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的种类十篇

对联的种类篇1

    按照使用的时间和场合分，可把对联分为应用联和装饰联两大类。    （1）应用联。包括贺联、挽联、春联。    贺联，是用于节日贺庆、结婚、寿诞和其它喜事贺庆的对联。    挽联，是用于对死者表示深切哀悼和纪念的对联。    春联，是用于描述迎接春天的来临，借此说吉祥话，恭喜发财，万事如意，喜庆丰收，宣传党和国家政策，颂扬新风尚等的对联。    （2）装饰联。是用于美化环境的对联，也是装饰亭、台、楼、阁、名胜古迹、书房、卧室，名画宝砚的对联

对联的种类篇2

下面笔者根据临床实践经验将治疗糖尿病常用的6种联合用药方法介绍如下:

1将磺脲类药物与双胍类药物联合应用。糖尿病的发病是由于患者胰岛素分泌功能有缺陷和存在胰岛素抵抗造成的。磺脲类药物具有促进胰岛素分泌的作用,双胍类药物可以改善患者胰岛素抵抗的状况。因此,将这两种药物联合应用是一种针对糖尿病病因进行治疗的方案。糖尿病患者联合使用这两类药物后,其空腹血糖、餐后血糖以及糖化血红蛋白等指标均会有明显的下降,同时可以避免单独使用磺脲类药物所引起的体重增加等副作用,而且对患者可能存在的脂代谢紊乱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一般来说,肥胖的糖尿病患者可首选双胍类药物进行治疗,当单用双胍类药物疗效不佳时,可联合使用磺脲类药物。非肥胖的糖尿病患者可首选磺脲类药物进行治疗,当单用磺脲类药物疗效不佳时,可联合使用双胍类药物。在这种联合用药方法中,常用的磺脲类药物有格列吡嗪(优哒灵、迪沙)、格列齐特(达美康)等,常用的双胍类药物有二甲双胍、美迪康等。

2将磺脲类药物与α-糖苷酶抑制剂联合应用。当糖尿病患者单用磺脲类药物控制血糖(尤其是餐后血糖)效果不佳时,可以加用α-糖苷酶抑制剂(餐时嚼碎服用)。α-糖苷酶抑制剂可使餐后血糖明显下降,同时可以减少磺脲类药物的用量,减轻磺脲类药物对胰岛β细胞的刺激,保护胰岛β细胞的功能。但要注意的是,这两种药物药性作用相加,有可能增加糖尿病患者低血糖的发生率。在这种联合用药方法中,常用的α-糖苷酶抑制剂有阿卡波糖(拜糖平、卡博平)、伏格列波糖(倍欣)等,常用的磺脲类药物有甲苯磺丁脲(D-860)、格列本脲(优降糖、消渴丸)等。

3将双胍类药物与α-糖苷酶抑制剂联合应用。二甲双胍类药物主要可降低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血糖,抑制葡萄糖在肝内的生成,而α-糖苷酶抑制剂主要可降低糖尿病患者的餐后血糖。将两种药物联合使用,会使其降糖作用相加。此治疗方案除了能够减轻糖尿病患者的体重以外,还可以改善胰岛素抵抗,故比较适合肥胖的糖尿病患者使用。但应注意的是,这两种药物的联合使用可能会增加药物对胃肠道的副作用。根据国外的一项大规模临床研究表明,经饮食调理与使用二甲双胍进行治疗,血糖控制得不佳的糖尿病患者同时联用阿卡波糖治疗一年后,其空腹血糖下降了1.5毫摩尔/升(27毫克/分升),其糖化血红蛋白(HbA1C)下降了0.8%。在这种联合用药方法中,常用的双胍类药物有苯乙双胍、美迪康等,常用的α-糖苷酶抑制剂有阿卡波糖、伏格列波糖等。

4将双胍类药物与噻唑烷二酮类药物联合应用。这两种药物均可改善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抵抗的状况,但作用的部位和机制存在差别。二甲双胍可改善肝胰岛素抵抗,抑制内源性葡萄糖的生成;噻唑烷二酮类药物可改善骨骼肌胰岛素抵抗,促进葡萄糖的摄取和利用。两药联合使用其作用可互补,使其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和降糖作用叠加。二甲双胍还可抵消噻唑烷二酮类药物可使患者体重增加、使患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升高的副作用。研究证实,糖尿病患者单独应用二甲双胍或噻唑烷二酮类药物均可使其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降低20%~25%,将两药联用3个月后,其空腹血糖可再度下降2.28毫摩尔/升(41毫克/分升),其糖化血红蛋白可下降1.2%。在这种联合用药方法中,常用的双胍类药物有二甲双胍、美迪康等,常用的噻唑烷二酮类药物有罗格列酮、吡格列酮等。

5将非磺脲类胰岛素促泌剂与双胍类药物联合应用。非磺脲类胰岛素促泌剂(如诺和龙)对于控制餐后血糖有显著的作用,而双胍类药物控制空腹血糖的作用更大。研究表明:将二者联合使用可使糖尿病患者很好地控制血糖,而且对体重无影响,发生低血糖事件的比率也比单独应用磺脲类药物、双胍类药物要低得多。在这种联合用药方法中,非磺脲类胰岛素促泌剂类药物有那格列奈(唐力)、瑞格列奈(诺和龙)等,双胍类药物有二甲双胍、美迪康等。

对联的种类篇3

关键词：政治联系方式；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公益性捐赠；赋值法；虚拟变量法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10)01-0089-11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来，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民营企业的数量目前已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0％以上，民营经济的总产值已经占到GDP的50％左右，民营经济的税收占全国税收总额的近一半，民营经济带动的就业已经占到新增就业的75％以上(王健林，2008)。随着民营企业经济实力的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逐渐选择以各种方式回馈社会，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其中，公益性捐赠、创办基金会及参加各种类型的公益活动等成为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途径和方式―譬如，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捐赠活动中，王老吉、蒙牛、李宁、安踏等民营企业都几乎在第一时间捐助1000万元以上，其中王老吉的赈灾捐款更是高达1亿元。实际上，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崛起，在公益捐赠的舞台上，民营企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据2009中国慈善排行榜榜单显示，民营企业数量占42.7％，捐赠总额约为50亿元，占全部捐赠总额的41.3％，远远高于国有及外资企业。可见，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和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那么，究竟什么因素促使并激励民营企业通过公益性捐赠行为来履行社会责任?我们仔细分析了进行公益捐赠的民营上市公司的特征(参见表3、表4)，发现约86.63％的民营上市公司进行了公益捐赠。而具有一种或多种政治联系的民营上市公司约占68.6％――从概率上讲，具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上市公司进行公益捐赠的比例约为59.43％(86.63％×68.6％)①。那么，究竟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是否会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其捐赠行为(捐赠金额)呢?本文以公益性捐赠为视角，手工搜集了中国资本市场民营上市公司2004-2006年的政治联系数据，实证检验了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方式对其捐赠行为的影响。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1)将“关系”(公司政治联系)引入社会责任研究领域，为民营上市公司的公益性捐赠行为提供了一个更为基础性的解释；(2)细致地考察了我国转轨经济的制度背景，将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联系明确区分为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和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分析政治联系的不同方式对其公益性捐赠行为的影响；(3)拓宽了政治联系的度量方法，更为合理地衡量了不同级别政治联系的影响力，对不同政治联系方式，分别采用虚拟变量法和赋值法予以度量。此外，本文还揭示了赋值法相比虚拟变量法在经济显著性方面的优势(尽管统计显著性类似)。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了相关文献中公益性捐赠的研究、政治联系衡量方法及政治联系方式的研究；第三部分是理论分析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第四部分是本文的研究设计；第五部分报告实证研究结果并对其进行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和进一步研究方向。

二、文献回顾

(一)公益性捐赠的研究

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重要方式的公益性捐赠，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对于公司大量存在的公益性捐赠现象，国外学者主要从捐赠动机进行解释，亦考察影响捐赠的因素。

关于捐赠动机的研究主要有竞争优势论和声誉论②。Porter等(2002)提出了竞争优势论，认为公司的竞争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所生存的环境，所以往往借助于慈善活动改善竞争环境――包括要素环境、需求环境、战略和竞争环境、相关产业环境等，从而形成公司自身的竞争优势。Fombrun等(1990)提出了声誉资本，将声誉视为一种企业投资形成的资产，并以美国292个大型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声誉机制。研究结果发现，社会责任是公众评价公司声誉的三个重要指标之一，从而指出履行社会责任是一种典型的声誉投资行为。Turban等(1997)在Fombrun等(1990)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社会身份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和信号理论(Signaling Theory)，提出“捐赠一招聘”机制，即企业捐赠能够提升企业声誉，向社会传递积极信号，从而为企业吸引了大量优秀人才。他们以633个组织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也的确支持了慈善捐赠确实会增大组织对应聘者的吸引力的假设。Brammer等(2005)的研究则表明：公司捐赠越多，越能形成好的声誉，且慈善捐赠能够弥补企业的伤害行为。Cod―frey(2005)在综合大量文献的基础上，解释了“善有善报”(good deeds ealTl chits)――公司的慈善活动能够在社区和利益相关者中产生积极的道德资本(moral capital)；而道德资本能够为公司的关系资产(re.1ationship-based intangible assets)④提供一种类似于保险的保护，即道德资本能减少关系资产损失，从而增进了股东财富。

对公司捐赠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有：Johnson(1966)通过调查得出，业绩是企业捐赠的最主要决定因素。Useem(1988)的研究表明公司规模会影响其捐赠行为。Werbel等(2002)、Campbell等(1999)研究了CEO对公司公益性捐赠的影响，结果表明CEO个人的思想意识对公司捐赠行为起重要作用。Au.ten等(2002)、Greene等(2001)的研究表明税收因素会对捐赠产生影响。Brammer等(2005)以英国不同行业的大公司为样本的研究表明，企业规模、组织透明度以及行业性质会影响公司的捐赠。

