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教育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家庭劳动教育的积极意义

1.家庭劳动教育有利于形成健康的人格

从小树立劳动观念、养成劳动习惯，将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实践证明，从小做家务、热爱劳动的孩子能吃苦，有才干，对生活充满自信，人际交往能力强于不爱劳动的孩子。美国心理学家威兰特对波士顿地区490名孩子进行了20年的跟踪，研究表明，爱干家务的孩子和不爱干家务的孩子相比，长大以后的失业比例为1：15，犯罪比例为1：10，爱干家务的孩子平均收入要比不爱干家务的孩子高出20%左右。从小培养劳动习惯，有利于孩子德、智、体的全面和谐发展，使其形成健康的人格。实践证明，人的许多优秀品质是在劳动中形成的。只有在劳动实践中，才能培养孩子珍惜劳动成果，养成勤俭、艰苦朴素的好作风。劳动能锻炼孩子吃苦耐劳、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有助于培养孩子良好的社会适应力，促进身心健康。劳动能培养孩子勤快、主动的工作态度，有利于形成对集体、对国家的义务感和责任心。劳动能培养孩子自理、自立、自强的独立生活能力和进取精神。

2.家庭劳动教育有利于锻炼孩子的意志品质

独立自主、坚毅和自信是一切有成就者必备的意志品质，这样的意志品质只有经过长期劳动磨炼才能获得。一般来说，劳动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体验成功的过程，它有助于历练意志品质。孩子在做家务劳动时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每一次困难和挫折都是对孩子意志、能力的磨炼，每一次磨炼都会让孩子增长克服困难的勇气、抑制自身的惰性，在做家务劳动中孩子体验到了劳动带来的成就感，这种成就感的不断积累，就会形成独立自主、坚毅和自信的心理品质。路是人走出来的，事是人做出来的，意志品质是锻炼出来的。教育不但要发展孩子的智力，还应燃起孩子对劳动的渴望，在劳动中锻炼意志品质。有些家长不让孩子干家务活，不愿让孩子参加学校组织的劳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怕影响孩子的学习。其实学习并不能排除孩子参加劳动。因为劳动可以改善呼吸、血液循环，促进生理的新陈代谢过程，调节大脑疲劳，有利于大脑发育。在劳动中，孩子双手的活动有益于左右脑的开发，促进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学习能力。劳动还可以培养孩子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判断能力、创造能力和动手能力。中国自古就有心灵手巧的说法，手巧会促进心灵，心灵又带动手巧。

3.家庭劳动教育可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

责任感是一种态度，是道德评价最基本的价值尺度，人的社会化不仅要求人们学会社会生活的基本技能和社会行为规范，更重要的是培养社会责任感。家务劳动对孩子成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务劳动能让孩子们在劳动中体验精神上的愉悦，学会关心他人，增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这对现在的独生子女更为重要。孩子从小从事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就能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意识到自己作为家庭成员应承担一定的家务劳动，并且逐渐养成为他人服务的意识，树立起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一个有责任的人做任何事情都会很认真、很负责，一旦遇到困难，他就会凭借负责任的态度发挥自己最大潜能战胜困难。相反，一个没有责任心的人，往往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甚至不顾社会基本道德准则，做出唯利是图的事。因此，责任心是做人的重要基础，从小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孩子长大后才能承担起家庭和事业的重任，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劳动可使孩子学会生活，形成健康的人格。学会劳动，养成劳动习惯是孩子学会生活、形成健康人格的重要保证。劳动可以让孩子自己动手创造整洁的学习生活环境，使他们明白劳动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源泉，有助于孩子的心灵美。在日常生活中，每个家庭成员都自觉主动地承担家务劳动，可以增进家庭的团结、安定，使家庭气氛和谐。每一位有远见的父母，都应该培养孩子从小学会做合格的家庭成员，这不仅是为了减轻做父母的劳动强度，而且也是为了孩子的一生的幸福。通过劳动，让孩子学会关心他人，即在外关心同学、老师，在家关心父母、长辈，长大成家后才能关心妻子、丈夫。这对现在的独生子女更为重要。

二、忽视家庭劳动教育的后果

近几年，我国青少年的劳动“答卷”一直令人担忧。各种传媒不断报道有关当代青少年劳动意识淡薄，劳动能力差的现象。如近些年上海某著名大学录取的新生中，有60%以上的人不会自己挂帐子，许多大学生在入学前没有亲手洗过一件衣服。某县妇联对该县一所重点中学初一年级学生做过一次调查，结果表明，从没有洗过一件衬衫的占79%，不能煮好一锅白米饭的占84%，不会和不敢使用电饭锅、液化气炉的占67%。据北京市家教会对某小学一个班的调查，该班44名学生中，家长每天给整理书包的占39%，家长给洗手绢的占66%，家长给洗脚的占52.3%，家长给穿衣服的占59%。最典型的事例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硕博连读研究生魏永康。他2岁掌握1000个汉字，8岁上中学，13岁考进大学，父母唯一的心愿就是让儿子好好学习，母亲把儿子所有生活上的事情都包了下来，他除了学习还是学习，没有伙伴，没有人际交往。魏永康17岁那年考取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硕博连读的研究生后，一人从湖南来到北京读书，但是生活自理的低能，让他无法独立生活，于是只得肄业回家。

没有经历过劳动磨炼的孩子，往往不懂得劳动成果来之不易，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幸福生活，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他们不爱惜劳动成果，不知道这些劳动成果凝聚着劳动人民的血汗。

今天在丰盈的物质生活氛围中成长的一代，许多不良的道德、心理品质，大抵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从缺少劳动教育中找到根源。因此，加强青少年的劳动教育，不是一家一户的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决不可掉以轻心。

三、学习先进经验，弘扬民族美德

1.吸取国外先进经验

据有关方面对各国小学生每日劳动时间的统计，美国为72分钟，韩国为42分钟，法国为36分钟，英国为30分钟，中国只有12分钟。德国的法律规定：孩子必须帮助父母做家务。6～10岁的孩子要帮助父母洗餐具，给全家人擦皮鞋；14～16岁要擦汽车和菜园里翻地；16～18岁要完成每周一次的房间大扫除。另据报道，美国和加拿大有17个城市每年举办“铁孩子运动会”，参赛者是7至14岁的少儿，比赛内容是连续进行长距离游泳、骑车、越野和长跑。每年均有成千上万的父母带着孩子前往报名参赛，角逐“铁孩子”的桂冠。无独有偶，日本中学普遍设有一门锻炼课程，即在严冬组织学生身着短裤进行户外长跑，旨在培养孩子钢铁般的意志。这些生活富裕的国家，竟有如此苛刻的教子法，令人大开眼界。相比之下，我们身边的孩子未免被娇宠得过了头。然而，眼下这些蜜罐里泡大的孩子，大多过于娇嫩，吃不得苦耐不了劳，经受不了困难和挫折的考验。这实在怨不得他人，从72分钟比12分钟的数字里，就不难得出，责任主要在谁的身上。该是父母警醒的时候了，做父母的应充分认识到，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要培养孩子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品格和勇于克服困难、迎接挑战的素质，从小就应给其创造磨炼的机会。

2.吸收先贤劳动智慧

一代青年如果不爱劳动，将后患无穷。古代巴比伦的消亡，与其民族好吃懒做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决不可等闲视之。决不能说说很重要，做做却次要，过后全都忘掉。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中，圣贤们身体力行给劳动赋予了神圣无比的意义。中国古代的禅著《百丈丛林清规》的主要精神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认为人不可不参与劳作，每个人都有奉献的义务，才有资格吃饭。制订该清规的百丈怀海禅师不仅是制度的建立者，也是实践者。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是他到了90岁，弟子看到师父年老，不忍心让他再到田里工作，又不敢劝师父，只好把他的锄头藏起来，找不到锄头的百丈虽然不下田，但也不吃饭，他绝食三日，弟子劝他吃饭，他说：“我不是规定过，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吗？”弟子只好把锄头还给他。传说他活到96岁，工作到临终最后一天。

3.培养孩子热爱劳动的习惯

（1）从做力所能及的家务开始。现在的绝大多数家庭中的家务都没有科学安排，差不多都是由成人来完成的。但是，如果想让孩子热爱劳动，就要从做家务活开始，这虽然是一件小事情，但是却绝对不可以忽略。成人要让孩子从小就具备做家务活的习惯和能力，应该让孩子把家务活看成是生活中很自然的内容之一。

（2）从鼓励孩子参加劳动入手。成人要经常对孩子说一些称赞的话，或是感谢的话。比如，成人可以感谢孩子的劳动对自己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或是夸赞孩子是多么得聪明能干。这些带有称赞的语言会让孩子有一种成就感，也会调动孩子参与劳动的积极性。让孩子参加家务劳动，是让孩子学习的过程，也可以让孩子从中得到锻炼。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失败是在所难免的，当孩子做家务活遇到失败时，成人千万不要对孩子进行指责，而是要和蔼地告诉孩子，没有谁可以不经历失败就直接拥有成功，只要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就会有从头再来的机会。最重要的一点是，成人可以口头称赞孩子，尽量避免用金钱作为奖励。因为做家务活是每个家庭成员应尽的义务，而且做家务活的目的并不是想要得到一些物质的奖励，而是锻炼自己的独立性。

（3）找准兴趣，培养劳动的习惯。一般来说，孩子都喜欢家里来客人，成人就可以让孩子准备一些接待客人所用的物品，还可以让孩子来招待客人。让孩子做一些他喜欢的事情，可以调动他体内的积极因子，让他自动地去做事，这样慢慢地就会让他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

（4）让孩子有劳动实践的机会。对孩子进行劳动教育，不能只限于口头，而应该通过劳动实践来进行，多给孩子劳动的机会。如果成人在平常没有让孩子参加具体的劳动，那么，孩子是不太可能爱好劳动的。其实孩子具有很强的模仿能力，然而却被许多成人给剥夺了。比如，当他们看到妈妈在洗衣服时，他也会要求洗；看到爸爸在修电器，他也会在一旁跃跃欲试。当遇到这种情况，成人一定不要拒绝孩子，这个时候正是成人教育引导的好机会，给予孩子适当的肯定不仅可以保存孩子的劳动热情、培养孩子的创造能力，而且可以培养孩子热爱劳动的习惯。劳动创造财富，劳动创造一切，我们的祖先就是通过劳动演变成今天的我们。所以，大胆地让孩子动手去做每一件他们应该做的事，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吧！

