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十篇

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篇1

关键词：人口特征；人口基数；人口素质；人口流动；人口分布；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1-000-02

一、引言

基于地理、文化、历史、经济等各种因素，一个国家的人口普遍具有与其相对应的人口特征，而人口特征与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均存在着联系，尤其是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其中：人口基数、综合素质、年龄结构、人口的流动性、人口性别比、人口的区域性分布、人口城镇化等方面因素，均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极为直接的关系。

二、人口基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口基数的大小直接关系着经济发展的模式、规模以及速度。就我国来说，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一方面对资源消耗的需求旺盛，需要与之相匹配的资源供应，这对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能源成本具有较大的压力，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庞大的人口基数，却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人口。一般而言，对于粗放型、劳动密集型经济，尤其是较为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外向型经济而言，能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具有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对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中国自改革开放起，巨大的人口基数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分享了庞大的人口基数红利，劳动力供给非常充足，而劳动力的价格非常低廉，生产制造的人力成本较低，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这样的人口红利需要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发展模式，才能显现出它的优势，在外向性的加工制造型经济模式中，这种人口红利就具备了特定的条件和基础；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创新型的高科技或金融服务等高端产业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那么，这种庞大的人口基数对于创造人口红利的优势，将不复存在。如：美国有3亿多人口，经济以高科技，金融服务等高端产业为主导，其经济总量是中国经济的2倍；而中国人口基数13亿，比美国多出10亿，但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向型的加工制造产业，且经济规模虽然快速提升，但仅相当于美国的1/4(是指提升速度还是其它？)，所以，人口基数对经济发展的红利因素也仅限于特定的经济模式。抛开经济发展模式，单纯谈人口基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无从谈起。

三、人口年龄化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口的年龄化结构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人口基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着一定的关系，人口基数庞大可提供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但如果人口基数中人口的年龄化结构不合理，这种庞大的人口基数红利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中间最主要的就是老龄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本质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协调统筹问题。[6]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3亿人口中，年龄超过60岁的人口比例已经达到13.26%之多，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进程加快，说明劳动力人口在相应减少。虽然从绝对数而言，中国的劳动力仍将在一定期限内，具备人口红利的巨大价值。但是，我国在经济不发达，人口基数很大的情况下，在很短的时期内进入老龄化社会，会带来“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问题，社会保障、社会负担增加，对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对于人口基数相对较小的国家来说，老龄化人口比重过大，将直接造成劳动力人口不足，社会成本支出过大，经济发展速度放慢。

类似的，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人口特征，还有人口的性别比。就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来说，男性劳动力比女性劳动力有一定的先天优势，性别比的失衡，会产生一定的社会问题，容易造成后续新生劳动力的不足或延缓新生劳动力的供给。对经济的发展产生持续而长远的影响。

四、人口的综合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国的人口基数庞大，但综合素质或人均素质不高。人口基数庞大，但综合素质较低，那对于宏观的经济发展而言[1]，只适合劳动密集型产业，只有劳动密集型产业才需要大量的低端劳动力，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较低。对于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金融服务等高端产业而言，则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才能满足这些高端产业的发展需求。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我国正是基于大量的低素质劳动力人口，创造了快速发展的规模庞大的外向型加工制造产业。而外向型加工制造产业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主导产业。虽然我国的人口素质近几十年来一直呈现快速提升之中，但相对于如此庞大的基数而言，总体的素质提升仍然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如上所述，人口的综合素质因素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

五、人口的区域性分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直观的结果就是，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的区域劳动力相对更为充足，反之则劳动力缺少。但这一结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只能建立在一定的主观和客观条件之下进行分析[2]。如果对应的产业资源不足，过多的劳动力人口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如在我国的四川、河南等人口过多的省份，以及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劳动力人口充足，但可供分配生产资源不足，就造成了劳动力过剩，人口红利变成了人口负担，对经济发展形成不利影响。如将这些过剩的劳动力人口，流动到沿海生产制造产业相对集中、发达的地区，这些过剩的劳动力人口就能发挥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对经济发展形成正面的提升和促进作用。同时，如果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的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西部等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充分利用这些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对经济的平衡发展，将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人口流动是主观人口分布的最主要因素[3]，人口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可分配生产资源的再次分配，通过人口流动促进生产资源的合理分配，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是“势利经济”(人的趋势性和趋利性导致的人员向易于产生财富的时间，地点集中的经济行为)造成的一种合理的人口分布策略。人口流动较为集中的区域通常经济活力强，经济发展快；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流动出现区域均衡的状态，则说明一个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均衡。流动人口的地区分布决定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

六、人口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城市化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城市化进程也基本上是各国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一条发展脉络，人口的城镇化速度越快，经济发展的进程和速度同样也会加快，反之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会加快人口的城镇化进程[4]。人口城镇化的比重加大，对经济发展很显著的一个促进作用就是城市人口越多，商品的消费量也就越大，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就越大，消费增加对经济的巨大贡献就很容易表现出来。目前，中国的经济主要依赖劳动密集型的外向型经济，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拉动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三驾马车以出口和投资所占比重较大，而消费是三驾马车中最弱的一匹，之所以最弱，是因为人均可支配收入过低的原因，我国目前城市化人口比例较小，农村人口比例大，而农村人口总体来说收入低，消费能力差，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消费能力不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对于我国来说，推进城市化是经济发展一个根本性问题，只有加快城镇化建设，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的保障。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已从卖方市场时期进入了买方市场时期，卖方市场时期是生产能力满足不了人们的物质需求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要发展经济，主要是提高生产能力，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一个国家进入买方时期后，要想达到财政收入的最大化，社会就业量的最大化，就必须寻求商品消费量的最大化。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仍有6亿7千多万农村人口，农村人口消费能力低，严重制约着我国商品消费量向最大化发展。同时，在农民身上存在着自产自消的行为，而这些自产自消的物品，因为不是通过货币购买消费的，因而不是商品消费，产生不了商品消费的作用，从商品经济的角度上，称农民自产自消的物品为“无效消费品”。

七、总结

人口特征的差异性与经济发展的结果存在着密切的必然关系，结合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人口特征分析，以上所述的结论同样存在，这是宏观经济学中人口特征对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但从微观层面而言[5]，基于客观条件不同，以及各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上述人口特征在不同条件下所产生的作用也会存在着略微不同的结果。这个结果不影响宏观研究的结论，但却可以从细节处加强人口特征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全面性研究和导向性研究。本文就微观层面和特定层面的人口特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不多作分析，上述仅从宏观角度对人口特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做粗浅分析。

参考文献：

[1]陈宗胜,周云波.文化程度等人口特征对城镇居收入及收入差别的影响――三论经济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J].南开经济研究,2001(04):38-42.

[2]朱传耿.中国流动人口的影响要素与空间分布――流动人口空间自相关分析[J].地理学报,2001,56(5):549-560.

[3]周毅.中国人口流动的现状和对策[J].社会学研究,1998(03):83-91.

[4]王凤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现状及缩小差距的措施研究[J].特区经济,2010(10):90-93.

[5]孙耀华,李忠民.中国各省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关系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05):87-92.

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篇2

（一）人口低速稳定增长，经济快速持续发展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增长速度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的影响。进入新世纪，江苏经济快速持续发展，人口再生产始终保持“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现代模式。2012年，全省常住人口达7549.5万人，自然增长率为2.28‰，人口总量占全国5.7%。与上年相比，总人口增长1%，自然增长率上升0.07个千分点，人口总量占全国比重保持不变。而同期江苏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1548.36亿元，比上年增长14.9%。经济总量占全国10.3%，比上年提升0.3个百分点。按常住人口计算，2012年全省人均GDP已达28685元，比上年增加4125元，增长16.80%。

2008-2012年，江苏人口增长2.65%，不足上一个10年增长速度（7.07%）的一半，低于同期全国平均增长速度（2.99%）。而这一时期，江苏经济增长则达到127.86%，翻了一倍多。2008-2012年度经济增幅分别达到10.2%、11.7%、13.6%、14.8%和14.5%，年均递增13.6%，高出全国同期平均水平3.4个百分点。2012年，又创出14.9%的新增速，经济增长步入一个新的快速稳定增长期。从人口经济密度来看，1997年为5.9人/万元，2007年下降到0.86人/万元，2012年继续减少到0.35人/万元，下降速度非常之快。人口的低速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江苏省2005年突破了人均GDP三千美元大关，处于世界中下收入和中上收入国家水平之间水平，标志着江苏人口与经济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二）年龄结构趋于优化，劳动力资源丰富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从而直接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据我国科学家研究表明：在我国改革开放头20年（1978年至1998年）的GDP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增加的贡献份额达到24%、人力资本积累（即素质的提高）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转移的贡献份额为21%；而同期，约有1/4的人均GDP增长是靠抚养比下降带来的。

江苏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调整优化，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2000年以来，全省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和劳动适龄人口比重逐年上升。2012年，全省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达5609.27万人，占常住人口74.3％，与上年相比，劳动适龄人口增加103.56万人，比重上升0.64个百分点。与2000年相比，劳动适龄人口增加385.2万人，比重上升2.78个百分点。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不仅为江苏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给江苏带来“劳动力人口增加，人口抚养系数下降”的“人口红利”现象。2012年，全省人口总抚养比为34.48%，其中，少儿人口抚养比为19.74%，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4.74%。与2000年相比，全省人口总抚养比下降5.3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江苏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由1982年人口普查时的3962.54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5609.2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上升8.8个百分点；全社会人口总抚养比则由1982年的52.73%下降到2012年的34.48%。与30年前相比，全省每百名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负担减少了18人。

