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离骚十篇

屈原的离骚篇1

[关键词]《离骚》；屈原；文化人格；悲剧二重性

《离骚》不仅以其卓绝的艺术成就给人以美的享受，更在于它塑造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所体现的作者的无穷人格魅力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可以说他的人即是诗，他的诗亦如其人”，而屈原的人格追求模式亦是普遍存在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身上文化人格悲剧二重性的表现。

《离骚》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人格峻洁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是屈原强烈的个体人格独立意识的体现。

决定人格的主要因素是个人的思想修养水平，即“德”的水平。屈原十分重视“德”。他以历史事实的正反对比证明了一条真理：“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说明屈原把“德”提到安邦治国的高度。对屈原自己来说，世族之神是“高阳”，自己又是上天降生的，又生于寅年、寅月、寅日，这一切都是上天造成的屈原的“内美”。在如此美好的内在禀赋的基础上，屈原重视“德”的修养，他孜孜以求，“又重之以修能”。“修能”即“修态”，指与“内美”相对的人的后天的道德品质、才学上的修养。他制芰荷为衣，佩陆离等香草为饰，以琼枝为羞、琼糜为，用茹蕙掩泪，把琼枝赠人，“始之事君以修能；其遇谗以修；其见废而誓死，则法前修；即欲退以相君，亦修初服：故始终一好修也。”这始终如一的“好修”使他明知自己将会遭到与“直以亡身”的鲧一样的悲惨下场，依然“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保持着“独立不迁”的人格，正是其个体人格独立意识的体现。

在主体意识的支配下，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具有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强烈愿望。

他有明确的政治理想，即所谓“美政”理想：辅助楚王进行政治改革，使国家富强起来。他有实现“美政”的手段、方式：一是引导楚君，取得其支持，实行由上而下的变革；二是靠志同道合者的齐心协力、相互团结、相互支持。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屈原不计较自身的利害得失，在“路幽昧以险隘”的险恶政治形式下，一心“恐皇舆之败绩”，奔走先后，期望怀王能“抚壮弃秽”、“及前王之踵武”、“修明法度”、“举贤授能”、“遵导而得路”，从而导引楚君入于治国正途。

同时屈原也清醒的认识到，在“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的怀王时代，单凭他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推行改革使楚国强盛起来并改变“竞进以贪婪”、“竞周容以为度”的污浊世风的。需要广结同志，集合众多的有识之士、有德之才共赴其成，才能改变现状，使楚国强大。他效法先王对待人才的态度，不拘一格培养贤才。希望他所培植的人才在条件成熟以后，能够团结在他的周围，为国效劳，发挥作用。

由于屈原改革内政的措施触犯了楚国旧贵族的利益，他遭到了这伙丑恶势力的联合围攻、无情摧残。在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的进谗下，楚王不能体察屈原的忠诚，立场动摇，改变了对屈原的信任态度，听信谗言疏远了他，使他的理想再也无法实现。这股恶势力步步紧逼、压迫直至彻底的毁灭了他，甚至他亲手培植的人才亦在这股强大的压力下随俗变节，“众芳污秽”，不但不能和屈原一同努力国事，相反却误国误民成为屈原的政敌。

当然，与其人格独立相联系，屈原决不轻易认输、绝不轻言失败。他“就重华而陈词”，以丰富的史实说明只有“义”和“善”，“举贤授能”、“循绳墨”才能使国祚昌盛。他坚信自己所坚持的，是关系到楚国国运兴衰的圣人“中正”之道，在此信念的支持下，他开始了“上下求索”的漫长历程。可是，上叩帝阍，即徒延伫；降低起点到昆仑山寻求理想的美女，却“哀高丘之无女”；求之下女，不是性情乖离，“保厥美以骄傲”，难以迁就，就是没有良媒难以致意。屈原的“求索”，不管是求与己合志的贤人还是求贤君，都没有找到自己理想的人物。接二连三失败的打击，使他的求索彻底失败。执著的求索，只是徒增无尽的忧愁而已。于是诗人禁不住感叹：“闺中既已邃远兮，哲王又不悟。”

“哲王”指楚怀王。“哲王不悟”，是屈原上下求索失败的最根本原因。也就是说，屈原理想能否实现取决于怀王对他的态度。

当楚王对他信任有加，任命其为“左徒”时，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内则改革内政，外则订立齐楚联盟，并且促成了由怀王任纵长的六国联合攻秦的军事行动，显示了屈原卓越的政治外交才能。可是一旦楚王“后悔遁而有他”，不再信任支持屈原，使本来尚可与“偷乐”的“党人”进行斗争的屈原立时陷入不利境地。怀王的昏庸糊涂，不察民心，不辨黑白，助长了邪气的高涨，造成了群小进谗的有利条件，最终使屈原内政外交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从此楚国国势愈益江河日下，在秦国的不断侵略下终至败亡。这是令屈原最为痛心疾首而又无可奈何的。

那么，屈原为什么要把自己理想的实现寄托在楚王的身上呢？

因为屈原生活在以世族宗法家长制为基础的宗法礼教国家，浸染于这种文化氛围的屈原，其人格建构的核心就是遵守宗法等级制度，维护君权。所以屈原在《离骚》开端就带着一种自豪的语气指出：“帝高阳之苗裔兮”，我是高阳氏的后代子孙啊，追溯与楚同源共本，明确表明自己是楚国宗室之臣。这就决定了他必须依附于哪怕是并不理想的国君才能推行自己的理想，实践自己的治国纲领。故而面对昏庸糊涂的怀王，他最大的愿望是能“道夫先路”，君臣遇合，引导怀王走上治国的正途。他对与贤主遇合是如此的渴望，以致在“上下求索”中一“见有恢佚女”便迫不及待地令鸩为“媒”，以便架起一座通往佳期的鹊桥。“佚女”难求，诗人也意识到楚国贤君的难得，“恐高辛之先我”的忧叹表明作者清楚的知道求女失败的原因在于时机不当，隐喻君臣遇合的美谈已成历史陈迹。明知不可得却还如此热切的寻求，正说明屈原对贤君的渴望。

可以这样说，屈原在追求独立人格的同时，又总是把自己禁锢在狭隘的君臣关系之内，他是在传统的君臣关系模式中追求人格自尊和独立的。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祖国变得富强起来，但这种努力又必须以君主亲信自己、疏远谄佞为前提的。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屈原的事业，实质上就是楚王的事业；屈原人生价值的追求必须建立在维护并顺应君主利益的基础之上。他一方面标举人格独立之大旗，在作品中反复咏唱着个人理想的追求与破灭，有时也毫无羁绊的倾诉自己怨愤凄苦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又把自己仅仅依附在楚王那里，他的所有痛苦几乎都来自于楚王对他的遗弃。这不能不使他的人格独立大打折扣。