国内学者对中国企业公益性捐赠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其中钟宏武(2007a)对慈善捐赠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钟宏武(2007b)在吸收大量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综合性解释框架，将慈善捐赠作用划分为保值作用和增值作用。保值类捐赠可以给企业带来合法保护或伤害保险作用，防止企业价值的损失。增值类捐赠可以增加企业的关系资产，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巩固企业资源基础或减少资源约束，形成核心能力，增强竞争优势，直接或间接地改善企业绩效。

(二)政治联系的衡量方法与政治联系方式的区分

1　政治联系的衡量方法

对公司政治联系的各种衡量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高管的政治联系衡量公司的政治联系，一类是以公司的其他特征来衡量公司的政治联系。表1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公司政治联系的各种衡量方法、相关文献和对这些方法的简要描述。

上述两类对政治联系的衡量中，以高管特征为基础的衡量被广泛运用，其中的虚拟变量法已成为衡量公司政治联系的最主要的方法(Boubakfi，et al，2008)。在虚拟变量法下，当公司高管②中至少有一位曾经或现在是政府官员(指包括议会、政党等在内的广义政府)时，即认为该公司是具有政治联系的公司。在研究中国公司的政治联系相关问题时，一些学者根据中国的制度背景对公司政治联系的衡量方法做出了一些调整，采用了赋值法予以衡量，如胡旭阳(2006)、王庆文等(2008)和邓建平等(2009)。其中，胡旭阳(2006)对民营企业家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身份赋以0到5的分值，并将这些分值平方后作为政治联系变量取值；邓建平等(2009)采取了相同的评分方式，不过直接以得分衡量政治联系。王庆文等(2008)按照公司高管曾经或现在在行政系统任职的最高行政级别对其政治影响力进行赋值，没有从政经历为0分、副科级以下为1分、副科级为2分、正科级为3分、副处级为4分、处级为5分，依次类推，并将公司每个高管的得分简单加总，作为公司政治影响力指数得分。可见，相对于虚拟变量法，赋值法能够较为深入地考量和刻画政治联系的强度。但是，国内学者采用赋值法衡量政治联系时，只是对高管个人的政治联系级别进行赋值，虽刻画了高管个人的政治联系程度，却未曾充分考虑具有政治联系的高管个人之前或现任单位的级别，仍略显不够全面和细致。

2　政治联系的方式

国外文献中高管的政治联系包括现在或曾经是“议员、部长或其他政府高级官员，与高层政治家或政党有密切联系”(Boubakri，et a1，2008；Faceio，2006)，而国内文献的高管政治联系包括“现在或曾经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军队任职”(Fan，et al，2007；吴文峰等，2008)、“具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资格、具有曾(现)在政府工作背景”(邓建平等，2009；胡旭阳，2006)。可见，现有文献对于高管的政治联系一般不区分联系方式，认为高管担任“议员、部长”和“与政府有密切联系”是同等的、“具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资格”和“具有曾(现)在政府工作背景”是同等的。考虑中国资本市场的现状与我国转轨经济的特殊制度背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政治联系与政府官员实质上是不同的，并不能简单地与真正的政府官员“划等号”，对民营企业而言尤其如此。因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构成需要考虑各利益团体的代表性，譬如3000名左右的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和2238名左右的全国政协委员中，133名人大代表、100名全国政协委员系来自民营经济领域的代表人士(罗党论等，2009)；这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实际上往往不是政府官员，而是民营企业家。本文认为，应对政府官员类的政治联系和代表委员类的政治联系进行明确区分。

三、理论分析与假设发展

本文的研究范围为民营上市公司。民营经济在诞生、成长和崛起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一直与国有经济存在着竞争和互补的关系。民营企业由于历史、经济和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往往先天居于劣势地位。为了能够和强大的竞争对手“共舞”，民营企业与其高管不断地寻求与国有企业一样的“特权”和“优惠”。而在我国这样一个转轨经济体制内，寻求建立、维系和提升政治关系，无疑是民营企业最为直接的途径。因为，政治联系可以带来更为优惠的税率，金额更大、期限更长、利率更为优惠的银行贷款(吴文峰等，2008；王庆文等，2008；邓建平等，2009；胡旭阳，2006；余明桂等，2008；吴文峰等，2009)。为此，高管个人拥有的政治联系及其方式，往往形成高管个人的重要特征，从而对民营企业的公益性捐赠产生一定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企业捐赠有可能是为了形成竞争优势，也有可能是为了形成声誉。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的捐赠决策权在于企业的高管，所以如前所述，公司高管的思想意识会影响企业的捐赠行为(Campbell，et al，1999；Werbel，et al，2002)。我国民营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始终面临融资渠道不通畅、市场秩序不规范等不利条件，民营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获利和发展，往往积极寻求和建立政治联系(一种有价值的“租”)，谋求公平待遇，甚至是“特权”。所以民营企业高管存在的、“后天”的政治联系特征，与高管自身的思想意识联系在一起，共同影响了企业的捐赠行为。本文将政治联系细分为代表委员类和政府官员类两类，分别从“关系”和“政府干预”的角度分析这两种政治联系的区别和相同点。

(一)“关系”角度

民营企业高管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身份一般是现任的。对于现任的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的高管来说，“关系”不仅需要建立，而且还需要维持，甚至提升。应该注意到，代表委员政治级别的维持或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所在公司的业绩、市场形象有关。公司业绩越好、公司形象越佳，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的高管越有可能获得好评，从而越有可能维持或提升其政治级别。如前文综述，公益性捐赠能够提升企业的声誉，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从而实现企业“增值”。因此，民营企业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会提高公司的公益性捐赠(包括对捐赠行为的激励和促进、提高捐赠的金额等)。

由于民营企业高管鲜有同时兼任某地政府的具体官员职务，因此民营企业内具有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的高管，一般都是“曾任”而非“现任”。民营企业具有的政府官员类的政治联系，其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政府官员“下海经商”、自主创业(吴文峰等，2008)；另一种是民营企业主动邀请已退休的政府官员担任高管，希望这些曾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官员能够“发挥余热”；当然，也不排除有时民营企业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状态，成为政府官员退休后的“疏散地”。尽管如此，曾任政府官员的高管，其“关系网络”在其从政时已经建立并维持，所以他们能够利用从政时的关系网，为民营企业争取稀缺资源。因此，具有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的企业和高管，往往并不像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企业那样具有强烈的动机和激励去塑造良好的公司形象或提高公司的竞争优势。相反，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这一“关系”可能成为捐赠行为的一种替代机制①。虽然按照Porter等(2002)等的观点，公司通过捐赠等方式履行社会责任，可以形成竞争优势或提高公司形象，最终实现公司“增值”；但企业业已具有的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是一种有价值的“租”，能够为企业获得稀缺的资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企业进行公益性捐赠的动机。因此，公司的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会削弱其进行公益性捐赠的动机，从而降低公司的公益性捐赠金额。

(二)“政府干预”角度

Fan等(2007)和Boubakri等(2008)指出，公司政治联系可能是民营化进程中政府对公司持续干预

的一种手段。而政府干预可能从多个方面“干扰”公司经营决策，使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功能，比如最大化员工利益、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更广泛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等。因此，民营企业“后天”的政治联系特征使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府干预”，从而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而“捐赠摊派”就是有政治联系民营企业受到“政府干预”的一种具体体现。钟宏武(2007b)的研究表明，捐赠摊派对国有企业的经营带来较大的影响。虽然理论上讲民营企业受捐赠摊派的影响相对较低，“政府干预”的程度亦相对较弱，但是一旦民营企业具有了某种方式、某种层级的政治联系，那么就有可能像国有企业一样，对各级政府的“号召捐赠”必须做出“反应”。因此，从“政府干预”的角度分析，具有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和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均可能会“反应性”地提高公益性捐赠。

综合上述可以推知，对于民营企业具有的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关系”和“政府干预”视角的分析均会刺激和“激励”民营企业提高其公益性捐赠金额；而对于民营企业具有的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从“关系”角度分析会降低民营企业的公益性捐赠金额，而从“政府干预”角度分析会增加民营企业的公益性捐赠，两者相互“抵消”。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限定其他条件，民营上市公司的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会提高公益性捐赠金额。

假设2：限定其他条件，民营上市公司的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对公益性捐赠金额无显著影响。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研究的初始样本是2004-2006年沪深两市的民营上市公司。考虑到现存的一些民营企业的“出身”，那么完全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在上市之初为国有企业，但在“抓大放小”、“国退民进”的改革进程中，通过股权转让、管理层收购(MBO)等控制权转移的方式，改变了其最终控制人的性质，逐渐被归类为民营企业。本文对具有上述特征的民营公司予以剔除，以更好地考察民营上市公司的“纯”政治联系。本文依据CSMAR“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库”中提供的“民营化方式”指标进行上述判断和选择。本文对初始样本按照如下原则进行了剔除：(1)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2)ST、* ST等特殊处理的上市公司；(3)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最终，得到172个观测值(公司年)，构成本文的研究样本。其中，2004年、2005年和2006年的观测值分别为51、54、67个。

值得说明的是，选择2004-2006年的区间，主要是基于如下的考虑：第一，本文使用的高管工作经历主要从上市公司年报中获取，但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在2004年修订版才要求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披露高管的主要工作经历，之前年度的高管工作经历在年报中没有强制披露。第二，考虑了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的稳定性。在本文的样本期间，我国企业所得税法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这就为本文研究民营企业的捐赠行为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税收背景――2007年3月16号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而税收会影响企业的捐赠行为(参见前文的文献综述)。

(二)模型与变量定义

为了建立民营上市公司政治联系和公益性捐赠之间的分析框架，检验两者之间的经验关系，本文构建了如下的模型(1)来进行实证研究。

DONA=β0+β1PC+β2ROALAG+β3LNTA+β4LEV+β5LNST+β6INDREG+β7YEAR+ε(1)

其中，β0为截距，β1～β7，为回归系数，ε为残差。

模型(1)的因变量是公司公益性捐赠(DONA)，解释变量是公司政治联系(PC)。根据前文的分析，本文将政治联系区分为政府官员类(GOVMAX或GOVDUM)和代表委员类(DBWYMAX或DBWYDUM)两类。在模型(1)中加入LNTA、LEV、ROALAG，以控制公司特征因素的影响；加入INST、INDREG和YEAR以控制地区、行业和年度的影响。模型(1)中各变量的定义及说明如表2所示。

