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理论依据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监管的理论依据，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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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状

目前，我国金融业最大的风险来自于传统体制的影响以及监管失效导致的违规。此外，我国证券、期货市场也存在不规范的经营、违法违规现象。

(二)监管模式

为防范金融风险，各国都通过采取不同的金融监管模式来规范金融机构的行为，以规避风险。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主要是采取以政府监管为主导的监管模式，这种方式有诸多弊端。因而，修正我国目前的监管模式，提高监管效率和监管水平是本文要研究探讨的重点。

二、自律监管在我国金融监管中的地位和理论依据

金融机构自律是指金融机构自行制定规则，以此约束自己的行为，实现自我监管、保护自身利益的目的。广义的金融机构自律不仅包括每家金融机构对自身行为的约束，还包括金融业的行业自律，本文就广义的金融机构自律进行研究。

(一)地位

金融机构的自律是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由于其主要基于金融机构的自觉行动，缺乏可操作性，而且由于企业存在诸如主观介入较多、灵活、弹性大等特点，易产生负面效应，如滋生腐败，因而不被重视。但作为非政府监管的一种，自律监管又具有监管成本低等优点，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二)理论依据

金融机构自律的理论依据就是经济学当中的俱乐部理论。该理论认为，俱乐部成员如按俱乐部的规定约束自己的行为，就可以享受会员待遇，如果违规就要出局或接受其他惩罚。就金融机构而言，促使其自律的压力和动力除了来自法律的威慑，还与这种俱乐部理论的进一步应用、完善密切相关。

三、激励金融机构自律的因素

(一)前提条件――完善监管立法

伴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金融法规体系也在不断发展、日趋完善。要根据国内金融业发展的现状、国际金融监管变化的新趋势、内外资金融机构监管并轨的需要，做好相关法规的废、改、立工作。同时，强化对金融监管执法的监督，建议让非金融监管职能部门承担这一任务，如法律部门、内审部门等，以防止出现监管漏洞。

(二)根本――提高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素质

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素质的高低是金融机构自律水平高低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对此，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改进：

1　完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资格审查制度。要求从业人员从事本职工作所必须具备的诸如道德、知识、技能、心理、身体等方面素质。因而要严格从业人员的准入制度，从源头上加以控制。

2　建立完善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激励机制”重在让从业人员不想违规，“约束机制”则使从业人员不敢违规。笔者认为各监管部门要适当转变“禁止违法经营”的监管方式，改为“鼓励守法经营”的激励方式，以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降低为查处违规行为而投入的巨大成本，提高监管效率。

(三)核心――加强内部控制

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是金融机构的一种自律行为，是为完成既定的工作目标和防范风险，对内部各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从事的业务活动进行风险控制、制度管理和相互制约的方法、措施和程序的总称。重视和加强内控建设是金融机构稳健经营、持续发展的关键。

(四)关键――行业自律

行业自律具有双向性：对外能维护金融业的整体利益，对内能改进行业系统管理，加强同业约束。其自律监管范围主要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针对微观操作行为与地方金融活动进行自我协定和约束，尤其是存款经营、贷款发放、结算制度、利率管理、产品开发、业务交叉、信息披露、违约制裁及同业纠纷等，并随业务的发展不断扩充其职能。

(五)重要保障――发挥外部中介力量的作用

就我国目前中介监管机构的发展看，中介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的功能较为单一，通常只限于核定注册资本金，因此可适当扩大会计师事务所的职能，采用收费制度，以提高我国现有金融监管效率并降低监管成本，弥补单一依靠监管机构的不足，形成对金融业的社会监督，建立更为全面的监管体系。

(六)粘合剂――完善金融业信息披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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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金融监管指数； 金融监管有效性；衡量

中图分类号：F8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2）01－0019－05

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国内金融机构众多，金融市场规模很大，相应地，美国也建立了较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 美国的金融监管堪称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监管体系，其监管机构众多，监管法律纷繁复杂。1999年通过的《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宣告美国实行混业经营， 但美国的金融监管组织架构却没有太大的调整， 美国进入了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时期。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后，美国最终于2009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根据该法案除了出台一些限制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条例之外，还设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 增加了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 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美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局面。那么，2000年以来，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 金融监管质量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本文通过总结既有理论提出了一种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新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并基于这种方法对美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进行总体的衡量和判断。

一、研究背景

研究背景之一来自于目前世界各国正在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针对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世界各国都正在或即将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但现有理论对金融监管体制的比较多采用定性的分析框架， 其基本思路是通过不同监管体制之间的优缺点比较来做出评价。 但定性比较很难做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且很难对金融监管改革的效果进行评价，而且缺乏前瞻性， 使得各国金融监管往往滞后于金融业的发展，从而使金融监管改革呈现“危机导向型”的特征。 本文想通过构建金融监管指数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定量研究， 进而为金融监管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另外，本文还希望通过金融监管指数的构建动态监测各国的金融监管质量， 并希望在金融监管水平大幅下降的时候提出预警， 进而使得金融监管改革更具有前瞻性。

研究背景之二来自于对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进行评价的需要。2000年至2007年，美国金融监管方面没有做出很大调整，进而引致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2009年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是否起到了大家所期待的效果， 目前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定量评价方法。

鉴于以上两点， 本文依据各国金融监管的目标构建了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框架， 并利用这一分析框架对2000～2008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进行衡量与评价。

二、 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问题的理论综述

所谓有效，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就是“能实现预期目的”，以此，我们可以将金融监管的有效定义为：“能实现预期的金融监管目的”。关于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主要包括两个问题： 第一是金融监管是否有效；第二是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衡量。

关于监管是否有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监管有效说和监管失灵论。监管有效说以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为代表， 监管失灵论以监管俘获说为代表。

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Stigler，1971；Becker和Stigler，1974）建立在政府拥有充分信息、为社会整体福利服务以及具有完全信用三个假设基础上，认为金融业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决定其脆弱性，且由于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不完全竞争和搭便车行为等， 私人不可能去监管那些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只有通过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才能够克服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改善金融机构的治理水平，从而提高金融运行的效率，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金融监管公共利益理论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积极鼓励政府参与银行的经营和管理，实现对金融的直接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增强政府金融监管的权力， 发挥政府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可以弥补市场失灵所带来的问题。

监管俘获说（Becker，1983；Tullock，1967；陆磊，2000）认为监管与公共利益无关，监管机构不过是被监管者俘获的猎物或俘虏而已。 这派理论的主要观点是： 政府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独立利益的特殊市场主体，它并不能最大化社会的福利。一方面，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往往会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所左右，因为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有积极性采取各种手段影响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这样，金融监管机构最后常常被俘获。另一方面，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过多管制行为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中寻租的机会，破坏了市场的正常竞争秩序，这就不利于金融的长期发展。因此，要充分发挥竞争和开放机制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 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对金融发展的抑制。

虽然在理论上存在着监管有效说和监管失灵论，但从实践上来看，目前各国对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基本达成了共识， 且各国基本都建立起了金融监管机构。根据统计 [1] ，世界共有192个国家建立了金融监管机构。

既然金融监管是必要的， 那么金融监管的效果如何呢？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问题。目前理论界较为常用的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模型主要有两个： 金融监管成本-收益模型和成本有效性分析模型。

金融监管成本-收益模型（秦宛顺、靳云汇、刘明志，1999）的主要思想是：金融监管都存在着一个有效边界的问题， 如果金融监管位于有效边界上或附近的一个区域内， 那么它就可以产生正的综合效应；如果金融监管超过了有效边界或区域，或者离边界很远， 那么它就很有可能会产生负的综合效应。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找能够有效分析金融监管效率，界定金融监管有效边界的量化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法是目前理论界研究这一问题运用得最多的方法。 金融监管的成本-收益分析其结果实际上就是一个金融监管的效率问题， 即用最低成本实现监管收益的最大化。但它存在的较大问题是：在现实中要计算监管的收益和由于没有实施监管而造成的损失是徒劳的， 因为这种收益和损失是假想中的，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难以量化。同时，各国的金融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无法全部由监管的成本和收益来反映。 成本收益分析只是在理论上论证了如何寻找优化本国的金融监管， 在实际操作中缺乏执行性。

鉴于成本-收益模型的缺陷性， 成本有效性分析模型（刘宇飞，1999）随即替代产生了。这种方法的基本思想就是在无法确定监管项目的具体收益大小时，可以用目标的完成程度取而代之，并计算出该收益与付出的成本之间的比例。 如果能够同样有效地完成目标，成本较小的方案要优于成本较高的方案。因此， 可以用有效程度与成本之比的最大化替代原有的成本-收益分析下收益与成本的最大化目标。在这种分析方法下， 虽然金融监管的收益仍难以量化，但由于其运用目标完成的程度（即监管的有效程度）替代了金融监管的收益，因此较为巧妙地避免了金融监管收益难以确定的难点， 从而在总体上能运用其来判断金融监管是否有效。但它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国家金融监管目标往往是多重的， 目标的完成程度的测度较为困难， 目前还没有较为成熟的量化分析方法。

鉴于以上两种方法的固有缺陷， 本文在成本有效性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金融监管有效性衡量的新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

