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价值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哲学的价值，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以身体为研究对象的美学在生活和艺术领域十分普遍，人们的衣食住行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与身体的审美活动有关。我们当今社会所流行的文化在主体上也都是身体消费。而在艺术领域，无论是涉及到雕塑、绘画、舞蹈，还是有关于文学、音乐，无一不是对身体的关注和研究。

一、身体美学的来龙去脉

“美学”一词最早来自于希腊文aisthetikos，亦即αισθητικ??，它的意思是“感官的感知”，即美学离不开人的感观知觉，而作为感官知觉载体的身体是指活生生的、感觉灵敏的、动态的也存在于社会空间中的身体，还存在于它自身感知、行动和反思的努力空间中的人类身体。

站在21世纪的长廊探寻和回顾美学的发展历程是饶有兴味的：如果以“绝对理念的命运”，抑或是“自由个性的命运”作为美学史研究课题的话，过去的这个世纪充满了太多的探索、成就与挫败。柏拉图在构建他的“理想国”时，将绝对理念设定为终极存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想和诗学思想紧密结合，将美置于事物发展的必然率和或然率之中。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深信理性与感性的平衡和制约，人本主义最终体现为理性的力量。19世纪的尼采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和理性压抑下人的“退化”深感忧虑。杜威发展了詹姆斯的根本身体取向，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身体自然主义。

二、身体美学的哲学价值

身体，作为感官、审美欣赏和自我塑造的场所，有着极强的自我变革能力。身体美学致力于对身体进行批判性的改善研究，构成对身体的关怀，以及对身体实践训练等研究。尽管现代西方哲学在一定程度上藐视身体，但是从哲学认识、自我认识等角度看，身体美学依然具有不可或缺的哲学价值。

（一）身体美学通过对身体进行改善引导，以修正我们身体感觉功能的执行力。在西方哲学史上，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感性经验基础之上，尽管感性经验经常遭到质疑。哲学总是通过推理论证的方法，试图探知真理的奥秘。与之相反，身体美学则提供了另外一种途径。既然感觉是认识的基础，而感觉又是以身体为条件的，那么通过对人身体的改善和引导，来避免感觉功能的弊端，已达到修正感觉功能执行力的目的。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大量的身体训练项目被人们不断发明和采用：健美、食谱、服饰、禅定和诸如亚历山大技法、费尔登克拉斯方法等等。

（二）身体美学通过对身体维度的认识，以达到自我认识的目的。自我认识一直是哲学的首要目的，“认识你自己”也是刻在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的三句箴言之一。身体美学不仅关注身体的外观形式，而且关注身体的状态和身体的意识。例如，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呼吸这项运动，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我们的呼吸，就可以觉察到我们的各种情绪，或愤怒、或紧张。反之，如果我们对这些变化毫无察觉，则会被误导。而如果我们能够对身体的运行机能有着清醒的认识，就可以及时避免不必要的损害，进而对整个自我进行一个全面、清晰的认识。

（三）在西方哲学史上，诸多哲学家均承认一个观点，即身体是铭记社会权利的特殊场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身体美学在政治哲学领域的价值。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复杂的社会政治体系是如何要求和强迫人的身体行为的呢？例如：对有有素养的男性，我们总是要求他要彬彬有礼，在女士面前要尽显绅士风度；而对于有涵养的女性，我们则要求其要说话温婉如水、动作优雅端庄等要求。身体的标准，是对整个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反应。

三、身体的救赎与复归

纵观历史的长河，身体不仅为人类提供了探知世界的媒介，还为人类提供了追求幸福生活、人身权利的动力，而这些动力又反过来成为人类追求知识的基础和前提。尼采在他的《权力意志》中主张，身体作为作为所有价值的源泉，应该成为主人，而不是奴仆。爱默生也曾经说过，人类身体是发明创造的仓库，世上所有的工具和机器都只是身体四肢和感官的延伸。身体应该拥有其主体性地位，应该受到重视，而不是人们的疏远。

身体有着自我变革能力的、充满活力，是完全不同于媒体鼓吹者所认为的身体影像的东西：迟钝而呆板的身体——作为媒体的电子灵活性的充满惰性的对立面。当我们恢复身体的哲学认识、自我认识，就会发现身体美学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 理查德·舒斯特曼.生活即审美[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2] 理查德·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M].商务印书馆， 2002年.

[3] 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M].商务印书馆，2011年.

[4]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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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徐岱.什么是好艺术[M].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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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吴予敏.美学与现代性[M].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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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梅洛-庞蒂.行为的结构[M].商务印书馆，2005年.

[11] 理查德·桑内特.肉体与石头[M].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年.

篇2

到重视社会德性问题哲学所关注的重点问题总是时代最突出的问题,古希腊、古罗马一直到西方中世纪重视个人德性问题都是与当时时代相关的。古希腊哲学最早关注的是世界本原问题,或者说是自然哲学问题(因为当时主要关注的是自然本体问题),这时是古希腊特别是古雅典的黄金时代。适应民主制的需要,出现了一批以教人以德性的教师即智者,个人德性问题引起人们的重视。但真正使德性问题凸显出来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使成千上万的人丧生,并激发了希腊城邦之间血腥的内战,社会陷入混乱,人与人之间相互倾轧,人们的生活笼罩着悲观失望的阴影。在这种背景下,“人应该怎样生活”或“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正是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探索,苏格拉底把目光聚焦于个人的德性,第一次使德性问题成为哲学关注的焦点。“对德性本性率先展开系统研究的正是苏格拉底;他将这一研究置于道德哲学的中心地位,也将其置于整个哲学的中心地位。”②苏格拉底思考的重点是德性的本性问题,提出了“德性即智慧”的着名命题。他的学生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苏格拉底的传统,都关注研究个人德性问题。此后,个人德性问题成为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哲学家关注的主要问题。罗马帝国的压迫和统治导致基督教的兴起,基督教在西方社会占据统治地位之后,由于基督教所关注的重点问题是人死后如何进入天堂,即获得至福,而德性特别是神学德性被看做是进入天堂的必备条件甚至充分条件,因而德性问题也是神学家关注的重点问题。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的古典时期,哲学家研究了广泛的个人德性问题,如德性的一般含义或本质、德性与德行的关系、德性的类型、德性的可教性、幸福及其与德性的关系等问题。柏拉图系统阐释了得到希腊普遍认同的“四主德”的智慧、勇敢、节制和公正,亚里士多德建立了系统的古典德性伦理学,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使信仰、希望、爱(仁爱)三大神学德性成为个人获得至福的最重要的德性,托马斯?阿奎那还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基督教神学德性伦理学。

从古典时期思想家对德性问题的研究情况看,他们关注的重点问题确实是个人的德性问题,并且将这一个问题作为破解“人应该怎样生活”,“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什么是幸福,如何获得幸福”这些人生根本问题的钥匙。诚然,古典时期的思想家研究一些社会德性问题,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研究了理想的国家应具备的品质以及怎样使国家具备这些品质的问题,罗马思想家大量地研究了法治问题,中世纪思想家也涉及不少国家德性方面的问题。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的思想家关注的重点还是个人的德性问题。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这方面的论着更多,内容更丰富,更是因为他们这方面的思想更有价值,影响更深远,并且形成了古典个人德性思想传统。使古典德性思想传统中断,使思想家关注的重点从个人德性转向社会德性的根本原因是市场经济的兴起。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必须具备与其要求相适应的社会条件。这些要求概括地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要求社会以个体利益最大化为终极追求;第二,要求经济市场化、资本化、科技化;第三,要求社会生活自由化、平等化、享乐化;第四,要求政治生活民主化、法治化。然而,所有这些社会品质在近代以前的西方社会都不具备,而且也不能自发形成,而要通过人的努力来构建。近代西方历史表明,这一构建过程是非常艰难的“血与火”的过程。要建立具有这些品质的社会,就必须认识它,研究它。正是适应这种需要,新的社会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以及如何构建具有这些品质的社会,就成为了从文艺复兴开始一直到19世纪思想家关注的重点。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兴起和发展并不要求个人必须具备什么样的德性品质,而只是要求社会给予个人充分的自由和平等,使他们能成为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同时将他们的行为纳入社会规范的范围,从而确保人们相互竞争而不相互妨碍和伤害。这样个人的品质问题相应地退居次要地位,逐渐为思想家所忽视。