本文界定政治联系时的高管范围是公司年报所披露的、除独立董事之外的全部高管(包括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管)。虽然虚拟变量法已成为衡量公司政治联系的最主要方法(Boubakfi，et al，2008)，但是它把不同层次的政治联系都赋值为1，显然没有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度背景、政治联系的方式，未必能够深入考量和刻画政治联系的强度，从而略显粗糙。因为，不同层次政治身份的影响应当是不同的。为此，本文明确区分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和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进一步考虑政治联系的影响力和政治联系的层级，对于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根据高管自身的行政级别和高管曾任职单位的级别进行了调整。具体见表2。

(三)数据来源

本文从CSMAR数据库中获取样本公司的高管简历，然后根据高管简历和上文阐述的变量度量方法，对各高管的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进行赋值和计算，并对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进行赋值。本文界定的高管范围是公司披露的、除独立董事之外的全部高管(包括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管)。之所以将独立董事排除在外的原因是：证监会2001年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独立董事必须具有独立性……独立董事不应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由此可见，独立董事制度的存在，旨在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而并非为企业争取更多的资源；为此，即便独立董事具有政治联系，亦不应对公司有所影响，否则将违背独立性的基本宗旨。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公益性捐赠数据来自锐思(RESSET)数据库。因为本文研究的是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方式和公益性捐赠，采纳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指数更为合理，所以本文直接以樊纲等(2007)计算的我国各地区2004年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指数作为替代变量。管制行业的划分以证监会行业代码B、C4、c6、D、F、G为依据(夏立军等，2007)。其他变量均取自CSMAR数据库并通过必要的计算得到。为了克服极端值的影响，对连续变量(DONA、LNTA、ROALAC、LEV)前后各1％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五、实证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3是对研究样本中公益性捐赠情况的描述性统计。从中可以看出，研究样本中86.63％的民营公司存在公益性捐赠，说明民营公司公益性捐赠的普遍性。

表4是对研究样本中政治联系方式观测值的描述性统计。在研究样本中，存在政治联系的观测值有118个[68.6％=(17+41+60)／172]，不存在任何形式政治联系的观测值有54个(31.4％)。也就

是样本中2／3以上的观测值存在某种形式的政治联系。样本中具有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的观测值有101个(58.72％)，具有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的观测值有77个(44.77％)，至少具有一种政治联系的民营上市公司占68.6％，而同时具备两种方式政治联系的观测值有60个。

表5描述了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和四分位数。样本公司公益性捐赠自然对数(DONA)的均值为10.3329，标准差为4.4379，说明不同公司公益性捐赠存在较大差异。对于衡量政治联系的赋值法，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GOVMAX)的最大值为72(即9×8)，均值为14.7384，标准差为18.6104。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DBWYMAX)的最大值为5，均值为1.814，标准差为2.1166。可见，公司高管曾经或现在担任的政府职务在级别上是不同的，这些职务在级别上具有较大差异。

表6是对本文样本中具有政治联系公司与无政治联系公司公益性捐赠的对比。从两类公司公益性捐赠的均值对比可以看出，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公司的公益性捐赠显著地较大；从两类公司公益性捐赠的中位数对比可以看出，有政治联系公司的公益性捐赠显著地大于无政治联系公司的公益性捐赠。这初步说明政治联系对公司的公益性捐赠有很大的影响。

(二)回归结果及其分析

通过对模型(1)的White异方差检验，所有回归方程都不存在异方差；而且模型的自相关(DW统计量约等于2)和多重共线性(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3)并不严重。此外，考虑到政治联系与公司公益性捐赠可能存在的相互影响，我们使用Hausman内生性检验进行内生性判断，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中政治联系不具有显著的内生性，因此直接采用OLS回归，检验政治联系方式对公益性捐赠的影响。如前所述，本文将政治联系区分为政府官员类和代表委员类两种方式，对政治联系方式同时采用赋值法和虚拟变量法衡量。回归结果见表7。

表7的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采取赋值法还是虚拟变量法，回归结果完全一致。在赋值法和虚拟变量法下，模型整体显著(F的显著性水平均为0.000)，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DBQYMAX和DBWYDUM)的系数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控制了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对捐赠影响的情况下，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方式对民营上市公司的公益性捐赠存在显著的、正向的影响，该结论支持了本文的假设1――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提高了民营上市公司的捐赠金额。而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GOVMAX和GOVDUM)的系数不显著，表明在控制了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对捐赠影响的情况下，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对民营上市公司的公益性捐赠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这一结论支持了本文的假设2――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对民营上市公司的公益性捐赠金额不存在显著的影响。

虽然赋值法与虚拟变量法下，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和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对公益性捐赠的影响在统计显著性上是一样的，但是，这两类政治联系的经济显著性是有所不同的。在虚拟变量法下，DBWYDUM的系数为1.4577，说明限定其他条件，存在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公司的捐赠相比于无此类政治联系公司的捐赠多约329.61％；在赋值法下，DBWYMAX的系数为0.3867，说明限定其他条件，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每增加一个级别，捐赠就会增加约47.21％。因此，如前所述，赋值法能够深入刻画和考察不同层级政治联系对公益性捐赠的影响，而虚拟变量法则只能说明政治联系对公益性捐赠“有无”影响。此外，赋值法下模型的Adj R2较虚拟变量法下有所提高，说明赋值法下对公益性捐赠的拟合较优。

表7还表明，ROALAG、12qTA和INS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对于民营上市公司来说，公司业绩越好，公益性捐赠越多；公司规模越大，公益性捐赠越多；非国有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公益性捐赠越多。INREG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管制行业公司与公益性捐赠显著负相关。

上述区分政治联系方式的回归结果表明，在研究政治联系与公司公益性捐赠时，明确区分政治联系的方式很有必要。从公司角度，对于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民营公司既迫切地希望建立，又需要持续性地维持这种关系资源，所以会激励民营公司持续表现自身、提高自身形象，公益性捐赠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途径。而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是历史的、无法更改的，民营公司没有必要通过捐赠行为去获取并维持这种联系，甚至从某种程度来说，政府官员因为其体制内的因素更加容易为公司获得一些便利，此时通过捐赠来为公司获得某些利益的做法就显得没有必要，从而公司不愿意过多地捐赠。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了如下的稳健性检验：

1　以存在公益性捐赠(DONA大于0)的公司为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与本文一致：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的系数在两种方法下均不显著(赋值法下P=0.403；虚拟变量法下P=0.129)，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的系数在两种方法下均显著为正(赋值法下P=0.001；虚拟变量法下P=0.042)。

2　以公益性捐赠1／4分位以下和3／4分位以上的公司为样本重新进行回归，结果不变：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的系数在两种方法下均不显著(赋值法下P=0.666；虚拟变量法下P=0.403)，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的系数在两种方法下均显著为正(赋值法下P=0.025；虚拟变量法下P=0.043)。

3　将公益性捐赠占总资产①的比例作为公司公益性捐赠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仍同时采用赋值法与虚拟变量法衡量政治联系，结果与本文一致：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的系数在两种方法下均不显著(赋值法下P=0.522；虚拟变量法下P=0.339)，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的系数在两种方法下均显著为正(赋值法下P=0.001；虚拟变量法下P=0.002)。

4　以公益性捐赠占总资产的比例作为公司公益性捐赠的替代变量，进行如上(1)和(2)的检验，回归结果与本文的结论一致。

以上附加检验结果表明，区分政治联系方式非常重要，也说明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六、小结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对联的种类篇4

关键词：数据挖掘；中小学图书馆；图书馆信息化

1前言

数据挖掘也称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KDD，KnowledgeDiscoveryinDatabase）［1］，于1989年被正式提出，之后伴随着信息化的迅速发展，数据挖掘作为一门综合学科的技术知识，也获得快速发展。简单地说，数据挖掘就是通过对数据的各种分析，得出有用的信息。然而它又不同于传统的统计分析。传统的统计分析是对数据进行带有某种目的的处理分析，数据挖掘是对数据进行综合处理，发现其中未知的、隐含的知识。这是一种新的分析处理手段，也是目前大数据处理中流行的分析方法，结果往往会超出传统认知，从而发现新的知识。其经典案例有通过对美国超市销售数据的分析，发现每周五晚上买啤酒的男士通常会购买尿不湿这一现象，之后营销学和市场学再对这一结果进行原因分析和营销战略分析。这种分析方式在信息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应用领域广泛，零售业、金融业、医疗教育行业等。

目前，国内外已经有大量的文献研究将数据挖掘技术应用于图书管理，其中大多数以某个学校、某个图书馆或者某个连锁书店为分析对象，还有一些研究立足于图书阅读与学生综合素质之间的关联分析。本文以一个省级图书管理平台为分析对象，采用数据挖掘中的聚类分析和关联规则两种算法对平台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其中未知的隐含信息，力求从更好地服务读者、更方便地管理图书、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几个方面提供可用信息。

2数据准备

数据平台我国教育部在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2012年《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0—2020年）》中均提到了中小学图书馆管理信息化问题，各省中小学图书馆管理信息化快速发展。图书馆信息化带来庞大的数据，要想利用好这些数据来为中小学读者、管理人员带来更加有效的信息，就会面对几个实际的问题：1）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状况等不完全一致，客观表现不一，中小学图书馆建设情况各不相同；2）中小学图书馆各自归属不一样，数据库建设标准各有不同；3）部分学校图书馆信息化建设平台已经完成，但错误信息较多、使用较少；4）对已经运行较好的图书馆信息化系统积累的大量数据的利用不足。

四川省教育厅于2012年结合全省实际情况，在相关政策的指导下，开始建立省级图书管理平台，涵盖全省所有中小学图书馆的馆藏数据和流通数据。该平台帮助全省各中小学图书馆信息化工作的开展，通过建设管理平台，全省各中小学图书馆一方面统一建设标准，另一方面发现纠正数据库错误，形成真实有效的图书馆数据信息。

