1896~1900)，爱因斯坦自学了赫兹、玻耳兹曼等科学大师们的著作。赫兹在他的名著《力学原理》(1894)中试图重构力学，为此他仅利用空间、时间和质量三个原始概念。赫兹的力学体系建立在通过科学家个人的“内在直觉”从经验引出的公理之上，它能够导出经验预言。赫兹认为“内在直觉规律”的功能像“康德意义上的先验判断”一样，并且声称他的力学重构是演绎系统，与牛顿的《原理》(全称《的数学原理》)有许多相同的风格。在这个公理体系中，我们可以推演出与我们的观察记录相对照的可检验的结论，依据该结论与可观察的世界一致还是不一致，来决定这个体系是否正确。尽管爱因斯坦不赞同赫兹的隐质量概念和“把自然现象追溯到力学的主要定律”的长远目标，但是赫兹强调公理描述的威力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公理描述与其说在经验材料上预言理论结构，倒不如说在公理和直觉上预言理论结构。

爱因斯坦也自学了玻耳兹曼的《力学讲义》(1897)。在该书中，玻耳兹曼把力学作为物理学的核心，爱因斯坦当然不会同意这种看法的。但是，玻耳兹曼重构力学的方法的下述特点，一定会强烈地震撼爱因斯坦敏感的心弦：“恰恰是力学原理的不明晰性，在我看来不是同时以假设的智力图像为起点而得到的，而是从一开始就以与外部经验相联系的尝试而得到的。”([2]，p．127)玻耳兹曼的意思很清楚：力学原理的不明晰，在于经验归纳，而不在于智力图像。玻耳兹曼的“智力图像”概念比赫兹的“外部对象的图像或符号”更自由，爱因斯坦可能山此注意到，力学的已使原理凌驾于经验材料之上。

彭加勒在《科学与假设》(1902)中对约定主义的论述，对爱因斯坦的探索性的演绎法的形成必定大有裨益，爱因斯坦在“奥林比亚科学院”时期(1902~1904)曾和他的同伴索洛文、哈比希特一起研读过这本脍炙人口的畅销名著。彭加勒通过对数理科学的基础进行了敏锐的、批判性的审查和后得出：几何学的公理既非先验综合判断，亦非经验事实，它们原来都是约定。物理学尽管比较直接地以经验为基础，但它的一些基本原理也具有几何学公理那样的约定特征。例如惯性原理，它不是先验地支配我们的真理，否则希腊学者早就知道它了，它也不是经验的事实，因为人们从来也不能用不受外力的物体做实验，因而无法用实验证实或否证它。经过最终分析，它们化归为约定或隐蔽的定义。因此，彭加勒得出结论说：在数学及其相关的学科中，“可以看出自由约定的特征”;他进而指出：“约定是我们的精神的自由活动的产品”，“我们在所有可能的约定中进行选择时，要受实验事实的引导;但它仍是自由的，只是为了避免一切矛盾起见，才有所限制。”

彭加勒在考察了物理学的理论后认为，物理学有两类陈述——原理和定律。定律是实验的概括，它们相对于孤立的系统而言可以近似地被证实，原理是约定而成的公设，它们是十分普遍的、严格真实的，超越了实验所及的范围。彭加勒还阐述了约定主义的方法论意义。他说，当一个定律被认为由实验充分证实时，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态度。我们可以把这个定律提交讨论，于是，它依然要受到持续不断的修正，毋庸置疑，这将仅仅以证明它是近似的而终结。或者，我们也可以通过选择这样一个约定使命题为真，从而把定律提升为原理。在彭加勒看来，经典力学和经典物理学的六大基本原理(迈尔原理即能量守恒原理、卡诺原理即能量退降原理、牛顿原理即作用与反作用原理、相对性原理、拉瓦锡原理即质量守恒原理、最小作用原理)就是这样形成的。

彭加勒提出约定主义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在近代科学发展的早期，弗兰西斯•培根提出了经验归纳的新方法，这种方法对促进近代科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后来却助长了狭隘经验事义的盛行。到19世纪，以惠威尔、穆勒为代表的“全归纳派”和以孔德、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广为流行，把经验和归纳视为唯一可能的认识方法。到19世纪末，第二代的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马赫更是扬言要把一切“形而上学的东西”从科学中“排除掉”。另一方面，康德不满意经验论的归纳主义的阶梯，他把梯子颠倒过来，不是从经验上升到理论，而是以先天的“感性直观的纯形式”(时间和空间)和先天的“知性的纯粹概念或纯粹范畴(因果关系、必然性、可能性等十二个范畴)去组织后天经验，以构成绝对可靠的“先验综合知识”。彭加勒看到，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先验论，都不能圆满地说明科学理论体系的特征。为了强调在从事实过渡到原理时，科学家应充分有发挥能动性的自由，他于是提出了约定主义。约定主义既要求摆脱狭隘的经验论，又要求摆脱经验论，它顺应了科学发展的潮流，反映了当时科学界自由创造、大胆假设的要求，在科学和哲学上都有其积极意义。