（三）教育发展优先，人口素质提高

优先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提供更多优质教育资源，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任务。近年来，江苏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成效显著。九年制义务教育不断巩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在校生巩固率均接近100%，全省小学在校生人数从2000年718.55万人下降到2012年455.75万人；初中入学率和在校生巩固率均在98%以上，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达93.5%。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结构比例趋于合理，高等教育面向大众化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台阶，大学本专科生年招生人数从2000年的18.2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35.91万人，毕业生人数从2000年8.01万人增加到25.73万人。农村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全部免除。

随着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江苏人口受教育程度得到提高。2012年，全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7.89年，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9.25年。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0.45年，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近1年，达到初中以上水平。全省每十万人拥有大学（含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由2000年0.39万人增加到0.69万人，增加0.3万人，拥有初、高中受教育程度人口分别为3.79万人和1.46万人，分别增加0.15万人和0.15万人，小学受教育程度人口下降0.57万人。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也为社会全面进步，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了良好基础。

（四）劳动力转移加快，人口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聚集

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篇3

[关键词]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0)05-0053-05

环渤海地区主要包括河北省、辽宁省、山东省和北京市、天津市等三省两市,国土面积52.2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5.4%,既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三大核心区之一,又是我国流动人口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大,环渤海地区经济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已经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负面的,因此,当前探讨本地区流动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显得尤为必要。

一、环渤海地区经济和人口发展的现状特点

(一)经济发展

1. 经济地位突出。2008年该地区GDP占全国比重接近26%,是我国经济增长第三极。环渤海三省两市GDP年均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8年地区人均GDP达到32,878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45倍。该地区是我国经济开发历史最长、强度最大的地区之一,据测算,目前该地区开发强度为1.7%,其中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开发强度分别达到了8.0%和5.4%,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该地区经济密度(地均GDP)达到了1,497.33万元/平方公里,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8倍。

2. 经济区位优越。新亚欧大陆桥东部起点,跨东北、华北和华东三大地区。北京是全国铁路、公路和航空线路布局的核心,环渤海沿岸港口成为连接我国各大经济密集区的主要节点。环渤海地区陆路交通十分发达。截止2008年底,该地区铁路营业里程、公路里程和高速公路里程分别达到了14,612.3公里、503,735公里和11,877公里,分别占全国的18.3%、13.5%和19.7%。同时,区内港口吞吐能力很强。在我国16个规模以上港口中,有6个位于环渤海地区。该地区规模以上港口码头长度占全国22.9%,泊位个数为681个,占全国13.9%,其中万吨级别泊位达348个,占全国的32.3%。

(二)人口变动

1. 人口规模持续增大。2008年环渤海地区常住人口为23,592万人,占全国总数17.76%。2001年~2008年,环渤海地区总人口占全国比重仅提高0.27个百分点,但其常住人口增长了1,271万人,年均增长达到7.94‰。从历年数据来看,环渤海地区常住人口增速呈现加快趋势,2001年人口增长率仅为4.84‰,2008年则提高到了10.10‰,其中天津和北京最为显著,分别从3.03‰和19.38‰提高到了54.71‰和37.97‰。

2.人口密度不断提高。2000年以来环渤海地区每平方公里的人口从4.29万人提高到了2008年4.55万人,增长了0.26万人,年均增幅为6%。其中,北京市和天津市人口密度在这期间分别增长到2.03万人/平方公里和1.47万人/平方公里,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25%和18%。

3.人口分布趋于均衡。计算结果显示,2006年和2007年环渤海地区变异系数值分别为0.564、0.565,均小于全国,说明环渤海地区的人口分布是比较均衡的。从年度变动上看,2006年到2007年,以地级以上城市全市(含所辖县、市)为单元计算变异系数,环渤海地区的结果略有扩大,与全国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而如果以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为单元计算变异系数,则其结果有缩小趋势,这一点却与全国变化情况相反。

4.人口流向发达城市。据统计,2008年北京市和天津市人口机械增长率分别为3.5%、5.2%,明显高于其他三省,也明显低于本地的人口自然增长率3.42%和2.19%,可见两大中心城市的人口增长主要由人口的迁移引起的,其中北京市人口机械增长率波动性较大,但始终保持在高位,天津市则逐年上升,尤其从2003年以来该指标快速提高,并于2006年超过了北京,说明天津市已成为环渤海地区吸引外来人口最具潜力的地区。

(三)城镇化水平

1.城镇化处于快速推进阶段。2000年~2008年期间,环渤海地区总人口增加了1,378万人,而同期城镇人口增加了3,049万人,乡村人口则从12,914万人减少到11,243万人,减少了1,671万人。2006年至2008年,该地区城镇人口年增长率与总人口年增长率的差值从18.9‰扩大到了23.4‰,说明城镇人口增长对总人口增长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2.城镇体系结构由单核心向多核心转变。目前本地区拥有县级以上城市114个,其中直辖市2个,副省级城市4个。合理的城镇结构一般呈序位分布,即城市规模越大,城市数目越少;城市规模越小,城市数目越多。本地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数目分别是10个、13个和19个。44个地级以上城市中的中等城市只有两个,如果考虑到该地区还有为数不少的发达县级城市,实际上中等城市的数目远大于大城市的数目。

二、环渤海地区人口流动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流动人口在环渤海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人口流动引起的人口规模和分布变动,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当前,环渤海地区人口流动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面临着如下主要问题:

第一,流动人口就业与城镇化质量不协调。一般而言,经济因素是引起人口流动的主因,流动人口反过来为经济增长提供要素支持。计量结果显示,环渤海地区地级以上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主要依靠城市的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就业岗位,其中建筑业每增加1个就业岗位,会带动2.6个流动人口的涌入,而第三产业每增加1个就业岗位,会带动1.2个流动人口的涌入,这说明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就业仍以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为主,其中建筑业的吸引力大于第三产业。建筑业就业具有典型的“流动性”特征,但是随着未来环渤海地区城镇化推进速度下降,建筑业发展步伐也将放缓,其所能提供就业岗位随之减少,这意味着流动人口有较强的“回流性”,即一旦就业岗位减少,他们将不得不重新返回流出地,从而影响地区城镇化进程。短期内,环渤海地区城市建筑业就业岗位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最大,说明该地区的城市难以为流动人口提供长期固定的工作岗位,使流动人口规模长期维持在高水平,这最终会影响到环渤海地区的城镇化质量。

第二,流动人口素质与现代产业发展不协调。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素质总体不高,无法适应现代产业发展。一方面,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低于流入目标城市的常住居民整体的水平,2008年北京和天津两个城市地区常住居民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分别为51.5%和40.2%,而同年两地的外来流动人口中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仅占38.9%和20.9%,作为两市流入人口重要来源地的河北、辽宁、山东三省的常住人口受教育水平也明显偏低,这就使得流动人口在城市就业市场中处于劣势,对于行业、工种和待遇的选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另一方面,流动人口进入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就业的人数比较有限。相当大一部分流动人口主要从事建筑业和传统服务业,这些行业的共同特点就是人员流动性大、季节性强、技能低、工作环境艰苦、收入低等,于是决定了他们很难适应现代产业发展的需要,因而很难在城市扎根落户。

第三,人口流动规模与和谐社会建设不协调。实践表明,持续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将对和谐社会建设带来一系列的挑战,造成社会管理的诸多困难,比如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其次,长时期大规模人口流动会造成并固化社会二元结构,由于大量流动人口很难在短期内通过城镇化来解决,即便是可以,国家和地方财政也很难拿出一笔经费来支付这么高的成本。此外,大规模人口流动加剧社会经济的波动性。流动人口的“流动性”造成人口分布的不稳定,尤其是流动人口从事的职业本身存在不确定性因素。人口分布不稳定性带来基本公共服务相应的流动,而这个环节要付出很高的制度成本和心理成本。况且,部分基本公共服务甚至是不可转移的,这样容易加剧地区间矛盾。

第四,人口流动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不协调。人口的过度集中会给城市造成很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目前,流动人口已经成为一些环渤海城市常住人口激增的主要原因,2007年北京市的流动人口已占到常住人口的25.6%,2008年天津市也达到了19.4%。数据显示,环渤海地区是全国流动人口流入的主要目标地区之一,然而,京津冀地区却是我国水资源较为匮乏的地区,该地区人口持续增长必然加剧水资源紧张局面。以北京市为例,目前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于300立方米,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线,也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8。并且,城市过度膨胀严重恶化区域生态环境。根据2006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全球空气质量最差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3个,其中包括环渤海地区的天津、沈阳、济南、北京、鞍山等五个城市名列其中。

三、环渤海地区人口流动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

新时期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提高人口素质,加快体制创新,转变区域经济发展方式。根据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框架,引导环渤海地区人口合理分布和有序流动,实现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的相互促进,这既能够适应地区人口变化趋势,又能够体现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方针。

推动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应坚持以下原则:人口城镇化与工业化相适应、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主体功能相适应、人口流动与地区产业结构相适应、流动人口素质与城市现代化发展相适应。我们认为,“十二五”时期环渤海地区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发展的重点任务是:

第一,引导人口有序流动,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十一五”以来,国务院先后批准天津滨海新区和沈阳经济区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并出台指导意见将辽宁沿海经济带、黄河三角洲高效能生态经济区升格为国家战略。这些区域开放开发将迅速集聚包括人口在内的各种要素资源,带动环渤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从而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当前及今后十年,引导环渤海地区人口有序流动,特别向天津滨海新区、辽宁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等自然条件相对较好、人口承载力高、产业集聚能力强的地区流动,能有效解决当地劳动力不足问题,提高区域就业水平,开创流入地或流出地形成双赢的局面。对于上述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区域,要结合本地情况,创新体制机制,逐步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允许有条件的外来人员落户,并创造条件给予外来人员享受市民同等待遇。