数据选取本研究数据均采集于四川省省级图书管理平台，时间窗口定于2012年9月到2014年12月。通过对全省图书信息化的调研分析，决定采用图书信息化实际发展差距不大的区域进行分析挖掘。以省会城市的数据为例采集数据，同时将其按照主城区和周边城区两个部分进行拆分，对两个部分的数据采用相同的数据挖掘算法进行分析，挖掘不同区域的信息，同时可以结合数据挖掘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本研究将选用图书馆代码、图书馆所属城市、图书分类号、书名、作者、借阅人姓名、借阅人性别、借阅时间、归还时间等19个维度进行挖掘分析，详见表1数据挖掘字段。

图书分类方法采用中图法基本分类：A—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N—自然科学总论；B—哲学、宗教；O—数理科学和化学；C—社会科学总论；P—天文学、地球科学；D—政治、法律；Q—生物科学；E—军事；R—医药、卫生；F—经济；S—农业科学；G—文化、科学、教育、体育；T—工业技术；H—语言、文字；U—交通运输；I—文学；V—航空、航天；J—艺术；X—环境科学、安全科学；K—历史、地理；Z—综合性图书。

3数据挖掘分析

数据挖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挖掘结构，一个是挖掘算法。需要从挖掘结构中获得相应数据，然后再使用算法进行分析。数据挖掘的算法很多，如决策树算法、聚类分析算法、关联算法、时序算法和线性回归算法等，大多数算法都能达到几种不同的功能，在实际运用中，根据不同需要，采用不同的数据挖掘方法，比如人工神经网络、关联分析、遗传算法、聚类分析等。本文主要采用聚类分析和关联分析两种方法，针对以上选取数据进行分析。

聚类分析聚类分析（ClusteringAnalysis）是一组将研究对象分为相对同质的群组的统计分析技术，按照它们的属性上的亲疏远近进行分类，也可以说聚类分析是将物理或抽象对象的集合分组成为由类似的对象组成的多个类别的分析过程。

聚类分析在图书馆文献研究中，通常选用年龄、学历、收入等量化指标进行聚类情况，本文将从图书类别、性别和借阅时间（月）三个维度进行聚类，尝试发掘新的知识点。

主城区聚类分析根据主城区数据中性别、借阅时间和图书类别进行聚类，自动分成了10类，从聚类结果的分类剖面图可以看到各个变量的整体情况，比如从性别来看，中小学图书馆的借阅情况中，几乎男女借阅比例是五五比例，全年来看，借书月份按照从多到少排列，依次是12、11、10、3这几个月，12月是借书最多的月份。借书类别按照从多到少，依次是I、J、H、G类，其中最大的则为I类——文学类图书，但是分别看各类的情况，则差异较大，具体如图1所示。

表1数据挖掘字段

图1主城区聚类分析分类剖面图

分类1：借阅人性别几乎都为男生，主要集中在10月和12月借书，借阅I类图书最多。

分类2：借阅人性别都是女生，主要集中在11月份借书，借阅书籍I类最多。

分类3：借阅人性别均为女生，主要集中在12月份借书，借阅类型I类最多。

分类4：借阅人性别几乎都为男生，借阅时间几乎都是11月，借阅类型I类最多。

分类5：借阅人性别均为女生，借阅时间主要都为10月，借阅类型I类最多。

分类6：借阅人性别几乎都为男生，但是没有在最集中借阅的3、10、11、12几个月中借阅，借阅类别最多的I类。

分类7：借阅人性别几乎都为男生，但是没有在最集中借阅的3、10、11、12几个月中借阅，借阅类别最多的I类。

分类8：借阅人性别上女生稍微多一些，但是没有在最集中借阅的3、10、11、12几个月中借阅，借阅类别最多的I类。

分类9：借阅人90%为男生，主要集中在3月进行借书，借书类型主要为I类。

分类10：借阅人性别基本为女生，都集中在3月份借书，其I类图书借阅比例也是最高的。

非主城区聚类分析对非主城区进行聚类，根据性别、借阅时间和图书类别聚类结果，也自动聚类成为了10类。从聚类结果的分类剖面图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变量的整体情况，比如从性别来看，中小学图书馆的借阅情况中，几乎男女借阅比例是均衡的，全年来看，借书月份按照从多到少排列，依次是12、6、11、10几个月，12月是借书最多的月份。借书类别按照从多到少，依次是I、P、H、G类，其中最大的则为I类——文学类图书，但是分别看到各类的情况，则差异较大，具体如图2所示。

图2非主城区聚类分析分类剖面图

分类1：借阅人性别都为女生，主要集中在12月借书，借阅I类图书最多。

分类2：借阅人性别都是男生，主要集中在12月份借书，借阅书籍I类最多。

分类3：借阅人性别均为女生，主要集中在11月份借书，借阅类型I类最多。

分类4：借阅人性别都为男生，借阅时间以10月为主，借阅类型I类最多。

分类5：借阅人性别都为女生，但是没有在最集中借阅的6、10、11、12几个月中借阅，借阅类别最多的I类。

分类6：借阅人性别都是女生，主要集中在10月份借书，借阅书籍I类最多。

分类7：借阅人性别均为男生，但是没有在最集中借阅的6、10、11、12几个月中借阅，借阅类别最多的I类。

分类8：借阅人性别都为男生，大部分借阅时间以11月为主，借阅类型I类最多。

分类9：借阅人性别都是女生，主要集中在6月份借书，借阅书籍P类最多。

分类10：借阅人性别都为男生，大部分借阅时间以6月为主，借阅类型P类最多。

聚类结果分析总体上看，主城区借书的男女总体比例基本均衡，借书的时间集中月份分别是12、11、10、3几个月，12月是借书最多的月份。借书类别主要集中在I、J、H、G类，其中最大的则为I类——文学类图书。非主城区男女借书比例基本均衡，借阅时间和图书种类两个维度不同，如表2所示。

表2主城区和非主城区聚类分析结果总体对照表

针对他们从总体上展现出来的不一样，尤其是读书的时间，虽然大体上都集中在12、11、10三个月，但是主城区3月借书的集中度排在第四，非主城区10月借书的集中度排在第二。

结合实际抽查访问，学生集中年末借书，跟气候、新的学期都很大关系，而3月和6月这两个数字，分别说明两个问题，主城区3月读书，是因为新学期开学和春天气候适合阅读，而非主城区6月借阅很多，却主要是因为暑假时间长，放假前学生假期阅读计划较多。

从两个结果来看，大致可以推断寒暑假对于主城区学生读书影响不大，但是这个也体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寒暑假期间图书馆不对学生开放非常影响学生阅读，也许寒暑假图书馆能够继续开放，我们能够得到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我们再来看看借阅图书的类别情况，其实也很有意思。虽然都是一个城市，但是主城区和非主城区竟然在借阅种类集中度排名第二的类别上发生了不一样，主城区主要借阅类别集中度排名第二是J文艺，而非主城区借阅类别集中度排名第二是P天文、地球、科学。其他都一样，第一名是I文学类，第三名是H语言文学类，第四名是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类。

主城区中小学生对于艺术的爱好相对较高，可能跟城市氛围有关，相对主城区的经济会较好，受到城市的艺术熏陶较多，毕竟通常主城区的艺术展会多于非主城区，而非主城区的孩子却对天文、地球、科学产生浓厚兴趣，也许跟他们相对主城区孩子，离自然更近的原因。

图3频繁项集的样例图

图4主城区关联规则图（1）

关联规则关联规则主要是挖掘寻找给定数据集中，项之间的关联或相关度，揭示某种数据项间的未知依赖关系，运用关联规则可以从一个对象推断另一个对象。比如之前提到的尿布和啤酒的故事，超市通过这个算法发现买尿布的也会买啤酒，这种情况不是事先能够想到然后进行验证，产生关联规则的方法是找出数据库中的频繁项集，然后由频繁项集产生关联规则，为了判断关联规则的有效性。这种情况不是事先能够想到然后进行验证，产生关联规则的方法是找出数据库中的频繁项集，然后由频繁项集产生关联规则，为了判断关联规则的有效性，通常采用三个指标进行评价，分别是支持度（Support）、可信度（Confidence）和提升度（Lift）。其三个指标的含义分别是，支持度（Support）指的是对象包含的产品同时出现的概念；可信度（Confidence）指的是一个产品出现的同时，另一个产品出现的几率；提升度（Lift）是两种可能性的比较，也就是已知一个产品出现的同时，另外一种产品也出现的可能性，与任意情况下，这两个产品出现的可能性的概率比值或者差值。

图5主城区关联规则图（2）

图6非主城区关联规则项集图

本研究将从以上三个指标挖掘主城区和非主城区图书类别借阅之间的关联关系。

主城区关联分析基于关联规则挖掘模型对主城区的数据分析处理，可以获得复杂的项集及其依赖关系网络，如图3所示。

图3是频繁项集的样例图，显示了关联规则算法所挖掘出来的频繁项集，即是哪些类别的书出现的情况频繁支持度。可以看到，J、G、I类的支持度最大，为3862。根据其支持度从大到小排名，组合前十的为JGI、HGI、HJI、ZGI、KGI、ZJI、KJI、BGI、ZHZ、KHZ。

对于主城区的关联规则图，图4是按照重要性从重到轻进行了排序的，“重要性”指的是其后显示的预测规则可能的重要性。而图5是按照“概率”由大到小进行了排序的，“概率”就是指一个规则为真实的可能性。综合来看，主城区图书借阅不存在明显的关联规则。

非主城区关联分析基于关联规则挖掘模型对主城区的数据分析处理，可以获得复杂的项集及其依赖关系网络，如图6所示。

这幅图是频繁项集的样例图，显示了关联规则算法所挖掘出来的频繁项集，即是非主城区哪些类别的书出现的情况频繁支持度。可以看到I类一直独秀，支持度最大，为10274。

图7非主城区关联规则图（1）

图8非主城区关联规则图（2）

从非主城区常关联规则中置信度展示图分析，就是图7中的重要性指标，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排序，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种置信度的大小（图8）。从数据来看，借阅I类和H类后再去借阅F类图书的置信度是最大的。