篇2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与培训、迁移以及寻找新的工作是劳动者所承担的人力资本投资的三种类型。经典人力资本理论已经证实了教育与收入之间的相关性，而且通常认为受过较多教育的人往往具有较高的平均收入。而迁移行为和寻找新的工作则是通过提高既定的知识技能（这些知识技能是从教育和培训中获得的）在劳动力市场上所能够获得的价格来增加某人人力资本价值的活动。但迁移是具有选择性的，并非是所有人都愿意从事的活动。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年轻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具有的流动性要高一些。国外一些学者在这一方面给出了相应的经验证据。例如L. Long 曾指出在美国的同一年龄群体中，一个人是否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是推测迁移可能性的主要因素；A. Speare and J. Harris 对印度尼西亚不同年龄、性别和教育的农村劳动力的研究表明，具有小学以上教育的年轻人具有较高的流动倾向；L. Lanzona[3]对菲律宾的数据分析表明，个体所受的教育越多其流动的可能性越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教育不仅仅是影响个体收入的直接因素，而且也是影响另外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迁移的直接因素。因此，Sahota把教育称作是人力资本理论“内核”中的“内核”。

在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农村劳动力的迁移行为尤为突出。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基数巨大，农业劳动力严重过剩，农村失业和不充分就业人口大量存在，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开始向城市转移。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这个行为确实给劳动者及其家庭带来了相应的回报。李实通过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分配效应的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确实提高了外出打工户家庭的收入水平。但这并不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我们关心的是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和收入的影响。胡士华利用2000-2002年数据检验了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概率的影响，但并没有指明劳动力流动和收入的关系。另外虽然侯风云和赵力涛等国内学者分析了人力资本对外出劳动力收入的影响，但却没有分析其流动的成因。与现有的文献不同，本文既研究了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又分析了教育对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工人员的收入的影响。

本文第二部分对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农人员的统计特征进行了描述，并给出了各教育-年龄组劳动力流动倾向。第三部分利用二元逻辑模型分析了教育以及其它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的作用效果。第四部分给出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前后教育对其收入的影响效果。另外，我们在构建人力资本模型时，特别地将劳动者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因素也考虑进来，以尽量减少教育收益的估计偏差。

综上所述，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研究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倾向及其收入的影响，提供一个更为直观地理解我国劳动力市场行为的实证依据。

二、农村劳动力统计特征描述与分析

本文使用的微观数据集来自于2005年吉林省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其调查对象覆盖了吉林省各个城市和农村的现有人口和外出人口，因此能够较全面地反映吉林省的人口特征。该数据集提供了户主、配偶、子女、父母等每一位家庭成员人口和经济信息，包括出生年月、性别、受教育程度、月收入、户口性质、婚姻状况、工作单位类型等。在选择样本的时候首先需要明确一个事实——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性别歧视 ，为了尽可能消除这种影响，我们将农村15岁以上的男性作为基本样本集。由于农民的收入并不是按月获得，因此我们将其年收入换算为月收入。最终样本总量为15305，进城务工样本数为1118，占总样本的7.3%。样本的平均年龄为23.06岁（最小年龄为15岁，最大年龄为31岁），可见我们研究的是农村中年轻一代的劳动力流动状况和教育收益。

对于进城务工人员，主要包括两类流动人口：一类是在城市中定居的农村劳动力，另一类是暂时到城市打工的人。我们通常称后者为“候鸟式”流动，当他们赚到一些钱或者家里需要他们时，他们可能会返回农村。

可以发现，进城务工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866年，而农村务农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359年，即具有较高平均教育水平的年轻人在流动过程中似乎占有优势。这与少数发达国家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大多数研究结果一致。

本文中使用的收入数据是个体的可支配收入，不包括个体的实物收入，因此可能会低估农村收入。同时，本文也没有考虑城市和农村生活的成本差距问题。在农村，很多人的劳动可能不被支付现金，他们收到实物或以换工的形式得到报酬，这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生活成本，而相应的进城务工人员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收到现金。如果对其进行调整，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可能会变小。由表2可以发现，当我们控制年龄变量时，无论是进城务工人员还是农村务农人员，其收入都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尽管增加的幅度不同。当同时控制年龄和教育变量，我们发现除了单样本组和零样本组之外，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要高于相应的农村务农人员的收入。这符合人们通常的预期，即教育对那些在城市中找工作的人来说比在农村更有帮助。

给出了不同教育-年龄组的劳动力流动倾向。从总体上看，劳动力流动比率随年龄的增加具有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但随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迁移率对于那些教育程度低（初中及以下）的人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加具有“高—低—高—低”的趋势，表明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倾向于在年轻时流向城市，在20-24岁时返回家乡，并在25-29岁时重新返回城市，30-39岁又回到农村。出现这种趋势的原因可能是由于20-24岁是适婚年龄，农村青年返乡结婚几年后又重新回到城市中工作。对于那些具有高中和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来说，迁移倾向高于同年龄组的其他人，并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

三、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劳动者的流动在市场经济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依靠劳动者在雇主之间、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来进行劳动力配置。根据Harris和Todaro假说，发展中国家的个体迁移决策是基于期望的收入差距[10]。如果劳动力流动仅仅是由收入差距所引起的，我们希望发现对于那些从流动中获得最大的收益组的流动率是最大的。关于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之间标准假设的直接检验就是对表2中“平均对数收入差距”和表3中“流动倾向”进行相关性分析。鉴于收入差距缺乏系统地变化，因此两者之间不存在较强的联系并不奇怪。实际上，流动倾向和收入差距之间简单相关系数为0.279，虽然符号是正的，但是相关性并不是统计显著的。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以及它们的作用效果。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除了预期的收入差异外，个人的教育、年龄、婚姻状况也是决定流动性大小的主要因素，其中教育对流动者预期收益的影响尤为显著。已有的国外相关文献也表明年轻人和具有良好教育的人所具有的流动性要更高一些 。为了检验这一结论是否也适用于我国，本文运用二元逻辑模型对其进行了分析。

可以看出，一方面教育对劳动力流动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不同层次的教育水平对外出务工的影响差异较大，并且这种差异具有随着受教育程度增加而递增的趋势。其中高等教育对外出影响最大，而小学教育的影响并不显著。Spence曾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解释，即教育程度为雇主提供了劳动者能力的信号，因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流动者更容易被雇佣；另外教育提高了劳动者适应城市环境的能力。具有较高教育的流动者相应地具有较高的生产力，因而可以提高其在城市工作的工资水平。而且如果个体的教育水平太低，则其流动后的预期收入并没有想象的高。已有文献资料指出在我国具有初中以上教育的年轻人有着较高的流动倾向 。

另外，年龄、婚姻状况以及家庭背景对劳动力流动都存在显著的影响。年龄对劳动力外出的影响虽然小但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而且符号是正的。即随着年龄的增加，个体外出务工的概率是递增的。这似乎与其他文献的研究结果不相符，但实际上这与我们选择的样本有关，样本中个体的年龄在15岁至31岁之间，因此该估计结果反映的是影响青年外出务工的概率 。并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单身的年轻人趋向于外出务工，这与其没有妻子儿女的约束有关。此外，作为家庭背景的变量——父母的收入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劳动力外出务工也有正的影响，其中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作用效果不显著。家庭背景变量对个体外出务工存在正的影响，一方面是由于个体的父母收入高代表其家庭条件较好，则该个体可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从而在流动后得到更高的预期收入；另一方面与流动成本有关，即家庭条件好的个体可能不会安心的留在农村获得一份不高的收入，而更可能向城市流动。

四、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影响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通常假设收入会随着个体的教育、经验和特殊技能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如果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个体的收入可能由于其所在部门不同而不同。同时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的家庭背景对其收入也存在显著的影响。考虑以上因素，我们建立收入模型。

回归结果表明教育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影响高于其对农村务农人员收入的影响。其中，初中毕业的进城务工者的教育收益（0.150）大约是相应农村务农者教育收益（0.038）的4倍，大专毕业的进城务工者的教育收益大约是相应农村务农者教育收益的2倍，而对于高中毕业的人群，无论是进城打工还是在农村务农其教育收益大致相同。因此，对于具有初中和大专教育程度的个体来说，进城务工会较大地提高其收入水平；而对于具有高中教育程度的个体，其是否进城对其收入影响不大。这可能与正规部门为高中学历的个体提供的工作数量较少有关。很多正规部门的组织机构在招聘时往往要求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在大专以上，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个体则很难进入这些部门；而非正规部门的工作通常初中毕业的人就可以胜任，所以体现不出高中教育的比较优势。

此外，在同一个群体中，个体收入随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单调递增，但是这种增加并不是线性的。进城务工人员中，高中毕业的教育收益（0.222）比初中毕业的教育收益（0.150）高出7.2%，而大专毕业的教育收益（0.7）比初中毕业的教育收益高55%；农村务工人员中，高中毕业的教育收益（0.203）比初中毕业的教育收益（0.038）高16.5%，大专毕业的教育收益（0.365）比初中毕业的教育收益高32.7%。

同时结果也表明小学教育对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农人员的收入都没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教育对个体收入的影响确实存在“阈值”效应，即个体所受的教育必须累计到一定程度才能对收入产生影响。而本文中的教育“阈值”就是初中教育。

关于回归结果，我们还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父母的教育程度对子女的收入有一个显著的、负的影响，虽然这与一些文献中的结果并不一致 ，但是J. Behaman and M. Rosenzweig[13]在研究增加妇女的教育是否会增加孩子教育的问题时，发现增加母亲的教育对孩子的教育来说并不会产生有益的影响。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母亲其在家时间相对要少，使其抚育孩子的时间减少，从而使孩子的教育并没有显著的增加。类似地，我们认为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会使父母双方疏于对子女的照顾，从而降低了影响孩子收入的禀赋。

除了教育是影响其收入的主要因素之外，经验、父母收入以及工作类型都对个体收入存在显著的影响。

经验对收入有一个小的影响。通过对两个组的回归结果比较，我们发现虽然经验变量对进城务工人员收入的影响比对农村务农人员的收入高，但是优势非常微小（大约1.4%）。这可能与我们所选的样本有关。样本中个体的平均年龄为23.06岁（最小年龄为15岁，最大年龄为31岁），因此经验值较小，导致由经验差异引起的收入差距并不是很明显。但是估计结果也大致说明了相对于农村务农人员，经验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更重要一些。

父母的收入对于个体收入也存在着显著的影响。父母收入对农村务农人员收入的影响大概是对进城务农人员收入影响的2.2倍。这可能是因为对于留在农村务农的人来说，他们的土地基本上是和父母的土地在一起的，一起耕种、一起收割，然后得到自己相应的收入；而对于在城市中打工的人来说，这种依赖性会大大降低。父母收入对进城务农的人收入有正的影响是因为父母的收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个体的家庭背景，父母收入高表明其家庭条件较好，这对于在城市中搜索工作的个体是有利的，他可以不必忙于找工作；而对于家庭条件不好的人来说，他会急于接受第一份工作，尽管工资比较低。

