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金融论文十篇

量化金融论文篇1

关键词： 金融资产；经济增长；外部结构

一、引言

金融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在理论研究上一直存在着争议。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完全由实物部门决定。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的各类经济模型对金融市场的假设是：金融市场制度不变，金融变量只能被动地去适应经济增长的要求而不能主动地作用于经济增长[1]。因此无论是在古典增长理论、现代增长理论还是新增长理论中，金融市场不是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变量。

但是20世纪以来， 在众多的西方经济学家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的研究中，许多经济学家做出了金融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的结论。例如，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首次论证了金融结构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肖（Shaw，1973） 与麦金农（Mckinnon，1973）分别在金融深化论、金融压制论中， 阐述了一国金融体制与该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互相刺激、互相制约的关系。金和莱文（King and Levine，1993、1997）提出一系列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 并利用实证方法证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些学者的结论都是来源于各国的相关数据的比较，并没有从理论的高度来证明。当然也有经济学家持不同的观点。例如， 卢卡斯（Lucas，1988）认为经济学家普遍夸大了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市场的重要性， 金融市场最多只不过在经济增长中起到极其微小的作用。对于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国内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例如，戴根有（2000）认为，中国货币化率意味着中国整体支付风险在加大。赵志君（2000）认为，中国M2/GDP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极为微弱的，这是因为中国的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金融流程梗阻。刘明志（2001）认为中国货币化率水平由货币需求因素所决定。李扬（2001）认为中国所出现的货币化率上升（M2/GDP上升）和资本化率（资本存量/GDP值）上升是存在着特殊的社会背景，不仅限于货币化和资本市场深化的讨论，还应该从货币需求角度来讨论。尽管不同学者的结论不尽相同， 但可以肯定的是，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2]。

本文首先简单说明数据的来源，接着对我国金融资产外部结构的发展现状进行描述，最后对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演绎。本文对金融资产的结构变化侧重于对其外部结构的研究，是因为外部结构将金融与实体经济联系起来，更能说明金融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文章希望通过研究为中国金融业未来的发展寻找理论支持，促进金融体制的完善，并为宏观调控提供相关金融变量。

二、数据的选择

本文从资产流动性的角度把金融资产分为货币、债券和股票三类。货币又有流通中的现金M0和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三种定义。债券包括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其他金融债、企业债、国家投资债和国家投资公司债六类。股票分为A股、B股、N股和H股[3]。

在计量金融资产时，各种货币类金融资产都按《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和《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即期货币余额计量。债券，我们用当年债券余额来计量债券资产的总量。对于股票本文按市价总值进行计量[4]。

全部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存量之间的比例，是反映金融外部结构的最重要指标。对于实物资产的计量复杂性，我们沿用传统方法，用GDP代替实物资产存量 [5]。

三、金融资产的外部结构

各种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的比例构成了金融资产的外部结构，反映了该项金融资产在国民经济中相对重要程度。

从上表中可以发现，从1992年到2010年，中国的M2与GDP的比值从94.35%迅速提高到182.36%，19年的时期里增加了1倍，这在世界金融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同期，债券余额占GDP的比率从101.75%上升到182.87%。股票市场发展较晚，但股票市价总值占GDP的比率增长速度最快，在1992年到2010年的19年时间里，占GDP的比率从3.89%上升到66.69%。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资产的多样化，国民经济对金融的依存度迅速提高，三项金融资产总量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199.99%增加到2010年的431.92%。

金融发展并非单纯量的增长，各种金融资产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的增大只能说明他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如果金融扩张建立在高效率的基础上，那么这种扩张就会促进着经济增长总量和速度的提高，否则的话，这种扩张隐含着极大的危机。1992年至2010年，M2/GDP与GDP的增长率的相关系数是-0.5171，总金融资产与GDP比值和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是-0.4603，债券余额与GDP比值和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是-0.5023，股票市价总值与GDP比值和GDP增长率相关系数为-0.2281。这说明中国的金融虽然市场快速发展，但却没有促进宏观效益。另外我国的M2/GDP和总金融资产/GDP的相关系数高达0.95，说明货币化与金融深化的方向是一致的，但它们的增长并没有改变中国实体经济下滑的局面。

金融业的深化与经济的增长背道而驰说明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金融流程阻塞。一般来说，在金融资产流动性一定的条件下，金融资产的扩张能够促使经济规模的增大，但是由于银行投资管理水平仍未达到十分有效的水平，目前中国广义货币M2的增长被大量的银行不良资产所吞噬。虽然金融资产的扩张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增强，但是也出现了金融资产流动性和金融资产质量的下降以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金融效率下降的问题[6]。金融的发展除了规模扩张以外，更重要的是金融资产价格的合理程度和金融效率，后者从宏观上体现在单位货币对国民经济支持的力度上。金融体制的改革应更重视质量的提高，而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 [7]。

量化金融论文篇2

关 键 词：金融监管指数； 金融监管有效性；衡量

中图分类号：F8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2）01－0019－05

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国内金融机构众多，金融市场规模很大，相应地，美国也建立了较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 美国的金融监管堪称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监管体系，其监管机构众多，监管法律纷繁复杂。1999年通过的《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宣告美国实行混业经营， 但美国的金融监管组织架构却没有太大的调整， 美国进入了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时期。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后，美国最终于2009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根据该法案除了出台一些限制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条例之外，还设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 增加了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 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美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局面。那么，2000年以来，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 金融监管质量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本文通过总结既有理论提出了一种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新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并基于这种方法对美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进行总体的衡量和判断。

一、研究背景

研究背景之一来自于目前世界各国正在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针对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世界各国都正在或即将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但现有理论对金融监管体制的比较多采用定性的分析框架， 其基本思路是通过不同监管体制之间的优缺点比较来做出评价。 但定性比较很难做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且很难对金融监管改革的效果进行评价，而且缺乏前瞻性， 使得各国金融监管往往滞后于金融业的发展，从而使金融监管改革呈现“危机导向型”的特征。 本文想通过构建金融监管指数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定量研究， 进而为金融监管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另外，本文还希望通过金融监管指数的构建动态监测各国的金融监管质量， 并希望在金融监管水平大幅下降的时候提出预警， 进而使得金融监管改革更具有前瞻性。

研究背景之二来自于对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进行评价的需要。2000年至2007年，美国金融监管方面没有做出很大调整，进而引致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2009年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是否起到了大家所期待的效果， 目前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定量评价方法。

鉴于以上两点， 本文依据各国金融监管的目标构建了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框架， 并利用这一分析框架对2000～2008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进行衡量与评价。

二、 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问题的理论综述

所谓有效，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就是“能实现预期目的”，以此，我们可以将金融监管的有效定义为：“能实现预期的金融监管目的”。关于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主要包括两个问题： 第一是金融监管是否有效；第二是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衡量。

关于监管是否有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监管有效说和监管失灵论。监管有效说以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为代表， 监管失灵论以监管俘获说为代表。

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Stigler，1971；Becker和Stigler，1974）建立在政府拥有充分信息、为社会整体福利服务以及具有完全信用三个假设基础上，认为金融业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决定其脆弱性，且由于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不完全竞争和搭便车行为等， 私人不可能去监管那些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只有通过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才能够克服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改善金融机构的治理水平，从而提高金融运行的效率，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金融监管公共利益理论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积极鼓励政府参与银行的经营和管理，实现对金融的直接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增强政府金融监管的权力， 发挥政府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可以弥补市场失灵所带来的问题。

监管俘获说（Becker，1983；Tullock，1967；陆磊，2000）认为监管与公共利益无关，监管机构不过是被监管者俘获的猎物或俘虏而已。 这派理论的主要观点是： 政府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独立利益的特殊市场主体，它并不能最大化社会的福利。一方面，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往往会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所左右，因为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有积极性采取各种手段影响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这样，金融监管机构最后常常被俘获。另一方面，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过多管制行为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中寻租的机会，破坏了市场的正常竞争秩序，这就不利于金融的长期发展。因此，要充分发挥竞争和开放机制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 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对金融发展的抑制。

虽然在理论上存在着监管有效说和监管失灵论，但从实践上来看，目前各国对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基本达成了共识， 且各国基本都建立起了金融监管机构。根据统计 [1] ，世界共有192个国家建立了金融监管机构。

