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周期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危机的周期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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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允价值 历史成本 顺周期性 波动性

一、引言

2008年,复杂结构化信贷产品的市场价值有较大波动,公允价值会计(FVA)及其在整个商业周期中的应用引起人们的关注。由于某些金融产品严重缺乏流动性,金融机构开始转向基于模型的定价并在定价过程中使用了一些难以观测的投入变量,这导致公允价值(FV)范围内的金融产品分类日趋不透明。

金融产品是按公允价值定价的,但是目前的市场价格没有准确地反映出产品的潜在现金流或最终可能被卖出的价格。在一个已经出现价格下跌的市场中按公允价值销售会导致市场价格进一步下跌,价格下跌触发了风险管理标准下的保证金要求,这进一步加剧了下跌的趋势。银行净资产与经济周期呈正相关关系,FVA对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已经产生了顺周期性影响。资产负债表所反映的银行权益状况的弱化和对资本补充的监管要求,增加了人们对金融系统的忧虑。

二、现行会计框架与公允价值

美国一般公认会计原则(GAAP)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都使用混合计量属性模型,根据会计要素的特点和管理部门的意图,不同类型的资产和负债使用不同的计量属性。这两个框架都要求按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交易性负债和可供出售的资产以及所有金融衍生品。对于持有至到期投资(HTM)、贷款、未进行公允价值估值的负债则使用摊余成本计量。采用混合计量属性模型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保持中性――无须强调一种会计计量属性(公允价值)比另一种(历史成本)更好,但其在资产负债表中应用的不一致性导致了账户的波动,而金融机构的财务报告也不能完全反映经济事件带来的影响。

公允价值是指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并且自愿的交易双方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时的金额。公允价值是一种脱手价格。公允价值可以分为3个等级:活跃市场中可观测的价格(1级);市场上类似的金融工具所使用价格,其价值评估模型使用可观测的投入要素(2级);按模型计值,其模型假设和投入要素难以直接观测(3级)。

三、公允价值会计的波动性和顺周期性

(一)公允价值会计的波动性和周期性的表现

经济生活中常见的周期性来源有:萧条―繁荣周期的股价;萧条―繁荣周期的房地产市场;银行资金存贷利差;萧条―繁荣周期债券的价格。当估值基于模型或市场流动性非常差的时候,公允价值计量对假设的变化尤为敏感。公允价值会计是通过上述渠道将波动性引入到资产负债表中的。

IFRS和美国GAAP采用的混合计量属性模型具有内在波动性和顺周期性。持有至到期投资(HTM)和贷款的波动性较小,如果在开始的时候定价恰当,则其公允价值等于其票面价值,在资产的持有期内报告的利润流是稳定的,其现存价值是基于其原始价值的。但是,如果市场状况表明资产有损失迹象,则随后报告的价值必须重新评估并且计提坏账准备或注销。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成本受制于向后看的评估值(例如,贷款恶化的迹象)以及计提周期性准备,这恰恰发生在经济周期中的衰退阶段。另外,在资产比负债更广泛应用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混合计量属性模型应用的非对称增加了资产负债表顺周期性。换言之,当负债中的小部分使用公允价值计量、大部分使用历史成本计量时,权益波动要大得多(与完全公允价值下的结果比较)。混合计量属性实际应用于资产和负债的不平衡性越大,会计核算的波动就越大。

(二)正确认识公允价值会计的波动性和顺周期性

公允价值会计即时地描述和反映了当前的市场状况,能促使银行更好地识别风险状况,采取纠正措施,并及时评估银行冒险行为给金融稳定造成的影响。此外,由于公允价值会计会较早确认银行损失,它产生的滞后影响比当经济已经衰退时再计提贷款减值准备要小。尽快补充资本金能够使银行在其资产负债表上保留减记资产或其他原本可以不出售的资产,从而避免资产价格螺旋式下降。公允价值会计可以作为监管层审查银行的总体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管理实践的一个早期预警系统。

四、减轻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性的方法

FV可以通过3种潜在渠道把波动性引入财务报表中,一是与基本经济参数(如利率)的波动;二是测量误差和对整个经济周期的预期;三是对某些金融工具和其他费用项目使用混合计量模型,减少了资产和负债的完全公允价值的影响。具体来说,公允价值对金融稳定性方面的影响包括:一是当公允价值被广泛地应用到资产而不是负债中时,资产负债表项目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大,强大的资本缓冲是至关重要的;二是如果负债的公允价值扩大,则会抑制资产负债表的整体顺周期性;三是在金融市场缺乏流动性时,公允价值会计框架会放大资本的周期性波动。因此,减轻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性的方法有:

(一)一致定价服务

一致定价服务是指通常由独立经纪人和咨询机构向复杂或缺乏流动性的金融工具提供的报价服务,其价格基于相关金融工具的销售价格。通过这一方法,缺乏流动性的产品能够获得二级市场价格从而对衰退时期估价的不确定性和过低的估值加以限制。然而,如果金融工具价值广泛分散或如果银行认为其价值没有在市场中得到完全反映,那么一致定价的结果可能不正确。

(二)估值调整

银行可以对特定金融工具进行重新估值,并对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账面价值做出相应调整。估值调整允许银行对不当的价格进行纠正以重新反映目前的市场状况,调整时要考虑投入的流动性、交易对手风险以及该银行获取头寸时可能发生的市场反应。估值调整技术可以改进公允价值计量,但要防止管理层借此操纵会计报表。

(三)重新分类

从“交易性金融资产”到“持有至到期投资(HTM)”的重分类可以避免因金融工具估值螺旋式下降所造成的波动。按照现行会计原则,重新分类是单向的,不允许银行在日后市场反弹时将HTM恢复到交易性金融资产。从谨慎性的角度出发,HTM一旦价值缩水就要补充资本金。允许重新分类可能会推迟资产负债表中问题的暴露。

(四)完全公允价值会计

解决公允价值会计的根本方法就是采用一个对所有金融资产和负债都适用的完全公允价值模型,而不论企业的持有意图如何。在完全公允价值下(FFV),由于经济活动衰退和违约概率上升,银行负债的公允价值下降,减缓了权益价值的下跌。这种效应产生的原因是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中包含大量的公允价值计价的金融债务。完全公允价值下的负债可以看作一个反周期的要素,它减少了对资产的公允价值对冲。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随经济周期而演变――在经济下行中紧缩,在经济上行中扩张――这样使得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得到恢复。完全公允价值会计将减少金融工具会计处理的复杂性并增加资产负债表的透明度。但它将对企业执行能力、建模能力和审计评估构成挑战,完全公允价值模型目前并不可行。

(五)平滑技术和断路器

“断路器”是指设定一些规则阻止对资产价格下跌的确认。通过人为的手段强行把权益设定在高于公允价值的水平上会掩盖潜在的权益问题,通常情况下会阻碍价格发现。“断路器”通常在估值下降过程中使用,为对称起见,在“泡沫”期间也可以采用“断路器”来阻止权益的人为膨胀。允许金融机构能够从定值上升中受益而下跌时仍能保持上限,很容易导致逆向选择。

平滑技术是在周期中各个时期的一个最新的移动平均数。“断路器”能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同的值,而平滑技术得出的移动平均数会随周期内经济因素的变动而产生轻微波动。平滑技术和所谓的“断路器”使监管者和投资者更加难以准确评估银行的财务状况,因为它们隐藏了本应计入资产负债表中的实际经济波动。

五、结论和建议

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暴露了某些会计准则和某些结构性产品定值和报告方面的弱点。在某些风险管理框架下,应用公允价值会计使资产负债表的波动性更加透明,这会加剧资产和负债价值的周期性变动,在市场状况较好的境况下夸大利润会带来错误的激励,在经济进入衰退阶段会导致过于紧缩的信贷条件,从而在最需要信贷扩张的时候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尽管存在对波动性的担忧和计量方面的困难,笔者认为,公允价值会计仍应朝着适当的方向前进,并提供一个反映金融机构当前财务状况的最佳措施。当然,要提高风险管理技术和加强审慎规范,还需要对公允价值会计进行各种改进。

在现行的投资决策规则之下,公允价值会计可以将波动性引入到财务报表中。因此,公允价值估计需要辅以各种配合手段,如金融工具的历史价格、公允价值计算的差异、管理层对资产价格的前瞻性预测等。对公允价值价格可能下降的范围进行报告将有助于财务报表的用户更好地理解波动。基础估值假定和敏感性分析的详细说明可以对公允价值估计加以补充,使投资者能够进行情景分析并判断公允价值是否已充分反映了市场状况。提高透明度未必要通过更多的披露来实现,却可以通过更好的披露来实现。更加精练的披露能够满足在共同的披露框架内各相关利益者的需求,包括投资者、债权人和监管者。

主要参考文献:

[1]黄亭亭.公允价值争议:计量可靠性与顺周期性的分析[J]. 武汉金融,2009(04):31-35.

[2]威廉・怀特.金融体系中的顺周期性: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新的宏观金融稳定框架[J].金融研究,2008(5):65-86.

