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名句十篇

屈原名句篇1

皋兰被径兮，斯路渐。 湛湛江水兮，上有枫。 目极千里兮，伤春心。 魂去归来兮，哀江南。 ——屈原 《招魂》

入不言兮出不辞， 乘回风兮载云旗。 悲莫悲兮生别离， 乐莫乐兮新相知。 ——屈原 《九歌·少司命》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 《离骚》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屈原 《离骚》

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 ——屈原 《楚辞》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 ——屈原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屈原 《楚辞》

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 ——屈原 《楚辞》

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屈原 《楚辞》

愿岁并谢，与长友兮。 ——屈原 《楚辞》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屈原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屈原 《离骚》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 ——屈原 《渔父》

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 ——屈原《楚辞》

少司命 秋兰兮麋芜，罗生兮堂下； 绿叶兮素华，芳菲菲兮袭予； 夫人兮自有美子，荪何以兮愁苦； 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 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 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 悲莫愁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荷衣兮蕙带，修而来兮忽而逝； 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兮云之际； 与女沐兮咸池，希女发兮阳之阿； 望美人兮未来，临风祝⑨兮好歌； 孔盖兮翠旌，登九天兮抚慧星； 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 ——屈原 《九歌》

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屈原 《楚辞》

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 ——屈原 《楚辞》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屈原 《楚辞》

哀莫哀兮生别离，乐莫乐兮心相惜。 ——屈原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用；数有所不及，神有所不通。 ——屈原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屈原 《离骚》

桂棹兮兰桨，击空明月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 ——屈原 《赤壁赋》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屈原 《离骚》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屈原 《楚辞》

云中君 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 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 謇将澹兮寿宫，与日月兮齐光； 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 灵皇皇兮既降，飙远举兮云中； 览冀洲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 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 ——屈原 《九歌》

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 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 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屈原 《渔父》

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 ——屈原 《楚辞》

悲莫悲兮生离别，乐莫乐兮新相知。 ——屈原

后皇嘉树，桔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从，更壹志兮 ——屈原

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 ——屈原 《九歌》

闭心自慎，终不失过。 ——屈原

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 ——屈原 《楚辞》

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 ——屈原

魂兮归来! 去君之恒干，何为四方兮? 舍君之乐处，而离彼不祥兮。 ——屈原 《招魂》

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 ——屈原 《楚辞·渔父》

东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 抚长剑兮玉珥，谬锵鸣兮琳琅； 瑶席兮玉缜，盍将把兮琼芳； 蕙肴蒸兮兰藉，莫桂酒兮椒浆； 扬包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 陈竽瑟兮浩倡； 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 五音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 ——屈原 《九歌》

鸟飞反故乡，孤死必首丘 ——屈原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屈原 《九歌·国殇》

屈原名句篇2

名句, 是前人思想和聪明的结晶, 散发着超越时空的魅力, 闪烁着永恒的灵感和诗意的光线。多用名句, 能使我们的表达精练而生动；善用名句, 则能使我们的作文意蕴深刻, 神采飞扬。

名句的运用, 一般分为“引用”和“化用”引用又分“明引”和“暗引”。所谓“明引”, 即点明名句的出处和来源, 如例文《以平和之心对待人生》的最后两节, 它是一种最常见的引用；所谓“暗引”, 即不指明出处, 直接将名句编织在自己的语言中, 这种引用不露斧痕, 最受作者青睐。如例文《断岸千尺?气定神闲》的开文三节。

“化用”也可分为两种。

一是“借用式”, 即借用名句的形式来抒发自己的感情, 属于“旧瓶装新酒”。如苏轼的“如蝇在食, 吐之方快”一句, 便是借用了《汉书．杜钦传》中的“如鲠在喉, 不吐不快”, 但表意已有所不同:“鲠”在喉, 给人的是痛感, 而“蝇”在食, 则让人恶心。这样一改．就将苏轼对权贵的厌恶之情和无畏之意表达得更为强烈可感。

二是“引申式”, 即发挥名句的原意, 在原有意思上引出新意来。例文《所谓伊人, 在水之溪》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不难看出, 这篇记叙性散文的情节, 是根据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中“屈原行吟江畔”和屈原《涉江》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的诗句申发而来。考生充分利用文史知识, 对屈原生命的最后一刻进行了大胆而又合理的想象, 并加上简练雅致又不失细致生动的文笔, 将屈原热爱祖国决不犹疑、坚持真理毫不妥协的高贵品质和伟大情怀, 表现得淋漓而隽永, 令阅卷者赞叹。值得一提的是, 与例文2考生对苏轼的诗文烂熟于心了如指掌一样, 本文对《诗》《易》《论语》《史记》以及《离骚》《涉江》《九歌》的运用也是信手拈来, 俯拾即是, 充分反映了考生非同一般的文化底蕴, 难怪阅卷老师说:“就冲这功力, 也会打个高分!”

显然, 名句的运用, 不仅能提高我们的理解能力, 丰富我们的审美情趣, 还能培养我们的创造思维。在我们的作文中, 名句的运用, 有这样几种具体的途径。

1． 以名句为题, 画龙点睛。

例文3的“所谓伊人, 在水之诶”, 言简意赅, 一语双关:既是屈原心中追随的“伊人”一一明主, 又是考生心中崇尚的爱国先行者——屈原, 可谓典雅传神, 韵味无穷。

2．以名句开篇, 先声夺人。

“拣尽寒枝不肯栖”“嫣然一笑竹篱间”“玄裳缟衣嘎然长呜”, 暗引苏轼的名句, 构成语意上的排比, 为正文论述“断岸千尺?气定神闲”的苏轼做了极富神韵的渲染, 引人入胜。

3．以名句对比, 突出见解。

明引北岛的“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 一切信仰都带着……”和舒婷的“未来的一切, 都生长于它的昨天, 希望……”, 通过绝望与希望的鲜明对比, 有力地突出了人生的聪明就是拥有平和心态的见解。

4．以名句为料, 别致传神。

以暗引, 作为开头, 它们起到了摄人眼目、先声夺人的作用, 而作为全文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些富有象征意味的诗句, 含蓄隽永, 别致传神, 虽不是主要材料, 但对表现主旨同样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5．以名句穿插, 一气呵成。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与“虽九死其犹未悔”三句屈原《离骚》中的名句为小标题, 既巧妙衔接三个片段, 又通过层层叠加, 使屈原热爱祖国、坚持真理的伟大品性更加鲜明突出。

6．以名句煞尾, 强化主题。

屈原名句篇3

一、关于楚辞

“楚辞”最基本的含义，是指战国时代我国南方楚地出现的一种新的诗体。“楚辞”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由楚辞形成的楚辞体的特点是结构宏伟、想象丰富、句式灵活，这类作品，富于抒情成分和浪漫气息；篇幅、字句较长，形式也较自由，并多用“兮”字以助语势。正如宋代黄伯思在《东观余论》卷下《校定楚辞序》中：“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楚辞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体式，是在出现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他在自己独特的楚国地方文化基础上，吸取了北方中原文化之后才真正产生的。

二、楚辞中的语气词现象――以“兮”字为本质特征

明人吴讷在《文章辨体序说》中云：“风雅既变，而楚狂《凤兮》、《沧浪》孺子之歌，莫不发乎情，止乎礼义，犹有诗人之六义；但稍变诗之本体，以‘兮’字为读，遂为声之萌蘖也。原最后出，本《诗》之义以为《骚》，但世号《楚辞》，不正名曰赋。”从先前学者对楚辞的概括中，可以看出楚辞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特点，“兮”字句成为了楚辞体的本质特征。

《说文》曰：“兮，语所稽也。”段玉裁注；“兮，稽叠韵。”稽部曰：“留止也，语于此少驻也。”“兮”字作为在楚辞体作品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虚词，其表音无义的泛声性质早已为前人所识。作为语气词，其可表示停顿“少驻”、语助余声、断句之助的作用，它的使用总是与一定的情感抒发相联系。王延海《楚辞释论》分析了“兮”字的作用是“具有调整诗歌节奏的作用；具有调整节奏兼表情的作用；具有‘乎’‘之’‘与’‘其’‘夫’等介词、连词的具体作用。郭建勋《汉魏六朝骚体研究》设有《骚体的界定及其与赋的复杂关系》专章，提出“兮”字句式骚体的本质特征：“兮”字具有强烈的咏叹表彩、构成诗歌节奏的能力，并兼具多种虚词的文法功能、衍化派生其他句式的造句功能；同时“兮”字句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反映了荆楚民族的自由浪漫精神和屈原的悲怨愤激情绪。