既然金融监管是必要的， 那么金融监管的效果如何呢？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问题。目前理论界较为常用的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模型主要有两个： 金融监管成本-收益模型和成本有效性分析模型。

金融监管成本-收益模型（秦宛顺、靳云汇、刘明志，1999）的主要思想是：金融监管都存在着一个有效边界的问题， 如果金融监管位于有效边界上或附近的一个区域内， 那么它就可以产生正的综合效应；如果金融监管超过了有效边界或区域，或者离边界很远， 那么它就很有可能会产生负的综合效应。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找能够有效分析金融监管效率，界定金融监管有效边界的量化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法是目前理论界研究这一问题运用得最多的方法。 金融监管的成本-收益分析其结果实际上就是一个金融监管的效率问题， 即用最低成本实现监管收益的最大化。但它存在的较大问题是：在现实中要计算监管的收益和由于没有实施监管而造成的损失是徒劳的， 因为这种收益和损失是假想中的，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难以量化。同时，各国的金融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无法全部由监管的成本和收益来反映。 成本收益分析只是在理论上论证了如何寻找优化本国的金融监管， 在实际操作中缺乏执行性。

鉴于成本-收益模型的缺陷性， 成本有效性分析模型（刘宇飞，1999）随即替代产生了。这种方法的基本思想就是在无法确定监管项目的具体收益大小时，可以用目标的完成程度取而代之，并计算出该收益与付出的成本之间的比例。 如果能够同样有效地完成目标，成本较小的方案要优于成本较高的方案。因此， 可以用有效程度与成本之比的最大化替代原有的成本-收益分析下收益与成本的最大化目标。在这种分析方法下， 虽然金融监管的收益仍难以量化，但由于其运用目标完成的程度（即监管的有效程度）替代了金融监管的收益，因此较为巧妙地避免了金融监管收益难以确定的难点， 从而在总体上能运用其来判断金融监管是否有效。但它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国家金融监管目标往往是多重的， 目标的完成程度的测度较为困难， 目前还没有较为成熟的量化分析方法。

鉴于以上两种方法的固有缺陷， 本文在成本有效性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金融监管有效性衡量的新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

三、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框架的构造及建立

从监管目标来看， 世界三大监管组织都制定了各自领域的监管规则，具体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银行监管过程较为强调安全性和公平性；证券监管强调安全性、效率性和稳定性；保险监管强调安全性和公平性。 之所以银行监管和保险监管不加入效率性指标， 主要因为效率性和安全性存在矛盾，特别对于银行业来说，由于存在系统性风险的传染主要载体， 所以各国一般较为避讳提金融效率问题。但由于发展经济是各国的首要目标，而一个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所以，总结起来，金融监管的目标总体应该包含三个：稳定性、效率性和公平性（蒂米奇・威塔斯，2000）。 安全性是指金融监管要确保金融系统的安全，避免金融风险的集聚、扩散和蔓延；效率性是指金融监管要确保金融系统的效率， 促进金融系统的发展； 公平性是指金融监管过程中要强调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确保公平对待金融消费者。这三个目标主要针对金融市场不完备性的三个方面，如表2所示。

虽然金融监管主要有三个目标，但本文认为，公平性目标从属于安全性目标和效率性目标，因为公平性目标涵盖于安全性和效率性目标之内，假如一国金融业未实现公平性，则从长期来看，该国金融业的安全性和效率性都会受到损害。

根据金融监管的安全性和效率性这两个目标， 我们构建了一套金融监管的指标体系，具体如表3所示。

一般来说， 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将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 所以本文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中引入了代表宏观经济稳定的三个指标，即通货膨胀率、CPI、银行不良资产比率来代表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性。而金融业效率主要包括银行的效率和股票市场的效率，所以，本文引入了4个金融效率指标：银行存贷比、银行一般管理成本、银行收入成本比和股票市场交易额占GDP比重，由此来代表金融业效率。

由于安全性目标和效率性目标存在替代关系，且这两方面的因素受各个经济或金融指标的影响，而这些指标由于单位和性质的不同， 无法直接进行横向比较， 所以我们需要将这些不同质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挑选出对金融监管指数影响最大的几个主要因素， 并确定这些因素在金融监管指数中所占的权重， 计算出金融监管指数。 最后通过比较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来进行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

四、 美国金融监管指数的建立及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

为了计算金融监管指数， 必须对其所包含指标的基本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 我们选取了美国2000～2008年的金融业安全性和效率性指标相关数据（见表4），各数据计算方法及来源如表5所示。

由于主成分分析需要各指标之间同向， 所以给通货膨胀率、CPI、银行不良资产率、银行一般管理成本、收入成本比加上负号，并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如表6所示。

运用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方差解释程度表和成分矩阵，如表7、表8所示。

根据前一部分对金融监管指数各影响因素的分析，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影响因素的权重。通过方差解释程度表（表7）我们可以看到，前2个因子对于总方差解释程度达到87.401%， 根据累计方差大于75%的原则， 故选取前2个因子代替所有7个因子进行估计。以前两个因子反映金融监管的总体情况，用Y1、Y2表示，每个主成分变量都是7个标准化变量的线性组合，其表达式为：

Y1=（-0.689）×Z’1+0.662×Z’2+0.989×Z’3+0.564×Z’4+0.916×Z’5+0.915×Z’6+（-0.874）×Z’7

Y2=0.419×Z’1+0.732×Z’2+（-0.039）×Z’3+（-0.766）×Z’4+0.065×Z’5+0.377×Z’6+0.149×Z’7

然后将标准化的原始数据矩阵与贡献程度向量相乘得到各主成分得分， 最后将各主成分得分按照其方差贡献率加权平均得到综合得分（即金融监管指数），如表9所示。

则美国2000～2009年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如图1所示，2000~2009年， 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中2000～2006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区间震荡格局，2006年以后，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大幅下降趋势。2001～2002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较低， 主要是受到2001年网络股泡沫破灭，加之后来的安然公司财务造假、世界通信公司财务欺诈、施乐公司财务虚报案件，极大地打击了美国投资者的信心， 影响了美国的金融监管质量。2002年美国通过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并强化了美国证监会的监管职能，使得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有所提高。2007年，由于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不断下滑，说明美国的金融监管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其金融业的发展要求，于是2009年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希望能够加强和改善美国的金融监管，但从目前的数据来看，还没有见到明显的效果。

综合本文得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 结合当前的形势和美国金融监管的现状， 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美国应该密切关注其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在金融监管指数出现拐点并呈现下降趋势时， 应该立即采取措施，加强其金融监管力度，确保金融业的稳定，防范金融危机。2001～2002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下降趋势，美国立即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致使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止跌回稳， 并逐步呈现上升趋势。 但2005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出现拐点，并逐步呈现下降趋势的时候，并未引起美国政府足够的重视，且并未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其金融监管， 最终导致了2007年的次贷危机。虽然美国于2009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希望加强并改善其金融监管，但为时已晚。

2． 金融监管要与金融业发展相适应， 在金融业经营体制发生变化的时候， 金融监管也要做出相应调整，否则将会制约金融业的长远发展。美国于1999年11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确立了混业经营制度，但在同期，美国的金融监管并未做出相应调整，致使金融监管与金融业发展不匹配，致使过去十年来，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金融监管质量不断下降，最终导致了次贷危机。

3． 在金融监管发展的过程中， 要注重金融安全性和效率性的平衡，不能顾此失彼，而应该尽量做到协调、均衡。2000年以来，美国金融业实现了混业经营，而其金融监管主要强调效率优先的原则，而忽视了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 这导致了美国金融企业的高杠杆性经营，并最终引起了次贷危机。

参考文献：

［1］Robert Pringle，2010. How countries supervise their banks，insurers and securities markets 2010［M］. Central banking publications.

［2］蒂米奇・威塔斯. 金融规管――变化中的游戏规则［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3］秦宛顺，靳云汇，刘明志. 金融监管的收益成本分析［J］．金融研究，1999（10）.

［4］叶永刚，张培. 中国金融监管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金融研究，2009（4）.

［5］江春，许立成. 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J］．金融研究，2005（4）.

［6］陆磊. 信息结构、利益集团与公共政策：当前金融监管制度选择中的理论问题［J］． 经济研究，2000（12） .