《科学与假设》一书对爱因斯坦的印象极深，他和同伴们花了好几个星期紧张地读完了它。爱因斯坦坦率地承认彭加勒对他的直接影响。他赞同“敏锐的深刻的思想家”彭加勒的约定主义观点，认为概念和公理是思维的自由创造，是理智的自由发明。他这样说过：“一切概念，甚至那些最接近经验韵概念，从逻辑观点看来，……都是一些自由选择的约定，……([1]，p．6)

一开始，爱因斯坦也对洛伦兹的论（是1895年的论文，而不是1904年的电子论的最终形式）发生过兴趣，这是一种构造性的理论。可是不久，他从普朗克的量子论中看到，辐射具有一种分子结构。这是同麦克斯韦理论相矛盾的，而且麦克斯韦理论也不能导致出正确的辐射压涨落。爱因斯坦在“自述”中谈到了他当时的转变：“早在1900年以后不久，即在普朗克的首创性工作以后不久，这类思考已使我清楚地看到：不论是力学还是热力学(除非在极限情况下)都不能要求严格有效。渐渐地我对那种根据已知事实用构造性的努力去发现真实定律的可能性感到绝望了。我努力得愈久，就愈加绝望，也就愈加确信，只有发现一个普遍的形式原理，才能使我们得到可靠的结果。”([1]，p．23)从此时起，爱因斯坦就断然决定用探索性的演绎法来解决。

四、爱因斯坦的探索性的演绎法的特色

作为科学推理的演绎法，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了。早在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归纳和演绎这两种逻辑方法，并认为演绎推理的价值高于归纳推理。而古希腊名声最大的数学家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中把几何学系统化了，这部流传千古的名著就是逻辑演绎法的典范。牛顿在建立他的力学理论体系时虽然运用了归纳法，但其集大成著作《原理》的叙述方法却采用的是演绎法。爱因斯坦的探索性的演绎法绝不是这种古老的演绎法的简单照搬。他根据自己的科学研究实践，顺应当时理论科学发展的潮流，对演绎法作了重大发展，赋予了新的。也许是为了强调他的演绎法与传统的演绎法的不同，他在“演绎法”前面加上了限制性的定语——“探索性的”，这个定语也恰当地表明了他的演绎法的主要特征。与传统的演绎法相比，爱因斯坦的探索性的演绎法是颇有特色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明确地阐述了科学理论体系的结构，恰当地指明了思维同经验的联系问题，充分肯定了约定在建造理论体系时的重要作用。爱因斯坦把科学理论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作为理论的基础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其二是由此推导出的具体结论。在爱因斯坦看来，那些不能在逻辑上进一步简化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是理论体系的根本部分，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公理基础或逻辑前提。它们实际上“都是一些自由选择的约定”;它们“不能从经验中抽取出米，而必须自由地发明出来”([1]，pp．6，315)。谈到思维同经验的联系问题时，爱因斯坦说：直接经验ε是已知的，A是假设或公理，由它们可以通过逻辑道路推导出各个个别的结论S;S然后可以同ε联系起来(用实验验明)。从心理状态方面来说，A是以ε为基础的。但是在A和ε之间不存在任何必然的逻辑联系，而只有通过非逻辑的方法——“思维的自由创造”(或约定)——才能找到理论体系的基础A。爱因斯坦明确指出：“物理学构成一种处在不断进化过程中的思想的逻辑体系。它的基础可以说是不能用归纳法从经验中提取出来的。而只能靠自由发明来得到。这种体系的根据(真理内容)在于导出的命题可由感觉经验来证实，而感觉经验对这基础的关系，只能直觉地去领悟。进化是循着不断增加逻辑基础简单性的方向前进的。为了要进一步接近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听从这样的事实：逻辑基础愈来愈远离经验事实，而且我们从根本基础通向那些同感觉经验相联系的导出命题的思想路线，也不断地变得愈来愈艰难、愈来愈漫长了。”([1]，p．372)

第二，大胆地提出了“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范畴是自由的约定”([1]，pp．407，471)的命题，详细地阐述了从感觉经验到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非逻辑途径。爱因斯坦指出，象马赫和奥斯特瓦尔德这样的具有勇敢精神和敏锐本能的学者，也因为哲学上的偏见而妨碍他们对事实做出正确的解释(指他们反对原子论)。这种偏见——至今还没有灭绝——就在于相信毋须自由的构造概念，事实本身能够而且应该为我们提供科学知识。这种误解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们不容易认识到，经过验证和长期使用而显得似乎同经验材料直接相联系的那些概念，其实都是自由选择出来的。爱因斯坦认为，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就是要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由此世界体系就能用单纯的演绎法建立起来。要通向这些定律，并没有逻辑的道路，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1]，p，102)