由此可见，作为具有积极进取精神的知识分子，屈原要求有所作为；但是，处于宗法等级制下的屈原又不得不依附国君，他与国君――其实是宗法等级制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屈原内心痛苦的根源。这反映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政治家在那个时代的两难处境。

这种两难处境在孔子、孟子、韩非子等那里也有。一方面，他们都是“才智之士”，具有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强烈愿望。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韩非子则希望通过辩说来推行自己的主张，实现个体人生价值。另一方面，这些知识分子们又不得不依附国君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面对“天下滔滔”的乱世，孔子、孟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周游列国，寻找理想的执政者，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却处处碰壁，最后以著书立说终老一生。韩非子所设计的政治方案却是要求君主独断专行，可以使用如暗杀、挑拨离间等任何阴谋诡计对待臣下，“这又是对包括韩非子本人在内的个体存在价值的彻底否定”。

上述先哲们的这种两难处境其实体现了封建宗法体系下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悲剧二重性。上述诸人无不生活在这一悲剧二重性的痛苦夹缝里，对悲剧二重性的痛苦体验，既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精神状态，也在他们的作品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同时亦对后世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之下，屈原的品格，显示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知，他所具有的强烈责任心和深沉的忧患意识，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人人格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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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离骚篇2

屈原在《离骚》一开篇就首先追溯了自己的出身--帝高阳之苗裔，也就是说，这位受尽磨难的文化英雄血脉中流淌着神的血液。这里屈原对自己出身的追溯，绝不是为了炫耀，也不是随便为之，他的这个出身至少有两层作用：一，恰是这高贵的出身而决定着屈原先天就具有不同于常人的精神追求与责任意识;二，这出身是屈原在《离骚》后文远游面见重华，回到昆仑的依据。

屈原在一个高贵的日子--庚寅日出生，容貌俊美，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早年受楚怀王信任，参与法律制定，主张章明法度，改革政治，连齐抗秦。但由于自身性格耿直，遭受了张仪贿赂的靳尚郑袖等人的陷害，屈原被疏远，遭受迫害，并被流放。但是他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在被流放时候也从未忘了努力，对内保持自己的高洁品质并努力提升自己：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对外不忘为国培养贤才：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但结果却还是灵修还是继续听从众女的谣诼谓余以善淫，而终不察夫民心。屈原郁邑侘傺，独自穷困，却宁溘死以流亡，不忍为此态也。为什么呢?他明确交代了原因--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他还是追溯到了自己的出身，他认为自己本是鸷鸟，与时俗工巧之流的不同自前世而固然，先天决定的，他自己伏清白以死直的选择是追随前圣的脚步的。

既然在人世中他竭尽全力也无法求得认同，他又曾试图独善其身--退将复修吾初服，但反顾游目观乎四方，最终却还是逃不掉心头的坚贞与责任感--虽体解吾犹未变。然后女嬃代表着一些爱他却不懂他的人，以鲧的例子来劝导责备他的坚守。这神话中的人物鲧倒恰好提醒了他的出身，他开始渡过水湘水南征，对舜陈述自己的忠贞与一腔热情，希望得到舜的肯定和精神支持。但是文中没明确说舜怎么回应他，只交待他从此开始了上天入地的神游求索。作为神的后裔的屈原在神界似乎如鱼得水：他从苍梧出发，一路经过了了县圃崦嵫咸池扶桑等神话传说中的地方，又试图追求宓妃、有娀氏之女、有虞氏之女等。这游历似乎使他可以解脱了，终于放手了心里的郁结，回到了自己神界先祖美好光明的精神家园。

接下来灵氛为他吉占，他也决定离开，折琼枝为羞，精琼爢为粻，以飞龙为驾，以瑶象饰车，扬云霓，鸣玉鸾，奏九歌，舞韶乐，朝发天津，夕至西极，他就要回到昆仑山了。可是偏偏在一切顺利进行，就要完成的时候，屈原一低头，忽临睨夫旧乡，然后立刻，一切的热闹、光明、美好就瞬间萎缩不见，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终究是化不开对那尘世中祖国与国君的挚爱，虽然国无人莫我知、莫足与为美政，他也拗不过自己的心，而终为他们殉情，从彭咸之所居。在中国古代神话里，昆仑山是绝地通天之前的神山，也是中国古代人意识里的宇宙山，而颛顼帝则代表着屈原的人生之源，也代表着绝地通天之前神人和谐共处的社会时期，屈原向重华陈词和在神游中向昆仑靠近的选择和西方文学中的重回伊甸园主题不谋而合，体现着人类精神情感的共共通性。但是，屈原却没有完成这一回归，他在即将到达的时候蓦然放弃，而毅然决绝地回头转向了人世。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中，第一次如此明确地：人战胜了神!

屈原的离骚篇3

关键词：屈原 外表美 人格美 艺术美

屈原是一位爱美的诗人。他对各种美，都不以狭隘的功利观加以否定。《九歌》、《招魂》中，处处渲染音乐歌舞的热烈场面和引发的感动。“羌声色之娱人，观者兮忘归”，在屈原笔下，是美好的景象。同样，他的诗篇，也喜欢大量铺陈华美的、色泽艳丽的辞藻。他还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赋予草木、鱼虫、鸟兽、云霓等种种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以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又增加了诗歌的美质。大体上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屈原对美的追求，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欣赏。

一.注重外表美

屈原非常注重自身仪表修饰，他在《离骚》中写道：“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诗人对仪表美的追求是幼年就开始的，他在《涉江》中说：“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儡”。应该指出的是，屈原是把仪表美与内在美结合在一起的。他说“内厚质正兮，大人所盛”。屈原从人格的角度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内美”的美学观念，表现了他的美学思想。这样华美的仪表与质正的心灵构成了屈原最完美的人格。屈原在《思美人》中进一步阐释了这种内美与外美的统一。“情与质信可保合，兑居蔽而闻香”。他在《橘颂》中把两种美的结合高度概括为四个字“精色内白”。

一个具有内在美的人，往往追求仪表美。有诸内必形诸外，内在美要通过仪表美表现出来有诸外必显诸内，仪表美是内在美的体现和反映。屈原的仪表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仪表美，它是一种象征，一种标志。屈原的仪表美表现出他对至善至美的追求。在那个浓黑的社会里，高雅的服饰，烘托着他那高洁的的气质和杰出的风貌，宛如一朵圣洁的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又好像一棵挺拔刚劲的松柏，遭风雨而不挠。屈原就是美的化身，就是人类最完美的心灵与外在美的统一体。从美学的意义上讲，屈原的仪表美是人类审美心理某种共性的显现，具有很高的审美的价值。