近代以来的西方思想家探讨了广泛的社会德性问题,这些问题归纳起来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即社会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品质或规定性;二是怎样使社会具备这些品质。西方近代以来思想家对这两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而且存在着诸多不一致的观点。不过,他们也形成了一些共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认为理想的社会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科学技术为力量的自由、平等、公正、民主、法治、富裕的现代化社会;而要建立这样的社会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政治民主和依法治理社会的制度和机制。近代以来,除20世纪5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一大批思想家研究个人德性之外,也有一些思想家研究过德性,如英国情感主义思想家、功利主义者等。但是,他们大多不再在古典的意义上将德性理解为人之所以为人的规定,理解为人生活的内容和目的,而是将德性看做是实现幸福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很多思想家只研究社会德性问题,而不研究个人德性问题,以至于一些当代德性伦理学家认为,近代以来德性问题被忘却,德性研究被边缘化。总体上看,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西方思想家虽然对个人德性也给予了某些关注,但关注的中心是社会德性问题,对个人德性问题的重视是相当不够的。思想理论的这种状况的直接实践后果就是社会生活中个人德性问题被忽视。导致这一学术研究重大偏差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思想家们的认识局限,没有意识到个人德性问题在任何时代都是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但是,近代以来社会问题非常突出和紧迫,也是导致这一重大偏差的重要客观原因。近代西方一直面临着与封建主义、基督教教会的斗争,面临着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重大社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思想家们忙于思考和探索新社会设计和构建,似乎顾不上个人的品质问题,而且这方面已经有丰富的古典成果。因此,我们对这一偏颇不能过于指责。更重要的是,通过思想家们的长期研究,形成了西方近现代主流社会德性思想,这就是西方近现代主流价值观。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构建起了现当代西方主流价值文化和西方现代化社会。

从重视社会德性问题到同时重视个人德性问题

从西方的历史事实看,轻视个人德性确实导致了很多问题。近代以来,西方社会为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普遍倡导个人自由,同时为了个人自由得以普遍实现,也为了社会和谐有序,逐渐建立了基于现代民主政治的完善法律制度。自由化和法制化是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格局。作为现代西方社会的奠基者的启蒙思想家普遍认为,有了个人自由和完善法制,人类社会就会进入理想的美好状态。然而,几百年的社会实践表明,尽管西方有了普遍的个人自由和完善的社会法制,但在自由和法制的现代社会,充斥着犯罪和欺诈,环境被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不可再生资源迅速消耗;个人变得越来越贪得无厌、不择手段和冷漠无情;社会和自然环境恶化与个人贪婪之心恶性膨胀交互作用,使人类面临生存危机。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普遍忽视人的内在的良好品质,只讲强力,不讲德性。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良的动物,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不公正被武装起来就会造成更大的危险,人生

而便装备有武器,这就是智能和德性,人们为达到最邪恶的目的有可能使用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无德性,那么他就会成为最邪恶残暴的动物,就会充满无尽的欲和贪婪。”①正因为如此,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些敏锐的思想家重新关注个人德性问题,出现了德性伦理学的复兴和个人德性研究热。 西方德性伦理学家之所以要复兴德性伦理学,重要原因是认为近代以来流行的康德的义务论和功利主义在理论上存在着重要缺陷。它们注重行为,忽视品质,所提出的一般原则不能解决具体情景中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这种理论上的偏颇导致了现代西方文明的诸多问题。罗莎琳达?荷斯特豪斯在谈到德性伦理学为什么会在当代复兴时指出:“关于为什么对义务论和功利主义日益增长的不满导致了德性伦理学复兴,有不少不同的说法(而且没法确定哪一个更精确),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一种说法中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现在流行的文献忽视了任何一种适当的道德哲学都应该关心的一些主题,并使之边缘化。”德性伦理学与义务论和功利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所关注的不是“人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而是“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应该怎样生活”。对于德性伦理学的总体特征,荷斯特豪斯有一个比较简要的阐述。她说:“关于德性伦理学的一个共同信念是它不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这个信念是纯粹在这样一个得到表达的假定被表明的某种东西,即‘以行为者为中心’而不是‘以行为中心’的德性伦理学关注是(being)而不是做(doing),关注好(和坏)的品质而不是正当(和不正当)行为,关注‘我应该是什么类型的人’而不是‘我应该做什么的问题’。”②荷斯特豪斯的意思是,德性伦理学主要不是聚焦于正当行为的标准,取而代之的是关注德性的本性和内容,即好人应具有的那些品质和理智的特性,或者人的好生活组成部分的那些特性。

德性伦理学发展到今天已经超出了简单复兴的范畴,它不仅对整个当代西方伦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已经涉及许多其他领域,如心理学、认识论、法学以及环境、教育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了德性问题研究方兴未艾的局面。有研究者认为,“德性伦理学的影响已经扩展到它作为道德理论的第三种类型所作出的贡献的范围。正如已经注意到的,对德性伦理学兴趣的复兴已经引起了其他理论观点拥护者对德性的更大关注。德性的研究也已经导致当代伦理学考察问题的范围普遍拓宽。”①这种看法是实事求是的。德性伦理学家反对义务论和功利主义,这是学术之争,但他们笼统地反对伦理学研究规范问题,主张伦理学只应研究德性问题,这是有偏颇的。笔者以为,伦理学不仅要研究德性问题,也要研究价值问题、规范问题和情感问题,价值论、情感论、规范论和德性论构成了伦理学的四分支学科。②不过应该肯定的是,西方德性伦理学的复兴促进了当代西方学术界乃至国际学术界对德性问题的重视和研究,从而弥补了近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研究忽视个人德性问题研究的缺憾。这样,当代价值哲学研究形成了社会德性和个人德性问题研究并重的新格局。从学科的角度看,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侧重于社会德性问题研究,而当代西方伦理学则侧重于个人德性问题。两个学科从各自特殊的视角对价值哲学展开的研究,必将促进价值哲学研究的两个基本领域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交融。我们相信,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有望克服西方古代价值哲学和近现代价值研究各自的局限,使价值哲学成为更完整的学科体系。

