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监管的意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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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法律风险;风险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92(2008)05-0007-04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以下简称巴塞尔委员会)在2004年6月公布的《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InternationalConvergence of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apital Standards:ARevised Framework,以下简称《新资本协议》)①中,首次将法律风险纳入了国际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框架,要求国际活跃银行采用规定的方法计量法律风险,并以此为基础确定其资本标准。该协议对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建立以及各国银行资本监管制度的完善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将于2006年底开始在十国集团国家实施。因此,解读《新资本协议》和其他有关巴塞尔文件的规定②,阐明“什么是法律风险”、“由谁来管理法律风险”和“如何管理法律风险”等问题,将有助于推动我国银行监管制度与国际银行监管惯例接轨,优化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提高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和综合经营能力。

一、法律风险的概念及类型

法律风险是银行业务中的固有风险。然而,对“什么是法律风险”,各国监管当局的理解并不一致。例如,英国金融服务局(FSA)侧重于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法律风险,认为这种风险是因“法律的效力未能认识到”、“对法律效力的认识存在偏差”或者“在法律效力不确定的情况下开展经营活动”而使“金融机构的利益或者目标与法律规定不一致而产生的风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RB)则侧重于从交易层面上来认识法律风险,认为诉讼、客户基于规避法律或者避税的目的而与银行进行的交易,以及客户实施的其他违法或者不当行为都可能给银行带来法律风险。芝加哥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也认为:“法律风险是不可执行的合同、诉讼或者不利判决等使银行的营业中断或者对银行的业务活动或者经营条件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

就“什么是法律风险”形成共识,无疑是建立统一的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监管制度和管理体系的基础。为此,在1997年公布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以下简称《核心原则(1997)》)中,巴塞尔委员会首次以列举的方式对法律风险做了定义。《核心原则(1997)》指出,法律风险主要表现为因下列情形而引发的风险：(1)不完善或者不正确的法律意见或者业务文件；(2)现有法律可能无法解决与银行有关的法律问题；(3)法院针对特定银行作出的判决；(4)影响银行利其他商业机构的法律可能发生变化；(5)开拓新业务且交易对手的法律权利不明确。为使各商业银行在建立和实施法律风险管理体系方面保有一定的主动性利灵活性,《新资本协议》在前述定义的基础上又作了概括性的说明,即“法律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因监管措施和解决民商事争议而支付的罚款、罚金或者惩罚性赔偿所导致的风险敞口(risk exposure)”,并明确要求国际活跃银行采用规定的方法计量法律风险并为之配置相应的资本。

进一步分析,法律风险又分为运营法律风险(operationallegalrisk)和环境法律风险(enviro-nmental legalrisk)两种类型。所谓运营法律风险,是指因银行自身的操作风险控制体系不充分或者无效,未能对法律问题作出反应而产生的风险。这种类型的法律风险与特定的银行相联。

所谓环境法律风险,是指法律本身导致意外的、不利的后果的风险。其主要表现为可能对所有商业银行的风险敞口产生不利影响的外部法律事件,即法律的变化。与前述运营法律风险相比,环境法律风险不仅有着不同的风险来源和风险事件类型,而且还属于不可控风险,单个银行无法采取有效的措施阻止特定风险事件的发生。尽管如此,银行仍然可以运用风险缓释技术把环境法律风险的不利影响降低到可以接受的水平。因此,环境法律风险管理也是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管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法律风险的特征

首先,法律风险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操作风险。根据《新资本协议》的规定,操作风险(operational risk)是指“由不完善或者失效的内部程序、人员和系统或者外部事件造成损失的风险。本定义包含法律风险,但不包含战略风险(strategic risk)和声誉风险(reputational risk)”。从上述定义来分析,操作风险不仅包括一般性操作风险(general operational risk),也涵盖了运营法律风险。归纳起来,操作风险事件主要有以下七种类型：(1)内部欺诈；(2)外部欺诈；(3)雇佣政策和工作场所安全；(4)客户、产品和业务操作；(5)实物资产的毁损；(6)业务中断和系统失灵；(7)执行、传递和业务流程管理。通常,前两种风险事件(内部欺诈和外部欺诈)不可能属于法律风险事件,尽管银行在这些风险事件中可能遭受损失,但这些损失与法律责任无关；后五种操作风险事件则都有可能引发法律风险。由此可见,法律风险并不是操作风险的一种独立风险来源和风险事件类型,而是一种因内部程序、人员和系统或者外部事件造成的,具有一定法律特征并需要由法律人员(内部律师或者外聘律师)运用专业判断才能够有效地管理的操作风险。

其次,法律风险区别于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它与“法律”的紧密联系,且普遍地存在于商业银行业务活动和管理控制的各个方面。研究表明,信用风险是指“银行的借款人或者交易对手不能按照事先达成的协议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它与特定的某个或者多个交易对手相联系；市场风险是指“因市场价格变动而导致银行表内外头寸遭受损失的风险”,它与特定的产品、资产组合或者资产类别相联系；而法律风险则是指银行因经营活动不符合法律规定或者外部法律事件导致风险敞口的可能性,它与特定的内部程序、人员、系统或者外部法律事件相联系,其信息来源异常分散。正是因为如此,对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管理强调统一和集中,风险管理活动主要由相应的风险管理部门来进行,而对法律风险的管理则强调分散化。除了法律风险管理部门,所有的业务部门以及与管理和控制有关的部门(如操作风险管理部门)都在法律风险管理程序中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法律风险管理体系应当独立于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管理体系,其管理程序和主要方法也不同于管理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程序和方法。

再次,法律风险也不同于合规风险,因为商业银行需要为之配置充足的资本。所谓合规风险(compliance risk),是指“银行因未能遵守法律、监管规定、规则、自律性组织制定的有关准则,以及适用于银行自身业务活动的行为准则而可能受到法律制裁或者监管处罚、重大财务损失或者声誉损失的风险。……合规所涉及的法律、规则和准则不仅包括那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还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诚实守信和道德行为准则”。显然,合规风险广泛涵盖了一般性操作风险、运营法律风险和声誉风险,但不包括环境法律风险和其他的外部事件风险。虽然巴塞尔委员会一直强调商业银行应当有效地管理各种风险,但是《新资本协议》只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提出了资本要求。合规风险管理主要是针对内部控制体系的建立和实施情况,其目的在于确保银行遵循有效的合规政策和程序,并采取适当的措施纠正违规行为,计量风险并不是合规风险管理程序的重点。因此,对于属于合规风险但不属于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的声誉风险,商业银行只须审慎地管理而不必为之配置资本。但是,对于法律风险,商业银行不仅要采取措施予以控制,而且还应当为抵御这类风险而维持充足的资本。这是法律风险区别于合规风险的重要特征。

三、法律风险的管理程序

(一)法律风险的识别

法律风险的识别(identification)是运用法律风险的定义对各种风险事件的法律性质进行分析判断的过程。商业银行应当能够识别所有重要的产品、活动、程序和系统中固有的法律风险,这是整个法律风险管理程序的基础性工作。为此,法律风险管理部门应当根据银行在提供有关金融产品和服务方面积累的经验等主观标准以及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等客观标准,对业务活动中使用的各种文件的合法性、导致风险敞口的潜在法律责任的性质以及立法、司法和行政执法实践对风险敞口的影响等因索进行全面的分析判断。这种分析判断应针对具体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及其风险状况来进行,在已经或者准备跨境提品和服务的情况下,还应建立在国别的基础之上。

(二)法律风险的评估

法律风险的评估 (assessment)是对已经识别出的法律风险进行量化的过程。根据量化结果,银行能够确定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法律风险敞口,并对后者采取适当的风险缓释措施。按照《新资本协议》的有关规定,商业银行可以根据业务性质、规模和复杂程度以及法律风险管理水平选取基本指标法 (Basic Indicator Approach)、标准法 (Standardised Approach)或者高级计量法 (Advanced Measurment Approach)来计提法律风险资本。其中,高级计量法要求商业银行依据风险敞口指标 (exposureindicator)、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probability)和风险事件损失(loss given event)等三个方面的数据来计算各业务线(business line)的预计损失量(expected loss amount),并以此为基础汇总确定其法律风险资本标准。为此,商业银行必须建立并实施独立的法律风险评估程序。基本指标法和标准法则对法律风险没有敏感性,不考虑不同商业银行在法律风险管理水平方面的差异,只要求商业银行根据年度业务总收入或者各业务线年度业务收入的一定比例来计提法律风险资本。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的法律风险评估程序并不是法律风险管理的必经阶段。尽管如此,对法律风险进行有效的评估也会使商业银行更准确地掌握自身的风险状况。

巴塞尔委员会指出,对内部损失事件数据的跟踪记录是开发使用可靠的法律风险评估体系的前提。因此,损失数据的获取是法律风险评估程序的重点和难点。按照《新资本协议》的有关规定,在采用高级计量法计提法律风险资本时,应当以至少五年的损失数据为基础计算确定法律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及法律风险事件损失。为此,法律风险管理部门应当注意收集本行的法律风险损失数据,并按业务线、法律风险事件类型和法律责任的性质分类进行统计；如果内部损失数据不充分,或者商业银行的法律风险管理水平较高,没有发生“足够”的损失事件,就必须考虑利用相关的外部数据,即同业数据。这些数据可以是公开的数据,也可以是行业集合数据。

(三)法律风险的监测

法律风险的监测(monitoring)是及时地对已经识别出的法律风险进行重要性(significance)方面的判断和评价,并向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报告重要的法律风险信息的过程。巴塞尔委员会指出,商业银行应当建立一系列程序来定期监测法律风险状况和重大的法律风险事件。有效的法律风险监测程序对充分管理法律风险而言至关重要。定期监测行为有助于迅速发现并纠正法律风险管理政策、程序中的缺陷,从而大大降低法律风险事件发生的频率和重要性水平。