第二,优化人口空间分布,加快地区经济结构调整。人口适度集聚,特别是专业劳动力空间集聚,既有利于建立地区性劳动力市场,也有利于增强专业知识溢出效应,最终实现地区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目的。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专业化分工较强,来自不同地区人口往往从事某种特定行业,从而构建起协作良好的分工网络,通过地区产业多样化的途径提高经济效率,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动态优化。因此,要加强对环渤海地区资源环境容量的动态评估,适当提高中等城市人口密度。坚持集聚经济发展导向,协调好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之间的关系,限制过度追求城市空间扩张,以避免大量流动人口(如失地农民)产生。消除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有形或无形分割,允许人口自由、平等、有序的流动,在市场力量和政府引导之下形成空间合理分布。

第三,提高流动人口素质,转变区域经济发展方式。流动人口素质影响到流入地或流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劳动者,流动人口素质密切关系到经济投入要素的质量,并最终决定了产出劳动效率水平。作为消费者,流动人口素质日益影响到地区市场产品结构,从而决定地区专业市场发展水平。作为技术创新和产业扩散的承担者,流动人口素质不仅对技术创新区际传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还对产业地区间扩散转移有着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流动人口素质推动了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要重视地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建立社会化劳动技能培训体系,更多给予流动人口免费接受培训的机会,这些措施对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第四,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加快城乡统筹步伐和缩小区域差距的直接动力,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撑。完善环渤海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应包括基础服务和基本保障两类,前者包括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教育和公共交通;后者则涵盖生活保障(含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五保)、住房保障、就业保障和医疗保障。要加快推进环渤海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各省应在2020年之前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分布合理、管理有效、水平适度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城乡、区域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统一、标准的一致和水平的均衡。

第五,建立地区援助机制,解决落后地区贫困问题。环渤海地区内部发展差距还比较大,各省市都还有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贫困地区,环京津贫困带便是这类地区的典型代表。国内外经验表明,落后地区的长期存在不利于地区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更严重威胁着地区社会稳定。为此,要将建立环渤海区域性援助机制尽快提上议程。这种援助机制包括援助政策设计、援助机构设立、援助资金募集、援助项目评估等四个方面。由于国家和各省在“十一五”期间加大了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工程建设投入,大大缓解了各地区交通落后、生态环境恶劣等问题。在“十二五”期间,环渤海的落后地区将迎来追赶发展的机遇期,因此地区援助机制要因地制宜调整人口空间分布,采取“移业就民”、“生态产业导入”等多种模式帮助这类地区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尽快消除区域性贫困问题。

四、具体政策措施建议

第一,深化城乡体制改革,稳妥推动城镇化进程。首先,把户籍制度作为改革的突破口,积极简化流动人口登记手续,提高流动人口登记的信息化水平。放宽流动人口到中小城市落户的门槛,给予市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待遇。其次,加快土地管理体制改革。严格控制农村宅基地的规模,改革原来宅基地申请制度,有保有压,不鼓励农民申请耕地建房,加快农村宅基地和耕地确权工作。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鼓励宅基地在农户之间流转。编制新农村规划,积极鼓励农户集约用地建房,通过土地整理等方式,回笼部分农村宅基地。限制外出人员回乡建房挤占农地,引导他们就近到城镇或县城落户。对于自购商品房的农民,目前不宜收回其在农村的承包地,但可作价、有期限、有条件收回其农村宅基地。对于购买公用住房的农民,应作价无条件收回其农村宅基地,并有条件、有期限收回其农村承包地。最后,探索最优城镇规模体系,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十二五”时期,重点推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中小城市集聚力和辐射力,发展具有产业特色的县域经济。一方面,改变长期使用计划手段来实现“土地指标占补平衡”的办法,引入市场机制,建立土地占补平衡指标有偿交易市场,扩大城乡建设资金来源;另一方面,提高县级财政分成比例,扭转当前县级财政过度依赖出售土地的局面。

第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积极扩大流动人口就业。经历改革开放30年建设,环渤海地区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已开始显现结构臃肿的现象,为了避免陷入萧条困境,应及时实施产业结构升级,鼓励传统制造业向周边二、三线城市转移,避免“大树底下不长草”的现象。激励政策和规制手段必须同时出台,对于主导搬迁的企业应享受税收返还、固定资产投资纳税打折等优惠政策,对于被动搬迁的企业则采取更严厉的办法,提高其运营成本,以促其尽快外移。只有实施这种“移业就民”政策才能有效地解决大量流动人口涌入特大城市、大城市问题。引导人口向中小城市有序流动、就近从业、合理集中。针对当地具有规模优势的产业集群,宜对流动人员进行专业技能培训,使之实现顺利就业。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就业的主要途径之一。以辽东湾为核心辽宁沿海经济带和以京津唐为核心的京津冀都市圈是承接流动人口的重点区域,也是创造就业机会重要地带。相反,黄河三角洲高效能生态经济区则对原有经济布局进行优化调整和产业升级,重点发展生态产业和循环经济,这些产业解决就业问题有限。

第三,建立省级对话平台,妥善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环渤海地区三省两市省长级领导对话平台是地区流动人口问题的高层互动形式,可以每年定期举办,由省级领导参加,会议内容重点就是区域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其中流动人口问题应列为会谈的重点,展开实质性磋商,最后达成协议文件并付诸于实施。特别要重点围绕以下两方面内容进行深入交流:一方面,发挥重点区域辐射作用,引导人口向重点区域适度集聚,重点区域包括国家战略区域、重化工业基地和特大城市新城。如天津滨海新区、辽宁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和黄河三角洲高效能生态经济区,要以市场机制为导向,放宽落户条件,建立区域性人才交流市场,引进一批专业技术人才,满足快速发展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用工需求;另一方面,重视问题区域,及时出台措施缓解日益加剧的流动问题。重点关注两类问题区域。第一种是特大城市,主要针对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日益突出的流动人口问题,包括劳动就业、子女教育、社会治安、社会保障、居住迁徙等。第二种类型指环渤海地区贫困地区,包括环京津贫困带、鲁西南、辽西北等贫困人口集中的地区。建立地区援助机制是国际通行的经验,这也是环渤海地区省级领导对话机制内容,重点探讨建立一个环渤海地区落后地区发展基金,以项目开发形式帮助落后地区发展。

第四,完善地区协作机制,推动服务管理一体化。除了省部级领导对话平台之外,地区人口流动协作机制也是人口服务管理部门定期沟通协调的重要渠道。建立流动人口机制的关键在于制度化建设,包括联席机构、组成人员和磋商内容。联席机构由各省人口计生委和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管理部门组成,专设三省两市流动人口协作临时机构;每年择期围绕一个区域性人口问题展开磋商,提出实质性解决方案,工作目标就是逐步实现区域内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体化。每年定期召集三省两市人口计生委举办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体化会议,负责起草地区人口服务管理一体化会议主题、行动纲领和逐步实施的框架协议,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体化的年度评估。地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体化协作机构负责人可由国家计生委分管领导担任,也可由三省两市领导轮流担任。区域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体化重要内容应包括:流动人口信息共享,问题区域人口密度的跟踪,建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互认制度,深入评估流动人口对区域气候变化和资源环境的影响等。

第五,关注重点人群生活,及时提供必要社会救助。第一类群体是城市农民工。环渤海地区农民工主要来自河北、四川、重庆、河南等省,重点解决农民工群体社会保障问题,宜于企业缴纳;向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提高他们维护合法权益的能力;组织农民工临时工会,提高这群体的组织性和法律地位,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第二类群体是流动人口中育龄妇女。由于该群体约占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规模1/4左右,其生活和工作环境需要人口计生部门提供必要生育、维权等妇女关爱服务;第三类群体是大学生“蚁族”。北京是我国“蚁族”规模最大的集中地,他们来自全国四面八方,其中环渤海地区占相当高的比例。跟“北飘”相比,“蚁族”带有弱小、高智、群居等特点,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生活环境恶劣,收入很低,应对自身社会风险能力低。对此,出台政策措施解决“蚁族”问题,一方面,将“蚁族”群体纳入全市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社会保障范围;另一方面,设立“蚁族”援助社会服务机构,特别针对性地解决他们的心态和求职问题,尽可能地减少负面的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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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 耀.环渤海地区工业发展的新特点与新思考[J].中国工业经济,

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篇4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在1978年GDP是世界第15名，2011年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国民的幸福感是否也同步提升？ 2012年4月联合国首次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中，中国香港排名67，中国内地排名112；2013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的《2013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中，中国香港排名64，中国内地排名93。2015年3月5日李克强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群众对医疗、养老、住房、交通、教育、收入分配、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有些地方环境污染严重，……”根据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国内学者进行了实证研究，给出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结构模型。[1]本文以济南市为例，利用济南市近13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建立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结构方程模型，从“市域”角度探索经济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具体影响，分析社会发展是否与经济发展同步这一问题，明确经济发展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找出促进和制约社会发展的因素，解决以往对经济与社会关系研究的“概略过广、针对性不足”的问题。

二、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模型的构建

Bourguignon指出，区分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用结构模型处理隐性的或者显性的关系，而不是利用简化形式的模型进行相关性分析。[2]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有时需处理多个原因、多个结果的关系，会碰到不可直接观测的变量即潜变量的问题，这些是传统的统计方法不能解决的。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弥补传统统计方法的不足。结构方程模型（SEM）用可以直接观测的变量（指标）解释潜变量，建立起变量与潜变量以及潜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结构。然后基于数据，通过建模、估计和检验得到因果关系模型。结构方程模型可以替代多重回归、通径分析、因子分析、协方差分析等，清晰分析单项指标对总体的作用和单项指标间的相互关系。