走向社会德性研究与个人德性研究的统一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当代西方学界出现社会德性研究与个人德性研究并重的格局,并不是西方思想家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自觉所为的,而不如说是他们的一个“意外”收获。到目前为止,这种格局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说尚具有自发性。也正因为如此,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还是隔离的,尚未关联起来,甚至没有意识到它们是价值哲学研究的相互关联的基本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通过回顾和反思使目前自发出现的社会德性与个人德性研究并重格局走向自觉,建立以德性问题研究为中心、以个人德性问题和社会德性问题研究为两翼的价值哲学学科体系,使价值哲学研究既重视社会德性,又重视个人德性,并且使两者关联、统一起来。实际上,不论是从理论逻辑上看,还是从历史事实看,个人德性问题与社会德性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彼此割裂的。社会的德性是通过其成员特别是社会管理者的德性体现出来的,在现代社会,也是他们自觉构建的;而个人的德性总是在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并且是社会德性要求(原则)的程度不同的内化。离开了社会德性,无所谓个人德性,同样,离开了个人德性,也无所谓社会德性。历史事实也表明,只重视个人德性或只重视社会德性,无法解决人类的德性问题。同样,孤立地研究个人德性或社会德性,也是无法将其说清楚的。只有将二者联系起来,同时有所侧重地进行研究,才有可能对它们作出科学的阐释,并提供构建它们的合理方案。要使目前已经形成的社会德性研究与个人德性研究并重的格局,从自发走向自觉,建立两方面的研究相统一的价值哲学,以下一些问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首先,价值哲学界要增强对这种格局形成的必然性的意识,更加自觉地从这两个方面研究价值哲学。前面已经提及,目前所形成的社会德性研究与个人德性并重的格局基本上是自发的,研究者们对此缺乏自觉意识,尚未认识到这种走向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形成这种格局的区域主要是在西方国家,特别是英语世界国家,欧陆国家似乎没有出现这种并重的迹象。更重要的是,我国价值哲学界这方面的意识更弱,价值哲学家目前关注的仍然主要是一般价值问题,社会德性问题、个人德性问题还未纳入其视野。在这种情况下,增强对个人德性研究和社会德性研究两方面研究的必然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就显得特别重要。我国价值哲学界30多年来,一直局限于一般价值问题的研究,使研究的领域越来越窄,内容越来越空洞,甚至陷入一些没有多大意义的概念之争。要改变这种状态,使我国价值哲学研究走向繁荣,必须拓展研究空间,特别是要抓住社会德性和个人德性这两个价值问题中的关键问题,以此为中心展开有关问题的研究。其次,不仅要有一批学者研究社会德性,有一批学者研究个人德性,而且要使两者关联起来。当代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单个学者的精力也十分有限,不可能研究所有有关个人德性和社会德性的问题,因而学者们的研究必须有所侧重。有些学者侧重研究个人德性,有些学者侧重研究社会德性,有些学者研究一般意义的德性或其他有关价值的问题,这是合理的。但是,他们不能像过去那样,研究个人德性就只研究个人德性,不考虑个人德性与社会德性的关系;或者研究社会德性就只研究社会德性,不考虑社会德性与个人德性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常见的伦理学研究(研究个人德性)和政治哲学研究(研究社会德性),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哲学研究。只有当一个学者着眼于社会德性与个人德性的关系来研究个人德性或社会德性时,他才是在从事严格意义的价值哲学研究。当然,到目前为止,人类的学术研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没有统一的组织和规划。

篇3

一、中国哲学的和谐辩证法思想

中国哲学以“和”这个范畴,表达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既对立、又统一的基本状态,被称之为“和谐辩证法”。“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之谓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今乃弃矣。”意思是在对立和差异中寻求统一,才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原则;没有差别和斗争的同一,则不能使事物正常发展。结合许多不同的东西在一起而使他们达到统一,就叫“和”,所以能使事物成长起来、丰盛起来,而产生出新的东西。假如一定要使相同的事物组合堆砌起来,就是同,事物的正常发展就不存在了。

二、“和”的特征

(一)“和”首先标志着事物之间的区别和差异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人与人之间要保持正常的关系(君子关系),就是意见看法有所区别,互相指出对方的缺点,才有利于共同进步和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如果在什么事情上意见都完全一致,那就是“臭味相投”或者谄媚取悦,这种关系就是不正常的了。“和”的前提就是事物之间的区别、差异,没有区别和差异,就没有相互作用的动力,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就失去了正常的状态,事物本身就不存在了。

(二)“和”反映了事物发展由对立到统一的过程

“以他平他之谓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和”是事物正常发展的整体过程。这个发展过程,一方面是不同事物、事物内部不同因素相互连接而变化出新的事物;同时,作为不同事物和事物的不同因素,能够在一起而发生变化,是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进行的,其对立和斗争是在一个双方都接受的前提下展开的。

(三)“和”的价值取向是和谐一致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和”所表达的事物发展的过程,最终的取向是和谐一致,而不是区别、差异。“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是说五味调和是为了产生可口的食物,锻炼刚健的四肢是为了造成身体的健康,不同音律的协调是为了形成悦耳的乐曲。“和”表达的事物发展过程,并不突出对立斗争,其落脚点在于追求一种和谐美满的结果;不仅仅在于揭示事物发展的本来面目,更是被赋予了人类追求和谐一致(而非斗争冲突)的价值学意义。

三、和谐辩证法思想在中学哲学教育中的价值

和谐辩证法追求和谐统一的价值取向,与西方文化强调个体、差异的价值取向截然不同。“和”所代表的价值观,对于中学哲学教育的改革,对于学生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生态度化解、中正和谐的人生品性培养等,都有重要价值。

(一)与中学哲学教材中的矛盾辩证法互为补充

中学哲学教材讲的辩证发展观,用“矛盾”范畴,解释了事物发展的动力、过程和源泉。但是“矛盾”很容易被仅仅看作对立、差异、斗争的代名词,而忽视了矛盾关系中的统一、和谐、一致,造成价值观上的误导。学生受此思维模式影响,容易把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简单地看成对立和斗争的关系,忽视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还有合作、和谐与和睦。因此,这样的哲学教育在价值观上存在缺憾。

和谐辩证法所表达的辩证发展观,既包含对立、斗争、差异,又包含统一、和谐、一致,而且总的价值取向是和谐一致。这既能体现哲学的辩证发展观,又体现了人类所向往的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人类世界的和平安宁的价值取向。因此,把和谐辩证法引入哲学教育,是对矛盾辩证法的有益补充。

(二)为中学哲学教育融入名族化的成份

现行中学哲学教材中讲述的哲学源于西方,它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上,与中国本土文化有所差异,与民族文化的的血液传承有所疏离。哲学在中国传播了一个世纪,但很难说融入了普通民众的心理。这恐怕就是学生难以从内心亲近哲学、总觉得哲学“面面目可憎”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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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可以找到许多能使哲学在本土文化扎根的诸如和谐辩证法之类的“营养基”,如“易变”、“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等,可以作为向中学生阐释哲学的、符合民族文化心理的绝好凭借。既使民族文化的瑰宝被赋予现代意义,也使中学哲学教育与民族文化融为一体,从而增强中学生对哲学的亲近感、认同感。

(三)化解学生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生态度

当今的中学生受西方工具主义、行为主义、操作主要鼓噪下产生的表面化生活方式的影响,缺乏一种安身立命的的平和心态。在荣誉与挫折面前容易大起大落;在理想转化为现实的道路上,不愿做踏踏实实的奋斗;在是与非之间不能形成选择的可控心理机制。表现出来就是“要么破罐破摔、要么轰轰烈烈”的极端主义人生态度。和谐辩证法思想正包含着人生和谐的丰富智慧之思,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焉”,“极高明而道中庸”等。这些智慧之辩,都沁透着“伟大寓于平凡、理想寓于现实”的“和谐主义”精神,对今天的年轻人的安身立命来说,不失为一种绝佳引导。

(四)培养学生中正和谐的人生品性

人生品性的的丰腴和完美,有赖于中正和谐的知识、阅历对其进行柔化。和谐辩证法所追求的和谐完美的价值取向,弥补了矛盾辩证法的价值学缺憾,暗示出为人处事的另一种价值选择——中正、和谐与完美,而非斗争、分歧与残缺。“他以暴、我以仁”,“他以诈、我以信”的人生操守,“执其两端而用中”的人生信条,都是和谐辩证法的生动体现。若能在中学哲学教学中予以贯穿,必能熏陶化育学生中正和谐的人生品性,对学生未来个人幸福、社会的整体安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篇4

