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德育的概念十篇

小学德育的概念篇1

“探究―研讨”教学法刚传来不久，北京师范大学的胡梦玉教授就断言：她相信，“即使百年内无人认识它，百年后必将如孟德尔的遗传定律，会有人‘重新发现’它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刘默耕先生也在20年前就说过：“这是最适应我国‘四化’需要的教育学说”，“它将会与我们的……教育目标同在！”这一学说的传入，本来应该可以解决我们现在提的“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问题。但是，当时的条件还不成熟，一是当时以灌输知识为中心的教学观念还难以动摇，探究式教学还没有站稳脚跟；更重要的是还没有整体的教学改革规划，各门学科还是各自为政。现在时机已成熟。

兰本达的“探究―研讨”教学法适应了“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要求。“立德、树人”的核心是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正与我国社会结构“思想体系”相适应。

我们过去对“全面发展” 往往有一种误解，把“德、智、体、美”割裂开来放在同等地位来看待。其实，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就它们的作用来看，德育是灵魂，它的核心又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作用来说，人们的思想行为靠它来调控方向，它还为人们的思想行为注入动力；从形成来说，它又离不开人们的智、体、美的实践。因此，把“德、智、体、美”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教育，则相得益彰，如果把它们割裂开来，则两败俱伤。

兰本达研究教学的目标，不是简单地考虑如何学习知识，而是帮助受教育者形成与所在社会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因此，她把智育放在人的整体发展这个大前提下来考察，这就不能仅仅考虑“教什么”和“怎样教”，而要以“为什么教”（即培养什么样的人）为前提来考虑“教什么”和“怎样教”的问题。

兰本达认为，“一定的教学方法形成相应的思想体系”。教学方法是怎样使人形成思想体系的呢？只要看一下世界观的形成过程就能明白。世界观是人们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最基本的观点。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所持的态度和采用的方法最终是由世界观决定的。这些观点是人类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的最抽象的概括。 人们从认识单个的具体事物开始，就形成了关于这个事物的概念，这样的概念积累多了，又会形成更加抽象的上位概念，这样经过多次抽象才形成这些“最基本的观点” 组成一个有机的体系即世界观。它并不为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提供具体的答案，却能够帮助人们确定解决问题的方向，找到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过程有三个要点：一是要有足够的实践经验，二是这些经验要通过个体的加工形成概念；三是得到的概念要经过再一次的加工，使它们形成“体系”。这样，“探究―研讨”教学法就不难理解了。

“探究―研讨”教学法特别重视概念，重视个体的概念形成过程，因此首先要“探究”，但探究不是目的 。兰本达这样拿它和“发现法”作比较，认为 “发现法”只强调儿童个人的发现，使用的实物教材虽便于作业却不能成功地为形成概念而奠定基础；“发现法”不注重儿童间的相互作用，也忽视理性认识的重要性；“发现法”没有“研讨”这一步。“发现法”不以儿童们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作为建立概念的基础。“只注意眼前的实际事物”，“探索一些孤立的性质而回避概念，既不管过去，也不问将来”。兰本达特别忌讳别人把她的“探究―研讨”教学法和“发现法”混为一谈，就是因为“探究―研讨”教学法重视的是“概念”而不是“经验”。经验在这里只是形成概念的材料，不是学习的目标。

仅有零碎的概念还不够，还需要将它们组织成为“概念体系”。关于概念体系，兰本达的表述是：“关于宇宙自然界的最高的抽象”。概念体系的建立，本身就是一个探究的过程。兰本达认为： “各人沿概念箭头通向概念、进而通向概念体系的路是独特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所有的概念建立者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在浩瀚的事实中探求意义，探寻一个概括的体系，把一个问题所有可能的特性都包括进去。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尽可能知道各种事实；那些不合适的东西使我们识别和排除掉不适当的体系。建立概念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长时期地在混沌中漂浮；这是思考者在许多概念箭头组成的矩阵中探寻一条条道路的过程。这时候的问题是要找出一条路，把各个概念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一个概念体系。可是常常会退回到具体的结果上去，再从另外的点出发去寻找”。到这里，可以看出科学教育的结果不断地向帮助学生树立世界观靠拢了。

虽然，这个过程不可能在小学阶段完成，但在小学阶段必须帮助学生做好准备，引导学生向这个方向走。正如兰本达所说的：“谁也不能把一个概念教给另一个人。别人只能创造出一个概念，帮助‘学习者’自己――在他自己的脑子里建立起一个概念。正如给自己治病的医生需要一个卫生的环境、护士细心的照料以及最新的医学刊物一样――孩子需要一个敏感和有智慧的教师”。

小学德育的概念篇2

关键词：吉利根；自我概念；道德概念；建构与启示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1-0041-02

卡罗尔・吉利根（1964-），现任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标志她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是于1982出版的《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该书在西方世界被视为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经典著作。在该书中，吉利根试图通过访谈的方式考察人们的自我概念和道德概念，考察他们对道德冲突和道德选择的体验，让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循着这些声音去描绘女性心理和道德发展的轨迹[1]。

本文将沿着吉利根的逻辑分析轨迹，剖析在男权社会，女性的自我概念与道德概念的缺失，即女性于这样的社会里所形成的道德发展的特点无疑打上了男权的烙印，探讨以吉利根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对女性自我概念与道德概念的建构，并对这一建构做出一定的思考以及发现其中的重要现实意义。

一、男权社会中，女性自我概念与道德概念的缺失

1.男权社会中，女性自我概念的缺失

关于自我概念，即指个体把自己作为客体的整体看法和感觉[2]。哈佛心理学家詹姆斯第一个提出自我概念，他认为自我概念是影响个体行为的深层个性因素，人们的自我概念和自己的行为常常是协调统一的。然而，处于男权社会中，女性总是有意和无意地限制自己的声音，使得一种男性声音的文明永久化，一种基于同妇女分离的生活秩序永久化，因而，女性总是忽略了自我，总是透过男性安装的玻璃窗看待世界，由此导致女性自我概念的缺失。

而这种缺失，可以追溯到亚当和夏娃。上帝在创造人类的过程中，在泥坯的鼻中吹入生命的气息，由此创造出了有灵的活人――亚当。但鉴于亚当是孤独的，上帝决心为他造一个配偶，便在他沉睡之际取下他一根肋骨，用这根肋骨造成了一个女人――夏娃。在生命周期中，像在伊甸园中一样，妇女一直是偏离的[3]3。在社会生活中，男人们总是含蓄地采用男性生活作为标准，试图以男人的布料来装扮妇女，在著作中，吉利根通过阐述艾米的被访谈经历，来论证女性自我意识的模糊，她们很难听到内心深层次的呼唤，在很多场合有意和无意地运用他人声音去表达而不是表达出自己的内在世界。

自我概念是影响个体判断、选择以及最后行为的深层因素，人们的自我概念与其行为常常是协调一致的。男权社会中，女性自我概念的缺失，必然会影响女性道德概念的建构，即女性道德判断、道德选择以及道德行为都将受到影响。

2.男权社会中，女性道德概念的缺失

所谓道德概念是对人与人关系属性的价值上的具体把握。就道德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而言，其内涵是对人与人利益关系的本质的应当性的把握，其外延则是所有的道德现象，它与“真”的概念、“美”的概念是有明显区别的[4]。同时，道德概念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处于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本质和美德被视为服从和温顺，她们的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依赖于权威。

回顾中国历史，从奴隶社会晚期，孔子在《论语》中明确讲到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到西汉时期，董仲舒正式提出“三纲五常”。其中“夫为妻纲”，即明确提出妇女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紧随其后，为了让妇女安于服从的地位，封建社会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规范，主要表现为“三从四德”。直至宋朝，程朱理学提出守节观念，使得对妇女的要求更具体化与生活化。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女性的道德概念一直处于“男尊女卑”的基础上，直到近代，中国女性才逐渐发出自己的道德的声音。

同时，回顾西方历史，女性道德概念也一直处于缺失状态。正如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所认为的：“男人与女人共同的地方在于他们都具有人类的特点，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的性。”“我们用不着争论到底是男性优于女性，还是女性优于男性，或者两种性别是相等的，因为，每一种性别的人在按照他或她特有的方向奔赴大自然的目的时，要是同另一种性别的人再相像一点的话，那反而不能像现在这样完善了。”[2]前言3他由此主张女性的美德在于依附与顺从。

对此，吉利根通过访谈的方式，对于父权制社会下，女性道德概念缺失的状况进行了详尽地描述。吉利根通过案例访谈方式，发现妇女们对保护和维持自己生活的男人们做出的和强加的意见或判断采取一种服从的态度，而缺乏自己的道德判断及其道德选择，这便必然体现在她们的最终道德行为中。

二、以吉利根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对自我概念与道德概念的建构

迄今为止，在历史上，女性的自我概念与道德概念一直处于缺失状态，所以，当代女性主义不断在努力建构女性本身的自我概念和道德概念。第一代女性主义在争取女性的就业权、受教育权等基本权利时，她们的价值观一直依附于传统的西方思想，并没有挑战二元论。第二代女性主义，以波伏娃为代表，率先提出了挑战。她在其经典著作《第二性》中，提出了“他者”问题。波伏娃认为，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只是“他者”。第三代女性主义试图打破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主张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其中吉利根为主要代表。吉利根开始通过访谈方式考察女性的自我概念和道德概念，让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循着这些声音进一步考察女性心理和道德发展的轨迹。那么，以吉利根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所建构的自我概念和道德概念分别是什么？她又是如何来建构的？

吉利根将女性自我概念界定为具有社会价值意义的自我概念，试图通过联系、关怀和关系来认同自我。她借用了乔多罗的理论，并通过自己的研究经验发现，这种差异具体源于儿童时期，“母亲试图更像她们自己，以及延续自我那样地体验自己的女儿”[2]4。相反，“母亲把儿子作为异性来体验”[2]4，由此男孩逐渐将自己与母亲分开，并逐步削弱了“他们最初的爱以及移情联系的感觉”[2]4。因此，在吉利根看来，女性多站在“移情”的基础上定义自我，自我是一个联系的自我，与他人的分离将导致自我的消解。

与女性自我概念相呼应，吉利根将女性道德概念界定为“责任道德”，并描述了女性道德发展的三个水平。第一水平体现为女性过分地关注自我。这是一种现实的涉及生存的关心。紧接着，吉利根开始权衡自私与责任问题，进入将善视为关怀他人，根据关怀和保护他人的能力来定义自己和声明自己价值的第二水平。最后吉利根开始审视内在的逻辑，重新思考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消除自私与他人的鸿沟，并以非暴力和不伤害为道德准则，进入到适当关怀自我和他人的第三水平。循着这一探索，吉利根建构了一条“关怀道德”路线，她认为男性道德为公正道德，女性道德则为关怀道德、责任道德。

三、吉利根对女性自我概念和道德概念建构的思考与启示

但不可否认的是，吉利根对女性自我概念和道德概念的建构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特别是对我国的德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

1.注重性别差异，将性别视角贯穿于德育工作的始终

女性自我概念与道德概念的缺失，使得女性在道德判断、道德选择和道德行为方面往往缺乏主体意识，她们有意或无意地循着男性的声音和男性道德发展的轨迹建构自己的思想，而忽略了内心真实的声音。因此，我国的德育工作应注重性别差异，将性别视角贯穿于道德准则的制定、实施和具体的道德实践过程中，以增强女性的主体意识，提高她们的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能力，让德育效果在她们最终的道德行为中得以体现和检验。

2.关怀学生，注重德育中的情感因素

分析我国的德育教学与实践，知识的传授成为其中的主导。德育课堂上，教师多是讲授德育的概念、内容、原则与方法，介绍各国的德育状况以及列举古今中外道德模范的典型事例，而忽视了各个阶段学生道德发展过程中到底需要什么，忽视了传授的德育知识是否符合学生心理成长的规律，忽视了道德中情感因素的发掘、引导和培养。因此，走进学生，关怀学生，注重道德中的情感因素，成为当前我国德育工作的重要任务。

3.灵活运用调研与访谈方式，丰富德育方法

吉利根通过访谈方式了解女性的道德发展状况，建构女性的自我概念和道德概念，并探索女性道德发展的轨迹，对女性道德研究的发展具有革命意义。我国的德育工作应借鉴和灵活运用访谈方式，改变过去单一的灌输方式，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以此发现德育工作中的新问题、新途径，增强德育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肖巍.女性主义的道德自主性概念[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5）.

