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加强征信管理的建议十篇

对加强征信管理的建议篇1

税收风险管理是将风险管理理念引入日常征管工作中，通过风险识别、估测、评价等手段对纳税人不及时、不依法、不足额缴纳税款造成税款流失的风险进行确认，对确认的风险实施合理预估和有效控制，并采取积极措施对可能导致的后果进行挽回。税收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体现在：一是可以使征管行为更有效率。通过建立风险预警系统，对纳税人实施分级分类差别化管理；对暂未发现风险的纳税人不打扰，同时提供方便快捷的办税条件，增强纳税人认同感，对低风险纳税人予以提醒辅导，适度关注；对中高风险纳税人重点监管，红色预警，及时纠正；对不遵从的纳税人予以惩罚震慑，联合管制，强力打击。二是有利于降低税收成本。税收风险管理通过对信息收集、风险识别、等级排序、预警提示、任务推送、风险应对、结果预测等环节实施监控，可以降低税务机关的主观认知，防范执法过程中的风险，减少税收成本。

二、税务稽查以查促管，强化风险管理

（一）稽查在实践中取得的成效

1.注重驾驶培训机构辅导检查，促进基层所规范管理，强化风险管理。掌握基础数据、辅导企业自查、重点筛选检查，通过对企业报送的自查申报表与我们掌握的第三方信息进行比较核对，确定重点检查户。分析问题根源，统一征管政策，降低执法风险。通过对发现的问题认真进行梳理，对征管部门加强管理起到了有效的促进。

2.开展事业单位发票专项抽查，促进基层所加强管理。抽查发现某事业单位取得的交易服务费未全额申报增值税及其附加，片面的认为：通过“非税收入一般缴款收据”和直接缴纳财政专户的款项不存在营利行为，就可以不交税，而在日常管理中，也没有对事业单位的此类问题予以重点关注。对本案产生的原因及时进行分析，并提出征管建议：一是要对辖区内行政事业有收费项目的单位集中进行清理辅导，达到规范行政事业单位应纳税收费项目管理，切实防范此类执法风险的目的；二是要以此为鉴，集中税务干部加强税收政策的更新知识培训。

3.加强园区企业税务稽查，啃下“硬骨头”协助征管。针对难办案例，启动多项程序，规范步骤处置。面临经济下行大环境，小部分企业经营不散，没有效益可以没有增值税以及相应的附加，但是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却不是以企业经营好坏为前提的，对于一部分占地面积大的企业，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税款较大，常有拖欠习惯，税务所管理起来有难度，逐渐变成征管中的“硬骨头”。该局稽查局就税务所提交的几户企业征地后土地长期闲置或经营不正常而导致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征管难的企业进行了进户稽查。由于无法联系相关人员，通过到国土房管部门提取土地信息资料核定应补税款，经过重大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进行定性，在向该公司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无果的情况下，通过报纸公告送达了相关税务文书。最后，通过税收约谈，讲清税收法律和税收政策的严肃性，已将拖欠的税款解缴入库。加强管查沟通，理顺协作机制，发挥稽查最后屏障作用。

（二）如何更好地发挥稽查“以查促管”作用，防止税收风险

1.完善征管建议制度。稽查部门的征管建议尽管能就某案、某事进行规范，少数也能积极影响到行业的征管，但是在部门配合、建议内容、建议形式和要求、文书格式、反馈方式和时限，传递程序、限改期限等方面缺少详细的规定，深度广度还不够，离“查一个案件、震慑类似企业、规范一个行业”的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应进一步完善征管建议制度，针对征管部门平常不易发现的一些深层次的潜在问题，及时反馈并建议改进。

2.进一步健全征、管、查协调机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和完善“征、管、查”信息资料传递制度，进一步沟通案件查处情况和存在的税收问题、征管的改进建议和措施等，以便充分利用稽查成果，及时调整有关工作思路，研究加强管理的措施，确保稽查、管理的协调一致，形成工作合力。

3.加强查后的跟踪管理。要求征管单位对征管建议及时回送《征管建议回复书》，实行建议回访制，到税务所回访听意见，广泛征求一线征管人员对征管建议的办理情况及建议、意见，及时总结归纳出规律性、典型性的问题和解决方法，编写出《行业管理、检查指南》，增强稽查和管理的针对性、有效性。

三、税收风险管理的未来发展应采取的措施

（一）加强信息管理

1.提高获取信息的质量。要求纳税人在税务登记，变更环节准确、完整的填写相应的信息，并提供相应的资料。此外，税务登记环节应做好纳税人填写资料的审核，并准确、完整的录入税收征管系统。

2.扩大信息获取的渠道。税务部门应该加强于工商，国土等部门的沟通，及时获取相关信息，并导入到税收征管系统，对税务机关获取信息的做有效的补充。

3.加强税务系统内部信息的纵向比对和与相关部门信息的横向比对，设置预警指标，落实分析制度，为征管工作提供指导依据和技术支持，避免国家税收流失，降低执法风险。

（二）强化税收分析

一是采取有针对性的税源监控措施，如加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税源监管，合理地配置税收管理资源，提高税源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是税务机关应该对不同风险级别的企业，结合纳税信誉等级管理，通过制定企业管理办法、建立行业管理模型进行监控。做到层层落实管理责任、监控目标和监控措施，实施动态跟踪、重点核查、行业评估。

三是不断完善税收分析、纳税评估、税源监控和税务稽查互动机制，实现由排除风险点到治理风险面、控制风险源的转化，发挥税收风险管理的最大作用，实现对税源的长效管理。

（三）加强执法监督

对加强征信管理的建议篇2

近日，xx市xX局组织中层以上干部集中学习xx局长在全市xXXX工作会议上讲话精神，现将学习情况汇报如下：

一、认真学习、准确把握XXX局长在xx全市xXXX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在学习中，我局局长xX首先传达了x x局长在全市xXXX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总结了全系统在组织收入、提高征管水平、信息化建设和税收宣传等九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新突破。

其次，我局认真学习了会议提出了今年xx全市xX工作的总体要求，并就会议提出了实现“四个明显提高”的基本目标结合我局实际作了深入的讨论。

同时，我局着重学习贯彻xx局长就今年xX工作作的以科学发展观统领xX工作，认清形势，狠抓落实，确保完成今年的地方税收收入任务等九点指示。

学习中，大家认为xx的讲话总结很全面，很贴近实际，并对2005年的xX各项工作作了详细具体的布置，我们要以xx的讲话精神为指导，团结拼搏，努力工作，争取完成好今年的各项任务。

二、深入贯彻xx的讲话精神，结合实际，部署2005年我局各项工作

大家认为，2005年，我局要以xx的讲话精神为指导，结合实际，科学考量，统筹规划，部署好今年xX的各项工作。大家广泛深入讨论后，逐步形成了我局2005年的工作思路： “围绕一个中心，做到两个加强，实现三大提高”，即继续坚持以组织税收收入为中心，加强队伍建设和稽查工作，实现征管水平、信息化建设和基层建设水平进一步提高：

（一）围绕组织税收收入这个中心，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组织收入是我们税务机关的中心工作，我们xX的各项工作都必须围绕这个中心工作开展，无论社会如何发展，都必须坚持这个中心工作不动摇。目前，虽然区局和政府方面的任务尚未正式下达，但从xx市经济工作会议了解到，今年xx全市财政收入确定在12％以上。从当前形势看，制约、影响地方税收增收的不利因素较多，要完成今年上级下达的收入任务，将面临不少问题和困难，如政策性减收估计将达1000万元，经过多年大力清缴欠税，“清欠”空间已经非常有限，新办企业划归国税部门管理等。但也存在着一些有利条件：高速公路、洛湛铁路等重大工程相继开工，我市“百个项目”建设将继续进行，这些都有利于我们组织地方税收收入。总的来说，困难是有的，但我们要因势利导，乘势而上，把挑战转化为机遇，并配以合理、有力的措施，我们就能完满完成今年的税收任务。

（二）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二是继续深入开展“争先创优”活动。三是要以党的先进性教育为重点，强化“两权”监督，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在确保队伍不出问题的前提下，争取今年树立一两个党风廉政方面的典型。

（三）加强稽查工作，进一步规范税收秩序。要加大涉税违法案件查处力度，对某些管理基础薄弱、税收秩序比较混乱的区域，集中力量开展税收专项整治。继续与国税、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各项专项治理。加强案例分析和专项检查总结，查找管理漏洞，完善管理办法，以查促管。加大清缴欠税力度，建立健全欠税档案，认真执行欠税公告制度。

（四）加强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进一步提高征管质量和效率。去年，我们做了大量的征管基础工作，并已得到xx市局的肯定，但今年我们要在巩固原有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上做文章。

一是要强化税源管理，加大对重点税源、重点行业、主体税种的监管力度。完善重点税源台帐，加大建筑安装业、房地产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征管力度，重点抓好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落实税源管理的各项措施，切实解决“疏于管理，淡化责任”问题。

二是继续完善征管流程，进一步完善征管查三分离和完善税收管理员制度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各分局要继续实行征收组、资料管理组和税务管理（检查）组三分离的管理模式，按照征收组负责税款征收、发票管理及税务前台受理等；资料管理组负责资料收集、审核、录入、归档和档案管理；税务管理（检查）组在片区内既管户又管事，负责清理漏征漏管户及有关纳税资料收集、欠税催缴、法律文书送达、日常检查和交叉检查的原则进行分工负责，明确各类管理人员的岗位职责，确保责任到人，管理到户，并在实际操作中不断进行优化。同时健全征管资料档案管理，加强纳税人户籍管理。落实税务登记管理办法，清理漏征漏管户。

三是要完善考评机制。扩大考核范围，从目前仅对各职能股室和基层征收单位的集体考核拓宽到对个人的具体考核。新的岗责考核体系着重解决职责不清、奖罚不明等问题，以“定岗定责”为中心，具体考核到每一个干部职工。同时要提高执行规章制度的力度，增强岗位目标考评办法的刚性，严格按制度进行考评，奖优罚劣。四是加强小税种的征收管理。征管部门要加强对基层征收单位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等税种的征管业务指导，有针对性地制订小税种的管理办法，加强与交警、征稽等部门协作。五是要改进纳税服务，提高服务水平。加强纳税咨询辅导，实行公开办税，加强集中征收后的纳税服务工作，定期到边远乡镇开展领购发票、政策咨询和办理涉税事宜。

（五）加快税收信息化建设步伐，进一步提高我局信息化水平。继续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征管数据录入率，充分利用现有信息资源、提高应用系统运行质量，强化信息数据管理，提高信息应用水平。加强信息系统安全工作，确保系统安全运行。

（六）继续推进基层建设，进一步提高基层建设水平。我们要在去年加大基层建设力度的基础上，有计划、有重点地抓好基层建设工作。今年要在抓好基层硬件建设的同时，着重加强基层征收单位的班子建设，解决向心力不强、队伍涣散等问题，实现基层单位的集体战斗力和凝聚力的明显提高。

对加强征信管理的建议篇3

关键词：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情报交换；反避税；争端解决机制

一、税收征管合作机制的提出

自2013年主席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一带一路”倡议后，国内许多企业纷纷到沿线国家或地区进行对外投资和工程承包等活动，以此拉动经济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正一步步深入推进，税收不断在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加强国际贸易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19年4月18日第一届“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论坛在我国浙江乌镇召开，此论坛以“加强税收合作，改善营商环境”为主题，成立了“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加强税收的合作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跨境贸易和投资壁垒的消除、国际经济的进一步合作以及税收政策的深度沟通具有重要意义。“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是为了促进“一带一路”合作方的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以及经济增长而设立的非营利性官方合作机制，它是对现行多边税收合作机制和国际税收体系的有益补充。该机制以“一带一路”税收征管能力促进联盟和税收征管合作论坛为支柱，为积极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助力。

二、税收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性

自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有更多的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但是由于沿线国家的税收制度各有不同，在投资与经济往来的过程中免不了会产生税收方面的风险和争议，或者企业通过税收协定存在的漏洞进行国际避税，因此加强税收征管合作，通过税收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尤为重要。

（一）减少税收风险，提高区域合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其经济水平与税收制度有很大差异，各国在税收方面的法律体系也各不相同，并且在近年来BEPS（BaseErosionandProfitShifting，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落实下，许多国家也在进行税法改革，因此风险处理经验少的企业在投资时所面临的税收风险也相应增加，从而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损失，减少投资带来的经济收益。所以，沿线国家应增加税收政策交流，完善税收协定，加强税收征管合作，以规避税收风险，互利共赢。

（二）税收合作可避免恶性税收竞争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贸易往来时，税收制度的差异使生产要素趋于向条件更有利的国家流入，为此国家的税制改革容易引起税收的恶性竞争，破坏税收中性，使得税收负担扭曲。加强国家之间的税收征管合作，可以在税收问题有争议的时候根据提前达成的共识进行解决，抵制有害税收竞争。