［7］刘宇飞. 国际金融监管的新发展［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8］Becker，G. and G. Stigler，1974. Lawenforcement，malfeasance，and the compensation of enforcers［J］．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3（Mar）：1-18.

［9］Becker，G.，1983. A theory of competition among pressure groups for political Influence［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98：371-400.

量化金融论文篇3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研究、实证检验和创新对策

 

一、 选题背景和意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均实现了快速发展。尽管到目前为止，我国金融部门尚无发生过大危机或系统性风险，但国内金融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却相当严峻。由此可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二者之间因果关系分析与内在作用机制研究，以及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的实证研究，对于丰富金融发展理论在我国的应用，分析我国金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金融发展的政策选择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和理论价值。更进一步说，该领域的研究对正处于金融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中国经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发展循环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课题关键问题及难点：

 

  本课题关键问题如下：

① 从理论上分析并揭示内生增长模型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机制。

② 结合现实国情，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演进路径和联系纽带。

③ 运用高等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和现代统计分析技术，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和趋势因果关系进行全面实证检验。

④ 紧密结合实证结果解释，提出创新政策建议。

本课题研究工作量巨大，难点众多，极富挑战性，主要包括：

① 需要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结合，综合运用金融经济学、制度经济学、高等计量经济学和现代统计分析技术，对综合运用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出极高要求。

② 涉及众多指标，需要数以百计的大量数据，数据搜集和处理工作量巨大。

③ 运用的计量实证方法超出本科教学要求，需要自学并灵活运用，任务重、难度大。

 

 

 

 

 

三、调研报告（或文献综述）：

 

与国外卷帙浩繁的研究文献相比，国内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为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现状作一视野广博的综述和分析，我们将根据研究对象和范围的不同，分三大类来阐述。

1、 对中国作整体研究

对中国整体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做出开创性贡献的是谈儒勇（1999）和史永东（1999）。谈儒勇选取了1993～1998年的季度数据，分别采用了M3与名义GDP的比值计算的金融深度指标（DEPTH），以及存款货币银行相对重要性指标（BANK）来反映金融中介体的总体规模，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DEPTH与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BANK则与经济增长之间正相关。而史永东等（1999）对我国1978～1999年的数据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后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双向因果关系。

此后，国内有许多学者如谈儒勇（2000），宾国强（1999），沈坤荣等等，依据金融深化的理论，以货币化进程或利率——储蓄——增长的循环入手研究了中国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他们使用的计量模型中采用传统的金融深度指标M2/GDP或者真实利率作为解释变量，对经济现实给出了较好的解释。然而，由于货币化程度和利率并不能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而且货币化并不是金融发展的全部内涵，所以这些分析的显著性从某种程度上被降低了。近年来，韩廷春（2002）直接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框架下引入金融发展的因素，并以中国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的结论是生产过程中的人力资本和R&D水平越高，非国有经济投资额占总投资额比例越大，则投资效率越高，从而经济增长越快。王志强和孙刚（2003）利用带有控制变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检验中国金融总体发展的规模扩张，结构调整和效率变化3个方面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结论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

2、 对中国各区域作比较研究

近年来，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但已有的研究在实证方法、模型构建和时间序列区间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缺陷。例如，张军洲（1995）认为区域的金融结构差异、差异互补和相互关联构成一国的区域金融体系，从而明确界定了区域金融研究范畴。但在研究方法上，张军洲更多的运用了理论分析和比较分析方法，实证研究明显不足。殷德生等（2000）以区域金融结构、区域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资源配置等视角强调了金融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但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区域金融测度方法和指标。周好文，钟永红（2004）通过利用多变量VAR系统的研究表明：金融中介的规模指标和效率指标与经济增长在各地区间的因果关系不一致，这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有直接关系。张海波，吴陶（2005）通过建立Panel  Data计量经济模型得出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因此各地区应继续深化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然而该固定影响平行数据模型没有进行深入的可靠性检验。

3、 对特定省或市作案例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具有代表性的是刘仁伍（2003）利用海南省1988～1999年的金融数据和大量案例，再现了海南金融发展历程，总结了海南金融结构畸形和金融发展缓慢的制度性原因。另外，张兵，胡俊伟（2003）以江苏省为例，运用金融发展的两个指标即货币化程度（M2/GDP）和证券化程度（S/GDP），得出江苏省的货币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证券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郑瑶，毛珍珍（2005）通过对浙江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定量研究，确认浙江的金融发展确实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但也发现在浙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金融深化水平不高、质量较差等问题，这些因素都妨碍了金融因素对浙江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发挥。

 

 

 

四、方案论证：

本人将在充分学习和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力图通过自己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以新的视角进行理论归纳和实证检验，得出新的结论，观点和建议。因此，毕业论文将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框架下，综合运用金融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高等计量经济学和现代统计分析技术等方法，揭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机制，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演进路径和联系纽带，两者改革开放以来的均衡关系和因果关系，并在实证解释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创新政策建议。无论是理论框架，计量方法，实证结论还是政策建议，本人都与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有所不同，体现了较强的创新性，鲜明的实效性和定量的可靠性。

全文主要内容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对国内外大量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文献进行详细回顾与综述，并对重要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同时还对研究该领域采用的计量，实证方法作概述和比较。本章构成全文的基础与起点。第二章，从理论上详细说明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揭示在理想条件下两者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第三章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与金融发展演进历程和现状进行分析，重点考察中国的经济金融化进程，中国的金融监管现状，定性描述我国经济改革与金融发展的联系纽带。第四章笔者将构建反映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全貌的指标体系，搜集大量数据运用高级计量经济学方法和现代统计分析技术，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数量相关关系和趋势因果关系进行全面检验。第五章，对计量实证得出的四组八个反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长期关系的VAR协整方程和八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进行综合经济解释，同时与江苏省的实证结果展开对比分析，揭示其在作用力度和因果关系上的异同。第六章，在前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基础上，将以优化结构，突破难点，扩大开放的角度提出进一步深化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促进金融发展及向经济较快平稳增长传导的创新对策。在全文的最后一章，笔者将给出主要结论，本文的创新之处和研究展望。

五、进度安排：

  

1-2周，选题，写开题报告

3-8周，收集资料及完成详细大纲

9-12周，完成论文初稿

13-14周，修改论文，定稿

15-16周，准备论文答辩和参加论文答辩

 

 

 

六、指导教师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七、教研组意见（或开题审查小组意见）：

 

 

 

  

 

 

量化金融论文篇4

关键词：两部门模型；二元经济；均衡增长路径

Abstract：Based on the two-section model， this paper creates a dual economy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model， and it discusses the equilibrium growth path of the model.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especially the transformation of dual economy structure.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continuous growths of financial department output could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dual economy structure; and the increasing of financial efficiency could also dri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dual economy structure.

Key Words：two-Section Model，dual structure，equilibrium growth path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4-0012-04

一、文献回顾

实践表明，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中的基本特征，二元经济理论在经过融合和创新之后又成为近期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之一。1954 年，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Lewis）在《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开创了研究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先河。他认为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市场化程度高、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现代“资本主义部门”和以传统方式进行生产、市场化程度低、劳动生产率很低的传统“维持生计”部门。前者以工业部门为代表， 后者以农业部门为代表。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现代工业部门不断扩张和传统农业部门不断缩小的过程， 这个过程是通过收入分配向利润倾斜所导致的现代工业部门迅速的资本积累以及现代工业部门不断从传统农业部门吸收剩余劳动力来实现的。此后， 费景汉和拉尼斯（Fei&Ranis，1961）、乔根森（Jorgenson，1961）、 哈里斯和托达罗 （Harrist&Todaro，1970）等人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补充和发展， 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问题。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通过改变有关前提建设、放松有关假定对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进行修订研究，这些理论对此已经做了系统整理，其中涉及了本世纪以前对二元经济结构出现原因和解释路径的反思，各次级二元经济结构的研究，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深入分析和二元经济下收入分配关系的再思考。

