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人类学十篇

旅游人类学篇1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理论；视角

[作者]赵红梅，厦门大学人类与民族学系2005级在读博士生。厦门，361005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1-0030-009

一、旅游人类学的研究目标

英语世界的社会学学者做旅游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但似乎还尚未有学者坦然地将旅游研究视为正经八百的学问。原因不言而喻，旅游固然与审美、求知、猎奇、遁世、逃逸等高尚超脱之行为紧密联系，但其还以刻意迎合低级趣味(譬如、色情等)的恶劣形象，而被多数学者斥之为肤浅、庸俗与虚假，学者们亦因此不愿正视之。如今，学术冷落旅游现象的时代已然过去，在旅游社会科学中，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科学、休闲学、历史学、地理学、生态学、经济学以及营销管理学，都对旅游做出了积极的学科回应。人类学首次界入旅游是在1963年，而正式的旅游人类学研究则是以1977年瓦伦・史密斯(Valene Smith)的《东道主与游客》(Hosts and Guests)一书为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对旅游的研究，完全是从其他研究中开出的偶然之花，但不管怎样，这朵花确实符合人类学的研究旨趣。

从研究内容上看，40多年来，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内容集中在两方面，即旅游对目的地社会的影响与旅游对旅游者的影响。具体可细化为：一、旅游影响研究，即旅游目的地社会的文化接触与文化变迁。这方面研究者甚众，主要关注主、客互动中的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问题。此类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定性描述、片面评价阶段；细分量化研究阶段；跨学科、多方法结合阶段。二、旅游体验，虽然研究者不多，但此研究旨趣风格明确，主要关注“通过礼仪(rites ofpassage)”式旅游，将旅游与仪式进行比对，从中探寻一种类似“朝圣”的神圣旅游体验。旅游体验研究主要借用人类学仪式理论，但研究成果解释范围不大。此类研究逐渐激发了人类学学者对自身社会的兴趣，从而引发对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叩问，譬如：人们为什么旅游，为什么出现不同类型的旅游，为什么特定旅游模式总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定社会群体相关，影响旅游行为的因素是什么等等。此后，人类学研究方法与理论在旅游人类学学者的不断调查与论证中得到运用与完善，旅游人类学的学科体系已初步建立，并逐渐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应用性学科。

正如《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的主编詹法・詹夫瑞(Jafar Jafari)所言，旅游人类学的目标应为：研究离开惯常环境的旅游者；研究旅游企业；研究旅游者与旅游企业的影响效应。而纳尔什・格雷本则对旅游人类学的未来研究提出更多的展望：1、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与不同文化背景之旅游者的比较研究；2、研究制度发展(如博物馆与节事活动)与旅游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意义，包括“真实性”问题；3、对旅游开发与旅游游记的研究，尤其是后者，将揭示出个人社会心理生命周期中的世界观与旅游体验之间的关系；4、将旅游视为一种上层建筑，研究决定此上层建筑的基础结构，亦是未来旅游人类学应该深入拓展的领域。

尽管学者们雄心勃勃，力图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使研究内容进一步拓展与深入，但他们亦不得不承认，就旅游的人类学研究现状而言，很强的理论意识与缜密的方法论相结合的“高兴状态(happystate)”尚未到来。当然，部分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理论已经在旅游研究中得到运用，而对部分理论进行介绍与阐述，正是本文的主旨。

二、旅游人类学的三个研究视角

理论是拓展与提升调查成果的必要手段，如果缺乏理论的知会与提炼，实证资料的简单堆积将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对人类学学者而言，理论的建构主要来自田野工作与文化比较，通过田野工作这一具体实践，人类学学者了解某一文化，建构对人、社会、文化的理论。而从事旅游研究的人类学学者似乎并不关注学科界限，他们毫不犹豫地借用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理论与方法，而不问其学科渊源，只要这些东西适用其研究。事实上，旅游人类学对人类学理论的借鉴并不很多，主要还是表现在对人类学方法与视角的把握上，因此，要求旅游人类学有一个统一的理论与特别的方法论，目前看来似乎不太可能，而唯一现实的办法是，对旅游现象能形成某些一致的观点，从而使学科内部或学科之间的学者的研究能够融合起来。总体来看，旅游人类学亦有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分：前者主要与科学性问题有关，比如某一特定旅游形式的形成原因；后者回答与现实相关的问题，比如旅游对生活方式的影响。以下将介绍三个人类学视角下的旅游研究，以及其他学科之理论在旅游基础与应用研究中的运用。

(一)从涵化与发展的视角看旅游

1　涵化

文化变迁，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涵化(acculturation)是文化变迁的一个主要内容，亦是文化变迁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关于文化变迁理论，必须明确几个关键词：传播、媒介传播、文化接触、采借、选择、整合、涵化。不难看出，文化传播、文化接触可以说是涵化的先决条件，而涵化则是文化传播导致的一种结果。厘清文化变迁与涵化的关系，可使研究者不仅仅桎梏于涵化理论，对于文化传播与接触的模式，亦可关注与研究。

涵化一词最早出现于1880年。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关于涵化的研究主张，对后人影响很大。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有人类学学者专门从事涵化研究。最早的三种研究成果都于1932年出版：一是比尔斯(L.Beals)的《马约文化中的土著遗存》，着重讨论文化接触问题；二是特恩窝尔德(R.Thumwald)的《涵化的心理学》，首次提出涵化的心理学问题并对其概念与过程作了系统分析；三是米德的《一个印第安部落的变迁中的文化》，描述一个北美印第安部落安特勒人与白人的文化接触从开始到最终的结果。赫斯科维茨(M.J.Herskovits)于1938年出版的《涵化一文化接触的研究》是最早的涵化研究，对当时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论，讨论了涵化研究的方法论等。许多人类学学者都对涵化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最终形成完备的涵化理论。因此，人类学关于涵化的界定、原因、模式、过程与结果的阐述，都可运用到旅游研究之中。

将旅游者生成社会、旅游者、东道主社会之间的互动视为涵化，实际是一种判断，即此三者间的遭遇过程(touristic encounter)就是多种文化接触、影响、发生变迁的双向互动过程。这说明，旅游不仅对东道主社会产生影响，也对旅游者、旅游者生成社会产生影响。关于旅游者及其生成社会的文化对东道主社区的影响，人类学的内化、适应、示范效应、对抗、复兴等概念都等到应用。旅游现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当属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因此许多关于旅游目的地文化变迁的研究。莫不是以人类学完善的涵化理论为研究基础的。

2　发展

经济学意义上的发展通常是指GDP的增加或贫富差距的缩小，而“增长本身是不够的，事实上也许会对社会有损害”。“发展”这一概念在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中使用的范围则很广，指一切指向理想中目标的社会文化变化。

“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源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以发展为研究对象，分为广义的发展研究与狭义的发展研究两方面：前者指研究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阐述全球背景下各地区、各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后者以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问题为对象，主要探索这些国家现代化的理论、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方针及至具体的政策、做法与经验等。有关发展的理论包括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即：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

“现代化理论(Modemizational Theory)”于上个世纪50年代诞生，其吸收了涂尔干、韦伯等社会学家关于传统与现代之分的观点，强调在两种类型的社会中，起作用的规范与价值观是不同的。简言之，这种理论认为世界各国都有可能接受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渗透与全盘传人，也就是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今天就是不发达国家的明天。由于无视国际经济格局以及不能解释某些具体事实，这种片面的发展理论招致一片骂声，也导致“依附理论”的产生。

“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由弗兰克等人创立。他们认为，在现行世界体系中，强国对弱国的贸易与投资只能使弱国陷入贫困与依附他国的困境，因为经济剩余都回流到强国去了。弗兰克提出“依附链条”理论，链条的一端是高度发达地区，依次是渐贫渐弱的地区，直至另一端的最贫困城镇与乡村，而弱国的经济剩余就沿着这链条，流回到强国。这一流派认为对外来资本的依赖将导致不独立、经济漏损、结构不平衡、民众怨恨、经济偏斜等后果。依附理论同样遭到实证研究的反驳，研究者亦开始不妄谈“依附”，而改谈“低度发展(Undeveloped Theory)”，因为在外来资本的帮助下，许多国家的确出现了或多或少的发展。

“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 Theory)”的提出是以美国学者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为标志。“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命题是：必须把世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无论研究体系中的哪个方面，如民族、国家、地区、族群等，都必须置于整个体系中来考察；而现代世界体系在16世纪就在欧洲出现，并以资本主义贸易体系为基础，超越国家界限，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世界体系理论”亦并非完美无缺，它忽略单个社会的独特历史发展过程，并且过分夸大世界体系的力量，抹煞了边陲社会独立发展的历史与可能。

应该说，“发展研究”的三个理论虽然并未有足够的解释力，但人类学学者却将旅游视为一种发展现象或发展手段，在此视角下研究旅游这一复杂现象，这三个理论的内容，人类学学者在旅游研究中都有涉及，比如现代性、全球化导致的标准“国际(旅游)空间”在偏远山区的出现；旅游收入的渗漏(leakage)到外来利益集团、因色情旅游而引发的弱国对强国的经济与心理依附、由当地人与开发商、旅游者之间的权力、地位悬殊而造成的文化间统治一从属关系，即纳什所谓的“旅游帝国主义(touristic imperialism)”等等。当然，亦不乏因发展旅游而使经济发展、文化复兴的案例，旅游人类学学者对旅游影响的看法，也从全面否定走向客观看待。正是在旅游过程中的文化接受、文化适应与文化复兴等方面，涵化与发展的概念得以衔接。

另一方面，在旅游对东道主社区的影响上，人类学学者也许并非完全会无能为力。在社区的发

展研究与实践上，早期人类人类学学者曾尝试过，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实证经验。

维柯斯计划是由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人类学家在秘鲁维柯斯庄园所进行的一项较成功的社区发展研究，这项计划1951年到1964年，为期14年。他们积极介入与参与到当地的政治、经济与教育中去，并通过研究与发展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去改变维柯斯人的价值观，使得一个社区最终确实有所发展。在研究中，人类学学者们既是观察者，又是设计者，指导者、辩护人、保护人与变迁促进者，并因此形成一块后来称之为“发展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在另一个称为“福克斯计划”的案例中，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家们将当地人的“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作为行动原则，尽可能提供多种方案，供福克斯人自由选择，而不是像维柯斯计划的人类学学者那样直接介入与参与。这项计划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持续了几十年。福克斯计划的实施，意味着“行动人类学”的诞生。行动人类学学者在研究中只是尽量发现问题，尽量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却不施加主观价值判断，这种判断由社区自身来完成。关于这两个案例的更多信息，可参阅石奕龙教授的《应用人类学》一书。

由上述两个案例，不难总结出，人类学学者对社区发展的贡献至少可以有两条途径，一是积极参与控制；二是提供发展方案，促进社区自决。对于将旅游作为一种发展手段的社区而言，人类学学者的参与控制是理想模式，一段时间内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旅游社区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外来力量的干涉控制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后续效应，况且目前人类学学者在旅游研究与实践中，并未获得任何特权；而提供发展方案对于间接控制消极旅游影响来说，则现实而可行，比如替代性旅游(alternative tourism)概念的提出，以及人类学学者充当顾问、咨询员等手段。当然，还远远不够，而欲使人类学学者对旅游社区的文化变迁研究得以运用到实践中，以促进社区发展，尚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与理论探讨。

(二)从个人经历转换的视角看旅游

“个人经历转换”这一视角，关键词是“转换”，转换意味着与原来、过去相比，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一样。当人们刻意追求与原来或过去不一样时，他们往往借助某类仪式来完成这种转换。范金纳普就世界各民族的仪式中归纳出一类特殊仪式，这类仪式帮助人们完成人生旅途上各个重要关口的“转换”，无论是出生、成年、成婚、生儿育女、死亡，还是晋升、离职、离婚、孀居等，范．吉内普将此类型仪式命名为“通过礼仪(rites of passage)”。“通过礼仪”的思想，对往后的人类学、宗教学有深远的影响，以至仪式研究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另一个热点。象征人类学大师v.特纳指出，通过礼仪的第二阶段最为重要，是整个仪式过程的核心，因为它充满“两义性(be―twixt and between)。正如罗杰・D・亚伯拉华所言，范・杰内普对提升仪式(elevation)、成长仪式(initiation)、治疗仪式(healing)、融合仪式(incorporation)与超越仪式(transience)的结构相似性提出了深邃的认识，而特纳的任务，则是根据这些认识，来分析仪式是怎样成为生命进程之标志，又是如何在人们之间生效的。特纳在《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一书中就详细分析了各种类型的仪式过程，重点放在阈限与仪式参与者的“共睦态(communitas)”体验上。

受范金纳普与v.特纳的仪式理论所启发，以纳尔什・格雷本为代表的人类学学者将旅游视为一种特殊的世俗仪式，进而寻找旅游与仪式的相似处，以使仪式理论能够适用于旅游研究。詹夫瑞的“跳板”理论与格雷本的“世俗一神圣―世俗”的提法，都是对旅游现象的象征性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分析在接近旅游本质与旅游动机方面不无裨益，但它却更适用于旅游体验的研究。仪式中的阈限体验与“共睦态”体验，都可在旅游过程中找到踪迹。“阈限”体验中的个人，体会到“自由”与“再创造”的快乐，因为来自社会规范的结构束缚被暂时解除，或暂时失忆；而“共睦态”体验，则让旅游者领略到结构社会绝无仅有的群体共同的“高峰体验”。

将旅游视为仪式的视角，并不能解释旅游体验的多样性。是否人人都有转换身份的需要，或者说，是否所有去旅游的人都是为转换身份，这一点，很难得到确认。旅游是否具有仪式的功能，是否会成为现代人的宗教替代品，亦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从另一方面看，将旅游视为一种过渡仪式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旅游体验的全面研究。挖掘旅游体验的“深层语法结构”固然是掌握体验本质的一种方法，而对林林总总的体验类型的忽略，则是避重就轻的做法。格尔兹(CliffordGeertz)说，“……我以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找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因此，人类学的民族志应该追求一种“具有厚度的记述”，即“深描(thick description)”。所谓“深描”，就在于要揭示行动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由此来解释行动的意义。这一理念在旅游体验的研究中，亦不乏学者运用。旅游体验，既需心理学的剖析，也需要通过对体验者行为之流(flow 0f behaviors)的观察与解释，来揭开这体验背后的文化与历史渊源，而且“一种好的解释总会把我们带入它所解释的事物的本质深处”。对于这一解释视角在旅游体验研究上的运用，尚需更多学者的深入研究。当然，研究方法与找寻规律亦非常重要，毕竟，观察一切旅游者是不可能的，或许正如梭罗所言，为数清桑给巴尔的猫而走遍世界是不值得的。