[2]罗子明.消费者心理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223.

[3][美]卡罗尔・吉利根.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M].肖巍，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4]黄富峰，陈建兵.论道德概念[J].山东社会科学，2005（11）.

[5]肖巍.女性的道德发展――吉利根的女性道德发展理论评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6）.

[6]肖巍.性别与超越：关怀伦理学的两种模式[J].妇女研究论丛，1999（2）.

[7]肖巍.关怀伦理学对西方道德教育领域的冲击[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8（2）.

小学德育的概念篇3

关键词：实践思维；概念思维；道德教育；个体道德叙事；对话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4-0094-07

一、问题的提出：概念思维引领下的道德教育的窠臼

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我国的道德教育在形式、理念、效果等方面都较之前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道德教育中，仍然存在着实体主义哲学传统、知识主义理念和概念思维方式，且扮演着德育学意识形态的角色。概念思维引领下的道德教育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主要有：

第一，在道德教育的理念方面，把“概念”视为真理，把传授一般的德育概念设定为教育的重要任务；

第二，在道德教育实践方面，秉承客观主义的科学观和知识观，把科学标准当作衡量道德教育实践的唯一标准，以“逻辑的、科学的”方法来指导道德教育实践；

第三，在道德教育研究中，主要功力用在对概念的研究上，概念论争成为学术争鸣的主要形式。[1]

这样的道德教育必然会导致教育的存在形态与价值形态的分离，形成抽象性、隔离性、凝固性的缺陷，引发教育活力与育人魅力的萎缩。从深层上看，概念思维引领下道德教育在目标上蕴含着价值一元论的思考框架、内容上蕴含着知识化的认识倾向、方法上蕴含着道德权威主义的色彩。

虽然概念思维在逻辑思维活动中也并非全无意义，但道德教育面对的是生命的存在，应徜徉在人的现实生活之中，有“脉搏”和“温度”，体现出对人鲜活的生命活动的终极关怀。概念思维引领的道德教育，只是“自在的”知性教育，而不是“自觉”、“自为”的教育。这样的缺陷决定了它难以使道德教育解放、引领与提升人的德性，使人彰显其道德活力，相反它只能束缚、限制，甚至压抑人的德性生成。道德教育要展现出育人气象就必须探索新思维方式，以超越概念思维的窠臼，不能让之成为缄默的知识观和认识论信条。本文认为，由于道德教育在本质上是实践性的，是人以全部信念、情感、认识、智慧和力量投入的具有丰富创造性的行动，应以实践思维来超越概念思维。那么，实践思维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在道德教育中养成实践思维需要确立什么样的理念？又需要借助什么样的方式养成？这三个问题是本文期待探讨的主题，以冀望同行批评。

二、实践思维对概念思维的超越

人类思维目前已经历过两次大的变革，第一次是从远古时代的“形象思维”走向现代的“概念思维”，第二次则是从概念思维走向实践思维。[2]用列宁的话来讲，即“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3]概念思维肇始于柏拉图（Plato）开创的哲学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是通过将现象归结为概念或者概念之间的演绎、归纳、推理来把握现象或理解事物的，“概念”则被视为是对事物的一般性本质特征的把握，是从感性事物的共同特点中抽象、概括出来的。[4]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沉思生活”、基督教的“上帝之城”，均是这种思维方式体现。柏拉图等西方学者之所以重视概念思维，这缘于西方对于理性思维的痴迷。理性思维许久以来都被西方学者视为真理的承载者、判定者和确定世界的把握者。而理性是不能通过人的直观和感性获得的，只能依赖于概念，在概念与概念的关系中才能获得确定性和真理性。所以，“概念”就构成了理性思维的主要形式。后来，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把概念思维推向了巅峰。在黑格尔那里，概念有如一个理性化的上帝，君临世界之上。[5]人的认识和一切活动都由这种本体所生，最终也要回归到概念本身。如果说之前概念只是人用来认识和确认世界的本体，这时概念已经成为绝对理念，作为一切存在的共同本质的思想、理性或精神，它自身会生成、运动、变化和发展。

魏传光：实践思维及其视野中的道德教育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叶，人类社会的思维方式经历了从本体论向实践论的转向，开始将实践观作为建构哲学体系的起始点、基础和指导性原则。实践思维实质上是实践观点的自我运作而生成的思维方式方法，所以它是建立在实践观基础之上的思维方式，体现的是人类实践活动精神的本质[6]。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提出“回到事情本身”和“生活世界”，其中所蕴涵的“前概念的”理念开启了超越概念、走向实践的路向；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用“to be”替代“being”，用“敞开一个总是在发生着的过程”替代“压瘪了的存在”，把“存体”与“存态”结合起来，用“存态”去解释“存体”，展开一个使意义得到发现、创造和实现的实践过程；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创立了解释学，并提出“解释学是哲学，而且是实践哲学”[7]，指出世界的存在意义正是通过理解的实践来得以展现的。

但实践思维的真正确立则是马克思哲学产生之后，即基于实践“解释世界”思维路径与回到实践“改变世界”思维路径的统一。马克思（Karl Marx）在 1845 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条就指出以往思维方式的缺陷[8]501：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然后在第八条中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实践观：“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8]501在十一条中提出了这种实践观及其实践思维的要义：“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502

对于马克思的实践观及实践思维，学界有着不同角度和层面的解读。倪志安等人[9]提出活动本性论，认为从人的活动本性理解人的存在性，人的活动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解人的存在本性的思维方式就是实践思维方式。高清海[10]提出整体关联论，认为实践思维就是不再去追求唯一的绝对本体，而是从人与物、理性与物质在以人为主导的内在统一和相互作用关系中去看待一切事物和一切问题。李文阁[11]提出生成思维论，认为实践思维是生成性思维，即一种看重思维主体、过程、关系、功能、活动、个性和具体的现代思维方式。

与已有文献对实践思维研究角度不同，本文力图通过对概念思维的比较来认识实践思维：

（一）与概念思维是一种形而上学对象性思维不同，实践思维是感性活动的、交互主体性对象性思维

概念思维遵循“本质先定、一切既成”的世界观，会把对象（包括人）看成已经有个现成的东西在那里了，要么是抽象的物质客体，要么是逻辑主体的“存在者”，总之对象是逻辑论证和表述的对象，它与概念互为现成的对象，二元对立，互相分离。既然是二元对立的，那么任何事物都可以作为摆在眼前的对象加以认识和研究，而且认为事物是静态不变的，是没有境域性的，并不是当场构成着的。黑格尔曾批评这种思维坚执于思维规定的确定性，忘记了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关于“规定就是否定”的遗训，即任何思维规定都内在地包含着否定自身、超越自身的因素。[12]

实践思维并不反对对象性，但实践思维遵循的对象性是感性活动的、作为交互主体性的对象性。由于实践思维遵循的是“一切将成”的生活世界观[13]，所以其基本主张就是突破主、客体二元对立。马克思认为，“事物、现实、感性”即对象，是人和对象活动在一定的境遇中生成的，具有能动性，事物、现实和感性不应是单纯静观认识的、被表象的、受动的、形式的客体存在，而是人和对象共同参与地存在着。在共同参与之中，人与对象在本质力量上相互设定、相互创造。而“它所以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8]209。”所以，它是一种交互主体性的对象性，不同于将感性对象作为客体的、或抽象主体式的、被表象的形而上学式的对象性。

（二）与概念思维是一种抽象化思维不同，实践思维是现象化思维

概念思维习惯于在认识活动中运用判断、推理等形式，对客观现实进行间接的、概括的反映，习惯于抛开偶然的、具体的、繁杂的、零散的事物的表象，或人们感觉到或想象到的事物，在感觉所看不到的地方去抽取事物的本质和共性。虽然没有抽象思维，就没有科学理论和科学研究，然而抽象思维不能走向极端，否则就容易变成形式化的东西，表现为定义、判断、推理、分析、综合以及逻辑演算与整合成公理系统等，导致了把人类实践活动过程中最真实、具体、生动和富于生命活力的东西“去情境化”、“去过程化”。

与概念思维强调抽象化不同，实践思维强调现象化。实践思维认为社会生活是历史具体的，理应追求现实实践的个别具体性，将社会生活的当下空间状态如实显现。即强调“使象显现”。但这种显现既反对过分“编码”，反对未充分还原和具体描述之前急于诉诸评价，而是海德格尔的说法，“就其自身显示自身”[14]、存在的“澄明”、“被遮蔽状态的敞开”；又反对干蹩的“抽干”，而认为显现是综合性、丰富性的，既包括显现之动力与过程，也包括显现之样子与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强调思想、观念应回到现实的人和现实世界的真实生成之中，回到实践本身，认为思想、观念应“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8]525

（三）与概念思维是一种静态化思维不同，实践思维是生成性思维

概念思维习惯于从静止的状态来考察分析客观事物，或者说它强调突出相对静止的一面来研究现实对象，这在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中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静态性思维容易形成把对象机械、简单地化约与框定为独立自存、单一、静态、封闭的实体，将本来运动变化着的客体对象静止化，将丰富多彩的对象客体简单化的倾向。

而正如杜威（John Dewey）所言，“实践活动有一个内在而不能排除的显著特征，那就是与它俱在的不确定性。”[15]与概念思维不同，实践思维认为“存在者的本质规定不能靠列举关乎实事的‘是什么’来进行，”[16]而应把人之为人处于历史性的生成过程之中去理解。由于人独特的实践性生存方式决定了人必然处于未竟状态，人本身始终处于不断生成的未完成状态，正是这种未完成性蕴示着人生存的执著、超越与丰富性。也就是说，生存是一种可能性的筹划，是向未来的展开，它的本质总是体现为动态性质的“有待去是”，而不是现成的存在者。[17]生存的本质规定说明了人不可能是完成了的存在，人之生存展现为一个动态的完成过程。从与概念思维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实践思维从感性和现实出发去，把对象与思考者融于一体，已经跳出形而上学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缺陷；它反对过于抽象化的认识方式，立足于对具体实践的认识，从个别走向一般；它反对把事物或人看成静态的对象，而是以生成的眼界审视其过程性、动态性。

