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如何运用十篇

财政政策如何运用篇1

【关键词】发展 困难 财税扶持

中小微型企业是我国经济中具有极大活力的因子，其发挥了创新科技、扩大就业推动增长等一些重要作用。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一直是政府关注的焦点。而在解决中小微企业面临的难题中，国家的财税政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中小微型企业经营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一）成本提升，利润降低

首先是人工、能源和原材料成本上升。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由于招工难，人工成本迅速提高，加上能源和原材料成本节节升高，导致中小微型企业生产成本大幅上升。但又由于生产商品附加值有限，中小微型企业缺乏议价话语权，导致利润空间压缩。2012年众多企业在承接订单时显得格外犹豫，利润低也只能硬撑市场份额，严重制约了中小微型企业的发展。

其次中小微型企业融资贵和融资难的问题同样十分突出，只有为数不多的中小微型企业能得到正常贷款，企业生产成本越来越高，特别是中低端制造企业，2011年经营成本比2010年增加近29%。

最后中小企业税费负担过重，实际税负普遍超过利润的30%，除法定税费外，还要承担协会费、会议费等其他费用。

（二）缺乏科技创新

中小微型企业受技术、人才、资金等的限制，开展自主创新活动困难较大，致使其创新能力十分缺乏。在对外贸易中，创新能力的缺乏导致中小型企业竞争力的缺乏，而中国中小型企业最大的竞争优势——“人力资源优势”正在失去，国际市场上的份额被东南亚一些国家瓜分，为了提高中小型企业的竞争力，中小企业必须积极创新。

二、运用财税政策扶持中小微型企业生存和发展

（一）给予财政补贴

在运用货币政策放宽中小微型企业融资条件，降低中小微型企业融资成本的同时，运用财政政策给予中小微型企业财政补贴是更为迅速有效的办法。

当前我国财政收入增速远远高于GDP增速，如2012年第1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为8.1%，而财政收入增速高达14.7%。针对成本提升的问题，运用财政政策给以中小微型企业吸纳就业的补贴，这样既可降低中小微型企业的生产成本，又可以提升其生产积极性。

针对中小微型企业创新不足的问题，国家可以通过开设创新基金，对满足条件的中小微型企业进行贷款贴息、无偿资助等方式，对创业初期,需要由政府支持的中小微型企业的技术创新项目等给予资金支持，如以新材料、电子信息、新能源与高效节能及高技术服务业等高新技术领域为重点，帮扶中小微型企业走创新之路，促进其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使其顺利进入成长期，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培育具有管理规范、成长性好、创新能力强的科技型等的中小微型企业群体。

此外，可运用资金支持中小企业集约化、专业化、集聚化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引导创业投资机构等资本投向中小企业，改善融资环境；促进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改善小微企业创业服务环境。

我国已于2004年设立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专项资金规模也逐年扩大。据财政部统计数据显示，中央财政于2011年投入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128.7亿元，比2010年增长了接近9%。

（二）给予税收优惠

在给予中小微型企业资金补助的同时，财政部门通过建立优惠的税收政策，加大对中小微型企业发展的扶持力度，促进中小微型企业发展。根据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要求，财政部门加大清理取消和减免部分涉企收费力度；继续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等税制改革，健全有利于服务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税收政策。

今年来，我国税制基本保持稳定，总体上以减税为主基调。在应对金融危机对中小企业的不利冲击时，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政策，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税率由33%降到25%，有力减轻了中小企业负担，缓解2008年金融危机对企业生产产生的不利影响。2011年以来，针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为进一步有效支持其壮大，在已有税费优惠政策基础上，又加大了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力度，制定完善了促进中小型企业发展的一系列税费减免政策。

首先是提高营业税和增值税的起征点，在营业税方面，将按次纳税的起征点幅度由每次（日）营业额100元提高到300元至500元；将按期纳税的起征点幅度由月销售额1000元至5000元提高到5000元至20000元。在增值税方面，将按次纳税的起征点幅度由现行每次（日）销售额150元至200元提高到300元至500元；将应税劳务、销售货物的起征点幅度分别由月销售额2000元至5000元、1500元至3000元提高到5000元至20000元。提高营业税和增值税的起征点后，全国924万余户个体工商户将无需缴纳营业税和增值税，在全部个体工商户中占比高达63%以上。

二是延长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的执行期限，并扩大范围。在2012年01月0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6万元（含6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并进一步规范了农产品初加工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农产品初加工范围作了扩大。

三是加大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力度。

四是延长金融企业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

五是免征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贷款印花税，减轻企业融资成本。

参考文献

财政政策如何运用篇2

记者：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确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导致国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何教授，请您谈一谈对我国国债规模的判断。

何教授：对于这个问题首先应当认识到：我们的财政政策和国债政策从来都是为实现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目标服务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物价水平总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鉴于此，中央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1999年又进一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经济各项指标下滑的趋势得到控制。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为7.8%，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7.1%。

认识我们的债务规模，关键就要看国家财政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实施反周期调节的经济效果如何。至于在亚洲金融危机得以缓解，东南亚一些国家经济复苏以后，我们的财政政策将如何改变，则需另当别论。但从今年的经济形势来看，还应当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具体到我们国家，国债规模的大小，我想应该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来分析。笼统地说发债空间大小与否，我认为不具体，也是没有说服力的。我们国家从1993年开始实行宏观调控，并在1996年顺利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但是，在软着陆以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也开始暴露出来，这集中表现为结构性矛盾、制度性矛盾和体制性矛盾；而且，这三种矛盾交织并发、错综复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可以说反映了三大风险、三大困境，即国有企业处于困境，银行处于困境，财政处于困境。鉴于这三大矛盾同时并存，要摆脱困境，当然要从经济入手，从企业入手。而国民经济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国企改革的深化，都离不开财政和银行的支持。但是，在这三大矛盾、三大困境同时出现的时候，我们解决问题的回旋余地就不是很大了。面临着这样一个现实矛盾，那么，我国的国债规模究竟要搞多大呢？

衡量我国国债规模的大小，既要考虑到我们的财政政策是为经济服务的，不能够只求财政平衡而放弃总的经济目标，又要从客观形势出发，考虑到财政自身的运行问题。我们可以用两个总量指标来衡量国债规模的大小，一是赤字率，即赤字占GDP的比重，按国际标准不能超过3%；二是债务率，即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以60%为警戒线。从公开的数字来看，目前我国的赤字率还不高，好象发债空间还比较大，但是如果考虑到其他一些隐性赤字，就已经接近或超过国际警戒线了。更重要的是，分析赤字率时，我国还有几点与西方不同。第一，我国的债务余额积累是从1982年开始的，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已有了近二百年的历史，因而其债务率远远高于我国；国与国情况不同，债务率不具有可比性。第二，我们的财政能力也有别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12%，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比重都在30-40%，财政能力比我国要强得多；而我国的财政能力相对较弱，这一点在比较债务率时必须加以考虑。第三，我们的资本市场刚刚起步，还很不发达，发行的国债还不能直接进入资本市场流通。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资本市场应当说是比较成熟的，无论国债发行多少，都能进入资本市场流通，通过市场的循环消化，债务问题便很难暴露；并且，西方一些市场经济国家即使没有财政赤字，也要发行国债，以便进行公开市场操作，调控宏观经济运行。所以说，为什么西方国家债务率高于100%都不会出现大的问题，道理就在这里。因此，我们在作国际比较时，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发债的空间应该说不是很大了；我认为，现在财政已经尽力了。

