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投资流程十篇

量化投资流程篇1

关键词：金融发展；融资约束；农业上市公司；公司投资

一、引言

金融发展能否促进经济增长，有些学者认为金融发展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有限，甚至是可以忽略的[1][2]，但有些学者强调金融发展对促进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3][4]。从宏观角度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仍未得出确定的结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可能共同被一个遗漏的变量影响，因此确定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的更为有效的办法是研究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5]，从微观角度，研究金融发展对微观经济实体各个企业投资的影响。

20世纪末期至21世纪初期，开始出现利用公司层面的微观数据，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一个较为复杂的研究主题是金融发展是否有利于缓解公司融资约束，提高外部融资能力，促进公司投资支出水平进而促进总体经济增长。

大多数的研究是基于跨国数据研究金融发展对一国依赖外部融资的行业成长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金融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里，金融发展能降低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从而促进企业更好地成长[6]。Love（2003） 利用36个国家的跨国数据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能够提高公司外部融资能力，降低公司投资对内部现金流的依赖程度，且这种作用对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的融资对公司的约束尤为显著。Islam and Mozumdar（2007） 利用31个国家1987-1997 年的跨国数据对金融发展与内部资金流的作用进行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最近几年，一些研究开始转入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大多数研究认为金融发展能够降低企业对内部现金流的依赖，缓解外部融资约束程度[7][8][9]。

国内也开始对其进行研究，李斌和江伟（2006）从金融发展与融资约束、企业增长、企业规模的角度研究金融发展对上市公司融资约束进而对公司成长的影响，认为金融发展与融资约束负相关，与企业成长与企业规模正相关[10]。饶华春（2009）利用2003-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研究中国金融发展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认为：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融资约束，民营上市公司较国有上市公司更为严重，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民营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较国有上市公司得到更加明显的缓解；金融中介的发展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中的作用远比股票市场发展的作用大[11]。沈红波等（2010）对2001—2006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进行研究认为，我国上市公司投资和现金流高度敏感，存在着明显的融资约束现象；金融发展显著地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金融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地区上市公司融资约束显著低于金融发展较弱的地区；国有上市公司受到的融资约束比民营上市公司小，但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民营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较国有上市公司得到更加明显的缓解[12]。况学文（2011）利用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各地区金融发展指数，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视角，实证考察金融发展和市场化进程对公司外部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发现，金融发展和市场化程度能够显著降低融资约束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缓解其外部融资约束程度[13]。

大量研究表明，同发达国家相比较，发展中国家面临更为严重的外部融资约束，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金融市场正处于一个从不成熟向成熟的转变过程，从不发达向发达的发展过程，金融发展对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更为重要，然而目前研究金融发展对公司外部融资约束的影响主要集中于西方较为发达的国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相对较少，对中国的关注更少。大多数的研究都是以全部上市公司或者是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而对发展相对弱势的农业上市公司关注较少。基于这种考虑，本文利用中国农业上市公司2004—2010年的数据，选取287个公司年有效数据，从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视角，实证考察金融发展对农业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进而对公司投资的影响，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提供经验支持。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

资本市场的不完美，使得外部融资成本高于内部融资成本，企业的外部融资行为将受到约束。由于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存在，使得交易成本、信息成本产生，提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企业的投资一定程度上依赖内部现金流。 内部和外部融资成本差异越大，融资约束的效应越强，企业的投资对现金流的依赖性就越明显，企业的投资和现金流之间的相关性越强。

金融发展通过金融资源扩大、产品增多等方式，为投资者提供大量流动性强、安全性高、收益稳定的金融工具，减少交易成本，进而扩大企业的融资渠道，金融中介机构在金融发展中产生规模效应，通过贷款的分散化等途径降低信用风险，提高了储蓄-投资的转化效率；金融发展有助于有效降低或者克服金融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对投资企业和项目进行评估，甄别好的投资项目，为有成长性的企业提供资金，促进企业投资和技术创新，减少信贷分配的扭曲，改善信贷分配的效率，提高资金的分配效率。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设：

金融发展有利于降低投资对内部现金流的依赖，缓解了融资约束，减轻企业的融资压力，进而促进中国农业上市公司投资。

（二）变量选取

在研究融资约束的文献中，对不可观察的融资约束指标的度量是分析融资约束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Fazzari，Hubbard and Petersen（FHP，1988） 将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作为资本市场上融资约束所导致的投资不足的证据。以后较多的文献也采用现金流和投资行为的关系来衡量融资约束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得到了与FHP（1988）类似的结论[14][15]。 企业的融资约束与内部现金流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融资约束的效应越强，企业的投资对现金的依赖性越强，本文融资约束指标选取时，仍采用这一方法。

关于金融发展指标的选取，Goldsmith（1969）提出金融相关率的概念，来衡量金融发展的程度，采用全部金融资产与全部实物资产比。 King and Levine（1993）利用三个指标：一是反映金融系统的相对规模的金融中介的流动负债，采用广义货币M3 或M2占GDP的百分比来衡量；二是反映金融系统的结构和风险控制能力的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在总的信用余额中所占的相对份额；三是反映金融系统的效率的银行系统向私人和公共系统的信贷数量。Murinde， V. （1994）运用信贷、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发展指标来综合衡量金融市场发展的水平。Odedokun，M. O. （ 1996）运用货币存量对GDP比率（M2/GDP） 来衡量银行体系对帐单的负债方对经济增长的效率（资金来源的效率），并且运用信贷存量对GDP比率来衡量银行体系对帐单的资产方对经济增长的效率（资金运用的效率）作为金融发展的指标。温涛等（2005）运用货币存量占GDP的比率、信贷存量占GDP的比率、股票和证券的市值占GDP的比率衡量中国金融发展水平。综合相关研究与中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本文采取了货币化程度（M2/GDP）、信贷存量对GDP 比率（金融机构信贷比率），以及股票市值与GDP的比率 （经济证券化比率）作为衡量中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分别用FM、FI 和FS 表示。

（三）模型选择

研究融资约束对公司投资的模型中，欧拉方程投资模型是发展较为成熟的一种模型，由Abel（1980）最早提出，描述公司最优的投资行为，Bond and Meghir（1994）对其模型进一步改进，提出基于价值最大化，资本存量取决于前期资本量、折旧以及投资的欧拉方程模型，这一模型避免了托宾Q值的计算，同时控制未来预期收益对投资支出的影响，在文献中被大量应用[16]。Laeven（2003）把利润方程和成本调整函数引入该模型[17]，最终得到如下模型：

企业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度不一定表示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融资约束问题，而可能表示由问题导致的企业过度投资问题。为了确定企业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度到底是表示融资约束问题还是过度投资问题，采用以现金流比率（IF ） 和无形资产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XG）的交乘项进行区分。由于企业的无形资产投资相对固定资产投资来说更容易产生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固定资产投资相对无形资产投资来说更容易产生过度投资问题 （Hubbard，1997），因此如果现金流比率（IF ） 和无形资产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XG）的交乘项的系数为正值且显著，则意味着企业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度表示融资约束问题，而如果现金流比率（IF）和无形资产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XG）的交乘项的系数为负值且显著，则意味着企业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度表示过度投资问题。模型转化为：

IK表示为固定资产净额、在建工程净额和无形资产净额之和与总资产的比率，反映公司的投资支出水平；IF表示为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与总资产的比率，表现为现金流比率，衡量融资约束的指标；YK表示销售收入即主营业务收入与总资产的比率，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 XG为无形资产净额与固定资产净额之比，反映企业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度是否是过度投资问题引起。 FM为货币化程度、FI为金融机构信贷比、FS为经济证券化率，用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

当β’4显著为正值，说明企业的投资与现金流的敏感度表示为融资约束问题，融资约束的大小主要体现在β4的系数上，假如β4显著为正，说明企业投资与内部现金流为显著正相关关系，企业的投资依赖于内部现金流，企业受到了外部融资约束的影响。β5、β6、β7分别用来衡量货币化程度、金融机构信贷比以及经济证券化率对融资约束的影响，如果β5、β6、β7显著为负，则说明金融发展有利于减少企业投资对内部现金流的依赖，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

三、实证分析与讨论

（一）样本选择

本文选择中国农业上市公司2004—2010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对公司投资行为进行研究，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大多数的研究采取跨国数据，对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与公司融资约束进行研究，或者是以全部上市公司，或者是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而对数量相对较少的中国农业上市公司关注较少；而农业上市公司作为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投资者，对农业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农业科技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农村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由于中国农业上市公司数量相对较少，大多数的农业上市公司是在2000年之后上市，因此数据选择在2004—2010年。

依据中国证监会制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将农业类上市公司定义为广义范畴，包括农林牧渔业，并选取2004—2010年上交所与深交所全部 A股农业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由于农业类上市公司样本数目过少，本文选取了7年的数据，尽可能保证检验结果的可靠性。同时对初始样本进行了筛选，剔除2004年之后上市的公司、ST异常的上市企业以及部分会计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经过处理筛选，最终选定中国农业上市公司41家作为样本。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有关金融发展的货币化程度、金融机构信贷比率、经济证券化率的数据来源于2005—201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其他数据来源于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GTA）的中国股票市场财务研究数据库（CSMAR）。

因变量公司投资支出（I/K）的均值0.44略大于中位数0.42，说明大部分公司的投资支出分布在0.42之上，并且最大值1.09与最小值0.12之间的振幅较大，标准差为0.18，说明公司投资存在着多样性、差异性，不确定性；现金流比率（IF）的均值与中位数较为接近，但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变化较大，标准差较大，说明融资约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及波动性；销售收入总资产比率（S/K）的均值均大于中位数，且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差距较大，说明公司的销售收入变化较大；对于金融发展变量，FM、FI、FS的均值均大于中位数，货币化程度FM、金融机构信贷比FI的标准差较小，而经济证券化比率的波动性较大。

（三）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公司投资的实证分析

为检验金融发展是否能够减轻公司的融资约束，进而影响公司投资，运用面板数据分析和系统GMM估计方法。

模型中因含有因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导致解释变量具有内生性问题，应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或者随机效应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的参数估计值将是一个有偏的、非一致的估计量。为准确估计模型，本文将采用系统GMM（Arellano and Bond，1991）方法进行检验，其一般形式如下：

yit=αyit-1+βxit+εit （水平方程）

Δyit=αΔyit-1+βΔxit+Δεit（差分方程）

用因变量的滞后水平值作为一阶差分方程的工具变量，因变量的滞后差分作为水平方程的工具变量，差分动态GMM仅估计差分方程，存在较大的有限样本偏误和相对较低的估计精度。系统GMM在差分动态GMM的基础上，引入水平方程，极大改善了差分动态GMM的估计效果（Blundell，2000；Roodman，2006）。

运用系统GMM，对模型结果估计结果。

从表2能够看出：在模型1、模型2、模型3中现金流和无形资产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交叉项的系数β’4为正值，并且在5%的显著水平上显著，β4的系数为正值，说明企业的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性不是由过度投资问题引起，而是由融资约束所引起。模型1、模型2中IFt-1的系数显著为正值，但模型3中IFt-1的系数为0.04，远小于模型1、2的系数，说明金融发展的三个指标对现金流的影响程度不同。模型1’ 中IFt-1前的系数β4在5%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为正，与模型1中的系数变化不是很大，货币化程度发展的条件下，企业仍然存在融资约束现象，现金流与企业的投资存在正相关关系。模型2’ 中IFt-1前的系数在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为正值，与模型2中的系数相比变化更小，受金融机构信贷比影响的条件下，现金流与企业的投资存在正相关关系。模型3’中IFt-1前的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为正值，但在模型3中的系数为正值但不显著，经济证券化率对现金流的影响相比货币化程度、金融机构信贷比要低。可以得出，中国农业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融资约束，并且公司投资的大小与现金流的多少存在正相关关系，投资对内部现金流具有依赖性。

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的影响，从模型1’中能够看出，货币化程度与融资约束的交叉项系数β5小于零，并且在5%的显著水平上显著，因此货币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公司的融资约束。金融机构信贷比与融资约束的交叉项系数β6小于零，并且在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金融机构信贷比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公司的融资约束。经济证券化率与融资约束的交叉项系数β7小于零，但不显著，经济证券化率对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不大，β5、β6、β7相比，β5、β6的值远大于的值β7的值。因此，货币化程度、金融机构的信贷比、经济证券化率有利于减轻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货币化程度和金融机构的信贷比在缓解融资约束中的作用大于经济证券化率。整体看，金融发展缓解了农业上市公司对企业内部现金流的依赖，减轻了融资约束问题，促进了公司投资。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以2004—2010年中国农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数据和系统GMM估计方法，探讨宏观金融发展对微观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进而对公司投资的影响，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提供经验支持。本文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中国农业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融资约束现象，只是融资约束的程度有所不同，公司的投资受内部现金流的影响较大，投资与内部现金流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投资对内部现金流的依赖越强，所受融资约束越大。但由于内外部融资成本的差别，使得农业上市公司更加愿意依赖内部现金流。

金融发展有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货币化程度和金融机构的信贷比对农业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较为显著，经济证券化率的影响较小，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通过减少企业投资对内部现金流的依赖，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通过减少投融资双方的信息成本、交易成本，使企业能够更好地把握投资机会扩大再生产，进而改变企业的融资状况，促使企业投资的改变，进而促进宏观经济增长。

上述结论具有丰富的政策意义：

金融市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问题，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能够减轻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而不发达的金融市场更容易存在融资约束的问题。我国属于经济转型期的国家，金融市场体系不够发达，农业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问题普遍存在，融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影响到企业的投资行为。资本市场发展减轻企业外部融资的难度，可以通过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进一步深化金融机构的改革，推进金融机构的市场化发展，改善金融体系的内部构成以满足经济的增长。