(三)从上层建筑的视角看旅游

“旅游是一种上层建筑”，来自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存在决定意识”的思想。文化唯物主义论者马尔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与戈德利尔(Godelier)则用一种更宽泛的唯物观点来看待社会，他们的共同观点就是，像人口、技术、经济、环境等物质基础，最终决定了人类的其他活动。由此可推断，旅游亦是由这些基础结构决定而出现的。把旅游看作一种上层建筑的观点是由新进化论者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率先提出的，他认为休闲是“与经济动态适应的上层建筑对应物”。由此，休闲研究者提出两种观点，即“满溢效应”与“弥补效应”，前者认为现代生活的表面现象满溢到了旅游活动中，后者认为旅游者在寻找生活中缺失的东西。两种观点都可以解释旅游的产生，并且都将旅游产生的原因归诸于旅游者生成社会，因此，“上层建筑”之视角针对的是旅游客源地社会，要解决的问题是旅游现象之本质。麦坎内尔对旅游客源地的分析可谓这方面研究的先驱。

不过，文化唯物论者过于强调基础结构的决定作用，忽视上层建筑对基础结构的反作用。因此，虽然旅游可能对社会的其他活动施加一定影响，但在研究中，它往往只是被当作一个因变量。况且，研究者认为，旅游者不仅受自身社会“推力”因素的影响，也受旅游目的地“拉力“因素的影响。即使可将旅游视为一种上层建筑，它也是不同于艺术、科学与宗教的特殊“上层建筑”，因

为旅游是一种现代人行为的社会外逸出，其反作用更多地施加于自身社会之外。譬如人们司空见惯的旅游模式：欧美的单枪匹马、日本人著名的团队旅游、后现代青年的另类旅游等，都是自身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在另一种文化类型中的展演。不过，旅游者生成社会的基础结构所决定的，决不仅仅是旅游模式，其他方面，如旅游需要、旅游行为、旅游体验等，都或多或少地被它决定着。然而正如前述，人类学学者对旅游客源地的研究还远未开始，“上层建筑”的视角能做些什么，尚待到实践中去探索与求证。

三、旅游人类学研究的跨学科视角

人类学学者的旅游研究，并不十分关注学科界限，这一点可从卷帙浩繁的旅游民族志或专论中看出。人类学学者与社会学学者都倾向于在对方的领域里挖掘自己的所需，因此，在旅游人类学的研究中，社会学、心理学理论随处可见，以下将对其中几个常见理论作简要介绍。

(一)旅游的界定

“旅游”概念的界定是旅游人类学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因为只有澄清旅游现象的性质，研究才有深入的可能。麦坎内尔与科恩都曾对旅游做过界定，但前者以偏概全，认为旅游者就是观光者，后者的归纳较为全面，但失之简练，与人类学缺乏直接的关联。与“休闲、工作”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旅游概念又试图将一切休闲活动视为旅游，显然，不是所有休闲活动都可定义为旅游。

在法国社会学家乔弗里・杜马泽迪尔(Joffre Dumazedier)“休闲”理论的启发下，人类学视野下的“旅游”概念与休闲的某种特性联系起来。杜马泽迪尔值得借鉴的论点就是：休闲是自由，即能够从公认的社会主要责任中解脱出来。其“休闲”有“纯粹休闲(pure leisure)”与“半休闲(semi-leisure)”之分，人类学者的任务就是要寻找“纯粹休闲”的特性，此特性就是“旅行(travle)”。人们公认，旅游者应该是寻找生活变化的人，因此合格的旅游者必须离开家居社区，离开就意味着旅行。当然，对于旅游者生成社会而言，旅游就意味着休闲与旅行，而就整个旅游过程而言，它还意味着主、客间的跨文化互动、对旅游社区的文化影响、旅游的历史等。为此，纳什建议：人类学者可将旅游视为两种、或多种文化在历史上的交叉产物，这样，旅游就变成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拔拔旅游者旅行而至，随之与东道主社区发生一系列互动，它影响着所有介入此过程的人群与文化。

(二)交换理论(exchange theory)

“社会交换”概念有许多学科来源，比如人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家马凌诺夫斯基。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与莫斯(Marcel Mauss)的交换概念都不大适用于旅游中主、客间的互动研究，倒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相关交换理论可以借用。

埃克(Ekeh)的“一般交换(generalized exchange)”理论。比如在旅游者与当地人的互动(touristic transactions)中，文化的示范与交流并非一对一的关系，这种影响效应会扩散到下一拔旅游者或旅游社区的其他成员身上。其他譬如Skinner的“行为心理学”、盖奥里格。齐美尔(GeorgSimel)的“冲突社会学”、霍曼斯(George Casper．Homans)的建立在公平原则上的“六命题”，都可为旅游者、旅游中介者与当地人之间的各种互动(give and take)提供理论资源。以上理论涉及颇广，篇幅所限，恕不赘述。

(三)“陌生人(strangerhood)”理论

德国社会学家与哲学家盖奥里格・齐美尔的“陌生人”概念早为社会学者所熟悉，“陌生人”与人类学的“他者”正好对应起来，前者是旅游者，后者是东道主。齐美尔认为，“陌生意味着远方的人是在附近的”。旅游者，似乎非常贴近于齐美尔的理想型“陌生人”，“现实中近在眼前，文化上远在天边”。结果，主、客间的互动成为熟悉与疏远的奇怪混合物，于是对待彼此既像同类，又如远客。当然，由于旅游频率与旅游人数的不同，这种互动的性质亦会相应不同。“陌生人”的出现，勾勒出一条明显的族群界线，强化着当地人的族群认同，这亦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四)“前台”与“后台”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兴趣在于研究日常生活中人们面对面的具体互动细节，展示那些隐含着的、不公开的互动规律。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主要探讨一个问题：人们在互动过程中是如何在他人心目中创造出一个印象的?或者说，运用哪些技巧使自己作出某种行为，来让别人产生一种希望别人产生的印象。戈夫曼对这个问题的精彩论证对哲学、人类学、心理学、传播学、语言学、管理学、文学等学科都有一定影响。首先，’戈夫曼将戏剧表演的“舞台设置(setting)”定义为“前台(front)”，进而将之隐喻为“个人前台”，后者的组成部分有：官职、地位标记、服饰、性别、年龄、身材与外貌、仪表、言谈、表情、姿态等等，这是个人呈现给其周围环境的“前台”，是潜意识下的刻意“表演”，亦是他期望让别人看到的一面。如戏剧一样，“前台”具有理想化、神秘化、甚至误传的特性。“后台”是表演者能够确认没有观众能够闯入的地方，在此他们不需要表演，相对于“前台”的表演，“后台”即为真实的呈现。对于个人而言，其在行为上无意中流露的真实，就是“后台”。当然，整个戏剧的呈现需要场景、剧班人员、表演、沟通等环节，这些在个人生活中亦可找到对应的隐喻。

麦坎内尔在《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中专辟一章，论述“舞台真实(stage authenticity)”，他认为寻找“真实性”的旅游者，往往看到的是“前台真实(即舞台真实)”，这是东道主刻意提供给旅游者的，或者说是他们期望旅游者看到这精心布置的“前台”后，能产生他们期待的印象，这样做的目的大概是出于保护传统文化或是真实的文化已不堪搬上舞台。总之，“舞台真实”因为有别于“后台”而被研究者们认为不真实。而所谓的“后台真实”又是东道主处心积虑的安排与设计，它让旅游者以为进入了“后台”，实质上却是装扮成“后台”的“前台”，但此举满足了旅游者对“后台”天生的好奇感。当然，“前台”与“后台”的设置，需要有表演者、场景、不可或缺的细节，以让旅游者觉得真实。在“前台”与“后台”之间，旅游者、东道主、中介者是必不可少的观看者、表演者与旁观者，他们共同搭建了这两个舞台，研究者可以通过这两个舞台，考察三者间的互动，进而揭示旅游对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影响。

以上介绍只属挂一漏万，旅游人类学研究对其他学科理论的借用，远不止这些。其他譬如“示范效应”、乘数效应、“畅爽”理论、“真实性”理论、“商品化”等，都在旅游研究中频频出现，这些都亟待研究者做进一步的追根溯源，以免误用。

四、未来的研究

(一)困境

正如《旅游者研究》(Tourist Study)编者所言，当前的旅游研究已陷入到困境中。

首先，旅游以令人不可思议的速度在发展，而旅游研究团体却仍属新手，他们对旅游者的研

究，还只限于追踪与记录大量相关案例与旅游者类型。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旅游者研究仍被政府、企业所支配，这成为旅游市场调查的重要部分；二是由于研究者自身的学科背景所限，他们缺乏分析复杂的社会、文化过程并将之理论化的能力。许多旅游研究者往往只依赖一小部分核心理论家”，而这些理论家的理论则以其标准化的解释、公认的理论以及原创性观点，而令人茫然失措。正如莫里斯(Morris)所说，学术的“繁荣”不仅意味着研究数量上的扩展，而且还暗示着对一种特定方法的重复、巩固与模式化运用的倾向。

其次，对旅游的理解，已囿于将之视为一件事、一件产品、一种行为，而且尤其是一件经济事项。对此，罗杰克(Rojek)与厄里(Urry)曾指出：旅游性质的确定，问题重重。那些刻意集萃社会、文化重大事件以吸引游客的行为，被认为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而旅游者爱好、旅游模式与族群认同等问题则被认为是旅游经济体系所衍生的非核心内容。

再次，旅游研究通常只限于将旅游视为一系列孤立的地方性事件，旅游目的地，则是有边界的空间区域，被动地接受外来力量的影响。由此，旅游就成了与旅行、到达、活动、购物、离开等相关的一系列无数孤立的事件，而旅游者则成为冷酷的“理性经济人(Rational Economic Man)”。旅游者研究亦成为对旅游者类型的执迷追逐，这容易让人联想到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与市场调查之间的“不幸联姻(unhappy marriage)”。

最后，旅游研究的理论匮乏。不仅如此，大量旅游研究的概念与理论方法尚未得到严格检验，而不断累积的田野研究亦缺乏明确的理论导向，亦因此对理论构建毫无贡献。

以上评论虽然并非绝对正确与全面，但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揭示出旅游研究的现状与缺陷，某些状况尚未出现在国内，但上述警示或许可使部分研究者少走弯路。

(二)展望

首先，要对旅游有新的认识。旅游不再单纯是某种消费产品或消费模式，而旅游现象也突破了早期那种被视为“现代国家生活的镜像反观或短暂仪式”之时代，而呈现出“跨国界现代生活’’的形象，因此，旅游的移动性与感受性就成为必须予以关注的内容。旅游不再局限于一项孤立的活动，或是清晰完整地囊括在特定区域与特定时段内，它成为一种多维的、全球性的社会生活，不会再仅仅是被看作是离家旅游者在旅游景区所发生的系列事件了。它是包括移动性、变动性、寻找真实性、逃避、经济调整、全球化、场所消费与日常生活审美化在内的复杂现象。旅游研究需要反映出这种现象的新意义。那么，旅游究竟会演变成什么呢，L6fgren在1999年的论断对这种预测可能会有帮助。

将度假活动视为一个文化实验室，人们在此能体验到不同层面的认同感，社会关系，与自然的互动，其间，他们会利用白日梦(daydreaming)与心灵旅行(mind-travelling)等文化技巧。总之，旅游将成为一个舞台，而幻想(fantasy)则是这个舞台上的重要社会实践。

其次，要反映出旅游现象的新意义，必须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譬如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表演研究、休闲学、人文地理、文化研究、消费学与都市研究等，这些学科的理论亦可在旅游研究中得到重新论证与检验。当然，多学科方法与跨国界研究人员的结合，将会使旅游研究更加广阔与深邃，因此激励非英语世界的研究者加入到旅游研究中来，势在必行。

再次，发展新的研究视角。比如分析社会结构、中介与文化在现代性背景下的关系，及其对旅游社会实践、旅游政策的影响；旅游形象的功能、象征、文化展演过程与指号过程等。

旅游人类学篇2

[关键词]朝圣；旅游；生活方式；通过仪式；精神文化

[中图分类号]17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11-0081-06

一、引言

宗教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朝圣与旅游，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非常关注的课题。在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中，有的学者认为旅游起源于宗教朝圣；有的学者认为旅游是一种“人生仪式”；还有的学者认为旅游是一种“神圣旅程”；有的学者则提出了“旅游是一种现代朝圣”的观点等。这些关于旅游与朝圣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初步创立了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旅游研究的思路与模式，也提供了人类学基于游客体验去审视与探讨旅游的新视角。本文拟从人类学视角，就朝圣与旅游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番探究，以求找到它们之间一些共通的内在意涵。

二、朝圣与旅游：人类生活的“另种方式”

朝圣，顾名思义，就是指宗教信徒去圣地朝拜，是一种为了崇敬的目的，或者为了在某地求得某种神的或者超自然的佑助，或者为了例行或免除某些宗教义务，而走向某地的一次旅程。旅游，顾名思义即“旅行”和“游览”，是一种为了休闲的目的，或者为了在某地求得某种精神的愉悦与升华，或者为了调节或免除某些日常工作与生活的枯乏，而走向某地的一次旅程。

(一)朝圣：人类自古的一种生活方式

几乎自人类诞生之日开始，宗教便成为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宗教的本质有如下的表述：“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的苦难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

众所周知，人不仅是物质存在，也是精神存在；不仅是理性存在，也是情感存在。现实中的缺撼，在任何社会都无法避免，人生中的种种不幸与压抑，往往需要通过某种途径来求得慰藉，朝圣便正有如此功效。对于朝圣者而言，其根本动机就是想借助宗教的方式，在自己生活周期的关键时刻或心灵困惑之际，去寻求某种心理冲突的解决方法，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超然”与“新生”。信仰是朝圣者的原生动力，圣地是其终极目标，也是朝圣者的精神中心。朝圣者的根本目的就是借助信仰的力量或仪式的方式，去寻找一个没有痛苦、没有邪恶的极乐世界，获得灵魂的洗礼与心理上的慰藉，祈求美好来生。自古至今，宗教的精神补偿作用未被取代，它安抚人们的心灵，超生人们的精神，给予人们生存的意义与勇气，是对人们现实生活中不满与欠缺的精神补偿。朝圣也因此而成为人类自古至今的另一种生存生活方式，是人类寻求圆满生活与精神归宿的一条重要途径。

早在公元前8世纪就兴起了宗教朝圣旅行，古埃及规模隆重的“布巴提斯阿尔铁米司祭”庆典，吸引了尼罗河沿岸各国的朝圣者顺江而至；希腊的奥林匹亚节盛典，更是让宗教朝觐逐渐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活动；还有盛行于中世纪时期的伊斯兰教徒去麦加、麦地那朝圣，基督教徒去耶路撒冷、罗马和圣地亚哥朝圣；传统印度教中的“林栖者”，他们辞别家室的温暖与束缚，云游四海成为一个个有家不归的托钵僧；再有，公元8世纪的阿拉伯帝国朝觐制度还明文规定，每一个有能力的穆斯林者平生都要完成至少一次的长途旅行；11到14世纪，朝圣就成为了一种广为流行和传播的旅行活动和宗教现象，它经常交织着宗教、文化以及人们的情绪等多种因素，14世纪英国诗人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笔下的《坎特伯雷故事》，就是以这一时期29位香客从伦敦去坎特伯雷朝圣的旅途为背景的，众香客的朝圣历程也象征着当时人们寻找失去心灵家园的精神之旅。此外在中国，古代著名的佛僧法显历游天竺，玄奘西天取经，鉴真东渡日本，以及迄今依然流行的清明扫墓，民间“香社”去泰山、普陀山、武当山进香还愿，还有人们为敬神、事鬼、拜祖先而四处奔走等等，古今中外，很多人终生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神圣旅程”的轮回：辛辛苦苦挣几年钱，风餐露宿去远方朝圣，心满意足地回家，然后继续挣钱，等待下一次的“神圣旅程”，这样循环往复，直至生命终结。