（三）国际税收征管合作可以有效抵制国际避税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家进行贸易与投资必然会有企业通过国家间不同的税收制度或者税收协定的漏洞进行国际避税，从而侵蚀税基，这不利于国际税源的管理与监控，损害税收权益。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加强国际征管合作，及时交换税收情报，共享税收信息，进行征管互助，以打击国际避税。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收征管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单一情报交换无法满足征管需要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税收情报交换正在有序进行，情报交换数量也不断增加。尽管税收情报交换的质量不断提高，但是沿线国家尚未建立普遍的法律体系与机制，仍有部分国家没有签订税收情报交换条款，并且国家间的税收情报交换所需时间较长，不利于企业合法权益得到保护。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对外投资的增加，税收情报交换需求也在增加，目前国际上专业的税收情报交换平台较少，专业人才不足，对于税务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操作不流畅，不利于涉税信息共享，无法满足高要求的征管需要。1.情报内容单一。目前，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于情报交换主要是实施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规定方面，这使得涉及的相关税种、情报的类型、范围都比较单一。近年来，沿线国家的税收情报交换涉及的税种不断增加，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关税、社会保险费用等。但是我国仍以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为主，情报内容主要以企业的境内外的涉税信息为主，较为单一化。2.情报交换形式单一。《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工作规程》规定税收情报交换的形式有专项情报交换、自动情报交换、自发情报交换、行业范围情报交换、同期税务检查和授权代表访问等。然而，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税收情报交换基本上都是专项情报交换，其他形式很少涉及。但是专项税收情报交换需要配备更高水平的征管能力。就目前沿线国家的情况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税收情报交换经验不足，配备更高效率的征管挑战也很大，而自动情报交换所需要的交换成本较低，频率也比较低，对征管水平的要求也更容易达到，但是我国与沿线国家对自动情报交换的使用极少。

（二）税收服务质量有待提高

1.税收服务水平有待提高。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贸易和对外投资不断增加，“走出去”和“引进来”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加，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专门的税收服务机构可以为企业的对外贸易和跨境投资提供专门的资金支持与信息服务。税收服务水平跟不上经济的快速发展则会导致不同部门之间缺乏信息交流，降低业务效率。同时，各个国家目前都处于缺乏税收专业人才的状况，缺乏专业业务能力强的对口税收服务人才，这将难以对跨国投资的企业提供专业帮助。2.税源管理难度较大。由于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众多，进行跨境投资与国际贸易的企业更多，以目前的税收服务状况对于这些企业还做不到专业的分类、录入全面的信息与档案，查找也不方便，更不利于掌握企业跨境投资的具体情况。从我国的层面看，对于沿线国家的独立税源我国缺少具有针对性的预测制度，导致税源信息出现“被动接受”局面。另外，税务机关在进行对外投资监控时缺乏法律支撑，这不利于税源的管理，损害了税收权益。

（三）避税信息不完善、不对称

“一带一路”建设合作的国家众多，各国税务部门对于反避税的措施实施情况各不相同，对于跨过纳税人的经营情况、投资信息了解的程度各不相同。而国际反避税的合作需要沿线各国税务部门全面协助，提供跨境企业的全面纳税信息。但是，目前国际上还没有这方面的相关法律，加之各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不同、对于信息的垄断程度也不同，使得跨国企业进行避税活动有充分的探寻空间，比如各国税法的漏洞、沿线各国税收制度的差异等。

（四）当前国际税收争端解决机制具有局限性

目前，我国与沿线国家采用的国际争端解决方法主要有相互协商程序（MAP），这是一种传统的国际争端解决方式。相互协商程序以自愿平等为前提，通过相互协商程序解决国际税收争议能在最大程度上尊重国家税收主权，协商结果也能够得到当事国的认可和执行，正因为如此，相互协商程序明显具有“软解决”的性质，在面对重大税收争端问题时，相互协商程序往往不能有效地解决争端。1.相互协商程序效率较低。相互协商程序被各国广泛接受为解决国际税收争端方式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各国在该程序中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对于税收争议何时解决、如何解决均由各国自主决定，这也造成了通过该种程序解决税收争端问题所需时间的不确定性，各国为保护税收主权，往往趋利避害，愈重大的税收争议在当事国之间往往愈难以形成各方一致的结果。“一带一路”税收争端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沿线国家的税收制度差异较大，如国家之间对居民定义、来源地规则、税种类别、税基范围和税率高低、纳税年度等概念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单纯依靠仅有争议当事国参与的相互协商程序，意味着当事国需要自主地就某些重要的传统税收理念进行转变或让步，但这一转变或让步在短期内并不容易实现。2.相互协商程序对纳税人利益保护不足。相互协商程序的主体只能是国家，纳税人虽可以通过向其居民国或国民国申请启动程序，但作为最直接的利害关系人，纳税人不但不能直接启动相互协商程序，也不能直接就争议问题与国家协商，多数国家在双边税收协定的相互协商程序条款中，也没有赋予纳税人查阅相关案件材料和旁听协商程序的权利，纳税人在程序中的参与度不足导致了相互协商程序的透明度和公开性较低。

四、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收征管合作的建议

（一）推进与沿线国家的税收情报交换工作

我国与沿线国家应在现有税收情报交换情况的基础上积极作出改进，完善税收情报交换系统，进一步夯实信息系统，丰富税收情报交换的内容及形式，提高税务人员专业素质，建立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平台。1.夯实情报交换基础。首先，我们应在信息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加强各国政府间合作，统一标准建立信息共同体，使沿线国家的税收信息系统水平整体提高。在信息化的基础上，提高情报交换效率。其次，借鉴发达国家的征税实践经验，在提高信息化水平的基础上提高税收征管能力，把信息化程度、征管水平、税收情报交换方式与沿线国家基本国情相结合，扩宽情报交换涉及的税种，除个人、企业所得税以外增加增值税、消费税、机动车使用税等，多使用自动情报交换方式，使税收情报交换多元化，促进税收情报交换的进一步发展。2.创建专项税收情报交换平台。随着2019年国际税收征管合作机制的提出，在“一带一路”倡议税收合作的大背景下，我国可以联合“亚洲税收管理与研究组织”“亚洲税收论坛”以及“亚洲—大洋洲税务师协会”等平台，建立一个综合性强的专项平台，定期开展征管合作理论研讨会，及时沟通交流、反馈情报交换信息，落实多边税收协定的签署。另外，沿线国家应该建立独立的税收情报交换领导小组，与其他税务部门、海关及其他机构加强合作，实现信息共享、情报交换、互联互通，提高情报交换效率，形成完善的税收情报交换体制。

（二）提高国际税收服务水平

1.建立税务人才合作培养机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给走出去企业带来的巨大契机，国家与企业应培养更多的知晓国际税收与精通小语种的专业型人才，加强对相关税务人员的培训，更多地引进新型全能人才。同时，可以建立贸易区工作岗位与人才对接制度，实现人才岗位一对一供需均衡。其次，优化人员考评机制。各国都应该积极建立稽查与员工考核评级机制，结合业务特点分批分类地管理与审查，促使税务人员主动学习新知识，了解最新税收政策变化，提高业务水平。2.加强税源管理专项平台建设与税源管理力度。首先，应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源管理的法律体系建设，为国际贸易与对外投资规范运行做好后续保障，明确对企业涉税项目进行归类，对资料申报流程、内容等进行详细列明，通过法律的强制性与规范性减少企业的违规行为。其次，沿线国家应深度合作建立专项税源档案库，将税务机构与金融机构、保险机构、银行等的资料信息分类整合，从而把纳税人税号与境外经营情况、税务项目、适用法律法规以及享受的税收优惠相联系，进而对税源进行跟踪，防止流失。同时，构建纳税评估机制，明确评估内容及标准，对税源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管理。最后，利用数字经济时代的大数据优势建立一个可以精准预测税源的分析体系，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收征管的预测能力，使税源信息的局面由被动变主动。

（三）加强国际反避税合作

首先，在加强国际税收情报交换的基础上，同时加强反避税条款建设，为反避税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可以在条例上列举经典案例以供参考，明确事前、事后义务，增加纳税人权益保护条款，为我国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保障，维护我国税收管辖权，提高我国税收的国际竞争力。其次，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反避税的成功经验，强化税务部门的优先处置权，政府有权处置不正当税务行为。在纳税人避税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如果纳税人不配合，当事国税务部门就有权按照市场正常尺度自行决定该笔交易价格并调整利润，该种调整不受其他当事国的举证责任约束。再次，强化我国的税务执法力度，完善税务司法监管机制，提高政府部门的重视程度，建立一支专业业务能力强、法律知识熟练的队伍，提高稽查人员比重。而且，为了保证税务机关执法的公平公正，我国还需要加强司法解释对税务机关行政执法的监督作用。

对加强征信管理的建议篇4

【关键词】《征信业管理条例》 基层央行 征信监管 商业银行

《征信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正式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征信业发展走上法制轨道。《条例》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及其派出机构对征信业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运行机构的监管职责，同时也对基层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从湖南省贯彻落实《条例》的实践出发，总结成效，分析问题，并提出了《条例》实施后加强商业银行征信监管的建议。

一、贯彻落实《条例》的主要做法和成效

（一）深入开展《条例》专项宣传，增强社会公众信用意识

2013年3月15日至6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立足湖南实际，组织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形成了地方政府大力支持、金融机构全面参与、新闻媒体跟踪报道的多方联动的宣传态势，营造了“学《条例》、讲诚信、守信用”的良好氛围。辖内各级人民银行牵头组织宣传队深入社区、村镇、企业、学校上门宣传，在广场、商圈、车站等人流密集区设置宣传展板和咨询台，并联合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媒体全面普及征信法规宣传；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不仅在营业网点悬挂横幅、张贴海报、播放电子标语、发放折页，还通过在单位网站信息、发送短信等方式，向客户宣传征信知识。据不完全统计，活动期间，全省累计举办宣传活动1000余次，张贴标语、海报12万余份，发放折页30万余份，媒体报道300余次，宣传受众近200万人次，有效提升了社会公众对《条例》的理解和认同。

（二）层层组织《条例》学习培训，提升征信从业人员业务水平

一是邀请征信管理局专家为全省征信从业人员及高校师生讲授《条例》培训第一课，7000余人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系统参加学习，为后续培训的开展打下坚实基础。二是抽调人民银行征信业务骨干组成再培训队伍，在连续两个月时间内，对全省48家接入机构以及有关政府部门、部分小贷和担保公司、高校师生、企业人员进行培训，并部署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系统内再培训，累计举办培训362场次，参训人员达2万余人次，覆盖全省所有征信从业人员；三是在“6.14”信用记录关爱日，举办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条例》知识竞赛，以自问自答、限时计分的形式，全面检验29家机构征信从业人员对《条例》的掌握程度，并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系统在全省同步展示，观众近2万人，取得了以赛代训，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三）全面开展《条例》贯彻自查，指导金融机构逐项落实到位

根据人民银行总行统一部署，2013年7月至10月，长沙中支组织指导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运行机构对本单位征信业务及相关活动进行了全面自查。自查内容包括个人信息采集、信息提供、信息查询、信息使用、取得同意方式、异议处理和内控制度7个方面，主要发现个人信息采集书面同意、提供个人不良信息事先告知、格式合同条款的提示和说明、内部征信管理制度等4方面存在不符合《条例》规定的问题。同时，督促各单位认真制定整改方案，完善内控制度、梳理业务流程和改造系统，逐项落实《条例》及相关征信制度要求，目前除不良信息告知外，各项问题均已整改到位。

二、《条例》落实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分析

2013年4季度，在各接入机构对《条例》进行全面自查的基础上，长沙中支组织在全省范围开展了以商业银行为主要对象的专项执法检查，促进了征信相关业务的规范运行，与此同时，检查也反映出基层央行履行征信监管职责时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

（一）商业银行征信业务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条例》实施后，商业银行对征信管理的认识普遍有所增强，但仍存在“重应用，轻管理”的现象。一是征信管理制度不完善。部分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尚未建立贷后管理查询内部授权制度和查询管理程序，也未在系统用户变动后及时向征信管理部门报备。二是系统用户管理不规范。一些基层网点业务量大、人员调动频繁，存在管理员用户、查询用户兼任和多人使用同一查询用户的现象；有的查询用户虽已调离征信岗位，但未及时停用。三是查询流程不严密。主要表现授权日期在查询日期之后，贷后管理查询无内部审批授权，查询原因与实际业务不符等。四是违规查询个人信用报告。例如，无授权查询借款人配偶或企业法人、出资人的个人信用报告，查询授权书要素填写不全，一次授权多次查询等。五是存在向持无效贷款卡企业放款和自然人做担保未办理贷款卡等问题。