[3]罗平.资本监管制度的顺周期性及其补救方法[J].国际金融研究,2009(6):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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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危机；普遍的生产相对过剩

[中图分类号]F0-0；F8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6-0036-03

自2008年由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5年了，目前全球经济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虽然世界经济在各国政府的积极干预下，避免了更进一步的萧条，但是经济衰退的雾霾仍然笼罩着全球经济，经济复苏的步伐仍然举步维艰。全球性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资本主义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各种矛盾和困境，这些现象证明了马克思的种种预见。因此，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实质和特点，以及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和信用在经济危机中作用的论述，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仍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是我们防范金融危机的一把启关的钥匙。

一、普遍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现代工业发展不可避免的现象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大工业的发展，经济危机的产生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经济现象。马克思指出，“现代工业才会经常地出现生产过剩和生产不足的现象——由于比例失调而带来的经常的动荡和痉挛”[1]。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资本的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因而使生产具有了无限扩大的趋势。在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发展中，伴随着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过程的加速进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这意味着资本积累增长的同时会相对减少对劳动的需求，因而造成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赶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形成了大量的与生产力发展并进的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这些相对过剩人口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运行的蓄水池。可见，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生产发展的结果是一方面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得到强化。而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社会各个生产部门之间保持一定的合理的比例，但是，在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条件下，各个部门之间的这种合理比例经常受到破坏，必然导致生产普遍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作出了这样的判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普遍的相对生产过剩。

二、普遍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爆发的特征

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呈现出每隔若干年就爆发一次的周期循环运动的特征，而危机、萧条、复苏和繁荣这四个阶段就是经济周期循环运动的各个环节。在这个周期循环运动中，危机表现为经济周期循环的终点和起点，经济危机的这种周期爆发特征的物质基础是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因为危机的爆发意味着社会再生产的比例遭到破坏，而社会再生产的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则需要通过大规模固定资本的更新。固定资本的周期更新必然引起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生产重新活跃起来，进而使社会再生产的比例重新得到恢复和调整，其作用机制是：作为社会生产的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生产部门通过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必然会引起其对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需求增加，从而刺激生产资料部门的生产的扩大和发展以及工人就业的增加，由此又会带动社会生产的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生产的相应扩充和发展，这进一步重新激活了整个社会生产，进而达到新的经济繁荣阶段。所以，大规模固定资本更新为资本主义经济摆脱危机和萧条，进而走向新的复苏和繁荣创造了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又为新的经济危机爆发准备了物质条件。这主要是由于伴随着固定资本的大规模周期更新，必然带来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创新，以及生产组织的改进，使得企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这进一步加剧了各部门和各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大鱼吃小鱼”现象不可避免，从而使社会正常生产所必需的结构以及各产业间正常比例遭到破坏。当这种破坏作用造成社会总供给结构与社会总需求结构严重失衡，并且社会总供给量远远超过社会总需求量而造成大量的普遍的生产过剩时，新的经济危机便再一次爆发。可见，在固定资本周期更新的物质基础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循环往复地周期性爆发。

三、普遍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加速器是信用制度的发展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表明，经济危机往往是在信用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程度的条件下产生的，信用对于经济危机的爆发起着加速推进的作用，这是由于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一方面信用制度的发展使得社会各个再生产过程加快了，因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信用制度为投机者提供了在一定限度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因而又成为投机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发展，信用关系也不断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信用制度的扩大进一步推动了工商业的繁荣。因此，“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而“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2]。在信用的相互链条关系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资本循环受阻，再生产过程就陷入停滞和混乱，这种混乱和停滞会削弱与生产一同发展起来的信用支付手段，使信用链条关系遭到破坏，造成信用关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3]。马克思着重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危机乃至经济危机大都是以金融危机为先导，建立在信用制度基础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其再生产过程中一旦信用关系突然崩溃，必然会发生由信用危机导致的严重经济危机的爆发。马克思强调指出，正是由于信用制度具有二重性，“使信用的主要宣扬者……都具有一种有趣的混合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4]。

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历史实证考察，在理论上充分揭示了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通过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强制地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矛盾得到缓和。因此，这种强制作用在使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得到发展的同时，必然使其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是依靠对生产力本身的暴力破坏不断继续前进的，这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无法逃脱最后崩溃的历史命运。

五、启示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阐释，不仅对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性，对研究未来社会经济形式产生的客观必然性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我们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必然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同样存在。在我国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市场机制越来越充分发挥着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周期性波动。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又一次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需要特别加以重视和关注的问题。因此，在当下的经济形势下，我们更有必要深入探索有关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并掌握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规律，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出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政策，避免由经济周期的剧烈波动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负效应。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物质基础同样是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为了避免经济进一步衰退，加强了政府干预，在各种干预措施中固定资本更新是其重要手段之一。从各国的经验和我国发展实践来看，在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时，要注重引导投资方向、控制投资规模、保证投资质量，使得固定资本更新在结构上更具有合理性，以避免国民经济比例的进一步失调导致的经济波动幅度的加剧。为此，我国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中，要以各种产业政策和建设规划为依据来引导资金的合理投资方向，以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比例平衡，避免在固定资本更新中的重复投资扩张而导致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甚至恶化。

3.信用发展与经济发展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信用制度既是促进再生产的工具，又是助长投机和冒险的武器。投机者借助信用工具造成经济虚假繁荣，会引发金融危机，乃至商业危机和生产危机。所以，如果银行信用极度扩张，信用关系一旦遭到破坏，金融危机就不可避免，一旦爆发金融危机，再生产就会瘫痪，从而引起经济危机。因此，我们要加强信用监督管理，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是信用关系遭到破坏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我们要以此为鉴，在充分利用信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限制其消极作用的影响。特别是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政府应加强对信用制度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的管理，加快完善金融政策、健全金融立法及融资体系的步伐，防止信用活动失控而出现信用膨胀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的紊乱甚至危机，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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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顺周期性；金融稳定；宏观审慎工具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92（2011）03-0011-04

一、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一）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

在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清算银行（BIS）就开始使用“宏观审慎（Macro-prudential）”的概念。1986年BIS的报告中也涉及到了“宏观审慎监管”。但是一直以来，这方面的文献并不丰富，直至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人们又重新审视对金融业的宏观审慎监管。在我国，宏观审慎政策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周小川（2010）在《宏观审慎政策：亚洲视角高级研讨会》上指出，为了避免各种歧义，宏观审慎政策可以简单理解为资本要求、资本缓冲、流动性、杠杆率等，首先需要明确澄清其核心含义、框架结构和包含的具体政策要素。他认为，从总体来看，宏观审慎政策首先是逆周期政策；其次是应对羊群效应等市场失效现象，使整个金融市场更加稳健、金融市场参与者更加谨慎；第三是全球化下金融市场迅速发展、金融产品和交易日趋复杂，需要制定和实施更广泛的国际标准。

目前，关于宏观审慎监管文献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工具及其使用、宏观审慎工具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和工具的具体运用及效果等几个方面（Committee o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CGFS，2010）。但总体说来，与货币政策方面的丰富文献相比，有关宏观审慎政策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这些研究还远不能够为政策框架的实施提供一个有力且合理的支撑。

（二）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人们对金融监管政策方面的关注逐渐增多。此前的微观审慎监管思路在很多方面都不能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不能保证金融机构有足够的资本和流动性应对外来的冲击（CGFS，2010）。因为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理论认为，只要确保了单家机构的审慎经营，就能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这使得长期以来，各国监管机构都将工作重心放在微观审慎监管方面。但是，近几十年来，由于单个金融机构出现问题使得风险扩散至整个金融体系所引起的金融危机已经很少发生，期间出现的历次危机，基本都源于在信贷和资产价格高增长的背景下，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高度相似并集中于相同的领域，导致金融失衡不断扩大、系统性风险不断增加（李文泓，2009）。这表明，仅仅实施微观审慎监管而忽视对宏观系统性风险的关注，已经远远不足以防范系统性的金融危机（G20，2009；IMF，2009；FSA，2009a；De Larosiere et al.，2009；Brunnermerier et al.，2009；Borio and Shim，2007；White，2006）。

与微观审慎监管相比，宏观审慎监管在五个方面（表1）有所差别（Claudio Borio，2003）。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是从整体上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从而避免经济体实际产出的重大损失。微观审慎监管的目标是防范作为个体金融机构的危机事件，而并不考虑其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因此，宏观审慎监管的最终目标是保障宏观经济的稳定，避免产出水平的下降；微观审慎监管的最终目标就是对消费者（储蓄者或投资者）利益的保护，而不考虑给实体经济带来的风险。在风险模型方面，宏观审慎监管强调，从金融系统整体行为的角度来看，风险是部分内生的；而微观审慎监管认为风险是外生的。在相关性方面，宏观审慎监管认为金融机构之间通过资产负债表相互关联，存在共同的风险暴露，而微观审慎监管则认为金融机构之间不存在相互关联和影响。总的来说，宏观审慎监管针对的是系统性风险，而微观审慎监管针对的是个体风险（谢平、邹传伟，2010）。在校准目标和方式上，由于宏观审慎监管的目的是防范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因而采取的是自上而下（top-down）的校准方式；微观审慎监管的目的是防范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因而采取的是自下而上（bottom-up）的校准方式。

基于上述区别，微观审慎监管认为，只要单个金融机构是稳健的，则整个金融体系就不会出现问题；而宏观审慎监管则认为，如果金融监管的目的是为了确保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那么以风险资本要求为基础的微观审慎监管体制就不足以实现这个目标，只有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对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和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型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监管，才能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苗永旺、王亮亮，2010）。换句话说，从宏观审慎的角度看，尽管每个金融机构都是安全正常的，但整个金融体系却可能出现问题。

二、宏观审慎监管的维度

宏观审慎监管可以分为两个维度：时间维度（Time Dimension）和跨行业维度（Cross-sectional Dimension）。

（一）时间维度

时间维度主要关注风险是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积累的。因此，在时间维度方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系统性风险是如何被金融体系内部以及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放大的，这就是所谓的顺周期性（procyclicality）（BIS，2001；Borio et al.，2001；Brunnermeier et al.，2009）。谢平、邹传伟（2010）指出，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资本充足率监管的顺周期性；第二，贷款损失拨备的顺周期性；两者都体现为金融系统对实体经济的信贷供给在经济上行期增加，在经济下行期减少，放大了经济的短期波动；第三，公允价值会计引起的顺周期性，体现为金融系统对资产价格波动的放大。这种顺周期性被视为金融体系不稳定的主要原因（Claudio Borio，2009），因此，有效克服资本监管框架中的顺周期因素就成为防止严重金融危机的必要前提之一（周小川，2009；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2009）。

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引起理论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始于1998年巴塞尔委员会启动新资本协议的制定工作。在谈到巴塞尔协议Ⅱ时，有相当多的文献聚焦于讨论巴塞尔协议Ⅱ的顺周期性。Rafael Repullo et al.（2009）针对Kashyap and Stein（2004）提出的关于风险敏感型银行的资本监管可能有助于熨平贷款和商业的周期性的观点，分析了西班牙1986～2006年工商业贷款的数据，提出了一种关于哪种方法能够更好地减少巴塞尔协议Ⅱ顺周期性的判断标准。他们认为，在新协议内评法的输入端，用根据宏观经济状况确定的逆周期乘数对所得出的监管资本进行调整，这种方法更可取；具体而言，将新协议下由时点评级法计量的风险参数导出的资本要求，乘以根据GDP增长率对其长期均值的偏离度所确定的逆周期乘数，在这一算法下，GDP增长每偏离一个标准差，资本要求将增加或减少7.2%。类似的，Jesús Saurina and Carlos Trucharte（2007）对1991～2004年西班牙中央银行信贷登记系统中三百多万笔住房抵押贷款数据进行整理，计算了不同类型的借款人违约概率（probability of default，PD），结果表明，运用时点评级法（point in time，PIT）比跨周期评级法（through the cycle，TTC）所计量的PD以及由此所计算的资本要求的波动性要显著得多。新协议允许银行在设计评级体系时自行选用PIT或TTC，而运用PIT所计算的资本要求比TTC具有更强的顺周期性。