(二)旅游：一种现代的生活方式

以色列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曾说过：“宗教朝圣是祖先活动的一部分，也是当代旅游的起源……”。关于旅游的起源，目前国内外旅游学界尚存异议，但有一点已成共识，那就是，旅游行为的产生是人们拥有足够闲暇时间、可自由支配收入以及旅游动机的结果。当今时代是一个知识经济时代，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现代人的生存与物质方面的需求已得到基本满足，因此，较高层次的精神需要也便随之产生。现代人渴望缓解自己日常工作与生活的紧张与压力，渴求知识、友谊、理解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旅游正好有满足这种需求的功效。世界旅游组织在1980年《马尼拉宣言》中指出，旅游是“对人类休息和娱乐基本权利的承认”，旅游活动的宗旨之一，“是彻底实现人的价值”。常言道：需要乃一切动力之源。由此，旅游便成为现代人闲暇生活的主要选择之一，成为现代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表明，旅游对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来说，是从小就习以为常的，是每个家庭必有的休假生活之一。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多数家庭在解决了温饱之后阔步迈向小康，旅游也日渐成为现代中国人一种普遍的消费形式，人们甚至连日常生活中的见面语都在由“你吃了吗?”逐渐转变为“你去哪儿旅游啦?”等等。众目共睹，在闲暇时分，带上家人或约几个好友，去远郊野外，看看星星，听听涛声，燃起篝火，唱些老歌，说些老话，已不失为大多数现代人身心休闲、自由惬意的一种“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我们不难遇到这样的旅游者，他们终生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神圣旅程”的轮回：辛辛苦苦挣几年钱，千里迢迢去远方旅游，心满意足地回家，然后继续挣钱，准备下一次的“神圣旅程”，这样循环往复，直至生命终结。

(三)朝圣与旅游：一种另类的行为生活方式

与人类的日常生活方式相比，朝圣与旅游有着某些共通的另类特征。朝圣缘于人们对现实生活中尚未得到满足的欲望的一种精神弥补，因而，出于对神灵的虔诚与敬畏，朝圣者往往都忌讳自己平日随意的言行会冒犯神灵的神圣与尊严，从而招致来世的因缘果报，由此，受“清规戒律”引控的朝圣行为，总是表现出许多众所周知的与日常生活相异的神秘 特征。无独有偶，细审一下现代游客的旅游行为，其行为方式也不同程度地呈现出这种有趣的逆转现象，纳尔逊・格拉本(Nelson Graburn)在《旅游人类学》一文中指出“倒换生活体验的需要”是一种“全人类普遍存在的需要，而旅游便正是一种离开其日常工作和生活、外出体验变化的一种“非同一般”的人类行为，因而“人在旅途”时的思想和行为也与平时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甚至相对性，由此，一贯省吃俭用的游客往往也大吃阔用，平时严谨勤勉的旅游者也难免懒散放纵等等。

三、朝圣与旅游：人生历程的“通过仪式”

朝圣与旅游可被视为人生中短暂而又特殊的生命历程，在有关朝圣与旅游过程的研究中，旅游人类学家使用了人类学中关于“仪式”(ritual)的理论。在人类学家看来，朝圣和旅游与人的出生、成年、成婚、晋升、死亡等事件一样，都可以看作是生命历程中的“通过仪式”(the rites 0f passage)，是人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的仪式性事件，都有着一个3段式的仪式程序结构：1　阈限前阶段(分离：离家出行)；2　阈限期阶段(过渡：朝圣与旅游过程)；3　阈限后阶段(交融：回归生活)。

(一)“世俗”与“神圣”

朝圣与旅游作为人生历程中的“通过仪式”，是主体从“世俗”步入“神圣”的里程碑。

宗教仪式将世界一分为二：“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对朝圣者而言，朝圣者经过精心准备，一旦离开故地，也就摆脱了以往“世俗”世界里的身份与牵挂，进入一种非此即彼、模棱两可的神圣“阈限”(limineality)状态，他们通过这个仪式，与熟悉的日常生活分离，离家到远方寻找圣迹，在此期间经历考验，然后以新的面貌返回故乡。相对于阈限前后的日常“世俗空间”，朝圣者在阈限期进入的是一个充满幻想、磨难和奇遇的“神圣空间”。在朝圣的过程中，在神圣力量的驱使下，所有朝圣者超越民族、政治等界限，拥有广泛的共同价值，原先在世俗社会里的社会关系和伦理价值，如身份、地位、财富、等级、权威等，都因此消失殆尽，无所谓上下、高低、贵贱之分，人人平等，真诚相待，不再受社会结构的约束，甚至连性别、年龄等都可以被象征性地分解为无区别特征的模棱两可和悬而未决，所有人同吃、同住，经历着共通的快乐与考验，体验着共通的情感与价值。朝圣可被看作是一种与常规的、日常的生活不一致的“离开世俗世界的休憩(retirement from the world)”。

旅游与朝圣相似，虽然旅游过程往往不如朝圣过程严肃庄重，够不上“世俗”与“神圣”之间的截然对立，但也足见“生活世界”与“旅游世界”其间的差逆，旅游生活具有与日常生活显然不同的非凡“神圣”性。大凡一群人，或一个人，受了感情和精神追求的驱使，也会经过一番准备，然后离家去寻找自己“远处的中心”，使身心有所改变，在这里，走路不再只是一种本能，而变成生活的一次历练，正如巴西作家保罗・科埃略(Paul Coelhe)所言：“当你旅行的时候，会以一种实在的方式体验到再生的过程，你会遇到全新的环境，时间也因此变得缓慢。而且在大多数时候，你甚至不知道那里的语言，所以在旅行时，你就像一个刚刚离开子宫的孩子”。在旅游的过程中，旅游者离开自己惯常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也就相应地脱离了其在世俗社会里原有的社会关系以及行为规范，进入一个全新的、与朝圣者类似的“阈限”至少是“类阈限”的“神圣”时空。此时，旅游者之间无所谓高低、贵贱、贫富，平等单纯地交往，共同感受朝圣者般“神圣”的旅游情感体验。旅游是在“世俗”和“神圣”之间的一种等同于休息的变化。

事实上，作为人来说，无论是朝圣者抑或是旅游者，无论是群体抑或是个体，往往都不能只生活在一个空间里，人们需要在物质和精神、现实与理想、世俗与神圣的两个天地间往返巡游。朝圣和旅游这种仪式般的“阈限”状态，正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生中现实与理想、世俗与神圣的模样，同时也将两者合二为一。

(二)“我者”与“他者”

朝圣与旅游作为人生历程中的“通过仪式”，是主体从“我者”走向“他者”的天国阶梯。

在朝圣的仪式性过程中，“我者”即朝圣者，“他者”即神灵。对于朝圣者而言，神灵是信徒们的终极目标，是决定自己今生和来世的一切命运的最高力量。信徒之所以朝圣，就是试图努力在身体和心理上接近自己的终极目标，以完成自己的终极心愿，即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虔诚与艰辛，得到神灵的宽恕与庇佑，完成自我升华，这是圣徒们永生不变的宗教情怀。信徒朝圣意在追求“我者”与“他者”之间的一种“象征性真实”。

对于旅游而言，“我者”即旅游者，“他者”即东道主。旅游者向往遥远的他乡，渴望了解与“我者”生活状态不同的“他者”世界，热衷即将消逝或已不复存在的种种真实痕迹。可以说，旅游者是为了追求真实而出发的，在旅游的过程中，人们沉浸在东道主的“异文化”中，品当地美食、住当地民居、着当地服装、说当地方言、唱当地民歌、与当地人交流，忘掉自我生活中的诸多忧虑与烦恼，在东道主的“他者”世界中，尽情享受异地风光与异域风情的美好与愉悦，与此同时，也感受真实的自我以及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这也许正是旅游的“神圣”魅力。旅游者与朝圣者一样，他们经历辛苦漫长的旅途，追求“他者”真实、“我者”真实以及“他者”与“我者”之间的人际真实，他们拥有同样类似的神圣情感体验。

(三)“原我”与“新我”

朝圣与旅游作为人生历程中的“通过仪式”，是主体从“原我”迈向“新我”的加油驿站。

通过朝圣的仪式性过程，朝圣者从日常生活中的世俗“原我”依次过渡到朝圣过程中的非凡“圣我”以及朝圣回归之后的再造“新我”。在阈限前阶段，朝圣者要尽力厘清以往世俗生活中“原我”的一切平凡、琐碎事务，心志开始变得纯洁清净，内心怀揣对神灵的敬畏与忏悔意识，并力求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神灵的旨意，开始从日常“原我”到非凡“圣我”的过渡。在阈限期阶段，朝圣者完全进入一个与神灵沟通和交融的神圣时空，整个过程充满了神圣庄严的氛围，此时，朝圣者与以前判若二人，正常的行为规则被暂停使用或夸大，朝圣者正式从“原我”迈向“圣我”。在阈限后阶段，朝圣者圆满归来，洗尽人间铅华，以焕然一新的“新我”面貌被重新整合到世俗社会之中。

相对于朝圣而言，旅游可以说是一种更为大众化、世俗化的仪式。通过旅游，旅游者从日常生活中的“原我”依次过渡到旅游过程中的“真我”以及旅游回归之后的“新我”。在阈限前阶段，旅游者要交接日常生活与工作中的事务，卸下往日的身份与角色，收拾自己的心情与行装，内心怀揣对理想境界的向往与追求，开始从日常“原我”到非凡“真我”的过渡。在阈限期阶段，旅游者完全进入一个与理想沟 通和交融的神圣时空，整个过程充满了真实神圣的氛围，此时的旅游者追求心灵愉悦与精神自由，其行为与以前呈现出明显的反差，表现为一个自由、本真、纯粹的“真我”。在阈限后阶段，旅游者结束旅游，“充电、再造”归来，为往日“原我”注入了新的活力，以“新我”的面目与原来的生活社会重新整合。

四、朝圣与旅游：人类的精神文化“家园”

宗教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旅游亦是如此。从外部意象看，朝圣与旅游征途上的一切物化载体都是人类精神文化的显呈，从内部结构看，朝圣与旅游作为一种人生的“通过仪式”，象征着人类的精神文化寻根。

(一)朝圣：一种精神文化之旅

宗教作为一个庞大的文化象征体系，囊括了众多诸如宗教物器、宗教制度、宗教行为等显形的与诸如、宗教教义等隐形的表现形态。朝圣作为一种典型的宗教行为，集中展现了朝圣者内心的精神文化追求。

特纳夫妇(Victor Turner&Edith Turner)在《基督教文化中的想象与朝圣：人类学透视》(Image and Pilgrimage in Christian Cultur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8)一书中，深入分析了早期欧洲宗教信徒们的朝圣缘由：“对于那些信仰基督教的奴隶和农奴而言，法律本身就已规定它必须附属于特定的庄园或领地。他们的宗教生活也是受到地域限制的；行政的教区也可以说是他们精神上的领地……于是，朝圣者远离了每日居住和工作的地点，前往一个神圣的遗址或是庄严的神坛去旅行、参拜……”。我国学者陈国典关于藏传佛教朝圣者个案研究的田野记录中，关于“藏族人为什么要朝圣?”问题的调研，有的回答说：“朝圣是为了洗清自己的罪恶，还能得到美好的来生，特别是磕长头朝圣不仅能强身还能排解心中罪恶感对心身的压力。”有的回答说：“转经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想转就转，或他人请我来代替他转。转经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消除病灾、求得佛的保佑”。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马贤在探讨千百年来穆斯林教徒不远万里、艰辛朝觐的真正目的和意义时曾写道：“……朝觐只是为了完成自己所信仰的对穆民规定的一项宗教义务，表示对的虔信和敬畏，……祈求宽恕前愆，使自己以‘重新出生’的清白身心，走完未尽的人生之路，以此来追求自己穆斯林属性的完善，实现信仰和心理上的满足，期望得到无比幸福的后世天堂”。

可以说，朝圣路上的一切都被赋予了宗教的文化内涵，体现着精神文化的追求，朝圣路上“居住中的行旅”与“行旅中的居住”的生命存在状态，是圣徒们培养宗教情操的精进时刻。

“我向你走来，捧着一颗真心；我向你走来，捧着一路风尘。芸芸众生芸芸心，只要心中有真神，不是真神不显神，只怕半心半意的人。”这首名为《朝圣的路》的藏歌，映射着圣徒们“听凭灵魂的指引，顺大道一直走去”的虔诚之心。圣徒们所到之处一路上所见的满目山河、楼宇寺院、庙塔圣迹等，无非皆是神灵圣法、精神文化的呈显。

再看看朝圣路上“为”的意涵。朝圣者一路上吃素食、着戒衣、住帐篷、听佛法、诵经文、唱颂歌、跳圣舞、拜神灵、朝圣迹、行善事等等，他们的所作所为，无不深刻体现着朝圣者内心的精神文化追求，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清净身心、砥砺意志，完成自己的终极心愿，使其精神达到一种神圣的境界，寻求精神的归宿。

再看看朝圣者的“圣地”意涵。信徒的朝圣离不开其宗教情感的投射和依赖对象――圣地。圣地本是一个地理学的概念、一个物质的存在，但对于朝圣者而言却是心理之承载物，它包含了朝圣者的思想、情感、欲望和反应模式。陈国典将藏传佛教朝圣者的圣地结构按价值大小划分为由低到高的4个层次：私我圣地、社群圣地、边缘圣地和超我圣地。信徒们历经唐僧西天取经般的艰苦，从日常的世俗世界前往圣地的神圣世界，其中的圣地多意指最高层次的“超我圣地”。这些“圣地中心”的神圣世界包括两个基本成分：一是存在于个人内在心灵中的神圣世界，即神秘感；二是存在于个体之外的神圣对象，即物化的神圣世界，如神山、圣湖、寺庙、佛像等宗教文化载体。神秘感与神圣对象二者互为对方存在的条件。

再看看朝圣过程中的“关系”意涵。因为神灵是朝圣者的终极目标，在朝圣者的所有关系意识中，神我关系自然也就成了朝圣者最具价值感的核心关系。由此，穆斯林在朝觐前要举意、沐浴、更衣，要做祈祷，这是神我关系的沟通与交流，而僧人、活佛等自然也就成了上传朝圣者心愿与下达神灵教诲二者之间的信使。在朝圣的过程中，信徒都以一个新的个体与自己信奉的神灵沟通交流，以求“超越”(transcendence)原有时空及自我，达成神我关系的“交融”(communitas)，最终实现自己的终极心愿。另一方面，在朝圣的过程中，所有朝圣者不论贫富贵贱、不分职业身份，完全打破原有的社会关系及行为规范，众生平等，真诚相待，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之间相互沟通“交融”，建立起一种超越一切、团结一致、精神平等的人际关系。