法律风险监测的对象是可能造成损失的法律风险事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律风险管理部门的监测活动仅仅局限于那些已经发生的风险事件。除了监测法律风险事件,商业银行还应当明确适当的法律风险指标(legal risk indicators)及其临界值(threshold)并持续地对之进行监测,以便为法律风险事件的发生提供早期预警。这样的指标应该具有前瞻性,并能够反映法律风险的来源。根据法律风险工作组的建议,比较常见的法律风险指标包括：(1)法律的立、改、废；(2)市场惯例和标准合同文本等的重大变化；(3)关键人员的变化：(4)推出新的金融产品或者进入新的市场；(5)跨行业提品或者服务：(6)主管当局针对其他银行的监管行为或者其他法律制裁；(7)在重大问题上,外聘律师意见的重大变化：(8)聘任不熟悉的法律顾问；(9)正式法律意见别的条件或者假设等。需要说明的是,法律风险在不同的商业银行、同一商业银行的不同业务线中的表现形式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穷尽地列举适用于所有银行的法律风险指标是不可能的。商业银行应当根据业务性质、规模和复杂程度建立自身的法律风险指标体系。随着法律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法律风险指标体系也将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四)法律风险的控制和缓释

法律风险的控制和缓释(control and mitiga-tion)是通过有效的授权审批和监督机制来防范法律风险并采取适当的措施降低重大法律风险的过程。如前所述,运营法律风险属于既可以控制也可以缓释的风险,而环境法律风险则属于不能控制但可以缓释的风险。巴塞尔委员会强调,商业银行应当制定控制或者缓释重大法律风险的政策、程序和步骤。为了控制运营法律风险,法律风险管理部门应当对业务活动中使用的文件进行全面的审查,井根据法律和交易惯例的发展和变化,定期更新标准合同文本等法律文件；法律风险管理部门还应当配备足够的应诉或者参与行政程序的法律专业人员,并对法律风险事件可能造成的财务影响进行分析。

对于上述可以控制的运营法律风险,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加强法律风险培训、改进产品设计、完善信息披露、明确划分客户群体和投保商业性责任保险等方式进行缓释。对于无法控制的环境法律风险,商业银行可以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决定是否接受。如果特定环境法律风险的重要性水平难以接受,法律风险管理部门应当建议董事会或者高级管理层及时调整经营战略,包括缩减业务范围、停止某些业务活动或者裁撤某些海外分支机构。

四、完善我国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监管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细化法律风险的表现形式

明确法律风险的表现形式是提高我国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管理水平、构建有效的法律风险监管体系的前提。根据《新资本协议》和其他有关巴塞尔文件以及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商业银行可能承担的运营法律风险主要表现为：1 合同可能依法撤销或者确认无效；2 合同可能被依法变更,且变更的结果不利于银行；3 因违约、侵权或者其他事由被提讼或者申请仲裁,依法可能承担赔偿责任；4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5 业务活动违反法律、法规等的规定,依法可能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我国商业银行可能承担的环境法律风险主要表现为下列可能对银行的业务活动产生不利影响的外部法律事件：1 有关法律、法规等的制定、修改或者废止;2 有关国家机关依法作出的法律解释；3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③4 海外分支机构所在的国家或者地区法律制度不完善。

(二)引导商业银行完善管理法律风险的组织结构

由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法律风险管理部门以及向董事会负责的内部审计部门共同组成的组织结构是法律风险管理体系有效运作的基础,这种组织环境能够保证商业银行有关的管理部门和业务部正确理解并有效执行法律风险管理战略、政策和程序。与上述要求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管理法律风险的组织结构是有其“形”而无其“实”。目前,我国四大股份制商业银行普遍设立了独立于合规风险管理部门的法律事务部门,其他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大都在法律与合规部内设立了负责法律事务的处(室),其主要职责是出具法律咨询意见、参与法律文件起草和谈判签约以及管理法律诉讼等。虽然这些职责都与法律风险管理有关,但并未全面覆盖法律风险管理程序的各个方面,法律事务部门系统地开展识别、评估、监测以及控制和缓释等法律风险管理工作还缺乏应有的组织保障。此外,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性不强也是制约法律风险管理体系建立和有效实施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部门与操作风险管理部门和合规风险管理部门还没有完全分开,既负责管理操作风险和合规风险,又负责监督内部控制体系和各种风险管理程序的实施,既是“运动员”也是“裁判员”。并且,虽然《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指引》要求内部审计部门独立评估并向董事会报告操作风险管理体系的运行效果,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内部审计部门并不是直接向董事会负责,其地位与一般的管理部门并无二致,事实上也无法对其他风险管理部门实施有效的监督。因此,引导商业银行重新定位法律事务部门的职责、提高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性应当成为法律风险监管制度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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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网络银行的监管

正是由于网络银行的特性及其不同于传统银行的运行机制和运行方式，使其风险种类和性质都较传统银行有所不同，而目前。我国对网络银行的监管仍以原有的监管机构和监管范围为主。网络银行在相关法规几乎空白的情况下迅速出现并不断演进，必然导致我国网络银行监管中一些问题的出现：

1、对网络银行监管意识上的滞后性

在传统的金融范畴中由于计划体制的改革和金融开放的阶段性，我们银行监管本身就存在着滞后性，主要以事后调节为主，计划性、强制性的指导为主，真正带有前瞻性的宏观调控不是很强，特别是面临网络化发展的时期，其监管意识还是相对滞后。网络的发展可以使一些监管人员足不出户，但这绝不意味着监管工作的简单化，相反。新时期的监管将是一种全方位、灵活性、高技术条件下的复杂化监管。如果主观上没有重视，没有在发展的初期形成有效的监管机制，将使我们的银行进入一个混乱无序的网络竞争时代。同时，在发展过程中，意识的僵化将使一些监管措施不但难以保障网络银行安全运行，反而会束缚和妨碍网上银行的发展。

2、网络银行的安全问题

网络银行推出的同时，也将银行信息几乎全部跑路在网上。网上银行所面对的客户也有“黑客”。因此，网络银行在其经营过程中存在着技术、信用、法律、利率等多方面的风险。网络安全问题成为网络银行发展的瓶颈。

技术风险源于系统的可靠性或完整性严重不足而引发的潜在的损失，银行对安全性的考虑是首要的。

3、利用网络洗钱的问题

网络冼钱成为可能是由因特网的特点所决定的：人们可以通过因特网轻松地进入网上银行；客户和金融机构之间实现了无人他、无纸化交易；电子交易非常迅捷；在因特网上可以跨越国境获取金融服务。因特网的这些特点显然可以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降低成本和扩展业务范围，但同时网络的容易接近、隐匿性、高速度以及跨国性这些特点也有可能使其成为洗钱者的天堂。因为网络银行的出现使金融机构辨别客户的身份、汇报可疑交易和对账户及交易进行日常监督等变得非常困难。

4、网络银行监管体制问题

网络银行的发展导致金融业务综合化发展趋势不断加强，金融业从强调“专业化”向推崇“综合化”转变。而当前我国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金融监管制度，这一体制在网络时代也将受到严峻的挑战。

5、监管部门自身技术和业务素质的滞后性

只有在拥有高技术软硬件配备的条件下，才能对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的监管；同时，如果缺乏一支高素质的监管队伍，在监管网络银行时就会面临重重困难。当网络银行开发出一些新的金融品种、科技含量高的金融商品时，监管部门如果没有一批高素质、高科技水平的监管队伍，对它的监管就会显得力不从心。

二、完善我国网络银行监管的建议

1、加强监管体制改革，走协同监管的道路

一方面要加快混业监管体制改革的步伐，强化网上业务创新的管理力度。对于网络银行的监管，应充分认识到业务交叉的特性，在鼓励创新的同时，要注意加快混业监管体制改革的步伐，以满足对网络银行的监管。另一方面要逐步建立功能监管型的监管体制，杜绝监管的重叠与空白。网络银行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的金融区域界限和行业界限，使得金融业务综合化发展的趋势不断加强，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延伸使金融业从“专业化”向“综合化”过渡，以往按业务标准将金融业划分为银行业、证券业、信托业和保险业的做法已失去现实意义。因此，传统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将被“全能经营、统一监管”模式替代，相应金融监管体制将由“机构监管型”体制转向“功能监管型”体制。

2、建立专门的网络银行准入制度

网络银行的准入要在注册制度、安全工作、地域界定方面从严，而在准入标准、业务范围等方面从宽，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准入制度。我国网络银行的市场准入应重在鼓励中国的网络银行抓准机遇，尽快抢占市场，使监管既可以控制整个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又可提高本国银行业的总体竞争力。

3、加强网络银行的信息披露制度

从国际银行监管的趋势来看，建立、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已成为加强监管的一个重要原则。网络银行诸多特性(包括网络银行无纸化操作的特性以及网络交易记录可以不留任何痕迹地加以修改的客观情况等)加大了监管当局稽核审查的难度，并会导致监管数据不能准确地反映银行的实际经营情况。为了保护银行客户利益，约束和规范网络银行的行为，建立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尤其重要。对网络银行应该制订比传统银行更为严格的信息披露规则，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期向社会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过的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信息，不断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4、加强网络银行相关立法建设

