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基市场的定义十篇

利基市场的定义篇1

[关键词] 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 和谐社会 和谐机制

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做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决定。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竞争的经济，然而作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具有竞争的属性外，还应具有和谐的属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竞争与和谐的统一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和谐的市场经济。

一、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

1.市场经济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和谐的社会，其中经济的和谐是基础。因为，和谐社会的实质是要处理好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协调好人们的各种利益，使人们和谐相处, 充分激发社会活力, 实现社会的安定团结。在各种社会关系中, 经济利益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只有首先协调好经济利益关系，满足了物质生活这一最基本的需求，人民才能更好地追求和享受其他利益。因此，社会是否和谐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利益关系是否和谐，只有从经济利益关系出发来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才有坚实的基础。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应该是在市场经济和谐运行的基础上，构建出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状态。由此可见，市场经济和谐运行，是理顺我国现阶段经济利益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2.市场经济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它除了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外，还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具有社会主义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必须以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既要促进效率的提高，发展生产力，又要防止两极分化，注重社会公平；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竞争的作用要受到社会和谐目标的约束；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竞争都要受到共同富裕目标的协调和相应政策的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效率与公平、竞争与和谐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经济。

3.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

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它在促进经济增长、带来高效率的同时，其自发性、盲目性的缺陷会损害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从而引发恶性竞争、短期行为、道德缺失，带来经济增长的盲目性、收入分配的悬殊，乃至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以及其他不和谐因素。市场经济的缺陷不仅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对立，而且同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要求相对立。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虽然使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这就为市场经济消极性、缺陷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更多空隙，从而产生竞争无序和失范、不讲诚信、假冒伪劣、欺诈活动等不和谐现象，而这一切都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发展，越迫切需要和谐机制来引导、规范、推进和保障，以维护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良好秩序。

二、发展市场经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市场经济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发展市场经济。事实上，市场经济与社会和谐有密切的联系，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不断增加和谐因素，消除不和谐因素，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1.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相容性

2005年2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这些要求与市场经济的某些属性有着共通的地方，因而是可以相容的。

首先，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本质上是一致的。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第一个要求。发展市场经济能较好地解决民主法治的问题。因为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如果没有完善的法治保障、没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市场经济是不能够运行良好的。同时，完善的法治体系也需要民主作为保障。发展市场经济，能推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增强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促使国家民主法治体系的完善。市场经济越发展越容易促进国家完善民主法治，这就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了必要条件。

其次，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与和谐社会要求的公平正义具有统一性。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公平竞争的经济，它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循同样的规则。尽管由于每个人的条件不同，在公平竞争中可能导致结果的不公平，但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生产者经营者都以平等的身份进入市场竞争，在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实现优胜劣汰。因此，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增强人们的平等意识和公平竞争观念，从而能较好地解决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

再次，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诚信友爱的建立。市场经济是以信用为基础，通过契约为纽带来维系的，“诚信为本”是现代市场经济长期生存的法则，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调节着商品运动，一切商品的价值和质量都要通过市场来检验，这有利于树立人们的质量意识和诚信观念，为和谐社会的诚信友爱的建立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通过发展市场经济，还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要求创造必要的条件。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充满活力的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为了追求利益，相互竞争，不仅使社会充满着活力，而且也能很好地解决效率问题。同时市场经济不仅能优化资源配置，还能促使市场规则和法律法规的健全完善，这就为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创造了条件。另外，市场经济承认并肯定人的利益，而对人的利益的承认和肯定，有利于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发展市场经济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

社会和谐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长，没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和谐社会将无从谈起。尽管物质财富的增长不会自发地导致社会和谐，但社会和谐却离不开物质条件。因为和谐与贫穷落后是不相容的，一个贫穷落后的社会永远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和谐。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样，贫穷也不是和谐的社会主义。因此，社会和谐的程度最终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并受其制约，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而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方法，在宏观上，它能促进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在微观上它能充分调动企业和劳动者提高效率的积极性，从而有效地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总之，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是殊途同归的，是相容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发展市场经济。

三、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机制

和谐机制是指为市场经济和谐发展提供的利益均衡引导手段和控制杠杆。尽管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相容性，发展市场经济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市场经济固有的规律和特征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和谐是不能自发形成的，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去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机制。

1.坚持以人为本是根本出发点

经济运行机制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人类活动与发展的需要，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因此，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首先从人出发，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充分保护和激励人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确保人的权益得以实现。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机制的核心，它要求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人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不断提高，形成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

2.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是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仅仅依靠法律和制度规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道德的力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道德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而新的道德规范还没有形成，因此积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确立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要着力培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竞争与协作、先富与共富的关系，营造扶正去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在人类的道德体系中，诚信友爱对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最有价值，要建立企业、个人的信用档案，完善现代信用体系，逐步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

3.加强法制建设是保证

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维护市场运行的正常秩序，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实现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保证。要建立正常的市场进入、市场竞争、市场交易秩序，规范市场行为，保证公平交易、平等竞争，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要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界定各市场主体的产权，明确各自的活动规范，使市场活动在法律规则的框架下展开，引导人们以合理合法的手段追求自己的利益目标，自觉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解决所遇到的矛盾；要坚决打击市场不法行为，真正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运行。

4.健全收入分配机制是关键

社会公平是衡量和谐社会的重要尺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和优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表现。而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则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促进社会公平，就必须健全收入分配机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要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在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统筹规划”方法指导下，充分考虑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制定社会普遍能够接受的分配政策；要加强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并以法律形式来调控收入分配差距。

同时还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推进器，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器。因此，必须完善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等制度，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失业者给予资助、对困难群众给予保护，实现全社会的社会保障，满足每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发展。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竞争的经济，也应该是和谐的经济，既具有竞争机制，也应该有和谐机制，只有把竞争机制与和谐机制有机的统一起来，才能实现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奠定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陈永昌:《坚持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的有机统一》.《北方经贸》，2005年第10期

[2]顾枉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建设》.《经济纵横》，2008年第1期

利基市场的定义篇2

关键词：当代社会主义；道德视野；市场伦理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因此，市场伦理的规范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市场伦理是市场经济本质和特征的反映

市场经济是指经济活动主要通过市场来实现，社会资源主要通过市场来配置的经济组织形式，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开放性是市场经济运动发展的要求，竞争机制的实现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尽管市场经济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它的弊端和缺陷也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首先是崇尚自由放任的思想和行为，导致了极端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其次是利己之心，特别是损人利已的经济思想，发展成为丧失伦理道德的欺诈性和掠夺性的经济行为。恩格斯在揭露商人和厂主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种卑劣欺诈手段时说：“商人和厂主昧着良心在所有的品里掺假，丝毫不顾及消费者健康。”[1]（P.352）这就造成了二十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严重破坏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凯恩斯经济理论的贯彻和实施，有效地控制了失业和经济大危机，保证了经济稳定增长；但是政府干预的局限性和缺陷也日益显露出来。以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出现了，布坎南认为，政府干预与市场制度一样是有局限性和缺陷的，过分依赖政府也会产生负面效果。他认为西方的社会问题，与其说是市场制度问题不如说是政治制度问题。布坎南十分重视伦理道德在市场经济以及人们政治关系中的作用。他说：“市场是道德秩序的体现，它只要求互相尊重保证实现权利和执行契约的法律。”[2]（P.241）在市场经济中，人们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行为必须限制在有利的界线内，“不受制约的人是野兽”。[2]（P.32）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便产生了市场伦理。它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和特征反映，并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起辩护和促进作用，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

二、市场伦理的原则与基本要求

（一）利己利人，利己优先

市场自愿互利的交易是市场交易的内在规定性，利人利己就是维持和优化市场交易秩序的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如果人人都奉行利人利己的伦理道德准则，那么不仅有利于维护和优化整个市场的交易秩序，而且对市场行为主体本身也有利。而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实现所采取的任何行为则是由经济秩序与原则所决定的。各个“经济人”的商品生产是为了满足他人或社会的需要，这就决定了商品生产者为了实现其利益最大化，就必须为他人或社会提供有用的商品或服务。因为市场交易能使各方都能获利或在不损害对方的前提下，使某一方得利。反之市场经济就没有了优越性和效率。

（二）平等、自由和独立

马克思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3]（P.197）在以交换关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必须是自由自主的，交换必须有平等的地位，否则就不成为交换而是一种掠夺，这是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是道德的要求。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首先意味着对经济主体的自主地位和独立利益的自我确认和相互承认。这是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伦理道德条件，离开这一条件任何市场运行都是不可能的。这样就把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或集团从对指令性计划和长官的意志的依附中解放出来，成为经济运营的自由独立的主体。

以交换关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平等是最基本的经济秩序。市场是天生的平等派，它除了承认市场主体之间等价交换的经济关系外，不承认其它任何非经济特权。它规定市场主体都处于平等的地位，在法律和市场制度面前的地位都是相同的。任何行为主体无论背景怎样，都必须遵守市场经济秩序内在规定了的相同规则和程序从事经济活动和运营。

（三）公平竞争，追求效率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竞争要求公平。市场行为主体机会均等地按统一市场价格取得生产要素，机会均等地进入市场，按市场状况出售自己的商品，公平地承担税赋及其它方面的负担。公平竞争使得市场经济的最优越之处体现于它通过刺激市场行为主体的积极性而实现的高效率和给社会带来的巨大财富。而这种刺激是在承认市场行为主体各自的利益和能力存在差异的基础上，通过公开竞争实现的。

（四）诚信与守法

市场交换是以双方公平自愿为基础的，失去公平，这种自由交换就不能成立，同样它也要求诚信守约。诚信原则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和保障，现代市场经济是不断扩大化的分工合作经济，交换经济、契约经济，也是面向一切市场合作主体与交易主体的信用经济。诚实守信是经济合作的前提。市场经济中的各主体要想确保自身的利益，就必须在利己的同时也要利他。诚信原则在社会交往与经济合作中还体现为一种维护社会正义的责任感，是市场交换的调节器和重要保障。同时，诚信原则也是契约实现的基础和保证。契约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与灵魂，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关键。因而，现代市场经济也被认为是一种契约经济、合同经济。诚信原则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处于重要的首位原则，是现代经济活动中不可动摇的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的健康运行必须借助法律、法规来完成，它要求市场各行为主体必须遵守市场的各种规则及政府所制定的有关法律。

三、市场伦理是社会主义道德应有之义

市场经济中所蕴含的伦理规范十分丰富，如能使它内化为人们的精神品格和行为准则，那么就能有效地引导和调节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范人们的行为，保障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因而是当代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准则的有机构成。不过，市场经济运行的动因是追求主体利益最大化。市场经济的这种功利原则与社会主义道德准则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作为市场活动主体的企业和个人，都以追求自身最大的利益出发，参与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市场主体如过分追逐自我利益，一切以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为中心，这就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道德准则相背离。如果把商品交换原则扩大到超经济领域，那么由等价交换原则引申出的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观念和行为，必然同社会主义道德所奉行的为人民服务原则和无私奉献精神相矛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市场主体为追求自身利益展开的激烈竞争，既有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刺激经济快速发展的作用，也会造成收入差距拉大，趋向两极分化的后果。对于这一不利后果，可主要通过宏观政策调节来预防。面对市场竞争诱发的人们思想观念和道德行为上的消极后果，则要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来解决。因此，我们必须把市场伦理纳入社会主义道德准则之内，同时也要坚决摒弃其消极的一面。