（一）指标体系构建

钱纳里等认为，经济发展可被视为维持经济增长所必需的经济结构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变化。[3]这就意味着经济发展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的增长，还有更为广泛的内涵，包括经济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改进和优化以及经济物耗的减少和增效。国内外广义的社会发展内涵包括经济发展的相关内容，范围过广，指标重叠，操作性较差；狭义的社会发展则不包括经济发展的相关内容，只侧重于人的发展研究。本文的社会发展选择居民生活质量、社会稳定、人口素质、生态环境4个潜变量作为量度；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48]以及《济南市十二五规划》中经济社会发展指标[9]，本文经济发展指标选取经济水平、经济结构、经济增速、经济物耗4个潜变量，这样就形成了8个潜变量与23个观测变量（见表1），以此来分析济南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关系。

经济水平。经济水平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本文选择GDP（从宏观层面量度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人均GDP（将人口数量包括在内，衡量经济发展的水平）、人均财政收入（衡量政府财力的重要指标，不仅反映经济水平，也反映政府“能力”）、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既体现经济发展现状，又预示经济未来发展）作为反映经济水平的潜变量。

经济结构。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本文选择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反映产业比例关系，描述经济增长方式，并隐含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就业总数比重（反映第三产业对就业的贡献度，并从用工分布角度描述经济结构）作为量度经济结构的潜变量。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6月第32卷第3期张传平，等：基于SEM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经济增速。本文选用GDP增长率（衡量经济发展的相对水平）、财政收入增长率（反映政府“能力”增长的相对水平）、进出口增长率（描述对外开放与国际竞争综合能力水平）体现经济增速。

经济物耗。从能源消耗和原料消耗两方面考虑，选取每万元GDP能耗和每万元GDP原料消耗（反映经济活动效率）描述经济物耗。

居民生活质量。居民生活质量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既要考虑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差别，又不失全面性。本文选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经济基础）、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体现社会保障覆盖面）、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城市人均住房面积比农村更能体现生活质量）、每万人拥有执业医生数（是衡量社会发展“阶段”的指标，也是发达国家的突出指标）量度居民生活质量。

社会稳定。社会稳定是共享发展的结果，是和谐发展的体现，是可持续发展（自然环境与人口的可持续）的必要条件。本文选取人口自然增长率（反映人口可持续的指标）、城镇失业率（负指标，隐含反映社会不稳定）、每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负指标，直接反映社会的不稳定情况）反映社会稳定情况。

人口素质。素质是人的先天秉赋和通过后天培养而获得的能力、品行、修养、素养、本领。本文选用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从居民受教育程度视角反映人口素质）和全年专利申请总量（从能力视角反映人口素质）量度人口素质。

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主要是指居民的生活环境，本文选用城市绿地覆盖率、环境空气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和二氧化硫排放量测度生态环境。

（二）经济与社会发展关系假设

综合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1012]，本文提出以下经济发展各潜变量与社会发展各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假设：

H1，经济水平对居民生活质量具有正向影响；

H2，经济水平对人口素质具有正向影响；

H3，经济增速对经济水平具有正向影响；

H4，经济增速对生态环境具有负向影响；

H5，经济物耗对生态环境具有负向影响；

H6，经济结构对经济水平具有正向影响；

H7，人口素质对居民生活质量具有正向影响；

H8，人口素质对社会稳定具有正向影响；

H9，居民生活质量对社会稳定具有正向影响。

（三）模型构建

1.济南市经济与社会发展路径图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的济南市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如图1所示（图中数字是后面模型估计检验的结果）。

简记为η=Bη+Γξ+ζ。

式中，ξ为模型的外生潜变量；η为模型的内生潜变量；Γ和B为结构系数矩阵，分别表示模型外生潜变量ξ对内生潜变量η的影响以及内生潜变量η之间的互相影响；ζ为模型的残差。

由图1可知，对经济水平而言，其测量方程为：

求解非线性方程组Σ=Σ（θ），可实现完整模型的参数辨识。

3.数据的收集及其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文选用的数据来源于2002―2014济南统计年鉴，个别年度缺失的数据通过查阅《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及通过插值法得到。利用SPSS软件对搜集到的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显示数据可用。

4.模型的参数估计和检验

利用AMOS170软件进行计算，得到模型的拟合指数情况（如表2所示）以及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如图1所示）。

（二）济南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关系考量

式（12）在本文指标界定下，反映的是复杂函数η1=f（η3，ξ3），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城市人均住房面积、每万人拥有执业医生数与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以及GDP、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关系。从手段到目的统一来看，济南市经济发展较好反映了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的因果关系，人口素质对居民生活质量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式（13）第一项表明居民生活质量与社会稳定负相关，这不是离经叛道的奇谈怪论，而是揭示了居民生活质量作用于社会稳定、社会稳定是生活质量固有要求、生活质量不是社会稳定“格兰杰原因”的事实。伴随经济与社会发展，人们必将更加关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加广泛参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实践；更加直接参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对就业、教育、文化、社保、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有更高期望，对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有更高诉求。

式（13）中，第二项人口素质的提高有助于社会稳定。本文选择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全年专利申请总量作为人口素质的度量指标，关联人口自然增长率、城镇失业率与每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其正向关系不言自明。减少社会弱势群体，消除分配两极分化，建设和谐国家，实现中国梦，都依赖人口素质的提高。

式（14）解释了济南市经济发展对人口素质提高的正向推动作用。山东省“十二五”规划指出：在前进道路上山东省仍然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快，结构性矛盾突出，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人均经济指标水平偏低；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节能减排压力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够强，人才支撑能力不足；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对外开放水平不高；保障和改善民生任务繁重，公共服务水平亟待提高。济南的人才支撑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

本文用城市绿地覆盖率、环境空气可吸入颗粒物浓度与二氧化硫排放量测度生态环境；用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和进出口增长率测度经济增速；经济物耗则用每万元GDP能耗与每万元GDP原料消耗测度。式（15）表明济南市经济发展过程对生态环境的“负外部性”。济南应转变工业发展方式，加快实现由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的转变；通过全面优化技术结构、组织结构、布局结构和行业结构，促进工业结构整体优化提升；切实解决关系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逐步实现环境保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居民环境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13]。

四、结论

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也是经济发展的最终意义所在。本文以济南市为例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经济结构及经济增速对经济水平具有正向影响；经济水平对人口素质具有正向影响；经济水平及人口素质对居民生活质量具有正向影响；人口素质对社会稳定具有正向影响，而居民生活质量对社会稳定具有负向影响（与假设不相符），说明居民生活质量作用于社会稳定，社会稳定是生活质量固有要求，生活质量不是社会稳定的“格兰杰原因”；经济增速及经济物耗对生态环境有负向影响。

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篇5

关键词：两种生产理论；人口均衡；发展；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4-0013-02

一、两种生产理论的历史发展脉络及理论意义

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在此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项研究，善于将婚姻和家庭的微观研究与社会制度的宏观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婚姻和家庭这些微观问题受资本制所有制支配，是阶级对立和斗争的产物。同时，在大量的史料研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逐渐成熟和发展起来。

恩格斯在《起源》（第一版）的序言中第一次精辟地阐明了两种生产理论，他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同时，生产又不是单一和绝对的，分为两种，即“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到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这两方面又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愈少，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是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别人劳动力的可能，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些新的社会成分在几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两种生产理论集中而全面地论述。

两种生产理论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并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传承。马克思曾经说过“社会的条件只能适应一定数量的人口”，即人口的规模和世代更替的速度受到社会生产条件的制约。在这一观点的指导下，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作为生产者，人能创造财富；作为消费者，人需要消耗财富。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这二重作用，是正确认识人口和社会经济相互关系的出发点。因此，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适应是一切社会都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正是因为如此，人口的再生产既提供劳动者，也提供消费者。如果劳动者过多，超过一个社会所能容纳的数量，势必造成劳动者过剩，出现社会中的失业问题；如果消费者过多，将会造成消费资料供应的紧张和短缺。因此，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大量的劳动力不能与物质资料按照固定比例结合，过剩人口相应的产生。列宁继承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口观点，坚持了人口的存在和发展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基本观点，明确地指出，人类的生存和增殖与动物有本质的区别，最主要的、直接的制约还是来自社会条件。继列宁之后，斯大林领导了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革命的实践和理论的研究都促使他研究人口问题。他首先肯定，人口状况属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一，“人口的增长，人口密度的大小，无疑也包括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概念中，因为人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必要因素，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物质生活”，并进一步概括了人口增长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人口的增长对于社会的发展有影响，它促进或者延缓社会的发展，但它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力量”。

在中国，肯定了人在世间一切事物中的作用，他明确地提出了“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观点。在肯定人的重要性的同时，同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提出“我们这个国家的好处是人多，缺点也是人多”。既看到人口多的有利一面，要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各种条件，把中国人多、劳动力丰厚这个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又看到人口多的不利一面。对于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增长过快，出现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不相适应的新的人口问题，同志科学地总结了中国建国以来的实践经验，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1956年就又提出了要计划地控制中国人口增长问题的观点，逐步形成了适应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

纵观两种生产理论逐渐完善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两种生产理论揭示了原始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性，而且也科学地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大大丰富和完善了唯物史观，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二、人口均衡发展的当代价值及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人口、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为国家未来的长足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着各项人口数量、结构、质量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问题，针对这一现状，党中央在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把人口问题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之中统筹规划，体现了人口因素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口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并且人口规模适度、人口素质优良、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分布合理及人口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协调平衡发展。