自古至今，千山万水挡不住朝圣者以身量地的脚步，风霜雪雨浇不灭朝圣者一心向主的信念，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代又一代的朝圣者在寻求自己精神家园的朝圣路上，历经艰险，近10余年来朝圣路上的有关伤亡数据也表明，即便是在现代化的今天，朝圣之路还依然充满了坎坷，但人们朝圣的热情与决心却依然没有消减。朝圣是一种非常典型而又独特的宗教旅行活动，朝圣者一路上的所见、所为、所悟无不深刻地表明，朝圣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精神文化之旅；同时，朝圣作为一种三段式结构的“通过仪式”，不仅是朝圣者在现实中完成身份转换的象征，也是宗教信徒克制私欲、勤修苦行、净化灵魂、圆满今生、造福后世的阶梯。无论外在形态还是内在结构，朝圣都体现着“复命归真”的深层精神文化内涵。

(二)旅游：一种精神文化“朝圣”

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后工业现代社会里，现代人更多地把追求目标转移到了心理、精神方面，希望建立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渴望一种更轻松、更真实、更自然、更自我的生活，后工业社会人们更是感到一种自身内部文化震荡与文化涵化的强烈需要，而旅游便正好能使人的这种内心精神方面的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可以说，现代旅游就是现代人为满足其精神心理需求，而去各自的“圣地”探求自己的精神和文化价值的一种心灵休闲活动。

在物质日益富足、精神日显贫瘠的现代社会，现代人渴望知识、友谊和理解，追求自由、成就与幸福，希望借助旅游来寻求不同的经历和体验，从而不断丰富、改变、创造自己的精神素质，实现自己的终极目标和精神价值。现代旅游者的这种多样化、多功 能、高品位的精神文化需求，直接导致了旅游动机和旅游本质内涵的精神文化性，并寄寓和展现在旅游者整个旅途中的各项旅游活动之中。旅游与朝圣一样，有着精神文化的动机与本质。

现代游客被旅游目的地“圣地中心”的独特文化所吸引，游客就像历代朝圣旅行中的“香客”，旅游也就同朝圣一样，犹如人生的“通过仪式”，成为一种类似宗教般的信仰笃信与行动虔诚，为了抵达自己心目中理想的那一个个“圣地天堂”，游客们背井离乡，潜心苦行地创造着一个个“天堂神话”。旅游与朝圣一样，体现着精神文化的信仰与符号追求。

在旅游阶段，旅游者从日常的“自我中心”走向远处的“圣地中心”，此时，无所谓身份、职业与高低、贵贱之分，在精神力量的驱使下，所有人同吃、同住、同乐，共同体验无拘无束地不带世俗“人格面具”交往的本真，过着暂时返璞归真的生活。旅游与朝圣一样，体现着众生平等的文化精神。

旅游归来，旅游者感到自己进行了一次内部的精神革命，缓解和消除了自身的紧张与压抑，经历和体验了异质的文化与生活，寻找到自然真实的自我与人我关系，感受到“天”、“地”、“人”的和谐，精力充沛、焕然一新地回归生活。旅游与朝圣一样，有着精神的补偿与升华的功效。

可见，旅游是现代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是从“我者”走向“他者”，从“世俗”走向“神圣”的神圣旅程，集中体现着现代人的精神文化需求。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今涌现层出不穷的文化旅游热，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文化背景越高的人，往往其旅游动机也会越强烈。众多的事实表明，在旅游过程中，现代游客在追求旅游娱乐意义的同时，更多地是追求旅游的精神文化内涵，旅游是一种现代新形式的精神文化“朝圣”。

旅游人类学篇3

一、优势互补的贵州民族旅游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全省共有48个少数民族，世居少数民族共有18个。贵州少数民族人口数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数的比重为12.4％，居全国第3位；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为37.8％，居全国第5位。

多民族地区与欠发达、欠开发的社会历史背景，山地的阻隔和交通的不便，使贵州保留了弥足珍贵的多样性的原生态民族民间文化。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和丹霞地貌、宜人的海拔和气候、珍贵的地质遗迹、繁多的生物种类，使贵州拥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史前文明、夜郎文化、土司文化、屯堡文化、阳明文化，特别是对中国革命产生重要影响的长征文化，使贵州形成了地域特色突出的历史文化。贵州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民俗文化、军事文化等多种形态的文化交错在一起，构成了贵州文化蔚为大观的“文化库”。文化多元并存，文化原生性、完整性强，是贵州文化的极为突出的特点。

丰富的文化资源为贵州开发民族旅游提供了厚实的基础。民族旅游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自然旅游和文化旅游，是一种感受他者文化的旅游方式，它具有民族性、神秘性、草根性、参与性等特征。美国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柯恩将“民族旅游”定义为：“针对政治上、社会上不完全属于该国主体民族的人群，由于他们的生态环境或文化特征的旅游价值，而进行的一系列观光旅游”。与民俗旅游、民族文化旅游、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不同，民俗旅游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俗事务或民俗活动为开发对象的旅游类型，民族文化旅游则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族文化为旅游资源，利用民族文化开发旅游项目，不单是狭义的少数民族文化，还包括主体民族文化，由于民俗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承载体，因此民俗文化旅游是民族文化旅游较直接、外在的表现形式。民俗旅游和民族文化旅游都属于文化旅游，主要是以参与和感受地方文化为主，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仅是民族旅游资源的一个主要部分而非全部。民族旅游主要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包含了民族文化旅游和民俗旅游的部分内容，但又不仅限于此，民族旅游除了文化旅游的内容之外，还涉及自然旅游，是文化旅游和自然旅游的结合，异地开发的民族旅游产品不属于民族旅游，比如深圳的锦绣中华。

贵州的少数民族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自然的环境中，受社会约束较小，长期与自然的依存关系，因此文化更加符合人的自然状态，更加无拘无束，少了很多人为性和体制化的刚性限制，在这些文化里，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更为和谐，人的内心更为宁静。民族分享着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国民性格，又拥有他们生活的社区这个族群所共有的特征，并拥有本族人所具备的心理和行为方式，并构成了特有的生活方式。每一个民族文化就是一个社会规范体系，生存环境的多样化使其文化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我们在相隔不到100公里的西江苗寨和郎德苗寨就看到了苗族文化的多样性，比如，西江的铜鼓是放在鼓藏头家里，作为最神圣的祖鼓秘密存放着，而在郎德我们已看到铜鼓已用来表演，天天露脸，场场出台，人们在铜鼓声中欢声笑语。

可见，贵州民族旅游资源的核心优势是自然、人文生态的原生型、多样性，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和价值大，民族地区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风俗习惯、民族艺术和手工制品等都独具特色。

二、贵州民族旅游面临的两难选择

人类学者认为旅游是个人生命中的一种经历，它具有消费性、休闲性、社会性和文化性。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旅游可能是一种朝圣者的出行，也可能是公务与享乐结合起来的旅行，但更多时是一种“闲暇的旅行”。旅游的远近不仅同旅游者的身份有关，也同旅游目的地的状况有很大关系，旅游活动不仅仅是游客个人的事情，就如戏剧一样，旅游者是主体，戏剧中还包括各类东道主、交通运输和导游人员以及那些使旅游者成行的人们，各种要素之间的构成了多种关系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固然会牵涉到很多经济交换行为，但经济只是旅游的“外壳”，或者说是旅游的支撑条件，文化才是旅游的“内核”，旅游是一个文化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说，旅游本身并非“单一的实体”，而是一个模式，一个体系，它不仅自身具备系统特性，同时也与一个更大的系统构成一种语境。在这个语境中，人们参与的一个主要动机就是要观察、了解和体会不同于游客日常生活的样式和文化差异。

旅游人类学篇4

关键词：生态旅游资源；分类；反思；构建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1-0069-02

伴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大众旅游给各国带来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生态旅游这一代表人类时代潮流的旅游类型，给社会上热衷于旅游活动者和旅游从业者带来了拯救、保护自身健康和周围环境的厚望[1]，备受各国民众的喜爱，现已成为世界各国旅游业发展的主要路径之一。生态旅游的迅猛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完美统一，而且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充分认识到生态旅游资源不仅是生态旅游发展的基础，而且是生态旅游发展的生命线，更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在我国“五位一体”的社会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对生态旅游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思考空间，生态旅游资源作为生态文明的组成部分，是时展必须面对的研究新课题。

一、生态旅游的产生

生态旅游的产生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它和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人类环保意识的逐渐增强、环境保护运动的深入开展、传统大众旅游业的生态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生态旅游（ecotourism）这一专业名词是1983年由贝洛斯・拉斯卡瑞（Ceballos―Lascurain.H）首次使用的。这位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特别顾问在他1987年撰写的《生态旅游之未来》一文中明确提出生态旅游这一全新概念，随后引起全球广泛反响，各国都在自己的开发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着对生态旅游的理解。梳理世界各国开展生态旅游的历程后发现，生态旅游的产生模式主要有主动式和被动式两种。主动式是指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因市场需求而主动发展生态旅游，如美国在1872年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公园。被动式是指部分经济欠发达国家迫于经济和环境的压力，在不破坏生态的前提下迫不得已发展生态旅游业，如20世纪初，殖民主义者的大型狩猎活动给肯尼亚的野生动物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从此肯尼亚政府开始发展生态旅游业。

二、文献综述

（一）生态旅游资源概念

1980 年加拿大学者Moulin・C.首次提出“生态性旅游资源”的概念。西方国家普遍认为生态旅游资源就是纯天然的“自然景观”，因此，对生态旅游资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热带野生丛林、野生动物园、国家公园等纯自然区域。TIES（生态旅游学会)、WCU（世界保护联盟)、Cl（国际保护组织)、TNCO（自然保护管理委员会)、UIAES（旅游人类学委员会)等国外机构对生态旅游的研究相对比较深入。伴随着我国旅游业的飞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学者开始关注生态旅游，虽然对生态旅游资源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学术观点颇丰。一种观点认为生态旅游资源是可供人类开展生态旅游的区域，如刘继生（1997）、侯立军等；一种观点认为生态旅游资源是一种具有原生态的景观，如张建萍（2001）、杨桂华等(2001)；一种观点认为生态旅游资源就是一种资源，如卢云亭等(2001)、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2013最新出版的《中国旅游大辞典》中的界定是“生态旅游资源是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的由生物群体构成的总体景观以及个别珍稀品种和奇异的形态个体。”

（二）生态旅游资源分类

由于对生态旅游、生态旅游资源等基本概念的界定尚未在国内外旅游学术界达成共识，因此，众多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研究背景以及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生态旅游资源进行了不同的分类，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从资源的性质和成因进行分类。一种是将生态旅游资源分为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如张建萍（2001)、程道品（2004)、裴洪淑等（2007）、于洪雁（2012）；另一种分法是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人文生态旅游资源、保护生态旅游资源，如杨桂华（1999)、杨文凤等（2009）等。二是从资源性质及功能将生态旅游资源划分为森林、草原、荒漠、湿地、冰雪地带等生态旅游资源，如袁兴中（1995)、卢云亭（2001)、袁书琪（2004)、卢宏升等（2004)。三是从市场需求导向划分。如：马乃喜（1997)将生态旅游资源划分为观赏型、科学型、探险型、保健型、狩猎型、民俗型；袁书琪(2004)将生态旅游资源划分为观光型、运动型、休闲型、度假型、科考型、探险型等。四是从旅游者的旅游动机角度将生态旅游资源分为心理、精神、健身、经济、政治几个方面。五是从旅游者的感知角度分为可视、可感觉两类，如何平（2002)、徐守斌（2010）。六是从旅游开发与经营视角划分。如王建军等（2006）将生态旅游资源划分为生态旅游景观资源、生态旅游环境资源。

（三）文献述评

据不完全统计，现有关于生态旅游资源概念的界定有120余种。这些概念存在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主体的界定、范畴的划分、学科视角的选择三个方面。基于不同的概念界定，分类方法也不尽相同。第一种按资源的性质和成因划分的分类方法应用最为广泛，但它套用的是中国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的常规分类法，其实质仍然是对旅游资源分类，没有体现“生态”的特点，因此并不科学。后几种方法是基于研究者的认知进行的微观分类，不能满足旅游发展的实际需要，因此，应用不够广泛。综合运用多种分类标准进行多级分类是目前学术界的发展趋势，相对比较客观、系统。但是，梳理后不难发现：已有文献所提出的分类方法大多是从旅游学科的视角去认知和研究生态旅游资源的相关内容，但是，生态旅游是一门交叉学科，其具有厚重的学科内涵和个体特征，因此，现有分类方法不能体现出生态旅游资源的全部属性，没能诠释生态旅游资源的真谛，既不符合际发展的需要，也不能满足理论基础的实质，仍需探讨、改进、完善。

三、反思与构建

（一）反思

1.用什么样的学科视角去研究生态旅游资源呢？生态旅游不同于传统的大众旅游，它具有生态学与旅游学的双重属性，而且涉及地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环保学、资源学等众多学科的相关理论和相关内容，因此，单从旅游经济学或生态景观学的视角去研究这一全新概念、套用旅游资源分类方法对生态旅游资源进行分类的研究路径既不可取、也不适用。无论是从何学科背景、任何研究目的出发，都应尊重生态旅游作为交叉学科的特点，至少要以生态学和旅游学的视角去研究生态旅游资源的相关问题。

2.为什么要对生态旅游资源进行分类呢？明确生态旅游资源分类的目的不仅是基础研究的前提，而且是实践活动的保障，更是进行科学划分的主导思想。科学分类生态旅游资源，一方面是为了识别生态旅游类型、确定生态资源价值、明确生态资源现状；另一方面是为进一步评估、保护、开发、传承奠定理论基础，以满足旅游者、决策者、经营者三方需求。因此，分类中不仅要包括景观、环境等可视要素，而且应适当考虑保护和开发的相关内容，尽量涵盖不同需求者的关注要素，以满足生态旅游开发和发展的各方要求，实现传承和可持续的发展。

3.生态旅游资源中是否应包含生态环境这一要素呢？伴随着生态旅游内涵的不断深化，人们对生态旅游资源的认识也越加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在生态旅游资源构成中，生态环境不再只作为旅游资源的背景，甚至成为生态旅游的主要吸引因素[2]。对于生态旅游而言，生态环境条件的优劣是生态旅游资源开发成败的关键因素[3]。因此，在我国，生态环境同人文资源一样，是生态旅游资源不可分割的内容，应作为生态旅游资源的构成要素。

（二）构建

为确保研究成果的适普性、可操作性，满足生态旅游快速发展的实际需要，笔者吸纳前人的研究成果，基于生态学和旅游学的研究基础，综合运用资源学、管理学的相关知识，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观对生态旅游资源进行分类，从生态旅游的全新视角去认识生态旅游资源，探索性地构建基于生态学－旅游学的生态旅游资源分类体系（见图）。

图 生态旅游资源分类体系

四、结语

生态旅游既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旅游形式，也是保障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指导理念。生态旅游资源是生态旅游发展的首要条件和重要基础，生态旅游资源的分类与评价是生态旅游理论的基本内容。科学划分、合理评估生态旅游资源是生态旅游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进一步制定开发与保护规划的前提，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不容否认，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生态旅游理论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框架和方法，但是，生态旅游作为新兴的边缘学科，还不够成熟，比如：生态旅游、生态旅游资源等基础概念还未统一，现有生态旅游资源分类方案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这种缺憾不仅仅体现了旅游研究的不成熟性，也反映出旅游基础理论研究和方法论的滞后性。在不成熟的理论阶段，向成熟学科借用“概念”、“方法”和“理论”无可厚非，但应尊重客观现实和理论基础，抓住交叉学科的本质和特性。虽然现有研究成果不能满足迅猛发展的生态旅游实践活动，但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将长期存在，因此，要想实现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生态旅游的新视角去认识研究生态旅游资源的内涵，用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去丰富生态旅游的研究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修正理论。

参考文献：

[1]卢云亭. 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发展[J].经济地理，1996（3）：106-112.