为了从经验材料中得到基本原理。除了通过“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外，爱因斯坦还指出可以通过“假设”、“猜测”、“大胆思辨”、“创造性的想像”、“灵感”、“幻想”、“思维的自由创造”、“理智的自由发明”、“自由选择的约定”等等。不管方法如何变化，它们都有—个共同点，即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只能通过非逻辑的途径自由创造出来。这样一来，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对于感觉经验而言在逻辑上是独立的。爱因斯坦认为二者的关系并不像肉汤同肉的关系，而倒有点像衣帽间牌子上的号码同大衣的关系。也正由于如此，从感觉经验得到基本概念和原理就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这也是探索性的演绎法的关键一步。因此，爱因斯坦要求人们“对于承担这种劳动的理论家，不应当吹毛求疵地说他是‘异想天开'''';相反，应当允许他有权去自由发挥他的幻想，因为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道路可以达到目的。他的幻想并不是无聊的白日做梦，而是为求得逻辑上最简单的可能性及其结论的探索。”([1]，pp.262~263)

关于爱因斯坦所说的“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和“范畴是自由的约定”，其中的“自由”并非任意之谓，即不是随心所欲的杜撰.爱因斯坦认为，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选择自由是一种特殊的自由。它完全不同作家写小说时的自由，它倒多少有点像一个人在猜一个设计得很巧妙的字谜时的那种自由。他固然可以猜想以无论什么字作为谜底，但是只有一个字才真正完全解决了这个字谜。显然，爱因斯坦所谓的“自由”，主要是指建立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时思维方式的自由、它们的表达方式的自由以及概括程度高低的自由，—般说来，它们包含的客观实在的内容则不能是任意的。这就是作为反映客观实在的人类理智结晶的科学之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诚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作为一种现存的和完成的东西，是人们所知道的最客观的，同人无关的东西。但是，科学作为一种尚在制定中的东西，作为一种被迫求的目的，却同人类其他一切事业一样，是主观的，受心理状态制约的。”([1]，p．298)

第三，明确地把“内在的完备”作为评判理论体系的合法性和正确性的标准之一。在爱因斯坦看来，探索性的演绎法就是在实验事实的引导下，通过思维的自由创造，发明出公理基础，然后以此为出发点，通过逻辑演绎导出各个具体结论，从而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评判这个理论体系的合法性和正确性的标准是什么呢?爱因斯坦晚年在“自述”中对这个问题作了纲领性的回答([1]，pp．10～11)。他认为，第一个标准是“外部的证实”，也就是说，理论不应当同经验事实相矛盾。这个要求初看起来似乎十分明显，但起来却非常伤脑筋。因为人们常常，甚至总是可以用人为的补充假设来使理论同事实相适应，从而坚持一种普遍的理论基础。但是，无论如何，这种观点所涉及的是用现成的经验事实采证实理论基础。这个标准是众所周知的，也是经常运用的。有趣的是爱因斯坦提出的第二个标准——“内在的完备”。它涉及的不是理论同观察材料的关系问题，而是关于理论本身的前提，关于人们可以简单地、但比较含糊地称之为前提(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自然性”或者“逻辑简单性”。也就是说，这些不能在逻辑上进一步简化的元素要尽可能简单，并且在数目上尽可能少，同时不至于放弃对任何经验内容的适当表示。这个观点从来都在选择和评价各种理论时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确切地把它表达出来却有很大困难。这里的问题不单是一种列举逻辑上独立的前提问题(如果这种列举是毫不含糊地可能的话)，而是一种在不可通约的质之间作相互权衡的问题。其次，在几种基础同样“简单”的理论中，那种对理论体系的可能性质限制最严格的理论(即含有最确定论点的理论)被认为是比较优越的。理论的“内在的完备”还表现在：从逻辑的观点来看，如果一种理论并不是从那些等价的和以类似方式构造起来的理论中任意选出的，那么我们就给予这种理论以较高的评价。

爱因斯坦看到了“内在的完备”这一标准不容忽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他指出，当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距离直接可观察的东西愈来愈远，以致用事实来验证理论的含义就变得愈来愈困难和更费时日的时候，“内在的完备”标准对于理论的选择和评价就一定会起更大的作用。他还指出，只要数学上暂时还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而不能确立这个理论的经验内涵：逻辑的简单性就是衡量这个理论的价值的唯一准则，即使是一个当然还不充分的准则([1]，pp.12、501)。爱因斯坦的“内在完备”标准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言传的，但是它在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具有“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的人的手中，却能够有效地加以运用，而且预言家们在判断理论的内在完备时，它们之间的意见往往是一致的。

