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产业融合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贸易产业融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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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贸易专业；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4.038

在当前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类院校转型背景下，“产教融合”的培养模式与应用技术大学教育理念相吻合。因此，西安思源学院国际贸易专业要以产业为依据培养用技术型国贸人才，也应该以“产教融合”为切入点，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课程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改革考核方式、加强实践教学、开发应用技术型教材，培养真正符合区域经济发展和企业需求的国贸人才。

1产教融合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人才培养方案是一个专业人才培养的依据，也是人才培养的总体规划。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需要做到两个对接，即做到专业与产业对接，教学内容与商贸实践、职业标准对接。因此，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不能是学校单方面的“闭门造车”，而应由校企双方共同完成，制定主体为校企双方专家。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的过程中，校方专家主要关注学生四年学完所有课程后走向工作岗位理论是否够用；企业专家则主要关注所开设的课程是否能培养未来岗位需要的能力和素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具体步骤为：校内专业团队前期进行人才需求调研、撰写草案――专业指导委员会校内外专家论证讨论、提出修改意见――校内专业团队修订完善方案、定稿。之后，人才培养方案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需定期总结、评估和修正。

2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优化课程内容

构建科学合理的国贸专业课程内容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知识结构应以外贸业务为核心。因此，可以让企业专家参与实务类课程的开发，对于新生的专业导论课和毕业生的就业指导课也可以让企业人士参与课程大纲的制定与讲授，使学生对未来工作环境提前有所认知。此外，在学科拓展课中，为了顺应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实操类课程也应加强。

3改进教学方法

3.1采用仿真模拟教学法

采用仿真模拟教学法，就是让师生在仿真的教学环境中教与学。这种教学方法可以使讲理论和做实操同时进行，更加注重学生的参与性，能有效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具体到国贸专业，就是通过依托国贸模拟仿真实验室，利用外贸仿真模拟软件，让学生在仿真的工作环境下从事外贸业务的操作，让学生了解如何与进出口公司、商检局、海关、货代、保险公司等机构打交道。通过仿真模拟教学法，可以使学生对自己将要从事的岗位有更为直观的认识，为学生将来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3.2采用理实一体化教学法

理实一体教学法体现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融通合一，专业学习和工作实践学做合一，能力培养和工作岗位对接合一的特征。在教学内容上采用项目教学、案例教学或情景模拟方式，由“双师型”教师，在专业的外贸综合实验室或校企合作基地，一边讲授理论，一边现场实践操作，将原来教学生知识、技能转变为学生学习、工作。

4采取灵活多样的考核评价方式

课程考评方式有多种，如笔试、面试与机试，开卷与闭卷，课堂考试与现场考核，理论考评与实践考评，过程考评与结果考评等。对于多数学生来说，一门课程的考评应根据课程内容和性质采用灵活多样的考核评价方式。理论性强的课程，如《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金融》可采用闭卷笔试的考核方式；实践性强的课程，如《Simtrade外贸实训》、《外贸单证制作实训》可以采用机考，更加注重过程考评。目前，西安思源学院国贸专业的实务类课程正在尝试采用“3-5-2”结构性考核方式，结合学生平时课堂表现（占总成绩20%）、技能考核成绩（占总成绩50%）、期末成绩（占总成绩30%）综合评定学生成绩。而对学生毕业水平的评定主要还是以企业评价为核心，如可以让企业专家参与学生毕业论文答辩，并把毕业实习企业导师评定的成绩纳入毕业考核中去，真正做到学校评价和社会评价相结合。

对于选择创业的少数学生，创业业绩可以作为其成绩考核的一部分，甚至可以替代部分理论课成绩，从而保障创业实践的进行。此外，还可以将全国外贸单证员、阿里巴巴跨境电商人才等级证书等考证纳入到考核体系中，使毕业证和职业资格证相结合。

5产教融合加强实践教学

5.1与企业建立产教基地

如与苏州国际科技园、西安港务区、陕西省物联网产业示范园、阿里巴巴（中国）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建立产教基地，进行外贸、跨境电子商务人才联合培养。目前，西安思源学院国贸专业针对毕业生组建了阿里巴巴跨境电商特色班。由企业人士为学生讲授有关跨境电商的实战型知识，并带领学生参观陕西跨境电商、外贸龙头企业。特色班同学通过此项目不仅成功考取“阿里巴巴跨境电商人才等级证书”和“互联网+人才证书”，还被成功推荐到西安、上海、义乌等地对口实习及就业。

5.2建立双导师制度，指导学生创业实践

创业实践可以激发学生从事外贸岗位的热情，提升学习课程的兴趣和积极性。因此，国贸专业可以建立双导师制度，指导学生创业。首先，由校外外贸专业导师进行创业指导和交流，激发学生的创业热情。通过组织校级外贸技能大赛和电子商务三创大赛，积累创业经验。其次，校内外导师团队在调研的基础上，利用学生创业的各种扶持政策，指导学生选择合适的创业项目。再次，可以设立创业基金，解决学生创业资金紧缺及周转问题。最后，校外导师团队还可以帮助学生联系货源。

5.3尝试建立“外贸工作室”

可以利用西安国际港务区电商产业园和物联网产业园中对于大学生创业的支持政策，如房租、税收减免等，由校企导师带领学生成立“外贸工作室”，在跨境平台上开设店铺，联系供货企业，从事跨境电商及外贸业务，进行实际的运营。这不仅能让校内教师和学生在“国贸工作室”里学到实战型知识，又可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孵化成为一个创业项目。

6产教融合开发应用技术型教材

目前，国贸专业的教材内容较为落后且多以理论为主，实践性、技能性及国贸领域前沿知识较为滞后，不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因此应用型教材建设迫在眉睫。而要以产教融合为切入点开发国贸专业应用技术型教材，就不能单靠校内实践经验欠缺的教师，需由校内理论知识深厚的教师和校外实践经验丰富的企业人士合作组建应用型教材开发团队，在教材建设选题、编写、评估反馈等方面深度融合，使应用型教材与用人单位实际岗位需求无缝对接。

参考文献

[1]吴勤.国际贸易人才综合素质与企业需求匹配分析――以宁波大学国际贸易专业为例[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4）：113116.

[2]沈国强.地方院校培养应用型人才对策研究――以湖南科技学院为个案[D].长沙：中南大学，2008.

[3]方春龙.产教融合强化校外实训基地建设[J].中国高等教育，2014，（14）：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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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市场结构

国际贸易理论与市场结构理论分析框架的产生

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交换，国际直接投资则表现为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循环。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完全替代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产业资本的循环依次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并且3种资本形式还要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

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特点也体现在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中，从世界经济的范围分析，产业资本循环经过上述3种形式才能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市场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组织经济学，按照该理论市场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两大类型，不完全竞争市场又分为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3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产品差异性、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卖方集中度。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具有同质性，进入和退出壁垒小以及卖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竞争市场则相反。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提供的产品有差异、行业的进入壁垒较大，具有规模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卖方集中度。古典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世界经济活动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融合趋势。

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先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发源于15世纪欧洲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这两种理论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统1的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步结合，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流动日益密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统1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本文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新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基础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新贸易理论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福利影响，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使得垄断竞争厂商都具有向国外出口产品的动机，加之这些厂商生产的是有差异的同种产品，产业内贸易形成。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如果具备贸易壁垒和资本自由流动，国际直接投资厂商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实现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

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按照市场结构划分前3种可以归纳为1类，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古典贸易理论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包括1般均衡理论、相互需求理论和对偶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现代贸易理论则以要素禀赋论为代表，该理论体系阐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产品的价格差异，价格差异源自于成本差异，成本差异产生于生产要素的丰裕度。主要理论包括要素禀赋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和罗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部是自由移动的，而在国家间是不能移动的；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不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或管制；生产和交换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贸易双方的出口价值等于进口价值，国际收支平衡；运输费用和其他交易费用为0；没有要素密集度转变的情况，生产同1商品时各国的生产技术1样，生产函数相同；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不存在规模经济递增。从上述的前提条件可以看出该理论体系将国际直接投资排除在外，首先国家之间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资；其次国家之间没有要素流动的可能性。总之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成长空间。

要素禀赋论创立后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掌握了1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就可以推断出该国的对外贸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实证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释用于修正要素禀赋论的前提条件，如贸易壁垒说、自然资源稀缺说、生产要素异质说以及人力资本说等等。前提中完全竞争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只能作为产品价格的接受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许多现象无法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来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的创建是建立在两个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之上：即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均是国家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它更强调的是非比较贸易优势。同时为强调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原因作了3个基本创新：将产业组织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模式的不现实中解脱出来；摒弃了传统的2维假定和凸性生产可能性曲线，新贸易理论发展了1种“层级结构”的方法来解释贸易和要素流向，即产业间贸易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决定，而某产业内部具有类似要素比例的产品之间却相互分工和贸易，后者在产业间贸易的格局中表现为净贸易量；区分了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和市场规模作用的外部经济。

把新贸易理论看作和古典贸易理论完全对立是不确切的，新贸易理论只是补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设框架下所难以解释的现象。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而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它由美国学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海默则认为，要解释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必须摒弃传统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定，对不完全竞争进行研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不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它们生产同类产品，拥有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这样就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因为它不会使企业拥有高于当地对手的优势。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才能获取垄断优势，并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予以利用。