现金流能够有效缓解内部融资约束，农业上市公司更愿意依靠提高自身的盈利能力，减少对外部融资的依赖，增加内部融资。内部融资不能满足资金需要时，不得不依赖外部融资，由于外部融资的成本高于内部融资的成本，从而影响公司的投资行为。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公司的融资约束，应加大对农业上市公司的资金支持力度，使金融资源不断丰富，金融结构不断优化；要建立现代银行制度，提高信息质量，降低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农业上市公司能够满足资金的需求，让资金更好地按照效率分配，提高社会的经济效益；同时还要提高企业的管理者的素质，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提高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避免企业获得大量资金而产生过度投资问题，导致冲突。在我国特殊的转轨经济背景和投融资体制下，应减弱农业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增强企业的投资信心以稳定市场预期，使其更好更快地促进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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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投资流程篇2

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三十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实现了持久高速的发展，引起了国内外的不断关注。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为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货币基础，与此同时，政府不断加大财政政策支持的力度，积极完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纷纷上马大型的建设项目，包括农林水利、电力、公路、铁路、住房、城市基础建设及其他工业。这些项目具有数量多、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收益不确定性大的特点。虽然我国在改革投融资体制上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取得了一定进展，对投资项目的前期评估工作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但是还不足以改变当前投资项目评估的混乱现状。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家发改委出台四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后，各个地方政府纷纷上马大型建设项目，这也暴露出了投资总量偏大、结构失衡、预算超支等严重问题，而项目整体投资分析研究的滞后是重要因素之一。当前项目投资决策评价多从财务的角度出发，分析得出各种财务支持指标，从而判断项目的可行性，但深入研究不难发现单纯的财务指标评价过程存在众多难点和困境。因此，优化项目投资决策评价指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项目投资决策评价指标现状分析

无论对于政府投资还是企业投资而言，资本性项目投资均具有投资内容独特、投资数额多、影响时间长、变现能力差和投资风险大的特点。这也决定了项目投资决策的重要，如何取舍，要通过评价指标进行测算，保证企业的项目投资决策不失误。

（一）资本项目投资决策指标 投资决策评价指标是指用于衡量和比较投资项目可行性，以便据以进行方案决策的定量化标准与尺度。从财务评价的角度分析，投资决策评价指标主要包括投资利润率、静态投资回收期、净现值、净现值率、获利指数和内部收益率。前两个指标是非折现指标，在计算过程中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因素，而后四个指标是折现指标，在指标计算过程中充分考虑和利用了资金时间价值。从非折现指标向折现指标的过渡也反映了投资者对资金价值和风险成本的进一步认识和关注。

非折现评价指标具有计算简单、含义清晰等优点，但没有考虑时间价值，从而可能导致决策失败。静态投资回收期指标较清楚地反映了项目投资回收的时间，但不能说明投资回收后的收益情况。投资利润率指标虽然考虑了项目所能创造的全部收益，但却无法弥补由于没有考虑时间价值所带来的问题，因而仍然可能造成决策失败。当非折现评价指标的评价结论和折现评价指标的评价结论发生矛盾时，应以折现评价指标的评价结论为准，这是因为货币时间价值常常是影响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净现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投资评价指标，是项目计算期内各年现金净流量的现值和与投资现值之间的差额，它以现金流量的形式反映投资所得与投资的关系：当净现值大于零时，意味着投资所得大于投资，该项目具有可取性；当净现值小于零时，意味着投资所得小于投资，该项目则不具有可取性。净现值的计算过程实际就是现金流量的计算及时间价值的计算过程。净现值的大小取决于折现率的大小，其含义也取决于折现率的规定：如果以投资项目的资本成本作为折现率，则净现值表示按现值计算的该项目的全部收益（损失）；如果以投资项目的机会成本作为折现率，则净现值表示按现值计算的该项目比已放弃方案多获得的收益；如果以行业平均资金收益率作为折现率，则净现值表示按现值计算的该项目比行业平均收益水平多获得的收益。实际工作中，可以根据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折现率，对项目建设期间的现金流量按贷款利率作为折现率，而对经营期的现金流量则按社会平均资金收益率作为折现率，分段计算。净现值率实际是将净现值与投资的现值进行比较，以现值形式反映投资所得与投资的对比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净现值在投资额不同时不能正确决策的缺点。获利指数是以相对数形式将项目计算期内各年现金净流量的现值和与投资现值进行比较，而净现值则是以绝对数形式将项目计算期内各年现金净流量的现值和与投资现值进行比较。基于财务分析的角度而言，考虑了时间价值和相关风险因素项目投资评价指标已经能够较好地反映一个项目的投资价值，在实际运用中，财务分析指标常常会遇到较多的问题，

（二）项目投资决策指标运用现状 投资项目财务评价需要在国家现行税制和价格体系条件下，计算项目范围内的效益和用度，从而分析项目的盈利能力、清偿能力，以考察项目在财务上的可行性。当前，政府和企业在进行投资项目财务评价时主要依据国家计委和建设部联合的《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项目投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财务评价体系在运用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了较多的不足。

首先，动态折现指标的计算过程存在商榷余地。财务评价的动态指标因采用贴现技术而使项目财务评价更具科学性，但在计算项目的净现值时，常假设该项目的未来现金流量是在项目计算期的期初或期末发生，这使得未来现金流量偏离预期。由于在一般情况下，一个投进使用并正常运转的项目未来现金流量是受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并不只是在年初或年末发生，而是会时时发生，对时时发生的现金流量以假设的发生时点计算现值，是有失偏颇的。项目计算期的贴现率应与投资项目的资本成本相适应，从而计算的净现值只要大于零，该方案理论上就应该是可行的。但我国投资项目计算期的贴现率是由国家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建设部组织测定、并定期调整，与投资项目本身的资金成本相脱节，造成决策的短期行为。

然后，项目投资风险分析缺乏系统性。投资活动是一种逐利活动，其风险与收益呈同向变化，很多财务收益很好的项目可能由于风险过大而不具可行性，即拟投项目的不确定性对盈利能力、清偿能力、外汇效果均有重大影响。而原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将对投资项目的不确定性分析独立于盈利能力分析、清偿能力分析、外汇效果分析之外，使其对投资项目可行性决策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各财务评价指标在对项目进行评价时都有其独特的作用，但有时根据不同评价指标得出的投资结论会大相径庭。应以哪些指标为投资的主要取舍标准，哪些指标为次要标准，各财务指标的可行性标准是多少，现行评价体系都没有给出一个指导性的标准。

最后，缺乏投资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指标。原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对投资环境影响的评价仅局限于定性评价，定量方面基本没有。但很多投资项目将不可避免地会对四周的生态、资源、人居等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如水体污染、植被破坏、耕地占用等。因此，投资项目的环境影响不应该只是定性分析，还应以成本、用度、收益等形式将环境影响纳进到投资项目财务评价中来。

综上所述，项目投资决策评价指标的建立有助于规范我国资本性投资，促进有限资源的优化配置，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由于财务评价指标在衡量项目投资的过程中存在较多不完善的地方，阻碍了投资者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从制度因素和指标具体运用出发对项目投资决策指标的优化能够有效地扭转当前不利的局面。

三、项目投资评价指标的优化路径

折现财务指标与简单财务指标的结合能够有效地评价项目的可行性。但在实践过程中由于种种问题的限制，指标的评价功能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可以从以下方面进一步优化项目投资决策财务评价内容和方法。

（一）积极创新，优化动态指标的计算 考虑到原有动态指标计算过程中的种种弊端，对动态指标的运用进行改进。在可行性条件下，将项目计算期内现金净流量的折现期尽可能缩短，使折现现金流量接近实际情况。以资金成本为依据调整折现率，采用资本成本加权平均的方法确定项目的资本成本，根据项目风险的大小调整折现率。优化投产期现金流量的估计方法，传统投资项目财务分析一般采用等额现金流量模型进行现金流量分析。但实际上项目投产期各年的现金流量不可能是相等的。因此，应该将影响现金流量的各主要因素视为一个系统，用系统的观点猜测投资项目的未来现金净流量。

（二）确保项目风险因素分析始终贯串于财务评价过程 风险成本是折现法下的基本因素，将对拟投项目的风险分析融入项目的盈利能力分析、清偿能力分析和外汇效果分析中，提高项目评估工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在分析盈利能力时，用期望收益和期望用度代替预计收益和预计用度，综合考虑投资项目的市场风险、销售风险和生产风险，计算项目的经营杠杆系数；在清偿能力分析时，计算项目的财务风险；在外汇效果分析时，考虑项目经营期内的汇率变动风险。经过这样的改进，各指标值就充分考虑了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能比较真实地反映项目的财务可行性。

（三）把握重要影响因素，适当增加影响因素指标 企业的投资活动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经济收益和成本的考虑仅仅是当前投资项目评价的重要方面之一。加快有关绿色会计的会计要素确认、计量、表露的方法研究，公道确认计量有关环境因素引起的环境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成本、收如和利润，并将上述计量结果纳进据以进行财务评价的预计会计报表中，分析项目的盈利能力和清偿能力，并对项目的持续经营能力进行评价。

（四）拓展关注范围，增加项目的发展能力分析 原财务评价侧重于项目的生存能力分析，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项目发展能力分析将显得更加重要。项目的短期获利能力只是项目表现的一个方面，投资者应该全盘关注项目的未来生命周期，对项目的持续发展能力和产业能力予以关注，因此，有必要在原评价体系中增加项目发展能力分析。

（五）培养系统思维，整合各个评价指标 目前的评价体系中具有众多的分析指标，导致了企业在运用过程中不知道以哪一个为重点。企业可以根据各指标在财务评价中的重要性，对各指标设立一定的权重，由国家或地区政府部分根据形势的变化对指标权重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更新，并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指标权重评定方法和比较标准，量化评价结果。通过综合结果能够较清晰地反映项目的整体情况。

通过指标计算过程和运用层面的优化能够有效地改进当前项目评价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项目投资的环境随着经济的发展会越来越复杂，对项目投资决策体系的分析和改进也是一个需要长期不断研究的过程。

量化投资流程篇3

关键词：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投资

一、引言

现有的关于产业结构失衡问题解决的分析，大多集中在对产业政策的制定上，并没有深入分析造成产业结构失衡的原因，以及产业政策如何调整产业结构。本文着重分析产业结构变化中的投资约束，并从投资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和既定的产业结构对投资的反作用两方面来加以分析。

由于一国在某一时期的产业结构变动是由产业结构调整和结构升级共同决定的，因此，我们在分析产业结构变动中的投资约束时，是从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两方面展开的。首先有必要对产业结构的这两方面下一个定义。结构升级指产业政策向属于朝阳行业且占社会经济比例较小甚至尚处空白的新兴产业和产品倾斜，以促动和发展与之相关的产业群。产业结构调整指产业政策对那些在性质上虽属于夕阳产业但占社会经济比例不是很大，产品供给不足需要适当发展的短线产业进行扶持。

二、投资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

（一）投资规模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

投资规模直接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规模和幅度，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水平。目前，我国企业的投资较为分散，规模过小，造成技术起点低和产业结构升级困难。从对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划分可以看出，相对于产业结构升级来说，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投资规模较小，因此，投资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约束强于产业结构调整。同时，对于这些投资规模较小，社会所占比例较小，供给不足的产业来说，更容易吸引企业投资，相伴随的是易造成重复投资，生产能力过剩现象，所以，产业结构调整的投资应更倾向于盘活固定资产存量，进行存量调整，而对于产业结构升级来说，应增加促使产业结构升级所需达到的投资规模。

（二）投资流向和投资结构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

如果说投资规模直接影响着产业结构的变化，那么，投资流向和投资流向结构则是通过塑造的投资结构来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

生产能力形成的约束和既定的产业结构在短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性，易造成投资效用的发挥滞后。对不同的产业来说，滞后期的长短是不一样的，第一年用于产业结构变化的投资可能在第二年产生效用，也有可能到第十年才产生生产能力。用于结构调整的投资应流向那些在性质上属于夕阳产业，占社会经济比例不是很大，产品供给不足，需要适当发展的短线产业，像纺织、机械等产业。短期内，投资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效果较好，第一年将投资流向产品供给不足的纺织产业，第二年该投资产生的生产能力可能可以发挥出来，满足市场需求。而对于产业升级来说，其投资是流向那些属于朝阳产业，且占社会经济比例较小甚至尚处空白的新兴产业，这些产业最明显的特征是从研发到投入生产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短期内，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约束力强。相对于短期，从长期来看，投资流向结构调整的产业使产业结构从不平衡走向平衡，亦或从平衡走向更加合理，亦或从不平衡向更趋于平衡发展，都使得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优化，从而达到产业结构升级。而那些流向产业结构升级的投资发挥出效用后，使得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不论是流向产业结构调整的投资，还是流向产业结构升级的投资，都有两种——存量资产调整和增量资产投资。存量资产调整指转让和重组企业中那些尚在其寿命期内的固定投资。增量资产投资则指投资的是新增资产。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这使得部分产业的生产能力过剩，这些产业面对的主要问题就是固定资产存量调整。固定资产增量投资和存量调整是相互影响的，存量调整需要一定的增量投资加以推动，合理的增量流向会通过其最终效应反馈于存量调整，而不合理的增量流向不仅使得存量资产不能及时而有效的转让和重组，而且可能会带来资产存量僵化占用和调整秩序的混乱，使得已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更加不合理。

以上我们已经看到，投资有存量调整和增量投资两种，这两种投资可流向需要产业结构调整的产业，也可流向产业结构升级的产业，那么，我们可能会问在既定投资量的前提下，究竟该有多少投入结构调整的产业，又有多少流入结构升级的产业呢？即投资结构该如何安排？对于固定资产存量调整来说，不存在上述问题。因为不论是结构调整还是结构升级的产业出现固定资产僵化占用，都可使用行政或市场的办法来促进其转让、重组。而增量投资则不同，增量投资的主体有两个，一是政府投资，二是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自主投资。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受其财政收入的约束，增量投资是一定的，这部分投资有多少投入结构调整的产业，有多少投入结构升级的产业，直接关系着今后一段时期内产业结构的水平。企业自主投资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投资多少到那些国家产业政策允许的夕阳产业，多少到朝阳产业受到企业自身实力的约束。这里，我们认为，企业作为短期利润追逐者，会更倾向于投资那些结构调整的产业，而政府作为长期利益追求者，倾向于投资结构升级的产业。将政府与企业投资的相互促进，称之为产业结构调整与结构升级的共向，将政府与企业投资的相互制约，称之为结构调整与结构升级的异向。近几年来，国家一直把投资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这是必要的，是结构调整的要求，但是，对企业技术进步的投入却明显不足，造成产业结构调整和结构升级的异向。要想有利于一国的产业结构优化，需要将异向转变为共向。因此，我国提出的结构调整，即在继续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应加大对能拉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领域的投资，要通过对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原材料生产和设备工艺改造，积极采用新材料提高现代化水平，使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拉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近年来，电子通信、住宅、汽车等产业对产业升级具有很强的拉动作用，产业结构调整拉动产业结构升级，就是变异向为共向。