工作单位类型不同，个体收入也有显著的差别。对于农村务农人员来说，由于大部分个体都是土地承包者（占样本的92.4%），所以只有这个因素对个体收入有影响，而其他工作单位类型对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来说，在集体企业工作的人收入最高，以下依次为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土地承包者的收入最低。大多数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文献表明正规部门的收入会较高，正规部门主要包括政府和大规模企。可是本文并没有得到这样的估计结果，这是因为在国有企业上班的个体，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做一些体力劳动，因此收入并不高（44.5%的人在制造业，20%的人在建筑业，31.2%的人在运输业）。

回归中使用6个因素解释了进城务工人员收入变化的39.8%。这意味着进城务工人员收入中教育、经验、家庭背景和雇用部门等因素可以在较大程度上解释收入的变化。农村务农人员的收入与这些因素的相关性稍微弱一些，收入变化的36%可由表5中的回归系数解释。

五、结论

本文运用吉林省2005年的微观数据，针对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收入以及流动可能性的影响进行了统计分析和计量检验。得出以下结论：

（一）具有相似年龄和教育背景的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农人员相比，当我们控制年龄变量时，无论是进城务工人员还是农村务农人员，其收入都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当我们同时控制年龄和教育变量时，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均高于相应的农村务农人员的收入。

（二）收入差距与各个教育——年龄组之间的流动倾向存在着正的、弱相关关系。因此影响我国劳动力流动因素中，除了收入差距之外，教育因素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外出务工的概率越大，即具有大专学历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可能性最大，高中次之，初中最低。小学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概率没有显著影响。

（三）教育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收入的主要因素之一。教育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影响高于其对农村务农人员收入的影响；而且在同一个群体中，个体收入随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单调递增，但是这种增加并不是线性的；此外，教育对个体收入的影响存在“阈值”效应，即个体所受的教育必须累计到一定程度才能对收入产生影响。对吉林省而言，“阈值”是初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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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学劳动教育；现状；建议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19-206-01

在当下的学校教育中，劳动教育中似乎还是可有可无的“附加物”，甚至还变成了惩罚“差生”的工具。

小学生鄙视劳动、不尊重他人劳动、不珍惜劳动成果的现象比比皆是。在这个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信息化时代，一个彰显人和谐自由个性和创造性的时代，为人生谋幸福是这个时代教育的主旋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回归劳动教育在小学教育中应有的地位，寻求一些策略是有价值的。

一、问题的提出

当下，从学校、家庭、社会等诸多方面看，忽视少儿劳动教育的现象十分严重，存在问题突出。小学教育是为了人的发展奠基的，让小学生通过参与适度、适当的劳动，在劳动中获得积极而富有创造性的体验，让学生在劳动中体验创造“新我”的成长快乐是十分必要的。针对劳动教育在小学教育中不被重视，主要表现在教育的思想观念上存在着不重视、忽视甚至鄙视劳动，在课程设置上劳动教育内容指向不明，在教育形式上片面单一等。作为小学德育工作者需要直面问题，寻求一些解决的策略。

二、小学劳动教育的现状分析

在教育的思想观念上存在着不重视、忽视甚至鄙视劳动。在我们的教育思想观念中，有着不重视、忽视甚至鄙视劳动教育的思想观念。

从学校的角度说，学校迫于升学的压力，劳动教育纸上谈兵，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或者将劳动教育与“劳动改造”划了等号。学生迟到早退罚扫地一周，作业未及时完成，罚花园浇水一周，损坏公共物品罚擦玻璃一周。从家长的角度说，一怕劳动耽误孩子的学习时间，所以就尽一切可能进行包办代替，孩子只要文化课学习成绩好，什么都是次要的。

笔者最近参加区内关于幼小衔接的家长咨询会。一百多位家长的问题都集中在：上小学前要识多少字？数学计算要提前学吗？英语单词要背下来吗？诸如此类的全是对掌握学科知识的问题。当我问家长，你们的孩子自己的事能自己做吗？只有个别家长说能。家长们普遍只关注孩子学科知识的积累，对孩子是否要自我劳动，觉得没必要。家长还常常拿孩子不努力学习，将来就当马路工、农民工或笨重的体力工来鞭策教育孩子。

三、改进小学劳动教育的几点建议

小学德育工作主要通过生动活泼的校内外教育教学活动，对学生进行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公德教育、社会常识教育和文明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

让小学生热爱劳动，这需要来自家长、教育工作者、社会的共同参与。从实际出发，遵循教育规律，开展适合少儿身心特点的劳动实践活动，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劳动教育的内容，丰富拓宽劳动教育的内容和渠道。结合实际，积极组织开展劳动实践。使学生在劳动中接受教育，提高认识，经受检验，增长才干，在实践中成长、成才。

1、加强家校合作，拓宽小学劳动教育的渠道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劳动观念是在七岁半至九岁半之间逐步形成的，也就是说小学低年级至中年级阶段，是劳动观念的形成阶段。这时的教师及家长应利用好自己的优势，在这一关键期，使儿童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让“劳动光荣”的思想植根。因此，劳动教育在小学阶段要十分重视对家长的引导，让家长对孩子有正确的教育理念。首先要改变中国家长轻视劳动教育的观念。让家长从小注重培养孩子的生活能力，提高劳动意识。学校在家长中大力宣扬劳动关荣的价值观。

德国的家校合力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有专家说，“德国制造”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他们的孩子从小掌握了较全面的劳动技能。德国的父母秉承“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理念。德国人在欧洲有“动手大师”的称号，为了培养出“巧手孩子”，德国的教育部门制定出三步走的“进度表”。幼儿阶段要学会简单劳动，具备初步劳动能力，小学阶段接受课程化技能训练，请有某一方面技能的家长做辅导员。通过考核获得“小海马”技能证书，鼓励离校近的孩子走路或骑车上学；中学阶段要有三个月的社会实习经历等。让孩子从小就成为能生活自立的人而感到骄傲。只有在家长、学校双管齐下、形成合力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良好的效果。

2、整合课程资源，让小学劳动教育符合孩子的天性

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曾经这样的表述：“在任何情况下，劳动如果没有与其并行的教育，没有与其并行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教育，就不会有教育的好处，会成为不起作用的一种过程。劳动教育不与其他形式的教育结合，是难以完成教育的任务的。”

劳动教育与艺术教育相结合。所有的艺术创作过程都是劳动的过程。让小学生体会到练习声乐、弹奏乐器、绘画、舞蹈都是劳动的过程，可以说，劳动不仅创造了美的生活，也创造了美的感受。

分数的高低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教育本为劳动，本为劳动的教育能使人更善于劳动、乐于劳动，使劳动变得更光荣和美好。希望通过这些劳动评价，让劳动教育与生活相联系，从小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形成良好的劳动习惯才是我们所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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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理论；模式；比较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6-0164-02

一、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比较

1.刘易斯二元经济及其劳动力转移模型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建立了二元经济模型及其劳动力转移模型。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这种现象：经济是由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组成。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的工资差距，造成了劳动力的流动。现代部门不断将利润转化为资本，以增强其吸收劳动力的能力，从而工资水平基本保持不变，直至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被全部吸收。于是，现代部门大大扩张，传统部门只有在剩余劳动被吸收完毕后劳动生产率才能提高，传统部门的就业者的收入才能改善[1]。

刘易斯经典模型采用边际分析方法，从增量变化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及其成因，开辟了全新的研究思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符合发展中国家现实的。但刘易斯的模型是基于生产技术停滞，土地等其他农业生产要素不变的前提下建立的，而当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均不完全处在典型的传统农业阶段上，故不考虑技术进步及其他要素的影响，显然不合现实；另外，以零值边际生产率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否存在的判别为标准，是将农业与现代工业视为同质产业，而忽略了农业是对外部自然条件依赖性强，风险性大的产业，因而这样的标准不准确[2]。

2.拉尼斯―费景汉劳动力转移模型

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刘易斯模式有两点缺陷：（1）没有足够重视农业在促进工业增长中的作用；（2）没有注意到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使农业产品出现剩余应该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先决条件。于是，他们提出了一种从动态角度研究农业和工业均衡增长的二元结构理论，被称为拉尼斯―费景汉模型。该模型基于刘易斯模型对不发达国家经济部门的划分，把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业边际生产率等于零，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显形失业人口，劳动力的供给弹性无限大。第二阶段，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提高，其值介于零和不变制度工资之间，农业部门存在隐性失业。第三阶段，农业部门已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农业边际生产率高于不变制度工资水平，农业部门商业化，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不再取决于制度工资，而由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和市场共同决定。此时，农业与工业两部门平衡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消失，劳动力转移进入商业化时期，相对于每一个工资水平，均会从农业部门释放出一定量的劳动力[3]。

3.托达罗城乡劳动力转移“预期”模型

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这样一种普遍现象：虽然城市中失业和就业不足不断加重，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还是涌向城市。托达罗就这一现象解释为：尽管城市存在失业，使得就业概率下降，但只要预期收入仍大于劳动力从农村迁出的成本，迁移就会发生。托达罗的城乡劳动力转移“预期”模型如下：

M=f（d）

f'>0①

d=p・w-r②

①式中，M表示从农村迁入城市的人口数，d表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f'>0表示人口流动是预期收入差距的增函数。②式中，w表示城市实际工资水平，r表示农村实际收入，p表示就业概率[4～5]。

托达罗城乡劳动力转移“预期”模型补充了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完善了二元经济理论。托达罗模型强调农业与工业发展同等重要，指出单靠工业扩张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问题，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才是解决城市失业和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等观点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但存在如下不足：（1）该模型假定农村不存在剩余劳动力，这与人地矛盾尖锐的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不符；（2）该模型隐含假定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农村―城市的顺向转以后，不再进行逆向转移，这也不合事实[6]。

4.乔根森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

乔根森的论点可以概括为：（1）农业人口，包括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费结构的变化，是消费需求拉动的结果。（2）农业人口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基础是农业剩余，而非农业部门存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和低于实际工资的剩余劳动。（3）农业剩余是指农业部门产品的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经济增长超过人口增长是必然的，农业剩余的出现也是必然的。（4）在农业人口向城镇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中，工资水平并非固定，而是不断上升的。

乔根森理论使用新古典主义分析方法和以农业剩余为基础创立理论，更强调农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作用，更看重市场机制对劳动力转移过程的影响。

二、国内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比较

1.经济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

高国力在“区域经济发展与劳动力迁移”（1995）中，基于托达罗预期收入模型，把预期收入具体化为区域经济收入差距。他认为经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区域经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分为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和经济结构因素。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劳动力转移越活跃，其转移水平也越高。