记者：今年我国仍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那么国债规模的不断扩大对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财政风险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何教授：1998年以来我国适度增发国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二是为了扭转国民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是实施反周期经济调控的重要举措。从目前情况来看，亚洲一些国家已经相继走上了经济复苏的道路，金融危机的影响正在减退。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趋缓，但仍保持在较高水平，物价也出现止跌迹象。因此，我们的反周期调节也将告一段落。在经济运行恢复正常以后，就要注意解决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等深层次的矛盾问题。财政政策，包括税收政策、转移支付政策等，都应当以此作为调控目标。这些问题不解决，国民经济发展和财政运行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但有一种倾向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那就是不分具体情况，一味地依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扩张性财政政策与需求不足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出现买方市场时，需求不足是一种常态，主要应当靠市场进行调节，宏观调控政策应当处于辅助地位，其作用效果是有限的。过分依赖财政政策调整市场需求，事倍而功半。处理不好，还会导致债务危机。而债务危机反过来又会对经济运行产生负面影响。俄罗斯经济的崩溃就是一个明证：首先是债务危机，进而导致经济危机爆发。因此，国债政策也是要谨慎使用的。

记者：当前，我国的财政风险已成为财政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您如何看待我国的财政风险问题？

何教授：企业风险以及银行风险，这两种风险在社会上已经达成了普遍共识，而对财政风险问题却仍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在我看来，财政风险比其他任何社会风险都严重。首先是财政自身的风险，财政收不抵支的矛盾决定了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将越来越大。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来自社会各方面的风险，如企业的风险，银行的风险等，这些风险有相当大的部分最终都要转化为政府的风险，转化为财政的风险。所以说，财政风险是最大的风险，应当引起全社会充分的关注。

财政政策如何运用篇3

    转轨进程中的作用?

    评价1978年以来财政在改革开放中的作用,首先需要确定适当的角度和标准,如在转轨进程中财政与经济的基本关系是怎样的,不同阶段财政实际发挥的作用与政策预期目标的关系如何,财政改革与运行的制度合理性如何?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是国民经济活动的枢纽,在某种程度上主导着经济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财政是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对经济运行起着保障作用。因此,就经济转轨过程而言,财政的职责可以简单描述为如何实现财政自身从主导经济运行到调控经济运行的转变,如何推动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如何确保这一过程中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这就意味着在财政体制演进与财政政策取向经济体制转轨与经济运行绩效之间,必然存在着深刻的互动关系,其核心内容体现为财政始终肩负着双重任务:一是作为推动经济转轨、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不断根据体制演进和经济运行的变化进行创新;二是本身作为经济转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适时进行改革,保持与整个体制的同步性和一定的运转效率。由于整个制度处于非平衡演进中,这两项任务兼顾和完成的情况也就成为评价财政改革与运行绩效的基本角度与标准。

    此外,由于渐进转轨中的阶段性和财政体制在不同阶段所承担的任务的差异,一个时期财政运行的评价始终只能相对于特定的体制演进阶段来做出。因此在探讨财政绩效之前,还需要按照一定的标准对转轨进程作必要的时段划分,并将不同阶段的预期政策目标与该阶段的财政实际运行效果对应起来,建立评价的时空概念。

    以政治生活事件为标志,我们可以从总体上选取三个变革点而将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进程划分为两个明显的阶段。一个是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为市场经济取向改革的起点;一个是以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此后不久实际经济运行告别短缺作为中国经济转轨总进程中发生部分质变的转折点;一个是以党的“十六大”确立的2020年为计划市场的经济体制转轨的终点。由三个标志点所决定,1978——1992年属于转轨的前期,其转轨进程是从改革发动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1992——2020年属于转轨中后期,其转轨进程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建立到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民生活实现全面小康。根据这样的划分,1978年以来的中国财政体制变动线索可以3个标志性事件来贯穿:一是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搞活经济政策目标引出的延续较长一个时期的财政“放权让利、分灶吃饭”的体制与政策;二是1994年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划分税种为基础而确立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政——税收体制框架;三是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尖锐矛盾而迅速出台、连续实施至今的积极财政政策及公共财政取向的改革。这三个事件中,前一个事件与转轨前期相对应,后两个事件则与转轨中后期的特定阶段相对应,并由此构成了评价财政改革与运行绩效的基本框架。

    1.第一阶段的财政体制改革与政策总体上表现为通过财政体制的调整与退让,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释放旧体制活力、酝酿新机制的形成。这一阶段延续15年,是时间最长、体制变动最频繁的时期。

    在这一过程中,财政渐进的制度激励效果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体制内活力的释放。通过体制退让打破了“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的分配格局,放权让利扩大了地方配置资源的权力,形成了各地在其隶属关系内开展创新的积极性,实质是通过条块关系的变化释放出了旧体制内部尚存的活力,地方利益激励的强化形成了“诸侯”争先的发展冲动。二是体制外活力的培育。通过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根本性调整促进了多元化市场主体的形成和市场化价格机制的形成,逐渐形成了传统体制边界上的另一套微观经济运行系统和以金融为主的社会资金积累模式,体制退让实质孕育了新机制的活力。三是为转轨路径的优化提供了基本保障。在这一除旧布新的过程中,财政以供给、需求双向补贴的方式吸纳、抵消了大部分通货膨胀的压力,保证了价格机制改革、商品交换关系建立,实现了平稳过渡。正是财政的放权让利取向使转轨过程中的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选择有了可能。

    在已有的改革回顾中,关于这一阶段财政的地位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财政的日益积弱和数度面临收支危机还常常成为备受指责的理由。事实上,从经济转轨全局而言,财政一直居于启动和支撑改革的枢纽地位,财政体制的连续退让、补贴的增长、借款的增长都有着服从于改革进程的制度创新的内在合理性,和服从于改革路径的被动适应性。对于这一阶段财政制度创新的经济绩效,笔者曾将其评价为转轨前期机制创新的核心内容,并用其创造性地突破纳克斯“贫困的恶性循环”原理来解释其全局意义(吕炜,2001)。即中国经济的启动采取了“财政收入超分配——提高家庭、企业部门收入水平”的结构性调整策略,以此来垫高低收入形成的发展“瓶颈”,突破贫困的恶性循环。这一策略启动和支撑该阶段改革的逻辑顺序为:财政让利在分配领域的突破带来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个人、企业的利益得到认可和增长,脱离计划控制的货币剩余增多,由此孕育了利益主体多元化格局的出现,并自动创造了资金的供给与需求储蓄动机与投资动机导致金融地位凸显,金融的成长又反过来推动储蓄——投资的转化。由分配领域发动的这一系列改革,还伴随着计划控制的必然削弱,流通环节的必然修补,市场化的价格机制和商品交换的基础关系得以建立。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反作用于生产过程,带来生产方式的变革,经济运行的商品化、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货币资本化所带来的资本运动不断扩张,以市场配置资源、以资本再生产方式推动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逐步确立。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第一阶段财政的“开闸放水”不仅是一个逐步削弱自身财力、增强激励的过程,更深刻的意义是削弱传统体制配置资源的能力、刺激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形成的过程。正是财政体制在退让中使传统体制失去了封闭运行的完整性,改革因此突破并获得持续的支撑。

    2.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是第一次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的分配关系的调整,在财政改革史上具有转折点的意义。

    现在回过头来看,虽然当时直接的动因是财政收支矛盾激化、中央财政宏观调控能力不足,是应急的、被动的调整,但实际上是具有制度创新的内在合理性的。这一变革是在已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前提下进行的,整个经济制度的质的演进意味着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过去单纯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已不再适应下一阶段的要求,政府公共支出责任的增强需要一个全新的财政体制框架来承载。就经济运行而言,市场与政府关系调整的核心是配置资源权限的划分,即重新界定政府的事权,并提供相应的财力保证,这是整个经济体制变迁作用于财政体制的更为深刻的内涵。