二.强化人格美

对于屈原的人格，在汉代曾有不同的评价。淮南王刘安《叙离骚传》论屈原说：“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里引用了这段话。这是对屈原人格的极高赞美。对此，班固在《离骚序》里表示异议，他说：“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絮狂狷景行之士。”后来，王逸又批驳了班固的话，并赞颂屈原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楚辞章句序》)这些说法，褒贬不同，但都有较大的片面性。刘安的思想接近老子，旨在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在他的笔下，屈原成了一个超然于世俗的高士。班固和王逸用儒家的道德标准衡量屈原，班固认为他不合乎中庸之道，只能算是狂狷之士；王逸认为他质性忠贞清洁，可以称得上绝世超伦。他们的观点不同，评价也不一样，但都没有对屈原的人格作出全面恰当的说明。

崇尚真理，追求美好的人生理想是人格美的基础，也是人格美的最高体现。屈原一生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是“美政”。他主张“举贤而授以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家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惜往日》），也就是举贤任能，立法富国。楚国本是当时的大国，但由于楚王的昏庸，致使政治日趋黑暗，屈原的治国方案就是挽救楚国命运的良药。细读《离骚》，我们可以感触到诗中充满了诗人不懈追求政治理想的热情。“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为了楚国的强盛，诗人奔走操劳，希望君王能赶上前代圣君的脚步，并主动承担起开路先锋的重任。屈原兼政治家与文学家于一身，政治家的头脑决定了他根为崇高的政治理想奋斗不息；放弃理想和信念也就等于放弃了人格。屈原一旦认定了崇高的政治理想，就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充分表现了他高尚的人格美。

屈原把自己的政治思想称为“美政”，把理想中的君王称为“美人”，把理想中的贤才称为“众芳”，就连他笔下的水神山鬼，也无不体现着一个“美”字。这种对于美的追求，用屈原自己的话说，就是：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离骚》)“好修”，一方面是坚持美好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是培养自己美好的人格。就美好的人格而言，既包括内质的纯正，又包括外表的芬芳。所以《离骚》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修能，就是修态，是内美的外现。内美与修态相统一，乃是屈原追求的目标。

屈原多次写到自己的服饰，他采来各种香花芳草，做成衣裳和佩饰，象征在自己身上培植各种美好的品德。《离骚》说：根木以结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矣，苟余情其信芳。

屈原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人，为了修养自己的人格，他经常展开内心的斗争。女的责备，灵氛和巫咸的劝告，都曾引起他思想上的矛盾与斗争。《离骚》说：余虽好修以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兮，又申之以揽。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他知道“好修”如同自己加给自己的羁，又招来了嫉妒与诽谤，但宁死也不肯改变。

好修以为常的屈原不能容忍丑恶与庸俗，他是一个无情的揭发者与批判者，对腐朽势力的贪婪、嫉妒、偷乐、荏弱、鄙固、追曲、周容，作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他说兰芷和荃蕙的蜕变，就是不好修的缘故：“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离骚》)在临死前所写的《怀沙》里，他还直言不讳地斥责那帮腐朽势力说：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兮，鸡鹜翔舞。……邑犬之群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杰兮，固庸态也。 屈原在那帮丑类中间，卓然独立，保持着自己的清白与纯洁，是无论如何也不肯与他们同流合污的。

三.追求艺术美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简称《骚》。自汉迄南北朝，《离骚》又常被举作屈原全部作品的总称。在文学史上，还常以“风”、“骚”并称，用“风”来概括《诗经》，用“骚”来概括《楚辞》，《离骚》的诗歌艺术特色和《诗经》分属两种类型。以国风与小雅为代表的诗型美，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泥土气息，质朴醇厚，亲切感人。而骚型美，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和英雄色彩，流动变幻，令人惊异叹服。

所谓的骚型美，首先是一种雄奇之美。《离骚》当中的神话色彩，宗教气氛，奇谲的想象，夸张的描写，令人应接不暇。以《离骚》上下求索的一段来看：“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率云霓而来御。”日月风雷供他驱遣，廖阔的天宇任他遨游，他的气概是多么雄壮。诗歌的雄奇之美，是诗人崇高的理想、广阔的胸怀、雄伟的气魄和渊博的知识的外现。

骚型美其次是绚丽璀璨之美。主要体现在形象塑造上：人和物的形象富于色彩和光泽。语言也讲究浓墨重彩。譬如：“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冉冉”二字写衰老的缓缓逼近。“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漫漫”极言路途之漫长。

骚型美还是一种流动回旋之美。屈原诗歌的意境，极少是静谧的、和穆的，往往如黄河九曲，奔流倾泻中回环往复。像《离骚》这样的长篇抒情诗，在感情的抒发中，穿插了两段叙述行动的文字一段是陈词之后的上下求索，一段是求卜之后的周流远逝。有了这两段穿插，整首诗就灵动了。就表述的感情本身而言，也有希望和失望的回环往复的交替，诗人有回肠荡气之感。

骚型美还是一种隐约之美。《离骚》用香草美人作比兴，借神话传说为寄托，以女子的口吻和情态来表现满腹的牢骚和怨愤，这种表现手法是隐约的。

屈原的离骚篇4

[关键词]屈原；宋玉；离骚；九辨；精神世界；艺术特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3）34-0092-03

[作者简介]才学娟（1981―），女，河北唐山人，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一、《离骚》与《九辨》的作者

屈原与宋玉均是战国时楚国人，二人的遭遇同样不幸。屈原是《离骚》一文的作者，这一点毫无争议。这篇文章道尽了诗人上下求索而不得的实现与理想的哀痛。宋玉继屈原之后，同样以骚体的形式写了一部《九辨》，其主题和思想大致与《离骚》相似，但两人所处时代、生活经历、精神世界及文学发展状况的差异，使这两部作品呈现出各自的特色。屈原与宋玉二人有师承关系，宋玉的《九辨》也有较多模仿屈原《离骚》的痕迹，所以有人认为《九辨》是屈原的作品，但目前将《九辨》视为宋玉之作已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本文对后一种观点持赞成的态度。在接下来的部分，笔者将详细论述这两篇文章在精神世界的表达、艺术特色的表现等方面的不同，并进一步论证宋玉而非屈原，才是《九辨》一文的作者。

二、作者的经历与作品内容的差异

据史料记载，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词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付诸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是楚国的一名重臣，但由于受奸臣嫉妒而遭陷害，被楚怀王流放，最终投汨罗江而死。宋玉也是楚国人，但他的生平事迹在史书中没有完整而详细的记载，仅在《史记》《韩诗列传》《新序》等史料中有一些零星的记载。从宋玉的一些作品中大致可以知道，他在楚襄王时期曾做过官，但只是文学侍从一类的小官，后来被削职。