关联结果分析关联规则分析需要结合多个指标，对产生的关联规则进行实际分析。我们在概念发生为100%里面重要性最高的规则进行实际分析。

主城区的关联结果显示借了Z综合类图书和F经济类图书的最容易再借G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类图书；非主城区结果显示借了I类文学和H类语言文学类最可能借阅P天文、地球、科学类图书。

从这两个结果来看，非主城区的结果容易与聚类分析结果相联系，因为在非主城区在聚类分析时也显示出一个特点就是：中小学生阅读倾向明显在I、H、P这三类，再结合产生的这个关联规则，说明非主城区中小学的图书借阅类型比较固定，我们可以更加广泛的增加他们的兴趣爱好度。

再看看主城区的结果，Z类综合图书和F类经济图书都不在聚类分析的最受欢迎的几种类型图书里面，虽然G类文化、教育、体育图书进入了阅读类型集中度前四，但是也排在第四名，由此可以粗略的得出一个结论，主城区中小学学生图书类别借阅关联并不明显。再次回到主城区关联规则分析图进行分析，从重要性的从大到小到概率的从大到小，均没有出现像非主城区那样与聚类分析的类别集中度重合的类别出现。因此，大概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主城区中小学学生借阅图书相对没有太大的关联性，个人阅读集中度不高。

对联的种类篇5

关键词：因果；复句；关联词

对汉语表因果范畴的句型所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复句（以下简称“因果复句”）和单句（以下简称“因果单句”）两个层面，而复句层面的研究又集中在有因果类关联词语的句子以及关联词语本身上，下面我们来分别叙述。

对因果复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因果复句小类、因果复句易位和因果关联词语研究等几个问题上。对关联词语的研究又可以分为关联词语的范围、关联词语的位置和关联词语的配合等几个小类。

一、因果复句的分类

对因果复句进行的分类，主要从语义和形式两个角度进行。

从语义角度对因果复句进行分类的代表学者有吕叔湘、王维贤和沈家煊三位先生。吕叔湘先生（1947）认为原因只是个总括的名称，细分起来至少可以包括三个小类：事实的理由，如：因为天冷，缸里的水都结了冰；行事的理由，如：因为天冷，我又把毛线衣穿上了；推论的理由，如：天一定很冷，因为缸里的水都结了冰了。王维贤（1994）则认为，除了表达客观事物之间存在的事理关系和语言中的认识关系以外，关联词语还反映人对客观事物或关系的主观态度，即心理关系。他所提出的因果复句的分类原则是：首先，在考虑句法因素的同时，主要根据反映事理关系和认识关系对因果复句进行分类；其次，在以上分类原则的基础上，再按心理关系进行进一步的分类；另外他还指出每一次分类基本上都遵循二分的原则。与吕先生相比，王氏的分类实际上是一个层层二分的分类系统，把吕先生的三分法“层次化”了。沈家煊则从认知语义的角度，运用“行、知、言”三个概念域来说明因果复句所表达的语义关系的类别：属于“行域”的是一种“事理上的因果关系”，如：张刚回来了，因为他还爱小丽；属于“知域”的是一种“推理上的因果关系”，如：“张刚还爱小丽，因为他回来了”；而属于“言域”的不可能按事理上或推理上的因果关系来理解，它是“做出某一言语行为的原因”，如“晚上还开会吗？因为礼堂里有电影”就是个言域的例证。它实际上相当于一种面对面交谈中的直接引语，即某一个人问“晚上还开会吗”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他知道今天礼堂有电影。沈氏的分类体系中的第三类在吕、王两位先生的分类体系中找不到相应的类，如果把“言域”的问话本身当作一种行为，那所谓的“言域”的因果仍然是一种推论，并未溢出吕、王二位先生所说的范围之外。

从形式角度对因果复句的分类有以下两种：吕叔湘先生（1947）根据原因类关联词语和纪效类关联词语将因果复句分为释因和纪效两类，前果后因的复句称为释因句；前因后果的复句是纪效句，有些句子兼用释因和纪效的关系词，划入哪一类就不一定。但大多数复句只用某一方面的关联词，所以类属比较明确。黎锦熙先生（1962）则根据原因和结果的语序将因果复句分为“溯因”和“据果”两种：一般所说的原因从句[1]是溯因式，原因从句根据在主句前还是主句后又可分为主句前的溯因式和主句后的溯因式。“因为年纪大了，主人不要了”是主句前的溯因式，“我不久就离开了母亲，因为我读书了”是主句后的溯因式。黎先生认为主句后的溯因式比主句前的溯因式在语意和语势上都增加了重量，有补充的性质。所谓“据果”式指的是结果位于原因前时的因果复句，黎先生认为“据果”是根据效果，其目的在于探索原因，所以结果句不是主句而是从句，如：主人（之）（其）所以不要了，是因为（由于）（为了）年纪大了。黎先生一共谈到了5种据果式因果复句，这些据果式的共同特点是，原因句在结果句的后面。它们不同于主句后的溯因式之处在于，原因类关联词前都有“是”字，如：……，是因为……；……，其原因是……。

从他们的这些分类中，我们可以得出，黎先生和吕先生都非常重视关联词语在因果复句分类中的地位，所不同的是，黎先生更加重视主句和从句的相对位置在分类中的作用，因果关联词语的有无与类别在他的分类体系中只居于次要地位。

二、因果复句的易位

所谓因果复句易位是指常规的因在前、果在后的因果复句易位后变成了果在前、因在后的形式。关于因果复句易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易位之后意义的变化、易位的原因以及易位后关联词语的使用特点等几个问题上。

吕冀平（1959）指出因果复句易位后与易位前的区别在于：‘因为’在前，‘所以’在后的排列次序重点在于说明结果，如果是‘（之）所以……是因为……’的次序，重点便在于解释原因。如果没有‘所以’一类的虚词，而只有后边的‘因为’，此时‘因为’便具有追加的性质，除了表原因以外，还带有推论理由的意味。

有些学者则从其他角度来解释易位现象。孙云（1980）指出，除受句子本身突出重点不同的影响以外，偏句与主句的相对位置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例如，上下文衔接的要求就是其中之一，在特定条件下，只有偏句放在正句之后，才能和前一句衔接得更紧密。景士俊（1992）也注意到了同样的现象，认为这是一种“语用现象”。

三、因果关联词语的研究

由于关联词语对复句的语义关系具有显化、选示、转化和强化的功能[2]，大多数学者对复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联词语之上，因果复句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因果关联词语的研究上。相关研究如下：

1.因果关联词语的范围

目前，学术界对因果类关联词语的大致范围看法比较一致：表因果类关联词语不仅包括表示因果关系的词，还包括表示因果关系的超词，即语的部分。这些关联词语按句法功能进行分类，可以包括连词、副词、介词、助词、名词和超词等几个不同的类别。分述如下：

对联的种类篇6

关键词：乳腺影像；关联规则；特征选择；关联分类；多模检索

DOI：1015938/jjhust201702023

中图分类号： TN9117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2683（2017）02-0124-05

Abstract：The mammogram case has images of low level features and semantic features In order to achieve efficient retrieval of breast imaging cases， and enhance the certainty of computer aided diagnosis， a multimode retrieval method based on association rules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First of all， feature sele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the association rules can be used to select the low level features associated with image semantic features， to achieve the dimension reduction The associative rules which between the selected features and the semantic features can be excavated by using the Apriori algorithm And then， the associative classifier engine will be used to build the associative classification model depend on the associative rules to capture the visual semantic features Finally， take obtained semantic from the association classification as input semantic， combining with the low level features of image， to implement the mammogram case multimode retrieval We conducted experiments comparing by precision and recall rate and relevance ranking average value and so on， as the results show， multi mode retrieval method proposed by this paper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breast imaging case retrieval， and provide visual semantic features of image by its lowlevel features Multimode retrieval reduced the semantic gap between image low level features and visual semantic features， improved the accuracy of image retrieval and provided more meaningful decision support for doctors

Keywords：mammogram；association rules；feature selection；associative classification；multimode retrieval

0引言

t学影像是医生诊断的一重要依据[1]，作为乳腺癌诊断以及健康普查的首选方法是钼靶乳腺X线影像 [2]。如何能够快速、准确的从乳腺数据库中找到和待查询病例最相似的案例辅助医生进行判断成为一个急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文本的图像检索把图像检索问题转换成传统的文本检索问题，但这种方法人工标注的工作量过大并且图像标注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不精确性[3]。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在医学领域应用时，所提取的图像底层特征无法达到人类的理解水平，图像底层特征与语义特征间具有“语义鸿沟”（semantic gap）问题[4-6]，在医学背景下无法保证有意义的查询[7]。为此，需要一种结合图像底层特征和图像语义特征的多模检索方式。

近年来，在图像检索领域，结合图像信息内容和图像高层语义的检索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谢天文[8]等提出了一种联合图像高级语义特征和内容低级特征的医学图像检索方法，提高了图像的检索效果，但需要医生的辅助描述语义，不能根据图像的底层特征获知图像的语义特征。田海曼等[9]人利用基于内容的分级检索方法，通过肿瘤的纹理、形状以及边界特征对其良性和恶性进行计算机辅助诊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无法获得肿块的视觉语义特征。关联规则能够克服这种不足，近年来被越来越多的应用到医学图像的数据挖掘方面。王曙燕等[10]利用改进的Apriori算法挖掘关联规则，建立了医学图像分类器，取得了较好的图像分类效果，蒋云等[11]构造了增强关联规则分类器对医学图像进行分类，提高了分类的正确率，但这两种方法将关联规则直接应用到医学案例的正常和异常的判断，无法提供与诊断结果相关的视觉语义特征。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采用基于关联规则的特征选择算法进行特征选择，利用关联规则挖掘算法获取底层特征和语义特征之间的关联规则，同时，降低底层特征的维数。然后通过关联分类引擎算法建立分类模型，通过图像的底层特征获得图像的视觉语义特征，实现机器辅助标注，缩小语义鸿沟，并将该视觉语义特征作为语义输入，结合图像底层特征，实现了底层特征和语义特征结合的多模检索。

