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行业风险分析与对策十篇

养老行业风险分析与对策篇1

随着我国的养老模式仍然延续着家庭为主的传统机制，社会养老保险金的政策变化也开始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文章从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的风险管理层面进行分析，为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顺利实行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行风险管理;问题研究

我国学者对于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研究显示出了明显的多样化趋势，一部分人认为社会养老保险的基金筹集对象应当是政府、集体以及个人，此外也应当根据实际地区情况发挥政府擅长的引导作用，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应当在全国范围之内都推行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将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对象设为国家财政为主，社会群体为辅，全面提高我国社会养老保险补贴的水平。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发展给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营过程提高了难度，有学者认为建立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风险防范体系才是实现政府与民众共同对此进行管理的最佳方案，还有学者认为社会养老基金保值性的确立，才能维持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势头。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的过程中有着很多的弊端和风险，因此加强对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风险的管理是目前相关部门最需要研究的课题之一。为保障社会养老基金的价值和安全，应当对其发展的渠道进行拓宽，同时建立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风险预警机制，从定量和定性的角度对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有效的控制。虽然已经有一部分专家和学者针对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行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但是其深度和内涵还不能满足新时期社会对于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现实需求，可供相关企业完善体制和健全制度的空间非常大。

一、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行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筹资环节风险分析

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行过程中的筹资环节风险是指在进行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资本筹集的过程中，由于该项基金制度中的某种缺陷导致了不同参与者会利用自身的利益追求性，做出的可能影响社会养老基金数量和范围行为所造成的风险管理问题。筹资环节的风险管理问题可能会让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实际筹集额度与项目预测额度有很大的出入，也就是说会导致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不能达到持续稳定的供应效果。其中可能发生的风险管理问题包括缴费率风险和约束制度不力风险，缴费率风险是根据人口老龄化数据的提高而产生的，由于我国早早的进入到了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很多厂家和企业都要面对大量的养老费用支出，这就产生了财政赤字的情况，政府部门在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上承担的风险也在逐年增加。约束制度不力风险是指很多企业都存在着拖欠养老保险缴费的情况，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拖欠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缴费状态下的企业已超过三十万家，累计金额达到了四百亿元左右；而且很多企业都会以降低保障税和缴费基数的手段逃避上缴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义务，同时目前实行的逆选择制度也会让筹集到的资金出现分散无效的情况，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制度中并没有明确相关的融资规则，这就会导致社会保险费和企业拖欠的情况频发，产生更多的社会养老保险筹集环节中的管理风险。

(二)管理环节风险分析

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行过程中的管理环节风险是由于相关政策的之后以及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导致的，主要的表现形式为内部欺诈、流程管理失效以及社会养老保险基本信息系统的失败行为。管理环节过程中的内部欺诈风险是由于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部门管理人员的利己思想导致的，其手段有、流程混乱以及利用管理制度中的漏洞进行违规操作等，其危害有两点，首先是对于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侵占，内部的管理人员可能直接将筹集到的资本进行贪污或是其他形式的侵占，导致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业务在违规操作的过程中形成资金流失，让受益群体被其个人行为造成大面积的基金损失；其次违规操作会让社会对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部门的管理人员失去基本的信任。流程混乱的风险主要是由基金管理部门或是其负责人的行为引发的，利用了基金管理流程中的漏洞对社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同时也会导致社会公众对基金管理单位的信任度降低。信息系统的操作失败是由于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信息管理系统在设计时的漏洞所引起的，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都需要信息系统的支持才能进行，因此一旦信息系统出现问题，就可能会导致社会保险业务的中断或失败，甚至会造成基金数据的丢失，影响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部门的声誉和口碑。

二、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行风险管理应对的策略分析

(一)宏观角度对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行风险管理的策略分析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案例的分析可以得知，任何时期下的社会保障制度都需要从时展的角度进行改革和优化，否则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不良后果。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建立与其社会属性相适应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制度时，很多国家在运行的过程中都很少能对其出现的风险进行管理和控制，因此加强对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制度的动态性优化，可以为构建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行风险管理制度奠定基础，还能对传统制度下所形成的一成不变心理进行破除，完善以及修正我国目前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制度中出现的僵化模式，让具有灵活性和时效性的基金保障制度和风险管理制度来维护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发展的健康及稳定。根据对我国目前执行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分析，可以得出若是要构建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行风险管理制度，就必须形成相关的风险防范社会系统工程。首先，相关部门应当对社会保障制度执行的环境和风险因素密切关注，并根据其发展和演变的情态制定具有指向性的政策；其次，在加强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先进性的同时，要对其相关的法制系统、监督系统以及管理系统进行发展，让三者形成互相制约和影响的关系，不仅可以让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制度形成内在免疫力，而且可以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正常运行做出贡献；最后，相关部门要加大力度对制度的执行过程进行监控，制度中的风险必然会存在，没有监控部门的管理和限制肯定会出现更加致命的损失和问题，因此社会保障部门的管理人员需要对风险的防治和管理工作有着正确的态度，采取有效且严格的手段对可能出现的社会保障基金贪污、挪用以及浪费情况进行监控。

(二)微观角度对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行风险管理的策略分析

从微观角度对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行风险管理的策略分析，需要从扩大保险筹资渠道和健全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体系的方式来完成，其中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筹资渠道的拓宽需要对其性质和对象进行规定，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具有很明显的社会性，也就是说其筹资的渠道和对象也应当是具有社会性质的全体人群。健全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体系的角度应当从养老基金的支柱体系开始着手，国家基本养老基金是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一大支柱，其收入和受益的水平均有政府决定，而审查工作的开展则是由对应的财政部门负责，因此可以通过加强养老金预算报告的提交质量来提高财政部门对养老基金的管理水平。补充养老保险计划是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第二基本支柱，是指企业在国家的指导下为员工提供生活保障的养老保险计划，该制度进行年金方向的改革，可以为降低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提代率和相关的财政风险有积极作用。个人储蓄养老保险是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第三个支柱，是指个人行为对养老保险收入的改变，该行为并没有被政府或是企业强制管制，属于自愿。我国目前还没有明确针对个人储蓄养老保险领域的政策，因此需要相关部门提高对该领域的发展意识，让群众了解到使用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对自己的影响和作用。与此同时，还可以尝试和鼓励开设商业养老保险的形式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情况进行缓解。在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集制度的同时，还需要对管理环节中出现的风险进行优化和处理。首先，解决空账的问题要从新旧制度的给付责任做起，也就是说要让每一个新加入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新人按照最新的规章制度完善个人账户，避免形成旧制度影响下的资金缺口扩大，以制度运行中间阶段的投保人为统账结合制度落实的时间分界处，将之后参与到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人都使用最新的管理制度，之前的参保人则使用原来的旧制度。为了保障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性，相关部门可以采取分权制衡和加强监管的行为，避免出现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挪作他用的情况。可以把使用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权利分权为中央和地方，中央负责基金整体账户社会部分的分权，地方负责基金账户剩余资金个人的分权，以保障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督和落实质量，降低出现挪用和浪费风险的机率。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和给付都应当遵循安全性的原则，因此要对相关的融资制度和给付标准进行优化和开放，形成区域性和全国性基金流通的风险降低，是应对我国目前严重人口老龄化的有效方式。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行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研究可以为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因此需要相关部门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进行制度和行为上的优化，促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石斌.运行风险管理在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中的问题和策略[J].时代金融,2015,(33):294-295

[2]武萍.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行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2012,(03):57-60

养老行业风险分析与对策篇2

【关键词】养老院；投资风险；控制。

园林式养老院投资就是向园林式养老院的开发、经营、管理和服务等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达到资金收益以及服务社会的目的。园林式养老院的投资属于房地产与商业经营相融合的一种投资方式，这种投资方式的周期长、资金量大同时还具有社会公益性。

一、园林式养老院投资风险的主要特征。

（1）园林式养老院的投资短期风险高。园林式养老院作为一种新兴的投资方式，它的效益回收慢、投资成本高，很难对短期内的市场需求做出调整，特别是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升高的今天，对于园林式养老院的长期投资一定会取得不错收益。（2）地价对园林式养老院投资的影响。由于土地属于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同时我国的土地供求关系具有地域性分布的特点。

与此同时，低价还会受到政府土地经济政策的影响。

首先，我国区域地价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形式。但是，即使在同一地区，地价水平也是有高有低，城市级别不同，低价也会有所不同，同一城市内的不同区域也会有不同的低价，因此园林式养老院的投资兴建就要充分考虑建设的地区的低价以及需求等问题。

其次，我国城市地价以及养老需求具有集聚分布的特点。

大中城市及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对于养老需求量较大，地价也会比较高，因此投资风险大，但收益更高；而人口稀疏的地区地价较低，投资风险也就会相对较小，但是收益会比较差。

（3）园林式养老院的投资风险具有多样性。

因为园林式养老院具有投资与消费的二元属性，使园林式养老院投资的不确定性因素要多于其他投资方式。

宏观经济政策、微观消费模式、人口的不断增长、养老需求的多元化发展等，都会影响到养老院行业的发展。

通常，园林式养老院投资风险涉及消费风险、还贷风险等。

一是消费风险。

消费风险主要是指园林式养老院的投资额度较大，因此对于消费者的收费也会较高，而目前养老院的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有限，很多社会行业的退休金不高，因此可能导致园林式养老院入住人数较少，很难收回投资。由于国家的相关养老政策在不断变化，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也在不断变化，同时家庭结构，社会习俗，人的观念等都会影响到老人们的消费观和养老观。

二是还贷风险。

园林式养老院的资金投资量较大，可能会产生相应的借款或贷款等，因此，投资变现对于投资者来说也就十分必要了。园林式养老院投资的变现能力差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开发周期长，不可能在开发过程中就让老人们入住收益。第二，园林式养老院竣工后，市场宣传，得到人们普遍认可等也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园林式养老院投资风险的控制方式。

（1）选择最佳投资区位。通常来讲，市场对于某些东西的需求可以分为有效需求和潜在需求，其中潜在需求是一种思想上的需求，但可能的需求会受到思想挂念或者是消费能力的影响；有效需求则是在消费能力和思想观念上都能满足消费消费需要的需求。在分析园林式养老院的消费需求时，要将两种需求都要予以考虑。园林式养老院投资者只有充分分析市场的需求情况，以需求为根本投资依据，选择能满足投资收益的最佳投资区位，这样就可以大大降低投资风险。区位选择有宏观和微观之分：宏观区位选择是指选取具体的地区、城市；微观区位选择是指选取具体的街区、地点。首先，宏观区位的选择。宏观区位的选择要全面调研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和需求情况。而一个城市的对于园林式养老院的需求如何，主要有两个约束条件，一是城市的经济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程度情况；二是当地养老院行业的发展情况，是否存在供大于求的情况，或者是不能满足具体消费群体的消费需求。其次，微观区位的选择。选择城市内的具体投资区位，对园林式养老院投资项目的确定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微观区位的选择应本着一个基本原则：一是要选择地价相对经济，地皮面积较大适合园林建设，但又不能离市区过去偏远。

（2）投资组合策略。

园林式养老院的投资组合策略是投资者根据投资的风险程度和获利能力，分阶段的对园林式养老院进行投资，争取让完成阶段的项目可以投入使用，并收取相应的收益，这样可以有效降低借款风险和还贷风险。

参 考 文 献。

[1]邬沧萍。健康老龄化的科学含义和社会意义[M].中国劳动出版社，1995.