对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有三个改革方向。第一，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通过引入针对宏观系统性风险的具有逆周期特征的资本要求，促使银行在经济上行阶段增加资本，建立缓冲，供其在经济下滑、贷款损失增加时使用（G20，2009；FSF，2009；IMF，2009；FSA，2009）。第二，建立前瞻性和逆周期的贷款损失拨备，通过采用跨周期的拨备计提方法，提高拨备计提的前瞻性（G20，2009；IMF，2009；FSF，2009；FSA，2009；Panetta et al．，2009；Borio et al．，2001）。第三，改革公允价值会计准则。虽然公允价值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产生了顺周期性的问题，但是它仍然是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恰当的资产计价方式。因此，必须进一步明确在不活跃市场运用公允价值原则的指引，限制其在不活跃市场中的运用，防止由于市场的低流动状态而出现的低价出售行为作为估值的基础。同时，也应当对这些使用公允价值存在困难的金融工具建立估值储备或进行估值调整，增强信息披露透明度（李文泓，2009）。

（二）跨行业维度

跨行业维度关注的是在某一特定时点上，风险是怎样在特定金融体系中分布的，特别是由于资产负债表的关联性所导致的共同风险暴露、相似风险暴露及相关的行为反应。换句话说，这些风险暴露既可能是金融机构在相同或相似资产类别下的直接风险暴露，也可能是它们之间业务交叉而导致的间接风险暴露。从这个角度看，必须特别关注各家金融机构的投资组合和金融产品风险之间的关联性（白川方明，2010），虽然不是所有的金融机构都会引起系统性风险，但宏观审慎监管却是针对所有金融机构，实施跨行业维度就意味着对有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的行为给予更严格的监管――例如对金融性房地产的借贷进行更严格的控制，这是因为当资产价格下跌的时候，金融性房地产会使得借款人与银行都遭受惨重损失（谢亚，2010）。因此，跨行业维度的主要政策问题就是如何制定审慎监管框架，将整个金融体系风险损失控制在局部，从而控制系统性的“尾部风险（Tail Risk）”（巴曙松等，2010）。

在分析金融体系产生的系统性风险时，可以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分析因单个金融机构或单个市场的问题而产生的系统性影响。这方面的一些典型文献构建的模型将金融系统视为一种复杂的系统，并将观察的重点放在其互连性、非线性和不可预测性上（Haldane，2009；Hommes，2006、2008；LeBaron and Tesfatsion，2008）。第二，构建了一种系统性风险的度量方法，在此基础上确定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分配状况。由于宏观审慎监管的目的是在金融体系层面上保障金融稳定，但具体的政策工具又体现在单个被监管的机构中，因此就需要一种符合系统重要性的能够在单个机构中分配系统性风险的方法。Nikola Tarashev et al.（2009a、2009b）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种通用和灵活的在机构间分配系统性风险的方法，同时认为，不同分配方法的应用需要使用不同的宏观审慎目标。

三、宏观审慎监管的工具

（一）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及其目标

为防止系统性风险的生成，有必要为监管当局提供一系列宏观审慎监管工具，但应当采用什么样的形式，国际上尚未形成一致（巴曙松等，2010）。因此，对于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还是比较明确和易于理解的，但对于宏观审慎监管的内涵和工具就众说纷纭了（谢平、邹传伟，2010）。Jean-Pierre Landau（2009）指出宏观审慎监管（系统和宏观经济）与两种方法（自动机制（Automatic）和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ary））的结合产生了对监管工具的分类（表2），并认为目前最重要的工具是对金融中介机构的资本要求。

CGFS（2010）认为，宏观审慎工具的发展应适应现有的微观审慎工具（如严格的审慎性标准以及限制那些可能增加系统性波动和风险的活动）。这些标准和限制可能不时地变化，或针对金融周期进行逆周期的调整。在实践中，一些宏观审慎工具的运用可能会同时实现不同的目标。例如，LTV（贷款价值比率）的上限可能被设定成一个固定的值（如80%）并保持不变，这样不仅能加强金融体系的弹性，而且能够起到自动稳定器（Automatic Stabiliser）的作用以缓和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并且，监管当局还可以通过对该比率在一定基准内进行动态地逆周期调整来强化这种自动稳定器效应。

另外，在FSA（2009）看来，宏观审慎监管的工具包括资本充足率、贷款损失拨备、流动性和杠杆率等监管要求。他们认为，宏观审慎监管应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金融系统对实体经济的信贷供给、信贷定价、借款人的杠杆程度以及借贷双方承担的风险；第二，期限转化的形式以及产生的流动性风险，比如银行期限错配的程度以及对批发性融资的依赖程度；第三，住房、股票和信用证券化等市场的资产价格与其长期均衡水平的关系；第四，金融系统的杠杆率水平；第五，一些尚未受到审慎监管的金融机构（如对冲基金）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二）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宏观审慎监管是整个宏观审慎框架的一部分。宏观审慎监管的核心是将系统性风险纳入审慎监管视野，不仅关注金融机构面临的个体风险，而且关注系统性风险的水平和趋势。因此，宏观审慎监管仍然属于审慎监管范畴，与着眼于熨平短期经济波动的存款准备金率、基准利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存在本质区别（李文泓，2010）。但是，在设定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框架时，必须考虑与具有同样目的――保障金融及宏观经济的稳定――的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这种协调取决于货币政策是否将金融失衡纳入其框架之内。危机前，人们关于货币政策的新共识是，货币政策只应保证物价稳定，控制通货膨胀；如果有双重目标的话，也应同时保证可持续的充分就业。只有很少的文献认为，运用紧缩的货币政策可以缓解金融失衡问题（Borio and White，2004；Gruen et al.，2003）。

N’Diaye（2009）发现，逆周期的审慎监管有助于减少产出的波动，降低金融不稳定的风险。同时指出，诸如资本充足率之类的逆周期政策，可以使得货币当局可以通过利率的更小幅调整来达到同样的保持产出水平和通胀水平的目标。

参考文献：

[1]Allen, L., and Saunders A., 2004, “Incorporating systemic influences into risk measurements: a survey of thelitera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 Vol.26, No.2, pp. 161-192.

[2]Amato, J. D., and Furfine C. H., 2004, “Are credit ratings procyclical”, BIS Working Paper.

[3]Ayuso, J., Pérez, D. and Saurina,J., 2004,“Are capital buffers procyclical? Evidence from Spanish panel data”,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Vol.13, pp.249-264.

[4]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1986, “Recent Innovations in international banking”. Report Prepared by a Study Group established by the central banks of the Group of Ten countries, Basel.

[5]BIS（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2001, 71st Annual Report, Basel, June.

[6]Borio, C. and White, W., 2004, “Whither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The implications ofevolving policy regimes”, BIS Working Papers, No. 147, February 2004.

[7]Borio, C., 2003, “Towards a macroprudential framework for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 CESifo Economic Studies, Vol. 49, No. 2/2003, pp.181216. Also available as BIS Working Papers, No. 128, February.

[8]Borio, C., 2006, “The macroprudential approach to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where do we stand ?”. Paper prepared for the special volume celebrating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Kredittilsynet.pp.108-120.

[9]Borio, C., 2009, “Implementing The Macroprudential Approach To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Bank of France Financial Stability Review. September,

[10]巴曙松、王怡、杜婧，从微观审慎到宏观审慎:危机下的银行监管启示[J]，国际金融研究，2010（5）：83-89。

[11]白川方明、何乐，宏观审慎监管与金融稳定[J]．中国金融．2010（4）：29-31。

[12]李文泓，关于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逆周期政策的探讨[J]，金融研究，2009（7）：7-24。

[13]苗永旺、王亮亮，金融系统性风险与宏观审慎监管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10（8）：59-68。

[14]谢平、邹传伟，金融危机后有关金融监管改革的理论综述[J]，金融研究，2010（2）：1-17。

[15]谢亚，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几点思考[J]，中国金融，2010（12）：42-43。

[16]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对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几点认识[N]，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09-03-26。

篇4

一、金融系统性风险

金融宏观审慎监管的直接原因是金融系统性风险。欧洲中央银行将其这样定义：“因为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广泛性威胁到其稳定，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受到很大损失。”它和个体风险相反。

我们从时空方面分析金融系统性风险。某时金融内部风险问题即为空间风险，在时间上极有可能爆发，是动态存在的。金融机构风险积累众多就会形成空间系统性风险。以时间的变化演变而成的时间性系统风险，是金融内部和经济外部作用的结果。它与金融的顺周期关系密切。在金融业信贷规模扩大引起的经济过热后，系统风险继续增加；在金融缩小信贷规模时，经济衰退明显。

那么如何识别风险，以一些指标来辨别。简单看，个体风险可能直接影响整个金融系统风险，影响巨大。所以，监管部门监管实施的主要关注点即是规模大的金融行业的系统风险问题。

具体简介两种识别办法，即指标预警法和压力测试法。指标预警法以金融稳健指标为主。主要用来初步检定金融系统稳定性，已经为120多个国家地方金融稳定做了分析。压力测试法即为演示金融行业负面状况时评判其损失。此法可以有效补足系统漏洞，控制并减少系统风险。以最坏的打算，最具可行度的演示，来保证压力测试的准确无误。

对风险的识别从简单静态化已经变为关联动态化分析。

二、金融顺周期性

影响金融系统风险的一个因素即是顺周期本身。经济社会和金融行业的累积和正反馈作用共同促使经济的不断变动，所以，经济就会表现为顺周期性。

具体可分四点来看。首先，资本监管上，主要在于定义资本充足率问题。比如，经济发达时可定为宽松的资本充足率，信贷供应减少，在经济退缩时，收紧银根，从而降低信贷供应、抛售等。其次，贷款实际损失计提法。在金融信贷风险不明显时计提很低，在信用风险明显时，拔备增加，资本束缚和盈利范围阻碍了拔备资金供应。再次，公允价值会计。市场下滑时，市值减少，抛售出现，资产价格骤降。公允价值会计会在资产价格膨胀时促进增长。最后，金融管理者待遇问题。通常，金融管理者薪水很高，然而当金融出现亏损时，管理者却没有损失，管理者的待遇顺周期导致其对短期回报的过分关注。

信贷与资本市场联系加强了金融的顺周期性，通过金融加速器、财富作用于经济实体，经济呈现波动大的局面。比如，企业的成本增加、净值较少受到经济的负面影响。企业的下步产值减少会受高额的外部融资成本影响。同时，居民消费的增加只有靠价格上升的作用才能产生。金融波动受到经济变化的强烈影响。金融系统与经济波动同步进行，泡沫经济不断产生。