因此，投资流向和投资流向结构共同约束着产业结构优化。

（三）投资风险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

投资风险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可以说是由于产业所需投资规模不同而造成的风险差异。产业结构调整的是那些短线产业，所需的投资规模较小，投资周期短，相应的投资风险也不大。一个企业用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投资若出现失误，可以及时抽身，转产也相对容易，对企业的整体发展来说，影响不大。而对于产业结构升级来说，其投资的是那些高科技等长线产业，投资规模大，投资周期长，相应的投资风险也较大，特别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可以说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对于关系产业升级的技术投入来说，见效慢，且若投入方向错误，会造成前期投入完全沉没。因此，投资风险对产业结构调整的约束力弱于产业结构升级，这是由结构调整和结构升级自身的对象决定的。

（四）投资品种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

上面考察了投资规模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并且将投资分为存量调整和增量投资两种，默认了投资所需的资金或固定资产都可得到，但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投资品种都是可得到的，特别是对稀缺资源的投资，因此，投资品种本身将对产业结构变化产生约束。发展高科技产业，人力资本投入可谓是起着关键作用，若将人力资本作为投资品种，那么投资品种就受到一国或一地居民受教育程度的限制。所以，一般来说，高科技产业一般分布在人均教育程度高的发达地区，更有甚者，紧靠大学城而建，而对于结构调整所需发展的短线产业来说，所需的投资品种一般都不存在短缺问题，因为结构调整的产业大多为夕阳产业，可以说是曾经辉煌过的产业，技术、原料等已成熟，所以对投资品种的约束力弱。因此，投资品种对结构升级的约束强于结构调整。

（五）投资环境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

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假定环境是既定的来分析所有的经济问题，然而，这里将投资环境看做是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一个内生变量。投资环境包括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基础设施条件、人文环境、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等。可以看到投资环境中的资源禀赋条件对产业结构的约束力，特别若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看，类似于上文所说的投资品种。但仔细的分析，可以看出两者的差别。投资品种是从资源，准确的说是投资品的稀缺性来看，而投资环境则是构成了一国或一地吸引资本流入的程度。两者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影响的。

这些方面构成的投资环境整体能对产业结构变动产生影响，但这种约束力是通过影响资本的流向来实现的，投资环境好的地区易吸引境内、境外资本进入。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初期，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增长，存在着三个缺口，即资金、技术和出口创汇能力。而跨国公司作为国际资本的重要媒介，恰恰具有投资和融资、利用高科技技术进行生产经营和商品贸易三大功能。所以，若吸引了跨国公司中的高科技产业进入，凭借技术的溢出效应，通过产业集群这一组织形式，可实现产业集群内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的高水平又优化了投资环境，促进了资本的进入，可以说，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过程，这也是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水平高于中西部的一个原因。同样，良好的投资环境也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于产业结构升级对投资环境的依赖度大，所以投资环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约束力强于产业结构调整。

具体来说，投资流向和投资结构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力最强，投资规模其次，而投资风险、投资品种和投资环境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力不强，这是因为投资的这些方面对产业结构的变化是间接影响的，有的是通过前两个方面作用于产业结构的。综上分析可以得出，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约束力强于对产业结构调整的约束力。

三、产业结构变动反作用于投资

短期内，产业结构相对稳定，因此，产业结构调整和结构升级会通过既定的产业结构传递作用制约投资。即任一时期的投资运行均是在特定的产业结构变化的运行方式下进行的，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或决定投资的变化，这种反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投资结构的影响上。

（一）产业结构对投资结构的影响

前面的分析指出，现在的产业结构是由过去的投资结构决定的，而现在的投资结构又影响着未来的产业结构。投资流向结构对产业结构具有较强的约束力，那么，产业结构对投资结构有影响吗？回答是肯定的，产业结构对投资结构也具有很强的制约作用。例如，在固定资产投资中，要消耗大量的投资品，而投资品是由各产业部门生产、提供的，投资品不仅在总量上，而且在构成上制约着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合理，产业协调发展，投资品供应充分、构成合理，能够满足各种投资需求，则会形成合理的投资结构，否则，会影响投资结构的合理化和优化。另外，优化的产业结构是动态的产业结构，在其实现动态优化的过程中，对投资结构也提出调整的要求，引导投资结构的演化方向，投资必须围绕着产业结构优化的目标及时调整在各产业之间的分配比例关系。

（二）产业结构对投资规模的影响

产业结构合理的地区，所需的投资规模较小。而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地区，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大量的资产积压，即需要调整大量的资产存量，为了调整现有的产业结构水平，需要大量的增量投资，而且还需要通过增量投资来启动固定资产存量调整。

四、补充说明及结论

可以说，以上主要分析的是投资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现把我们分析的链条拉长，可能会问，投资的这几个方面是如何加以决定的？产业结构反作用于投资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呢？为了分析的完整性，现将这两个问题简要的加以阐述。

无论是投资流向还是投资环境等，都是由既定的投资制度安排决定的。可以说，投资制度安排是整个链条的起点，因为投资制度安排规定着投资的各个方面，包含产业政策指向和宏观调控实施手段对投资运行进行调控的内容。投资的各个方面决定产业结构整体水平后，产业结构并不是直接反作用于投资的，而是通过既定的产业结构所形成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偏差反映在宏观经济目标上，宏观经济目标完成的程度又影响了下一轮投资制度安排，从而影响投资的。

可以说，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因此，产业结构反作用于投资的效果可能不好，因为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会发生很多变化，这种反作用是在整体动态过程中体现的。这样，我们从投资的上游，产业结构的下游将产业结构变化中的投资约束加以阐述了。可能投资还有很多方面都可以对产业结构变化产生约束，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但从投资的主要方面加以分析就已经达到了本文的目的。本文得出的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约束力强于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既定的产业结构水平对投资的反作用，对投资传道循环的起点投资制度安排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何大安.投资运行机理分析引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2]杨秀之，尚庆为，唐小旭.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研究[j].商业经济，2007，（2）：3-4.

[3]郭振，马锦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技术创新[j].北方经贸，2003，（2）：35-36.

[4]赵鲁光.产业结构升级的微观基础[j].经济问题探索，2001，（6）：55-57.

量化投资流程篇4

无论对于政府投资还是企业投资而言，资本性项目投资均具有投资内容独特、投资数额多、影响时间长、变现能力差和投资风险大的特点。这也决定了项目投资决策的重要，如何取舍，要通过评价指标进行测算，保证企业的项目投资决策不失误。

（一）资本项目投资决策指标投资决策评价指标是指用于衡量和比较投资项目可行性，以便据以进行方案决策的定量化标准与尺度。从财务评价的角度分析，投资决策评价指标主要包括投资利润率、静态投资回收期、净现值、净现值率、获利指数和内部收益率。前两个指标是非折现指标，在计算过程中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因素，而后四个指标是折现指标，在指标计算过程中充分考虑和利用了资金时间价值。从非折现指标向折现指标的过渡也反映了投资者对资金价值和风险成本的进一步认识和关注。

非折现评价指标具有计算简单、含义清晰等优点，但没有考虑时间价值，从而可能导致决策失败。静态投资回收期指标较清楚地反映了项目投资回收的时间，但不能说明投资回收后的收益情况。投资利润率指标虽然考虑了项目所能创造的全部收益，但却无法弥补由于没有考虑时间价值所带来的问题，因而仍然可能造成决策失败。当非折现评价指标的评价结论和折现评价指标的评价结论发生矛盾时，应以折现评价指标的评价结论为准，这是因为货币时间价值常常是影响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净现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投资评价指标，是项目计算期内各年现金净流量的现值和与投资现值之间的差额，它以现金流量的形式反映投资所得与投资的关系：当净现值大于零时，意味着投资所得大于投资，该项目具有可取性；当净现值小于零时，意味着投资所得小于投资，该项目则不具有可取性。净现值的计算过程实际就是现金流量的计算及时间价值的计算过程。净现值的大小取决于折现率的大小，其含义也取决于折现率的规定：如果以投资项目的资本成本作为折现率，则净现值表示按现值计算的该项目的全部收益（损失）；如果以投资项目的机会成本作为折现率，则净现值表示按现值计算的该项目比已放弃方案多获得的收益；如果以行业平均资金收益率作为折现率，则净现值表示按现值计算的该项目比行业平均收益水平多获得的收益。实际工作中，可以根据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折现率，对项目建设期间的现金流量按贷款利率作为折现率，而对经营期的现金流量则按社会平均资金收益率作为折现率，分段计算。净现值率实际是将净现值与投资的现值进行比较，以现值形式反映投资所得与投资的对比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净现值在投资额不同时不能正确决策的缺点。获利指数是以相对数形式将项目计算期内各年现金净流量的现值和与投资现值进行比较，而净现值则是以绝对数形式将项目计算期内各年现金净流量的现值和与投资现值进行比较。基于财务分析的角度而言，考虑了时间价值和相关风险因素项目投资评价指标已经能够较好地反映一个项目的投资价值，在实际运用中，财务分析指标常常会遇到较多的问题，

（二）项目投资决策指标运用现状投资项目财务评价需要在国家现行税制和价格体系条件下，计算项目范围内的效益和用度，从而分析项目的盈利能力、清偿能力，以考察项目在财务上的可行性。当前，政府和企业在进行投资项目财务评价时主要依据国家计委和建设部联合的《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项目投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财务评价体系在运用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了较多的不足。

首先，动态折现指标的计算过程存在商榷余地。财务评价的动态指标因采用贴现技术而使项目财务评价更具科学性，但在计算项目的净现值时，常假设该项目的未来现金流量是在项目计算期的期初或期末发生，这使得未来现金流量偏离预期。由于在一般情况下，一个投进使用并正常运转的项目未来现金流量是受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并不只是在年初或年末发生，而是会时时发生，对时时发生的现金流量以假设的发生时点计算现值，是有失偏颇的。项目计算期的贴现率应与投资项目的资本成本相适应，从而计算的净现值只要大于零，该方案理论上就应该是可行的。但我国投资项目计算期的贴现率是由国家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建设部组织测定、并定期调整，与投资项目本身的资金成本相脱节，造成决策的短期行为。

然后，项目投资风险分析缺乏系统性。投资活动是一种逐利活动，其风险与收益呈同向变化，很多财务收益很好的项目可能由于风险过大而不具可行性，即拟投项目的不确定性对盈利能力、清偿能力、外汇效果均有重大影响。而原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将对投资项目的不确定性分析独立于盈利能力分析、清偿能力分析、外汇效果分析之外，使其对投资项目可行性决策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各财务评价指标在对项目进行评价时都有其独特的作用，但有时根据不同评价指标得出的投资结论会大相径庭。应以哪些指标为投资的主要取舍标准，哪些指标为次要标准，各财务指标的可行性标准是多少，现行评价体系都没有给出一个指导性的标准。

最后，缺乏投资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指标。原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对投资环境影响的评价仅局限于定性评价，定量方面基本没有。但很多投资项目将不可避免地会对四周的生态、资源、人居等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如水体污染、植被破坏、耕地占用等。因此，投资项目的环境影响不应该只是定性分析，还应以成本、用度、收益等形式将环境影响纳进到投资项目财务评价中来。

综上所述，项目投资决策评价指标的建立有助于规范我国资本性投资，促进有限资源的优化配置，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由于财务评价指标在衡量项目投资的过程中存在较多不完善的地方，阻碍了投资者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从制度因素和指标具体运用出发对项目投资决策指标的优化能够有效地扭转当前不利的局面。

二、项目投资评价指标的优化路径

折现财务指标与简单财务指标的结合能够有效地评价项目的可行性。但在实践过程中由于种种问题的限制，指标的评价功能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可以从以下方面进一步优化项目投资决策财务评价内容和方法。

（一）积极创新，优化动态指标的计算考虑到原有动态指标计算过程中的种种弊端，对动态指标的运用进行改进。在可行性条件下，将项目计算期内现金净流量的折现期尽可能缩短，使折现现金流量接近实际情况。以资金成本为依据调整折现率，采用资本成本加权平均的方法确定项目的资本成本，根据项目风险的大小调整折现率。优化投产期现金流量的估计方法，传统投资项目财务分析一般采用等额现金流量模型进行现金流量分析。但实际上项目投产期各年的现金流量不可能是相等的。因此，应该将影响现金流量的各主要因素视为一个系统，用系统的观点猜测投资项目的未来现金净流量。

（二）确保项目风险因素分析始终贯串于财务评价过程风险成本是折现法下的基本因素，将对拟投项目的风险分析融入项目的盈利能力分析、清偿能力分析和外汇效果分析中，提高项目评估工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在分析盈利能力时，用期望收益和期望用度代替预计收益和预计用度，综合考虑投资项目的市场风险、销售风险和生产风险，计算项目的经营杠杆系数；在清偿能力分析时，计算项目的财务风险；在外汇效果分析时，考虑项目经营期内的汇率变动风险。经过这样的改进，各指标值就充分考虑了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能比较真实地反映项目的财务可行性。

（三）把握重要影响因素，适当增加影响因素指标企业的投资活动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经济收益和成本的考虑仅仅是当前投资项目评价的重要方面之一。加快有关绿色会计的会计要素确认、计量、表露的方法研究，公道确认计量有关环境因素引起的环境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成本、收如和利润，并将上述计量结果纳进据以进行财务评价的预计会计报表中，分析项目的盈利能力和清偿能力，并对项目的持续经营能力进行评价。