[2]王建军，李朝阳，田明中.生态旅游资源分类与评价体系构建[J].地理研究，2006（5）：507-516.

[3]邱云美.基于价值工程的生态旅游资源评价研究[J].自然资源学报，2009（12）：2158-2168.

[4]王金伟，李丹，李勇，佟连军.生态旅游：概念、历史及开发模式[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报，2008（9）：24-30.

旅游人类学篇5

关键词：从化 人文旅游资源 课程开发

人文旅游资源是上千年历史、文化的精髓，是古今人类社会活动的积淀，是人类文明的载体，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多得的旅游课程资源，值得挖掘和利用。教育承担着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双重使命，将旅游课程资源拓展到人文旅游资源，使长期被忽视的民间传统资源进入主流教育，整合了社会理性精神，传承发展了民族生存智慧和民间精华等活文化，起到了地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积极作用。

一、从化人文旅游资源概况

1.人文旅游资源的界定与分类。“人文”一词是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所以人文旅游资源也就是人类文化旅游资源，是指人类在各种活动中创造的、把动态的历史用静态的实物体现出来的、能够激起人们旅游动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当前人文旅游资源的划分尚未形成共识。丁季华主编的《旅游资源学》结合现代旅游业的实践，将人文旅游资源分为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资源、古迹旅游资源、宗教文化旅游资源、交通旅游资源、建筑与园林旅游资源、文学艺术旅游资源六个大类。《中国旅游资源普查规范》中，将人文旅游资源主要分为遗址遗迹、旅游商品、人文活动等几个大类。罗兹柏、张述林主编的《中国旅游地理》将人文旅游资源分为古迹和建筑类、消闲求知健身类、购物类三大类。各种分类方法虽不相同，但基本都包含了人文旅游资源的主要内容。在本文中，笔者综合上述对人文旅游资源的分类方法，把人文旅游资源分为历史遗迹旅游资源、古建筑旅游资源、宗教旅游资源、园林建筑旅游资源、民族民俗旅游资源、民间传说以及节庆活动七大类。

2.从化人文旅游资源。从化市位于广东省中部、广州市东北面，素有“广州后花园”的美誉，山清水秀，自然景观优美，同时也有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据统计，从化市境内目前拥有广东省、广州市旅游特色镇村4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各1处，广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0处，广州市级历史文化保护区（含内控）8处，还有从化市文物保护单位40多处（详见表一：从化人文旅游资源概表）。此外，从化地区还保留了形式多样的民俗节庆活动，这也是人文旅游资源的重要载体（详见表二：从化市节庆活动一览表）。

二、人文旅游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意义

开发与利用人文旅游课程资源可以丰富旅游专业课程资源，为教学活动提供更多更鲜明的案例，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是保护和弘扬区域文化的重要渠道。

表一：从化人文旅游资源概表

表二：从化节庆活动一览表

1.丰富中职旅游专业课程内容。地方课程资源是对国家课程资源体系的具体化和生动化，充分开发与利用人文旅游课程资源，对丰富课程的内容、改善课堂教学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职教育以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为目标，而人文旅游课程资源具有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特点，这为旅游专业课程的实施提供了优良环境。从化市人文旅游资源是极为丰富的，为中职学校旅游专业课程建设、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提高中职学生对生活的体验。体验式教学是中职旅游教学的一种重要模式，而当前国家统一的旅游专业教材所涉及的景点大多离学生的日常生活较远，开展体验式教学难度较大，而区域的人文旅游资源弥补了这一不足。从化的多数人文旅游资源位于从化主城区或近郊，为旅游专业开展体验式教学提供了资源。

3.继承和弘扬地区文化的需求。人文旅游资源蕴含了丰富的地区文化，经过充分的开发和整合，将这些地方文化有机运用到课堂教学中，是对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最有效的途径。例如，可以通过讲解和参观历史遗迹，让学生体会前人创造美好新生活的艰难，从而树立艰苦创业的精神;通过讲解和参观古建筑和园林建筑等，让学生感受古人生活的环境，探究在这种生活环境下所包含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同时也可以组织学生感受当地的一些特殊的民间节庆活动，了解节庆活动所蕴含的文化，树立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怀。

三、人文旅游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途径

1.旅游观赏。旅游观赏是旅游体验的一种方式，借助于这种方式，观赏者要获得的利益不是对世俗愉悦的体验，而是追求旅游审美愉悦。旅游观赏的感官渠道主要是视听感官。旅游观赏是认识人文景观的有效途径，通过观赏诸如古代建筑、文物遗址、名人故居、瞻仰革命遗址及纪念地以及观赏古典园林等，可以培养中职生的审美能力，让他们领略到生活的美，培养他们热爱生活、追求美好生活的情感，激发他们学习旅游知识的热情，热爱自己的专业。

旅游人类学篇6

[关键词]生态旅游；观鸟旅游；建议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6)12―0085―06

[基金项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项目：中国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

[收稿日期]2006－08－05；[修订日期]2006―11―02

[作者简介]赵金凌(1978－)，女，辽宁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人文地理专业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生态旅游、旅游资源与开发规划。成升魁(1958－)，男，陕西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导兼旅游研究与规划设计中心主任。

1　引言

国际生态旅游协会(1992年)将生态旅游定义为：有目的地前往自然地区去了解文化和自然历史知识，尽量不改变生态系统完整的同时，创造经济发展机会，让自然资源的保护在财政上使当地居民收益。生态旅游是一种在自然区域负责任的旅游方式，通过可持续的、低影响的、低投入的、当地人自己经营的，同时使社会、环境的影响最小化。观鸟活动最早在英国和北欧国家兴起，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作为一项时尚的户外运动在西方国家十分流行，并且已经成为生态旅游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正如塞克斯哥路(Sekercioglu)所说：“观鸟旅游是生态旅游最主要的表现方式之一，旅游者手拿望远镜，早出晚归，凭鸟的鸣叫或飞行的姿势，鉴定鸟的种类，对目的地环境影响的负作用最小，但是却能带来非常可观的经济、社会效益”。

自然目的地旅游者是指旅游者到自然中体验和享受自然，野生动物相关旅游是指旅游者到目的地观赏野生动物，例如观鸟。由表1可见野生动物旅游者几乎占到了整个国际旅游者总数的四分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每年都有近千万的观鸟者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理想的观鸟目的地。目前，中国的香港、台湾观鸟活动的发展已有三、四十年的历史，有很多爱好者和会员，但在内地，把观鸟作为一项活动仅有十年的发展历史。总体来说，观鸟旅游学术方面的研究，多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

2　国外观鸟旅游研究

“观鸟是你一生走人大自然的门票!”(“Birdwatching is your lifetime ticket to the theater 0f nature!”)这句西方谚语足以说明观鸟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

目前全世界生态旅游的热点地区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但是对观鸟和观鸟旅游研究最多的却是发达国家，其中美国的全国范围的观鸟旅游相关研究是最具代表性的。

2．1　观鸟旅游相关概念及界定

观鸟在美国学术界用Birdwatching，在民间通俗用法是Birding，是指借助望远镜等光学工具，观察自然状态下的野生鸟类。而在旅行社界则用Birdingtour或者Birdwatching tour表示观鸟旅游。Bird．oriented ecotourism，Birdwatching related travel则翻译成观鸟生态旅游或者观鸟相关的生态旅游，这种译法更加确切，例如与观鸟活动相关的旅游者，拍摄鸟类图片的旅游者和出游同时顺便观鸟的游客。

观鸟者到底如何定义呢?美国国家调查报告将其定义为：到离家1公里以外的地方出游、主要目的是观鸟，并且是近距离观察或者鉴赏鸟类。因此如果一个人偶然看到鸟类并不是观鸟者，去动物园观看饲养的鸟类也不算观鸟。庭院观鸟或者在家附近观鸟是最普遍的形式。戴维・斯考特(David Scott)认为观鸟定义是“观鸟者就是在野生鸟类的活动与栖息地，在不影响它们正常生活的前提下观察、欣赏并且记录它们的各种特征与行为的人”。

观鸟旅游者定义就很困难，因为其最主要的目的是使研究者在旅游地很容易辨认观鸟旅游者。根据观鸟者的定义，将观鸟旅游者定义为，以到野生鸟类活动与栖息地观赏鸟类为主要目的的旅游者或者旅游的同时有目的的观察、欣赏并记录鸟类的旅游者，同时包括参加各种与观鸟相关的节事活动的游客。除了观鸟，一些鸟类爱好者还喜欢拍鸟，他们和鸟类相关的旅游活动也可以被看作是观鸟旅游。那么如果一个商务游客在旅途中恰好看到鸟类并近距离进行观察和鉴赏，或者一个陪同家人出游的游客带着望远镜和图鉴在野外近距离观赏鸟类的游客，都可以看作观鸟旅游者。国外的研究多是在观鸟旅游节会进行调查，或者给鸟会的会员发放问卷。

国外将观鸟旅游进行分类的方式是：RecreationTravelSpecialty travelEcotourismWildlifewatchingBirding，即：休闲旅游专项旅游生态旅游野生动物观赏观鸟旅游。

观鸟旅游作为生态旅游最具代表性的方式，对其研究可以弥补我国生态旅游存在的具体实践研究不足的问题。

2．2　观鸟旅游研究涉及的学科理论

观鸟旅游的蓬勃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其中有旅游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环境学家。观鸟旅游研究重点是旅游对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影响，以及观鸟旅游调查和分析。图1是国外观鸟旅游研究中应用的主要学科理论。

2．2．1　旅游经济学

观鸟旅游对经济的影响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和热点。科林格和布瑞特(Kerlinger&Brett)认为主要有直接和间接两种影响，直接影响是给旅游地带来经济收入，促进经济发展；间接影响是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如旅游商品制造业等，这些都是旅游经济学范畴。主要应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采用数据分析和模型的理论方法。

2．2．2　旅游消费行为学

观鸟旅游者是一类特殊的消费者，消费行为有很大的研究价值，有很多学者对观鸟旅游者的行为进行研究，认为他们是高收入、高学历。皮赞姆(Pizam)认为“消费者行为研究有助于为观鸟旅游者提供更好的服务，而且有助于有关部门更好的保护资源”。

2．2．3　旅游人类学

塞克斯哥路(sekercioglu)主要从目的地居民、游客以及客源地社会这三个不同视角出发，研究观鸟旅游给目的地文化等方面带来的影响。1977年，史密斯(smith)出版的《主人与客人：旅游人类学》(Host and guests：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奠定了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基础。

2．2．4　旅游心理学

从旅游动机、消费行为决策过程、消费偏好和旅游满意度分析是旅游心理学的重要内容。

3　观鸟旅游研究的方法

观鸟旅游研究的方法多是借用旅游学或者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数据的收集并不复杂，但是对于收集到的数据处理、分析却相当复杂。需要运用经济学、人类学和生态学等的研究方法。

3．1　模型方法

复杂分析需要用经济学的模型来解决。例如经济学投入产出模型(IMPLAN，A regional input-outputmodel)，格纳威(Genevieve)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这种经济活动，计算观鸟旅游给当地带来的经济收入增加和就业机会。

条件价值分析方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s)简称CVM，调查观鸟旅游者用于观鸟旅游的费用及其占他们全部收入的比例。CVM对不同的访问者进行问卷调查，主要是分析估算旅游者接受的旅游目的地价格范围。

3．2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实验的方法就是调查和推理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一般理论就可以通过对事实的细心观察而得到系统检验。实验方法是获得归纳性通则的一种惟一科学的方法。功能的方法就是采用诸如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实验逻辑方法去发现和证实一般规律。

3．3　问卷调查方法

问卷法是旅游学调查获取一手数据最主要的方法。朱莉(Julie)认为目前观鸟旅游的研究资料多数是问卷调查的结果，包括面对面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邮寄问卷等形式。

3．4　统计分析的方法

早期生态旅游研究多采用定性的描述性解释和简单的方差分析方法，现在国外学者对旅游的研究很多运用复杂的统计方法。

4　成功案例分析

观鸟兴起于英国，是早期英国贵族的休闲活动之一，有着超过200年的历史。如今，观鸟在西方已经成为一项盛行的户外运动。目前世界观鸟旅游市场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洲、日本和澳洲等发达国家，据调查，年收入超过50，000美元时就有可能产生国际旅游。仅以美国为例，美国的观鸟旅游起源于19世纪初。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皮特森(Pierterson)绘画的观鸟手册对观鸟发展有很大推动作用，20世纪初私人汽车的普及使得旅游业迅速发展，到5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进行观鸟旅游。最近20年，美国观鸟的发展是惊人的。据2000―2002年美国的国家休闲和环境调查，1／3的美国成年人表示在12个月以内至少去观一次鸟。2001年认为自己是观鸟者的人比1995年增加了27％，而1991年的数据比1982年增加了225％。调查发现，成千上万的观鸟者造访观鸟热点地区，给当地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收益。2002年，NSRE调查到观鸟者占总人数的28％，在观鸟者中离家观鸟的占40％，有1930万人；报告每年超过50天观鸟的时间，比1983年增加了332％。美国的观鸟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培育观鸟旅游市场的经验。

肯尼亚的非洲大裂谷是世界最著名的野生动物栖息地，虽然大型哺乳动物更加出名，但是铺天盖地的红鹳群也给人深刻的印象。肯尼亚凭借其旅游资源，观鸟旅游发展也非常迅速。

台湾奥万大森林游乐区，被国际8大赏鸟公司列为最佳观鸟景点，设立休憩坐椅及鸟类生态双语解说板。台湾地理景观特殊，加上雨水丰沛，形成多样性的栖地类型，非常适合各种鸟类栖息、繁殖。近年来，台湾被“国际鸟盟”列为世界“重要野鸟栖地”，拥有超过500多种的野鸟记录，珍贵特有种15种，是世界上少见稀有鸟类生态圈。