三、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框架的构造及建立

从监管目标来看， 世界三大监管组织都制定了各自领域的监管规则，具体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银行监管过程较为强调安全性和公平性；证券监管强调安全性、效率性和稳定性；保险监管强调安全性和公平性。 之所以银行监管和保险监管不加入效率性指标， 主要因为效率性和安全性存在矛盾，特别对于银行业来说，由于存在系统性风险的传染主要载体， 所以各国一般较为避讳提金融效率问题。但由于发展经济是各国的首要目标，而一个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所以，总结起来，金融监管的目标总体应该包含三个：稳定性、效率性和公平性（蒂米奇・威塔斯，2000）。 安全性是指金融监管要确保金融系统的安全，避免金融风险的集聚、扩散和蔓延；效率性是指金融监管要确保金融系统的效率， 促进金融系统的发展； 公平性是指金融监管过程中要强调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确保公平对待金融消费者。这三个目标主要针对金融市场不完备性的三个方面，如表2所示。

虽然金融监管主要有三个目标，但本文认为，公平性目标从属于安全性目标和效率性目标，因为公平性目标涵盖于安全性和效率性目标之内，假如一国金融业未实现公平性，则从长期来看，该国金融业的安全性和效率性都会受到损害。

根据金融监管的安全性和效率性这两个目标， 我们构建了一套金融监管的指标体系，具体如表3所示。

一般来说， 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将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 所以本文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中引入了代表宏观经济稳定的三个指标，即通货膨胀率、CPI、银行不良资产比率来代表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性。而金融业效率主要包括银行的效率和股票市场的效率，所以，本文引入了4个金融效率指标：银行存贷比、银行一般管理成本、银行收入成本比和股票市场交易额占GDP比重，由此来代表金融业效率。

由于安全性目标和效率性目标存在替代关系，且这两方面的因素受各个经济或金融指标的影响，而这些指标由于单位和性质的不同， 无法直接进行横向比较， 所以我们需要将这些不同质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挑选出对金融监管指数影响最大的几个主要因素， 并确定这些因素在金融监管指数中所占的权重， 计算出金融监管指数。 最后通过比较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来进行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

四、 美国金融监管指数的建立及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

为了计算金融监管指数， 必须对其所包含指标的基本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 我们选取了美国2000～2008年的金融业安全性和效率性指标相关数据（见表4），各数据计算方法及来源如表5所示。

由于主成分分析需要各指标之间同向， 所以给通货膨胀率、CPI、银行不良资产率、银行一般管理成本、收入成本比加上负号，并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如表6所示。

运用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方差解释程度表和成分矩阵，如表7、表8所示。

根据前一部分对金融监管指数各影响因素的分析，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影响因素的权重。通过方差解释程度表（表7）我们可以看到，前2个因子对于总方差解释程度达到87.401%， 根据累计方差大于75%的原则， 故选取前2个因子代替所有7个因子进行估计。以前两个因子反映金融监管的总体情况，用Y1、Y2表示，每个主成分变量都是7个标准化变量的线性组合，其表达式为：

Y1=（-0.689）×Z’1+0.662×Z’2+0.989×Z’3+0.564×Z’4+0.916×Z’5+0.915×Z’6+（-0.874）×Z’7

Y2=0.419×Z’1+0.732×Z’2+（-0.039）×Z’3+（-0.766）×Z’4+0.065×Z’5+0.377×Z’6+0.149×Z’7

然后将标准化的原始数据矩阵与贡献程度向量相乘得到各主成分得分， 最后将各主成分得分按照其方差贡献率加权平均得到综合得分（即金融监管指数），如表9所示。

则美国2000～2009年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如图1所示，2000~2009年， 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中2000～2006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区间震荡格局，2006年以后，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大幅下降趋势。2001～2002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较低， 主要是受到2001年网络股泡沫破灭，加之后来的安然公司财务造假、世界通信公司财务欺诈、施乐公司财务虚报案件，极大地打击了美国投资者的信心， 影响了美国的金融监管质量。2002年美国通过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并强化了美国证监会的监管职能，使得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有所提高。2007年，由于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不断下滑，说明美国的金融监管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其金融业的发展要求，于是2009年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希望能够加强和改善美国的金融监管，但从目前的数据来看，还没有见到明显的效果。

综合本文得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 结合当前的形势和美国金融监管的现状， 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美国应该密切关注其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在金融监管指数出现拐点并呈现下降趋势时， 应该立即采取措施，加强其金融监管力度，确保金融业的稳定，防范金融危机。2001～2002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下降趋势，美国立即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致使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止跌回稳， 并逐步呈现上升趋势。 但2005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出现拐点，并逐步呈现下降趋势的时候，并未引起美国政府足够的重视，且并未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其金融监管， 最终导致了2007年的次贷危机。虽然美国于2009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希望加强并改善其金融监管，但为时已晚。

2． 金融监管要与金融业发展相适应， 在金融业经营体制发生变化的时候， 金融监管也要做出相应调整，否则将会制约金融业的长远发展。美国于1999年11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确立了混业经营制度，但在同期，美国的金融监管并未做出相应调整，致使金融监管与金融业发展不匹配，致使过去十年来，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金融监管质量不断下降，最终导致了次贷危机。

3． 在金融监管发展的过程中， 要注重金融安全性和效率性的平衡，不能顾此失彼，而应该尽量做到协调、均衡。2000年以来，美国金融业实现了混业经营，而其金融监管主要强调效率优先的原则，而忽视了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 这导致了美国金融企业的高杠杆性经营，并最终引起了次贷危机。

参考文献：

［1］Robert Pringle，2010. How countries supervise their banks，insurers and securities markets 2010［M］. Central banking publications.

［2］蒂米奇・威塔斯. 金融规管――变化中的游戏规则［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3］秦宛顺，靳云汇，刘明志. 金融监管的收益成本分析［J］．金融研究，1999（10）.

［4］叶永刚，张培. 中国金融监管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金融研究，2009（4）.

［5］江春，许立成. 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J］．金融研究，2005（4）.

［6］陆磊. 信息结构、利益集团与公共政策：当前金融监管制度选择中的理论问题［J］． 经济研究，2000（12） .

［7］刘宇飞. 国际金融监管的新发展［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8］Becker，G. and G. Stigler，1974. Lawenforcement，malfeasance，and the compensation of enforcers［J］．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3（Mar）：1-18.

［9］Becker，G.，1983. A theory of competition among pressure groups for political Influence［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98：371-400.

篇3

关键词：统一监管混业经营博弈模型

一、问题的提出

1929年-1933年经济危机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金融稳定的考虑加强了对金融系统的管制，特别是对于银行混业经营和利率上限的限制，极大的压缩了银行的盈利空间。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更严重，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在这一背景下，麦金农和肖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主要内容是要求政府放弃对金融的过分干预，使利率和汇率充分反映供求状况，并有效控制通货膨胀。在金融深化理论的指导下，各国政府纷纷放松金融管制，积极的促进金融业的自由化。在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各个金融机构不断推出各种金融创新，试图逃避金融监管，以增强竞争力，进而直接促成了金融业的混业化经营。这一混业化经营趋势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美国1999年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之后，混业经营的浪潮达到。

从金融监管组织架构的变迁来看，统一监管组织架构的兴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北欧国家挪威、丹麦和瑞典分别于1986年、1988年和1991年改革了本国的金融监管组织架构，走上了统一监管的道路，这一改革在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有部分国家追随北欧国家的改革统一本国的金融监管组织架构，这一浪潮至1997年英国金融服务局成立后达到顶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实行统一监管组织架构的国家数量不断增多，统一监管已成为一种潮流。

混业经营和统一监管的出现似乎具有时间方面的巧合，那么，统一监管是否是各国政府为应对混业经营对金融监管的挑战所作出的回应呢？现有理论认为，统一监管是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必然结果(Jose de Luna Martinez and Thomas A. Rose,2003)。因为从长期看，由于金融业务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金融市场最终会形成融合的统一市场，与之相对应，金融市场的监管职能也应该由统一的监管机构来执行(Briault C.,1999)。但该理论仅仅作出了定性分析，并未阐述其内在作用机理，总体来说缺乏理论依据，下文通过构造博弈模型，对统一监管与混业经营的关系进行分析，并从实证角度进行验证，最后给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二、基于金融监管博弈模型的分析

世界范围内金融监管组织架构的设立类型主要是分业监管、部分统一监管与统一监管三种类型。由于部分统一监管是完全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的一种过渡形式，其兼具分业监管与统一监管的特征，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仅仅讨论分业监管组织架构和统一监管组织架构与金融业经营体制的适应程度。

目前对不同监管组织架构的优缺点比较的文献较为丰富，但是很少有文献从信息不对称和传导机制的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本文通过构建金融监管博弈模型，尝试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分析在不同条件下，这两种监管组织架构的博弈过程和博弈结构的差异，进一步分析不同情况下金融监管组织架构的优劣及其与金融业经营体制的适应程度。

本文的理论模型假设如下：

(1)金融市场上的行为主体有金融监管部门与金融市场参与者，二者均为理性经济人，其目标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监管当局的目标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保持市场的公平和有效竞争以及维持自身的声誉。金融市场参与者作为市场主体，其目标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2)金融市场参与者一般会合规经营，但由于利益的驱动，其会选择违规，并理性地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做出合理决策。市场参与者违规操作的概率是p，不违规时获得正常收益R，当其违规操作时便可获得超额收益ΔR，即违规收益为R+ΔR，但此时其面临着被查处的风险，一旦被查处就会有罚款损失，罚款比例为s，则罚款损失为sΔR(s>1)，此时收益为R+ΔR-sΔR。