三、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的理论与经验

（一）相关监管理论

上世纪70年代末，银行监管者观察到了监管的漏洞，提出“宏观审慎监管”。2008年金融危机前，学者从微观和宏观视角比较研究认为，监管应从银行转向非传统领域，特别是金融衍生行业。2006年，国际清算银行总裁Malcolm认为宏观审慎监管有两点必要。首先，宏观经济的所有风险而非某个金融机构风险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经济损失。其次，金融衍生品将金融风险快速移动，银行外其他金融机构也可能是金融危机的诱因。

2000年，Crockett觉得目标与风险累积不同是微观和宏观审慎监管的区分点，微观监管目标是某个金融机构的破产承担风险，宏观监管目标则是整个金融的经济损失。微观审视监管主要看重某金融机构特定风险，宏观监管则关注整个金融系统的集体风险。

2008年金融危机后，学界转向宏观审慎监管为重点。2009年，Borio觉得宏观监管应从时间和部门之间来进行，风险跟随时间，使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减慢，实现逆周期监管。宏观审慎监管的主要方向是逆周期监管。2010年，Caruana总结了宏观监管的目标，即以顺周期性和金融共性风险的显现减少金融体系风险。

理论探讨至今仍然有一些局限性存在：首先，对金融逆周期宏观监管视角少有法律层面的探讨，法律制度的制定实施影响逆周期宏观监管，法律制度的应用亟需加强。其次，微观与宏观监管缺乏联系。探讨基本上以宏观为主，忽视微观基础，致使宏观监管与微观监管不相容。最后，逆周期探讨缺乏。逆周期要具体用在宏观审慎监管上，要探讨逆周期管理的方向、体制等，金融与经济不平衡、周期的关联点等等。

（二）实施金融宏观审慎监管的经验

下面从监管方式的时间和空间视角，来探讨宏观审慎监管的一些途径。

1、时间视角

通常，系统风险加剧会在金融扩张、经济繁荣时，爆发则在银根收紧、经济不景气时。据此，时间视角审慎法就可以增加上行期的缓冲资本，控制价格过度上涨，经济下滑时补充市场的波动，以丰补欠。我们可以将其认为是逆金融周期的建立。具体有公允价值会计制、拔备制、资本缓冲制。

公允价值会计制。改革公允价值会计制度，主要是采用逆周期管理，减少其本身的顺周期性。正确认识金融流动困难的风险过剩，减少金融波动浮动大的公允价值作用，较少依靠会计数据。促进银行信息的透明，展现公允价值。

拔备制。经济上行期，银行应该提高准备，防备信用损失。FSA认为，经济扩张最大化时，要另行缓冲储备，其大小范围放在百分之二到三个点。西班牙银行的先进制度即除了基本的准备金外，还要有逆周期准备金的适当部分来承当缓冲资金。

资本缓冲制。Brunnermeier等人认为，以宏观经济为指导，经济上行时，增加信贷编边际成本，经济下滑时，提供基本信贷即可。Goodhart and Persaud觉得，资本杠杆和资产价值上涨关系密切，银行的风险不能只看负债表。按照某一部门的风险订立超额逆周期资本，增加边际成本。

2、空间视角

系统风险在空间上即为跨机构风险，金融的集体性关系导致负外部性的风险过剩。所以，某个金融机构不必思考系统金融风险。具体有三点。

第一，强化关键金融行业的管理。一些重要金融机构体系风险的源头，然而，监管部门却对其没有把握。重点行业机构监管势在必得。一些学者认为，应该根据金融机构风险作用特点增加资本需求。银行的自营与核心业务应分离于其他业务，以避免业务负相关。第二，建立金融机构保险体制。要控制体系风险的负担动机，可以管理保险费。Acharya and Richardson觉得，监管可以让银行必须从民企获取保险，使危机损失最小化。Perotti and Suarez 觉得，监管应该收取银行流动保费，根据时间长度变化和短期融资中负债率来确定保费金额。第三，系统税制。2010年，IMF指出，金融债务没有保险存款、股本，征税即控制银行的债务数量。某种意义上，系统征税制，减少了金融风险担当动机和纳税人的冲动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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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周期非周期性相关性GDP增长率

一、世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对周期性波动的影响

我们以GDP的增长率作为衡量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指标分析问题，主要的采用世界总体GDP的增长率,以及中、美、欧盟的GDP增长率，为了便于和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研究，我们估且将世界经济的周期也按照我国的周期划分标准进行。在这里我们主要考察我国经济周期的两个周期阶段（1980年～2001年，2002年至今）。

注：数据来源与统计局官方网站（其中2008年为IMF预测数据）

可以看出，世界经济GDP是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的，但如前述，非周期波动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如2001年美国网络泡沫经济危机，世界经济GDP增长率由2000年的4.8％下降到2.5％，美国经济出现了最大幅度的下滑，由3.7％降到0.8％。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美国大量投资银行破产和一系列银行的国有化，欧洲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出现大量资产价格扭曲，冰岛、巴基斯坦等出现国家危机。这些事件都说明：经济周期性波动中非周期性波动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按照IMF给出的预测，中国09年的GDP增长率可能会在9.6％。

二、经济周期与非周期波动下的世界经济相关性分析

1.世界各经济（国家）体的相关性分析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从相关系数的结果来看：在改革初，由于我国经济开放程度和经济政策的滞后效应，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关性不是很大。2002年以后，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关系数高达0.7019，与欧盟之间的相关性达到了0.5772，我们与美国的经济相关性也呈现出增长的趋势。2001年以前美国对欧盟经济的依赖性比较大，2002年以后呈下降趋势，但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却在增加。同一时期中国与欧盟经济的相关性在增强，总之，各经济体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并且在不断地转移和变化。

2.我国外贸依存度分析和外贸市场结构分析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经济区域体的发展，世界经济的紧密性越来越强。我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从2001年的5096.5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1738.3亿，增长了4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也由2001年的43.96％增加到2007年的67.1％。我国主要的贸易体还是亚洲市场，其次是欧洲和美国市场。这几年里除了欧洲市场的贸易市场结构基本保持不变，我国对日本和美国和亚洲市场的贸易市场结构都出现了下浮，尤其是次贷危机后，2007年一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市场就下降了1.9％，对日本也下降1.1％。

三、我国外贸企业应对非周期性事件的机制

1.政府应建立应对非周期性波动预警机制

对于每一次非周期性波动，企业的灵敏度明显落后于政府，所以政府要根据世界经济形式的不断变化，提供给企业准确、丰富的商业信息，同时政府应建立应对非周期性波动预警机制和指标防范体系，争取做到建立事前防范、发生时建立合理的处理机制、事后有效治理机制，发挥政府应对危机的宏观调空作用。

2.完善对外贸易企业的金融服务体系和制度建设

对外贸易金融服务体系的完善，我们主要从两方面进行：第一：切实有效地发挥中国进出口银行政策,积极配合国家宏观产业和外贸政策,扩大出口信贷业务规模,发展进口信贷。第二：加强中小企业制度和法制建设、创立和发展信用制度、完善企业税收制度的建设。

3.开拓多元化的对外贸易市场结构

从图三中我们可以看出，外贸市场出口结构中我国对美国和日本的市场结构比例呈现下滑的趋势，对欧美基本保持平稳，但也出现下降的趋势，所以我们的外贸市场结构应该发展多元化，以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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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公允价值会计； 顺周期效应； 文献评述； 宏观动态

在我国，公允价值会计在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中首次使用。所谓公允价值会计就是对受市场行情变化敏感的资产、负债按最近报告期时点的公允价值计量，将最近报告期时点与上一报告期时点的公允价值的变动差额确认为损益。

我国实施公允价值会计已达六年之久，而在执行初期就赶上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许多企业破产倒闭。人们寻找危机的诱因是把目光聚焦在“公允价值会计”上，许多专业人士试图找到因公允价值计量、确认的财务报告对人们感知产生的效应。学术界对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效应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我国是否存在顺周期效应？市场危机期间公允价值会计的采用是化解金融风险的工具，还是产生证券价格下跌的传染效应的推手？本文拟对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研究进行梳理，以期为相关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思路和线索。

一、关于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经济学释义

在经济学中，描述经济数量与经济波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一般采用“顺周期效应和反周期效应”这两个术语。从宏观上看，顺周期效应是指经济数量与经济波动之间是正相关关系，是指对经济周期波动的顺应与加强；反周期效应是指经济数量与经济波动之间是负相关关系。那么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效应则是指公允价值会计对经济周期波动的“顺应”与“加强”两种效应。“顺应”效应指的是公允价值会计反映了经济周期的波动，“加强”效应是指公允价值会计对经济周期波动的正向反馈作用。从统计上来讲顺周期效应代表着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经济波动是否正向影响了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负债和确认的损益；另一方面是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负债和确认的损益是否会对经济波动具有正向反馈效应。

二、我国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理论上的争鸣

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效应成为金融机构攻击会计界的主要依据，会计界面临公允价值会计的废存问题，因而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自然就成为研究的热点。

陈旭东和逯东（2009）、黄世忠（2009、2010）、王守海（2009）、刘思淼（2009）、潘秀丽（2009）、于永生（2009）、韩俊华（2011）等对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根源、传导机制等进行了研究。其中关于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最有影响的研究论文为《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效应及其应对策略》。该文通过分析现行会计准则对银行交易账户和银行账户的计量目标和计量要求，得出了公允价值会计在银行业产生顺周期效应的机理，并且认为公允价值会计主要通过资本监管、风险管理和心理反应这三个机制传导顺周期效应，建立了我国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理论基础；从会计层面和监管层面分析了FASB、IASB、FSB、IMF和FSA提出的应对策略的利弊，对我国会计监管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黄亭亭（2009）分析了金融危机与公允价值的顺周期性之间的关系，认为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经济问题而非会计问题。于永生（2009）认为财务报告与金融监管政策的关联性和次贷产品的复杂性是顺周期效应的根源。韩俊华（2011）认为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根源是银行家功利的态度、金融系统管理行为及管理方式的顺周期性、金融监管的顺周期性、投资者的羊群效应和资本市场的混响效应。

三、我国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研究方法上的争鸣

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对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实证研究方法主要有事件研究法、以剩余收益模型或者会计理论为基础的线性回归方法、统计基本指标相关系数法、Logit模型法、Probit模型法，但是实证结果却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