    这样的判断可以从1994年财政体制改革前后的财政、经济状况来印证。改革前的困境就财政推动经济改革与发展来看,过渡性的财政体制设计已经不能适应市场机制演进中的经济运行要求。突出的一点是按行政隶属关系实行的利益分权模式越来越助长地区经济封锁和市场分割,一些地方为了扩大自身财源,着力在当地发展税高利大的企业,强化了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造成了经济生活中的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而各地为了当地财源按行政隶属范围设置的保护性措施,形成了“块块”之间的封锁,不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建设。与此同时,以财政退让政策提高企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的政策初衷与实际效果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就财政自身运行来看,由于财政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不能适应已经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要求,财政运行得不到宏观体制的保障,状况不断恶化。在渐进转轨的过程中,多种规则并行的矛盾导致财政体制的分割局面,形成传统职能、过渡性职能、新职能的并行与冲突,并最终导致财政收入的分割与下降。这种体制性分割在总体按隶属关系确定的“分灶吃饭”体制下,又与地区利益导致的地区性收入分割交织在一起,使全国财政收入和中央财政收入两个比重连续下滑。到1988年被迫实行多种形式的包干办法时,中央财政基本放弃了调控的权力和财力,只求保证日常运转的开支需要(吕炜,1994)。

    改革后的效果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收入的迅速增长,财政运行局面的迅速改善。1994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财力结构的调整,是财政在财权上的振兴。“两个比重”的提高主要是通过税制改革扩大税基、分税制改革划定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所带动的积极性的提高来实现的。1994——2001年全国财政收入增加2.14倍,年均增长17.8%,全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1.2%提高到17.1%,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提高到55%左右,实际运行中一直在52%——56%之间。这种情况表明财政运行得到了适宜的体制保障。二是新体制总体上适应和支撑了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在体制、财力等方面的要求,保证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表明新的财政体制基本可以满足目前阶段市场体制下的政策调控需要。关于这个问题将放在后面详细讨论。

    3.1998年以后的政策效果以1994年体制为基础,体现了体制实践的意义,体现着体制的效率。

财政政策如何运用篇4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有效性

在宏观诸调控手段中，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而对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谁优谁劣的问题一直就是经济学百年以来争论的问题，至于谁优谁劣各国的国情不同都有不同的解释。

一、支持财政政策的理论

支持财政政策的理论主要来自于凯恩斯主义者。他们认为，对有效需求的调控，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财政政策是一种最直接、有效的调控经济的手段。它既可以用来变动总需求，以对付严重的通货紧缩或者通货膨胀等货币现象，也可以被用来微调经济，熨平经济周期的较大的波动。财政政策的措施十分简单明了，如果经济正处于严重的萧条时期，财政政策就采取“减收增支”的办法，减收就是减税，增支就是增加政府开支和增加社会福利的办法。如果经济处于过渡的膨胀之中，就使用缩小政府支出的办法，已达到经济平稳发展的目的。

对于财政政策的主要的三种手段来说，增加政府支出是刺激经济的一种最直接的手段。政府支出可直接增加和扩大总需求，因而有较大的乘数效应。同时，政府支出可以直接为宏观调控目标服务，这样更具有目的性和针对性。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样一方面可以扩大总需求，另一方面可以解决国民经济的瓶颈缺口，增加社会的生产能力。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经济特别萧条的地区以帮助该地区的经济走出困境。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不太使用进口品的项目上，尽可能以乘数效应增加GDP。政府也可以把资金用于增加就业的项目上，以减少失业人口。所以财政政策对凯恩施主义者来说是极具说服力的一项政策。

转移支付（TR）也是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可以通过调节转移支付的大小来熨平经济的波动。转移性支出首先是增加了个人的可支配的收入，个人对于这种收入通常是认为正常收入，这部分收入的并不会等同于其消费支出，个人会依照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对这部分收入进行分配，只有其中用于消费的部分才形成了社会总支出的一部分，因此，它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作用小于财政购买性支出的作用。转移支付更多的是起到了“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促进经济环境的稳定，保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财政转移性支出的传导机制可以表述为：转移支付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和储蓄增加，国民收入增加，转移支付下降。对于目前如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许多人认为是居民收入不高所引起的消费能力不足，由此建议以扩大转移支付为手段来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且不说财政能否承受如此负担，真如果扩大转移支付，其作用只能是掩盖了经济失衡的本质，阻碍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不符合我国长期、稳定、持续发展的国策。

二、支持货币政策的理论

支持货币政策理论者认为财政政策对经济并没有好的调控效果，反而会有对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坏的影响，其理由是：减税或增加财政支出事实上不会对经济有什么刺激作用，GDP不会因此而增加，因为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货币供应量也相应扩大了，增加的只是名义的GDP。从长期来说，扩大总需求的财政政策还会导致通货膨胀。特别是在浮动的汇率体制下，这个情况将更为明显，因为总需求的扩大只会使本国的货币贬值，从而使进口品和进口原材料价格上升，进一步加大了通货膨胀。在经济萧条时期，公共部门的借款需求会增加，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能会使这种借款需求更高，结果很可能会发生社会公众的信任危机。利率可能会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最终会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社会效应抵消掉。

货币政策支持者认为，如果使用不好，财政政策只会造成经济更大的波动。实施财政政策所可能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对三方面的效应要作出估计：政府支出和政府税收的变化所产生的挤出效应如何？乘数和加速数的规模如何？时滞效应如何？上述的三方面的效应是很难估计的，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自行得到解决和恢复的，所以财政政策是没有必要使用的。而这些情况使用货币政策就不用考虑，他们奉行单边政策，即只使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

三、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使用的建议

（一）明确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分工不同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国民经济中的特点地位不同、手段运作方式都不同，所以它们应有所分工。在公平与效率、总量与结构的处理上，后者偏重于“效率优先”原则，以发挥其活跃经济的作用。要确保经济的高效率，在既定体制下，就要发挥好倾向政策的作用。前者则偏重于“公平优先”原则，以发挥其稳定经济的作用。经济发展既要效率，也要稳定，而稳定又以“公平”为前提，但也要要确保经济的“效率”，在既定体制下，就是要发挥好财政政策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财政资金在经济领域的运用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包揽一切，而是应把有限的财政资金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和产业，其他方面和领域的社会需求将由货币政策解决。换言之，财政宏观调控重点是调整经济结构，货币政策则要加强对社会总需求的调控。

（二）不放松的高频使用货币政策

从2014年全国经济进入“低增长、去产能”新常态以来，特别是2015年股灾之后，央行已经在调整现有的货币政策，几次降息降准，尽可能降低利率水平，并相应扩张货币信用规模。当前我们还可以采取的措施有：调低甚至取消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备付金存款利率；直接劝说商业银行扩大放款规模，缩减存贷差，提高乘数效应；继续加大政策性贷款的规模，在目前持续通货紧缩的情况下，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对财政透支贷款或通过公开市场增持财政债券，以扩大基础货币的投放规模。所以，不能因为货币政策的相对无效而抛弃它，应该发挥其对财政政策的配合和辅助作用。

（三）强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建设，突出其协调交叉点

国债的发行应与公开市场业务结合。当前国债发行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成为国家财政用于建设性支出和调整产业结构的主要财力来源。要把国债变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手段，使之成为既调节产业结构，又调节货币流量，与发展和稳定为一体。政策性投融资与财政贴息的交互使用，由于政策性投融资主要用于风险大、投资回报率低的基础产业和农业等产业，在保本微利的原则下运行仍要满足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管理开支和人员经费以及适当的扩大投融资规模的需要，保证一定利润。因此，在发展政策性投融资业务过程中，必须有相应的财政贴息措施与之匹配，借以保证政策性投融资事业的健康发展。

（四）加强财政调控，完善税收改革。

财政政策如何运用篇5

一、紧跟国家政策的调整,及时地更新和充实教材内容。

《财政税收》是一门政策性较强的学科,因而教材部分内容的时效性较突出,特别是税收部分。国家为实现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目的,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需要调整税收政策,推出新的规定或修改旧的规定。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教材中一些内容难免已发生变化。

虽然我们使用的自编教材还较新,但少数内容也已与现实不符。如教材中消费税的税率形式尚未出现复合税率,但现在国家规定对卷烟、粮食白酒、薯类白酒采用复合税率,即在原比例税率征收基础上再按定额税率加征,这样在税额计算方法上也发生了变化;又如,随着护肤护发品的普及,其消费税的税率由教材中的17%下调为8%;还有,随着“费改税”的推行,“车辆购置费”已改为“车辆购置税”,教材中“财产行为税类”应增加该税种等等。