2.个人特征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

在个人特征因素在劳动力转移决策中的作用研究中，就转移者受教育方面，赵耀辉的结论是：正规教育对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很小，但对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有显著的影响；就转移者性别而言，城镇地区的劳动力需求主要偏向男性。就转移者婚姻状况方面，已婚使转移概率降低2.8%。在转移者年龄上，转移的概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低[7]。

而朱农发现教育仅仅对于男性的转移决策有正的影响，对女性则没有。性别是对转移决策有重要影响的变量之一，女人较男人不喜欢转移。并发现婚姻状况对转移有显著的负影响，对这种结果的首要解释是已婚的劳动者具有较高的转移成本（包括现金成本和心理成本）[8]。

3.制度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

蔡研究了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他的研究结论是：传统的发展战略以及户籍制度限制了潜在的转移行为，正在进行的改革放松了对劳动力转移的控制，因为中国的改革远没有完成，制度障碍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预期收入还是人力资本禀赋对转移动力的解释都是不充分的。在某种程度上，制度改革在促进劳动力转移方面将更为重要[9]。

三、中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比较

1.英国圈地式的强制性转移模式

英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始于15世纪末，止于19世纪中叶。从转移模式看，英国选择的是圈地运动式的强制性转移模式。土地面积狭小是强制性转移模式实行的主要原因。英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不是建立在农业高速发展的基础上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英国在人口城镇化过程中所需要的粮食和作为原料的农产品主要来自国外。英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在经历了资本积累初期的困苦后，其转移逐步步入正轨。特别是在20世纪初期以后，农村富余劳动力持续、缓慢地向工业、第三产业转移。

2.美国自由迁移式的转移模式

美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始于19世纪20年代，止于20世纪70年代。从转移的具体模式看，美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属于自由迁移模式。从转移方向看，吸收农村劳动力的部门基本为大城市的工业部门和包括商业和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部门。美国农村富余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具有地域转换先于职业转换的特点。美国在工业化的同时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美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以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为前提的。“交通革命”在幅员广大的美国的工业化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交通运输业的繁荣不仅吸纳了大量劳动力，而且降低了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成本。铁路运输不仅适应了工业革命的物流需要，也促进了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进程。

3.日本政府主导式的转移模式

日本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始于在20世纪60年代，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完成。日本政府针对本国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的特点，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进行了有效干预，走出了一条政府主导式转移的成功道路。在转移初期，日本政府重点扶持规模较大的自立经营农户，鼓励小农户脱离农业，转向非农产业。日本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农村富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创造了条件。日本将国民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

4.中国探索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巨大，且人均农业资源占有量少。以孔祥智为代表，提出“双梯度交叉转移模式”[10]。“双梯度交叉转移模式”的含义是：劳动力的差异性梯度和地区性梯度交叉进行转移。具体地讲，浅层次转移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农业内部转移，它是指种植业的剩余劳动力向畜牧业、渔业、林业等方面的转移。二是农村内部转移，它是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的转移。通过农业组织的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拓宽农业内部的就业渠道，提高农民的边际收益，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内部转化，为最终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地域、职业彻底转移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Lewis,W Arthur.A Model of Dualistic Economic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4，（36）：46-51.

[2]何景熙.不充分就业：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的核心与实质[J].调研世界，2000，（9）：9-10.

[3][美]费景汉，拉尼斯.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4]Todaro M P.A model of labe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9，（1）：138-148.

[5][美]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

[6]张云峰，王录仓，王航.西方国家基于“二元”结构农村劳动里转移理论评述[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3）：114.

[7]Zhao,yaohui(1999),Migration and Earnings Difference:The Case of Rual China,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47，

（4）：767-782.

[8]朱农.论收入差距对中国乡城迁移决策的影响[J].人口与经济，2002，（5）：10-17.

篇5

9月初，山西省政府全面推进兼并私人煤矿的改革，明确将全省2840多座煤矿收归国有，到2010年仅保留1000座，标准为年产300万吨，单井90万吨。平均单井产能不到30万吨的山西煤矿试图一举超越后起之秀内蒙70万吨左右的单井规模水平。

产业集中度的蓝图之外，矿难问责的压力更显迫切。七大国有集团接过私人煤矿安全监管的摊子，山西各级官员可望不再因拙于防范矿难坐在火山口上，“走马灯”式换人的尴尬可不必再出现。

但此次源自安全生产辅以提高产业集中度的改革，其激进的措施，引发“世间再无煤老板”的社会感叹之外，亦使长期的官煤利益共同体骤然破裂，释放出各方冲突。山西煤老板罕有地集体以“钉子户”态度拖延之外，亦如前文所述试图发挥其传说中“手眼通天”的政治影响力，以对抗山西省煤政的高压。

改革带来的山西煤业前景，亦招致业内和学界评议。兼并完成之后，素以管理低效著称的国企，面临延长了的管理路径和叠加的管理层级，是否能有效控制减少矿难？民营资本被限制乃至出局之后，仅仅依靠资金匮乏和利润率相对低下的国企，能否令山西夺回全国煤炭一哥的地位？以数月之功解30年之历史痼结，跃进式的兼并背后，诸多法理缺陷和利益冲突，可能释放出恶果，使本次改革“盛事”，如同5年前的私有化一样猝然中辍。

与前述煤老板北京游说的行动相呼应，近日浙江省国土厅、司法厅及省协作办等部门，出人意料地了《浙商在晋投资煤矿企业在山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背景下可能遭受重大损失》的调研报告，质疑山西的整合措施无法律依据，也与国务院煤炭产业政策相冲突，呼吁中央政府重视山西煤矿国有化过程中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维护浙江、福建等地民企在山西的合法权益。此外，福建省政府亦派员赴山西协商。

煤老板的政治影响力，于此已可见一斑。眼下山西政府设定的兼并期限迫近，但围绕煤改进行的各方博弈，却远未到定局时分，其结局也许饱含戏剧性。

安全与兼并的利害交易

120万吨的规模，尚不能确定保留，这个消息让李景玉有些大脑短路。

储量达到2000多万吨，设计生产年限20年，3年前开始建设的煤矿让李一举夺得了当地民营煤矿第一的称号。

要年产300万吨，才能确定成为兼并主体。李尚在等待命运的裁决。

让李感到无奈的煤业整合，最先从临汾开始，发端正是一再撼动山西政界的安全生产。去年4月15日，“12・5”矿难后新上任的临汾市领导班子，要求煤老板把生产管理权全部交给国家级大型煤炭集团。

“安全主体责任此后全部由企业负责，政府不再负有责任”，这样的改革设计，令政府官员的仕途有了一个缓冲带，国有企业代替政府煤管、煤监系统成为安全责任主体，转换身份后的私人煤矿即使仍旧发生矿难，问责也不再直接落到当地吏员头上。

今年初发生的山西屯兰煤矿矿难即是例证。出事煤矿隶属山西焦煤集团西山煤电公司，事后该矿矿长和总工被免职，而事发地官员不致连坐。这与私营煤矿出事之后，一头对矿主追逃一头查办当地官员的情势相比，显为上选。

临汾的试行意见稿中，共有托管、租赁、收购、控股4种方式，为民营煤矿挂上国营企业的牌子。“虽然新建矿井要求为90万吨，但30万吨的矿井经兼并依然可以保留。”

临汾煤老板刘冬平选择了托管的方式，同意支付15%的管理费用，与一家指定的外省国营企业签订了合同，此后的生产管理与安全责任完全由对方负责。

领会了上面的意图，刘的第一个合同签得非常痛快，“政府和自己都省心，一点管理费，还出得起”。

但此次可称温和的改革尚未完成，强硬的反对意见纷至沓来，外省企业的介入被否决，刘的第一份合同失效。紧接着，省内五大煤炭集团被赋予兼并的责任。山西五大煤炭集团企业，按山西资源分布划定区域，区内民营煤矿收购或者控股，之前的托管、租赁已被剔出改革条款。

临汾地区内指定霍州煤电集团作为主体进行兼并重组，刘几经谈判，对方以1亿多元的价格兼并了他的煤矿，同时，他保留30%的股份。签订了第二个合同的刘，一度以为改革就此结束。

随后，今年4月，山西省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悄然出炉，保留矿井从1500座缩减到1000座。“一下子把产能门槛提高到原来的3倍，以区域的全行业阵容占到了国内井工矿的高端，至少是为未来20年的产业发展布局。”有专家称。

对国有煤业集团来说，它们虽接手了矿难的问责，却可称改革的受益者，一举低成本解决了资源被私人盗采和发展储备两大难题。

谈判从头开始，兼并主体分外强势，从北京回到临汾的20多天，一轮又一轮的谈判令刘分外疲惫。国营集团一再压价，兼并陷入僵局。

直管模式与经济效益 2007年5月5日13时50分，山西省临汾市蒲县克城镇蒲邓煤矿发生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28人死亡。图为5月7日准备进入矿井的救援人员。

去年就职时表态要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的山西省长王君，让民营煤矿基本停产一年后，对山西煤炭改革方案无疑有了更多重的考虑。

经过一年的金融危机，负责兼并重组的七大国营煤炭企业成为山西经济的中流砥柱。

2009年4月，在山西经济一季度负增长达8%时，国营煤炭企业却有着良好的表现。1-4月，山西煤炭产量17.40%，销量下降29.4%，但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吨煤综合平均售价同比提高83元，销售收入同比增加63.95亿元，上缴税金61亿元，同比增加17亿元。煤炭企业提供的税费收入占全省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提高了11.64个百分点。

这样的表现似乎应和山西的现实需要，被内蒙夺走产煤一哥座次后，多年在煤炭产业说一不二的山西，急切需要一次调整。而前述的金融危机局势下山西国营和私营煤矿态势的转化，被山西官方视为给此次改革提供了条件。

一份由当地政府替煤老板签订的框架协议，可以清晰地体现这次改革之后山西煤业的治理蓝图。

框架协议写明，兼并集团在当地设立非法人分公司，作为集团公司的派出机构，行使业务处室管理职能，分公司对各个兼并后成立的子公司进行全权管理。

该公司设立经理一名、安全监察处长一名以及其他职位，“对6个子公司实行销售、供应统一管理，集中销售与采购”。其中一名行政副经理注明“由其他股东选派”，代表了煤老板们此后在企业中的现实发言权。

同时，分公司安全监察处长、总工程师、经营副经理部直管到下属6个子公司，子公司不再设相应的岗位。生产技术部、安全监察部、准备机修队、监测监控队等管理部门，完全由分公司负责，子公司一概不管。