三、道德教育中实践思维的养成

针对道德教育中存在的从概念或范畴入手，从概念到概念、从范畴到范畴进行逻辑推演的概念思维，学界已经有了不少反思，如班华主编的《现代德育论》、鲁洁主编的《德育社会学》等著作，对道德教育的实践性特征作了研究和概括，并提出了以实践思维引领的道德教育的新范式。如“生活化道德教育”、“对话式道德教育”、“叙事性道德教育”、“生命道德教育”、“主体式道德教育”、“生态道德教育”等等。本文认为，不论构建什么样的道德教育模式，实践思维引领下的道德教育应确立对人、对人与道德关系、对教育等三个层面的实践性理解。

（一）以实践思维理解人的“生存实践性”特性

虽然概念思维引领下的道德教育也声称以育人为目的，但由于其对人的基本理解方式是抽象化的，常常导致道德教育中呈现“人学空场”。实践思维引领道德教育，关键在于真正实现以实践思维的方式来理解人，切实领会马克思所确立的对人的理解原则和方法，建构对人的“生存实践性”理解。正如马克思所言[8]520：

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

这表明，在马克思看来，人区别于其他存在者在于人具有自我超越意识，能够不断生成新的自我，是具有“生存”本性的特殊存在者。因而对人的理解，就不能仅在于寻找一种现成的“本质性”的知识，而在于领会人所具有的“生存”本性。[18]

第一，人是一种通过实践活动不断“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19]：

其实，人不是同自己的生产条件发生关系，而是人双重地存在着：从主体上说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

这就是说，人是“是其所是”与“不是其所是”的统一体。对于“是其所是”，可以通过对象性、实体性思维来获得某种描述性的定论。但是对于人“不是其所是”这种价值性存在，道德教育就应该动态地、生成性理解教育对象，避免单纯借助于外在于人、凌驾于人的抽象存在来规定人的生存过程。

第二，人的“生成性”体现在人通过实践及社会化活动显现和展开自身。从这个视域理解人，显然道德教育就不能把人当成知识性的对象，不能用知性逻辑和对象化的知识论态度来教育人，而是要把人当成一种自我“表现”和自我“生成”的过程。因而道德教育必须从灌输的教育方式中，从抽象的概念解释中，从与生活脱节的逻辑游戏中摆脱出来，走进充满丰富情感和价值内涵的道德生活世界。

第三，人最重要的是实践活动是“生产活动”。生产活动是人存在于外部世界的行动，人主要是在生产活动所构成的日常世界这一终极实在中生活。正如赵汀阳教授所言：“人始终在行动中，行动构成了人的全部存在，任何一种方式的‘去看’都只不过是一种思想性的行动。”[20]生产活动是经过设计、完全清醒状态下的活动，是主体的自主选择，主体就必须为自己的这种自主活动负责。从这个意义讲，生产活动是道德发生的基础。因而道德教育不能从抽象的精神世界出发，应立足于实践尤其是生产实践活动去教育。

（二）以实践思维引领对人与道德关系的“实践性理解”

仅仅建立起对人的“生存实践性”理解还不够，因为在道德教育史中，长期存在着人与道德关系的误解。诸如把道德理解为约束人的力量、在人之外的知识、机械性的规则。自然而然，道德在一些教育活动中，要么抬高成为神圣高远、远离生活的完美境界，要么降低成为经济、政治的工具。其实，人类在长期的实践中，建构起了一系列的道德观念和规范，然后根据实践生活不断赋予它新的理解、内涵与意义。可见，人具有“生存实践性”，道德也具有实践性，人与道德一直处于实践性互动之中。人与道德关系的“实践性理解”展现在三个方面：道德是人为的、道德是为人的、道德是以人性为基础的。

第一，道德是人为的。马克思主义在对德国哲学的批判中提出[8]525：

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它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它产生和存在于生活之中，并随着生活实践而发生改变。而如李文阁教授认为的那样，“只有人才有生活，人也只表现为生活，离开了生活便没有人，离开人也无所谓生活，生活即人的现实或现实的人。”[21]而这意味着道德是人在实践中主动地选择和创造的产物，人对道德具有主体能动作用，会随着社会实践对道德扬弃和创新。

第二，道德是为人的。由于道德能给人提供精神上和意义的满足，丰富和完善人性，使人的生活更加美好。因此，人们需要道德。道德也理应为人带来这样的享受。也就是说，人应是道德的享用者和价值体现者。但如果把道德单纯理解为观念性的“知识”，抽干为抽象的概念、空洞的道理、冰冷的道德理性和失去人性的规训，人们就不愿享用道德了，甚至会远离反感它。概念思维把道德理解为一种知识，取消了道德产生的生活基础，消解了道德的实践性，导致了把道德定位于狭隘的规范。正如麦金泰尔（Alasdair Chalmers MacIntyre）所批判的，离开人类道德生活的内在目的意义和品格基础，使伦理学成为纯粹外在的规范约束，这种类似于法律规则的体系使道德规范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和意义。[22]

第三，道德是以人性为基础的。在道德与人性的关系，实质是道德与人的欲望的关系。对此，在道德教育中必需确定的理念是，道德的存在并不是要消除人们正常欲求，恰恰相反，它的存在是为了畅通欲望。所谓畅通欲望是指以正当合理的满足方式实现正当欲望的满足。这是道德存在的人性基础。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有人会产生“以德抑欲”感受，但这种抑制是对人性之中的动物性的适当克制，通过减少动物性来提升人性，并不是对人的所有欲望的全面否定。概念思维由于其抽象性和隔离性，常出现道德与人性对立的刻板印象。其实，人性是道德生成的根基，基于人性的道德会让人产生精神的愉悦和价值的满足。

（三）以实践思维引领对教育实践性的理解

道德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活动，其本身就具有实践性。教育的实践性体现在它是“一个即时体验的、先于反思的世界，而不是概念化、分类化，或者对其进行了反思的世界。”[23]它是人的生命实践活动，教育活动需要与人的生活紧密关联。如“一个同学今天没有参加集体活动，”我们的教育应仅仅告诉他“集体主义观念”或“一个人应参加集体活动”这么简单吗？教育现象学从不认为这是一个如此简单的问题。还应知道这个同学为什么不参加集体活动？他的内心体验是什么？他有没有不参加集体活动的历史？这才是有血有肉的、真正的教育实践，才能显现到教育实践本身的丰富性，才能真正地而不是抽象地面对人的现实生命本身。教育的实践性展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教育的情境性。教育的情境性是教育实践性的重要体现。工业时代的教育不太重视教育的情境性，而是追逐教育的封闭性、控制性与机械性，通过建构“学校工场”而生产“标准零件”。这样，个体独特性和创造性目标就难以实现。实际上，所有教育活动具有情景性，且不可重复。教育情境是教师活动与实践的场所，它是特定时空条件下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教育关系状态，它是使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教育体验成为可能的环境与条件。[24]教育的本来真意，讲求对人的灵魂提升，对人生境界的指引。情境有助于激发学生的自我意识，在交流中唤醒自我，并主动思考人生，从而知道怎样去选择和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第二，教育的体验性。体验是教育实践性的基础。教育是包含体验的过程，可以说，“教育即生活”或“生活即教育”。[25]“在做中学”是教育的基本路径。道德教育更涉及体验，必须要内含着体验活动，才能构成完整的教育过程。没有体验，道德教育就没有效果。教育的体验性不仅是学生的活动，还包括着教师的“再体验”，即教师在自己的心灵中设身处地地去“重构”学生之体验，从自我的生命体验出发，去重新发现学生曾经历的生命体验。

第三，教育的互动建构性。互动建构性是教育实践的发展方向。教育不是纯粹理性的事业，应以人的成长为旨趣。教育是由“我们”共同构成、主体间共享、不依赖于独立的主体而存在的共同建构的世界。[26]这就是教育的互动建构性，它包含三个层面的“互动”：一是人与教育的互动，教育生成着人，人在把握和改变着教育。二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互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通过“对话”和“理解”，实现受教育者自我批判意识的唤醒，完成人的生成的目标。受教育者利用唤醒了的批判意识作用于受教育者，使教育者进一步完善对现实教育的批判。三是受教育者之间的互动，不同受教育者主体通过交往、对话、商谈，学会合作与协调，养成互利发展的心理趋向、认知架构与行动取向。

四、道德教育中实践思维养成的两种实现方式

实践思维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借助一些方式逐步推进，个体道德叙事、“对话”是两种有效的实现方式。

（一）个体道德叙事的运用

作为对道德教育中经常出现的抽象性、宏大叙事的“说教”与“灌输”的反叛，个体道德叙事开始在道德教育中运用。与过去常用已经把鲜活的“生命”抽瘪，沦为独白式的“知识教育”的“英雄故事”不同，个体道德叙事是尽可能“回到事实本身”，突显故事的细节，以细节彰显深度，并通过对故事的讨论力求对故事进行多样化解读。个体道德叙事最重要的不是道德故事本身，而是重视道德故事背后的丰富性、多元性、复杂性的生命体验，以及这种生命体验的建构与生成。这样，个体道德叙事就可以避免概念思维中的简单、机械、实体的弊端，从而形成有机性、关系性、生成性的道德教育。

个体道德叙事作为一种道德教育方法，之所以能够产生解构概念式教育的价值，原因有三：一是它具有语言政治学的意味，教育者通过自我建构讲述故事，或是说自己的道德事件，或是讲述自己理解和赋予意义的道德事件，都是对既定的概念堆积的教材语言的一种丰富、消解和解放，也改变了教育者总是需要概念替自己说话的失语状况。二是道德叙事作为一种“个体经验叙述”，它不是先入为主地用演绎的概念框架去提取或套系故事，而是回到教育现场，重构了鲜活的场景，显现道德世界复杂性、丰富性与多样性，从而体现了教育的实践性质。三是个体道德叙事具有描述的生动性、故事形象的丰满性、感受的细腻性、表达的轻松性等特征，容易激起受教育者进入体验-表达-理解的教育进程之中，从而达到移情、参与的教育效果。总之，个体道德叙事对意义、互动关系和情境的关注，内在地契合了教育的实践性质。

个体道德叙事对“叙事”和“故事”都有要求。在“叙事”方面，不能只是把“故事”按照时间、空间描述出来，简单的“讲自己的故事”，而是创造性打破原有的时空进行重构，目的就是使叙述更好的显现故事的意义。另外，“叙事”需要生动而又有包含“自我体验”。生动是指叙事要避免标准化、脸谱化的表达，而是要丰富、细致的讲故事，以达到受教育者的理解。之所以“叙事”中要求包含“自我体验”，就是力求避免对所谓“个案”进行抽象的分析，从而呈现感性具体的体验。因而“叙事”中应包含解释、自我反思和批评分析等方式，帮助受教育者达到对具体情境意义的理解。在“故事”方面，最重要的要求是故事应能触动心灵。而要达到这点，教育者应该首先被“故事”打动，这是“故事”选择的前提和基础。其次，“故事”必须为“问题”服务，“故事”中应包含问题解决的过程、讲述者当时的心路历程、问题解决的策略或方法、解决问题的“原则”等等。[27]