（四）拓展关注范围，增加项目的发展能力分析原财务评价侧重于项目的生存能力分析，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项目发展能力分析将显得更加重要。项目的短期获利能力只是项目表现的一个方面，投资者应该全盘关注项目的未来生命周期，对项目的持续发展能力和产业能力予以关注，因此，有必要在原评价体系中增加项目发展能力分析。

量化投资流程篇5

[关键词] 现金流量;企业财务风险;分析

[中图分类号] F230 [文献标识码] B

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趋势下，企业经营过程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各种突发性的状况和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公司实际财务成果和预期收益期望出现偏差，给整个企业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阻碍企业的正常发展;公司的财务风险是在企业生产过程中的重要阻碍，也是贯穿于企业发展、壮大的整个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对于财务风险而言，其具体表现为投资风险、利润分配风险以及资金引进的风险等，因此，合理的分析财务风险，对企业的现金流量进行合理的分析，能够有效的规避风险，控制企业遭受损失的可能性，给企业的长久发展带来重要的稳定作用。

一、基于现金流量的企业财务风险类型

企业财务风险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对企业财务风险进行合理的分析是降低企业财务风险，保证企业稳定快速发展的前提保证;现金流量作为企业财务风险的重要影响性因素，结合现金流量的特性对企业财务风险类型进行合理的界定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根据资金周转过程的运转顺序，基于现金流量的财务风险类型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一）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财务风险

经营活动过程中的现金流量是整个财务管理的重要分支，如果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过大，但是在偏大范围内无法有效的对当前的企业非现金消耗进行充分的补充，在很大程度上会由于资金匮乏造成企业的财务危机，给整个企业的财务管理带来巨大的风险;在企业财务管理过程中，企业自身的成本消耗无法直接的对归属权责的非现金消耗进行合理的补偿，因此，在很多企业的经营活动过程中，现金流量会造成很大程度的财务风险;当企业的日常化生产活动给企业带来盈利的现金流量时，存在无法满足企业活动的现金流出量会直接对企业的财务造成打击，形成企业内部的财务风险。

（二）投资活动现金流量的财务风险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造成的财务风险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引发的财务风险存在很大的相似之处，企业在生产运行的过程中，进行企业投资是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当企业的投资资金数额较大，出现相对较为宽泛的缺口时，企业投资过程中的回收资金远远大于企业投资过程中投入的金额总数，因此处理各项资产的有效收益会给整个经营活动造成巨大的压力负担，甚至会在企业投资中无法获取投资前期预想的资金收益，严重影响到资金的合理周转和本金，这样状况的投资过程会给企业造成直接的财务风险，严重影响企业的稳定发展。

（三）筹资活动现金流量的财务风险

企业发展过程是企业生产规模、产品类型、管理能力不断发展的一个过程，在企业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过程中，进行合理化的融资、投资活动，是保证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需求的重要措施，也是帮助企业增进生产资金的有效手段;但是如果在进行融资的过程中，如果融资量严重超过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的最大限度，在很大程度上会造成企业内部资金的沉积，造成资金的过度富余，从而给企业造成财务风险;公司在发生资金沉积的过程中，企业内部会过多的出现现金总量的囤积，过多的现金积累无法进行合理的投资发展和投资项目，会严重影响企业资金的合理利用效率，不能推动企业资金的有效化运用，造成严重的财务风险。因此筹资活动过程中的现金流量在很大程度上会给企业的财务带来巨大的影响，在筹资活动中要恰当的掌握融资量，保证企业的财务稳定。

（四）收益分配的财务风险

与企业财务相关的因素主要包括经营活动、投资活动、融资活动以及收益分配四个方面，上面的阐述过程详细对企业经营生产过程中的三个方面对造成财务风险的特性进行了分析，在企业内部资金处理的过程中，对于企业收益的合理分配也是保证企业财务稳定的重要环节;很多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忽略企业利润的合理分配，缺乏一整套合理、公平的利润分配方案，很容易造成企业利润的分配不均现象出现，甚至造成利润分配的混乱，不仅严重影响企业财务管理，而且严重破坏企业内部工作人员的密切程度，对企业的内部文化造成严重的打击。特别是利润的不断流失会对整个企业内部的财务框架造成致命性的破坏，从而间接性的引发企业的财务风险。

二、基于现金流量的企业财务风险的主要问题

在企业生产管理的过程中，加强财务管理，特别是严格预防现金流量给企业财务带来的隐性风险是企业财务稳定管理的重要基础;现金流量的问题和财务风险问题之间存在息息相关的联系，基于现金流量的各种投资问题、融资问题、收益分配问题是引发财务风险的重要因素，对于现金流量造成的企业财务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具体问题的体现：

（一）现金流量管理意识薄弱

在我国众多企业中，普遍认为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发展的唯一目的，也是促进整个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因此，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很多企业完全忽略现金流量对于企业财务的影响，对于现金流量的管理过于松散，不能够合理的按照定期的资金流量和现金预算进行有效的管理;根据相关的调查显示，忽略现金流量的正常管理，完全不考虑企业的预期计划指标，即使追求最大的利益化，也可能会给企业的财务管理带来巨大的隐患，甚至导致企业破产。例如，华尔瑞公司创造年收入利润2.4亿元的破纪录利润收益，但是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其内部的其他收款金额随之剧增，而且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仅占据总收益额的五十分之一，在很大程度上给企业的支付能力带来了巨大负担，从而一度影响企业后期的发展，严重阻碍了企业的正常运行。

（二）企业内部创造现金流能力不强

大部分企业产品在以为追求利润的基础上缺乏强大的市场竞争能力，企业的产品缺乏创新性，不能够合理的利用企业的资源，造成企业的创新能力低下，企业资源利用率较低;一方面，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忽略了额外收账款的管理，很多企业内部存在巨额应收账款问题，严重影响企业的真实利润收益，造成利润形式化;另一方面，企业内部积压大量的产品，过多的产品积累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销售压力，不仅严重影响企业的产品质量和销售途径，而且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和资金浪费，严重危害企业内部的现金流量，造成巨大的财务风险。

（三）企业内控机制不健全

企业在追求利润，开拓销售市场的同时，忽略企业内部的财务风险管控，在当前市场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很多企业内部缺乏严格的财务监管和分析制度，没有一套严格、高效、合理的货币资金业务的岗位责任制度，而且每个企业内部的各部门之间缺乏职责的明确性，不能够互相之间进行合理、高效的配合。而且受到彼此权利的不明确性的影响，会严重导致违反不相容原则的现象经常出现，造成企业内部的文化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缺少一个高效的监督机构进行合理协调和监管，从而造成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以及生产管理的巨大风险。

（四）缺乏健全的资金预算制度

企业发展的关键是要结合市场环境和市场资源进行合理的分析，从而通过自身的状况进行合理的投资;很多企业在进行投资经营的过程中，完全忽略市场环境和商品资源的合理分析，没有在进行投资之前对当前的资金问题以及资源问题进行有效的预算和分析，从而缺乏科学、正确的制度对企业资金进行合理的利用，与此同时，企业内部缺乏系统的财务分析、投资分析、风险分析等完整的分析系统，在不能够合理的了解外界环境和自身状况的基础上进行错误的生产经营，引发一系列的预算管理问题。

三、基于现金流量的企业财务风险控制措施

加强企业现金流量在企业财务风险管理过程中研究和分析，了解现金流量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和作用，是企业规避财务风险的重要基础，也是提高企业内部财务管理的重要体现;通过上面有关现金流量对于财务风险的作用分析，结合具体的特点提出合理、有效的措施是保证企业稳定发展的重中之重，下面根据我国企业发展现状，对现金流量的财务风险措施进行相关的探索，希望能够对我国企业的财务风险管控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一）完善财务风险预警管理系统

企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就是要对企业未来的发展问题进行合理的预警分析，针对企业财务风险管控问题而言，建立一套科学、高效、合理的财务风险预警分析系统是非常重要的，财务风险预警管理系统能够针对企业的现金流通状况进行合理的分析，并且在产生财务风险之前能够及时的帮助企业对潜在的财务风险进行相关的预防措施和补救措施;在建立系统的财务风险预警管理系统的同时，对系统财务进行定期、短期的检查是降低企业财务风险的重要措施，特别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大型企业内部建立合理的现金流量监控系统是保证企业资金流通稳定、降低投资风险的重要举措。在财务风险预警的管理系统中，构建一套完整的现金流量预算方案可以有效的增强企业投资的高效性，能够及时的根据企业内部的资金状况进行合理投资，不仅降低了资本积累的可能性，而且能够防止投资过量造成企业内部的资金周转问题。

（二）优化现金流量的组织结构

企业现金流量的组成结构是企业组织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企业现金流量组织结构缺乏合理性的管理制度，并且不能够有效的对企业的财务管理进行有效的补充，企业组织结构就会受到严重影响，不仅对企业自身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巨大风险，而且也会严重阻碍企业的正常发展;因此为了能够强化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在完善企业现金流量结构的过程中，要积极考虑企业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企业内部要严格明确各个部门之间的职责和能力，制定一整套合理、详细的组织结构系统，明确现金流量的流入方向、流出方向以及相关的对应岗位。与此同时，为了有效的较低现金流量带来的财务风险，企业也要给予相关部门一定的权利，在发生财务风险的同时，相关部门要能够积极运用职权对财务风险进行及时的疏导和管理。

（三）健全的现金流量预算管理制度

现金流量的合理预算是降低企业资金积累重要措施，也是保证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方法，为了能够合理的掌握现金流量的流向和使用效率，企业需要健全合理的现金流量预算管理制度，通过现金流量的预算，结合企业投资过程中的外部环境进行相关的分析，便于了解企业的投资状况和融资状况，对于企业现金流量的合理利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合理、完整的现金流量预算管理制度，能够有效的提高企业财务投资的针对性，更好的调度企业资金流向，增大企业的投资竞争力。总而言之，通过健全现金流量预算管理制度，能帮助企业对内部和外部环境进行系统的分析，降低企业财务的风险。

（四）增加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就是稳定，在稳定中取得巨大的发展是一个优秀企业发展的正确途径，保证企业生产经营的现金流量处于一个相对平缓的状态，是促进企业稳定发展的重要环节;在正常情况下，企业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基本与同期企业利益盈利处于一个水平，因此增加企业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能够间接的促进企业的盈利。通过上面的分析，企业可以通过两个方面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进行调整;首先，积极控制企业的生产成本，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基础上合理的提高销售收入。其次，对应收账款进行有效的监管，及时进行资金回收，降低劣质账目的数量，加强经营过程中的现金流量稳定。生产经营是企业盈利的重要过程，也是保证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在企业生产经营的过程中，要积极控制现金流量的稳定，通过现金流量间接提高企业的利润率。

结束语

现金流量的企业财务风险管理是保证求企业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提高企业竞争能力的基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程度越来越激烈，现金流量作为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对于企业的投资、融资等经营有着重要影响，企业要积极掌控现金流量带来的财务风险问题，健全相关的管理制度和系统，及时采取相关的措施，防范于未然，确保企业的稳定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参 考 文 献]

[1]杨知宇，杨景海.基于现金流量视角的财务风险预警模型分析――以ST上市公司为例[J].会计之友，2014（30）：46-50

量化投资流程篇6

近年来，随着以汽车及工程机械为代表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度拉动以及持续的技术升级改造，智能输送装备行业得到了长足发展。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从传统的机械运输功能发展到自动化智能输送的水平，智能输送成套设备主要应用于汽车整车及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行业的焊装、涂装、组装和总装全自动生产线，并可广泛农业机械、家电、烟草、仓储物流、机场物流、摩托车、食品、医药、冶金、建材等行业领域。

由于智能输送成套设备主要服务于工厂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其市场供求情况与下游主要应用行业的产品供求及投资额等有密切联系。目前，智能输送成套设备在汽车、工程机械两大行业应用最为普遍，其销售收入占智能输送装备行业市场总规模约为40%。据统计，智能输送装备行业在2009年的市场需求量为132.19亿元，在“十二五规划”的推动下，预计到2015年智能输送装备行业市场需求量将达到479.13亿元，市场前景非常广阔（见表1）。

除汽车、工程机械行业外，智能输送成套设备还被大量适用于农业机械、家电、化工、烟草等行业。根据智能输送装备行业市场销售数据统计整理，截至2009年，该行业市场需求结构如下图1所示。

一、智能输送装备在汽车行业中的应用

2010年，我国的汽车产销量已达1800万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认为，预计，“十二五”期间中国汽车产销量仍将保持高速增长。“十二五”末，全球汽车年产量将达8300万辆，保有量达到11.7亿辆；中国汽车产量保守估计，将达到2500万辆，其中乘用车比重约为81%，商用车比重约19%，出口400万～500万辆，约占世界总产量的30%。据《2010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报告》预测：中国乘用车2010-2020年年均增长率接近10%，2020年年度需求量2583万辆、保有量22627万辆。长期预测2025年中国乘用车年度需求量将达2924.5万辆，2030年将达3523.3万辆。

虽然我国汽车产销保持全球第一，但我国汽车的保有量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公安部交管局所统计截至2010年9月底，我国民用汽车保有量约有7000万辆，低于日本的7500万辆汽车保有量，约相当于美国2.85亿辆汽车保有量的四分之一。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千人汽车保有量为128辆。而中国目前千人汽车保有量只有52辆，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如果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汽车保有量约是1.56亿辆。

另外，新能源电动汽车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也将实现规模化应用。根据工信部牵头制订《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规划（2011—2020）》的2011年1月征求意见稿的规划，到2020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化和市场规模达到世界第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500万辆。以混合动力汽车为代表的节能汽车销量达到世界第一，年产销量达到1500万辆以上。产业化方面，中/重度混合动力乘用车占乘用车年产销量的50%以上，我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位居世界前列。

市场需求量的持续增长带动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快速增大，在2009年我国汽车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达到524.5亿，预计到2015年汽车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将达到1840.05亿元（见表2）。

汽车行业固定资产增长的同时，促进了智能输送装备业的持续发展。汽车及工程机械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投资约占50%；据抽样调查智能输送成套设备的投资约占设备投资总额的12.5%，从而可推算出汽车行业中智能输送装备的市场需求量（见表3）。