对各子公司的行政人事管理，亦完全由分公司掌控。“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各子公司股权结构、经营资源等实际情况，子公司设立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完全由矿业公司主事，唯有行政经理由其他股东选派。”

“这还要我们干什么，6个公司仅能派一个行政经理”，一位矿主提出，被兼并方需参与财务管理，甲乙双方共同定价，“否则他卖了我们也不知道”。

为避免子公司的管理分歧，私人矿主不得控股。子公司由评估之后的煤老板原有矿井资产和国营集团分公司的新注入资产合股而成，煤老板占的最高股权不能高于49%。但这并不能消解此后合资子公司中可能出现的剧烈矛盾。

山西焦煤一位副总称，大集团亦不赞成现在的激进整合模式。急剧的扩张之下，人才、资金都存在很大的压力。他举例称，山西焦煤是三大矿务局合并而成，但此次兼并了170多个煤矿后，拥有的矿井数是原有矿井的4倍，尽管火速培训了一批管理人才，但远远不够。

焦煤并不是人才荒最严重的兼并主体。“你说煤运这些企业，原来都没多少煤矿的企业，这次整合了190多个，它们哪儿来的成熟的管理人才。”整合之后，控股层级增加，管理环节拉伸，成本上升和效率下降是必然的。

对于山西省高度集中的行业蓝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研究员钱凡平认为，山西以为“提高了集中度就可以掌控市场，就可以提高价格”，“这个概念是不对的，并不是提高了集中度，就可以掌控市场，山西5亿吨的产能在整个煤炭市场中并不是最大的，产能的增量是向内蒙转移的”。“‘国进民退’并非一致的愿景，效率和效益是会下降的。”

兼并主体国营企业的资金实力和盈利能力颇受质疑。根据资料，汾西矿务局2007年的盈利仅为1.2亿元，2008年的目标为1.8亿元。“如果让我生产，我比他们挣得还多。”矿主王武全说。王质疑，合股子公司成立之后，汾西矿务局如何筹措资金投入筹划中的巨大规模的新矿井建设，何从保证利润？

对国企的注入资金复产扩产能力，地方政府也不信任，临汾市政府要求各兼并主体每吨煤交100元保证金，之后按煤矿建设复产进度，连同利息一并返回。

“它进来后要停个两三年，那我们怎么办，没有煤，临汾的经济基本就停了，财政吃什么饭。”据了解其他地市亦有准备跟进者。这对于几乎天天去省政府报告兼并进度的国营集团来说，无疑是另一股可能绷断资金链的拉力。

为支持国营集团的兼并，山西省委省政府出台文件，要求当地各类金融机构应积极支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在金融资源投放决策时，优先给予兼并重组企业信贷支持，对其贷款授信和不良债务回购等予以优惠。

由于银监会关于银行不能贷款用于企业并购的规定，这些贷款只能投放于以后的购买设备和矿井改造。但国营煤炭企业的低利润率，使银行贷款心存疑忌。彼时因煤改被迫出局的巨额民间资金，或将成为山西煤业发展的心痛之失。

兼并的利益震荡 2007年5月15日，山西省，工作中的煤矿工人。

今年4月，山西省政府出台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后，再次下发推进兼并重组的10号文件，兼并刘冬平的主体最终换成了阳泉煤业。

“如果说前两份合同，侧重点是以大型煤矿的经理和管理水平来管理个人煤矿的话，这次则有了本质的变化。”刘冬平说，要害变成了压价。其实质在于促使七大主体积极推进兼并：

签订完框架协议刘冬平深深后悔，30万吨的那次扩建，真不如不改，“在自己响应政府产业政策历时两年的建设中，那些保留下来15万吨的煤矿在1800多元煤价中，赚得盆满钵满”。

政策的不延续性及补偿的不合理性是此次改革的最大阻力，山西发改委一位人员称。

在本轮改革的拉锯中，煤老板当初在煤矿私有化拍卖中付出的资源价款，其补偿标准几经争议，最终确定为原金额的1.5～2倍。但眼下被关闭的私人煤矿，都没有到手退还的资源价款。

钱凡平称：“山西的这次改革是跟整个国家的改革进程不相适应。过去80-90年代煤矿赔钱的最低点，你怎么不说收购人家，现在形势好了，又要一刀切，这是说不过去的。这样事情的结果可能是糟糕的，到时大家都不安定，生产过程中反而容易出问题。”

即使兼并顺利完成，如果分公司利润无从实现，煤老板们当初投入的现金将被迫血本无归。而对于兼并后的子公司和分公司，私人资本缺乏发言权，煤老板们被绑在了国企利润的车辕上。

面对改革者的蓝图，煤老板当起了钉子户，“我不答应，绝对不答应，我现在高利贷问谁要去？我还得还贷啊，西安、吕梁、太原我都欠了不少钱，2亿多的差额让我怎么还？”吕梁的张二全称自己要当一次钉子户。

2005年，张兼并了两个煤矿，得到1500万吨的煤炭储量，但经过两年建设，2008年，他将要产煤，却收到了再次整合的通知。90万吨是保留的最低产量。他刚刚建成的煤矿已经被淘汰。张称他为煤矿投入2.7亿元，而此次的评估价为7000万元。

即使是7000多万元的评估价，张也没有拿钱走人的机会，他们坚持让他入股。控股方国营集团对于子公司的注资，并非通过现金，而是政府给予指标的煤炭资源。政府文件规定，七大主体用于兼并增资入股的煤炭资源，出让价款可只收取20%。

面对过于苛刻的兼并评估，煤老板们纷纷当起了“钉子户”，原本态度爽快的刘冬平也被裹挟其中，煤改推进艰难。

据称，临汾已经开始流传煤老板私下约定，“谁当第一，同行们打断腿。谁当最后，叫纪委查得要抄了家”。能等一天算一天，能拖一分钟算一分钟。

为破解利益僵局，一些大集团摸索出了解决渠道，即提前复产。

“对接是前提，谈判是关键，复产是出路，破解这个连环套唯一的方法，就是尽决复产。你反正也干不成了，你要8000万，国资委只评估4千万，好说，你快让我接手了，然后你赶快复产，复产后先不要注册合资公司，挣了4000万。再开始合资。”大集团伸出的橄榄枝，一时令各方点头叫好。

在利益支配下，临走前的煤老板突击采煤，无疑是新一轮事故的导火线，而冬季，每每又是大事故集中出现的季节。

本刊记者结束采访之前，部分煤老板已再次奔赴各地躲了起来，而他们还在谈判中的煤矿，却已经偷偷开产，抢在兼并之前捞回一点成本。10月12日，山西临县三兴煤矿的4人死亡事件，亦与此种背景关联。

此种变通无疑会使安全生产的“终极目的”旁落。9月下旬，山西高层再度出拳。9月23日省政府召开加快推进煤炭资源整合和企业兼并重组座谈会，坚决要求10月底基本完成主体企业到位和证照过户换发工作，11月份全部通过验收。

第二天，山西省纪委公布资源整合中“十条严禁”，对资源整合现阶段中被煤老板拱出的此一漏洞全部补缺。

但利益鸿沟难填，铁腕能否万全？

煤老板的政治影响力

煤老板在中国成了一个负面名词，但世上再无煤老板，并不是所有方面都喜闻乐见。保留煤老板出力最大和数量最多的，当属山西各地市政府。

外界口碑极差的煤老板，在各级政府眼中，却是它们行政的一大助力。随叫随到摊派式的捐款，成为官员解决财政难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去年四川地震，山西某些地方政府规定煤老板捐款不能少于200万元。

临汾乡宁县前几年一直推行“一矿一事一业”，号召每个煤矿老板办一个非煤企业，以拉动就业与当地产业多元化，还有修路、盖新农村、绿化等公益事业。数年下来，已为当地一大特色。

失去煤老板后，乡宁在谈判中尝试将这种摊派式的任务，交给前来兼并的五大国营大矿。但强势的大集团不比煤老板。乡宁提出每吨煤另外收取非煤产业费、新农村建设金、地质灾害公益费140元后，遭到了大集团的严拒。“这种钱，我们绝对不会交，这明显是在违法收费。”山西焦煤一位副总称。

临汾一位当地官员称，这些副省级的大集团不同于煤老板，看看阳煤到乡宁谈判的人，比县委书记架子还大，再用对付煤老板的那种办法来，肯定是不可能的。

地方政府的争取让一批煤老板免于出局。山西省政府10号文件中地方煤矿25%的比例，比原定10%的水平大幅提升，正是源自地方政府推力。 2006年5月22日，准备观看中国煤矿文工团演出的矿工。

目前，灵石县因为资源限制，无法开展大型综采，当地县政府与市政府大力争取下，省里终于同意民营企业互相兼并，既达到了重组的目的，又没有引起抵触。

这样的模式对其他地方来说，不可复制。

在与山西政府的直接对抗中，煤老板处于现实的弱势。但作为一个暴富阶层，煤老板拥有与高层权力交换的财富。

以拖延策略应对整合的同时，当地纷纷流传，一些煤老板在北京加紧活动，希望高层介入调整山西煤改方略，甚至有煤老板试图对山西当地政府提讼。

篇6

（沈阳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辽宁沈阳110034）

摘要：采用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从7大省会城市多层次随机抽取60周岁以上老年人711人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老年人轻度以上抑郁情绪的发生率为76. 65%，易受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状况、体育锻炼态度、运动强度、时间和量的多重因素所影响；从抑郁情绪的程度上看，抑郁程度与运动能力呈负相关性，特别是老年男性表现得尤为明显。科学、合理的体育锻炼在提高运动能力的同时，还可有效地消除或缓解抑郁情绪的产生。

关键词：老年人；抑郁情绪；运动能力

中图分类号：G80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8X(2015)03-0040-0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1CTY023)．2011辽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WJQ20110250)。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日趋严峻的今天，老年人的健康倍受关注，而影响老年人健康的疾病谱中，心理问题占主导地位。有研究显示，70-80%的老年性疾病与心理因素有关，其中老年抑郁的危害尤为突出。它的特征是以情绪低落、焦虑、迟滞和繁多的躯体不适症为主，且不能归因于躯体疾病和脑器质性病变。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生理功能逐渐衰退，健康状况越来越差，生活自理能力逐渐降低，社交范围逐渐缩小，这可能会促使老年人抑郁情绪的产生与加剧，不利于保持健康。体育锻炼可以提高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通过参加锻炼，提高运动能力，可以减少抑郁的发生，但针对老年人不同抑郁情绪所表现出的运动能力特征研究还鲜有报道。为此，本研究以量表调查为研究手段，通过定量与定性有机结合，分析不同抑郁情绪在移动能力、肌肉力量、平衡能力三方面所表现出的特征系，旨在为更好地了解老年人心理状况、宣传体育锻炼价值、有效缓解老年人抑郁情绪提供理论依据。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从全国各大城市多层次随机抽取样本，选择天津以及辽宁、河北、陕西、山东、广东、云南等地区的省会城市，围绕社区、企业单位周边的公园、广场、健身指导站的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这些老年人无重大器质性疾病、残疾、精神和视觉、听觉障碍，年龄在60岁以上。发放问卷980份，有效问卷711份，有效率为72. 55%，其中男性为403人，女性为308人。