因此，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在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内涵和外延都是相一致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人口的供求关系上来看，人口的供给和需求相一致，这是两种生产理论主要内容的集中体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就曾面临过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曾有过经典论述“中国人多，是好事，也有困难”、“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并指出人口要有计划的发展，而且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回顾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中国通过控制人口快速增长，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随后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口环境，所有的这一切都为了使人口供给和需求能达到相互协调的状态。

第二，从生产的供求关系上来看，人口的生产和消费应相互协调，这是对两种生产理论的有益借鉴。在传统的社会中，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经济制度承载力较为稳定；进入现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自然资源的承载力较为稳定，在这一条件下，“制度承载力”成为主导，人口的均衡将受制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同时，人口的生产和消费处在不断的适应、变化的过程中，人口的消费超过人口的生产时，在经济中表现为经济发展驱动力弱，人力资源开发能力差，各项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的效率低下，进而又导致了人口抑制资源的有效使用；反之，当人口生产超过消费时，意味着资源过度开发，社会超负荷运转，经济整体处在低水平的发展阶段。

第三，从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来看，人口与经济社会达到互相均衡的状态，这是结合中国国情，对两种生产理论的完善和发展。人口与经济、社会达到互相均衡的状态，并不仅仅体现在人口的数量方面。在一个国家中，人口的概念较为广泛，除人口的数量之外，还包括人口的素质、年龄性别结构、分布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些诸多的内容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项因素密切相关，同时又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程度、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所制约。

三、实现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反思及建议

第一，大力发展教育，投资于人。人口的素质反映着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总体条件和能力。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人口不仅要在数量上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而且要在质量方面与社会发展和经济水平相适应。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人口的素质日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要内容和显著标志，同时也是生活资料生产的重要条件。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的程度，正是体现了这个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所处的阶段，人口质量的提高，大大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发展。

第二，促进人口合理分布，有力引导。改革开放带来中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同时区域发展的差异日益明显。由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区域差异的逐渐加大，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选择到东部沿海工作和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区域之间的差异。

第三，积极发展老龄产业，未雨绸缪。新一轮的“民工荒”是多方面因素导致的，一方面城镇化进程逐渐加快，城乡区域之间差异正在逐渐减少，农村将成为吸引农民工返乡的重要吸引地区。另一方面说明了学界所指的“刘易斯拐点”到来。综合考虑这一问题，“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并不仅仅意味着劳动力人口的减少，更重要是中国历来以劳动力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优势正在逐渐丧失。

总之，要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从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均衡发展的高度，认识中国人口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从人口再生产和物质资料再生产相协调的角度研究并解决中国面临的各项人口问题，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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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篇6

关键词 人口；均衡发展；模型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4-0169-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4.027

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预测，本世纪中叶我国将迎来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三大高峰，从人口转变的现实和未来长期发展的角度看，人口数量、结构、质量、分布以及人口自身系统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均衡发展问题将成为主要的、亟待解决的人口问题，中国人口的现实催生着人口观的改变和人口理论的突破。适应这种现实需求，近年来管理者和宏观决策者提出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理念和思路，一些学者［1-3］开始将经济学上的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引入到人口问题的研究，但这些都停留在概念、观念和口头表达上，而全面、系统地提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理论至少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基本问题：一是人口均衡发展内涵的厘清；二是人口均衡发展的测量问题。本文将就上述两个方面做深入探讨。

1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内涵

在经济学中，均衡一般指经济体系中变动着的各种力量相对平衡，因而变动的净趋向为零的状态。这种状态具有稳定性、相对性、动态性、协调性等特点，因此可以认为均衡的状态是一个系统的各个部分达到了相对稳定的水平，系统的发展是协调的，也是可持续的。

将均衡的概念及其特点，延伸至人口问题上，同时借鉴适度人口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和谐理论，我们将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含义界定为：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人口自身的数量、质量、结构、分布的协调，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外部系统及国际竞争力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状态，是指人口自身发展以及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国际竞争力达到和谐点。其中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的协调发展是人口自身均衡，即人口自身均衡；而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国际竞争力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属于人口与外部系统均衡。

人口均衡发展的本质就是要在人口自身系统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四个外部系统的相互制约与促进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使人口规模维持在既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同时又在资源环境承载范围之内的水平，这种平衡本身是动态的，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人口均衡发展所要求的人口规模也是变化的。

人口自身长期均衡是指人口规模、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这三个基本要素本身以及要素之间的均衡状态。人口数量是指一定时期内人口自身繁衍所达到的人口规模。一定规模的人口数量要求人口作为生产者和资源消耗者的双重身份能够协调和统一；人口质量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一定的社会制度下，人们所具备的身体素质和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的水平。人口质量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包括人口的身体素质、教育素质等；人口结构是指按不同的标准对人口进行划分得到的结果，就人口自身而言，主要包括人口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人口自身均衡就是人口规模恰当、人口质量优良、人口结构合理，三者相互协调，能够支撑人类的自身繁衍以及人口系统自我演进至更高的层次。

人口与外部系统的均衡是指人口规模及增长率维持在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之内，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协调发展的状态，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均衡。人口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以其劳动力的数量、质量投入及消费需求动力，促进或延缓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与经济生产的相互影响和协同机制，要求人口再生产的数量增长、结构配置等须同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就业人口的吸纳和增长保持适度，从而不断满足人们的生活消费增长需求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文明。二是人口与社会发展的均衡。一方面，一定数量的人口的存在，是一切社会结构体系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的状况又制约着人口问题的解决。人口与社会的均衡具体表现在一定的人口数量之下，社会结构合理、生活质量和社会综合影响较高、社会基本建设完善。三是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均衡。资源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能量源泉，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均衡是指人口对资源的消耗和再开发与资源的供给之间是协调的、可持续的。四是人口与环境之间的均衡。人与其生存环境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单元的复合系统。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影响、改变生态环境条件，而生态环境反过来又影响人口的分布、人口的素质与人类生活的质量。人口与环境之间的均衡发展就是实现人类生产生活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人口规模及增长必须维持在环境的承载能力之内，使人口规模与环境相协调。

人口的自身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的关系是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人口自身均衡是实现人口外部均衡的基础和前提，而人口外部均衡通过人口内部系统的各个要素施加影响并间接地制约着人口自身均衡的实现。

2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评价监测模型的建立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理论在实践中应用的前提是建立一个评价监测模型来描述、评价和监测人口自身以及人口与其他系统之间的均衡状况，而任何指标体系的设计都必须深入挖掘被测量对象的内涵，同时分析和借鉴已有的相关指标体系。

2.1 已有人口发展理论指标体系回顾

人口压力指标。指人口的非适度状态，即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社会的不适应、不协调。区域的人口压力评估指标国内已有多项研究。如赵军［4］设计了一套由12项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并在甘肃省内各区域进行了排序。人口压力指标反映了区域内经济、环境和社会所承受的人口压力，因此实际上是一种滞后的指标体系，缺乏指标的超前指示功能。

人口承载力指标。指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自然－社会复合的生态系统保持永续利用的条件下所能负载和容纳的人口数。蔡莉［5］等回顾了过去关于人口承载力的数项指标体系，提出了一套区域人口承载力的指标框架和计量方法。人口承载力指标反映了环境、社会所能承载的上限，同人口压力指标一样，是一种滞后性指标，即根据指标不能判断人口与外部系统之间合适的度在哪里，何时对人口进行调节是合适的。

人口发展评价监测指标体系。见陈仲常［6］等的研究。作者在文中没有给出指标测量的概念内涵，从所选取的指标看，该指标体系围绕人口自身发展，与外部系统的关系方面只选取了人口与经济的4个指标，人口与环境、社会等方面没有涉及。因此，该指标体系不能测量人口与重要的外部系统之间的关系程度，也不能解决好坏的标准问题。

人口现代化指标体系。指与经济社会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人口发展形态。王学义［7］回顾了多项前人的研究，并设计了人口现代化的指标体系。从其选取的指标看，人口现代化指标体系反映了人口本身的现代化发展程度，而何种程度是较为合理的人口发展状况以及人口与其他系统之间的和谐程度并没有反映。

此外，还有与全面小康指标相适应的人口发展指标体系［8］、人口安全动态评价指标体系［9］等。对已有人口发展指标体系的回顾可以看出，虽然测量的都是人口发展的状况，但是侧重点是不同的。有的侧重于人口自身发展，有的侧重于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但是均没有对人口系统本身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外部系统的全面测量。此外，关注于人口压力、承载力使得这些指标体系具有滞后性，对人口的发展程度、与其他系统的协调关系没有超前的指示作用，因此丧失了指标的监测和预警功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不仅强调人口自身发展均衡，更加强调人口自身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人口外部系统的协调发展。因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指标体系要体现三方面的功能：一是描述和反映一定时期内人口各方面均衡发展的水平或状况；二是评价和监测一定时期内系统各个组成部分协调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三是综合衡量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之间的均衡程度，以及影响均衡目标达成的关键因素。

2.2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指标体系框架

根据人口均衡发展的理论基础及其内涵，将指标体系分为两大子系统，即人口自身均衡子系统和人口与外部均衡子系统，其中人口自身均衡子系统包括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和人口质量三个方面，人口与外部均衡子系统包括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四个部分，如图1所示。

2.3 指标体系的建立

根据人口均衡发展的内涵及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在人口自身发展特征分析和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发展基本要素分析的基础上，遵循客观性、完备性、科学性、系统性、可比性和实用性的原则，采用频度统计法、理论分析法和专家咨询法确定指标体系，并结合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水平，参考小康社会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10］给出2020年各指标的均衡值，具体如表1所示。