观鸟旅游成功的案例给我们的启示是：

4．1　制定发展规划和战略

美国在1994年就制定了生态旅游发展规划，以适应游客对生态旅游日益增长的需求。澳大利亚斥资1000万澳元，实施国家生态发展战略。墨西哥政府制定了“旅游面向21世纪规划”，生态旅游是该规划的重点推介项目。肯尼亚政府制定了许多重要的国家发展策略，其别将生态旅游视为重点项目。我国观鸟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如果能因地制宜的开展观鸟旅游宏观规划和国家层面的营销宣传，定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4．2　具备独特的旅游资源和熟悉鸟类学、当地观鸟环境的人才

观鸟旅游不但需要有独特丰富的鸟类资源，熟悉当地鸟类分布、鸟种的专门人才也必不可少。观鸟旅游导游的收入即使是在肯尼亚、尼泊尔这样的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也是100美元到150美元。不仅能带动当地的经济水平的增长，还能扩大就业。而目前国内观鸟旅游的导游可以说少之又少，而培养机制并没有建立。

4．3　宣传和旅游节事活动

旅游节会可以给观鸟地带来大量的游客，并且增加知名度。宣传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网站观鸟记录、观鸟游记，或者旅行社宣传。其中印制观鸟实用手册、指南，是每个观鸟旅游发展好的旅游地所必备的宣传手段。国外的观鸟节会，不仅吸引对鸟类特别感兴趣的“鸟人”，还能通过活动吸引更多感兴趣的潜在游客，这和国内举办的单一化的节会活动不同。通过节会扩大旅游地的影响力，带动相关观鸟旅游的方法，国内的经验还很欠缺。

4．4　制定法规和旅游者行为规范

1916年，美国通过了关于成立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法案，国家公园的管理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在英国，1993年就通过了新的《国家公园保护法》，旨在加强对自然景观、生态环境的保护。此外，每个观鸟地，应该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确定重点保护区、保护物种，并且制定出游客规范条例。我国对鸟类的保护虽然已经有法律法规，但是在具体的执行中没有考虑到保护的实施问题。

4．5　重视当地社区利益

生态旅游发展较早的国家肯尼亚，在生态旅游发展的过程就提出了“野生动物发展与利益分享计划”。菲律宾通过改变传统的捕鱼方式不仅发展了生态旅游业，同时也为当地人提供了替代型的收入来源。只有当地社区意识到鸟类的重要性，观鸟旅游发展能带来的经济效益，才可能投入鸟类的保护和观鸟旅游经营管理中来。同样，经营者如果尽量采用当地社区的劳动力，就会很好的保护环境、利用资源。

4．6　多种技术手段加强管理

在进行生态旅游开发的许多国家都通过对进入生态旅游区的游客量进行严格的控制，并不断监测人类行为对自然生态的影响，利用专业技术对废弃物做最小化处理，对水资源节约利用等手段以达到加强生态旅游区管理的目的。澳大利亚联合旅游部、澳大利亚旅游协会等机构还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生态旅游的指导手册。此外，很多国家都实行经营管理的分离制度，实施许可证制度加强管理。我国目前管理技术手段还很落后，在一些偏远地区，还有拉网捕鸟的案例。

4．7　NGO是主要的组织者

由于绝大多数观鸟者都是热爱大自然的人，研究观鸟旅游就不能忽视观鸟旅游和环保的关系。美 国的环保运动最早起源于19世纪末，而其原因正是当时贵族妇女用鸟的羽毛装饰帽子，引起观鸟者的强烈反对。现代人比较熟悉的蕾切尔・卡逊女士(Rachel Carson)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被认为是对美国环保运动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总统阿尔・戈尔认为“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意识，将我们带回如下在现代文明中丧失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的基本观念：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融合”。这本书的起因是，蕾切尔・卡逊女士接到一封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朋友奥尔加・哈金丝(Olga Owens Huckins)的信，诉说在家居后院饲喂的野鸟都死了(美国很多家庭都在庭院有招引鸟类的设施)，1957年飞机在那儿喷过杀虫剂消灭蚊虫，小村镇已变得毫无生气，朋友的痛苦经历迫使卡逊女士把注意力转到多年来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于是，她意识到必须要写这样一本书。

这些都反映了美国最早关心大自然保护的人正是观鸟的人，很多自然保护法都是由观鸟者促进制订的。通过对鸟类的观察记录，他们看世界的角度也在发生变化，对整个大自然的点滴变化感受也更加深刻。他们的发现将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更多的依据。

在西方国家，人们从小就接受鸟类知识方面的教育，懂得自然常识。观鸟最初虽是一种有钱有闲人参与的娱乐活动，但现在已经在各个阶层的民众中得到了广泛普及。

美国的观鸟协会也非常发达，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州立观鸟协会，城市、小镇都有几个观鸟协会，每个鸟协会都会发展自己的网站，组织活动，出版杂志等刊物，甚至定期开办讲座。可以说观鸟日渐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人们潜意识也认为观鸟者比较有品位，懂得自然，值得敬佩。

可见观鸟旅游和环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个很有趣的例子，在国内观鸟界曾产生的一场争论，网友双方各执一词，一方认为观鸟者担负着爱鸟并且保护环境的使命，另一方则认为观鸟者和其他无关，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觉得观鸟不等同于环保，他们认为有的观鸟者也会有毁坏环境、伤害鸟类的行为。这场争论也反映了多数中国的观鸟者和环保主义者对各自责任、任务的一些不同看法，也是与西方观鸟组织的不同之处。

我国观鸟事业10年的发展中，NGO起到了主导作用，而环保主义者则是这场观鸟运动的主力军。

5　中国观鸟旅游研究

观鸟旅游的发展可以解决生态旅游有名无实的尴尬局面，在中国，户外运动意义上的第一次观鸟活动出现在1996年，据说目前我国纯粹的观鸟导游只有一人。中国观鸟旅游者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但是对其研究却几乎是空白，观鸟旅游业也不能称作产业化发展。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希望通过分析目前中国观鸟旅游资源和存在的障碍因素，为旅游管理部门、经营者和当地社区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为旅游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5．1　观鸟旅游资源格局

一个地方能成为观鸟胜地，鸟类的数量和种类多与观鸟的人数多都是必要条件。没有观鸟的人长期观察积累，详细记录统计，观鸟胜地也不可能成为旅游者的目的地。约翰・马敬能(JohnMaclkinnon)博士根据一些研究结果，列出目前中国的观鸟胜地。中国的鸟类资源包括林鸟、田鸟、水鸟、高原鸟类等所有类型。分布也非常广泛，从南到北都有分布。比较著名的鸟类胜地：

黑龙江齐齐哈尔扎龙、辽宁双河口、大连老铁山、河南东寨、河南宝曼山、河北北戴河、山东长岛候鸟、山东荣成天鹅湖、湖南洞庭湖观鸟、江西鄱阳湖珍禽、安徽升金湖水禽、贵州西北威宁草海、青海湖鸟岛、宁夏沙湖观鸟、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观天鹅、云南昆明翠湖赏鸥、广州白云山“鸣春谷”、香港米埔保护区、台南曾文溪口。

从图2可以看出，鸟类热点值较高的地区都是在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以及江南的个别山地地区。特别是在云南、四川地区。这些地区鸟类数量多，而且是珍稀濒危物种。

5．2　研究的重点

5．2．1　保护区的管理

保护区应该建立鸟类档案，对保护区的鸟的种类、数量、线路都有记录。保护区开展观鸟旅游要避免两种倾向，第一是片面夸大鸟类种类数量，认为有很多资源可以开发，而游客到了目的地发现根本是不客观的。保护区可以针对自己特有的珍稀鸟类做文章，效果会更好；第二是排斥观鸟活动，对游客不予欢迎接待。当然保护区提高住宿价格等不正当经营行为也不符合生态旅游的要求。

5．2．2　科学家的实践和理论研究

国外学者不仅对鸟类的分布、数量、种类研究很详细，而且对旅游者的行为、旅游的影响都有系统的研究。中国的科学家不仅需要理论研究的提高，而且也需要更多的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对于观鸟旅游可能产生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应应该做细致的分析。通过观鸟旅游带动生态旅游的全面发展。

5．2．3　人才的培养

熟悉鸟况、精通外语的导游是观鸟旅游必备条件。此外，观鸟旅游的开发、管理人才也非常重要。外国游客到某地最需要的就是当地的导游，不但熟悉鸟况，而且对当地的自然、人文也最了解，旅游管理部门应该吸收国外经验，对当地的人才进行培训。

5．2．4　社区参与模式

生态旅游要求对旅游的投入应该最小化，尽量减少设施的投入；使当地社区的经济收益最大化，所以社区加入生态旅游的经营、接待是至关重要的。若开发和经营者是外来者，虽然能注入一定资金，但是他们并不注意长远地保护环境，而且当地居民如果不能从旅游中直接或者间接受益，会对环境产生继续的破坏行为。

5．2．5　宣传和促销

除了以上几点，对观鸟旅游的宣传和促销也很重要，最主要的是利用网站和旅行社宣传观鸟地的鸟类资源。观鸟旅游者目的性很强，他们制定计划后来看特定的鸟类，一般时间和地点都与大众旅游者不同。如果没有详细的资料可以参考，没有网站可以查看鸟类记录，他们一般对旅游地失去兴趣。而由于语言障碍，我们的网站多数是汉语记录，这样对于吸引外国游客非常不利。而我们国家旅游管理部门很多还没有将观鸟旅游作为一项产品来宣传。

6　结语

旅游人类学篇7

1.影响现有学生的职业价值观

《旅游法》的出台对旅游职业教育，尤其是旅游类专业来说，人才培养方向有了适度的更新，对旅游专业的师资、课程、教材有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学生来说，《旅游法》影响学生的职业价值观。当前旅游类专业在人才培养上对人文素养和职业操守非常重视，但复杂的旅游业大环境给学生的心理和价值观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影响，使得学生毕业进入社会后，要用相当长一段时间来进行心理调整过程和价值观重塑。《旅游法》对于整个旅游业的是一个大的冲击，这部法律的观测落实将会净化不健康的空气，对学生价值观的重塑有一个良好的促进作用。《旅游法》在诸多方面重新规范了旅游市场，规避了不合理、不健康的旅游行为，有利于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形成一个健康的职业价值观，有利于与职业岗位的顺利对接。

2.影响现在学生的就业择业观

导游是一项复杂的、高智能、高强度的服务工作，受旅行企业委托，为游客安排旅游行程的全部内容，包括食、住、游、娱、购等。为使游客在旅游过程中拥有美好的心理体验和身体体验，要求导游员们必须具有很高的科学素养、良好的敬业精神、较强的服务理念。看似简单的带着游客吃喝玩乐的工作，实际上也是对个人综合素质的全面考验。但现在导游却是一个颇受非议的职业，被社会认为是坑蒙拐骗的代名词；导游也是一个被边缘化的职业，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导游还处于旅行社利益、司机利益、客人利益和导游自我利益诸多利益方的夹缝中，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夹缝中求发展。《旅游法》下的导游站在了十字路口，感到十分困惑，很多人不敢随意触碰法律的红线，诱导游客消费，但又不甘心接受收入落差，要么选择观望，要么选择转行，也使很多立志从事导游工作的学生望而却步。

3.影响现有课程教学体系的实施

我国旅游业发展较晚，和其相配套的旅游法律法规不太完善，这就给旅游类专业的课程教学带来了一定困扰。《旅游法》的实施会让我国高职院校的旅游类专业教学体系更加科学完善，《旅游法》中许多新条款从各个方面对旅游行业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对旅游不健康的行为进行了重新的规范，这对旅游类专业的课程教学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学生通过对旅游法律的学习，重新建构比较完整的专业知识；从学生的就业渠道看，很多同学都到旅游行业工作，在校学习夯实的法律知识，对他们毕业以后从事的工作会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旅游业将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旅游法》对旅游者来说也是一个规范行为、促进文明旅游的重要保障。

4.影响现有的旅游职业教育和培训方向

《旅游法》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发展旅游职业教育和培训，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素质。旅游从业人员质量的高低与旅游类专业人才培养和继续教育培训有紧密的联系，这条法规明确了旅游职业教育和培训的重要性，同时也对旅游类专业教学和继续教育培训提出了新要求。人才是旅游业发展最核心的资源，教育培训是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所以法律明确了“国家鼓励和支持”的积极态度，下一步还需要通过社会政府各个层面的各项政策和措施来具体落实。所以，高职院校旅游类专业面对《旅游法》的实施，必须积极地调整人才培养方案，一方面必须加强学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另一方面必须开拓市场，做好旅游类人才的继续教育和培训，更好地服务社会。

二、基于《旅游法》的高职旅游管理专业教学改革对策

1.开展学习宣讲活动，让教师们知法懂法

师资力量是一所学校办学最核心的保障，高职旅游类专业的教学改革首先是教师自身的改革。高职院校要加快开展对教师的《旅游法》宣讲活动，掀起学习、研究、宣传、贯彻《旅游法》的热潮，要让教师深刻理解旅游法律法规，对传统教学中一些与旅游法不相适应的内容、手段进行修改完善。要采取送出去学习、请进来讲座、开展专题讨论、设立课题研究等方式，深入研究《旅游法》实施对教育教学工作的重大影响，尽快培训一大批全面理解《旅游法》的教师团队，让教师深刻领会立法本意和内容实质，准确把握主要制度和基本要求。

2.将《旅游法》教育贯穿于旅游教学的全过程

将《旅游法》教育贯穿于学院教学的全过程，推动《旅游法》进教室、进课堂、进课本，通过开设相关课程、编写有关教材、举办博识论坛、开展知识竞赛等，增强学生的守法意识，用《旅游法》科学指导旅游人才培养。在校教师以身示范，在授课之余尽可能多参加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活动，积极投入到旅游业务第一线，到地方相关旅游部门挂职锻炼；到旅游景点景区实地考察；到旅行社兼职工作，逐渐形成合理的、名副其实的“双师型”专业教师梯队。来自于旅游类企业的兼职讲师，不同于学校校内专任教师，可以把旅游行业中的最新发展态势、出现的最新问题展现给同学们，使课堂教学更具有现实意义。课堂教学实效高，所以要吸纳、聘请一批富有社会实践经验的一线人才，以灵活的方式参与教育教学工作。

3.整合现有的课程体系，融入《旅游法》的相关条款

高职院校旅游类专业现有课程体系大都是分散的，教学内容有较多的重复，按照高职教学理念，以项目为导向，以任务为驱动，改革课程体系，把《旅游法》的最新理念精神融入旅游类专业课程体系上，整合到教学内容中。现有的“导游业务”“景区管理”“旅行社经营”等工学结合核心课程要融入《旅游法》的相关条款。在实训教学中要开设实训专题，专门帮助学生掌握《旅游法》，把理论教学与实训教学结合起来。编写任务导向型的教材，通过模块化教学法，提高教学效果。根据旅游大类不同专业的情况，设置教学板块，有针对性地加强教学力度，使《旅游法》深入到旅游类专业学生的头脑中，使学生能够更有效地与职业岗位对接。