屈宋二人皆有报国之志，而最终没有达到目的。因此，这两部作品在表达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这一主旨上是相同的。但具体而言，两人的仕宦经历还是有着较大的区别的。屈原曾是楚国的士大夫，在被楚怀王疏远之前，他是治理国家、辅佐怀王的重臣。他本人对自己的才能和修养也是极其自信的。所以，屈原在《离骚》这部作品的开篇介绍自己的生平时，就展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形象。他称自己为“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体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接下来他又强调，自己不仅出身高贵，且具有极好的自身修养，“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这么优秀的诗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应趁岁月尚未流逝，抓紧时间去实现理想，成就一番事业。故而有这样的句子：“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这几句诗中流露出诗人强烈的自信。班固批评屈原“露才扬己”即是从这一点来讲。

相比之下，在宋玉《九辨》中并没有强烈地表现出这种高度的自信。尽管文中也有对自己才能的称颂，把自己比作“惠华”“凤凰”“骐骥”，但诗人只是以此自比，并没具体陈述自己是怎样的“内美”和“修能”。而且诗人引用这些事物并不是为了凸出他们的美好，反而是强调他们的不幸。诗中反复陈述“窃悲夫蕙华之曾敷兮，纷旖旎乎都房，何曾华之无实兮，从风雨而飞扬”“以为君独服此惠兮，羌无异于众芳”“众鸟皆有所登栖兮，凤独惶惶而无所集”。其中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哀怨，是对自身不幸的一种同情。所以诗人以蕙芳而无人赏，凤独而无所集，来表现自身的怀才不遇和失意。诗人对于为何失意，对于君王的不赏识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愤慨，气势低徊。

与《九辨》相比，《离骚》则表现出更多激越之音。诗人对君王的反复，不分是非曲直表现出愤怒的呼声，且气势高昂。“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以怒！”“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诗人刚直的性格表露无遗。有的学者据此提出《九辨》不是屈原所作，原因就在于“它（《九辨》）太少激越之音，太不近怒，太没有火气了，不见在屈原赋中常有的那一特点；相反，（它）太伤感了，太含蓄了，倒是有的，这可不是屈原赋的特点。”[1]两篇文章表现出作者如此巨大的性格差异，可作为《九辨》不是屈原之作的证据之一。屈原的作品中没有一部是以如此哀婉、伤感的情调写成的，故而将《九辨》视为屈原之作不妥。

三、作者精神世界与人生追求的差异

《九辨》中诗人回顾君恩时写道“愿衔枚而无言兮，尝被君之渥洽”。对君王的不重视自己的反应是“专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私自怜兮何极？心怦怦兮谅直”，所采取的方式是“愿沉滞而不见兮，尚欲布名乎天下”，最终依然是“计专专之不可化兮，愿遂推而为臧；赖皇天之厚德兮，还及君王之无恙”。从诗人对君王的种种态度及他所采取的方式看，他感激于君王曾给他的恩惠，对君王依然恋恋不舍，并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重得君王的重用。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宋玉对君王所表现出的是一种依附心理，是一种失意文人的心态，是以一种仰视的姿态去乞求君王的重视。“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当他在朝廷里做官的时候，曾经‘衔枚无言’，苟合取容，分尝过上层统治阶级的冷饭残羹。对这些施舍，他回想起来是感激涕零的。因此《九辨》是一出向上爬摔了跤的悲剧。”[2]219

在这一点上，《离骚》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屈原在其中不仅直斥怀王的昏聩，而且在被流放之后更想去寻求另外的解脱，但他热爱的故乡使他驻足了。既然怀王不信任他，故乡的牵绊又使他无法离开，那他只有一死了之。在这里，屈原以怨愤不平来直面君王，是以一种与君王平起平坐的方式面对君王，可以怨，可以怒。“《离骚》以世俗的眼光看待神明，又以神明的身份对待‘世俗’，神人一体，天地无间。屈原既信神，又忠君；但对神也好，对君也好，他却没有一点卑微的态度。”[2]3这是屈宋二人精神世界存在的巨大反差。相比之下，屈原更像是一名政治家，他所追求的不在于私利，而在于是否能够大展雄才，有所作为。“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宋玉则不然，《九辨》更多展现的是失意文人的不幸和希望，相比之下则气势弱了很多，并多了一种柔媚之态，且字里行间呈现出一种卑微之态。

两篇文章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不同，源自于二人的牢骚有所不同。“屈原是为自己的政治理想（‘美政’）未得实现而愤慨欲绝，宋玉是为个人的不幸而痛苦。”[2]219正因为二人的精神追求不同，他们的作品不仅在内容上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在艺术手法上也呈现出各自鲜明的特色。

四、作品艺术表现手法的差异

宋玉的《九辨》中对“秋”的描写历来为人称颂。诗人情绪的抒发常借助特定的景物，是为“借景抒情”。“秋”便是宋玉借以抒情的景物。“秋”的凄凉、萧瑟正符合了宋玉落魄、失意的境况。《九辨》第一章便以“秋”起兴，以秋风、秋草、秋天、秋水等情景寄托失落之意，引发诗人的身世之感。“由于诗人将身世之感，忧国之情与悲秋之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得全诗洋溢着一种忧郁之美。”[3]鲁迅称之为“凄婉之音，实为独绝”（《汉文学史纲要》）。这种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表现方式更加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诗人之怨。这种“怨”是通过寄托于外物的方式来表现。

屈原在《离骚》中采取了“直言”的方式表达他的“怨”。屈原直言君王的善变，不体察诗人的苦心。这种直言的方式使得诗人之怨表现得更为强烈。此外，《离骚》中诗人以香草、美人自比，使作品呈现出光怪陆离、绚丽多彩的外部特征。诗中以神话为媒介，通过上天入地的情形表现作者上下求索以释放心中抑郁的情感。全文场面之宏大，气势之雄壮，正展现出屈原作为一名国家重臣所应有的气魄。通过这一点可以看出，屈原的《离骚》是以一种政治家的气魄来表现诗人的不平，而宋玉则以失意文人的委婉凄绝来阐释自己的不幸。因此，《九辨》中时时透露出诗人的细腻与敏感。“增欷兮，薄寒之中人！”“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寞而无声，燕而南游兮，鸡啁哳而悲鸣。”“离芳蔼之方壮兮，余萎约而悲愁。”“秋”的萧瑟使诗人联想到自身的遭遇，借以反复陈述，具有浓郁的文人色彩。