四、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加强道德教育，促进市场伦理规范

（一） 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以正确的道德导向为前提，这是克服经济与道德悖论的关键。作为一种经济手段，它为道德建设提供了有效的道德资源，但它并不能代表道德。因而用正确的道德导向引导市场经济，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提供的道德资源，并超越市场经济的局限性，这是克服经济与道德悖论的关键。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运用市场经济运行原则指导和调节人们的经济行为，鼓励人们大胆谋利。但同时也必须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道德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指导人们正当谋利，教育人们在谋利中和取利后正确处理好个人同社会、个人同国家、集体及他人的关系。在舆论导向上要突出正面宣传，强化美德教育、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形成对正义举动争相效法，缺德行为人人鄙视的良好社会风气。

（二） 建立健全社会诚信体系，加强道德约束，健全和完善市场法规

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严禁和惩处各类违法实行优惠政策行为，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建立健全社会诚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健全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完善企业破产制度。公正的社会经济制度是克服经济与道德悖论的前提。一个缺乏公正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就不可能有平等而言，它的发展只能加剧人与人的对立与冲突，这就给道德的进步蒙上了一层阴影，使道德与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协调的律动。只有消灭不公正的私有制，经济与道德才有可能同步发展。只有建立公正的社会经济制度，才能使自由与平等有其真实的内涵，才能使经济发展的同时使个人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样经济与道德才可能同步发展。只有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为克服经济与道德的悖论提供前提条件。健全完善市场经济运行法规，使市场经济原则在经济领域健康有序地起作用。通过建立健全行业性、职业性法规制度，禁止市场经济原则的超范围滥用。通过完善法规制度和加强执法力度，把一些能纳入法规的道德规范法律化制度化，对违背者予以法纪惩治，以更有效地扶正祛邪，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1.

利基市场的定义篇3

 

关键词：市场经济　道德层次　道德维度

经济学研究起源于道德哲学,经济活动深度追求的价值向度符合人类“善”的生活目的,市场经济因而天然地具有内在的道德合理性。道德作为人类高尚追求的意义向度,内含着“完善的成就”的价值底蕴,这注定赋予经济合理发展的伦理可能。作为迄今为止得到公认的最有效的经济方式,市场经济为其自身的发展创设了可靠的伦理支撑,并在其道德生成中不断完善和提升自身。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和发展有赖于“基本道德”和“理想道德”的有机整合与良性互动。

一

“基本道德”是维系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起码的道德规范,是一种基于人的本性和本质的“利己型道德”。基本道德的实质是在满足自己需要、实现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不侵害别人的利益,而不提倡个体的“自我牺牲”。“基本道德”的基本特点是对主体的要求不高,主体能做到的往往不被视为“道德”,做不到的则被谴责为“不道德”。在这个意义上,基本道德所指向的是人与人之间能够“和平共处”的伦理要求的最低容忍界限。

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由于“原罪”的存在,人类害怕上帝的惩罚,在人格深处萌生的敬畏意识与忏悔意识时刻警醒人们避恶从善。“基本道德”也存在于这种宗教道德之中,宗教道德首先是一种“罪感”道德,人们因为背负不起心灵的十字架而不敢亵渎基本的伦理规约的价值,否则就会恐惧并且有深深的负罪感。这种被逼无奈而不越轨的行为逐渐形成主体的道德意识:保全自己要做到自我“免而无耻”,即在保护自己的同时,完成“权利主体意识”的逐步觉醒。但基督教道德对人的要求更强调的是“克己”而不是“利己”。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欧洲社会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运动,即“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社会价值主导逐渐由等级共同体转向平等的个体——人的价值的普遍提高。在社会道德意义上,更为强调个人的权利、自由和平等。这就意味着“基本道德”成为“主体性”道德,为了实现个人的生存权利、生活追求,人要对自我行为做某些必要的限制,因此形成了在人与人之间普遍发挥作用的道德规范。同理,人的经济生活是人类为达到一种合目的的价值生活的基本方式,不可能存在某种纯粹的经济行为。

“基本道德”的要素必然内蕴在经济生活中,如在商品交易过程中,不能靠欺骗、偷盗、抢劫随心所欲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完成交易。经济行为本身也不能脱离基本道德,假设没有普遍的道德规范的束缚,任何人的经济活动只是短期行为,就会造成社会的无序和经济的停滞不前。

作为目前得以公认的人的利益实现最合理、最有效的经济样态,市场经济是一种十分重视规则约束的经济。市场本身就是一个规则体系,它通过“看不见的手”指导市场主体在“可做”与“不可做”之间做出选择。作为市场主体的道德追求就蕴涵在市场规则体系之中。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竞争与合作的规则蕴涵着市场经济的“基本道德”。首先,虽然市场经济的人性基础是“经济人”,市场主体作为“利己”的存在,每个人都有权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但市场规则在客观上对追求利益的行为是有约束的,即个人利益的实现是以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实现为前提的。否则,就会导致市场无序,正常的市场活动无法展开,个人利益也就无法实现。正如“囚徒博弈”给人们的重要启示:合作比不合作好。要彼此尊重、自由交易、平等互利,在“利己”时不能够妨碍他人“利己”,不得损害他人的利益,在这一约束下实现自利最大化的行为才是道德的。其次,“基本道德”是以“公正”为基本内容的。“基本道德”对市场主体的要求不高,只要行为的后果是“利己不损人”或“损己不损人”,那么,这个结果就是公正的,就是道德的。可见,“基本道德”在市场经济中是一种发挥重要基础性作用的伦理支持。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基本道德”主要表现为一种“制度道德”。

二

“理想道德”指的是要求市场主体利己行为的价值目标不能锁定在“利己不损人”的底线伦理水准上,而是要以“利己利他”为其利益行为的价值目标。当市场主体之间或市场主体与经济体系整体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时,市场主体应当以“损己利人”的利他主义的道德自觉去努力地“克己”。在这个意义上说,“理想道德”是一种“律己型道德”。“理想道德”以“利他”为重要特征,主要是依靠主体的道德自觉而不是自利本能。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它是指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利益行为主体既承担谋取经济利益的全部成本支付,并取得了相应的经济总收益,同时又增加了整个经济体系的经济总收益,这种利益行为就是高水准的“理想道德”行为。“理想道德”主体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在于为更高尚的道德理想去奋斗。所以,这种道德要求不具有“强制的”普世性,做到了是“高尚的”,做不到一般不会被谴责为“不道德”。 

现代市场经济所倡导的“理想道德”绝不仅仅是人们市场行为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也不仅仅是人的基本生存之需要,而是与人的经济生活的质量紧密相关。人的经济生活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能够生存,并在生存的同时,使自身的生活过得更好。所以,经济活动作为追求物质“善”的目的的基本方式,具有符合人类目的的价值意义。但是,人类不单纯如动物一样为了维持其肉体的存在而奔波,不但追求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实现“生活好”的基本目标;而且还有追求体现人生更高的价值,实现“好生活”、让生活更有“意义”的价值目标。由此看来,“理想道德”不再仅仅是外在于人的消极的规范,而是人们希冀“好生活”的一种内在的要求,有道德地活着才是人生意义的根本内容之一。人类对于这种更高境界的人生意义的追求从根本上讲是“超越”性的,而人类的经济行为也是在“超越”一个又一个目标,促使人类的物质财富不断增长,同时不断实现并提升着人类自身的道德价值和意义。所以,“理想道德”不是悬空无着的精神幻觉,本身体现和扎根于人类正当的经济生活之中;作为经济生活中较高的价值层次,同时也是主体“在路上”尽可能完善地“超越”自我的表达。

三

利基市场的定义篇4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内涵；辨析；再理解

尽管党和国家在政策层面上一再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不是只讲市场经济，不讲社会主义，同时强调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与政策主张却背道而驰。这不仅影响到改革的政策取向，更对经济改革造成不应有的负面效应。在改革开放已走过三十年的今天，有必要重新梳理各种观点，纠正错误的理解和导向，正本清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指导下，恢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理解。

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不同理论阐释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东西，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不能共存于一个社会的，因而计划与市场也是不能共存于同一经济体中的。这种理论观点并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而只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者所提出的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际上一方面把我国经济改革的对象——旧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等同于计划经济。另一方面把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是相互排斥、不能相容的，从而将改革的正确方向即由产品经济转到市场经济，错误地改为由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否定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错误地将计划经济列为否定的对象，实质上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在这种教条主义的影响下，或竭力反对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转而主张搞私有化，认为市场经济等同于私有制。

(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消灭公有制，实行私有制。该观点认为，公有制经济不具有私有制经济的排他、独占等性质，其所有者是一个抽象主体，产权是不确的。公有制经济的实际经营者只享有从经营中获取利益的权利，而不负有为自身错误决策承担相应责任的义务。因而，公有制经济的实际经营者极易从个人角度出发作出各项决策，而不惜损害所在经济体的利益。并且由于公有制经济的特殊地位，其他所有制经济很难与之公平竞争，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平等性和竞争性条件无法满足，自然也无法达到所谓的整个社会利益的实现。而只有私有制经济才是市场经济的天然温床。私有制经济的企业和个人具有完全的排他性和独享性，一切行为以实现自身和增加自身福利为目的，而恰恰在追求自身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实现了全社会的利益。这也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的主要内容。这种观点的政策主张实质是搞私有化，建立私有制，在改革中的表现就是主张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

(三)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

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现代再现。自由主义理论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洛克和密尔的政治自由学说与财产所有权理论。二是启蒙思想家合理的利己主义学说。三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这是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思想和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一样重视市场的作用，认为市场是最佳的可自我调节的社会结构。因为，一方面，经济运行是有规律的。另一方面，在自由市场情况下，个人能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市场调节在不受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能最有效率地满足各方面需求，自动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其干预行为往往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认为，计划经济是市场经济不可调和的对立物，因而建议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主张实行全面的私有化，认为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市场制度的基础。其基本观点和政策主张是：国民经济基本上由市场自发调节，国家实行最低程度的干预，取消国家计划机构，否定国家发展规划；在所有制结构上，取消国家所有制，实行最大限度的私有化，大量吸收外国资本参与私有化改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上，主张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产权制度，最大限度地缩小国有企业涉及的领域和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可见，在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实行全盘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很明显，这套改革主张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背道而驰的，应警惕这种观点的不良影响。

(四)以“现代市场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不必考虑所有制问题。市场在国民经济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国家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间接参与经济资源配置和国民经济运行。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机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内容就应包括：一是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独立自主、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二是破除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三是建立并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制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四是摒弃旧的干预经济发展的行政手段，改用间接的财政和货币手段来调节宏观经济的发展。为此，该观点认为，在实践上的首要任务是实行广泛的私有化，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或实行股份制，使国家的作用从微观经济运行中逐渐淡出，直至完全消逝。