近年来，有关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引起普遍关注，许多学者对此进行研究，形成了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发展理论主要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说明各种金融变量的变化及金融制度变革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由此得出一国为促进经济增长所应采取的金融发展政策。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发展理论特别是金融深化理论已成为指导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主流理论，发展中国家金融体制改革的成就充分证明了金融发展理论的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由于发展中国家具有显著的二元经济结构，因此，对金融发展与二元结构转化的研究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金融深化理论的创始人之一麦金农在其开创性的研究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一种“被分割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企业和住户被严重隔绝， 以致它们面对的土地、劳动力、资本和产品， 有着不同的实际价格， 并且难以获得同等水平的生产技术”。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全”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存在两个割裂的金融市场:一方面拥有少数现代化的、正规的金融市场和组织，被称为“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面存在着大量落后的、传统的和非正规的金融活动，被称为“无组织的金融市场”。而且两个市场之间由于存在种种阻隔无法实现资金的有效流通、形成统一的金融市场。同时，麦金农用欧文・费雪的两时期模型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在金融抑制条件下， 取得信贷方面的不均等待遇会导致一个国家中出现低生产率的传统技术和高生产率的现代技术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而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发展政策有助于消除其二元经济结构。

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的转化。例如，金融发展将给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带来两个方面的变化: 其一，金融体系的总体规模将扩大， 可利用的金融资源增多； 其二， 金融体系的结构将得到优化， 金融分割的问题得到缓解。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将导致金融资源在农业与非农业部门间的配置趋于合理， 流向传统农业部门的资金相应增多。而农业部门得到资金之后， 可以用于技术革新， 改善生产条件，改良生产工具， 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的需求相应下降， 其劳动人口可以大量地向非农产业转移， 从而农村劳动者的人均收入也会相应增加。随着农业相对于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逐渐消失， 二元经济结构将逐渐弱化。当资本的供给赶上劳动力的供给时， 就实现了刘易斯所谓的二元经济转型。

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新古典和内生增长的单一部门模型是主要一方面，但两部门模型也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用它可以研究单一部门不能研究的问题， 如它可以在新古典框架内讨论具有不同生产部门的经济特征、经济结构变迁，以及人力资本模型内生增长等问题，为我们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个很好的视角。人们试图在新古典框架下用两部门模型解释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经济结构变化。如西班牙经济学家加尔比斯（Galbis， 1977）在接受麦金农基本结论与政策主张的基础上， 建立了一个两部门金融发展模型， 通过金融部门如何在现代部门和落后部门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解释了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 在社会资源一定的条件下， 改进金融中介储蓄和投资的配置机制， 使社会资源由生产效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效率高的部门， 可以加速整个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王少国（2003） 在借鉴“加尔比斯模型”的基础上， 构建了一个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两部门金融发展模型， 对金融发展在二元经济结构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其结果表明， 金融发展对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既有阻碍作用， 也有促进作用。

基于经济系统中不同的部门划分以及不同的增长理论框架，出现了多种两部门模型：（1）消费品、投资品的两部门模型；（2）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两部门模型；（3）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两部门模型；（4）物质、研发（技术）的两部门模型。

虽然目前国际上关于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命题在一般理论上的探讨已经相当成熟，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成果比较多，也提出了不少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实用价值的政策建议，但到目前关于金融发展在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中的作用问题仍然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也没有形成成熟的经济模型；同时，对于经济增长的认识主要偏重于经济总量增长方面，实证研究主要局限于运用金融深化指标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变动指标进行计量分析，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而中国是一个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上具有多重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经济体制二元结构及区域二元结构等，这些二元结构造成城乡之间、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以及各地区之间在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上的明显差异，使中国金融发展极不均衡。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尝试构建基于二元结构转化的金融发展模型，探索我国金融发展在二元经济转化中的作用机制。

二、包含金融部门的二元结构转化模型构建

（一）基本假设

为了考察二元结构转化与经济增长及金融发展的关系，本文将经济系统以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金融部门与实物部门两个角度来划分，令各部门的生产函数形式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函数），即，其增长率

。其中，表示技术水平， 表示资本对部门产出的贡献率即资本弹性，表示劳动力对部门产出的贡献率，即劳动力弹性。

1. 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其基本假设有：

（1）经济中只存在两个部门，部门1是落后的或低效率的农业部门，相对于部门1的资本存量存在过剩的劳动力；部门2是技术相对先进的工业等非农业部门。其中农业部门的投入要素是土地、劳动与技术，现代非农部门的投入要素是资本、劳动与技术。农业部门生产的农产品全部用于消费，现代非农部门的产出一部分用于最终消费，一部分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资本用于生产的再投入。公式中的下标表示部门投入变量。

（2）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

其中 表示土地，表示传统部门的劳动力，

是指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指数，它反映除土地和劳动投入之外对产出贡献的因素。

（3）非农部门的生产函数

是现代部门产出中用于再投入的生产要素，即资本， 表示资本投入于现代部门的比例，假定为常数。表示现代部门的劳动力，是指现代部门的技术进步指数，它反映除资本和劳动投入之外对产出贡献的因素。

（4）在t时期部门1和2的产出分别为和，两部门的劳动力和资本存量分别为 和 、 和 ，则两部门的总收入为：，同理可得、 。

2. 金融部门和实物部门。其基本假设有：

（1）系统中存在两个部门：金融部门和实物部门，每个部门都有同一个生产函数，公式中的下标表示部门投入变量。

（2）金融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在这里我们用金融部门的产出增长gF作为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

（3）实物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4）在t时期金融部门和实物部门的产出分别为

和 ，两部门的劳动力和资本存量分别为和 、 和，则有：

两部门的总收入为： ，同理可得、

（二）二元结构和金融发展因素的引入

二元经济结构可用农业与工业的劳动力相对比重和纯收入（或产值）相对比重来衡量，即二元对比系数。它是二元经济中农业和工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显然，二元对比系数越小，就表明两部门的差别越大，即二元性越强。

根据定义，二元对比系数RD以下式表示：

至此，我们将二元对比系数和金融发展因素引入模型。

（三）模型的推导

在二元经济中，二元对比系数越大则表明经济的二元性越弱，即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的差距越小，我们以二元对比系数的相对增长率即二元结构转化率gRD作为二元经济转换的测度指标，

令各部门的增长率

经过一系列推导和整理，

设劳动力结构，则有

令

最后，我们推导出二元结构转化率gRD为：

这样我们就得到基于二元结构转化的金融发展模型。

（四）均衡增长路径

所谓均衡增长，即各主要经济变量以不变的速率增长，各增长率均为常数，即 均为常数，因而各增长率对时间t的导数均为0。

将（11）式两边对时间t求导则有：

即为该模型的均衡增长路径。

设 为均衡状态时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率，有：

因此，在均衡增长状态时，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率仅取决于劳动力在两部门的分配比例变化，若工业部门（部门2）的劳动力增加快于农业部门（部门1）的劳动力增加，那么二元结构的转换率将提高，有利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化。

三、模型的分析

由（10）式可知，为正，因此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率与金融部门产出增长率、总产出与金融部门产出之比的增长率及劳动力在两部门的分配比例增长率正相关，而与工业部门的产出增长率负相关。也就是说，金融部门产出的持续增长可以推进经济二元结构的转化，使得经济的二元性减弱，可见金融发展对经济结构的优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由 的定义可知，其 的值取决于两部门总产出与金融部门产出的增速比较，若两部门总产出增长快于金融部门的产出增长，那么二元结构的转化率将上升，经济结构得到优化；同理，由的定义可知，其的值取决于两部门劳动力数量的增速比较，若工业部门（部门2）的劳动力增加快于农业部门（部门1）的劳动力增加，那么二元结构的转换率将上升，经济结构得到优化。

由（11）式可知，若要经济二元性减弱，二元结构得到转化，即，

则必须令 ，

最后得出

可知，当工业部门的产出增长率小于金融部门的产出增长率与总产出中金融部门及农业部门的分配及劳动力在两部门分配的综合效应时，二元结构得以转化，经济的二元性降低。

由（3）式可将金融部门的产出增长率gF进行分解，可得：

可看出，由于 、均为正，则金融部门的产出增长率 与金融部门的生产率增长、资本和劳动力在金融部门的投入量增长正相关。而可作为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之一，因此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影响是通过 金融部门的技术创新以及资本和劳动力在金融部门的投入量和资本弹性与劳动力弹性的交叉效应而起作用的。金融部门效率的提高可以促进金融发展，因而推进二元结构的转化，有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促进经济增长。

四、结论

本文在两部门模型的框架上，构建了一个基于二元结构转化的金融发展模型，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和二元结构转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讨论了该模型的均衡增长路径，对金融发展在二元结构转化中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通过研究，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中的基本特征，其经济增长不仅是经济总量的增长，还表现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

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率与金融部门产出增长率、总产出与金融部门产出之比的增长率及劳动力在两部门的分配比例增长率正相关，而与工业部门的产出增长率负相关。因而，金融部门产出的持续增长可以促进经济二元结构的转化。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能够通过金融部门的技术创新以及资本和劳动力在金融部门的投入量和资本弹性和劳动力弹性的交叉效应而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金融部门效率的提高可以促进金融发展，从而推进二元结构的转化。

在均衡增长状态时，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率仅取决于劳动力在两部门的分配比例变化，若工业部门（部门2）的劳动力增加快于农业部门（部门1）的劳动力增加，那么二元结构的转换率将提高，有利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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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春，许立成，金融发展中的制度因素:理论框架与国际经验[J]. 财经科学，2007，（4）.