（二）基层央行征信监管面临的主要问题

1.征信法规体系不完善。《条例》对于征信监管的相关规定比较原则，现实工作中的操作性还有待加强。同时，《条例》相关配套制度还不完备，而现有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和《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管理办法（试行）》的部分内容已难以适应当前征信监管需求，如对规范查询授权的理解、查询原因错误的违规认定均界限模糊，操作难度较大，企业征信系统数据质量监管制度内容没有细化，难以进行有效管理。

2.征信监管手段有待改进。此次检查历时2个多月，全省共计组织71个检查组，对12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的114家分支机构进行了现场检查，但受检查人员、时间、工作安排等条件影响，检查覆盖面仍较为有限，难以实现对征信相关业务的动态化管理。特别是因缺乏非现场监管和数据分析的手段，基层央行无法直接提取商业银行数据统计、查询明细等情况，只能依赖日常办理征信业务的统计数据和运用Excel等软件进行简单批量对比，难以针对性地开展数据核查和校对，影响了监管效率。

3.征信监管队伍建设有待加强。一方面，基层央行征信人员配置不足，当前市州中支尚无对应的征信部门编制，平均征信人员不超过3人，同时还需兼任信用体系建设、评级管理、征信宣传、金融稳定等工作，县支行业务股更是对口金融稳定、调查统计等多个部门，在人员紧张的情况下，缺乏时间和精力开展针对性征信监管。另一方面，实施高效、严谨的征信监管对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有较高要求，需要熟练掌握征信、法律、会计、计算机等业务知识，而目前基层央行征信队伍的人员结构和教育背景较为复杂，普遍缺乏针对性的专业技能教育培训，执法水平有待提升。

三、《条例》实施后加强商业银行征信监管的建议

（一）加快完善征信监管法律法规

一是对照《条例》的相关要求，完善现有征信规章制度，研究制定《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使其适应企业征信系统规范运行的需要，修订和完善现有《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对信用信息采集、查询使用、异议处理、安全管理及违规处罚做出明确规定，提高基层央行征信监管的规范化和程序化水平。二是尽快出台《条例》的相关配套制度，如数据核查与监测、异议处理、侵权责任追究等制度和措施，加强基层人民银行对数据质量和信息保护的检查监管力度。

（二）创新、优化征信监管手段和方法

一是建立征信业务情况定期报告制度，要求商业银行对影响征信工作的重大事项，如业务系统升级、制度变化、安全管理等进行报备，及时掌握其征信相关业务运行情况，加强业务指导和管理。二是优化非现场监管手段，研发征信监管信息子系统，向基层人民银行适当下放辖内异常查询监测、数据实时批量比对等权限，提升其非现场监管能力。三是实施有效重点监管，将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督相结合，根据非现场监测中发现的征信制度执行不严、业务不规范情况，确定重点检查的对象和业务范围，提升征信检查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加强征信监管队伍建设

一是加强征信人员综合业务培训，培育一批既熟练掌握征信业务操作流程，又熟悉行政执法流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复合型征信专业人才，切实提升征信执法水平。二是建立和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搭建人才交流平台，通过交叉检查、联合调研、人员交流等方式，促进征信队伍中各类人才的合理、有效利用，为征信人才成长提供制度保障。三是加强征信人员的廉政教育和法制教育，打造一支“团结进取、素质过硬、风清气正”的征信监管队伍，树立人民银行征信人员的良好形象。

参考文献

[1]王煜.全面提高征信管理与服务水平[J].中国金融，2013，（6）：42-44.

[2]魏大鹏.《征信业管理条例》视角下基层央行有效监管问题探讨[J].征信，2013，（11）：50-52.

对加强征信管理的建议篇5

一、我市征管面临的难题

(一)征管考核内容过于繁杂，实践工作中很难执行到位。目前，根据总局征管质量考核办法，对基层征管实施“七率”考核，多年的实践表明，这种考核办法尚有待完善。一方面，“七率”中的税务登记率、申报率存在着计算依据不准、考核与实际脱节等问题；另一方面，按季考核工作量大，采用普查方法必然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力，得不偿失，采用抽查方法必然导致结果有失真实，效果不佳，因此在征管信息尚未完全电子化的情况下，按季考核难以实现。

(二)征收力量配置难以平衡。目前从总体上说，我市征管力量相对不足，相对而言，机关人员偏多，一线征管人员不足；城区征管人员偏多，农村征管人员偏少。就税收收入而论，城区重点税源征管力量少但效率高，农村农村零散税源征管人员多但效率低。在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征管模式没有完全到位、征管力量普遍反映紧缺的情况下，既要保证重点税源的征管监控力度，又不能放弃对零散税源的管理主权，因而征收力量配备很难平衡。

(三)征管责任追究难以到位。一方面，大部分地方政府财政以支定收，对税收计划的行政干预造成了税收任务连年高居不下，偏离了经济税收的航道，征管责任不合理导致难以追究；另一方面，个别税干在地方政府的强烈要求下违反发票管理、转引买卖税款，有税不收或者收过头税，导致征管责任难以追究。

(四)征管机构设置不尽合理。一方面，两级稽查的同时并存，既与国家税务总局“不许重复多头检查”

的规定相违背，又削弱了稽查队伍的力度，影响税收执法刚性，而且存在城市分局检查科室与稽查局“争权夺利”的现象，加剧双方的矛盾和磨擦；另一方面，在城市分局的内设机构不合理，造成了管理权限的分散和管理责任的淡化，主要表现在办税服务大厅行使了部分管理权限，在信息沟通渠道不畅的情况下，与管理科所工作脱节。

二、我市加强征管应对措施

(一)强化了征管基础工作。我市从规范管理入手，首先是健全了征管制度，抓好了征管基础建设。对内重点健全了岗位责任制度，特别是认真落实征管责任追究制度。对外按照新《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要求研究完善了登记制度、申报管理制度、分类管理制度、违规处理制度和征管操作程序。二是确定了科学的管理方式，按照“分工、协作、高效”的原则来对所有人员进行合理分工。三是规范执法行为，提高各项税收业务的透明度，并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二)采取了多种措施规范发票管理。一是建立了严格的发票管理制度。二是把好了发票的发售关、审核关、检查关。三是严格了内部责任追究，对不按规定发售，开具发票的责任人严厉追究。四是对发票违法行为进行严格处罚，坚持内外一事同罚的原则。特别是从严打击了制售假发票的违法犯罪行为，同时还严格查禁了各单位接收报销非正式发票。

(三)理顺了征管与稽查的关系，强化税务稽查。新的征管模式是以查促管，进而提高征管质量。一是抓计划。以稽查计划明确了稽查部门的查户任务，确定了检查面，并设立了稽查积分制度进行考核。二是采取了有力措施和手段，提高查处税款和滞纳金入库率。三是抓处罚。加大了税务违法案件的处罚力度，避免以补代罚，提高了稽查部门威信。

(四)高度重视和加强了征管信息化建设。一是加强了对信息化建设的领导，加大对信息化建设的投入。二是坚持了信息化建设的统一规划和统一管理。建立了全市税务机关的广域网。三是既注重税收信息技术的开放性和技术的先进性，又考虑税收征管和行政管理对信息技术的需求。兼顾本地区信息化现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现有设备资源和信息资源。四是组织了计算机人员方面的培训，同时选派专业人员到学校深造，每个基层单位至少配备了1-2名专业技术人才，确保计算机网络系统能够正常的运转。

(五)切实解决了基层征管中的难点。一是加强了税法宣传，提高全民纳税意识。二是建立健全了代扣管理制度，明确了代扣代缴义务人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组织了代扣代缴义务人进行培训。三是强化了征收管理，完善征管办法，搜索新的征管办法。四是依靠当地党政领导，充分发挥和运用了社会力量协税、护税，改善地方税收征收管理环境，全面促进地方税收工作快速发展。

三、征管改革建议

(一)建议规范机构及名称

建议将征收分局的名称统一变更为税务所。根据新征管法的规定，税务机关是指各级税务局、税务分局、税务所和按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只有以上税务机关（包括稽查局）才具备税收执法主体资格，行使税收执法主体的职能。农村征收分局作为县级地税机关下设的征收机构，虽然经过省局的批准设立，征管范围比以前的税务所要大，也能行使税收执法主体的职能，但并非《征管法》所列示的税务机关，因此不能作为一级执法机构对外承担执法主体的职能，一旦与纳税人发生税务行政复议或诉讼，我们将得不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如果变更名称后，将使得执法行为更加规范、合理。

(二)建议优化机构设置

就我市现状而言，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存在着征管机构数量过多，设置方式纵横交错，内设机构不规范的局面。内设外勤机构科、所并存，分局的结算与稽查的检查同时并存，农村征收分局数量过多，直接导致税收固定成本过高。 【1】

建议将城市分局定位为一级管理机构。城市分局与县以下的征收分局性质不同，它对应城市的区级政府，是县区一级政府的法定职能部门，承担县局机构同样的职责，因而不应作为市局派出的征收机构，只能作为一级管理机构存在。

建议调整农村税务所（征收分局）设置，取消驻乡专管员制度，实行集中巡回征收。驻乡专管员模式已经实行几十年，但在农村税干人手不足、税源零星分散、交通发达，信息畅通的情况下，显露出诸多的弊端，越来越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税收工作的要求。单人驻乡，势孤力薄，难以执法，难以考核，而且造成城区重点税源征管力量不足。新的《征管法》实施后，对税务机关执法提出了更高要求，送达税务文书、税务检查、行政处罚等都要求有两名以上税务人员实施，从法律上否定了单人驻乡的旧模式。解决办法：一是适当合并税源少的征收分局，改设成大的税务所；二是取消驻乡专管员制度；三、设立巡回征收组，每个组配备2-3人，由中心税务所管理。

对加强征信管理的建议篇6

关键词：诚信；征税；制度

作者简介：戴伟(1973－)，男，四川内江人，经济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制度经济学、公共政策与公共

管理的研究。付燕(1978－)，女，贵州贵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硕士。

中图分类号：F014.4；F810.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0)02－0009－04　收稿日期：2010－02－18

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作为征税人，是代表国家行使征税权的具体实施者，根据征税人是否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行使职权，可将征税人行为划分为：诚信征税和非诚信征税。我们认为：诚信征税包含以下两层含义：一是指征税人在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税收征管体制的约束下，在法定授权范围内按照法定程序行使税收征收、管理和检查权，做到依法征税。二是指社会对征税人在伦理道德方面的约束，要求征税人廉洁奉公，勤奋工作，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不贪赃枉法，不。第一层含义主要体现的是政策和法律等正式约束下的诚信，一旦失信就要承担行政和法律责任。第二层含义主要体现的是伦理道德非正式约束下的诚信，主要依靠征税人的自律和社会舆论的监督。

一、征税行为中诚信缺失的表现

在现实中，征税行为的诚信缺失主要表现为：税务人员贪污受贿、违法乱纪，导致国家税收流失；税务人员滥用税收优惠政策，擅自减免税；税款征税过于随意；退税政策执行不到位；执法程序不公正；地方政府干预税收等等。

现实中，非诚信征税行为还不止于此，具体类型见下表：

二、非诚信征税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一般而言，对“制度”解释大致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另一解释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这说明了制度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规范、习惯，它常常是指有组织的、一整套的社会规范系列和体系(朱琴芬，2006)。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们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制度下，其活动总是受到一定的制度所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的约束。制度安排能够对人形成约束和激励。从而影响人的选择行动。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可从三个层次来理解：一是制度的涵义。诺斯(1995)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流行为的框架；这个框架通过提供激励来约束这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个人的行为特征。

二是制度的构成，新制度学派认为制度由正式规则(成文法、普通法、规章)、非正式规则(习俗、行为准则和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以及两者的执行特征组成，从约束力来看，非正式规则的约束力是一种软约束，而正式规则对人们的约束具有强制性。从可移植性来看，一些正式制度尤其是具有国际惯例性质的正式制度可以通过学习、借鉴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但非正式制度由于内在于传统和历史积淀之中，其可移植性不高。我们将与税收相关的税收文化、习惯、观念等归入非正式规则，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办法等归人正式规则。

三是制度的实施机制。制度的实施是制度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制度的实施在多数情况下由第三方来进行，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第三方的实施主体一般都是国家。因此，在新制度学派看来，衡量一个国家制度是否有效，除了看这个国家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是否完善以外，更主要看这个国家制度实施机制是否健全，离开实施机制，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规则就形同虚设。“有法不依”比“无法可依”更坏(朱琴芬，2006)。历史上“人治”为主的国家，不是没有制订法律，而是没有建立起与法律制度配套的实施机制。

三、建立健全税收制度――实施正式规则约束

(一)建立科学的税收绩效目标

由于公共部门的绩效测量存在固有的困难(因为它试图详细说明模糊的问题)，一些以经验为基础的测量方法，由于把注意力放在可量化的事情上，会使所做的事情发生扭曲。税收绩效目标体系中的“收人中心论”由于其错误的激励导向，已经成为导致税收执法不规范的根源。因此，修正和优化税收绩效目标，消除收入英雄论调，在一定程度上是根治征税不诚信的重要途径。