指标体系设定为三级，第一级包括人口内部均衡和人口外部均衡两个方面，第二级由七个部分组成，分别是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以上构成对人口内部均衡的细化；而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是对人口外部均衡的具体化；第三级指标是二级指标的具体体现，其中内部均衡使用7个指标，外部均衡使用13个指标来做具体描述。应该指出的是，指标的选取是一个“妥协”的过程，即在反映信息的全面性和指标的精炼性之间、反映信息的精确度和数据的可获得性之间反复权衡、比较、取舍的过程，最终形成的指标体系是一个折衷的结果。

2.4 指标标准化处理

不同的评价指标具有不同的单位，且即使具有相同单位的不同指标，其数值的大小也有很大差异，直接用这些量纲不同的指标数值进行综合，将有可能夸大数值较大的指标的作用。因此，我们需事先对所有数据进行标准化（无量纲化）处理。本指标体系采用多元统计方法中最常用的Zscore法对数据进行处理。

对指标的方向进行调整实际上也是在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只是这种标准化是针对逆指标和适度指标而言的。在综合评价统计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方向不同，因此有正指标、逆指标和适度指标之分，对于逆指标和适度指标，需调整方向使其与正指标的发展趋势相一致，本指标体系采用对逆指标求倒数（对适度指标取实际值与适度值差的绝对值的倒数）的调整方法。

2.5 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使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的权重，首先依据指标体系设计了三级判断矩阵式问卷，选取了20名专家，其中人口学教授8名，国家宏观管理部门高级管理者5名，经济与管理学者7名，问卷发放的方式采用邮寄和送达的方式，全部问卷回收之后进行层次单排序与检验以及层次总排序与检验，得到的最终结果如表2所示。

3 国内31个省级单位的实证分析

我们采集了我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2000-2007年8年的指标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目标一是对我国各地区人口均衡发展的现状进行综合评价，二是结合2020年均衡目标值，对我国各地区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度的发展态势进行分析，三是对影响均衡度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

表3是依据指标体系对2000-2007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均衡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的结果。其中平均得分是指2000-2007年八年的平均得分。

从具体排名来看，可以将各地区划分为四个层级，其中北京、上海和浙江分列前三，人口均衡发展协调程度最高。根据排名，结合指数得分将31个省市分为四个层级，北京、上海和浙江得分在0.75以上，人口均衡实现程度最好，分列一到三位，为第一层级；广东、黑龙江、海南、江苏、福建、吉林等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均衡发展程度较好，指数得分在0.7以上，为第二层级。这两个层级的省市占31个地区的30%；内蒙古、天津、河北、山东、江西、四川、辽宁、湖北、广西、湖南、安徽、重庆、河南等13个省市的指数平均得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占41%，属于第三层级；而新疆、山西、陕西、贵州、甘肃等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均衡发展水平较差，占30%左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为第四层级。

从区域分布来看，排名靠前的主要为东部尤其是沿海的省市，而中部地区的大部分省市排名居中，西北和西南地区排名靠后。排名1-10位的省市中，黑龙江和吉林属于东北地区，而上海、浙江、广东、海南、江苏、福建均为东部沿海省市，这些地区人口均衡发展程度远高于内陆地区；而排名居中的省市除了天津、山东和辽宁外，几乎均为中部省市；排名靠后的9个省市中，西北地区的六个省份均列其中，此外还包括西南地区的云贵和，这些地区人口均衡发展程度也较低。

从影响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关键因素看，在人口自身均衡方面，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是制约人口自身均衡的主要因素。经过近30年实行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规模得到了有效控制，极大地减轻了我国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促进了经济与社会发展，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从当前来看，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的问题开始凸显出来。从表3的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与人口结构的得分来看，大多数省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已经控制在均衡目标值3‰左右，而各省市人口质量与人口结构的指数得分则参差不齐，尤其是人口结构，对人口自身均衡制约最大。这也提示我们在继续控制人口总量的同时，更应通过加大医疗服务投入和教育投入，提高人口健康水平和人口文化素质，并采取积极有效地措施解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等导致人口内部结构失衡的问题。

在人口与外部系统方面，人口与社会对人口与外部系统均衡制约最大，人口与经济次之。从全国人口与外部系统均衡发展实现程度来看，人口与环境均衡发展程度最高，达到66%，而人口与资源次之，为61%，人口与经济均衡发展程度为53%，人口与社会均衡发展程度为52%。这说明人口与社会、人口与经济是制约人口与外部系统均衡的两个最主要因素。从具体排名也可以看出，北京、上海、浙江和广东各项指数得分较为平均，上海虽然人口与环境指数得分偏低，但经济与社会两项得分较高，因此，整体排名前列。而黑龙江、福建和吉林等同样靠前的省市，人口与环境、人口与资源两项的指数得分均较高，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较好，但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的指数得分偏低，影响了最终的排名。云南、青海、、甘肃等排名靠后的省市，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程度属于中等水平，与中部许多省市相当，但由于经济发展落后，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程度低，因此，排名远低于中部省市。因此，要实现人口与外部均衡发展，在充分考虑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关键是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通过技术改造和革新，改善和提升产业结构，降低结构偏离度，引导劳动力更多地向第三产业流动，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

4 结 论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际上是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适度人口理论在当代的进一步拓展和延伸，不仅强调人口自身要协调发展，而且更加强调人口自身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人口外部系统的协调发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具体排名看，北京、上海和浙江分列前三，人口均衡发展协调程度最高。从人口自身均衡来看，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是制约人口自身均衡的主要因素。人口与外部系统的均衡来看，人口与社会对人口与外部系统均衡制约最大，人口与经济次之。

建立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理论体系，既需要理论上的创新也需要实践的反复检验和修正，因此是一个不断完善、逐步逼近的过程，本文的研究是其中一个尝试和阶段性成果，无论是人口长期均衡的内涵还是指标体系的建立都还需要更多的探索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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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Model for Monitoring, Measuring and Evaluating longterm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population

WANG Ying1 HUANG Jin1 ZHAO Juanying2 ZHANG Xianbing1

(1.School of Manage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China;2.Physical department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篇7

关键词：人口系统；经济系统；协调发展

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内在联系，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和最终归宿，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及其变化的状况，同时在一定条件下决定人口发展。尽管如此，由于发展之间的关系千差万别的，不同地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很大的区别。本文主要针对人口和经济协调发展展开论述。所谓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即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如果既充分利用了人力资源，实现了充分就业，又较好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就是实现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协调。要实现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的同时，保持社会经济的适度增长，尽可能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经济效益。

一、协调发展评价模型构建

（一）指标选取与指标权重

本文采用分层评价模型进行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根据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分别选取了经济指标（作为逆指标的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和gdp、人均gdp、财政收入、第三产业值占gdp比重、城镇化率等正指标）与人口（包括大专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与平均教育年限等正指标，总人口、人口密度等中性指标和自然增长率、婴儿死亡率与总抚养比率等逆指标）指标等一级指标。然后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一级和二级指标的权重。

（二）指标数据的无量钢化处理

由于本文采用的指标数据具有不同的单位，这可能会对评价结果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对它们进行无量钢化处理，使其波动范围缩小到0和1之间。最常用的方法是极差标准化，其公式如下：

正指标计算公式为：

经济这种标准化所得新数据的值越大越好。

（三）协调发展系数计算

协调发展系数强调两子系统的协调情况及发展水平。在文中先用协调系数来评价两系统的协调状况，其公式为：

cij=exp（-k（ui-uj）2）

其中：cij表示第i系统与第j系统的协调系数；ui表示i系统的实际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得分），uj表示j系统的实际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得分）；k=2/s^2，s^2为ui和uj的方差均值。

即使协调系数能反映两系统的协调情况，但不能反映系统当时所处的发展水平。当ui=0.7，uj=0.7时，i系统与j系统的协调系数为1，而当ui=0.9，uj=0.9时，系统i与系统j协调系数也是1，但是后者两系统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前者。所以本文还引入了协调发展系数指标。其公式为：

d=（cuiαujβ）1/2

其中：d为系统i与系统j的协调发展系数；c为系统i与系统j的协调系数；α，β为权重，且α+β＝1，具体到人口与经济两系统，设为α＝β＝0.5。协调发展系数是一个正指标，数值0和1之间，值越大说明该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越好。

二、我国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区域评估分析

本文利用2007年人口、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截面数据，对全国各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作综合评价。因为，反映人口发展水平的三种指标较难取，本文在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钢化处理时用最佳状态值1。

（一）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利用林凡元文章中所用的专家打分结果，根据ahp方法分别构造出了人口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判断矩阵，然后通过计算获取了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分别为3.095195和3.038711。人口与经济指标的特征向量如表1所示。

（二）人口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与协调发展评价

本文选取我国各地区2007年的人口与经济发展指标数据，首先根据正指标、逆指标不同，进行数据无量钢化处理人，其次根据加权平均法，将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发展水平指标无量钢化数据与各指标对应权重值乘积来表示，其公式为：

本文运用matlap软件以上两矩阵相乘得全国各省市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实际发展水平，然后根据协调系数和协调发展系数公式求得全国各地cij和dij值，即具体值与排位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在全国各地区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综合得分中，人口系统综合得分均高于经济系统综合得分，这可能由本文在无量钢数据里面人口密度、婴儿死亡率和平均人口受教育年限等指标引用了最佳引起的。c与d值前七位分别为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天津和福建等东部沿海地区；后四位是海南、湖北、湖南和吉林等地区。主要原因是在东部地区经济比较发达，人力资源比较丰富，人口素质较高，因此东部地区人口与经济比较协调发展，而在其他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程度较低。