[3]王少国. 我国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转换的影响[J]. 统计与决策，2005，（18）.

[4]王瑞芳，余长林. 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扩展两部门模型的实证研究[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5）.

[5]周振，谢家智，高庆鹏.内生金融发展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J]. 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1）.

量化金融论文篇5

关键词：农村金融效率；农村经济发展；AK模型；VAR模型；农村储蓄—投资转化率；农村金融相关比率；农村储蓄率

中图分类号：F30；F83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3）01-0035-10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1986）、卢卡斯（1988）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在经历了主要依靠有形要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结构的优化配置以及制度上的创新等手段实现经济发展之后，都面临着如何继续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问题（邓莉　等，2005）。要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必须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即实现从依靠要素数量扩充的外延式增长转变为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内涵式增长。　在这种转变过程中，需要有金融中介来动员居民储蓄，聚集金融资源，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董晓林　等，2004；张颖慧，2007）。

量化金融论文篇6

1.什么是金融

金融，顾名思义，“金”是黄金、资金，“融”是融通，即“资金融通”。金银的易携带、易分割及价值大等特性使之成为充当货币的一般等价物――价值的代表，因此，金融是价值的流通。而随着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金融的内涵也进一步拓展，不再局限于价值的流通，更多的倾向于经营的资本化、信用化以及杠杆化，更符合现代金融的发展要求。

2.什么是宏观金融

根据金融主体行为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微观金融和宏观金融两大类。一般地，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的金融行为被归类为微观金融的范畴，主要包括资本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而政府和货币当局的金融行为被归类为宏观金融的范畴，主要包括货币和金融制度的安排。宏观金融是以宏观平衡人类整体经济利益关系为目的的社会金融行为，是人类的社会性金融活动。

3.什么是宏观金融理论研究的方法论

宏观金融理论研究的方法论是指关于研究宏观金融领域的一般方法的总称，它为我们准确、有效地研究宏观金融理论提供了组织、计划、设计和实施研究的基本原则。

二、 宏观金融理论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性

联系的普遍性――世界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的，金融理论的发展过程也不是独立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当中，而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密切相关。在二十一世纪之前，金融理论的发展是杂乱无章的，学者们仅从自身出发进行研究，各方向的金融理论研究层出不穷，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从而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宏观金融理论的发展。

宏观金融理论的发展从始至终都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研究，并未形成完备、系统、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当代宏观金融理论研究不需要经过科学的检验和检测就能成功的观点明显违背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在当代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中，若要持续有效地发展就必须使之上升到理性高度，并形成一套系统、科学的行为准则，在不断发展过程中进而形成科学的“方法论”，以此来指导我们有效地进行当代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因此，在当代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领域中，形成一套系统的、科学的方法论十分重要，它关系到研究结果是否有效的问题。

三、 当代宏观金融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形式主义倾向严重

宏观金融理论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理论方法和工具，如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数量模型分析、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等，促使着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向科学化、严谨化发展。20世纪20年代之前，学者们较为关注运用金融理论的知识去科学有效地解释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经济现象，通过案例分析来实现金融理论知识的合理运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计量经济学学科的出现，论文就更倾向于应用数学模型来解释经济现象，以此来彰显其理论研究的准确性和严谨性。然而研究者们对于这些数学模型并未深刻认知，有时过于追求模型论证而忽略其现实经济意义。目前论文撰写过程中，研究者大多未能正确认识金融工具与金融理论的关系，忽略金融工具的服务性作用，过于追求数学模型等工具而忽略金融理论。

2.研究成果普遍缺乏创新性

研究的创新性是为了通过研究者分析问题，提出观点来推动金融理论的发展。而目前多数研究者忽略理论的探究，在广泛阅读大量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自身的思考和研究略有欠缺，从而难以实现理论的创新。

四、 宏观金融理论研究的一些方法

量化金融论文篇7

一、中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经济环境适应性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畜牧业、渔业、林业等细分产业在第一产业内部也在逐步进行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过程。这样，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多元化经济的发展，促使农村经济货币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货币化水平有了极大提高，而农村经济货币化的发展趋势更为明显。农村经济货币化水平的提高，对农村金融服务需求产生直接影响。除了对金融结算工具和清算方式需求的改变，以及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增加外，最主要是对货币总量需求增加，包括现金货币和准货币。根据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在物物交换的条件下，金融需求量与经济总量的比率是零，就是说，这时实体经济的变动不需要货币金融的媒介。

随着信用经济的诞生，就产生了实物与货币的交换关系，这时有多大的实物规模，就决定了需要有多大的与之相适应的货币金融需求量规模，即这时金融需求量与经济总量的比率为1，这是此时的金融需求量的理论极限值。也就是说，即使在简单经济条件下，金融与经济之间是存在一定的比率关系，即公式(1)。在公式(1)中，M表示金融需求量;K表示经济金融需求量系数;G表示经济总量，即GDP。然而，当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经济运行不再以简单形式出现，现代金融可以使货币和信用发生自身的乘数作用，可以使经济的金融需求量出现倍数放大。在这种情况下，简单生产条件下的金融———经济比率关系模型就要被扩充为。在公式(2)中，Ki(i=1，2，……n)表示经济货币化程度加深过程中的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量系数。依照上述思路，田力等(2004)根据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按公式(2)对我国农村金融的理论需求量进行了测算，并在考虑财政部门的资金供给量、家庭部门私人资本的净流入量以及国外资本的净流入量后得出我国农村金融理论需求总量，见表1。在表1的基础上，田力等(2004)使用农村总的金融性资产来替代农村金融的实际拥有量并进行了计算，得出的结果显示出我国农村金融实际拥有量(金融资产量)，见表2。结合表1和表2可以看出，我国农村金融理论需求量和实际量之间的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不仅显示了我国农村金融需求量水平与实际所供给量水平的差距在拉大，而且更暴露了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在经济环境适应性方面存在功能缺陷。另外，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与我国农业经济运行机制、运行结构也存在经济适应性方面的功能欠缺。

对于农业经济运行机制，主要在于我国已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而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却没有顺应这种运行机制的变化。计划经济的交易秩序是一种人为设计的秩序而不是像市场经济的交易秩序那样是一种自然秩序或曰“扩展秩序(extendedorder)”。美国学者哈耶克认为，这种扩展了的秩序并不起源于人类的设想和意愿，而是自发地来到世间，它来自人们对某些传统的实践，尤其是对道德实践的无意尊奉。与此不同的是，计划经济的交易秩序是基于人类理性之上，未经实践认真检验的一种人为设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要求高度集中的金融资源配置机制与其相对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市场化方式的金融资源配置机制与其相对应，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且呈现出金融资本商品化、金融组织法人化、金融调控间接化与金融行为法制化的基本特征。但是，我国现行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尚未实现上述特征，主要原因在于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还是基于计划经济的运行机制。正如哈耶克所言，追求计划经济，其无意识后果必然是极权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人类知识的有限性和理性的有限性使少数人去计划千百万人的生活成为不可能”。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对于农业经济运行结构也表现出经济适应性不足。所谓经济运行结构，主要是指经济运行过程中不同领域与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有机组合。面对我国农村经济活动存在着不同的融资需求和不同区域商品经济的发育程度，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尚未形成有效的组织运行结构，导致金融资源无法通过不同管理方式来调节资金运行及形成不同区域的金融资源合理配置及运用，从而造成金融资源大幅度向城市及国有企业集中。