一是政府有关部门应就网上银行的通讯安全、控制权的法制责任、存款保险、保护措施和争端的适应条文等问题加以立法。二是制定有关数字化，电子货币的发行、支付与管理的制度以及网上银行业务结算、电子设备使用等标准。为给网络银行发展一个规范、明确的法律环境，立法机关要密切关注网络银行的最新发展和科技创新，集中力量研究、制定与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比如数字签名法、加密法、电子证据法等。

5、建立一流的监管技术装备和高素质人才库

只有在拥有高技术软硬件配备的条件下，才能谈得上对金融机构有效的监管；同时，如果没有一支高素质的队伍，在监管现代化程度高、传统金融业务比重较小的网络银行时就会出现各种困难。这一方面要求监管当局加快自身电子化建设步伐，依托先进的科技手段，实施非现场监测，以不断适应金融监管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必须装备先进的计算机监管系统，这套系统必须有很好的兼容性和拓展性，以适应网络银行的业务不断创新和系统的不断升级，同时该系统还应有超前性。

6、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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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现代化金融体制日益形成。近年来，金融体制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外资金融机构数量增加较快，这些发展都向保持我国金融体制稳定和国内资金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我们要尽快健全和完善对各种金融机构的管理和监督。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中国人民银行法&明文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为我国金融机构的主管部门，为统一管理我国各种金融机构打下了基础。但目前，在人民银行内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工作存在着审批与检查相脱节的现象，参与金融机构审批的部门有银行司、非银行司、保险司、外资金融机构管理司，而对金融机构的检查工作由稽核局承担，这导致了多头管理、相互扯皮、人浮于事等不正常现象。从美国近年来的经验看，对金融机构的管理日益向集中统一方向发展，即使是多层次的监管体制，也要加强高层次的政策协调和集中。由此建议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实行审批与检查一体化的政策。具体办法是将目前的稽核局支解，将其相应的职能分解到相应的银行司、非银行司、保险司、外资司等，这样有利于提高监管工作的效益。

二、突出监管工作的重点，充分发挥现有监管力量的作用

目前，我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工作基本上仍处于’合规性检查(的阶段，而且目前的现场检查)国内称’稽核。随意性较强，缺乏系统性和规范化，这些现象当然与我国金融法规不健全，银行机构刚刚开始向商业银行转换机制等多种原因分不开，但与我们的监管队伍的数量不够，业务素质较低有着更直接的关系。为充分发挥现有监管力量的作用，应突出监管重点。例如，考虑到我国地域广阔的特点，在建立统一集中的监管体制的同时，监管人员的配置应相对分散，特别是现场检查人员可主要放在省级分行+在经济活动频繁、金融机构较集中的市、地区分行设置较强的检查处室，但这些分行的监管机构应有相对的独立性，其业务受总行监管部门和分行的双重领导。在此基础上，建议建立合规性检查与风险性监管相结合，并以风险性监管为主的新监管体系。

三、建立日常报表分析、非实地检查、实地检查等多种监管手段相结合的监管体系

目前我国对银行的监管主要还停留在日常报表分析上，虽然人民银行也曾对几家银行进行过实地检查，但检查的深度不够，而且也缺乏经常性和程序性。今后要继续推广计算机并要求当地人民银行对每一家银行落实专门的人员进行日常报表分析，对发现的问题，根据需要，及时安排非实地检查或有侧重点的实地检查。此外，还要使非实地检查正常化，比如规定人民银行每年对所有的银行进行一次全面的非实地检查，若发现有需要进一步调查的，即可进行有侧重点的实地检查。

四、充实监管队伍，提高监管人员的素质

借目前中央银行职能转换时机，让原来从事计划、外管的部分人员经过考核、培训后，转到金融机构的监管部门+同时提高监管人员的素质，建议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类似于职称的监管人员等级制度。如设立助理检查员、检查员和监督检查员三级，对每个级别的检查员的职责和能力都作明确的规定，并在总行研究生部和一些院校建立检查员进修培训基地。各级检查员一般每年要在各培训基地参加三周左右的培训课程。同时，建立正常晋升制度，新招聘的人员一般经过二至五年的助理检查员工作，经考核合格者可升为检查员，检查员一般要求有金融、经济或会计大学本科的学历并且要能够独立负责对一家银行的检查工作，大约再经过,-.年的工作经考核合格后可升为监督检查员。监督检查员除独立担任检查工作外，还要有组织和安排对较大银行进行检查的能力。

五、树立监管工作的权威性

在我国，金融监管归中央银行领导，因此，树立监管工作的权威性，也即是树立中央银行的权威性。建议中央银行分支机构仅受总行或上级分行领导，摆脱地方政府的干预。其次增加中央银行的财务独立性。中央银行的经费独立于财政，可以搞自收自支，中央银行分支机构的活动经费和工资费用可以由向辖区内商业银行征收检查费来解决、借鉴美国货币监管局的经验，评估费的征收以银行资产为基准，制定百分比，按照各银行资产的大小，百分比逐渐递增、在香港，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中央银行职员的整个福利待遇比商业银行同类职员的待遇一般都要高，而在我国则正好相反，造成人行人才的大量流失、目前，人民银行系统除总行外都已实行。行员制%，事实证明其效果是较好的、建议总行也实行。行员制、因为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不同于一般的政府部门，其工作性质技术性强，不宜仅按行政级别来划分等级，而应主要按业务技能，职称，学历等标准来制定行员的级别，以吸引大量的优秀人才，改变目前人民银行总行大量人才流失的局面。

六，完善监管程序，建立上诉制度

被监管银行若对各级监管机构的处理不服可以逐级上诉&若他们对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裁定不服，则可以向有关法院上诉、这样一方面从外部监督我国银行监管人员公平执法，认真工作另一方面又可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七，改善监管的硬件设备

建议借鉴美国货币监理局的。电子通信系统%，大量推广计算机，建立。中国人民银行电子监管系统，并给外出检查人员配备可随时使用的手提微机，可通过普通电话线与人民银行的。电子监管系统%联网、这样可大大提高监管的效率。

八、加强对引进外资银行的监管

一(坚持引进外资银行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目前正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所需的资金是大量的，应通过引进外资银行，拓宽引进外资的渠道，并吸引外国公司到我国进行投资和经济活动，同时也支持我国公司进行跨国经营活动，加速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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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金融工具准则；上市银行；影响

一、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对我国上市银行收益的影响

（一）对上市银行利润的影响

全面实施新会计准则以后，将给商业银行损益确认的标准带来根本性的改变，最显著的就是金融机构所持有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的变化要直接计入损益或权益。金融工具的价值受到利率、汇率、价格等指标波动的影响，随着商业银行衍生金融工具交易量的大幅增加，势必造成期末利润的波动性增加。同时，根据新准则，银行持有金融资产的收益和损失不是在报告期末反映，而是要立刻确认，这将缩小商业银行盈余管理的空间。

（二）对上市银行不良贷款的影响

在不良贷款方面，新准则改变了贷款按五级分类计提减值准备的传统做法，减少了人为因素对减值准备计提额的影响。相比之下，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更具有相关性与客观性，也更符合会计信息对外披露的要求，但是在操作上难度也更大。由于减值准备是商业银行经营利润的备抵项目，所以对减值准备计提的规定使得银行利润的可控性进一步下降。同时，也带来了有关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及新增额是否会发生异动的疑问。由于新准则初始运用，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方式的改变究竟会给计提准备带来多大的差异，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数据，因此，对银行损益和收益的影响程度尚不能准确评判。

（三）金融资产转移使上市银行收益复杂化

在终止确认中，银行针对金融资产和负债转移由此引起的损失和收益的确认，有两种可选择的方法，即确认、调整当期损益并先在权益项目中列报或者待金融资产出售后再计入损益。以上述方式确认的损益与按收入费用相配比的传统模式确认的损益共同组成了银行的最终经营利润，这不仅不符合传统会计的权责发生制原则，而且使银行期间净利润的内容更显得复杂化。

二、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对我国上市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影响

（一）对上市银行利率风险管理能力的影响

全面引入公允价值后，银行会计核算将与复杂的资本市场和宏观经济环境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市场环境的变化对银行的影响将会通过会计信息反映出来。当市场利率水平变化时，金融工具的重估值随之发生变化，进而导致银行的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产生波动。因此，公允价值的全面引入要求银行对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具有较强的预见能力，这种能力具体反映为银行的利率风险管理能力。从风险的角度看，公允价值计价属性的引入，不仅仅是一项会计准则的变化，而且会给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观念、风险控制技术手段带来一次巨大的变革。

（二）对上市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

在国有银行的存款账户中，存在着大量忠实而低成本的居民储蓄存款。这些存款对市场利率的变化不太敏感，流动性较低，而对国家声誉的依赖性很强，双方形成了强大的资本联盟，是私有银行和外资银行所不能比拟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上市后，国家有关部门和国有绝对控股集团成为这些银行的超级大股东，所以即使在国有银行上市后，这一部分的资本仍然非常稳定。但是，新准则的实施特别是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在国有银行的广泛应用及其财务报表的充分披露，将导致损益的波动迅速反映到财务报表之中，扩大银行业绩的波动效应。更为突出的是，随着银行经营业绩的下降及随之而来的金融资产贬值，尤其在我国目前这种特殊的资本结构情况下，将严重影响银行的声誉。声誉的损害使核心存款持有者对改制银行信心剧烈恶化，那么这些存款就会退出核心存款行列而转变为一般存款。如果在现有银行体系中盲目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可将单个银行的损益变动升级为银行系统的信用风险。三、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对我国上市银行监管的影响