关键词：使用价值；有用物品；价格决定；经济哲学

中图分类号：F0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07-0011-05

任何一门学科体系，都是建立在能经得住哲学审视的基础之上的。对经济学概念和经济现象的哲学审视是经济哲学的重要研究内容［1-2］。近年来，在我国经济学发展的实际历程中，对经济哲学的研究存在缺位现象［3］。经济学是研究财富如何增加以及财富如何分配的一门学科，使用价值是财富的具体体现。对使用价值及其价格决定机制的研究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对使用价值等基本概念进行思辨和哲学审视，有利于经济学体系的根基更为坚固［4］。本文对使用价值、有用物品和价格决定进行了哲学思辨，并提出了经济学的两个哲学基础。

一、论使用价值

使用价值是指某物品直接地或间接地对于人的有用性。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使用价值，实际上就是西方经济学中所讲的某物对人的效用。使用价值具有以下特点：

1.只要某物对社会上的至少一个人有某用，则此物具有某种使用价值

某物具有使用价值，是将全社会的人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的。即某物具有使用价值，并不一定是对所有的人都有用。对甲有用的东西可能对乙无用。对丙无用的东西可能对丁有用。只要对其中的一部分人，甚至一个人有用，则此物具有某种使用价值。

2.空间相对性：某物对于同一时期不同的人具有类型不同或大小不等的使用价值

从横向来看，使用价值对同一时期不同的人具有差异性，即某物对于不同的人具有不同或大小不等的使用价值。其一，对有些人有用的东西可能对另一些人无用。对于不同的两个人可能是有使用价值或无使用价值两种结果。棉袄对于热带的人无用，但对于北极的人却有用。其二，对有些人有此用的东西可能对另一些人有彼用。对戊有此用的东西可能对己有彼用，即对于不同的两个人可能是有此种使用价值或有彼种使用价值两种结果。如矿土对当地的居民具有“当作一般的泥土盖房子或做土壤种植庄稼”的此种使用价值，而对于冶矿工厂的人却具有“能作为原料用来冶炼金属”的彼种使用价值。其三，对有些人有小用的东西可能对另一些人有大用。对庚人有小用的东西可能对辛人有大用，即对于不同的两个人而言某物即便具有同一种使用价值，也具有大小不相等之差别。如对于不爱规划的人而言，一平方米布可做一条裤子；而对于爱规划的聪明人而言，一平方米布可做两条裤子。从横向来看，使用价值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或大小不等的使用价值，由于同一时期不同的人相当于各自在一个小的空间，此性质又可称为使用价值的空间差异性，或称空间相对性。使用价值具有空间相对性，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公理。

3.时间相对性（或称历史相对性）：某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类型不同或大小不等的使用价值

从纵向来看，某物在不同的历史时间对于同一个人（或者对于多个人组成的同一人群）而言，具有不同或大小不等的使用价值。其一，对单个人而言，某物品在当今这段时间对某人有用，可能在以后对此人无用；反之亦然。如一个过去当裁缝的人现在改行做厨师，修鞋机对以前的此人有用，而对当今的此人无用。其二，某物品具有使用价值是对于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人而言的。有些物品对过去的人们曾经有用，而对当今的人们则无用；有些物品今天对人们有用，而将来可能对人们无用，反之亦然。因此，对某一时刻某物品具有使用价值是相对于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人类而言的，既不是对之前时代的人类而言的，也不是对之后时代的人类而言的。有些物品过去曾有用，对过去的那个时代的人类有用。当今没用的东西在未来可能对后代有用。由于是相对于不同的历史时间而言使用价值具有差异性，故此性质可成为使用价值的时间相对性或历史相对性。使用价值具有时间相对性（历史相对性），也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公理。

二、论有用物品

1.由使用价值定义有用物品和无用物品

对人类中至少有一个人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称为有用物品。对人类中任何一个人都无用的东西，则称为无用物品。根据上述的定义，显然有用物品都具有使用价值。有用物品之外的物品，无使用价值。所有的理论都或多或少地是对实际状况的一种抽象。这里定义有用物品、无用物品和使用价值也是一种抽象。在这种抽象的状态下，根据上述的定义必定会得出“有用物品之外的物品无使用价值”这个结论。

2.有用物品的范围随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而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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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转型期 价值哲学 核心价值 和谐社会

从“十五”期间以来，人们极大地关注和重视哲学研究的“价值论转向”问题，富有创造性地从实践基础上重建价值哲学。本文试从价值哲学研究的几个前沿热点问题着手，从理论层面上寻找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良策。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的价值哲学研究

随着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问题不断地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自然是否有内在价值和主体性是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争论的焦点。有学者认为，20世纪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时代，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受人类中心论的影响。在这种价值导向下，关注人的利益与价值远远高于关注自然的利益与价值，人是为了满足自身及其后代的利益和需求而履行保护自然义务以及其他的义务，所以那时候的价值哲学研究在于主张和关注人的价值，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和最大程度利益的获得。

然而随着“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的价值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进入一种非平衡的发展状态，生态系统被破坏、生态问题加剧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使人们意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逐渐关注和重视自然的价值。进入21世纪，逐渐产生了与不同于“人类中心论”的“非人类中心论”，它在后现代范式中被建构出来，主张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并确立新的价值主体――自然界，强调把人的价值与尊严延伸于人类社会以外的自然界，把人类之外的生物、自然物看作具有等同于人类的价值对象，因而是将对人的价值哲学研究扩展为对自然价值的“泛价值论”的价值哲学研究。因此，价值哲学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出现分歧与争议。“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哲学研究在研究客体上发生了变化，认为大自然才是最高的主体，非人存在物亦有不同程度的主体性，从而有其内在价值和权利。并根据关于价值的理论，认为“自然价值”是自然对于整体人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意义。价值哲学研究呈现出对内在价值理解的不同，以及人是否是价值的唯一载体的争论。

其实，“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间存在相通的介质，从价值哲学角度而言，“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非中心主义”能够实现辩证的对立统一。即人作为能动性的主体，在实践中把人自身的价值尺度与物的价值尺度真正地统一起来，追求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平衡。从价值哲学的角度来理解，以全人类全面发展为本，就是坚持人类价值的本位性，统一人与物的价值尺度，坚持公共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而将人的生存与发展利益、整体和长远利益作为价值哲学研究的目标，这也是价值哲学的归宿和内驱力。因此，以人为本的价值哲学研究坚持人的主体性地位是在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中体现出来的。

接纳价值的多元化与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统一

在全球化发展浪潮中，全球文化呈现多元化面貌，多元文化之间呈现的冲突与融合，其核心是价值和价值观上的冲突和融合，价值多元与价值观的泛化成为发展趋势。具体而言，全球化将导致全球社会结构从领域统一到领域多元的转变，进而促使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四大领域中价值的多元化发展。对于我国处于转型期而言，价值哲学研究面临的客观状态为：多元价值的泛化与主导价值的集中统一的冲突，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的冲突，民族化与全球化的价值冲突，社会心理与社会理性的价值冲突。

面对多元价值的泛化以及消解价值冲突，价值哲学研究应持有宽容接纳的态度，在认真地对待价值观的“主体性”的同时，还要承认与接纳价值的“超知识性”与“多元性”，促进社会主义多元价值的和谐与统一，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价值“和而不同”，维护社会安定与稳定，同时促进社会文化、社会思想的繁荣与自由。从实践论角度而言，价值哲学研究应该走向一种超越民族主义立场，从人类主体的高度和人类的价值视野来思考各种问题、谋划共同发展、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在价值多元化的现实面前，价值哲学研究从人性与文化视角解除当代价值的冲突，突出和彰显人文生态的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对于个人的价值取向与社会实践具有正确与健康的引导作用。因此，价值哲学研究在接纳多元价值的泛化的同时，还应充分考虑人的客观存在及其实践活动是价值世界的核心，回归以人为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应弘扬人文精神，极力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统一，突出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社会影响与主导地位，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和尊崇劳动等观念的深刻内涵。坚持以为指导，重建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价值观，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性地位。