1.2研究方法

1.2.1 问卷调查法

问卷采用封闭式内容，老年抑郁量表和运动量表相结合进行调查。老年抑郁量表( GDS)是Brink等（1982年）创制，共30条目，10条反向计分，20条正向计分，最高30分，具体症状包含：情绪低落、活动减少、易激惹、退缩、痛苦的想法，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消极评价等，得分越高表明抑郁程度越高。而运动能力调查采用日本学者衣笠隆（2000年）研制的运动能力量表，运动能力分为移动能力、肌肉力量、平衡能力三级内容，共14条目，每题内容答“是”记1分、“否”记0分，最高分14分，0-7分视为运动能力低下，得分越高表明运动能力越强。

1.2.2 数理统计法

用Excel建立数据库，运用spss17.O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根据统计数据特点，计量数据以Mean±SD表示，计数数据以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 ANOVE)并结合多重比较检验。其中自变量为抑郁情绪等级，因变量为各级运动能力。P<0. 05为显著性水平。

2研究结果

2.1 老年人抑郁程度人数对比情况

根据分数划为无抑郁组（0-10分）、轻度抑郁组（11-20分）、中重度抑郁组（21-30分），表1显示老年男性在无抑郁组、轻度抑郁组、中重度抑郁组中所占比例高于女性，轻度抑郁组人数高于无抑郁组(18.28%)和中重度抑郁组(5.07%)，占76. 65%。

2.2 老年人抑郁情绪差异下的运动能力特征

方差分析显示，不同抑郁程度下，老年男性、女性在移动能力、肌肉力量、综合运动能力方面均呈现显著性差异；而平衡能力仅有老年男性有显著性差异(表2)，女性反之（表3）。从进一步的多重比较分析发现，老年男性的无抑郁组与轻度抑郁组在移动能力、肌肉力量、平衡能力以及综合运动能力中均表现出显著性差异（表4），而女性仅在肌肉力量和综合运动能力方面有差异（表5），但总体看，非抑郁组的运动能力要好于抑郁组。

3分析与讨论

3.1 老年人抑郁情绪的特征分析

抑郁是老年人中一种常见的不良情绪反应，主要表现为悲观、悲伤、失助、自卑和绝望，易怒、避世，甚至轻生厌世。研究显示，若抑郁情绪持续存在而被忽略，会延缓疾病的康复，影响生活质量，甚至会导致消极自杀等严重后果。

有研究发现，文化程度、身体状况、有固定职业、孩子文化程度是影响老年人抑郁的因素。本研究中，无抑郁情绪者仅占18. 28%，轻度抑郁情绪的比例最高，占76. 65%，这部分人群如果加以积极干预，会表现出“即现即消”的特点；反之程度会加重。此外，研究中中重度人数偏少的可能原因为：一方面，本问卷是在公园或社区中填写，样本对象大部分进行体育活动和娱乐，心情相对愉悦；另一方面，样本对象离退休后，由于文化水平较高，因而中重度抑郁人数少。

3.2抑郁情绪差异下的运动能力比较分析

运动能力作为人的身体形态、素质、机能、技能和心理能力等因素的综合表现，是评价机体生理功能的重要指标，提高运动能力就意味着机体的生理功能得到增强和改善，主要包括移动能力、肌肉力量、平衡能力。有研究发现，不经常锻炼的老年人抑郁程度高于经常锻炼者，其抑郁症的发病率也高，而体育锻炼可以改善老年人的情绪，降低抑郁程度，有助于老年人保持良好的心境。

移动能力是指人在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接受一定信号刺激后由一处向另一处安全、自由、有效地移动，也可称灵敏素质。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人的各组织器官机能下降，中枢神经传导兴奋或抑制时电信号的传递速度减慢，抑郁组与非抑郁组在心境状态上有所差异，抑郁组信号刺激神经的强度小，导致神经的传递速度更慢。研究发现，老年人移动步态不敏捷，使老年人举步时抬腿不高、行走缓慢、不稳，导致跌倒危险性增加。本研究中老年人参加体育活动较多的是太极拳和健身走，太极拳速度较缓慢，重心要求较低，人的髋关节动作幅度大，踝关节外展活动次数多，牵拉韧带。健身走双脚负重，使髋关节和踝关节的活动次数增多，这两种运动都提高了髋关节和踝关节的活动能力，从而降低了发生跌倒的机率。总体看，老年非抑郁组移动能力好于抑郁组的原因是：一方面，老年人运动的强度不同，非抑郁组主要表现出锻炼态度好，次数多，时间长的特征。另一方面，老年人成年期经历不同，心境不同。非抑郁组老人对未来充满希望，不畏惧困难，有积极向上的心态，而抑郁组老人会表现出情绪低落、迷茫、患得患失、内心纠结的消极情绪。

肌肉力量是维持人体姿势和完成动作等生理活动所需的，是指人体肌肉收缩产生的张力，张力是一块肌肉或肌肉群一次竭尽全力抵抗阻力的活动能力，所有的身体活动都是由肌肉收缩克服阻力产生的，均需要使用力量。老年人肌肉比较松弛，硬度下降，肌纤维横断面积小，快肌纤维萎缩速度快，肌肉中的血管含量少，氧气、营养物质运输能力差，各肌群的之间的配合能力下降。有研究表明，肌肉绝对力量的遗传度为35%，相对力量的遗传度为64%，也有研究通过肌肉活检实验显示，老年人通过运动能使已经萎缩的肌肉发生逆转，说明肌肉力量具有可塑性。研究中无抑郁组和轻度抑郁组老年人的肌肉力量具有显著性差异，可能与老年人工作岗位有关，进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对肌肉的刺激力量不同，体力劳动者进行大量劳动，肌有记忆性，肌肉力量大，反之，脑力劳动者肌肉力量小，使得肌肉的可塑性有差别。另一方面，情绪对神经的影响有关，感觉和运动这两种神经纤维支配肌肉，感觉神经纤维主要是传递肌肉疼痛和本体感觉，运动神经纤维主要感受肌肉的收缩与舒张。而抑郁是短期内当人遇到生活挫折、工作变更、社会关系紧张、天灾人祸等情况时，理所当然地产生抑郁情绪，不良情绪刺激感觉神经纤维，支配肌肉传递信息减慢，肌肉的兴奋性减弱，力量降低，所以抑郁是可以减轻和预防的。

平衡能力是指身体对来自前庭器官、肌肉、肌腱、关节内的本体感受器以及视觉等方面刺激的协调能力，前庭器官是人体对自身运动状态和头在空间位置的感受器，在维持平衡中占主导作用，本体感受器是感受身体空间变化并向中枢神经传递信息，视觉有感知位置和调节平衡的作用，这些器官对人体维持平衡、调整和保持姿势具有重要作用。平衡能力一般通过静态平衡活动和动态平衡活动来发展。有研究发现，代表静态平衡能力的单足闭眼站立指标随着年龄的增长其下降的速度最快，并且经常参加有氧健身者的闭眼单腿站立时间明显长于不参与者。通过运动刺激肌肉、肌腱、关节，可以提高老年人本体感受器对平衡能力的感知，改善中枢神经系统对肌肉与器官的协调，保证身体活动的进行。老年男性在平衡能力上主要是抑郁组与非抑郁组之间的差异，与前庭器官功能的下降有关，当身置发生改变时，前庭器将刺激传向中枢的速度减弱，而抑郁情绪会减慢信息的传递。老年女性无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运动强度、运动时间和运动量的无差别性，导致的运动效果相对较小所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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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劳动力 转移特征 农民工职业教育 培训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征分析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但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村内部的劳动力显得过于富余，需向农业产业和农村区域外转移，所以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指农村富余劳动力跨区域城镇转移和跨产业就业转移的过程。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向产业和区域外转移的过程中呈现出一些特点。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基数庞大，而且以青壮年为主力军

目前，在我国4.8亿农村劳动力中，扣除实际需要从事种植业、林牧渔业等农业产业和在当地从事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外，约有1.5亿是富余的。而且这部分人口当中能够向外转移的又以青壮年主。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和7100个行政村的抽样调查，2003年的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中，4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占85.9％，其中，25岁以下的劳动力占到了47.3％。每年大量的青壮年适龄劳动力转移到各大中城市，由于这些青壮年大多仅有初中以下文化水平，在城市就业难度随之增大。

（二）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与转移率成正比

我国农村储藏着巨大的人力资源，但劳动力素质偏低，已成为制约劳动力转移的一大“瓶颈”。2003年外出务工劳动力中，初中文化程度占66.3％,高中文化程度占10.8％，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4.3％,初中以上的占了81.4％，明显高于在家务农的文化水平。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低下既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层次的提高。因此，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是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实现稳定、有序转移的关键。

（三）职业转换与身份转换相分离

尽管我国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已在农业产业外和农村区域外从事非农产业，职业已实现了转换，但由于制度的影响，他们却无法摆脱自己长期以来默认的农民身份。大部分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只是作为商品的劳动力本身的空间位移，和劳动力转移相关的其他因素并没有发生变化，仍然处在城市化进程之外，他们不能摆脱制度强加给他们的农民身份，随时可能重新回归土地，而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口与产业转移。

（四）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呈“体力”型

农业部《2003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情况分析》显示，外出劳动力主要从事建筑业和工业技术工作，其中，从事建筑业的占26.1％，从事工业技术的占24.3％，从事餐饮业的占9.3％，从事商业经营的占7.7％，从事运输业的占7.0％。外出打工群体中，拥有较高文化程度和专业技能的人员比重较小，大多从事“苦、脏、累、险”且工作时间长、体能消耗大的重体力工作，劳务工资低。外出农村劳动力普遍希望接受专业技能培训。

二、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

从以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分析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真正转移出去，归根结底取决于农民是否具有较高的素质。素质的核心是受教育程度，而能够实现转移的农村劳动力都是成人劳动力，已超过受基础教育的年限，对他们来说，最迫切需要是转移前或转移后的职业教育培训。农民工是具有农村户籍但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工人，加强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是实现和稳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种重要方式，它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职业教育培训直接让农民掌握了非农生产技术，拓宽了就业门路，提高了经济收入。职业教育培训一方面对农民就业门路的拓宽、收入的增加具有直接明显的效果，另一方面又能解决第二、三产业人才短缺的局面，提高第一产业的生产效率。