与屈原的《离骚》相比，宋玉《九辨》中的神话色彩并不浓厚，只在最后一章才有所涉及。除此之外，全诗的重点在于以身边的秋色寄托哀情。这就使之与《离骚》相比起来少了很多虚幻的色彩，从云端走到地面，关注身边的一草一木，以切身的感受和体验来描写周围真实的事物所带来的凄凉。而“《离骚》的艺术手法已超出对个别事物的比喻，而是在整体上采取象征手法，把生活本相几乎全部隐去”[2]2。它采取的浪漫主义手法在宋玉的《九辨》中却不是那么鲜明，《九辨》的写作手法更接近现实。

《离骚》与《九辨》两部作品，无论从内容及其表现出来的诗人的精神状态上，还是从作品的艺术手法上，都可以明显看出这绝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九辨》虽模拟《离骚》而作，但其中加入宋玉自身的身世之悲，并以一种创新的手法对“秋”进行描写，从文学发展的规律来看，表现出在前人基础上的对文学的创新和发展。虽在宏观的角度上，《九辨》远比不上《离骚》所表现的强烈的感情激荡，但别有凄绝曲折之态，且在抒情上别具特色。

参考文献：

[1]陈子展楚辞直解[M]杜月村，范祥雍，校阅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66：709

屈原的离骚篇5

关键词： 屈原 《离骚》 人格美 悲剧

屈原是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学识渊博，善辞令，主张对外联齐抗秦，对内修明法度，举用贤能，克服弊端，富国强兵。楚怀王昏庸，亲小人远贤臣，并走上亲秦的道路，疏远屈原。但屈原在长期流放中受尽屈辱，不忘国家，终因忧心国事衰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理想无法实现，最终在汨罗江结束自己的生命。《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这首带有自传性质的、波澜壮阔的政治抒情诗，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千变万化，处处显现着诗人人格的壮美。长诗纷繁而不杂乱，变化而又一致，诗人人格与作品的思想内容相结合，文中有人，诗人人格所特有的悲壮美，伟大的力就像经天纬地的日月一样，激励后人，流芳百世。

一

屈原博闻强志，长于辞令，才华过人，是楚国的贵族宗亲。开始，楚王非常信任他。他二十五岁就被认命为左徒，参与商论国家大事，处理各种外交问题。他审时度势，主张顺应历史潮流，辅佐楚王兴盛楚国。他主张在内修明法度，举贤任能，以实现其美政理想；对外联合齐国抗击秦国，统一天下。然而在楚国统治集团内部充满激烈斗争。以上官靳尚为代表的旧势力顽固派，对屈原的主张进行了疯狂的攻击，他们进谗言，蒙蔽昏君，施诡计，离间屈原与楚王的关系，于是怀王“怒而疏屈平”罢其官职，将其降为三闾大夫。随后怀王又中了秦使张仪“献商于之地”的诡计，竟按照秦的旨意与齐绝交，拆散联盟。楚王发现上当了，但后悔莫及。自此之后，怀王更加昏庸无道、没有主见，军事上屡战屡败，外交上听从秦的摆布，内政上听信小人的怂恿与挑拨，不听屈原的忠告。在子兰的挑拨下，顷襄王竟对怀抱“存君兴国之志”的屈原“怒而迁之”，将屈原流放。屈原的《离骚》就诞生在他第二次流放期间。因此，在这场诸侯争霸的风云特别是楚国与秦齐等国军事外交的角逐中，楚国内部进步派与顽固派力量斗争的消长，楚王对屈原的态度变化及处理经历任之——怒之——疏之——黜之——迁之的过程，都清晰明了地反映在《离骚》里。可以说，《离骚》是楚国当时的一面镜子。怀王的“不寐”、“众皆进以贪婪”、“吾不能变心从以俗”，这些是屈原悲剧的根源。《离骚》正是通过屈原与楚王、党人间的矛盾，现实的残忍与理想的崇高的统一，现实与浪漫主义的结合，来揭示屈原悲剧的本质。在《离骚》里，丑恶的现实与崇高的理想、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既斗争又统一，形成绚烂多姿、震撼人心的壮美情景，发出净化心灵的伟大力量，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悲剧的两大因素是现实与理想，它们表现为命运感和崇高感。命运感是现实，真实地描写现实一切，真实地表达自己感情；崇高感就是坚持正义，坚持实现美政的理想，为了自己的理想死而无憾。作者那种坚定的信念、不屈不挠的品质跃然纸上，让我们震撼，为之感动。《离骚》的命运感与崇高感相互交织，表现了主人公的悲剧境界。

二

屈原的人格美首先表现在他的爱国思想、《离骚》中，屈原表达了他作为高阳帝之苗裔的自豪感，有崇高的使命感，有父亲对他的殷切希望，有他光宗耀祖、造福百姓、报效祖国的人生理想。在血脉上屈原和楚国有着深厚的情感联系，同宗的意识让他时刻为国家担心，希望国家强盛。因为爱国，屈原主张美政，进行变法改革，修明法度，他的各种思想是以国家为中心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就算被流放到朝廷之外，他也心系楚国，就算当时良禽择木而栖的风尚盛行，他也依然选择忠于自己的国家。当屈原决定远走他乡时，他仍然挂念着楚国，在《离骚》中叙述道：“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屈原从全局利益出发，在考虑问题时也很全面，他设想自己祖国的未来，希望自己的国家繁荣昌盛，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牵挂着故国，他的高尚情操让后人敬仰。其次，屈原具有批判精神。性格中的执著令屈原一生洁身自好，注重个人素质培养，在险恶的背景下、极其残酷的现实面前高呼：“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展现出无所畏惧的精神和伟大的人格美。鲁迅曾说：“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屈原从不逃避尖锐的社会矛盾，始终勇敢地直面惨淡的现实，以批判的态度处理问题。再次，屈原具有直面人生上下求索的精神。屈原不仅是一个诗人，还是一个思想者，更是一个无惧的战士。他大胆怀疑，眼界开阔，上下求索，追求真理，正视人生。他了解整个社会现实结党营私、楚王善恶不分、朝廷内外互相勾结的污浊之气，他更清楚奸佞小人嫉贤妒能、营谋私利、颠倒黑白、搬弄是非的伎俩。看到这些，他没有选择随大流，也没选择归隐山林而是进谏忠言，揭露现实，无情批判。他将生死置之度外，为正义而献身。所有这些都渗透在他的诗歌当中，构成了屈原强烈的惨淡的人生和那种上下求索的悲壮精神，这种精神也构成了屈原人格美的一个侧面。在《离骚》中诗人一方面对丑恶的现实进行裸的揭露，如“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众皆竟进以贪婪兮，凭不厌细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为度”。另一方面，他又表现了自己坚持正道、不改理想的决心，如：“虽体解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作为抒情主人公的他历经磨难、饱受艰辛，却始终坚持“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积极人生态度。正因为他爱国爱民的坚定信念，所以他执著地追求着，面对黑暗的现实，仍然不改初衷，不断地探索人生真谛，思索终极真理。