金德尔伯格将垄断优势分为4类：来自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企业拥有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由于政府干预，特别是对进入市场以及产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业优势。后来学者在海默的理论框架下进1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1是论述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2是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3种方式中选择直接投资的根据与条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企业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3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特定优势类似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即1国企业拥有的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只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不完全而通过内部化将企业的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市场不完全的含义近似于不完全竞争，邓宁认为市场不完全可以分为两类：结构性市场不完全和知识性市场不完全。企业利用市场不完全通过内部化建立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越大，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性越明显。内部化优势还不能充分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出口照样可以发挥优势。区位优势可以更充分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因为区位优势属东道国所有，企业无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适应和利用。只有国外区位相对国内区位具有更大优势时企业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

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地理区域上呈现高度的1致性，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还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在逐步扩大；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流向与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1致，2战前以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品为主，2战后传统的工业品贸易下降，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贸易量上升，究其原因在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战后国际资本更多地流入制造业和新兴工业部门，加快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国际直接投资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与格局，最初国际贸易更多表现为产业间贸易，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在增加。国际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实现的，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企业贸易量在不断扩大。第4，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协调机制统1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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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互联网经济时代交织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正推动国际贸易环境与业态发生质变，我国国际贸易战略需尽快适应并转向电商主导型国际贸易，以适应互联网技术条件下的国际市场新需求。本文阐述了互联网冲击下我国国际贸易体系变革的意义；从价值研判和环境研判两个层面解读互联网冲击下的国际贸易战略创新基础；给出创新国际贸易电子政务战略，深挖国际贸易后发优势战略和探索国际贸易供给侧变革策略等创新路径。

关键词：互联网经济时代国际贸易战略后发优势比较优势

作者：马峥（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河南开封475004）

互联网经济时代国际贸易战略创新基础解读

（一）国际贸易战略创新的价值研判

第一，基于互联网的国际贸易增强我国国际贸易企业市场竞争力。覆盖全球的互联网与面向世界的国际贸易之间具有天然契合点，其典型代表是以互联网技术为引领的跨境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基于网络平台所展开的跨境商贸物流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促进了传统国际贸易商务活动的信息化和透明化。跨境电商具有面向世界、覆盖全球、信息高速传播和运作成本较低等多重优势，它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国际贸易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大幅扩展了我国实体产业的国际市场营销新渠道，实现了传统出口加工型贸易的转型升级。

第二，基于互联网的国际贸易改变全球贸易价值链格局。随着互联网国际贸易交易模式的崛起，电商型国际贸易成为世界贸易市场的主导者。传统的金字塔型国际贸易分销结构逐步演变为扁平化分销结构乃至直销结构，中间商在传统国际贸易结构中的重要地位被逐步削弱甚至被取缔。这导致原本被中间商盘剥的产业利润中的一部分回流到实体经济领域，助推我国产业结构变革；另一部分利润则以厂商让利的方式转移给普通消费者，用以增进消费者的剩余价值，提升消费者对我国出口商及其产品的认同度。

（二）国际贸易战略创新的环境研判

互联网时代国际贸易战略与国际政治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国际贸易是在国家间展开的商贸经济活动，其经营成果直接影响参与各方的获利水平，各国出于维系本国利益最优化目标而采取的贸易保护政策，势必影响电子商务型国际贸易战略的落实。贸易保护政策所保护的对象是那些对维系本国经济独立自主有重要意义的产业，这类产业通常为幼稚工业或关切民生型产业，其保护手段则为关税壁垒或非关税的绿色壁垒等形式。基于互联网的国际直销业务提供了绕开各国关税壁垒的新销售渠道，为此，大力推进“互联网+国际贸易”战略有助于我国实体企业通过网络直销

渠道依法绕开各国不公平的贸易保护政策的规制，有助于为我国拓展庞大的实体经济营造良好的国际市场竞争环境。

互联网经济时代国际贸易战略创新路径探索

（一）创新国际贸易领域的电子政务战略

落实建立国际贸易电商化战略的电子政务战略。从新经济角度来审视，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型公司实质上是异于传统公司的电子公司，电子公司的功用在于将传统产业和新兴的互联网产业相融合，运用熟知领域的知识和能力来帮助传统企业借助新技术与网络空间上的其它传统企业沟通交流。而传统的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则习惯于管理传统领域的产业企业。因此，建立适应互联网技术的电子政务系统有助于推动电商型国际贸易业务。由于电子政务系统可以借助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来超越时空局限性，优化既有政府组织运作结构和政务操作流程，为跨国电子商务企业提供高效、快捷、公平的政务服务，所以可以有效节约跨国电子商务企业的制度成本，提升其国际竞争力。

提升通关环节电子政务运作效能。货物通关是国际贸易诸环节中业务复杂度较高和运作风险较大的环节，强化该关键环节的电子政务运作效能有助于打破国际贸易业务操作过程中的瓶颈制约。比如口岸管理应当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口岸电子政务系统的先进经验，在既有全国性金关工程基础上继续推进口岸通信技术升级改造，打造更适合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一站式”通过服务系统和“单服务窗口”式通关平台，全方位落实无纸化通关战略，尽快将线下通关业务转移到网络平台上，切实节约国际贸易从业者的通关成本。考虑到电子政务上交易主体更为庞大和交易者历史信用信息更模糊的现实问题，通关环节的电子政务系统应建立针对跨境电商企业的风险管控数据库，深度分析口岸后台数据并建立信用评级模型，落实对跨境电商企业的分级分类信用管理。通关电子政务系统还应当提高与商务、外管、银行、工商、税务、国检等部门的数据交换强度和频度，建立跨部门的国际贸易相关政务云数据平台，将跨境电商业务相关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信息整合处理，强化对不良企业走私、偷逃税行为的打击力度，净化跨境电商市场环境，为优良企业营造良好的市场空间。

（二）深挖国际贸易领域的后发优势战略

着眼技术突破来落实国际贸易后发优势战略。国际贸易的历史强国虽然依靠其先发优势地位占据了国际贸易市场中的较大份额，但在互联网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依托物理性营销渠道的传统国际贸易市场分配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依托互联网营销渠道的新型国际贸易市场份额分配规则正在确立。部分学者批评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将比较优势视为比较优势的“陷阱”，并指出这类比较优势事实上并无助于促进所有战略实施国的国家利益最优化目标的实现，而仅有助于那些处于国际分工体系中较高位置的强势国家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一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劣势地位实际上是在既定的技术环境下，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在既定技术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所产生的“势差”，在技术环境变量不改变的情形下，后发国家难以有效超越先发国家。但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技术环境变革使得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处于同等竞争地位，从根本上消除了先发与后发国家之间的技术“代差”劣势。在此背景下，我国国际贸易应当紧抓互联网技术发展契机，结合我国国际贸易资源禀赋优势，及时切入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国际贸易新模式。

着眼制度突破来落实国际贸易后发优势战略。国际贸易制度实质上是一套从事国际贸易商务活动的行动规则。根据新制度经济学，互联网技术革命所支持的国际贸易交易新制度的创新有助于降低国际贸易市场中的交易费用，会影响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各类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从成本轴与收益轴构成的二维结构分析中可知，先发国家在旧国际贸易制度体系中投入巨大的资源，这份资源随着经济与技术环境的变化而逐步演变为沉淀成本，故此先发国家缺乏了积极运用互联网技术改造现有国际贸易秩序的能动性，而后发国家因其在旧的国际贸易制度体系中所投入的资源远少于先发国家，使后发国家因率先采用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国际贸易制度体系而额外产生的制度成本远低于先发国家。这就决定了后发国家较先发国家更有运用互联网技术改造既有国际贸易制度体系的意愿。为此，我国发展国际贸易应当积极通过放开对互联网行业管制的策略，来培育互联网技术内生的制度创新力量，运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来形成互联网技术支持的、适合本国资源禀赋优势的国际贸易新制度体系。

（三）探索国际贸易领域的供给侧变革策略

大力培育新型国际贸易商业模式。在新常态经济背景下和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形势下，作为驱动我国宏观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国际贸易增长出现下降，国际贸易领域的供给侧变革迫在眉睫。推进跨境电商产业的迅速发展有助于在传统的国际贸易营销渠道之上培育基于互联网的新型国际贸易营销渠道，为我国多数发达地区经济健康成长的过剩产能开辟新的路子。考虑到跨境电商产业的经营模式和发展态势迥异于传统产业，各级监管部门不可运用传统的监管手段来规范跨境电商产业的发展。而是应当结合互联网产业特征来制定适合跨境电商产业特征的行政监管与服务职能，为跨境电商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工商部门应当摒弃对跨境电商企业经营范围的严格限制，在宽放其业务边界的同时从财税优惠政策制定方面来加大对跨境电商的扶持力度。