[2]李启明，申立银。风险管理中的风险效应———行为决策模型及分析[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1（10）。

养老行业风险分析与对策篇3

关键词：养老社区；保险企业；政策分析

我国是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达到近2亿人，老龄化发展迅速。随着《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的出台，“以房养老”等概念的提出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养老问题又一次成为关注焦点。笔者认为，“以房养老”作为一种产品，提供的只是一种消费模式，而未来的养老产品必将逐步走向多元化、普及化。在我国的大环境中，保险业是养老产业中最具整合能力的运营商，由此，本文将重点研究新政下保险业如何布局养老产业并对此进行可行性分析。

一、寿险资金注入养老产业的可行性分析

（一）保险企业注资养老产业的SWOT分析

1.优势（Strength）

（1）融资的优势。寿险基金的快速积累为寿险资金介入养老产业提供了可能。近年来保险业积累了大量的资金，2011 年全年保费收入达到 14339.2 亿元，其中人身险为 9721.4 亿元，增量资金充足。同时，养老社区等养老服务产品的经营需要巨额的启动资金来保证，保险业在融资阶段相对来看压力相对较低，而房地产公司则需承担非常高昂的融资成本和投资风险。况且，近年来寿险资金实际有效的投资渠道少，投资收益偏低，存在大量闲置的寿险资金，寿险公司可以借此开拓新的投资渠道并抢先占据养老社区的市场占有率。

（2）投资与资本运作的优势。寿险资金可运用的中长期资金与养老地产的投资回收周期具有良好的匹配性。养老地产建设、运营的投资规模巨大，投资回收周期可长达10至15年，经济实力不强或没有外部金融工具支持的投资者很难进入这一领域。而保险公司具有大量可运用资金，据有关数据统计，保险资金中约有80%以上为寿险资金，寿险资金中约48%是 20 年以上的长期资金，25%为5～20年的中期资金，与养老社区的投资回收周期十分匹配。

寿险业与养老产业具有一定的业务协同作用。养老社区向上衔接了医疗保险、护理保险和养老保险等产品，推动保险产品创新；向下衔接老年医学、护理服务、老年产品等产业，极大地拓展和延伸了寿险产业链，能够有效整合关联产业。

2.劣势（Weakness）

保险公司目前的养老产品定位高端，目标客户群过于局限。养老地产的建安成本决定了与之相挂钩的保险产品定价偏高。普通精装修房， 建筑成本2000～3000元/平方米，但是养老地产往往配套有公园、健身房、医院、超市等，如果是开发企业做配套，这部分成本都计入，建安成本一般在8000元左右/平方米，再加上楼面地价，成本过万，而且接待能力有限。动辄几十万元的入会费、上万元的月费，只有一些高端老年人才能负担。

缺乏标准化政策支持。对于保险公司进军养老产业的支持政策，目前仍然仅仅停留在研究阶段。这对于急速增长的床位需求及养老产业发展来说，政策支持还是缺乏的，从拿地、建设与经营阶段，想进入这个领域的开发建设企业或运营企业都是一头雾水。即使有一些优惠与补贴政策，也是针对个别企业量身定做而来，并没有统一的、公开的标准化的政策支持这些养老地产项目的推进。

3.机遇（Oppotunity）

（1）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不断提高。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 年中国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1.78 亿，占总人口的 13.26%，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 1.19 亿人，占总人口的 8.9%。《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未来 20 年，中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到 2030 年全国老年人口规模将会翻一番。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的快速增加，意味着未来老年人对养老、医疗服务的需求也将会迅速增长。国家老龄委的数据显示，中国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已超过1 万亿元，而当前每年为老年人提供的产品总价值却不足1000 亿元。供需差距给养老产业带来了巨大的投资价值。

（2）保险资金投资养老产业可提高其投资收益率。由于我国的保险资金过度集中于银行存款、债券投资等短期投资渠道，导致我国保险资金的收益率普遍偏低，养老社区投资风险收益在大类资产中居中，可以给保险公司带来稳定的现金流收益，提高保险资金的综合收益率。据相关测算，养老地产收益率约在4%～10%之间，高端养老地产的收益率会偏高一些。一般认为，养老地产投资收益率高于银行债券，低于高风险的股票投资。我国养老地产的市场潜力还有待开发，所以养老地产的投资收益率仍存在提升的空间。

（3）相关政策为寿险业介入养老产业提供了有力支持。2008至2012年间，我国以每年颁布一条相关法令的速度更新政策，在2013年，不仅《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于9月13日正式对外公布，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逐步使社会力量成为发展养老服务业的主体。三中全会上也必将对该领域提出指导性战略方针。

那么就《意见》的内容分析，政策将主要从如下四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是完善投融资政策。通过完善扶持政策，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培育和扶持养老服务机构和企业发展。各级政府要加大投入，安排财政性资金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逐步放宽限制，鼓励和支持保险资金投资养老服务领域。这为保险资金投资养老产业提供了政策支持。二是完善土地供应政策。将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用地纳入城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用地计划，合理安排用地需求，可将闲置的公益性用地调整为养老服务用地。对营利性养老机构建设用地，按照国家对经营性用地依法办理有偿用地手续的规定，优先保障供应。在缓解“用地难”方面，意见还责成国土资源部尽快“制定支持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土地政策”，养老方面的土地供应瓶颈有望逐步破除。三是完善税费优惠政策。对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建设免征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对营利性养老机构建设减半征收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养老机构用电、用水、用气、用热按居民生活类价格执行。这直接降低养老社区的运营成本，使其产品定价能够有调整的空间。四是完善补贴支持政策。可根据养老服务的实际需要，推进民办公助，选择通过补助投资、贷款贴息、运营补贴、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养老服务机构，开展养老服务。政府对养老产业的补贴也可以显著降低运营成本。

4.挑战（Threats）

短期内，新政策的出台或削弱民众对养老社区的需求。在过去的20年中，养老社区这一理念的提出为房地产事业提供了足够的噱头，尽管服务难以得到保证，广大消费者由于供给有限而不得不选择入住费用较高的养老社区，因此在当时，具备养老服务业务对房产公司是一个加分项。而新政策要求各地在制定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时，必须按照人均用地不少于0.1平方米的标准分区分级规划设置养老服务设施。城区和居住（小）区要按标准要求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这便扭转了原有的市场局势。同时由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鼓励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养老产业，该产业面临更高的竞争压力。对单个企业来说，预期需求在短期内或将下降。

从长期来看，该产业的总体发展趋势是稳步而具有发展前景的。保险公司能够承担资本长线回收，尽管短期内无法取得明显的收益效果，却可以通过开发和整合寿险、医疗保险、人身安全保险等相关产品，立足于长期的产业控制。因此，保险业的挑战关键在于其初期的产业布局以及产品整合的前瞻性上。

（二）可行性分析

根据上述SWOT分析可以得出，保险业注资养老产业这一新型商业模式是可行并具有战略意义的。

从宏观层面上来看，我国关于养老产业方面的保障制度、扶持政策正在逐步完善；潜在需求已经形成，而由于供给不足，国家也在鼓励扶持发展龙头企业，这对于保险业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从微观层面上来看，与房地产企业相比，保险业有整合服务医疗行业、更灵活的控制资本的优势；从消费者角度来看，对于同样的养老产品，保险业的运作更有保障，更能令消费者安心。

三、保险资金投资养老产业存在的问题

（一）土地性质与拿地成本、经营年限之间的矛盾

（1）土地性质直接影响到拿地成本。《意见》的出台虽然保证了保险资金进军养老社区的土地供应，但土地性质仍未明确。养老社区与普通商品住宅相比具有资金回笼慢、经营时间长的特点，养老社区投资者若以普通商品住宅的性质拿地，其拿地成本偏高，加重了养老社区日后的运营压力。高成本将会以高租金的形式转嫁给养老社区入住者，不利于养老社区的持续发展。

（2）土地性质影响到养老社区的经营年限。养老社区的性质要求开发商具有长期持续经营的能力。若保险公司以工业用地性质拿地，成本虽然比居住用地低，但其使用年限只有50年，一旦到期，是否可以续约在法律上仍比较模糊，不利于养老社区的持续经营与发展。

（二）保险企业定位高端，消费理念需要转变

养老社区这一概念实际为舶来品，是国外发展而来的一种社区养老消费模式，而在我国，受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人们更趋向于居家养老。因而若要将养老社区等消费产品在我国推广，促进养老产业的形成，必须要把握社会需求、转变消费观念。消费观念的转变需要社会环境、产业供给、政策支持的同时刺激，短期内迅速拉动养老社区需求的难度很大；同时，由于保险企业的产品定位高端，养老社区这一创新商业模式的发展受居民收入水平的制约。

（三）保险资金投资养老地产经验不足

保险业作为整合房产、医疗护理、寿险等多方的主体，需要一个全面的管理架构来支持。但目前保险公司没有一支完整的针对不动产开发管理的团队，缺乏相关的投资管理经验。此外，保险公司在投资养老社区的过程中与医疗机构和服务外包机构的合作较少，若不及时规划，未来养老产业的发展将受到不利影响。而对于保险公司，管理体系没有良好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以及多方的合作关系，不仅阻碍产品的推广，更易滋生管理风险。

四、建议

（一）城市规划时单独划拨养老用地

目前各地养老产业用地基本为住宅、旅游和综合用地，不同性质土地的成本、使用年限和相关政策差别较大。建议在做城市总体规划时，在指标内加入养老产业用地，使得投资商、开发商在拿地时按照规划要求去做养老项目。这样国家可单独针对该类产业推出优惠政策以促进养老产业的发展。同时，由于养老项目的前期投入资金巨大，回收期又比较长，政府可在养老项目上给予容积率的补贴，既能保证开发商的利益，还能保证养老项目的开发，达到双赢的效果。

（二）结合国情设计社区模式，扩大消费群

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较发达国家相距很大，在未富先老的背景下，贫富差距的问题也比较严重，因此，养老社区服务的产品有必要差异化设计。在现有制度支持的环境下，利用现有的设备与模式，加以开发设计，结合我国国情和消费观点设计服务，满足中等消费人群的需要。笔者认为，高端养老社区与国家要求的基本社区之间可以引入过渡的中端养老社区，以高端养老社区为核心，辐射带动周边，形成养老社区群。保险企业可以在高端养老社区的周边建设中端养老社区，共用部分资源，提高利用率以降低成本。高端养老社区里的老人可以享受全部设施与服务，周边中端社区的老人可以有选择的购买部分产品，充分利用高端养老社区里的资源，形成以高端社区为核心的养老社区群。

（三）引进专业护理

数据表明，在我国，60岁以上老人有健康问题的比例超过65%，对专业护理的需求非常高。但目前大部分开发商在开发设计时将健康老人作为首要目标，忽略了引进专业护理的必要性。既然是面对高端养老市场，保险资金投资的养老社区应当引进专业的护理，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拥有好的照护团队，能够吸引更多的老人住进养老社区。

（四）扩大保险公司与其他专业服务机构的深度合作

一方面，保险公司要加强与医院、护理院校、服务外包机构的合作，利用相关机构的专业化服务弥补保险公司养老服务能力相对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可以聘请专业团队或通过与优秀养老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的模式，引进国外成熟企业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共同开发国内养老社区，提升养老社区建设和运营管理能力。

参考文献：

[1] 欧新煜，赵希男.保险公司投资养老社区的策略选择[J].保险研究，2013（1）： 119127.

[2] 郑志华.基于养老社区的新型寿险商业模式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

[3] 李博，王鹏翮，侯丽娜.论中国保险资金投资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 2009（4）：031.

[4] 丁元昊.我国保险资金投向不动产问题分析[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09，23（3）： 6567.

[5] 崔浩雄.保险公司发展养老社区的策略研究[J].上海保险，2013（3）：1012.

[6] 杨义卿，王奕炜.寿险资金运用研究[J].商业研究，2003（5）：042.

养老行业风险分析与对策篇4

关键词：养老保险；责任机制；责任缺失

Abstract：ThispaperstudiesChina''''sgovernmentalbehaviorsinconstructingresponsiblemechanismofendowmentinsurancefromanbrand-newangle，firstly，elaboratesthereasonsforcausingtheshortcomingsofChina''''sresponsiblemechanismofendowmentinsurancereform，then，furtheranalyzesgovernmentalresponsibledefectfromthreeaspectsbasedonreality，and，lastly，makesbriefcommentsonChina''''sendowmentinsurancesystemreformfrommultipleaspects.