(五)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的观点

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说就是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结合，即社会公平+市场效率。该观点提出摒弃计划经济而实行市场经济是因为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上，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具效率。但市场经济在运行中存在市场失灵，进而产生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其一便是要素社会分配不公。追求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要求。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必须使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完善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观点的影响较大，在很长时间内成为社会上一种主流观点。在这种观点影响下，学术界出现了如各种“社会主义”的定义，主张将“公有制为主体”从社会主义定义中抽掉，提出“普遍幸福社会主义”、“功能社会主义”、“社会公平等于社会主义”、“股份制等于公有制”等概念的现象。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显然是片面的。一方面，混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与表象。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是一种表象概念，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追求的目标或判断国家经济运行水平的标准，但不能成为区别任何两个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制度不同的判断标准。另一方面，淡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即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必须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征。

纵观以上五种观点可发现，在经济理论史上，长期存在将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对立起来的观点，这已成为一种教条。整个现代西方经济学都表明：自私经济人是出发点，市场经济必须以私有制为基础。这种教条思想在改革初期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排斥市场经济，在改革后期表现为市场经济必然意味私有化，这成为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思想根源之一。

二、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

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在辨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关系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进行再理解。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在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论一直存在。实际上一些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概念及其关系的认识本身就是不正确的。首先，市场经济的概念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与商品经济没有本质区别，只有发展程度与阶段的不同。厉以宁曾说：“从本质上讲，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一样的。”第二，社会分工决定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育程度。一方面，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产生与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曾指出，“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列宁根据这一原理分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指出，“国内市场的建立(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本过程是社会分工”，“市场和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三，市场经济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市场经济是在社会分工发展的推动下，由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封建社会，社会分工简单、低下，不能形成市场经济机制。历史发展到近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复杂、全面，人类社会的生产形式才由自然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是由社会分工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一种生产形式，并不是某个社会制度所特有的。其次，计划经济是一种和无政府状态经济相对应的生产形式，政府宏观调控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具体形式。所谓计划是指国家作为一个社会主体代表的角色，监控市场经济的运行，通过事先的计划对宏观市场和微观主体进行适当干预，维护国民经济的均衡、平稳发展。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能有效克服自由市场经济先天的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缺陷，从而有效保证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的平衡，避免生产过剩造成社会资源浪费。最后，无论是单纯的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在经济资源配置上都有其固有的优势与不足。对单纯的市场经济来说，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市场主体通过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在大部分情况下能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市场调节有其固有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缺陷，无法支持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保证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不能使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为人民共享，惠及全体人民。对作为生产形式范畴的计划经济来说，一方面，它可从全局和总体利益上布局生产力，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避免经济运行的剧烈波动。另一方面，计划调节容易受到主观认识能力的限制，不能完全满足利益创造者对个体利益的追求，需要复杂的组织体系推动，并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因此，将两者取优补短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优势更加明显、不足相对弱化的新的生产形式，即计划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生产力与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内在地结合在一起，计划以市场为基础，市场以计划为指导。在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被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按照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有序运行，可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

(二)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如果说市场排斥公有制经济，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亦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法建立。事实上，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可以相容，且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仍能发挥其高效率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作用。从理论上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没有公有制，也就没有我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这一对基本矛盾，在这一基本矛盾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和相对人口过剩两大规律，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爆发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随其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会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卓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明确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建立强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一个最大的缺陷”。从实践上看，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也存在并与市场经济机制相适应。郎成平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股权结构做的研究表明，欧洲国家持股现象非常普遍。在被研究的欧洲5232家公司中，奥地利国家持股14.81％，芬兰国家持股15.12％，意大利国家持股9.98％，挪威国家持股11.81％，瑞士国家持股7.59％。这充分说明国有经济完全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会成为市场经济发挥其资源配置作用的阻碍因素。当然，必须承认我国旧的公有制经济形式存在严重问题，必须改革。但同样必须承认，我国旧的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问题，在于其长期处于我国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管理模式下所遗留下来的管理层面的问题。如，严重的官僚主义倾向，以长官意志、行政手段管理指导生产经营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探索建立新的公有制经济管理与运行机制，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生产经营运行机制，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改革一切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运行方法和体制。而认为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则是脱离了中国客观的历史和现实，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照抄照搬。

    总之，市场经济是不排斥公有制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

(三)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关系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更高发展阶段，是自由市场经济适应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新的发展，是加入政府干预因素而形成的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其显著特征是：市场经济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形成更加完善、复杂的现代市场体系；市场对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发挥基础主导作用，国家通过间接的财政和货币手段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要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市场经济。因为现代市场经济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含义中的一个层面，除此之外还有计划市场经济和公有制为主体两个层面的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是把市场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使之按照国民经济结构有计划地运行与发展，保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自觉按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组织生产。在计划市场机制中，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是统一的、有机结合的、互相渗透和融合在一起的，其作用覆盖全部市场范围，而非相互割裂。计划市场经济能克服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病，基本保持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有利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实现，有利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身固然没有什么“姓资”、“姓社”问题，但现实具体的市场经济是不能离开历史上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而运行的，它必然会与某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结合，形成一种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形式或社会性质来说，它是姓“社”的。从另一个角度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一般性与特殊性这两重性质。从一般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发达的社会分工为根据，是一种计划化了的现代市场经济。从特殊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含义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现代市场经济。二是计划市场经济。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它是这三层含义的综合或统一。前二者属于生产形式的范畴，后者是特殊生产关系即所有制的范畴。这三个层面结合，组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实践意义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只有把目标搞清楚了，才能找到实现目标的正确方法和途径。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内涵出发，要深化改革，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途径。

(一)大力发展现代市场经济

第一，建立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的载体，即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知识产权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第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市场竞争主体。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与制度安排，建立健全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理顺产权关系，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形成产权约束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第三，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健全我国宏观调控决策、监督、评估体系；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手段，选择合适的中间目标，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间接调控市场，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运行，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要把国家的宏观调控同科学发展观联系起来，积极引导我国企业走上科学发展、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有限制发展的轨道。

(二)积极探索实现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

计划市场经济存在多种具体形式。探索实现计划市场经济的方式方法，笔者提出一种基于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基础上的“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管理方法。其具体做法是将企业净收入在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个经济主体之间按一定的比例分享。职工不拿固定工资和奖金，而是按事先确定的比率分享净收入。净收入分成制不仅是一种新型的公有制分享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机制，而且也必然对国民经济整体运行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它能克服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促进国民经济协调高速增长和社会经济效益稳步提高。另一方面，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必然形成荣辱与共的局面，能从微观上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滞涨”问题。

利基市场的定义篇5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道德价值

一、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标准

1.市场经济内在的道德要求

二战以后，经济发展日益成为各国政府关心的核心议题。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发展中国家一直在经济发展大潮中寻求适合本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经过不断淘汰和试验，市场经济逐渐脱颖而出，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选择的发展模式。无论一个国家和民族选择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制度，都面临着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物质财富的任务。市场经济倡导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和开拓创新意识，通过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追求效率达到实现增加人类物质财富的目标。所以，市场经济作为一种高效的资源方式，它深度追求的价值取向符合人类“善”的生活目的。市场作为经济配置的优势不言而喻，已被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所证明。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市场经济具有灵活、高效的特点。市场机制通过供求、价格、竞争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激励经济主体充分发挥能动性，推动资源的合理流动与分配，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进步性成为提倡和发展市场经济的伦理依据和道德基础。

2.市场经济道德的体现

作为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道德合理性。在组织生产方式上、在物质产品交换和分配上，我们都无法否认市场经济的道德合理性。市场经济在组织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为经济行为主体的自由平等要求以及自由竞争提供了可行的空间，解放了人类自由行动的束缚，有利于实现人类的自由发展。市场经济的交换规律设定了经济主体选择的标准，驱使经济主体根据自身特点自由参与专业化社会大生产，最大可能地发挥经济主体的潜在能动性，增加全人类的物质财富。尽管单个经济主体是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角度进行选择，但在“看不见手”的指引下，个人的选择最终能实现“利己为他”。正如斯密所论述的那样，“在这场合，像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①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道德的市场经济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明确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党的十四大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的是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个目标，我国在所有制、分配制度、资源配置方式、政府职能、企业发展战略、对外经济交往等方面都要作出相应调整，并不断走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基本的特点是它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上它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市场经济；在分配制度上它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它是以市场为主，以计划为辅；在运行基础上它兼重法制和道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提倡效率优先，又要保证兼顾公平；既反对平均主义“大锅饭”，又要消除两极分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是通过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制度上体现了其道德要求，无论是就其本质、最终目的，还是运行方式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需要道德力量的规范和校正。作为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道德也总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通过伦理关系的力量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一方面，现行经济制度的维护和经济行为的调节都离不开道德规范。另一方面，道德在现行制度尚未细化和涉及的领域充分展示其巨大作用和潜能（董德刚等，2003，第272页）。更重要的是，道德不但是正式制度能得以实施的保障，它的功能和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过程中不断转化为正式制度的一部分或修正正式制度。随着全世界政府越来越关心经济发展，经济关系日益成为社会关系中最主要的力量，而道德的约束力和协调力正在被不断削弱。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很多艰巨的任务和深层次的矛盾也日益凸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表明，完成这些任务和解决这些矛盾不单单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力所能及的。例如，市场经济交往中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见利忘义、损人利己、弄虚作假、诚信缺失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的经济，是道德的经济。市场经济要求资源能在各地区、各部门自由流动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无形中增加了经济交易的不确定性，提高了一次易所占比重，引起交易成本的上升。假如大家都不讲道德、每个人都不可信任，则每一笔交易达成之前相关交易方都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确认不被对方欺骗，即使在法制完善情况下也如此。因此，道德的缺失会使市场交易减少，甚至很多交易根本无法进行。在我国这样一个法制制度尚不完善的国度里，更应该重视道德的作用。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标准

道德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是文明的沉淀和积累，因而道德具有阶级性、民族性和时代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不但继续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其自身也在不断地调整以适应新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应该发挥调节功能，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蕴含着对经济主体的道德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规范既包括一般化了的市场经济道德规范（等价交换、公平竞争等），又包括社会主义特有的道德价值。

1.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提升经济效率已经成为全社会共识。近40年来，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完善都是围绕提高效率展开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是在提高效率基调下进行的。从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经济中解放出来，国民普遍享受到了效率提高的好处，因此，效率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伦理道德观念已深入人心。市场经济中，效率观念重要到了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地步，它成了统筹指导社会经济一切的总方针。我们有必要强调效率的内涵。在西方市场主义者那里，帕累托效率是得到最广泛公认的效率概念。我们不否认帕累托效率的合理性，因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追求帕累托效率所包含的生产效率、交换效率和分配效率。但要重视自由竞争带来的客观效率，还要通过政府调控和调节，实现全社会效率提高，通过全面发展实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效率一致地提高。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过去我们对效率的理解有所偏颇。毋庸置疑，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不可否认，有些成就是在牺牲部分地区、部分行业、部分国民利益基础上取得的。当然这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为了尽快发展经济制定的特定战略。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时，曾经得益于政策倾斜而提高效率的行业、地区和群体应该认真考虑如何提高整个群体效率。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效率概念应放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整体框架中理解，确保各个有机组成部分的效率都有所提高。