积极推进国际贸易领域的产融联合体战略。传统的国际贸易产业与金融产业彼此独立运营，二者虽然围绕具体的国际贸易业务有相互支持的行动，但从系统层面而言缺乏有机整合。随着国际市场竞争格局的逐步升级，单个企业间的竞争正逐步消失，以企业联合体为主要特征的国际竞争新格局正逐步形成，打造适应当代国际贸易市场竞争格局的产融联合体正当其时。产融联合体要求从事国际贸易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以股权关系为纽带，以控股为形式，以人事参与和核心资产相互支持为手段来推进二者融合。从发达国家国际贸易市场发展的历史路径分析，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具有必然性，因为这二者的融合是以产融联合体参与各方的各自利益最优化为目标，以提升产融联合体整体资源配置效率为目标。为此，金融监管部门应当放开对网络金融机构或类金融机构的经营牌照发放范围、提升跨境电商单笔货款支付限额和交易笔数限制，增强跨境电商系统内部的产供销系统和金融系统的融合度，以提升其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的整体竞争实力。考虑到国际电商业务中交易各方的信用问题是影响跨境交易的重要障碍，跨境电商在融合实体产业与金融业务的同时，可以建构跨境交易参与各方的历史交易行为信用数据库，凭此来客观评估交易者的信用水平并给其合理的跨境交易授信额度，切实维护跨境交易金融系统的稳健性，促进电子商务型国际贸易业务的健康与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熊福梦，张义．“互联网+”时代国际贸易新方向跨境电商发展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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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 互联网思维 产业“转型”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互联网+”时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互联网思维”已经渗透和影响着中国产业经济的方方面面，深度影响和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与创新。那么，什么是“互联网思维”呢？我们通常说的“互联网思维”，是指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对市场、用户、产品、企业价值链乃至整个商业生态，进行重新审视的思维方式。

一是“用户思维”，在整体价值琏的每个环节运营中，都要“以用户为中心”，就是目标消费群体体系的构建、培育、维护、拓展、提升。二是“简约思维”，把复杂的问题做简单，集中力量，聚焦专业。三是“极致思维”，把产品、服务、用户体验做到极致，超越用户预期。四是“迭代思维”，以人为核心，循序渐进的开发方式，不断完善产品，立足“细微”，追求卓越。五是“流量思维”，流量意味着市场的体量、分量、存量。六是“社会化思维”，现代化商业的重心转移至网络，公司面对的客户是以网络形式而存在，改变企业生产、营销、服务等整体商业生态，是大势所趋。七是“大数据思维”，这是对企业资产、生产要素等各类信息资源的分析、整合与优化，企业必须构建自己的“大数据”。八是“平台思维”，这是互联网开放、共享、共赢的新思维，其精髓在于打造多主体、共赢互利的市场生态圈。九是“跨界思维”，互联网环境下的企业融合与发展的边界不再局限企业和行业本身，可以携“用户”以令诸侯，掌握用户数据资源，敢于跨界创新。

“互联网思维”，无疑是一种现代科技思维，正是这种极度开放的现代科技思维，透视出大思维、大产业、大市场、大战略、大境界，不仅对传统产业理论具有颠覆性的突破，而且，对产业思维、产业形态、产业战略、产业转型等领域，具有导向性的“新常态”思维。进入“互联网+”时代，就进入一种新的经济格局；既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与集成作用，把互联网的创新模式与创新速度融合于各个产业领域，提升企业的创新力，形成以互联网为平台的跨界融合，互联互通，推动产业“转型”与升级，从而促进传统产业与“互联网+”时代的深度融合，跨界对接、创新发展，促进产业经济均衡、生态、健康、可持续发展。

产业转型思维的导向性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推动下，“互联网+”时代产业转型思维，就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思维，具有产业发展战略导向特征。因为，在传统产业向互联网跨界融合发展的条件下，产业转型思维势在必行，势在必转，转则活，转则新，转则兴。

一是“互联网+”环境下，将传统产业推向一个十字路口，只有那些具有突破传统经济理论思维，具有和谐经济、生态经济、互联网经济战略眼光的企业家，才能敏锐找到产业发展的“方向感”，才能归位到新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二是传统产业与“互联网+”时代深度融合、跨界发展，具有重要性、必要性、迫切性。传统产业以互联网为平台，将会给企业带来无限的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创新成果、创新产品，从而带来独特的创新品牌、创新营销、创新市场。

三是“互联网+”时代，产业可以更大程度地开放、整合、优化、跨界配置生产要素，进一步提升传统产业的科技水准、产品质量及产业形象，从而聚合更多更好的优质产业资源，大幅提升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四是“互联网+传统产业”，形成新经济、新常态产业格局，产业具有更为广阔的市场愿景。因为，互联网市场把具有“互联网思维”的企业形象和产品，强力推销到国内国际市场前沿，产品可以寻找国内和国外两大市场和消费群体；市场无边界，可纵深发展。这种互联网市场冲击波和拓展力，是传统产业无法比拟的。

“互联网+”时代产业转型思维导向探寻

对传统产业理论的颠覆与构建。传统产业理论，往往注重单个企业或产业的生产要素的配置，注重产品质量的提高，而不注重企业与产业之间关联度，以及资源共享共赢的关联度和融合度；缺乏用户思维、简约思维、大数据思维、平台思维、跨界思维等意识。“互联网+”时代产业“转型”理论的形成与构建，是个很大的突破；产业“转型”思维理论，对传统产业“转型”战略和发展的实践，具有指导和推动作用。可以说，产业“转型”思维，是“互联网+”时代产业创新发展的基石和核心价值观。

对GDP质量的产业导向思维。从中国传统产业格局中不难看出，在追求GDP数量的投资拉动效应情况下，往往不注重GDP的质量。年度的GDP数据主要依靠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建设拉动，或者是依赖房地产业的支撑与拉动，而国民消费等第三产业形成“洼地”。2014年，发达国家的GDP数据中，消费占整个GDP的70%以上，而中国的国民消费占整个GDP的51%左右。这就说明，中国的产业经济发展不均衡，尤其是支柱型制造产业、消费服务型产业，整体趋于弱势，从而导致扩大内需动力不足，活力不够。

“互联网+”时代，中国GDP质量会有很大的改观。这是因为，“互联网思维”将会强力拉动和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制造业、信息服务业及文化产业，并以“转型”思维、创新思维、用户思维，品牌思维、消费思维等，来推动和拉长产业链条，做大做强第三产业。尤其是互联网的强大促销与导购功能，大大激活了国内外两大消费市场，将使消费成为GDP数据中的权重支柱产业。

对制造产业的导向思维。“互联网+”时代，中国制造业逐步迈入互联网产业平台，数以万计的产品制造商开始将产品“嫁接”互联网，或者与天猫、淘宝、京东等互联网电商巨头深度合作，或者自营网络销售平台等等，不一而足，五花八门，使适销对路的产品直接由工厂价“搬”到了互联网“国际大卖场”，从而实现了产业、品牌、消费、增值服务等领域的跨界营销，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传统产业从“互联网+”时代的超级电商平台中体会到：“互联网+”时代，从产业发展的视角来看，无疑是倒逼企业融合“互联网思维”，必须拥有产业“转型”思维和创新思维，必须拥有产业核心竞争力，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虽然是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中国制造业有相当部分的企业是“代加工”，制造的产品是产业链条中最后一道加工工序，其他多项生产环节、诸如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零售（价格）等，话语权都掌握在别人手里。以玩具“芭比娃娃”产品制造为例：中国制造一个“芭比娃娃”产品，只能赚1美元的加工费，而“芭比娃娃”在美国沃尔玛超市要卖10美元，美国赚9美元，这就印证了经济学家总结的非常“6+1”的产业经济理论。

由此可见，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整体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竞争。事实上，由于产业类型的差异，制造业的整体产业链的构成与延伸，远远不止于上述的“6+1”产业链；不同品类的制造企业应该拥有不同的产业链和价值链；而产业链的交织、整合、延伸，将会产生不同的价值链，不仅仅限于生产环节中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产品进入互联网营销平台流通后，又会产生新的消费服务产业链和价值链。在“互联网+”的引领下，传统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即在于整体产业链的掌控与延伸。这种掌控和话语权，充溢着“互联网思维”各种资源和要素。因此，中国制造业要想做大做强，必须掌控整体产业链的构建与操控，产业话语权、市场话语权即在这里。

对消费产业的导向思维。“互联网+”时代，中国的消费产业进入空前繁荣时期。各类产品进入互联网平台流通，不仅大幅推进和拉动了内需消费，进一步激活了国内外两大消费市场，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方式，甚至改变了现代生活方式。“互联网+消费”，深度激活了电商的市场爆发力和冲击力，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颠覆了传统商业模式，甚至对商业地产业也产生了一定的反响。

以“天猫（淘宝）”为代表的中国最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电商帝国”，仅在2014年11月11日一天，销售额高达571亿元。在此之前的2013年“双11”销售350亿，曾引发地产大咖的“狂踩”，有大咖就直言不讳地说：“300亿也就是几块地钱。”马云的本意并不在意“天猫”市场销售数字的多少，而是在意“试将房产价格压下去”，虽然看起来是个“一厢情愿”的事，但对商业地产也确实有一定震撼和影响。地产大咖得意的是，房地产业是大宗商品，价值高，可暴利；而日用消费品与房地产产品相比，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是，地产大咖们往往忽略了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全民消费的潮流和“众筹”消费的巨大能量。

众多电商所激发出来的大众消费热情，确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电商也很大程度刺激了中国制造产业的快速发展；其中拉长的整体产业链和价值链、产生的巨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怎能是一种房地产业可以比拟的？房地产作为传统产业，在“互联网+”时代，仍然需要产业“转型”思维。传统消费观念认为：房地产是当下支柱型产业，商品房乃“刚需”，所以多年来城市房价居高不下，即便是步入市场低谷，仍在指望“市长救市”，而忽视“市场救市”。“刚需”归“刚需”，一二线城市房价奇高攀升，真正“刚需”的普通百姓买不起，投资“炒房”者因当下多种原因不敢冒险“炒房”；三四线城市房源产能过剩，空置率居高不下，房地产消费开始回归理性，拿热钱“炒房”者越来越谨慎了。