部分研究认为公允价值会计具有一定的顺周期效应。孙敏慧、孙杨清、徐诗奕和朱朝晖（2011）通过采用描述性统计、相关系数分析认为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会计对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的利润具有一定的顺周期效应，但整体影响不明显。徐经长和曾雪云（2011）借鉴Hodder et al.（2006）的模型研究发现公允价值计量显著地增强了资产价格波动性；金融资产规模越大，公允价值计量与资产价格波动的关联性越大，这显示出了金融脆弱性会间接地受到公允价值计量的不利影响。谭洪涛、蔡利和蔡春（2011）用事件研究法研究了公允价值与股市过度反应，结果表明：（1）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股市过度反应显著相关；（2）对金融业来说，市值计量的金融资产会显著放大股市波动，股票回报对公允价值的过度反应程度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呈现出非对称性；（3）过度反应不是存在于事件窗口而是存在于估计窗口。胡奕明和刘奕均（2012）采用剩余收益估价模型研究发现在市场波动期公允价值会计信息与波动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比在平稳期更加显著；波动率与公允价值会计信息的正相关性主要出现在长周期上。周丽聪和青爽（2012）采用Probit模型研究发现公允价值计量收益项目与金融行业景气程度交互影响，公允价值的“顺周期性”使得公司股价被传染，进而引起了资产价格循环。管考磊（2012）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发现公允价值计量能够引发顺周期效应。

部分研究认为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效应在我国并没有表现，或者认为顺周期效应的存在取决于不同的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刘贵生（2009）收集了在我国A股上市的14家银行2007年的财务报告，系统地分析了公允价值计量对我国银行财务波动性的影响。结论是公允价值计量从整体上尚未对我国上市银行的业绩造成实质性影响，但影响了个别上市银行财务的波动性。作者运用大样本数据对银行业的财务波动进行研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仅仅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敏感性分析。刘奕均和胡奕明（2010）以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市场波动的增加是机构投资者的持股和交易导致的，公允价值计量收益却减小了市场波动，这吻合了我国基金普遍存在短视和羊群行为的现象。刘斌和罗楠（2010）分别从牛市、熊市两个角度分析了公允价值准则影响市场同步性的内在机理，并对2007、2008年的市场交易状况做了均值T检验和WILCOXON检验。研究结果发现：在牛市中公允价值准则的运用会提高市场同步性（即推动市场整体上涨），但是在熊市中两者关系不显著。

四、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研究的评述

在中国期刊网中以“公允价值”与“顺周期”作为关键字进行索引，发现对公允价值顺周期效应研究的实证论文都是从微观实体的会计数据着手，研究每个微观实体的公允价值会计信息与价格波动的关系。此类实证研究有两个困难需要克服：一是检验微观个体的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效应”，必须要能获得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具体资产详细数据，并且需要同时能够获得这些资产的市场价格，而这在我国现有的公允价值信息披露现状下是非常困难的①；二是衡量微观实体的资产价格波动率主要采用“日收益率的变化”来反映，反映的是短期的波动，这一衡量方法却无法“捕捉”公允价值对资产价格反馈循环导致的资产价格大幅波动。对于第一个困难，国外已有Bhat等人（2011）通过研究银行“抵押资产证券（MBS）”的持有量变动与MBS的价格来解决。对于第二个困难，胡奕明和刘奕均（2012）通过改进“波动率”取值范围，尝试“捕捉”公允价值对资产价格反馈循环导致的资产价格大幅波动。

目前理论界大部分研究仍集中在从微观个体的公允价值的相关性和波动性的微观领域来研究顺周期效应，研究的是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加强”效应，采用的是静态相关分析，大部分研究方法是通过回归分析的解释变量系数符号和显著性、相关系数来判断，而分析顺周期“顺应”效应在本文所做的国内文献搜索整理中尚未发现，对公允价值与经济波动的交互作用关系、顺周期效应的持续时间并没有深入研究，而这方面的研究是需要宏观经济模型的支撑和一定样本量的数据支撑的，因而从宏观方面研究公允价值顺周期效应的很少。然而从宏观方面研究金融危机中的公允价值顺周期效应才是真正对我国会计政策和金融政策有借鉴意义的研究方向。

五、宏观动态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研究的未来

随着我国对资本市场的建设和发展，资本市场将逐步得到完善，这会为公允价值的运用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因而公允价值会计的运用范围将会不断增大。此外，随着新会计准则执行的深入，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实施指南和配套制度的出台，公允价值会计执行得更加规范，公允价值会计披露的数据也会不断增加，这就为公允价值会计应用的宏观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对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形成机制与影响因素的研究更加具有实用价值。仅仅基于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效应的现象本身进行研究，研究的重点更加关注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短期”效应，但是短期效应对政策制定所秉持的长期可持续的原则是相悖的，因此应充分认识到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长期”效应。此外不仅需要研究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加强”效应，同时需要研究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顺应”效应；不仅需要研究和借鉴国外有关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应用实践和经验，稳步实现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更需要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进行对我国政策制定有针对性的宏观研究。从宏观层面研究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效应，同时对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顺应”效应与“加强”效应进行研究，引入宏观动态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向量自回归模型）的研究方法，进而研究公允价值会计与经济周期波动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相互反馈关系及相互作用时长，从而找到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形成机制、影响因素、作用时长，才能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后金融危机时代，在学者们对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动态的角度对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理论和实务进行研究才是公允价值会计服务于政策制定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黄世忠.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效应及其应对策略[J].会计研究，2009（11）：23-29.

[2] 黄亭亭.公允价值争议：计量可靠性与顺周期性的分析[J].武汉金融，2009（4）：33-35.

[3] 于永生.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公允价值会计问题研究[J].会计研究，2009（9）：22-28.

[4] 韩俊华.以消除金融顺周期效应为主题论公允价值的计量[J].统计与决策，2011（2）：138-141.

[5] 孙敏慧，孙杨清，徐诗奕，等.中国金融业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0（9）：16-19.

[6] 徐经长，曾雪云.公允价值计量与资产价格波动[C].中国会计学会2011学术年会论文集.重庆：中国会计学会教育分会，2011.

[7] 谭洪涛，蔡利，蔡春.公允价值与股市过度反应——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C].中国会计学会2011学术年会论文集.重庆：中国会计学会教育分会，2011.

[8] 胡奕明，刘奕均.公允价值会计与市场波动[J].会计研究，2012（6）：12-16.

[9] 周丽聪，青爽.公允价值会计与金融传染性——基于上市金融企业2007—2010年数据的实证研究[J].财会月刊，2012（2）：11-15.

[10] 管考磊.公允价值顺周期效应的实证检验[J].财政监督，2012（5）：27-28.

[11] 刘贵生.公允价值计量对我国银行财务波动性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银行2007年年报数据的分析[J].西部金融，2009（1）：3-6.

[12] 刘奕均，胡奕明.机构投资者、公允价值与市场波动——基于我国A股市场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10（2）：110-120.

[13] 刘斌，罗楠.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会加剧市场同涨同跌吗？——论公允价值准则与市场同步性的关系[J].证券市场导报，2010（9）：4-11.

[14] Bhat，G.，R.Frankel and X.Martin.Panacea：Pandora’s Box，or Placebo：Feedback in Bank Mortgage-Backed Security Holdings and Fair Value Accounting[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1，52（2-3）：153-173.

[15] 陈旭东，逯东.金融危机与公允价值会计：源起、争论与思考[J].会计研究，2009（10）：18-23.

篇7

保险业的顺周期性影响着保险机构的经营，尤其是保险费收入和保险资金投资的顺周期性。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保险机构以积极发展为战略，增加了行业之间竞争，为了增加自身的承保量，保险机构经常将产品的价格降低，承保的范围扩大，核保标准放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保险费用收入，可是也增加了保险机构面临的潜在风险。同时，保险机构获得利润的主要途径是投资，在经济快速发展时，保险机构增加了保险费用，也就增加了投资，而资产价格的不断上涨又增加了保险机构的收益，反过来促使保险机构继续扩大投资，可是在经济发展下行时，保险机构则会由于证券市场的变化而损失巨大，进而将保险业的顺周期性扩大。而保险业的薪酬激励机制重视短期绩效，这个因素也提高了保险机构投资的顺周期性。很多保险机构在制定薪酬制度时是依据年度盈利，并非风险情况，此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高管对风险的容忍度，导致他们为了短期利益忽视长期风险可能带来的巨大损失。在经济快速发展时进行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虽然在短时间内提高了绩效，可是从长期角度来看大大增加了保险机构即将面对的风险。在经济处于下行状态时，因为增加了很多潜在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将会大大降低保险机构的收益。

二、加强保险监管的策略

（一）结合微观和宏观审慎保险监管金融创新

推动保险机构更大范围和更具深度的跨行业经营，可是这些业务创新也从侧面增加了保险机构将来可能面对的潜在风险和更加复杂的风险。当前，监管体系对控制单个保险机构的风险非常重视，忽视了保险机构整体风险的风险控制，因此有必要最大限度的减少那些在监管范围之外的业务，结合微观监管和宏观审慎，保险监管部门、银行监管部门、证券监管部门要相互合作，将分业监管的问题合理有效解决，避免出现监管真空。宏观审慎监管面对保险创新要给与其足够的发展空间，同时也要预防其过度创新带来的风险。

（二）加强监管其逆周期

为了对保险业的顺周期性进行缓解，鼓励保险机构在经济处于上行状态时应用比较保守的风险评估模型，最大限度的降低保险机构可能承受的风险。针对偿付能力和准备金的顺周期性，可以应用逆周期偿付能力资本要求以及前瞻性的准备金制度，依据预期损失，将损失提前确认，促使保险机构在经济处于上行状态时准备资金，在经济处于下行状态时“以丰补歉”，促使其更好的应对危机。为了从根源上消除风险，应该对薪酬激励机制进行完善，统筹安排薪酬发放，在绩效考核标准内加入控制风险的情况，增加中长期考核标准在总标准中的比例，提高薪酬分配制度的跨周期性，也促使高管充分考虑保险机构的长期利益之后再出决策。

（三）对我国保险行业的建议

金融危机主要对我国保险业的投资收益产生影响，资本市场波云诡谲的变化对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产生了影响。我国保险行业也具有一定的顺周期性。所以监管部门要以我国保险市场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充分研究和分析我国保险的顺周期性，进而对其逆周期进行监管。我国保险行业的系统性表现在“三农”、资本市场等方面。因为我国各个保险机构的保险产品雷同性很高，还具有比较小的经济差别，引发更加严重的系统性风险。监管部门要从整体上进行监管，结合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监管，促使其更有效的应对系统性风险。我国保险行业创新性不足，对保险市场的发展没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所以要加强创新，提高其应对创新风险的能力，严格控制创新保险产品在总产品中所占的比重，确保保险公司有偿付能力。