(3)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与其他所有经济活动一样，也有成本和收益。从社会总体来看，金融监管的收益主要是社会总体福利水平提高；金融体系总体收入的提高；被监管机构收入水平提高；因金融市场正常秩序得以维护，金融监管者得到的声誉、绩效、升迁等收益。在此假设总收益为N，此收益为金融市场参与者不违规，金融秩序正常运行，监管者也不用对违规部门查处时，金融监管的收益。另外，金融监管查处时也会发生成本，该成本主要是指制定执行金融监管政策本身所花费的成本，即行政成本。该成本随监管机构的增多而增加，主要由于各监管机构之间沟通将会增加成本。

(4)监管机构鉴于其成本收益分析，对违规行为会选择查处或不查处，查处的概率为q。从以上监管成本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查处成本与违规者的收益是正相关的，因此，假设C=cΔR(0

(5)假定金融市场参与者违规时，监管当局由于将面临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重大损失，从而不查处的损失将远大于查处成本，m ΔR>cΔR,即m>c。另外，由于s>1，违规者被查处的损失sΔR大于违规的超额收益ΔR。

从以上的模型假定中可以分别得出监管当局和金融市场参与者的效用函数。

(1)监管当局的效用函数为：U=［(N-cΔR)p+(N-cΔR)(1-p)］q+［(N-mΔR)p+N(1-p)］(1-q)=(N-cΔR)q+(N-pmΔR)(1-q)

那么最大化期望收益的一阶条件为：

PmΔR-cΔR=0

得：p*=c/m

(2)金融市场参与者的效用函数为：Y=p［(R+ΔR-sΔR)q+(R+ΔR)(1-q)］+(1-p)［Rq+R(1-q)］=pΔR-pqsΔR+R

那么最大化期望收益的一阶条件为：

ΔR-qsΔR=0

得：q*=1/s

因此上述金融监管当局与金融市场参与者的期望收益的最优均衡解为：

p*=c/m，q*=1/s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1)当市场参与者违规概率p> p*时，监管者将选择查处；

(2)当市场参与者违规概率p= p*时，监管者将以q=q*的概率随机选择查处；(3)当其违规概率p< p*时，监管者将选择不查处；

(4)当监管当局的查处概率q>q*时，市场参与者将不会违规；

(5)当监管当局查处的概率q=q*时，市场参与者将以p= p*的概率选择违规；(6)当监管当局查处的概率q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监管当局要做的就是降低市场参与者的违规概率，提高查处的概率，即降低p*(c/m)和q*(1/s)的值。因此，罚款比例s，查处成本c以及不查处的损失比率m是决定其均衡的3个关键因素。一般来说，罚款比例s基本是恒定的，不同监管组织架构对金融监管传导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查处成本c和不查处的损失比率m上。下面就分情况讨论不同监管组织架构的传导机制。

1.完全分业条件下的监管博弈

这里首先考虑一种理想状态下的情况：完全分业条件下的监管博弈。所谓完全分业就是指各个金融部门和监管部门之间是完全隔绝的，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影响。比如说银行部门的监管行动不会影响证券、保险市场的行为和收益，也不会影响证券和保险监管机构的行动和收益，也就是说银行和银行监管机构的收益只是取决于银行和银行监管机构的行动。证券和保险也是这样。

在分业经营的情况下，由于部门之间几乎不需要沟通，则分业监管与统一监管的成本几乎一致，即c几乎相等，而在不查处的损失比率m一样的情况下，两种监管模式的c/m几乎相等，即金融机构违规经营的概率是相等的，也就是说，在分业经营的情况下，分立监管与统一监管在信息的传导上是一致的，其监管的结果也几乎没有差别。

2.混业条件下的监管博弈

上面考虑的是完全分业的情况，如果不是完全分业，则各个金融部门和监管部门之间就不是完全隔绝的，相互之间就不会互相无任何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金融风险具有一定传染性，则不查处的损失比率m将会增加。

在混业经营条件下，若信息是完备的，没有协调成本，则分业监管和统一监管架构没有差别；若信息是不完备、非对称的，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也不是无成本的，在分业监管的情况下，由于部门之间沟通协调将会耗费一定的成本，则查处成本c将会上升，而分业经营的情况下，由于风险不会跨行业传染，则不查处的损失比率m较小，在这种情况下，分业监管将会导致c/m上升，进而金融监管机构查处违规的概率较小，而统一监管将会节约部门之间信息沟通的成本，则查处成本c会下降，而混业经营的情况下，由于风险会跨行业传染，则不查处的损失比率m较大，这时，统一监管将会导致c/m下降，进而金融监管机构查处违规经营的概率较大。也就是说，在混业经营条件下，若信息是不完备的，则相对于分业监管而言，统一监管组织架构的体制安排更有优势。

三、统一监管与混业经营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

从上文的博弈模型我们可以看出，在混业经营条件下，统一监管组织架构比分业监管组织架构更有优势。下面从实证的角度来考察统一监管与混业经营之间的关系。

为了说明统一监管组织架构与混业经营的关系，我们引入两个指标：金融监管集中度指标(FAC)和金融混业指数(MIX)。

金融监管集中度指标FAC表示一国金融监管集中程度指标，它是取值范围为[0,7]的一组整数数据。金融监管集中度指标(FAC) 的设定遵循以下原则：金融监管集中程度越高，FAC的指标值就越高。其定义为：FAC=7=只有一个监管机构负责所有的金融机构的监管(监管机构总数量=1)；FAC=5=银行和证券市场共有一个监管机构(监管机构总数量=2)；FAC=3=保险和证券市场共有一个监管机构，或者保险和银行市场共育一个监管机构(监管机构的总数量=2)；FAC=1=保险、证券、银行市场各有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监管机构的总数量=3)。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由于在各国的金融市场中，银行和证券业务混业经营的情况比银行保险或保险证券的混业程度高很多，因此在指标的设定时，对银行业和证券业共有一个监管机构的情况设定了一个更高的指标值。

除了上述我们设定的指标值所包含的监管组织架构以外，实际的监管组织架构中还存在着其他的形式：(1)两个监管机构同时对一个金融部门进行监管，其中一个监管机构还对其他金融部门有监管职能。例如某一监管机构既与专门监管银行业的监管机构共同监管银行，同时还监管证券业，这种情况下金融监管的集中程度会更高；(2)两个监管机构同时对一个金融部门且只对该部门拥有监管职能，而对其他金融部门不具有监管职能。例如某两个监管机构只对银行业实施共同监管，这种情况下金融监管的集中程度会低一些。由于监管机构的数量增加了，FAC指标也要相应的降低，因此要针对实际情况对FAC指标进行调整：

(1)一个国家的监管机构中，如果至少有一个金融部门是由两个监管机构监管，其中一个监管机构还负责其他至少一个部门的监管，那么FAC指标在原有设定值的基础上加1；

(2)一个国家的监管机构中，如果至少有一个金融部门是由两个监管机构监管，而且这两个监管机构都是专门监管该部门的机构，那么FAC指标在原来设定值的基础上减1；

(3)其他情况：不做变化。

FAC指标是一组具有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区间数值，其最大值为7，表示国家中所有的金融监管的职能都集中在一个金融监管机构手中，金融监管集中程度最高。这个唯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多数情况下为一个不同于中央银行的新组建的金融监管机构，如英国1997年建立的金融监管局和德国2002年建立的联邦监管局。只有少数国家如爱尔兰的金融监管机构和中央银行合二为一。FAC指标的最小值为0，表明每一个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都有至少一个监管机构进行监管，如美国的多元监管组织架构，这时金融监管的集中程度最低。FAC指标的数据来源为Masciandaro的数据库；

金融混业指数MIX指标主要参考了世界银行所编制的银行监管数据库(更新至2008年)，并根据该数据库构造了金融业混业经营指数。银行监管数据库将一国的金融业混业程度主要决定于该国对银行参与下列四种非传统业务活动的限制程度：

(1)证券：银行参与证券承销、经纪、交易和共同基金业务的所有方面的能力；

(2)保险：银行参与保险承销和销售的能力；

(3)房地产：银行参与房地产投资、开发和管理的能力；

(4)非金融企业所有权：银行拥有和控制非金融企业的能力。

在评估了各国的管制之后，每种活动被赋予从1到4的一个值，来表示对这4种业务的限制程度。每个值解释如下：1表示禁止：无论是在总行还是分支机构，银行都不能参与上述活动；2表示限制：不论是在总行或者分支机构，银行只可以参与上述活动的一部分；3表示需许可：银行可以参与上述所有活动，但这些活动或者这些活动中的一部分必须在分支机构中进行；4表示不限制：银行总行可以直接参与上述所有活动。将各国对以上四种业务的限制程度赋值并进行平均后便构成了金融业混业经营指数MIX。

可以看出，金融监管集中度与金融业混业经营指数呈正比关系，即金融混业经营程度越高，则金融监管集中程度越高，这说明，统一监管组织架构更适合混业经营。

四、结论及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金融监管博弈模型，并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及启示：

1.在分业经营下，分业监管和统一监管组织架构对监管传导的效应没有差别。而在混业经营下，若信息是完备的，没有协调成本，同时金融机构风险控制较好，则分业监管和统一监管组织架构没有差别；若信息是不完备、非对称的，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也不是无成本的，同时金融机构之间风险控制也不好，则统一监管组织架构优于分业监管组织架构。由于在现实当中，信息多数是不完备的，所以说，统一监管较为适合金融市场比较发达，且金融业混业经营程度较高的国家，分业监管适合金融市场不太发达，且金融业混业经营程度较低的国家。

2、就中国而言，目前我国的混业指数为1.25，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的混业程度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因此目前我国的分业监管组织架构是较为合适的。但随着我国金融业混业程度的逐渐提高，我国应该逐步整合各个金融监管机构，最终走向统一监管。

参考文献：

1.Briault,C.,(1999),“the Rationale for a single National Financial Services Regulator”,FSA Occasional Paper

2.Briault,C.,(2002),“Revisiting the Rationale for a single National Financial Services Regulator”,FSA Occasional Paper,NO.16

3. Bank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Database (updated Julne 2008), world bank

5. Donato Masciandaro ,Politicians and Financial Supervision Unification Outside the Central Bank: Why Do They Do I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Paolo Baffi Centre on Central Banking and Financial Regulation, Bocconi University , Working Paper Series, January 8, 2008

5. Jose de Luna Martinez and Thomas A. Rose(2003),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Integrated Financial Sector Supervision.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3096, ssrn. com.