（二）职业教育培训政策的完善对转移尚沉淀在农村内部的富余劳动力有重要吸引力。如果我国将目前的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逐步完善起来，对目前还在农村内部、尚未出来、处于观望态度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来说具有重要的吸引力，会逐步地引导他们离开农村、离开农业，发展非农产业。

（三）从产业结构的调整前景来看，职业教育培训可以充实第二、三产业的后备劳动力，降低我国以后技术型人才短缺的风险，从而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增加GDP 的总量。

（四）从城镇化的未来发展来看，职业教育培训可以通过劳动力转移间接地促进城镇化的发展，提高城镇化的水平，从而反过来也会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又会吸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三、完善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思路

（一）制定可行培训项目

农民进城务工，从社会与国家的角度来看，为城市发展、国家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对他们自己而言，目的非常明确，挣钱养家糊口，而参加培训则是想让自己拥有一技之长,从而找到更优越的工作，挣来更多的钱。因此对农民工的培训项目不仅要切实可行，而且还要易于实施，培训项目必须兼顾实用性、易学性和前瞻性等特点。

（二）整合优质培训资源

按照“布局合理、资源共享”的原则，充分整合各级、各类技校、中专、职教中心、高职院校和成人教育的资源，积极探索引进用人单位、劳动力输入基地共同参与培训工作的联动模式，形成“政府统筹、农业牵头、行业配合、社会参与”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机制，创建初、中、高职业教育层次相贯通、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结合、职前教育与职后培训相衔接、长训与短训相配套的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立交桥”。

（三）建立长效培训机制

再培训基地的选择上，可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取公开招投标的方式，对培训机构进行资质认定，选择优质培训资源，颁发培训许可证；在培训范围上，已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和有意在城镇务工的农民均可以参加政府补贴的技能培训；在培训形式上，根据农民工从业岗位特点，组织开展职业资格培训和专项职业技能培训，突出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有效性，强化实际操作训练，定期对培训机构的办学水平、专业设置、培训内容、课程安排、收费标准、招生情况、学员结业率、职业鉴定率、稳定就业率等状况进行评估检查，奖优罚劣，确保质量。

（四）完善农村劳动力输出服务系统建设

培训的最终目的是实施农村劳动力产业转移和区域转移。所以，首先政府应发挥牵头作用，加大调控力度，完善农村劳动力就业组织机构，为农村劳动力就业提供全程、优质、高效的服务。其次，应充分发挥各培训机构以及各级政府驻外办事机构的作用，搜集各种劳务需求信息，并将信息的具体的内容如劳务需求的工种、数量和待遇等反馈到政府指导部门。最后，再由政府指导部门传递到培训机构，由培训机构有针对性的进行培训，做到有组织、有规模、有订单、有目的地输出劳务，并协调或处理好劳务人员维权事务，实现农村劳动力“从自由型向组织型、分散型向规模型、流动型向稳定型”的转变，真正使农村劳动力能输出、能稳住、能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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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职业教育；技能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和劳务市场的开放，农村劳动力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局面逐步被打破，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或向非农业产业转移，或跨地区流动，近年来，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规模急剧扩大，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曾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制约中国农村发展和农业的最大问题莫过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9亿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4／5，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根本问题。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4.85亿人，剩余劳动力大约在1.75亿人左右，约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36％。城市下岗职工或失业人员，不能就业时，至少可得到政府的低保或社会救助，而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旦找不到工作，连最基本的生活费都很难保证，生活的困难可想而知。因此，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合理有序的转移，对建设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作用毋庸置疑，与农村经济发展也是密切相关，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同样有着重要意义。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是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环节，也是提高农民就业能力、增强我国产业竞争力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事实上，当前中国农村的落后，根本上还是人的落后，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合理转移，根本在于劳动力本身的素质总体偏低。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农村人口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40％，远低于城市的65％；小学文化程度占43％，15岁以上的文盲率为8％，分别高于城市的24％和4％。2005年全国农村劳动力文盲率为6.9％，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村从业人员占79.5％。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7年，仅相当于初中二年级水平，目前，我国农民受教育的程度总体偏低。实践证明，劳动者素质越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度越小，转移的稳定度越高，相反，劳动力素质越差，可供选择的就业空间越窄，转移难度越大，稳定度也越低。正是教育的缺失，导致农民思想观念相对陈旧，整体素质普遍偏低。成为制约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之一。

一、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发挥职业教育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作用

要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的作用，需要政府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扩展职业教育的规模。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闭幕不久，国务院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并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之后不久，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作出安排，决定在“十一五”期间部署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的“四个计划”，即一要实施好“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计划”，重点建设好2000个职业教育实训基地。二要实施好“县级职教中心建设计划”，重点扶持建设1000个县级职教中心。三要实施好“职业教育示范性院校建设计划”，重点建设好高水平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1000所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和100所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四要实施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

2004年起，农业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和建设部决定共同组织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简称为“阳光工程”)。经过几年的努力，“阳光工程”取得了明显成效，职业教育和培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提高农民就业技能，加快农民转移就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发挥了积极作用。

教育部部长周济不久前指出，加快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普遍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组织各方面资源，形成覆盖全国农村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网络，实施“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工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大范围培养农村实用型人才，大幅度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

地方政府则应加强对职业教育的宏观管理和协调。一是要加大资金投入以弥补职业教育投入资金的不足。二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劳动力供求的实际情况，合理制定职业教育发展规划，引导本地职业教育发展，对急需的职教专业、培训项目等予以政策扶持。三是要协调职业教育机构和劳动部门之间的关系，教育机构根据社会需求，社会需要什么即培养培训什么样的技能人才，即合理利用教育资源又提高教育培训效率。劳动部门对职业培训予以认证并为农村劳动力的顺利就业和转移提供政策服务，将培训项目、就业岗位、就业指导和劳动力转移安置结合起来，使农村劳动力在接受培训后即能直接进入市场就业，及时转移出去。通过一系列切合当地实际的措施，发展扶持职业教育。大力开展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引导劳动力合理有序地转移。

二、职业教育和培训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其一，职业教育对经济的增长与劳动力的转移有更直接的相互推动作用。职业教育培养的是直接面向生产、服务第一线的专业技术人才。职业教育与劳动力素质、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比普通教育更为直接和密切，对社会经济活动具有很强的直接参与性。受过专门训练的劳动力进入社会就业后，将推动经济增长。又将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吸纳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就业，从而推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其二，开展职业教育能有效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与转移的压力。我国的义务教育年限相对较短，农村青少年大多接受义务教育后，甚至义务教育都没完成即进入社会就业，成为社会劳动力，这种素质不高的劳动力只能是从事简单劳动，加大社会就业压力。通过发展职业教育，延长青少年接受教育的时间，减少每年新增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有效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与转移的压力。

其三，职业教育能极大地提高劳动力素质，直接实现农村劳动力向更高效率的非农产业转移。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向主要是“农村包围城市”，从农业向生产效率较高的非农产业转移。要有效实现这一转移，必然要使劳动力经过专门的职业教育或培训，显然，普通教育是不能实现的。通过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掌握一定的专长和技术，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职业素质，适应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从而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三、职业教育应适应社会需求。形成自身特色，为地方经济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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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业教育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

1.“供求矛盾”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实尴尬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2005年4月对全国40个城市技能人才状况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当前企业对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的需求，占企业对技术工人需求的31.9%。目前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比已经大于对工程技术人员的需求比［1］。农调总队的统计则表明，现有农村劳动力的86.4%未经任何专业技能培训。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通过抽样调查了解到，1997～1999年“回流”民工的23%“回流”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2］。

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劳动力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就业结构与人才结构的失调。一方面，我国某些行业或岗位大量缺少人才；另一方面，大量的劳动力却处于闲置状态。造成我国劳动力市场这一供求矛盾的根本原因是劳动力的素质问题。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既制约了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层次的提高。一方面，低素质的“农民工”难以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城市“下岗职工”相抗衡，必然失去在城市“拾遗补缺”的机会；另一方面，农民的低素质又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周期的相关程度增大。无论是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速度考虑，还是从农民所从事专业的稳定性来看，提高农民素质都是当务之急。如果说抓好基础教育，提高全民素质是提高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治本之策的话，那么，抓好职业教育就是目前乃至今后一时期，提高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治本之策”。

2.职业教育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础工程

(1)职业教育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奠基工程。在农民接受职业教育的过程中，适当渗透文化科学知识教育，能为农村劳动力学习与掌握相关知识技能奠定能力基础，为今后的再培训、再就业提供知识、技能上的准备。

(2)职业教育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桥梁工程。农民接受职业教育，有利于使农村劳动力掌握适应工作需要的专业技能，以适应新岗位或转岗的需要，从而拓宽他们转移的行业范围，提升转移的产业层次，进而从根本上提高转移的速度和质量。只有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掌握了一定的专业技能，才能实现农村劳动力快速而有效地就业，从而架起农村劳动力通往就业岗位的桥梁。

(3)职业教育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洗脑工程。通过职业教育，转变农民传统的“小农”意识，催生农村劳动力的产业意识和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产业经营能力，可以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产业间的转移。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村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业产业化发展所需要的是，具有现代农业产业意识和掌握农业产业开发和经营之道的复合型人才。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很难达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要求，因此，要通过职业教育，培养出适应农业产业化发展需要的综合型劳动者，从而实现农村劳动力就地跨产业的转移。

二、对农村转移劳动力进行职业教育的对策

1.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加强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整体规划

政府应该从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及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的高度来认识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教育行政部门要像抓九年制义务教育那样来抓职业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要力促分管职业教育的行政部门和劳动部门搞好职业教育发展的统一规划，协调职业教育的整体布局，完善职业教育的各种形式，按照各自的职能，有所侧重地抓好职业教育及其相关的配套工作，以确保职业教育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各级政府要重视建立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的机制，并使其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从而使政府真正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工程的主要责任者，充分发挥其职能优势，有效地解决各种问题。

2.加强对职业教育的舆论宣传，切实提高职业教育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增强农村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的意识

长期以来，就读职业教育成为人们屈服于现实而做出的无奈的选择。因此，鄙视职业教育的现象大量和长期存在。人们没有充分了解和认识职业教育，也没有意识到接受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许多农村劳动力仍在职业教育的大门之外徘徊。这种现象是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鄙薄职业教育，对职业教育的性质及功能认识不足造成的。

观念的转变是一个既复杂又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因此，要以政府为主体，充分发挥媒体的宣传和舆论导向作用，转变人们旧的职业教育观念，提高对职业教育的认识、提升职业教育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大环境，从而吸引广大的农村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这是职业教育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前提。