解决当前税收绩效目标错位的问题，首先要把促进纳税人依法纳税和征税人依法征税作为税收绩效优化的目标，明确税收绩效目标在于实现依法治税，而不应把完成税收任务作为考核税收质量的唯一指标。作为配套措施，应改进税收计划的编制方法，建立各地税收能力评估制度，科学地确定各地的税收能力，把对税收工作的考核重点放在是否依法实施税收征管，是否做到依法征收，应收尽收和是否有效地促使纳税人依法纳税方面。

其次，完善征税人的绩效考核体系，逐步以税收征管质量综合考评取代现行的税收收入指标考核。一是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税收绩效考核机制，从对税收计划指标考核为主体转移到对征管质量和效率的考核，引入征管、稽查等一列系质量指针，运用征管质量标准来考核税收政策的执行情况，从机制上源头上实行规范化、制度化管理。二是引入更多的非涉税考核内容，如纳税人满意度、政府部门满意度等，使得对征税人的绩效考核更为全面和客观，促使征税人规范执法，诚信征税。

(二)优化税收制度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所谓税制优化就是通过改革使现行税制逐步逼近于最优税制，而最优税制可被视为在信息和行政管理能力的约束条件下，能产生最大社会(经济)福利的税制(王雍君，1995)。

好的税制必须是可行的税制，而税制的可行性又受到可获信息和税收管理能力的制约，二者构成税制优化的基本约束。由于信息和管理能力的限制，税收制度不能过于复杂。从税收征管角度看，税基的性质，税种的数量，税率的个数和形式，纳税人的分类等等，都是直接造成税制复杂的原因。制度本身包含的区别对待特征越少，管理方面也就越具有可行性，所受到的信息可获性方面的限制程度越低，越易于监督，反之则越难。因此从总体上讲，税制的设计应力求简化、具体和严密。其次，应尽量减少税收优惠政策。政策性扭曲是由不适当的政策干预造成的。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大量的税收优惠政策，尽管能抵消税制中某些不利影响，但也导致纳税人为获取尽早退税或提高税收减免的幅度对征税人进行游说和寻租；同时也为征税人利用权力设租提供了条件。加大了税收监控的难度。因此，应适时清理不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将税收优惠的数量尽量控制在较小范围。停止使用

这种不规范、透明度低，与市场经济和国际惯例不相适应的减免优惠形式。

(三)完善税收法律体系

在市场经济下，健全的法律体系既是诚实守信的前提和基础，又为诚实守信的确立提供了基本保障。税收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法律保障。当前我国的税收法律体系建设相对薄弱，税收法律级次不高。法律少、法规多、规章更多。这种以行政立法为主导的税收立法体制，由于缺乏多方的民主博弈，易于使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税法的权威性，增加了执法的随意性。因此，在完善税收法律体系的过程中，应把以行政立法为主导的立法体制改为以人大立法为主导的人大立法体制，同时提高税法的立法位阶，建立一个以宪法保障为基准，以实体税法为主干，以各单行税法的具体实施条例为枝干的税收法律体系，为依法诚信征税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这包括充实宪法中关于税收方面的条款、尽快制定税收基本法、弥补所缺少的诸如纳税人权利保护法、税务违章处罚法、税务执法权限保障法、税务行政复议与诉讼法、发票管理法等税收配套法规等等。

(四)建立健全执法监督机制

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建立一套监督制度来保证权力的不被滥用就成为了问题的关键。征税人手中拥有国家赋予的行政权力，对征税人的信用监督，就是要对税收执法权的运行全过程进行监控，确保税收征管权力运行到哪里，对权力的制约和监控就延伸到哪里。这些监督包括：

1.加强政府审计监督，通过政府审计监督来及时发现和纠正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推进依法治税，强化税收征管有着积极的作用。

2.加强检察监督。检察监督权以国家强制力为保证。在行使上、效果上具有现实可行性。因此，加强检察监督，在检察院内部设立专门的涉税检察部门，专门负责涉税刑事案件的审查与，加大对税收执法的监督力度，有利于维护税收法律秩序。这也是2005年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中重点建议的监督机制。

3.加强内部监督。一是强化各业务部门和执法环节之间的相互监督制约。二是针对税收执法工作中容易发生渎职侵权、违规违法行为的重点环节，加强执法监督和内部监察。三是完善税收执法责任制，依法确定执法主体资格、明确执法责任、规范执法程序、考核执法质量、追究执法过错责任的执法监督机制。

4.完善社会监督制度。社会监督虽不具有强制性的法律后果，但能在很大程度上引起国家机关及其有关监督机关、司法机关的关注，从而导致强制性法律后果。建立和完善税收执法的社会监督制度，一是建立纳税人监督制度，由纳税人对征税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质量进行评估并予以公布。二是建立行业监督制度，规范和强化社会审计、认证、评估等行业协会对征税人执法水平的评估和监督，及时发现、纠正和防止、减少“扭曲”、腐败等行为，维护税务机关作为政府公共部门在社会公众中的信任度。

四、优化税收征管体系―完善制度实施机制

税收征收管理是税务机关依据国家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按照统一的标准，通过一定的程序，对纳税人应纳税额征收入库的一种行政活动，是征收、监督、管理、检查、处罚、复议诉讼等各个环节全过程的总称。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来看，税收征管属于实施机制的范畴(刘大平，2005)。税收征管体系作为一种实施机制，目的是保证税收制度能有效运行。

(一)优化税收征管流程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具有提供公正的功能。制度提供的公正包括实质公正和形式公正。实质公正是指制度本身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是公正的，即内容公正；形式公正是指制度所规定的处理纠纷的程序是合理的，即程序公正(朱琴芬，2006)。

税收征管是以流程为导向的执法过程，征税人履行执法程序的过程也就是行使执法权力的过程，从这层意义上说，税收征管体系的优化也就是税收征管流程的优化。优化征管流程，一是实施税务程序控制。利用流程控制的方法，使税务执法达到程序化、规范化和标准化。达到用程序约束权力，用程序的公正保证权力行使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的目的。二是实施税收征管业务重组。通过业务重组，打破部门、层级之间税收征管的程序“壁垒”，简化环节，优化组合，寻求最短的路径、最少的环节和最优的方案，建立起信息流畅、目标清晰，责任明确的征管流程。当前，税务部门纷纷推行的CTAIS系统(中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就是运用计算机管理实施程序控制，优化税收征管流程的一个有益实践。

(二)加强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

网络时代的到来，拓宽了获取信息的渠道，降低了获取信息资源的成本，大大削弱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为实施有效监督提供了手段和载体。加快税收信息化建设进程，逐步建设一个功能齐全、协调高效、信息共享、监控严密、安全稳定的税务管理信息系统，是实现诚信征税的一条有效途径。

随着金税工程的不断推进，税收征管信息系统、税收执法信息考核软件等在税务部门的广泛运用。利用现有信息化系统的信息资源，依托计算机网络实现对税收执法的自动监控和考核，有利于减弱或消除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监督方式由“人管人”向“机器管人”、“制度管人”转变，有效约束征税人行为。一是在税务系统内部建立上下贯通的业务网，消除部门与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加强执法权力间的相互制约和监控；二是在税务部门与政府及有关部门之间建立信息沟通的协作网，消除征税人与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接受政府监督；三是在业务网、协作网的基础上建立面向纳税人和社会公众的政务公开网，消除纳税人与征税人的信息不对称，接受纳税人的监督。

五、建立税收诚信文化―实施非正式规则约束

非正式规则，对于良好经济运行来说是必要的条件之一。制度的演变往往是从边际变化开始，通过非正式约束的演变，逐渐达到某个发生质变的“度”，然后对正式的规则变化产生。边际的演变就是对习惯的演化，文化作为一个主角在演变中发生作用(汪丁丁，2004)。因此，在加强正式规则约束，建立完善制度实施机制的同时，不能忽略非正式规则约束。

(一)树立诚信征税观

所谓征税观念，就是税务人员对税收征收管理活动的主观映象。它所反映的内容是税收征管活动。它的主体是指导组织税收征管的各级税务机关和直接从事税收征管的税务人员。征税观念是税务人员根据自己或他人的税收征管活动，在头脑中经过加工而逐渐形成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对人的活动起着直接支配作用(朱观烈，1994)。在近年来的税收征管改革，一些新的征管方法和措施在实际工作中难以发挥作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到旧征税观念的干扰。转变以“收入论”为中心的旧征税观念，树立以依法征税，公平课税，公开办税为内容的诚信征税观，是保证各项税收政策得以落实，保持税收可持续协调增长的需要。

(二)加强税收诚信文化建设

在诺斯看来，随着时间的不断累积，从过去继承而来、决定现在并影响未来的规则、标准、信仰的累积结构就是社会文化。社会文化在税收经济活动中体现为税收文化。

加强税收诚信文化建设，首先应认真分析和把握我国诚信文化、税收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吸收现代西方税收文化的科学精神和先进成果，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税思想、税收理念、职业道德、法律制度、行为方法，形成一套以诚信为核心的税收文化体系。要将税收诚信文化建设与税收征管体制建设有机地融合起来，充分发挥税收文化激励、导向等功能，激发和调动征税人的内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税收征管向着良性方向发展。

六、建立激励惩罚机制―约束征税人微观行为

建立激励惩罚机制，是委托人事前通过一套制度安排，使人在做出行为选择时，不仅需要参考私人信息，而且需要参考激励惩罚机制所发出的信息，这些信息能够使人不会因隐瞒私人信息或显示虚假信息而获利，这样人就没有必要采取欺骗行动，最终使人的目标与委托人的目标最大限度的一致，从而保证委托人的利益。建立征税激励惩罚机制，就是让征税人的非诚信行为不但无利可图，而且将很不值得，那么“理性的”征税人就自然地会倾向于守信，一种能够给非诚信行为提供相应惩罚的制度，同样就是为诚信行为提供激励的制度。因此，建立征税激励惩罚机制可以对征税人的守信与失信行为选择提供有力的约束。

(一)建立征税人执法规范

首先，是在税收法律中明确征税人在税收执法活动中的法律责任和义务，明确各级政府不能随意干预税务机关的税收执法，对税收征管手段、措施和操作规程在法律上作出明确规定，保证征税人执法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其次，应根据税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制定用以规范征税人执法活动的税收执法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包括：税收征管日常工作规范，税务行政强制操作规范，纳税担保操作规范，税务机关行使代位权、撤销权操作规范等，使征税人的执法活动在既定允许的规范内进行，规范和约束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保证执法公平、公正。

(二)建立征税人执法信用评议制度

2003年，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纳税人信用等级评定管理试行办法》，但相应的征税信用管理制度还没有建立，对征税信用管理的滞后，使得征税失信牟利的违约成本很小。因此，在建立完善税收诚信体系的进程中，在加强纳税人信用管理的同时，也应建立相应的征税人执法信用评议机制，通过信用评议对应奖惩，驱动征税人为追求长远利益而重视守信，避免不讲信用的短期行为，提高征税人的“征税遵从度”。

建立征税人执法信用评议制度的关键在于建立税务机关执法信用评议制度。将税收执法情况、公开办税、廉政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纳税人满意度等列为评议内容，对有失信行为的税务机关进行责任追究和领导问责。二是建立税务人员执法信用评议制度。以税务人员执法资格、执法能级认证和税收执法过错责任追究为基础，建立税务人员执法信用考核评议档案，记录税务人员的执法信用情况。对执法信用等级好的人员，给予评优、晋升等方面的优先权，对因过失或者故意造成税收执法过错行为的责任人给予经济惩戒和行政处罚。

对加强征信管理的建议篇7

关键词：征信；权益保护；风险；制度框架；构建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1)03－0080－02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03.18

一、引言

现代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征信在切实缓解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便利个人融资行为的同时，也对个人征信的权益保护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征信业务良性发展与最大限度实现个人权益保护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实现法律制度层级设置的可行性及与具体操作制度的无缝衔接，是一个理论及实践上都必须直面的课题。中国人民银行泉州市中心支行通过自行设计《个人征信权益保护制度调查问卷》自主开展专题性调查的方式，在借鉴国外个人征信实践与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对适合我国个人征信现状的权益保护及其制度框架构建这一实践性课题进行了初步的业务探求与思考。此次调查共发出《个人征信权益保护制度调查问卷》120份，回收有效问卷111份。通过111份调查问卷的汇总分析，结果显示：针对当前个人征信的知情权、同意权、异议权、救济权等系列权益，征信活动各环节存在着潜在风险点，在此基础上，本文针对性的提出了一些建议。