在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过程中，充分地体现了探索性的演绎法的这三个特色。前面我们已简单地涉及到这一点，这里我们只谈谈爱因斯坦从“内在的完备”这一标准的角度是如何对自己理论进行评价的。1906年，当德国实验物理学家宣称，他在1905年完成的关于高速电子(β射线)质量和速度关系的数据支持亚伯拉罕和布赫尔的“刚性球”电子论，而同洛伦兹-爱因斯坦的理论(电子在运动方向的直径会随速度的增加而收缩)不相容，彭加勒立即发生了动摇，认为相对性原理不再具有我们先前赋予它的那种重要的价值。洛伦兹表现得更是十分悲观，他在1906年3月8日致彭加勒的信中说：“不幸的是，我的电子扁缩假设同考夫曼的新结果发生了矛盾，因此我必须放弃它，我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我看来，似乎不可能建立起一种要求平移对电学和光学现象完全不产生影响的理论。”([2]，p．334)爱因斯坦的态度则截然相反，他对自己的理论的“内在的完备”抱有信心。他在1907年发表的长篇论文中指出：考大曼的实验结果同狭义相对论的“这种系统的偏离，究竟是由于没有考虑到的误差，还是由于相对论的基础不符合事实，这个问题只有在有了多方面的观测资料以后，才能足够可靠地解决。”他认为“刚性球”电子论在“颇大程度上是由于偶然碰巧与实验结果相符，因为它们关于运动电子质量的基本假设不是从了大量现象的理论体系得出来的。”正由于狭义相对论的理论前提的简单性大，它涉及的事物的种类多，它的应用范围广，它给人的印象深，所以爱因斯坦才对自己的理论坚信不疑，要知道当时还没有确凿的实验事实证实这种具有思辨性的理论。谈到广义相对论的“内在的完备”，爱因斯坦说：“这理论主要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逻辑上的完整性。从它推出的许多结论中，只要有一个被证明是错误的，它就必须被抛弃，要对它进行修改而不摧毁其整个结构，那似乎是不可能的。”([1]，p．113)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当1919年的日蚀观测证明了他关于光线弯曲的推论时，他一点也不惊奇。要是这件事没有发生，他倒会是非常惊讶的。

探索性的演绎法是爱因斯坦的主导哲学思想——唯物论的唯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贵的是，爱因斯坦在这里并没有排斥或漠视经验归纳法在科学中的地位。一方面，他认为纯粹思维可以把握实在;另一方面，又认为从来也没有一种理论是靠纯粹思辨发现的，他对构造性的理论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爱因斯坦敢于正视矛盾的两极，在唯理论和经验论之间保持了一种微妙的、恰如其分的平衡，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他提出的探索性的演绎法，只是强调“要大胆思辨，不要经验堆积”罢了，这是理论科学在20世纪发展的必然趋势，爱因斯坦则是率先表达了这一时代要求。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版，第75~76页。

ArthurI．Miller，AlbertEinstein''''sSpecisloryofRelativity：Emergence(1905)andEarlyInterpretation,(1905~1911)，Adison-WesleyPubiishingCompany，Inc.,1981,p.196.

H．S．塞耶编：《牛顿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版，第6页。

H．Poincaré，TheFoundationsofScience,TranslationbyG．B．Halsted，TheScience,YorkandGarrison，N.Y.1913,pp.28,65.

篇8

一、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即哲学基础问题， 是近代以来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 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 所以， 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 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 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 因此， 应当认为这些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学反思的结果， 因为任何文化形式的历史和逻辑的过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体的自在性， 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来文化所可能进行的解释。西方当代的分析哲学和解释学表明， 因为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所限定， 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困难重重， 并且认为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 所以 ，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 既然如此， 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和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 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以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 并自以为是的认为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其中国哲学自在的形式与这些“基本规律”进行比较后， 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绝然不同的形式， 而且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 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思维方式的统一⑴。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 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 因此， 中国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的结果。而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体中寻求。那么， 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 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 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 在这一研究进路中， 将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 以时空的认识论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反思， 发现在中国的知识形式中， 《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 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最成熟的知识形式， 也可以这样认为， 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 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 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 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 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的形式， 而这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的首要的工作。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 并以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⑵ ，形而中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表明， 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 对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是哲学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的统一， 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 例如，有清一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 论世间事迹， 褒君子， 贬小人， 以明治乱之所由， 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 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 医理、儒理俱在其中， 《易·辞》为儒者之言， 可用治世， 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 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 ? 医经与易经， 体同而用异， 拙集屡申其义矣。 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 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 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 假年学易， 不闻学医， 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 不为治病之小道， 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 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 犹先于大道， 何故 ? 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 医道也。 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 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 《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 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哲学形式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 因此， 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 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外化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转贴于

我们已经把中国哲学暨《易经》中的哲学模式以形而中论的原理进行概括和反思， 由于在中医学中主要体现出医学的目的和方法论的统一 ──“保性命者， 医道也”，所以，对应和中是中医学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以对应和中的规律进行对中医学的反思， 其表明， 在这一方法论的作用下产生的中医学哲学的主要规律是: 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下面对这三大规律进行具体的论述。