（二）“对话”的运用

道德教育中的“对话”是道德教育实践性的基本体现，是破除概念思维的重要方式。“对话”所呈现的不是师生之间知识和信息的单向传递，而是平等地共同对世界进行探索与实践[28]，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相互的表达与倾听，带有明显的交互性、动态性和实践性。“独白”可以用抽象性的概念来表达，但“对话”作为一种交流活动，必须借用丰富的包含感情和思想的日常性语言，否则难以沟通。“独白”可能只是产生概念的灌输，但“对话”则会产生思想的交流。正如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所言，“对话”是一个“真理的敞亮和思想本身的实现……在对话中，可以发现所思之物的逻辑及存在的意义”[29]

不论是孔子还是苏格拉底（Socrates），都是“对话”教育运用的样板。两人的教育活动都包含有大量道德教育，但却并没有让人感觉到空洞而敬而远之。原因就是通过“对话”，他们“揭示”了真理，使真理‘显现’出来，让受教育者在“对话”的参与中获得了教育。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正是运用“对话”的方式让他的课堂在哈佛大学深受欢迎。桑德尔教授从不预设“真理”和抛出所谓标准答案式的“结论”，而是如他所言，“整个学期我们都在对话，我们阐释自己的观点、回应他人的质疑、听取他人的意见，有时也修正自己的观点。我们彼此陈述和倾听。”[30]

“对话”的形成需要这样几个方面的建构：一是建构对话空间。对话空间是指各种声音相互表达、倾听、交流的场域。对话空间必须是自由表达的空间，让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能够自由自主展现真实观点，表达真实心声。形成这样的自由空间最重的是要排除强制性的价值预设，去创设多元的目标和多样的选择性。二是对话环境的创设。受教育者只有在“心理安全”和“心理自由”下才能够最大可能的表达观点，激发思考，彰显个性。因而对话环境必须是民主、宽松、轻松、和谐的。不是所有的道德教育都是在严肃紧张的氛围中才能进行，轻松的环境、幽默的话语反而会更有教育效果。三是培养对话品质。“对话”不是目的，也不是所有的“对话”都能产生有益的效果，因而还需要培养对话品质。对话品质是建立在对话能力的基础之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需要具有准确清晰的语言表达能力，对话内容的判断和理解能力，对话过程的调控能力，批判分析能力等。另外，对话的形式应灵活多样，包括师问生答式、生问师答式、师引导问后师回答式、多向易境式（对同个问题不断变化场景问答）、多人会谈式、师问师答式、生问生答式等。

以实践思维引领道德教育契合道德教育活动的属性，符合时代特点。道德教育工作者、研究者都需要摈弃概念思维、养成实践思维，用实践思维方式确立教育观念、甄别教育内容、挑选教育方法，最后建构实践道德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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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德育的概念篇4

关键词：小学思想品德 思维能力 学生

21世纪的国际竞争，是国民素质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要想有高素质的人才，道德品质教育不能忽视，小学思想品德课是一门向小学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的课程，以“五爱”和“五讲四美”为中心的社会公德教育和社会常识教育，从小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教育和正确的行为习惯，为使他们成为有道德、有文化高素质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打下初步的思想基础。《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中小学教育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上来。”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同时《思想品德》新课标中把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作为教学目标，体现出对学生思维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孩子是新世纪的挑战者，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道德思维能力，才能适应于当今的社会，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必须注重学生道德思维能力的培养。

道德思维能力包括正确的道德概念，道德判断能力等，具有道德思维能力以便更好地进行道德评价，识别和抵制错误的道德观点。道德思维能力是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学生形成正确的道德概念，并能去辨别是非，做出道德判断掌握行为时，才能诸于行动，成为自己的思想品德的行为习惯，所以说道德思维能力是道德品质重要的一部分。

当前，我国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本世纪的人才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道德及能力的培养极为重要，从小培养孩子具有良好的道德思维能力，对于识别和抵制各种不良倾向的影响有着重要的作用。

要培养学生道德思维能力，就要结合教材教给学生一定的社会常识和道德知识，学生有了这些知识才能在行为上有道德思维的判断，否则道德思维无所凭借，道德的无知会导致错误言行的产生。学生掌握了必要的生活知识，浅显的政治常识，法律常识，以及有关社会、家庭公德的道德知识，才能辨别社会现象中的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才能在现实生活中有正确的行为方向，培养高素质公民要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

培养学生道德思维能力，要注重循序渐进，中外教育家和心理学家研究指出：“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是有阶段的，道德判断和价值观念是循序渐进形式发展起来的”。教育孩子理解比他们所属高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孩子的道德思维能力是掌握道德知识，形成道德概念和道德判断能力的过程中逐渐发展的。因此，思想品德课教师要根据不同年级孩子的年龄，心理特点，生动形象的由底到高，由浅入深，从现象到本质进行教育。例如：热爱劳动的教育，低年级使学生懂得自己能做的事要自己做，在校当好值日生，在家做父母的小帮手，学做简单家务劳动；中年级教育学生劳动光荣，懒惰可耻的道理，让他们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一些劳动；高年级教育学生认识到社会财富，幸福生活是人们辛苦劳动创造的，劳动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勤劳致富光荣，投机取巧可耻。培养勤俭、节约、朴素的好习惯，不断深化课堂教育，学生的道德思维能力一定会的到发展。

培养学生道德思维能力关键在诱惑，而不是加强。假如教师把道德知识干巴巴讲给学生，可能会引导学生对本学科的反感，形成障碍，更谈不到提高。所谓诱惑是教师结合教学要点，把学生之间发生的实际问题加以解决，向学生提出要求，去考虑道德冲突，让学生做出正确判断，使他们亲身体会利用所学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这样教育方式对学生才有说服力。

小学德育的概念篇5

    在编写教材和进行教学时，必须充分考虑学生的上述特征，以便更有针对性。

    一、高年级教材的基本特点

    与低中年级相比，高年级教材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和要求方面，均有一定的不同。

    在形式方面，高年级教材除篇幅稍长外，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类型。

    （一）夹叙夹议型。这种形式的课文既具有一定的故事性，生动活泼，又结合故事较充分地阐述道理。有 血有肉，情理交融，利于较深入地进行教育，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这种类型又分为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是把 道理寓于故事之中，道理和故事完全融合在一起，如《时刻想到祖国的尊严》、《胜不骄、败不馁》等课。另 一种是利用故事引出道理或印证说明道理。这种形式既增加了教材的活泼感，又利于学生理解和接受道理，效 仿榜样。在高年级教材中这种类型的课文最多，如《为人正直》、《礼貌待人》、《为祖国而学习》、《自觉 遵守纪律》、《艰苦奋斗代代传》等。

    （二）论述说理型。这种形式基本上是围绕着一个主题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述，虽然也举出事例，但目的是 为了更有理有据地进行论述，增强说服力。这种形式的课文说理比较充分、透彻，如《真正的勇敢》、《尊重 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读书要分辨好坏》、《相信科学不迷信》等。

    （三）讨论型。课文只摆出事例，不讲观点，然后提出问题，叫学生讨论；或既摆出事实，又加以议论， 但不作结论，由学生一起参加讨论。这种类型的课文有利于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启发学生积极 思考，积极参与，提高自我教育的能力。属于这类的课文有《有事大家商量》、《‘盲人摸象’的启示》、《 宽厚待人》等。

    在内容和要求方面，高年级教材与低中年级教材相比，在程度上有所加深，难度有所增大，更突出了明理 。相对来说，在行为实践方面，不如低中年级那样具体。

    程度加深和难度增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概念更加完整、准确。低中年级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比较差，他们对事物的认识还处于具体形象的 水平，他们掌握道德概念都是与一定的道德形象或具体道德行为相联系的。例如，对什么是爱护公物，一般只 能回答不损坏学校的课桌椅，不损坏公园游乐场里的设备等，所以低年级只讲爱护具体的公物，中年级也只讲 爱护学校的财物，都没有完整地讲公物的概念。又如对什么是守纪律，低中年级的学生只能回答上课时不讲话 ，不做小动作，不迟到等具体的纪律，还不能答出遵守纪律的本质。可见，他们这时对道德概念的理解还处于 感性阶段，还不能反映出这些道德表象的本质特征。高年级学生的实践活动日益增多，活动的范围逐渐扩大， 而且已经具有一定的抽象概括思维能力，他们对道德概念的理解可以上升到理性阶段，达到认识本质特征的水 平。因此，高年级教材关于某些道德概念的表述已经从现象上升到本质，使其更加完整和科学。如关于“公物 ”的概念，教材是这样表述的：凡属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财物，如矿山……等等，都是公共财物。这些财物都是 劳动人民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又如 什么是勇敢，高年级教材讲得很明确：真正的勇敢是一种高尚的品质，它表现为人们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国 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了维护真理，不怕困难和危险，甚至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此外，像毅力、正直、礼貌、 自尊自爱、艰苦奋斗等概念，高年级教材也都作了比较科学、完整的概括。有关这些方面的内容，低中年级虽 然也都讲过，但都是从某一个具体方面或就某一具体问题而言，都没有完整地概括出这些概念的本质特征。

    第二，道理讲得更加充分、深入、透彻，更突出了道德行为的社会意义。品德课的许多内容都是分层次安 排的，在低中高三个年级段反复进行教育。高年级属最高层次，许多内容都是在低中年级已经讲过的基础上， 进一步概括和升华，力求使学生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热爱祖国教育。低年级主要是进行最基本的爱国常识教育，如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知道我国的国名、国歌 、首都，认识国旗、国徽、祖国版图，知道升国旗、唱国歌时要立正、行礼。中年级主要是通过故事陶冶学生 的爱国情感，培养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高年级除通过了解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 成就，激发学生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主人翁责任感外，更侧重于培养学生的爱国理想和报国志向，把个人 与祖国联系起来，为祖国而学习，立志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力量。

    努力学习的教育。低年级主要是使学生了解最起码的学习要求，如按时上学不迟到、上课专心听课，按时 、认真、独立完成作业；中年级主要是学习态度的教育，如专心致志、刻苦学习、主动学习等；高年级则上升 到学习目的的教育，把当前的学习与祖国的需要联系起来，为了将来更好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就要从各方面 打好基础，要全面发展，并注意培养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

    热爱劳动的教育。在低中年级教育的基础上，高年级对劳动观点进一步深化。强调所有劳动都是光荣的， 劳动本身没有贵贱之分，应当尊重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劳动是幸福生活的源泉，只有用诚实、勤恳的劳动获得 的幸福才是光荣的，靠投机取巧、甚至坑害他人来获取个人的幸福是卑鄙可耻的。