二、中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金融环境适应性分析

按照金融环境的适应性标准，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应具备不仅能够充分调动储蓄资源来支持农村经济增长，而且还能够通过改变农业资金流向及流量来促进农村经济良性发展。但是，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目前尚无法达到金融环境适应性标准，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从农村金融组织的机构数量来分析，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主要以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与邮政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主导，显然，从事农村金融活动的机构数量有限，这将限制了农村金融领域的信贷业务规模。另一方面，从农村金融组织的业务定位来分析，农业发展银行是农村金融方面的政策性银行，但是，其以前主要局限于粮食、棉花、菜油等大宗农产品方面的信贷业务，尚未涉及“三农”建设的全部领域;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最初定位是农村金融业务，但是，多数农村信用合作社已经转型为农村商业银行，其信贷业务很多在县级城市区域，较少涉及真正属于农村金融领域的乡镇区域;邮政储蓄银行从事一小部分的农村小额贷款业务，但是，其在农村地区的储蓄业务远大于贷款业务，导致邮政储蓄银行对于农村地区的资金“虹吸效应”比较严重，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通过表3与表4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尚未完全达到金融环境的适应性标准，还有待于通过金融深化过程来进一步改进。

三、中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文化环境适应性分析

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文化环境适应性，主要表现为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对于组织文化、制度文化与信用文化方面的适应能力。考虑到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运作载体主要还是正规金融机构，因此，在组织文化与制度文化层面已具有较好的适应性。但是，由于我国社会信用环境建设起步较晚，信用文化建设方面明显不足，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信用秩序更为混乱，这可能与农村地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有直接关联。农村信用文化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金融领域的信贷业务规模与比重。提升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文化环境适应性水平，尤其是对信用文化的适应性，将成为提升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运行效率的重要路径。对此，中央多次对农村金融改革提出了要求，但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至今还没有实质性进展。虽然目前农村有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以及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但是，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商业性金融机构越来越注重效益，而由于农业经济发展滞后，支持农村经济无利可图，还可能带来金融风险，金融业对农业支持严重不足，这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大制约因素。例如，作为政策性支持农业生产的农业发展银行，尽管有人民银行给其提供贷款，但在实际运作中，却以追求利润为目标。人民银行为减少呆账坏账也不愿贷款给农业发展银行，毕竟风险很大，而农业发展银行为自身利益又不愿把贷款发放给农民，转而用于其他商业贷款以获取利润。最终的结果则是，农业发展银行失去了本身存在的意义，或者说违背了农业发展银行的服务宗旨。诸如此类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文化适应性缺陷，将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虽然已具有农村金融的组织文化与制度文化，但是，尚缺乏一个具有内在约束力的信用文化。完善的市场经济应具备信用高度发达的经济特征。金融不仅加速社会资金的周转运动，而且推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并在现代经济中发挥核心作用。实践证明:金融作用的充分发挥，一靠制度，二靠科技，三靠文化。但是，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信用文化适应性不足，如对失信行为缺乏严厉的惩罚措施，对粉饰财务报表进行骗贷的行为缺乏一定的制约性，对金融从业人员道德风险缺乏有效的治理措施等，这些都不利于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实现文化环境的适应性目标。通过表5与表6的分析可以发现，因信用文化适应性不足，导致我国金融机构对于农业方面的中长期贷款业务比重明显过低，不利于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

四、结语

量化金融论文篇8

对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如Goldsmith，1966，1969；Gurly&Shaw，1955，

1960；Patrick，1966；Porter，1966；Khatkhate，1972；Mckinnon，1973），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高度的正相关关系（Goldsmith，1966；King，Robert.G. & Levine，Ross，1993，2003；周立、胡鞍钢，2002；李雪琴，方先明，2010；邓向荣，杨彩丽，2011）。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这一点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是什么因素引起金融体系本身的发展，理论界尚无统一的定论。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开始，理论界分别从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等不同方面探讨了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水平存在着差异的原因，试图用多种理论来阐明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 和Vishny（LLSV，1997，1998，2000）认为不同的法律框架会影响到外部融资以及资源在不同类型的资产之间的配置情况，只有当金融体系处于健全的制度框架之下时，金融发展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影响。Rajan和Zingales（2002，2003）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他们认为既得利益集团会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目的而采取一些阻扰金融发展的措施，而这些措施会使得各国的金融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差异。Coffee（2001）指出一国金融发展是由社会规范而不是由法律规则来塑造和决定的，社会凝聚和同质会使更多的人遵守社会规范，从而形成良好的公司行为习惯，这种行为习惯会使得金融体系得到良好的发展。而Putnam（1993），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1）则认为社会资本才是促进金融发展的内在原因，社会资本可以增进信任水平，有助于形成道德观念，从而使得融资更加有效，这样社会资本的高低自然而然就会影响到金融发展水平。Stulz和Williamson（2003）的研究认为，文化和宗教差异是导致各国金融发展水平产生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和宗教会影响各国对投资者权利的保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金融发展。Allen（2000，2005）等人对中国的研究认为，作为正式制度的补充，非正式融资渠道和治理机制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上述学者的工作虽然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的背后原因，但是他们的研究仅仅提出了一种理论假说，结论的信服力有限，对于我国金融发展的真正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吴敬琏（2004）和何小星（2005）等的研究表明，政府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Leuz and Oberholzer-Gee（2006）、Fan（2009，2011）以及Jiang（2010）等人的研究都表明地方政府质量会对企业的投入和产出决策产生显著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地区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因此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考察政府质量对于金融发展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现有文献对政府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质量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上（如李稻葵，2002；周黎安，2004，2005，2007），关于政府质量对金融发展影响的研究较少。

政府质量究竟是不是金融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依然值得深入的探讨。在上述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考察政府质量对金融发展的影响。首先从理论角度分析政府质量对于金融发展的作用，对已有的研究进行归纳探讨，试图寻求理论依据；然后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分析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的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LLSV等认为一国对投资者权利的法律保护力度会影响该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投资者受到的赋予其收回资金的权利的法律保护力度越大，则该国的金融发展水平较高。LLSV（1998）对不同法律渊源的国家投资者保护进行研究之后提供的证据表明，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力度越大，则资本市场发展越完善、企业公开上市的速度越快、所有权结构会更加分散，从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在LLSV（1998）之后，许多经济学家（Demirguc-Kunt和Levine，2001；Friedman，Johnson和Mitton，2003；La Porta等2000，2002）的经验证据进一步支持了金融发展的法律渊源理论所持的法律渊源与投资者保护、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相关性的观点。尽管LLSV等的研究只是揭示了法律渊源与金融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但是对于处于法律体系中心的政府来说，政府质量无疑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法律执行，从而对金融发展产生作用。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4）等认为高质量的政府可以增进信任水平，不遵守规范的人受到惩罚的概率比较大，因而人们更愿意遵守规范，从而使得人们彼此更加信任。另外，高质量的政府有助于道德观念的形成，政府质量越高，对公民的教育和引导越多，越容易形成良好的道德观念，信任的增加又会促进地区金融往来的增加，从而促进金融发展。基于上述分析，我们预期高质量的地方政府能够促进投资，吸引外部融资，从而促进金融发展。

由此提出假设1：地方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高质量的政府能够促进金融发展。

Rajan和Zingales（2002，2003）等提出的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认为，既得利益集团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考虑，会通过一些非生产的经济活动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阻挠金融发展。Olson（1965）和Becker（1983）从公共选择的视角分析了利益集团的游说对政府决策的选择所产生的影响。为了换取利益集团手中的选票和捐款，追求私利的政府官员会给这些利益集团一些有利的资源再分配的方式。Pagano、Marco和PaoloVolpin（2001）的研究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金融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因而政府干预力度越大，则金融发展水平越低，即政府干预力度与金融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Rajan和Zingales（2002，2003）指出，尽管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会影响政府决策，从而对金融发展产生影响，但全方位的贸易市场开放会带来国内和国外的竞争，既得利益者由于竞争导致的利润下降和新投资需求，需要外部融资，同时跨国资本的自由流动限制了当地政府向既得利益集团提供信贷补贴的可能，政府对既得利益集团的信贷扩张得到限制，从而使既得利益者有激励推动金融发展。由此我们预期，贸易开放和资本流动会削弱利益集团对政府的政治压力，政府的信贷补贴和干预能力受到限制。因此，在贸易市场开放的情况下，高质量的政府越不容易受到利益集团的干扰，从而政府质量对金融发展的作用会增强。