在楚辞体中，这种带“兮”字的句子主要又有三种句型：第一种为类似于“后皇嘉树，橘徕服兮”（《橘颂》）“露申辛夷，死林薄兮”（《涉江》）型，第二种为“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山鬼》）“帝子降兮北渚，目目眇眇兮愁予”（《湘夫人》）型，第三种如“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离骚》）“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怀沙》）型。这三种句型在楚辞的发展中也是经历着它的变化的，第一种句型尚处于楚辞体不够成熟的过渡阶段，“兮“字的功能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语体风格因四言的影响而趋于规整，屈原作品中只有《橘颂》纯用此式，此外，则用于《抽思》《涉江》《怀沙》等篇的“乱辞”之中，第二种句型主要集中于屈原的作品《九歌》中，其基本特点是“兮”字为于一句之中，前后两部分的字数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规则与变化的有机配合，使得这种句型错落有致，在楚辞体的几种类型中，此类句型保存的楚民歌原型最为完整，第三种句型主要见于《离骚》《九章》各篇中，是屈原在楚民歌尤其是《九歌》句式的基础上的创造，是所有句型中最为成熟完备的，它的基本结构是“兮”字在两句之间，也即两句中的上句之末。

三、不同语气词产生的原因分析

任何文体形式，不仅是一种语言存在，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存在，有着深刻的民族文化印记。渊源于南方荆楚文化的楚骚文学，其基本句式是“兮”字句，也是楚人群体性格和审美情趣的反映与结果。楚国地险流急、江山光怪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楚人情感外露的群体性格，相对独立的历史背景铸冶了楚人不重礼法、崇尚自由的人文传统，而巫风盛行这样的民俗又赋予了楚人亲近自然神灵的宗教迷狂。总之，这是一种与中原文化之典雅庄重、温柔敦厚完全不同的文化类型，而表现出飞扬流动、自由任性的浪漫风格。

C上所述，“兮”字作为语气词，在楚辞中的大量使用使得楚辞体具有了独特的文学体式，形成了楚辞体独有的艺术特色，在后世文人骚客的笔下，以“兮” 构成的诗句成为文学创作海洋中的闪烁光辉的明珠。

参考文献：

[1]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版。

[2]方培元 《楚俗研究》 湖北美术出版社 1993年版。

屈原名句篇4

关键词： 今本《文子》 文学审美性 思想

《文子》作为黄老道家的重要典籍,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地位较高，但鉴于其诸多版本的界定性、真伪性、边缘性的复杂问题，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书的流传和发展。将今本《文子》作为整体进行阐释和解读，有助于我们理解其虽兼承新道家思想的重要价值，却因伪书说而长期不能得到世人重视的尴尬。其书蕴含的丰富黄老道家思想对后世乃至当今文艺、文学、政治等各领域有重要的价值和借鉴意义，本文从文本自身的文学性、思想性、启悟性方面进行如下探究和阐释。

一、今本《文子》文本的诗化性及情辨性特征

今本《文子》作为语录体散文，含有大量的议论文字。其在论旨上“宗传统道家思想”而有所发展，在行文上更是“法黄老理论”而振扬其风。其语言风格既有南方楚地文学浪漫飘逸的痕迹遗存，又有早期秦汉文学说辨论理的演进特征。

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子》一文中强调：“情辨以泽，文子擅其能。”所谓“泽”即光泽、润泽，或可理解为恩泽后世。的确，在诸子的著作中，文子之作的最大优点就是“论道辨理”饱含情感，《文子》不讳言“情”，且更特别强调“情”的作用，在其看来，治理天下不是靠政令制人，不是靠权威压人，而是强调真情感人，诚信服人。虽讲治国之道，但“语因情发，言为心声”的意识确有其进步意义，发言吐语、著书立说，也才更重表达真情实感：

夫水浊者鱼，政苛者民乱……影之象形，所修者本也。（《精诚》）

这段文字前面抒发了对“政苛令繁、欲多求甚”的统治者的憎恶之感，对“争斗伪诈、民不聊生”的现实社会的痛觉之情。阐述“无为而治”思想的文字，由激愤之情渐变为激昂之情，表达出对理想社会的憧憬。由于感情充沛而强烈，故“辞不繁不足以达其情，语不详不足以表其意”，文字便有了风行水上之势，洋洋洒洒，焕然成章，其富有情感的论述使人犹如看到了作者“纵论治国之道、畅谈天地之理”时的慷慨激昂抑或冷漠沉静的形象，也启发了人们对文艺的本质作更加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且《文子》用词遣句简洁生动，准确明晰，其对字句的自觉锤炼和刻意雕琢，反映了当时人们文学意识的增强和文学创作性的进步。其文讲求对字协韵，较多采用四言句式，突出了文章的音乐化特征，易于诵读而传播广远。许多段落又富有诗歌的韵味，节奏鲜明，音调和谐，以楚人惯用的语气助词“兮”字入句，在句中起到了调和韵律的作用，文句更富咏叹意味和抒情功能，有浓郁的楚歌情调，如：

豫兮其若冬涉大川者，不敢行也；……广兮其若谷者，不敢盛盈也……（《上仁》）

在对偶和排比手法方面，《文子》也运用得较为普遍。文章又多骈句俪辞组成，可与后世词句整饬的赋体作品媲美，这无疑是有意识地追求语言艺术形式美的结果，显然更具有达意抒情的文学自觉性。

总之，在文学体裁上，《文子》作为语录体散文，它的诗化特征仍很明显，特别是杂有较多的议论文段落，也显示出了先秦散文的发展趋向；在艺术表现上，它借鉴了老子的创作经验，沿用了《老子》的修辞手法，且有所发展和提高，注重文章的审美化，更追求文章的艺术化，这也是该书文学价值的重要体现。

二、今本《文子》与《沧浪歌》、《诫子书》等文关系的问题

（一）关于“《沧浪歌》创始权为文子”的思索

张松辉先生在《先秦两汉道家与文学》一书中提出：“《文子·上德》的记载证明《沧浪歌》的初创权应归为文子。”我认为此认识涉及今本文字增益性问题，有部分不可证因素，但确有较大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因其既与今本《文子》反映的时代特征相一致，又关涉到与“《文子》为屈原思想上源文化”观点的连贯性和价值性问题。文章在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将其二者思想结合，作如下分析。

1.今本《文子》从尊崇道家思想传统的角度，注重“心治”，同时也主张采用“法治”。若说此书“心治”思想多是受到春秋大义的遗响，那么“法治”思想则是“明见之主必求治国之臣变法图强”的重要标志。

《文子》立法对象的界定，也反映了对君主的一种理性要求与审议，楚国的屈原时代，“法治”思想已遍地生花，屈原及其同仁在楚国奔忙，尽管各有所憾，但已显现“法治”思想同“心治”思想斗争的必胜气象，而《文子》作为前期的楚文化著作，对屈原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则是极有可能的。

2.《文子》和屈原在对儒家思想的认同上有所一致。屈原作品对道、德、仁、义、礼各种思想因素在社会秩序构建时作用的认识，已较《文子》大大前进了一步。其将此五者认为是“美政”统治不可或缺的思想因素，这与《文子》的黄老思想有着相通的渊源性。且两者在儒家思想方面的显著特征，又都表现为对“民生”的极大关注。

3.《文子》思想通于“刑名”之学，屈原也重视“名与实”的统一，两者的共同性是发人深省的。屈原认为有“实”才可有“名”，即“善不由处来兮，名不可以虚作。孰无施而有报兮，孰无实而有获”。故“不干人、不屈己”的精神，也正是屈原千百年来对中国文人的人格影响之所在。

4.同《文子》一样，屈原主张变法图强。吴起变法之事相去屈原之事不过四十年之遥，楚之俊杰之士如屈原者，必将深刻认识到“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的重要性，且屈原的改革亦曾部分的付诸实施，故此屈原的法家思想也可窥见一斑。

《四库全书总目》列《文子》入道家类，而屈原思想中也有部分道家思想因素，楚国是道家的发源地，也是战国时期黄老思想最活跃的地区，屈原生长与此，耳濡目染，本族文化思想积淀的影响一定是相当深厚的。由此可见，《文子》不仅可以作为研究秦汉哲学、经史的重要资料，而且为我们研究屈原的源流提供了至为珍贵的材料。今本吸收了儒家思想而融会贯通，旁通于刑名之学而有所创新，由道生法，强调了朴素的法制理论，汲取了多家的思想，丰富光大了道家学说，其对屈原的吸引力是可想而知的。

总之，以上由“沧浪歌创始权的考索”引申到的对“《文子》思想与屈原思想延承性”的探究，提醒我们从文化区域性的影响和文化纵通性的角度，重新审视屈原思想的内涵。这样，既可抛砖引玉地解决屈原思想中一些相关的问题，同时又有利于我们对《文子》思想有进一步的认识和解读。

（二）关于对“《文子》和《诫子书》等文思想一致性”的认识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诫子书》）

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弃疑滞，使庶几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不免于下流矣！（《诫外生书》）

君子之道，静以修身，俭以养生。静即下不扰，下不扰即民不怨，……非淡漠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并覆，非正平无以制断。以天下之目视，……百官修达，群臣辐凑。……（《文子·上仁》）