篇4

关键词 金融消费者 金融消费者保护 文献综述

一、国际上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的研究

金融消费者保护在国际上很早就开始了理论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Michael Taylor在《A Regulatory Structure For The New Century》（1995）提出的“双峰理论”（Two Peaks），他认为金融监管存在两个并行的目标，一是审慎监管目标，二是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目标。前者旨在保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后者通过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监管，防止与减少金融消费者受到欺诈与不公平待遇。

而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的研究成为热门。其中，Sharon L. Tennyson在《Analyzing the Role for a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Agency》（2009）中提到之前很多讨论都集中在消费者是不是非理性以及辨别能力不足，所以需要家长式的监管机构来进行“照顾”。而且不当的消费者保护是否会带来金融危机。而Sharon L. Tennyson认为这种讨论其实是错位的，消费者保护是金融市场中是必须的。因为金融市场中信息不对称，消费者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辨别金融产品的品质。而消费者要获得这些信息需要付出的成本是巨大的。所以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看，消费者保护是非常有必要的。而Erik F.Gerding在《The Subprime Crisis and the Link between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and Systemic Risk》（2009）一文从次贷危机入手，首先认为次贷危机的产生告诉我们审慎监管与消费者保护必须分离。其次，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意义不仅仅是对个人进行风险保护，同时也可以防止系统性风险。该文所提到的系统性风险，是指在次贷危机中消费者借贷的高违约率，这种不可预测和高度相关的违约会使整个市场都处在风险之中。而金融消费者保护可以通过降低消费者借贷违约的层级、使违约更可预测、降低违约的高关联性等方法来缓和这种风险。Susan L. Rutledge在名为《Consumer Protection and Financial Literacy： Lessons from Nine Country Studies》（2010）的报告中考察了九个中等收入国家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与该国民众理财常识（Financial Literacy）的联系。该报告认为良好的消费者保护可以确保消费者做出较为明智的决定，并且不会受到到欺骗和不公平的待遇以及个人隐私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基于这个原因，金融消费者保护也需要得到重视与加强。

另外，还有很多学者基于各个角度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必要性进行论述。Gail Hillebrand在《Before the Grand Rethinking： Five Things to Do Today with Payments Law and Ten Principles to Guide New Payments Products and New Payments Law》（2008）一文中从消费者分期付款的角度看到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是监管当局需要提供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原因。Bruce I. Carlin和Simon Gervais在《Legal Protection in Retail Financial Markets》（2009）一文中，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理论分析，同时对金融机构时常提供信息服务给金融中介这种行为进行考虑，由此提出一个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分析框架。通过对模型进行分析，认为金融消费者保护不仅仅是法律上的义务，更是对市场参与和经济增长的有益驱动。Roman Inderst和Marco Ottaviani在《Consumer Protection in Markets with Advice》（2010）则着眼于中介的佣金模式，认为现有的佣金模式存在道德风险，会导致金融中介给予消费者不恰当的购买建议，在此基础上提出对金融消费者进行保护。

二、我国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的研究

相比国外，我国学者在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上通过建模来进行论证的较少，大部分都是通过法学或法经济学角度进行阐述。如吴弘、徐振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理探析》（2009）指出，由于金融市场上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在经济实力、专业知识、产品信息等方面实质性的不平等，以及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会不断出现金融消费者利益受损的现象，金融监管当局应当整合立法、司法、执法资源，加大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力度。同时，他们还分别从社会学、经济学以及金融监管理论的角度，分析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理论依据，认为经营者阶层与消费者阶层的利益冲突，需要金融消费者保护来平衡；契约人的“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需要金融消费者保护来矫正；逐步取代“经营者”的“消费者”，需要金融消费者保护来保障。

朱晓磊、姚佳在《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消费信贷法律规制的重思―以保护金融信用消费者为视角》（2009）一文中站在经济法学的角度认为，金融消费者保护始终根源于消费者本位理念，是公平理念和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是消费者本位理念的升华，因此，充分地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实属必要，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平衡金融信用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利益关系，才能充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实现，也才能进一步促进金融消费的发展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韩冷那在《从征信体系实践论金融消费者信息权益的保护》（2010）从征信问题入手，认为在金融消费中，金融机构站在绝对的优势地位，金融消费者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在消费者金融知识和信息普遍缺乏的情况下，金融机构没有履行“一对一”的告知和教育义务，可能造成个人的信用记录在无主观故意的情况下产生不良信用信息。从这个角度来看，金融消费者保护势在必行。

另外，高明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基于委托模型的研究》（2011）、孙天琦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市场失灵、政府介入与道德风险的防范》（2012）、顾根银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探究》（2012）分别集中于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与信息严重不对称、消费者金融专业知识贫乏与认知偏差等方面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进行研究。

三、我国关于金融消费者法律界定的研究

金融消费者作为消费者概念在金融监管领域的延伸，我国早已有学者对消费者概念进行研究。如王利明2002年就在《消费者的概念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一文中认为消费者是指非以盈利为目的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消费者这一概念是与经营者相对应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指的“消费者”原则上仅限于自然人，而不应当包括单位，单位因消费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应当受合同法调整。

王伟玲在《金融消费者权益及其保护初探》（2002）一文中较早地使用了金融消费者的提法，并结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阐述了金融消费者的权利内容。2006年12月，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第一次采用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指出要更好地满足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充分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频繁使用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我国学界也开始大量涌现关于对金融消费者基本理论的探究。

如张伍愚和刘敏的《金融消费者概念合理性探析》（2010）从金融消费者的特征与投资者概念的区别及该群体适用法律规则的特殊性进行分析。该文作者认为，“金融消费者”较“投资者“有着理念及规则适用上的优越性。首先，在外延上具有伸张性。因为金融消费者一词统摄了金融诸业中的一方当事人，无论金融创新的速度多么快捷，“金融消费者”皆能以不变应万变，囊括这些金融产品或服务的自然人购买者。而“投资者”的概念仅出现在我国的证券类法律法规中，一般仅指称证券市场上有价证券的购买者。其次，除了专业投资人进行的营利性投资之外，普通的证券投资仍可以看成是一种金融消费。并且随着随着金融技术、金融科技的发展，金融产品的日益复杂，作为金融消费者的“投资者”日益趋于信息弱势地位，对投资者、股东如若采取民商法上私权救济的制度设计，停留于权利义务的简单设定，难以确保其利益得到合理保护。邢会强在《澳大利亚金融服务督察机制及其对消费者的保护》（2009）与《金融危机治乱循环与金融法的改进路径――金融法中“三足定理”的提出》（2010）明确提出应将“消费者”概念延伸至金融领域，金融领域中的客户、存款人、投资者、股东、持有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者等，无论是个人还是符合一定标准的小企业，都应视为金融消费者。李健男在《金融消费者法律界定新论―以中国金融消费者特别保护机制的构建为视角》（2011）认为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应该以解决金融消费者在金融消费交易中的“信息严重不对称与对信息的严重依赖并存”这一核心问题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由于金融消费交易的特殊性，即使是企业法人（不含金融企业法人），在金融消费交易中，与个人消费者一样会陷入“信息严重不对称与对信息的严重依赖并存”之中，都需要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特别保护。最后他做出界定：金融消费者，是指在金融交易中处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弱势地位，同时对金融经营者一方的信息披露存在严重依赖性的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但不包括金融企业法人。

从比较法的视角来对金融消费者概念进行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廖凡的《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与范围：一个比较法的视角》（2012）。他在文章中指出传统消费者概念适用于金融领域时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现有金融行业立法在保护性上的不足，使得在我国构建金融消费者概念具有现实必要性。同时国外立法实践表明，金融消费者概念与范围主要是实践塑造的产物，与金融监管模式和监管体制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对于我国来说，应从现实情况出发，现今较为可行的做法是对金融消费者进行宽松的界定，使其涵盖整个金融服务领域，而在消费者保护制度方面则遵循最低限度协调原则，只做出总体性、原则性的规定，由行业监管部门基于行业特点和监管需要指定实施细则；与此同时，保留和延续既有的证券投资者概念和投资者保护制度，实现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两个概念、两套制度并用。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局长焦瑾璞的《金融消费者概念的内涵与外延》（2013），因作者的官员身份，某种程度可以代表官方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认识与理解。焦瑾璞在该文中分析认为金融消费者的内涵首先是具备一定专业能力的自然人与一般自然人，其次还包括证券、保险投资者。在外延上为：一、已接受、正接受以及正考虑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或服务的自然人都应在金融消费者保护范围内。二、间接因其他人金融消费而与金融机构产生权利义务关系的自然人也属于金融消费者的范畴。