（一）对金融监管的影响

从银行稳定角度看，银行信贷质量要在准备金中得到体现，不仅要求对已经发生的损失计提专项准备，还要对可能发生的损失计提一般准备。而新会计制度要求，银行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才应当计提减值准备。计提准备金是资产面值与未来全部现金流量贴现值之差，这与银行内部会计制度预测到的贷款组合发生的损失不一致，也与银行监管的审慎性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是矛盾的。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会改变权益的范围，使监管资本计算的范围也要做相应的调整。特别是部分未实现的利得或损失将计入资本公积，使得监管资本偏离了审慎的要求，不符合会计谨慎性原则，所以监管部门有必要根据新会计准则的会计数据实时对监管资本的计量范围进行调整。主要涉及负债和权益分类，可供出售资产、公允价值选择权以及现金的流套期的会计处理等方面对监管资本的影响。同时，由于资产负债项目的变化与衍生工具的表内核算，计算加权风险资产时信用风险与市场风险的组成部分也发生变化，监管部门应对权重和转换方式进行适当的调整，在审慎的前提下在会计资本和监管资本之间建立必要的联系机制。

（二）对上市银行自身会计监管的影响

1.银行在公允价值运用中，由于客观计量和主观因素会导致会计信息失真问题产生，进而影响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这样对会计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客观因素的影响可以通过修改监管资本计量范围的方式进行解决，但是要剔除会计人员主观因素的影响，使公允价值能得到真实的反映，则需要在会计监管方式上进行创新。银行业监管部门要积极推进商业银行按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加快开发内部评级法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正向激励与严厉惩罚并重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强对相关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与专业素质的管理，密切关注会计信息的变动情况，切实防止会计核算方法的滥用，逐步完善银行会计信息披露机制。2.对会计监管队伍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准则非常复杂，要求更高，它的实施对银行业的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管将带来巨大影响，很好地理解银行的会计要素及其处理方法是非现场监管分析和风险评级的必要条件。而现阶段的会计队伍和监管队伍的自身素质令人担忧。所以，开展对银行业务的会计核算，特别是对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方面的培训显得尤为重要，十分紧迫。监管部门要开展专题培训，切实提高会计监管人员分析商业银行财务状况及风险状况的水平，提高银行会计监管能力。

（三）促进了监管协调，解决贷款损失准备的会计处理和税收政策

按照新准则的要求，公允价值计量部分业务时，需要对未实现的损益进行确认，与税务部门据实纳税的基本原则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会影响银行的各项税收负担。此外，我国会计制度、税收制度以及监管当局对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要求也不完全相同，监管部门应与财政部、国税局加强沟通和协调，明确未实现损益纳税的税收政策、贷款损失税前的抵扣标准等，以更好地促进商业银行的稳健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实现监督标准和会计标准良性互动，使金融监管和会计监管协调发展。同时，应当改进和完善多元化的金融监管体制，加强银监会与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工作协调，合理划分各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和职责。

四、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对我国上市银行金融风险形成的影响

金融市场的迅速变化和监管机构自身能力的不足，导致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与现实之间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使得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管理层道德风险问题。由于存在政府公开或隐性的担保，资本实力有限或者监管乏力的金融机构往往会在利益驱使下倾向于投资高风险领域，导致资产的泡沫化。资产泡沫化的微观机制在于金融中介将投资集中在股票、债券和房地产市场，而宏观经济态势和微观经营主体对经营前景的错误预期以及各种基金、保险和投资银行机构的大量出现，再加之全球电子交易系统和国际游资跨越国界的迅速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资产泡沫的加速生成、积累与演化。当资产泡沫化出现“风吹草动”迹象的时候，由于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会将这些金融风险放大，将进一步减少国有银行的核心存款。同时，银行的信用风险也迅速加剧。银行以及其它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会由此迅速恶化，很可能陷入经营困境，甚至破产。而银行在经济生活有的风险分担机制，此时就会转换成风险聚积效应，促使投资与信贷活动的终止。政府也会因援救倒闭或濒临倒闭的金融机构而支付巨大的财政开支，从而诱发货币危机。这样，就会同时出现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并相互加强，相互交织，最终加剧金融危机的演化进程。

【主要参考文献】

[1]朱海林.金融工具会计论[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2]陈小悦.关于衍生金融工具会计问题的研究[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3]路晓燕.公允价值会计的国际应用[J].会计研究，2006，（4）.

篇5

关键词：银行监管；监管目标；价值取向；政策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8）08-0019-04

研究银行监管目标是提高监管有效性的必要前提和理论基础，“只有将监管目标明确定义并且准确无误地将实现监管目标的责任委托给监管机构，监管才有可能有效进行”（Goodhart，1998）。然而目前国内理论界关于如何设计我国的银行监管目标仍存有较大争议，争论的焦点主要体现在效率性和公平性目标是否应在监管法规中明确，以及稳定、效率、发展和公平性四个目标在整个银行监管目标价值序列中的位次安排。本文首先对银行监管目标理论进行简要回顾，而后通过评述我国确立银行监管职能以来监管目标的制度沿革，对现行监管目标制度设计进行深度分析，并探求改进我国银行监管目标的制度设计。

一、文献回顾

银行监管目标的理论研究起源于规制经济学中关于规制价值取向，即规制的根本动机的探讨，主要包括：一是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该理论认为政府监管目标就是矫正金融市场的市场失灵问题给银行体系带来无效率或低效率，从而增进社会福利，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 (Meltzer，1967；Kareken和Neil，1983；Clark，1988；Spiefings，1990)。二是以产业等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为出发点设计监管目标的利益集团规制理论。该理论认为，作为特殊利益集团用以抬高价格或干预市场以追逐自身利益的工具，规制政策更倾向于维护生产者的利益。此外，还有基于银行体系内在脆弱性的维护银行体系稳定论。该理论根据明斯基（Minsky，1982)的脆弱性假说，提出由于银行体系具有内在不稳定性或脆弱性，所以必须由政府对银行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管，以维护银行及银行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以上都是规制理论关于价值取向的讨论，争论的焦点是规制代表谁的利益问题。规制的根本动机决定了规制者设计和制定规制目标的主要目的，成为影响规制目标政策制定的关键。在银行监管目标政策设计时，尽管无法排除利益集团规制理论中政府规制者是为了产业集团利益设计规制的可能，但是纵观各国银行监管制度可以发现，政府在监管立法上都表明是以维护公共利益为根本出发点，遵循安全稳定性、效率性、发展性和公平性四个主要方面来制定监管目标。

国内学者关于我国银行监管目标的研究，主要是在借鉴国外学者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围绕国际理论界公认的安全稳定性、效率性、发展性和公平性等目标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所形成的结论大都是对上述四个目标的不同程度的侧重。

对银行监管目标的一般性探讨。董红蕾（2004）认为银行规制的目标应当涵盖银行体系的稳定性，提高银行体系的有效性，保护消费者免受银行服务部门或金融市场其他参与者的垄断定价或机会主义行为的损害和防止金融犯罪。纪琼骁（2005）认为金融监管通过对市场失灵现象加以限制和矫正就形成了银行监管目标，具体包括稳定、效率和公平性目标。尚静（2004）认为银行监管目标应当包含银行业体系的安全稳定、效率和发展三个方面，但忽视了银行监管维护银行业金融服务的公平性目标的重要作用。庞华玲（2003）提出了银行监管具体目标应包含安全性、竞争的公平性和政策的一致性。蒋海（2002）、钱沈钢（2005）在研究中着重强调了效率性目标在监管目标中的重要地位。国内其他学者对监管目标的研究，多是围绕银行监管必要性理论和监管实践经验，提出银行监管目标主要是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和效率(江曙霞，1994；张洪涛，1996；刘宇飞，1999；李文泓，2001；朱新蓉，2003)。

构建银行监管目标体系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在探索研究银行监管目标过程中试图构建一个全面的银行监管目标体系，主要由监管最终目标（即监管的根本动机）作为监管目标体系的目标层，由银行监管目标各主要方面作为准则层。宓丹（2005）提出银行监管的终极目标是推动银行体系更好、更充分地发挥作用，通过促进资本形成和技术进步，提高资金配置和资源转移的效率，促进经济的长期发展。中间目标是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性、效率性和公平性。孟艳（2007）认为中国银行监管的最终目标是增进公共利益，指标体系由稳定性、效率性、公平性和发展性四个层次构成，具体选取了存款人利益保护指标、银行业稳定性指标、银行业效率指标、消费者利益保护指标和发展性目标指标。

对银行监管法定目标的价值分析研究。部分学者从法学的角度对银行监管立法目标进行价值分析，主要依据安全、自由、效率和效益等价值观体系来评判中国现行银行监管法规中的法定监管目标。李晗（2006）认为我国银行监管目标只注重稳定金融秩序，而对于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则没有任何的反映，也没有关于防止金融业垄断的规定。周海林（2007）认为在监管目标的价值序列中自由竞争是第一位的，而金融安全要通过自由竞争的维护来间接实现金融发展的目标。他认为金融安全观是有局限性的，会限制自由竞争。

二、我国银行监管目标的制度沿革

自1984年明确人民银行承担金融监管职能之后，我国银行业监管逐渐步入法制化轨道，各项监管法规逐步建立完善。1986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该《条例》第一条指出了监管目标是“为了加强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管理，保证金融事业的健康发展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是由于当时我国仍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监管当局的工作重心集中在资金分配而不是金融监管上，所以提出的监管目标仅属于原则性的，并不够明确。

1994年8月人民银行颁布的《金融机构管理规定》将监管目标界定为：“维护金融秩序稳定，规范金融机构管理，保障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该法规出台于二十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金融秩序比较混乱、金融机构经营不规范的背景下，因此是以规范金融秩序为核心目标。此时，法规对监管目标的解释已经涉及到稳定性目标和考虑金融消费者利益了。