由此提出假设2：贸易开放会增强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三、实证研究设计

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1999―2007年我国省际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来源。考虑到西藏自治区统计数据存在缺失，所以本文剔除了西藏自治区的数据，只选择了其他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包括政府质量数据、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数据、贸易开放数据和其他一些控制变量的数据。其中政府质量数据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数据来自樊纲、王小鲁、朱恒鹏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度报告》，该报告中的“金融市场化程度”是本文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替代变量。贸易开放的数据是根据2000―200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计算得出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均GDP、教育程度以及法律，其中人均GDP和教育水平的数据也是根据2000―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计算得出的，法律的数据来自樊纲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度报告》，以樊纲等（2011）的市场化指数中的“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作为法律的替代变量。

2、研究变量的定义

本文主要研究政府质量对金融发展的影响，被解释变量为金融发展，解释变量为政府质量、贸易开放，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人均GDP、教育水平和法律。

对政府质量的评价是本文研究的前提，参照La Porta等（1999）对政府质量的界定，高质量的政府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提供良好的产权保护，保持较低的税负，即政府是非干预者；廉洁和办事高效；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La Porta等选取了产权保护指数、腐败指数、官僚延误等指标来评价政府质量。陈德球、李思飞和王丛（2011）根据世界银行（2006）的调研数据，选取了产权保护水平、当地企业对法庭的信心、企业娱乐开支和企业跟政府打交道的时间维度来测度地方政府质量。根据上述对政府质量的界定和相关研究，本文以樊纲等（2011）的市场化指数中的“减少政府对企业干预”（Int）、“减少企业对外税费负担”（Tax）以及“缩小政府规模”（Scale）来度量政府质量。

以往对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往往采用金融相关率、M2/GDP以及银行金融资产/GDP等来测度，张军和金煜（2005）等的研究表明，这些指标会高估金融发展水平。因此，本文没有采用上述指标来衡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而是利用樊纲等（2011）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度报告》中的数据，以该报告中的“金融市场化程度”作为本文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替代变量，该指数值越大代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解维敏等，2011；Wang等，2008；朱红军等，2006；李涛等，2005）。

借鉴Rajan和Zingales（2003b）的研究，我们以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例来衡量贸易开发水平，即贸易开发（Trade）=进出口总额/GDP。

为了消除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教育水平差异以及法律对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本文将人均GDP、教育水平和法律作为控制变量。人均GDP（Lngdp）采用的是名义量，并对其取对数处理。教育水平借鉴陈晖（2008）的方法，其计算针对6岁及6岁以上的人口，计算方法为：教育水平（Edu）=未上过学的人口比例×0+小学人口比例×6+初中人口比例×9+高中或者中专人口比例×12+大专以上人口比例×16。前文已经详细讨论过已有文献对法律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研究，本文以樊纲等（2011）的市场化指数中的“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Law）作为法律的替代变量。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的出现，需要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数据的平稳性。应用Eviews6.0对各个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发现作为评价政府质量的三个指标的减少政府对企业干预（Int）、减少企业对外税费负担（Tax）和缩小政府规模（Scale），金融发展（Findex），贸易开发（Trade），教育水平（Edu）以及法律（Law）这些变量的一阶差分形式都不存在单位根。同时对变量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发现，Pedroni检验的Panel v统计量、Panel rho统计量以及Group rho统计量的p值都趋于或者等于1，说明金融发展（Findex）与政府质量的三个衡量指标（Int，Tax，Scale）、贸易开放（Trade）和各控制变量（Lngdp，Edu，Law）之间存在明显的协整关系。

表1给出了静态面板的回归结果，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前和之后大部分回归结果都显示出衡量政府质量的三个指标的系数值为正，而且系数普遍都在5%的水平下显著，因而可以认为政府质量对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总体上看，大部分回归系数都至少通过了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从模型的拟合程度看，各回归模型调整的R2都达到了57%以上，这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好。另外，各回归模型的F统计量都比较大，且在1%水平下都是显著的。因此，三个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好，能够真实地反映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政府质量的提高对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验证了假设1的正确性，即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地方政府质量越高，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也越高。

加入贸易开放后，（III）中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与之前没有引入贸易开放的（II）中的回归结果相比，三个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明显增大，这充分说明了贸易开放使得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的正相关关系增强，验证了假设2的正确性。

由于静态面板模型中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而静态面板模型没法消除解释变量的这种潜在内生性。为了得到更加稳健有效的估计结果，本文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采用差分GMM和系统GMM方法进行动态面板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动态面板与静态面板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地方政府质量越高，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也越高，而且贸易开放使得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的正相关关系增强。从Arellano-Bond检验结果来看，扰动项的差分存在显著的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Sargan检验结果则说明所有模型均不存在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的问题，因此工具变量的构造总体上是合理有效的。

综合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在控制了其他相关变量的情况下，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地方政府质量越高，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也越高，而且贸易开放会增强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的正相关关系。

五、结论及启示

量化金融论文篇9

经济货币化、经济金融化导致了金融经济时代的来临，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当今时代，离开了金融的经济，不再是现实的经济；离开了经济的金融，也不再是现实的金融。金融经济即金融成为运行核心的经济。金融是一种资源，是一种可以配置其他资源的核心资源，而金融配置则成为了资源配置的核心。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既决定着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也决定着产业发展方向与速度，影响一国科技创新的能力，进而决定着整个经济效率的高低和经济发展的速度。本文就海南省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与探讨，试图寻找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可能的影响关系。

二、指标的设定与样本数据的采取

1.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指标的设定

鉴于数据来源的局限性，本文仅选取了FCR（金融贡献率）、FAE（金融中介效率）对海南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作一个简单的考量。

（1）金融贡献率（FCR）

本文仿照戈式指标，把每年实体经济从金融行业的融资总额统称为金融贡献额，将其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定义为金融贡献率FCR，用这一指标来刻画金融发展规模和地区金融深化程度，反映金融增长对地区经济的贡献。根据金融贡献率的内涵，可得：

FCR=[股票筹资额+金融机构信贷余额+保费支出额]/国内生产总值

（2）金融中介效率（FAE）

国外学者主要用非国有经济的银行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来衡量金融中介效率，而国内学者则认为国有经济在我国地位较为特殊，以存贷款比来反映金融中介效率似乎更为合理。通过对上述国内外观点的综合和分析，本文将金融中介效率指标设定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其存款余额之比。

2.经济增长指标的设定

本文依照大多数学者的做法，将人均GDP作为考量海南省经济增长的指标。

3.样本数据的采取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于《海南省统计年鉴》、中宏统计数据库、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样本数据年限为1991年―2012年，数据来源：笔者依据《海南省统计年鉴》、中宏统计数据库、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资料整理所得。

三、实证分析过程

1.模型简介

本文的分析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VAR），VAR模型不以严格的经济理论为依据，是一种非结构化的多方程模型。经济理论指导下建立的结构性经典计量模型存在不少问题，VAR模型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提出的一种非结构性方法建立各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是当今世界上的主流模型之一。

VAR模型主要用于预测和分析随机扰动对系统的动态冲击，冲击的大小、IH负及持续的时间。可以用来描述若干变量间互相影响与作用的关系，从而将单方程模型加以改进、推广为由多方程的自回归模型。

2.实证结论分析

受篇幅限制，本文仅将实证结果展示如下，实证分析包括了平稳性检验、协整性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var模型的分析及后续的脉冲响应分析与方差分解。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单位根检验，变量原始序列都存在单位根，为非平稳序列，但经一次差分后可都转化平稳序列具备了协整性检验条件。

量化金融论文篇10

关键词：金融发展理论；金融改革现状；改革思考

引言

伴随着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发展，我国的金融体系一直在改革探索中艰难前行，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和障碍。金融发展理论最早作为西方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与金融问题的经典作品，为这些地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该理论也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逐渐完善。目前，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正处于转型阶段，金融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将金融发展理论与我国金融改革的实践相结合，从而提出相应的理论思考，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指导意义。