2.公正

正义是个非常古老的话题，古今中外大思想家、大哲学家们提出过许多独到见解。但我们只讨论经济正义、经济体制正义以及经济活动的正义。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从来没有哪个阶段像当今这样地渴求经济正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曾经说过，“我们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即只要求其有所发展，首先就必须作出明确的、公正的抉择。”②经济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体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何建华，2004）。市场经济崇尚等价交换、公平竞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公平性的资源配置方式。但是经济正义不是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市场经济的经济正义的实现离不开我们的道德培养、制度保障和经济活动的自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过程中，必须高举经济正义大旗缓和社会矛盾，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义不但体现在制度设置上，还要贯彻到现实生活中。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正义必须深入人心，政府要正义，个人交往也要正义。生产与分工要正义，交换与分配更要正义。在特定时期和环境中，可能无法到达绝对、永恒的正义，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起点上、过程中和结果上要保证正义。正义不等同于完全的平均，允许在一定范围内的不平等，以促进经济活动效率。

3.诚信

诚信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道德基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信用经济意味着各种经济关系都建立在信用关系和契约关系的基础上。在信用经济条件下，我们必须发扬传统的诚信美德，认真履行契约，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如果不讲诚信，或者诚信不是出于道德而是完全受契约和法律的约束，即使市场经济体制非常发达，也常会有失信或违约的现象发生。归根到底，契约必须建立在信用可靠的基础上，缺乏信用而光有法律保障的契约，其作用即使不等于零，也要大打折扣（茅于轼，2003）。,与诚信联系密切的是产权。“产权是信誉的基础，明晰的产权是人们追求长远利益的动力，只有追求长远利益的人才会讲信誉……破坏产权，实质上是一种搅乱预期、从而毁灭道德的行为。”（张维迎，2001）。财产权利得以确认和保护既是市场交易的基础，也是维持市场秩序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不论是个人财产还是法人财产，也不论是公有财产还是私人财产都必须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我们不但要在主观上，而且要在实际行动中尊重别人合法的财产权利并维护自己合法的财产权利，为诚信创造良好的环境。

4.自由追求

自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终极目标之一。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尽管我们关于自由的定义与森的定义并不完全相同，但我们完全同意自由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就此而言，社会主义经济自由有其特有的内涵和要求。市场经济自由首先应该包括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包括自由选择职业、自由签约、自由创业、自由竞争等等。尊重自由选择权利是充分发挥个人潜能的前提，因为只有单个经济主体自己才能最清楚自己的比较优势之所在，只有当事人自己的选择才是最可靠的选择。正因为这个原因，经济学家非常重视人们自由行动的权利。例如，张维迎（2001）就曾经在不同场合强调人们的自由签约权的重要性，“市场经济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自由签约权。只要有了这个产权，至于产权以什么样的方式交易是当事人自己的问题。”

另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由还应该包括经济主体自由行动的能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由不是指“劳动者自由得一无所有”的自由，不是贫困条件下的自由，而是要包括劳动者在经济上具有自由行动的能力。社会主义经济自由也不是放任自由的自由，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③，而是在确保国家发展总体目标、并在国家进行宏观调控下的自由。对于个人来说，是充分享受由法制权利保证的、受最少限制的个人自由。所以，个人可以在遵纪守法和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为自己的利益而自由地选择行动。换言之，我们提倡先人后己的精神，但我们也把从自身利益出发的选择看成是道德的行为。

参考文献

[1]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译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姬超，颜玮.市场经济、道德危机及道德的可持续性[J].当代经济管理，2012（3）:11-14.

[4]董德刚，等.经济哲学[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5]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6]何建华.经济正义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7]贾文岩.市场经济•道德•价值观构建[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4（5）:7-10.

[8]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

[9]强以华，魏忠.市场经济道德建设的人性基础[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8-12.

[10]亚当•斯密.国富论（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利基市场的定义篇6

论文摘要: 民法是规范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法,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其规范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但在进入现代市场经济后,民法对经济秩序的调整出现了一些不足。民法局限性的实质是市场缺陷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种表现而已。为了消除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缺陷,民法进行了自我修正。

一、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是调节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律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它的产生与发展以商品经济的发达为基础。随着简单商品生产的出现,市民实现其私人利益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商品交换。市民的关系也就主要是财产占有和财产交换,市民在相互交往和商品交换中势必形成一定的组织和制度,这些组织和制度的总和构成了市民社会。由此可见,民法的产生是以市民社会为社会基础的,民法自然而然地成为市民社会的法。[1]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这就决定了民法的基本理念应与市民社会的基础相一致,即以平等自由作为民法的理念,决定了民法应以权利为本位;以保护个人利益为终极关怀。所以在民法产生之日起就以所有权神圣、私法自治、过错责任为其基本原则。

市场经济是发达的商品经济,所以在市场经济时期,其社会经济运行方式依然是以在市民社会基础上形成的自由平等、所有权神圣为基础的。二者都是平等、自由的主体在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本方式的条件下自主自愿地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进行商品交换的。主要表现在：首先,市场经济是平等经济,商品交换必须以平等的交换主体的存在为基础。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律是排除了权利义务以身份、地位、财富、文化等等差别为基础的不平等的分配而是以平等待人为核心的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为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其次,市场经济依然是自由交换经济,利益的追求是经济主体进行经济活动,参与经济关系的内在动力和根本目的。经济主体的商品交换是实现其利益的根本手段。对于有经济利益的经济主体在法定的范围以内以何种方式实现自己的利益是自己分内之事,意思自治和行为自由成为市场经济下经济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最高原则。市场经济又是契约型经济,商品交换的过程也就是契约形成的过程,契约自由成为意思自治的最重要的表现。

市场经济在运行过程中,为满足私人利益,市民之间必然通过物质交换以达到互惠的目的。交往和互换就成为市民社会运行的基本方式,自由平等成为商品交换的基本要求。所以,保障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必须承认经济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这个法律应是按平等有序、等价有偿的原则来维持交易秩序,必须对私人利益以充分的保护和尊重。而民法的基本原理、原则、制度正是市场经济这一要求的反映。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下,民法是唯一的能够解决市场内部经济运行的社会控制形式。它的自治性质也使它很容易为市场经济主体所自愿认可,其高度的可预测性为市场活动的有序化提供了保障。故民法成为规范市场经济运行的最基本的法律。

二、民法在调节市场经济秩序运行中的局限性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的形成使社会经济中出现了严重的限制竞争的行为。这时市场本身的缺陷日益显露,利用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运行机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市场本身的缺陷和市场机制的失灵所带来的是非正常的市场现象,这时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以私人利益为目标的民商法无论就其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形式而言对于消除这些缺陷是无能为力的。由此可见,民法对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后的市场经济的调节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民法这时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一）民法抽象的平等不能解决现实中事实上不平等所带来的社会矛盾。由于民法是调节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所以平等原则就成为民法的基本原则。但是民法在规定平等人格的时候注重抽象的人格的平等而忽视在现实社会中存在大量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是由经济个体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差别引起的。在市场规律优胜劣汰的情况下,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可能对民法上所规定的抽象的人格平等提出挑战。对于由事实上不平等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民法不能完全解决,如对劳动者和消费者的保护。从表面上看劳动者和消费者在法律上有与用人单位和生产者平等的法律地位和人格。但实际上由于经济和社会因素使劳动者和消费者处于劣势地位,以至于这种雇用关系和交换关系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它所体现的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因为在当事人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时就不能够真正说他们之间的协议是他们自由意志交流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劣势地位的一方会受到极大的压制,就像受到压迫一样。[2]对于这种基于事实上的不平等而造成的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的支配和压迫的不平等现象以抽象人格平等为基础的民法是无法解决的。

（二）民法的所有权绝对原则制约社会整体利益。市场经济是商品交换经济,经济主体要在商品交换中获取最大的利益。

商品交换要求双方对自己的商品拥有明确的所有

权,于是财产所有权成为全部财产制度的基础。[3]为保护经济主体的利益,民法在其产生之日起就明确规定了所有权神圣和所有权绝对原则,传统民法认为所有权属于天赋人权应予绝对的保护。不可否认所有权绝对原则在市场经济早期保护了私人的利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达,所有权绝对原则显示出其内在的不足,产生了不良的后果。

其一,所有人不仅对所有物可任意支配,即对于他人也可发挥威力;所有人即财富的拥有者在经济上处于强势的地位,对经济上的弱者不免仗势欺凌。其二,所有权系绝对权利,不包含任何义务,结果导致：一方面,广大富有者田连阡陌,任意使田地荒芜,坐拥广厦万间者任其房屋空废;另一方面广大的贫苦劳动者无田可耕,无屋可住。[4]此外,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使各生产单位成为一个生产环节,各部门联系加强,需要各部门之间协调配合才能共同发展,但所有权的绝对原则势必影响社会化大生产,为个人利益而损害社会整体的利益,最终影响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

（三）民法的自由和自治可能引起经济在微观上的盲目和宏观上的不稳定。首先,契约自由是私法自治的核心,契约是当事人双方平等协商相互限制的合意,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各经济主体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的差距不太明显,而且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契约自由有经济领域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理论和法学领域的自然法学派的支持,所以其消极的一面没有明显的显露出来。但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由于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现象的出现,各经济主体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差距明显拉大,使现实中的经济个体的缔约地位和缔约能力不尽相同,这就必然使契约自由受到限制,这说明契约自由的现实条件不是天然存在的,正如德国法学家耶林所说：每个契约都含有局部的放弃自由。契约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民法是最能体现契约自由和私法自治。但古典的契约自由概念一开始就存在某些严重的缺陷,而随着现代合同法的发展,这些缺陷成千上万倍的扩展开来,古典的契约自由概念没有考虑到许多情况下事实上存在可能迫使某人在签订合同的社会经济的压力。所以民法对契约自由的维持和捍卫与现代市场经济中那些滥用契约自由而引发的破坏正常市场竞争机制的行为之间的矛盾成为民法对现代市场经济秩序调节的不足的表现。其次,行为自由成为一切市场主体从事一切市场行为的最高原则。自愿是民事主体积极地、主动地、创造性地进行竞争的基本前提,但其基础和目的却是私人利益的获取和满足。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通常对自己的利益斤斤计较,孜孜以求的利己主义者不可能成为利他主义的天使,其经济活动的以利己为依而各随其愿自行其是,结果必然导致经济活动的盲目性与宏观的无序性。民法以维护个体的利益为终极关怀,所以民法对经济个体这种对于个人利益的追求持肯定的态度。而经济个体在微观经济领域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必然导致市场的混乱,导致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作用不能有效地发挥。由于市场本身的缺陷,市场本身不但不能预先通过计划从宏观上对经济个体利益的追求加以引导,市场内在的自由性反而更加鼓励个体对利益盲目的追求,最终导致经济活动的更加无序和盲目。所以民法的自由原则在推动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的同时不可能克服自愿原则在与市场本身固有缺陷同时存在时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最后,民法作为市民社会的法,私法自治是市民社会的基本要求,所以民法从产生之日起就以维护私法自治原则为己任,排斥国家权力介入私人经济领域。在简单商品经济和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以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理论为指导,国家在社会经济领域充当守夜人的角色。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经济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迅速发展,以自发的交易和生活关系为规范对象的民法及其相应的民法的精神得到了弘扬。但到了19世纪中叶,市民社会因生产力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导致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出现,经济危机的爆发,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加剧。面对这些,私法陷入空前的困惑之中。[5]为解决这一系列社会问题就要求国家权力介入私人经济领域。这时的经济理论上乐观主义国家职能的凯恩斯主义逐渐取代了理性国家职能主义的古典市场经济理论,13国家干预主义在经济领域中成为主流。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全面干预经济生活以克服由于市场自身的缺陷而带来得各种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保障社会的整体利益。尤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宏观调控对于经济的平稳发展有着不可缺少的意义,国家权力介入私人经济领域对经济生活进行调节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之一。而民法在这种市场条件表现出最致命的不足就是排斥国家公权力介入私人经济领域,反对国家与社会合作,无法从整体上克服市场缺陷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和严重后果。