此外，还有郭丹的《金融消费者之法律界定》（2010）、于春敏《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2010）、周荃《金融消费者概念之提倡》（2011）、谢松松《金融消费者保护基本问题研究》（2012）等文献均对金融消费者概念进行研究。

由上可知，关于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探讨，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金融消费者的概念界定、金融消费者是否应限于自然人、传统意义上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是否应纳入金融消费者范畴这三个问题。

四、小结

可以看到，尽管金融消费者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在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与保护等相关理论上许多重要问题仍旧未能达成共识，存在较大的争议。甚至如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本身是否应该被单独提出，是否应该被格外立法保护这样的基本问题，都没有一个共同的声音。从我国来说，虽然有争议，但“一行三会”均已各自在其之下成立了金融消费者（投资者）保护机构，金融消费者保护是大势所趋。而现今急需的是在立法上对金融消费者的概念进行界定，同时对金融消费者保护具体化，精细化，构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

参考文献：

[1]全先银，程炼.奥巴马金融监管改革方案评析 [J].国际经济评论，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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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银行间市场；信用风险；风险管理

全球金融危机对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理念的最大影响之一就是对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重视。金融机构评估对手方信用风险的方法、模型合理与否，关系到评估结果的优劣。本文概要阐述了银行信用风险计量方面的相关理论依据和基本做法。并对银行间市场完善授信管理提出了具体建议。

一、信用风险评估理论

银行等金融机构信用风险评估方法大致有统计模型、CAMEL模型和专家判断模型等三种理论依据：

(一)统计模型

利用统计模型进行信用评估的前提条件是有足够的数据积累，一般至少需要连续3年的相关数据。

1．违约概率(ProbabilityofDefauh，PD)理论

违约概率是预计债务人不能偿还到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评估结果与违约率的对应关系是国际公认的事后检验评级机构评估质量标准的一项最重要的标尺。在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中，违约概率是指借款人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不能按合同要求偿还银行贷款本息或履行相关义务的可能性。如何准确、有效地计算违约概率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十分重要。不同评级机构所设定的违约定义可能不同，所反映同一等级的质量也因此而不同。只有违约定义相同的评级机构，其评级结果才可以进行比较。有了对应违约率的资信等级才能真正成为决策的依据。商业银行违约概率常用的测度方法主要有两种：基于内部信用评级历史资料的测度方法；基于期权定价理论的测度方法。

2．违约损失率(LossGivenDefault，LGD)理论

违约损失率是指债务人一旦违约将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数额占风险暴露(债权)的百分比，即损失的严重程度。在竞争日益激烈、风险日益加大和创新日新月异的市场环境中，银行对资产风险的量化和管理显得越来越重要。传统的信用风险评估方法因过于简单、缺乏现代金融理论基础等原因已经不能适应金融市场和银行监管的需要。以独立身份服务于全社会公众投资者、以公开上市债券为主的外部信用评级对银行内部以信贷资产为主、与银行自身有着特定联系的资产组合的适用性也越来越小。因此，银行开始开发类似外部信用评级但又反映内部管理需要的内部信用评级系统，以适应上述市场和内部管理发展的需要。随着银行内部评级体系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银行认识到LGD在全面衡量信用风险方面的重要作用，评级体系的结构开始由只注重评估违约率的单维评级体系向既重违约率又重违约损失率的多维评级体系发展。历史数据平均值法是目前银行业应用最广泛最传统的方法，新巴塞尔资本协定的许多规定也采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以其简单易操作而获得欢迎。

(二)CAMEL模型

CAMEL评级体系是目前美国金融管理当局对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信用状况等进行的一整套规范化、制度化和指标化的综合等级评定制度。其有五项考核指标，即资本充足性(CapitalAde．quacy)、资产质量(AssetQuality)、管理水平(Manage—ment)、盈利水平(Earnings)和流动性(Liquidity)。当前国际上对商业银行评级考察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未跳出美国“骆驼”评级的框架。“骆驼”评级体系的特点是单项评分与整体评分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评级风险管理能力为导向．充分考虑到银行的规模、复杂程度和风险层次，是分析银行运作是否健康的最有效的基础分析模型。在具体CAMEL模型的指标及其权重选取及校验过程中，大多采用了回归分析、主成分分析等统计方法。

(三)专家判断模型

银行信用评估的起点是对其财务实力的综合判断。应从定量定性两个角度综合评估。经营战略、管理能力、经营范围、公司治理、监管情况、经营环境、行业前景等要素，无法通过确切数量加以计算，而专家打分卡是一种更加偏向于定性的模型。在缺乏外在基准值，如信用等级、违约和损失数据等的情况下，开发专家判断模型是一种较好的选择。专家判断模型的特点是：符合Basel要求．具有透明度和一致性：专家打分卡建模时间短，所需数据不需要特别的多：专家打分卡可充分利用评估人员的经验。

二、信用风险评估的通常做法

(一)信用风险评估的基本思路

评估方法应充分考虑风险元素的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引入大量的精确分析法，并尽可能地运用统计技术。另一方面，不浪费定性参数的判别能力，并用以优化计量模型的预测效能。除CAMEL要素外，还需考虑更多更深入的风险因素。评估要素主要包括品牌价值、风险定位、监管环境、营运环境、财务基本面。

(二)信用风险评估模型的构造

数据准备是模型开发和验证的基础，建模数据应正确反映交易对手的风险特征以及评级框架。定义数据采集模板。收集、清洗和分析模型开发和验证所需要的样本数据集。影响交易对手违约风险要素主要有非系统性因素和系统性因素。非系统性因素是指与单个交易对手相关的特定风险因素，包括财务风险、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能力、基本信息等。系统性因素是指与所有交易对手相关的共同风险因素．如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商业周期等。既要考虑交易对手目前的风险特征，又要考虑经济衰退、行业发生不利变化对交易对手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的影响．并通过压力测试反映交易对手的风险敏感性

(三)变量选择方法

1．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Theanlaytichierarchyprocess)简称AHP：它是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系统化、层次化的分析方法。层次分析法不仅适用于存在不确定性和主观信息的情况，还允许以合乎逻辑的方式运用经验、洞察力和直觉。层次分析法的内容包括：指标体系构建及层次划分；构造成对比较矩阵；相对优势排序；比较矩阵一致性检验。

2．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也称主分量分析，旨在利用降维的思想，通过原始变量的线性组合把多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在保留原始变量主要信息的前提下起到降维与简化问题的作用，使得在研究复杂问题时更容易抓住主要矛盾。通过主成分分析可以从多个原始指标的复杂关系中找出一些主要成分，揭示原始变量的内在联系，得出关键指标(即主成分)。

3．专家判断

关键指标权重和取值标准设定是通过专家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共同讨论确定，取值标准是建立指标业绩表现同分数之间的映射关系。取值标准的设定应能够正确区分风险，取值标准应根据宏观经济周期、行业特点和周期定期调整，从而反映风险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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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金融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为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行提供充足的资本。伴随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金融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关乎政府的政策制定和行政行为，决定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影响着居民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士也日益关注中国的金融发展和金融政策的走向。为了满足人们对于中国金融政策了解的需求，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继2012年出版《中国金融政策报告（2011）》之后，于2013年进一步出版了《中国金融政策报告（2012）》。对中国金融政策的出台与执行情况进行提契要领地概括和分析，并对政策的未来走向进行展望。该书的出版有助于帮助企业、公众了解中国金融环境，掌握中国金融政策体系，为国内外读者提供一个综合而简明的中国金融政策背景：让社会了解中国的金融环境和发展趋势。

《中国金融政策报告2012》共包括两部分：主题报告和动态报告。主题报告是“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当前中国主要金融风险分析”，重点对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和地方债务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反映了编写者对于中国热点金融问题的看法和观点；动态报告包括宏观金融政策、主要金融市场发展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动态报告是对中国相关金融政策进行的回顾和分析，同时也进行了相应的评价和展望，

作为一个新兴加转轨的国家，中国的金融市场正处于逐步走向成熟的起步阶段，中国的金融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洞悉和把握中国现行的金融政策，是了解中国金融市场的首要任务。中国金融政策内容宽泛而复杂，很多读者很难在短时间内洞悉中国金融政策的全貌。《中国金融政策报告2012》一书为相关读者提供了把握中国最新金融政策的工具，能够有效地帮助读者更为深入、全面地理解金融政策的动态，预测金融政策演变趋势。更难得的是，本书还对当前中国主要金融风险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进行深入的剖析，对于读者了解金融风险、预测金融风险、规避金融风险，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可见，《中国金融政策报告2012》一书为读者了解中国的金融环境，把握中国金融政策的走向，预测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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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利率市场化；金融；利率风险

一、前言

近年，我国有关部门开始增加对于利率市场化建设关注，促进我国利率市场发展。利率市场在发展中已经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例如债券回购利率、外币利率等，都已经完成了市场化建设。我国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行业也之间开始调整利率。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我国金融行业虽然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建设自主性较高，资源整合更加科学，但是金融行业所需要面临的冲击也在逐渐增加。金融行业所面临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利润、信贷，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利率化市场下增加了金融行业建设风险，并且这种风险是恒久性的，并不会随着金融行业的建设消失。