这些变化就需要我们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及时根据国家税收法规的调整来更新与充实相关的教材内容,以保证教学内容的准确、科学和严谨。

二、加强税收习题库和案例库的建设,培养学生实操技能,增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财政税收》学科中税收部分的内容的实用性、操作性很强,在教学过程中,应辅以大量习题。讲授每个税种时,先介绍其纳税人、课税对象、税率、减免优惠等要素,然后讲解该税种的计税方法,最后讲解例题。教师讲授完后,必须给学生布置一些练习题,让学生动手计算,引导学生在练习中对该税种的知识进行消化、理解和巩固,并掌握计税技能,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因此,教师要根据各具体税种的难点、重点设计有代表性的习题,建立一个能训练学生实操技能的对学科教学起重要辅助作用的税收习题库。

另外,在要求学生掌握计税基本技能的基础上,还应就各个税种在现实操作中容易出现差错的情况开展案例教学。教师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应有意识、有针对性地多渠道收集典型案例,建立起紧密扣紧教材内容的系统的案例库。如:现实中“以旧换新”促销活动的增值税应如何正确进行税务处理的案例;搬家公司的搬家服务收入应按营业税中的“交通运输业”税目3%税率计税,而不是按“服务业”税目5%税率计税的相关案例;烟厂如何利用纳税环节的单一性来合法规避消费税的案例;企业如何巧妙安排捐赠可同时减纳企业所得税的案例;地方行政级别变动,如由乡改镇,则对其所属企业纳税行为、负担有何影响的案例;学校铺面出租所得租金收入如何纳税的案例等等。通过案例教学把课本抽象的内容与现实具体的经济活动结合起来,有效地增强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当然,案例教学要注意围绕服务于教学的目的,不能把分析案例沦为单纯的讲故事、调剂气氛,应重视选择恰当的能说明问题的典型案例,要能从具体的案例分析中提炼、归纳出普遍性的结论。

三、坚持收集积累财政实践信息资料,建设系统的财政教学资料库。

财政所研究的问题是完全建立在社会经济生活实践的基础上的,财政理论与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直接相关。财政分配的主体是国家,是通过国家财政政策与制度的运行来实现的。因此,我们在《财政税收》学科财政部分的教学中,应紧密结合各时期的财政政策与制度来证明财政理论与规律,要引导学生将课本的财政理论与国家财政实践结合起来考虑问题,从而加深对国家在不同时期所推出的财政政策、财政举措的背景和目的的理解。也就是说,财政理论的掌握与运用要以财政政策与制度为载体。

但是,教材内容不可能全面地动态地反映各个时期的财政政策与制度,更不可能涵盖至现阶段的财政实践。因此,我们教师自己必须建立一个财政教学资料库,坚持密切关注国家财政政策与制度的变化,随时注意跟踪收集有用的教学信息资料,并按教材内容进行分类整理,为教学服务。

如收集每年度政府预算计划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中经济增长、物价指数、失业率等重要的宏观调控指标及相应的财政调控手段的有关资料,可让学生了解不同经济背景下不同财政政策对经济的不同调控效果,当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时,国家如何通过紧缩性财政政策来抑制物价,而在经济萧条、物价低迷、通货紧缩、失业率高时,国家又如何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减少失业。又如,收集近几年国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举措的有关资料,可让学生了解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进程。而收集国家在东西部之间、不同产业之间的差别的财政税收政策的具体资料,可让学生了解国家财政税收政策如何发挥平衡地区经济发展、优化产业结构的作用等等。通过对相关财政实践的剖析,让学生对财政政策与制度的作用有较直观和感性的理解。

四、坚持学习专业知识,不断丰富自身内涵。

财政政策如何运用篇6

晓媚

经济政策能否同科技进步一样，在经济增长模型中作为一个参数？如果可以，这个参数能有多大的作用？也就是说，经济政策能够“制造”出多少或多长时间的经济繁荣？詹姆斯·托宾所著《通向繁荣的政策———凯恩斯主义论文集》中文版，包含了托宾先生12年里撰写的43篇以政策为导向的论文，体现了他的经济理论思想和政策主张，值得一读，它会给我们一些启迪。

宏观经济政策常常是大众传播媒介议论的中心。首先，所谓“宏观”，其实可能“微”到每个人，比如，收入政策，财政政策都可能导致“我的钱有多少要以税收的形式回归政府”；其次，制订政策者往往是权力者，而“权力总是吸引着忠告和批评”，这也恰恰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魅力。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常常引起热烈的争议，不仅因为经济复苏带给它的荣誉，也因为繁荣后的萧条带来的困惑。但是，无论如何，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是值得研究的。

关于凯恩斯宏观政策的基本原则，托宾先生概括为：第一原则就是明确地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去实现实际经济目标，特别是充分就业和国民总产出的实际增长；第二个原则，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是能动的，它能够对实际观察到的经济状况以及不同政策选择下发展道路的设计作出灵活的反应；第三个原则，凯恩斯主义希望确定协调一致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第四，凯恩斯主义者并没有乐观地认为，需求管理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市场，就足以实现名义和实际的双重目标，即同时获得充分就业和价格或通货膨胀的稳定。托宾先生希望并预期，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会出现新的理智的综合，以取代引起不和的争论和混乱的辩驳。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将在争论中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经济政策在时间选择上是有“幸运”因素的。某种经济政策是否会对经济运行发生效果，时间或曰“机遇”是很重要的，这也就是某种经济政策会成为“幸运儿”，严格地讲，应该是一组政策选择。政策选择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国际经济环境，主要经济强国的政策制约，经济波动周期，经济政策本身的时效和惯性，乃至选择或者挑选一种政策组合的能力，等等。而这些，往往会凝集在某一个时点上，这就是政策的时间选择。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确“制造”过繁荣，而幸运的是，它的时间选择。

财政政策如何运用篇7

关键词：稳健财政政策青海财政问题

2005年年初，党中央、国务院针对我国部分行业发展失衡、局部经济出现过热的现象，为加强宏观调控，保持国民经济快速、持续、健康、有效的发展态势，果断地实施了稳健财政政策的重大战略措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是包括财政调控目标方向、手段组合、方式方法转变在内的重大政策转型。稳健财政政策不仅是财政政策名称和赤字规模的调整变化，更是财政政策性质和导向的根本转化。根据财政部部长金人庆的解释，稳健财政政策的核心是“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

青海省是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2004年，全省GDP为465.73亿元，仅占全国GDP的0.34%，人均生产总值8606元，与全国人均GDP相差1955元；其第一、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2.4%、48.7%、38.9%，与全国相比，第二产比重偏低，仍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

如何应对国家由积极财政政策转向稳健财政政策的政策取向，解析国家稳健财政政策下青海财政潜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对于促进青海财政良性运转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稳健财政政策的调整取向对青海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国家逐步加大对农业、教育、社会保障、科技、生态环境等公共领域的投入，将会有利于全省在这些领域争取资金支持，促使各项事业加快发展；另一方面，随着中央财政基建投资规模的逐步收缩，青海在争取基础设施等项目投资的难度可能会增大。

一、机遇

（一）财政政策的转型为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国家实行稳健财政政策，调整国债资金使用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强调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公共财政的要求，压缩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投入，加大对农业、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科技、环境生态建设、公共卫生等属于公共范畴的投入力度。青海地处国家西部大开发前沿，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稳健财政政策提出财政支出要有保有压，体现统筹发展趋向，这将有利于加强财政资金对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支持。具体来说，这对做好“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农牧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农牧区公共卫生建设、农村“六小”、扶贫脱困、退耕还林、休牧还草、天然林保护、青海湖湿地保护、藏族地区财力补助等项目，争取中央支持带来了新的机遇。