    热爱集体的教育。在低中年级教育的基础上，着重教育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增强集体 主义意识，学会与人合作，学习在集体中过民主生活，培养民主作风等。

    其他如爱父母、爱老师教育，遵守纪律教育，爱护公物教育，勇敢教育，诚实教育，礼貌教育，毅力教育 等，低中年级均有安排，高年级在这些方面都作了进一步的概括和升华，使这些教育内容在说理方面达到更高 的层次。

    在教学要求方面，高年级教材与低中年级也有所差别。由于低年级的教材内容大多数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 的行为规范教育，与学生的日常生活联系很紧密，因此，相对来说，在行为要求方面就比较强调，也比较具体 。中年级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了低年级的特点，但有些方面已类似高年级。高年级教材的内容虽然与学生日常 生活、学习也有一定的联系，如尊敬老师、孝敬父母、学好各门功课、宽厚待人、自尊自爱、胜不骄、败不馁 等，但已不像低中年级那样紧密，特别是有些课，如愿小树苗健康成长、留下最美好的东西、年少志壮、重任 在肩、学无止境以及实践出真知等思想方法的课，更侧重于明理，通过教学开阔学生的思路，提高学生的认识 ，帮助学生初步形成道德信念，而在行为要求方面，一般只是指出努力的方向。

    二、高年级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高年级的教学除依据教材、充分体现教材的特点，还必须反映学生的特点，使教学更具有针对性。只有这 样，教学才能表现出生命力，才能收到实际的效果。

    教学是个复杂的过程，涉及的方面很多，现仅就下面三个问题作一些探讨。

    第一，充分发挥“明理”的作用。

    “明理”是思想品德课的基本职能，也是它的主要特点，是贯彻全课始终的。然而，对高年级要更强调这 一点。一是由于高年级教材比低中年级教材更侧重于讲道理，着重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二是由于高年级学 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研究表明，在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条件下，小学高年级学生是理解道德 意义的显著发展时期，因此，我们应当积极地从他们的这一特点出发，帮助他们逐步把道德认识发展到更高的 水平。

    思想品德课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把社会的道德要求变成他们的需要，内化为他们的道德观 念，使他们真正认识到遵循一定道德行为准则的必要性，并愿意把它作为个人行动应该遵循的指南。而要达到 这一步，明理是最重要的。

    低年级教学也注重明理，注意培养学生的道德观念。但都是同具体的行为相联系的，因而他们的道德观念 是具体的、特殊的。他们认识什么对，什么不对，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一般都是同受别人的表扬、赞 许、认可或批评、斥责、惩罚相联系的。高年级就可以经过抽象、概括，使这些具体的、特殊的道德观念上升 为较抽象的一般的道德观念，并对道德行为方式的社会意义有进一步的理解。因此，高年级教学更要充分发挥 明理的作用。

    明理的基本要求是观点正确，说理清楚明白，这是使学生信服并乐于接受的最起码条件。

    高年级的课文虽然也有故事性，多数都是夹叙夹议的，但所讲的道德观点是很鲜明的，道理的论述也是比 较清楚的。关键是教师要把教材钻研透，准确地理解道德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对所讲的道理融会贯通，把握好 重点和分寸，并考虑如何深入浅出地讲给学生。教师如果一知半解，就难免不出错误，或讲不清楚。

    例如，关于勇敢的教育，低年级只讲不胆小就是勇敢，如打针不怕疼、上课敢大胆发言等行为都是勇敢， 没有把概念上升到一般的水平，但也暗指出行为的目的性，这是勇敢的实质。中年级进一步区分勇敢与蛮干的 界限，明确勇敢是一种有益的行为，使勇敢的概念有一定深化。高年级则将这一概念更加完整化。强调行为的 目的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是为了维护真理，突出了行为的社会意义。在讲这一概念时应注意全面 性，既要讲清并不是任何不怕危险和牺牲的行为都是勇敢，如目标武士道精神和各种犯罪分子，因为他们的目 的不是为了正义和真理；还要讲清勇敢行为与尊重客观规律的一致性。

    又如《宽厚待人》这课书的课文是夹叙夹议式的，对于什么是宽厚待人以及为什么要宽厚待人，虽然没有 集中地明确地交代，但在叙述中都讲到了。教师只要很好地钻研教材，就不难从中提炼出观点。

    关于什么是宽厚待人，课文是这样讲的：当陈浩把王英的花衬衫溅了许多墨点后，“王英不但没生气，还 和气地说：‘没关系，你又不是故意的，回家以后我自己洗洗就行了。’”怎么看出不是故意的呢？课文中有 这样的文字：“由于用力过猛，墨汁溅了出来……哎呀。糟糕！又闯祸了。”说明他不是故意的。事情发生后 ，“陈浩心里忐忑不安，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说明他已认识到错误，准备改正。

    由于王英正确处理了这一问题，结果“一场可能引起的风波，就这样避免了。”既教育了陈浩，又增强了 同学之间的团结友爱。如果大家都能这样，社会上就会出现更多的和睦、友爱、安定团结。

    宽厚是有条件的，这一点也要交代一下。课文讲了陈浩用皮球把新楼的墙壁弄脏，王英坚持叫他擦掉，说 明对于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要坚持原则，但态度要诚恳，只要改正，就不要揪住不放，这也是宽厚的表 现。对于那种故意中伤，就不能宽容。课文虽然没讲这一点，但可从“不是故意的”就应当宽容推论出来。

    再如，《要学好各门功课》这课书的重点是讲清为什么要学好各门功课，不能偏科。而有的老师却用了很 大力气讲各门功课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相制约的关系，如不学好语文会影响其他功课的学习，不学好数学，甚 至不学好音乐、美术等课也都对其他课的学习有影响。当然，各门功课之间是有一定联系的，但也不能过于牵 强，况且本课的重点应强调小学的各门功课都是基础课，教学中要着重讲清国家为小学生设置这些课，是为了 他们全面地健康地成长，是为将来的发展全面打基础。一个人不管将来从事哪方面工作，小学的各门课程对他 们都有用，特别是现代社会，更要求人的素质全面发展。

    总之，高年级教学必须在明理上下功夫，要尽可能帮助学生理解所讲的道德观念，只有理解了，才能真正 变成他们自己的精神财富，也才能在实践中自觉地调节和支配自己的行动。

    第二，坚持启发式

    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教学通知》指出：“在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要 改变注入式的方法，尽量实行启发式的方法。要善于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学习和思考，寻找问题的答案。讲课 应该用丰富而生动的事实来引出和论证有关的观点，而不能简单地灌输抽象的概念。”这对于思想品德课特别 是高年级的课更有现实意义。因为这门课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帮助学生将社会道德观念内化为 自己的信念。要做到这一点，教学必须坚持启发式，因为学生思想认识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内部的矛盾性，教 师的教只是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教学过程就是外因和内因结合的过程。教师的主导作用主要应 体现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自觉地接受教育，掌握知识，培养良好的品德，这正是启发式教学 的实质。

小学德育的概念篇6

关键词： 德育理论 反思 德育现状

我始终坚信，德育应该是最有魅力的。因为德育面对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人心，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化的人和冷冰冰的理性；它面对的是人的向善之心，它展示的是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美丽人生的追求。问题在于，以往的一些德育背离了人自身，背离了人心，背离了人的向善之心，它向人宣讲的是抽象的概念、空洞的道理，它要人做到的往往是不可企及的要求，它规定人去遵守的是一大堆违反身心发展的规训……因此德育往往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我们应该先有勇气反思，并在反思中探寻新的德育路向。

一、对我国德育理论的反思

个体道德是如何发生发展的或发生发展的机制等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所在，围绕这个问题形成了形形的理论学说及观点。我国的道德学习理论基本采用的仍是获得理论。获得理论强调外部环境对行为获得的主导作用，主要代表是斯金纳的操作行为主义理论和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

斯金纳特别强调强化的作用，认为有机体处在某种情境之中自发产生多种行为，如果某种行为得到强化，这种行为发生的概率就会增加，因此要想让儿童做出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就必须注重当这种行为发生时对其后果进行及时的强化。道德行为的获得亦如此。在他看来，人们之所以做出道德的行为，是因为这是与人生活的群体奉行的道德规则一致的行为得到偶然强化的结果。作为一名坚定的环境决定论者，斯金纳认为内部心理过程不过是环境产生行为过程中的副产品，不能用于解释行为，从而把环境的作用绝对化，忽视了行为者作为具有主观意识的人的主观能动性。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也强调环境对行为的作用，但是与斯金纳不同的是他看到了人的认知因素对行为的影响。班杜拉认为学习是环境、认知、行为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以观察学习为核心的社会学习理论。该理论强调多数人的学习都发生在社会环境中，通过对他人的观察，人们获得知识、规则、技能、策略、信念和态度，并特别强调与观察学习紧密相关的替代性强化的作用。另外，他还非常重视自律行为的形成，强调自我认知和调节的作用，以及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培养。但是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是建立在设计严密的研究基础上的，尽管他已经表明，实验室中的榜样行为能够改变儿童的道德思维，但我们还不能确定这种榜样作用与现实生活中儿童道德思维发展之间的关系。

获得理论曾经一度在心理学界引起轰动，我们不可否认，尤其是行为主义理论，直到现在还在发挥着它的效力。正如席勒所说：“那永远作为昨天的过去，它会不断重现，到明天还会发生影响，因为它今天已经有了影响。”但是像斯金纳的操作条件反射的优点在于它的极端一样，缺点也在于它的极端。“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偏激和极端有时会比综合、辩证获得更有价值和意义的成果，但决不可以把它视为一种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方法。”

二、对我国德育现状的反思

（一）德育目标定位的偏移

首先，我国的传统德育是以大、中、小学为阶段进行的，但是，在德育目标上存在着倒置的弊端。

小学阶段，德育的目标是定位在如何使小学生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方面。就小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发展而言，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什么是共产主义理想，更不用说如何去做了。中学阶段，德育目标则确立在如何对学生进行集体主义教育和如何使学生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方面，但由于高考这柄“达摩克利斯剑”的作用，中学生在这一人生观、道德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这种德育目标只能是“形同虚设”、“名存实亡”。大学阶段，是青年世界观的成熟时期，德育的重点却放在了对大学生进行文明礼貌教育和校纪校规教育方面。这种德育目标的倒置现象，违背了德育规律，必然导致德育低效。

其次，道德教育的目标过于理想化。

用理想主义的目光看待道德教育的一切，认为道德教育应该达到也能够达到理想的境地，从而表现为对生活现实的脱离，变成不切实际的空想。它要培养的是那种通体为善的毫无瑕疵的人格，譬如“圣人”和“完人”，而不顾及这样人格的实现是否可能和必要。