Keywords：endowmentinsurance；responsiblemechanism；responsibilitydefect

一.中国养老保险责任机制改革产生缺陷原因

社会政策的不当取向导致中国养老保险责任机制的改革产生了缺陷，而以下两个因素又加剧了缺陷。

(一)对制度的路径依赖缺乏正确的分析和判断

对计划经济下单位办福利的批评并不能表明它本身的完全错误，因为这是当时体制下的必然选择，而对这一道路选择的全盘否定对设计和构建新型制度产生了消极影响，结果导致政策选择的极端化。在国内关于社会保障的文献中，福利国家的福利病被简单地认为是养懒汉、妨碍效率、弊病丛生，而对于福利国家在平衡资本与劳工利益矛盾中积累的历史经验缺乏深入的分析和同情的理解，自然不能正确地面对自身的问题。应当说，这种有选择的借鉴实际上是改革“美国化”的反映。

(二)制度转轨仍然是在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自上而下、以长官意愿推动的模式，缺乏民众参与

在现实中，政策的计划与结果之间存在很多策划者事前不能预知的变量而产生政策实施的非预期效果，因此在政策实施时应内置检查机制，可以时刻纠正偏差，保证政策实施处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之上。而在中国，制度转轨中的内在检查机制是普遍缺失的，这大大增加了转轨成本，最终降低了民众对政策的认可程度。这两个根本缺陷反映在政府行为上，既有责任缺失，也有职能越位，它和政府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有密切关系。而无论是责任缺失抑或是职能越位，无一不是政府有意识、有目的、经过选择的行动，因此需要有区别的分析和对待。

二.政府的责任缺失分析

如前所述，政府在养老保险中的责任被分为制度设计责任、供款责任、监管责任和给付责任，因此分析政府的责任缺失就按照这个分类进行。

(一)制度设计责任缺失。

在制度设计上，政府的责任缺失首先反映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未能建立，换言之，政府仍在回避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责任。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

在客观方面，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五十多年来的发展一直是在“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体制下进行的，同时还面临着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和地区发展不均衡的国情，这使得制度建设缺乏对所有成员实行全面保障的客观条件与能力。政府前后政策的随意性、临时性和非连续性反映出在这一问题上缺乏明确的建设理念和目标定位，而究其实，在于没有把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来看待，没有把它作为社会政策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而总是将其作为实现其它政治、经济目标的附属物。计划经济时期作为政治运动的副产品，作为农民政治动员的配套工具，体制转轨时期又片面强调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制度的建立自然是不可能的了。

在主观方面，政府解释责任缺失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财力不够；二是农民有土地保障。关于第一条，财力不够的含义是不明确的，这要结合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中承担责任的比重来考虑。如果继续沿袭现收现付的DB计划，个人不承担供款责任，那么政府的财力显然是不够的；如果采取政府与个人、社会责任相结合的机制，那么政府的财力的不足程度就会减轻。强调政府责任的跟进并不意味着政府包揽，这只是一种理想型而已，而在这里政府的理由显然是以这种理想型为基础的，因此是站不住脚的。关于第二条，土地保障的功能在现时期已经大大弱化，仅靠土地很难实现农民的养老保险需求。

首先，农业经营的绝对收益越来越低，在价格和成本的双重夹击下，农业经营甚至处于绝对亏本状态下。其次，根据现行土地政策，农民对所承包的土地没有所有权，不能凭借出售土地的收入为自己提供保障，因此土地对农民的保障主要体现于就业保障，一旦农民因年老或其它原因丧失劳动能力，这种保障功能将随之消失。再次，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批失地农民出现，土地的保障功能就更无从谈起了。

其次，政府的责任缺失反映在退休保障制度改革严重滞后，形成了对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企业职工的双重标准(1993年以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替代率约为90%，企业约为60%)，加强了社会排斥(socialexclusion)，不利于社会融合(socialintegration)。这一问题的改革具有敏感性，因此迟迟未被提上议事日程。公务员是否应当在养老保险中承担供款责任，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公务员作为国家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理应无偿享受政府提供的养老金，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财力有限，政府有责任通过制度安排使有限的资源合理配置。在退休保障制度中引入个人责任，应当是构建新型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必然要求。

(二)监管责任缺失

按照《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的规定，“基金结余额除预留相当于2个月的支付费用外，应全部购买国家债券和存入专户，严格禁止投入其他金融和经营性事业。”这种基金管理方式是从基金的安全性出发的，没有考虑到基金的保值、增值问题。然而正是在这种看似保守的基金监管策略下，却发生了社保基金屡屡遭挪用甚至诈骗的案件。统计显示：在1986年至1997年间，由于缺乏监管，全国有上百亿元社会保险基金被违规动用。截至2003年底，全国各地共追回社保基金170多亿元，目前尚有20多亿元未能追回。这些问题的发生突出反映了政府在监管责任上的不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基金管理机构分散，管理层次过多，使得资金不集中，无法发挥规模效应；基金投资渠道单一，难以保值增值；法制不健全；基金管理不公开，不透明，难以实现有效的监督。

(三)供款责任缺失

夏涛：政府在社会养老保险机制中的责任缺失分析政府供款责任的缺失反映在转制成本的消化方式上。在构建新型养老保险制度中，政府回避了偿付旧制度债务的责任，而是建立了一个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的养老保险模式，希望以社会统筹部分的缴费偿付旧有制度的债务，即用新制度所缴保险费支持制度变迁的成本。这样，就既能实现改革的目标，又能消化旧体制的遗留责任。然而这样一种思路存在明显悖论。在确定了转轨目标的前提下，企图通过企业统筹缴费部分解决退休职工养老问题，意味着企业要同时承担离退休职工养老和为在职职工积累养老金的双重任务。而在企业开始为在职职工提供个人账户积累的情况下，社会统筹缴费部分根本不足以支付离退休职工的养老金，于是企业普遍采取了社会统筹基金向个人帐户基金透支的“混账”管理办法，造成了个人账户的空账运行。空账运行使得统账结合制度退化为一种计发办法，部分积累制名存实亡，而在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混账”管理的情况下，基金总量的结余又掩盖了个人账户空账的严重性。问题的出现源于政府没有明确承诺自己是转制成本的承担者，也没有明确的偿债计划并公之于众。

为了填补个人帐户的资金，各界提出了多种方案，其中以变现国有资产为主流意见，其理由是：旧养老保险制度是建立在国家具有充分理性和完全信息、个人是非理性和短视的这一假设前提之上的，因此在理论和机制的构建上，排斥个人承担风险，将风险全部转移给国家，形成国有制下的就业——福利——保障三位一体的制度格局，从而产生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隐性契约：职工承诺把必要劳动费用的一部分出让给国家，由国家集中使用和管理这笔风险资金(包括职工的养老保险金)；国家承诺向职工提供就业——福利——保障三位一体的服务。在这一隐性契约的安排中，职工养老金外部化为国家所有和占有，风险也外部化为国家承担。按照权利与义务、风险与收益对等的原则，国家作为风险主体，理所当然地占有和使用这笔风险资金；职工作为非风险主体，则获得稳定的养老保险待遇和形成合理的收入预期。而国家取得这笔资金后，将其投资于国家重点投资支持的行业和部门，形成了国有资产。单位不为在职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这部分资产或资金实际上了已扣除，以税收、利润形式上缴国家财政，然后再由国家财政返还一部分(企业以营业外支出列支)作为养老金发放给已经退休的职工。但是随着养老保险制度背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养老保险从现收现付制向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转轨，政府率先单方面废除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隐性契约，打破了传统体制下职工投入——收益模式。因此在空账背景下，变现国有资产充实养老金基金就顺理成章了。

基于这种思路，2001年6月12日，国务院《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办法》规定国有股减持主要采取国有股存量发行的方式，凡国家拥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境外上市的公司)向公共投资者首次发行和增发股票时，均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股。国有股存量出售的收入，全部上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减持国有股原则上采取市场定价方式。然而到了2002年6月23日，国务院宣布，除海外发行上市外，对国内上市公司停止执行《办法》中关于利用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的规定，并不再出台具体实施办法。一时间炒得沸沸扬扬的国有股减持就此尘埃落定，可谓“兴也勃焉，亡也忽焉”。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停止国有股减持出于两点考虑：一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制定出系统的、市场广泛接受的国有股减持的实施方案”；二是“近期社会保障资金基本平衡，每年需补充的现金量不大，没有必要通过证券市场减持套现来筹集资金”。然而这两条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其一，国务院在出台《办法》前，向全社会征集了七大类4100余种国有股减持的意见、建议和方案，包括了配售、股权调整、开辟第二市场、预设未来流通权、权证、基金和其它方案(包括存量发售、股债转化及分批划拨等)，很难说是不系统的和不能为市场广泛接受的。其二，如果说国有股减持是因为近期资金基本平衡，那么在《办法》出台的一年前资金也很难发生很大变化，也应该是一个基本平衡的状态，这样一来《办法》的出台就毫无意义了。事实果真如此的话，所谓国有股减持就没有意义了。

事实上，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摇摆反映了其自我定位不清的问题，它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者与国有资产管理者之间发生了矛盾。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者，政府需要建立一个规范的证券市场，需要为个人账户筹集资金。而作为国有资产管理者，政府又需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从这个角度说，它并不希望证券市场太规范，以使国有资产售出尽可能高的价格。政府的这种双重性格使得它屡屡职能越位，最终损害了减持的结果。《办法》将国有股减持的目的定位于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在此目的驱使下，国有股股东大量在股市上套现，将股市上本已稀缺的现金资源大量抽走，造成股市上供给与需求失衡，最终使股市猛跌。

与国有股减持同时，社保基金开始了上市之路。2001年7月中石化在上海交易所上市，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以战略投资者身份投资12.66亿元，以发行价每股4.22元获得3亿股中石化A股的股权。然而中石化上市旋即跌破发行价，社保基金就此被套牢。直到2003年12月2日，中石化创出了年内新高4.16元，如果算上分红，社保基金终于在账面上实现解套，账面盈利1500万元。

这种情况的出现引人深思。⒈社保基金申购中石化A股的选择并非十分谨慎。此前已有迹象表明申购中石化的非系统风险不可忽视：⑴中石化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近三年业绩是“扣除成本后的营业利润总额：1998年-1.1986亿元、1999年66.1932亿元、2000年261.1442亿元”，并未达到《公司法》中要求新股发行“最近三年连续盈利”的标准，严格讲属于违规上市；⑵中石化A股发行价与其在香港上市的H股有较大的价差；⑶中石化的总股本过于庞大。尽管存在这些潜伏的风险，社保基金理事会仍动用了近13亿的资金购买了3亿股，从基金安全性角度观察，如此大量申购的决定未免显得对风险估计不足和缺乏应有的谨慎。这是股市筹资为国有企业解困融资思路的延续，然而社保基金不同于普通资金，对安全性要求很高。社保基金初次入市便选择了具有一定投资风险的特大型国有企业作为投资对象，大有动用大量资金为大盘国企股发行上市保驾护航之势，自己却不幸沦为大盘国企股高价圈钱的铺路石，其教训是深刻的。⒉对于选择何种基金入市模式在认识上不清楚。

分析供款责任中的政府，我们可以发现，责任缺失与职能越位相互交叉，互为因果。政府在供款责任上的缺失导致了个人账户的空账，使得制度设计背离了最初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解决之道是政府提出明确的偿债计划，借鉴国际上转轨国家的经验，采取多种手段支付转制成本。然而出于回避责任的考虑，政府采取了国有股减持的办法，仍寄希望于通过基金自身的增值来偿付转制成本，结果在政府一身二任和极不规范的资本市场的双重因素下，只能以失败告终。在国有股减持中，政府的职能发生了越位，而在社保基金入市过程中，政府对于基金监管的责任又发生了缺失，导致基金贬值，这些教训无疑是深刻的。责任缺失的后果用职能越位去纠正，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政府在养老保险责任机制中的定位不准确，政府行为就很难实现预期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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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强.政府责任模式的演变及其启示[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养老行业风险分析与对策篇5

【关键词】反向抵押贷款；以房养老；风险研究；规避机制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老龄化程度迅速加深，截止2007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为1.53亿，占人口总数的11.6%，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为1.06亿人，占人口总数8.1%，中国早已进入老龄化国家行列。在我国现有情况下，开展包括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在内的多种养老模式，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保障社会的稳定局面，减轻社会保障系统的压力，促进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同时，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推出给相关金融机构提供了新的业务，房地产市场得以健康持续的发展，使经济社会更具活力。

国外对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以房养老模式的风险研究主要是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期限长、不确定性较多，可能遭受损失的风险也较大，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市场风险主要有长寿风险、道德风险、利率风险、房产价值波动风险。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作为偿还贷款本息保证的住房未来价值低于抵押贷款本息和。在风险防范上，Thomas Davidoff和Gerd Welke（2007）认为老年人的长寿风险是一种可以分散化的风险。通过聚集大量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可以有效控制长寿风险。

国内学者对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养老模式的研究不断深入，开始探讨其在中国实行的障碍与风险。柴效武（2004）对在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养老模式运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如：道德风险、抵押物风险、支付风险、变现风险、利率风险、政策风险及其成因，及应采取防范举措等，给予较深入的思考。李玉米（2005）分析了国内实行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中可能出现的房地产价格波动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诚信风险以及自然风险，同时提出了相应的风险规避。

国外开展“以房养老”的时间较长，研究者不但有较为雄厚的理论基础，还有许多实际例证。国内目前对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养老模式的研究，侧重于此种养老模式对社会、金融机构和老年人带来的积极影响，而较少关注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养老模式在中国推行的风险和障碍，而在已有的风险和障碍研究中，也因国内没有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养老模式的实践，大多数只是停留在简单化的理论推测或一般性体验层次，并且缺乏足够的定量研究，因此，有必要研究这些风险的产生，以及规避的措施。

二、反向抵押贷款的风险

1、住房价值变现风险

只有将收回的不动产变现，贷款机构才能盈利。住房价值变现的办法一般说来有两种，出租和出售。我国的二手房交易市场尚不成熟，而且现在的大多数年轻人买房倾向于买新房，而中年人换房也多是换新房，收回的已居住数十年的旧房可能有出售不掉的风险，若将出售不掉的住房大量收进，全面更新改造，或拆旧建新，这个成本会很高，贷款机构可能会选择退出。