价值哲学研究在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统一的作用，还在于调整个人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的辩证关系，促进个人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有机结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与体制下，“价值”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的表现形式多样化，甚至相互冲突，个人价值观以及价值取向也呈多样性，甚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相互冲突，进而影响和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对个人行为的规范和引导作用。由此可见，价值哲学研究应注重在价值多元化的现实前提下，将个人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紧密地统一起来。

从知识逻辑到问题意识：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

价值哲学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独立的哲学学科以来，发展至今人们逐渐意识到价值哲学只有从问题出发才能获得自身发展。价值概念本身在尼采那里突现出来，并为现代哲学确定了一个方向――把价值问题作为中心问题来研究。由此可知当代价值哲学研究不再囿于价值问题进行价值科学形而上学的思路发展，而是转而对实际思想和实际生活的张力逐于极度紧张的现代性问题意识进行展开，基于社会历史的现代化，价值哲学研究逐渐从知识逻辑走向问题意识。现代化背景下的价值哲学研究正努力寻找与探索一种具体的问题意识和目标――如何在一种新的哲学立场上来克服人类文明的危机，从而重建人类的价值理想。

显然，价值哲学在问题意识下重构人类的价值理论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情境与实现情境，对于目前我国而言，价值哲学研究的重点目标在于关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系统研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放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语境中进行审视，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与发展。具体来讲，就是价值哲学研究不断推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判断、道德选择、价值取向提供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价值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是加强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建设，努力克服物质生活富有而精神空虚、道德滑坡、行为失范的现象，确立健康向上的精神支柱，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第三次价值论转向――走向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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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单纯将价值观视作主客体之间的满足与需要是片面的、孤立的，是有失偏颇的，同时也导致了长期以来只重主体价值轻客体生态价值的倾向。因而，应切实把握好价值与主客体间的关系，准确协调主体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关系。本文立足于环境哲学视域，分析生态价值应有的地位，及其对人类价值的意义，并结合生态危机，探究生态危机下的生态价值与人类价值取向问题，促进主客体间的协调互益，开拓人与自然和谐共赢的新型生态环境之路。

关键词 ：环境哲学；生态价值；人类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240-02

环境哲学是探寻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协调共存的智慧之思，是应对近年来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而生态价值又是其中的重要哲学范畴，其中，应将价值视作主客体间的协调性、互益性关系，注重主体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协调对等。明确生态环境在人类社会中的经济、文化、审美等多维度价值，同时，以生态危机为着眼点，将人与人的价值，生态价值与人类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合理协调，实现主体与客体之间协调共处，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和谐共赢的良性局面。以环境哲学为中心对生态价值进行深入研究，对深化价值哲学的理论研究，树立正确的人类价值取向具有的重要意义。

一、价值的传统定义与生态价值地位

近年来，人类对环境肆意的破坏，关键诱因在于人类过于强调自身价值，对生态价值及其相关的内容不重视甚至持否定态度。而这些又与长期以来价值观念的模糊界定密不可分，将价值的定义为客体对主体的需求及满足，即客体对人这一主体的用处。换言之，有价值的就是能切合主体需求、且对主体有益有用的，反之则是无价值的。这种理论将客观事物的价值及价值大小，都归结于主体需求及其实际有用性，这种价值衡量方式存在几大不足之处。首先，用需要满足和实际有用性对价值进行定性，必然导致功利与实用主义色彩的弥漫，人类会为了获取更多的实用价值而对生态环境进行肆意的擭取，而丝毫不顾及生态环境本身的供给能力。其次，就满足需要和实际有用性而言，主体的需求总在动态发展，主体本身也是具有差异性的，在人类还未形成普适性的需求标准之前，客体价值也很难建立一个公认的价值准则。从主体的多样需求和客体的自身属性来看，要获得有益的东西，必存在一个有弊的东西。再者，就主体需要而言，也有远近、长短、实际与潜在之分，满足近期需要就会牺牲长远需求，所获得的价值也将是短暂的。而且对主体的满足，不仅要考虑现当代人，更要考虑下代人、未来人的需求。立足于主客体关系，会将现实的价值等同于当代人需求，但若以此为标准，则是对价值动态性与历史性的忽视，使得人类只关心眼前利益而忽视了长远价值，重视本身本国利益而忽视别人别国利益，从而导致为实现所谓价值而对生态环境肆无忌惮地进行破坏。

从价值的关系范畴来看，价值产生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与活动中，主客体的价值也是相互依存的。人类中心主义者强调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人类是价值的形成的来源，将人类价值置于自然价值之上，脱离了人的需要，外界生态环境也将失去自身价值。这种只注重主体自身价值的理论，脱离了客体实际，实质上是一种虚无缥缈、子虚乌有的价值。另一方面，非人类主义者强调以生态为中心，认为生态自然及人以外的任何存在都有其自身特有的价值。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环境伦理学则把人类道德提升至生态层面，不仅强调人的价值，同时注重外界生物及生态价值，这种观点相较于上述论点，更具哲学意义，更有利于人们理解价值关系。因此，就价值关系范畴而言，主客体是具有互补对等性的，不能片面的以任何一方为中心。

那么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是传统观念中的满足需要与实际有用性关系吗？笔者认为，并非如此，既然价值为主客体关系范畴，那么主体价值的实现必须建立在承认客体价值基础之上。这种主客体关系被称为价值的协调性、互益性关系。其主要表现在，价值的定量是主客体的相互协调与相互得益，若主体有益，那么客体则无益，反之亦然。通常而言，主客体互益性与价值呈正相关。基于这种互益性关系，价值应依附存在于主客体之上，而价值的实现体现于主客体共同的获益。人作为主体，要想在生态环境中获取价值，就应承认并尊重生态环境的价值，否则，人类价值将无从谈起。可以说，生态价值与人类主体价值存在相关性与一致性。从认识论角度出发，人类是有意识的存在物，而生态则是无意识的，更没有追求价值的意识，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生态环境的价值意义，因为生态环境是人类主体系统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是支撑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客观系统，是帮助人类实现价值的基础和前提，因此，重视生态价值犹如重视人类自身价值一样重要。

二、生态价值对人类价值的影响

从主客体间的协调性、互益性来探究生态价值，便可明晰其与人类价值间的关系。生态价值指生态环境中的动植物、微生物与周遭环境的关系。而人也属于生态环境中的存在物，所以，对人类价值的研究也应置于生态环境之中。对二者系统化的研究，将二者充分的结合起来，有助于揭示生态价值对人类价值的作用与意义。

（一）保障人类社会的有序生存与发展

生态系统作为人类生存、生产、生活的基础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起着基础性和决定性价值的作用，是人类价值存在的基础性条件。人类是生态环境长期作用下的产物，人类要想生存与生活，需从生态系统中源源不断地获得物质与能量，同时与生态系统之间进行循环式的物质能量输入输出，从而为自己的生存确定生物学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各项社会活动。所以，人是自然与社会属性的集合体。生态既提供了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同时又为人类精神、道德、社会等提供发展空间。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就是人的存在，而这些人的肉体组织又制约着其与自然生态间的关系，历史记载也应从这些自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变更出发。因而，不管人类多么伟大，也只是生态大系统中的子系统之一。人类的所有生产生活活动都应遵从、受制于整个生态系统。倘若生态环境被破坏，人类连最起码的生存都会出现问题，又怎能进步发展。