（四）民法的任意主义的调节方式难以应付非正常的市场现象。民法是商品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它主要通过用任意性规范来规定各民事主体权利义务,保护民事主体自由的意思表示,从微观经济运行的个体入手来调节经济的正常运行,所以

也可以说民法的规范作用主要是运用非强制性规范在微观经济领域发挥的。在商品经济的早期和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经济运行的方式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这时的市场行为主要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即市场处于其应然的状态。所以民法是以市场的应然状态为其发挥作用的基础,以保证市场在其应然状态下自发地正常运行为目的的。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自由放任产生了许多不正常的市场现象,像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这些现象的出现制约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市场经济应然状态与其实然状态的差距拉大。在这种情况下以从微观角度运用非强制规范的调节手段和以维护市场在其应然状态下自行运作为目的的民法已经不能完全充分地维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当这种非正常的市场现象严重危及社会经济正常活动时,就必须运用国家之手从宏观上对经济活动进行指导和调控,同时对市场的自由和放任进行规制以克服由此引发的危及经济活动的现象。由此可见,民法的调节市场运行的方法和目的对于现代市场经济中出现的经济运行的无序和盲目的消除是乏力的。

三、民法的自我修正

虽然民法在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中局限性存在的原因不在于民法的本身,但民法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法,以保证市场机制的配置作用的正常发挥为己任,所以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作用的发挥仍然需要民法的保障。这就要求民法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对自身作一些修正。民法的修正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时期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危机的爆发、两极分化的加剧和在当时兴起的社会法学派的推动下各国纷纷对本国民法进行修正。其主要的内容是：1.在规定抽象人格平等的同时注意对具体人格的保护。现代民法开始注意民事主体在实际中的差异,通过对不同的民事主体根据其不同的社会地位,经济势力和职业给予不同的保护,一方面可以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另一方面可以促进社会利益分配的公平。2.对自由做一定的限制,也就是受制约的竞争。自由竞争为近代社会带来活力也带来弊端,为防止因自由竞争而引起危及社会整体利益和破坏市场秩序正常运行的现象的出现,民法有必要对自由进行限制。3.所有制的社会制约。

所有制是民法的根本,但民法规定的所有权绝对原则在近代社会垄断生产方式出现后就仅仅适宜于非生产资料的个人财产所有,它在生产领域以及在以生产为中心的整个再生产的经济活动中已经不再适应。[6]所以对所有权的制约成为现代民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是对土地所有权的公法制约及主要生产资料的统制,使所有权具有的社会性在现代民法中得到优先考虑。[7]

4.无过错责任的抬头和社会责任的出现。现代社会中公害、交通事故、缺陷产品的大量损害的发生使支持个人责任的社会经济理论发生动摇,与此相适应代替个人责任产生了以举证责任转换所加重的过失责任、危险责任、过错责任。5.公序良俗的民法原则开始引入民法,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民法只注重个人利益的倾向,开始注重对社会整体利益加以保护。

尽管民法作了上述修正,但这种修正不可能突破其基本理念的束缚,致使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民法规范的任意性和调整方法的自治性,强调社会利益也不能动摇其个人主义的哲学根基,所以修正后的民法仍然无法消除市场的盲目性和垄断性。

要克服市场的盲目性和垄断性,就必须通过经济法把国家权力引入私人经济领域,运用国家之手对经济的运行加以宏观调控和适度干预,在充分保障市场经济优越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消除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

注释:

[1] 林晓镍. 民法界限的超越与经济法[J] . 河北法学,1997 , （2） .  

[2] 冯彦君. 民法与劳动法制度的发展与变迁[J] . 社会科学战线,2001 ,（3） .  

[3] 李功国. 民法本论[M] . 兰州大学出版社.  

[4] 梁慧星,陈华彬. 物权法[M] . 法律出版社.  

[5] 史际春,陈岳琴. 论从市民社会和民商法到经济国家和经济法时代的跨越[J] . 首都师大学报（版） ,2001 , （5） .  

利基市场的定义篇7

【关键词】政府市场关系 演变 政府干预 主导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

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纷纷扮演积极干预市场的角色，凯恩斯主义一时热起，并影响到了我国的市场化改革选择。为正确认识改革取向，必然要把握政府与市场各自扮演的角色的实质，这应该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谈起。

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每当经济社会发展陷入低迷，政府与市场的角色都会经历较大调整。

市场经济理论的初成是重商主义学说，它始于欧洲封建社会末期，伴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盛而发展。重商主义认为，为了积累财富，除金银矿开采外，主要依靠国家在对外贸易中保持出超地位，以保证金银货币流入国内。因此，它需要国家对内管控各行业，促进资本增长；对外筑立贸易壁垒，保护国内市场，在垄断竞争中增加金银输入。这种理论的实质是政府积极管控经济生活、干预市场，对于促使资本原始积累有极大意义，但却不利于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重商主义被经济自由主义取代。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一书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之作。亚当・斯密在书中指出，每个人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会努力为自己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在逐利中，他本人并没有想到贡献社会，但却“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这个“目的”即“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①。与此同时，他批判了重商主义依靠国家干预积累财富的主张，并界定了政府在此过程的主要职责：“保护社会”不受侵犯；“保护社会任何成员”不受侵犯或压迫；“建立和维护个人或小团体所不感兴趣投入的某些公共设施和公共机构”②。可见，每个人在追逐个人利益过程中，不知不觉被一只“无形之手”牵引着促进社会财富的积累，政府不必干预经济，只要提供好“服务”（扮演“守夜人”角色），放任市场主体追逐利益即可实现资本主义的发展。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长期在西方经济学界占据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实践也以此为指导，采取放任市场自由、反对任何形式政府干预的政策。

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自由市场经济中，资本主义国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③然而，这一切在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中遭遇了最严峻的现实挑战，“无形之手”自动调节论陷僵局，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政府干预理论应运而生。凯恩斯在其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批判了亚当・斯密以来的“自由放任”主义，认为建立在“有效需求”之上的充分就业均衡才是真正的“均衡”，如果放任市场自由，这种“均衡”不会“自动调整到最适度水准”，因此，“几百年来执政者尽力追求”的“均衡”绝不是“庸人自扰”。④在凯恩斯看来，政府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改变影响“有效需求”的主客观因素，进而改变“有效需求”，促进充分就业。当然，凯恩斯并没有背离市场原则，而是希望“国家之权威与私人之策动力量互相合作”⑤。凯恩斯的政府干预论影响深远，并逐渐取代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的正统地位，可谓是深陷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灵丹妙药。“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以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理论为指导，摆脱了危机，继续保持了几十年的经济繁荣，直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的出现。

从1973年开始，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停滞与通货膨胀结合的“滞胀”怪相，持续近十年之久，造成生产停滞、失业剧增、物价飞涨、工资下降。西方学界把造成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归结为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凯恩斯主义受到新兴经济自由主义的挑战，陷入危机。新兴自由主义以美国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为主要代表。他们认为应该缩小政府干预，给予市场自由。这一时期，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国家的“官方经济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此为指导逐渐走出“滞胀”泥沼。20世纪90年代，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再次出现微妙的调整，经济政策显示出向政府干预方向的某种回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政府有回归凯恩斯主义的积极干预的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新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已不同于“古典”的凯恩斯主义和放任自由主义，两种理论的博弈不再是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它们之间既不存在完全的政府干预，也不存在纯粹的市场自由，而是在坚持市场原则的基础上界定政府的干预度。在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互助作用过程中，政府职能经历了专制、全能、有限的逐渐转变。现代市场经济正是在这种转变中找寻市场自由与政府“适度”干预的契合点，弥补“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以计划与市场地位演变为线索，市场逐渐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政府角色也从全面干预逐步走向有限调控。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阶段。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人们，因为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那里，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划等号的，搞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必须实行计划经济。1979年11月，邓小平在同国外人士的一次谈话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⑥的论断，而这时距离十一届三中全会还不到一年，尽管这次谈话内容于1990年前后才公开，此间仍以计划经济为主，但从思想上打破传统思想束缚意义重大。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982年，党的十二大坚持这一思想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思想指导之下，政府与市场关系出现微妙变化，形成了政府主导、培育市场的格局。这一时期的政府、市场关系探索仍处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大框架内，指令性计划仍是调节经济的轴心，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同时，市场处于发育的初步阶段，市场机制并不能独立发挥作用，需要政府的呵护和培育。政府培育市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引入市场机制，二是扩大经济主体自，三是调放价格。

“有计划商品经济”阶段。“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首次明确提出是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会议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是统一而不是对立和相互排斥的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必然要经历商品经济阶段。这个论断的提出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它根本改变了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对立、与资本主义等同的认识，为市场发展提供重要理论支撑。但是，“有计划商品经济”中“计划”与“市场”何为主何为辅，理论界的认识莫衷一是。1987年2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回应，他说：“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⑦对“计划”为主的否定，推动了理论认识的进一步发展。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把“有计划商品经济”深入阐释为“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并逐渐向市场倾斜。1989年，突如其来的国际国内形势使党又回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认识上，“计划性”有所加强，并延续到党的十四大。这一时期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体现为政府培育、调控市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市场机制与政府计划“”组合运行，这种政府与市场关系特征可以概括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国家―市场―企业”模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1989年之后，计划与市场主辅地位理论纷争再起波澜，实践中的改革导向也深受困扰。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提出了“手段论”，即“计划”与“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是“资”与“社”的区别。⑧基于此，1992年9月，党的十四大召开，作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出，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阶段，政府与市场关系角色转换基本趋向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逐步退出微观领域，转向宏观调控；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地位日渐巩固。该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成熟，距离现代市场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政府培育市场的作用并没有完结，但是，可以看出，政府尊重市场基础地位的表现显著提升，其对市场干预的范围、力度、准确度不断改善，并努力向“服务型”有限政府迈进。同时，政府也发挥着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市场机制已成为经济生活运作的基本机制，并主导资源优化配置功能。