3.实行“就业准入”制度，引导农民接受职业教育，对提高农村劳动力自身素质采取制度性措施

为了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序供给，必须推行和落实好“三个准入”。一是抓好职业准入制的落实。要在已确定的职业准入范围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职业准入制度，逐步做到凡已公布实行职业准入的行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如果没有接受职业学校教育或职业培训并取得相应的毕业证或职业资格证者则不能就业。二是抓好城市准入的落实。要发挥职业教育在城市化进程中有序转移农村劳动力的作用，就要坚持青年农民必须在职业学校毕业，并取得相应职业资格，才能进入大中城市务工、暂住和落户的原则。各类城市企业在聘用一线劳动者时，只能与具有相应职业资格的劳动者签订合同。三是抓好年龄准入的落实。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村初中毕业生能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比例不足50%，这些初中毕业生没有经过职业教育就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给劳动力供给本来就过剩的就业市场又增加了新的巨大压力。因此，各级劳动部门、用人单位必须严格贯彻执行《劳动法》，对未足年龄的农村初中毕业生实行就业年龄准入。通过这种“准入”来引导农村青少年接受职业教育，激励农民的教育消费，从动力机制上来改变农民接受职业教育的态度［3］。

4.搭建农村劳动力通往职业教育的平台，努力开辟农村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的途径

开展形式多样、层次不同的职业教育，满足不同层次的劳动力的就业需求，这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关键。一是要注重开展职业培训，为农村劳动力实现“短”、“平”、“快”转移服务。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职业培训是有效、快捷地解决当前问题的主要途径。要切实发挥地方政府在职业培训中的主导作用，做到统筹、协调各方，实现培训主体多元化、培训层次多样化、培训形式灵活化、培训目的明确化、培训内容实用化、培训手段现代化。二是要继续抓好职业学校的学历教育。职业学校的招生重点应该由城市转向农村，让更多的农村青少年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三是要适应市场经济和农村的实际需要，在农村初中适当渗透职业技术教育，并开设职业指导课；同时，还要在农村办好综合高中。四是要充分统筹利用各类教育资源，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更广阔的教育空间。同时，还要积极协调与普通高校和成人教育系统的关系，为农村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搭建更宽广的平台。

5.有效进行职业指导，切实保障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要抓好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必须创造条件切实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指导。一是必须健全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组织管理机构，统筹规划和协调城乡劳动力的就业工作。二是要建立健全劳动力的社会调节机制，用灵活的市场机制引导劳动力的合理流动，调节数量供给，带动质量提高。三是要进一步规范完善职业介绍机构。要以县级职业介绍所为依托，形成县、乡、村三级劳动力服务网络。开展好县际、市际和省际的劳动力需求信息交流，形成省际劳务协作横向网络，逐步形成包括就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安全保障等在内的社会化就业服务体系。四是规范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打击非法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力市场真正成为沟通劳动力与用人单位的桥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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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职业教育　农村劳动力　产业转移　就业能力

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由现代农业代替传统农业、由农业化社会发展成为工业化社会是社会经济进步的趋向。现有研究成果的共同特征是只注重影响劳动力转移的趋向性选择及其相关的外在因素，而忽视了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内在因素，特别是教育水平，就业能力的研究。本文拟就此进行一些探讨，以供商榷。

一、刘易斯的劳动力产业转移模型的主要缺陷

发展经济学的人物之一刘易斯1954创立了二元经济理论。他指出，在发展中的国家会普遍存在传统农业和现代化工业并存的二元经济，而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取向是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化，由此形成了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进行转移的流动性模型。模型的前提条件是经济被分成了农业和工业两个截然不同的部门，图1中，横轴代表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数量，纵轴代表劳动的边际产品和工资，三条曲线分别代表工业部门不同资本特征下的边际产品收益曲线：K1＞K2＞K3，w是工业部门的工资。在剩余劳动力被完全转移之前，劳动者的工资是固定的。在一定资本特征下的边际产品收益等于工资时，劳动力转移停止，资本越大，企业获得的利润就越大，经济就会出现高速发展。随着资本的增加，边际生产力曲线就会向右移动，这样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一直会继续下去，直到剩余劳动力完全被吸纳。刘易斯模型的核心是部门之间生产力不同造成收入的差异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但该模型只强调了工业部门的扩张，而忽视了农业的发展，而且也没有研究剩余劳动力如何转移的通道。

图l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曲线与劳动力数量变化图

二、针对刘易斯经典模型的再思考

经典模型揭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产业转移的途径，已有的与经典模型相关联的研究则更多地注重对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外在因素进行了分析，这两大层次的研究构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研究主题的基础，但其共同特征是：二者都忽视对转移劳动力的就业能力的研究。

(一)农村劳动力能否实现根本性的产业转移取决于其就业能力

经典模型提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途径，但深入思考发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应该仅仅是空间上的转移，更重要的是农村劳动力职业身份的转变。改变农民工身份的措施当然可以首先通过撤除一些传统的对农民进行身份鉴别、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例如取消传统的户籍制度，实行统一的城乡居民身份证制度等，但单纯用撤除篱笆墙的方法并不能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能力问题，因此，制度的解除可以暂时解决农民工的身份问题，但只有农民工的就业能力才决定着能否永久性地解决农民工的身份。

(二)现代社会，农民转移的就业能力取决于受职业教育程度

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暗含的假定――即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城市工业部门扩张所需的劳动力在受教育程度上是同质的、无差别的，能快速实现转移。

据统计，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近2亿，其中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有3.4％，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仅有0.13％，接受过短期培训的为20％，三者总计只有23.53％，而其中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占9.1％，没有受过任何培训的占76.47％。这表明尽管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但其文化水平和技能偏低，大多数不具备专业技能，极大地阻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和层次。

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其途径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最长远的对策是努力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关键是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农村劳动力要想转入非农产业，就必须在文化教育和生产技能两个方面满足非农产业部门的要求。由此，职业教育是农村劳动力产业转移的内因，对农村劳动力产业转移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三、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产业转移的影响

(一)体力型转移形成供求矛盾，其根源在于农民教育和技能的不足

我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民背井离乡，以廉价劳动力的身份向非农产业转移，主要在建筑、运输等部门干体力活。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体力型的转移。

加入WTO后，制造基地向中国转移。东南沿海招商引资力度加大、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区振兴、中部崛起、CEPA协议、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环渤海区域合作等因素，促使原有企业的扩张和新增企业的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社会用工需求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形成了两种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一是较高层次劳动力市场需求大于供给；二是民工短缺、技术工人紧缺现象客观存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文化素质低，没有技术特长而四处奔波找不到活儿干的民工。

一方面是企业对较高层次的劳动力需求在增加，另一方面在低层次劳动力市场上却有大量的民工找不到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及其掌握的技能都是进人某一个阶层或从事某种职业的先决条件。布劳和邓肯通过对美国社会的研究得出结论，在美国对个人职业地位影响最大的因素，首推其受教育程度，路径系数为0.39。这可以将受教育程度看作为一种“筛选机制”，既具有“敲门砖”的作用。受教育程度的这种“敲门砖”作用，对于身处中国社会底层的农民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二)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就业能力影响的理论分析模型

一个受教育层次有限的人往往很难加入另一个层次的劳动力市场。所以大规模的劳动力的涌入造成低层次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大于需求，导致收入进一步恶化，讨价还价能力进一步降低。这不仅影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影响了农民的收入。

下面用工业和农业边际生产力曲线说明职业教育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关系。纵轴分别代表了工业产出和农业产出，横轴代表了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这里采用了二元结构的分法，主要是因为我国现在的农村和城市结构仍然具有明显的二元结构的特征，城市的市场经济与乡村的自然经济并存。图2中的曲线分别表示工业产出的需求曲线即边际生产力曲线和农业的边际生产力曲线。其中，工业部门三条不同的线代表不同的工资水平下的生产力曲线，反映着职业的差别和收入的差别，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技能普遍较低，因此，他们只能面对K=1的工业部门的需求曲线，多余的劳动力不停地向工业部门转移直到L1点为止。在L1

点，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和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相等，劳动力转移达到平衡。

由于职业技能的限制，劳动力的转移只能停留在低收入的劳动力市场上，这对于农民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并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为了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提高农民的收入，必须要加强对劳动力的教育和技能的训练。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提高以后，他们就能够面对K=2的需求曲线，这时，工业部门就业人数从O1L1增加到O1L2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从O2L3减少到O2L2，农村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增加了L1L2。从图2可以看出，随着象征工资水平和生产力水平的需求曲线逐渐向外移动，农业部门就业人数就会越来越少，转移的劳动力越来越多，同时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因此提高职业教育水平既可以让更多的劳动力流动到适合的岗位也可以增加其收入。这就是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产业转移的作用机理。

图2工业和农业边际生产力曲线与劳动力数量变化图

四、促进农村劳动力产业转移的根本举措在于发展职业教育

(一)高层政府补贴方式下的多元化办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责应该是弥补市场的缺陷，实现包括农村劳动力在内的充分就业是政府责无旁贷的宏观经济职能，职业教育属于混合性公共商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扭转我国多年的歧农政策、促进农民通过就业摆脱贫困的最有效的手段，在我国具有十分突出的公平效果，并成为效率和公平实现统一协调、而非相互矛盾的双赢机制。按现代政府分权理论，涉及宏观和公平的事务理应由高层级政府来承担。政府要在确保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特别强化农村的职业教育。有效的制度安排应提高私人投资农村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由中央和省级高层级政府有针对性地对农村职业教育进行财政补贴，走多元化办学的道路。同时，力促教育行政部门和劳动部门协调组织多方力量，有所侧重地抓好农村职业教育及其相关的配套工作，通过职业教育真正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形成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的基础。

(二)实行准入制度

大批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难以保持可持续性。实行严格的就业准人制度有利于引导农民接受职业教育，提高自身素质，构筑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蓄水池，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序供给。为此，一是抓好职业准入的落实；二是抓好年龄准入的落实。实行“准入”制度绝对不是歧视农村劳动力，相反，而是要通过这种“准入”来引导农村青少年接受职业教育，从动力机制上改变农民接受职业教育的态度，从主客两个方面营造容纳和调节农村劳动力的蓄水池。青少年是未来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只有增加对他们的人力资本投入，才能满足以知识和技术进步为推动力的产业结构调整变化对高素质劳动力的要求。同时，青少年过早地参加劳动，既加剧了劳动力供给的过剩，又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发展职业教育，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犹如建造一个容纳和调节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蓄水池：它既可延缓新生劳动力进入市场，缓解就业压力，又能够提高进城青年农民的素质，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劳动力由无序流动到有效转移，减少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失业又重新回流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