（二）为人类提供经济价值

人类经济价值依赖于人类的实践活动，通过发展生产力创造经济价值。生产力本就是实在具体的内容，并非是抽象无形的概念。同时生产力本是由主客体组成的系统，而生态系统则是这个客观系统的核心内容，直接影响着生产力的质与量，是生产力发展的先决条件和物质基础。劳动对象是人类生产发展正常进行的客观因素，劳动对象的好坏对生产力质与量同样起着直接性的作用，而生态环境又是极为重要的劳动对象。因此，良好的生态环境对生产力的持续健康高效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助力作用，是推动人类物质财富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人类作为生态主体，在利用生态创造经济价值时，也彰显了自身价值。但是若在这一过程中打破了自身与生态间的平衡，势必会受到生态环境的报复，生态所提供的经济价值将不复存在，同时对人类健康也会造成严重影响。近年来的水污染、大气污染等严重影响着人类的健康与正常生活，而且破坏后的生态系统很难还原，生态破坏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难以评估。

（二）为人类提供文化价值

人类对生态的改造与呵护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属性，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无疑就是在糟蹋文化。文化在生态与社会的双重环境的交互作用下产生，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美学等既是社会意识内容，又是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社会存在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反映，生态环境是文化发展的载体和源头。良好的生态环境为人类提供健康优美的审美环境，陶冶人的精神情操，涤荡人的心绪气质，激发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引领人类树立积极健康的思想人格，是人类创造文化的源泉。因此，保护生态环境也是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生态危机下的人类价值取向

生态危机持续加剧，已经成为威胁到整个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原因。生态问题究其本质是人的问题，由于人类肆意妄为的生存、生产、实践方式，使得生态环境问题愈演愈烈，人类成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源头。鉴于此，人类应改变传统价值观，认真反思，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促进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共存，和谐共处，以保障人类自身有序的生存发展。

在生态危机的大背景下，人类应明确主客体间的关系，充分尊重生态与人类价值，兼顾人类与生态之间的双向价值与利益，保障二者间的和谐共荣。以可持续发展为契机，以生态价值为基础，在追求现代人利益或价值的同时兼顾后代人的利益与价值，在追求本国人利益价值的同时兼顾别国利益价值，实现代际互益，保障人类生存的延续性。

全球性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了重重危机与挑战。因此，我们应充分重视生态价值，正确处理好人、社会、自然，本国与别国、当代人与后代人的价值关系，在环境哲学的视野下，正确认识生态价值、人类价值，树立正确积极的人类价值取向，用科技的、理性的态度处理生态危机，创建生态文明、和谐发展的新时代。

参考文献：

〔1〕余谋昌.环境哲学是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6，(4):48-51.

〔2〕庄穆.生态环境哲学之思:趋向、性质与意旨[J].哲学动态，2004，(5):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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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墨经》；解释；语境；历史价值

一、《墨经》中的解释问题

《墨经》作为墨家的重要著作，堪称为中国科技史上的一块瑰宝。它包括《墨子》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四篇，5700余字，其内容涉及哲学、逻辑学、政治学、数学、物理学、光学、力学、简单机械学等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但《墨经》由于文字简约、晦涩难懂，对于它的理解歧义很多，因此对于《墨经》的研究涉及诠释学问题。

解释问题在中国有着比西方更长的历史。但中国的传统更为注重对经典的解释。孔子作为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就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说法。这说明孔子对古代经典只是进行解释，而不离开经典阐发自己的思想。汤一介先生曾对中国先秦时期的注释方式举出了三种典型的例子。第一种是对于历史事件的解释，如《左传》对《春秋经》的解释。第二种是《系辞》对《易经》的解释，称之为整体性的哲学解释。第三种是《韩非子》的《解老》、《喻老》，称之为实际(社会政治)动作型的解释。除了汤先生对于先秦典籍中所举这些有关“解释问题”的方法外，还可以找出一些不同的解释形式，如魏晋时期王弼《老子注》、《周易注》和郭象《庄子注》。刘笑敢先生认为，“王弼和郭象确立了以经文注释或解说为体例的哲学诠释方式，他们是中国哲学诠释传统成熟的标志”。而之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则是以经典注释的形式发展哲学体系并产生重大影响的高峰。总之，中国古代哲学诠释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自发的传统和历史，并且中国的哲学创造往往以经典诠释为形式或载体。

《墨经》中的《经》和《经说》，其基本形态都是对概念的解释。《经》大体上是给概念下定义，而《经说》则是对该定义的具体化或补充说明。例如，《墨经》把“圆”这一类概念的本质定义为“一中同长也”，即具有一个中心(“一中”)、且从圆心到圆周的距离相等(“同长”)。这一定义与我们现在几何学上“圆”的定义已经相去无几了。它是对以上《经》的补充说明。又如《经上》中说，“力，刑之所以奋也”，意思是力是物体运动的根源，这里说明了物体运动之所以形成的原因。但为了对“力”作进一步的解释，《经上说》谓“力，重之谓。下，与。重奋也。”意思是力的形成是因为有重量的物体向下坠或向上举。所以凡是物体有重量可言的就是运动的力。这条经说是对《经上》中力的形成原因的进一步详细具体的说明，可以说是有关力学的一条原理的总结。在《墨经》中《经》与《经说》的这种对于字义的解释是普遍的。

从《经上》看，它的内容都是以定义形式出现的，其意义在于综合平衡各种“名”以严格意义的规定，以避免论辩中“过名”的使用，或用“名”的分歧。《经下》篇则以论证的形式，或证明墨家的观点。或反对其他学派的主张。就所立的论题看，大多是有针对性提出的。如，针对名家提出的“离坚白”观点，提出“坚白不相外也”(《经下》)。“于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说在存”《经下》。“石也。坚白，二也。而在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说在存。”(《经说下》)针对辩者提出的许多诡辩命题，《墨经》一一进行了论证。针对辩者“孤驹未尝有母”的观点，《经下》指出：“可无也，有之而不可去，说在尝然”。凡此种种，不一一列举。大量的具体论辩材料表明，墨家辩学是结合实际论辩来构造学说体系的。对辩学的一般研究是服务于具体做法、个别论辩的。在墨家看来，“辩”的理论是“兴利除害”的工具。因而，其学派的论述是通过以事说理的方式“谈辩”的，大量的具体论辩材料，提供了墨家辩学的应用模式和范例。在对辩说方法的阐述中，墨家使用的是感性经验模式的方法。《经下》共有74个条目有“说在……”的字样，而《经说下》则是以生动具体的形象事例展开“说在……”的内容。其“说在……”大都是以形象具体的事例展开“故”的内容。使人在形象的喻说中，从经验的事例中获得理性认识。尽管墨家对其辩说方法没有提出形式结构理论，但他们以大量的实际事例的分析模式，使人从中感悟并掌握其他论式。显然，这是一种形象喻理，事理说明的思维。墨家对“辩”的一般内容进行的逻辑分析，虽具有较强的理性意识，但这种理性认识存在于大量的经验证明、形象事例和实用范式之中的。人们是透过大量经验的形象事例去领悟其中的逻辑蕴意的。这是一种由象著意、意从象出的象征性思维。

《墨经》较之古代其它经传使用了更多的定义形式及内容，这体现了墨家对于语义问题给予了诸多关注。一部《墨经》可以说基本上是一部定义的集合，大部分“经”都是由一个被定义项和一个定义项所组成的，其定义形式多样，有语词定义，即以词解词的定义，如“知，材也”(《经上》)。还有描述定义、因果定义等。“说”是对“经”的意义的进一步解释。其中“说”是相应的“经”的定义项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定义之定义，如《经上》说：“谓：移、举、加。”通过列举“移、举、加”告诉人们谓词有哪些几种形式，但人们对“移、举、加”又不太了解，于是《经说上》进一步阐述“谓，‘狗犬’，命也。‘狗吠’，举也。‘叱狗’，加也”。通过经说的形象举例解释，我们进一步区分了三种不同的谓词。