三、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表明，我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经济总量保持高速增长，人口增长率较稳定，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发展迅速，但是各地区发展区际差距比较明显。东部地区协调发展系数均为较高，中西部地区较低。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地区协调发展系数都大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原因是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发展综合得分与经济水平综合得分较接近，协调性好，并且人口与经济发展整体实力较强。我国其他地区在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一定得不协调问题。分析结果表明，海南、湖北、湖南、和吉林等地区存在严重的不协调性，协调发展系数都排在后面，从表2中最后一列可以看出一种共同特点，即人口水平排位在经济发展水平前面。也就是说，在这些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不协调主要原因是人口发展速度跟不上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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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篇8

当今社会，世界各国对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都给予高度关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发展形式不断变化，已从粗放式区域经济发展形式逐步转变为现在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上来。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人力资源，面对人力资源参差不齐的现状，我国必须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才能适应时展潮流，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分析

1.人力资源的内涵

所谓人力资源，主要指人具备的知识、技能、智力、体力等综合劳动能力。把人具备的各种能力加以组合，即形成各种各样的人力资源，尤以智力、体力因素最为关键。根据经济学分析，人力资源主要在特定时间范围内，全部人口所拥有的整体劳动能力，其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源，与人的自然生命体密切相关。

2.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

要想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其关键因素是人的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密切相关。特别是我国人口基数较大，人才质量参差不齐，人力资源面临较大压力。当人口数量增长超越经济资源消耗时，就会影响区域内人口素质的提升以及人力资源的投入份额，造成人力资源开发条件不足。加之区域范围内就业压力较大，生产中容易使用低素质劳动力，引发人口数量增多而人口质量下降的恶性循环。

二、人力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1.根据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需求调整人力资源开发战略

调整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就是对人才数量、质量以及结构等人力资源进行调整开发。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囊括了区域经济发展结构、速度以及效益等内容。因此，人力资源开发实际是调整开发人力资源的过程及其方法，自身无法进行价值判断。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发展过程，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经济发展结果及其形态，其自身能够进行价值判断，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及其方向。所以，调整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时必须符合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需求。

2.合理分配安排人力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

人作为经济发展主体，其行为直接决定着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果。特定时间内区域经济的资源总量不变，针对某领域投入过多自然影响其他领域发展。而人力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又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资金我。因此，人力资源上投入过多势必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效果。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必须合理分配安排人力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

3.实现人力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谐统一

人是人力资源开发的主体，同时人也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所以，人力资源开发实际上是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开发所需人才。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体现人的发展过程及其发展方式。而人力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统一是实现了人的发展。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体现的都是人类活动，两者共同发展才促进了社会发展进步。所以，要实现人力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统一，最终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

三、基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开发策略

1.增加财政投入促进人口素质提高

医疗卫生、学习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等各种社会资源供给均需要大量财政资金投入，其直接关系到人口素质的水平。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应增加财政投入力度，为区域范围内人口素质提升提供基础保障，促进人口素质提高，强化人力资源质量，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2.控制人口规模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基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开展人力资源开发，就在控制区域范围内的人口规模。保持人口数量符合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需求，既不过多也不过少，以免造成不利影响。人口数量会对人口质量带来一定影响，所以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至关重要，应结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和地方发展实际，制定相应的控制措施，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3.结合实现制定人力资源开发战略

人力资源开发应为当前经济发展以及未来经济规划提供基础保障和服务。在人力资源数量上、劳动技能上、知识水平上等都应充分做好准备，满足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需求，实现两者的和谐共进发展。并且要结合区域发展实际优化产业结构配置，升级发行传统产业模式，全面推进人力资源开发工作。

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篇9

一、“两种生产”理论及其相互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产分为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即“两种生产”。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为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创造物质财富而进行的生产活动。人类自身生产是人类为养育自身和延续后代而进行的另一种生产活动。这两种生产都要受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和社会发展的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作用于人类自身生产并对其起决定性的作用；人类自身生产又反作用于物质资料生产并对其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必须相互适应，相互协调。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是生产力不发达，其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既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也包括人类自身的生产，二者统一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践之中，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之中。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仅仅理解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片面的，是只见物不见人。人是最重要的社会生产力，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过程中，既要注重物质资料的生产，更要考虑到人类自身的合理生产，使之相互适应，相互协调。对此没有正确的认识，不能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就会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坚持两种生产一起抓，在努力发展经济、增加物质财富的同时，合理发展人口生产，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

二、经济发展与人口变动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发展对人口变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着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在特殊地、历史地作用于人口规律。”人口变动反作用于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发展起促进或延缓的作用。当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时，将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反之，将起到延缓经济发展，甚至造成社会经济的停滞与破坏的作用。

经济发展对人口变动的决定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经济发展决定人口的自然变动，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育水平越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越低。其二，经济发展决定人口迁移。在现代社会中，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及第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使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导致人们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业部门，从农村走向城市，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以谋求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其三，经济发展决定人口结构。包括人口阶层结构、教育结构和职业结构等。

从宏观角度看，经济发展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影响人口变动。一是经济发展使生产条件和生产方式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使得对劳动力由数量的需求转向质量的需求。二是经济发展促进了生存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强化了人们对自身发展和享受的需求，生儿育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逐渐弱化。三是经济发展为城市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条件。城市化体现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包括全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现代生育观念的建立等等。四是经济发展促进了科技进步，提高了避孕节育技术，改善了人类生殖条件，从而促进了人口素质的提高。五是经济发展有助于提高妇女参与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能力，促进其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转变。六是经济发展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福利制度日益完善，弱化家庭所承担的传统功能如养老、保障、安全等，有利于生育率的下降。

从微观角度看，经济发展同样对人口变动产生影响：家庭是一个生产单位，家庭的生育决策取决于家庭收益最大化这一影响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将增加对高质量的劳动力需求，减少对低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家庭为了培养高质量劳动力，必须增加培养孩子的成本投入，从而产生孩子质量对数量的替代。二是父母受教育水平高，尤其是妇女受教育水平高，就业率高，收入水平高，则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大，父母倾向于减少养育孩子的时间。三是社会保障制度、福利制度的完善，使得养育孩子的收益减少，生育效益下降，有助于降低生育率，四是城市化水平提高使人们更注重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再加上城市规模扩大，生活费用上升，增加家庭抚育孩子的成本，促使人们倾向于少生孩子。

上述分析对于我们做好计划生育工作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所有宏观环境的变化、政策变化只有落实到微观利益机制的变化上，才会最终发挥作用，目前我国生育率的下降主要是依靠强有力的行政制约手段实现的，不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生育率的自发下降，这在农村尤为明显。群众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政策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这是由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在家庭这一微观层次上建立起一个有利于计划生育的利益机制。因此，我们必须把建立利益导向机制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推行“三结合”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途径。

三、人口国情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国家大，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特别是农民多，这种状况不是容易改变的。我们难就难在人口太多，很多问题都不容易解决，在生产还不够发达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都成为严重的问题。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但是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也仍然存在。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十五大报告在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时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口国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本的国情。中国人口比世界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还要多1亿，要用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1％的人类，这就是中国的人口国情，也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我们在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时候，一定要充分认识人口国情的重要性，人口问题应该是我们想问题，办事情，做决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虽然我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已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口的绝对增长量仍然比其他国家高得多，今后一段时期内平均每年还要净增长1000万左右。据预测，由于人口惯性的作用，我国人口总量还将继续膨胀，直到21世纪中叶总人口达到16亿左右才能缓慢下降，也就是说还要再增加4亿多人口，而且这是以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为前提的。这就是说，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将在很长的时期内面临人口多的问题。这也就决定了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四、人口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

小平同志始终把人口问题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来考察和处理。他指出：“我国的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大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是中国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国对人口的增长采取严格的控制是从我们的切身利益出发的”。

中国要发展，既面临经济、科技、教育和文化的落后状况，又面临人口过多的巨大压力。仅以粮食为例，1984年我国人均占有粮食400公斤，达到世界人均平均水平，1996年的粮食产量虽然比1984年增加了900亿公斤，但人均占有粮食为392公斤，反而低于1984年的水平。也就是说，新增的粮食被新增人口消耗掉还不够。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人口问题不能妥善解决，经济就不能发展，人民生活就难以改善。

小平同志不仅把人口问题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与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总任务能否实现联系起来，还把人口问题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紧紧联系起来。小平同志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穷的问题。他说，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穷的问题。

为了实现我国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的目标，小平同志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农民和农村问题是中国的根本性问题，中国现代化的难点在农村，农民富裕、农村振兴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国际上往往把农业人口比重的大小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程度的标志。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只占10％左右，而我国却有9亿多人口在农村，占总人口的80％左右。由于农村的生产条件、生活方式和社区环境短期内难以改变，农村人口的生育率要高于城镇人口的生育率，即使采取较严格的生育政策，由于人口惯性的影响，农村人口绝对量的增长趋势还会继续下去。中国人口控制的关键在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也在农村。邓小平说，实行计划生育，可以使中国更快地发展起来，因此要求各级领导要把计划生育当成一个战略性的任务来抓，一定要抓好，要大造舆论，要抓好的典型，想尽一切办法实行节育。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民是中国人口主体的思想具有战略意义，不仅分析了中国人口城乡结构和分布状况，告诫我们人口控制的重点在农村，而且为我们指明了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经济等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可以说，找到了解决农村人口生存和发展问题的办法，也就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子。

五、人均水平在衡量综合国力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综合国力、实现分三步走战略目标的主要标志。确立人口意识，树立人均观念，是邓小平人口思想的重要观点。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每一步都有人均水平的要求。小平同志提出，我们的目标是：第一步，在80年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就意味着我们进入了小康社会。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50年的时间再翻两番，人均四千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根据小平同志战略目标的构想，第一步已提前两年实现，解决了温饱问题；第二步根据现在的经济发展速度，到2000年，在人口比1980年增加3亿左右的情况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二番的目标是有希望实现的。