1995年出台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的第一条规定：“为了确立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和职责，保证国家货币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督管理。”第三十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对金融机构及其业务实施监督管理，维护金融业的合法、稳健运行。”在制度层面上讲，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银行业尚未建立专业监管机构的情况下，监管政策虽没有对银行业监管目标作单独的规定，但已将维护金融业的合规经营与稳健运行作为监管重点。

2003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一条规定：“监管目标是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第三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的目标是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这是银行监管的法定目标，保持了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维护银行业稳健运行的监管倾向，并使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监管目标在制度上得以独立化，保护存款人合法权益的监管目标的重要性得以凸显。此外，“促进银行业合法运行”体现出目前银行业监管机构仍以合规监管为主的监管思路。

三、我国现行银行业监管目标政策分析

在中国银监会成立之后，银行业的监督管理职能得到进一步明确和细化，银行监管目标也随之更加具体清晰，银监会在已有法定监管目标的基础上，结合国外银行业监管经验，提出了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四个具体目标：第一，通过审慎有效的监管，保护广大存款人和消费者的利益；第二，通过审慎有效的监管，增进市场信心；第三，通过宣传教育工作和相关信息披露，增进公众对现代金融产品、服务和相应风险的识别和了解；第四，努力减少金融犯罪，维护金融稳定。

银行业监管的具体目标是监管当局在法定目标的基础上，针对当前一段时期我国银行业发展实际研究制定的阶段性监管目标，应当是对法定监管目标的补充完善和细化明确。不同于监管法规界定的法定目标，具体监管目标的针对性、可操作性更强，更容易修订和维护，便于监管工作人员理解和执行。虽然中国银监会的监管目标定位从形式上看是多重目标，但实质上仍未将效率性和公平性目标概括进来，未能起到对监管法定目标的补充和完善作用。

首先，保护广大存款人和消费者利益的要求，表明维护公众利益成为监管者首要的价值追求。银行主要依靠吸收公众存款进行负债经营，融资杠杆率高，银行的特殊财务结构决定了存款人是主要的风险承担者。如果银行破产，股东只需承担有限的责任，若没有存款保险机制，大量的损失将会由存款人承担。以社会公众为主的存款人，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分布广泛、分散，他们既没有积极性也没有能力去监督和控制银行。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他们很难对银行的经营活动实施有效的监督管理。银行监管部门作为公共管理部门，代表存款人监督管理银行经营活动，存款人及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利益受到了政府保护，有利于培育和增强其对银行体系的信任和信心，有利于银行体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因此，可以看出银监会将此确定为首要的监管目标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护金融稳定和银行体系稳健运行。保护存款人和消费者利益的目标设计实质上间接表明了监管要保护银行资产安全，这就隐含着政府对国有资产占主导地位的银行产业集团利益的保护。在目前中国银行业尚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情况下，保护存款人和消费者利益成为监管者维护银行业稳健运行和社会稳定的立法需要，也使保障占银行业资产主导地位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成为政府维护自身利益的内生需求。

其次，增进市场信心是对稳定性目标的深化与完善。金融市场本身就是个信心市场，保障银行体系安全稳定，提高银行业运行效率取决于市场参与者对市场的信心。监管者有责任向金融消费者提供市场公信这样一种公共品，一方面要通过审慎有效的监管，及时预警、控制和处置风险，增强银行体系稳定性；另一方面要加强市场信息供给，加强信息披露，提高银行业经营的透明度，削弱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增进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防止出现因集中性的恐慌而引起金融市场的混乱，维护银行业稳健运营。

第三，增进公众对现代金融业的了解是推动银行业健康发展的持续动力。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较短，银行业发展水平总体不高，银行业消费者的市场意识、法律意识淡薄，特别是以中小投资者为主的社会公众的风险防范意识不强，自我识别风险和保护能力较弱。

虽然我国银行业发展的现状充分说明，加强对城乡居民金融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其风险防范意识已成为监管当局的一项重要工作，但若将其列入四大监管目标之一，却是摆放到了过高的位次。因为增进公众对金融知识的了解仅仅是银行监管一个时期内的工作任务和目标，属于阶段性的监管目标和任务，不能等同于长期引领监管工作的核心目标。本文认为，随着我国银行业的不断改革和创新，银行业金融机构在竞争压力下会不断加强对各种金融产品的宣传推介，同时，由于金融消费者投资愿望不断增强，其对金融知识需求的主动性会逐渐增强，金融消费者对现代金融知识的了解应当不是监管的重要关注点。

第四，减少金融犯罪，维护金融稳定。当前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和内控机制尚不完善，银行业金融机构违规违法的经营行为时有发生，特别是随着改革和监管力度的加大，一些银行大要案不断暴露。银行案件的发生给银行体系乃至整个经济社会都带来动荡和危机，成为影响银行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这并非是影响银行业稳定的主要因素，从减少金融犯罪、防范案件风险的角度着手维护金融稳定，应作为日常监管工作任务而不能作为银行业监管的主要目标之一。本文认为该监管目标设计除结合自身实际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之外，还存在着我国政府部门对上负责的政绩考核机制的影响。因为金融犯罪案件的发生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较大，这直接影响到监管机构的社会声誉和上级部门对其考核评价，上述因素迫使监管机构将防范金融犯罪的重要性提高，监管机构在官方文件中屡屡指出“防范案件风险和案件治理工作是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本文认为此项目标可以直接归并于维护金融稳定和银行体系稳健运行的稳定性目标之内，不需要单列为核心监管目标。

四、政策建议

以上分析说明，银行监管目标的设计既应遵循整个银行系统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应充分考虑和顾及国家政治体制、金融体制、银行业市场结构和发展水平等实际情况。本文认为银行监管目标设计应当按照稳定性、发展性、效率性和公平性目标的价值序列充分体现在监管法规中，主要是：

（一）增加关于提高银行业运行效率、防止行业垄断的目标设计

银行业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都离不开银行业高效运行，从长远来看，缺乏效率的稳定必将陷入不稳定。银行业效率是提高银行体系竞争力的保障，也是实现银行业安全稳定、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另外，监管法规中若不设计对行业垄断的有关规定，垄断者都会凭借市场势力，损害消费者的福利，给整个社会带来较大的福利损失。同时，在未设置防止行业垄断的监管环境下会产生一个庞大的银行产业利益集团，该集团会为谋求自身利益而采取非正当竞争手段，干扰甚至破坏正常市场竞争秩序，进而危及银行体系的稳健运行。当前，由于在监管立法上缺乏关于提高银行业运行效率和防止行业垄断的规定，直接导致了银行体系运行的低效和金融创新的滞后。因此，应增加提高银行业运行效率、防止行业垄断的目标。

（二）明确公平性监管目标设计

我国现行银行监管法规中对于公平性目标仅以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等作简单叙述，尚未体现出公平性的真正内涵。但是，公平公正一直就是立法的基本原则，保证银行业金融服务和产品的公平性也是银行监管目标法律地位的必要保障。目前，因为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于不同所有制企业或不同地区（特别是城市与农村地区之间）的消费者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和产品未能体现出公平性原则，造成了银行对国有制企业信贷供给的所有制偏好和对农村信贷支持低于城市水平的信贷供给不均衡、信贷资金分配扭曲等问题。长远来看，公平性监管目标的缺失必然会影响其他监管目标的有效实现，明确该目标设计已是刻不容缓。

（三）将防止金融犯罪、增进公众对现代金融业的了解纳入维护银行体系稳健运行监管目标之中

如前文分析，防止金融犯罪和增进公众对金融业的了解如果作为监管核心目标之一，不仅不符合当前我国银行业的实际需要，而且会造成银行实践偏离监管运行的理想轨道。本文认为该目标可以直接归入维护银行业稳定目标，作为稳定性目标的具体条款即可。

参考文献：

[1]Crew，M. A.and P. R. Kleindorfer，1986，“The Economics of Public Utility Regulation”，The Macmilian Press.

[2]Michael E. Collins，“Efficient, Effective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J]. Insights,Second Quarter 2006/Volume 10 Issue4,7-8.

[3]Martin Summer，“Banking regulation and systemtic risk”，Oesterreichische Nationalbank working paper.

[4]Sudipto Bhattacharya、Amoud Wa Boot andAnjan V. Thakor，“The Economics of Bank Regulation”[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141, No.1, Feb.1998,p57―70.