在《墨经》中“说”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说”是“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运用的是语用推理。语用推理是这样一种推理，它不仅涉及话语之间的形式关系，涉及话语的字面意义，而且涉及话语的具体语境。在《墨经》中，特别在“经下”与“经说下”中，使用“说”的地方相当多。例如：“推类之难，说在类之大小。”(《经下》)“不能而不害，说在宜。”(《经下》)“异类不比，说在量。”(《经下》)“假必悖，说在不然。”(《经下》)“合，一与一，或复否，说在拒。”(《经下》)“说”的作用在于“说，所以明也。”(《经上》)即将不明确的词组或语句给予明确化，而使它明确化就在于“以说出故。”(《小取》)即揭示出它的原因或理由。

《墨经》还研究了“说”可能出现的谬误，墨家将这种谬误称这为“狂举”。《经下》说“狂举不可以知异，说在有不可。”妄说是不能辨知事物异同的，因为其推论模式有问题。“举”是墨家逻辑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墨家要求“以名举实”(《小取》)，并进一步阐述，“举，拟实也。”(《经上》)就是说，一个名要求能举出实的特殊的足以使它与其它动物区别的一个类，更无从据此进行正确的辩说。因此，“说”必须遵循一定的准则，即“法”，凡是可以作为事物的标准、原则、模型的东西，都可以称为“法”。《墨经》中谈“法”的地方很多，如：“法，所若而然也。”(《经上》)“意、规、员，三也，俱可以为法。”(《经说上》)就是说，法是按其行事的准则。如要画圆，人心中关于圆的意念，圆规，或已有的圆的图形，都可以作为画圆的准则。“法同则观其同。”(《经上》)“法，法取同。”(《经说上》)“法异则观其宜。”(《经上》)“法，取此择彼，问故观宜。”(《经说上》)这就是说，对于同类事物，可取相同的准则，对于异类的事物，则要选取不同的准则，这就要看哪一条准则适宜。“一法者之相与也尽类，若方之相合也。说在方。”(《经下》)这就是说对属于同一类的事物执行相同的“法”。如具有“方”的性质的东西都属于“方”这一类，原因在于它们都适用于“方”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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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与言是《墨经》概括本体诠释手段的重要范畴。《墨经》肯定知识、语言是人这种特殊物质本体的派生物。《经上》说：“知，材也。”《经说上》说：“知也者，所以知也。”即求得知识，是人的才能、本能、本性、和精神能力。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开宗明义说：“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墨家这一观点与亚氏有相通之处。《经上》说：“言，口之利也。”即语言是人健全口部的功能。《墨经》认为语言是世界本体的列举、摹拟。《经上》说：“举，拟实也。言，出举也。”《经说上》说：“告以之名举彼实也。故言也者，诸口能之，出名者也。名若画虎也。言，谓也。言由名致也。”即语言上对于世界本体的列举、摹似。如告诉你这个语词，来列举外部世界那个实体。语言是人们口部的功能，是为了说出抽象的语词。语词摹拟世界本体，如画虎以表现真虎，语言是对世界本体的称谓、陈述，由语词结构而成。

二、《墨经》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语境思想

墨家的语境观突出表现在他们的辩学理论中。《经上》给“辩”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辩，争彼也。”《经说上》对这个定义解释说：“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辩就是“争彼”，什么是争彼呢?有人说这是牛，有人说这不是牛，这说是争彼。墨家认为，辩就是两个人关于两个矛盾命题之争。《庄子·齐物论》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道家认为，言辞辩说本身没有客观的是非标准，辩论双方不可能分出胜负。墨家则反驳《庄子》，认为：“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经上》)辩的本质决定了辩论双方所持的观点一定是两个具有矛盾关系的命题。墨家所谓的辩，涉及到辩论的双方，即语言的发出者与接受者，而辩的胜负问题，则涉及到语言所表达的思想是否符合实际，即语言与语言环境的关系。墨家以“当”来表达语言的真实或适当，《经上》说：“法同则观其同，法异则观其宜。”标准相同，就要看它是怎样同的，标准不同，就要考虑怎样才是适当的，这里的“宜”就是适当之意。适合语境的为宜，不适应语境的为不宜。语言的当不当、宜不宜，其实就是与语境适应不适应的问题。

同时，墨家明确认识到语词的同义性和多义性，并结合具体实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这些分析研究也体现了墨家的语境观。首先，墨家研究了语词的同义性。《经说上》明确提出：“二名一实，重同也。”两个名指称同一个对象，这就是重同，即语词的同义关系。如“狗”和“犬”这两个名指称的就是同一类动物，“知狗而自谓不知犬，过也，说在重”(《经下》)，知道狗而又说不知道犬，这是错误的，因为“知狗”与“知犬”是重复的。“狗，犬也。而杀狗非杀犬也，不可。说在重。”(《经下》)狗就是犬。而说杀狗不是杀犬，不行。因为杀狗就是杀犬，二者重复。之所以出现以上这样的错误，就是因为不知道“狗”和“犬”这两个名指称的是同一个对象。因此，要准确使用语词，特别是同义词，首先就要弄清语词反映的客观事物。墨家还研究了语词的多义性，明确指出同名而不同实的现象，如《经下》说：“物尽同名：二与斗，爱，食与招，白与眇，丽与(暴)，夫与履。”这里说明了万物多有名同而实异的情况，如二与斗、爱、食与招、白与眇、丽与暴、夫与履。墨家针对语词的多义性，强调根据不同的语境确定语词的具体含义。语词都是在语境中运用的，语词的运用要适应语境，不仅要适应宏观的语境，也要适应微观的语境，即上下文或上下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墨经》作为先秦时期重要典籍，其自身基本形态是以一种经与经说之间的解释与被解释关系存在。这种解释形式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多种经典注释形式中的重要的一种。

三、《墨经》哲学的历史价值

《墨经》作为古代微型的百科全书以极为简奥的形式表现与古希腊自然科学相似的哲理。《墨经》的科技价值观体现在其一方面蕴含着大量超越实用主义价值的自然科学原理，另外它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又首次展现了注重科学理性与功利主义价值观的统一。中国古代科学长期停留在现象的描述阶段，缺乏实验手段去验证其普遍性。《墨经》哲学有十分丰富的的概念、范畴，如物、实、有、宇、久、有穷、无穷、同、异、体兼、故、理、类等，《墨经》是运用概念来思维的宝典。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曜论思维的特征，是运用概念、范畴，墨家创造、运用数以百计的概念、范畴，进行哲学理论思维，表明墨家已站在当时世界科学的高峰，《墨经》科学思想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是全人类的共同文化财富。墨家科学思想反映了当时科学发展所具有的特点和所达到的水平，表明了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具体进程。《墨经》对于墨子哲学思想，既有继承、延续的一面，如重视感觉经验和手工业技巧，又有改造、创新的一面，如重视理性思维和摒弃“天志”鬼神的迷信思想等。《墨经》哲学与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思维方式有相似之处，有重实证、理性和自然探索的特色，与儒家哲学重社会伦理、轻自然探索的思维方式迥异。墨家科学思想与近代科学精神相悬契，说明墨家科学思想和科技活动相结合，有可能使中国古代科学沿着实用经验形态向理论科学形态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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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说要庄子人生哲学来拯救现代人生，解决现代人的所有问题，但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可以得到一些明智的启迪。那么，现代人从中可以得到那些智能的启示呢？我想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1、自我价值观的启示。这种摧残我们不能完全怪外部的环境，主要还是看看自身的欲望问题——自我物质的无限制膨胀。一味的追求物质享受，结果精神上没有空间，惶惶不可终日，科学技术发达，物质文明进步只能保证物质上的满足，却不能解决人们的人生问题。庄子人生哲学要我们有一种安身乐命的智能，启发人知道生命的价值意义何在？归真返朴，回到自然，过的是合理节欲，清静无为，有利身心的生命，将人生提升到充满艺术精神的境界。这对现代有许多整天沉溺于物欲之海，滞落在名利之场的人来说，无疑有净化其心灵，升华其精神境界，诱导其由执迷转入醒悟的作用，迷途知返，浪子回头，势将重振生命的活力。