二、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就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而言， 对应和中者， 人对应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论之， 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体中之中者， 以藏象论之， 脾胃也 ，以五行论之， 中土也。以三焦论之， 中焦也。而和于中者， 人体健康之象也 ，而离偏于中者， 疾病之所出矣！辨证施治者何以谓之? 辨证者， 由症对应于阴阳、五行、三焦者也; 施治者， 和于中者也; 和者， 由治而达者; 中者， 阴阳、五行、三焦之中者也; 和也者， 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 生之本， 本于阴阳天地之间， 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岁十二节， 皆生五， 其气三， 数犯此者， 则邪气伤人， 此寿命之本也”（《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 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于主体性而言， 阴阳对应和于中者也，阴阳对应者， 时空对应之机也， 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阴平阳秘 ，精神乃治; 阴阳离决， 精气乃绝”（《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一阴一阳者， 天地之道; 一开一和者， 动静之机。”（吴谦: 《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阴胜则阳病， 阳胜则阴病”（《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以上的论述在基本的意义上阐明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所以， 如果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 偏阴偏阳之谓疾。”（张元素《医学启源·卷之中·十、内经主治备要》）从而使之阴阳对应成为哲学本体论的依据， 那么， 我认为“阴阳和中之谓医”。阴阳和中者， 医之大用也。“气血之根皆在下， 培养在中， 发用在上。”（郑寿全: 《医理真传·卷三·问病人干咳周身痒者何故》）。“培养在中”者，“黄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气，根基于肾， 萌牙于肝， 培养于脾， 积贮于胸中为大气， 以斡旋全身。”（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卷·治气学郁滞肢体疼痛方·培脾舒肝汤》）“培养在中”“培养于脾”， 中之用也。所以， “凡人中气充足， 则署邪不能相犯 ;署气入侵， 皆气虚招之也。”（陈士铎《辨证录·卷八·内伤门》）。所以 ，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 阴阳、五行与三焦辩证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 后天而言， 和于脾胃者也， 先天而言， 和于肾者也， 和于脾胃者， 血之用也， 和于肾者也， 气之用也。所以， 后天而言， “人以胃气为本。”（李杲《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对中土的认识，历代医家都有深刻的认识:“脾为土脏，主乎运水， 全身水道， 赖脾为通调。”（吴克潜:《大众医药·第二十四章·卫生门·健康要览》），“胃者， 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经·玉版第六十》）， “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沈金鳌《妇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经之源， 水谷之海也， 平则万化安， 病则万化危。”（李杲《脾胃论·卷下·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 “胃受司受纳， 脾司运化， 一纳一运， 化生精气，津液上升， 糟粕下降，斯无病矣。”（王纶:《明医杂著·卷一·枳术丸论》）。以哲学思维论中土者， 以章虚谷为要， 他说:“土本先天太极之廓， 为后天万物之母， 故通贯四气而主于中也……夫太极为。五行之廓者， 生物之道也; 土为太极之廓者， 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该有形， 则太极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该无形， 则土为太极之廓矣。理气有回环，故生成有顺逆耳。……良以阴阳虽判而太极之体即具阴阳之中， 四象虽分而太极之体即具四象之内。所以加土称五行者， 以表土中即太极之体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环无间者， 以太极浑然之气流行乎中也。浑然之气无形而土居四象之中， 通贯四气以显太极之用， 故其成物则土为太极之廓而浑然之气即寓于中矣。”（章虚谷:《医门棒喝·太极五行发挥》）。

关于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的概括， 使之辨证施治成之所为也， 是为中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规律也。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是以《周易》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 因此， 医易相通者， 哲学思维的统一性也。

三、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由上可知， 医易相通是在哲学思维中的统一， 因此， 作为中医学的文化形式而言， 其本质性与中国文化的形式及本质性是统一的。所以， 中医学在当展方向的问题， 宏观而言， 其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是统一的， 微观而言，是由中医学的自在的规律所决定的， 而且与当代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

在西医学已经于当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时， 伴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出现， 中国医学的优异之处同时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对其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 从问题的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言， 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因为从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问题， 不仅仅表现在医学方面， 其更主要的问题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学方面。应当认为， 两种医学模式的优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形成的， 这些优劣还要在以后的医学和文化的进步中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显然已注意到中医学的优势， 但是， 除了中医学的医疗实践上的优势以外， 笔者认为， 中医学的优势表现在哲学思维上， 中医学的成就是中国哲学思维所造成的。因此， 正是在中国文化及哲学的统一下所生成的中医学本体论， 使中医学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并将成为人类医学继续发展的相当重要的参照系。但是， 由于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和哲学以来所造成的思维定势和对中国哲学的判定的失误， 以至于造成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思维方式上的误导， 影响了中医学的正确发展。因此， 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 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 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 由于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哲学思维的不同， 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从固有的中国文化形式中重视中国哲学的本质性， 即中国哲学是以怎样的本体和本体论进行哲学思辩的。尽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学思维造就了西方文化， 但是， 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 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 例如， 对“道”范畴的研究， 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 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 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 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 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 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 “凡欲为大医， 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 须精熟。 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 如无目夜游， 动致颠损; 次须熟读此方， 寻思妙理， 留意研究， 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 何者? 若不读五经， 不知有仁义之道; 不读三史， 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 则不能默而识之; 不读内经， 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 不读庄老， 不能任真体运， 则吉凶拘忌， 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 七耀天文， 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 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 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 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 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 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 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 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 因此， 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 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 非达到群书博览， 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 举凡历史上的名医， 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 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 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 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 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 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 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 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 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 就中医学界而言， 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 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 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 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 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 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 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 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 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 因此， 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 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 历史和逻辑均表明， 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 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 应当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 ，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 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 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 释