由上文可见，诸葛亮“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论述亦见于今本《文子·上仁》。《诫子书》、《诫外生书》等篇作为表现诸葛亮黄老思想的代表作品，其“淡泊”、“宁静”、“绝”、“忍屈伸”等理念，亦为黄老新道家所阐发。

从引文分析，两篇文字与今本《文子》语言有着较大的一致性，只是个别词语略有变化：“明德”改为“明志”，对“”用了“绝”字，对“屈伸”用了“忍”字。当然，由于今本文字的增益性问题，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断定《诫子书》等文的言论承用今本《文子》原文，但较之前文对今本成书和思想的分析，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即使其对今本此句未加引用，两者的黄老思想亦有着本质上的相通。

若说诸葛亮主要是新道家思想的体认者，不仅是因为他以新道家的“宁静”、“淡泊”为基本行事风格，其也与其他所有新道家一样是积极“入世”的。“宁静”为了“致远”，即朱熹所说的：“静，便养得根本深固，自可致远。”诸葛亮《诫子书》也说得十分明白，要“明志”，要“致远”，他的“志”绝非“悲守穷庐”，而是“志当存高远”。本来“躬耕”，但所谓“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只不过是“以屈求伸”，即所谓“入世而不避世”，这也正是新道家的重要特点。

诸葛亮《诫子书》的言论及反映的根本思想及渊源，较大程度上是黄老新道家思想，可理解为是以黄老刑名为主的异端之学：“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能兼采众长”。且从现有较为可靠的诸葛亮《文集》资料看，他的表、梳、书、教、论等文，也有较多反映其黄老思想的论说，甚或其本人的所作所为，亦多新道家风范。①

当然，关于黄老新道家的总体思想观念，今本《文子》与诸葛亮确有一致性，值得探索。在每一段进步开放的历史时期，黄老新道家思想对社会各阶层起到的重要影响和启悟的可能性就更加明显和积极，这应该既是黄老思想本身的开放性、包容性、进步性的独特魅力体现，又是其作为政治统治手段在传统中国社会不断适应管理层需要并使其不断得到发挥和完善的历史必然。

综上所述，今本《文子》在唐代成为“通玄真经”是有其历史必然原因的：该书的思想内容既与唐代初期上层阶级提倡道家思想的政治性相符,又能以它黄老思想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适应社会恢宏大气的时代特色和广大民众昂扬热情的进取情怀……以上即为对今本《文子》与文学审美性相关涉部分内容和思想的些许理解和体悟，其进步意义对今天社会诸多领域都有着很大价值和探索空间，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注释：

①熊铁基.秦汉新道家［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499-513.

参考文献：

［1］曹道衡，刘跃进.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丁原明.黄老学论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3］黄钊.道家思想史纲［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4］李定生，徐慧君.校注·文子要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

屈原名句篇5

魏晋南北朝对《楚辞》的接受是全方位的，人们不仅重视它，甚至把它当成“超逸”风神的象征；屈原作为一种人格范型，已通过民俗的方式深入人心，与他有关的地望和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对于《楚辞》这一经典性的文学作品，此时期的文人比两汉更看重它的抒情性和华美的 艺术 形式，他们有意识地选择《九歌》而非《离骚》作为仿效和 学习 的对象；《楚辞》作为一种先在的文学资源，依然是文人摹仿的对象，其句式、意象和语词被大量运用于诗赋作品中，并在与文体赋、乐府诗、骈文等各体文学的碰撞交融中，推动文学形式的 发展 ，激活新型文体的产生。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楚辞/接受

   一

   产生于战国的屈、宋楚辞，在长达四百年的两汉时期，经由贾谊、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学者的张扬、阐释，同时也因为许多文人的摹仿、学习，逐渐成为了一种与《诗经》具有同等地位的文学经典。有 研究 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坛对楚辞的重视，前不如两汉，后不如唐宋明清。鉴于此时期 社会 的长期动乱，学者无暇研治楚辞，而文人责任意识的缺失，又导致他们难以与《离骚》之类的作品形成共鸣，故这种说法确乎有一定道理。但如果细检相关 文献 便可发现，其实此时期不仅有陆云、郭璞、刘勰等人精研楚辞，有曹植、傅玄、江淹等一大批作家自觉地汲取楚辞的艺术营养，而且楚辞的表现手法、形式要素和精神特质，也成为激活文学新体产生和导致文学新变的重要资源，甚至因为其既成经典的身份，渗入到了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从而 影响 当时人们的行为模式、审美情趣和创作倾向。据《南史·萧思话列传》的记载，思话之孙萧洽“年七岁，诵《楚辞》略上口”；《陈书·高祖皇后列传》言宣章皇后“能诵《诗》及《楚辞》”；萧绎《金楼子·聚书篇》自诩其命孔昂抄写《史记》、《三国志》、《庄子》、《老子》和《离骚》等典籍，“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书极精细”，因而珍藏之；傅玄曾仿《九歌》而作《九悯》；又《北史·儒林下》载，北周及隋时期，刘炫因得罪蜀王秀遭羞辱，故“拟屈原《卜居》为《筮涂》以自寄”。由此可见，《楚辞》已广泛流布于民间和宫廷，成为幼童习诵的教科书、妃嫔显示才情的读物和贵族争相收藏的典籍，而屈原的辞作，则依然是文人摹仿的对象。

   《世说新语，任诞》云：“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同书《豪爽》亦曰：“王司州在谢公坐，咏‘人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语人曰：‘当尔时，觉一坐无人。’”《魏书·卢玄传》记载，中山王熙见卢元明饮酒赋诗，性情洒脱，由衷赞曰：“卢郎有如此风神，唯须诵《离骚》，饮美酒，自为佳器。”魏晋品藻人物，不同于汉代的道德尺度，而侧重于人的才情气质。这种超乎功利的审美性尺度以独特的个性和精神风范为重要内容，同于众生则为平庸，超乎庶类则为俊杰。因此他们特别看重与“俗”和“浊”相对立的“清拔”，也即清雅超拔、隽秀飘逸的神采特质。而《离骚》中驷玉虬、驾飞龙、朝苍梧、夕县圃、览观四极、飘摇轻举的神奇场景，《九歌》中开天门、乘玄云、沐咸池、曦阳阿、众神同游、临风浩歌的仙界奇观，无不超尘拔俗，“不似从人间来”。楚辞“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①的风格，给魏晋人一种疏放不拘、清拔超逸的文化暗示，与当时士人所追求的人格理想正相契合。因此，“读《离骚》”与“饮美酒”一样，成为名士超逸疏放性格的象征；而一旦吟咏《九歌》中的诗句，也就 自然 觉得不同凡俗、“一坐无人”了。

   屈原是楚辞的代表性作家，因而魏晋南北朝对屈原的认识，首先值得关注。众所周知，汉代人关于屈原的评价，除了公认他创造了“瑰丽奇伟”的文学作品外，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其一是忠直之臣（以司马迁、王逸为代表），其二是迁谪之客（以贾谊为代表），其三是狂狷之士（以班固为代表）。与此三个层面相对应的，则是汉人的三种情感倾向：赞颂、同情、批判。相对于两汉，此时期对屈原的评价有同有异，既有沿袭也有变化。

   就屈原“忠直之臣”这一层面而言，此时期大体沿袭汉人的观点。如傅玄云：“诗人睹王雎而咏后妃之德，屈平见朱橘而申直臣之志焉”②。刘勰《文心雕龙·比兴》曰：“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萧统《文选序》亦云：“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无不赞扬屈子的“直”、“忠烈”和“忠洁”。不过，魏、晋二朝皆以威逼禅让的方式从旧主手中夺得天下，不便理直气壮地提倡忠直气节；南朝历代祚短，士人臣事多朝数主渐成通例，况且家族观念日重于忠君意识。由于朝野上下对“忠节”的空前淡漠，屈原作为“忠臣”的人格层面，在魏晋南北朝通常只是被一般性地提及，具有概念化和类型化的特征，并没有被深入挖掘和大力张扬。

   与汉人一样，魏晋南北朝对于作为“迁谪之客”的屈原，基本的态度就是同情和叹惜。晋人华谭曰：“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噽宠而伍员戮，岂不哀哉”③！陆云《九悯序》亦曰：“惜屈原放逐，而《离骚》之辞兴。”尽管此时期对屈原这一精神层面的接受同样具有概念化的倾向，“逐臣”屈原更多的只是一种既定的 政治 身份、一个遭遇坎坷的文化符号，但毕竟宦途浮沉是人们经常要面对的困惑，每当人生或政治的波折产生，他们就会联想到屈原“逐臣”的困顿，发出“悲伍员之沉悴，痛屈平之无辜”④之类的感叹，并在痛惜屈子“无辜迁谪”的同时，寄托自己的怨愤与不平。例如颜延之因遭忌出为始安太守，道经汨潭时便作《祭屈原文》，感怀屈子“身绝郢阙，迹遍湘干”的冤屈，并借以抒发心中的愁怨。类似这样的作品并不少见。因此，此时期作为“迁客”的屈原，在文人的作品中，涵蕴着更为丰富真切的生命感悟，更具有文学原型的典范意义。