其实，马云的“商业帝国”最大的价值，不仅是提醒人们房产消费时要认清房地产“泡沫”，改变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强化房地产业开发与消费的“转型”思维，而且是与时俱进地找准了用户的“刚需”和产业的“刚需”，围绕消费市场构建和延伸服务产业链和价值链；不仅激活了城市消费市场，而且也激活了农村消费市场，甚至拓展了国外电商消费市场。如此，电商的消费火种彻底点燃了民众的消费激情，且呈星火燎原之势；这种互联网主导下的商业模式，不仅促使产品流通由传统的“渠道为王”转变为“平台为王”，从而带动金融、包装、物流、运输、快递、通讯、服务等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形成一个庞大的现代消费支柱产业体系；有效调整了中国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强力拉动生态经济平衡发展。

对资本经济的导向思维。站在“互联网+”时代的高度看产业“转型”，将“亚投行”、“一带一路”战略与最近国家倡导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战略举措联系起来，无论是看“顶层设计”，还是看民间资本驱动，不难看出，中国产业经济正在由市场经济向资本经济“转型”。传统产业的“转型”，更需要依托资本运作与技术升级两轮驱动。

一是由“印钞票”转型为“印股票”模式。这种“股票”不是股民在四级市场流通购买的股票，而是产业“转型” 后的股权投资。引导社会资金流向“转型”产业，为中国制造业注入新的资本动力与活动。

二是由“债权经济”向“股权经济”转型。“债权”主导时，资本移动的功能，主要是“借”钱给企业，多是“锦上添花”，少有“雪中送炭”；进入“股权”主导时，资金移动的功能，主要是把钱“投”给企业，占企业股份，拥有一定的“股权”，资本与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既能“锦上添花”，又能“雪中送炭”，给企业带来后劲，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由此，股权资本的“人格化”，在产业“转型”过程中，无论是产业链的系统整合，还是产业模式的构建、市场营销与拓展，“股权”主导型产业将是传统产业“转型”的健康走向和标志。

总之，“互联网+”时代，还会产生更新、更多的股权企业模式。各种新的股权产业模式的涌现，表明了传统产业“转型”的发展趋势。

对文化产业的导向思维。“互联网+”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的导向思维、更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中国是世界公认的文化大国，文化资源博大精深。现代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软实力”，已经提升为“国家战略”。文化产业作为“朝阳产业”，在“互联网+”时代，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努力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势在必行。文化产业具有高知识性、高增值性、高融合性、高成长性、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等特征，符合中国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思路。特别是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产业，对于提升相关产业的产品和服务品质、增加产品附加值、塑造品牌、提升市场竞争力等等，都具有重要的“软实力”发挥助推作用。

笔者认为，无论是传统文化产业还是创新、创意型文化产业，其发展思路均应具备“互联网+”时代的平台意识；文化产业的模式创新、品牌创新、市场创新等环节，与互联网平台紧密结合，在产品质量、品牌内涵、营销方式、传播速度、受众效果、品牌影响力、市场渗透力等方面，均需依托“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卖场平台”，重新构建和整合相关产业链和价值链。同时，还要考虑互联网环境下，文化产业走向国际市场的创新思路。

对国际贸易的导向思维。随着互联网经济的迅速发展，传统的国际贸易领域正在发生结构性的战略调整与变革，网络贸易（Trade on the Internet）大行其道，形成国际网络贸易市场形态。国际贸易融合互联网平台，转变和简化传统国际贸易的操作流程，拓展贸易市场，缩短贸易距离和时间，促使国际贸易市场智能化、简捷化、人性化，有效减少市场交易成本，更好地优化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

“互联网+”时代，国际贸易模式也同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厂家对产品的营销、订货、支付、运输、服务等环节，都可以在线网络的贸易形态完成。由此看来，中国传统产业无论是外向型或者内向型，在打通国际市场、进入国际贸易领域的过程中，厂商要考虑产业模式、产品品质、市场营销、贸易服务等国际化企业发展战略，更要考虑以互联网平台为核心的整体产业链的构成与掌控。这才是“互联网+”时代产业“转型”的国际化产业运营思路。

结语

综上所述，“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不仅推动互联网产业、互联网经济进入巅峰时代，同时也昭示着：中国产业经济、特别是传统产业经济，已经全面进入“拐点”时期，即产业“转型”的导向时期；包括“大众创业、全民创新”、“中国制造2025”发展战略在内，以及产业理论的突破、产业结构的调整、内需消费的扩大、资本经济的谋划、文化产业的促进、国际贸易的“转型”等等，都将在“互联网+产业”平台的引领之下，做出客观、全面、适应性的产业转型思维，这无疑是中国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篇5

与会人士认为，近年来我国中医药产业发展比较快，在全球医药市场格局变化和我国医药内需发展强劲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医药进出口贸易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势头。但在管理、科研、产品、人才和规模等诸多方面与国际市场的要求仍相距甚远。中医药企业在国际化发展中，仍处在成长阶段。

国际需求上升

“2012年4月中医药管理局联同商务部等十四个部门出台了关于促进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未来一个时期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的思想，原则和目标，以及促进中医药服务贸易的八项发展措施，成为我国中医药发展的里程碑事件。”论坛上，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司长朱海东说。

中医药是我国贸易体系的重要资本，也是具有我国独特优势的贸易领域。随着回归自然理念的兴起，国外对于中医药疗效好和价廉的优势有了认可，对需求也逐渐增加。在这种情势下发展中医药服务和货物贸易，不仅有利于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有利于相关企业的发展壮大，而且利于推动中医药更深入、广泛的走向世界，对世界人民的医疗保健提供更加全面的服务。

中医药是中国的国粹，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医药走出去的战略也在逐步发展。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全世界有五十亿人使用过中医药，截止到2012年，我国中医药的出口额为25亿美元。四个中医药的主要市场，东南亚、日韩、美国及港澳台地区，占世界草药市场的26%，占中药出口总值的三分之二，是我国中医药中成药保健品的主要出口地。

中国中医药学会会长房书亭称，我国中医药产业走出去已从民间的交流走上了政府间的合作。

1970年美国总统访华，把针灸带回美国，从那时开始，中医在各个国家的主流频道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据统计，在欧洲从事中医针灸专业人员已达15万以上，中医教学机构三百多所，中医药供应商三百多家。澳大利亚每年有三百万人次看中医，目前有两千多万名中医师开药店。另外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中医药热潮正在形成，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医药国际市场。

中医药走出去正由当初单一的针灸服务带动中医药产品走出去的模式，逐步向医疗、教育、科研、贸易和文化产业链走出去。

阻碍仍然存在

在近三百亿美元的国际中药市场上，中国又是中药的出口小国。据统计，2012年我国出口中药为25亿美元，国际市场占有率不足10%。作为中药的发源地，中国有—万多种中药资源和四千多种中药制剂，其中70%来自于中草药原料，附加值高的中成药出口量却很少很低，问题出在哪里？

“一是西方法律普遍没有认同中医药；二是出口商对于我国野生动物的保护、种类和中药均不了解，进入西方市场时常常被海关查扣；另外，污染和重金属超标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联合国世界健康组织公益联盟国际委员会主席张林说。

中医药通常在国际市场上质量难以控制，作用机理难以说明，产量质量不稳定，导致欧洲各国政府对中医药的不信任。各国政府不断通过药物安全和环境保护等措施给中药设置了种种绿色贸易堡垒。

打造全景产业链条

“中医药走出去一个新的路径就是服务贸易。”清华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赵立冬说。传统的中医药产业应与现代服务贸易、文化创意产业、旅游产业相融合，进行改造、升级、转型，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打造复合型的全景中医药产业链条。

众所周知，文化渗透力是不容忽视的，文化产业在全世界每天产值是220亿美金。《大长今》实际上是反应中国中医的食疗文化；还有美国的功夫熊猫，功夫不是美国的，熊猫也不是，但功夫熊猫是。所以要大力发展中医药文化产业，提高国际话语权。国内中医药文化产业市场也十分巨大，大多老百姓，尤其是年轻人对于中医药文化实际上非常陌生，他们受的教育实际上是受文化产业和文化渗透力的影响。

去年京交会设立了中医药服务贸易的板块，以中医药文化作为创意，以科技作为创新，把中医药文化和关联的产业进行有机的融合，会起到很好的作用。中医药产业首先应当与文化产业融合；第二，与旅游产业结合，旅游是个巨大的产业，其特点是一业带百业；第三，同服务贸易结合；第四，与现代服务业融合。

“要打造全景的中医药产业链条，光靠企业和科研部门不够，政府非常重要。”赵立冬说，要让市场了解一个产品与配套服务，需要一个媒，这个媒除了传统的媒体、广告之外，也包括行业协会与政府，应充分利用各类平台。“十提出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未来政府打造社会将是三个方面：政府、产学研构成的企业与媒，媒实际上就是社会组织，这样共同发力，面对市场才可以游刃有余。”

篇6

中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超过9%，文化产业占世界份额仅4%，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偏低，核心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逆差仍然存在，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文化出口贸易总额均落后与主要发达国家，这与中国的世界贸易地位不相符合。我国已经开始从政策层面不断支持对外文化贸易，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在此背景下，进一步研究如何促进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如何扩大我国文化产品出口，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发展现状