一、金融发展理论脉络概述

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即研究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政策组合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及如何合理利用金融资源以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并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金融发展理论经过不断的发展历经了金融结构、金融抑制、金融深化和金融约束等过程。以往的理论多把金融作为经济的一个附属或内在组成部分研究，基本研究思路是经济发展对金融活动的影响；金融发展理论则将金融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基本研究思路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即通过发展金融来影响整个经济的增长，“金融发展理论”因故而名。

（一）金融发展理论的产生――金融结构理论

金融结构理论是研究金融发展问题的最早和最具影响的理论之一，其创立者和主要代表人物是雷德蒙・戈德史密，代表作是1969年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邵营，2012）[1]该理论主要研究一国金融资产、金融机构、金融工具相互之间及其与相应的经济变量（国民财富）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用于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金融相关率FIR=Ft/Wt。金融结构理论的基本观点是：金融发展体现“金融结构”的变化，金融结构变化之后会提高金融活动的效率，从而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这就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引致效应”。“引致效应”具体体现在经济结构变化之后，给人们提供的金融工具越来越多，投资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人们从事金融活动的欲望会愈加强烈，社会资金积累的速度加快，从而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二）金融发展理论的建立―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

20世纪70年代初，麦金农和肖提出了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后经维森特・加尔比斯、唐纳德・马西森弗莱等人从不同角度发展逐步完善。

金融抑制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都进行过多的干预和管制，其中的金融管制制约了金融业的健康发展。该理论具体体现为：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种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在一定程度上金融抑制也具有积极作用，比如：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机构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促进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和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

金融深化理论认为：金融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推动与相互制约的关系，要发展经济首先要发展金融，要发挥好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该理论主要批评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如管制利率和信誉贷款的金融抑制政策，极力主张实施金融深化战略，接触或者放松一些不必要的管制，以达到金融自由化的目标。

（三）金融发展理论的深化―金融约束理论

20世纪90年代，赫尔曼、莱文、和斯蒂格利茨等人分析了金融自由化在发展中国家失败的原因，提出了“金融约束论”。他们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有选择性地干预不但不会阻碍反而有助于金融深化，由此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政策，即政府通过一系列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以达到既防止金融抑制的危害又能促使银行主动规避风险的目的。

（四）金融发展理论在我国的新发展―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

中国学者白钦先教授（1998年）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首次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理念创造性地扩展运用到金融领域，是对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创新，该理论认为金融资源的开发利用要与经济发展的需求相协调，并保证稳定和谐的金融生态环境，采取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战略原则。目前在此理论基础上引申出金融倾斜轮、金融功能观、金融效率论、金融生态论等理论体系，此处不再进行阐述。

二、我国金融改革的回顾

回顾历史，从1993年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中国的金融改革已经走过了二十余年的历程。在这二十余年中从单一银行体系，到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并行的运行机制；从汇率双轨制，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国家决定存贷款利率水平，到利率市场化；从资本项目严格管制，到资本项目有序开放，中国金融改革始终与中国经济并行，并为中国近年来高速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保障。

从1993年《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标志着我国金融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1994年汇率并轨。1995年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从1996年12月1日起，人民币经常项目实现可兑换。此后几年，三家政策性银行，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人民银行大区行改革，四大金融管理公司等相继成立。

进入2000年以后，中国的金融改革进入了以机构改革为主的阶段。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由此启动，这次改革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金融改革之一。央行运用国家外汇储备注资大型商业银行，从而推动银行体制改革。国有银行的盈利能力和公司治理结构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在金融改革进行的同时，金融业监管体制也经历着变迁。随着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相继成立，我国金融监管体制进入了分业监管的时代。（陈柳钦，2003）[2]

三、我国金融改革的现状

（一）我国金融改革成绩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金融改革不断深化：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形成了多远的市场主体结构；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形成了信贷市场、货币市场、证券市场、保险市场、信托市场、外汇市场等逐渐完善的金融市场；迅速发展了互联网金融和影子银行，对传统金融市场进行了补充与扩展。

一般来说，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是金融相关率FIR=Ft/Wt，即金融活动总量与经济活动总量纸币，其中，经济活动总量用从FIR数据来看，FIR基本呈现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1.36到2013年的1.95，说明我国金融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获得了较好的发展，充分体现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质的变化，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逐步加大。（陈文夏，2010）[3]

（二）我国金融改革中所存在的问题

简单说我们在过去20多年的金融改革中，金融抑制较厉害，金融深化程度不够。其中金融抑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资本市场存在缺陷。我国资本市场仍然主要由政府主导，国家对股票市场行政干预过多，资本市场主要偏袒于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等设置了诸多障碍，并且资本市场投机现象十分严重。

②货币市场发育不良，利率市场化进行缓慢。我国货币市场规模还不太强大，参与主体少，并且存在市场分割，资金配置效率低。货币市场发育不良影响了利率市场化，使得利率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主导，特别是存款利率，使得利率水平不能真实反映市场上资金的稀缺程度。

③银行业垄断程度仍然相当高。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推进，银行业多元化格局初步形成，但实质上，国有独资银行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非国有金融机构，尤其是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银行业面临很高壁垒，城市和农村金融分割现象严重。

四、基于金融发展理论的我国金融改革思路

目前，我国金融体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金融体系的混合性，即政府干预行为与市场行为并存，管制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随着我国市场化的改革，政府管制逐渐放松，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2010）[4]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

（一）确定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一个目标

从金融抑制到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总体思路。实践证明，合理有效的金融深化实践会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益，还可以提高一个国家抵御风险的能力。我国在实施金融体系改革时，切勿将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简单的理解为完全取消政府干预的金融自由化，即使金融深化的最终目标是达到金融自由化，应该在放松干预的同时注重市场的滞后对放松干预的制约作用，主要体现在金融深化的渐进性、层次性和持续性。金融深化是伴随着整体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和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作出合理的时序选择和安排，分阶段和有计划地进行。在推进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要结合我国金融改革的实际情况，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逐步建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金融体系。

（二）金融约束成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当前，我国的金融市场还不能形成完全竞争的金融市场，市场机制还不能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上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因此，在我国还不能超前地推行金融自由化战略，而要在金融市场逐渐完善的过程中，积极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引导金融资源的流动，促进资本的有效合法运作，并在此基础上对金融风险加以监控，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约束的发展道路，并不能将金融约束论盲目地运用于我国，而要与我国的具体国情相适应。

基于我国目前金融体系中积累了大量的风险，因此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应客观的评价和估计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带来的长期性风险，本着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来处理金融改革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们不仅要解决好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这个问题，还要思考政府干预的力度，从而尽量避免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金融约束论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抓住了解决经济金融问题的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政府应创造条件使决策者掌握信息，或让有信息能力的行为人成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拥有的信息能力，为金融中介机构创造持久有效经营的激励机制。

在金融约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职能是促进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发挥政府进行选择性控制的补充，避免产生不利于社会大众的道德危害，使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稳步实现真正的金融深化。

（三）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我国金融改革的方针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金融危机已成为一个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人们清楚认识到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对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性。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已渗透到整个经济中，与经济共同构成了一个存在紧密关联和互动的庞大系统，金融的不稳定往往会引发整个经济的动荡，在考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时，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忽略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更不能忽略金融发展的可持续性。（沈军，2006）[5]

在金融可持续性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在金融改革过程中要放长线钓大鱼，不要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了长远利益，站在统筹全局的角度适时转换政府、金融机构的职能，使市场参与共享改革红利，使我们乃至我们的子子孙孙都享受金融服务所带来的幸福感。

另外，我国进行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中，也必须协调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冲击已经开始影响本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影响本国经济均衡发展。从历史经验来看，在开放经济中，货币金融政策与经济发展有相当强的关联。因此，在充分考虑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相协调的货币政策，避免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独自繁衍。（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邵营.金融发展理论与金融改革的文献综述[J].经济研究.2012（1）：55-56

[2]陈柳钦.金融发展理论与我国金融改革的选择[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6）：52-54

[3]陈文夏.金融发展理论脉络和现实思考[J].生产力研究.2010（2）：6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