   以屈原为“狂狷之士”是从班固开始的。虽然班固盛赞屈原“弘博丽雅”的文采，并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将其列在“上中”，为“仁人”，可见没有全盘否定屈原，但他认为屈原“露才扬己”、“沉江而死”⑤的行为，不合儒家经义和中庸之道的基本原则，乃“狂狷”的表现，却为后人对屈原这方面的批评埋下了伏笔。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里的论说：“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颜氏将屈原与许多 历史 上的文人都归入“轻薄”一类，认为文章之体，很容易“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告诫儿孙要“行有余力”而后为文。北魏刘献之的批判则更为激烈：“观屈原《离骚》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⑥！从汉代开始，随着“明哲保身”人生 哲学 的流行，学者大多并不认同屈原露才扬己、自沉身死的过激行为。到魏晋南北朝，人们日益追求当下的生命享受，更加看重在政治风波中“全身保命”的处世原则，故屈原在政治上、处世上的认真和偏执，很难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晋人谢万作《八贤论》，“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屈原虽位列“八贤”，但与嵇康一样被视为“出者”，劣于渔父、楚老等人⑦。三国时李康在《运命论》中曰：“治乱，运也；贵贱，命也。而后之君子，区区于一主，叹息于一朝。屈原以之沉湘，贾谊以之发愤，不亦过乎？”过，也就是过激、过头，超越了中庸平和的处世之道，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狂狷”。屈原以一己之力与整个世俗环境对抗而绝不被动适应的批判精神，具有一种悲剧性的殉道意味和非实践性的宗教品格，它注定是与这个 时代 格格不入的。

   有关屈原的传说与民俗节日逐渐在民间流行，是魏晋南北朝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王逸《楚辞章句·渔父》所记江滨渔父的问答、《卜居》所言求太卜决疑之类，其实便已揭开了屈原传说及其民间纪念的序幕，此后经两汉的酝酿和累积，到此时期更为丰富并定型。例如关于“舟楫竞渡以悼屈原”的民俗。东晋葛洪云：“屈原没汨罗之日，人并命舟楫以迎之。至今以为口渡，或谓之飞凫”⑧。宗懔《荆楚岁时记》条二十二载：“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士人悉临水而观之。”而《太平御览》引《续齐谐记》则曰：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粉米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一士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闻君常见祭，甚善。但常年所遗为蛟龙所窃，若今有惠，可以楝叶塞其上，五色丝缚之，此二物是蛟龙所惮。”⑨

   这三则文献材料，清晰地记载了端午节的由来、内容、形式及其定型化的过程，也说明在东晋南北朝，屈原的事迹和峻洁人格，已通过民俗的方式流播于千家万户，得到了最广泛而普遍的接受。而屈原化为士人的传说，则纯为民间艺术化的虚构，它作为“屈原”这一原型的文化附加形态，折射出的是创造者对原型的喜爱与认同，并为后来沈亚之《屈原外传》之类专记屈原“逸事”的作品开了先河。

   此时期对与屈原、楚辞相关的地名也非常关注。汉代以来各类文献中，已有不少对此类地名的解释和考证，但从来没有像魏晋南北朝这么大量而集中地产生。郭璞《楚辞注》、《山海经注》对相关地名的考证已为人所共知，无庸赘述。据《太平御览》所引，另有《江夏记》、《鄱阳记》、《郡国志》、《永初山川记》、《荆州记》、《水经注》等着作言及南浦、夏首、汨水、秭归、沧浪水等许多故楚地名，其中尤以《水经注》的记载最为详明。此书所叙，有澧水、沅水、夏水、湘水、汨水、辰水等楚地河流，有龙门、玄圃、三危、玄趾、辰阳、鄢郢等《楚辞》地名，还记载了与屈原有关的传说和楚地的习俗，其中对秭归、屈原故宅、女媭庙、屈潭、屈原庙等的叙述和考证，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二

   承两汉楚辞学的余绪，魏晋南北朝整理、注解楚辞的热情并未衰退。据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这一时期的《楚辞》注本，主要有晋代郭璞《楚辞注》三卷、徐邈《楚辞音》一卷、刘宋时何偃《楚辞删王逸注》（未知卷数）、诸葛民《楚辞音》一卷、梁朝刘杳《楚辞草木疏》一卷、无名氏《楚辞》十一卷、另有《隋书·经籍志》着录孟奥（生平不详，很可能是南朝人）《楚辞音》一卷，数量颇为可观。遗憾的是，这些《楚辞》注本大多已经亡佚，只有郭璞的《楚辞注》比较特殊。因为敦煌《楚辞音》残卷、洪兴祖《楚辞补注》曾对此书加以引用；又据近人考证，郭璞所撰《山海经注》、《方言注》、《穆天子注》等文献中，与《楚辞》内容有关的注文也大量存在。从这些辑出来的材料中可以看出，郭氏的《楚辞注》，无论是在方言辨析、古音审读、词义阐释、文字校刊，还是神话传说的收集保存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鉴于对此的论述已经很多，这里不再赘述。

   上列诸书中有三种《楚辞音》，显然对《楚辞》音义和方言的辨析审读，是当时《楚辞》研究的重要内容。颜之推也说：“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自《春秋》标《齐言》之传，《离骚》目《楚词》之经，此盖其较明之初也。后有扬雄着《方言》，其言大备”⑩。六朝音韵之学的兴盛，激发了学者对《楚辞》方言与音读的研究兴趣；而《楚辞》成为当时“音辞”研究的重点对象，进入正统语言音韵的学术视野，也是它作为文学经典文本为学者所普遍接受的一个明证。

   汉人评价《楚辞》作品，非常看重它所表达的“义”：刘安《离骚传》言《离骚》“举类迩而见义远”；《汉书·艺文志》说屈辞“有恻隐古诗之义”；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叙》赞《离骚》“其义皎而朗”。魏晋南北朝则既不忽视其“义”，却更重其“情”：陆云《九悯序》称《离骚》出现后，“文雅之士，莫不以其情而玩其辞”；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言“《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庾信《赵国公集序》云“昔者屈原、宋玉始于哀怨之深”。所谓义，也即作品的 内容 ，它包括 政治 、伦理、道德等理性原则，通常与劝谏、教化联系在一起，具有 社会 性和功利性的特征；所谓情，指的是作品的情感表达，它不顾忌太多的理性原则和社会功利，以抒发个体喜怒哀乐等情绪为旨归，具有明显的个性化特征。魏晋南北朝文学开始摆脱政治教化的束缚，冲破个性依附于群体的局限。正如罗宗强所言，此时期的作家，已经“从定儒学于一尊时的那个理性的心灵世界，走到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感情世界中来了”(11)。这样的 时代 风气，导致了人们接受心理和审美意识的深刻变化。他们不再特别关注《楚辞》的讽谏教化的社会性之“义”，而更看重其自由表达的个性化之“情”。在楚辞接受上的由重义到重情，实在是时代风气的转变使然。

   对于楚辞的 艺术 形式，汉人只是偶尔论及。如班固《离骚序》称其“弘博丽雅”；王逸虽详细论述了它的“比兴”手法，也仅概括性地赞其为“华藻”、“金相玉质，百世无匹”(12)。魏晋南北朝则特别强调楚辞的文学要素，而尤其关注它华美艳丽的艺术形式。曹丕、皇甫谧都认为，包括《楚辞》在内的辞赋，具有“丽”、“美”的特征；裴子野《雕虫论》谓“悱恻芬芳，楚骚为之祖；靡漫容与，相如和其音”；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云：“《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瓌诡而惠巧；《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将《楚辞》的总体风格归结为“惊采绝艳”，并从“宗经”的卫道立场，批评“楚艳汉侈，流弊不还”(13)。不管是赞扬还是批评，人们都一致认定，华美艳丽是楚辞的基本艺术特征，这种特征对汉代以来的诗赋文章产生了重大 影响 。刘勰甚至认为：“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14)。其影响已超过了《诗经》。如果说建安文坛力主“文虚质实”，大体依然延续汉代质朴文风的话，那么从两晋开始，提倡“丽美”之文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傅玄《连珠序》言“辞丽而言约”，陆机《文赋》系统地提出言贵妍、藻欲丽、诗绮靡的文学主张。东晋的葛洪，从文学 发展 的角度，肯定“清富赡丽”的文风，并认为“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易，理 自然 也”(15)。到了南朝，随着文、笔区分之类的讨论，人们有意识地将文学与政教、立身与文章分离开来。在这样一种文学意识觉醒、普遍追求华美文风的背景下，本来就具有华艳特质的楚辞，不但成为此时期文人关注的对象，而且还被尊为华美文风之宗，从文学经典的意义上构成唯美思潮合理性的一个重要理由。