最后，我国道德教育过于强调社会本位论。

社会本位论即社会中心目的论，它的基本观点是社会的价值高于个人的价值，个人的存在和发展依赖并从属于社会，道德教育的目的只能根据社会的需要来制定，培养符合社会准则的公民，使受教育者社会化，以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他们看来，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品德，道德教育就要向受教育者灌输什么样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个体对品德发展的需要，在这里毫无地位可言。虽然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因为任何社会都希望现存的道德规范、思想意识在下一代身上得到延续，使个体通过道德教育完成其社会化过程而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其延续和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且道德教育也是具有这种功能的，但是我们也该看到，这种目的观过于强调道德教育的外在价值（工具价值），却忽视了道德教育的内在价值（本位价值）；由于过分强调社会至上，群体至上，却压抑了人的个性发展，压抑了人们的独立自主精神的形成，因而走的是一条偏狭的道路。

（二）德育内容的泛化

我国道德教育理论中有许多让人“看不明白”的地方，最让人眼花缭乱的是概念。为了突出德育的全方位特征，有学者提出了“大教育”概念；为了包容不断出现的德育需要，有学者提出将“法制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添加到本已肿胀的德育概念中去。品德结构概念更是五花八门，先后出现了“四项意识说”、“基本维度说”、“三维结构说”、“三环结构说”、“螺旋结构说”、“四要素说”等。客观地说，概念分析对于基本理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仅此而已则是远远不够的。德育究竟是什么?在我国概括来说通常有以下几种理解：一是德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二是德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法纪教育和道德教育；三是德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和心理品质教育；四是德育包括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心理教育、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这四种理解都是广义的理解，狭义的德育指道德教育，这是第五种理解。在现行的中小学德育学科教育中，小学阶段主要进行的是思想品德课教育；中学阶段称为思想政治课：初一以心理健康教育为主要内容，初二进行法制教育，初三学习社会发展简史，高一为社会主义经济学，高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高三为政治学。由于各地区及各个学校的具体安排不同，会出现教学内容各异的现象，但全国情况大体如此。

应该说，任何理论如果要发展，必然绕不过基础研究。而所谓基础研究，不应该仅仅是概念演绎。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别国的道德教育理论，不断充实我国的道德教育研究。

（三）德育实施途径和方法的困惑

在德育实施的途径上，我们过分重视思想品德课(小学)、思想政治课(中学)的教学，甚至有人认为“思想品德课＋思想政治课＝德育”。这种认识的偏颇性，直接导致德育途径的减少，降低了德育的效果。我国的学校道德教育对道德学习环境的创设这一方面关注得太少，相比西方国家，我们不太注重为学习者营造一种自由、民主、宽松的合作学习的氛围。而道德认知发展理论注重情境创设、协作学习对意义建构的作用给我们很多启发。我们认识到学校道德教育的研究要注重学习环境的设计，既要创设一种课堂教学的显性情境，还要优化所有有利于学生意义建构的隐性资源，为学生创造一种课堂之外的浓郁氛围，只有环境本身是有意义的，学生才能进行有意义的道德学习。同时也引发我们对道德教育研究本身的思考。

在德育方法上，我们以说服教育法为中心，而说服教育法的实质是一种强制灌输教育，它试图在社会急剧变化和多种价值并存冲突的环境下向学生成功地传授一种固定的、单一的道德价值并努力保证学生不折不扣地服从这种价值。

可见，我们传统的德育不是以人，特别是受教育者为主体的，它所传授的是剥离了人性内涵的空洞的道德规范。它忽视了学生是道德修养的主体，容易引起学生对教育内容与教育行为的排斥，自然收不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在实施中，不管是过程、内容还是方法，都背离了人的生命的自由发展。正因为如此，本来应当是充满了人性魅力的德育，变成毫无主体能动、没有道德意义、枯燥无味、令人厌烦的灌输与说教，德育低效就成为必然。

新世纪德育的路向到底在哪里？我们不敢说已经找到了答案，但至少可以说我们已经处在寻找答案的途中。

参考文献：

［1］郑富兴.现代性视角下的美国新品格教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0.

［2］汪风炎等.德化的生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0.

［3］孙彩平.道德教育的伦理谱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0.

［4］李伯黍，燕国材.教育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2.

［5］莫雷.教育心理学［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2.

小学德育的概念篇7

关键词：谚语；文化内涵；德育功能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编码：A 文章编号：2095-1183（2012）07-0018-04

谚语是经过漫长的人类历史而沉淀下来的文化瑰宝。它以一种短小而固定的语句形式广为流传，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它所包含的概念隐喻能促进学生的认知发展，提高其道德判断、道德行为以及自我调控的能力；它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能启迪学生体悟人生，陶冶其道德情感；它那洗练睿智的语言表达形式，能够为道德教学带来富有冲击力的教育效果。最重要的是，谚语内在所固有的实践品质契合新时期道德教育新模式的要求，可以发展为一种有效的品德教学方法。

一、谚语的定义及其特征

谚语的定义很多。如，“谚，俗语也。”(《礼记·大学》)“谚，俗言也。”(《左传·隐公十一年》)“谚，俗所传言也。”(《汉书·五行志》)“谚，直言也。”(《文心雕龙·书记》)[1]。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谚语被定义为“群众中间流传的固定语句，用简单通俗的话反映出深刻的道理”[2]。一般而言，谚语包含着概念隐喻，且具有特殊的语言形式。概而言之，谚语具备区别于其他语言形式的三个“S”：Shortness(短小)，Sense(意味)和Salt(风趣)。即，谚语的语言形式短小而活泼，以隐喻的方式呈现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富含教育意义的民间文化艺术珍品。

首先，谚语本质上是一种广义的隐喻，隐喻在谚语与认知过程之间起着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3]。隐喻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语言技巧，通过对语言形式进行编译和加工，达成对语言的修饰，用以加强语言表达的能力，属于修辞格的一种[4]。劳卡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 指出，人在生活中，只有一小部分概念直接源于经验，而大量抽象的、非直接经验的概念需要通过隐喻来理解和表达[5]。例如，“懒”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指懒惰，跟“勤”相对[6]，属于抽象概念。人们对“懒”的认知需要经由与“懒”相关的一些直接经验获得：不爱劳动和工作，不勤快。因此，懒人鲜有立刻完成手头任务的习惯。对此，谚语“懒人嘴里明天多”以“嘴里明天多”作为喻体，解释“懒人”这一本体，不仅增加了语言的趣味性，更提高了人对“懒”这一概念的理解。

其次，谚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与人文价值巨大。高尔基曾说过：“谚语和歌曲都是简短的，然而它们里面却包涵着可以写出整本书的智慧和深情。”[7]谚语涉及的内容极广，包括社会、历史、生产、自然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只有学而知之，没有生而知之”告诉人们学习的重要性；“宁可穷而有志，不可富而失节”教人修德养性；“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教人谦虚谨慎；“听话听音，看人看心”教人做事处人。可见，谚语的字数虽少，含义却很深远。

再次，谚语的语言形式活泼。我国的谚语多为四至七字，部分八字以上的谚语也因其形式活泼，朗朗上口，容易被人记住。短小而富有节奏和韵律是谚语的重要特点。谚语讲究声律美，其节奏和诗句的节奏相似。“入乡随俗”，“情急智生”等四言谚语的节奏一般为“二二”；“礼多人不怪”，“日久见人心”等五言谚语的节奏多是“二一二”，少数为“三二”；六言谚语如“一山不藏二虎”，“一客不烦二主”，节奏为“二二二”；七言谚语如 “响鼓不用重锤敲”，节奏是“二二三”；八言以上的谚语，节奏多为“二二三，二二三”，如“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不论长短，谚语都显示出一种均匀整齐的美感。同时，谚语还注意押韵，且押韵的方式多样：有的押平声韵(“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有的押仄声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还不报，时辰未到”)；有的平仄相间(“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讲究“平平仄仄，仄仄平平”；有的押尾韵(“先苦后甜，富足万年”)；还有的押头韵(“百年寿限不准有，百年计划不能无”)。[8]短小而富有韵律的特征，使谚语更容易被人记住，正是“空话随风四处飘，谚语入心记得牢”[9]。

最后，谚语具有较高的实践品质。谚语中所涉及的内容都是日常所见，朴实无华。同时，口语化语句让人读起来兴趣盎然，简简单单的话语充分显示出普通老百姓的风趣、机智和敏锐。例如，“三十斤的鱼，四十斤的泡(鳔)”，讽刺味道十足，让喜欢言过其实的人听了不禁脸红；“好马要是三年不骑，会比驴子还笨”，用语朴实，但隐含的真理不得不让人折服；“鹰飞高空鸡守笼，两者理想各不同”中，鹰和鸡的对比可以激发人们追求更高理想的愿望。

二、谚语的德育功能

当前，随着我国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化，德育工作也面临着诸多困境和挑战。首先，处于中小学阶段的学生道德认知水平较低。柯尔伯格指出，这一阶段的道德教育应着眼于儿童的积极道德建构，即儿童最终能够进行道德判断和建构道德原则[10]。如何提高学生的道德认知水平？这是道德教育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其次，我国教育的现代化更多地是由外源性因素推动的，很多学科的发展建立在“引进”的基础上，而这必然带来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本土文化挖掘不够。本土文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出发点，教育中缺少民族文化，容易造成学生的道德情感体验不足，甚至在理解某些道德规范时产生困难。有鉴于此，我们应该从多个方面发展更符合现阶段学生道德认知水平的内源性的德育教材。谚语因其所具有的隐喻特征、文化内涵、特色语言形式与内在实践品质而能够予以一定的回应。

小学德育的概念篇8

“渐悟”和“顿悟”本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对影响深远的范畴。慧远在《维摩义记》卷一中指出：“菩萨藏中，所教亦二，一是渐入，二是顿悟。言渐入者，是人过去曾法，中退住小，后还入大。大从小来，谓之为渐”。“言顿悟者，有诸众生，久乘，相应善根，今始见佛，即能入大。大不由小，目之谓顿”，“渐入菩萨，藉浅阶远，顿悟菩萨，一越解大”。渐悟、顿悟是两种修习佛性的不同方法，由于对两者强调不一，曾经形成了中国佛教史上两相对峙的南宗和北宗，即“南顿北渐”之谓。

其实，渐悟和顿悟亦可理解为两种不同的认识方法。主张日积月累、由浅而深的常规之道的是渐悟，表现在修身养性方面即是“时时勤拂试，勿使惹尘埃”的功夫。道德教育过程中，对伦理道德观念及规范日积月累的教与学，多是循渐悟之道而行的，我们平常所论道德认知，多是从渐悟角度展开的。其实道德认知和一般人类认知一样也还有另外一面，即“顿悟”。

顿悟即习佛上的“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作为一种认识方法，即所谓“一旦豁然贯通”（朱嘉）、“发明本心”（陆九渊）或“反求本心”（熊十力）的功夫等。由佛学而渗透开来的顿悟早已成为我国哲学史、文学及美学史上重要概念。作为一般认识门径的顿悟既与渐悟有很大的区别，也有互补或统一的一面，无论过分强调渐悟，还是过分强调顿悟都是荒谬的。以辩证的眼光不难看出，历史上的“南顿北渐”的宗派之争，有其偏颇各执的一面，同时也可看出现实生活中对于遵循分析思维、循规蹈矩过分强调从而被理性思维缚绑手脚的单纯渐悟的方法论局限性。在中国现存的道德教育中因循理性思维的一般局限，人们多对道德认识“顿悟”的一面视而不见，或者视之为神秘的东西的而予以回避。因此对于道德认知的这一被忽视的侧面予以研讨是当务之急。