三、结语

篇8

金融危机严重威胁国家的经济健康发展，经济全球化视域下，世界经济逐渐连为一体，联系日益紧密，更加剧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广度。在此基础上对金融危机的形成机理进行相应的研究与探讨，有利于从根源处了解金融危机产生原因，从而使各国进一步了解和掌握金融危机相关内容，便于预防与应对金融危机的产生。据此，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着手，简单介绍了金融危机的形成机理与内容，并且阐述对我国的一些影响与启示。

关键词：金融危机；形成机理；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5.048

0引言

WTO（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是一次巨大变革，加速了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我国自加入WTO后，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愈加紧密，金融行业也渐渐与世界接轨。因此中国经济受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也在增多。自2007年4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金融市场遭受了重大的冲击。该次贷危机不仅对美国经济市场产生了消极影响，并且进一步延伸到了全球，也对我国的经济市场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需做出相应的调整，减少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1金融危机的形成机理

金融市场复杂多变，加之大到各国经济、小到金融产业之间联系日益紧密，已逐渐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很有可能影响整个金融市场的正常运作。形成金融危C的影响因素较多，其主要表现为三点。

1.1金融交易与交割的分离

金融的第一功能体现在以转化闲散资金的方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该过程中，金融交易与交割等多个环节出现分离，使得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其风险因素以及不可控因素较大，给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壮大埋下危机隐患。同时金融创新产生的工具增多，也增加了金融危机产生与形成的可能性。在其发展过程中，风险因素与不可控因素不断累积，当其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即使是金融市场中偶然发生的事件也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从而形成金融危机。

1.2经济周期的波动影响下的金融周期性波动

作为现代经济核心内容之一的金融，不仅影响现代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同时也受到现代经济的制约，主要表现为其周期性波动受经济周期的波动影响。根据数据调查与分析，金融周期只有在正常、平稳状态下才有助于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而经济周期的波动深刻影响着金融周期，造成金融周期性波动，从而为金融危机的产生提供条件。

1.3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

经济环境是金融产业与活动的外部环境，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美国次贷危机形成根源之一，就在于其金融监管存在漏洞，监管力度不足，使得金融活动中人与人的博弈、心理、合约、信息等诸多因素皆受到影响，其不稳定和不确定性使得经济环境较为恶劣，给金融危机的产生提供了外部条件。并且，经济全球化与金融自由化将世界经济连为一体，加剧了这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使得金融危机的产生更具危害性。

2金融危机形成的原因

就美国而言，金融危机的出现有必然性原因。从根本上来看，美国低储蓄、高消费的生活模式存在很大的隐患，并且就体制机制方面，金额行业一直处于宽松、疏于监管的状态，有着几个重要环节的弊端。

2.1次级房地产的按揭贷款

一般来说，购房按揭贷款是先付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的首付然后再按月还本付息。可是美国为了刺激房地产消费，在以往的十年里购买房子不需要首付，半年内也不需要还本付息，并且五年内只付息不用还本，甚至允许购房者将房子增值部分再次向银行贷款。这种购房按揭贷款模式使美国人民普遍超前消费、超能力消费，使人们都住上了大房子。这种经济辉煌的背后就潜伏着经济危机的隐患。

2.2日益膨化的住房泡沫

美国一直以来都存在借贷消费的习惯，次贷危机便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美国一些银行为了拓展业务，极大程度上放松了借贷的条件和要求，使得许多信用程度不够的人也能在银行办理房产贷款，并且存在一部分投机者利用次级房贷赚取经济利益，由此造成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房地产市场一旦出现不景气、低落等现象时，多数投机者和无能力还贷者无法完全付清贷款，便造成极为严重的次贷信用危机，房地产泡沫与金融泡沫面临破裂威胁，进一步发展成为金融危机。

2.3对金融衍生品的滥用

由于虚拟经济的兴盛，美国金融市场较为活跃，其金融机构之间也存在较为剧烈的竞争行为，由此各金融机构为增加竞争力，均推出各式各样的次级抵押贷款产品，如只需利息的抵押贷款产品，借款人使用这款产品时，在前几年无需担心本金，而只需付出一定的利息，大大削弱了还贷负担，使得许多低收入人群纷纷通过贷款购买物品。诸多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群大量借贷进行消费，滥用金融衍生品形成了次贷信用危机，从而加剧了金融危机的形成。

2.4房产债券的缩水

房地产市场与诸多金融产业存在紧密联系，其价格泡沫的形成易产生连续性与连带性影响，房产债券缩水正是其表现之一。上文中提到美国许多低收入人群在银行优惠政策支持下，纷纷通过借贷进行消费，由此造成巨大的次贷现象。金融市场受到经济环境的影响，美国经济环境变化如银行加息政策的出台、人民收入下降、信用危机等使得贷款消费群体规模下降、房地产价格回落，在其形势影响下，各金融机构及个人纷纷抛售抵押债券，由此引起债券机构和发行机构陷入困境，并逐渐演变为破产和倒闭，形成金融危机。

3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我国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出口贸易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不仅要调整经济结构加强法律法规的管理，还要扩大内需，增加国内消费。

3.1加强对金融行业的管理，完善基础设施

金融危机的产生与危害表明，加强对金融行业的管理、严格控制金融行业监管制度建设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我国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监管框架已经初步建立，但要实施运转就仍然需要完善。首先，应该要建立完善的基础设施设备，提出对金融行业治理结构和产品保护的法律法规，以及进一步对金融行业非内部财务信息进行公开纰露等内容。

3.2调整财务政策，增加资本性支出

政府要加强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提升国内需求，刺激经济消费，同时，政府还应该增加社会保障、医疗及教育的投入，使人们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加消费。另外，可以M一步改革增值税，降低各企业的税负，从而促进投资，并且缓解出口型企业的压力，避免出口过快下降。

3.3化解风险，扫清障碍

金融危机的经验告诉我们，银行产业中存在的不良资产是影响金融行业正常、平稳运行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形成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国应着力解决不良资产问题，从根本上扫除障碍。

3.4协调与各国的经济关系，提供良好条件

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世界前列的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发展与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国际社会中保持自身大国形象，努力协调与各国的经济关系，为局部区域经济与世界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同时，将经济维持在平稳的状态，避免对外依赖性过大导致经济不平稳，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外部带来的影响与冲

4总结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与建设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加快，在金融方面还需要加强自身的管理方式与手段，通过提高管理水平与层次，确保我国金融行业的稳定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昱.美国次贷危机形成机理及其对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启示[J].商场现代化，2009，（8）：356358.

[2]张为付，邹佳，殷英.美国金融危机的形成传导机理与对我国的启示[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9，（2）：1115.

篇9

关键词：巴塞尔III；顺周期性；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科学研究资助项目（12YJC790197）；湖南省社科基金资助项目（13YBA089）；回国留学人员科研资助费项目（2011185）

作者简介：王忠生（1978―），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助理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金融监管与金融调控。

一、引 言

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开端，进而席卷全球各大经济体，不少银行因此遭受重创或破产，引起了社会各界对现有银行监管制度的反思。其中，旧巴塞尔协议在强调微观审慎监管的同时却忽视了整个银行系统的“合成谬误”的缺点被人广为诟病。巴塞尔协议III针对原有资本监管具有的顺周期性所引发的系统性风险问题，提出在强调微观审慎监管的同时，应更加注重对银行体系系统性风险的关注，改善和强化宏观审慎政策建设。其中一项重要政策就是引入和运用逆周期性缓冲资本实施逆周期调节，以减轻银行信贷对经济周期波动的放大效应，增强银行体系在经济恶化时期的自我恢复能力，从而减轻系统性危机发生概率。构造适合我国的逆周期资本缓冲监管框架和工具是我国当前推进银行资本监管改革措施的总要内容。在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我国经济成为全球经济越来越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的背景下，银行业通过引入逆周期资本要求，实现与国际标准接轨，提高我国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水平，缓解银行体系与现有监管手段的顺周期性问题，对于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指标选择的问题上，Repullo & Saurina（2009）运用西班牙工商业贷款进行的实证研究显示，GDP增长率对其长期趋势的偏离度是其三种判别方法中确定逆周期乘数的最适当选择[1]。Drehmann et al（2011）等比较了众多可能的经济变量，发现信贷/GDP比例在指示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时效果最佳，它对金融危机前风险累积的阶段有较好的识别作用。而其它指标比如信用价差，在释放资本缓冲阶段效果更好[2]。Edge & Meisenzahl（2011）通过研究美国数据发现，如果考虑产出缺口，对信贷/GDP比例缺口指标的事后估计与产出缺口同等大小，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信贷/GDP缺口指标的趋势估计是不可靠的，错误的估计可能导致实时信贷的错误削减[3]。在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的效果上，Gabriel et al（2012）等利用西班牙信贷数据研究了以信贷/GDP比例指标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对信贷供给的影响，发现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具有平滑信贷周期的作用[4]。李泓文和罗猛（2010）、田宝和周荣（2013）研究表明信贷/GDP指标对是一个较好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判断指标[5-6]。邹传伟（2013）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显示，逆周期资本缓冲具有降低银行破产概率和缓冲银行信贷供给的顺周期影响的双重效果，但需要与逆周期资本监管等协调使用，才能更好满足应对信贷顺周期性的要求[7]。阳，刘志洋（2004）研究分析我国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认为不应仅仅依据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指导方法和挂钩变量，而应该结合中国经济基本面来进行整体设计[8]。本文在借鉴巴塞尔委员会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1996年到2013年的中国金融机构信贷和宏观经济数据，对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在中国运用的有效性进行分析，分析其存在的挑战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巴塞尔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运行

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着经济周期，体现为一种经济活动的扩张、衰退、收缩和复苏循环发生，周而复始的宏观经济波动过程。实际上，不仅是传统经济，金融系统也存在着周期性，突出表现为萧条时银行信贷收缩与繁荣时信贷扩张的特征，通过金融体系的传导推动经济周期的形成和加剧经济体系的波动，体现出显著的顺周期性[9]。

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是指在时间维度上一种金融体系和实体部门之间的动态正向反馈机制，它体现为经济繁荣与金融体系扩张相互促进，经济衰退与信贷收缩交织叠加，从而加剧实体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和金融创新的广泛应用，金融机构和整体经济运行越来越密切相关，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以及资本监管、贷款损失拨备以及外部评级等的顺周期性效应共同作用，成为造成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因此，需要从危机的发生机制开始着手，寻求应对金融体系顺周期性的有力措施。