2、利率及物价变动风险

如果老人将产权完全易主，一次性得到一笔现金用于养老，那样老人会遭受利率和物价变动的双重风险。产权部分易主的反向抵押贷款模式，交易双方都存在着购买力风险。交易达成后，贷款机构会按照合同规定支付养老费用。如果未来利率下降，住房价格上升，但给出的货币价值增大，机构受损，老人得到的现金购买力增强，否则，机构获得了资本利得，老人利益受损。如果物价上升幅度大于利率上升的幅度，则机构承受购买力风险能力增强。随着时间的推移房屋自然磨损，还有受经济环境的影响，房价会有下跌的风险。

3、国家政策风险

国家有关住宅，土地使用政策，养老保障政策乃至金融保险政策，大致是可据测定的，但长达十数年的政策走向，极难把握，构成政策风险。主要有两方面：a.城市规划风险（拆迁）；b.土地使用年限的法律规定变化，我国现行规定工商用地50年，居民住宅70年。反向抵押贷款是一个较长时期的运作，因此考虑国家政策变动是能否顺利完成贷款机构和老人之间合同的重要一环，若国家的相关政策变化，势必影响反向抵押贷款的运作，使某一方受到损失。

三、反向抵押贷款的风险的制约因素分析

1、地权制度的限制

在我国，居民住宅用地为70年，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可以自动续约。但是，新的规定中却没有明确对续期的土地使用费支付标准和办法，到期后是否续费仍不明朗，这对“以房养老”的实施也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在农村，“以房养老”模式无法推行。因为依照我国《担保法》规定，农村的宅基地归集体所有，宅基地使用权不能用作为财产进行抵押，这使得农民的房产不能作为资产来运作。虽然近来农村宅基地使用权问题受到极大关注，但是这项规定的存在使得占大部分人口不利的农民被排斥在“以房养老”模式外。

2、房产市场的波动

房产市场波动对“以房养老”的影响表现在房产价格上。如果借款人与贷款机构在签订协议时，房产处于较低的价格，那么借款人肯定会担心将来房价上涨的可能性，房价上涨，借款人获益减少；相反，如果交易时，房价处于较高价位，贷款机构就会顾忌将来房价下降的风险，房价下降，贷款机构收益减少，尤其是在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协议到期之后，如果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就会使贷款提供机构面临巨大的风险。因此，稳定的房地产市场是住房反抵押贷款业务能够达成和稳定发展的保证。

3、相关法律的缺失

以房养老但是作为一种新的模式被引入国内，难以避免地要与国内的法律法规产生矛盾。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国内缺少针对住房反抵押贷款的专门法律规定，如监管法规，责任追究法规等。第二，住房反抵押贷款制度的引入与国内现行法律的冲突。首先，住房反抵押贷款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需要多方金融机构合作才能实现，而我国《银行法》规定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不能跨行业经营，不管是银行还是保险机构都不具备单独承办这项业务的能力。其次，住房反抵押贷款业务流程中，只要贷款机构按协议，定期向老人发放资金，协议到期后，房屋产权归贷款机构所有，但是我国《民法通则》中规定，所抵押房屋的所有权仍属老人。

4、国民观念的制约

受传统文化影响，我国老人的“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对于老人来说，采用“以房养老”一方面担心由于自己的行动会伤害到子女的尊严，另一方面也有在自己过世后要为后代留下遗产的考虑。除了"养儿防老”的影响外，在相当比例的国内老年人在养老规划中依赖政府的养老安排，由于金融知识的缺乏，国民尤其是老年群体很难在观念上接受“以房养老”这种新的养老理念。

四、降低反向抵押贷款的风险的对策和建议

反向抵押贷款业务经营中也应注意采取有效的风险管理手段进行风险防范，保证各种风险发展不会偏离定价预期太多，保证贷款机构能够获得合理的收益。

具体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加强反向抵押贷款的风险防范。

1、完善反向抵押贷款保险制度

反向抵押贷款涉及的风险多且复杂，贷款机构可以通过保险的方式，进行风险的分散和转移，推动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业务的稳健发展。反向抵押贷款的具体保险安排可以包括人寿保险、住房价值保险、财产保险、保证保险、年金保险和利率保险。

（1）借款人人寿保险。这种保险方式主要用于防范借款人的长寿风险。借款人寿命越长，贷款合同的期限越长，风险越难以预料，对金融资金的稳定有较大影响，所以应当将人寿保险列为强制保险的范畴。采用这种保险方式可使多方受益。

（2）利率保险。未来的利率走向，往往是很难准确预测的，这就需要对利率实施相应的保险，从而帮助贷款机构分散利率波动的影响。总的来说，利率保险可以使贷款机构锁定未来借款人需偿还的贷款总额，从而锁定其净收益。

（3）住房价值保证保险。贷款机构可以通过购买此保险有效防范住房价格波动风险。具体运作是贷款机构向保险公司缴纳保险费，贷款到期如房产价值低于贷款累积金额，可以从保险公司获得赔偿，保证了贷款机构的财务稳健性。

（4）财产保险。反向抵押贷款中，由财产保险公司提供保障老年房主财产安全的家庭财产保险。住房作为抵押物对贷款双方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借款人赖以生活的房屋遭受火灾、爆炸、自然灾害等事故，导致借贷双方共同损失。因此，住房财产的保险收益应为贷款方和借款方共同所有，贷款方获得支付的贷款金额及利息部分，借款方获得剩余款项。

2、建立反向抵押贷款经营联盟

我国实行分业经营，银行、保险、社保、信托等机构独立开展反向抵押贷款各有其优劣势。银行拥有雄厚的资金，个人储蓄存款中用于购买住房、准备养老的资金也占有较高的比例，而且传统的房地产贷款是由银行开办的，经验较为丰富。然而此业务运作周期长，银行无管理长寿风险经验，储蓄业务以活期或短期为主，存在短存长贷，周期不匹配问题。综上所述，由银行独立开办反向抵押贷款，一定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必要将他们联合起来，建立以开办机构为主体，中介机构综合参与的服务平台，实现优势瓦补、风险共担，真正建立综合反向抵押贷款机构联盟，从而达到转移和分散抵押贷款风险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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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施方.住房抵押货款证券化[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养老行业风险分析与对策篇6

摘 要 中国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发展不仅关系到中国三千多万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障权利的实现问题，也关系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进程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建立和完善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因此本文从山西省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建议。

关键词 事业单位 养老保险 缴费比例

作为整个社会保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既关系到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切身利益，又关系到为民服务执政队伍的健康发展。通过对山西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现状的分析，试图探索出具有可行性的解决措施，以望对山西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起到借鉴作用，同时有助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

一、山西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

（一）政策法规缺失，管理机制不完善

各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缺乏由国家出台的针对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法律条文，以至在执行养老保险制度的时候，缺乏法律依据，出现各地政策上的多样性、不配套性和具体实施过程中的随意性和不规范性。再者，在养老保险待遇支付方面由于缺乏明确严密的政策、法规的支撑，事业单位与企业保险实行权利和义务不同的养老待遇。在基金管理方面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相关部门职责不清，导致基金管理分散，监管不力。另外，目前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渠道狭小，投资管理模式不佳、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基金规模小，基层技术不先进，业务操作落后等也极大制约着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水平。

（二）养老基金收支难平衡

事业单位的内部问题影响着养老基金：一方面，大部分事业单位实行的是以收定支，政府不保底，而退休人员越来越多，加之近几年工资上调，扩大了事业单位养老金的基数，增加了财政和单位的负担，养老保险基金当期收不抵支，总量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在国家精简机构、压缩编制的大背景下，新增参保人数增长幅度呈下降趋势，征缴保险额没有大的增长，造成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负担系数居高不下，统筹基金结余持续下降，给社会统筹基金带来了很大压力。

（三）缴费基数、比例以及养老金计发标准不统一

山西省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具体比例由各地测算确定，各市因财政情况不同，缴费基数、比例以及养老金计发标准不相同。这种征收基数和缴费比例的不同，不利于事业单位人员的流动，也不利于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工作的改革发展。

现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待遇的计算不与职工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的基数挂钩，而是以职工退休前的基本工资作基数，并按职工本人工龄对应的退休费比例作为基本退休费。这种计发办法严重挫伤了参保单位和参保职工缴费积极性，同时也失去了参保职工及离退休人员对缴费的监督。

（四）统筹分层，抗风险能力较弱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为县级统筹，势必造成机关事业保险基金统筹层次低、范围窄，使得养老保险的共济性受到制约，分散风险的功能较差，给参保人员跨地区流动造成障碍。由于没有对山西省事业单位社保经办机构进行统一的科学规划，使得业务操作、内部建设和管理水平差距较大。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金的运转，很大程度上依赖当地政府的支持，因各地财政状况不一样，养老保险金就不一样，将难以保证参保人员的养老权益，违背了养老保险保制度改革的宗旨和目的。

二、对山西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几点建议

（一）统一政策法规，完善管理体制

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实现养老基金管理的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以法律为后盾，对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各方面进行约束和监督。构建完善统一的事业单位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由国家成立的社保基金管理机构在规定的投资范围内根据市场情况合理配置资产，提高社保基金管理效率，建立有效健康的投资运作机制，从而保证基金获得较高的增值。在实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要将养老保险事务实行社会化、一体化管理，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

（二）加快建立职业年金制度

在事业单位建立职业年金制度，在一定的比例内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纳，促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职业年金不仅使退休人员的待遇来自于基本养老金，而且还把基本养老金改革降低的这一部分通过市场化运作加以弥补，实行个人账户管理、市场化运作。除此之外，还应建立健全与山西省事业单位养老体制改革相关的其他配套制度。

（三）明确缴费基数、比例和养老金计发标准的统一原则

随着保险基金赤字的进一步增加，调高比例已成为弥补基金赤字的有效途径，因此必须明确规定缴费比例的范围，改变目前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待遇的计发办法和缴费之间没有联系的现状，建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改革养老金计发办法，实行缴费与计发待遇挂钩，制定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退休待遇计发办法，在不降低事业单位退休待遇的前提下，退休待遇的计发办法要与企业单位保险之间有所衔接，使退休待遇更加公平合理。

（四）提高统筹层次，扩大覆盖范围

提高统筹层次，有利于提高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工作的抗风险能力，有利于统一养老保险政策，有利于养老保险制度的规范运行，实现基本的社会公平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目前山西省事业养老保险统筹体制实行县级统筹、本级财政平衡收支的制度。这种制度统筹范围小、层次低、基金管理分散、收益率低、抗风险能力弱。根据现行财政管理体制和各县（市）区之间财力的差异，应实行省级统筹，提升统筹层次以增强养老基金的抗风险能力。

参考文献：

[1]任学功.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思考.南方期刊.2010(4).

[2]张乙文.关于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探析.甘肃科技.2010(8).

养老行业风险分析与对策篇7

[关键词]社会政策经济学社会健康保险政策养老金经济学

TheTheoreticalFoundationsof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

PersonnelBureau,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

[Abstracts]ProfessorRosnerusesthesetofmicroeconomicconceptsandtoolstoanalyzethecauseofsocialpolicy,theextentofsocialpolicy,theobjectivesofsocialpolicy,somepoliticalscienceaspects,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Itprovidesanewparadigmfortheanalysisofsocialpolicy.WeintroducethefindingstoChinesescholars.