二、个人征信权益保障风险点分析

（一）信息征集范围不明确，存在征集来源任意扩大化风险

基于对个人隐私权的尊重及保护，国际上普遍认为个人敏感信息的征集应当受到特别法律的保护。如欧盟法令明确规定，除非取得个人以书面或其它方式明确授权的“明示同意”，不得征集和披露有关信息主体种族、政治观点、宗教及哲学信仰、健康等个人敏感信息[1]。当前，我国个人征信业务的开展仅依托《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管理暂行办法》这一部门规章，其中仅对信息数据的报送、整理及查询进行了规定，并未对不能采集的敏感信息、非银行信用信息的征集范围、征集方式等做出明确、关键性界定，致使基层央行在非银行信息采集过程中，为凸显成效一味贪大求多，将电信、水、电、燃气欠费、计生处罚、醉驾等公众存在较大争议或涉及个人隐私的敏感数据一一纳入，未考虑仅凭人民银行与被采集单位的采集协议实现信息的征集入库是否合法、是否应事先取得信息主体的认可，入库信息来源呈无法可依、任意扩大化趋势。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73.66%的受访者认为“电信欠费信息”及“水、电、燃气欠缴信息”属公众争议较大、可能助长垄断行业霸王习性的信息数据；69.41%的受访者认为“计划生育”、“醉驾”等信息属消费者个人隐私，均不应征集入库；而对“公积金”、“社保”及“诉讼”等信息，由于其有侧面佐证个人还款能力及意愿的参考价值，92.32%的被调查者对其入库持积极及肯定态度。

（二）信息征集授权未规范，存在征集流程不合法风险

作为个人征信的重要权益之一，同意权是指征信机构采集信用信息原则上须经信息主体授权并同意。对于同意权的行使，日本及法、德、意等欧盟国家采取的是必须获得信息主体的书面或其它方式明确授权的“明示同意”；美、英、澳及加拿大，采用的则是虽无须获得信息主体的明确授权，但应尽事先告知义务，若信息主体未在规定期限内对信息征集行为提出异议则视为同意的“默示同意”原则。当前，由于处于征信体系创设初期，我国采用的是自上而下强制性推进的征集模式，所有信用信息的征集入库均不需要经过信息主体授权及同意，这种未告知即征信的信息征集模式受到社会公众一定程度的质疑，征信机构可能因未切实履行负面信息告知义务而给个人融资行为带来损失而站上被迫应诉的被告席位，当前因信息征集流程不合法而可能造成的个人征信权益受侵犯的隐存法律风险点值得关注。

调查显示，111位受访对象中，认为“所有信息”及“贷款、信用卡透支逾期、水电费欠缴等部分信息”入库前应征得本人同意或授权的占比分别为49.55%和27.93%，仅2.7%的受访者持“无所谓”态度，更有72.97%的被调查者认为“征信机构未履行告知义务而征集个人负面信息会对个人造成损失”。

（三）信息使用标准不统一，信息保留期限未明朗，存在“征信不公”风险

由于《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未能对拒贷逾期次数、还款宽限期限、异议修改条件及“履告”义务等作出规范性的条款界定，商业银行的执行标准不尽相同。如辖区农业银行对连续3期或累计6期以上的逾期客户不予放贷；建设银行则执行最高逾期次数超3期、累计逾期次数超6期且近24个月连续3期出现逾期状态的拒贷标准。未统一标准却意图通过拒贷、减少授信、上浮利率等信贷政策运作，实现对信息主体金融活动及融资行为的惩戒性影响及威慑性震慑，效果自然有限；加之目前由于《征信管理条例》迟迟未能出台，信用信息保存期限未有明朗化预期，信用信息一旦进入征集系统可能只能长期保存。

上述因素对信息主体而言无疑有失偏颇及公允，极可能通过示范效应让潜在的优质借款人对贷款望而却步甚至失去信心，产生因“征信不公”而诱发“劣币驱逐良币”的隐性风险。调查结果显示，按由高到低的认同度排列，公众心目中的“征信不公”现象依次为“信用报告的使用标准（如拒绝贷款的逾期次数）不同”、“还款宽限期限不同”、“异议修改条件不同”及“‘履告’义务执行情况不同”，占比分别为69.37%、47.75%、44.14%及34.23%[2]。

（四）信息更正流程冗长、救济方式操作性不强，存在法律纠纷风险

对于信息主体有权要求征信机构对其不正确、不全面或非最新信息做出纠改及补正的更正权益，现阶段提供了三种救济途径，即异议申请、个人声明及法律仲裁或复议。但在基层实践中，却因存在异议更正流程过于冗长、救济方式操作性不强等诸多因素，在影响异议更正权执行效果的同时，也极易引起不必要的法律纠纷。如2006年12月19日，辖区中国人民银行晋江市支行接到法院《应诉通知书》，客户吴身设在以“错误录入其个人信息，对其名誉造成侵害”为由上诉中国银行晋江市支行的同时，也以“对严重录入错误的信息汇总采集时未尽管理上的审查职责，造成错误信息采集登录至其《个人信用报告》，并于各商业银行系统中流传，对原告个人声誉造成不良影响”，将中国人民银行晋江市支行列为第二被告。虽经多方沟通协调，该案件得以于庭审前顺利解决，但也表明随着我国征信业的高速发展及个人征信法律纠纷的时有发生，如何发掘为信息主体的异议权及救济权提供实现保障的高效、合理现实渠道已迫在眉睫。

三、构建我国个人征信制度框架的若干建议

针对以上风险点，同时借鉴西方征信业发达国家的先进立法经验，笔者认为我国个人权益保护制度框架构建应着重考虑并规范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征信立法进程的推进与加快

当前，应在坚持“立法先行”与“边探索边完善”的原则与前提下，以平衡征信业发展与个人权益保护为切入点，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立法模式及制度框架安排，最终在我国形成上层以《征信法》为最高上位法，中间为《征信管理条例》、《个人信息及权益保护条例》等基本法规，下层为《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等部门规章及具体规范性、操作性制度的上、中、下“三阶层模式”、信息主体权利及义务对等的信用信息征集、应用的严谨、有序制度体系。

（二）信息征集范围的合理、严格界定

由于征集及使用信用信息与个人隐私权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及冲突，为实现信用信息的充分共享往往要以放弃甚至部分牺牲个人的隐私权为代价，因此合理、严格地界定信息征集范畴就成为个人权益保障的首先、重要一环。当前，应加快我国征信立法进程，在明确征信主体各方责、权、利的同时，对禁止采集并使用的信息作出清晰、严格界定，为征信机构合法、合理地采集、使用信用信息提供强有力的法律规范及制度约束[3]。同时，基于上述风险点的分析，笔者认为可对我国个人征信范围应遵循的适用性原则提出导向性框架思路及实践补给：即现阶段非银信息重点应着力推动与信贷决策具有高依存度及相关性信息数据的及时、完整、连续入库，对电信、水、电、燃气欠费信息、计生、醉驾等公众争议较大的信息数据则应暂缓其入库进程。

（三）信息征集流程的切实、有效规范

针对当前我国征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社会公众信用意识普遍不强的现状，建议采取英、美等国“默示同意”的强制征信模式，即以立法形式明确征信机构在进行信息征集，除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况外，无须征得信息主体的“明示同意”，但对个人融资行为可能产生较深远影响的负面信息入库应尽事先告知之义务[4]。而对于征信机构意愿扩大的个人信息征集种类，可采取问卷调查、网络、电话、短信、投票、召开听证会、征求意见稿等形式拓展社会公众参与渠道，从而在尊民情重民意、实现全民参与及充分保障信息主体同意权和知情权的原则间寻求最佳结合点。

（四）信息保留期限的尽快明确

应加大立法进程，推动《征信管理条例》的尽快出台，对负面信息保留期限作出明确规定，以使信息主体的不守信惩戒时限预期得以明朗化。同时，适当考虑并吸纳一些灵活、弹性的设定原则，如可以在某一时限①对个人信用信息的数据使用进行“缓冲”或“过渡”设置，因之前征信系统不尽完善，公众信用意识普遍较为淡泊等因素，对该时点前的负面信息仅作2年保留；其后的负面信息保留则执行《征信管理条例》设定的5年时限，以此减少社会公众因长期存在信用“污点”而可能引发的对系统建设参与度及积极性降低的消极负面建设情绪，切实提升征信体系建设实效。

（五）信息查询通道及异议更正流程的有效提供

此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对“您认为当前查询个人信用报告是否便捷”的调查中，认为“不够便捷”的受访者占比达69.37%，因而现阶段应积极寻求方便、快捷的个人信用报告查询途径，以确保个人知情权、更正权的合理、高效实现。为增加个人信用报告的查询便捷度，结合基层实践及金融从业人员建议，笔者认为可考虑以下几种模式：一是在金融机构自助终端内嵌查询模块，通过个人身份证号码及密码直接查询信息主体的信用报告；二是依托互联网，构建个人信用信息查询平台，同样是“身份证号码+密码”查询模式；三是通过短信服务平台，以发送短信方式，提交信用报告查询申请，平台收到申请后直接触发向原手机号码返还信用报告文本的自发事件。同时应考虑是否能将异议信息纠改权限以在线方式下放基层央行，以此最大限度地保障信息主体异议权与救济权的高效、便捷实现。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定西市中心支行课题组.国外征信市场个人权益保护经验及启示[N].金融时报，2010-08-19.

[2]喻敬明，林钧越，孙杰.国家信用管理体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对加强征信管理的建议篇8

[关键词] 房地产企业信用管理 立法 信用信息征集和使用管理 平安法制建设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2013年2月20日，“国五条”，即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五项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政策措施，其中第五项加强市场监管中明确了要强化企业信用管理。

随后，2013年2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其中第五项加强市场监管和预期管理中也细化了对企业信用管理的要求：“加强房地产企业信用管理，研究建立住房城乡建设、发展改革、国土资源、金融、税务、工商、统计等部门联动共享的信用管理系统，及时记录、公布房地产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对存在闲置土地和炒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有关部门要建立联动机制，加大查处力度。国土资源部门要禁止其参加土地竞买，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发放新开发项目贷款，证券监管部门暂停批准其上市、再融资或重大资产重组，银行业监管部门要禁止其通过信托计划融资。税务部门要强化土地增值税的征收管理工作，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清算审核和稽查。住房城乡建设、工商等部门要联合开展对房屋中介市场的专项治理工作，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严肃查处中介机构和经纪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有关部门要加强房地产开发企业资本金管理，加大对资产负债情况的监测力度，有效防范风险。”[1]

市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是信用经济，而对企业信用的管理则能同时发挥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的作用，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伴随着房价居高不下的现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进行调控，其中就包括对房地产企业信用的管理，可是依然存在着管理不够规范、收效不大等问题。

其实，早在 2002年8月20日建设部就了《关于建立房地产企业及执(从)业人员信用档案系统的通知》，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档案现在已基本实现了部、省、市三级系统联通、信息共享的建设目标，但仍存在着入网企业少、信用档案内容不全、利用效果不甚理想等问题。此外，在企业信用档案的建立过程中，最重要的不良记录信息是以企业自报为主的，这就相当于给企业信用档案的作用打了折扣。同时，这也体现出房地产企业信用档案的建立缺乏与相关行政部门的协调合作，不能在信息共享上实现互联互通。

为了规范房地产企业信用信息管理，为了实现从同业征信向联合征信过渡，更加全面地反映房地产企业的信用状况，促进政府信息的依法披露、资源共享，并依法保护房地产企业和社会公众的相关权利，本文作者认为有必要推进房地产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使用管理立法。

二、问题研究的现状

（一）国内立法的现状

目前，我国没有房地产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使用管理立法，只有建设部的《关于建立房地产企业及执(从)业人员信用档案系统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但在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使用管理上已经有许多地方性立法实践可予以参考借鉴，因为根据我国国情，实现全面披露全国企业信用信息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实现全国性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使用管理立法也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之一的房地产业便无法依赖全国性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使用管理立法的出台来解决目前房地产业的企业信用问题，反而我们应该率先实现全国性房地产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使用管理立法。如此，既能解决房地产业的企业信用管理问题，又能为全国性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使用管理立法实践铺路。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使用管理立法实践统计如下表一[2]：

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使用管理立法现状

效力级别

数量

立法部门或省份

法律、行政法规

无

地方性法规

1

《广东省企业信用信息公开条例》

部门规章

无

地方政府规章

24

深圳市、贵州省、无锡市、吉林市、沈阳市、南宁市、成都市、哈尔滨市、辽宁省、黑龙江省、郑州市、江苏省、太原市、山西省、安徽省、四川省、湖北省、浙江省、上海市、天津市、苏州市、北京市、海南省

（二）国外立法的现状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 普遍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信用管理法律制度。世界各国的企业信用管理的法律模式主要可以分为市场主导型模式、政府主导型模式和会员制模式。