   传统的屈、宋楚辞，从形式风格上看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一是《离骚》、《九章》和《九辩》，优游案衍而辞志深宏；其二是《天问》，四言为体而规整有序；其三是《九歌》，情思哀婉而文辞清丽。沈德潜《说诗晬语》曰：“《九歌》哀而艳。”“哀而艳”确实是《九歌》的基本风格，而情感的哀婉动人、文辞的艳丽华靡，正好是此时期尤其是南朝文人的共同追求；同时，《九歌》参差错落、富于咏叹意味的句式特点，与贵族化的题材内容正相契合。因此，《九歌》受重视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类型。或许陆云的看法最具代表性，他在《与兄平原书》中说：

   尝闻汤仲叹《九歌》：“昔读《楚辞》，意不大爱之。顷日视之，实自清绝滔滔，故自是识者。”古今来为如此种文，此为宗矣。视《九章》时有善语，大类是秽文，不难举意；视《九歌》，便自归谢绝。

   他不喜《九章》《九辩》，却极为推崇《九歌》，原因就在于它哀艳疏朗、“清绝滔滔”的风格。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文人对楚辞的接受是有选择和偏向的，他们偏向的不是幽怨深广的《离骚》，而是符合这个时代审美要求的《九歌》。   三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曰：“周室既衰，风流弥着，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近人郑振铎也说：“《楚辞》，或屈原、宋玉诸人的作品，其影响是至深且久、至巨且广的”(16)。他们都肯定了《楚辞》对后世文学的巨大影响。

   此时期文人对楚辞的接受与汲取，首先表现在对这种体式的强烈兴趣上。据笔者比较详尽的统计，整个魏晋南北朝，纯粹楚骚体的作品（包括骚体赋），便多达160余篇，其中如蔡琰骚体《悲愤诗》、王粲《登楼赋》、曹丕《思亲赋》、曹植《离缴雁赋》、阮籍《清思赋》、向秀《思旧赋》、江淹《山中楚辞》五首等，都是情文并茂的佳作。而且，有不少作家格外钟爱楚骚的形式。如曹植的此类作品就有17篇之多，江淹也有13篇，而曹丕、傅玄、夏侯湛、潘岳等人创作的楚骚体亦不在少数。这么多此时期最有成就的作家，沿用楚辞的原初体式，写下如此多的优秀作品，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对《楚辞》这一文学经典自觉而普遍的效仿与继承。

   事实上，此时期文学对楚辞艺术营养的汲取，不仅仅表现在体式的运用方面。楚辞中大量的意象、语词、语句，作为重要的文学资源和文学要素，被文人直接采用或经过改造而化用。例如谢灵运《郡东山望溟海》这首诗的前半：

   开春献初岁，白日出悠悠。荡志将愉乐，瞰海庶忘忧。策马步兰皋，绁控息椒丘。采蕙遵大薄，搴若履长洲。

   此诗前四句出自《楚辞·九章，思美人》：“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五、六句出自《离骚》：“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七、八句出自《思美人》：“揽大薄之芳茞兮，搴长洲之宿莽。”几乎全是从《楚辞》中化出。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只要仔细审读此时期的诗赋便会发现，利用楚辞意象语词进行创作，确是彼时作家常用的手法，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江淹。江淹在《灯赋》中借淮南王之口说：“屈原才华，宋玉英人，恨不得与之同时，结佩共绅。”他的《刘仆射东山集学骚》、《应谢主簿骚体》，在标题中即标明对楚骚的仿效；《山中楚辞》仿《招隐士》，《遂古篇》仿《天问》。至于他的辞赋沿用、转借、点化楚骚意象语境，更是俯拾即是，而且这种活用点化往往信手拈来，不着形迹，达到了自然圆融的境界。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学逐步走向自觉的时期，也是各种文体互相碰撞交融，从而形成文体“新变”的时期。楚辞以传统经典文体的身份，在这一文学形式“新变”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但促成了各类文体的融合，而且还激活着文学新体的产生。

   此时期“赋的诗化”是近年来学者十分关注的一个文学现象。所谓赋的诗化之“诗”，严格地说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当时盛行的五、七言诗；其二是楚骚体的诗歌，主要指《九歌》体（兮）和“乱辞”体（，兮）这两种类型的诗句。其中的《九歌》句型，“兮”字在一句之中，更多地保留着楚民歌活泼浪漫的原初韵味，它以三言为基本节奏的句式特征，又可避免《离骚》句型与文体赋六言句相似相类的弱点，因而它是与赋体组合交融的最佳句类。从汉代开始，赋家就试着将这两类楚骚句型引入文体赋，寻求最好的搭配方式。经过魏晋南北朝许多赋家的自觉实践和倡导，赋作夹用楚骚句型的手法日益为人们所接受。例如谢庄的《月赋》云：

   ……情纡轸其何托，愬皓月而长歌。歌曰：“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歌响未终，余景就毕。满堂变容，回遑如失。又称歌曰：“月既没兮露欲曦，岁方晏兮无与归。佳期可以还，微霜沾人衣。”

   祝尧说《月赋》中的两首歌“犹有诗人所赋之情，故‘隔千里兮共明月’之辞，极为当世人所称赏”(17)，许梿也评此篇“以二歌 总结 全局，与怨遥伤远相应，深情婉致，有味外味”(18)。

   楚声是乐府形成的基础，楚声的《郊祀歌》、《房中歌》及大量的楚骚歌辞构成了早期汉乐府诗歌的主体。尽管从东汉开始，楚声在乐府中的统治地位有所削弱，但整个魏晋南北朝，它仍然是乐府的重要资源。其中以相和歌辞、琴曲歌辞、清商曲辞、杂歌谣辞四类吸收、保留“楚声”的成分最多。就此时期乐府诗对传统楚声、楚辞资源的吸收利用而言，大略有以下几种情况：其一是魏晋时期故楚地区的土乐，它们的乐曲声调大体上还保留着古代楚声的风格，但歌辞已不再是纯粹的骚体了，如“相和歌辞”中的楚调曲、瑟调曲等相当多的作品；其二是六朝时期以江汉“西曲”为核心的南方新乐，它们是新时代的楚声，其乐曲在对原初楚声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变化，如“清商曲辞”中的《襄阳乐》、《江陵乐》等；其三是魏晋以来由《楚辞》某个篇目或诗句派生出来的文人乐府诗，它们与 音乐 的关系已经非常疏远，失去了倚声歌唱的功能，实际上只是一种书面化的诗歌，如曹植《远游篇》、《飞龙篇》、傅玄《秋兰篇》、江淹《古别离》等。(19)

   近人徐嘉瑞说：“六朝文人的骈文，是远接《楚辞》一派，由汉赋蜕变下来的”(20)。骈文是魏晋南北朝产生的新型文学体裁，它的形成，离不开《楚辞》骈对资源的孕育，只不过楚骚对骈体的启迪，是通过“赋”这一中介来实现罢了。楚辞之所以被称为“俪体之先声”，主要就在于《楚辞》中对偶结构数量之多、比例之大，是先秦其他文体所无法比拟的。楚辞句式中的“兮”字，既是语音的中心，也是结构的枢纽，它规定了楚辞句子必须以两两相对的偶句形式出现，否则就会破坏结构的平衡，因此《楚辞》存在大量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对偶结构。普通对偶句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离骚》）；当句对如“屈心而抑志兮”（《离骚》）；双声对如“忳郁邑余侘傺兮”（《离骚》），叠韵对如“聊逍遥以相羊”（《离骚》）；重言对如“风飒飒兮木萧萧”（《山鬼》）；等等。《楚辞》的对偶，以“当句对”为最多，所以洪迈说，当句对“盖起于《楚辞》‘蕙烝兰藉’、‘桂酒椒浆’、‘桂棹兰枻’、‘斫冰积雪’。自齐、梁以来，江文通、庾子山诸人亦如此”（《容斋续笔》卷三）。客观地说，楚辞不但给后起的赋体和骈文提供了骈偶化的基因和范本，而且还给它们提供了大量而丰富的骈对组构资源。由楚辞到赋、到赋的骈偶化、再到用赋的 方法 作文章、最后在晋代形成骈文。楚骚“兮”字句通过赋体文学这一中间环节促成了骈体文的产生，同时，在晋代以后成熟的骈文中，楚骚句式依然是构成篇章的语句材料。

   注释：

   ①刘安：《离骚传》。

   ②傅玄：《橘赋序》，见《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十六。

   ③《晋书·华谭传》。

   ④曹摅：《述志赋》，见《艺文类聚》卷二十六。

   ⑤班固：《离骚序》，见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叙》引。

   ⑥《魏书·儒林传》。

   ⑦见《晋书·谢安传》。

   ⑧见《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七。

   ⑨见《太平御览》卷九百三十。又同书卷三十一所引《续齐谐记》亦有相同内容的记载，只不过文字略有不同。

   ⑩《颜氏家训·音辞篇》。

   (11)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1页。

   (12)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后叙》。

   (13)刘勰：《文心雕龙·宗经》。

   (14)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15)葛洪：《抱朴子·钧世》。

   (16)郑振铎：《插图本 中国 文学史》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4页。

   (17)《古赋辩体》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

   (18)《六朝文絜笺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屈原名句篇6

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大人以成名乎？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U生乎？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将?X訾粟斯喔?廊?阂允赂救撕酰磕??嗾?币宰郧搴酰拷?惶莼??缰?缥ひ越e楹乎？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锶羲?兄?欤?氩ㄉ舷拢?狄匀?崆?酰磕?腈腈骺洪詈酰拷?骀迓碇?：酰磕?牖起辣纫砗酰拷?爰︷驼?澈酰?br>