⑴ 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 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 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 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 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乖诘囊孕问交呐Σ⒁源诵问缴系墓槔嗟姆椒? 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购捅咎迓劢姓苎急绲摹＞芪鞣降男问交恼苎嘉炀土宋鞣轿幕? 但是， 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 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 例如， 对“道”范畴的研究， 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 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 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 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 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 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 “凡欲为大医， 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 须精熟。 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 如无目夜游， 动致颠损; 次须熟读此方， 寻思妙理， 留意研究， 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 何者? 若不读五经， 不知有仁义之道; 不读三史， 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 则不能默而识之; 不读内经， 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 不读庄老， 不能任真体运， 则吉凶拘忌， 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 七耀天文， 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 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 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 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 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 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 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 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 因此， 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 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 非达到群书博览， 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 举凡历史上的名医， 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 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 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 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 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 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 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 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 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 就中医学界而言， 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 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 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 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 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 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 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 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 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 因此， 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 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 历史和逻辑均表明， 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 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 应当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 ，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 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 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 释

⑴ 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 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 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 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 不但ケ沉诵问铰呒墓媛桑ㄐ问郊安问降穆呒肼呒安呒男问绞峭骋坏模? 而且不可能从形式到逻辑进行不同文化形式的整合， 正如英语和汉语不可能实现在形式到逻辑的统一一样。人类文化的统一首先要求哲学的统一。笔者的研究表明， 人类的文化形式和哲学思维只有在完成时空的形式和方式的还原以后， 才有可能完成， 这是笔者的“时空统一论”哲学体系所力图完成的工作。

篇9

作为法学十四门专业基础课之一的法理学，在大学四年本科教育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从目前的课堂教学状况来看，老师难开展教学学生也不容易学懂。因此，在基本的讲授教学法不动摇的基础上，对于法理学教学模式的改变还应该正确运用案例教学法，适当通过诊所式教学来完成相应目标以及通过一种更加能符合实践教学模式的真实情景体验来达到法理学教学的最终目的。

一、目前的法理学教学状况

（一）法理学教学发展

我国的法理学教学大致经历了国家与收集整理法的一般理论层面，政策性向立法层次转变的法理学状况以及注重司法在法理学中的重要性改变。①从建国初期建立的一部分司法院校来看，法学教育中涉及到的法理学课程是以传统的前苏联教材为基础，以引进人才为重点的教学方式。这一时期的法理学教学是我国法学教育的一个开端，多与政治密切联系，具有一定的国家意志和阶级性。因此，称为是政治学研究范畴的国家与法的一般理论层面教学。以后，我国法理学教学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开始形成一种囊括了法的概念、法律文化与法律意识，法律思维逻辑、法的运行、法与其他范畴的关系等内容方式，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这一时期的法理学教育更注重对于整个社会法制建设的一种推动，法学教育更多的是为此服务。进入90年代后，法理学及整个法学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并形成定式的时期，西方法哲学的概念引入法理学中，并且注重对整个市场经济发展的引导作用，其次，在法律的移植过程中我们的法理学教育也注重与本土法律问题相结合的关键，追求最终的法律价值为基本的司法服务。基于此目标，我们也看到法律的职业化和精英化与我国司法考试的实施已成为法理学教学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二）法理学教学现状

作为地方本科院校，法理学课程作为学科基础课在大一和大二下学期来开设，分别从不同的侧重点来引导学生学习这门理论法学。在区分一般易懂的基本理论后，待学生在学习了一定的部门法知识以后再继续进行法理学课程的教学，这样有一个阶段性过渡，初级阶段是通过对基本法学专业知识、方法论和世界观的培养。这一部分，主要是要求学生对法理学的基本概念、方法和基本原理的掌握。第二个部分的教学放在较高的年级段开展，目的是在学生具有了一定的部门法基础知识之后，利用所学的基本知识及原理来锻炼一种法学逻辑思辨能力，学会能动地运用所学知识来分析、解决复杂的社会现象及纠纷问题。这一部分重点是突出思辨能力和实践性。