二、智能输送装备在工程机械行业中的应用

智能输送成套设备在工程机械领域的应用主要解决各种生产线所需智能化、自动化、成套化的升级。智能输送装备在工程机械领域应用的市场需求量，也随着工程机械领域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而增长。“十一五”期间，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市场的繁荣下保持了快速的增长，同时也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和技术水平。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 2010年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总产值将达到4000亿元，“十二五”期间，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发展依然向好，将迎来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预计到2015年总产值将突破9000亿元，年均增长率可达17%。

工程机械行业中十二五规划的固定资产投资是行业驱动力。工程机械行业过去十年的产销平均增速为20.07%，根据行业的“十二五”规划，预计“十二五”期间行业平均增速为17%以上，龙头公司的年均增速为20%-30%。工程机械销售额约占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的1.5%-2.5%，这是未来20年工程机械行业继续稳固增长的最有力保证。“十二五”期间，国家投在交通运输上的资金将达10万亿元，高铁、城铁、地铁、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将极大带动工程机械行业的发展。据统计，工程机械行业在2009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为321.49亿元，到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预计达到1226.37亿元（见表4）。工程机械行业固定资产的高速投资，也带动智能输送装备业的迅速发展。2009年智能输送装备业的市场需求量约为20.09亿元，到2015年时市场需求量预计达到63.77亿元（见表5）。

三、智能输送装备在其它领域中的发展

量化投资流程篇7

近二十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现出较为强势的增长，并且在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与流出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截止到2008年底，世界主要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约占全球FDI流出总量的18.91%，总规模约为3512.06亿美元。从2003年至2008 年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44.07%，比同期发达国家 FDI 流出的年平均增长率高出约18.93个百分点。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FDI流出的规模也显著提高。据商务部统计，2010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31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下同)590亿美元，同比增长36.3%。显然，传统的FDI理论无法有效解释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兴起，缺乏经济竞争力的经济体为什么会更愿意将资本投资于海外市场？宏观视角下决定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或条件究竟该如何甄别？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FDI流出的决定因素的影响机制是什么？从2002年到2010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稳步发展阶段。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机来说，本阶段中国市场化经济体制的改革已经步入正轨，经济快速发展，国内企业逐步成熟、壮大起来，同时大量外资的涌入，导致国内市场的竞争加剧，从而导致对外直接投资逐渐成为中国企业长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开放、透明的国际环境。另外，中国实施的“走出去”战略与政策措施也对本时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和持续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其独特的发展“路径”，图1描述了1982年到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演变趋势和发展历程，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2年到1991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规模很小，平均值仅为5.38亿美元，绝大多数属于政府投资，企业所有权优势有限。第二阶段从1992年到2001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波动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迅速增加，但也呈现出不稳定发展的态势，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仍然受到偶然因素和短期利益目标的驱动，政府也没有完善的引导或管制的政策与措施。第三阶段从2002年开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强劲而持续，迅速增加到500亿美元以上，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另外，通过整理商务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告》（2004-2009）的资料，我们还发现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些基本特点。第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长强劲，2004年至2010年七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40%。第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主要分布在周边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拉美国家或经济体以及经济水平相对较弱的非洲经济体。2004年至2009年六年间，中国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比重基本超过90%。该统计结果支持英国学者拉奥的“技术地方化”投资理论，即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发展水平相当国家或地区（Lall，1983）。第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加大。从2004年到2009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从48.2%上升到68.6%，总体呈现逐步上升趋势。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符合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对外直接投资必将是中国未来对外经济活动的主要力量。首先，从战略角度看，世界上的经济大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都十分庞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是衡量一国经济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走出去”战略以鼓励本国企业投资海外市场，正是通过政策推动本国企业去更多地开拓国外市场，在国际商业活动中占据有利地位，同时为避免中国重要能源和资源的国际市场价格剧烈波动，开展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以逐步增强对能源和资源的生产控制和国际价格的话语权。其次，从投资角度来看，中国快速扩大的经济规模和庞大的外汇储备与目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并不相符，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伴随着中国出口的不断扩大，中国将遭受到更为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与反倾销。对外直接投资则是一种有效地绕开贸易壁垒而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手段。再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强劲增长优化了中国的产业结构，转移了中国制造业的剩余生产能力，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取得外国公司的技术、品牌或市场渠道，并将其与中国本土企业的生产能力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产业结构。当然，充足的外汇储备、坚挺的人民币币值和稳健的银行体系，也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宽松的金融环境。

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约束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传统的FDI理论，使之能够有效解释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从而为提出更加广泛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提供依据。针对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这一问题，西方学者已经做过比较深入的实证分析，但是绝大多数的研究对象都是西方发达国家。涉及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研究这几年才刚刚兴起。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因此对该领域进行研究十分必要和紧迫。国内学者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实证研究较少，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较难捕获。《中国统计年鉴》2003版才在“对外经济贸易（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章节下增设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数据，中国商务部也是2003年才出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告》。以实证的方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二、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理论框架

（一）改进的邓宁折衷范式

英国经济学家邓宁提出的OLI折衷范式不失为研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最广泛的理论模型。尤其是针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该理论模型能够给予较为全面和有力的解释，即当企业具备所有权优势O（Ownership），区位优势L（Location）以及内部化优势（IInternalization）时，其对外经济活动的表现方式一般为对外直接投资。“邓宁折衷范式”不仅是目前基于公司层面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给予的最全面的解释，并且在该模型中还引入了对东道国宏观经济因素的分析，较为广泛的解释了跨国公司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进行国际活动的动因和条件。但“邓宁折衷范式”依然无法有效合理地解释在发展中和经济转型国家中那些不具备OLI优势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因此在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前，有必要对OLI模型进行一些改进，然后从微观层面的OLI模型推导出宏观经济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型，以适应中国独特的国际投资发展路径。

1.内部化变量的重新归属

OLI 模型中三种优势变量在逻辑和内涵方面存在一定的冲突，即三种优势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先后关系或因果关系，这在一定程度对实证分析增加一定的困难。首先，OLI模型中三种优势变量确定和衡量的方式是不同的。在邓宁折衷范式中，所有权优势O和区位优势L都是以静态的指标来测度的，即某一个时间点以特定的变量来衡量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而内部化优势I体现的是企业通过使外部市场内部化后，整个动态过程所带给企业的内部化收益，即该变量是以动态的过程来测度的。其次，三种优势变量是有先后次序的，或者说，可能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总体上来说，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是相互依赖的，两者共同决定了企业是否应该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美国学者Hyme（r1960）就曾指出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变量是相对而言的，一国企业只有在确定的东道国的区位，才能确定其所有权优势的参照系。在邓宁折衷范式中，企业是否以内部化市场来取代外部市场主要取决于三种优势变量的相互作用（Cantwell& Narula, 2001; Dunning, 2001）。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内部化优势变量作为所有权优势变量的内生变量。首先，企业以内部化市场来取代外部市场是一种旨在减低风险，提升自身所有权优势的对外经济活动。在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必然会面对东道国不同的文化，政策和制度环境。因此对东道国FDI的流出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东道国市场带给企业的不确定性，也有利于企业在东道国市场上的融资、营销和管理，从而提升了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其次，企业以内部交易机制来取代市场机制本身可以看作是一种制度上的创新。如果这种制度上的创新可以为企业的运作带来内部化优势，即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化收益超过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和企业跨国经营的内部化成本，该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会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反之亦然。

2.改进的OL-FDI模型

根据前文的分析，当内部化优势变量被看作是所有权优势变量的内生变量时，邓宁的OLI折衷范式可以被简化为OL-FDI模型，如图2所示。横轴L表示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市场的区位优势变量，纵轴O表示跨国企业自身的所有权优势变量。我们假设跨国公司可以从其对外直接投资中获得收益，并且在东道国市场中可接受的最低收益为U0、U’、U分别表示该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同的无差异收益曲线，其中U’>U>U0。根据简化的OL模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所有权优势变量O和区位优势变量L两方面共同决定的。即当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变量为O1，区位优势变量为L1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如图中箭线FDI所示。图中O0、L0两条垂直于横纵坐标轴的虚线表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即当跨国企业的区位优势变量为L0时，我们不难发现，无论该企业的所有权优势O如何提升，由OL 决定的 FDI 规模都无法满足其在东道国市场上可接受的最低收益 U0。反之，当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变量确定为O0时，即使在东道国市场有着较好的区位优势，企业也不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实际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在某一特定的时刻，企业所能投入的所有权优势O是有限的，因此企业更愿意投入较多的区位优势L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假设某跨国企业在某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变量L1。若单从该企业在东道国的收益来考虑，则箭线OA一定是企业最好的FDI选择。但该企业如果想得到处于U 水平的收益，就必须付出更多的所有权优势 O 来增加其 FDI 的流出，同时也浪费了其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L1。因此最好的选择应该是充分利用其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L1，同时在保证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变的前提下，付出最少的所有权优势O1（如图2中FDI位置所示）。通过以上对OL-FDI模型的经济学解释，不难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是由所有权优势变量和区位优势变量共同决定的，但OL-FDI模型更反映了区位优势变量的重要性。Dunning（1977）明确表示企业优势不但与母国有关，还与东道国有关。只有把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有机的相互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出所有权优势。Rugman（1981）也强调对外直接投资中区位因素的重要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在进行对外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其所能投入的所有权优势是有限的，因此企业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是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母国约束”机制

以邓宁折衷范式为代表的众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都侧重于研究企业FDI流出的两大影响因素，一是企业自身所具备的满足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与动因；二是与东道国相关的区位因子。在众多文献中，很少有学者从宏观视角出发研究“母国约束”对一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绝大多数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流理论都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因此这些理论其实都具有一个隐含的假设条件：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充分自由的，母国的经济环境和政策对于FDI的流出既没有鼓励的作用，也不会产生约束，即对外直接投资只是一种企业行为，与母国政策和经济变量无关（王恕立，2003）。显然，这不符合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客观事实。至少在目前的世界对外经济活动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环境和政策都会对本国FDI的流出产生影响。例如，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在某些阶段会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来消除“资本外溢”的风险。诸如德国、日本、波兰和美国等自由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也对一些敏感投资领域设置“门槛”（IMF,2005A）。因此，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就必须考虑母国的约束条件。

本文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约束”是一个综合变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动因及条件，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联系以及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宏观视角下，母国的内在动因及条件是以资本输出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稳定程度来衡量的；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联系十分复杂，包括政治、文化、地理等许多不可测量的因素。本文仅从对外经济活动的角度来考察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联系；母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则主要是指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各种政策，包括一般性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和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措施。一般来说，对外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很少有针对性地制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措施；随着对外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这些经济体才会从实施一般性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转变为更多地实施具体措施来引导本国FDI的流出。

约束机制1：母国经济发展水平对FDI流出的影响。

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稳定程度对决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所有权优势变量和区位优势变量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对所有权优势变量来说，母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稳定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企业在母国和东道国的比较优势。例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财政支出的增加，母国的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于国际生产要素价格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从而导致企业的“比较成本”的升高或降低，影响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变量。这是因为一方面国民经济的发展拉动了国内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促使企业向海外投资以谋求低成本战略；另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刺激了国内消费，企业在本国有了更广泛的市场，更愿意选择在本国进行投资。考虑到海外投资的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减小母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对区位优势变量来说，母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稳定程度主要是通过影响汇率水平，从而改变企业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一国经济发展的稳定程度的重要测度指标是通货膨胀率。较高的通货膨胀会导致一国的汇率下降，诱发资本从强势货币的国家流向弱势货币的国家。

约束机制2：母国对外经济活动对FDI流出的影响。

一般来说，对外经济活动主要包括国家或地区间的贸易活动和资本流动，而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则属于国家或地区间的资本流动。因此，其他对外经济活动对FDI流出的约束机制在于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替代，相互补充，甚至可以说是一国对外经济行为的连续过程（Vernon , 1966；Johansson&Vahlne , 1997）。针对不同时期的特定国家或地区，这种约束的效力和方向都会产生较大的改变。

约束机制3：母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对FDI流出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对FDI流出的约束主要分为两类，一般性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影响和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措施的影响。一般性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主要指为控制对外直接投资而人为设定的障碍，如严格的外汇政策和审核程序等；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措施则主要是指政府针对企业的海外投资而提供的各种优惠。

下面简单分析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对母国FDI流出的约束机制。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母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都是独特的，即与母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地缘特色、产业结构以及经济战略目标相一致（World Invest-ment Report , 2006）。根据 OL-FDI 模型，母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通过影响企业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能适度地引导母国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首先，特定的母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可以提高或削弱跨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例如，如果母国政策限制资本输出的规模，并实施先进技术输出管制，一个拥有雄厚的资产和技术优势的企业也无法发挥所有权优势进行有效的对外直接投资。其次，母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还会改变企业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比如有政府支持的FDI保险计划降低了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即FDI保险计划最大程度上削弱了区位因素中的国有化风险、战争损失以及无法将利润汇回母国的风险，从而提高了企业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另外，企业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并非完全取决于东道国的条件，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及相关政策协定程度也是衡量区位优势的重要因素。美国学者查尔斯•希尔（1999）在《今日全球商务》中就指出80年代日美的政治经济关系是日本放宽对美国FDI的限制的重要因素。因此，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约束机制可以用图3简化表示。在宏观视角下，来自母国的约束影响着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即沿着从母国向东道国这样的路径推动着国际间资本的流动，因此本文也形象地将“母国约束”称作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因素。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约束因素的检验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选取

在宏观层面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母国的推动因素，二是来自东道国的拉动作用。推动因素和拉动因素的相互博弈不仅仅是对邓宁折衷范式的一种理论上的延伸，并且丰富和改进了“投资发展路径学说”中单一解释变量的缺陷。沿着资本流动的方向，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从母国和东道国两个不同的视角来考察影响FDI流出的经济变量，才能真正探究和验证中国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本文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约束”机制主要是通过作用于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变量和区位变量，从而促进或抑制本国FDI的流出。本文我们把这种“母国约束”称为来自母国的推动作用进行分析。同理，“东道国约束”，即东道国的拉动作用，也是通过作用于改进的OL-FDI模型来影响母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值得注意的是，母国推动因素和东道国拉动因素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并且分属于母国和东道国的经济变量是基于“比较”而得来的。例如，中国制造企业的生产成本往往是与劳动力成本紧密相关的，如果中国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相较于潜在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偏高，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更倾向于对外直接投资。再如，人民币汇率不仅属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东道国的通货强势与否。因此，本文仅从母国的推动因素来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旨在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分析FDI 流出的决定因素。本文从五个推动因素来考察中国资本流出的母国决定因素，构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框架，分别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开放程度、货币因素以及政策因素，如表1。其中，先针对前四个推动因素进行实证的检验，其变量分别选择为人均GDP、教育费用、出口额和实际利用外资额、以及人民币外汇汇率。由于政策变量的无法测量以及其特殊性，将以“走出去”战略为例定性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因素。