（一）持续营造支持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政策环境

多年来，我国持续在制度、科研、专项政策等方面营造支持对外文化贸易的政策环境，文化部2011年出台的《关于促进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2011～2015年总体规划》提出，从商业性角度推动文化出口发展，包括通过文化企业国际市场营销专项培训、国际对话会等形式为文化企业服务；在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国举办国家级重大对外文化活动；部行合作机制的人员和信息网络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来支持重点文化企业信贷，至2012年3月末，文化产业本外币中长期贷款累计余额达903亿元，增长18.7%，高于同期各项贷款3%。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指出，“要扩大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大幅提高对外文化贸易额在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对国家重点鼓励的文化产品出口实行增值税零税率，对国家重点鼓励的文化出口实行营业税免税。”

（二）文化产品出口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我国对外文化产品贸易规模不断扩大，2003年至2013年，中国文化产品进出口从60.9亿美元攀升至274.1亿美元，年均增长16.2%，2013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达15％以上。尤其近年来，文化产品出口逐年快速发展（见表1），2012年，我国出口文化产品217.3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6.3%。其中，视觉艺术品142.1亿美元，增长52.5%，占同期我国文化产品出口总值的65.4%；印刷品28.5亿美元，增长7.1%。广东、浙江和福建出口规模最大，分别为59.3亿美元、23.6亿美元和20.1亿美元，三省合计占47.4%；重庆和江苏增速最快，出口为17.1亿美元和14.1亿美元，分别增长2.8倍和1.9倍。

（三）特色优势文化出口产品形成

游戏、图书、文教娱乐和体育设备及器材之类的文化贸易硬件产品是我国文化产品出口的主要内容，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动作片、杂技、武术表演、中国舞蹈等文化产品已具有一定的国际知名度，例如，具有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品牌地位的少林功夫。2012年，以宣纸、毛笔、乐器等为主要内容的特色文化产品出口均呈增势,出口额达15.11亿美元，同比增长6.7%；乐器所占比重最大，主要出口市场为美国和德国；宣纸出口增速最高，达20.3%，主要出口市场为日本。目前开展的国家级对外文化交流品牌活动20多个，“欢乐春节”共65个项目在63个地区展开，规模与影响进一步扩大。

（四）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结构趋向多元化

从产品结构上看，文化硬件产品所占比例很高，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文化硬件产品的第二大出口国，文化软件产品近年来也有上升趋势。产品类别从传统艺术品向图书、期刊、报纸等内容文化产品转变。从贸易方式上看，以一般贸易方式为主，2012年出口文化产品149.8亿美元，增长48.3%，占比达68.9%；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48.9亿美元，下降31.4%，占22.5%。从出口主体结构上看，改变以往外资企业或国有企业为主的形式，私营企业文化产品出口增速最快，共135.2亿美元，增长59.8%，占62.2%，成为文化产品出口主体。

二、我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文化产品出口整体处于较低水平

我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整体处于发展初期，文化产业运作及经营管理经验的人才相对缺乏，出口主体和出口产品都没有形成稳定的行业龙头集团，集聚效应无从产生。数据显示，我国文化产业竞争力指数仅为美国的24%、英国的29%和日本的38%。2012年，我国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实现增加值18071亿元，比上年增长16.5%，占GDP比重达3.48%，文化产业对当年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为5.5%。而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大约在10%到12%，美国则高达25%。世界文化贸易格局中，美、欧、日占比约为43%、34%和10%，而我国仅4%，表明我国文化产品出口整体处于较低水平。而从经济角度看，文化产品的边际成本近乎为零，这也是发达国家纷纷争夺国际文化市场份额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拥有文化产品，但是缺乏文化品牌，文化产品出口行业至今没有形成规模和品牌效应。

（二）缺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代表性产品

我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主要依靠文化产品加工制造，而体现中国文化底蕴和核心价值的版权产品很少，缺少品牌企业及其品牌产品。发达国家都拥有若干文化品牌，例如韩国的“流氓兔”、迪斯尼的“米老鼠”、日本的“哆啦 a 梦”等，这些品牌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该国的文化价值取向，并依靠这些品牌的力量很容易发展起相当庞大的上下游文化产业。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中缺少这类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代表作品，而被视为中华文化的精粹产品，又恰恰缺少国际影响力。例如，中国号称世界电影大国，但国内电影均未找到自己的文化国际传播模式，中国电影海外收入自2010年连续三年下跌，2012年中国电影全年海外票房和销售收入仅为10.63亿元，下滑近50%，这与欧美以及韩国、印度等影视出口大国相比，差距惊人。我国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较低，直接导致缺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产品和品牌企业，也无法撬动相关上下游产业的发展。

（三）文化产品出口产业链不完整

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具有系统性和协同性的特质，需要针对海外市场进行全球整合进行发展，需要相对完整的文化产品出口产业链作为平台和支撑，文化产业融合得越多，越会促进整体文化产业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从而为文化产品出口提供强大动力。例如，日本以动漫产品为核心，带动游戏、图书、音像制品和特许经营商品等形成产业链出口的态势。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在海外的市场规模相当小，上下游产业链的优势不明显，各文化产业间的关联度不高，相互缺乏协同配合和整体规划，难以形成相互借力之势，这样很难提升我国的文化国际竞争力和扩大市场份额。

（四）文化产品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融合创新方面程度不高

文化产品在国际贸易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语言、文化、风俗、习惯、观念等方面的国别差异，从而产生文化折扣现象，阻碍其国际传播。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成功的文化产品都是在思想、主体以及方法上与国际接轨的作品。中国文化产品贸易处于初级阶段，国际社会消费者大都没有形成对中国文化的消费认知与偏好，文化折扣所反映出来的文化亲和力问题是我国文化产品出口受阻的重要原因，这要求出口的文化产品既不失民族特点，又得具有国际化视野。我国文化产品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融合创新方面程度偏低，很多产品都是以本土市场需求为根本进行开发进而实现出口，产品设计没有兼顾国际消费偏好，较差的文化亲和力不利于出口，例如国内票房很高的《泰囧》在美国仅有5.7万美元的收入。

（五）出口市场结构不甚合理

随着中华文化在全球影响力的日益增大，我国文化产品出口目的地已遍布全球约220个国家和地区，但市场份额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发达国家，2012年前五位贸易伙伴依次为美、日、德、中国香港和英国，其中美国和欧盟所占比重最高，合计占52.1%；亚非拉市场渐成新的出口增长点，合计占21.3%。目前的出口市场结构与我国所处的文化产品出口初级阶段不相匹配，这是因为欧美市场运作之成熟、竞争之激烈，使得中国在现阶段很难实现市场份额的拓展。例如，欧美影片的宣传费用一般占投资总额的10%～30%，有的甚至高达50%，而国产影片的宣传费用一般在6%，差距之大使得国产片很难在欧美市场立足。同时欧美与中国在语言、文化、风俗和观念等方面差距很大，文化折扣问题突出，都表明欧美不适宜作为目前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第一目标市场。

三、扩大文化产品出口的路径选择

（一）扩大跨国文化交流合作

支持文化企业探索海外投资、合作、并购等多种资本运作形式，直接到国际市场兴办实体机构，通过在海外进行本土化经营，了解当地市场需求，建立贸易渠道，进而带动我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例如，中国港中旅所属的天创国际演艺制作交流公司收购美国“白宫剧院”，建立和掌握了自己的文化传播渠道，通过在海外落地经营，实现中华文化可持续的“走出去”；作为网络游戏出口龙头企业的“完美世界”，通过海外并购达到其海外布局的地域覆盖至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在2011年以近8亿元人民币的海外销售收入，占据海外市场首位。同时，积极参与各种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文化。例如，少林寺除了广开分寺，少林僧人也逐渐走出山门，参加国际性的宗教学术会议、佛教法事活动，并通过少林武僧团的国外巡演和商业表演传播少林功夫。

（二） 有效整合和利用出口目的地的文化资源

文化产品不同于其他产品，其消费需求的形成更多的体现在精神层面上，如消费者对其思想、寓意的理解，而精神层面的文化表达很难仅仅通过语言的翻译实现，需要结合国际知名或者直接就是文化输入地当地元素才能达到文化传播的效果。完全模仿国外和完全本土文化展示都是文化产品出口的大忌，实现两者的有效融合才能成功跻身国际市场。所以，文化出口产品需要充分考虑产品的国际市场接受度，可以在中国文化产品中加入国际元素，或在文化产品创作过程中聘请外国专家从其角度提建议，从而降低文化产品出口过程中“文化折扣”的阻碍。例如，近年的好莱坞电影倾向在文化素材和电影取景等方面实现多国取材，如苏格兰的独立战争，中国花木兰、熊猫的形象，金字塔、兵马俑等场景都曾被融入其中，有效消除其在对外传播过程中的障碍。

（三）将科技因素融入文化产品创新中

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是实现文化产业整体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目前各地多尝试以科技产业聚集的高新区作为文化与科技融合的示范区域，在传统文化产品的基础上融入新科技元素，融入国际元素，这样更符合国际文化消费市场需求。多家文化企业的经验表明，只有在文化、技术、商业模式、管理、质量与服务方面实现多元创新，推动企业“升级换代”，通过创新实现中华文化与输入地本土文化的融合，才能使中华文化跻身国际市场。例如自贡灯贸利用彩灯制作工艺科技含量、表面装饰材料、光源节能环保的研发工艺，在2012年的韩国固城郡世界恐龙博览会上，彩灯作品观众多达180余万人，收入110亿韩元。