1关联分类模型的建立

11关联规则的相关概念

通过关联规则可以发现项集之间的关联性。设I={I1，I2，I3，……}，称I为项集，D是一事务数据库，其中每个事务TI，若A是项目集，当且仅当AT时，我们说事务T包含了A，关联规则是AB的格式，其中A和B都属于项集I但是不相交。A称为规则的前项，B称为规则的后项。关联规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参数，分别是支持度和置信度。支持度指的是在一个事务集中包含A同时包含B的概率，即P（A∪B），记为sup，反映了关联规则在数据库中的重要性；置信度指的是支持度与该事务集中只包含A的概率的比值，即P（A|B），记为conf，置信度衡量了关联规则的可信程度，即：

本文挖掘关联规则的算法采用的是由Agrawal等人[12]提出的经典Apriori算法。在挖掘过程中，使用的是类关联规则挖掘，规则的前项为数据项集，后项为类别属性项集。其中数据项集是由八种特征值组成，属性项集是由三种肿块的形状组成，分别为卵圆形、不规则形和分叶形。每条规则用R来代表，挖掘出的规则形式如下：R∶DC，其中，D={Data1，Data2……Datan}，为数据项集合，C={C1，C2，C3}，是类标识集合。

使用Apriori算法进行关联规则挖掘之后要对所得到的规则进行剪枝，最后得到强关联规则。假定两条规则R1和R2，若满足下面任意条件，则称R1的优先级别优于R2。

1）R1的置信度高于R2的置信度，即conf（R1）>conf（R2）；

2）若conf（R1）=conf（R2），R1的支持度高于R2的支持度，即sup（R1）>sup（R2）；

3）若conf（R1）=conf（R2），且sup（R1）=sup（R2），R1拥有比R2更少的项。

本文关联规则的剪枝方案是：选择优先级高的规则覆盖优先级低的，如果优先级别相同的话选择前项比较多的覆盖前项相对少的规则，最后得到强关联规则，利用得到的强关联规则建立关联分类模型，对数据集进行分类训练。

12特征选择

本文采用基于关联规则的StARMiner算法[13]挖掘了影像底层特征与形状语义以及与肿瘤良恶性语义之间的关联规则，达到降维目的同时实现底层特征与语义的有效关联。设T是一个医学图像数据集，T里面包含有多种类别的图像，X是其中的一个图像类别的集合，Xi是X中的一个图像，每个 都有N个特征，假设fi是Xi的第i个特征，μfi（x）和σfi（x）分别为在图像X中fi特征的均值和方差。该算法有3个阈值，是由用户定义的，分别为γmin、Δμmin和Δσmax。其中γmin为在H0不成立时存在的最低置信度；Δμmin为fi在类X中的均值与其它类中均值的最小差值；Δσmax为fi在类X中的最大方差值。如果满足下面的3个条件，就可以找到X类图像和特征之间的关联关系，也就是说特征fi是将X类图像与其它类图像区分出来的关键，是应该保留的特征。本文影像底层特征一共有32个，使用该算法保留的与影像形状有关特征为8个，特征如表1所示。

13关联分类算法

关联分类算法是在关联规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采用的是ACE[17]（associative classifier engine）关联分类引擎算法。在建立图像形状的关联分类模型时，首先选择作为训练图像的底层特征，采用最小长度描述方法对特征进行离散化，然后利用经典的Apriori算法进行关联规则挖掘，并通过基于规则兴趣度的关联规则剪枝算法得到强关联规则，最后采用关联分类引擎ACE算法进行关联分类，实现关联分类模型的构建。

ACE算法中有4个参数，分别为A（h），F（h），N（h）和wmin，分类算法的置信度公式如下：

w=4A（h）+F（h）4A（h）+F（h）+N（h）（6）

其中，W表示图像属于某种类别的可信度，4个参数的含义如下：

1）A（h）为图像特征满足整个规则的个数；

2）F（h）为图像特征部分满足规则的个数；

3）N（h）为图像特征均不满足规则的个数；

4）wmin是该图像属于某种类别的可信程度的最低值，本文中wmin为05。

14乳腺肿块形状分类模型的建立

乳腺肿块的良恶性与不同的肿块形状之间存在相关性[18]，如卵圆形等比较规则的类型一般表现为良性，而分叶和不规则类型则往往呈现恶性。因此，本文在使用与形状有关的底层特征构建关联分类模型时，按照不同肿块形状的良恶性可能进行二分类，然后再对节点进行细致分类，分类方式如图1所示。

本文选取了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构建的数字乳腺X线图像数据库（DDSM，digital database for screening mammography）中的170幅图像，其形状描述语义为医学影像专家标注，共有170幅图像，其中：卵圆类型为61幅，不规则类型为62幅，分叶类型为47幅，各选每种类型35幅图像参与数据挖掘。用来进行测试的图像有65幅，该模型对于形状的分类准确率如表2所示。

15检索系统

本文提出的检索系统的模型如图2所示。

首先获取输入案例的底层特征，选择出与图像形状以及肿瘤良恶性有关系的特征，选取的和图像形状有关的特征如表1。然后利用选择出来的形状特征得到分类关联规则，通过关联分类算法构建图像形状分类模型，通过该模型获知输入图像的形状语义，最后，结合图像与良恶性有关的底层特征，与图像特征向量数据库征向量，得到和输入案例最相似的图像。

2检索结果

图像检索中分别对特征向量中的语义和底层特征部分，分别采用欧式距离度量式（7）进行相似度量，其中i为案例影像语义或底层的第i个特征。本文所用的底层特征均是进行了特征归一化的数据。在离散语义特征和连续底层特征相似度量基础上。为了融合两者的相似性采用式（8）计算。

）

其中：dk（i，j）是样本i和样本j在第k个属性的相似度，这里，k=1或2，分别对应语义特征和底层特征。 wk取0或1，对缺失属性取0。

检索系统中一共包含有170幅图像，为了查看本文方法在乳腺肿块图像检索方面的效果，与图像检索领域常用的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19]方法进行了实验对比，随机选择5个图像进行检索，检索出前10幅图像，形状语义参与检索，边缘和良恶性作为参与评价检索性能的语义，对比实验结果如图3所示。

图3（a）为按照语义相似性大小排序得到的对比结果，其中带条纹的为本文方法所得结果，无条纹的为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方法的语义结果；图3（b）为两种情况下语义所占百分比的对比结果。从图3中可以看出，对于同一幅图像本文提供出更多的语义完全相同和语义相似的案例。

辅助医生诊断的最终目的是能够为医生判断肿瘤的良恶性提供决策支持。本文通过查全率-查准率曲线[20]以及相关排序平均值对多模图像检索方法和基于内容图像检索方法的检索性能进行评估，对比结果如图4所示。

图（a）为查全率-查准率曲线对比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本文方法的查准率与查全率均高于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方法，并且通过关联规则算法进行特征选择后的检索性能比未降维的效果更好。图（b）为降维后两种方法的相关排序平均值对比结果，相关排序平均值越大，说明该方法的检索效果越好，从图中可以看出，本文方法的相关排序平均值的均值高于基于内容的检索方法。通过性能对比结果可知，本文这种对特征进行选择，并且结合肿块图像视觉语义特征和图像底层特征的多模检索方法具有较好的效果。

3结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融合图像语义和底层特征的多模检索方法。对于一幅肿块图像，先判断出它的形状语义，然后转化成语义特征向量，选择符合该形状特征的图像，再结合与图像高层语义相关的底层特征进行多模检索。从实验的对比结果可以看出，基于本文给出的关联规则的多模检索方法提供的检索结果，在辅助语义标注和辅助诊断上具有较好的性能，弥补了基于内容单模态检索信息不足的局限。后续可以考虑增加样本数目，改进关联规则挖掘算法，为边缘语义建立关联分类模型，以便为肿瘤良恶性判断提供更有效更全面的Z义信息。

参 考 文 献：

[1]TANG H L，HANKA R， IP H H S Histological Image Retrieval Based on Semantic Content Analysis [J].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Biomedicine， IEEE Transactions on， 2003， 7（1）： 26-36

[2]HUANG Y L， CHEN D R Watershed Segmentation for Breast Tumor in 2D Sonography [J]. Ultrasound in medicine & biology， 2004， 30（5）： 625-632

[3]张磊大规模互联网图像检索与模式挖掘[J].中国科学：信息科学，2013， 43（12）：1641-1653

[4]温超，耿国华基于内容图像检索中的“语义鸿沟”问题[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35（5）：536-540

[5]SMEULDERS A W M， WORRING M， SANTINI S， et al Contentbased Image Retrieval at the End of the Early Years[J].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IEEE Transactions on， 2000， 22（12）： 1349-1380

[6]李志欣，施智平，李志清，等 图像检索中语义映射方法综述[J].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 2008， 20（8）： 1085-1096

[7]曹厚德 医学影像技术的主要进展及前瞻[J]. 中国医疗器械杂志， 2003， 27（4）： 234-237

[8]谢天文，汤伟军，赵秋枫，等 联合图像高级语义特征和内容低级特征的医学图像检索[J]. 生物医学工程学杂志，2009，26（6）： 1237-1240

[9]田海曼，林江莉，陈科，等 基于内容的乳腺肿瘤超声图像分级检索[J]. 四川大学学报（工程科学版）， 2012，44（S1）：177-181

[10]王曙燕，周明全，耿国华 医学图像的关联规则挖掘方法研究[J]. 计算机应用， 2005， 25（6）： 1408-1409

[11]蒋芸，李战怀，王勇，等 基于增强关联规则的医学图像分类新方法[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2006，24（3）： 401-404

[12]AGRAWAL R，SRIKANT R Fast Algorithms for Mining Association Rules[C]// 20th int conf Very Large Data Bases， VLDB 1994， 1215： 487-499

[13]BUGATTI P H， RIBEIRO M X，TRAINA A J M， et al Contentbased Retrieval of Medical Images by Continuous Feature Selection[C]// ComputerBased Medical Systems， 2008， CBMS′08， 21st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EEE， 2008： 272-277

[14]ZHENG B， LU A， HARDESTY L A， et al A Method to Improve Visual Similarity of Breast Masses for an Interactive Computeraided Diagnosis Environment [J]. Medical Physics， 2006， 33（1）： 111-117.