市场主导型模式又称作美国模式，该模式主要是通过市场化的运作，由商业性机构根据市场需要建设信用数据库和提供信用信息服务，开展各种信用调查和信用管理事务。而政府不会直接参与商业化信用机构的经营，只是通过立法对其进行约束。政府主导型模式又称作欧洲模式，该模式主要是通过政府力量来建立公共的信用管理机构，强制性地要求个人和企业提供真实的信用数据信息。会员制模式则主要存在于日本，它依靠行业协会建立信用信息管理中心，该中心为个人和企业的信用信息提供了交换平台，通过内部信用信息共享机制达到收集、处理和使用信用信息的目的。会员制模式的特点表现在，政府引导建立信用信息数据库，交由行业协会进行商业化的运营，政府不直接参与经营，同时兼具了政府管理和行业协会自主经营的特点。[3]

三、房地产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使用管理立法

（一）立法目的的定位

一直以来，我们主要依靠民法的违约赔偿手段和行政的违规处罚手段治理房地产企业失信行为，但是民法作为私法具有个案处理等局限性及其事后救济的失效性，行政手段也具有缺乏公众参与、地方政策保护及受土地财政影响深远等局限性。此时，倡导房地产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使用管理立法，既要同时发挥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自我调节作用对企业信用信息进行管理和利用，还要注意强化被征信对象在征信信息保护方面的实体性权利。

因此，房地产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使用管理立法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两个目的：第一，为了规范房地产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管理，增强企业信用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从而建立起房地产企业信用制度；第二，保障征信和信用评估过程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立法模/！/式的选择

正如本文第二部分——问题研究的现状中所谈到的，目前世界上各个国家信用立法的模式主要有市场主导型模式、政府主导型模式和会员制模式三种。鉴于我们国家市场化运作不够成熟、行业协会不够自律的国情，大部分地方政府规章在企业信用管理上倾向于政府主导式，大多数地方政府都采用了以政府设立的征信机构和市场化的评估机构为主体的征信机构体系，即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先行而后推动市场化运作的立法模式，比如在《深圳市企业信用征信和评估管理办法》中：

“第三条 本市建立以政府设立的企业信用信息中心和市场化的评估机构为主体的征信机构体系，征集企业信用信息，对社会开展企业信用信息查询，并由评估机构开展企业信用评估等服务活动。”

同样地，全国性的房地产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使用管理立法也可以遵循我们习惯的政府先行而后推动市场化运作的立法模式，由房地产企业及执(从)业人员信用档案系统管理中心负责房地产企业信用信息的采集和披露，由市场上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有偿信用评估。

现在我国的征信数据库分别由人民银行、商务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建设部等部委以及各地方人民政府牵头组建，由于各个部门、各级政府各自为政，多头征信，彼此之间缺乏充分有效的信用信息互通与共享机制，导致被征信对象的信用信息分散、孤立，难以对其信用状况进行全面和充分的评估。建立联合征信数据库，就是将来自不同征信机构、不同部门的所有信用信息进行分类、汇总，通过一次查询即可了解被征信对象最全面的信息状况。联合征信数据库具有信息完整性、经济性、全面性和公正性等优点，应成为我国未来信用信息数据库建设的发展方向。[4]

因此，结合目前我国征信数据库和房地产企业信用档案系统的不足之处，房地产企业信用信息的征集和使用管理工作可以分为以下的三大步骤：第一步，金融机构、政府行政部门、司法部门、行业协会等向房地产企业信用档案系统管理中心提供信用信息；第二步，房地产企业信用档案系统管理中心对获得的信用信息进行整合建立多端共享的联合征信数据库；第三步，许可市场上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房地产企业信用评级。

其中，第一个步骤又可以分为四个同时进行的方面：其一，研究建立住房城乡建设、发展改革、国土资源、金融、税务、工商、统计等行政部门联动共享的信用管理系统，这些联合的政府公开信息应当集中在同一个网站上，房地产企业信用档案系统管理中心可以登录进行信息采集；其二，银行等金融机构向房地产企业信用档案系统管理中心提供企业信用信息；其三，司法部门向房地产企业信用档案系统管理中心提供企业信用信息；其四，行业协会向房地产企业信用档案系统管理中心提供在开展服务活动中获得的企业信用信息。

（三）立法应重点考虑的内容

为更好地配合房地产企业信用信息的征集和使用管理工作，保证各项工作有法可依，保护房地产企业和社会公众的权益，我们认为在立法时应当对征信行为、信息的使用和管理等方面进行重点考虑。江苏省、深圳市、浙江省和上海市在全国较早开展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制度的建设工作，并且分别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为我们进行房地产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工作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经验。因此在接下来，我们试图通过比较分析这四个地区的模式，对房地产企业信用信息立法的框架做出一些总结，见表二[5]：

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使用管理立法基本框架

江苏省模式

深圳市模式

浙江省模式

上海市模式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立法目的

第二条 定义

第三条 适用范围

第四条 原则

第二章 企业信用信息的采集

第二章 征信机构

第三章 信息征集

第二章 企业信用信息的征集

第五条 管理部门

第六条 备案与公开

第七条 年度报告及业务情况调查

第八条 信息的采集

第三章企业信用信息的加工和使用

第四章 信息披露

第五章 信用评估

第三章 企业信用信息的分类和

第十条 征信产品的制作

第十一条 征信产品的效用

第十四条 商务活动中征信产品使用的推进

第十五条 公共管理中征信产品的使用

第十六条 有关政府信息的公开

第四章 异议 信息的处理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章涉及异议信息的处理

第四章 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的监督

第九条 异议信息的处理

第十二条 商业秘密的保护

第十三条 回避

第十七条 行业自律

第十八条 投诉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 行政处罚

第七章 附则

第六章附 则

第二十条 施行日期

从以上表格可以看出，除“上海市模式”外其他三种模式其办法规定的框架大都包括总则、企业信用信息的征集、企业信用信息的使用、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五个部分，其中“上海模式”虽然规定比较分散，但是仍可以按照这五大部分进行归类总结。因此可以看出这五个部分是对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工作比较好的总结概括。我们认为房地产企业信用信息立法的大致框架可分为上述五大部分。接下来，我们将参考这四个地方的模式并就五大部分做进一步分析，其中重点分析在立法过程中企业信用信息的征集和使用问题。

1、总则部分和法律责任部分

总则部分是对房地产企业信用信息工作的阐释，主要包括立法目的、工作内容及工作原则等；法律责任部分则是明确各参与主体义务，要求参与主体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否则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能够为房地产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良好的保障。

2、房地产企业信用信息征集

在房地产企业信用信息征集方面，主要是对征信主体、征信范围进行规定。征信主体是房地产企业信用档案系统管理中心，被征信主体分别是政府各行政部门、金融行业、司法机关和行业协会以及企业自身。征信范围见表三：

征信范围

基础信息

涉及被征信对象基本情况的信息，建立信用信息数据的基础和前提

业绩信息

良好信用记录，代表被征信对象具有良好信用情况的信息

提示信息

被征信对象涉及相关纠纷或处罚，但最终结论尚未做出的信息，也可称作疑似负面信息

警示信息

即不良信用记录信息，是对被征信对象的负面评价

在上述四个模式中，“深圳模式”在房地产信用信息征集方面的结构较为规范，主要包括对征信主体、征信范围，同时也对各参与主体的行为进行了规范，这为我们房地产企业信用信息管理立法提供很好的经验模式；而“浙江省模式”则对征信主体和范围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说明，更类似于法律解释条款，可将其作为对条款加强理解的文件，这也为我们的立法准备工作提供了借鉴经验。

3、房地产企业信用信息的使用

在房地产企业信用信息使用方面，应该注意信息披露、查询使用和加工使用等方面。通过分析比较，这三个方面是企业信用信息使用的主要环节，因此我们在进行立法活动时应该充分考虑到这三点。

（1）信息披露

在信息披露方面，应该保证房地产企业信用档案系统管理中心对企业负面信息的公开披露权。为如实反映房地产企业的信用状况，不仅要对企业正面信用信息进行披露，同时企业的负面信息也是评价其信用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明确规定，该中心采取统一标准披露各房地产企业的全面信息，实现平等披露房地产企业的信用信息。

其中，《深圳市企业信用征信和评估管理办法》对此有一章节的描述，它对信息披露的范围、方式和时限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规定，同时它也规定了企业警示信息的披露时限和企业商业秘密的保护，这体现了对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我们在进行房地产企业信用信息管理立法时应该注重这一点。

（2）查询使用

在查询使用方面，由于房地产企业信用档案系统管理中心对其所征集的信息是无偿向社会披露的，因此，为保证企业信用信息的正确合理使用，我们建议采取“实名制”，即社会各主体为查询企业信用信息必须提供相应个人身份证明或者单位身份证明，并按照一定规范进行申请。同时对各种查询使用行为进行一定的分类，保障查询使用工作规范进行。分类大致如下：

第一类是被征信主体的查询使用，这是其行使知情权的具体表现，也是被征信对象继而行使异议权、更正权和修复权的前提，是被征信对象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第二类是与被征信对象存在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的查询使用。这里的利害关系应当是存在交易上的利害关系，如具有向被征信对象提供信贷、赊销、租赁、保险、担保等意向，具有对被征信个人进行商账催收等业务意向等。如果该交易主体提供了相关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材料（如合同、意向性协议等），则可对信息进行查询使用；第三类是基于社会公益利益行使的查询权。这主要包括了行政机关、事业团体以及司法机关基于其管理职能、审判职能的发挥或者基于特定的社会公益目的自主进行的查询使用。如，行政机关在日常监督管理、定期检验、资质等级评定、行政许可、表彰评优以及政府采购采购等活动中，有权对被征信对象的信用信息进行查询。司法机关基于财产保全、强制执行的需要进行的查询，以及公用事业单位在与被征信对象的公务活动或业务活动中进行的查询等。

（3）评估使用

对房地产企业信用信息的征集不仅在于对相关信息的整合，同时也是为进一步对企业信用信息的加工使用做好准备。而这一重要的环节就是评估机构对这些信息的加工使用，他们对企业所做出的评估为政府进行市场调控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同时也满足了市场的需求。“深圳市模式”对评估机构的行为规范进行了比较具体详细的规定，比如：

“第十一条 依法成立的评估机构可以从事下列业务：（一）主动或者接受委托开展企业信用征信活动；（二）依据所征集的企业信用信息为企业提供信用评估服务；（三）提供所征集的企业信用信息的查询服务；（四）为企业提供信用管理咨询服务；（五）其他企业信用评估咨询服务。”

4、房地产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工作的监督

对房地产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工作的监督必不可少，但是如何监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我们在立法中审慎考虑。在比较分析上文中提到的四个模式都分别就被征信对象以及用户的异议权、知情权和更正权进行了确定，这不仅是对被征信对象和用户合法权益的保护，同时也是对房地产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工作的监督，例如《江苏省企业信用征信管理暂行办法》的第四章是专门规定了对被征信对象以及用户提出的“异议信息的处理”。同时，社会监督、行政部门内部监督也是对房地产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工作的有效监督手段。

综上所述，通过比较分析江苏省、深圳市、浙江省、上海市四个地方的企业信用信息管理模式，借鉴他们的经验，我们总结出了房地产企业信用信息管理立法的主要框架，即总则、企业信用信息的征集、企业信用信息的使用、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五个部分。

四、结论

平安法制建设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缺乏全国性的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使用管理立法，房地产领域也只有建设部的《关于建立房地产企业及执(从)业人员信用档案系统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本文作者认为，我们应该率先实现全国性房地产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使用管理立法，如此既能解决房地产业的企业信用管理问题，又能为全国性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使用管理立法实践铺路。在此背景下，为了 推进平安法制建设，本文结合房地产企业信用档案系统和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使用管理地方性立法的实践，提出了全国性房地产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使用管理立法。

本文作者分别从立法目的的定位、立法模式的选择和立法应重点考虑的内容这三方面介绍了房地产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使用管理立法。通过比较分析江苏省、深圳市、浙江省、上海市四个地方的企业信用信息管理模式，本文作者总结出了房地产企业信用信息管理立法的主要框架——总则、企业信用信息的征集、企业信用信息的使用、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五个部分，并就每个部分做了简单的分析介绍。

此篇浅论房地产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使用管理立法的文章，是鄙人的一些拙见，希望可以抛砖引玉，为推进平安法制建设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张炯、张敏莉.《关于我国房地产信用体系建设的思考——美国信用制度借鉴》.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1月第13卷第一期。

[2] 钱慧君.《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档案浅议》.浙江档案，2010年第七期。

[3] 陈鹏飞.《社会信用管理法律制度研究——基于需要国家干预的视角》，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4]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我国信用管理法律框架建议》.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64期。

[5] 郭志涛、刘耀伍.《房地产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科技与管理，2007年第6期。

[6] 聂飞舟.《论我国房地产市场监管法的构建》.法治论丛，第24卷第5期，2009年9月。

[7] 庞建敏.《企业信用管理研究——基于企业的案例分析》.《金融研究》，2007年第11期。

对加强征信管理的建议篇9

关键词：金融；征信；信用信息；征信投诉；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征信市场监管；征信体系建设