[KeyWords]EconomicsofSocialPolicy,SocialHealthPolicy,EconomicsofPensions

前言

社会政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社会政策针对贫困、失业和社会供养等等问题规划蓝图，因而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社会政策的制度设置应当被视为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回答，要理解一项社会政策制度设置的应力，我们必须理解它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要考虑它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对于探询在不同制度结构下，社会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经济理论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手段。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罗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专著《社会政策经济学》，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社会政策的研究基础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社会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笔者将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以期拓宽我们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

1、社会政策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计量方法

1.1社会政策的范围：

社会政策范围不仅覆盖资助贫困人口，还包括帮助人口中的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从实践上讲，社会政策的内容应当包括：（1）健康保险，（2）退休人员和老年人的供养，（3）帮扶失业者，（4）有关家庭的政策，（5）贫困。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

1.2社会政策的目标：

为了评价社会政策的效果，我们必须清楚所提出的社会政策计划的原因，否则，我们无法评价社会政策的福利效果。社会政策的目标有：（1）反贫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险），（3）再分配，（4）规定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契约结构（例如，劳动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会政策计划，其目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贫困计划不是为全体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险的主要目的，尽管反贫计划对减少贫困有贡献，对于贫困人口来说非常重要。基本养老金是反贫非常重要手段，但几乎不适合防止风险的计划，特别是对于私人退休供养。我们并不清楚建立社会保险计划的原因，个人要面对许多风险，其中一些风险可以通过商业保险避免，如防止火灾、汽车被偷等等。社会政策计划则不涉及防止火灾和汽车被偷遭受的损失。但大多数国家针对一些不测事件，建立了社会政策计划。因此，我们将思考，为什么一些风险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而其他的则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赖以设立的最重要的风险有：（1）失业，（2）疾病，（3）残疾，（4）与退休有关的财富损失，（5）寿命超过个人资产和财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从富人征收财富转付给穷人，这个概念太狭窄，不能很好地说明社会政策计划的范围。我们需要区分四种再分配类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财富，在个人或家庭户之间进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内，根据个人或家庭户的具体特征进行的再分配。（3）个人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将个人或家庭户在某个时点的钱挪到相同个人或家庭户另一个时点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时刻出生的人必须支付给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从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际再分配。第一、二、四种类型是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第三种类型是个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会政策的经济学方法

经济学家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社会政策。这种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经济学家探讨人们面对不同的选择，将如何行动。经济学家把社会现实看作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但社会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视的危险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理性个人不可能做出连续的选择。而且，对于一些人，理性选择假设不适用，例如，精神有障碍的人。限制选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会政策的背景。

社会政策分析使用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技术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户效用最大化。这些限制包括预算限制和现存的管制。例如，最长工作时间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适当的数学，即受约束的最优化技术。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图表分析通常足够了。

1.4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

就社会政策来讲，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结构。按照个人受影响的方式进行区分，社会补助金有：（1）只针对贫困或首要针对贫困的社会援助计划；（2）对所有那些主要通过与工资收入相关联的支付缴费款的人员的计划；（3）针对所有公民的计划。如果第一种方式是社会政策的核心，减少贫困是它的主要目的。这种类型社会政策的意图可以与自由思想相联系，即支持穷人，把其他的事情交给市场。在第二种方式社会政策中，保护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标。第三种类型的社会政策希望为每一个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同时，保护工人的收入。有人认为，社会民主思想支持这种类型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这三种类型政策的区分越来越模糊。当评价不同社会政策体系的实际运行情况时，这些区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们同样需要对国家作为社会政策的管理者和国家作为社会政策计划的组织者的差异。我们也可以区分不同的社会政策的组织结构：（1）国家组织健康服务等活动。国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务。如果服务的平等性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话，国家组织活动是一种切合实际的供给方式。（2）国家为社会政策建立特别机构，使之为社会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这些机构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组织领域和活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机构之间不存在针对顾客或活动领域的竞争。这些的机构通常按照职业界限来划定。（3）国家强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补贴付款，但把组织的机构留给市场。

2、社会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与福利经济学定理[2]

讨论社会政策计划的效果，必须提及比较的标准，否则，不可能阐述一项计划的引入以及它的实施范围是否有利于或者减少福利。

前面已提过，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目标，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发现如何用最低成本实现这些目标，以及这样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呢？用保险防止不测事件和确保个人自身的再分配？人们能自我照料吗？社会政策对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意的、必要的补充。为了理解这种背景下社会政策，我们需要探讨介入市场体制的运行。第一个问题是：商品和服务只通过市场分配给个人，这种经济的后果是什么？这是一般均衡理论所探讨的。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及：（1）有均衡吗？均衡是价格的向量。（2）如果有，这样的均衡从社会想望的意义上讲，是件好事吗？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对社会政策特别有意义，在一些情况下，自愿合约不被社会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卖身为奴。在什么情况下，认识均衡在特殊意义下是件好事，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帕累托有效分配不必是一种值得想望的分配，它可以是一种极端不平等的分配。关于“帕累托效率”，一般均衡理论的有一个强有力的定理：在某种经济状态下，市场均衡是帕累托有效。我们从一般市场均衡理论导出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不可能使某人改善而不损害他人。第二定理：在稍加严格的条件下，通过再分配资财可以实现每一个合理的帕累托有效分配，而把其它的分配叫交给竞争的市场。第二个定理能用于社会政策的背景吗？这有一个很大的益处，因为这样，国家可以把它的活动限定在再分配。这个命题的基本内涵是政府征税，以资助特殊群体。不幸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大多数情况下，征税和转移支付产生大量的分配效应，因此，没有任何分配效应的再分配是不切实可行的选择。

2.2不确定性分析

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经济学中分析不确定性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预期效用函数或者叫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NM效用函数不是处理不确定性问题唯一的效用概念，但却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从数学上讲，NM效用函数的优越之出在于他容易操作，并且经过适当修正，均衡分析（包括福利经济学定理）的基本结果有效。不确定性对于社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即使在帕累托意义上不存在外部性，一些人在不确定性得到解决后，情况变得相当糟糕——一些人可能失去工作能力，得病，或者寿命超过他们的预期和他们积累的财富资源，解决这样问题的一种方法是保险。不测事件有关的涉及社会政策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可以通过市场来保险来防备有些不测事件的发生，而对其他一些不测事件，则不存在市场保险，必须由社会政策来补充？

是否存在与不确定性相联系的特定的市场失灵？从帕累托意义上讲，保险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是什么？均衡有效的条件有两个（1）事件的独立性，（2）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与不对称信息相联系，导致非帕累托最优均衡的两个问题：一是逆向选择（事前机会主义），另一个是道德风险（事后机会主义）。这些都是研究社会政策经济学的重要概念。

2.3.制定社会政策的经济原因

首先是风险分离与保险金供给不足。在不同的保险计划中，风险分离不被社会想望，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规范方面的原因：为什么具有不同风险的人要支付不同的保险费？二是如果出现信息不对称，风险分离可能导致保险金供给不足。避免风险分离的一个办法是建立社会保险。当社会保险建立后，它不可与以能够分离风险的保险公司为竞争对手。因为保险公司会拿走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而把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留给社会保险。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竞争，但风险分离必须被抑制，抑制的办法是，强制保险公司为申请人提供一份合约。另一个办法是，竞争的社会保险机构之间横向补贴，即拥有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必须给拥有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提供补贴。一种风险，由于它产生恶劣后果的概率很高，市场保险公司不愿为它保险，而社会保险机构可以为它保险。社会保险是在一种制度安排内保险和再分配收入的设置。

第二个方面是经典的市场失灵观点，即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分配的结局是非帕累托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现市场失灵。这可以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是没有被覆盖的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然而，如果抑制个人所属的群体产生成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高风险群体被约束在市场中，那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3]

2.4社会政策的效应

不管社会政策的意图是什么，我们必须考虑社会政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有时候，这种考虑会被拒绝，因为一些人认为社会政策颁布的目的是应当将经济考虑置于一边。但社会政策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学家要做的事情不是讨论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否应当实施，而是分析社会政策应当怎样实施，并有收效，即以最小的成本达到社会政策的想望的效果。

社会政策计划有两种类型的效应：一是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effects）,二是D型分配效应(distributiveeffects)。这两种分配的意思几乎一样。之所以做出区分，是为了分析两种不同的问题：A型分配问题是分析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影响资源的使用，即在引入养老金制度后，总的储蓄是更高了还是更低了，以及劳动供给由此受到怎样的影响。自由地享用健康服务如何影响社会政策计划的供给，这是总的福利问题，不考虑在不同人群之间如何分配。对D型分配后果的分析是探讨既定的福利总量如何被分配。它探询的是谁受惠和谁支付的问题。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问题不可能被明确地区分，但为了分析的方便，必须做出区分。

2.4.1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effects）：A型分配效应最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实施社会政策计划，相对价格改变。价格变化是因为某种商品或活动变的便宜了，以及资助计划需要缴纳保险费改变其它商品或活动的相对价格。为了了解税收或收益如何通过改变相对价格影响经济活动，我们可以使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在家庭户理论和公司理论中，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分（具体分析略）。这些A型分配效应是目前许多国家社会政策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社会政策背景下讨论的最重要的A型分配效应包括：（1）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如养老金计划、失业保险、贫困减少等）。（2）储蓄和消费（如养老金计划、健康保险等）。（3）使用免费和（或）补贴价格供给的商品和服务（如健康服务、住房补贴、贫困减少等）。

2.4.2D型分配效应。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收入分配的效应时，我们必须对下列问题做出判断和假设：

（1）、比较分配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是使用“历史上既定的分配”还是使用“理论上解释性的分配”作为标准呢？一个现存的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理论分析，使用理论标准更可取，不应把这条标准看成规范标准——一个公平的分配或非常不公平的分配，而是在具体假设下的奏效的分配。经济学可以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2）、计算再分配的使用什么样的计量单位？一方面使用以个人、家庭户或家庭为计量单位的数据，会使研究的结果产生差异；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数据的可得性。在一些国家，关于家庭户的收入数据很难得到。

（3）、再分配或保险？我们不能从理论上区分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提供保险好还是再分配收入好。有时候，把再分配计划看作保险是一个有用的方法。因此，当探询一项计划的垂直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收入流看作是既定的；而当探询一项计划的水平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某些特征看成是既定的（如家庭规模、发生疾病的概率等等）。

（4）、缴费和补助金的归属，即：谁得到补助金，谁缴费？社会政策法规只从形式上规定谁必须纳税和缴费，谁接受补助金，而不决定谁实际承担税收负担和谁实际得到补助金。“税收归属”探讨这些问题。

（5）、应用研究，使用解释性的案例，还是使用真实数据，哪个更好？在大多数研究中，研究者更喜欢用实际数据，但研究社会政策时，使用实际数据会出现问题的。这些问题是由于在终生框架和在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中，分析收入再分配出现的。首先，研究者会需要几十年个人化的数据，这样的数据很难得到，因为缺乏对过去几十年数据的系统处理，另外，还因为被分析的制度设置存在的时间不够长。其次，在使用经验数据的时候，研究者可能混淆社会政策计划的效应和结构变迁的效应。例如，分析垂直再分配，研究者需要生命周期过程的收入数据，但由于不同的时间环境，收入发生变化了。由于经济增长，对于特定的同批人来说，收入增加对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垂直再分配是无关紧要的。

3、应用分析

在这部分，我们重点介绍社会健康保险政策和养老金政策。

3.1社会健康保险政策

3.1.1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两种方法

在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文献中，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精选的假设方法，另一个是社会政策方法。精选的假设方法把健康看作一种资本储存，这种资本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下降，并增加健康支出。以这种方法为基础进行的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是那些标准的微观经济学理论。社会政策方法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就卫生健康问题来说，只有在技术的可得到的情况下，才有特殊服务需求在卫生健康与其它商品消费之间没有多少替代的可能性，这种方法不探究卫生健康效用，但是探究卫生健康服务的效用，不考虑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与其它商品之间的选择。这种方法是大多数涉及卫生健康的社会政策立法的基础。这两种方法只有在事实的和规范的假设下才切合实际。精选的假设方法假定关于自己的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人们能够并且应当做出决策。社会政策方法则拒绝这种观点，并假定哪有疾病，那里就有服务。我们可以把这两种方法与事前和事后的观点联系起来：经济方法采用事前的观点，它考虑预期效用；而社会政策方法关心实际结果，采用事后的观点。每种方法都不全面，因为一种方法忽视的重要方面往往被另一种方法包含。概括地说，精选的假设方法忽视了需求问题，而社会政策方法没有考虑提供卫生健康服务的经济问题。

3.1.2公共健康保险的目标：规范方面的问题

（1）贫困。让一些收入太低买不起保险的人能够得到健康服务。（2）维护人口健康。一项成功的政策不仅减少疾病发生率，还要提高健康水平，这是一种定位于输出型的目标。还有一种定位于输入型的目标，即保证良好的健康服务的供给。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人口健康并不随着医生和医院床位数量的增加而提高。（3）社会健康政策要覆盖没有被商业保险的风险。（4）实行有利于家庭的再分配计划。（5）实行有利于高风险人群的再分配计划。

3.1.3A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政策具有A型分配效应，它影响一个国家经济资源的使用。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社会政策是否导致更高的效率或更低的效率。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人均健康支出也增加，健康支出成本增加的原因归结于（1）价格上涨。我们必须对价格上涨与质量提高做出区分，因此可以说，成本的增加不一定就是由价格上涨引起的。（2）政治和社会的因素。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得到良好的卫生健康服务，部分归结于政治和社会因素，即越来越多的人享受服务、健康服务延伸到都市以外、过去被认为是偏离行为现在被看作是健康问题。（3）人口演变。人口参数的变化会影响健康支出：预期寿命增加和人口构成的变化。（4）技术进步。由于技术进步，许多医疗服务变得便宜了，但同时刺激新的医疗产品的研制，增加医学研究成本。

3.1.4D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制度具有许多D型分配效应：人与人之间垂直的、水平的和代际的再分配，以及个人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再分配。评价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的基础是公平保险。评价再分配的数量，必须假设收益和成本的归属。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假定在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中没有赤字或剩余。假设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仅仅是一项以健康服务成本为标准的保险、别无其它，把分析D型再分配效应建立在这样的假设的基础上是明智的。健康支出还要考虑社会地位和教育等问题。