二、利率市场化下的金融理论风险相关理论

（一）金融行业利率风险种类

1、重新定位风险

利率市场下金融行业发展中最常见的风险就是重新定位风险。对于固定利率而言，重新定位风险出现的主要原因就是金融行业业务、资产之间的区别，对于利率浮动而言，主要表现在金融行业业务、资产在调整之间的差异。如，金融行业中的代表银行所拥有的负债时间限制与自身资产之间，在负债利率调整过程中，但是银行的资产在还有到位的情况下，银行就不会改变利率，造成银行经济利润减少[1]。

2、收益率曲线风险

收益率曲线指的是金融行业不同时间段债券收益，在曲线横向方向表示的是金融行业债券的时间，纵向表示的是金融行业经济效益，曲线的变化表示金融行业在利率调整中对于经济效益的影响。正常情况下，金融行业的可持续性资产与短期的负债利率调整之间并没有直接性关联，银行经济效益也会存在差异，如果金融行业收益曲线并不会发生明显性改变，金融行业所获得的经济利润就不会达到预想效果。

（二）金融行业利率风险度量

金融行业利率风险度量已经成为金融行业在对于风险管理中的关键内容。利率风险度量能够帮助金融行业对于自身发展中现状正确认识，对于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精准性判断。金融行业在对于利率风险度量最常使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种[2]。

1、利率敏感性缺口分析

利率敏感缺口分析指金融行业在调整利率过程中，利率支出与收益二者之间的浮动，并且利率调整中变化速度。利率敏感性资产指的就是金融行业在调整利率过程中，利息收入跟随利率调整的改变。利率敏感性负债指的就是金融行业在调整利率过程中利息支出与利率之间的关联，，或者是金融行业在利率调整中调整负债时间。利率敏感性缺口指的就是金融行业在利率改变的一段时间中，利率敏感资产与负债之间的差值，这个差值就表示金融行业在利率风险中的系数。如果差值为正数，就表示金融行业在提高利率过程中，收入也将增加，但是支出也适当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分析支出与收入之间的差异。如果差值为负数的情况下，利率在提高过程中，收入增加，支出增加，但是收入增加的数值将高于支出的数值[3]。

2、VaR模式

VaR模式主要是经济学家研究中使用的市场风险度量方法，将金融行业在发展中可能面临的风险比喻为一种模式，进而探索市场风险度量。VaR模式在实际应用中需要在一定环境水平下，金融行业对于利率调整也需要在一定时间范围内，金融行业资产就有可能受到损失。

（三）利率风险防范

1、远期利率协议

远期利率协议是金融行业在利率市场中应对风险最常使用的一种手段，主要就是将交易双方资金时间及利率金额等信息明确，保证金融交易。在对于业务结算中可能够将我国金融行业在某段时间内的利率直观性体现。如果协议的在到达时间的情况下，协议中的利率低于金融行业现阶段的利率，就表示利率下降了，但是买方在支付资金过程中，还需要按照协议中制定的利率支付利息，买方经济就遭受到了损失。如果协议的时间达到情况下，协议中的利率高于金融行业现阶段利率，就表示利率增加了，但是买方在支付资金过程中，还是会按照协议中制定的利率支付利息，金融企业就遭受到了损失[4]。

2、利率互换

利率交换指的是利率协议双方在协议中规定在未来的某一天中，将通过的资金与时间作为前提，进行利率交换，卖方支付在规定时间段内的利息。利率互换过程中并没有真实的资金转移，仅仅是通过协议延长的形式完成资金业务，并且卖方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调整借贷资金及借贷年限。从负债利率角度对于利率互换方法分析，金融行业所获得利率就表示在某一段时间内金融行业对经济利润，时间可以做出相对应调整。

三、我国金融行业利率风险及风险管理分析

本文在对于金融行业利率市场化下风险分析中，将金融行业代表性银行作为对象，进而分析出金融行业利率风险，及风险管理方式[5]。

（一）基于商业银行利率风险分析

1、我国某商业银行利率变动情况

由表一可以发现，我国银行在1996年开始逐渐下调了存款利率，但是在2006年存款利率开始逐渐增长，在2010年银行有将存款利率调整。表一中仅仅是我国银行利率调整的部分，，但是银行在每次调整利率过程中都会面临利率风险。利率市场化以后，银行在调整利率后所需要面临的风险都将高于市场化建设之前所需要面临的风险。

2、利率风险分析方法的选取

本文在对于金融行业利率市场化风险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为敏感性缺口分析，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敏感性缺口分析方法在实际应用中较为简洁，对于外部环境等因素要求较低，同时我国利率市场发展并不是十分完善，其次就是本文所选取的对象银行经济利润来源简单，建设水平与经济效益之间关联紧密，在利率调整中面临的风险更加直观。

3、利率风险分析

在使用敏感性缺口分析方式对于我国某商业银行利率与风险分析中发现，某商业银行在资产时间较长，负债主要为短期模式，银行在建设中已经出现了资产负债不平衡的问题。在根据敏感性缺口分析方法特点及某商业银行利率变动及经济利益之间开始发现，在敏感性缺口出现负值的情况下，某商业银行在该段时间内的利率提高，但是经济利润却在下降，净利息增加。总而言之，银行在利率市场化调整利率，需要增加对于利波动性分析，让银行在发展中所需要面临的风险降低。商业银行在对于利率风险上的忽视，同样也是我国金融行业在发展中忽视的内容，特别是利率市场化艰深晦涩，金融行业的利率更加不稳定，这就需要金融行业创建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6]。

（二）商业银行应对利率风险的能力现状

1、资本充足率

资本充足率指金融行业在发展中面对可能出现的风险所准备的资产占据全部资产比例，能够直观性表现出金融企业在资产遭受损失情况下，金融企业自身偿还能力。我国对于金融行业资本充足率在2006年已经进行了明确性规定，要求金融企业所准备的资本充足率不能够低于企业全部资金数量的8%，但是我国金融行业中能够达到国家制定标准的企业数量较少，甚至都没有超过10%。我国金融行业在资金充足率制定过程中，虽然逐渐开始增加对于资本充足率重视，对于资本充足率控制效果也较为良好，但是我国金融企业与国外金融企业相比较中，在资本充足率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

2、资产负债率

金融行业而言，尤其是银行主要资金来源就是人们的储存资金，并且资金总数量十分庞大，金融行业对于资产负债率也就较高。金融行业所拥有的资产数量较高的过程中，向外界放贷的资金也就增加，经济利润也将会提高，但是当负债情况高于金融企业所能够承担的范围后，金融企业还无法及时将外界的资金收回，就会造成金融企业出现资金流动问题，甚至直接可能造成金融企业破产。现阶段，我国金融行业在利率市场化建设中，所需要面临的风险还较大，因此对于风险抵抗能力及控制能力还需要增加[7]。

三、利率市场下我国金融行业应对利率风险的策略

（一）增加金融企业资本充足率及资产负债率的管理

当金融企业拥有充足的资本的情况下就能够有效抵抗经济建设中可能出现的风险，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能够表示出金融企业对于经营中风险的控制水平。增加金融企业拥有充足资本率及资产利率风险管理，能够增加金融企业在利率市场中的对于风险抵抗控制能力。

金融企业在提高对于资本充足率，本文在对于资本充足率介绍中，可以发现资本充足率在实际应用中主要受到企业资本总数额及风险资产数额两个因素影响，根据这种情况，金融企业可以适当增加企业净资产的数额，这样就可以降低风险资产数额。金融企业在提高资本充足率中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其中最常使用的方式就是增加企业净资产数额。

金融企业在降低资产负债率中，主要途径就是将企业所信贷的资金总数控制，调整企业资产结构，进而降低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率[7]。

（二）创建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

在利率市场化不断建设中，创建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就十分重要，金融监管系统能够推动利率市场化发展，让利率市场在一定规则下开展，增加金融企业抵御利率市场风险的能力。

在创建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中，首先就需要转变监管理念。我国金融行业在发展中，一直都存在监管体制，但是在利率市场化发展中，传统金融监管体制就需要有原有的功能监管转变为风险监管。金融监管体系开展风险监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利率市场化发展中，部分金融企业能够能够提高建设规模，进而使用了一些违规，传统功能监管所具有的意义将不在重要，对于金融企业风险监管将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在转变监管理念后，就需要形成事后安全体系，在人们认知中金融企业破产几乎是不存在的，利率市场化发展过程中，金融企业也是有可能出现破产的情况。但是我国并没有常见事后安全体系，这就影响了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建设。为了能够增加金融行业对于风险抵抗能力，利率市场也能够最短时间内建设，就需要建立事后安全体系[8]。

结论：综上所述，利率市场化建设中，我国金融行业所需要面临的机遇与风险并存，本文仅仅对于金融行业在利率市场中风险简单性分析，还存在较多的不足。（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参考文献：

[1]吴炳辉，何建敏.中国利率市场化下的金融风险理论[J].财经科学，2014，03：1-10.

[2]郭新明.利率市场化背景下的利率管理问题研究[J].金融发展评论，2013，08：16-24.

[3]隋聪，邢天才.基于非完全利率市场化的中国银行业贷款定价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13，12：82-93.

[4]李济广.利率（完全）市场化理论依据的逻辑错误和实践危害[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5，05：3-13.

[5]赵雨馨.利率市场化下的金融风险理论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5，17：169.

[6]李超.基于利率市场化取向的商业银行经营风险探讨[J].商业时代，2012，18：71-72.