[5]胡怀邦：《银行监管的目标定位：理论分析与中国选择》，《金融时报》2003年11月24日。

[6]胡鞍钢：《中国挑战腐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顾自安：《国外金融规制的比较分析》，《经济学家》2006年第10期。

[8]李晗：《金融监管法的经济学分析》，《法学杂志》2006年第5期。

[9]刘萍萍、封斌《论公平与效益价值目标对金融监管法的影响》，《金融管理》2005年第6期。

[10]杨春林：《商业银行有效监管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

篇6

[摘要]影子银行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系列金融创新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一种信用中介形式。本文从影子银行概念的提出，重点分析了影子银行通过货币市场基金、资产证券化和回购协议市场实现与传统商业银行平行的业务职能的运行机制和风险特征，并对我国国内影子银行体系的风险监管提出了探讨建议。

[关键词]影子银行；运行机制；风险特征；风险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42-0113-03

1影子银行概念的提出

影子银行（shadow banking）是近30年来，伴随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一种中介形式。2007年，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执行董事麦卡利（MeCulley）在其所作的《谨防影子银行体系》（Beware our shadow banking system）首次提出影子银行的概念。麦卡利认为，“影子银行是与传统、正规、接受中央银行监管的商业银行系统相对应的金融机构，它们筹集到的多为短期不确定的资金，由于游离于联邦政府的监管之外，它们没有再贴现的权利，也不能加入存款保险组织”Paul MeCulley，Beware our shadow banking system，http：//wwwPimcocom/EN/Insights/Pages/Investment Outlook Overviewaspx.。2010年7月，美联储在《影子银行体系：金融监管的启示》的报告中进一步认为，“影子银行”是从事期限、信用和流动性转换，但不能获得中央银行提供的流动性担保或是公共部门提供信贷担保的金融中介，并具体包括商业票据中介机构、财务公司、投资公司、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融券机构以及政府支持企业等主体形式[1]。在总结次贷危机及以此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后，2011年4月，由G20组成的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对“影子银行”作出界定：影子银行是“游离于传统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等问题的信用中介实体和信用中介活动。”[2]

2影子银行体系的运行机制

现代商业银行体系是货币经济领域最主要的作用主体，也是最基本的信用创造主体。根据FSB的范围界定，顾名思义，影子银行具有与传统银行平行的业务职能。影子银行体系运行机制的核心是信用创造，既可依附，也可独立于商业银行体系从事表外，或者类似于表外的信用中介活动。无论是依附还是独立，影子银行都是通过资产证券化、货币市场基金和回购协议等一系列的信用创造和中介活动来实现不同于传统银行的“存款端”和“贷款端”的错配。货币市场基金整合零散的投资资金，资产证券化将传统银行和原始公司资产负债表内的资产生成可出售证券并转移至表外，回购协议市场则将原始抵（质）押品变成影子银行体系中新形式的“货币”。

21货币市场基金

普通商业银行是采用存款—贷款—派生存款—贷款……的方式将存贷款期限错配。而影子银行则是通过对特有的“存款人”，“存款”负债凭证，“贷款”资产凭证等金融产品凭证（或合约）的期限错配来实现信用创造和扩张。

在影子银行实现平行于普通商业银行的中介职能过程中，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货币市场基金（MMF）发挥着触媒作用。货币市场基金将大量小额投资者的资金集合起来，集中从事商业票据、银行承兑汇票、可转让大额定期存单（CDs）及其他短期类票据的买卖。影子银行则通过针对货币市场发行商业票据、金融理财产品、回购协议等金融产品凭证（合约），从而达到批发融资，获取运营资金的目的。在美国，货币市场基金与银行存款唯一的不同是：不对本金保险。这也就为影子银行的资金脱离监管埋下了隐患。从1980年至2008年，美国货币市场基金总值由7636亿美元增至38万亿美元，规模增长了近50倍，侧面反映出货币市场基金为推动影子银行的业务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2资产证券化

资产证券化同样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它以特定资产组合或特定现金流为资产池，将缺乏流动性的资产打包组合，转化为在金融市场上可交易的证券，从而实现证券的流动性。

在货币市场基金将储蓄资金分流后，影子银行围绕证券化将大量基础资产打包组合成各种结构性金融产品，例如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资产支持证券、抵押债务凭证等，经评级机构信用增级并出售，并不断对这些结构性产品进行再抵押融资，获得高杠杆率的融资资金，然后再投入新一轮的影子银行体系的高杠杆信用中介活动。在此过程中，原有基础资产系统风险并没有因为证券化过程中的风险和收益组合而消失，而只是加速了资金回流和转移了风险。

证券化是影子银行获得信贷资金的重要融资方式。影子银行机构通过证券化的方式，将传统银行和原始公司资产负债表内资产生成可出售证券转移至表外，实现了资产的流动性转换。

23回购协议市场

回购协议市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逐渐成为影子银行体系最重要的融资途径和场所。投资银行有一半以上的资产是靠回购协议市场融资。[3]同时，货币市场基金也是回购协议的重要用户。

但是，回购协议只是一种融资手段，协议抵（质）押品及其流转才是支撑影子银行不断扩大其信用扩展能力的中心因素，并在金融体系内部创造了一个基于抵押品的资金循环机制。20世纪70年代以来，宽松的金融管制与金融创新使得商业银行借助发达的国际金融市场从事负债管理模式，而在美国，质押品可以多次循环使用，以此使得如回购协议、同业拆借、商业票据的转贴现和再贴现等成为货币市场融资的宠儿。于是，抵押品的基础价值通过回购协议成为影子银行体系中的基础货币，再抵押融资又不断扩大影子银行体系的信用创造能力为市场提供了新形式的“货币”。

3影子银行体系的风险特征

31高杠杆率

影子银行不同于普通商业银行，既不受存款准备金的约束，也不受《巴塞尔协议》等资本监管要求的限制，其资产规模的扩大受到极大的激励。此外，影子银行在回购协议市场上对同一种证券抵（质）押品进行再抵押活动构成了其高杠杆率的微观支持机制。逆回购协议中的预留扣减率预留扣减率是从抵押资产面值中提取的一个百分比，其比例反映了与持有资产有关的风险的大小。预留扣减率是许多金融资产，尤其是回购协议的重要定价因素。是构成影子银行再融资倍数的主要因素。预留扣减率与回购协议融资的杠杆倍数成反比。在次贷金融危机之前，预留扣减率经常低至5%以下，意味着其杠杆规模在20倍以上。[4]基础资产价格一旦出现下跌，杠杆率发挥的乘数效应就使得系统内风险大幅度上升。因此，英格兰银行的Tuker在2010年定义影子银行体系时指出，只有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商业银行的核心特征之一的杠杆特征Tuker认为影子银行体系应该同时具备的另两个商业银行核心特征分别是流动和期限匹配。的金融创新主体和工具才可以被纳入影子银行体系。

32期限错配

影子银行主要是通过发行如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等结构性金融产品从货币市场获得短期融资，这就使得影子银行体系的负债期限较短。另外，影子银行的再抵押融资周期同样也是短期，这样存短贷短的期限错配加速了资产的流动性转化，但也使得影子银行不能像普通商业银行一样通过存短贷长的方式从实体经济中获取资金的时间价值。因此，影子银行体系几乎只能通过看涨抵押品价值，再通过融资杠杆带来融资规模的增长获得收益。当市场一旦出现动荡和利空预期，从而导致基础资产市场价格不断下降，就会出现流动性困境，并连带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引发流动性危机。

33监管套利

监管套利是指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利用不同监管机构在监管规则和标准上的不同，选择监管环境最宽松的市场进行经营活动，从而获得因降低监管成本，规避管制而获取的超额收益。[5]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由于监管当局鼓励金融创新，施行了较为宽松的监管政策，而影子银行隐蔽的交易手段较小受到监管，这使得影子银行体系极易成为监管套利的推手。

影子银行体系催生的监管套利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转变机构形式，利用混业经营将本应受到审慎性监管的业务移植到较少监管的影子银行。如商业银行发起设立管道公司，由其代替自身发行商业票据或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等吸收储蓄外资金；二是转变工具形式，通过结构化改造，例如资产证券化、金融衍生工具等金融创新，将原本受到法律限制的业务工具包装设计成法外工具。

于是，商业银行通过监管套利凭借影子银行表外经营的特点，绕开资本监管从事表外投资，将风险转嫁至影子银行，再由于影子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关联易，为整个金融体系带来额外风险。

4对我国影子银行体系风险监管的建议

我国影子银行主要表现为一些从事表外融资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如房地产信托、私募基金、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担保公司、民间借贷与网络借贷平台等。尽管这些影子银行杠杆率和期限错配特征还不明显，规模也不大，但由于他们相当部分都还没有明确的监管准则，疏于监管会造成金融风险累积，若不提早进行有效控制，分散风险，依然会对国家金融体制和货币经济政策带来负面影响，对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灾难性后果。

首先，影子银行并非洪水猛兽，应从立法上理清影子银行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影子银行的信用扩张性质虽然会对社会金融秩序和宏观经济政策效果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是其产生的原因和自身运行特点说明，影子银行体系既能弥补我国金融市场信贷资金的不足，又能满足加快资产流动的需要，促进金融创新。因此，对影子银行不能一概加以禁止，应采取相应的治理策略因势利导。例如，对于商业银行通过发起设立管道公司等监管套利行为，并参与影子银行表外业务的，应严格按照我国分业经营管理的原则，将影子银行机构及其业务连同关联商业银行一同纳入审慎监管范畴；对于民间借贷、典当行等非正规的借贷行为，则可通过登记备案、财务审查等方式加以监测和管理；而对于各种地下钱庄、高息揽储等非法集资行为，则应给予严厉打击和取缔。

其次，完善涵盖影子银行体系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如上文所述，影子银行具备了平行于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和信贷中介能力，交易行为隐蔽，很少受到行业部门的监管。不仅可以依附于传统商业银行体系突破银行业、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界限，从事更加灵活的经营业务；也可以独立于传统商业银行体系从事信用扩张和中介活动。我国传统的分业监管体系将面临挑战。因此，一方面，要结合国际金融市场特征和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趋势，规范适合我国国情的影子银行定义，界定其业务范围；另一方面，建立完善涵盖其影子银行体系定义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建立跨市场、跨行业的联合审慎监管体系。完善的框架体系至少包括三个方面要素：良好的治理和组织架构、协调的跨部门合作监管平台、专业的技术支持和专家团队；至少包括财政部门、中央银行和各金融监管机构在内的综合协调机构专司对影子银行的资金监测、风险识别、风险评估、信用控制、产品设计、机构统计与违规惩处等。例如可仿效美国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2010年7月21日，美国通过《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授权组建一个跨部门的系统性风险监测和监管协调机构。同年10月1日，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FSOC）正式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美国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组织规则》（By-laws of FSOC），进一步阐明了FSOC的治理原则和程序。，成立由“一行三会”和相关学者专家共同组建的“金融稳定监管专家委员会”。