（二）假设的提出及理论基础

假设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为变量）成正向关系。

理论基础：根据投资发展路径理论（Dunning,1981），一国对外投资净额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天然的联系。一般而言，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国家或地区，其对外投资净额为越大的正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其对外投资净额也会相对较低；而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其对外投资净额则为负数。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以人均GDP来衡量的母国经济发展水平有可能会对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产生积极的影响。再者，本文认为母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该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动机。中国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经济规模庞大，因此对战略性能源和资源的需求日益加剧，对这些领域进行有效地对外直接投资是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最佳选择。因此本文假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成一个正向的关系。本文使用人均GDP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

假设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成本（以教育费用为变量）成正相关。

理论基础：Dunning and Narul（a1996）认为由于每个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都具有独特性。母国的环境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也是衡量母国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因素。例如，环境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的国家的制造企业更愿意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子公司，实现资本的对外流出。就中国而言，近年来国内的劳动力不再相对廉价，许多依靠低成本战略的中小企业面临着劳动力和环境成本的上升，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自身素质和修养以及对生活标准的提高要求企业支付更多的薪水，提供更多的福利保障。因此，本文使用教育费用来衡量中国的环境和劳动力成本，并假设随着教育费用的增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在增加。

假设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水平（以出口额为变量）成正相关。

理论基础：目前，学术界并没有就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关系达成统一共识。针对特定国家特定时期，两者的关系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一方面，许多学者认为对外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互补关系。邓宁（2001）认为对外出口贸易会帮助企业获得知识从而产生所有权优势，有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同时，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建立出口平台和生产设施又推动了对外贸易（UNCTAD，2003）。在中国，人民币升值将增加传统优势行业产品出口的比重，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可能是替代的（Vernon, 1966; Bellak, 2001）。这是由于潜在的出口商为了绕开出口贸易壁垒而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就中国而言，中国出口产品主要是技术含量不高的制成品，而海外投资在2008年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商务服务业，约占60.91%（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按行业分对外直接投资”计算得到），所以我们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对外贸易出口的延续，两者并不存在替代关系。在本文分析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母国约束”中，也认为一国对外贸易水平是衡量该国FDI流出的对外投资条件。因此，假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水平成正向关系，用出口额作为对外贸易水平的变量。

假设4：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越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量越大。

理论基础：Dunning（2001）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会把海外企业的所有权优势转移给国内企业，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是正向关系。以中国为例，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会带给中国企业以高效的管理模式、先进的技术水平以及更多的投资机会，形成持久的示范效应，从而提升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中国企业主动进行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关于这种外溢效应，Duran&Ubed（a2001）也曾指出。但是，本文认为直接使用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额作为衡量外商直接投资是不科学的，这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的前提是母国足够大程度地利用外国资本。只有母国企业充分利用外国进入的资本，其管理和技术水平以及投资机会的把握能力才会得到显著的提升。因此本文假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成一个正向的关系，且使用实际利用外资额作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变量。

假设5：东道国货币相对于人民币的价值越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量也越大。

理论基础：一般来说，汇率对于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难以估计。然而，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充足的外汇储备和坚挺的人民币币值的支持下强劲增长，这似乎映射出两者具有一定的关系，尤其在传统的优势行业。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近年来人民币的持续升值标志着中国已经逐渐成为货币相对强势国家。Alibe（r1970）认为，在购买力优势和资本成本优势的促使下，FDI会从货币相对强势国家流向货币相对弱势国家。若母国的货币处于强势地位，母国的资本成本也会较低，即母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就可以以较低的折现率来资本化其在东道国市场上的未来收益，这在理论上提高了母国企业未来现金流的净现值；同时，货币强势地位的国家的企业可以花费更少的钱购买东道国的生产要素，这也刺激了这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因此，基于目前人民币汇率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以及理论，本文假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人民币汇率成一个反向的关系。根据上述假设条件以及变量的设定，本文构建如下模型来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检验：其中，t表示年份，μ 表示白噪声，其零均值，且等方差。本模型对所有变量进行对数处理。OFDI表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GDPPC表示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SCHO表示中国的教育费用支出；EXPO 表示中国的对外贸易出口额；IFDI 表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EXCH 表示人民币汇率。各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期影响见表2。

（三）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研究在验证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时，数据来源主要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告》、《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等相关材料。因变量和解释变量的样本选取年限为1985年至2008年。其中，2003-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版，1985-200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在解释变量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教育费用支出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版；实际利用外资额，出口额和人民币汇率的数据来自《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9版。汇率采用外汇汇率表示法，即用100美元作为标准，折算为一定数量的人民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单位是美元，其他经济变量的单位是亿美元。由于教育费用支出的数据是不完整的，即1985-1991年和2008年教育费用支出的数据是缺失值，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缺失值进行有效地处理。本文的处理方法如下：根据中国教育费用原始数据作图4，发现1992-2007 年中国教育费用额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因此判定可以使用年平均增长率计算缺失年份的数据。中国教育费用支出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9.43%，然后运用该值计算1985-1991年和2008年的缺失数据。（四）数据处理及分析

1.数据相关及共线性

根据各变量1985-2008年的样本分析，显示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教育费用、实际利用外资额和出口额都随着时间呈上升趋势，因此需要对这些解释变量进行皮尔逊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在显著性水平为1%的情况下，所有变量间的相关都是显著的。在考察相关系数矩阵后，我们发现几乎除EXCH 的自变量之间都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比如 GDPPC 与 SCHO，SCHO 与 EXPO，EXPO 与 GDPPC 等等。由于多重共线性可能造成参数估计量的无效，所以需要对模型的设定进行处理。本文将采用差分法来改进模型的设定，实现多重共线性的消除。

2.平稳性检验

一般来说，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时间序列数据通常是非平稳的，而且主要的经济变量如消费、收入、价格往往表现为一致的上升或下降。这样，从非平稳性的角度看，若仍通过经典的因果关系模型进行分析，则一般不会得到有意义的结果，因此必须首先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主要采用的是扩展的狄克—福勒检验法（ADF检验）。本文的时间序列数据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且均值不为零，因此在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时，应选择包含常数和时间趋势项的检验方程，即：Δyt=c+δt+γyt-1+εt（2）表4给出了ADF单位根检验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变量LogOFDI、LogGDPPC、LogSCHO、LogEXPO、Lo-gIFDI 和 LogEXCH 的 ADF 统计量分别是-2.27、-1.22、-0.81、-2.72、-2.09 和-0.68，均不能拒绝置信水平为90%的原假设；但所有变量的时间序列在经过一次差分后都变成平稳的，因此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满足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检验的条件。同时，利用差分还有效消除了各变量间的多重共线问题。

3.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基础上，为考察各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需要对一阶差分的各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是指各解释变量的前期变化可以有效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变量的变化，当两个变量在时间上有先导—滞后关系时，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是从统计上考察这种关系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即主要是一个变量过去的行为在影响另一个变量的当前行为？还是双方的过去行为在相互影响着对方的当前行为？在表5中给出了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共列出八个格兰杰因果检验。根据p值可知，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和出口额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即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MF-DI）和出口额（MEXPO）的前期变化可以有效地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变动。同时，我们也可以很快地判断，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MGDP），教育费用（MSCHO）以及人民币汇率（MEXCH）这三个解释变量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并不明确。然而，依据格兰杰因果检验6,7和8,这三个变量的变动却可以很有效地解释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MFDI）。因此本研究在方程（1）的基础上构建如下计量模型：假定在时间序列中的连续三期表示为T-2，T-1和T。在T-1时期，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和出口额的变动能够有效地解释T时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变动；在T-2时期，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教育费用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可以有效解释T-1时期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变动，从而间接对T时期中国FDI流出的变动给予了解释。因此，方程（1）可以改进为如下形式：

4.协整检验及内生性检验

接下来，需要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有许多研究表明基于国内投资、海外投资和商业周期的宏观层面数据可能是协整的（King, Plosser, Stock&Watson, 1991;Love & Lage-Hidalgo, 2000），因此本文也将通过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判断模型的长期均衡关系。本文的协整关系检验采用基于最大特征值检验的JJ检验。同时也进行内生性检验，用于检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其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表6显示各变量之间至少有三个协整向量，这六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关系。由于存在协整关系，本文将使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进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分析。另外，为更准确地估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还需要对所建立的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以考察因变量LogOFDI和各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本研究采用VAR模型中的Wald－Granger检验，以检验内生变量是否可以被作为外生变量看待。VAR模型是自回归模型的联立形式，VAR模型的结构与两个参数有关：一个是所含变量个数N，一个是最大滞后阶数k。表7给出了内生性检验的结果。从结果可知，五个解释变量中只有LogEXPO在置信水平90%下拒绝了原假设，这表示中国出口受到中国FDI流出的影响，两者具有反向的因果关系，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变化会影响中国出口的变化。即得出中国出口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2004 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增长迅速，这也伴随着中国对外出口的增加。1985-2003 年中国对外出口额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7.07%，而2004-2008年出口的年均增长率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约为26.83%。可以说两者呈现出同向变动的趋势。

5.基于VEC模型的分析

由于各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本研究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进行分析，以考察因变量和解释变量间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首先，我们设定各变量的滞后阶数以及区分各变量是否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内生变量。因为变量观测值是年度数据，而鉴于本文的样本数据范围较小，因此，一般来说建立滞后2期足以消除随机误差项中存在的自相关。Sims提出的用似然比统计量来选择滞后项值，其判断标准是，如果似然比统计量的值小于临界值，则认为新增加的滞后变量对VEC模型毫无意义，本文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根据方程式（3）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可知，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教育费用以及人民币汇率无法直接有效地解释中国FDI流出的变动，因此本研究将这三个变量归为外生变量，在VEC模型中分别用LogGDPPC(-2)、LogSCHO(-2)和LogEXCH(-2)来表示。外资直接利用额和出口则作为内生变量考察，选取的滞后阶数为1。然后进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估计各变量的参数。表8给出了各参数的具体数值及t统计量。另外，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结果AIC值和SC值分别是-2.151591和-0.812585，相对较小，这说明本文构建的VEC模型是有效的。可决系数和调整后的可决系数分别是0.786860和0.680290，因此拟合程度可以接受。

（五）结果与讨论

表8的结果有效地检验了提出的五条假设。

假设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为变量）成正向关系。

从结果中可以看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中国FDI流出的最显著因素。其二阶滞后序列所对应的参数估计值显著，约为5.22，这说明t-2时期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t时期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也将有较大并且正向的变动。该结论与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相一致，有效地验证了描述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假设条件。

假设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成本（以教育费用为变量）成正相关。

教育费用的二阶滞后序列所对应的参数估计值显著，约为-4.46，这说明在t-2时期中国更高比重的教育费用支出会导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减小。更多的教育费用对FDI流出产生的效应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从短期来看，更多的教育费用导致母国环境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企业的竞争力严重下降，没有更多的资本进行海外投资。从长期来看，教育费用支出的不断加大会提高母国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增强跨国企业的人才储备，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另外，教育费用增加所带来的高成本还会促进低成本战略的企业不得不寻求海外投资。在VEC模型中，只有误差修正项的参数估计值表示的是一种长期关系，其他变量的参数估计值则表示一种短期关系。因此从短期来看，估计结果较为符合实际情况。因此关于描述对外直接投资和教育费用的假设条件未通过检验。

假设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水平（以出口额为变量）成正相关。

在VEC模型的估计中，出口的参数估计值虽然为正数，但并不明显显著。因此无法验证假设中两者的正向关系。然而，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内生性检验，两者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这里不再赘述。参数并不显著的原因则可能是由于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和引导。例如，受政治影响，中国企业更偏重于投资于非洲和拉美国家或经济体，但是针对这两个地区的对外贸易出口总量却十分有限。

假设4：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越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量越大。

根据表8，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的参数估计值约为2.65，并且十分显著。这说明随着中国外资实际利用额的增长，中国企业将更多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将从外商直接投资中“吸收”先进的技术、管理模式以及更广的营销平台，并转化为自身的竞争力，海外投资就成为了一种必然。因此通过了对该假设的检验。

假设5：东道国货币相对于人民币的价值越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量也越大。

人民币汇率的二阶滞后序列所对应的参数估计值显著，约为2.27。这说明伴随着人民币汇率的升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也将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升高就意味着东道国货币相对于人民币的价值降低。该结论与美国金融学家阿利伯（Aliber, 1970）提出的“通货区域优势理论”相一致，即资本会从相对强势货币的国家流向相对弱势货币的国家。人民币汇率的升高意味着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资本成本降低，能以更少的钱购买东道国的生产要素，即中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得到了提升。这一检验结论也说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是一种提升企业效率的战略选择。因此本研究接受该假设。

（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因素

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不断制定鼓励和扶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和措施，如简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审批程序，放宽对外汇的管制，信息服务以及财政和资金上的支持，尤其是2000年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目前已是中国经济开放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走出去”战略正式被写入“十五计划”，要求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金融、保险、外汇、财税、人才、法律、信息服务、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确保“走出去”战略的有效实施。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宗旨在于扶植有国际投资潜力的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以合理分配国内现有资源，提升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商务部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要负责该战略的实施和协调工作。“走出去”战略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是对外直接投资、国际工程承包和国际劳务合作。其中，对外直接投资是“走出去”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的部分制度规定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该战略的有效性（World InvestmentReport, 2006）。比如说，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审批程序过于复杂，对外汇使用的限制也过于严格（Yao & He, 2005）。而根据约束机制中关于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分类及描述，本文认为中国外资流入流出的审批程序和外汇政策可以看作是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人为障碍”，正是一般性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而中国“走出去”战略有效地鼓励和扶植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则是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措施的体现。因此，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因素需要分成两个步骤：先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再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性优惠。只有在良好的制度条件下，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四、结论