总体上看，目前我院的法理学教学已基本摆脱了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填鸭式”教学模式，注重对学生实际掌握知识的考核及其运用能力。为此，在教学中我们采用了案例教学法、辩论式教学法及情景嵌入式教学法来让学生更直接有效地掌握这门课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教学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本质上却还是无法改变法理学教学中的“两难”问题，我们进行了与学生的互动，也发挥了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但整体上对于这门课程传授的价值论和方法论的问题还需要更近一步的探讨与提高。学生在实施的这些教学改革方案中更多的还是处于一种被动地位，如何更有效地完成法理学市场导向性及知识导向性的教学理念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改变与完善。

二、法学教育中法理学教学的切实转变

作为一门实用之学，霍姆斯曾经说过：“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一直以来，法理学的教学不在于为学生提供相关的法律知识，而是在于为他们灌输一种基本的法治理念，传播法律的精神，培养职业法律思维以及理想的法律人格，使法科学生能够通过学习具备优良的法律头脑。这正是我们开设这门学科的目的，因此，作为法理学教学模式的转变不能只是单一改变常规教学法和举几个例子，讨论几次和让学生在课堂上发言就能完成的，应该更加切实、具体有层次的进行。②

（一）保持应有的课堂讲授

虽然在法理学的教学模式改革中我们强调对学生法律思维及实践经验的重点培养，但这些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实践经验的培养积累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功底来构建，所以，对于教师而言，担当着这个传授基本知识的重要角色。不能把课堂完全交给学生，任由学生盲目的自学，教师还必须把基本的课堂讲授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作为成文法的国家，只有掌握了法律中的基本概念、原则、原理和特征等基本要素之后才能形成一定的法律思维和实践操作的方法。而要达到这一状况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教师引导性的直接课堂讲授，所以在开展法理学教学模式转变和改革的过程中仍然要注重和保留最基本的课堂讲授。

当然，目前的本科法学教育具有一定的时代特点，我们在肯定基本的课堂讲授之时，要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方式，例如多媒体教学方式和其他。可以在一般的板书之上，采用多媒体教学的形式，将知识更直观更具体和系统地展现在学生面前。另外也可以通过对多媒体教学课件的制作来增加基础知识的内容以及趣味性，让学生发自内心地感受到学习法理学原理的趣味性，改变原来所认知的枯燥、乏味和难懂的状况。

（二）有效的辩论式教学

在教学模式的改革中提出有效的辩论式教学这一方法，是因为开展辩论式教学的法学本科院校也不少，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辩论式教学并不是教师课堂上随随便便抛出的一个问题，也不是学生流于形式地回答几句。辩论式教学，是教师通过预先的设计与组织，学生经过自己自主性地思考，并在老师的引导下就某一法理学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由学生之间及与教师之间进行交流，学生主动去寻求并找到解答的一种教学模式。在教学中我们应看到，辩论式教学是集合了课前准备、课堂教学和课后总结的一种教学方式和过程，任何流于形式的单一过程都不能成为有效的辩论式教学。因此，在具体的法理学教学实践中，辩论式教学应当定位在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的第一阶段互动，这主要由教师通过预先的设计来设置合理的问题，在以多种形式在课堂教学中及课下深入的探讨中完成，并由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也可以互相之间进行意见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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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终教师在这一环节扮演的角色也是不可忽视的，教师需要在学生所讨论的法理学基本原理中给予一个答案，这是衡量学生讨论和分析结果的一种标准。只有在这样的结果之中，学生才能发现自己的正确与否，从价值的判断来看这更有利于鼓励学生再次参与到这样的辩论式教学中来。

（三）真实场景体验下的案例教学

基于我院已采取的教学模式来看，案例教学是法理学教授和学习中必不可少的一项。作为一门研究法的一般规律的学科，研究对象的抽象性决定了教学过程中的抽象难点，这也是学生学习法理学最大的障碍。所以，在法理学教学中开展案例教学方式，从中引导和抽象出法的一般原理和法治理念。在此，要强调的是我们从来不缺少这样的实践案例教学方式，但我们的案例教学还没有达到一个近乎完美和有效的层面。因此，在法理学教学模式的改变中，我们应该通过一种变相的深刻的案例教学来完成学生对法理学知识的认知、掌握和运用。

具体来说，就是首先，适当的选用由国外所提出的诊所式教学来进行典型案例的角色扮演，让学生通过假设的情景来体验作为法理学教学案例中的当事人的各种不同地位及可以为的相关行为，并以此来体会知识的实际运用。其次，最为重要的一项是实践教学改革的第二阶段，即通过真实场景来完成深刻的案例教学体验。这一方式主要依托于我院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模拟法庭和我们的校外实习点麒麟区法院和检察院。当然真实场景的创设，目的还是要学生通过分析案例来掌握法律思维和基本原理，因此，在模拟法庭进行演练时要求教师提供学生的是真实案例。另外，通过参与真实的庭审现场和了解一般的司法程序也有助于学生从最基本的直观的事件入手来掌握书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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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 学习方法