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紧密结合起来，是邓小平在人口思想方面的突出贡献，衡量和评价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除了看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外，更要看到国民生产总值的人均占有量。只有这样，才能科学真实地反映出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动态变化（目前国际上通常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国家富裕程度的排序标准）。

在小平同志的讲话中多处提到人均粮食、人均土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概念，教导我们树立人均观念。他说：“我们要经常记住，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只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水平，例如煤产量，1978年美国商品煤5.99亿吨，苏联原煤7.24亿吨，我们去年的原煤也达到6.3亿吨，似乎不算少，但是按每人平均占有量计算，就少多了。”正如小平同志所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和不少产品产量，从总量上看已位居世界前例，但按人均计算，却远远低于世界标准。我国国内生产总值1993年达5446亿美元，居世界第7位，但人均却处在125位；钢产量1996年已达1亿吨，居世界第一位，人均却处在世界第100位以后；煤产量1995年为12.4亿吨，居世界第一位，但人均却处在75位；原油产量1995年1.5亿吨，居世界第5位，但人均却处在140位以后；发电量1995年为9280.8亿千瓦小时，居世界第2位，但人均却处在130位以后：粮食产量1996年4900亿公斤，居世界第1位，但人均却处在世界第80位；1995年肉蛋的产量，肉5260万吨，蛋1677万吨，均居世界第一位，但人均却分别处在第75位和55位，所以只有总量的增加，而没有人均占有量的增加，很难谈得上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如果只从总量而不从人均占有量加以比较，就容易作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只有树立人均观念，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人口过多带来的种种困难，才能看到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在诸多经济因素中，人均收入水平不仅最能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它对生育率影响也很显著。研究表明，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存在着人均收入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的趋势，不管是纵向的发展过程还是横向的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之间的比较都说明这一点。因此，要提高人均产值，一方面必须发展经济，另一方面要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小平同志十分明确地提出人均观念，并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发展的标准，从而将物质资料生产与人口生产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了人口与发展并重的思想。这一辩证思想，深刻揭示了人口与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全党全国人民增强人口意识和发展意识，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六、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早在1981年邓小平同志就说：“我们把计划生育当作一个战略问题。”党的十二大把计划生育确定为我国长期实行的基本国策，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是我国到下世纪中叶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要求决定的，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决定的。它有以下特点：一是稳定性。实行计划生育是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千千万万的家庭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的大政策，因此，它不能朝令夕改，它必须具有相对稳定性。历史经验证明，计划生育政策的任何反复都会给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新时期的计划生育工作基本思路中要强调坚持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变的原因。二是长期性。党的十三大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要经历上百年，十四大又提出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我国的人口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将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因此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即使到了下世纪某个时候生育率已经很低，人口不再增长，但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依然存在。此外，我们还要考虑提高人口素质的问题，这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三是综合性，实行计划生育不仅是控制人口增长，不只是对人口发展起作用，它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有关系。这就是说计划生育工作的好坏不仅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过来，经济社会活动也会影响到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它实际上是社会经济生活变化的综合反映。四是统一性。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体现了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的统一，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统一，公民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作为一个基本国策，它不仅要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也要考虑家庭和个人利益。所以，计划生育的政策不是越紧越好，它还要考虑群众的承受能力。一个群众根本不能接受的政策，是不可能作为基本国策来实施的。

七、在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必须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提高人口素质是我国人口政策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是实现我国跨世纪宏伟蓝图的基本保障。

人口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这些素质的形成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人口规模与教育、健康保健等资源能力不匹配时，就会影响人口素质的提高，因此，控制人口数量是提高人口素质的一个重要因素。小平同志把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深刻地论述了两者间的辩证关系，中国既面临人口数量的控制，也面临人口素质的提高，两者互为因果。

人作为生产力中起主导的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其素质高低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从而决定一个国家的国力水平。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现代经济发展证明，就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而言，物质资本的多寡固然重要，但人的素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为重要。一方面，人的素质的提高可以弥补物质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可发挥倍数效应。所以，各国普遍重视人力资源开发，重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目前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实质上就是人才的竞争、国民素质的竞争。谁拥有掌握先进思想和技术的高素质劳动者，谁就能在新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仍以传统产业为主，科技含量低，能耗高，生产方式相对落后。我国人民勤劳、智慧，可是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我们要掌握和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就必须把人口“包袱”变为社会财富，积极开发人力资源，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

提高人口素质要从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做起。出生人口素质是人口综合素质的基础，是直接决定人口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没有出生人口素质的提高就谈不上人口素质的提高。建国以来，我国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婴儿死亡率由建国前的200‰下降到1995年的31.4‰，先天畸型和智残发生率大幅度下降。但出生人口素质仍面临不少问题。有关研究推算，全国每年约有20万至30万肉眼可见的先天性畸型儿出生，加上出生数月或数年才显现出的缺陷，每年出现的先天残疾儿童总数高达80万至120万，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总书记在1998年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提高人口素质是我国人口政策的重要内容。这项工作要从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即通常所说的优生抓起，使出生婴儿智力正常、身体健康。这是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昌盛的最重要的基础。超级秘书网

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篇10

摘要：养老保险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其最重要的目的在于调节市场经济发展可能给老年人带来晚年的生活保障。其实，保险制度本身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的。由于社会保障属于一种机制，既从属与政府，也服务于市场。因此保障制度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关键词：养老保险；社会保障；经济发展

当今全世界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不断进步，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日趋严重。我国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问题日显突出，在全世界人口老龄化的大潮之下，我国的老年人保障制度也在面临着严峻挑战。

一、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状与困境

人口老龄化的含义是指：一方面是指社会总人口的增加，使得老年人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老年人的增加比例较快；另一方面是指社会人口新生代力量不足，总体趋于老年状态，从而进入老龄化社会。从国际角度来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

受中国的传统观念影响，子女成为老年人老年保障的首要方式，老年人通过亲情可以得到精神抚慰。当然，大多数老年人比较满意的生活保障，依然是养老金制度。在当今社会，老年人多数选择独居生活，尤其是一些年龄不大且身体比较健康的老人。因此到了高龄之后，他们只能依赖传统的养老方式。目前的老年人呈现高龄化趋势、老年人丧偶率提高、生活不能自理人数提升，照顾老年人的经济负担变得沉重，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人们的压力普遍增加。另外很多家庭的只有一个孩子，一对夫妇需要同时照顾一个孩子和四位老人，忙碌的生活和照顾老人之间产生矛盾，对中年人造成不小的压力。因此作为年轻的一代人对老年人提供保障的能力不足，传统的家庭养老问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二、我国老年人保障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中国老年人体制运行十多年来，对深化改革，维持社会稳定，实行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老年人制度时间不长，本身还不是很成熟，而快速的老龄化又给我国的老年人体制带来了新的问题。

由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撰写的《银发中国》调查报告，是在由中国社科院、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21世纪中国老年人政策的人口与经济分析”国际研讨会上被提交的。该报告认为：“中国即将经历一次人口转变，一个原本年轻的国家即将老龄化。到2040年，中国老年人总数将达到3.97亿人，超过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目前人口的总和。”据统计，50%以上的城镇老年人口在银行基本上没有存款，只能依靠子女或社会供养。而经济保障是老年人的基本条件，多数老年人表示，如今占自己开支最大份额的是医疗费，他们最担忧的问题就是生病卧床。我国目前主要有三种老年人方式：政府承办的社会基本老年人；传统的家庭老年人；以个人储蓄为主的自身老年人。

三、我国未来老年人保障制度的现状与“危机”

美国学者哈罗德·L·维廉斯基分析世界上六十多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后认为：“社会保障始终作为经济增长和人口变动的天然伴侣而发展起来，并且从来都是由于政治家的洞察力、公众压力和福利机构的交互作用而迫使它尽快出台”。此外，社会保障制度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史也表明，人口变动的趋势既是很大程度上决定社会保障的发展进程，同时也是社会保障制度得以健康运行的客观条件之一。

我国如今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增多，中青年劳动力逐渐减少，新生代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随着社会的发展，完全依赖家庭的力量来解决老年人问题，显得不切实际。由于我国的人口年龄分布状况以及人口基数的影响，使得老年保障的问题日益突出。

首先，人口老龄化的增加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经济发展水平要与社会保证制度相适应，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老龄化是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的阶段而形成的，与发达个国家相比，并不是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标志。发达国家是先富后老，我们是未富先老。因此对老年人资金的需求与经济发展同步的矛盾是制约我国老年人保障的根本原因。

其次，人口老龄化本身存在着制约和影响着经济的发展。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口将大幅度上升。而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原则是在长期稳定的人口结构下，老年人的退休老年人费用将由下一代生产劳动者即年轻人承担。显然，随着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大幅度的提升，必然导致在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其年轻型劳动力人口不能也不可能负担如此庞大规模的老年人口的退休老年人费用，从而威胁社会保障机制的正常运行。

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增加与日益扩大的保险费用支出，是社会保障制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通过何种方式解决老年经济保障的压力，可以说是中国老年人保障制度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在我国目前经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转型时期，同时正式的保障制度又需要完善的背景下，更使老年人保障成为一急需解决的难题。

结语

总而言之，老年人保障从根本上讲是要依靠社会经济的良好发展从而作出制度的安排，然而人口老龄化自身又会在不同的层面影响和制约着经济的增长。因此如何在未来的时期内，如何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保障资金的相互关联，建设有利而不是妨碍经济发展的社会保障，建立适应本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才是我们面对日益严重的老年人保障问题所能作的正确选择。

参考文献

[1]林义，《养老保险改革的理论与政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