(二)税收政策的调整对全省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我国进一步推进的税制改革，包括增值税转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深化农村税费改革以及完善出口退税制度等。拟推行的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改革，将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鼓励企业扩大投资规模，拉动就业。国家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这将会进一步减轻农牧民负担，促进农牧业增产增收，发展农村经济。随着国家继续完善出口退税制度，全省的进出口结构将逐步得到优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力度将会加强。

(三)中央“三奖一补”政策有利于缓解全省县乡财政困难。为解决县乡财政困难，财政部提出了初步意见，将安排资金启动“三奖一补”政策。目前，全省大部分县的县级财政自有财力在发放职工工资后仅能维持低水平的机构运转，推进社保、医疗、房改等改革十分困难，历史欠账严重。财政部提出要解决县乡财政困难，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县乡机构改革，精简冗员，控制财政供养人员的增长，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维护基层政权和社会稳定；有利于增强县、乡培植财源的积极性，做大县、乡经济财政“蛋糕”，增强“造血”功能，促进县、乡经济发展；尤其是有利于在解决县乡财政困难的问题上，争取中央财政更多的支持，从根本上解决县、乡机构运转困难。但是，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正面积极反映近年来在机构改革、精简人员、加大对困难县转移支付力度等方面所做的工作，如何从青海的实际出发，进一步推进县乡机构改革、精简控制财政供养人员，如何结合青海的特殊困难因素算好账并与财政部加强联系、沟通和汇报，努力争取得到财政部更多的奖励和补助，这些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二、挑战

（一）中央国债投资规模的减少，直接影响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较快增长。中央控制财政赤字政策的实施，财政投资的扩张力度呈收缩态势，势必减少中央对国债投资资金的投资规模，加剧国债投资下降的趋势。从近几年的国债投资情况看，1998年中央对青海国债（含国债转贷资金，下同）投入5.4亿元，2001年投入40.77亿元，2002年投入30.79亿元，2003年投入17.79亿元，2004年投入16.86亿元，2005年上半年投入9.68亿元。2004年比2001年减少23.91亿元，下降59%。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全省经济保持年均10%以上的增速，其中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在90%以上，仅国债投资拉动GDP增长贡献率也在10%左右，国债投入的减少，特别是在自有财力很小的青海将直接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较快增长。据统计，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上年同期的24.4%下降到11.1%，回落了13.3个百分点。

（二）税收政策调整，也将带来一定的减收因素。增值税转型将给全省财政收入带来一定程度的减收。以目前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量为基础，按照机器设备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分之二测算，再综合考虑转型后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激励因素，如果2006年能顺利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则每年将造成全省一般预算收入减收约3亿元左右。目前实施西部大开发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对全省财政收入也有较大影响，如企业所得税实行15%优惠税率，开发区的特殊优惠政策等。

（三）财政自给率低，财政收支矛盾更加突出。尽管西部大开发以来青海财政实力不断增强，但规模小、集中度低。2004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总量仅占全省生产总值的6%，除比略高外，低于全国其他省份。在财政支出的总量中，地方财力自给率仅为20%，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从财源建设方面分析，全省具备国内外市场较强竞争力、产品附加值高、能够持续稳定提供财源的企业群或产业群体还没有形成，而石油和电力等重点税源行业，受国内外市场波动和自然环境的制约，存在不稳定因素。全省地税收入的最大税种——营业税，由于过度依赖固定资产投资，也不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全省经济发展除了受主导产业、人力资源、组织管理以及体制创新等方面制约之外，还受到能源、原材料和运输等瓶颈的制约，影响了企业经营效益的提高。因此，财政政策的转型，国家财政资金从竞争领域退出，必然会对全省财政收支结构造成一定的影响。

（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任务艰巨。虽然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对全省农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扶贫、教育等方面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由于这些领域发展严重滞后，历史欠账较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任务仍然十分艰巨。首先，农业生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中问题仍较突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缓慢，贫困人口多，占农牧民总人口的2/3，农村消费市场出现萎缩趋势。其次，青海省人口素质不高，教育发展任务艰巨。再次，青海生态环境比较脆弱，恶化趋势仍未得到根本性遏制，因生态环境问题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农牧民返贫现象仍在继续。

三、稳健财政政策下青海财政良性运转的对策建议

(一)审时度势，把握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和“双稳”政策走势，在财政投入上适度体现积极政策。针对青海经济社会近几年来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拉动下步入了持续、快速、有效的发展阶段的实际，一要在保持财政收入持续稳定较快增长的基础上，按照中央财政税制改革精神，积极推进有增有减的结构性税制改革工作。通过完善税制，不断增强企业自我发展的能力；鼓励企业扩大投资，加快技术改造，建立经济自主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二要在贯彻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过程中，将通过积极运用财税政策、加大整合资金力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转移支付等措施，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采取适度积极的地方经济发展策略和财政政策，不搞“一刀切”，按照“有保有压”的原则，继续适当增加建设资金投入、重点项目支出和对“三农”、社会保障、再就业、教育、科学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等投入力度。确保对“三农”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三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大力支持推进与扩大个人消费密切相关的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收入分配等四项改革，以进一步鼓励和扩大消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财政收支的良性循环。

（二）积极支持经济发展，努力做大经济和财政“蛋糕”。实践证明，经济决定财政，财政促进经济；经济是财源的基础，财政又是对经济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我们要充分运用财政职能，继续从政策、资金、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通过财政制度创新和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切实运用好基建、技改、支农、科技、贴息、项目前期费等经济建设性资金管理手段，鼓励和培育市场主体，转变财政支持经济增长方式，继续整合财政支持生产性专项资金，突出重点，围绕利用优势资源、农牧业产业化和园区建设，支持培育龙头企业，推动经济发展，增强自我发展后劲，培植后续财源，做大经济和财政“蛋糕”。

（三）加大中央专项争取力度,保证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从青海省财力结构来看，多年来，中央补助收入都占全省总财力的70%以上，所以要保持财政支出不断增长的势头,在抓好收入的同时，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做好争取中央财政支持的工作。积极争取中央支持，是青海当前乃至今后一定时期内财政工作的重要任务。针对青海一些基础设施建设起步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对财政投入的依赖性还比较强这样一个特殊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全省上下要继续努力争取中央在实施宏观调整政策时对青海在政策上的区别照顾和资金上的一定支持。一方面在争取中央支持工作中，要不断调整思路，进一步强化机遇意识，勇于捕捉机遇，抢抓机遇，善抓机遇，不仅使我省争取中央支持的重点与中央有关政策合拍，而且使争取资金支持的总量逐年有所增加。因此，要精心研究中央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和资金的投向重点，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理、有节、有效地争取国家的支持。另一方面，要积极支持做好项目的各项工作。项目是实现青海经济快速、有序、健康发展的重要载体。近几年来的实践证明，青海的发展尤其依赖于一批大项目的建设和带动上。所以，今后要继续集中精力开展项目的筛选工作，做到审报一批，建设一批、储备一批，筛选一批，循环往复。这就要：一是紧紧围绕能带动全省经济发展、增加财源和扩大就业的发展目标，把抓项目工作作为全省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以超前的思路、战略的眼光、科学的方式、切实的步骤做出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促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项目，为争取国家资金，扩大我省投资规模提供项目支撑。二是针对国债资金使用的重点和方向，认真做好农村“六小”等基础设施、城乡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基础教育、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干线公路、重点水利设施等方面项目的筛选、申报及组织实施工作，以争取壮大国债资金的支持力度。