研究背景与概念界定

（一）研究背景

截至2016年5月末，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运营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分别收录8.9亿自然人和2152万户企事业经济组织的信用信息，年日均查询信用报告分别达231万次和24万次。征信体系建设的快速发展和信用报告的广泛使用对提升社会公众信用意识、推动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与其相对，由于我国社会信用制度建设特别是征信法制建设的严重滞后，近年来，非法采集、加工、披露、使用社会主体信用信息，侵犯征信信息主体合法权益的案例层出不穷，作为征信业监管部门的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受理的投诉案件也相应增多。由于绝大部分投诉事项给信息主体带来的损失多是升学、就业、升职等机会利益，一旦错过时机将很难弥补，社会公众对征信监管机构公正高效解决投诉的期盼日益增强。但现实情况是，受认识不统一、投诉制度不健全、操作性不强、投诉渠道不畅通、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等因素制约，再加上信息主体特别是个人信息主体在征信活动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容易获得舆论关注。在征信信息主体投诉案件的处理中，征信监管部门面临的压力和难度日益加大。放眼国际，征信业发展相对规范的国家或地区在保护信息主体隐私权方面均有自己成熟的做法。当信息控制者违法侵犯信息主体合法权益时，信息主体有权向征信监管部门投诉并要求其做出处理。世界主要国家的实践给我们设计符合我国实际的征信信息主体投诉机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理论和现实均表明建立健全征信信息主体投诉机制对保护社会主体隐私权、促进征信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建设征信信息主体投诉机制不能就事论事，而应以现实为基础进行深入系统研究。本文将对国内外征信信息主体投诉制度进行研究，在分析我国征信信息主体投诉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对建立健全我国征信信息主体投诉机制提出对策建议。

（二）征信信息主体投诉概念界定

所谓投诉，从广义上可理解为举报、控诉或反映意见，要求相关机构或组织给个说法。按照我国法律有关投诉的规定，狭义的投诉是指权益被侵害者对涉案组织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事实，有权向有关国家机关主张自身权利。狭义的投诉与行政法学界关于投诉性质与法律后果的研究更相吻合。与此相应，征信信息主体投诉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征信信息主体投诉是指信息主体认为征信过程中相关各方的工作态度、程序、方式方法等不当或违规而向有权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或请求，由受理投诉部门协调处理的行为。狭义的征信投诉则指征信活动中，信息主体认为信息控制者侵犯其合法权益而向征信监管机构投诉并要求其处理的行为。广义的征信信息主体投诉更类似于社会监督活动，投诉受理部门依其权限可以自己做出处理决定或是移送其他有权处理部门。狭义的征信信息主体投诉是信息主体提起的行政救济行为，需要征信监管部门做出相应的确认或裁决。考虑到《征信业管理条例》等关于征信信息主体投诉的相关规定与狭义征信信息主体投诉的内涵更吻合，因此，我们将以狭义的征信信息主体投诉为基础进行论述。

一、国内外征信信息主体投诉制度概况

（一）国内情况

我国关于征信信息主体投诉的相关制度在《条例》、《征信投诉办理规程》（下称《规程》）、《征信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办法》）中均有规定。

1.《条例》的内容。《条例》在信息主体异议与投诉一章中规定：“信息主体认为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信息使用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所在地的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派出机构投诉。受理投诉的机构应当及时进行核查和处理，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书面答复投诉人。”①《条例》规定的征信投诉具有以下特点：（1）投诉提起人是认为权利遭受侵害的信息主体；（2）被投诉者为征信机构、信息提供者及信息使用者；（3）投诉内容是认为被投诉者的不法或不当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需要进行救济；（4）投诉受理机构为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

2.《规程》的内容。为规范各级人民银行办理征信投诉工作，维护信息主体合法权益，人民银行以行发文的形式出台了《规程》。主要内容包括：（1）明确了投诉的提起对象为信息主体，受理机构为所在地人民银行；（2）征信投诉办理遵循的原则；（3）投诉以本人提起为原则，以委托为例外；以当面为原则，以“传真、书信、电子邮件”为例外；（4）投诉申请需提交的资料；（5）投诉受理与登记，包括投诉人基本情况、投诉事项、具体诉求、提交的证据材料等；（6）受理处理期限，不予受理的情形以及告知事项；（7）投诉取证与核查的方式、内容及程序；（8）投诉处理决定的做出及异议处理，投诉的日常管理与监督等。

3.《办法》的内容。关于征信投诉的规定，《办法》除在投诉的提起原因里增加了“信息主体对信息提供者、征信机构异议处理不满”以及要求“信息提供者、信息使用者、征信机构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要求一并提交书面报告”等规定外，其他内容基本是对《条例》的重申。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办法》尚在征求意见阶段，其文件性质、具体内容都有待观察。

（二）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征信信息主体投诉制度建设情况

由于法律传统、经济水平、监管理念等方面的差异，世界各国在征信监管法律制度设计方面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模式。但无论采取哪种模式，征信业发展相对规范成熟的国家或地区在保护信息主体隐私权方面的做法较统一。在此我们仅对每一模式中有代表性的国家（地区）、国际组织的制度进行分析：

1.美国倡导的效力优先模式。该模式倾向于推动信息有效供给和流动自由，其信用立法遵循效率优先原则，对业务的限制性规定较少，监管以行业自律为主，以此减少信息过度保护给行业发展和经济运行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信息主体隐私权保护方面以特别法的形式建立了全面的法制体系，以防止信息主体的信息在商业领域过度使用，并积极平衡信息主体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间的矛盾。根据美国《公平信用交易法》，信息主体发现个人信息被用于非法律许可目的时，有权向联邦贸易委员会投诉，为确保投诉顺利进行，该法还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赋予其调查与强制执行的权利。同时，该法规定，联邦贸易委员会在处理信息主体投诉过程中，如果被投诉人确认有违法行为的，可以通过具结书、和解、行政诉讼或司法程序等形式对侵害信息主体合法权益的行为予以纠正。在民事赔偿方面，该法在区分过错原因的基础上建立了系统的民事责任体系。对因过失违反该法规定造成的损害，征信机构的赔偿范围包括侵权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害、诉讼费及律师费；故意违反该法的，除承担上述赔偿责任外，还应向被侵害人支付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对提供错误信用报告有故意甚至是恶意目的，侵犯被侵权人名誉或隐私的，权利人有权提出最高1万美元的精神损害赔偿。该模式的另一代表国家英国根据其颁布的《消费信用法》成立了信息委员会，当征信机构未按规定给予信息主体应当享有的权利时，信息主体有权向信息委员会投诉，信息委员会有权检查征信机构对该信息主体信用报告中的信息记录情况。

2.欧盟倡导的隐私保护型模式。该模式特别重视信息主体隐私权保护，强调信息保护的国家作用，对征信信息采集、处理、披露等流程均制定了严格的合规性标准。1995年出台的《数据保护指令》要求各成员国应设立一个或多个公共机构负责监督该法在本国境内的实施，负责审理在数据处理中就个人权利和自由保护等提出的投诉、咨询。该机构的权力包括：（1）调查权，即为监管目的进入数据库获取数据流动操作的内容以及收集信息的权力；（2）干预权，在个人数据传输操作前应该提供适当的意见，颁布数据流动、消除或销毁信息的禁令，将违反指令或本国规定的行为提交司法部门提起法律诉讼等。2016年4月，欧洲议会通过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简称《条例》）从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理念出发，要求在欧盟境内设立的符合法定条件的征信机构应设立数据保护官履行征信信息主体权益保护职责。同时明确规定，对违反《条例》规定侵犯数据主体合法权利的行为处以2千万欧元或企业上一年度全球营业收入的4%罚金并实行就高原则。这大幅提高了个人数据保护标准，增加了征信机构对数据商业价值开发的合规成本。按照《联邦数据保护法》的规定，德国政府设立了联邦数据保护专员负责处理信息主体针对联邦公共征信机构在个人数据收集、处理、使用中的侵权行为提出的申诉。为保证数据保护专员的权威性和独立性，该法还规定数据保护专员受议会监督并提交职责履行情况的工作报告。

二、我国征信信息主体投诉制度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对征信信息主体投诉的性质认识不一

理论界关于投诉的性质尚有争论，其实质是行政机关对投诉行为的处理是否有可诉性。与此相应，理论界对征信信息主体投诉性质的界定也有不同主张。有的认为，《条例》第26条在规定信息主体的投诉对象时仅包括征信机构或信息提供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信息使用者并未将征信监管机构对投诉的处理列入其中。因此，征信信息主体投诉行为实质是行为。有的则提出《条例》关于信息主体投诉权的规定赋予了征信监管机构法定职责，其做出的处理将给信息主体权益带来影响，具有明显行政确认或行政裁决效力。从实务来看，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在处理征信信息主体投诉时也有区别。有的将其作为事件予以对待，而有的则将其作为行政裁决允许投诉人、被投诉机构申请复议。

（二）法律规定过于粗略，可操作性不强

《条例》的规定略显粗略和模糊，针对性和操作性不强。比如，在提起投诉时，《条例》仅规定可以向“所在地”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提起。从实际看，对“所在地”的理解有申请人所在地、被投诉人所在地之分；对自然人而言所在地有户籍地、居住地、临时居所地之别；如果所投诉的是侵权行为，所在地还包括侵权行为发生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当上述地址不在同一地时，申请人很难确定向何地监管部门提起投诉，也可能造成监管部门间的相互推诿。又如，投诉如何提起，举证责任如何分配，征信监管部门具体的职责有哪些，核查权如何行使等都没有规定。同时，《规程》对投诉处理中存在的诸如投诉的受理审查形式、投诉的移交、监管部门不作为的责任追究等涉及不多或未予规定，导致各分支机构在处理投诉案件时标准不统一，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从而影响投诉案件处理的公平性。（

三）投诉提起的条件不统一，法律制度脱节

一方面，《办法》关于投诉的提起增加了针对“信息主体对信息提供者、征信机构异议处理不满”的规定。增加这条规定的初衷或许是为了让相关机构重视异议处理，但这可能与条例的本质不符。因为，这会给外界特别是征信活动参与各方一种“征信异议应先经信息提供者或是征信机构处理后才能提出投诉”的错觉，而《条例》并未作此规定。况且，信息主体对信息提供者、征信机构异议处理不满本身就包含了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含义，已经包括在“有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的规定里，没有必要再进行单独规定。另一方面，《办法》在“侵犯其合法权益行为”前面增加了“在征信业务及其相关活动中”的限制，这相当于将信息主体的投诉对象限定在了征信过程中。与此相对，《条例》并未做出类似限制性规定。从实际情况看，信息提供者、信息使用者、征信机构对信息主体合法权益的侵犯并不会全部发生在征信过程中，《办法》的规定有缩减信息主体投诉权行使范围之嫌。

（四）投诉处理机构的权威性不强

首先，负责处理投诉的各级人民银行并不具有对错误信息的更改权。按照《规程》的规定，被投诉机构对投诉处理决定没有异议的，人民银行只能要求被投诉人在规定期限内进行整改并上报整改报告，对拒不整改的，可依据《条例》给予相应的处罚。错误信息的更正只能依赖信息提供者被动进行，人民银行并不能依职权进行主动更正。对信息主体而言，所投诉事项造成的权益侵害时效性极强，一旦作为信息主体交易方甚至是债权人的信息提供者对其错误信息的修改缺乏主动性、积极性时，错误信息给投诉人带来的损失将很难真正得到弥补，从而导致投诉申请人陷入“赢了官司输了钱”的局面。其次，人民银行在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运行管理中集“运动员”与“裁判员”于一身，很难保持投诉案件处理的中立性。作为信息主体通过让渡自身信息控制权以满足社会公共利益需求的补偿，理应有一个公正权威的裁判机构来校正征信中信息提供方和信息主体间不平衡的法律关系，这是征信的根本理念之一。但就我国目前的公共征信体系而言，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由人民银行所属的征信中心负责运营，省及省级以下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除具有征信管理的职责外，还承担了征信中心的职能。根据《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各级人民银行在一定范围内履行异议处理的职责。而据统计，目前人民银行受理的征信信息主体投诉案件绝大部分是因对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记录的信用信息异议处理不满所致。人民银行在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信息异议处理中既当“运动员”又做“裁判员”，很难公正处理投诉案件，从而影响投诉在保护信息主体权益方面的作用。最后，投诉处理决定的执行力不足。目前，我国征信体系已初步形成了公共征信为主、社会征信为辅的政府主导模式。负责征信业务的机构包括人民银行建设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民营征信机构及各级政府部门建立的信息服务中心。截至目前，在人民银行备案的企业征信机构已有130余家，评级机构100余家，进入业务准备期的个人征信机构8家，从事征信业务的未备案机构以及各级各部门建立运营的信息服务中心则更多。数据来源除银行等金融机构外，还有来自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甚至是互联网站的信息，内容除传统信贷信息及其他金融信用信息外，还包括大量的生产生活信息、行政处罚信息甚至是个人社交信息。这不仅给征信监管工作带来挑战，也给信息主体投诉权益维护增加了难度。因此，需要相关法律法规在赋予征信监管机构征信信息投诉案件处理权的同时，更要赋予其投诉案件生效裁决的强制执行力。但现实情况是，除人民银行制定的《规程》这一内部文件对生效的投诉裁决执行有所规定外，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并未予以明确规定。当投诉事项是由政府部门提供的错误信息所致时，要让各级政府部门依据人民银行内部规定作出的裁决对错误信息予以更正的难度将很大，从而使征信信息主体通过投诉途径更正错误信息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落空。