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中暴露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和旧巴塞尔协议可能加强顺周期性的问题，巴塞尔委员会（BCBS）于2010年12月第三版巴塞尔协议（Basel III）文本，提出了全球资本监管和流动性监管的新标准，在坚持微观审慎监管的同时提出了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和逆周期资本监管的要求。其中关于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中，重要的一项便是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在与Basel III一同的《各国监管当局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指引》中，巴塞尔委员会阐述了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模型与方法，提出了0～0.25%逆周期资本要求，为各国监管当局制定和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政策提供参考标准。

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其目的在于使银行体系在总体信贷过度增长时积累足够的逆周期资本，从而在信贷周期反转时能够对银行的损失进行吸收。从银行业的实践来看，理想的逆周期指标应当符合两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方面，指标要能够体现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系统性风险的积聚程度；另一方面，在经济上行期能够依照逆周期指标积累适度规模的逆周期缓冲资本，在经济下行至萧条期时能够对该资本进行合理有序的释放[10]。国际清算银行（2010）对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指标变量进行了分析，在综合比较分析总的宏观经济变量（包括GDP增长、实际信贷增长及信贷/GDP与其长期趋势的偏离、实际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等）、银行（税前）利润与（总）损失、利差等系列指标变量后指出，信贷/GDP指标对其长期趋势值的偏离度（GPA）能较好地满足上述两方面的基本要求，是所有考虑的指标变量中最合适的。因此《各国监管当局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指引》中建议将信贷/GDP指标作为各国逆周期超额资本决策的参考基准[11]。

对于使用何种方法来计算GPA的长期趋势值，巴塞尔委员会推荐的计算方法为H-P滤波法。Hodrick―Prescott filter（H-P滤波）为Hodrick和Prescott于1980年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商业循环时首次使用，作为宏观经济学分析中用来得到经济时间序列的长期趋势的标准数学工具，具有可对近期数值给予更高权重的优点。利用H-P滤波能够分离出经济变量序列中的长期增长趋势和短期波动成分，经过H-P滤波处理得到平稳序列的数据。假设 为包含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的时间序列，其中 是趋势成分， 是波动成分。HP滤波法从 中将 分离出来，来分析损失函数的最小化问题：

上式中 为平滑参数，随着 的增大，估计的长期趋势线会逐渐变得平滑。在平滑参数的设定上，巴塞尔委员会经过实证研究认为， =400 000为合适的取值。在信贷/GDP指标的计算方法上，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具体计算步骤为：第一步为计算私人部门总的信贷/GDP指标；第二步为使用高平滑参数（ =400 000）的单边HP滤波法，计算信贷/GDP与其长期趋势的偏离度；第三步为利用上一步的偏离度 计算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计提比例。当 低于特定的临界值（L）时逆周期资本为0，当 大于等于L时开始计提逆周期资本，逆周期的提取随着 的增长而线性增长，当 达到上限临界值H时，逆周期资本达到最大值。巴塞尔委员会分析后发现，L=2和H=10是一个较为合理的选择。

三、中国银行业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与指标

本文使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作为信贷指标，同时加入有价证券投资组成广义信用。选取四组信贷数据进行比较分析：一是1996年初到2013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季度数据；二是1996年初到2013年末金融机构的广义信贷总额（人民币贷款余额加上有价证券投资）的季度数据；值得注意的是，在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后，从2002年开始，对信贷总额分人民币信贷总额与外汇信贷总额进行了区分。本文也采用了本外总额这一口径的信贷数据。分别是1996年初到2013年末本外币贷款余额的季度数据；1996年初到2013年末本外币广义信用信贷总额的季度数据。

（二）逆周期资本缓冲计提步骤

1.根据BCBS（2010）的设定方法，先计算每一期总信用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即

公式中 为t期的名义信贷余额， 为t期的名义GDP。由于季度GDP作为宏观经济数据在平稳性和可比性方面存在不足，因此在此将季度GDP数据转化为了年化GDP数据。

2.使用H-P滤波分析法估计 的长期趋势值 ，然后计算出 的缺口 。本文使用Eviews7.0对 进行H-P滤波分析，计算信贷余额/GDP指标与其长期趋势值的偏离度。

3.运用BCBS（2010）所规定的逆周期资本缓冲与当年的 缺口的关系式得出银行在各年度所适用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当偏离度（GAP）低于下限2时缓冲资本为0，GAP大于上限10时计提2.5%，而当GAP介于下限2和上限10之间时GPA每增加1%，逆周期资本缓冲计提比例上升0.3125%，运用Eviews7.0测算出1996年至2013年各个季度，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与广义信贷总额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提取情况，如下图所示：

（三）测算结果与分析

1.不同信贷口径下需要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时期

通过对比以上四种不同口径的信贷数据，我们可以得到共同需要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时期为：（1）1998年到1999年；（2）2002年至2005年；（3）2009年至2010。

2.需要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的原因分析

（1）第一阶段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时期，中国政府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重大外部负面冲击，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来拉动内需，形成宽松的信贷环境。此阶段为经济低迷到逐渐复苏的时期，从测算结果来看，在四个不同信贷口径下，此阶段的逆周期资本缓冲计提水平整体体现为很低或者直接不计提。当然，监管当局不能以这个单一指标作为唯一标准，可以结合其他备选指标来加以综合判断。

（2）第二阶段是从2002年到2005年，这一期间世界经济形势不断好转，我国加入WTO的效应初步显现，进出口顺差持续增加，同时随着我国经济金融改革的持续推进，国内经济开始加速发展，GDP增长率不断提升，金融机构信贷投放规模大幅度增加，带来了能源交通运输供应紧张，部分地区、行业投资过热和外资流入过多等问题，出现了经济局部过热的迹象。根据实证检验的结果，这一阶段逆周期资本缓冲也达到了上限2.5%。

（3）第三阶段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到2010年，为了应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信贷增加较快，货币超发引发的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问题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同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及房地产信贷等风险敞口大幅增加，带来系统性风险增加隐患。根据巴塞尔协议III的计算规则，需要计提逆周期缓冲资本。

（4）比较各项贷款总额与广义信用贷款总额所对应的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时期，我们可以发现未加入有价证券及投资因素前的需要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时期从1998年到1999年计提结束后归为0，下一阶段到2002年才重新开始计提。但考虑到有价证券及投资因素后为：1999年第三季度到2004年第四季度这一段时期连续计提期间。经过研究后发现，不同口径下计提期间出现偏差的原因是因为在1999年至2002年，此期间我国银行业有价证券投资大幅度增加。

（四）结论与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可能面临的挑战

根据上述的测算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结论并发现巴塞尔委员给出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模型在中国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

1.国内外学者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信贷/GDP指标是反映经济状况、衡量资本缓冲积累一个较好指标。但由于我国经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整体呈现较快增长的上行发展态势，缺乏完整的经济周期来验证信贷余额/GDP指标在经济下行阶段是否也能发挥出相应的判断预测作用。

2.H-P滤波分析所获得的长期趋势值会受到不同数据样本区间的选择的影响。在本外币信贷余额的实证部分，本文选取的区间为1996年2013年，但由于我国从2002年期才开始对外币信贷余额进行单独统计，实则本外币信用余额的有效区间为2002年到2013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考虑进外汇因素后，本外币信贷余额2009年至2010年应计提的逆周期资本缓冲与人民币信贷余额部分应计提的资本缓冲数值差距较大。

3.目前，我国的融资方式仍然以间接融资为主要形式，但从西方国家的金融体系发展进程和我国金融市场上的最新趋势来看，以银行作为中间人为主的间接融资模式将逐渐转变到以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模式上去，金融体系的这一结构性转变将给信贷余额变量的统计带来挑战并将影响预测效果。

四、政策建议

通过对信贷快速增长时期计提逆周期缓冲，在一定程度上可提升我国银行业整体风险抵御能力，防止贷款过快增长，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了更好地进行逆周期资本缓冲决策，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改进：

（一）使用信贷/GDP指标时应合理配合其他经济指标。尽管信贷/GDP指标为监管当局计提逆周期资本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但作为单一指标有其局限性，需要综合考虑更多的辅助变量指标，结合我国实际制定可行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框架。监管当局在信贷/GDP指标基础上，通过参考其他辅助指标，例如银行利润和损失、利差、房地产价格指数等，才能更为科学地确定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计提与释放。

（二）以系统风险变动作为衡量标准并考虑统筹各项资金运用。运用信贷/GDP指标作为衡量指标时，应综合分析该指标的变化是否能反映系统性风险的积聚情况。由于经济周期的变化与系统性风险积聚并不存在完全一致性，例如在信贷总量高速增长与信贷只在特定领域的快速增长而总量不变的不同情形下，在判断标准与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上存在明显差异。监管部门应对监管指标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才能做出更为合理的决策判断。同时，在运用信贷总额数据进行逆周期资本缓冲分析时，还应考虑到不同口径的信贷量影响的差异性，统筹考虑不同口径下的各项资金运用情况。在金融国际化与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的条件下，本外币口径的数据是更为恰当的选择。

（三）将逆周期监管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相配合。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首要目标是利用逆周期资本实现更广泛的宏观审慎目标，保护银行体系免受因信贷过度增长时系统性风险的积聚所带来的损害。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在保护单个银行在压力期间具有偿付能力的同时，更要保护整个银行体系在信贷过度投放时总体上有可用资本保证信贷供给，不会出现整体偿付能力不足问题。逆周期资本的提出是为向银行体系提供额外的超额资本，提高银行体系应对潜在损失的能力。因此不能偏离其目标将其作为调控经济周期或资产价格的工具加以使用，而应在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实施中与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的实施相结合。

参考文献

[1] Repullo R.， Jesús Saurina. The Countercyclical capital buffer Of Basel III： A Critical Assessment[R]. CMFI Working Paper No. 1102， June， 2011.

[2] Drehmann M.， Borio C.， Gambacorta L.， et al. Countercyclical capital buffers： exploring options [R]. BIS Working Papers， July， 2010.

[3] Rochelle M. Edge， Ralf R. Meisenzahl. The unreliability of credit-to-GDP ratio gaps in real-time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countercyclical capital buffer[R]. Federal Reserve Board working paper， May， 2011.

[4] Gabriel Jiménez， Steven Ongena， José-Luis Peydró， Jesús Saurina. Macroprudential Policy， Countercyclical Bank Capital Buffers and Credit Supply： Evidence from the Spanish Dynamic Provisioning Experiments[R]. National Bank of Belgium Working Paper Research 231， 2012.