笔者以为：在这些“宁……将……”之间用问号不合适，应将其间的问号改为逗号。理由如下：

一、“宁……将……”是古人用来表示选择问的一种惯用句式。在这种惯用句式中，无论是“宁……”还是“将……”，都不能脱离该句式而独立存在，都是整个句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两个部分必得前后呼应，通力合作，才能把语句间的那种选择关系完全、彻底地表达出来。由此可见，由“宁……将……”这一惯用句式所构成的，是一个句子，而不是两个句子；是一个复句，而不是两个单句。而问号，只能用于句尾，不能用于句中——这是应将“宁……将……”之间的问号改为逗号的理由之一。

二、如细玩文意就不难发现，这段请卜之辞其实并不是由十六个部分组成的，而是由八个部分组成的，每一处“宁……将……”即为一个部分。在这每一个部分中，都承载着两种言语信息：“宁……”所承载的是一种言语信息，“将……”所承载的则是另一种言语信息，而这两种言语信息又是彼此矛盾、相互对立、水火不相容的。如果说“宁……”所表现的是屈原对于自己美政理想的无限信奉及高尚情操的严格恪守的话，那么“将……”所表现的，则是当时楚国上流社会中的一些政客们的信念危机和道德沦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承载于每一部分的那两种言语信息不仅是矛盾、对立的，还具有同一、统一的性质：从客观上去看，它们都是当时楚国上流社会中具有代表性的处世哲学、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从主观上来说，它们也都是长期地困扰着屈原的一对对的思想矛盾和道德冲突。如果在“宁……将……”之间用了问号，普遍存在于每一部分中的那种同一、统一的关系就会变得模糊不清，必将使读者仅仅从矛盾、对立这一个方面去认识当时的楚国社会，感受屈原内心的巨大痛苦，而这样，既不能获得对于当时楚国社会的全面认识，也不能获得对于屈原丰富的内心世界的深刻感受。

三、存在于这段文字中的那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及处世哲学，虽然都是以选择问的形式平行推出的，但是，屈原却决不真如该赋在表面上所描绘的那样——“心烦虑乱，不知所从”。实际上，此时的屈原是十分清醒的，对于自己在政治上到底当何去何从、何依何违的问题，早已经是成竹在胸的了。如果大致说来就是：对于“宁……”的做法是心向往之，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对于“将……”的做法则深恶痛绝，尽管如此将无往而不通。对于这些，我们完全可以从作者在表述“宁……”和“将……”的做法时所选用的不同词语、所寄寓的不同情感中清清楚楚地感觉得到的。屈原之所以往见太卜郑詹尹，并非真的犹疑不决，欲假龟策以决之。其动因实为“哀当世之人习安邪佞，违背正直，”其目的是“发其取舍之端，以警世俗，”实为激愤之举。②如果在“宁……将……”之间用了问号，就表现不出屈原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政治操守了，那倒真像是“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了，而这样，既不符合本赋的创作意图，也不符合屈原的实际情况。

说到这里，在“宁……将……”之间用问号的错误应是显然的了。那么，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标点错误呢？笔者觉得，恐怕是这样一种认识使然——“乎”就是一个句尾语气词。认定“乎”就是一个句尾语气词了，加上“乎”一般又是用来表示疑问语气的，就觉得在“乎”的后面只能标以问号了。见到“宁……将……”这个表示选择问的习惯句式中有两个“乎”字，便在每个“乎”字的后面都标上了问号。其实，就如现代汉语中的疑问语气词“呢”字一样，“乎”字也是既可用于句尾，也可用于句中的。用于句尾时，为句尾语气词，后面自然可以使用表示一句话已经完了的停顿的标点符号，比如问号。用于句中时，则为句中语气词，后面自然就不可以使用表示一句话已经完了的停顿的标点符号，比如问号，而只能使用表示句中停顿的标点符号——逗号。在“宁……将……”这一惯用句式中，后一个“乎”为句尾语气词，其后面用问号没错；前一个“乎”为句中语气词，其后就不应用问号了，而应该用逗号。

标点古书是整理古籍的第一关，是检验古书阅读能力的试金石，也是古代汉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必须认真对待。否则，虽然只是差之毫厘，却有可能失之千里。就以本文举的那个例子而言，正是由于注家在“宁……将……”这个习惯句式中标了问号，才把一个个的复句都拆成了单句，把八个复句变成了十六个单句，最终给这篇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治宣言笼罩上了一层困惑和迷茫。标点古文，可不慎乎？

注释：

屈原名句篇7

我心目中的屈原，他是一个着名的诗人，在离别这个世界时，他还写了几首诗。其中，非常着名的就是《离骚》，还有非常着名的两句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心目中的屈原，他特别爱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还把自己国家的兵力提升了。

我心目中的屈原，他很有能力，连盟六国，让秦国伤害不了自己的国家，让百姓们平平安安的过日子。

我心目中的屈原，他非常爱自己的国家和百姓，国家灭亡后，他想和自己的国一起死去，百姓们被感动了，划着船去找屈原的尸体……

屈原名句篇8

文言文中比较常见的词类活用的类型有：名词活用为动词，形容词活用为动词，名词用作状语，动词、形容词活用为名词，使动用法，意动用法。

一、名词活用为一般动词

㈠判断方法

在汉语中，名词不能带宾语，只有动词能带宾语和介宾补语，如果名词带宾语了，说明它临时具有动词的性质，就是词类活用。

所以，如果名词后紧接代词或处所名词.介宾短语，即可判断它是活用成了动词；同理，如果两个名词连用，二者之间既非并列关系，也非修饰关系，其中必有一个活用成了动词；又因为能愿动词只能修饰动词，所以，如果名词前紧接能愿动词时，即可判断它是活用成了动词。

㈡活用形式

1．名词十名词（组成主谓结构、动宾结构或动补结构，其中一个名词用作动词。前一个名词用作动词，属于动宾结构、动补结构；后一个名词作动词的，属于主谓结构）

例1舍相如广成传舍（舍，安置住宿）（《廉颇蔺相如列传》）

例2晋军函陵（军，驻扎.驻军）（《烛之武退秦师》）

分析例1中“舍”本是名词，用在宾语“相如”前，活用为动词，是“安置（相如）住宿”的意思，“舍相如”是动宾结构；例2中“军”本是名词，用“函陵”前，活用为动词，是“驻扎”的意思，“军函陵”是动补结构。

2．副词作状语十名词（组成状谓结构，名词活用为动词）

例3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祖，效法.模仿）（《屈原列传》）

例4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王，称王，此处指统一天下）（《寡人之于国也》）

分析例3中“祖”本是名词，这里用在副词“皆”后，活用为动词，是“效法.模仿”的意思。例4中“王”本是名词，这里用在副词“不”后，活用为动词，是“称王，此处指统一天下”的意思。

3．能愿动词＋名词（组成状谓结构，名词活用为动词）

例5左右欲刃相如（忍，用刀杀）（《廉颇蔺相如列传》）

例6假舟楫者，非能水也（水，游水.游泳）（《劝学》）

分析例5中“刃”本是名词，这里用在能愿动词“欲”之后，宾语“相如”之前，活用为动词，含有“杀”的意思，“欲刃相如”就是“想用刀杀掉相如”的意思。例6中“水”本是名词，这里用在能愿动词“能”之后，宾语“水”之前，活用为动词，是“游水.游泳”的意思。

4.从前后相同结构的比较中确定名词活用为动词

例7泥而不滓（泥，生活在污泥里）（《屈原列传》）

分析例7中“泥”本是名词，这里用在前后相同结构的比较中，活用为动词，整句的意思“屈原是出于污泥而不染”。

5.叙述句谓语部分找不到动词或其它词语作调话中心词，事物名词就活用为动词

例8时秦昭王与楚婚（婚，结为婚姻）（《屈原列传》）

分析例8中“婚”本是动词，这里用在叙述句谓语部分找不到动词，这时“婚”变为动词，意思为“结为婚姻”。

6所＋名词（组成所字结构）

例9置人所罾鱼腹中（《史记·陈涉世家》）

分析因为“所”字通常与动词结合组成名词性词组,所以所字后的名词用作动词。例9的“罾”字是名词用做动词，作“捕”、“捞”讲。

㈢规律总结：

名词活用为动词：

1.标志：名词出现在副词后；名词出现在能愿动词后；名词出现在“所”字后

2.语法分析：句中无动词；两个名词连用；名词在句中谓语的位置；名词后为代词。

二、形容词活用为一般动词

㈠判断方法

文言文中，形容词的语法功能与现代汉语基本相同，经常作句子的定语、状语和补语.，但不能带宾语的，如果带了宾语，而又没有使动、意动的意味，就是活用作一般动词。即如果形容词出现在代词前面，就可以判断它活用成了动词。如果形容词出现在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前，而它和后面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之间又构不成偏正关系，那么这个形容词也活用为动词。例如：