再次，细化对影子银行的微观审慎监管安排。一是强化影子银行的公司治理和风险管控，明确其资本金和流动性指标要求，要求其建立必要的风险预警系统；二是加强影子银行的信息披露。以更加细致的披露程序和披露内容缓解信息不对称因素。尤其是关键的财务信息和产品交易状况；三是划分影子银行和商业银行的风险间隔，从源头上削弱和限制监管套利的动机和能力。

参考文献：

[1]王小川关于影子银行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J].经济学，2011（11）：91

[2]FSBShadow Banking：Scoping the Issues-A Background Note of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R].April，2011

[3]周莉萍影子银行体系的信用创造：机制、效应和应对思路[J].金融评论，2011（4）：42

[4]周莉萍影子银行体系的信用创造：机制、效应和应对思路[J].金融评论，201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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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晓宇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通过CoVaR实证方法利用4家国有银行和2家私有银行的股权收益率值求得中国银行相对其他银行的风险溢出值和各银行相对中国银行的风险溢出值、各银行相对整体银行系统的风险贡献度。结论：中国银行与招商银行的关联程度最高，中国银行与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的关联程度较低。同时招商银行对于银行系统的风险贡献率最高，说明了私有银行在发展私人业务上与投资民众联系更紧密。

【关键词】CoVaR法；风险贡献率；审慎监管

一、引言

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关于金融机构之间风险传播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尤其是银行等传统资机构在危机爆发时对于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传染贡献程度，而巴塞尔协议也将审慎性监管划为银行监管的主要形式。

在衡量监管必要性条件中，巴塞尔协议主要集中于考察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资产负债率和损失准备金率等指标。在理论上衡量审慎监管的必要性条件，Adrain和Brunnermeier（2008）的working paper中提到了利用计量条件风险价值的增量和其对总体风险贡献率来衡量。

二、本论文研究对象、数据处理和采用的原理

（一）研究对象和其数据选取

由于我国银行的特殊性，大规模的上市银行基本为国有，其对于整个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本论文选取了中国几大国有银行。农业银行的上市时间较晚，数据的量不能满足本论文的实证需求，舍去农业银行，确定以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为研究对象。同时为方便计量，添加两家资本规模最大且上市时间较早的股份银行，招商银行和中信银行。

论文的数据选取范围：2008-20112年。受到财务数据报表限制，本论文研究数据的性质是季度数据。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二）本论文选取采用的原理方法

1、风险价值

本论文的计算基础是风险价值。风险价值指在一定的置信水平下，某一金融资产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最大可能损失：VaRa=inf {v|P（WT￡W-v）31-a}（公式1）。

其中a表示一定的置信度水平，WT表示T时刻期望财富量，W-v表示最大损失量及在险价值。

我们也可以采用Jorion（1996）[2]中提出通过数学的标准化计算可以得到一个计算VaR水平的公式：（公式3），其中 是标准化后的股票收益率分布，且其置信度水准是a。 是收益率标准差， 是计算的时间区间。

2、q分位数回归

（公式4）

公式4中，Qy（τ|x）为关于x的条件分位数，Qμ（τ）为随机扰动项的分位数。对于分位数回归模型，则可采取线性规划法（LP）估计其最小加权绝对偏差，从而得到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得：（公式5）

本文中由于风险价值是定义在一定置信的度水平下的最小损失量，所以采用此回归方法。

3、关于CoVar方法的具体讨论

定义P（Xi

公式6表示在a的置信水平下如果i银行的风险价值为VaRia，则基于这一水准下的j银行的风险价值为CoVaRaji|xi= VaRia。

i对j风险溢出贡献率可用：ΔCoVaRj|iq = CoVaRj|iq -VaRj （公式7） 表示。

如果j表示的是整体银行的风险价值，则公式（7）就表示某一i银行对于银行系统整体的风险溢出贡献程度。

三、实证过程结果分析

（一）实证过程

在处理股权收益率时选择每季度结束日的收盘股价价，计算收益率公式为：Ln（Pt/Pt-1），其中Pt为计算日股票收盘价，Pt-1为股票计算日前一期股票收盘价。为增强计算准确率，将算得的收益率扩大十倍。选取95%的置信度水平，并且收益率服从正态分布，因此得到Za的值为1.658。利用公式（3）进一步得到各个银行单独的风险价值，留备用。本文以中国银行为例，见表1，得到中国银行对其他每家银行的风险溢出贡献和其他每家银行对于中国银行的风险溢出贡献。

（二）实证结果分析

单个银行对其他银行以及系统的风险溢出贡献中首先分析中国银行对于其他银行的风险溢出影响，在中国银行陷入困境时建设银行的风险价值最大，即建设银行此时风险绝对值是最大的，再之是招商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和中信银行。再考虑中国银行对于风险溢出的贡献程度，中国银行对于招商银行的风险溢出贡献率是最大的，再之是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和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这种风险溢出的贡献率程度最大化也说明两者银行之间的关联性是比较高的。

再之，分析每家银行对于中国银行的影响。发现如果当招商银行陷入困境时其对于中国银行的风险溢出贡献是最大的，其次是中信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通过上述，得知国有银行之间的关联程度反而相对较低，而大型国有银行和大型的私有银行之间的关联度是非常高的。

若考虑每家银行对于整体银行系统的风险溢出贡献值，可发现招商银行的风险溢出贡献绝对值是最大的，其次则是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如果再进一步考虑风险溢出贡献的相对值即风险溢出贡献率。

另外一个方面也说明我国股份银行已经逐渐在实力和整体重要性上有赶上并且超越众多国有银行的趋势。实证对于审慎监管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即监管机构在选择那些重要性银行进行重点监测时应该考虑各方面因素，考察其风险的相对值而非风险溢出的绝对值，同时注重银行的业务与投资者等民众的紧密程度而非只是资产规模的大小。

参考文献：

[1]Jorion， Philippe， 1997， “Financial Futures： Risk Management”， Published by Irwin Professional， Chicago.

[2]毛奉君，2011：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问题研究》，《国际金融研究》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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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营改增”政策 离岸持牌银行业务 税负影响 建议

3月23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了《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明确了自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银行业纳入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营改增”政策实施，对四大持牌离岸银行业务盈利影响较大，本文就“营改增”政策与离岸银行业务相关的政策进行解读、对离岸业务税负及利润影响程度进行测算，并提出下一步离岸业务发展应对策略建议。

一、与离岸银行业务相关的“营改增”政策解读

（见表1）

二、“营改增”政策对离岸持牌银行业务的影响

（一）“营改增”落地前后的离岸银行业务税负及利润影响

（1）税负总体变化情况。营改增后，离岸持牌银行业务税负大大增加。金融业营改增之前，离岸持牌银行业务遵照当地税务局特殊减免优惠，可免营业税，所得税合并到全行利润按规定税率纳税。营改增之后，之前营业税下的免税优惠一律取消，离岸贷款利息收入、中收收入等按6%征收增值税，且离岸业务中可抵扣的进项税项目极少，最终税负大大增加。

（2）收入、支出端营改增前后税负对比。

（3）利润影响测算。以其中一家离岸持牌银行为例，2015年，某银行离岸业务营业收入合计40000万美元，折人民币26亿元，按照增值税税率，需缴纳增值税1.6亿元，而可抵扣的进项税几乎可忽略（差旅住宿费、广告费、咨询费等少量金额）。若2016年按照5亿美元营业收入测算，预计增加约1.9亿元的税收负担。

（二）对离岸业务盈利结构、产品及业务定价的影响

在产品定价上，增值税是价外税，与现行营业税的价内税不同，产品定价需要考虑增值税的影响，在产品说明书、业务合同中需明确交易价格是含税价或不含税价、发票开具事宜、明确税负能否转嫁给客户、客户能否接受。同时，要根据政策调整业务模式，降低增值税税负，为企业提供金融增值服务，帮助企业减少支出、创造价值。

（三）对离岸业务相关系统及业务操作的影响

（1）运营流程系统方面。营改增后，运营部门需要参与到增值税的会计核算和发票管理工作中，并将客户信息、交易信息、账务信息和开索票信息进行匹配，随后开具发票或协助获取发票。因此，运营流程、相关系统开发改造、科目改造等均需要提前调整和衔接到位，以满足价税分离的核算要求、发票管理各环节的内外部要求以及客户开票需求等。

（2）从信息管理上。为顺利实施营改增政策，运营部门需提前收集好客户涉税信息，记录客户涉税信息，包括是否是一般纳税人、国税税务登记证号、社会信用代码、是否非居民企业、国别等，全面掌握和涉税信息维护工作，保持客户信息在客户信息管理系统中的连续性。

（四）对合同条款方面的影响

营改增试点的实施对离岸授信类合同的内容无直接影响。

三、建议

（一）建议税务部门加以政策调整，实行离岸银行增值税零税率优惠

就增值税而言，国际上对金融业征收增值税的三种主要模式，都对出口金融服务适用零税率。“两头在外”的离岸金融业务本|上是一种金融服务的出口。此外，我国离岸银行的账户设置具备税收差异化实施的基础，根据《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规定，离岸银行业务与在岸银行业务应分账管理，这一规定为对离岸和在岸分别适用不同的税收政策打下了基础。同时，目前四大离岸持牌银行，离岸金融业务和在岸金融业务实行相对独立的管理系统，可以对离岸金融业务采取更有利的税收激励政策。因此，建议金融机构离岸金融业务的增值税税率可以采取零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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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监管，是经济金融监管的一个分支，是由中央银行、银行监督委员会或其他金融监管当局、有关机构，代表社会公众对银行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实施监督管理的行为。