中图分类号：G6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882（2012）10-076-01

人们常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可见学习方法的重要性，它对于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及素质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一、学生学习政治方法面面观

政治课是对中学生系统进行公民品德教育和常识教育的必修课程，是中学德育工作的主要途径。它对中学生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但是，目前思想政治课的教育教学效果还差强人意，许多因素影响了思想政治课教育功能的发挥。

相对于初中政治来说，高中政治更具有学科化的特点，每一年级都有两个模块，因此相对增加了一些难度。有人认为政治就是要多背，背得越熟分数越高，这一观点已为实践所否定。其实看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材，不难发现无论是经济生活、政治生活，还是文化生活、或是哲学生活，它们都有一个共性的东西在里面，即知识体系由宏观到微观，由一般到特殊。对于问题的处理也是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最后到解决问题。由此有必要谈谈有关高中思想政治课的学习方法。

二、学生应该树立怎样的方法观

随着新课程的深入和高考的改革，对高中生综合能力的考查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加强对自身能力的培养已成为现代教育教学改革的主流，培养自身能力的目的就在于我们要学会如何学习、如何运用知识，这对处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学生来说，无论是在学校课堂，还是将来走向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常规方法、重在落实

1、要处理好“死”与“活”的关系

（1）“死”指的是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一定要准确全面把握，要死掉——必须把课本上的每一条原理都记清楚，原理后面的阐述和举例也很重要。各个不同的例子是对应哪个原理的要分清楚，这在选择题中很可能会用得上。经济生活比较简单，只要把原理背熟，把分析题的基本思路记清楚就行。哲学需要多想，学哲学永远没有止境，往往越想就会有越多的体会，理解也会越透彻。当然对于高中生来说，最主要的还是要把原理分清，哪些是世界观，哪些是方法论，尤其不要混淆。可以看一些参考书，看看书上是怎样分析的，要从哪个角度下手，怎样表述。

（2）“活”指要能够联系实际，进行活学活用，这就要求我们要走出教材课堂的小圈子，尽一切可能的将所学原理和现实生活相联系，其实政治就在现实生活中，你不花钱吗？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就是经济，而且花钱这个活动中就涉及分配、消费、储蓄、保险、股票、第三产业等诸多经济的问题。我们时刻被文化包围着，所以关键还是要做个有心人，充满兴趣，主动地去感知文化，研究政治，而不是被动地去背。相信知识获得的同时，乐趣的获得也会成为一种必然。

2、学会读书。学政治的时候要学会读书，把厚书读薄。在读书的过程中掌握“不动笔墨不读书、不记忆不读书”两个基本原则，二者合而为一，具体体现在：勾画书本上。凡是勾了的就背，不勾的就不背，就这样把范围缩小，提高了学习效率。

根据教学经验和学习经验，政治有的内容要求准确记忆。对于一段需要背的文字可以根据意思分为几条，之后逐条掌握要点逐条记忆。但也有很多内容关键是记住要点，如作用、意义、客观必然性、途径这些知识点。这样，在理解完整内容，能够描述清楚的基础上，可以记每一点的角度；可以找中心词去记；或者将动词熟练记忆；或者将内容缩为最简句，用最精炼的话概括，减轻负担。政治的早读时间少，所以我让学生坚持课前一分钟朗读。

3、提高阅读速度。也许现在要求同学们“一目十行”实在太难了。但是我今天一行，明天二行……这样，就可以提高我们的阅读效率了，特别在今后的学习中，此能力会出现事半功倍的效果。

4、以习题巩固知识。对于练习中的选择题通过阅卷总结出问题相对集中的几个题，在课堂上学生分组讨论，找出错误所在，各抒已见。而主观题部分则采取共同分析的基础上，学生展示答案，让学生之间或自己评阅，从而找出症结所在，总结答题方法。

5、希望同学们要学会做笔记。不仅记板书，掌握知识结构的联系还要记老师口头上说的重要的话，尤其是规律性的东西，（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如汇率问题对进出口的影响）而且要留有余地，供今后补充，做到在学习中既动脑又动手。

（二）注重细节、夯实基础

首先要课前预习。“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学习亦是如此。如果课前做好预习，做好各种充分的准备，那么这节课听下来会感觉很轻松，效果也不错。反之如果不预习，上课前根本就不知道老师要讲什么，这节课听下来会听的很辛苦，稀里糊涂的效果很差！尤其是对那些有自尊心、有上进心的同学更是如此！

其次要有针对性的去听课。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每节课45分钟，每天七节课，每个人都不可能1分钟都不走神，每个人都不可能把老师讲课的内容如是准确的掌握下来！那么该怎么办呢？那就需要我们要有针对性的去听课，针对预习时看不懂的问题，最好是在预习时做好记录或直接从课本中标注出来。

再次是做好课下练习，达到弥补漏洞、深化理解和学以致用以及熟能生巧、提高做题时效的目的。

三、关注时事、联系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