1、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屈原列传》）

2、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邪？（《信陵君窃符救赵》）

3、楚王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鸿门宴》）

分析例1中“短”是形容词，这里带有宾语“屈原”，活用为一般动词，意思是“诋毁，指出……缺点”。例2中的“轻”是形容词，这里带有宾语“胜”，活用为一般动词，意思是“轻视，看轻”。例3中的“善”是形容词，这里带有宾语“留侯张良”，活用为一般动词，是“友好，友善”的意思。

（二）规律总结：

形容词活用为动词：

1、标志：形容词出现在代词前面，形容词出现在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前。

2、语法分析：句中无动词，形容词带了宾语，又没有使动、意动的意味，它和后面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之间又构不成偏正关系。

三、动词、形容词活用为名词

㈠判断方法

动词活用为名词，就是这个动词在句子中，具有明显的表示人与事物的意义。它一般处在句中主语或宾语的位置，有时前边有“其”或“之”。

在文言文中，形容词除一般用作定语.状语.谓语之外，有时也作名词用，以替代跟它性质、状态或特征有关的人或者事物，在句子中充当主语或宾语，有时前面有“其”字、“之”字或数词。形容词活用为名词，翻译时一般要补出中心词（名词），而以这个形容词作定语。

例如：1、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也（听，听觉，听力，亦指人的聪明智慧和判断力）（《屈原列传》）

2、吊有忧，贺有喜。（《勾践灭吴》）

3、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游褒禅山记》

4、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师说》）

分析：例1中“听”本是动词，这里用来作兼语，是“听力，听觉”的意思。活用为名词。例2中“忧、喜”本是形容词，这里用在动词“有”后作宾语，活用为名词，是“忧愁的事；高兴的事”的意思。例3中“至”本是动词“到”的意思，这里活用为名词“到的人”。例4中前一个“圣、愚”本是形容词，这里用作主语，活用为名词，是“圣人，愚人”的意思。

（二）规律总结：

1、标志：它一般处在句中主语或宾语的位置，有时前边有“其”或“之”。

2、语法分析：动词活用为名词，就是这个动词在句子中，具有明显的表示人与事物的意义；形容词活用作名词，以替代跟它性质、状态或特征有关的人或者事物，在句子中充当主语或宾语。

四、名词作状语

（一）判断方法

现代汉语里，普通名词是不能直接修饰谓语动词作状语的，而古代汉语普通名词直接作状语却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即如果名词出现在动词前，而句子已有明确的主语时，即可判断名词活用成了状语。

（二）活用形式

1.表示比喻

例1、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牛马，像牛马一样，如牛马一般。这里是作者谦称）（《报任安书》）

2、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因景从。（《过秦论》）

分析：名词作状语，名词前面可以加“如”字来解释，含有“象……那样地（似的、一样）”的意思。例1中的“牛马”是名词，用来修饰动词“走”作状语，翻译为“像牛马一样，如牛马一般”；例2中的“云、响、景”本是名词，用来修饰动词“集、应、从”作状语，意思是“象云那样汇集”、“象声响那样应和”、“象影子那样随从”。

2.表示对待人的态度或方式

例如：（1）倡优蓄之（倡优，像对待乐师优伶一样）（《报任安书》）

（2）皆谦而礼交之（礼，按照礼节，有礼貌地与他交往）（《信陵君窃符救赵》）

分析：这种形式翻译时应为“当作……那样”、“象对待……的似的”。例1中“倡优”，就可翻译为“像对待乐师优伶一样”；例2中“礼”可翻译为“按照礼节，有礼貌地与他交往”的意思。

3.表示处所

例如：1、而相如廷斥之。（《廉颇蔺相如列传》）

2、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劝学》）

分析：这种形式翻译时名词前可以加介词“于”字来理解，含有“在（从、向）哪儿”的意思。例1中的廷，表示斥责秦王的处所，“廷斥之”就是“在朝廷上呵斥他”，例2中的“上、下”表示动作的趋向，翻译为“向上，向下”。

4.表示动作使用的工具

例如：1、厚币委质事楚（《屈原列传》）

2、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石钟山记》）

分析：这种形式名词前可以加介词“以”字来理解，含有“用”的意思。例1中“厚币”修饰它后面的动词，表示使用的内容，翻译为“用厚币……”。例2中“舟”，修饰限制后边的动词“行”，表示“行”的工具“用船行路”“乘船出发”。

5.表示动作进行的时间

例如：1、其后楚日以削（日，一天天地）（《屈原列传》）

2、日削月割，以趋于亡。（《六国论》）

3、时大风雪，旌旗裂，人马冻死者相望。（《李塑雪夜入蔡州》）

分析：时间名词作状语，有三中情况，其一，表示时间的阶段性、经常性，含有“每每”的意思；其二，表示时间的持续性、逐渐性，含有“一天天地”、“一天比一天”的意思；其三，表示追溯过去，含有“往日”、“从前”、“当时”的意思。例1中“日”属于第二种情况，翻译为“一天天地”；例2中的“日”、“月”属于第一种情况，含有“日日”“月月”的意思，“日削月割”，就是“每天的割地每月的割地”；例3中的“时”，用在句首，来追溯当时的情景，“时大风雪”，就是“当时大风大雪”。

（三）规律总结

名词作状语：

1.名词出现在动词前；

2.和动词又不是主谓关系。

五、使动用法

（一）判断方法

一般句子，主语是动作的施行者，宾语是动作的对象。当主语不施行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而是主语使宾语施行这个动作时，即是谓语动词具有“使宾语怎么样”的意思，它就是使动用法了。这种用法实际是兼语式的简化，本来兼语式的结构是“主语＋动词＋兼语＋宾语”，现在简化为“主语＋动词＋宾语”，从而使语言简练，翻译时要翻译成兼语式。

㈠动词的使动用法

古代汉语里，不及物动词和及物动词都可以用作使动词，不及物动词本来是不带宾语的，当它异乎常规地带上宾语的时候，往往属于使动用法。及物动词本来带有宾语，当动词与宾语之间的关系不是支配关系，而是“使它怎么样”，即是及物动词的使动用法。例如

1、卒廷见相如，毕礼而归之。（归，使……回去）（《廉颇蔺相如列传》）

2、序八州而朝同列（朝，使……朝拜）（《过秦论》）

3、项伯杀人，臣活之（活，使……活）（《鸿门宴》）

分析：使动用法的翻译方法有二：一是使令式。格式为：“主语＋使（宾语）＋谓语”。二是动补式。格式为：“主语＋动补词组＋宾语”。例1中“归”，即“使之归”，翻译为“使……回去”的意思；例2中“朝”,即”使……朝拜”的意思;例3中的”活”,即“使之活”的意思。

㈡形容词的使动用法

古汉语里，形容词也常常活用为使动词，使宾语代表的人或事物具有这个形容词所表示的性质或状态。例如：

1、洁其居，美其服（洁，使……洁净；美，使………美）（《勾践灭吴》）

2、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泊船瓜洲》）

分析：例1中的“洁、美”,是形容词,这里活用为使动词,翻译为“使……洁净；美，使………美”；例2中的“绿”是形容词,这里活用为使动词,翻译为“使变绿”的意思。

㈢名词使动用法

例1、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鸿门宴》）

2、齐威王欲将孙膑.。（《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分析:例1中的王之,是“使他为王”的意思；例2中的“将孙膑”是“使孙膑为将”的意思。

（二）规律总结

动词使动用法,即谓语动词对它的宾语含有“使它怎么样”的意思；形容词处于谓语的位置,又带有宾语,并且含有使宾语怎么样的意思,就是形容词的使动用法.

六、意动用法

（一）判断方法

所谓意动用法，就是形容词.名词用作动词后，主语对宾语含有“认为（觉得）宾语怎么样”，或者主语把宾语“当做（看成）什么”，即主观上认为宾语所代表的事物具有用如意动的形容词表示的性质或状态，或者成为用如意动的名词所表示的人或事物。代词有时也活用为意动。动词一般不用如意动。用如意动的词可以译成“以……为……”或“认为……是……”或“把………当做

㈠形容词意动。

形容词带上宾语后,表示主语认为宾语具有这个形容词表示的性质或状态,可译为“认为……”“以……为……”

例如1、公子怪之（怪，感到奇怪）（《信陵君窃符救赵》）

2、且庸人尚羞之（羞，以……为羞耻）（《廉颇蔺相如列传》

3、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美，以……为美）（《邹忌讽齐王纳谏》）

分析:：例1中的“怪”是形容词,这里活用为意动词,翻译为’感到奇怪”；例2中的“羞”是形容词,这里活用为意动词,翻译为“以……为羞耻”；例3中“私”是形容词,这里活用为意动词,翻译为“以……为美”.