银行作为一国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担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其能否稳健运行关系该国的经济、政治的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因此，银行监管受到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普遍重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纷纷根据本国银行业运行的实际情况对本国范围内的银行实行严格的监管。这里当然也包括该国境内的外资银行。随着经济的全球化，金融市场的界限越见模糊，外资银行大量存在于各国金融领域，它的高速发展给该国经济稳定和金融安全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各国不得不加强对它的监管置于重要位置。但截至目前，理论界尚未形成完备的外资银行监管理论体系。各国的外资银行监管实践仍依靠原有监管理论体系的指导。对此，作者认为，外资银行本是银行，对其监管的区别主要来自各国实际情况的不同，而监管理论对它是完全适用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尚属发展中国家，对发展迅速、影响日益扩大的外资银行实行审慎的监管，能维护国家经济稳定，保证国家金融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和特点

（一）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截至2007年10月，我国已有外资独资银行20家；中外合资银行3家；另有72家外国银行设立了130家分行，191家外国银行设立了241家代表处。截至2007年底，我国共批准汇丰、渣打、花旗等21家外资银行将在华分行改制为法人银行。（注：法人银行在业务范围、税收等方面享有优惠。外资银行随时可转为法人银行。）外资银行在我国发展十分迅速，现已具有相当规模。

（二）外资银行的发展特点

1．外资银行经营范围、业务范围不断扩大。2006年12月11日，我国对外资银行实行全面的国民待遇，外资银行不再受到行业和地域限制。外资银行发展进入加速阶段。依托成熟的市场营销策略，外资银行经营范围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力逐步加强。

2．外资银行资产质量、盈利能力逐年提高。随着外资银行逐步熟悉我国市场规则，其经营状况日趋稳定，市场份额逐步恢复，盈利能力稳步提高，资产总额持续增加，仅2002年至2004年就从3330.5亿元增至5159.95亿元，占我国银行业资产的1.8%。

3．参股中资银行速度加快。在《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的指引下，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速度不断加快。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一是出于对长期经营战略的思考；二是希望借中资银行不受政策限制和网点设置完善之利，绕开各类限制，快速进入零售市场。如花旗银行和浦发行联手推出的花旗参与管理和技术合作的双币种信用卡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三、我国外资银行监管中的问题

（一）监管法规不健全

监管的有效性依赖于监管的法制化，而我国的金融立法严重滞后。引进外资银行已近20年，却无一部约束外资银行的专门法律。这使外资银行有机会利用法律漏洞规避监管，严重影响了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效力。200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和《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弥补了这些漏洞，但相关法规的健全工作远未完成。

（二）监管方式单一

目前，我国外资银行监管还停留在传统“经验式”管理阶段。主要实行报送稽核。监管部门对各外资银行报送的报表、材料进行全面分析，以确认其经营的合规性。而对于外资银行运营的风险性监管上处于空白状态。

（三）监管资源严重不足

由于外资银行的开放性比较强，对其的监管需要高质量的资源。目前，我国外资银行的监管在资源方面相对缺乏。包括监管人员、信息系统等方面的不足。在监管人员方面，表现为量不足、质不高。尚未建立完善的认证制度和后续教育系统。在信息系统建设方面，缺乏灵敏、准确、高效的监管信息系统。在监管信息流程上，表现为低效率性。金融监管当局与相关机构缺乏信息交流。

（四）缺乏与外资银行母国监管者的合作

当今世界金融体系间的跨国联系不断加大，仅在某一国范围内考察金融监管问题已不能满足金融监管的需要。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要加强与各外资银行母国监管者的合作，以协调监管措施，降低共同面临风险。而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再这一方面尚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四、对改进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建议

（一）健全监管法制

要加强外资银行监管，我国就必须结合本国实际，参照国际公认的准则（如巴塞尔协议），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监管法律，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外资银行法。从法制角度，规范外资银行的行为，授予监管机构足够的权利，为监管工作提供基础条件。

（二）多元化监管方法和手段

当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手段单一，落后，主要是现场与非现场监管，而且两者缺乏衔接。因此，必须使监管手段多元化，由行政监管手段向经济性、法律性监管手段转变，充分实施现场与非现场监管、外部审计、审慎监管会议、三方会议等多样化监管手段。

（三）健全风险监管体系

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多停留在合规性监管层面，而忽视了风险性监管。我国应根据巴塞尔协议的有关标准，制定严格、周密的风险监管体系，将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纳入监管，保证全面、客观、合理的实施监管。

（四）建立监管人才培养和认证机制

加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要依赖大量专门人才，监管当局应主导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和认证体系。可邀请高校等研究机构参与其中，确保培养认证机制的专业性。

（五）加强信息交流，与各国监管机构坚强合作

为了应对各国金融体系相互联系不断加强的现状，我国监管当局应主动同各国监管机构建立长期、高效的信息交流和合作机制。以协调各国监管手段，降低共同面临的风险。

参考文献：

[1]程芳,李仲明.银行业全面开放下外资银行的监管问题[J].甘肃金融，2007,(6).

[2]耿明英.对在华外资银行不同商业存在形式下的监管探讨[J].武汉金融，2008,(4).

[3]邓静.如何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J].决策与信息(财经观察),2006,(10).

[4]杰姆斯·巴茨，丹尼尔·诺勒，张坤.外资银行的准入与监管：承诺与实践[J].银行家，2008，(5).

[5]郑泽华.加强和完善在华外资银行监管[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5,(3).

篇10

第一，商业银行会计信息披露的含义。

所谓商业银行会计信息披露即是指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商业银行必须将本银行的定期财务会计报告，临时财务报告及其他会计信息公布给投资者，债权人，政府相关部门，社会公众，以此让相关当局和个人可以及时了解商业银行的财务状况，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资产负债结构，商业银行股权结构等。

第二，商业银行会计信息披露的意义。

完善会计信息披露对于我国商业银行来说意义重大，主要表现在：

完善商业银行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是金融监管的需要。为了保证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金融监管机构必须对商业银行的经营进行有效引导与监管。商业银行在我国金融领域占据和重要地位，如果商业银行出现经营危机，对我国整个资本市场产生和重要影响，因此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必须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力度，而作为政府监管的一个重要方面，商业银行会计信息披露可以使得监管部门随时监控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及风险，是金融监管的有效补充。

商业银行会计信息披露有利于维护相关利益者的合法权益。商业银行在经营的过程中，其经营状况直接关系到投资者，债权人等相关利益人的合法权益，作为衡量商业银行经营状况的一个重要标准，会计信息可以让银行股权人，债权人及时了解银行的经营成果及状况，同时政府管理部门也可以通过会计信息对银行进行引导和监管，所以商业银行会计信息披露有利于维护相关利益者的合法权益。

完善会计信息披露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竞争力。商业银行会计信息披露有利于树立银行的良好社会形象，如果商业银行没有完善的会计信息披露，或者会计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充分，则难以取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同时也加大了在资本市场的筹资难度，因此完善商业银行会计信息披露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市场信任度和竞争力。

二、我国商业银行会计信息披露的现状及制约因素

第一，我国商业银行会计信息披露的现状。

会计信息披露的及时性方面。按照我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的规定，商业银行必须在每个会计年度终了后的四个月内对会计信息进行披露，并制定出年度报表。通过调查发现，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基本能够按照规定时间进行披露，但非上市商业银行披露的及时叉，同时监管结构在披露时效性上没有采取有力措施进行规范。

会计信息披露全面性方面。我国商业银行会计信息披露全面性方面的现状是，商业银行在财务报表格式披露上都比较全面，但对风险管理披露不够详细，对资本充足状况不够重视，对管理信息披露不充分。

会计信息披露的可靠性方面。我国商业银行会计信息披露可靠性方面并不乐观，主要是对历史成本计价易导致信息失真，高估利息收入。

4、会计信息披露的可比性方面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在会计信息披露上采用的披露标准并不统一，同时对于贷款分类上标准比较混乱。

第二，制约我国商业银行会计信息披露的隐私。

当前，制约我国商业银行会计信息披露主要有两个方面：

商业银行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存在问题。虽然《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及新会计准则的出台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国商业银行会计信息披露，但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上任然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商业银行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对披露的内容要求不充分。主要是对于资产负债表表外项目的披露不够充分，同时没有要求商业银行及时披露现金流量表。

其次，没有建立有效的监管法律法规。一是我国法律法规对商业银行会计信息披露没有明确的执行程序；二是同时我国没有明确商业银行会计信息披露所承担的责任；三是对于商业银行会计信息披露违规行为处罚标准不明确，处罚力度不够。

商业银行会计信息披露监管体系存在问题。首先，我国商业银行会计信息披露监管在部门职权设置上不合理；其次，各监管部门拥有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相当有限；最后在会计信息披露监管上缺乏有效的协调合作机制。

三、完善商业银行会计信息披露的对策

第一，完善会计信息披露内容，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全面性。

首先，要加强对风险管理的会计信息披露；其次，要重视对表外业务信息的披露；最后，加强对公司治理信息的披露。

第二，规范并统一商业银行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

逐步规范并统一商业银行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推行符合国际惯例的披露制度，完善现行会计核算的水平，对于促进我国商业银行会计信息披露有着重要意义。

第三，强化法律层面制度建设，加强会计信息披露的可靠性。

在法律法规上强化责任约束机制，尤其是要加大对重大虚假会计信息披露的主要责任人的刑事处罚力度；不断完善关于商业银行的诉讼体制，形成一个完善的追究商业银行会计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的机制

第四，改进监管机制，加强会计信息披露监管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