(四)认真清理、规范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全力营造企业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一是正确执行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处理好政策优惠和规范征收的关系。对应该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要保证其优惠政策享受到位，对不应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严禁越权减免。二是对已出台的各项减免税政策作一认真调查和清理，对已到期或不符合国家减免税政策的，要严格审查和清理，该归并的归并，该清理的坚决清理。三是对享受减免税政策的企业作一调查摸底，凡减免税政策已到期的企业要及时恢复征税，不留死角,共同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四是发挥财税杠杆作用，为促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做贡献。按照国家关于鼓励生产、使用节能节水产品的税收政策精神，做好应对和贯彻执行中央有关新政策、新条例的各项准备工作。结合财税部门的职能和职责，积极研究制定具体的政策措施，加大公共财政对政府节约资源管理和政府机构节能改造的支持力度，逐步扩大节能、节水产品实施政府采购的范围。同时，处理好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切忌以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吸引投资商的投资来促进经济在短期内发展。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和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在理顺现有收费和资金来源渠道的基础上，研究建立和完善资源开发与生态补偿的激励机制。把促进我省资源开发、加快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与合理有序开采，节约能源、资源有机的结合起来，为建设节约型社会行好政、服好务。

（五）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支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协调发展，各级财政部门要进一步更新观念，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公共财政的要求继续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财政资金要坚决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集中资金办事情，集中财力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支持，从财政政策和财政性资金等方面逐步向群众收入倾斜，向农业、农村和相对欠发达地区倾斜，向社会事业倾斜，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倾斜，向基层政权建设倾斜，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财政政策如何运用篇8

    (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

    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及我国需求结构的变化,原有的供给制约转变为市场需求制约,为解决需求不足,实现扩大内需的目标并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会专家认为:与货币政策相比,以扩大支出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政策时滞短、作用效果明显,是当前可供选择的反经济周期重大措施。财政部综合司丛安妮副司长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做了介绍:(1)增发1000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2)中央财政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增加180亿元支出,专门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及抗洪救灾等。(3)发行2700亿特种国债用于补充国有独资银行资本金。(4)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加强对出口退税的管理,努力保持外贸出口的增长。(5)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调整进口设备的税率,免征关税或进口环节的增值税。(6)简并收费项目,减轻企业负担。

    与会专家认为:采取积极财政政策,除了可以直接增加投资和消费、刺激国内需求外,还能通过补充和增加建设项目资本金,为银行扩大贷款创造条件。初步测算,1000亿国债资金的使用大致可使银行增加配套贷款1000亿元,如将投资乘数效应计算在内,预计1998、1999两年可以拉动经济增长2.5—3个百分点。

    财政部基建司丁先觉司长还具体介绍了当前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情况和效果。他指出:从1000亿元国债专项资金涉及的投资项目看,安排的2100多个项目的概算总投资超过16000亿元,地方财政除承诺归还转贷资金外,还配套投资500多亿元。从1998年的总体情况看,财政用于基本建设投资的资金,对加大基本建设投资的增加幅度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对于进一步改善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状况,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和基础条件十分有利。

    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使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增长很快摆脱了1998年初的低迷状况,从下半年开始迅速回升。1—9月,第一产业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35.6%;第三产业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32.5%.从地区分布看,呈现东部地区主导,西部地区增长突出的特点。

    丁先觉司长还对1999年的财政投资政策做了分析:1999年国民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仍将保持相当的贡献率,要求财政继续实行适度积极的财政投资政策。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远未消除,前景尚难预料。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预计不高,势必要继续实行保持国内需求的政策,投资是内需的重要方面,必然要保持一定的增幅。第二,1998年的投资增长对财政投资政策的依存度较大,惯性较强,难以急剧收缩。第三,国内经济环境仍将对财政投资政策有一定依赖。具体财政政策可以考虑几点:一是适当增加预算内基建投资支出,主要用于大江、大河、大湖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国家开发银行等准财政实体的贷款规模保持在1998年的水平左右;三是继续在税收和财务政策上鼓励企业投资。

    (二)关于中长期财政政策的取向。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靠发债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能是短期的,否则国家财政经济无法承受,而且孕育着巨大的风险。丛安妮认为,尽管我国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较低,均未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有发债的余地,但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均较低,持续采取大规模发债的办法刺激经济易引发财政危机。此外,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大量呆坏账,国有企业及其他公共部门存在隐性赤字,需要在改革中逐步消化,以防范金融风险。最后,从国际经验看,如果将短期刺激政策长期化,容易导致不良的机制性结果,即经济增长对财政刺激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所以,从中长期看,我们还是要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当前采取的积极政策与适度从紧的中长期政策并不矛盾。在目前,我们应注意把握财政政策实施的力度,保持短期调节措施与长期政策目标的协调。

    (三)关于国债的使用效益。

    千亿国债效益如何?代表们对此表示了担忧。因为这次启用财政政策进行积极的反周期宏观调控,各级财政对这个转变准备不足。一是项目储备不足,有些项目未进行充分的可行性研究。二是认识不足。没有充分认识这些资金使用的宏观调控目的,仍然停留在过去有钱就要、有项目就上的水平上。一些地方或者上报项目不符合中央规定,或者任意挪用,改变用途,或者在划拨资金的时候拖拖拉拉。这些问题势必会影响到1000亿元国债拉动经济的效果。

    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李晓西副司长认为,发债的原则应该是“透支未来,造福后代”,用在基础设施上是很正确的。对于怎样发挥发行国债这一财政政策的效率,他认为:一是要调动社会资本。光靠财政拨钱是有限的。这里需要有政策,政策搞得好,社会资本就可以调动起来。二是基础设施投资要有具体定位,要投见效快的项目。此外,发债、用债、还债要联动起来。还能发多少债,和用得怎么样是有关系的,用得好,多发点问题也不会太大。同时还要协调好部门之间的关系,要有制约机制,应该是“发债有度,还债有序”。代表们认为,启动经济关键还是要启动消费和社会资金的投入,上边热下边也要热。李晓西认为,今后财政可采用间接的方式,运用贴息、减税等政策杠杆来启动消费和民间投资。还要注意财政杠杆与金融杠杆的协调配合,短期国债就是二者运用的交汇点,即可以运用财政手段筹集资金用于建设,也可以运用金融的公开市场操作,因为它的作用远大于利率的调节作用,而这也是财政与银行结合的操作。

    (四)关于税制改革。

    从中长期看,财政要想更好地发挥作用,还必须通过改革来完善和壮大自身,而突破口就在于改革和完善税制。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刘佐副所长认为下一步税改的突破口应是“费改税”,即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规范政府收入制度入手。首先,合理调整税负。应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和财政分配格局,扩大税基,加强管理,今后将现在税收占GDP11%左右的水平提高到20%以上。其次,优化税制结构。主要包括合并重复设置和性质相近、征收有交叉的税种。开征社会保障税、不动产税、遗产和赠与税等税种。取消、合并某些特定目的税;逐步扩大直接税所占的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适当下放地方税立法权,提高地方税所占的比重。

    刘佐指出:目前我国需要完善的税种主要是:1.增值税。今后应扩大征税范围,逐步实行消费型增值税,适时适当调整税率,减少过多的税收优惠。2.消费税:适当扩大征税范围,提高奢侈品和高消费项的税率。创造条件将生产环节征税改为消费环节征税。3.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应尽快完成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合理确定税基;以税率分享方式划分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个人所得税要逐步推行综合征税制,合理确定税基,实行适度的超额累进税率。此外,要结合资源产品价格调整,逐步扩大资源税征税范围,调整税率。逐步降低关税税率总水平,合理调整税制结构,取消不适当的税收优惠,严厉打击走私。另外,还应强化征收管理,造就依法治税的社会环境,努力降低税收成本。

    中国财经报社白伊宏副总编辑认为,我国的税收以流转税为主,所得税所占比重日益降低。而流转税对于经济总量和经济周期变化来讲,是置身于事外,进而是中性态度的。所得税可以随经济周期变化而逆向变动,因此具有很强的调节宏观经济的作用。他认为,应分阶段、有步骤地逐步降低流转税税率,提高所得税税率,加大所得税占整个税收的比重。建立 所得税为主的体制,有利于财政的反经济周期运作。