臧克家曾说：“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屈原虽死但他还活着，他的肉体的毁灭，标志着他伟大人格的呈现与升华。他的伟大人格和崇高精神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闪耀着夺目的光辉，在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时刻，他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新时期中国人的人生理想与人生精神提供了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

屈原的离骚篇6

【摘 要】“楚辞”既是一个文学作品总集，也是楚地流行的一种文学样式。它的传播与接受在西汉与东汉是不同的。研究楚辞在两汉时期的传播与接受以及对汉代文人和后人的影响有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楚辞；两汉；传播与接受

一、楚辞定义与特点

西汉刘向将屈原宋玉等人以及汉代模仿屈、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楚辞的名称，汉以后才有，即在汉景帝与汉武帝之间出现的学术上的名称。”楚辞也是战国时期楚地的诗歌形式，它“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

楚辞在句式上打破了《诗经》四言诗的传统，运用更为灵活的句式，除了运用五、七句，还有六字句，使得句式参差不齐，错落有致。楚辞吸收大量的方言，句式也较散文化，为以后“赋”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楚辞”受当地巫术的影响。巫术的歌舞中多反映人神恋爱等故事，充满了想象力和神秘色彩。屈原作品《九歌》、《招魂》模仿当地民歌，且在其他作品中也充满着屈原的浪漫主义情节和奇特的想象力。如《离骚》中：“驷玉虬以桀鹥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又如《九章·涉江》“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同光。”朝发苍梧，夕余悬圃，命羲和驾车。登昆仑、驾青虬。“苍梧”、“悬圃”、“昆仑山”、“重华”和“羲和”，这些都是神话故事中的人和地点，使全诗充斥着浪漫主义情怀。

二、楚辞在两汉的传播和接受

（一）楚辞在西汉的传播

西汉对楚辞的传播与接受经历了一个从发展到高峰再到衰落的时期，西汉时期楚辞传播兴盛，是与统治者政治统治需要密切相联系的，而经历了秦代的“焚书坑儒”之后，西汉统治者吸取秦灭亡的教训，逐渐认识到思想的统一以及对文学作品进行儒家解读的重要性。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大体介绍了楚辞在西汉的传播与接受，他说到：“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因为汉代离着屈原所生长的战国时期时间较近，所以能较好的保留屈原的作品。后来的宋玉、景差等人慕名而作，吴王刘濞，枚乘、邹阳等人对楚辞的传播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楚辞的传播在汉武帝时期到达了一个高峰。汉武帝命刘安做《离骚传》，一方面是汉武帝本身对于《离骚》的爱好，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一方面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的需要，屈原所代表的是爱国忠君的思想，他在《离骚》以及相关作品中充分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对忠臣明君治世的渴求，这也正是汉武帝所追求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汉武帝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阅读和传播楚辞的风气，体现屈原等人忠君爱国思想，从而更好的巩固其统治；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汉武帝命刘安做《离骚传》的年代恰好反映了汉武帝当时的心理活动，龙文玲认为“刘安作传的这一年，正是汉武帝第一次尊儒改制在祖母太皇窦太后干预下惨遭失败之年。”①汉武帝固然有着对《离骚》的爱好，而更多的是在《离骚》中寻求情感共鸣。屈原有着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忠诚之情，但更多的是他追求美政思想的失败以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持不懈的追求精神，“初次改革遭失败的汉武帝对《离骚》蕴涵的这份情感产生共鸣是很自然的”，②所以刘安作《离骚传》不光是汉武帝对《离骚》的热爱，也有对自己理想尚未实现追求精神慰藉的一种体现。

（二）楚辞在东汉的传播

如果说楚辞在西汉的传播注重的是统治阶级，政治背景的话，那么东汉时期更为注重的是文人自身对楚辞传播做出的贡献。

东汉时期骚体赋盛行，这不光是因为建立东汉之前，西汉灭亡后有一段动乱的时期，民不聊生，文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政治环境；还有一个原因是东汉建立之初，统治者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来控制局面，也需要有一个具有实用价值的政治表述，于是楚辞的传播在文人之间兴起。

就像是西汉虽然有各种赋，但占主要地位的还是昂扬、积极向上，描写夸张汉代兴盛的汉大赋，东汉流行的，便是抒发文人内心情感的抒情小赋。“贤人失志”和在仕途与生活中所遭受的挫折，使赋承担起抒情的作用。

东汉文人写作以抒情为主，更多的是表达自己内心的思想感情，这也为后来魏晋时期成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奠定了基础。楚辞中浪漫的抒情主义精神被这个时期的文人加以利用，继承西汉时期阅读楚辞的传统，在此基础上，经过自觉的加工和学习，创作出于西汉时期风格不同的作品。“东汉文人自觉学习，摘用，或稍事修改，融入自己的作品，使作品在整体风格上表现出楚骚那种浓郁的抒彩。”郭令原：“东汉时期，由于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辞赋家的生活遭际也与西汉大不相同，他们要用赋这种文体去反映自己对于一个新时代的感受，这种感受较西汉赋的内容为丰富，于是较多的借助于楚骚”。③

（三）楚辞在两汉的接受

两汉时期对屈原的评价很高，班固在《离骚序》中说道：“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楚辞在两汉的传播不光是因为屈原的创作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心声，还有一点就是楚辞是当时的流行体。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都是模拟楚地语言所写的。到了西汉成帝时期，刘向编辑的《楚辞》既有屈原和宋玉的作品，也有贾谊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和刘向的《九叹》等。两汉时期还出现了“骚体赋”，即从楚辞中发展而成的，是汉赋的一种类型，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司马相如《长门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等。“骚体赋”继承楚辞抒情传统，注重抒发怀才不遇内心不平的思想感情。

三、楚辞的发展和影响

楚辞发展了“赋”这一形式，两汉时“赋”这种文学形式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经历秦代“焚书坑儒”，汉代要吸取秦的教训，而且大一统的局面需要一个铺张华丽，且具有昂扬向上特点的形式，因此《楚辞》为代表的形成了一系列的赋。两汉时期赋的发展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无论是汉大赋还是抒情小赋，骚体赋，都为表达文人的内心情感作出了贡献。

屈原所代表的忠君爱国思想，“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遗彭咸之遗则”的遗世独立的态度，以及“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注重个人修养的品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求不懈的精神，鼓舞了历代文人的情感走向。汉以后的魏晋时期，文人开始走向自觉创作的道路，屈原的理想抱负和高尚品德也正是魏晋时期人们所需要的。不光是魏晋时期，甚至于整个文学史的发展都离不开屈原对诗人的鼓舞作用。宋代晁补之有《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朱熹有《楚辞集注》，正是历代文人对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的解读与再创作。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为文学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姜亮夫.姜亮夫全集七（楚辞今译讲录、屈原赋今译）[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43

[2].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687.