3.2养老金经济学

3.2.1养老金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基金制度比较，非基金制度的长处

要了解养老金制度的运行情况，我们很自然地假定人们追求效用最大化，即探讨最优的储蓄量是多少。为了方便起见，通常把养老金制度放在一个特殊的框架内，即迭代模型中来分析。假定把一个人的一生分为两个时期，每个时期有两代人，一个人在第一时期工作，在第二时期不工作、如果没有公共退休制度，只能消费储蓄金。再假定他只关心自己的消费，不打算留下遗产，进一步假定死亡的时间是确定的，那么:

maxU(c1,c2)

c1是第一阶段的消费，c2是第二阶段的消费。如果没有公共养老金，他必须考虑以下限制：

c1=w-s

c2=s(1+r)

s为储蓄，r是利息率，结果是最优储蓄数量为s*。在封闭经济中累计的储蓄决定资本存量。

为了讨论公共养老金引入后的效应，需要区分非基金制和基金制。在基金制下，如果缴费比率不大于人们自愿选择的储蓄率，那么，限制不会改变（b：对养老金制度的缴费比率）。

c1=w(1-b)-s

c2=s(1+r)+bw(1+r)

如果义务储蓄挤出自愿储蓄，那么最优储蓄量s*(=s+bw)，。如果引入非基金制计划，并且缴费比率定为β、养老金为p，那么个人面临不同的限制，假定非基金养老金制度既没有赤字也没有剩余，β决定p，反之依亦然：

c1=w(1-β)-s

c2=p+s(1+r)

可以看到，如果两个时期消费的都是正常物品的话，∂s/∂p<0，非基金制养老金计划的引入减少了私人储蓄。在实行PAYG（现收现付）制的国家，由于较少的资本存量，利息率更高，边际劳动产量更小，这是引入非基金制的结果：第一代的消费增加，而后代的资本存量更少。这对福利有何意义呢？为了比较非基金制和基金制的差异，仍需要采用帕累托标准（具体分析略）。由于人口增长，实行PAYG制使所有几代的福利更好。

通过引入非基金制确保所有几代人更多效用的另一个假设是：什么时候通过要素W，一代人与下一代产生捐赠，W相当于劳动生产率的增加。那么如何比较两种养老金制呢？如果缴款率不超过最优储蓄率，那么基金制养老金计划的引入不起什么作用。为了比较两中制度，我们需要比较两种收益率。假定缴款率b不变，如果（1+w+n）>1+r,或(w+n)>r，其中，w表示劳动生产率（W=1+w），n表示人口增长率（N=1+n），r表示收益率。那么PAYG制比基金制有更多的收益，因而更优。如果利息率低于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那么引入PAYG制将确保帕累托改进。从长远来看，我们不得不假定利息率不比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低，这就是为什么非基金制通常不是帕累托改进的原因。概括地说，将PAYG制转为基金制通常不会产生帕累托改进。

3.2.2A型效用：劳动力供给

大多数国家的有效退休年龄在下降，分析这个问题必须假定养老金制度不改变个人财富，即这种养老金是一种公平养老金。尤其是如果一个人提前退休回推后退休，财富不变。如果有公平养老金，是什么原因刺激在某个具体年龄退休？假定一个人的效用函数分为消费和闲暇两部分，U(ct)+V(lt)。其中，ct表示消费，lt表示闲暇。他从t=0工作到N；储蓄率为s；缴款率为b。那么c+b+s=1。终身效用是（T为最大生命跨度，c为一年的消费）：

U(c)N+[(U(c)+v)(T-N)]=U(c)t+(T-N)v

人们最大化效用：

Max:TU(c)+(T-N)P

N,c

s.t.Tc≤N(1-b)+(T-N)PP:养老金

养老金制度是公平的，因此：

P=bN/(t-N)

预算限制减少到Tc≤N

如果没有遗产，他消费所有工作期间所挣，养老金不影响退休时间。如果有借贷限制，情况就不同了。如果贷款的利息率明显高于储蓄利率，那么养老金制度会影响退休决策。C*表示工作期间最优消费量，如果C*>1-b，他不能有最优的消费，因此他在工作期间的消费是1-b，。最优化问题变为（Cr表示退休期间的消费）：

maxNU(1-b)+(T-N)[U(Cr)+v]

Cr,N

s.t.N(1-b)+(t-N)C*≤N

可以看到∂N/∂b<0。增加缴费率相当于增加养老金，降低退休年龄。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养老金制是公平制的，通常有最低退休年龄和最低缴纳年限的限制，另外不同的税收规定可以使用于工资收入和退休收入，还有对提前退休的特殊规定等。

3.2.3D型分配效用

没有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一般理论，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完全取决于制度是如何被解释。许多养老金制度慎重地再分配收入，通常是低收入人群受益，但也有意外的再分配效应，主要是由于收入与生命预期的相互作用。与低收入人群相比，高收入人的预期寿命更高，因此由于生命预期的差异，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有计划的再分配通常被削弱。而且，比较不同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必须考虑其他社会政策计划，如社会援助、健康服务等。

影响再分配总量的三个重要方面是：（1）性别。女性预期寿命长于男性，平等对待男女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收入再分配有利于女性。（2）收入。由于高收入人群预期寿命更长，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有利于高收入人群。（3）婚姻状况。大多数养老金制度支付幸存者养老金，主要接受者是女性，因为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长。如果幸存者养老金制度根据经济状况调查结果确定补助，那么幸存者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有利于单身有工资收入的家庭户，如奥地利。

3.2.4人口变迁与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

预期寿命的增加和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减少劳动人口，这两种人口学要素的变化对养老金制度产生的影响有：（1）从绝对数和占GDP上讲，加重养老金负担。（2）为了保持养老金制度收支平衡，必须增加缴款比率。（3）缴纳的保险费的收益率显著下降。（4）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规模发生变化。

4、评论

罗斯那先生的研究成果至少给我们这么几个印象：

第一、多学科交叉研究问题。罗斯那先生不仅使用了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作为分析社会政策的原因和效果的基础，还在分析过程中，涉及了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将经济学与政治学巧妙地结合起来。另外，将人口学的变量（如预期寿命、生育率、人口增长、抚养比等概念）纳入到分析中来。当然，这在西方学者中并不希奇，但对于我们研究社会政策来说，仍然是富有启发性的。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一般比较熟悉或习惯于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很少或甚至不太愿意关注去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如果需要运用相关学科知识的时候，知识结构不合理的缺陷就暴露出来。常常是研究经济学的不熟悉社会学，研究人口学的不熟悉经济学和社会学。错用、误用其他学科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现象时常发生。单一的知识结构是远远不能社会政策研究的，社会政策研究需要大量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统计学等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的知识背景，不仅如此，还需要在研究中把这些知识综合起来，作到融会贯通，只有这样，社会政策研究的根基才会厚实。从我们阅读的大量的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的文献来看，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研究和政府政策研究的一种趋势，我们需要补课并迎头赶上。

第二、社会政策的理论基础。经济学有新古典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学派，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思想，罗斯那先生的社会政策经济学也不例外，很自然地让人想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的研究[4]。但不管怎样，罗斯那先生为我们研究和制定社会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他提示我们社会政策不仅仅是对社会问题简单的描述和提出解决的办法，社会政策更是一门学问，需要有理论基础。广泛地说，在经济学内部，不仅新古典主义，其他学派同样能够为社会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其他学科的理论如社会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等也是如此。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做社会政策研究，习惯于就某种社会问题和现象提出问题、进行就事论事的分析，不太注意基础理论的阐释，使得政策建议显得单薄、空泛，缺乏说服力，往往是一项社会政策研究学术论文不象学术论文，政府工作报告不象政府工作报告。象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的国家，一种社会问题涉及许多方面，更有必要采用多种学科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政策的原因进行阐述，并在研究中总结出一套有效的理论。

第三、社会政策的研究范围。一般来讲，社会政策应当有其研究的范围，不能将其外延泛化。罗斯那先生总结了发达国家的经验，将社会政策限定在五个方面，并指出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对这种限定可能会有争论，但我们认为这种限定具有一定合理性。我们需要做的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中国社会政策的范围和研究领域，在外延是否需要扩大或缩小，在内涵上是否需要增加或减少，值得进一步探讨。时下，学术界和政府界关注的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等等，他们与社会政策的关系如何，都需要深入研究。

第四、社会政策的效应。罗斯那先生区分了社会政策两中不同的效应，我们的理解是，A型分配效应主要从物的或者说是资源总量方面反映社会政策的效应，D型分配效应则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的这种划分为我们评价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新的范式。他启示我们进一步分析：除了这两种经济学的效应，是否还有其他效应呢？比如，社会政策的政治学效应是什么、社会学的效应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发挥空间思维能力，认真思考。罗斯那先生的两中划分对于我们建立和实施一种崭新的社会政策评价体系和评价的手段也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评价体系和评价手段也应当是多样化的。如果一项社会政策研究有理论基础，恰当的方法，细致的实证分析和可行的评价体系，那是再好不过了。

第五、社会政策的适用性。罗斯那先生明确指出，他的社会政策经济学的研究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对于东亚国家和穷国几乎没有涉及。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比我们高得多，由于是一元化的社会结构，他们的社会政策主要针对城市人口的，他们没有也不会涉及农村人口。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城乡差别仍就很大，二元结构还要持续很多年，我们的社会政策显然与西方国家既有相同的地方，更多是存在很大差异。通常我们做社会政策研究时，对城市和农村问题是分别论述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西方社会政策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我们借鉴西方研究的最新成果，但决不能盲目地追随，盲目的追随会使我们失去方向。我们借鉴要善于从社会政策经济学中体会其活跃的思想火花和开放的学术精神。我们研究和制定一项社会政策时需要考虑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发现有关社会政策的制度结构的信息，从中发展出中国的社会政策经济学。

参考文献

[1]Rosner,PeterG..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M],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Cheltenham,UK·Northampton,MA,USA,2003.1-21.

[2]Myles,GarethD.Publiceconomic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10.

养老行业风险分析与对策篇8

1以房养老保险概述

1.1政策背景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60岁及以上）总数已达到1.73亿，人口老龄化水平达到12.54%，而且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15亿，人口老龄化水平为838%，养老成为“国家难题”。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及人口老龄化速度，国未富而民先老的现实使我国养老压力逐步攀升，我国养老负担日益沉重，以房养老保险模式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自2006年起，政协委员向我国有关部门提交关于“以房养老”试点的提案，之后在上海、广州、南京等地都进行过一定的试点。2014年3月，武汉市被保监会纳入以房养老保险试点城市，武汉市政府也大力支持保险企业创新养老服务，在以房养老保险方面进行积极探索。2014年8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其中正式提出要充分发挥保险业社会管理功能，构筑保险民生保障网，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虽然国家在政策上不断推动以房养老保险的推定，但法律规定，我国居住用地使用期限、传统观念以及房价波动等仍是现实障碍。在行为金融学视角下，人们的选择往往具有内在的心理倾向，且不具有绝对理性，因而多数情况下选择倾向是导致其最终决策的直接原因。量化居民的选择倾向，对于理解居民的养老选择，测度以房养老保险投保意愿，具有明显的可操作性和现实性。

1.2研究现状评述

（1）国外研究现状评述

“反向住房抵押贷款”这一概念由Henry Bartel和Michael Daly最先提出，指老年人将个人房产资产转化为稳定的现金流，在此同时保留居住权。

20世纪90年代，Jacobs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有相当一部分符合条件的贫困老年人可以通过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摆脱贫困。21世纪初，Barbara RStueki进一步分析了住房反抵押贷款的必要性以及可行性，对于将反抵押贷款收入都用来购买长期保险的老年人，政府豁免他们前期抵押贷款所应上缴的保险费用，会刺激借款者将倒按揭用于长期医疗保险中。

除美国之外，日本学者Mitchell和Piggott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日本发展住房反向抵押贷款首先要从政府政策层面上予以支持。Robert Buckley 和 Kim Cawrtright 等论证了倒按揭贷款在俄罗斯的潜在需求及其能否改善老年人的贫困问题。George Liondis经调查发现澳大利亚的住房反抵押贷款业务规模将逐步扩大，并对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在澳大利亚的开展持乐观态度。

（2）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在中国，以房养老最早由胡江涛和曾祥瑞（1995）提出，对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构成要素、产品分类、市场需求、风险以及防范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孟晓（2002）对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寿险业务开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邹小?M、张晶（2006）参考国外文献基础上提出了细化的保险精算定价模型。陶昱（2010）提出了需要由政府部门介入，保险机构担保的反向抵押贷款证券化运作模式。在此研究基础上，同年耿晓君在《我国城镇住房反向抵押贷款运作模式研究》中提出政府、保险机构、中介机构等参与的房地产一级市场和证券化市场相结合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运作模式。刘大伟（2011）针对广州市推行以房养老保险分析了以房养老保险风险稀释对策，并对其可行性进行了深入的探究。

国内以房养老保险的研究多限于对其可行性、风险性的研究。学者的研究多直接照搬国外成熟的理论成果，处于一定高度研究以房养老保险的相关问题。而现实要求我们必须从新的角度思考问题，了解老年人心理选择倾向。