篇8

论文关键词：银行间市场；信用风险；风险管理

全球金融危机对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理念的最大影响之一就是对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重视。金融机构评估对手方信用风险的方法、模型合理与否，关系到评估结果的优劣。本文概要阐述了银行信用风险计量方面的相关理论依据和基本做法。并对银行间市场完善授信管理提出了具体建议。

一、信用风险评估理论

银行等金融机构信用风险评估方法大致有统计模型、CAMEL模型和专家判断模型等三种理论依据：

(一)统计模型

利用统计模型进行信用评估的前提条件是有足够的数据积累，一般至少需要连续3年的相关数据。

1．违约概率(ProbabilityofDefauh，PD)理论

违约概率是预计债务人不能偿还到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评估结果与违约率的对应关系是国际公认的事后检验评级机构评估质量标准的一项最重要的标尺。在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中，违约概率是指借款人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不能按合同要求偿还银行贷款本息或履行相关义务的可能性。如何准确、有效地计算违约概率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十分重要。不同评级机构所设定的违约定义可能不同，所反映同一等级的质量也因此而不同。只有违约定义相同的评级机构，其评级结果才可以进行比较。有了对应违约率的资信等级才能真正成为决策的依据。商业银行违约概率常用的测度方法主要有两种：基于内部信用评级历史资料的测度方法；基于期权定价理论的测度方法。

2．违约损失率(LossGivenDefault，LGD)理论

违约损失率是指债务人一旦违约将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数额占风险暴露(债权)的百分比，即损失的严重程度。在竞争日益激烈、风险日益加大和创新日新月异的市场环境中，银行对资产风险的量化和管理显得越来越重要。传统的信用风险评估方法因过于简单、缺乏现代金融理论基础等原因已经不能适应金融市场和银行监管的需要。以独立身份服务于全社会公众投资者、以公开上市债券为主的外部信用评级对银行内部以信贷资产为主、与银行自身有着特定联系的资产组合的适用性也越来越小。因此，银行开始开发类似外部信用评级但又反映内部管理需要的内部信用评级系统，以适应上述市场和内部管理发展的需要。随着银行内部评级体系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银行认识到LGD在全面衡量信用风险方面的重要作用，评级体系的结构开始由只注重评估违约率的单维评级体系向既重违约率又重违约损失率的多维评级体系发展。历史数据平均值法是目前银行业应用最广泛最传统的方法，新巴塞尔资本协定的许多规定也采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以其简单易操作而获得欢迎。

(二)CAMEL模型

CAMEL评级体系是目前美国金融管理当局对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信用状况等进行的一整套规范化、制度化和指标化的综合等级评定制度。其有五项考核指标，即资本充足性(CapitalAde．quacy)、资产质量(AssetQuality)、管理水平(Manage—ment)、盈利水平(Earnings)和流动性(Liquidity)。当前国际上对商业银行评级考察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未跳出美国“骆驼”评级的框架。“骆驼”评级体系的特点是单项评分与整体评分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评级风险管理能力为导向．充分考虑到银行的规模、复杂程度和风险层次，是分析银行运作是否健康的最有效的基础分析模型。在具体CAMEL模型的指标及其权重选取及校验过程中，大多采用了回归分析、主成分分析等统计方法。

(三)专家判断模型

银行信用评估的起点是对其财务实力的综合判断。应从定量定性两个角度综合评估。经营战略、管理能力、经营范围、公司治理、监管情况、经营环境、行业前景等要素，无法通过确切数量加以计算，而专家打分卡是一种更加偏向于定性的模型。在缺乏外在基准值，如信用等级、违约和损失数据等的情况下，开发专家判断模型是一种较好的选择。专家判断模型的特点是：符合Basel要求．具有透明度和一致性：专家打分卡建模时间短，所需数据不需要特别的多：专家打分卡可充分利用评估人员的经验。

二、信用风险评估的通常做法

(一)信用风险评估的基本思路

评估方法应充分考虑风险元素的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引入大量的精确分析法，并尽可能地运用统计技术。另一方面，不浪费定性参数的判别能力，并用以优化计量模型的预测效能。除CAMEL要素外，还需考虑更多更深入的风险因素。评估要素主要包括品牌价值、风险定位、监管环境、营运环境、财务基本面。

(二)信用风险评估模型的构造

数据准备是模型开发和验证的基础，建模数据应正确反映交易对手的风险特征以及评级框架。定义数据采集模板。收集、清洗和分析模型开发和验证所需要的样本数据集。影响交易对手违约风险要素主要有非系统性因素和系统性因素。非系统性因素是指与单个交易对手相关的特定风险因素，包括财务风险、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能力、基本信息等。系统性因素是指与所有交易对手相关的共同风险因素．如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商业周期等。既要考虑交易对手目前的风险特征，又要考虑经济衰退、行业发生不利变化对交易对手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的影响．并通过压力测试反映交易对手的风险敏感性

(三)变量选择方法

1．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Theanlaytichierarchyprocess)简称AHP：它是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系统化、层次化的分析方法。层次分析法不仅适用于存在不确定性和主观信息的情况，还允许以合乎逻辑的方式运用经验、洞察力和直觉。层次分析法的内容包括：指标体系构建及层次划分；构造成对比较矩阵；相对优势排序；比较矩阵一致性检验。

2．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也称主分量分析，旨在利用降维的思想，通过原始变量的线性组合把多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在保留原始变量主要信息的前提下起到降维与简化问题的作用，使得在研究复杂问题时更容易抓住主要矛盾。通过主成分分析可以从多个原始指标的复杂关系中找出一些主要成分，揭示原始变量的内在联系，得出关键指标(即主成分)。

3．专家判断

关键指标权重和取值标准设定是通过专家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共同讨论确定，取值标准是建立指标业绩表现同分数之间的映射关系。取值标准的设定应能够正确区分风险，取值标准应根据宏观经济周期、行业特点和周期定期调整，从而反映风险的变化。

(四)模型校验修改

模型构造完成后．需要相应财务数据的不断校验修改。财务数据可直接向对应机构索取，也可通过第三方数据提供商获得。直接获取数据的方式准确性较高，但需对应机构积极配合．且需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数据录入、核对和计算。通过第三方数据提供商获取数据效率高，但需支付一定费用，且面临数据不全、数据转换计算等问题。在违约概率模型的开发过程中，通常遇到模型赖以建造的数据样本中的违约率不能完全反映出总的违约经历，需进行模型的压力测试，确保模型在各种情况下都能获得合理的结果．并对模型进行动态调整。

(五)引进或自主开发授信评估系统

根据完善授信评估模型，撰写授信评估系统业务需求书．引进或自主开发授信评估系统，提高授信评估效率。授信评估系统还应与会员历史数据库、限额管理系统、会员历史违约或逾期等信息库无缝连接，避免各个环节的操作风险。

三、对银行间市场完善授信评估的启示

(一)完善授信评估可积极推动银行间市场业务发展

银行间市场会员信用评估水平的提高。可有效防范银行间市场系统性风险。为防范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市场成员需及时、合理、有效地对相应会员银行或做市商进行信用评估，并根据会员或做市商资信状况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为其设置信用限额。

(二)引进成熟的授信评估方法、模型和流程

根据巴塞尔协议的有关监管要求，国内大中型银行都已经或正在国际先进授信评估机构的帮助下，开发PD或LGD评估模型。银行间市场参与者应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的授信评估方法和模型。在消化吸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选择国际先进咨询机构作为顾问，构建授信评估方法和模型。

(三)引进或自主开发授信评估系统

为防止操作风险，提高授信评估工作效率，实现授信评估与机构内部相关系统的连接，银行间市场参与者需根据授信评估方法、模型、授信资料清单、分析报告模板、建议授信计算公式等内容。撰写系统开发业务需求书，或引进先进的授信评估系统并进行客户化改造．或选择系统开发商进行自主开发授信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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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银行间市场；信用风险；风险管理

全球金融危机对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理念的最大影响之一就是对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重视。金融机构评估对手方信用风险的方法、模型合理与否，关系到评估结果的优劣。本文概要阐述了银行信用风险计量方面的相关理论依据和基本做法。并对银行间市场完善授信管理提出了具体建议。

银行等金融机构信用风险评估方法大致有统计模型、CAMEL模型和专家判断模型等三种理论依据：

(一)统计模型

利用统计模型进行信用评估的前提条件是有足够的数据积累，一般至少需要连续3年的相关数据。

1．违约概率(ProbabilityofDefauh，PD)理论

违约概率是预计债务人不能偿还到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评估结果与违约率的对应关系是国际公认的事后检验评级机构评估质量标准的一项最重要的标尺。在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中，违约概率是指借款人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不能按合同要求偿还银行贷款本息或履行相关义务的可能性。如何准确、有效地计算违约概率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十分重要。不同评级机构所设定的违约定义可能不同，所反映同一等级的质量也因此而不同。只有违约定义相同的评级机构，其评级结果才可以进行比较。有了对应违约率的资信等级才能真正成为决策的依据。商业银行违约概率常用的测度方法主要有两种：基于内部信用评级历史资料的测度方法；基于期权定价理论的测度方法。