本研究以宏观视角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以及政策制度的角度，系统地分析了影响中国FDI流出的母国决定因素。对于可以定量的决定因素，如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中国劳动力成本、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以及中国海外投资的货币因素，本研究采用变量的方法进行实证的检验。其中，以人均GDP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以教育费用来衡量中国劳动力成本，以出口额和外资实际利用额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以人民币汇率来衡量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货币因素。根据实证检验的结果，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结论1：以人均GDP来衡量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最显著因素，并且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规模会继续扩大。

结论2：以教育费用来衡量的中国劳动力成本会显著地影响中国海外投资的规模，并且在短期内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会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减少。

结论3：以出口额和外资实际利用额来衡量的中国经济开放程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较为复杂。一方面，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双向的因果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经济开放程度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是相互影响的。另一方面，出口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而外资实际利用额是中国企业投资海外的显著的正的因素。若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是互补关系，则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开放，海外投资也将不断增加。若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是替代关系，则中国经济开放程度与海外投资的关系就取决于这种“替代效应”与外资实际利用额的正影响之间的博弈。

量化投资流程篇8

关键词：物流信息系统；效益分析；投资报酬率；净现值；内含报酬率

中图分类号：F27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100(2008)09-0109-03

Abstract：Thelogisticsinformationsystemisanimportantcomponentpartoflogisticssystem.Carringonthebenefitanalysistothissystemcanappraisetheoperationofenterprise''''slogisticsinformationsystemandinvestmentresults,offerthebasisfortheplanningandmakingpolicyoftheadministrativedepartmentsoflogisticsenterprises.Thebenefitanalysisoflogisticsinformationsystemcancarryonfromtwoaspectswhicharetheinvestment-returnofinformationtechniqueitemandthewholeperformanceoflogisticssystem.Seefromtheinvestmentangle,itsevaluationmethodincludesinvestmentrecoveryperiodmethod,investment-returnratiomethod,netpresentvaluemethod,internalrateofreturnmethod,comprehensiveevaluationmethodetc;Seefromthewholeangleoflogisticssystem,theperformanceofinformationsystemsometimesnotnecessarilyistheincreaseoftheincomeofeconomy,buttheincreaseofworkefficiencyofoperatingsystemandtheincreaseofmanagementlevelandservicequalityofthewholelogisticssystem，financeindexandnon-financeindexsuchasinventoryturnover,accountsreceivablerateofturnover,orderprocessingspeed,customersatisfactionetc.areavailable.

Keywords：logisticsinformationsystem;benefitanalysis;investment-returnratio;netpresentvalue;internalrateofreturn

1物流信息系统效益分析概述

要进行效益分析，首先应了解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是一个多层次的、受多种因素制约的经济范畴。它是指在经济活动中投入（物化劳动的耗费和劳动占用之和）与产出（有效的劳动成果）的比较，是质与量的统一，只有当经济成果大于劳动耗费时，才有经济效益。信息系统的经济效益指在信息活动中投入和产出的比较，它包括信息系统自身的经济效益和由于该系统的使用而产生的经济效益。可以通过信息系统的效益分析来比较信息系统的投入与产出，从而评价信息系统的经济效益。

所谓效益分析是将对某一项目的投资与该项目未来产生的收益进行对比、分析，以评价该项目未来收益的大小及该项目投资的可行性，为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的计划和决策提供依据。而物流信息系统的效益分析是指通过对物流信息系统中各项信息技术的投资及其未来可能产生的收益进行对比、分析，评价某一信息技术的应用可能带来的效益及该项信息技术的可行性，为物流企业的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的计划和决策提供依据。这一效益可能体现在财务指标上，如收入的增加，物流成本的降低，也可能是一些非财务性的指标上，如工作效率、服务水平的提高和客户满意度的增加等。

2物流信息系统效益分析的特点

物流信息系统的特点决定了物流信息成本效益分析的特殊性。物流信息效益分析的特点如下：

（1）物流信息系统是一个贯穿整个物流活动过程的系统。其综合性强、涉及部门多、信息种类复杂，因此不能以单个的子系统作为成本对象来分析和研究，而只能从物流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益来评价。

（2）物流信息系统成本高、投资大，因此不能只看投资后短期内的效益，而应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来分析和评价未来若干年内的效益和发展趋势。

（3）物流信息系统涉及的信息技术较多，应按具体的信息技术项目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4）由于物流信息系统是为物流作业系统服务的，因此在评价某一信息技术的效益时，应结合作业系统的相关指标进行分析和评价。

3物流信息系统的效益分析方法

物流的“第三利润源”是通过物流现代化创造出来的。而物流现代化离不开先进的物流信息技术。物流信息化不仅仅是降低了物流成本，更主要的是提高了物流服务的可靠性、精确性及高效率。因此，在对物流信息系统的效益进行分析时，应从信息技术的项目投资回报分析和物流系统的整体效益分析两个方面进行。

3.1从投资角度看物流信息系统的成本效益

3.1.1投资回收期法

投资回收期是指收回全部投资所需的时间。其基本原理是：通过对投资方案总额和预计现金流量之间相互关系的计算，确定需多长时间可以将原投入的资金全部收回。其计算方法由静态法（不考虑货币资金的时间价值）和动态法（考虑货币资金的时间价值）两种，静态法的计算公式如下：投资回收期=原始投资额÷每年营业现金净流量。

例如：某物流企业欲投资购买条形码识读及打印等一系列设备，总价值为21万元，该企业以后每年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10万元，则投资回收期为21÷10=2.1年。可将该回收期与标准投资回收期进行比较，以确定是否进行该投资及该投资在经营期内的效益。

投资回收期的计算比较简便，易于理解，可促使企业尽最大努力提高经济效益，缩短投资回收期，减少投资风险。但没有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也没有考虑在项目周期内回收期满的现金流量状况。

3.1.2投资报酬率法

投资报酬率是投资方案的平均投资额同该投资项目未来期间的平均净收益之间的比率。其基本原理是：按有关投资方案的有效期限，分别计算其平均投资额和平均净收益及二者的比率，确定该投资方案在未来投资期限内的平均投资报酬水平。投资报酬率越高，说明投资效益越好。其公式如下：投资报酬率=年平均净收益÷年平均投资额×100%；

年平均净收益=有效期间内各年净收益总额÷有效期间×100%；

年平均投资额=有效期间内各年平均投资余额之和÷有效期间×100%。

例如：某生产企业为进行生产流程再造和现有资源的整合，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提高，要投资购买ERP软件。预计投资额为100万元，该软件投入运营后，由于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预计每年可为企业带来净收益如表1所示：（软件的使用期限为8年）。单位为万元。

则该项目的投资报酬率计算如下：年平均投资额=100÷8=12.5（万元）；

年平均净收益=（3＋3.5＋4＋4.5＋4.5＋4.5＋4＋4）÷8=4；

投资报酬率=4÷12.5×100%=32%。

通过计算可知，该项目的投资报酬率为32.5%。与该项目的平均报酬率或企业的预计投资报酬率进行对比以确定该项目是否可行。

对于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物流企业来说，该方法可用以评价投资方案的经济效益，是一种较理想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但该方法同样没有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

3.1.3净现值法

净现值法是指某一投资方案未来现金流入量的现值与现金流出量的现值之差。其原理是：将某投资项目投产后的现金流量按照预定的投资报酬率折算到该项目开始建设的当年，以确定折现后的现金流入量、现金流出量及其差额。若差额为正数，表明不仅能获得符合预期报酬的利益，还能得到正值差额表示的现值利益。反之，则表明投资收益低于预定报酬率，投资者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净现值的公式如下：

净现值（NPV）＝各年现金流入量的现值之和－原始投资额

该方法由于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因素，能够反映投资方案的净收益，是一种较好的分析方法。

3.1.4内含报酬率法

内含报酬率法是指能够使未来现金流入量现值等于未来现金流出量现值的贴现率。它是指一项长期投资方案在其寿命周期内按现值计算的实际可能达到的投资报酬率。其基本原理是：在任何一个投资方案中，客观存在着一个报酬率，它能使投资方案各年的现金净流量折现后的未来报酬总现值等于该投资方案的原始投资额。内含报酬率实际上是投资项目的真实报酬率。

该方法主要是确定一个合适的资金成本率，若内含报酬率大于资金成本率，则方案可行。内含报酬率法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反映了投资项目的真实报酬率。但计算过程比较复杂。

3.1.5综合评价法

由于上述方法各具特点，评价的客观要求与经济目的也不尽相同，同时由于信息活动的特殊性，单一评价方法的可靠性、科学性有一定局限，可同时使用多种评价方法，全面、完善地对物流信息系统进行评价。

3.2从物流系统的整体角度看物流信息系统的效益

信息系统的效益有时不一定是经济上收益的增加，而是作业系统工作效率的提高和整个物流系统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可用相关的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来表示。这些相关指标有：

（1）订单处理速度。订单处理速度＝处理的单据数÷处理单据的时间（票/小时）。完善的信息系统会使订单处理速度加快、准确率提高。

（2）物流信息处理率。物流信息处理率＝物流信息处理数量（传票张数等）÷标准物流信息处理数（传票张数等）。完善的信息系统会使物流信息处理率提高。

（3）存货周转率（次数）。存货周转率（次数）＝销货成本÷平均存货额。良好的信息系统和先进的物流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使企业的存货周转率增加，存货周期缩短，从而使存货的储存成本降低。

（4）应收账款周转率。准确、及时的物流及财务信息可能会使企业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增加，应收账款的回收期缩短，从而减少资金成本。

（5）客户满意度。一个完善的物流信息系统能提供准确、及时和丰富的物流信息，能满足客户的实时信息查询，提供及时、完善的售后服务，从而提高客户满意度。

（6）信息准确率。完善的物流信息系统和EDI、条形码等信息技术的应用会使信息的准确率大大提高。

（7）员工素质（包括计算机操作技能、工作流程的标准化及工作效率）。现代化的物流信息系统和先进信息技术的应用会促使员工掌握计算机操作技能，同时也会使其工作更符合信息化和标准化的要求。

（8）准时装运率。物流信息系统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会使准时装运率有较大提高。

（9）满足程度指标。满足程度指标指满足要求数量与总服务数量的比率（％），一般用拣选准确率、存货准确率、品类完成率等指标反映。一个完善的物流信息系统会使满足程度提高。

（10）信息查询速度。完善物流信息系统和先进信息技术会使信息查询速度大大提高。

（11）缺货率。完善的物流信息系统会使商品的缺货率大大降低。

（12）业务出错率。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及EDI等先进信息技术的应用会使业务出错率大大降低。

（13）货运空载率。GIS和GPS技术的运用会使货运空载率大大降低。

以上仅列举了物流系统的部分指标，还有很多指标反映信息系统运行后的效果。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利用上述效益分析法对物流信息系统经济效益进行分析评价，在确定方案的可行性及在实际运作中各种方案选择的经济可行性方面提供参考和依据，为各种经营决策提供信息保障。然而，实践中信息系统的成本效益分析仍存在着一些难度：

（1）收益确定不够准确。信息的共享性使其所提供的收益具有多面性，同时收益的获得具有延迟性，很难一次性确定。也不能全部在账面上体现出来。因此经济学意义上的收益只是所有收益的一小部分，无法用统一标准去融合各方面收益，这就造成收益评价结果偏高或偏低，难以准确确定。

（2）效益指标不够完善。效益是一动态因子，不能十分精确地简括成一定数量的指标或数学公式，它是多重指标体系构成的，是由组织目标的多重性所决定的。因此虽然可以用多个指标来表示物流信息系统的运行效益，但既然收益难以准确确定，那么我们是在使用一套不够完善的指标来表达总的效益。应在系统的运行过程中不断用一些新的指标来补充和完善现有的指标体系。

以上问题，使我们难以用传统经济学原理和方法完全分析出物流信息系统的经济效益。但在一定条件下，信息系统的效益分析仍能较好地评价系统管理水平、经营水平以及经济效益。结合具体实践，不断检验才能找到合适的评价方法。也只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能完善物流信息系统的效益分析方法，使其发挥应有的评价作用。

参考文献：

量化投资流程篇9

【关键词】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 企业决策 财务分析

现金流量表是国际上通用的会计报表之一,它是反映企业一定期间内有关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流入和流出信息的会计报表,它是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编制的财务报表,所以最能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现金流动情况。长期以来,我国的企业都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着重编制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而忽略对现金流量的管理,给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了一定损失。从某种程度上讲,现金流量表比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更能反映出企业的财务安全性。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切实加强对现金流量表的分析和利用,对加强企业管理,提高财务决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一、现金流量信息与企业经营活动的联系

现金流量是企业在某一特定期间内现金的流入和流出数量。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全过程都伴随着资金的流入和流出。具体而言,企业的经营活动可以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筹资活动、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首先,在筹资活动中,企业进行生产所需要的固定资产等费用需要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或者向银行贷款的方式取得,并且要取得足够的资产才能保障生产的顺利进行。同时,企业在筹资时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即股利和利息,相当于现金流出。其次,在经营活动过程中,企业需要一定的材料、人工及制造费用生产出可供销售的产品,生产的过程是现金流出的过程,需要用销售环节中实现的收入来增加现金流入。再次,企业想要扩大再生产就必须不断进行投资,如果企业未能通过筹资或生产经营过程获得足够的增量现金,那么企业就无法进行扩张。期末,股东和债权人的目的就是要分享企业利润,而企业利润的形成是以现金流量的增加为基础的。

二、对企业现金流量进行分析的目的

1、从动态角度考察资金的来龙去脉

现金流量表中列示了企业所有资金的流入和流出状况,包括企业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净增加额,以及是由哪种活动产生的这一增量,从而真实准确地反映企业每项资金的来龙去脉,有利于管理者进行资金的跟踪调查,防止“小金库”行为的发生。