顿悟与直觉是相似但并不完全相等的概念。顿悟作为一种认识过程属于直觉的一种，直觉显然还包括在一种道德情境中凭直感立即作出判断的含义，而顿悟似乎更多地强调直觉之前的沉思默想等知情意的酝酿过程。但是直觉和顿悟之间相同的一面显然大于这些意义上的细微不同，本文是从直觉与顿悟相通的一面去进行以下论述的，亦即，本文的“直觉”作为认识的过程、方法和能力，也可称之为顿悟的过程、方法和能力。

二、道德直觉的必要与可能

在道德教育中之所以需要培养道德直觉，首先是因为道德学习过程中运用道德直觉的必要。而这一必要性主要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道德基本概念的意会性质（或自明性）。西方伦理学史上许多人都对这一性质有所揭示。如18世纪的情感派就曾认为人的道德认识与其说是一种经验推理，不如说是依靠人类所固有的道德感（所谓“第6感官”?）而直觉到事物或行为的善恶价值。乔治·爱德华·摩尔（GeorgeEdwardMoore〕?认为，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是“善”，而善是自明而不可推导的。“‘善’是一个单纯的概念，正如‘黄’是一个单纯的概念一样；也正如决不能向一个事先不知道它的人阐明什么是黄一样，你也不能向他阐明什么是善”。人们对善的认识因而只能是直观的，而不是描述性的推导，因为善是自明的，无须借助其它事物或性质来证明，更不能从别的东西中推导出善。我们不能同意善和义务等道德基本范畴是完全自明、拒斥逻辑推导的极端观点，因为这一观点的片面性不仅因为其对立学派的强大存在遭到了实际的揭示，而且这一观点确有走向神秘主义和否认伦理学的科学性的危险。但道德基本概念有其可以诉诸逻辑分析的一面，也有其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直觉性的一面。正因为如此，情感派的摩尔、普里查德到中国陆王学派及所有非理性主义的伦理学家才能有经久不衰的立论依据。正如英国学者波兰尼所指出的“意会知识比言传知识更基本，我们能够知道的比我们能够说出来的东西多，而不依靠言传的了解，我们就什么也说不出来”。道德概念的意会性的存在，决定了通过直觉方式进行道德认知的必要性。除了道德概念必须通过直觉加以理解之外，道德行为所处的情境的复杂性和紧迫性等也决定了直觉存在的必要性。在一定的道德情境中，道德责任往往是多重复杂同时是相互矛盾的，加上道德情境可能存在的解决问题或履行义务的紧迫性（如救火、救人的情境）根本不容许人去进行复杂的逻辑分析或象功利主义、快乐主义伦理学家所倡导的那样计算结果如何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或大多数人的幸福。人唯有通过道德直觉进行当机立断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才能获得问题的解决。这里他“以为他的道德观念和直觉地完成的行动仿佛是自明的、当然的、没有疑义的”。

道德直觉既有其道德学习上的必要性，也有其存在和培育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来自于道德学习主体道德智慧的积淀。根据社会遗传理论，每个人都有类的禀赋，千百万年人类的一些社会经验都以心理结构的形式实现了社会性遗传，积淀于每一个体的心理。所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所以在来不及作出合乎逻辑的证明之前道德主体就已然有了先在的道德判断和行动。在心理学“直觉”的解释中，容格所谓“原型”的触动，苛勒所谓“格式塔”的“完形”。实质上都是在一定情境之下，道德个体凭借并调动这些老祖宗的遗产对对象实施迅速观照和会意的结果，除了族类经验，道德学习个体自身的经验也可以以简约、内隐的形式积淀在意识的最深层。就象类的原型和图式起作用时一样，当道德情境刺激之下，人们的这种个体经验积淀也能为人所唤醒，不自觉地作出“非逻辑”（实为“隐逻辑”）的决断，而无论是类或个体道德经验的心理积淀都已成为心理学所证实的一个客观事实。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使每一个个体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这些内存的直觉潜能，开发个体的直觉能力？这就不得不把论述的焦点移回到作为人类自身再生产活动的教育过程中来。

三、道德直觉能力的审美培育

关于直觉能力的培育，杰罗姆·S·布鲁纳（JeromeS.Bruner）在《教育过程》?第四章“直觉思维和分析思维”中提及6种增进直觉思维的可变因素，即倾向性因素、给某个领域提供各种经验、教学中强调知识的结构、启发式程序、鼓励推测、发展自信和勇气。庞学光在《浅论道德直觉及其培养》则直接提出了培养道德直觉的4种方法（第一，?给学生丰富、系统的道德知识。第二，重视学生道德经验的积累。第三，进行多样化的道德思维训练。第四，重视和加强艺术教育）。布鲁纳曾指出，诗人和艺术评论家具有“直觉信心”，“需要在没有稳定的意见一致的标准下，着手选择一个形象或者表述一个评论。”教学过程就是要鼓励这种自信和勇气。庞学光也认为“对于道德直觉的培养来说艺术学科具有独特的价值”。他们都对艺术对直觉培养的价值作了不同程度的肯定，视为途径之一。但是道德教育不能仅仅借助外在的艺术过程去培养道德直觉能力。只有使道德教育本身引入审美因素使之成为一种审美范式的德育，才有可能充分发挥审美的直觉培育功能。本文即是将艺术品及道德教育过程本身的审美因素统一起来论述审美对道德直觉能力的培育的。

审美活动何以能够培养直觉和道德直觉能力，这必须从分析直觉的特征和发生机制入手。首先，关于直觉的瞬时性与情感作用。直觉、道德直觉能在一刹那间“豁然贯通”地把握对象。这就是所谓直觉的瞬时性特征。瞬间性特征与直觉的许多特征和心理机制均有联系，但笔者认为其主要的决定因素是主体的情绪、情感因素，即布鲁纳称谓的“倾向性因素”。“这种倾向性因素对直觉的作用是使直觉倾向于对某个领域而不对别的领域进行直觉思维”，情感作为倾向性因素可使主体对对象作出与主体心理隐性需要和图式相契合的方向性选择，由于情感之中往往有理性的积淀，故有可能直接切入对象的本质，（也有可能导致谬误）。

情感对于直觉除了这种导向作用之外，还有直觉的发动机制。情感虽然不是认知，但它可以为人的认知内驱力提供能量，从而最大限度地激活主体的心理活动，从而象高效计算机那样自动将合乎当前问题情境的策略从内存中调出，迅速解决问题。因此，如果说有什么因素能够增进直觉能力，那么首要因素当属情感。审美活动（包括立美活动）被人称之为“情感的体操”，是因为无论是创美过程还是审美过程，都是情感表现和观照过程。审美活动所激起的情感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随意联想、想象和幻觉能力，唤醒沉睡的思维网络，在一瞬间把握事物的本质。对道德教育而言，审美情感不仅对道德认知的对象会产生“赋值”作用，使认识主体有一定直觉的倾向性，??而且利于通过审美活动中的情感交流训练提高“移情能力”，在接受道德观念、实施道德判断和行动时迅速“反求本心”，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德“通感”。

其次，关于直觉的非逻辑性与形象思维。布鲁纳指出：“直觉是指没有明显地依靠个人技巧的分析器官而掌握问题或情境的意义、重要性或结构的行为”。

“没有明显地依靠个人技巧的分析器官”较为准确地揭示了直觉的非逻辑性或非理性特征。“非逻辑性”指主体在直觉对象并未进行自觉的归纳、演绎等理性分析活动。但非逻辑并不是“反逻辑”或“无逻辑”，而是逻辑活动在内隐的不自觉状态。之所以产生这种逻辑的内隐，是由于直觉活动中人是“以形象和概念共同反映事物本质”。直觉活动之所以优于单纯的“概念”思维，是由于形象和概念相互配合、补充、促进形成的合力。“形象比概念灵活、更能在问题情境不明确的情况下发挥创造性探索作用。它能表示概念、说明概念、扩展概念、并能启发创造出新概念”。正是与形象思维相融合，理性思维才显得“盐在水中，有味无痕”起来，因此，能够将形象思维和理性思维结合的活动将有利于直觉能力的培养，而审美活动恰恰是具备这一特征的典型。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曾正确地指出，审美判断是单称判断（如“这幅画是美的”），但仍带有普遍性（我觉得美的东西别人也觉得美），这显然不同于一般的单称判断（当我说“这酒对于我是快适的”?时，?别人的主观感受未必一定与我同一）。这一矛盾的统一在于“想象力和知解力的自由谐合”。审美判断一方面是感性、个别的，另一方面又是主观、普遍的，超越感性又离不开感性、趋向概念又无明确的概念。正是因为审美活动的感性、理性思维的统一，才有利于主体在思维活动中发挥左右脑的共同优势，实现概念与形象联合的“非逻辑”性或“超逻辑”性。道德教育的认知模式过分强调分析思维的作用，改造这一范式的出路显然在于实现时道德教育的形象思维嫁接----实践德育的审美模式。

最后，关于直觉的整体性与物我同构。分析思维的特征是主体将对象各细部进行认真观照，由局部而整体，由小到大地认识事物。即“分析思维是以一次前进一步为其特征”。也正是因为思维的开端为局部、为分析，所以其认识事物的整体及本质有一个漫长而不保险的程序（不保险在于整体往往不等于局部相加）。

而直觉思维则相反，?它是“由大而斜?直接抓住整体切入对象的本质从而实现“豁然贯通”的。道德直觉也是如此，道德直觉对道德观念及道德情境的把握也是整体性的、未经分析直接从整体入手的。在道德情境复杂和紧迫的情况下，主体正是凭借这种对情境的直接整体性把握才能迅速作出道德判断并诉诸行动的。

苛勒在其（《猿的智力测验》，1917）中就曾指出，人脑对环境的反应是整体性的，人所认识的对象也是有组织的有机整体，直觉的过程即是主体实现对认识对象的（格式塔）“完形”的过程。因此，直觉可以理解为物我之间的一种同构现象的突然发生，就如柏格森所言的“所谓直觉，就是指那种理智的体验，它使我们置身于对象的内部，以便与对象中那个独一无二，不可言传的东西相契合”。

小学德育的概念篇9

数学研究的是空间形式及数量间的关系。它相对抽象而枯燥。虽然不像文科知识活泼，生动而富有情趣。但数学教学作为整个教育活动的一部分，必须渗透德育教育。关于这一点，数学教学大纲中也有明确的规定，可见德育教育在数学教学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数学本身的知识内容和知识体系渗透了德育因素，数学教师应抓住学科特点实施德育教育。