2．违约损失率(LossGivenDefault，LGD)理论

违约损失率是指债务人一旦违约将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数额占风险暴露(债权)的百分比，即损失的严重程度。在竞争日益激烈、风险日益加大和创新日新月异的市场环境中，银行对资产风险的量化和管理显得越来越重要。传统的信用风险评估方法因过于简单、缺乏现代金融理论基础等原因已经不能适应金融市场和银行监管的需要。以独立身份服务于全社会公众投资者、以公开上市债券为主的外部信用评级对银行内部以信贷资产为主、与银行自身有着特定联系的资产组合的适用性也越来越小。因此，银行开始开发类似外部信用评级但又反映内部管理需要的内部信用评级系统，以适应上述市场和内部管理发展的需要。随着银行内部评级体系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银行认识到LGD在全面衡量信用风险方面的重要作用，评级体系的结构开始由只注重评估违约率的单维评级体系向既重违约率又重违约损失率的多维评级体系发展。历史数据平均值法是目前银行业应用最广泛最传统的方法，新巴塞尔资本协定的许多规定也采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以其简单易操作而获得欢迎。

(二)CAMEL模型

CAMEL评级体系是目前美国金融管理当局对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信用状况等进行的一整套规范化、制度化和指标化的综合等级评定制度。其有五项考核指标，即资本充足性(CapitalAde．quacy)、资产质量(AssetQuality)、管理水平(Manage—ment)、盈利水平(Earnings)和流动性(Liquidity)。当前国际上对商业银行评级考察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未跳出美国“骆驼”评级的框架。“骆驼”评级体系的特点是单项评分与整体评分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评级风险管理能力为导向．充分考虑到银行的规模、复杂程度和风险层次，是分析银行运作是否健康的最有效的基础分析模型。在具体CAMEL模型的指标及其权重选取及校验过程中，大多采用了回归分析、主成分分析等统计方法。

(三)专家判断模型

银行信用评估的起点是对其财务实力的综合判断。应从定量定性两个角度综合评估。经营战略、管理能力、经营范围、公司治理、监管情况、经营环境、行业前景等要素，无法通过确切数量加以计算，而专家打分卡是一种更加偏向于定性的模型。在缺乏外在基准值，如信用等级、违约和损失数据等的情况下，开发专家判断模型是一种较好的选择。专家判断模型的特点是：符合Basel要求．具有透明度和一致性：专家打分卡建模时间短，所需数据不需要特别的多：专家打分卡可充分利用评估人员的经验。

二、信用风险评估的通常做法

(一)信用风险评估的基本思路

评估方法应充分考虑风险元素的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引入大量的精确分析法，并尽可能地运用统计技术。另一方面，不浪费定性参数的判别能力，并用以优化计量模型的预测效能。除CAMEL要素外，还需考虑更多更深入的风险因素。评估要素主要包括品牌价值、风险定位、监管环境、营运环境、财务基本面。

(二)信用风险评估模型的构造

数据准备是模型开发和验证的基础，建模数据应正确反映交易对手的风险特征以及评级框架。定义数据采集模板。收集、清洗和分析模型开发和验证所需要的样本数据集。影响交易对手违约风险要素主要有非系统性因素和系统性因素。非系统性因素是指与单个交易对手相关的特定风险因素，包括财务风险、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能力、基本信息等。系统性因素是指与所有交易对手相关的共同风险因素．如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商业周期等。既要考虑交易对手目前的风险特征，又要考虑经济衰退、行业发生不利变化对交易对手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的影响．并通过压力测试反映交易对手的风险敏感性

(三)变量选择方法

1．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Theanlaytichierarchyprocess)简称AHP：它是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系统化、层次化的分析方法。层次分析法不仅适用于存在不确定性和主观信息的情况，还允许以合乎逻辑的方式运用经验、洞察力和直觉。层次分析法的内容包括：指标体系构建及层次划分；构造成对比较矩阵；相对优势排序；比较矩阵一致性检验。

2．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也称主分量分析，旨在利用降维的思想，通过原始变量的线性组合把多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在保留原始变量主要信息的前提下起到降维与简化问题的作用，使得在研究复杂问题时更容易抓住主要矛盾。通过主成分分析可以从多个原始指标的复杂关系中找出一些主要成分，揭示原始变量的内在联系，得出关键指标(即主成分)。

3．专家判断

关键指标权重和取值标准设定是通过专家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共同讨论确定，取值标准是建立指标业绩表现同分数之间的映射关系。取值标准的设定应能够正确区分风险，取值标准应根据宏观经济周期、行业特点和周期定期调整，从而反映风险的变化。

(四)模型校验修改

模型构造完成后．需要相应财务数据的不断校验修改。财务数据可直接向对应机构索取，也可通过第三方数据提供商获得。直接获取数据的方式准确性较高，但需对应机构积极配合．且需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数据录入、核对和计算。通过第三方数据提供商获取数据效率高，但需支付一定费用，且面临数据不全、数据转换计算等问题。在违约概率模型的开发过程中，通常遇到模型赖以建造的数据样本中的违约率不能完全反映出总的违约经历，需进行模型的压力测试，确保模型在各种情况下都能获得合理的结果．并对模型进行动态调整。

(五)引进或自主开发授信评估系统

根据完善授信评估模型，撰写授信评估系统业务需求书．引进或自主开发授信评估系统，提高授信评估效率。授信评估系统还应与会员历史数据库、限额管理系统、会员历史违约或逾期等信息库无缝连接，避免各个环节的操作风险。

三、对银行间市场完善授信评估的启示

(一)完善授信评估可积极推动银行间市场业务发展

银行间市场会员信用评估水平的提高。可有效防范银行间市场系统性风险。为防范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市场成员需及时、合理、有效地对相应会员银行或做市商进行信用评估，并根据会员或做市商资信状况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为其设置信用限额。

(二)引进成熟的授信评估方法、模型和流程

根据巴塞尔协议的有关监管要求，国内大中型银行都已经或正在国际先进授信评估机构的帮助下，开发PD或LGD评估模型。银行间市场参与者应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的授信评估方法和模型。在消化吸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选择国际先进咨询机构作为顾问，构建授信评估方法和模型。

(三)引进或自主开发授信评估系统

为防止操作风险，提高授信评估工作效率，实现授信评估与机构内部相关系统的连接，银行间市场参与者需根据授信评估方法、模型、授信资料清单、分析报告模板、建议授信计算公式等内容。撰写系统开发业务需求书，或引进先进的授信评估系统并进行客户化改造．或选择系统开发商进行自主开发授信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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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正建立邮政金融风险防范机制，邮政储汇稽查要真正有所作为，必须进行改革和创新。稽查改革创新的理论依据包括：一是国际金融界对内部控制问题的重视。《巴塞尔协议》以银行业风险监管为核心，包含银行业内控思想。1999年10月，巴塞尔委员会发表“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共25条，其中专门有两条谈及内部控制，指出“稽核应具有适当的独立性，在行内有一定地位”，“应有合格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进行有效的全面的内部稽查”，“内部稽核应形成直接向银行董事会或银行稽核委员会报告的机制”。世界银行金融市场发展局对金融监管及稽核机构的能力有一个评价。他们认为：“稽查机构的能力包括两部分：一是权力，二是能力。权力包括稽查制度的先进性、独立性，查账权力范围，对有问题的金融部门采取法律行为的权力，关闭和重组机构的权力。能力包括稽查机构人员的奖励机制、内部管理制度、人员数目和素质、稽查机构与被稽查机构的关系。二是中国人民银行监管的现实需要与商业银行的现行稽查制度。中国人民银行1997年5月16日颁布的《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中第22条指出：内部稽查部门要实行综合性内部监督职责，实行对一级法人负责，以保证其独立地履行监督检查职能。建立制度规章，保证内部稽查部门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按“下查一级”要求实行“派驻制”。在各商业银行都普遍设立一个副行级的“总稽核”职位，保证稽核工作相对的权威性与独立性。

从邮政金融自身的风险管理看，应当更多地借鉴业已成熟的国际金融惯例以及商业银行的实践经验，遵循金融规律，在结合上实现创新，真正建立健全稽查体系，提高以下风险控制能力。1.操作风险：操作风险是指在邮政金融业务中,由于操作者自身业务素质不高或风险意识不强等原因所造成的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风险。2.制度风险：制度风险是指在邮政金融业务中,由于稽查部门监督手段落后以及制度制定有漏洞或执行不到位所造成的潜在风险。3.管理风险：管理风险是指由于对业务管理和计算机安全管理防范认识不足以及在安全管理中科技与资金投入不足所造成的风险。

邮政储汇稽查要改革与创新，必须正视和解决以下问题：稽查组织体系的创新，确保稽查的独立性与权威性，重视对稽查工作的评价考核，重视对稽查队伍的建设；提高稽查员队伍地位，尽快抛弃“生产岗”的狭隘定位，没有好的人力激励机制，不能为稽查人员提供合理的报酬，结果必然是现有的和潜在的稽查人才流失，队伍的素质保证不了；金融稽查的任职资格要有明确的规定，稽查人才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它往往是复合型专家，强调多方面的业务学习和研究，强调发现问题的能力和预警能力；要对稽查人员进行“风险意识”的教育，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树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工作理念。

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说，创新就是创造一种资源。在稽查手段上应提倡创新，以适应金融产品创新的需要。要实现对经营管理人员的责任稽查信息化管理；随着计算机技术在稽查中的应用，利用计算机及网络来提高稽查的速度和效率。稽查手段要紧跟金融创新产品及中间业务的发展需要，要具有强制性和可操作性。

日常工作应紧紧抓住三个环节：风险集中的要集中检查，防范风险关口要向前移，稽查与事后落实相结合。不仅要做好现场检查，还要经常开展对等互查、交叉互查、集中互查、强制性休假稽查和送达稽查，通过这些方式的稽查，提高稽查人员的分析能力，使之能够对资金安全风险发出预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