4实证结论

4.1结论

在中老年人群体中，以房养老保险投保意愿并不高，持有积极观点的只有18%，远远小于支持“子女赡养”老人的74.50%。但对于“自助养老”持反对态度的老年人占半数之上，这表明目前我国对于机构养老的探索的必要性与紧迫性；随着养老观念与金融普及意识的提升，金融服务机构的完善，老年人对以房养老保险的接受度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4.2结论分析

综合相关文献及数据，本文认为以房养老保险投保意愿低迷原因可能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房地产难以评估。由于起步较晚，中国房地产评估机构较为不规范，不但整体素质偏低，而且市场存在恶性竞争，有争议的评估结果。老年人由于缺乏专业评估知识，难以确定机构评估房产价格的合理性与准确性，因此对机构缺乏信任。第二，养老观念老旧。当前中国经济不到发达水平、贫富差距不容忽视，中低收入群体常常以几十年的储蓄来购买房产。因此房产作为一种“高价值标的”，在家族传承中属于不可或缺的要素。因而老人不想将房产抵押给保险公司，以贷款养老。第三，保险机构不完善。原有的保险机构强制性、干扰性宣传让老人不愿意接触保险产品。保险公司的营销手段与赔付手段都仍有较大欠缺，并且服务参差不齐。第四，适用人群范围小。按照现有情况分析，最有可能是没有继承等问题的独居、孤寡、膝下无子女或子女定居国外的老人参保，而这类老人在我国并不占多数。

5对策与建议

51保险公司与专业房产中介公司联合

保险公司可与专业的房产中介公司进行“强强联合”，共同探索以房养老新领域。一方面，传统房产公司变现能力更强，在售卖和出租方面可以弥补保险公司的弱项，这对于保险公司获得房产之后的置产处置有很大益处；另一方面，在投保时或保险期间之内，房产的估价可以由专业的房产公司进行，房产中介丰富的估值与处理经验可使得保险过程更加科学化与便捷化。

52保险公司与中老年人加强沟通

为了增强营销效果，保险公司应主动走进养老院、福利院与社区，支持中老年娱乐活动，通过开展养生讲座、节日送温暖等较为被老年人欢迎的沟通方式，不断强化与老年的感情纽带，改善老年人对于保险公司原有印象；应扩大以房养老保险的宣传力度，和大型超市、医院等与老年人相关的企业进行合作宣传，注重引导老人形成新的消费观念，增加用于改善生活的消费，包括看病、旅游和保健，为以房养老保险的进一步推行奠定客户基础。

53推进以房养老保险条款通俗化

相比于一般的投保人群，老年人对于保险单证的理解更为困难，因而在以房养老保险条款的设计上更应注重保单通俗化。应尽量使得保险单证简单易懂，业务流程明确，使投保老人便于理解和接受。此外，保险公司在现实的展业过程中，对于保险文书的解释，应采用口语化表述与交流，并听取老人意见，依据实际情况改善交流方式，不断创新与投保人的沟通方式，实现双方的有效互动。

养老行业风险分析与对策篇9

[关键词]企业年金，商业保险，保险公司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均收入和人均寿命的大幅度提高，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已不能适应人们对较高层次生活水平的追求，企业年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渐被引入我国，并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市场需求。目前我国的企业年金市场存在着巨大的潜在需求。在国际上，保险公司始终是企业年金市场的中坚力量，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然而，我国保险业在企业年金市场上面临着来自其他金融主体的有力竞争。在2007年11月第二批受托人名单公布之前，作为核心的受托人主体只有5家。但是随着第二批年金资格的认定，出现了首批银行受托人，还新增了3家养老险公司和1家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自此，3家银行、3家信托机构和5家保险机构鼎足而立。银行业获得受托人资格意味着银行机构不用新设养老金管理公司就能顺利成为企业年金基金受托人，银行有着更强大网络、更庞大客户资源和无可匹敌的信任优势。可以说，受冲击最大的是保险公司的市场。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保险公司如何权衡现在和未来，如何参与企业年金市场呢?

保险公司利用自身产品优势和技术优势，依靠已有的经验，以多重身份进军企业年金市场，扮演好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和投资管理人，并大力发展团体年金业务，把企业年金市场做大，这既是保险公司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重要一步，也是保险业服务社会、加快发展的机遇。

一、我国企业年金市场的经营环境分析

1991年我国首次提出“国家提倡、鼓励企业实行补充养老保险。”2000年，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正式更名为企业年金。截至2007年底，我国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已达3万多家，参加职工超过1000万人，积累基金接近1500亿元。我国企业年金发展潜力巨大，据中国保监会预测，我国企业年金每年新增数额将达到1000亿元以上，到2010年预计能达到10000亿元的规模。另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30年我国企业年金的规模将高达1.8万亿美元，将成为世界第三大企业年金市场。但就目前而言，我国企业年金覆盖面极小。据资料统计，2000年我国企业年金覆盖人数为560.33万人，占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的5.36%，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的企业为16247家；2002年我国企业年金制度覆盖人数增至655万人，占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的5.9%；截至2004年3月，我国企业年金制度覆盖人数约为700万人，占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的6.012%，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的企业为22463家。而在西方国家，实行强制性企业年金的几个国家的覆盖率几乎达到100%，其他实行非强制性企业年金国家的覆盖率也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如奥地利为95%，美国、加拿大为50%左右。相比之下，我国企业年金的覆盖面过小，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首先，从政策环境来分析。企业年金的政策环境主要是指对企业和个人的纳税要求和对商业养老金业务的税收优惠政策，它直接影响着企业参与企业年金的积极性和投保型企业年金产品的需求强度、业务发展深度和广度。我国现行的企业年金税优政策既不统一也不明确，一直没有出台针对商业养老保险的“延迟纳税计划”。而税收优惠政策是各国鼓励企业建立退休养老计划和购买投保型年金产品的重要措施。近几年来，政府相关部门明显加快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步伐，对企业年金享受税收优惠的政策也开始讨论。

其次，从企业年金需求的角度分析。很多文献在分析我国企业年金市场发展滞后原因时认为“由于我国经济体制处于转轨时期，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好，企业年金的建立对大多数企业来说无疑是奢侈品”。且现实中的企业年金也仅在少数效益较好、经营稳定的垄断性企业中建立，这似乎是上述观点的有力证明。

诚然，在我国各行业之间差别很大，企业之间差别也很大。同时，特殊行业往往在企业年金计划中扮演重要角色。目前，我国很多行业已经具备实行企业年金计划的各项条件，如铁路、有色金属、煤炭、电信、石油、民航、汽车制造业、飞机制造业、钢铁等。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规模庞大，它们完全可以以行业为单位发起企业年金计划，这种做法有利于从业人员在行业内的流动。从我国企业年金的发展状况也可以看出，目前企业年金主要在国有垄断性的大型企业中实行。2007年末，伴随着年金管理机构对国内年金市场的发力，已经有一部分中小企业参加了企业年金计划，但与我国近430万家中小企业总量相比，也只是沧海一粟。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发展、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的稳定发展，企业年金计划发展的前景将会更加广阔。

最后，从企业年金经营主体分析。企业年金市场是一个多行业提供服务的市场。《企业年金试行办法》规定了参与企业年金市场经营的主体有银行、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各个行业各有优势与不足。其中，信托公司可以作为企业年金的受托人，而基金管理公司、证券管理公司将可能是主要的投资管理人，银行是理所当然的年金基金托管人、受托人和账户管理人。而保险公司通过销售投资连结、万能寿险等产品，已经积累了账户管理人的经验，保险公司具有很强的年金计划的设计、销售能力以及精算能力，其营业网点遍布全国的省、市、县、乡、镇。同时，保险公司具有多年投资与运作的经验。

从企业年金市场众多竞争主体中选择哪个金融机构，由企业年金理事会决定，选择的依据是这些金融机构的资信状况。因此，只有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积累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拥有成熟的产品设计和研发技术以及丰富的市场经验的金融机构，才能在企业年金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也才能为企业年金需求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二、我国保险公司在企业年金市场的定位分析

考察世界各国企业年金的运营模式，大致分成以下几种方式：直接承付模式、保险合同模式、基金会模式和信托模式。

《企业年金试行办法》确立了中国企业年金管理将以信托型为基本模式，采用两种管理模式：由受托人担任账户管理人或投资管理人的部分委托模式；由受托人选择账户管理人和投资管理人的全部委托模式。

在《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出台之前，除了社保部门经营企业年金之外，我国的企业年金市场主要被各家保险公司占据。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保险公司就开始参与企业年金的探索和研究，如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00年率先推出了团体退休金投资连结保险和团体年金(分红型)保险，而后又开发企业年金账户管理系统。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到2004年3月由保险公司经办的团体退休金计划的企业年金资产和覆盖人员所占份额均占到30%的比例。这种由保险公司经营的企业年金业务就是投保型企业年金，也即企业年金的保险合同模式。

保险合同模式是指企业年金计划发起人可以直接同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由企业和职工定期向寿险公司缴费或由企业直接为员工购买寿险公司的养老型产品的方式为企业员工提供养老保障。这种投保型企业年金以保单的形式归在个人名下，主要在中小企业流行。对于中小企业来说，由于企业年金总量小，如果分别选择账户管理人、投资管理人和托管人，支付的费用太高，而保险合同模式可以确保资金安全，同时还能降低成本。

从根本上说，保险公司在企业年金市场的定位应该是风险保障和资产管理。

企业年金业务与传统的商业养老保险之间具有替代性，保险公司是否将面对两难选择?

从理论上说，企业年金的运行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商业养老保险业务的拓展。但若从我国企业年金的实际运行状况来分析，这种担忧就没有充分的根据。

首先，根据两个《试行办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是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的首要前提。此项规定将使部分没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但有养老金需求的企业排除在外；同时由于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程序的繁琐及管理成本问题，很多中小企业在企业年金前望而却步，从而为商业养老金的发展留下了很大的市场空间．

其次，企业年金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在各地区间的不统一，使得许多跨地区经营的大企业因政策的地区差异而产生管理上的不便，在选择养老金安排时可能更倾向于建立商业养老保险计划。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企业年金政策以及年金市场的发展状况等，将影响保险公司养老保险业务的开展情况，但企业年金与商业养老保险之间没有完全的替代关系，从长远来看，二者完全可以平衡发展。

三、企业年金与商业保险协同发展

企业年金市场是一个多行业提供服务的市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7年11月19日公布了第二批年金基金管理机构名单。倍受关注的是有三家银行获企业年金受托人资格。这意味着银行不用新设养老金管理公司就能顺利成为企业年金基金受托人。可以说，银行业获得受托人资格，受冲击最大的是保险公司的市场。

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保险企业应如何利用自身优势，积极介入企业年金市场?在不同的政策导向下，保险企业在企业年金市场中可采取不同的战略模式。

(一)保险公司作为资产管理人

首先，保险公司作为受托人，由其提供综合的、捆绑式的年金服务，同时承担账户管理人和投资管理人的角色，才能发挥其分账管理和精算的优势，还可兼得企业年金资产投资收益。事实上，在企业年金的运营管理中，投资才是最重要的环节，无论谁做受托人，都要找到最好的投资人。以目前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在股市和企业年金管理中的优秀表现，以及其公开透明的管理方式，他们是最受认同的机构理财者之一。所以对定位于专业技术性角色的保险公司来说，做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其次，在集团经营模式下提供专业化服务。随着我国金融混业经营趋势的增强和企业年金市场的逐渐成熟，综合性保险公司能够成为企业年金管理服务的良好载体。如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旗下设有信托公司、寿险公司、证券公司，集团设有资产运营中心，则可采取由信托作为受托人、寿险公司作为账户管理人、将资产运营中心的职能与人员剥离到信托公司或证券公司作为投资管理人，或者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独立运作，托管人则可以由合作银行或是未来的参股银行承担。

最后，一些不具有规模实力和多种管理能力的中小型保险公司不妨开展有关企业年金咨询业务。据中国养老金网的统计，现在具有单一企业年金资格供应服务能力的金融机构就多达61家。试想，客户突然面临几十家年金资格的金融机构竞逐，市场上若没有强大的中介力量，如何维护委托人及受益人利益，保持市场的稳定与平衡。因此，开展企业年金管理咨询业务显得尤为重要。

(二)保险公司作为风险保障的提供者

对比企业年金的信托模式与保险合同模式，会发现：商业养老保险操作管理简单，但是不能享受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而采取信托型企业年金制度，可以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由职工承担投资风险而减少企业的风险负担；保险公司通过大数法则将年金的死亡率风险等在更大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进行分散；在保险合同模式中，通常由保险公司等单一金融机构整合了养老计划的全部业务，形成了综合服务的规模优势，可以大幅节省运营费用。