[15]PETRICK N， CHAN H P， WEI D， et al Automated Detection of Breast Masses on Mammograms Using Adaptive Contrast Enhancement and Texture Classification [J]. Medical physics， 1996， 23（10）： 1685-1696.

[16]JIN R，MENG B， SONG E， et al Computeraided Detection of Mammographic Masses Based on Contentbased Image Retrieval[C]//Medical Imag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Optics and Photonics， 2007： 65141W-65141W-8

[17]RIBEIRO M X， BUGATTI P H，TRAINA Jr C， et al Supporting Contentbased Image Retrieval and Computeraided Diagnosis Systems with Association Rulebased Techniques[J]. Data & Knowledge Engineering， 2009， 68（12）： 1370-1382

[18]于代友，⑿忝罚等，BIRADS在乳腺肿块X线诊断中的应用价值[J]. 中国临床医学影像杂志，2014，25（9）：615-618

对联的种类篇7

关键词：联合创业；农科类高校；创业教育；创业教学模式

在各大高校的创业教育中主要是采用模拟企业环境教学的模式与开展校内外实践的模式来对学生进行创业教育，这是我国创业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也是“联合创业”这种全新的教育模式产生的背景。本文立足与农科类高校的背景、环境以及教学特点，引进了“联合创业”的创业教育模式，通过对农科类高校引进和发展“联合创业”教育模式的可行性的研究，探索出更加适合农科类高校发展的创业教育方案。

一、我国农科类高校创业教学的现状

根据调查研究显示，我国从事创业教育教学的教师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参与创业指导课程的学生也不足百分之二十，并且多数都是因为校方的要求才参加的，主动参加创业教育的学生是少之又少。很多学生对于自主创业的认识不足，对自身创业能力缺乏信任，是我国农科类高校创业教学所呈现出的情况。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学校方面对农科类高校学生的就业方面不够重视，在开展创业教育的思路和方法上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无法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创业条件和资源。

其次，农科类高校从事专职创业教育的教师数量稀少，所以导致了农科类高校的学生很难得到专业性的创业理论指导，创业的实践经验就更加不足了。

最后，农科类高校的学生选择的就业方向主要以各大农场还有农副食品加工企业等方向为主，由于长期缺乏专业性的创业理论的教育，农科类高校的毕业生对于创业参与的意识和主动性明显不足。使本来就缺少创业教育环境的农科类高校的学生更加没有参与创业教育的机会。

二、农科类高校引进和发展“联合创业”的可行性分析

联合创业需要校方和企业进行积极配合与协调，才能得以有效的开展，对于

学生的创业教育与发展来说，联合创业的确是一种很高效的创业方法。

其优势在于，联合创业可以解决来自于学校、老师和学生创业资源和条件不足的基本问题，能够对多方面的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有利于同校相同专业或者相关专业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相互协调合作，有利于学校与专业对应企业之间的需求互换和资源互补。

其劣势在于，联合创业的资源集中力不强，很难在短时间内将多方资源整合完毕，一旦创业联合的个体与集体之间因为利益分配而引发矛盾与冲突，就会使得联合创业无法开展下去。而且创业教育指导课程所占的教学比例并不大，很多高校只在学生即将毕业离校的时候才开展创业教育指导，没有对学生对创业知识的学习程度进行综合的量化评估。校企合作的客观程序也极大限度的限制了联合创业教育的实践路径。

在农科类高校创业教育开展的过程中，各方面的因素都为农科类高校引进和发展“联合创业”提供了机会。来自于多所农科类高校相关专业之间的联合，为农科类高校相关专业学生之间的交流以及集体的交流提供了更大的联合空间。来自于企业方面的联合创业机会，为联合创业教育的展开提供了实践的平台。来自于社会就业方面的创业需求，使得联合创业的空间更为广阔。

农科类高校引进和发展“联合创业”存在的问题，在农科类高校引进和发展“联合创业”的过程中，市场与社会的创业需求也在不断的变化，而创业教育的速度永远不能与社会就业同步，这回使得农科类高校联合创业教育很有可能会与社会出现脱节。国家对创业教育支持性的力量和资源往往更偏向于综合性的高等院校，对农科类的高等院校重视程度不够。社会资源的流动分配不均衡使农科类高等院校联合创业教育资源方面的压力更大。

通过对农科类高校引进和发展“联合创业”教育模式的可行性探讨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农科类高校引进和发展“联合创业”势必会因为外界环境方面的原因而受到抑制和阻碍，这就要求学校和教师应该注重通过专业教材、教程、创业指导扭转学生的市场偏向，明确其创业方向。要加强农科类院校之间的相互联合，寻求外界企业实训资源和创业的机会，帮助学生共同实现创业目的。

对联的种类篇8

载体的现代含义是“传递能量或运载其他物质的物质和承载知识和信息的物质形体”。对其中的物质如何理解，将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分类以及教育实践。马克思主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准确理解和领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什么是物质，列宁做出了经典的阐释：“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那么，要理解好这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列宁关于物质的阐释，我们就应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是实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是建立在实践观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入实践概念，把人的实践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实在，这样就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上述缺陷，使物质概念的理解完备而彻底“。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关于物质概念的基本思想是，物质是标志着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是对一切在生活实践中可从感觉上直接或间接地感知的事物的共同本质的抽象，因而它既包括一切可感知的自然事物，也包括可感知的感性的人的活动即实践活动；这种客观实在独立于我们的意识，为我们的意识所反映。”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只有与人的实践活动相联系才有意义。马克思认为对物质的理解要有感性直观但又不应局限于这种感性直观，而应当从感性的活动、实践的角度去理解。离开了人的实践活动谈论“先人存在的自然界”毫无意义。“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马克思认为能够构成人类认识对象的主要是经由人类实践活动改造过了的“人化自然”，而不是与人类历史实践活动尚无关联的“先人存在的自然界”。“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所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其载体物质属性的理解必须建立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应联系人的实践活动去说明物质，像那些离开了人类实践的即使是有形的物质实体，马克思认为是毫无意义的，“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虚构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它们也不属于我们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范畴。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讨论的物质范畴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有形的人类实践的产物，看得见、摸得着、可触知，像人类的物质生产成果、生产场所、生存环境等；一类是无形的但与人类实践紧密相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规章制度以及那些与人类实践活动密切相关的组织活动等，虽然它们不具备有形的物质外表，但客观存在，也是我们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研究的对象。

二、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物质属性是其具有承载和传递教育信息的基础

（1）与人类实践相联系的物质世界既是人类认识的对象，也是人类思维的物化，承载着思维的信息，通过它可以演绎出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物质世界是人类认识改造的对象，也是人类思维活动的源泉，人类认识的对象是纳入了人类实践活动领域的物质存在。人类在改造物质世界的同时也慢慢从原始的自然界分离出来，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人们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活动更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由人类认识改造的物质成果组成的人类社会既是实践活动的产物，也是人类思维的物化，通过它可以演绎出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因为人们获得知识的途径主要是通过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通过自己的实践得到的是直接经验的物质成果，同时它又是别人获取知识的间接经验。与人类实践相联系的物质世界既是人类认识的对象，也是人类思维的物化，承载着思维的信息，通过它可探寻出思维的发展过程，指导实践。

（2）物质具有直观现实性，是人类感性认识的直接来源，其应用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更加生动，具有吸引力。人类的认识过程包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它是人们通过感觉器官接触事物而获得的关于事物的表面现象和外部联系的认识，它包括感觉、知觉和表象三个层次。感觉是感性认识的起点，也是整个认识的起点，它是人通过感觉器官对事物表面的个别特征的反映。如视觉反映事物的颜色、形状；听觉感应事物的声音，嗅觉感受事物的气味等等。知觉是在感觉的基础上，对各种感觉的综合，形成关于事物各方面特性的整体形象的认识。表象比知觉又进了一步，是以往感知过的事物形象在记忆中的再现。表象离开了具体事物，是对知觉的综合和概括。感性认识的这三种形式，反映了人的认识发展，由部分到整体、由直接到间接，由具体到抽象的发展趋势，为理性认识提供了材料。感性认识是通过人们的感觉器官直接反映事物的表面现象和外部联系，是属于对事物表面形象的认识，它直接且具体。“一切感性认识都是人的感官对外界事物的直接感知，它和外界事物之间没有中间环节；它所反映的是外界事物的生动具体的形象。”这种以事物的外部现象为内容的感性认识是一切人类认识活动的起点，“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而“物质是各种具体实物的共性，物质范畴是从各种具体实物抽象概括出来的一个普遍的哲学概念。物质的这一共性寓于各种具体实物的个性之中，没有脱离各种具体实物而独立存在的某种‘物质自身’人们既不应当把物质同各种具体实物割裂开来，也不应当把物质归结为某一具体的实物。”物质是具有时空性的存在，时间和空间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时间是指物质运动的持续性和顺序性，而空间是指物质运动的广延性和伸张行。从具体实物抽象概括出来的物质共性，具有直接现实性特征，它是可以看得见、感知得到。物质具有直观现实性，是人类感性认识的直接来源，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物质属性，是“通过直接知觉为主的教学方法”建立的基础，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形象生动，从而更具有吸引力,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3）物质具有客观实在性，使得它既是认识的来源又是验证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其应用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更加贴近实际，具有可信度。物质是世界的本源，整个世界是由具有一定时间和空间的物质组成，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万事万物都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各种不同表现形态。物质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具有客观实在性。物质决定意识，物质可为意识所“复写、摄影、反映”，它们之间是种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同时，物质也是验证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因为属于意识范畴的认识具有主观能动性，检验它的正确与否不能依靠认识本身，而是要通过实践把主观性的认识和现实中认识指导下的客观物质结果加以对照比较，看主观认识和客观结果是不是统一、符合，从而检验出认识是否正确。物质具有客观实在性，人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通过实践把观念性的认识与眼前的客观物质结果结合起来，“眼见为实”就能检验到认识的正确与否。如通过参观井冈山革命旧址，对当时革命力量的薄弱有切身感受，就能更加深信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创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的正确，更加理解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意义。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物质属性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加贴近实际，具有可信度，从而更易认同，这有利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认知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的统一。