（四）重点培育品牌文化企业

在我国目前还未形成文化产品出口大格局但出于上升期的状况下，整合现有资源重点培育品牌文化企业，通过品牌文化企业的力量带动其他企业打开国际文化市场。引导相关文化企业通过并购、参股等方式扩张企业规模，促进不同产业、不同区域间相关企业的合作与融合，培育资产规模大的跨区域跨行业的大型品牌文化企业。培育发展一批龙头企业，通过其在行业领域的开创性、高科技引领性，来产生更大的吸引效益和同期效益，并且打造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名牌产品。例如美国好莱坞园区六大核心企业和周边近8000家小企业构成了合作关系的运营、集聚方式。

篇7

摘 要：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视角下分析山西产业结构，进而得出山西省制造业与生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促进制造业以及生产业的融合发展。

关键词：制造业；生产业；融合发展

传统观点认为，服务业通常分为消费业以及生产业，其中生产业与制造业联系最为密切。生产业指的是为其他产业提供相关服务的产业，通常作为中间投入要素，生产业的发展能够很好的促进现代制造业的升级。山西省当前的产业结构是重工业占据主要地位，生产业比重相对较小，因此，研究山西省制造业与生产业的融合发展，对加快实现“十二五”期间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生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山西省制造业与生产业发展现状

（一）山西省制造业发展现状

总体来说，近几年来山西省制造业地区生产总值平均以每年19.5%左右的速度增长。从制造业内部结构来看，占制造业比重最大的分别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27.8%），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23.9%）及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7.6%），其次是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5.5%），非金属矿物制品业（5.4%），专用设备制造业（5.1%），通用设备制造业（3.4%）。

目前山西省制造业档次仍然较低，以资源型企业为主，高度制造业发展缓慢。资源型行业中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及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比重达到59.3%。对比广东省来看，其制造业增加值前5位分别为通信设备、电气机械、电力、交通运输、化学[1]，相比而言，山西省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制造业的比重较轻，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占2.8%，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占2.4%，医药制造业占2.3%。

山西省制造业内部结构的失衡将阻碍生产业的发展，同时也说明山西省生产业发展严重不足，未能为高端制造业企业提供高知识、技术含量的服务产品。

（二）山西省生产业发展现状

目前对于生产业的行业界定没有统一的标准，尚于立[2]（2008）运用投入产出表分析得出我国生产业包含六大类：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通讯服务、批发零售服务、金融保险服务、计算机服务、租赁和商务服务、地址勘察和水利管理服务。

山西省生产业“十一五”期间，增长速度平均为18.6%，生产业产值占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平均为64%，说明生产业产值已经成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到各产业，产值增长速度最快的是金融保险业，增速为34.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发展增速为13.4%，批发零售业发展增速为21.8%。此外，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及批发和零售业占生产业较大比重，分别为27.4%和29.2%，说明山西省传统生产服务业仍具备广阔市场。

近年来虽然山西省服务业总产值呈现增长趋势，但是从三次产业的比重来看，服务业却是不断下降，由2000年的43.8%下降到2010年的37.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3%）。由此可见，山西省服务业发展仍然十分落后，落后于全国的一般水平。由于山西是资源大省，重工业不可避免的成为了山西省的主导产业，这就导致了山西服务业发展的相对不足，尤其是生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这将将会严重影响工业的发展，特别会对制造业造成不利影响。

总体来说，尽管山西省近年来制造业不断发展，在产业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但是为制造业服务的生产业的发展却遇到了瓶颈。现代服务业发展速度相对较慢，新兴的服务性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无法对制造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的不足以及服务业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严重影响了生产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3]

（三）全球化视角下山西省制造业与生产业融合发展现状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不断的增加，山西要想实现转型发展，实现经济腾飞，就必须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准确定位，积极的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中。因此，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山西省制造业与生产业的融合发展有重要意义。根据山西省统计年鉴，2000—2012年，进出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生产业与制造业的增长密切相关。2004—2012年制造业所占总体份额领先与生产业，这表明山西制造业较于生产业发展较好。但在2009—2012年，山西省生产业发展较为迅速，这将有利于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相比，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稳定，进出口贸易增长相对较快，但总体趋势大致相同。在2008—2009年，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进出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呈下降趋势，这影响了制造业的发展。因此，山西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对外商投资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与此同时，对外资的利用效率相对较低。

二、推进山西省制造业与生产业融合发展的建议

1、延伸制造业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价值，从而加大生产业需求

山西由于其资源优势，在其经济发展中，制造业占据了主要地位。制造业的发展是生产业发展的基础，因为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会产生对产品多样化的需求，这将会促进生产业的发展。因此，制造业企业不断产业升级，革新生产方式，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从而派生出对生产业的需求。

2、大力推动生产业发展，提高生产业的产业比重，实现两者协调发展

在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下，山西省生产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在特定领域有一定的行业优势。但不可否认的是，与发达地区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因此，山西省应当充分利用现有的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围绕这些行业，发展其上下游行业，积极推进相关产业的产业集聚与产业升级，打造山西品牌，从而使得生产性成为山西发展新的着力点。

3、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

目前，山西利用外资情况相对较差，从上述分析可知，尽管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与生产业融合关系作用相对有限，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却是一项重要的资本流入不仅可以直接与山西当地产业相结合，积极争取外资，有效利用外资，融入全球化的浪潮，有利用实现生产业以及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对实现山西经济转型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 周洋.河南省生产业与制造业发展的互动机制研究[D].郑州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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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称《纲要》）正式，对“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互联网、三网融合与新媒体等迎政策利好：

提出文化产业逐步成长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目标。在两化融合的背景下，科技与文化的相互促进作用越发明显。互联网、新兴媒体、三网融合、数字出版等已经成为文化产业的主流，并在推动传统文化产业革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明确2015年将文化产业发展成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纲要》提出了“十二五”期间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10项主要目标，包括文化体制改革重点任务要基本完成，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基本建立，加快发展文化创意、数字出版、移动多媒体、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明确要完成的具体要求等。

明确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政策措施，包括政府投入保障政策、文化经济政策、文化贸易促进政策、版权保护政策、法制保障政策等，在政策扶持上，“十二五”期间，国家将综合运用行政、财政、金融、税收、土地等多种手段和政策措施，以重点工程为抓手，着力推进文化事业的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的大发展。

尤其是，明确将拓宽投资渠道，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称，除了重点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国有或国有控股大型文化企业之外，在国家许可范围内，我国将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投资文化产业，逐步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还表示，将推动一批有潜力、有创新点的重要国有、民营企业上市。

将加大已有支持对外文化贸易各项优惠政策的落实力度，进一步完善有关财税政策，支持文化企业走出去。支持拓展国际市场，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和中介机构，形成一批有实力的文化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

要加强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建设，鼓励支持国有资本进入新兴媒体，做强重点新闻网站；推动下一代互联网建设，积极发展与三网融合相关的新技术新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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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贸易现状分析

国际贸易增长点缺少，需求低迷，绿色贸易壁垒限制。数据显示，从2014年到2016年，世界货物贸易量伴随着世界经济连年放缓，世界经济增速从3.4%下降到了3.1%，世界货物贸易量也从2.8%下降到了1.7%。自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落幕成立了WTO，并在协议之中对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和限制，使贸易在更透明的环境下进行之后，贸易保护主义的力量就被削弱；但是经济萎靡下，各个国家为保护本土产业和就业率，部分国家就利用人们加强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危机心理，夸大宣扬进口产品存在安全隐患和污染缺陷并大规模进行限制。国际经济局面已在英国退出欧盟之后，正式进入到区域化保护政策阶段，特朗普宣称为保护本土产业而退出TPP这一举措足以显现这一点。现阶段经济局面有点类似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末来30年之内，必然是各种贸易协定的解体，反全球化势力逐渐兴起。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意识到过度依赖虚拟经济的危害以及实体经济的重要性，提出重振制造业，加速“再工业化”的口号，要回归实体经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挤压了我国国际贸易份额。

国内产业结构失调，部分国际贸易竞争优势丧失。中国依托劳动力，土地等初级要素比较优势，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加工贸易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同时工业处于低附加值环节的中国加工贸易产业，这种高能耗、高污染为代价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在参与到国际分工中，面临着初级要素比较优势逐渐减弱，如高端人力资本和自主研发能力等高端要素比较优势又尚未形成的问题。据有关数据显示中国劳动人口结构变化，人口抚养比升高。田魏等通过引力方程论证得出人口抚养比是双边贸易增长的重要推动力[1]，在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接下来将面临人口红利消失，。依托于廉价劳动力的低价竞争优势将不在，低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不再足以收回高土地租用，高能源消耗，高劳动支出等成本。