由此可见，保险合同模式较之于信托模式有诸多优点。而没有出台针对商业养老保险的“延迟纳税计划”是制约保险公司开展投保型年金的政策障碍。

2007年11月，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养老保险业务管理办法》，鼓励保险公司发挥专业优势，通过个人养老年金保险业务、团体养老年金保险业务、企业年金管理业务等提供养老保障服务。

据悉，作为我国养老保障体制的重要补充——个人缴纳商业养老保险制度，有望通过论证在税收优惠政策上获得突破，并进而在上海实行试点。来自上海保监局相关人士的消息是，受中国保监会委托，该局正在进行“个人延税型养老保险运营机制”的研究项目。

其实，保险公司经营企业年金业务的优势着重体现在其产品设计方面。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开发销售投保型产品的方式为中小企业员工提供养老保障。目前，国内保险公司经营的养老保险产品种类已达110多个，主要是一些传统团体寿险和万能保险、投资连结团体寿险产品。如何将商业保险产品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是摆在各家保险公司面前的重大课题。

因此，保险公司应该进一步发挥其产品研发方面的优势，开发固定年金、变额年金、可转换年金、开放式养老金账户等产品，增强产品的投资功能和账户管理功能，并提供多样化的年金领取服务。通过积极发展商业养老保险业务，把年金市场做大，这既是保险公司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重要一步，也是保险业服务社会、服务经济、加快发展的机遇。

四、结论

企业年金制度的建立为保险公司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企业年金市场是一个多行业提供服务的市场。因此，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保险公司应该首先明确自身及其主要竞争者的优势和劣势，并在自身比较优势基础上做出正确的角色选择。

养老行业风险分析与对策篇10

一、养老基金投资运营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要改善养老基金面临的财政问题，首先要尽快实现养老基金的全国统筹，其次要拓宽养老基金的投资运营渠道。目前最主要的是养老金入市，而入市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股市波动较大，解决的途径是要完善与养老金投入股市相关的法律和法规。综合学者的观点，大致可以将养老基金投资运营存在的问题或风险分为以下几个：

（一）金融市场不成熟及对策

我国金融市场真正开始是在改革开放后，发展时间较短，具体表现为金融市场稳定性差，管制过紧，发展规模小，制度不健全，存在金融抑制，甚至内幕交易和违规操作时有发生。这就造成了养老基金投资存在很大风险，投资工具少等问题，且不利于养老基金选择多元化的投资工具来分散风险，难以吸引养老基金投资者。

关于应对措施，多数学者认为金融市场的风险只能在投资运营过程中尽量分散风险，政府应采取“稳健的分散投资”，以固定收益类投资为主，同时涉足股票、证券等高风险、高收益的领域，适时扩展到直接股权投资和信托投资，同时建立起风险预警机制，以便养老金能根据市场的风险状况作出相应的策略调整。也有学者基于《办法》指出养老金入市应该选择的领域如下：低估值的蓝筹股、优先股、各项基金品种。

（二）投资运营管理不善及对策

目前，我国政府对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过度依赖银行和国债，但这两种方式的收益率比较低。2013年我国养老金银行和国债的投资收益率为2.03%，远低于当年2.7%的CPI指数。在我国，过分强调养老基金投资的安全性，且规避风险的观念过于保守，导致我国养老基金在银行和国债所占的投资比例到70%-80%之间，而在股票、证券和债券方面所占的比例极低。

关于应对措施，有学者认为目前市场上能够提供的高风险投资工具较少，主要有股票以及企业债券、金融债等有价证券，这些投资渠道对基金收益率贡献不足，应该开发新的投资品种和工具。而应对养老基金投资比例失调问题，可以在法律上降低对高风险金融投资工具的限制，将高风险金融工具投资比例限制在40%左右，其次要克服以往厌恶风险性的投资文化和观念，通过精算，制定最优化的投资组合方案。

（三）顶层设计和管理不完善及对策

顶层设计和管理的不完善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法律制度碎片化，养老基金投入股市涉及众多的法律关系，需要建立《养老保险法》、《养老基金投资管理办法》来明确养老基金的统筹范围，养老基金的缴纳和发放，以及确定养老基金投资管理的机构及其权利和义务等①。二是养老基金管理机构泛行政化，我国现行管理机构是政府部门下设的基金管理中心，属于行政机构，充当着基金监督、管理、投资运营“三位一体”的角色，这就造成集权化和泛行政化并存。

关于解决措施，一是社会保障立，养老基金法律环境建设的当务之急是进行专门的社会保险基金立法，立法理念应坚持“高压性”与“宽容性”并存②。二是解决泛行政化的最好方法是制度的理性化，养老金管理的部分职能应该交由市场，如基金的日常管理应该交给受托人，投资运营交给投资管理人，投资比例和工具的相机调整交给市场，而行政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是规则制定、资格审查和监督等职能。

（四）风险管理技术的落后

现代风险管理已发展到以量化管理和模型分析为主管理技术，而我国的风险管理技术还停留在以主观经验来判断和指标的分析为佐证的层面上，我国的风险管理技术全面落后，其次还缺乏用来规避和转移风险的金融衍生工具，这使得风险来临时不能得到有效控制③。

关于应对措施，有学者提出现代风险管理的最新发展是全面风险管理，全面风险管理将企业所有的经营和管理活动为考察对象，综合分析企业现在和未来可能面临的所有风险，充分利用所有风险可以相互抵消、相互影响和相互关联的性质，借助风险识别、风险衡量、风险控制和风险融资等一套科学的风险管理方法和过程，及时有效的发现和控制那些对企业有负面影响的因素，挖掘和利用潜在的发展和获利机会。目前，VAR以及情景分析法和压力测试法已发展成为现代风险量化管理中应用最广泛、最重要的方法。全球大多数养老基金和法规制定者开始把VAR方法当做全行业衡量风险的一种标准，这种方法主要运用于风险控制和业绩评估④。

二、基本养老金运营模式和工具国际比较

根据受托人参与的程度，可以将养老金基金运营模式分为：直接投资管理模式（美国）、部分委托管理模式（新加坡）、全部委托管理模式（英国）、集合管理模式（澳大利亚）等，每个模式的有其优点也有不足。养老金的运营模式体现了养老金当事人的捆绑程度，捆绑程度越深，越可以提供更综合的服务，还能节省管理成本，但也会增加基金的运营风险和道德风险。但几个模式相比较而言，部分委托管理模式较好的平衡了风险与收益的关系，得到了最为广泛的运用⑤。

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基金可以投资运营的工具较多，每种投资工具都各有不同的风险和收益率，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六种：

1、银行存款，银行存款最大的特点是无风险，具有完全的资产流动性，但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其收益率都可能成为负值，难以抵消通货膨胀的贬值影响。针对这种情况，国家可以采取对银行存款的社会保险基金以保值补贴和增值补贴；或是严格控制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幅度，将现行的单利计算改为复利计算方式。

2、有价证券，有价证券包括债券、股票、投资基金、期货和期权等金融衍生产品。购买债券最大的特点是信誉较高，可以获得固定的、高于存款利率的预期收入，变现能力也强，但与股票、产业投资等相比，其收益率还比较低；以享有分红权利的不同，股票可以分为优先股和普通股，投资股票的优点是收益率高，流动性强，在通货膨胀时期易达到保值，缺点是没有政府、财政和银行作为后盾，承担经营风险较大；指数化投资是投资基金最常用的方式，这种方式能有效的降低非系统风险，管理费用和交易费用较低，这种方式能更大程度上保证养老保险基金增值的幅度与社会生活水平进步的幅度大体上一致，国家应该适时推出国债基金、货币基金等多种类型，供养老保险基金选择；而期货和期权作为金融衍生工具具有杠杆放大作用，投资风险很大，在法律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不适合作为养老基金投资运营的工具⑥。

3、委托金融机构投资，这种方式的优点是金融机构有长期投资贷款的经验，能把握基金投资对象，有一定的权威性，而且金融机构作为中介人能利用制约力加强对资金利用者的监督，有利于把握投资方向。

4、直接投资于生产与流通领域，在操作中应该选择；流通好、变现快的短期项目或是效益好、稳定安全的中长期项目。

5、基础设施建设，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新加坡的公积金，大量用于投资机场、港口、电力、通讯等设施建设，投资基础设施风险小，但是流动性差，投资回收的时间长。

6、投资海外市场，有些国内资本市场不完善的国家会选择那些监管完善、发展成熟的国外资本市场进行投资。

三、各个国家养老金投资运营的启示

日本政府组建的公共养老金管理结构，由其专门负责养老金基金的投资运营，日本实行的中央政府集中管理的基金管理模式，同时采用民间投资公司具体负责投资管理。而韩国实行的是“中央政府行政负责，专门成立养老金运营公司”管理模式，养老金投资管理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国民议会”，负责相关法律的制定，宏观层面监督养老金基金的年度发展和长期战略规划，韩国中央政府下属的“卫生福利部”则具体制定养老金基金的发展的具体计划，养老金投资与积累的目标等。

我国可以借鉴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主要做法有：建立权威的中央政府养老金基金管理构架，加快养老金基金全国统筹；建立政府监管、机构投资、人大监督的竞争性养老金运营模式；扩大以促进经济增长为主的养老投资品种和领域；提高养老金投资运营的透明度和信息公开力度⑦。

拉美国家的养老金改革主要集中在“现收现付（DB待遇确定型）”转变为“部分或者完全个人账户（DC缴费确定型）”，现收现付具有代际转移、以支定收的特点，是在职的一代赡养已退休的上一代，很难应付老龄化的问题，为此拉美国家在养老保险中引入了强制性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并且由专门性的私人基金公司来营运和管理，账户可以投资运营，而个人退休的待遇取决于账户基金的积累额。在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也在经历着相同的改革⑧。

智利的养老金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智利非常注重养老金的保值增值，国家只允许对实行基金积累制的养老保险进行投资运营，智利的养老保险是建立在个人战虎基础上的强制性缴费确定型。智利的养老保险覆盖面也很广，包括工人、农民、公务员、企业雇员等各行各业的人员都一视同仁，都可以参加养老保险，将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合二为一。在智利，雇员缴纳全部的养老保险，雇主不承担费用，国家财政承担保障性的最低养老金的保障责任⑨。

四、评论与展望

从这些文献来看，笔者认为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养老基金投资运营的研究大多学者都是从宏观和中观层面来探讨，这些研究就像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法规，多是一些方法和原则，很少涉及具体措施，加之缺乏实际的案例，这样的研究显得很空泛。

第二，在进行养老基金投资运营的国际比较上，多数学者停留在对各个国际养老基金投资运营机构、模式和方法上的介绍上，确实，像新加坡、智利、美国等国家在养老基金的投资运营上都做得很成功，但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何成功的吸取到经验教训，还是一个难题。

第三，由于当前养老金入市还只是停留在政策上，并未真正入市，且关于养老基金的投资运营也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所以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多少有点纸上谈兵。养老金入市养老金入市具体该怎么操作，以及入市之后收益如何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学界关于如何投资运养老金的呼声基本体现在了最新颁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上，而养老基金投资运营的效益如何，还得看这项办法如何实施，以及实施效果如何。笔者认为，关于养老基金的投资运营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而养老基金入市之后也会随之带来很多问题，学界在这方面可以跟踪研究，继续提出各自的看法，要更多的借鉴全面风险管理和企业年金的投资运营的经验。

笔者认为，智利养老金投资运营是我国养老基金投资运营最好的借鉴，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智利重视发挥市场自身的作用，国家授权养老基金管理公司（AFPs）筹集和管理职工的缴费基金，投保人有权选择自己信任的养老金管理公司让其代为投资自己的养老保险金，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二是智利法律规定官方机构不能成为养老金的管理机构，而且养老金必须与相关企业的资产分离。三是智利养老保险中的最低回报率保证制度，在这项制度下，养老基金管理公司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建立收入波动储备金和法定强制准备金，养老基金管理公司可以用这两种资金来弥补缺口。最后，如果养老基金管理公司宣告破产，由政府出面弥补资金缺口。在养老基金投资运营过程中，由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局（SAFP）来监管，同时也要接受财政部、中央银行和其他政府部门的监督。（作者单位：云南大学）

注解：

①樊纪伟，“养老金入市”中的法律问题研究[J].学术交流，2013年（9）.

②沈澈，邓大松.养老金投资运营风险的识别与对策[J].经济纵横，2014年（3）.

③叶颖刚，管冰城.我国养老资金投资资本市场的路径及风险管理研究[J].时代金融，2015（8）.

④耿靖.养老金全面风险管理[M].文汇出版社，2009年10月.

⑤刘永涛.养老金基金运营模式的国际比较[J].国际劳动，2014（6）.

⑥吕学静，社会保障国际比较[M]：73-77，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

⑦刘莉.日本、韩国公共养老金投资模式演变及启示[J].社会保障研究，2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