4.创新“旺进淡出”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就业能力

旅游管理专业培养的人才基本都输送到旅游业，从事的是一线服务类工作。为了让学生有更多的实践机会，学校可以采取“旺进淡出”的教学模式。与本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旅行社、酒店等企业开展工学结合人才培养，建设一大批高质量的校外实习实践基地。旅游旺季的时候派学生到旅行社、酒店等旅游行业去实践锻炼，等到旅游淡季的时候，学生们再回到课堂上学习专业理论知识。这种课本与社会相结合的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让学生一毕业就能走上工作岗位，主动适应工作环境，提升就业核心竞争力，保持专业发展能力。

5.举办大学生旅游文化节，培养学生协调能力

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选择举办旅游文化节的形式，提供旅游管理专业的活动平台，让更多的学生在一起共同策划、组织活动，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际事件结合在一起，让学生的才华得以施展，能力得以锻炼，提升人文与科学素质。学生可以根据旅游产业发展需要和兴趣，对旅游文化节的主题、定位、项目内容与形式等进行大胆的策划，获得从宏观到微观，从校内到校外的综合组织协调能力的锻炼。为了使举办的旅游文化节具有一定的专业水平，学校要请相关的专业教师给予一定的指导。

6.参加各级职业技能大赛，强化学生专业能力

为了紧跟旅游产业人才市场需求，旅游管理专业应组织学生参加全国性旅游管理专业技能大赛与学校学生素质大赛，建立系级大学生旅游管理专业技能系列大赛，强化对旅游管理专业动手能力的培养，并将此作为参加全国或学校相关大赛的选拔赛。

7.与旅行社合作开发实践基地，加强学生实践能力

根据行业和专业发展需要，首先，应加强校企深度合作，在旅行社经营管理、旅游产品设计、公务旅游团队接待等项目上加强合作，提高合作实效。其次，拓宽校企结合人才培养渠道。一是建立多家实践基地，根据专业特点进行不定期的分散实习；二是开发景点景区实习基地，使学生能够接触到景区服务管理的实质性工作。充分发挥校企联合办学所带来的较强的教学师资及资源优势，把企业的实践经验、资源与学校的师资力量结合起来，与企业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实现学生学习、实习、工作一体化。

8.大力开展旅游从业人员培训，拓展社会服务能力

旅游人类学篇8

[关键词]旅游资源；旅游资源群；GIs；开发潜力；陕西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04―0025―05

旅游资源是旅游产品吸引力产生的核心要素。一般而言，在区域旅游资源系统中，旅游资源是以个体的集合群的形式――旅游资源群的形式而存在，结合生态学中“生物种群”的定义，引入“旅游资源群”的概念。所谓“旅游资源群”是指占据一定地理空间同类旅游资源的集合体，旅游资源在特定的地理空间重要存在形式，是区域旅游资源系统组成的基本单位[1]。旅游资源群这一概念强调从整体出发，分析旅游资源的集群效应，研究旅游资源的属性特征，这对于旅游资源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在当前旅游资源学研究中，有关旅游资源群的研究基本上仍处于萌芽阶段。截至目前，全国范围以及部分省、直辖市、自治区尚未进行全面的旅游资源普查，旅游资源的研究仍处于资源综合开发研究阶段，对旅游资源群的研究缺乏必要的基础信息资料，更谈不上运用旅游资源群的概念来研究整个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以达到区域旅游资源的群体效应[1―6]。本文采用自2003年8月开始，历时2年多的陕西旅游资源普查工作获取的第一手数据，结合GIS技术和统计分析方法，对陕西区域各大类旅游资源群中个体的分布进行了可视化，计算出各群的开发潜力，并从多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与评价。

1　研究区概况

陕西省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国南北景观荟萃与过渡的交融区，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特色鲜明、绚丽多彩。5000年文明所积淀的文物古迹、历史遗存遍布三秦大地；陕北高原、关中盆地和秦巴山地，构成了大量的、独具魅力的自然景观，是我国最重要的旅游资源大省之一。陕西位处欧亚大陆桥的中枢位置，起着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的战略作用，地理位置重要，交通便利，科技和文化教育较发达，为旅游业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良好条件。

经普查，截至2005年9月，陕西省旅游资源有9972个，按类型可分为两类：自然类型654个，占6.6％，人文类型9318个，占93.4％；按等级可分为6个级别：5级154个，4级409个，3级1165个，2级1378个，1级2373个，未获级4493个。在11个地市、区中，旅游资源单体最多的是西安市，共计2148个，其中优良级(3级以上)旅游资源单体自然类型25个，人文类型551个，最少的是杨凌区，共计86个，其中优良级旅游资源单体自然类型0个，人文类型24个。以上数据充分表明，陕西省是一个旅游资源大省，人文类型旅游单体占多数，空间分布广泛，见图1。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对陕西区域旅游资源群的开发潜力进行研究，首先应计算出其开发潜力，但由于该过程中需要相关的图形数据和统计数据，故研究方法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全部旅游资源普查数据的可视化与统计、旅游资源群开发潜力的计算。

2.1普查数据可视化与统计方法

由于陕西旅游资源普查获得的最新资料涉及的数据量大，种类繁多，覆盖范围较广，因此为了便于普查数据的可视化与统计，必须对其建立空间数据库。本研究利用普查获得的各个旅游资源地理位置数据，批量导人到GIS软件中，实现普查数据的图形化显示，建立图形数据库，并对属性数据(如名称、种类、级别、行政隶属等)进行分类、编码，建立属性数据库，然后实现这两个数据库的链接，从而建立陕西旅游资源空间数据库。在该库的基础上，通过条件查询，实现各区域的面积量算以及各类型旅游资源数量的统计，并用GIS软件的运用空间分析功能，算出各类型旅游资源单体之间的距离之和n]。

2.2开发潜力计算方法

根据开发潜力的概念界定，旅游资源群开发潜力的大小决定于区域旅游资源群规模大小和集聚程度以及资源优越度指数的高低，是由旅游资源群的规模度、集聚度和优越度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区域内旅游资源群而言，聚集度指数越小，则旅游资源聚集度越大，旅游资源单体间关联度越强；规模度指数越大，则单位面积内旅游资源单体数量越多；优越度指数越大，则区域中优良级旅游资源单体数量越多，旅游资源群市场知名度就越高，市场开发潜力就越大[1]。

考虑到这三种指数对于区域旅游资源群总体开发潜力的不同影响，本研究认为各指数对总体开发潜力的影响权重一致，因此，区域旅游资源群开发潜力可用公式表示：

pij=Sij+Dij/Rij

(1)

其中：Pij为第i个区域内j类旅游资源群的开发潜力；Sij为第i个区域内j类旅游资源群优越度指数；Dij为第i个区域内j类旅游资源群规模度指数；Rij为第i个区域内j类旅游资源群聚集度指数[1]。

3　陕西区域旅游资源普查数据可视化与统计

3.1数据可视化

此次旅游资源普查结果显示，陕西省共有9972个旅游单体，数量大，类型、等级较多，因此，在标注旅游单体时，本项研究采用文件读取的方法，将旅游单体批量生成旅游资源单体数据库，然后在ArcGIS软件的支持下，在基础要素图上标注出来，从而获得陕西省旅游资源分布图，见图1。

3.2数据统计

在本次陕西旅游资源普查中，采用的分类体系是国家旅游资源分类标准(GB/T 19872―2003)，将陕西旅游资源划分为主类一亚类一基本类型三个层次，分属地文景观(A)、水域风光(B)、生物景观(C)、天象与气候景观(D)、遗址遗迹(E)、建筑与设施(F)、旅游商品(G)和人文活动(H)等8个主 类，31个亚类，155个基本类型；按分级体系划分为3个优良级(5级、4级、3级)和3个一般级(2级、1级、0级)。陕西省旅游单体分区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4　陕西区域旅游资源群开发潜力计算

本研究考虑到研究的意义及难易程度，分8个主类计算了陕西区域旅游资源群的开发潜力。根据公式(1)得知，欲计算出旅游资源群的开发潜力，必须首先得到聚集度指数、优越度指数和规模度指数。

4.1三种指数的计算

聚集度指数(conglomeration)反映了旅游资源群个体空间分布聚集程度，是旅游资源群个体关联度程度大小的重要体现，它是衡量旅游资源群个体在空间上纵向排列所产生的屏蔽效应大小程度的重要指标。把旅游资源单体看作点要素，则聚集度与最邻近点之间的距离的平均值和点密度成正比关系。优越度指数(dominance)是表示优良级旅游资源在同一区域、同类型旅游资源群中的地位指标，它表明区域旅游资源组成中此类旅游资源类型在旅游资源群中的支配程度，与区域内优良级旅游资源单体数量成正比关系，与旅游资源群旅游资源单体总数成反比关系。规模度指数(dimensions)是指单位面积内旅游资源单体数量，其值越大表明区域内旅游资源规模越大，它与旅游资源群中单体数量成正比关系，与区域面积成反比关系[1]。根据以上各指数的定义，不难算出陕西区域旅游资源群的聚集度指数、优势度指数和规模度指数。

4.2开发潜力的计算

根据公式(1)，将各区域各类型旅游资源群的聚集度指数、优越度指数和规模度指数代入，即可计算出陕西区域各主类旅游资源群的开发潜力，其结果如表2所示。

5　结论与讨论

经过对表2和图2的统计、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从整体来看，各类旅游资源群中，开发潜力从大到小排在前五位的依次是杨凌的人文活动旅游资源群(1.6415)、杨凌的建筑与设施旅游资源群(1.1653)、绒阳的人文活动旅游资源群(1.1486)、西安的建筑与设施旅游资源群(0.9802)、西安的人文活动旅游资源群(0.7534)。从所处的地理位置方面分析，杨凌、咸阳、西安这三个区域都位于关中平原，并且相毗邻，交通便利，从旅游资源群的类型方面分析，人文活动、建筑与设施这两类旅游资源群的开发潜力在全省范围内相对较大，各类旅游资源群的开发潜力平均值同样体现了这个规律，即建筑设施旅游资源群的平均开发潜力为0.551，人文活动旅游资源群的平均开发潜力为0.5332，由此可见，陕西省的旅游资源群开发应以西安、咸阳和杨凌这三个区域为中心，实现“西一咸一体化”旅游资源的规模化开发，开发的重点应放在人文活动和建筑与设施旅游资源群方面。

(2)从旅游资源群的类型来看，地文景观旅游资源群开发潜力最大的区域是商洛(0.5818)，这是因为商洛虽仅拥有17个优良级地文景观旅游资源，不及安康、宝鸡和汉中，但这些资源相对比较集中，如金丝大峡谷、柞水溶洞等；水域风光旅游资源群开发潜力最大的区域是渭南(0.3455)，经统计分析，渭南拥有6个优良级水域风光旅游资源，如华山风景名胜区等，从数量上就已排在全省其他区域的前列；生物景观旅游资源群开发潜力最大的区域是延安(0.6533)，延安拥有7个生物景观旅游资源，如山丹丹花等，所处地理位置相对比较集中，故其开发潜力最大；天象与气候景观旅游资源群开发潜力最大的区域是宝鸡(0.2183)，经统计，全省范围内，优良级天象与气候景观旅游资源仅有1个，就是位于宝鸡眉县境内的平安云海；遗址遗迹旅游资源群开发潜力最大的区域是杨凌(0.143)，虽杨凌仅拥有1个优良级遗址遗迹旅游资源疙瘩庙遗址，在数量上位居全省倒数第一，但由于交通便利，故其开发潜力最大；建筑与设施旅游资源群开发潜力最大的区域也是杨凌(1.1653)。这是因为杨凌虽然拥有19个优良级建筑与设施旅游资源，在数量上位居全省倒数第二，但由于杨凌本身区域范围较小，这些资源的位置分布非常集中，故其开发潜力最大；旅游商品旅游资源群开发潜力最大的区域是西安(0.5195)，经统计分析，西安拥有28个优良级旅游商品旅游资源，如西安羊肉泡馍等，在数量上具有绝对的优势，且位置相对集中，位于市区，故其开发潜力最大；人文活动旅游资源群开发潜力最大的区域还是杨凌(1.6415)，杨凌拥有2个优良级人文活动旅游资源，后稷和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虽然数量上非常少，但所处地理位置很集中，故其开发潜力最大。根据上述结论，陕西各种旅游资源群的开发可结合不同区域的不同旅游资源群特点，充分发挥各区域的旅游资源群优势，整体提高陕西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水平。

(3)从各区域来看，8大类旅游资源群的开发潜力总值最大的是杨凌(3.393)，西安次之(3.236)，位于开发潜力总平均值(2.172)之上依次还有咸阳(2.696)、延安(2.582)。经查阅相关资料并分析普查数据发现，杨凌区是1997年国家批准的高科技农业示范区，经近几年来国家不断投资建设，现已交通便利，路网密织，虽范围最小，但有24个优良级旅游资源，如水上运动中心、昆虫博物馆、人工降雨大厅、后稷和杨凌国际节水科技博览园等，分布非常集中；西安是陕西省的省会，行政、文化集中的文明古城，具有悠久的历史，旅游资源数量占陕西省旅游资源总数量的1/4左右，有全世界闻名遐迩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等诸多享有盛名的旅游资源；咸阳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有不少与历史有关的旅游资源，如乾陵、茂陵、汉武帝刘彻等，同时交通便利，国际机场位于该区域内；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有最具特色的黄河文化、祭祖文化，东临黄河，与山西相邻，西与甘肃接壤，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旅游资源数量约占陕西省旅游资源总数量的1/8。以上分析发现，从旅游资源群的角度考虑，陕西省的旅游资源开发应以这几个区域为中心，发挥各自的优势，特别是延安的特色红色旅游，同时把集群式旅游资源开发模式作为新思路，产生群体效应，最终实现整个陕西省的旅游资源更科学、有效的开发。

总之，本文利用“旅游资源群”这一概念及开发潜力计算方法，得出了陕西区域各旅游资源群开发潜力，从资源集群的角度出发，经整体、全面的分析，总结出陕西区域旅游资源的空间集群特征，把生态学的种群观点引入到旅游资源研究中，探索了新的研究思路，对于陕西区域旅游资源规划与开发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9271037)

[收稿日期]2006―12―13

[作者简介]张君(1980―)，女，陕西西安人，研究实习员，硕士，主要从事统计与GIS应用研究，E-mail:。

[参考文献]

[1]席建超，葛全胜，成升魁，等．旅游资源群：概念特征、空间结构、开发潜力研究[J]．资源科学，2004,26(1)：91―98．

[2]郭来喜，吴必虎，刘锋，等．旅游资源分类系统及其类型评价研究[J]．地理学报，2000，55(3)：294―301．

[3]章锦河，张捷，刘泽华．基于旅游场理论的区域旅游空间竞争研究[J]．地理科学。2005,25(2)：248―256．

[4]林岚，赵清，赵淑玲，等．旅游保护性开发区划的实施途径与案例研究[J]．地理科学，2005，25(4)：501―507．

[5]马耀峰．新世纪陕西旅游产品的开发[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32(1)：85―89．