借助于以WTO为基本框架的多边贸易规则，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促成了国际贸易格局的分化。自中国加入WTO以来，货物进口总额扩大约五倍之多，年增长近20%，带动了国内经济发展。但随着贸易成员国增加，贸易活动的加深，多边贸易暴露出一些弊端。由于低技术含量成品大量冲击国外市场，以绿色贸易壁垒为借口，中国成为最多的反倾销反垄断起诉的调查对象。从2016年12月11日开始自动成为“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事件将大幅削减。亚太经合组织作为亚太地区级别最高的区域组织，采取议程推动的论坛而非结构完整的组织，这种类似外交磋商平台而非强制性的契约组织，不如WTO的执行能力强，导致了其逐渐沦落为缺少政治和公众支持的空壳结构。当面对意大利面碗一样的多边贸易规则引发的诉讼及摩擦越来越多时候，我国开始寻求双边与区域贸易的增长。

二、当前贸易环境应对建议

我国进入新常态后，以资本投入，高资源消耗的经济增长方式将难以持续。考虑到我国经济状况和国际贸环境，应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步伐，构建新型产业体系，以求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贸易竞争力。借助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调控优势，通过政府计划的产业规划和区域产业政策来鼓励来有效引导优质产业的发展，限制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产业，明确鼓励创新与技术进步，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重新配置产业要术，提高产业素质和资源配置效率，给商业强烈的政策信号，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为了加快技术进步，积极引进外资企业，通过技术溢出作用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寻求新的增长点方面可以积极进行文化产业发展与输出。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浓厚的文化积淀，借助这些无形资产，加大文化产业投资力度，积极发展影视动画等输出，努力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国际知名文化品牌，充分利用国家建设上海自贸区的良好机会提高“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的地位，形成良好的带头风范，从而改变对外贸易结构中文化贸易占比下降的局面。

布局强国金融战略，提高国际竞争力，改善外部贸易环境。我国GDP虽然位居第二，但经济大国不等同于经济强国。经济强国不仅要求足够量的经济规模和较高的人均入水平，还要求具有开放且能够在全球有效配置资源且分散风险的金融体系。考虑到我国目前以银行融资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为此可以选择银行走出去的金融扩张路。走出去的金融机构定位支持货币全球化，金融业务全球化，金融交易全球化，增强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深度融合入驻市场与中国市场，提高国际话语权[2]。金融能力的增强，不仅仅可以提高我国国际贸易影响力，还可服务于国家得国际战略布局。特朗普退出TPP回归本土布局时刻，我国应积极进入海外市场，借助于自设、并购、行合作等多种途径布局全球化网络布局，为国际贸易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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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服务贸易；技术外溢效应；贸易内生技术进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业升级机理与路径选择研究”（项目编号：15BJY074）；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外商直接投资对省域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理论框架及河南的应用”（项目编号：15A790039）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2-0012-05

一、引言

在过去的20年间，与货物贸易相比，全球服务贸易发展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在2009年出现了唯一一次负增长（-9%）后迅速于2010年恢复至金融危机前的水平；2014年全球服务贸易出口更是实现了5%的净增长，而同期货物贸易出口仅增长了0.5%。这些事实说明，服务产业对全球宏观经济波动具有更大的弹性。长期来看，虽然服务贸易额近10年间增长了约1倍，但2015年度却较上一年度出现了小幅下跌，其原因主要是发展经济体对集装箱运输需求严重不足引致了运输服务部门10%的下滑，全球旅游收入因汇率剧烈波动而出现大幅减少，占世界一半以上的其他商业服务收缩了5%，建筑服务部门则同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为了出口受袭最严重的部门，降幅高达15%。

从世界服务贸易主要出口部门的年均增长率来看，1995年至2014年期间，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增速最快（18%），其后依次是金融服务（11%）、其他商业服务（10%）、特许权使用费（9%）、通信服务（8%）、保险服务（8%）、旅游（6%）、运输服务（6%）、个人及文化娱乐服务（5%）和建筑服务（5%）。至2015年，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在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方面形成了显著差异，发展中经济体各出口部门及占比分别是旅游（37%）、运输服务（20.2%）、其他商业服务（20%）、电信与计算机和信息服务（9.1%）、金融服务（4.1%）、建筑服务（3.2%）、与货物相关的服务（3.1%）、保险与养老服务（1.7%）、知识产权使用费（1.1%）、个人及文化娱乐服务（0.7%）、其他服务（0.3%），而发达经济体各出口部门及占比分别是其他商业服务（23%）、旅游（20.7%）、运输服务（17%）、金融服务（11.2%）、电信与计算机和信息服务（10.5%）、知识产权使用费（8.9%）、与货物相关的服务（3.2%）、保险与养老服务（3.1%）、建筑服务（1.6%）、个人及文化娱乐服务（0.9%）。

从服务贸易依存度来看，2010年至2014年，世界平均水平由11.6%升至13%，高收入国家由13.1%升至15%，中高等收入国家由6.9%升至8.5%，中低等收入国家由12.1%降至11.8%，低收入国家由15.6%增至16%。在2014年，前六大服务贸易国的服务贸易依存度从高到低依次是英国（19.3%）、法国（18.7%）、德国（16.3%）、日本（7.8%）、中国（7.1%）和美国（6.8%）。至2015年，英国（19.5%）和德国（16.8%）的服务贸易依存度仍然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2.8%），而日本（8.2%）、中国（7.0%）和美国（6.7%）却依旧相对较低。

作为世界服务贸易大国，中国在2014年位列世界服务贸易出口第五名和进口第二名，服务贸易的国际市场占比约为6.2%，其中：出口占比4.5%，进口占比7.9%。然而，中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脆弱与结构性失衡问题依旧突出，自1992年起中国服务贸易专业化指数呈现负向发展趋势，服务业经历了长达20余年的比较劣势阶段。尽管中国服务贸易的综合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从其纵向发展历程来看，呈现不断优化的趋势，具体表现在：一是对外贸易中服务贸易占比持续增大，从2007年的10.34%升至2015年的15.4%；二是以金融服务、通讯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为代表的高附加值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2014年的增速分别为59.5%、24.6%、25.4%；三是服务贸易与相关产业在拉动内需和带动就业方面的关联性日益增强；四是服务贸易在国内的区域分布上更加均衡，中西部地区服务贸易占比2015年达到15%，国家重点支持的战略区域服务贸易发展强劲。毫无疑问，服务贸易将成为中国后工业化时期的外贸发展重要引擎，服务产业也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性动力源①。因此，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中服务贸易对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与效果以及服务贸易部门自身的效率水平就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相关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货物贸易以及服务产业的相关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具体到服务贸易领域，其成果则相对有限，且基本围绕服务贸易的各类效应展开探讨。譬如：李慧中（2002）基于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两部门生产率对比，发现其效率差异导致服务价格在发达国家相对偏高②；苗秀杰（2005）认为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正效应包括规模经济效应、竞争优势效应、经济刺激效应、资源充分利用效应及学习效应，特别指出服务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技术的引进与吸收，并从外在竞争压力和内在低成本动力两方面促进本土服务业的效率提升③；徐光耀（2008）认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产业的经济增长效应不如新兴的资本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产业显著④；而蒋昭乙（2008）的研究表明，出口服务贸易具有比进口服务贸易更强的经济增长效应，但二者的作用远不及货物贸易⑤；唐保c（2009）探究了不同要素密集型进口服务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技术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作用不显著⑥；陈健和余翠萍（2014）研究了服务进口对产业就业的影响，认为其技术外溢的就业效应在产业间更为显著，且存在技能偏向性特征⑦。

国外学者对服务贸易的研究主要是讨论传统贸易理论在服务贸易领域的适用性，以及服务贸易在知识累积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例如：以Dick & Dicke（1979）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服务贸易的交易特性使传统贸易理论仅能对货物贸易模式做出合理解释，而即便适用，也必须建立在要素不能国际流动这一假设前提上；而以Bhagwatti（1984）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传统贸易理论适用或基本适用于服务贸易；Sagari（1989）认为服务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可以缩小技术领先国与技术落后国之间的差距；Romer（1990）提出知识型服务部门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故其生产的边际成本相对较小⑧；Hindley（1994）指出知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能够相互联动和彼此促进；Wolfson（1999）认为知识型服务是影响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的重要因素；Robinson，Wang和Martin（2002）利用横截面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服务贸易对进口国服务型生产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提升作用，且收益巨大；Li， Greenaway和Hine（2003）的跨国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进口服务贸易有利于发达国家，却有损于发展中国家；Khoury等（2003）则认为服务贸易对一国的作用效果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并特别指出新兴服务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更为显著⑨；Sherman Robinson等（2002）指出进口新兴服务有益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⑩；OECD（2006）研究了服务开放对技术转移或扩散的影响，发现市场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技术扩散与社会全体经济部门的生产率提高，特别是明显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学习成本11。

纵观国内外相关文献，学者们对服务贸易领域的研究热情显然不及对货物贸易的研究，其原因主要是货物贸易规模依旧占据主导地位。此外，学者们在讨论有关服务贸易技术外溢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中使用的技术方法也远不如货物贸易领域研究复杂，大多数是相关性研究且缺乏理论基础。鉴于此，本文将基于内生技术进步的新增长理论，实证分析中国服务贸易整体及各结构部门的技术外溢效应，以丰富现有理论成果并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建议。

三、模型的设定与数据分析

1. 理论模型

Andrew Levin & Lakshmi K. Raut（1997）在从事经济增长中的出口贸易与人力资本关系研究中提出了出口贸易内生技术进步的新增长模型，从而为定量化分析出口的技术外溢效果与出口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奠定了基础。本文则将其理论模型扩展至服务贸易领域，并分别从总体和结构两个视角实证研究中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