数学科学的各种概念、定理间的联系、发展变化是无穷的。在教学中根据这些特点，利用中学生可塑性强、思维活跃的发展规律，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培养他们爱科学、学科学的兴趣。例如，在平面几何教学中，完成了基础知识传授、学法指导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对一些特殊图形，如：平行四边形、萎形、矩形、正万形等几个概念的内含与外延进行比较。使学生认识到这些概念间的联系其妙无穷。同时对这些图形的性质定理、判定定理进行比较，认识这些定理的发展变化规律。从而激发他们学习的热情，使其感受到学习的乐趣。

数学是有高度抽象的概念体系。要弄清各种概念及定理的关系，要有一定辩证思想方法和辩证思维能力作基础，实际上数学同其它学科一样，也有一个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在教学中，教师有意识地用辩证法的观点阐述教学内容。教给学生严密的逻辑思维，论证方法，使学生受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

小学德育的概念篇10

关键词：德育；德育导师制；研究成果；启示

中图分类号：G4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4289(2014)07-0070-03

德育导师制是受“导师制”启发，在我国中小学德育工作中逐步探索、实施的一种德育方法和理念。20世纪90年代，德育导师制在南京一中等学校开始实行。近年来，诸如浙江省出台《在全省中小学实行德育导师制的指导意见》（浙教基[2005]284号），意味着德育导师制从高中推广到了整个中小学，从个别高中学校探索到了整个区域推进，取得了一些理论认识和实践操作上的进展。

一、研究现状

在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中输入关键词“德育导师制”，从2005至2014年显示的相关期刊文献有18篇，全国优秀硕、博论文有4篇。在已有的这些文献中，有关德育导师制的各种探讨比较多，如德育导师制的概念、内涵、特点、价值、途径、保障措施等议题受到研究者的高度关注。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德育导师制的研究状况，为深化德育导师制研究提供参考，首先尝试从有关德育导师制的研究内容方面，对现有研究成果作如下梳理。

（一）德育导师制的概念

关于德育导师制的概念界定，已有研究所给出的结论分歧程度不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两类：一类认为，德育导师制就是在“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首先是德育工作者”的教育理念的指引下，整合优化德育资源，克服德育与智育分离的状况，以形成“全员育人”“全科育人”“全程育人”的学校教育全新格局[1]。另一类认为，德育导师制是指由一名德育导师带一名或几名有进步要求的学生，使他们提高政治觉悟，迅速成长[2]12。

这两类对德育导师制的界定思路稍有不同。前者关注德育教师这一要素的构成，从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首先是德育工作的角度进行概括。后者关注德育方法这一要素要求，认为德育工作讲究思想的引导，实施过程中的生师比要小，学生要具备进步的诉求。两类界定的最终落脚点都是促使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二）德育导师制的内涵

有研究者秉持“德育回归生活、关注学生生命成长”理念,认为学校教学与德育应“一体化管理”，使学校德育工作贴近学生学习和生活实际，帮助学生“知识建构与道德成长同步发展”，因此，德育导师制富含时代性和创新性、生命性和情感性、过程性和发展性、层次性和多样性、自觉性和辐射性、整合性和实效性等内涵[3]。还有研究从工作性质、工作内容、工作原则三个层次来解读德育导师制的内涵，认为德育导师制是学校提升德育工作实效性的有效形式，是每一位教师必然承担德育任务的具体体现，是因材施教和全员育人的良好育人模式[4]9。

这种把德育导师制的内涵提炼成六个维度十二个特性，是理论观点的高度概括。从实践探索的三个层次进行阐述，则是将理性认识结合到具体德育工作的一种努力。笔者认为，前后两种分别从概括和归纳两种不同思路进行的解读，有利于丰富德育导师制的内涵研究。

（三）德育导师制的特点

有研究从工作实践方面，对德育导师制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和阐释。相关结论认为，德育导师制是以学生长远发展为立足点，协同多方面力量共同促进学生综合提升；德育导师制注重因材施教、个性引导，结合具体的发展目标有的放矢；德育导师制讲究“以生为本”，在良师益友甚至是同伴关系中，在让学生感受到人格尊重前提下，关怀和引导学生健康成长；德育导师制的实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见效的，这符合教育的长期性规律，离不开渐进式的潜移默化引导；德育导师制是民主和谐师生关系的一种载体，教师作为学生的良师益友，尊重学生个人隐私，教学相长共同进步[4]9-10。

上述这种基于德育导师制实行的实际情况，概括阐释的德育导师制五个特点，是一种理论结合实践的分析思路。无疑，这对于在实践中推进德育导师制是有所裨益的，具有较为适切的指导意义。其他文献对这方面的探索提炼还相对较少，这势必不利于德育导师制在学校德育工作中普及推广。

（四）德育导师制的价值

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德育导师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比如，有研究者认为，德育导师制对于挖掘优势资源、培养多面人才、改变传统教学、创新育人模式、改革评价模式等，具有明显的效益贡献[4]10。还有研究从六个方面阐述了德育导师制的价值：提高学校德育工作实效性，弥补传统班级管理模式不足，改变教师育人观念，提高教师素质，消除科任教师的权威危机与心理失衡、增进师生间感情，尊重学生个性,因材施教，联系学生家长、形成教育合力等[2]14-18。

坚持德育为先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主题，创新德育形式则是落实立德树人战略的重要内容。上述研究都是从实践探索过程中，基于实践成效提炼而出价值认识的。这种对新形势下的德育理论进行经验导向的探究，其得出的结论能够更好地指导德育实践，也有助于正确把握德育工作的拓展方向。

（五）德育导师制的实施途径

有研究认为，德育导师制的实施途径包含了遴选德育导师、构建德育资源、评价德育实效三个基本方面。德育导师制要落到实处，需要从导师选拔、资源配置和工作评价这三个方面来展开[5]。德育导师要择优、从优；德育资源的建设是德育导师制实施的重要支撑，可以低起点逐步积累，但立意要高；德育导师的工作评价既要强调共识，也要尊重个性。还有研究指出，家长也可以成为德育导师，参与学校德育工作[6]。

通常情况下，有关实施途径的研究都具有显著的可操作性和推广性特点。已有研究既来自于实践探索，也带有逻辑思辨的思路，对于拓展中小学德育形式而言，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这方面的研究相较而言明显不足。

二、讨论与分析

以上从德育导师制的相关研究内容方面，对德育导师制的概念、内涵、特点、价值和实施途径研究现状进行了简要评述。笔者认为，尽管这些研究对于丰富德育导师制认识和指导中小学实践，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还存在以下三方面不足。

（一）研究内容略显单薄

从已有研究文献来看，对德育导师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内涵、价值和特点等方面，理论分析的比重较大，这些论述对德育导师制在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意义。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重点、系统地探讨德育导师制的理论根源，并没有解决好“为什么德育导师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德育方法”这一问题。换句话说，研究内容不够深入析里，仅停留于空洞的表层理论分析或实践经验总结，瓶颈现象比较明显。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德育新形式没有对中小学德育实践工作发挥积极引导作用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研究方法比较单一

从研究方法上看，上述研究主要使用的是经验总结、文献研究、逻辑思辨等传统研究方法，造成研究中提出的许多策略和建议不能对实际问题发挥作用，这主要是因为研究者没有置身于真实场景中理解研究对象和问题，是研究者脱离实际所致。他们把自己抽身于社会现实情景，远距离地观察研究对象，在自己的观念里建构研究内容，最后得出结论。但这种研究结果与德育导师制的现状有一定的差异。研究者不必拘泥于传统研究方法，应找寻多种揭示德育导师制内在规律的方法或途径，从而提炼出对德育实践工作有帮助的更多新理论、新观点。

（三）研究视角有待拓宽

研究者主要是从中小学班主任、德育管理者或政策制定者的视角，运用教育学、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方法和理论设定好一个分析框架，随后再用一些相关材料对已设定的假设进行演绎推理。有些判断、假设或策略建立在脱离实践的基础上，运用宏大的理论为指导进行空洞的叙事，又或者以管理者的身份进行没有效度的理论阐述。

三、启示

笔者认为，在我国德育工作颇受诟病的背景下，德育导师制作为一种能够提高德育实效的教育形式，值得进一步探究。

（一）丰富德育导师制研究内容

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多个层次深化德育导师制研究。已有研究得出结论，德育导师制是有效开展德育工作的手段之一。德育工作非常必要，落到实处却异常困难。研究者可以进一步丰富这方面的研究内容，在厘清德育导师制的本质特征基础上，对德育导师制进行实践探究，找出实践运行过程中的障碍，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对相关理性认识进行修正，使德育工作以一种更为适切的方式得以开展。具体言之，我们要将德育导师制的本体研究工作与实践探索相结合，既进一步寻求德育导师制的理论根源，又找准其适用范围、行动方略、条件保障及评价措施，基于学生健康发展前提，构建德育导师制的科学研究内容体系。

（二）创新德育导师制研究方法

理论结合实践是所有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我们可以不断改进对某种研究方法的使用，提高德育导师制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不仅如此，研究者还可以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多渠道证实相关结论。比如，单一使用质的研究方法，如逻辑思辨得出理论导向的一般结论，往往不适用于具体学校、教师和学生。因此，我们可以使用行动研究方法，将一般结论转化为德育导师制工作机制，从实践经验中再提炼、总结、论证一般理论。再如，比较研究是一种检验结论有效性的常用方法，我们可以在考虑无关变量的前提下，对单个个体使用历史比较和不同个体使用横向比较的方法，考察德育导师制的实效性等等。

（三）拓宽德育导师制研究视角

归根到底，德育导师制研究是一种着眼改变教育教学结构和师生关系模式的德育研究，是一种有关制度和机制的研究。因此，我们可以站在多学科的理论视角，全方位研究这一德育活动现象。比如，我们可以站在教育学理论视角，运用多种教育要素及其关系理论，探讨德育导师制引发的教学结构改革和师生关系改善对于德育工作的影响。再如，将德育导师制置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框架下，借用维果茨基（Lev Vygotsky，1896-1934）的“文化――历史”发展观，以师生关系对于学生活动和社会交往的影响为聚焦，展开对德育导师制的深入探究等等。

笔者认同这样一种认识，“德育导师制”是学校班主任工作必要而有效的补充，具体就是在“整体合作、优化”教育理念的指导下，将学校班级德育的诸多目标、诸多任务分解到担任“导师”的任课教师身上，导师依据“用心沟通、以德树德、竭诚交流、以情动情、刻意磨练、以志励志、修身垂范、以行导行”的育人原则，既教书又育人，既管教又管导，从而形成整体合作“优化班级教师管理群的一种班级管理模式”[7]。提高德育工作的实效，必须从创新工作方法入手，既向上寻求更深层次的理论根基，又向下广泛开展实践探究，方能进一步推广完善德育导师制这一德育工作新机制。

参考文献：

[1]杨碧军，陈鹏.中学德育导师制的探索[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0，(1):28.

[2]陆少芬.试论中学德育导师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6.

[3]卢勇，何松毫，杨璐.德育导师制内涵探讨[J].现代教育科学，2007，(1):9.

[4]朱玉林,沈轶群.中小学德育导师制的内涵、特点与价值研究[J].基础教育研究,2013,(4).

[5]杨姝.德育导师制的推行：积极并审慎的视角[J].基础教育研究，2013，（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