对联的种类篇9

【关键词】网站；盈利；模式

网站的盈利模式根据网站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可分为广告收入、服务费、产品销售、网络基础服务、网络游戏、手机增值服务、互联网金融等。这些盈利模式根据自身特点还衍生出了多种多样的形式，下面针对以上的盈利模式进行阐述与分析。

一、广告位广告模式

（一）固定广告位

固定广告位是网站盈利模式中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在门户网站及流量很大的网站中是一种很普遍的盈利模式。固定广告位的价格高低取决于网站的流量、所在网页上的位置及广告的尺寸。广告的形式可以是图片、文字、flas、视频等。

（二）广告联盟

广告联盟通常是指集合了中小网络媒体资源组成的网络广告联盟。广告联盟通过联盟平台帮助广告主实现广告投放，并进行广告投放数据监测统计，广告主则按照网络广告的实际效果向联盟会员支付广告费用。网络广告联盟包括广告主、联盟会员和广告联盟平台。广告主通过广告联盟投放广告的费用相对较少，能节约营销开支，提高营销质量。网站主通过广告联盟可以用自己网站内成千上万的内页来承接联盟广告以换取收入。

广告联盟中主要的广告类型有CPC、CPM、CPA等。CPC广告是最常见的一种广告形式，它是英文单词Cost Per Click的缩写意思就是每次点击付费广告，当用户点击某个网站上的CPC广告后，这个站的站长就会获得相应的收入。CPM广告通常可以理解为一个人的眼睛在一段固定的时间内注视一个广告的次数。比如说一个广告横幅的单价是1元/CPM的话，意味着每一千人次看到这个Banne就收1元。CPA是指按广告实际投放效果付费，即按有效定单或有效问卷来计费与广告投放量无关。

（三）视频广告位

这里的视频广告位专指视频服务类网站在播放正式视频之前或之后投放的相关广告。这种类型的广告是视频服务类网站目前主要的盈利模式。目前此类广告具有强制性，除了收费会员以外其他用户必须观看，少数视频网站在正式视频播放过程中也会插播类似广告。

（四）其他类

广告位广告还包括漂浮类广告、弹窗类广告等，但此类广告由于用户体验不佳，很多网站都已经很少采用。

二、服务费及会员费模式

服务费是指网站提供某种特定的服务所收取的费用。服务费包括提供数字信息服务、在线咨询服务等。目前国外已经有很多专门提供有偿数字化信息服务的网站，国内此类网站相对较少。有偿咨询类服务相对比较成熟，特别是在线法律咨询及在线心理咨询等方面。目前流行的网上婚介服务及在线辅导都属于此类形式。

会员费是网站通过对收费会员提供与免费会员差异化的服务进而收取会员费用的一种盈利模式。很多时候的服务费是以会员费的形式收取的，会员费也会包含不少服务费的内容。

三、销售产品模式

销售产品模式是与传统盈利模式最接近的一种盈利模式。按照网站销售产品的范围分为单一品牌销售；单一品类产品销售；多品类产品销售；综合类产品销售等。按照销售关系分为B to B（从企业到企业），B TO C（从企业到客户）、C TO C（从客户到客户）、C TO B（消费者对企业）等。

四、网络游戏

随着网络游戏的盛行，各种网络游戏相关的盈利模式也应运而生。目前的网络游戏的盈利模式有销售游戏点卡、包月卡、游戏中的道具及装备的买卖、游戏代练、游戏相关产品、游戏植入式广告等。销售游戏点卡、包月卡的盈利模式比较直接，就是按照玩家玩游戏的时长来盈利。在网络游戏的初期此类盈利模式比较普遍，新推出的网络游戏则慢慢趋向于玩游戏免费致力于其他形式的盈利模式。所谓免费玩游戏通常是玩家玩游戏不花钱，但游戏中好的道具、好的装备是要花钱的，在这些花了钱的玩家面前免费玩家们通常是占下风的，这也进一步刺激了免费玩家们去购买收费道具以便赶超其他玩家。游戏代练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有些人针对某些游戏专门组织人员成立公司为玩家提供代练服务。游戏相关产品、游戏植入式广告只有在游戏达到一定规模后才会有明显的效果。

五、网络基础

网络基础一般包括服务器租用、域名注册、带宽租用、注册企业邮箱等。通常是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及其提供此类服务。由于有一定的准入门槛、较大的设备投入及安全维护等因素，所以个人及中小型公司不适合开展网络基础业务。

六、手机增值服务

按照信息产业部的界定，除话音这项基础业务外，所有的数据业务都属于手机增值业务的范畴。手机增值服务曾经是网站苦苦寻找的那根救命稻草，它使很多互联网公司结束了多年烧钱度日的窘境，也挽救了一大批濒临倒闭的中小型互联网公司。由于利益的趋势曾经的手机增值服务充斥着诱骗、木马病毒等广受诟病的负面新闻，但对于在那个时期从手机增值服务中受益的互联网企业来说它的存在意味着生存。

七、网络自媒体

网络自媒体是个人或组织通过网络分享文章、音频、视频等内容建立的一种新媒体形式。有别于传统媒体，网络自媒体通常是借助博客、微博、微信、视频网站等网络平台建立起来的。现在的网络自媒体已成为网络信息传播最活跃的主体和新兴舆论场。网络自媒体本身不能算是一种盈利模式，它只是在互联网大时代背景中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型媒体。之所以单独提及它是因为这种媒体形式打破了我们传统意义上媒体的概念，它使很多“草根”阶层看到了一种可以通过互联网盈利的模式。这种盈利模式就是通过内容吸引更多网民关注进而通过关注的效应以其他形式盈利，盈利的能力完全取决于自媒体本身受关注的程度。

八、互联网金融

对联的种类篇10

世界环境日的由来

1972年6月5日～16日，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全世界范围内研究保护人类环境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113个国家，共1300多名代表。会议讨论了当代世界的环境问题，制定了对策和措施。这次会议提出了响彻世界的环境保护口号：只有一个地球!会议最后形成并公布了著名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简称《人类环境宣言》)，以及包含109条建议的保护全球环境的“行动计划”，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造福全体人民，造福子孙后代而共同努力。

《人类环境宣言》提出7个共同观点和26项共同原则，规定了人类对环境的权利和义务，呼吁“为了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而保护和改善环境”，“这个目标将同争取和平和全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两个既定的基本目标共同和协调地实现”。会议建议将大会开幕日这天作为“世界环境日”。1972年10月，第27届联大确立每年6月5日为“世界环境日”。

每年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这是联合国确立的关于保护环境的纪念日。那么关于世界环境日的来历是什么?世界环境日的意义以及宗旨又是什么呢?下面就跟学识网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1972年6月5日～16日，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全世界范围内研究保护人类环境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113个国家，共1300多名代表。会议讨论了当代世界的环境问题，制定了对策和措施。这次会议提出了响彻世界的环境保护口号：只有一个地球!会议最后形成并公布了著名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简称《人类环境宣言》)，以及包含109条建议的保护全球环境的“行动计划”，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造福全体人民，造福子孙后代而共同努力。

《人类环境宣言》提出7个共同观点和26项共同原则，规定了人类对环境的权利和义务，呼吁“为了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而保护和改善环境”，“这个目标将同争取和平和全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两个既定的基本目标共同和协调地实现”。会议建议将大会开幕日这天作为“世界环境日”。1972年10月，第27届联大确立每年6月5日为“世界环境日”。

设立世界环境日，就是要提醒全世界注意全球环境状况和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危害，强调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的重要性。它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态度，表达了人类对美好环境的向往和追求。世界环境日也是联合国提高全球环境意识、敦促各国政府对环境问题采取行动的主要媒介之一。

1973年1月，联合国大会根据人类环境会议的决议，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负责处理联合国在环境方面的日常事务，促进和协调联合国内外的环境保护工作。

unep负责确定每年的“世界环境日”主题。这些主题基本反映了当年的世界主要环境问题及环境热点，很有针对性。

unep每年6月5日举行世界环境日纪念活动，环境现状的年度报告书及表彰“全球500佳”。从1987年开始，unep每年还要选择一个城市作为联合国的宣传活动中心。许多国家的政府、民间团体和人民群众每年也都在这一天举行各种纪念活动。

世界环境日设立宗旨

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并提出将每年的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同年10月，第2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接受了该建议。世界环境日(World Environment Day)，是联合国促进全球环境意识、提高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注意并采取行动的主要媒介之一。

联合国系统和各国政府，每年都在6月5日的这一天开展各项活动来宣传与强调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的重要性。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每年的年初公布当年的世界环境日主题，并在每年的世界环境日发表环境状况的年度报告书。

地球是人类和其他物种的共同家园，然而由于人类常常采取乱砍滥伐、竭泽而渔等不良发展方式，地球上物种灭绝的速度大大加快。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正使生态系统滑向不可恢复的临界点，如果地球生态系统最终发生不可挽回的恶化，人类文明所赖以存在的相对稳定的环境条件将不复存在。

世界环境日的意义

设立世界环境日，就是要提醒全世界注意全球环境状况和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危害，强调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的重要性。它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态度，表达了人类对美好环境的向往和追求。世界环境日也是联合国提高全球环境意识、敦促各国政府对环境问题采取行动的主要媒介之一。

1973年1月，联合国大会根据人类环境会议的决议，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负责处理联合国在环境方面的日常事务，促进和协调联合国内外的环境保护工作。

unep负责确定每年的“世界环境日”主题。这些主题基本反映了当年的世界主要环境问题及环境热点，很有针对性。

unep每年6月5日举行世界环境日纪念活动，环境现状的年度报告书及表彰“全球500佳”。从1987年开始，unep每年还要选择一个城市作为联合国的宣传活动中心。许多国家的政府、民间团体和人民群众每年也都在这一天举行各种纪念活动。

世界环境日设立宗旨

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并提出将每年的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同年10月，第2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接受了该建议。世界环境日(World Environment Day)，是联合国促进全球环境意识、提高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注意并采取行动的主要媒介之一。

联合国系统和各国政府，每年都在6月5日的这一天开展各项活动来宣传与强调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