[3]. 曹道衡.汉魏六朝辞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7.

[4].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52.

[5]. 郭令原.先秦两汉文学流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9:228-229 .

屈原的离骚篇7

一、“活”的情景创设

讲授古典诗词，教师一定要摒弃传统的直接点击课题或者简单的读读背背课文的导入模式，要在新课程理念指导下，借鉴多种教学资源精心创设“活”的情景，让传统的、一成不变的、枯燥乏味的课堂导入变得具体、生动、形象、鲜活、灵动起来，从而满足青少年学生追求新颖、鲜活、灵动的古典诗词课堂氛围的心理需求，激发学生学习古典诗词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享受学习古典诗词带来的审美愉悦。创设“活”的课堂导入情境的元素很多，比如诗人创作诗歌的趣闻故事及网络中与诗歌内容匹配的图片、音乐、音画视频、影视片段、名人朗诵等。这些导入元素，只要我们运用得恰到好处，均可以达到上述效果。

比如，教授《离骚》，上课伊始，播放从网络下载后精心剪辑的香港凤凰老电影《屈原》视频片段供学生观赏。当学生对电影中的屈原有了一定的了解后，内心的情感受到了激烈的碰撞，学习屈原《离骚》文本的强烈兴趣被大大地激发出来，学生不约而同地伴随着多媒体中播放的背景音乐中诵读的《离骚》节奏高声朗读起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二、“活”的文本细读

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古典诗词篇目众多、题材丰富、内容丰盈、情感美丽、形式不拘一格。仅就古典诗词的题材而言，就有山水田园诗、边塞诗、咏怀诗、咏古诗、咏物诗等。教学时，教师要根据古典诗词的不同题材、形式、内容、风格、情感等采取丰富多彩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对所学文本中体现的思想感情等进行“活”的细读。唯有如此，学生才会发现蕴含在古典诗词文本中的深层意蕴，才有可能在品鉴古典诗词文本的过程中产生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审美愉悦。

比如，学习《离骚》，我们可以根据其文本篇幅长、意蕴丰富、情感深沉、语言精美、场景跨度大、艺术形象多等美学特质，引导学生细读全诗和孙芳的研究文章《〈离骚〉诗题兼情感内蕴再探》，辨析、揣摩、理解文题“离骚”的含义是“作者遭遇忧愁而写成的诗句”之意。引导学生细读全诗和尤佳的《〈离骚〉的主旨和艺术特色》等学术论文，整体感受诗歌的丰富意蕴和唯美主旨是忠君和爱国、忧国和忧民等。引导学生细读文本和王悦的《〈离骚〉人物形象及其蕴含思想探析》等学术论文，感知、理解、鉴赏诗歌中的人物群像，比如文学性人物形象前王、前修等，神话类人物形象尧、舜、桀等。引导学生细品诗歌的结构和文虎林的《〈离骚〉的结构解读》等学术论文，领略《离骚》的音乐美、韵律美、节奏美等。

三、“活”的环节衔接

新课程理念要求高中古典诗词教学过程是一个由不同环节组成的既行云流水一般又环环相扣、浑然一体的有机整体。故此，讲古典诗词，我们还必须讲究教学环节之间合情合理、恰到好处的衔接艺术，因为，它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良好的衔接往往从上一个教学环节出发，又顺水推舟地勾连出下一个教学环节的内容，如此，学生就可以在“润物细无声”中温故知新，此为其一。其次，可以提高古典诗词课堂的教学效率。因为教师具有一定艺术意蕴和艺术魅力的古典诗词课堂教学环节衔接语，原本就是滋润学生心灵的甘泉和引导学生走进古典诗词文本的金钥匙。

比如讲《离骚》，在上课伊始“活”的情境导入后，我们可以采用具有浓浓诗意的语言将情境导入过渡到对《离骚》文本的解读：“刚才大家品鉴了影视作品中的屈原形象，现在我们该品鉴屈原在《离骚》中塑造的诗人自我形象了。”当学生高声诵读、品鉴了《离骚》中塑造的屈原自我形象和众多的人物群像后，教师就可顺水推舟地说：“《离骚》距今虽然已经两千多年，但却一直脍炙人口，同学们想探究其中的奥秘吗？”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点拨和过渡的话语，就把学生非常自然地引向了下一个教学环节――鉴赏《离骚》所蕴含的丰富的诗意美和独特的艺术风格等。

四、“活”的课堂结语

如果把高中古典诗词课堂教学比作是一出师生同台演出的精美独幕话剧的话，那么，课前“活”的情景创设、课中“活”的文本细品等教学环节就是这出话剧的序幕、开端、发展和高潮，而课尾的结语则是这出话剧的结局与落幕。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相对于课前的情景创设、课中的文本解读等而言，课尾的结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每次课堂教学接近课尾时，学生往往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急盼下课铃声响的现象。所以，我们应根据德国实验心理学家、实验学习心理学的创始人艾宾浩斯的遗忘规律，在一堂课的最后阶段继续调动学生学习古典诗词的积极性，使古典诗词教学的课堂结尾再次呈现高潮，为古典诗词课堂教学画上一个美丽的句号。

《离骚》课尾时，可以深沉缓慢的语调说：“为了纪念我国历史上这位以死殉国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请同学们在中央音乐学院黄河教授创作的《离骚》扬琴背景音乐中再次极富表情地大声诵读屈原的《离骚》。”学生在与《离骚》文本的再次神交中迎来了下课铃声。

屈原的离骚篇8

1、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释为“离忧”。班固在《离 骚赞序》中释为“遭忧”。王逸在《楚辞章句》中释为“别愁”。后人多各从其一说；

2、 关于”离骚”一词的含义众说纷纭，通行的说法大致有两种： 一是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解释：离骚者，犹离忧也。离，是遭受的意思。离骚就是遭受忧愁。二是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中的说法：离，别也。骚，愁也。将”离骚”解释为别愁。