㈡名词意动。

名词的意动用法,其特点是名词必带宾语,且是主语把宾语看成这个名词的人或事物,可翻译“把……看作”“把……当作”

例如1、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先，以……为先；后，以……为后）（《廉颇蔺相如列传》

3、粪土当年万户侯.。

分析:例1中的方为名词“先”、“后”活用为动词,翻译为“先，以……为先”；“后，以……为后”；例2中的名词“粪土”,活用为动词,翻译为“把……当作粪土”。

（二）规律总结

形容词、名词活用为意动词，即主语对宾语含有“认为（觉得）宾语怎么样”，或者主语把宾语“当做（看成）什么”，即主观上认为宾语所代表的事物具有用如意动的形容词表示的性质或状态，或者成为用如意动的名词所表示的人或事物.

七、动词的为动用法

（一）判断方法

动词的为动用法就是动词对宾语含有“为它怎么样”的意思。为动用法的动词和宾语之间的关系不是支配关系,而是“动词为宾语而动”的“为动”关系.

识别一个动词在句中是不是为动用法,主要看这个动词和宾语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为动”关系,为动用法的动词对它的宾语含有服务的性质。

从语法结构上看,动词的为动用法是以动宾式来表达状动式的内容。翻译时,应根据上下文意灵活地译为“为＋宾＋动”“替＋宾＋动”“给＋宾＋动”等格式。

例如

1、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急，为……着急）（《信陵君窃符救赵》）

2、且勇者不必死节（死，为……而死）（《报任安书》）

3、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病梅馆记》）

分析例1中的“急”应理解为“为人急”，就是“为他人着想.”。例2中的“死”应理解为“为节死”。例3中的“泣”应理解为“为之泣”，“既泣之三日”，就是“已经为它哭了三天”。

（二）规律总结

动词的为动用法：

1．看动词和它的宾语之间是不是“为动”关系。

屈原名句篇9

一、德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类型的定义。

1.德语

德语属于屈折语flektierende Sprache，这类型语言的最大特点是其词形变化。在组织句子时，相关的词类要进行外形变化，比如：动词必须根据主语是单数还是复数来进行词形变化，宾语也要根据动词所支配的格来进行相应的词形变化，以显示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一类型的语言通过词缀来体现语法属性。

2.汉语

汉语属于孤立语isolierende Sprache，这类语言没有任何词形变化，无论主语是第几人称，是单数还是复数动词本身都不变化，动词的宾语也没有任何词形上的变化。在这类语言里人们没法将词干和词缀进行区分。这一类型的语言是通过添加虚词来体现语法属性。

二、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用语言类型学的概念和理论分析德语与汉语的不同。

如中文句子“我爱你”的德语翻译①：

我 爱 你

Ich liebe dich

这里的ich（我）因为是主语所以以第一格形式出现，动词爱lieben要根据主语的人称变化而变化，这个句子里的主语是第一人称，这个动词相应的形式为liebe，du（你）在这句话里是动词lieben的宾语，要根据动词所支配的格进行相应的变化，所以这句话里的du（你）就成了四格为dich。

当然也正是因为德语作为一种屈折语有词形上的变化，所以句子中主语和宾语的位置就相对灵活，我们可以把上面那句话的主语和宾语的位置互换一下，句子的意思没有任何改变，如：

我 爱 你

Dich liebe ich

这句话的德语的意思没有变，还是“我爱你”，因为屈折语的动词要跟主语变化，所以我们可以从动词的变形上判断究竟哪个成分是主语，哪个成分是动词所支配的宾语，然而在这个方面作为孤立语典型代表的汉语句子中的语序就比较固定。如果我们把汉语这句话里的主语和宾语的位置换一下，这个句子的意思就完全被改变了，变成了“你爱我”。

此外，作为屈折语的德语从类型学的角度来看还有一个与汉语不同的地方，就是从一些词的外形上就可以看出这个词是动词还是名词，而汉语则需要在句子中看出他属于哪一类词，如：

我 很喜欢 游泳。

Ich schwimme sehr gern.

我们在游泳上也拿到了冠军。

Wir haben im Schwimmen auch eine Goldene.

如果汉语里游泳这个词独立于句子之外是没有办法确定他的词类的，只有在句子中才能有固定的词类。从上面这个例句我们可以看出，在汉语句子里游泳这个词从外形上看都一样，把它放在第一句里它是动词，而在第二个句子里则是名词。而德语的schwimmen是个动词，而Schwimmen则是个名词，因为德语的名词的首个字母都大写。

综上所述，从语言类型学角度看，德语与汉语的区别就在于德语的词是由字母、音素组合而成的，使得德语具有形态发生能力，而汉语的词没有形态变化，词与词之间不存在显性的联结因素②。

注释：

屈原名句篇10

我们知道，汉语的叙述句，根据主语同谓语之间的施受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即主动句和被动句。主动句，主语是谓语动词所表示动作行为的发出者，即施事者。如：“季氏将伐颛臾。”（《论语・季氏》）“季氏”是“伐”这个动作行为的发出者。被动句，主语是谓语动词所表示动作行为的接受者，即受事者。如：“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报任安书》）“放逐”这一动作行为，屈原是接受者，即受事者。不难看出，主动句表示的是主动意义，被动句表示的是被动意义。

表示被动意义的句子又可以根据有无专门表示被动的形式标志而分为两类：（1）只在语义上表示被动而无被动形式标志的句子，也就是语义上的被动句。如上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放逐”这一动作行为，不是屈原发出的（施事），而是楚怀王，屈原是“被放逐”。这类句子，在形式上同主动句完全一样，被动意义只能从主语同谓语之间的语义关系上去理解，也就是说，主语是谓语动词的“受事”，而非“施事”。（2）有标志的被动句。这种句子在谓语动词的前面或后面，带有表示被动关系的词语。如“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汉书・项籍传》）；“若属皆且为所虏”（《史记・项羽本纪》）。在这种有标志的被动句中，较常见的有“于”字句、“为……所……”句、“被”字句和“见”字句。

在学习文言文的过程中，因为了解了这几种被动形式，有人在句子中见到标志性词语后就确定该句是被动句，把标志性词语作为判定主动句与被动句的惟一依据，这不仅容易造成两种句式的混淆，而且会错误理解文意。

所谓标志，只是因为其有标志作用，而实际上它们所在的句子并不是绝对定形的，意思也非绝对固定的，只因习惯如此，故以名之。汉语的主动句、被动句，终究是由句子自身所表示的意义所判定的。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古汉语的“见”字句的表义特点：

在先秦汉语中，“见”是被动助词，它位于及物动词前，构成“见 及物动词”的被动句式。如：①“人皆以见侮为辱”（《荀子・正论》）。②“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孟子・梁惠王》）。这两个句子中，“见侮”，即被欺侮；“见保”，即“被保护”。表达的都是被动意义，因而都是被动句。

“见”字句还可以与“为”字句对比着用，更显示出“见”字是被动句式的一个标志。如《韩非子・说难》中的“厚者为戮，薄者见疑”，意思是受罚重的被杀掉，轻的被怀疑。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确实有很多“见”字表被动的句子，但是，绝非句中有“见”字，尤其是动词前有“见”字就是被动句。读南北朝以后的作品尤其要注意这一问题。

南北朝以后，被动助动词“见”发展出一种新的用法，即可以用在主动句的动词前，表示“对我怎样”。如“生孩六月，慈父见背”（李密《陈情表》），“慈父见背”，不是慈父被背，而是慈父背我去世了。再如“冀君实或见恕也”（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见恕”，不是被恕，而是原谅我。

“见”的这种新用法，并不是代词，而是副词性质，表示别人对自己怎么样。这一用法，沿用至现代汉语中，如“招待不周，请见谅”，“请不要见笑”。

综上所述，“见”在古汉语中，有主动、被动两种表示作用。学习中，一定要注意辨别。

那么，“郎诚见完与恩”中“见”属于哪一种用法，此句到底是主动还是被动？我们可以从表达的意义来进行判定。

该句出现的语言环境是，区寄智杀一豪贼后，落入另一豪贼之手，本想卖之为僮以求利的豪贼，震惊之余欲杀区寄。为赢得生机，区寄巧妙地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为两郎僮，孰若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诚见完与恩，无所不可。”

“郎诚见完与恩”，表达的意义是什么呢？ “郎”是当时奴仆对主人的称呼；“诚”，副词，果真；完，保全；恩，名词活用为动词，给予恩惠，教参判定该句为被动句，那么应译为“主人果真被保全并给予恩惠”。而在语言环境中，应是区寄采取攻心战术：“（如果）主人你能保全我并给予我恩惠，那随你怎么办都可以。”显然，“完与恩”这两个动作行为的发出者（施事）应是“郎”，主动权在“郎”而不在区寄。这个句子表达的应是主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