（五）问责机制不健全

投诉事项一旦为监管机构确认属实并生效后，被投诉人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事实上《条例》关于问责机制的规定仍有不完善之处。

一是法律责任规定不完善。比如，对信息提供者的民事责任仅规定了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提供或查询信息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对信息提供者向社会征信机构提供或查询信息侵犯信息主体权益的民事责任未做规定。又如，对信息使用者的法律责任仅规定了未按照与个人信息主体约定用途使用个人信息或者未经个人信息主体同意向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除上述情形外，信息使用者侵犯信息主体合法权益的其他违规行为《条例》则没有涉及。再如，信息提供者未事先告知信息主体本人向征信机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提供非依法公开的个人不良信息造成严重后果的，仅规定了行政责任，而没有规定民事责任。

二是罚款数额设定不尽合理，法律的震慑作用有限。科学设定、适当组合行政处罚中罚款数额对增强行政处罚的效力具有积极作用。但《条例》在对各类违法行为均采用了单一的数额罚方式，并未与比例罚等方式结合使用；对罚款限额的设定为最高50万元，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征信市场主体违规成本相对较低。

三是对相关主体法律责任承担顺序未予明确。完整的征信产业链一般由数据生产（提供）者、征信机构、征信信息使用者构成，三方都可能对信息主体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对于信息主体而言，征信业务专业性强，权益受侵害时要精准定位主张权利的对象将很困难。这就需要法律明确相关主体承担责任的顺序或是赋予征信信息主体选择权利主张对象的权利。否则，上述三方可能在责任承担上相互推诿，阻碍征信信息主体权利的实现。

三、完善我国征信信息主体投诉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明确界定征信信息主体投诉的性质

结合国际经验和我国实际，应将征信监管部门对征信投诉的处理行为界定为行政确认或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理由是：（1）《条例》规定的投诉需要征信监管部门做出行政确认或裁决。信息主体投诉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其中狭义的征信投诉是指在征信过程中，信息主体认为自己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而提出投诉，这对征信监管部门来说属于依法申请的行政行为。《条例》关于信息主体投诉权的规定明显符合狭义征信投诉的特征，需要征信监管部门通过走访、调查甚至是检查等方式核实相关情况后做出相应的行政确认或裁决，理应归入具体行政行为范畴；（2）有利于更好地维护信息主体权益。按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能提起行政诉讼的前提是所诉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将征信监管对信息主体投诉的处理界定为行政确认或裁决行为，一旦信息主体对征信监管部门做出的处理不服时，可向法院提讼。这在督促征信监管部门妥善处理投诉的同时也将其纳入法院受案范围，起到了畅通信息主体维权渠道的作用；（3）投诉处理属具体行政行为得到了监管部门认可。根据《规程》，“投诉人、被投诉机构对投诉处理结果持有异议的，可以向做出投诉处理决定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上一级机构申请复议”。而结合我国《行政复议法》关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的规定可以看出，对信息主体投诉的处理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得到了征信监管部门的认可。考虑到《规程》仅属人民银行内部规定，为确保投诉权的真正实现，有必要在正式出台的《办法》中予以明确规定。

（二）建立切合实际的投诉管辖制度

对《条例》规定的“所在地”的理解，《规程》虽然做出了“投诉人所在地”、“被投诉机构所在地”的解释，但仍不完善。为此，建议在出台的《办法》等制度中建立投诉受理的选择管辖制度，即信息主体可以选择向投诉人户籍地、居住地、临时住所地、被投诉人所在地甚至是侵权行为发生地、侵权结果发生地所属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提起申请。同时，明确信息主体一旦做出选择，在人民银行做出处理决定前，投诉人不得就选择作出变更，防止投诉人多头申请，以节约成本。为防止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间因管辖不明导致相互推诿，还应建立移交管辖制度。明确规定投诉由被投诉机构所在地人民银行处理，但处理结果的反馈由最初受理的人民银行负责，同时对案件移交的时限、程序、移交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做出规定。

（三）完善征信信息主体投诉处理的流程

一是以肯定与否定相结合的模式明确投诉提起的条件，杜绝信息主体滥用投诉权。投诉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1）申请人应与投诉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2）有明确的被投诉人；（3）有具体的投诉请求和事实及理由；（4）投诉事项属于人民银行征信监管职权。不予受理的情况包括：（1）无明确投诉对象；（2）无具体投诉事项和理由;（3）投诉事项已经人民银行核实并做出了生效决定，无新情况、新理由；（4）投诉事项已经司法机关做出了生效判决。

二是完善征信监管机构在投诉处理中的职权职责。具体包括对投诉事项的走访、核实权；调查询问当事人，查阅、复制与投诉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查看相关信息系统的权利；通过受理投诉进行行政指导，开展有关征信业务调查和统计等权利。同时负有保守秘密、遵循法定程序、违规应承担法律责任等义务。

三是建立投诉举证责任倒置制度。由被投诉人负责举证证明与投诉事项无因果关系或投诉人有过错或第三人对投诉事项负有过错等，否则即推定其有过错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是建立生效处理决定强制执行制度。规定处理决定一旦生效，相关当事人必须执行，拒不执行的相关当事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人民银行也有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五是建立联动机制。优化人民银行内部投诉管理体系，加强征信与法律事务、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大力推行投诉网上办理全流程监管，督促各级人行认真做好投诉办理登记反馈工作，提高案件办理透明度；以人民银行为中心，加强与政府职能部门、金融机构、征信机构和信息应用部门的沟通协调，建立上下统一与横向联动相结合的投诉处理机制；加强业务监管，规范业务流程；进一步完善信息采集、整理、保存、加工及对外提供等环节的监督，切实防范征信业务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四）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

一是对征信机构以及信息提供者、信息使用者所有违反《条例》规定的行为，都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无论是向公共征信机构还是社会征信机构提供、查询、使用信息，只要信息提供者、信息使用者的行为给信息主体造成侵害，都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甚至是刑事责任。

二是赋予信息主体适当的精神损害求偿权。由于很多投诉事项给申请人带来的大多是诸如升学、就业、升职等机会利益损失，损失程度难以估量，可考虑在一定范围内赋予信息主体精神损害求偿权，以弥补投诉事项给申请人带来的损失。

三是明确民事责任承担的连带责任或先行赔偿制度。对给征信信息主体造成的损失，如果数据生产（提供）者、征信机构、征信信息使用者不能证明自己对损害发生无过错的，由其对被侵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赋予信息主体权利主张的选择权。鉴于征信业务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当信息主体有证据证明其合法权益受损但无法确定损失是由数据生产（提供）者、征信机构、征信信息使用者哪一方造成时，允许信息主体选择向上述三方中的任何一方求偿，被选定的求偿者应对信息主体履行先行赔偿义务，赔偿完成后可以再向有实际过错的一方索赔。

四是适当提高罚款限额。可以借鉴国内外行政罚款数额设定方式，以数额罚与比例罚相结合的方式，明确违反征信法律法规的市场主体将被处以一定限额或是指定期间内全部收入一定比例的罚款，并在两者间实行就高原则。

五是建立支持制度。针对信息主体通过司法途径向侵权方主张因其违反征信业管理法律法规而遭受损失有困难的情况，可考虑以立法的形式明确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征信监管机构有支持或代表信息主体行使权的义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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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融.欧盟《统一数据保护条例》详解［J］.中国征信，2016（7）.

对加强征信管理的建议篇10

（一）坚持应收尽收，确保完成全年收入任务

今年×分局地税费收入任务为375万元，其中税收任务312万元、保费63万元。截止6月底税收入库239万元，占年度任务的76.6％，社保费入库40万元，占年度任务的63％。但我们感到收入任务仍然很重。一是煤矿企业停产，税源大幅下降；二是经济萎缩，市场疲软，税源枯竭。我们将以这次法制工作会议为契机，认清形式，勇挑重担，扎实工作，应收尽收，确保完成全年收入任务。

在收入任务落实上，要坚持抓紧、抓实的工作思路，层层落实收入包保责任制，既要考虑收入任务较高的现实，更要接近实际税源，并力求做到稳定均衡入库。在税源管理上，扩大监控范围，由重点税源管理向整体税源管理过渡，强化动态分析。在挖掘潜力上，要抓住重点，突破难点，加强对对企业所得税的清缴结算，加大清理欠税力度，改进和加强欠税管理。

（二）强化依法治税，大力提高税收执法水平

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税务部门依法行政的集中体现，是税收工作的灵魂和核心，也是全省法制工作会议的主体。工作中要坚持“内外并举，重在治内，以内促外”的方针，努力做到执行政策及时准确、执法行为全面规范、执法监督严密有力、执法保障明显改善，全面提高税收执法水平。对内，以重点解决税收执法的随意性问题为突破口，建立健全规范的税收行政执法机制。一是强化对地税干部的税收法治意识教育，增强税收执法的公平观和规范观。地税干部作为税收执法主体，要充分认识新形势新任务对自身执法意识和水平的要求，认清肩上的责任，自觉学法、懂法、规范执法。二是明确税收执法工作规程，全面规范税收执法程序。目前ISO9001：2000征管规程已经试行，按照作业文件细化每个执法岗位的工作规程，按照详细的工作步骤、顺序、时限、形式和标准，并注意各个岗位工作规程的有机衔接，保证各执法部门、执法岗位和各执法环节之间环环相扣、环环制约，促进整个税收执法活动的规范运行；三是切实坚持依法行政，及时、准确、全面贯彻执行各项税收政策和法律法规，做到依法征收，依法减免。四是建立健全严密的执法监督机制。切实发挥内部监督的自我纠错、自我完善的作用和外部监督的舆论、评议作用，增强对税收执法各环节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的效果。对外，正确处理执法与服务的关系，既要加大依法治税力度，也要注重对纳税人的服务。一是加大稽查力度，继续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打击涉税违法行为，充分发挥稽查部门的职能作用。二是有效开展税收宣传活动，创新宣传形式，深化宣传内容，提高宣传效果。三是不断优化税收服务，全面实行政务公开，增加税收工作的透明度，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不断提高税收服务水平。

（三）加快信息化进程，全面规范征收管理

深化以信息化建设为支持的税收征管改革，是新形势下推动税收事业长足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提高征管质量和效率的重要措施和保障。我们要按照“科技加管理”的总体思路，巩固、提高、丰富和完善“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定片管理，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征管模式，推进税收征管信息化、专业化和规范化进程。加快计算机网络建设，实施征管信息化管理。一是搞好网络建设，以县局数据库为核心，实现全局网络一体化。二是应用新的税收征管软件。新的征管软件目前×分局一岗于七月份正式启用，二岗、三岗将在县局配置好网络以后，迅速启用。三是抓好纳税户的信息采集工作，做到不漏一户正式户，逐步将非正式户采集完毕。

（四）适应形势需要，全面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税务干部作为税收工作的主体，其素质高低、作风好坏、形象如何，事关税收事业的荣辱与成败。因此，要以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为基点，按照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要求，针对目前干部队伍的思想和作风，全面加强队伍建设，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熟练、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

1、加强作风建设，促进分局上下作风的进一步转变。深入分析税收工作中的问题，寻求对策，攻坚克难，求得突破，推进地税事业更快发展。要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作为一名税务干部，学习不但是一种政治责任，也是一种思想境界，更是一种精神追求。一个不善于学习的人，一个缺乏知识的人，就不会有深邃的思想、鲜明的观点，看问题就不会有高度和广度，工作就不会有深度和新意。要加强督促检查，切实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尤其要抓好已经出台的各项制度落到实处。

2、加强对干部特别是分局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坚持“以德治队”思想，认真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开展以“讲道德、树形象”为主题的职业道德教育，以“四讲四树”（讲敬业、树勤政为民形象；讲法治，树秉公执法形象，讲廉洁，树为税清廉形象；讲法治，树优质服务形象）为内容，采取“三学四建”（学习“三个代表”、学习道德规范、学习英模事迹；建勤政规范、治法规范、廉政规范和服务规范）的办法，全面深化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引导干部职工遵守“热爱税收，依法治税，廉洁奉公，文明征收”的职业道德，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大力倡导文明礼貌、团结互助、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民族精神，增强广大干部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务实意识、自律意识和服务意识，进一步提高广大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