建立基本生产函数：

假设I：当技术进步由出口服务贸易引致时

假设II：当技术进步由进口服务贸易引致时

上式中，Yt、Lt、Kt、Xt、Mt、At分别为t时期社会的产出、劳动、资本存量、出口服务贸易额、进口服务贸易额与全要素生产率，α和β为待估计参数，Bt和Ct均为随机扰动因素，η和γ分别度量对应服务贸易部门的生产效率，θ和φ分别度量对应服务贸易部门的技术外溢效应。此外，定义δX和δM用来表示出口与进口服务贸易部门各自相对于国内非开放部门的效率差异，其中：δX=（η+θ）/（1-η-θ），δM=（γ+φ）/（1-γ-φ）。

对于假设I，将（2）代入（1）得到：

进行自然对数化处理有：

式（6）即为出口服务贸易内生技术进步的基本模型。同理，对于假设II，重复上述推导可得进口服务贸易内生技术进步的基本模型：

为研究不同要素密集型服务贸易分类部门的技术外溢效应，以下标L、K和T区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出口与进口，修改式（2）和（3）如下：

经推导，可得扩展的出口服务贸易与进口服务贸易内生技术进步模型：

2. 实证分析

参考相关研究文献，本文定义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包括旅游和建筑服务，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包括运输服务和通信服务，将剩余的八类行业统一归入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数据分析的样本期确定为1997年至2014年，全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与WTO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库（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且数据均经过了以1997年为基期的消费价格指数缩减。同时，产出Yt选择GDP，劳动Lt选择就业人员年底数，资本存量Kt则根据Gold Smith（1951）和张军（2003）所提供的方法进行估算12。模型（6）、模型（7）、模型（10）和模型（11）的估计结果见表1和下表2。

由表1可见，两类模型整体拟合效果很好，其中，出口服务贸易部门自身的生产效率水平不高（参数-12.37），且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的负向作用，但该部门对社会其它封闭部门产生了正向的技术外溢（参数0.52），劳动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显著，资本促进了经济增长；进口服务贸易自身的生产效率水平亦较为低下（参数-18.96），且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负向作用，但该部门仍对社会其它封闭部门具有正的技术外部性影响（参数0.79），其影响力度高于出口服务贸易部门，劳动促进了经济增长，而资本却影响不显著。进一步计算两类模型中服务贸易部门与社会其他部门的效率差，可知开放的出口服务贸易部门与进口服务贸易部门分别较其他部门效率低92.2%和94.8%。

表2的扩展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出与前述基本模型估计相近的结果，即：出口服务贸易按要素密集度区分的三类结构性部门均呈现出生产和竞争效率不高的状况（参数全部为负数），且对经济产生了负向影响，而进口服务贸易中除了劳动密集型部门显著表明效率低下外，其余部T的效率参数尽管为负数但未通过检验；出口服务贸易与进口服务贸易整体上具有的正向技术外溢效应没有发生改变，且出口的正技术外部性影响略大；劳动对经济作用不明显，但资本促进了经济增长；出口服务贸易部门与进口服务贸易部门分别较其他社会部门效率低97.4%和96.8%。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对中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研究，我们发现服务贸易整体及各结构部门自身的生产效率与竞争能力较为低下，且其效率相对于社会其它封闭部门也处于劣势水平。这一结论符合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出口服务贸易，其原因在于中国涉外服务型企业大多停留在以提升国际市场份额和能力为主的低附加值服务领域。但是，服务贸易却通过外部性影响渠道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技术外溢，这说明当前中国服务产业开放的红利集中体现在以服务贸易为载体的国际技术扩散这一间接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应上，开放从长远看有利于技术进步与服务产业成长。作为中国后工业化时期主导产业的服务业，其未来的国际竞争力与创新水平直接决定了中国能否在产业结构优化与可持续发展上顺利实现跨越。对此，应当采取以下措施，切实增强中国服务产业与服务贸易的核心竞争优势。

1. 以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为导向助力服务产业可持续发展

由于创新是企业应对产品或服务生命周期约束的唯一可行选择，亦是带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因而必须使创新理念内化于人们的思维、生活与生产全过程，使其在中国的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成为灵魂。对此，服务产业创新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制定有利于人才发展的政策，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具体措施是完善人才信息库建设，提升人才服务机构服务质量和效率，为服务业高层次人才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和良好的生活保障，大力支持有实力的服务业企业同高校与科研院所实施联合创新与协同发展；二是通过创新金融制度增强其对服务业的支撑度，积极引导和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开发针对高成长型企业的个性化金融产品，同时通过不断提升风险管理水平和完善融资担保制度来保证服务业的健康发展；三是基于“互联网+”战略和大数据技术等发展机遇，精准品牌定位和新商业模式，提高服务产业同现代科学技术的适应度与融合度，充分挖掘服务业的增长潜力。

2. 以遵循WTO规则为基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由于服务贸易必将超越货物贸易成为国际贸易市场竞争的主要领域，中国必须严格按照WTO的要求调整有关法律法规以实现内外制度匹配，进而为在此高附加值领域赢得先机和减少贸易摩擦做好基础性政策保障。具体措施就是在融资和税收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重点发展具有高知识水平和高技术含量的服务型企业，通过宣传增强消费者对旅游、信息、房地产、金融、保险等行业的认识并采取措施鼓励消费，扩大这些领域的本国市场份额与市场成熟度，以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

3. 以协同发展理念为指导加强三次产业的跨界融合

尽管从行业属性来看，农业、制造业与服务业是界定清晰的，但从自然关系来看，它们是彼此互补、相互渗透的整体协同关系，如现代制造业的成功密切依赖于研发设计、软件与信息服务、供应链管理等环节。因此，中国必须加强相关产业与服务业的匹配度，促进制造与服务两业协调发展，打造“中国制造”与“中国服务”两大品牌。各级政府机构则应当依托制造业产业集聚区的既有优势，继续优化公共服务平台中的各项宏观管理流程与服务工作，加速推进现代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此外，对于传统农业，应当通过拓展其产业链与功能等方式加速其朝着现代农业方向的改造与升级，促进农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优先培育发展与现代农业需求相一致的经营主体，借助信息技术变革农业经营模式，通过提升包括金融、土地、人才、技术、设备、物流等在内的农业综合配套服务体系来推进农业的现代化进程。

4. 以做大做强为目标实施龙头企业培育工程

政府应大力引导服务企业走专业化发展之路，着力支持经营理念先进、创新能力突出的服务企业不受地域、行业、产权等限制实施并购，打造具有强大跨界融合发展能力的行业巨头或联盟，形成一批特色鲜明、品牌卓越、影响力强的龙头型服务企业或集团。同时，政府也应确保相应的支持性政策落地并被有效执行，如简化行政审批程序环节，优先推荐其成为国家服务业改革试点单位或示范企业，鼓励金融机构给予该类企业更高的授信额度等。

5. 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为宗旨构建现代服务业新格局

正如本文实证结果表明的服务产业开放会促进技术外溢，中国应重点研究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新问题、新趋势，并集中优势资源做好战略性部署，通过优化服务贸易的结构特别是提升高技术含量、高知识水平的现代生产的水平来带动中国贸易模式的转型。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在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标准方面秉承渐进式开放原则，持续扩大开放领域，在坚定维护中国产业安全的基础上，以更大的决心和更强的力度破除一切制约全方位开放格局形成的制度障碍，实现服务要素在国际与国内两个市场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二是通过建立更多的服务贸易研究与培训平台，以及根据市场需求调整高等学校的学科与专业结构来加速服务贸易行业具有国际化视野、专业知识技能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三是采取措施促进金融、保险、通信、运输、计算机和信息、专利许可等生产性高附加值服务业的出口竞争力提升；四是鼓励服务贸易领域更多地向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敞开，通过投资主体多元化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来激活服务企业的创新力；五是实现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的双轮驱动发展模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基础优化服务行业的外资利用质量，吸引国际知名的外资服务机构积极参与软件开发、跨境外包、技术研发、物流服务等高端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同时，支持本土有条件的服务型企业走出国门从事高附加值的对外直接投资。

注释：

① Gary Hufbauer， Sherry Stephenson， Services Trade：Past Liberalization and Future Challeng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07， 10（3）， pp.605-630.

② 李慧中：《贸易与投资动因：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差异》，《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③ 苗秀杰：《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我国的正负效应分析》，《理论前沿》2005年第11期。

④ 徐光耀：《我国服务贸易与经济发展――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9期。

⑤ 蒋昭乙：《服务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机制实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08年第3期。

⑥ 唐保庆：《我国服务贸易进口的技术效应分析》，《华东经济管理》2009年第4期。

⑦ 陈健、余翠萍：《中国服务进口技术外溢的就业效应及其就业增长技能偏向性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14年第11期。

⑧ P. M. Romer， The Origin of Endogenous Growth，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4， 8（1）， pp.42-56.

⑨ Denise Eby Konan， Keith E. Maskus， Quantifying the Impact of Services Liberalization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3， 6， pp.42-62.

⑩ Sherman Robinson， Zhi Wang， Will Martin， Capturing the Implications of Services Trade Liberalization， Economic Systems Research， 2002， 14（1）， pp.3-33.

11 OECD， The Linkages between Open Services Market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OECD Trade Policy Working Papers， OECD Publishing，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