市场主导下的政府作用

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与市场的角色演变实质表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而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改革开放以来，市场主导、政府有限的趋势日渐明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决定，明确了政府与市场的基本角色定位。当前，坚持“市场主导”方向，关键是发挥好政府的“有限”作用。

推进改革。在推进市场化改革中，存在着三种阻碍或推进力量。第一种是市场“反对派”，他们是市场主导化改革的阻碍力量。“反对派”认为“市场”与“计划”仍是区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一条重要界限，计划经济显现种种弊端的原因是计划体制的不健全、不完善，体制本身并没有根本问题，他们倾向于在计划体制内寻找更有效的配置资源、管理经济的方法，而不是即刻否定。“反对派”是改革中的实际利益受损者，他们以原有体制内的利益群体为主要代表。第二种是市场化推进力量，在改革中居于多数地位。他们在享受改革红利时，不时会对市场“助推者”颂以“赞歌”，希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通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第三种是“维持派”，他们也是市场主导化改革的阻碍力量。转型期的重要特征是新旧体制处于胶着状态，计划与市场并没有实现完全并轨，体制漏洞难免出现，为一部分人提供了发财致富的“机遇”。这些人逐渐演变为转型期的既得利益者，甚至形成利益集团，他们既不希望回到计划体制中，也不希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真正建立，而是竭力维持既定状态，从中渔利。在综合分析以上三种基本力量的基础上，政府要加强体制改革，通过运用制度、法律等手段消除改革的阻碍力量，推进市场主导化改革。

市场培育。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完善，离不开政府的培育作用。当前，政府培育市场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维持市场秩序。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是良好市场秩序的最基本要求，它的实现有赖政府建立一套健全的法律、规则和制度体系。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还不成熟，除了它的发展水平较低以外，还在于法制很不完备。随着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任务的提出，市场法制体系建设提上议事日程。政府应加紧市场规则的制定，并上升到立法层面，建立完善的市场法制体系，使市场主体在共同的行为准则下有序竞争，也使政府对市场秩序的维持有法可依。

另一方面是培育市场中介组织。市场中介组织具有政府和市场不可替代的特殊功能，并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市场经济发展历史表明，现代市场体系的建立伴随着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和成熟。我国的市场中介组织已初具规模，但存在诸多问题，如官办色彩浓厚（政府干预过多）、缺乏统一管理等。这些问题影响市场中介组织独立性的发挥和自身素质的提高，甚至干扰正常的市场秩序。因此，政府必须在培育市场中介组织中担负应有的责任，扮演合适的角色。

宏观调控。市场作用不可能尽善尽美，需要政府干预加以弥补。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在经历了“重商主义”国家干预和“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之后，表现为更加尊重市场作用。我国选择和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政府干预作用也逐渐从全能走向有限。

由于国情不同，每个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形式不同，但都指向一点，即以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当前，我国政府干预过度的问题仍然存在，如行政审批程序繁琐，过多运用行政性手段干预市场主体特别是微观主体等。为了使市场“决定性”作用更加突出，需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以矫正政府干预过多问题。首先，政府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弱化市场作用可能产生的周期性波动影响。其次，政府宏观调控以间接管理为主，以货币、财政政策手段为主。再次，政府宏观调控应增强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提升宏观调控机制化水平，形成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

社会治理。我国的市场经济在几十年的转型期间，不得不面临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社会矛盾压缩任务。这导致政府面临多方面的社会治理任务，如果解决的不好，就会大大增加社会不安定性，影响市场化进程。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自由的市场竞争在解决了效率问题的同时必然会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甚至悬殊趋势。我国的社会不公平已成为凸显的矛盾问题。现代社会，公平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已得到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认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典型代表德国、法国都特别重视社会公平问题。公平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由于社会不公而导致社会不稳定，也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因而，当前，政府要把公平问题提升到了重要位置，着力解决。不仅如此，改革中期的社会矛盾有加剧趋势，要求政府应进一步发展完善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构建安定和谐社会。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天津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资助项目“中国共产党执政赢得民心的历史经验研究”成果）

【注释】

①②[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325～327页，第49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④⑤[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徐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91页，第326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6页。

利基市场的定义篇8

[关键词] 专业市场；创意产业；空间集聚

[基金项目] 浙江省2010年社科联研究课题“创意产业与义乌市场的耦合联动发展研究”（课题编号：2010N131-L）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曾宪达，浙江义乌工商学院经济管理分院副教授，石河子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管理，浙江 义乌，322000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12）08-0007-0004

创意产业是源于个人和团队的创造力、技能和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利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1]（P4～5），是社会文化发展与经济日益发达的必然产物。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大背景下，创意产业的迅速成长已成为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以创新、创意为核心的创意产业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已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地区产业结构和经济活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一、义乌专业市场及创意产业的发展现状

（一）义乌专业市场的发展现状

专业市场是以现货批发为主，大规模集中交易某一类商品或若干类具有较强互补性、互替性商品或某一行业相关商品的坐商式的有形市场，是一个以流通业为主体的产业集群[2]（P88～89）。而义乌目前拥有义乌国际商贸城、篁园市场、宾王市场、针织市场、江滨路电器专业街、家电市场、通信市场、电脑市场、物资市场、木材市场、家俱市场、农贸城、生产资料市场、房地产交易市场、化妆品市场、服装市场、副食品市场、领带市场、床上用品市场、花边市场、毛巾市场、纺织品市场、打火机专业街、围巾专业街、内衣专业街、眼镜市场、文化用品市场、针织原料市场等20余个专业市场，30余个行业，1502个大类，32万余种商品，包括工艺品、饰品、小五金、日用百货、电子电器、雨具、玩具、化妆品、文体、袜业、副食品、钟表、线带、针棉、纺织品、领带、服装等所有日用工业品。其中，饰品、袜子、玩具产销量占全国市场的1/3强，工艺品、饰品、小五金、眼镜等优势行业商品出口量占行业销量的70%以上。这些专业市场的发展不仅促进了义乌企业的产品销售，也加快了义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的步伐，极大地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发展。

（二）义乌创意产业的发展现状

义乌小商品城享誉海内外，随着国际商贸城规模的扩大，义乌市也逐步在打造世界级小商品航母，其城市综合竞争力在浙江省县级市排列第一、2011年中国县级市排名第十九位，目前已拥有两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和2.5万余家工业企业，形成了纺织、工艺品、文具、玩具、饰品、拉链、化妆品等优势和特色比较明显的产业集群。

基于义乌专业市场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义乌一直非常重视产品的创新和创意开发，2011年义乌市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达到4439件和3069件。2012年1～9月份，义乌市专利申请量达5160件，其中发明专利333件，实用新型专利2396件，外观设计专利2431件；专利授权量达3507件，其中发明专利65件，实用新型专利1495件，外观设计专利1947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前3季度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增长66%和67%。

2010年，以“政府主导，产学研合作，企业化运作”为运行模式的义乌创意园正式开园，给义乌产品的创新、创意提供了一个互动交流的平台，有30多家知名创意企业、高校研发机构入驻。2010年义乌市规模以上工业新产品产值57.8亿元，新产品销售收入53.4亿元，新创建省级高新技术研发中心3家，组织实施省级科技计划项目86项、部级计划项目3项、国家重点新产品项目2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项目1项、省级重大专项项目4项；新认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4家、高新技术企业5家，累计21家[3]。2011年底，为加快推进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示范引导企业走创新驱动、内生增长发展之路，义乌市认定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等21家企业为义乌市创新型企业。

基于义乌高度密集的产业集群、相对齐全的产业种类、产业密集的专业市场以及发达完善的物流配送，极大地缩短了产品从创意到样品、到制造、到成品、到市场的流通时间。创意产业的创意附加值结合义乌小商品制造的优势充分展现出来，不仅提升了义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且加速了义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步伐，促进了义乌经济的新增长。

二、基于专业市场发展的义乌创意产业空间集聚分析

（一）基于专业市场发展的义乌创意产业集聚的外生空间

外生空间是指催化创意产业集聚的外部条件与环境，是对创意产业集聚的宏观尺度上的考量[4]（P95～161）。基于专业市场发展的义乌创意产业集聚的外生空间包括义乌的开放型经济、移民城市人才的多样性、义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义乌城市空间秩序的更新和优化、浙商文化的积淀等。义乌市地处浙江中部，交通物流系统发达，市场自1982年创建至今一直坚持“兴商建市”的发展战略。市场的发展开放是前提。改革开放30多年，2011年，义乌三产比重优化为2.7∶42.8∶54.5，商贸服务业日益发达，企业众多，浙商文化的宽容、创新、开放、灵活，不仅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而且也吸引了全国各地不少人来此经商、办厂。义乌常住人口120多万，而实际户籍留住人口仅有50多万。目前义乌市场的小商品已经出口到世界215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经登记批准在义乌设立办事机构921家，已登记外资合伙企业428家，占全省的97%，常驻外商1万余名。在这种开放型经济中，生产要素、商品可以自由地流动，从而实现了最优的资源配置和最高的经济效率，为义乌的创意产业集聚奠定了市场基础，不仅使义乌真正实现了“以商促工、引商转工、工商联动”，而且也使义乌构筑起了“小商品、大世界，小企业、大集群，小产业、大市场”的工业发展格局，推动了小商品集散中心向小商品流通中心、制造中心和创意研发中心的方向发展。

（二）基于专业市场发展的义乌创意产业集聚的内生空间

创意产业集聚的内生空间是创意产业集聚空间组织赖于生存的基础条件和要素[4]。义乌创意产业集聚是在专业市场发展、自发形成、政府导向的综合作用力下产生的。随着义乌专业市场的发展，产品日趋同质性，档次低，附加值低，利润空间缩小，加之劳动力成本上升，使得义乌廉价的小商品制造业已进入低利甚至无利的时代。市场对创意产品或服务的需求使义乌自发形成了初期的创意产业，一些拥有技术人才和资金实力的企业开始大力投入创意产品的研发。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义乌政府也期待通过创意、创新推动经济转型。2006年中国义乌文化产品交易博览会创办，是当时浙江省首个国际性文化产业展会，经过5年的发展，现已成为国内文体行业唯一的外贸主导型展会。2012年，据不完全统计，义乌市文化产业生产销售总值已超过1000亿元，其中核心类文化产品总值达200多亿元，生产经营单位1万余家，从业人员30万人，形成了以印刷包装业、文教体育用品、框画工艺品、年画挂历、制笔业、娱乐业等六大优势行业为主导的特色产业群，成为浙江乃至全国文化产品的主要销售基地、生产基地和外贸出口基地。2006年义乌市政府《义乌市专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08年义乌市人民政府出台《关于促进创意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关于大力实施人才强市战略，构筑义乌人才高地的若干意见（试行）》，利用政策优惠、税收优惠、提供服务等政策工具，促使创意产业集聚区迅速发展。2010年义乌市总工会联合制定了《义乌市创新型企业认定与管理办法》（试行），认定了21个创新型企业，以期带动义乌企业自主创新发展。