2、评价企业的获利能力

现金流量表是按照收付实现制原则编制的,它准确反映了企业某一会计期间的现金流入和流出情况,是反映企业真实详细情况的晴雨表。当企业没有跨期收付业务时,原则上现金流量表中的数额和利润表中的净利润额是一致的,但在实际生产经营活动中,往往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说“盈利必须辅以良好的现金流入”才是最好的,通过对企业的现金流量和净利润数值进行比较,可以判断某个企业的收益质量高低。

3、判断企业的偿债能力

企业的偿债能力与其资产的流动性有很大的关系,而现金是流动性最强的资产。通过对现金流量表信息进行分析,合理评价企业的现金存量以及清偿到期债务的能力,有利于避免企业因不能按期支付利息和股利而承担财务风险的困境。

4、评价企业的筹资和投资能力

良好的现金流量表信息能够增大社会公众对企业的信任度,增强投资者和债权人的信心,筹资能力增强。此外,增大筹资促进了企业的生产销售循环,使现金流量增大,为企业进行投资、扩大再生产提供了基础,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三、现金流量表信息在企业决策中的作用

企业编制现金流量表的最初目的就是更好地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现金流量,为企业进行财务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随着经济的发展,现金流量表信息对企业决策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为企业管理者进行财务决策提供重要信息

企业管理者受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驱使,会密切关注企业的获利能力、市场机遇、发展潜力和各种风险水平。对管理层来说,就是要求对现金流量表进行动态分析,不仅要分析企业投资者和债权人所关心的获利能力和偿债能力,还要分析投资和筹资效果,重视发展能力的预测,分析预期投资收益率和实际收益率产生差异的影响因素,以便在流动性和收益性之间做出最佳选择,实现企业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

2、为投资者和债权人进行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投资者进行投资时最关注的就是获得投资报酬的能力,债权人提供短期或长期贷款是为获得贷款利息。具体到企业,投资者和债权人会关注企业是否有足够的现金支付,能否保持较高的获利能力。长期以来,利润表中的净利润一直被视为反映企业获利能力的重要指标,但受各种主客观原因的影响,企业在一定期间内获得的利润并不代表企业真正的偿债或支付能力,在某些情况下,企业利润表中反映的经营业绩很可观,但可动用的现金很少,资产变现能力差,或者利润表中利润很少,但支付能力较强。而现金流量表能克服利润表的这方面缺陷,公正、客观地反映企业的盈利状况,因而越来越受到公众的青睐,成为投资者和债权人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

3、为企业之间开展信用往来提供了财务支持

一方面,企业为扩大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会采用应收货款的方式销售产品。这时企业要考核赊购方的信用情况。当前对信用的考察不再是单纯分析各项利润指标,而是具体到企业的现金流量情况,因为现金流量信息最能反映企业的支付能力。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大,跨国业务也越来越频繁,仅仅依靠企业自身以及本国的资金积累已经很难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企业在各个国家之间互相提供商业信贷,贷方要以借方的现金流量信息为依据决定贷款的种类与数量,因此,现金流量表为保障信贷双方的信用往来提供有效的财务信息支持。

4、对高校现金流量教学工作进行监督

我国的准则起步较晚,在1999年才颁布了现金流量表准则,2000年起大型企业开始编制现金流量表。由于现金流量表的编制过程复杂繁琐,高校会计课程中往往忽视对会计专业学生进行现金流量表编制的辅导,导致很多毕业生走向工作岗位时未能掌握编制现金流量表的基本方法和技巧。随着现金流量表信息的广泛使用以及在财务决策中的重要作用,高校应当加强对现金流量表编制内容的学习,使所有财务人员都具备这方面的能力。

四、企业如何对现金流量表进行分析

1、直接分析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这一过程中的现金流量主要是企业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产生的。若现金流量为正值,说明企业的经营活动开展正常,能够通过产品销售或提供劳务所产生的现金流入量抵减产生的现金流出量。净现值较大时,说明企业经营活动过程中的现金流量不仅能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还能补偿当期非现金消耗性成本,支付现金股利或为企业的投资活动提供内部资金支持。一般认为,净现值数额越大,企业的业绩越突出,营销状况越好。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为两部分:对内扩大投资和对外投资。对外投资产生的现金流量越大,说明被投资企业的获利能力越强,相对的,企业的投资决策水平就越高。如果在某一时期,企业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数额为正且较大时,说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能力较强,同时参与资本市场运作,进行股票或债券投资的能力就相对较强。相反,则说明企业的投资报酬率较低,不利于企业现金流量的增加。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企业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首先要满足企业的生产经营需要,但筹资是一把“双刃剑”,经营状况稳定时,企业进行债务融资有利于企业加强财务杠杆作用,实现更大收益,反之,则使企业面临着一定的偿债压力。如果企业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正值,说明企业的融资能力强,但企业能否到期支付本金和利息还要通过观察企业的资金使用情况来确定。如果净现金流量为负值,一方面,可能是企业的盈利水平较高,偿还了债务;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企业经营状况恶化,银行以及其他债权人收回投资,企业陷入财务困境,这时需要结合利润表做进一步分析。

2、结构分析

对现金流量表的信息进行结构分析就是分别计算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过程产生的现金流量的比重。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比重较高说明企业经营活动带来的现金流量大,企业发展潜力好;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比重高说明企业的投资效益好;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比率高说明企业的生产经营主要依靠筹资,而实际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现金流量很低,对企业的发展不利。但也有特殊情况,比如我国的房地产业,在开发阶段,筹资现金流量比重很大,因为建设款主要来自银行贷款,但在销售阶段,大量的资金流入企业,贷款逐步得到偿付,该比例就会显著下降。

3、指标分析

(1)获利能力分析指标。通过现金流量表分析企业的获利能力主要参考企业的现金流入能力。将经营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现金流量与利润表中净利润进行对比,分析企业的收益质量,防止利润操纵行为的发生。如果两者差距过大,说明企业有虚增或虚减利润的可能性,需要进一步分析企业的存货和应收账款的变现能力,确定企业的实际获利水平。

(2)偿债能力分析指标。对偿债能力的分析主要借助于现金流动负债率,也就是说一定的流动负债中有多少现金作保障。如果指标太低,则意味着可用于偿还流动负债的现金很少,企业隐含债务危机。此外,还可以利用现金到期债务率和现金债务总额等指标来衡量企业的偿债能力。

(3)股利支付能力分析指标。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引入现金股利支付率和广义现金支付比率来评价企业支付股利的能力。现金股利支付率越高,广义现金支付比率越大,企业支付股利的能力就越强。按现金流量反映的股利支付率更能体现支付股东股利的现金来源及其可靠程度,即每股现金流量比每股利润更能说明企业的股利支付能力。

(4)扩大再投资分析指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现金流量除了维持正常的生产活动外,还要补偿长期经营性资产的损耗和摊销,支付到期债务和现金股利。企业的经营现金流量在扣除了补偿性费用和资金成本之后还有剩余,就可以用作扩大再生产。即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企业投资付出现金和营运资金相比,指标越高,可用于再投资的现金就越多。

综上所述,现金流量表信息是会计信息的核心内容,企业管理当局应当将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综合起来进行财务预测和分析,以及时识别和防范潜在风险。在商业信用和金融业日益发达的今天,企业必须利用现金流量信息进行科学决策,最大限度降低风险和损失的发生,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

【参考文献】

[1] 孙鸿玮:应用现金流量分析企业财务状况[J].科技创新导报,2007(35).

[2] 李敏:现金流量表信息对企业决策的帮助[J].当代经济,2010(1).

量化投资流程篇10

【关键词】 投资项目； 敏感性分析； Excel； 模拟运算表

投资项目敏感性分析是投资项目决策中常用的一种重要的分析方法，它是通过保持其他假设变量不变，调整某个假设变量的取值，计算改变后的评价指标内部收益率（IRR）或净现值（NPV）的影响，不断重复测算；然后将所有变动结果同基本分析结合起来，根据评价指标的变动程度判断项目的风险大小，并决定项目是否可行。

一、敏感性分析的步骤

（一）确定敏感性分析指标

一般选择项目IRR与NPV指标作为分析对象。

（二）选择不确定性因素（假设变量）

影响项目经济效益的因素很多，敏感性分析通常选择对投资项目资金流量起主要作用的因素，包括项目投资额、营业收入与经营成本。

（三）确定不确定性因素的变化范围

一般选择±20%、±15%、±10%，以5%为间隔，变化范围越大，需要测算的次数越多。

（四）进行敏感性分析并找出敏感性因素

分别对投资额、营业收入、经营成本按变化范围进行测算，得到不同变化范围下的IRR与NPV。如本例不确定性因素的变化范围选择±20%，则需要测算8（变化率）×3（不确定因素）×2（分析指标）共48次，过程较为繁琐。

（五）编制敏感性分析表，绘制敏感性分析图

二、案例资料

甲项目固定资产投资120万元，其中第1年年初和第2年年初投资分别为70万元和50万元，第1年年末项目竣工并投入试生产；项目生产期10年，固定资产直线法折旧，预计净残值率10%；项目投产时需垫支流动资金50万元，第1年年末支付30万元，第2年年末支付20万元，项目结束时收回；项目投产后第1年营业收入60万元、第2年80万元，第3―8年100万元/年，第9年每年减少为85万元，第10年减少为60万元，项目投产后第1年经营成本38万元，第2年45万元，第3―8年65万元/年，第9年减少到48万元，第10年减少到35万元；该企业适用所得税率为25%，基准折现率10%。根据以上资料，甲项目投资现金流量表（简表）与基本评价结果如表1所示。

为进行敏感性分析，表1中回收固定资产余值（N6）、回收流动资金（N7）、调整所得税等项目都应设计为公式自动计算，因为当投资、收入与经营成本发生变化时，其结果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其中公式：

三、运用Excel模拟运算表进行投资项目敏感性分析设计思路

如何利用Excel进行投资项目敏感性分析，现有的做法归纳有两种：一是枚举法。先设计一个NPV与IRR的基本计算表，其中NPV与IRR运用Excel公式计算；然后对每个不确定性因素（假设变量）按变化率分别测算，得到各变量不同变化率的评价结果。这种方法仅解决了NPV与IRR的自动计算问题，但未简化繁琐的测算过程。二是利用Excel“窗体”中的“微调项”工具按钮设置变化程度，通过移动滚动条得到每一变量不同变化程度下的评价指标。这种做法必须假设投资是一次性投入，收入、经营成本在不同的时期保持不变，而现实中大多数项目是分期投资的，收入与经营成本在投产前期受投产率影响逐渐提高，临近项目结束时因产能下降而逐渐下降。本文案例按此情况设计。另外，现有的两种做法测算的结果不能保存，每做一次测算都需要单独记录评价结果。因此在设计中应解决分别测算问题、测算结果保存问题以及分期投资、收入、经营成本在不同时期不等的问题。

Excel模拟运算表是一种只需一步操作就能计算出所有变化的模拟分析工具。它可以显示公式中某些值的变化对计算结果的影响，为同时求解某一运算中所有可能的变化值组合提供了捷径。因此运用Excel模拟运算表能很好地解决敏感分析中的分别测算问题和测算结果保存问题。但如何解决分期投资、收入、经营成本在不同时期不等的问题，则需要单独设计。模拟运算表中引用行或列是对应原计算公式中的一个单元格。显然，表1中投资、收入与经营成本的行引用在NPV与IRR的计算公式中都是多个单元格。因此运用Excel模拟运算表的难点是解决行单元格的引用问题。

为此，本文创新地设置一个不确定性因素基本系数区域，将不确定因素的基本系数乘到基本现金流量表运算公式中，模拟运算表只需将引用行或列单元格设为基本系数就可以解决1个单元格的问题了。

四、运用Excel模拟运算表实现投资项目敏感性分析

第1步：将“项目投资现金流量表”复制到sheet2，将sheet2命名为“敏感性分析表”，表1“项目投资现金流量表”更名为“表2项目投资现金流量表（含基本系数）”。

第2步：设置不确定性因素基本系数区域（图1）。

第3步：用基本系数乘表2中的每个营业收入、建设投资、流动资金、经营成本，将基本系数与表2联结在一起。公式为：

经过以上处理，项目基本评价结果与表1结果完全一致。

第4步：利用模拟运算表得到各不确定性因素±20%变化区间的NPV与IRR（图2）。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测算，设置从0.8、0.85到1.2共9个变化区间。

在E24与E25单元格分别输入IRR与NPV的计算公式，E24=$C$18，E25=$C$19，选中E23：N25区域点菜单栏“工具”―“模拟运算表”，在引用行的单元格输入$C$23（固定资产投资的基本系数），就得到了9个变化区间的IRR与NPV的评价结果（见图2）。

对垫支流动资金测算，将E23：N25区域复制到E27：N29区域，将模拟运算表中引用行的单元格改为C24即完成，同理营业收入与经营成本见图3。

第5步：编制敏感性分析表（图4），绘制敏感性分析图（图5）。

将第3步模拟运算表中的计算结果直接复制到图4中的表3、表4中，就完成了敏感性分析表的编制。公式：

设C41=F24，C42=F28，C43=F32，C44=F36，向右填充，完成表3；设C48=F25，C49=F29，C50=F33，C51=F37，向右填充，完成表4。

根据图4中的表3、表4绘制敏感性分析图，如图5、图6。

从图5、图6结果看，甲项目营业收入敏感程度最高，当营业收入从降低20%到增长20%，IRR则从2.52%上升到19.47%，NPV从-54.12上升到79.72，依次是经营成本、建设投资、流动资金。比较各变化区间发现，甲项目当收入下降5%、经营成本增长10%、固定资产投资增加15%时，IRR与NPV均不可行，因此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应重点考察营业收入、经营成本与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可能的变化率，考虑其风险慎重决策。

五、结论

敏感性分析可以反映不确定性因素与项目经济效益的依存关系，有助于投资决策者了解项目在条件发生变化时的各种可能结果，从而可以预先考虑措施与对策，避免决策上的失误。本文所做创新设计一次性解决了内部收益率、净现值多次测算、记录等繁琐问题，使投资项目敏感性分析的过程得以自动实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