（来源：文章屋网 ）

屈原的离骚篇9

金龙狂舞浪滔天，一丝兰草凌泗年。

千里江水百世魂，国安思危吊屈原。

万里长城万里空，百世英雄百世梦。

金戈铁马关山度，梦里红颜几回逢

凭栏空叹望海潮，九歌离骚故乡瑶。

兴酣落笔伤心处，诗成笑傲孤灯老

今日圣神家四海，戎旗长卷椅歌笑

平生不解楼兰意，虚住南山唱离骚。。

。

屈原（现代诗）

你是谦谦的君子，摘一把香草。

你是漫漫的诗人，吟一首离骚。

你是红红的烈日，用光拯救了黑暗。

你是那古老的祭坛

没人可以遮蔽你的双眼

祭奠以香草，聚魂以离骚。

只是这穿越的沧桑

凋落，三皇五帝的圣望。

飞奔，荆楚苍凉的辉煌。

寻觅，华夏最后的希望。

最后，汨罗梦的太久。

千年，一点一滴的盼望。

百世我不停地惆怅。

只剩端午，一日的回想。

屈原向着香草美人的方向。

千年之后在我们的时代绽放。

你不要再惆怅，

不要再彷徨

梦已经绽放，就在家的方向

就在家的方向

吊屈原现代诗

不停地念

不停的念

离骚兰香，

艾草粽行。

不停地划

不停地划

汨罗翻滚

美人泪洒

不停地望

不停地望

楚风狂潇

舞剑南天

不停地唱

不停地唱

古词难歌

盛世难量

不停地走

不停地走

青山之峩

寻你之眸

不停地笑

不停的笑

金粉浮华

四海为家

五月五日

兰花依然

汨罗潇洒

扑鼻粽香

离骚未挂

以你之名

兴我中华

凭你之心

佑我万家。

以你之名

兴我中华

屈原的离骚篇10

摘 要：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步肇开的历史地位，而且在世界文苑中也堪称独秀群芳。屈原的作品中，香草意象比比皆是，且香草的种类繁多，这不仅丰富了作品的意象，而且还为作者的抒情营造了与作者心境相符的环境和氛围，同时也为作者追求的“修名”提供了具体的物质载体。屈原被疏远，遭放逐，内心孤独、郁闷，只有香草可以倾诉衷肠。因此，香草作为一个可以尽情倾诉的对象，更是作者唯一的可以倾诉内心孤独、痛苦的知心朋友。

关键词：楚辞 ；香草 ；功用

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曾指出，“中国古代的诗歌以抒情取胜，然而并非情感的任何抒发表现都能成为艺术。主观情感必须客观化，必须与特定的想象、理解相结合，才能构成具有一定普遍必然性的艺术作品，产生相应的感染效果。”①诗经所创造的“比”、“兴”手法正是这种使情感与想象、理解相结合而得客观化的具体途径之一。屈原继承了“比”“兴”的创作手法，在楚辞中大量运用“香草”作为原始意象，并借助了香草的功用抒发了自己抑郁不得志的愤懑之情。

一、境为情设，情借境发

宋黄思伯《翼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这就是说，《楚辞》是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名物、语言、乐调等创作的诗赋。《说文解字・部》说：“荆，楚，木也。”《木部》则有：“楚，从木，一名荆也。”黄思伯《东观余论・新校楚辞序》称：“兰、、荟、药、蕙、茗、、蘅者，楚物也。”可见，香草是楚地常见的名物，是楚地自然环境里的一名成员。在看，楚地的自然环境，山高岭峻，水深林密，物产丰饶，风景秀丽，各种香草生活在其中，呈现出了一种比较朴素的原始状态，为作者的忧郁心境相匹配。屈原个人也在《九章・惜诵》中写道：“惜诵以致慰兮，发愤以抒情。”“发愤抒情”为楚辞创作原则。“离骚者，离忧也。”离骚本是楚地方言，盖指牢骚愤懑，抑郁懊丧的情态。楚辞之作多是在宣泄这一久郁于心而无处诉说的大感慨，大烦闷，大牢骚。所谓“发愤抒情”就是“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书往事，以思来者。”苏轼曰：“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屈原作品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为由“香草美人”而组成的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屈原两次被疏远，被放逐，内心的郁闷和不满可想而知，各种香草不仅丰富了诗歌的审美意象，而且为作者宣泄自己的不满提供了一个适当的空间、平台和远离尘世的环境。

二、借香草之名成修名之美

王逸在《离骚经序》中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鹏峰云霓以为小人。”屈原发展了《诗经》“比”、“兴”的手法，创造出了独特的“香草”体系。香草不仅出现的次数多，而且其种类也是很丰富的，这也避免了视觉和同一意象的重复性。如《离骚》提到的香草有24种，用来表现自己的高洁品质，表现楚国政治的黑暗，表现所树人才的变质，表现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屈原在作品中，喜爱以香草作衣服、配饰，喜爱以香草作饮食、礼物，喜爱手持香草，喜欢在长满香草的环境中漫步流连。有时以香草自称，有时又用来指称他最尊敬的人。总之，他喜欢将一切事物，尤其是正面的事物与香草联系起来。“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可见，诗人的衣、食、住、行等方面都与香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香草已经成了诗人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诗人时时事事有香草陪伴是因为他想借香草的纯洁和浓香来保存自己高尚的品行，独立不迁的人格和汲汲自修的美质，不想被世俗的恶臭风气所污染，进而破坏了自己用整个生命在坚守那份“人格美”。

三、知屈子者，香草也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写道：“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顷襄王时，“象用谗言逐屈原在野”。重复的被疏远，被放逐，屈原虽有满腔的爱国热忱，但更多的却是郁积于心中的烦闷、不平以及对奸佞小人的痛恨。在被放逐的岁月里，是香草在陪伴诗人，是香草在倾听着他的全部志向和人生热情。对香草的摘（“朝搴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佩（“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种植（“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行（“步余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食（“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情感的宣泄（“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通过这一系列的诗人的行为与香草关系的描述，可以肯定的说，“香草”不仅深入了诗人的日常生活，也深入了诗人的精神世界。香草世界与诗人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已经完全融为一体，诗人种植、服饰、佩戴、穿着、甚至日常起居，全部都有香草的参与和融入，从某种程度上说，香草对诗人而言，已经不是纯粹的植物，而是陪伴着他一起度过苦难和艰难岁月的知心朋友，也是唯一的知音，诗人是香草的伯乐，香草是诗人的子期。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残酷现实面前，诗人甚至愿意与香草同归常伴，他说：“时暖暖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贮”。可见，诗人与香草之间性灵与性灵相同通，情感与情感相随，唯有香草才能医治作者的心灵创伤，才能保持诗人高尚的节操。

香草作为一种名物，不仅丰富了诗歌的审美意象，为作者的忧郁心境匹配了恰到好处的环境和氛围，还为作者所要追求的“修名”理想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载体，更为诗人找到了世间唯一的子期。（作者单位：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周建忠.楚辞考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 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