（三）基于专业市场发展的义乌创意产业集聚的空间分布

义乌创意产业的发展主要立足于专业市场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服务，推进“兴商建市”战略。基于此，根据产业的共同特征、与创意产业的相关度，结合义乌经济发展目标，确定义乌市重点发展小商品研发设计创意、城市建筑设计创意、广告会展创意、咨询策划创意、休闲娱乐时尚消费创意等五大行业。小商品研发设计创意着重于工业设计、工艺美术品设计、服装设计、产品设计、包装设计等行业；城市建筑设计着重于建筑装饰、室内设计、城市绿化设计等行业；广告会展创意着重于广播、电视、会展服务、广告设计等行业；咨询策划创意着重于市场调研、证券咨询、市场调查、企业策划、企业咨询等行业；休闲娱乐时尚消费创意着重于休闲娱乐、美容美发设计、婚庆策划、摄影创作、娱乐游戏、旅游消费等行业。义乌创意产业集聚的空间分布则是上述五大类行业的城市商圈产生的空间裂变，以及与义乌经济开发区为首的几大工业园区的伴生，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空间集聚则是位于义乌工商学院内的创意园区。该创意园区总面积6000m2，入驻设计企业31家，个人工作室12家，院校科研机构9家，行业协会3家，业务领域涵盖产品设计、空间设计、景观设计、广告设计、企业管理咨询、品牌策划等，内设“设计学子实践基地”、“工业设计展示区”、“商务配套区”、“高校科研机构业务区”、“工业设计企业工作区”等功能专区，通过运行“网络媒体”、“招商发展”、“展示交易”等业务平台，精心打造“设计学子实践基地”、“最具影响力小商品设计奖”、“工业设计特色示范园”、“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园”等特色品牌，以推动义乌小商品品牌升级，提升义乌企业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十二五”期间，还将以现有创意园大楼为基点，向周边拓宽，建成占地面积6万平方米的创意产业带，使之成为义乌乃至浙中地区的创意产业、创意人才集聚区。

三、义乌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的发展模式

（一）基于专业市场、专业街的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的延展模式

创意产业是通过分散的个别劳动、简单协作的集体劳动和集中的社会结合劳动来组织生产，生产的过程也是创意和创意产品产生的过程[4]。创意的产生来自于创意人才对于市场需求的思考与把握，通过设计、制造、生产，才进入创意产品的流通过程。而市场需求是创意的出发点，因此，义乌创意产业的空间集聚应首先基于20余个专业市场、20余条专业街进行延伸发展。义乌比较有特色的专业市场及专业街，如小商品市场、汽车用品配件专业街、灯具建材专业街、室内装饰专业街、福田工艺品专业街等，通过市场商户与顾客的接触，了解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相关产品的专业设计、制造、生产，形成专业创意空间集聚。

（二）基于城市商圈的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的裂变模式

义乌城区商业圈比较密集，市区一级商业区有绣湖广场商圈、宾王商圈、工人西路时尚休闲服饰特色街、城中中路精品服饰特色街、稠州路都市景观商业街、江滨路休闲娱乐特色街、宾王餐饮特色街、其他专业街等；市区二级商业区有北苑二级商业区、稠江二级商业区、后宅二级商业区、廿三里二级商业区、城西二级商业区等；还有市级商业副中心，佛堂、苏溪、上溪等；以及由义乌江两侧的国际商务中心与国际文化中心构成，集贸易、金融、政务、信息、文化、办公等功能于一体的福田-江东商务中心区。这些商业区中均有为数众多的、隶属小商品研发设计创意、城市建筑设计创意、广告会展创意、咨询策划创意、休闲娱乐时尚消费创意等行业的商户与企业。义乌创意产业的发展可由这些城市商业圈形成的裂变效应产生空间集聚。

（三）基于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的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的伴生模式

2012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义乌经济开发区升级为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义乌经济开发区共有工业企业296家，配套服务企业350家，现已形成了彩印包装、针织服装、工艺饰品、拉链等优势行业，培育了浪莎针织有限公司、浙江伟海拉链有限公司、浙江华鸿工艺品有限公司、浙江三鼎织造有限公司、浙江顺时针服饰有限公司、浙江大德制药有限公司、浙江朝日科磁业有限公司、义乌百思德彩印包装有限公司等一大批龙头企业，这些企业在全省乃至全国同行中居于领先地位，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实力，拥有创新、创意的集约要素。义乌创意产业的发展可以依托于这些开发区、工业园区的龙头企业，形成企业孵化模式，伴随着企业的发展而形成开发区、工业园区的空间集聚。

义乌创意产业的发展现在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基于专业市场发展的创意产业空间集聚已有一定的基础，在自发形成和政府导向的综合作用力下，创意产业作为城市新兴产业的代表，将越来越明显地发挥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充分利用义乌现有资源和优势，努力发展创意产业集聚地，积极培育创意产业的发展环境，吸引和培养创意产业所需人才，促进创意产业的理性健康发展，对义乌小商品走向世界小商品大舞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厉无畏，王慧敏.创意产业新论[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9.

[2]王文科，史征.中国区域文化产业指数的建构影响与传播——以浙江义乌为例[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3]中国义乌政府门户网站，2011年义乌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2011.

[4]褚劲风.创意产业集聚空间组织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5]周灵雁，褚劲风，李萍萍.上海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研究[J].现代城市研究，2006，（12）.

[6]褚劲风.上海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19（2）.

利基市场的定义篇9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它的产生与发展以商品经济的发达为基础。随着简单商品生产的出现,市民实现其私人利益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商品交换。市民的关系也就主要是财产占有和财产交换,市民在相互交往和商品交换中势必形成一定的组织和制度,这些组织和制度的总和构成了市民社会。由此可见,民法的产生是以市民社会为社会基础的,民法自然而然地成为市民社会的法。[1]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这就决定了民法的基本理念应与市民社会的基础相一致,即以平等自由作为民法的理念,决定了民法应以权利为本位;以保护个人利益为终极关怀。所以在民法产生之日起就以所有权神圣、私法自治、过错责任为其基本原则。

市场经济是发达的商品经济,所以在市场经济时期,其社会经济运行方式依然是以在市民社会基础上形成的自由平等、所有权神圣为基础的。二者都是平等、自由的主体在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本方式的条件下自主自愿地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进行商品交换的。主要表现在：首先,市场经济是平等经济,商品交换必须以平等的交换主体的存在为基础。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律是排除了权利义务以身份、地位、财富、文化等等差别为基础的不平等的分配而是以平等待人为核心的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为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其次,市场经济依然是自由交换经济,利益的追求是经济主体进行经济活动,参与经济关系的内在动力和根本目的。经济主体的商品交换是实现其利益的根本手段。对于有经济利益的经济主体在法定的范围以内以何种方式实现自己的利益是自己分内之事,意思自治和行为自由成为市场经济下经济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最高原则。市场经济又是契约型经济,商品交换的过程也就是契约形成的过程,契约自由成为意思自治的最重要的表现。

市场经济在运行过程中,为满足私人利益,市民之间必然通过物质交换以达到互惠的目的。交往和互换就成为市民社会运行的基本方式,自由平等成为商品交换的基本要求。所以,保障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必须承认经济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这个法律应是按平等有序、等价有偿的原则来维持交易秩序,必须对私人利益以充分的保护和尊重。而民法的基本原理、原则、制度正是市场经济这一要求的反映。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下,民法是唯一的能够解决市场内部经济运行的社会控制形式。它的自治性质也使它很容易为市场经济主体所自愿认可,其高度的可预测性为市场活动的有序化提供了保障。故民法成为规范市场经济运行的最基本的法律。

二、民法在调节市场经济秩序运行中的局限性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的形成使社会经济中出现了严重的限制竞争的行为。这时市场本身的缺陷日益显露,利用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运行机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市场本身的缺陷和市场机制的失灵所带来的是非正常的市场现象,这时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以私人利益为目标的民商法无论就其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形式而言对于消除这些缺陷是无能为力的。由此可见,民法对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后的市场经济的调节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民法这时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一）民法抽象的平等不能解决现实中事实上不平等所带来的社会矛盾。由于民法是调节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所以平等原则就成为民法的基本原则。但是民法在规定平等人格的时候注重抽象的人格的平等而忽视在现实社会中存在大量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是由经济个体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差别引起的。在市场规律优胜劣汰的情况下,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可能对民法上所规定的抽象的人格平等提出挑战。对于由事实上不平等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民法不能完全解决,如对劳动者和消费者的保护。从表面上看劳动者和消费者在法律上有与用人单位和生产者平等的法律地位和人格。但实际上由于经济和社会因素使劳动者和消费者处于劣势地位,以至于这种雇用关系和交换关系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它所体现的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因为在当事人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时就不能够真正说他们之间的协议是他们自由意志交流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劣势地位的一方会受到极大的压制,就像受到压迫一样。[2]对于这种基于事实上的不平等而造成的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的支配和压迫的不平等现象以抽象人格平等为基础的民法是无法解决的。

（二）民法的所有权绝对原则制约社会整体利益。市场经济是商品交换经济,经济主体要在商品交换中获取最大的利益。

商品交换要求双方对自己的商品拥有明确的所有权,于是财产所有权成为全部财产制度的基础。[3]为保护经济主体的利益,民法在其产生之日起就明确规定了所有权神圣和所有权绝对原则,传统民法认为所有权属于天赋人权应予绝对的保护。不可否认所有权绝对原则在市场经济早期保护了私人的利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达,所有权绝对原则显示出其内在的不足,产生了不良的后果。

其一,所有人不仅对所有物可任意支配,即对于他人也可发挥威力;所有人即财富的拥有者在经济上处于强势的地位,对经济上的弱者不免仗势欺凌。其二,所有权系绝对权利,不包含任何义务,结果导致：一方面,广大富有者田连阡陌,任意使田地荒芜,坐拥广厦万间者任其房屋空废;另一方面广大的贫苦劳动者无田可耕,无屋可住。[4]此外,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使各生产单位成为一个生产环节,各部门联系加强,需要各部门之间协调配合才能共同发展,但所有权的绝对原则势必影响社会化大生产,为个人利益而损害社会整体的利益,最终影响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