    (五)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职能的定位及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与会专家还认为,应深入研究世界经济与我国经济的运行规律、相互影响及作用力,正确判断经济运行周期,以便为我们制订财政、金融政策,灵活调控经济打好基础。而此次启用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也引出一个理论性的问题,即财政作为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的作用应该如何认识,进而应该如何丰富财政政策和财政理论。

    财政部财政科研所何盛明所长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成熟市场国家比,我国政府承担着领导国家工业现代化、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及完成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重位。由此我国财政除了承担西方财政所要求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三个基本职能外,财政必须支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财政必须支持改革和为转轨服务,财政必须在防范风险中起主导作用,财政在扩大内需、治理通货紧缩中势必要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

财政政策如何运用篇9

关键词：企业 财务政策 管理 选择

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企业财务政策不能充分地供企业选择，它以国家为主体被强制执行，其行为是一种被动行为，企业缺乏独立自主经营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确立了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尤其是确立了具有法人地位的财务主体，企业财务行为变得积极和主动。在这种情况下，公司财务政策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它保障了整个企业经营政策和财务目标的实现，对公司的理财行为起到了规范和优化作用，使企业的理财效率得到提高。

一、在企业管理中，财务政策所占的地位和作用

财务政策是指企业为了达到理财目标，财务主体对财务对象通过一定的方法进行有意识地改变。因具有国家和企业两个不同的主体，财务政策也有两种不同的目标取向和表现形式。

（一）相对于国家主体

财务政策的执行具有强制性，它是国家为了规范企业财务而采取的一系列财务规则和制度等形式。规范和限制企业财务活动，在宏观经济政策上进行配合，这是财务政策的基本目标。从财务政策的内容分析，资金的来源形式和管理的规定、成本开支范围和标准的规定、固定资产折旧办法的规定、现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利润及其分配政策的规定等是其包含的内容；从财务政策的表现形式分析，《企业财务规则》和各行业的财务制度是其主要内容。

（二）相对于企业主体

财务政策的选择具有自主性，它是以国家财务政策为指导的一套自主的理财行动指南，是企业根据总体目标和现实要求所制定或选择。调整企业财务活动和协调企业财务关系，配合企业经营政策，使企业财务效率得到提高是其基本目标。从财务政策的内容分析，营运资金管理政策、风险管理政策、融资管理政策、投资管理政策和股利管理政策等是其包含的内容；从财务政策的表现形式分析，它是一套内部财务制度，具有自主和灵活性。

二、企业财务政策的选择

企业财务政策涉及到很多方面，从理财内容进行分析，投资管理、营运资金管理、融资管理和股利管理是其主要内容，相关的财务政策就有风险管理政策、投资管理政策、营运资金管理政策、融资管理政策和股利管理政策。以下就如何进行财务政策选择展开讨论。

（一）风险管理政策及其选择

在各公司的投资、融资、营运资金和股利管理的全部理财活动中，都客观地存在风险，并且对公司财务目标的实现有重要影响。从理论上讲，愿意冒险、中庸之道和回避风险是决策者对待风险可采取的三种态度，可供选择的风险管理政策有以下三个方面：

1、冒险的风险管理政策――控制风险政策。采用此种政策，要正视风险，公司在经营管理中，为了减少因发生风险可能给公司造成损失而极力采取相应措施来控制风险，这种风险管理政策在实践中采用较多。

2、保守的风险管理政策――回避风险政策。在现实中，因为客观存在着风险，并且与报酬紧密联系，这种政策很少被采用，没有风险也就没有丰厚的报酬，那些回避风险的决策者，他们衡量各种被选方案优劣的标准是没有风险，这种风险管理政策不会被成功的经营管理者所采用。

3、转移风险政策。用转移的方式，把某些可能发生风险损失的财产或项目转出企业，将较为保险的财产或项目交换回来。像通过参加保险把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通过转手承包把有风险的项目转包给他人等都是这种风险政策。

（二） 投资管理政策及其选择

现代公司理财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投资管理，在指导投资管理时，投资管理政策的选择非常重要。投资管理政策是对企业长期投资所作出的总体规划，使企业在长时期内生存和发展。在选择投资管理政策时，企业应考虑的几个原则：①从属性原则；②长期性原则；③导向性原则；④风险性原则。

按性质不同，企业投资管理政策可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

1、稳定型投资政策。它对于近期外部环境无重大变化的企业比较适应，是一种维持现状的政策。

2、扩张型投资政策。是指企业的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新的产品和经营项目增加，具体包括产品开发、市场开发和多样化成长。

3、紧缩型投资政策。该政策又分为完全紧缩型投资政策和部分紧缩型投资政策两种。

4、混合型投资政策。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同时采取的政策，如扩张、稳定和紧缩等。

（三）营运资金管理政策及其选择

流动负债、流动资产和这两者之间关系的总体安排是营运资金管理政策所涉及的内容，公司短期筹资与投资的具体体现是营运资金。营运资金管理政策一般分为以下几种类型：①冒险型。最小的净流动资本和最大的风险，具有最低的总成本和最高的收益；②稳健型。最大的净流动资本和最小的风险，具有最高的总成本和最低的收益；③正常型。其收益和风险介于冒险型和稳健型之间。任何企业都应根据自己对待收益与风险的态度在这三种政策之间进行选择。

1、冒险型营运资金管理政策。由于缺乏足够的短期资金，公司的短期能力有限，这种政策具有最大的风险。

2、稳健型营运资金管理政策。公司正常的经营过程中产生短期资金，公司不可能把它们控制在非常低的水平上，在实际运用中，这种政策会遇到很多困难。

3、正常型营运资金管理政策。这种政策能使公司不能偿付到期款项的风险减少，但要求公司对资产变现和负债的到期结构能准确衔接。

（四）融资管理政策及其选择

选择负债融资还是融资，以及如何决策融资的比例，是融资管理的实质。在制定融资管理政策时，决策通常是根据财务经理的经验和判断能力而作出，但要注意几个问题。

1、以资本结构的优化为基础来选择负债经营政策。如下是判断资本结构是否“最优”的两个标准：①最小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②最大的公司总价值。

2、对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有：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②公司的风险程度；③管理者的态度；④销售的稳定性；⑤公司所处的行业；⑥贷款者的态度。

3、对融资的每股进行收益分析。对每股收益的变化进行分析，可以判断资本结构是否合理，如资本结构合理，则能提高每股收益，如不合理则相反。

负债融资会给公司经营带来正面和负面的双重影响，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适度的负债可以产生财务模杠杆作用，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资金成本，公司利润多少与否，负债资本都是固定的利息，当公司的投资报酬率比利息率高时，公司的每股收益就会提高；但如果负债过大，公司的财务风险会明显加大，容易陷入财务困境。

（五）股利管理政策及其选择

股利政策与公司价值是否相关，这是股利理论研究的焦点。现在存在着股利无关论和股利相关论这两种著名的股利理论。事实是不管股利政策与公司价值是否有关，股利政策都是的一项重要的公司收益分配管理政策。

在选择公司股利政策时，应从公司的内部和外部有关因素综合考虑。①内部因素：筹资能力、盈利状况、变现能力、投资项目和偿债能力等；②外部因素：股东要求、法律限制、债务合同约束、通货膨胀等。

针对以上不同的内外因素，有不同类型的股利政策：

1、股利稳定的政策。较长时期内，股利支付额不随公司盈利情况的变动而变动，而是固定在一个已定的水平上。实施该政策，可以使股票投资风险降低，股利的收入和支出也便于股东安排，投资者对未来股利的不安全感可以消除；但该政策也有局限性，股利支付时不能紧密联系公司的盈利情况，如盈利下降公司容易出现财务危机，对股利的稳定性有影响。

2、股利变动的政策。随着公司盈利的变动，股利支付额也变动的股利政策。实施该政策，可以减轻公司财务压力，“多盈多分，不盈不分”的原则得到体现，股利支付能紧密联系公司的盈利情况；但容易使股东感到公司经营不稳定，对股价有影响。