[5] 李泓文，罗猛. 巴塞尔委员会逆周期资本框架在我国银行业的实证分析[J]. 国际金融研究，2011，（6）：81-88.

[6] 田宝，周荣. 巴塞尔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J]. 金融监管研究， 2012，（10）：31-48.

[7] 邹传伟. 对BaselIII逆周期资本缓冲效果的实证分析[J]. 金融研究，2013，（5）：60-72.

[8] 阳，刘志洋. BaselIII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表现好吗？――基于国际与中国的实证分析[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3）：48-57，172.

[9] 胡建华. 逆周期资本缓冲能否消除我国商业银行顺周期行为？[J]. 财经问题研究， 2013，（11）：48-54.

[10] 朱波，卢露. 中国逆周期缓冲资本调整指标研究―基于金融体系脆弱时期的实证分析[J]. 国际金融研究，2013（10）：86-96.

[11] 杨柳，李力，韩梦瑶. 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在中国金融体系应用的实证研究[J]. 国际金融研究，2012，（5）：34-40.

篇10

关键词：金融危机；宏观审慎；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5-0032-03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5.07

20世纪80、9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推动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借鉴了它的部分政策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2007年，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华盛顿共识的深刻反思。未来金融业的可持续到底要走向何方？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继续保持经济金融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这时，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和原则显得比较重要，比如诚信、规范和可持续发展。

一、金融业坚持诚信、规范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一）诚信是金融市场稳健发展的基本前提

诚信属于道德范畴，其基本含义是守诺、践约、无欺。诚信不仅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金融市场保持良性运行的前提。进入现代社会后，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现代信用制度更是成为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必然要求。讲诚信，一定程度上就会损失利益。当一边是诚信、一边是利益时，对普通人来说已是一个不容易的选择，对于银行家而言，应该更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了。高盛，这个曾经叱诧风云的银行家就被这个选择难倒了。一方不讲诚信，不仅会损害对方的利益，同时也因为高昂的交易成本损害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危机中多环节交叉的诚信缺失使得金融市场的链条极为脆弱，最终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

（二）规范是金融市场稳健发展的重要保障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金融自由化思想的影响下，主要发达国家兴起了一场“放松监管”的金融法制改革。有关当局对法律的立、改、废为金融创新打开了方便之门，但也为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了温床。近十年来，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始终保持着高速增长，交易规模巨大，远远高于实体经济的规模和增长速度。根据BIS的统计报告和数据，截至2008年全球金融衍生产品市场未到期合约名义本金为592万亿美元，合约市值约为34万亿美元。8年内，名义本金增长了近10倍，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25%[1]。应该说，初级金融衍生产品的目的是资产定价与风险分散，本质上是中性工具。但诸如CDO平方、立方之类的衍生产品从其诞生就带有投机色彩，并使整个风险链条过长，杠杆效应过大，风险不断聚集而未真正分散，使投资者丧失了对风险的把握。可见，在日益宽松的监管环境下，主要发达国家金融业发展偏离了实体经济需求，经济的金融化程度不断提高，助长了金融投机行为，过度证券化和高杠杆交易加剧了金融资产的膨胀，也放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最终使得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大厦倾覆。

（三）可持续是经济金融稳健发展的战略目标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是保持人口、资源、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长期协调发展。把“可持续发展”思想引入金融领域，体现了金融市场发展变化对经济运行和社会稳定产生的影响日益重要。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与蔓延，除了金融市场自身诚信和规范的缺失外，从根本上说是经济失衡矛盾长期累积的必然结果，它表明依靠低储蓄、过度举债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同时，新兴市场经济体过于依赖外需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扩大消费，实现内需和外需有效互补，才能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二、 国际金融改革主要举措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是诚信的危机、规范的危机和可持续发展的危机。为了实现全球经济的平稳可持续发展，各国根据形势变化，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并通过G20等国际组织推动国际经济金融改革。需要强调的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提法是宏观审慎政策框架[2]。这个框架内容丰富，很多改革举措都可以放到这个框架里。

（一）宏观审慎框架提出的背景

1.市场内部关联。经过数十年的金融创新，金融市场的关联性明显增强，特别是体现在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上。理论上讲，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是银行的主营业务。然而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衍生工具的丰富，同业往来增长速度非常快。2008～2010年，银行间市场成交量分别突破110万亿元、130万亿元、170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5%、24%、31%[3]。同业业务的快速发展使得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高度关联。当市场参与者和转移风险的方式越来越多时，这种趋势就更加明显。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I）往往关联性很强，甚至是跨境关联性很强，出现问题将对金融体系和经济活动造成巨大破坏。根据彭博资讯的统计，2008年，世界上100多家大型银行和券商损失共计6605亿美元。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一些机构预测，国际金融危机导致金融部门的最终直接损失可能超过1.4万亿美元。同时，市场参与者除了要面临巨大的系统性风险以及可能的“大而不能倒”道德风险外，还要应对由于国际救助和处置计划差异而带来的高昂成本，甚至是救助不可行。因此，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应该要求更高。

2.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金融市场内部关联决定了金融机构在面对相似风险时会采取相似的行动。具体而言：在经济上升期，通过充足的信贷供给、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杠杆和期限的错配，金融体系趋向于过高的风险暴露。如果金融体系没有在上升周期建立足够的缓冲，一旦周期逆转，衰退将导致大范围金融困境的出现，并且伴随大量的去杠杆化、信贷供给和金融服务的减少。危机后饱受争议的评级公司就存在顺周期的问题。一方面，评级业务本身会有顺周期性。在经济景气上升周期，评级往往越来越好，导致投资者未看到风险，加大投资力度；而一旦景气发生逆转，特别是危机出现时，评级立即掉头，变化可能非常快，从3A级立刻跌到C级，导致市场恐慌。这表明评级公司消化市场信息的能力也是有限的。除此之外，薪酬制度、监管要求和会计准则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顺周期性。

3.群体行为。现实中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似乎与有效市场假设不符：市场并不完美，投资者并不理性，价格也并非反映了完全信息。理论界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群体行为”的视角。金融市场上，由于信息不完全，金融机构很难确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通常是参考周围人的行为而作出判断。因此，在这种行为模式的传递中，人的行为逐渐趋同且彼此强化，从而产生群体行为。稳定的宏观经济条件下，也可能出现非理性的群体行为，导致泡沫产生。一旦市场出现问题，又可能出现恐慌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原本健康的金融机构也有可能很快出现流动性问题。

可见，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产生，不仅源于个别金融机构失败，也源于金融机构和其他重要市场参与者对相似风险的共同暴露。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系统性风险以单个机构失败开始，通过传染机制进行传播和强化。原始的风险冲击可以来自于金融体系之外，而危机放大机制却已存在于金融体系内部。

（二）宏观审慎框架与系统性风险

审慎监管，也被称之为微观审慎政策，重点在于降低特定机构资产负债表的风险，增强个体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审慎监管在减轻严重金融冲击的不良影响和救助成本方面存在局限。在现有的审慎监管制度下，审慎监管会忽视源自跨机构或跨市场的风险对金融稳定造成的威胁。当信贷市场崩溃、资产价格急剧下降的时候，审慎监管关注的是单个金融机构的偿付能力而非金融体系整体情况，并会要求机构采取更为保守的信贷政策，这可能会对金融体系产生更大的负面效应[4]。

虽然宏观经济政策往往被用来应对系统性风险，但它主要通过平衡经济体中的供给和需求来引导价格水平变动，重点在于关注通货膨胀，不能很好地缓和金融资产价格变动以及新出现的金融失衡，因此并不是解决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和抑制顺周期趋势的最佳工具。

宏观审慎框架的目标是通过强化金融体系抵御经济衰退的能力以及抑制顺周期行为以缓解系统性风险，而这不可能由单一的审慎监管或宏观经济政策实现。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框架，宏观审慎的主要内容包括：对银行的资本要求、流动性要求、杠杆率要求、拨备规则，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特别要求，会计标准和衍生产品交易的集中清算等等。多种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使得宏观审慎框架在解决系统风险上具有独特的优势：一是解决时间维度的风险，即降低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二是解决跨行业维度的风险，即降低系统性风险的集中度[5]。

（三）国际社会对宏观审慎框架改革的进展

国际清算银行（BIS）、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等机构都在研究宏观审慎的制度和工具。目前，宏观审慎框架的改革进展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系统性风险识别、政策工具和制度框架等。例如，美国金融部门督查委员会、英国金融稳定理事会和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纷纷成立，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生效，巴塞尔Ⅲ讨论通过等[6]。

三、积极推进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我国金融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完善，金融改革迈出重大步伐，金融市场功能进一步发挥，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稳步扩大。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先后完成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政策性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改革稳步推进。通过改革，金融机构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日益完善，资本充足率大幅提高，资产质量大为改观，营利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显著增强。在对外开放方面，我国与国际金融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推进，深度参与了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讨论和制定。

（二）加快我国宏观审慎框架建设的几点思考

数十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金融业的实力显著增强。但是，由于银行信贷在社会融资总量中占比很高，信贷波动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很大，构建逆周期的宏观审慎框架是推动我国金融改革走向深入的必然选择。

1.判断周期。2010年以来，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周期出现了差异。发达国家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后，复苏仍不强劲，部分国家债务危机尚未消除。在全球流动性增加、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剧烈的背景下，尽管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复苏较快，但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持续加大。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对构建宏观审慎框架提出了挑战，关键要有对宏观经济周期的正确认识。

2.激励机制。建立宏观审慎框架，还要考虑激励机制问题。如何使那些尽力达到宏观审慎标准的机构得到鼓励，对不能达到标准的机构进行制约和惩罚。仅依靠行政性的激励手段是不够的，还需要结合国情寻找更多激励手段，推动金融机构走向更高宏观审慎标准。

3.独立性。宏观审慎政策并不总是受欢迎，比如经济过热时期的信贷规模限制。宏观审慎框架的实施可能会面临诸多压力，保持框架的独立性是非常重要的。

4.国际协调。金融可持续发展涉及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要充分考虑宏观审慎框架的多边一致性。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一致的国际框架下，建立信息共享和合作机制。

参考文献：

[1]Central Banking Lessons From The Crisis[R].IMF Research Report.27 May，2010.

[2]周小川. 建立更加完善的金融宏观审慎政策框架[J].中国金融，2011（1）.

[3]周小川. 金融政策对金融危机的响应--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形成背景、内在逻辑和主要内容[J].金融研究，2011（1）.

[4]Olivier Blanchard， Giovanni Dell'Ariccia and Paolp Mauro. Rethinking Macroeconomic Policy[R]. IMF Staff Position Note. 12 Feb，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