（三）民法的自由和自治可能引起经济在微观上的盲目和宏观上的不稳定。首先,契约自由是私法自治的核心,契约是当事人双方平等协商相互限制的合意,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各经济主体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的差距不太明显,而且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契约自由有经济领域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理论和法学领域的自然法学派的支持,所以其消极的一面没有明显的显露出来。但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由于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现象的出现,各经济主体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差距明显拉大,使现实中的经济个体的缔约地位和缔约能力不尽相同,这就必然使契约自由受到限制,这说明契约自由的现实条件不是天然存在的,正如德国法学家耶林所说：每个契约都含有局部的放弃自由。契约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民法是最能体现契约自由和私法自治。但古典的契约自由概念一开始就存在某些严重的缺陷,而随着现代合同法的发展,这些缺陷成千上万倍的扩展开来,古典的契约自由概念没有考虑到许多情况下事实上存在可能迫使某人在签订合同的社会经济的压力。所以民法对契约自由的维持和捍卫与现代市场经济中那些滥用契约自由而引发的破坏正常市场竞争机制的行为之间的矛盾成为民法对现代市场经济秩序调节的不足的表现。其次,行为自由成为一切市场主体从事一切市场行为的最高原则。自愿是民事主体积极地、主动地、创造性地进行竞争的基本前提,但其基础和目的却是私人利益的获取和满足。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通常对自己的利益斤斤计较,孜孜以求的利己主义者不可能成为利他主义的天使,其经济活动的以利己为依而各随其愿自行其是,结果必然导致经济活动的盲目性与宏观的无序性。民法以维护个体的利益为终极关怀,所以民法对经济个体这种对于个人利益的追求持肯定的态度。而经济个体在微观经济领域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必然导致市场的混乱,导致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作用不能有效地发挥。由于市场本身的缺陷,市场本身不但不能预先通过计划从宏观上对经济个体利益的追求加以引导,市场内在的自由性反而更加鼓励个体对利益盲目的追求,最终导致经济活动的更加无序和盲目。所以民法的自由原则在推动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的同时不可能克服自愿原则在与市场本身固有缺陷同时存在时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最后,民法作为市民社会的法,私法自治是市民社会的基本要求,所以民法从产生之日起就以维护私法自治原则为己任,排斥国家权力介入私人经济领域。在简单商品经济和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以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理论为指导,国家在社会经济领域充当守夜人的角色。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经济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迅速发展,以自发的交易和生活关系为规范对象的民法及其相应的民法的精神得到了弘扬。但到了19世纪中叶,市民社会因生产力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导致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出现,经济危机的爆发,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加剧。面对这些,私法陷入空前的困惑之中。[5]为解决这一系列社会问题就要求国家权力介入私人经济领域。这时的经济理论上乐观主义国家职能的凯恩斯主义逐渐取代了理性国家职能主义的古典市场经济理论,13国家干预主义在经济领域中成为主流。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全面干预经济生活以克服由于市场自身的缺陷而带来得各种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保障社会的整体利益。尤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宏观调控对于经济的平稳发展有着不可缺少的意义,国家权力介入私人经济领域对经济生活进行调节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之一。而民法在这种市场条件表现出最致命的不足就是排斥国家公权力介入私人经济领域,反对国家与社会合作,无法从整体上克服市场缺陷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和严重后果。

（四）民法的任意主义的调节方式难以应付非正常的市场现象。民法是商品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它主要通过用任意性规范来规定各民事主体权利义务,保护民事主体自由的意思表示,从微观经济运行的个体入手来调节经济的正常运行,所以也可以说民法的规范作用主要是运用非强制性规范在微观经济领域发挥的。在商品经济的早期和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经济运行的方式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这时的市场行为主要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即市场处于其应然的状态。所以民法是以市场的应然状态为其发挥作用的基础,以保证市场在其应然状态下自发地正常运行为目的的。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自由放任产生了许多不正常的市场现象,像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这些现象的出现制约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市场经济应然状态与其实然状态的差距拉大。在这种情况下以从微观角度运用非强制规范的调节手段和以维护市场在其应然状态下自行运作为目的的民法已经不能完全充分地维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当这种非正常的市场现象严重危及社会经济正常活动时,就必须运用国家之手从宏观上对经济活动进行指导和调控,同时对市场的自由和放任进行规制以克服由此引发的危及经济活动的现象。由此可见,民法的调节市场运行的方法和目的对于现代市场经济中出现的经济运行的无序和盲目的消除是乏力的。

三、民法的自我修正

虽然民法在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中局限性存在的原因不在于民法的本身,但民法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法,以保证市场机制的配置作用的正常发挥为己任,所以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作用的发挥仍然需要民法的保障。这就要求民法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对自身作一些修正。民法的修正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时期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危机的爆发、两极分化的加剧和在当时兴起的社会法学派的推动下各国纷纷对本国民法进行修正。其主要的内容是：1.在规定抽象人格平等的同时注意对具体人格的保护。现代民法开始注意民事主体在实际中的差异,通过对不同的民事主体根据其不同的社会地位,经济势力和职业给予不同的保护,一方面可以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另一方面可以促进社会利益分配的公平。2.对自由做一定的限制,也就是受制约的竞争。自由竞争为近代社会带来活力也带来弊端,为防止因自由竞争而引起危及社会整体利益和破坏市场秩序正常运行的现象的出现,民法有必要对自由进行限制。3.所有制的社会制约。

所有制是民法的根本,但民法规定的所有权绝对原则在近代社会垄断生产方式出现后就仅仅适宜于非生产资料的个人财产所有,它在生产领域以及在以生产为中心的整个再生产的经济活动中已经不再适应。[6]所以对所有权的制约成为现代民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是对土地所有权的公法制约及主要生产资料的统制,使所有权具有的社会性在现代民法中得到优先考虑。[7]

4.无过错责任的抬头和社会责任的出现。现代社会中公害、交通事故、缺陷产品的大量损害的发生使支持个人责任的社会经济理论发生动摇,与此相适应代替个人责任产生了以举证责任转换所加重的过失责任、危险责任、过错责任。5.公序良俗的民法原则开始引入民法,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民法只注重个人利益的倾向,开始注重对社会整体利益加以保护。

利基市场的定义篇10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阶段(1992—2003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出现了质疑市场改革的思潮，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观点卷土重来，但坚持市场改革立场的人并没有因此放弃，尤其是邓小平，他力排众议，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视为区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标志的思想禁锢，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这也对党的十四大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说，邓小平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正式确立，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正式形成，使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具有了“法定意义”。十四大报告把“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这些被认为是与社会主义相违背的敏感的词写进了决议，既体现了思想解放，也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这之后，理论界讨论的重点转向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方面。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对十四大提出的“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做了相应修改，标志着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确立。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去掉了“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这个状语，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继续巩固。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提出“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一表述。这一系列改变告诉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动态性的、阶段性的。从1993年到2003年之间的十年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阶段(2003—2012年)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国家宏观调控下”转变到“从制度上”，更加突出了市场化元素，有了明显的市场经济特征。2012年党的十提出，“要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是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之后，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次理论创新和突破，也是党对市场作用认识上的深化。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市场基础性作用前面的关键词都体现了改革的取向是增强市场作用，这些重要论断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这一阶段，经济理论界对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讨论。例如，高尚全就认为，我国已经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经济体制基本框架，要以制度建设为主要内容，推进经济体制建设。刘世锦等人认为，目前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中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到2010年力争建成较为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20年力争建成较为完善、趋于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阶段(2013年始)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从“基础性”提高到“决定性”，这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实践充分认识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决策。目前我国的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需要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对新阶段的改革实践给予理论指导，“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理论创新成果，必定会进一步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推动改革实践深入发展。可以看出，市场经济理论的每一次发展都离不开改革开放的实践和理论界的推动，可以预料的是，市场经济“决定性”作用的提出，会激起某些人对市场经济的新一轮质疑，而理论正是在质疑与争辩中不断前行。历史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实行市场经济才能发展中国强大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期待的，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和原理的。

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内涵和意义

这里所说的市场，是指以价值规律为基本原则进行的经济活动方式，也就是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都证明，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体制，也是发展生产力和实现现代化的最优途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精髓在于:遵循和贯彻价值规律的要求，充分发挥竞争、供求和价格等市场机制的作用，使资源按照最小投入和最大产出的原则进行配置。凡是依靠市场机制能够解决的问题，在不损害社会公平正义、不违法律和道德的前提下，都要交给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不能进行干预。各市场主体根据市场价格信号的引导，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努力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降低成本，在公平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优胜劣汰。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育和完善的程度，已经足够满足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所具备的条件，价值规律的作用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提高到“决定性”，虽然只有两字之区别，却是党在理论上的一个新的重大突破，体现了对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深化。这必将进一步加快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具体来说，从“基础性”到“决定性”的转变，作为深化改革开放的新的起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为经济生活带来新的发展与进步。

第一，有利于打破垄断，增强经济活力。市场经济本身是竞争经济，竞争就需要有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而“现有的市场经济体制存在以下重大缺陷:一是条块分隔导致市场碎片化;二是广泛存在的行业保护、地区保护、行政垄断等行为，使市场失去了它有效运行不可或缺的竞争性质”。市场主体的构建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降低民间资本进入市场的门槛，使市场经济各主体平等地参与到经济建设中来，最大限度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创业、创新活力。只要满足市场进入条件，符合市场规则的各级市场主体都参与到市场中，再加上政府退出以后更加专注于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共服务，营造发展环境，这将推进经济的平稳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就这些方面关键环节的改革也提出了明确的思路:“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注重发挥市场形成价格作用。”一方面，在一些战略性产业做大做强国有经济，另一方面，鼓励民营经济的积极进入。二者有机地结合，优势互补，形成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合力的局面。

第二，有利于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市场经济体制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经济制度，中国要更好地参与到全球化过程中，与国际接轨，就必须建立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体制，减少政府的干预。目前恰逢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时期，对中国来说，是挑战更是机遇，抓住机遇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适应新一轮国际竞争的要求，推动我国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首先，要放宽投资准入，可先开放第二产业，然后再有序地开放金融业和其他服务业，即主要是医疗、金融、教育、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力度。其次，加快自贸区建设。如上海在当代的位置堪比改革开放之初的深圳，它建立自贸试验区，是开创性试验，通过经验积累，择机推开，是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

第三，有利于推进政治改革。改革是全方位、多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心，但是政治和法律等方面的改革也不能滞后，政府与市场功能的划分不够清晰，政府过多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事务，会直接导致劳民伤财和经济的低效率。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利于政府把重点转到加强市场监管、增强公共服务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宏观事务上来，政府的“越位”和“缺位”现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有利于铲除滋生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建设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府，这与我们党改革的总体方针也是符合的。根据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深化相关配套改革，才能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正如《决定》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

三、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资源配置全部由市场说了算，不是对政府作用的全盘否定。《决定》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有效市场”和“有效政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左右手，它们相互补充，相互支撑，缺一不可。有了相对成熟的市场传导机制，政府政策才有可能被高效传导，从而有效实现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需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只要市场、不要政府宏观调控的“新自由主义”倾向，这将是非常危险的。2008年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问题上，要防止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彻底市场化的主张。过去我们完全是“计划做主”，吃过不少苦头，现在到了“市场做主”的时候，不能矫枉过正。第二种倾向是过度强调政府的作用而忽视市场的作用。有人将宏观调控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这种宏观调控的“社会主义情怀”，是阻碍市场配置资源作用发挥的主要思想障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关键是怎样去平衡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寻求政府行为和市场功能的最佳结合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除了能弥补市场的不足，还能发挥制度的优势，为发展市场经济提供制度、环境、秩序保障，还担负着引导市场经济向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根本目标发展的历史使命。可见，政府的作用不是要不要发挥的问题，而是应该把归市场管的交给市场，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的:“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生产力布局。集中精力管好那些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市场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情。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政府的职责和作用界定在以下五个方面: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