3、低正常加额外股利政策。在一个既定且较低的水平上固定股利支付额，当公司经营较好时再增加一个额外的股利支付率。这种政策有很大的灵活性，结合了稳定股利政策和变动股利政策的优点。

4、剩余股利政策。此种股利政策是先把公司的盈余用于盈利性投资项目，再把剩余部分发放股利。该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最佳资本结构和较低综合资本成本的保持，当股东对股利和资本收益无偏好和投资收益率大于股票市场报酬率时，公司能达到最大的价值；但这种政策具有较大的变动股利支付率，股东对公司的信心容易受影响。对于某个公司，如果盈利性投资机会多和盈利水平高，适合采用这种政策。

参考文献：

[1].程宏伟.隐性契约与企业财务政策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05年

财政政策如何运用篇10

我国是劳动力大国，也是中小企业众多的国家，财政有必要通过介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这一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已经形成共识。但是，对政府而言，可资利用的财政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上，指望财政过多的投入是不现实的。因此，如何运用有限的财政资金，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这是财政不得不面对的课题。本文将就这一问题，结合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 财政介入有必要制度化

目前，我国政策性担保的财政投入并没有经常化、制度化。财政资金介入的途径单一，主要是划拨一定的实物资产或货币资金充作担保基金，而类似再担保的风险分摊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即便是担保基金，资金来源也并不稳定，其多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财政状况的好坏。

政策性担保不同与商业性担保，财政介入的效果应该是降低受保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中小企业的资金获得性。由于没有稳定的财政投入，其效果不能不大打折扣。当前，我国政策性担保资金杠杆效应不明显，固然与金融机构不配合等外部因素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内部，在于缺乏持续性的财政介入机制。

从当前的情况看，有必要尽快建立再担保体制，形成财政与担保机构共担风险的长效机制，以此调动各方积极性，共同把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工作办好。

在这方面，国际上目前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经验。例如，日本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实行的就是“双保体制”，即在担保体制的基础上，又加设了再担保体制，日本把这两项体制合并称为“信用补完制度”。所谓“补完”，取补充完善之意，既是指担保体制是对中小企业信用的补充完善，也指其内部的补充完善，即履行分摊风险功能的再担保体制对担保体制的补充与完善。

二 财政介入有必要与具体的政策目标相联系

这里的政策不光指中小企业金融政策，也不光指中小企业政策，而是涉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就业压力加大、生态环境恶化、收入差距拉大等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这些都直接或间接与中小企业有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职能应该放在满足全社会需要的公共服务上。中小企业固然需要帮扶，但财政也不能就事论事，而应该将政府的政策取向渗透到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去，发挥应有的宏观调控作用，这样才能体现公共财政的应有之义。

当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已经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为此相关的政策措施已经或正在出台，其中也包括必要的配套资金，应该说，这是可喜的现象。如何使这些资金通过一定的政策工具落实下去，提高使用效能，是当前财政工作必不可少的环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具有资金杠杆效应，财政介入其中是落实政府政策的有效手段，有必要很好地加以利用。

从这几年的实践来看，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政策性，仅仅体现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上，与政府的其他政策目标相脱节。这不仅弱化了政府宏观政策的渗透性，也不利于政策性担保健康发展。我国各地的担保机构，担保品种单一，业务方向不明确，大部分是跟在银行后面“吃剩饭”，把银行僵硬的信贷体制下，忍痛割爱的贷款项目，重新捡起来，加以承保。这样，无疑削弱了其作为公共产品的“公共性”，堵塞了各方面的资金来源渠道。

有鉴于此，有必要形成这样的机制：政府根据政策需要推出担保项目，财政按项目下拨资金，项目的风险系数大小、政策性强弱与财政出资额、风险分摊比例相挂钩。由此，既明确了担保机构的经营责任，同时也强化了财政的调控职能。

三 财政介入有必要与市场化运作手段相结合

一般来说，按照政府干预市场的强弱程度，公共产品可以分为纯粹公共产品和混合公共产品。混合公共产品通常是在市场领域发挥作用，它的提供虽然离不开财政的支持，但财政在履行职能时也要尊重市场规律，尽量把政府活动降低到最低限度。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一手连着政策，一手连着市场，财政介入其中有必要处理好政策与市场的关系。这一点已经在我国政策性担保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上予以明确，即“政策性资金，市场化运作”。具体地讲，财政资金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发挥政策扶持和引导作用，但并不直接经营担保业务，而是委托社会中介机构按照商业化原则运营。

但是，从实践上看，这一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我国政策性担保带有很强的行政干预色彩，政策性担保机构缺乏自主经营意识，财政也不善于利用各种经济手段，诱导担保机构的经营行为，财政资金与市场化运作，“油是油，水是水”，融合不到一块儿去。

当务之急，必须打破政策与市场泾渭分明的界限，财政不能光给钱，不引导，也不能把引导异化为干预，而是要明确担保机构的经营责任。财政支持要与担保的实绩挂起钩来，与落实政府政策的效果挂起钩来，形成“办多少事给多少钱”的诱导机制，让担保机构按照商业化原则独立履行项目的评审职能，在风险经营中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只有这样，政策性担保才能融合政策与市场双方面的积极因素，真正实现“政策性资金，市场化运作”。

四 各级财政有必要互相配合、形成合力

中小企业是与地方经济，特别是县域经济紧密相连的，从繁荣地方经济的角度出发，地方财政有必要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但在我国现有的财政体制下，基层财力有限，特别是广大中西部地区仍然没有摆脱“吃饭财政”的状况。

目前，我国政策性担保机构大部分是由地市级以下政府运营的，真正发挥作用的并不多，不少是“空架子”，只有机构没有业务。中央与省级财政虽然也介入了信用担保业务，但是它们与中小企业接触面小，难以真正起到帮扶中小企业的作用。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工作上，中央与地方财政“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合力。所以，有必要明确各级财政的介入形式：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对基层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性担保给予补贴；省级财政资金主要用于经营再担保业务；地市级、县级财政根据本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安排相应的配套资金，直接介入政策性担保业务。唯有如此，才能调动多方财政投入的积极性，形成分工合理、上下协调的财政介入机制，加强中央政府宏观政策的渗透力。

五 财政介入有必要辅以有效的监督机制

目前，我国政策性担保以部门和地方审计监督为主，尚没有形成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立法工作还没有启动，目前只有一部宽泛的《担保法》作为法理依据；政策性担保机构的定位，至今仍然不明确，中国人民银行目前只批准了少数几家担保企业为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其余绝大部分并没有纳入金融监管的范畴；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业务规程、会计处理方法；财政资金的拨付缺乏透明度，软预算约束相当通行。这些就为“道德风险”的滋生埋下了伏笔。不难理解，在我国，财政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是望而生畏的，形成了财政始而参与，以后就不再参与，生怕金融风险转嫁到自己头上来的状况。想介入，又怕介入，解决矛盾的突破口应该放在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上。

六 财政介入有必要多管齐下，发挥政策组合效应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政策体系，它不是孤立的，是与其他政策体系紧密相连的，如信用评级体系、经营诊断体系。这些体系彼此之间相互呼应、纵横衔接，组成了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大体系。如果缺少了这个大体系环境，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也是“独木难支”。

目前，我国政策性担保风险管理成本居高不下，部分原因在于其他政策体系发展滞后，不配套。财政不能单纯介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而要多管齐下，帮助建立完善的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组合效应，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这方面，日本提供了好的经验。以经营诊断体系为例，战后日本建立了完善的中小企业诊断网络，中央设有诊断协会，都道府县设有综合指导所，这些机构配备有专业人员，帮助企业经营整改，这不仅有助于化解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促进中小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也有助于增强担保机构担保评审的科学性和透明度。

当然，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财政如何介入于其中，还处于探索阶段。今后，随着我国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还会出现许多新的矛盾。因此，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工作上，如何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财政介入之道，仍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课题。

①吴俊培主编：《公共财政研究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②陈乃醒主编：《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