旅游人类学篇9

【关键词】高尔夫专业　旅游类高职高专　措施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2）08C-0164-02

高尔夫、温泉旅游、滑雪被称为世界三大主题度假旅游休闲活动。而高尔夫球是三大休闲旅游体育中发展较快的项目之一，特别是高尔夫成为2016年奥运会比赛正式项目以后，世界各国加快了对高尔夫球运动的开展。高尔夫在我国快速崛起，目前我国已有许多普通高等院校不同程度地开展了高尔夫专业。旅游类高职高专院校根据自身的特点也加快了高尔夫专业的开展，本文通过对5所开展高尔夫专业的旅游类高职高专院校（南京旅游职业学院、山东旅游职业学院、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的部分教师与学生进行问卷调研，并对部分在高尔夫专业教育一线的教师进行访谈，为本论文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山东旅游职业学院、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简称“中国旅游院校五星联盟”）。

（二）研究方法

一是文献法。查阅多篇高尔夫的文献资料。二是问卷调查法。对“中国旅游院校五星联盟”部分教师和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三是访谈法。对部分在旅游类院校高尔夫专业教学一线的教师进行了访谈。四是数理统计法。回收的问卷整理后，采用Excel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为本研究服务。

二、我国旅游类高职高专院校开展高尔夫专业的动力

目前我国高尔夫俱乐部人才需求不断增加。2008年需求总人数为4800人，2009年需求总人数为7500人，2010年需求总人数为10000人左右，可见，随着高尔夫的发展，高尔夫俱乐部为加快自身的发展，需更多的人才来增强实力，其对人才数量的需求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据专家估计，一家正常运营的高尔夫球场，需要专业经营、管理人才350人，而目前绝大部分高尔夫球场的工作人员没有经过正规培训，企业被迫无奈，通过高薪聘请国外专业人才，本土专业人才缺口5～7万人。据深圳大学高尔夫学院介绍，每年学高尔夫专业的学生还未毕业就被高尔夫球场及相关企业预订一空，连续几年就业率高达100％。高效就业率是旅游类高职高专开展高尔夫球运动专业的动力。

通过对我国20家高尔夫俱乐部市场需求进行问卷调查（n=20）可以看出，目前我国高尔夫市场对高尔夫专业人才需求量还是比较大。如表1所示。

三、影响我国旅游类高职高专院校高尔夫专业开展的主要因素

通过对“中国旅游院校五星联盟”高尔夫专业25名教师和125名学生，就“影响高尔夫专业在旅游高职高专院校开展的因素”调查得出：排在第一位的是高尔夫专业的专业设计；第二位是高尔夫专业的师资状况；第三位是高尔夫球场与器材；第四位是学生对高尔夫的了解不多，第五位是其他因素。

（一）对旅游类高职高专部分高尔夫专业教师就专业设计合理性进行问卷调查（n=25）。对25名“中国旅游院校五星联盟”高尔夫专业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得出：我国旅游类高职高专院校高尔夫专业设计非常合理的约为16％；基本合理的约为24％；一般合理的为40％；不太合理的为12％；不合理的为8％，从表2可以看出旅游类高职高专院校高尔夫专业设计基本合理。

（二）旅游类院校高尔夫专业师资调查。调查发现，我国旅游类高职高专院校25名高尔夫专业教师中，其中高级职称的5名，占总数的20％，中级职称12名，占总数的48％，初级职称的8名，占总数的32％，由此看出我国旅游类高职高专院校高尔夫专业教师的职称偏低。通过访谈得知，我国旅游类高职高专院校高尔夫球教师大部分是半路出家，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基本没有参加过高尔夫球职业赛事，缺乏高尔夫比赛经验，严重缺乏高水平教练及科研人员，旅游类高职高专院校高尔夫专业师资队伍的建设是旅游类高职高专院校高尔夫专业开展的重要因素。

（三）对旅游类高职高专高尔夫球场的调查。调查发现，标准18洞的比赛场为O个；一般练习场为7个。高尔夫球场和器材是开展高尔夫球运动必不可少的物资条件，良好的场地条件是日常教学、训练的有力保证。

（四）对旅游类高职高专院校高尔夫专业学生就对“高尔夫的了解”的调查（n=125）。从表3看出，旅游类高职高专学生非常了解高尔夫球的为6.4％；基本了解的为15.2％；一般了解为18.44％；不太了解的为21.6％；不了解的为38.4％，从调查可以看出大部分学生对高尔夫还不太了解。

四、加强旅游类高职高专院校高尔夫专业建设的可行性措施

（一）加强旅游类高职高专高尔夫专业的学科建设

通过对部分在高尔夫专业教学一线的教师访谈得出，我国旅游类院校基本能根据自身特点出发，立足于学校特色，制定适合自身的高尔夫专业课程，制定高尔夫专业人才培养计划，在教学内容、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机制建设、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实践内容建设、教学大纲、教学评价等重要指标都建立了自己的特色，在课程设计上面包括了专修课程、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有的旅游类高职高专院校还专门就高尔夫专业人才需求做了市场调查，培养更多适合社会需要的人才。

（二）加强旅游类高职高专高尔夫专业人才培养

1　高尔夫专业师资团队的培养。通过对旅游类高职高专院校调查统计，高尔夫专业教师职称方面有5名高级职称教师，高级职称的教师比例还是偏少，高尔夫专业的主力军是初级和中级的教师，因此旅游类高职高专需要加强师资团队的建设。利用现有高级职称教师的丰富教学经验、突出的科研能力，手把手地带动年轻教师，做到“营销学”中的“小圈子大效应”的先进观念；把中级职称这个阶段的教师重点培养，尽快完成他们的职称建设，有机会可送出去培养，送出国外去学习一些先进的管理经验及高超的高尔夫技术；加强初级职称教师的业务水平建设，加强理论水平的提高，鼓励到高水平院校进修更高学历；让教师到一些大型的高尔夫俱乐部挂职锻炼，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尽快完成角色的转变；有能力的旅游类高职高专可尽量引进高职称、高学历、高技术的三高人才；还可以加大旅游高职高专学术交流，邀请一些知名的高尔夫球教练及著名的高尔夫俱乐部管理人员来校传播知识。

2　学生队伍的培养。旅游类高职高专在学生队伍的培养中，首先从市场需要出发，做好市场调研工作，紧密与企事业单位联系在一起，了解企事业单位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充分利用好实习期，尽早安排学生去企事业单位实习，让企事业单位来培养企事业单位需要的人才；其次是从旅游类高职高专学校的特点出发，利用好高职高专实习期长，办学灵活的特点，培养出有经验、动手能力强的优秀人才；最后从学生的本身特点出发，旅游类高职高专的学生基本是经过普通高考进入的学校，没有高尔夫的特长生，旅游类高职高专培养的重点目标是管理人员、前厅接待、草坪维护和球童方面人才。

3　加大旅游类高职高专高尔夫专业在校宣传。调查发现，被调查的学生对高尔夫球还不太了解，为此应加大旅游类高职高专高尔夫专业在学校宣传活动。首先，加深全校学生对高尔夫球运动的认识；其次，在旅游类高职高专开设高尔夫体育课，让学生掌握简单的高尔夫知识、简单的裁判规则，学会怎么打高尔夫球；最后，组织“中国旅游院校五星联盟高尔夫球邀请联赛”，并打造成传统的品牌赛事，由五个旅游高职高专院校轮流主办，邀请一些著名的高尔夫俱乐部参加，整个赛事策划、筹备、组织、裁判等都由教师指导学生来完成，这样既可以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又可以让俱乐部来认可旅游高职高专院校培养的高尔夫专业人才。

（三）加强场地及器材建设

高尔夫场地和器材是开展高尔夫运动必不可少的物资条件，良好的场地条件是日常教学、训练的有力保证。通过对旅游类高职高专高尔夫球场调查发现，五所旅游类高职高专学校都不具备建造一个18洞标准的高尔夫比赛场。其实旅游类高职高专重点目标是培养管理人员、前厅接待、草坪维护和球僮方面人才，不是培养高尔夫职业运动员、高水平运动员，只要掌握简单的裁判规则和基本的高尔夫球技术，学校不会举办高尔夫球职业赛事，没必要建设标准18洞高尔夫球比赛球场，只要一般的练习场来满足教学与简单的训练便可，至于旅游类高职高专联赛场地可以租用高尔夫俱乐部场地，也可以通过邀请俱乐部并指定俱乐部提供比赛用场。且高尔夫球的器材昂贵，笔者对几家高尔夫球运动器材进行了了解，一套好的高尔夫球杆需要10000元以上，质量差的也要1000多元。作为学校办学不必买下整套球杆，只需买一定量的一般的高尔夫球杆。

旅游人类学篇10

【关键词】旅游后花园理论 美学 弱势旅游地区

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旅游活动内容丰富，具有多重功能，诸如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与环保功能等等。从构成要素看，旅游是集“行、游、住、食、娱、购”等内容为一体的综合性社会实践活动。但从本质意义上看，旅游观光是一项综合性的审美实践活动，它集自然美、艺术美、社会美与生活美之大成，熔文物、古迹、建设、园林、绘画、书法、雕塑、篆刻、音乐、歌舞、服饰、陈设、烹饪、民情、风俗等于一炉，涉及审美的一切领域和一切形态。构建“旅游后花园理论”的美学依据有一定现实意义。

一、旅游后花园理论

在我国，构建旅游后花园理论还是个新兴事物，学术界对旅游后花园的理论研究还是空白，尚没有关于旅游后花园的概念界定，只有少数地区明确提出建设旅游后花园的规划，如2001年江西省委省政府确立建设沿海旅游休闲后花园的战略决策；南京浦口区提出建设南京市旅游后花园的目标等。

本课题组尝试对其做如下定义：旅游后花园是指旅游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运用科学的手段，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旅游需求发展的趋势，相对区域旅游中心城市或地区提出的一种旅游发展定位模式。该理论的核心是依附于中心旅游城市来发展自身旅游，主要通过体系休闲化和田园化等吸引旅游中心城市的游客。近年来，在政府的强势推进下，各地区区域旅游联动从局部的、零星的和松散型合作转向高层次的、全方位的和紧密型合作，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

二、构建旅游后花园理论的美学依据

（一）弱势旅游地区一般以原生态自然景观为主

尽管在现代化大众传媒网络的频繁刺激和交叉影响下，不同形式的旅游信息和促销手段随处可见，旅游审美需求具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性。但正所谓风景这边独好，弱势旅游地区一般以原生态自然景观为主，在生态主义风起云涌的大背景下，弱势旅游景区因其生态性特质，加之休假制度的改革促进了不对等区域间短途旅游的兴起。例如五一假期缩短、小假期增多等，旅游市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不仅“短途游”备受青睐，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在钢筋水泥丛中的都市人已开始逐渐厌倦城市中的生活氛围，他们已不再满足于普通的观光旅游，而希望获得一种愉悦的经历，强调一种参与，一种体验，他们渴望去感受大自然的真山真水，寻求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感受，渴求在宁静与自然中彻底放松自己，他们希望在安全、洁净、卫生的前提下，能有更多新奇的见闻和感受，能了解到乡村特色民俗风土人情，那么，弱势地区相比中心景区因而更加可能使得旅游者实现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之“高峰体验”，获得极高的审美享受。总之，就目前国内游客流向的趋势来看，已形成“回归自然，追求野趣”，“绿色田野”，“生态环境”等旅游时尚，并日益成为诸多旅游动机中的优势动机，这就使得弱势地区提供的旅游产品与强势地区有着明显的区别，更有利于弱势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以苏北旅游文化资源开发为例，以徐州的战事文化、两汉文化，连云港的神话英雄（孙悟空）、淮阴的豪杰遗踪等为重点开展文化旅游，同时在民俗乡情浓厚的城镇发展风情旅游，如武术之乡、窑湾古镇、古邳八景、盱眙胜迹等；利用江苏的教育科研优势，大力发展科考与修学旅游，将散点的文化遗迹串联成线，如古文化探源、古墓葬考察、武术健身等。此外，还要充分利用全省仅有的滨海旅游资源、珍稀动物资源，发展度假、休闲旅游与生态旅游。把弱势地区的优势充分展现出来，吸引更多的旅游者来这里旅游，比如苏北盐城，地处里下河水乡，自然风光独具特色，东线有丹顶鹤、麋鹿、中华鲟三个自然保护区为依托的沿海风光带；西线有大纵湖、九龙口、马家荡为依托的湖荡风光带。

（二）构建旅游后花园理论的美学依据

构建旅游后花园理论的美学依据就是在人类重视生态环保的大背景下，借由弱势旅游景区一般具有生态优势的特点，实现人类通过旅游活动参与自然的行动，突破旅游单纯为了调节心理环境的目的，真正实现旅游能使人与天地合，获得精神的极大欢快，造就具有优美灵魂的人的终极目的。

诚如李泽厚在《艺术杂谈》中所言：把美学仅仅规定为艺术理论，似乎就太局限了。人们要游历，要观赏自然美，要游玩到大自然中，要美化生活，从外表到内心，都希望符合美的要求。时展到今天，人类已经陷入到完全依靠高科技已不能彻底解决生态问题的尴尬境遇中了，人类借助旅游、文学等“心”的活动自觉而郑重地参与自然的时候到了，旅游将从稀释人心的贪婪入手，借由山水自然景观使人类拥有辽阔的情怀：对动物关心，对生命爱护，对大自然感激，最终使旅游持久性地在人类拯救地球，缓解生态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旅游是人“心”的活动，人在旅游审美活动中，完善了人性，提升了人类感性认识世界的能力，同时也获取了更为丰富的理性知识，提高了人类理性认知世界的水平，慢慢地实现“旅游参与自然的手段”，开始“旅游参与自然”的行动轨迹：产生审美快感唤起对自然的同情、悲悯和人道主义精神自我净化自觉服从自然规律节欲获得辽阔的人类情感。意即在亲临自然风物中安慰和净化人类灵魂，在认同自然美景中顺应自然规律，甚至在对最卑微的小生物的悲悯中，感受生命的真谛与平等性，自觉地服从自然循环的节奏变化，融身自然，体会“宇宙之大，蝼蚁之微，等无差别”，从灵魂深处珍惜生命，爱惜地球，鄙视贪欲，节制物欲，彻底放弃对于自然资源的毁灭性开采，有节制地进行物质能量的交换，善待自然和生命，唤醒精神性自然的意识，从此人类生活在由善良、质朴、公正和宽容等美好的人性织造的社会风气里，相互滋润，和谐发展。

“旅游参与自然”对我们恢复人类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具有现实意义，构建旅游后花园里理论的美学依据就是在人类重视生态环保的大背景下，借由弱势旅游景区一般具有生态优势的特点，实现人类通过旅游活动参与自然的行动，突破旅游单纯为了调节心理环境的目的，真正实现旅游能使人与天地合，获得精神的极大欢快，造就具有优美灵魂的人的终极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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