2、世界观的启示。如何防止人类的各项活动对地球生态系统的破坏呢？这是当今全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面对这有可能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的危机，我们从《庄子》的自然保护思想中，或许有所启发。首先，庄子强调“天地与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生态和谐思想。尊重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违背自然规律行事，就会受到惩罚，故人类社会的一切事务，均应建立在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前提之下，而人不过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大自然本是一体，因此，人的一切行动都应与天地自然保持和谐统一。掌握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这样才能做到“天和”，而“天和”是“人和”的前提。其次，庄子强调“以道观之，物误贵贱”的生态伦理思想。他认为，人类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将自然界万物区分为高低贵贱、有用无用是一种片面、简单化的、错误的态度。“道”是众生平等，自然万物决无高低贵贱、有用无用之分，况且自然万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要同等看待自然事物，时刻记住“物无贵贱”的思想，不要“以人灭天”，勿以人的需要而毁灭某些事物。第三，庄子强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敖倪于万物”的生态美学思想。庄子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在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十分重视自然环境的美学价值，主张非功利主义的角度对待自然环境，对待调整当今人类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丰富了人类的精神生活，提升了人类的精神境界。庄子生态智慧给我们的启迪在现代社会是很深刻的。当人们刚刚跨入文明的门槛，他便以智者的敏锐，洞察到人类生产活动会干扰或破坏自然环境，告诫人们要尊重自然，善待万物，保护环境，呼吁“无以人灭天”。这无疑是给世人开了一副清醒剂，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由于时代的限制，庄子没有也不能为我们解决环境问题提出可行的具体方案，但他所提出这些原则，对改变当代人的价值取向，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3、生死观的启示。自人类诞生之日起，人的生死，便成为了牵惹人心的十分敏感问题。“生”意味着对个体生命的肯定，“死”是则是预示着个体生命永远离开了生活，不能分享人间的快乐幸福，是对人的生命的否定。所以，从常理看，人们对生、老、病、死都有一种不能拂拭的恐惧感，“贪生恶死”，是人们的自然本性。人也是社会的动物，人生的价值又体现了为群体做出的有益的事情。庄子认为生死是一种自然现象，反对任何关于死亡的神秘观点和对死亡的恐惧。主张“知天安命”，不“悦生恶死”，具有朴素唯物论的因素。对于批判宗教神学的生死观有积极的意义。作为当代人我们也应该有这种达观的人生态度，顺乎自然，乐天安命以超越生死，冷静对待死亡问题。痛苦、恐惧，虽合人情，却有违天理，甚不可取。

4、价值观的启示。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的价值观也开始有所改变。拜金主义在社会上处处可见，而中国传统美德却常常遭受重创，道德水准下滑，乃至一些人患上道德冷漠症，严重者甚至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上个世纪90年代，以德治国已经摆到政治的高度来了，道德重建便成为了我们现代人急需解决的问题。道德重建不是玩空手道可以获得的，必须有资源，否则就成了无迷之炊，庄子的人生哲学作为一种特色的道德资源，其中精华的东西可以成为以德治国的结构成分，对道德下滑、道德冷漠症、拜金主义问题起一定的治疗效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人们的道德修养，提高国民素质，改善社会道德风气。现代的严重问题是道德伦丧、见利忘义，而在庄子的人生哲学之中。尊老爱幼、大度宽容、非功利思想，都是中国人的传统思想。这些对于道德建设、以德治国不无益处。

篇9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哲学家艾伯特与苏菲对问题的探讨中，不仅做了条理分明的叙述、幽默适当的引证，也将自己对哲学的思考渗透在文字之中。例如宗教，虽然乔斯坦-贾德的观点并没有得到评论家、尤其是一些虔诚的基督教信奉者的支持，但在我看来，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例如，这本书更注重科学为哲学发展所做的贡献，而对于宗教却有贬低之嫌。批评家对他把耶稣殉道与苏格拉底之死相提并论所表示出的不满情绪，在Phillip D. Jensen的书评《是谁的哲学史？》中写得非常清楚：“尽管这本书给了基督教相当的篇幅，然而它对基督教观点的呈现是相当失职的。基督教三位一体的信仰神观，不是一个简单的上帝存不存在的哲学问题，就能涵盖的。把耶稣对真理的执着和他的殉道，类比于苏格拉底，实在是对耶稣教训极大的误解。”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基督教对于哲学影响力远远无法和科学相比，至少在近几个世纪来，哲学的科学性正在被挖掘出来，以便更好地贡献给人类。神的启示显然只存在于宗教信徒的心中，而哲学的思想却可以渗透更大面积的人群。

这大概也正是本书选择一个十四岁的少女为主人公的原因。她在哲学课之前并没有接受到什么正规的哲学思想，身上更没有什么宗教极端分子的倾向。只是如她的名字一样，苏菲具有一种促使她去理性地思考的智慧，于是她对于哲学，对与这个世界有比同龄人更为深刻的见解——摆在她面前的，是一个在时间与空间上都趋向于无限的广大天地。尽管一条条错综复杂的线索都在暗示她世界的产生来自于意外，但逐渐深入的思考却让她走向了探询世间万物之意义的道路。这个似乎矛盾的问题在书中始终没有一个圆满的解释，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坚信人类文明的创造来自于神的教诲——包括自称自然主义者的艾伯特在内。

作为一本主要叙述西方哲学史的小说，《苏菲的世界》对于东方哲学发展所用笔墨不多，仅提到了一些佛教的理论。而我认为佛教的生成与西方宗教之间的联系也是颇值得探讨的。佛教对于万物产生的观点，和基督教有着较大的区别；与西方人相比，东方文化对命运与轮回的解释则更为完善。令人不得不叹息的是，东方，尤其是较早进入文明时代的中国。虽然也在相当早地形成的一些哲学流派，但却在很大程度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并逐渐演化成封建统治者的武器。西方的哲学思想尽管在产生的时间上没有多大的优势，却因改革运动而具有了时代性和科学性，从而走向新的繁荣。这一点弦外之音，大多读者也能体会得到。

篇10

【关键词】西方哲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世界观

中图分类号：B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9-229-01

价值观是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所决定的，只有形成了明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时候才能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我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的。理论本来就来源于西方，所以从西方视域下看社会主义价值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并进行阐述。

一、西方哲学视域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自由

西方文明史上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黑暗的教会统治之后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在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进入了自我解放的时期，人们已经想要从思想上摆脱宗教社会对人们身体以及思想的束缚。所以在这一时期很多人文主义者开始研究人和自然，开始注重人的思想，以人为中心，一切以人的利益为基础，不断追求完美。人们开始反对天国、天父和天子之说，开始学会享受现实生活，反对禁欲主义，同时反对占统治地位的科学思想体系。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人们不再相信行而上学的推演方法，而是倾向与用科学的方法来探索事物，从而找出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自由和解放，人们崇尚自由，开始追求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享受，并且放任身体的，同时也使资产阶级走上堕落和腐朽。

（二）经验论的平等

随着历史潮流的不断发展，文艺复兴的热潮也已经褪去，这时候的西方近代哲学争论的是经验论和唯理论，争论的内容就是知识是经过后天的经验获得还是应该经过人们的理性掌握。经验论崇尚的是平等，在当时，经验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来自于英国，典型代表为培根，他认为世界是具有多样性的，并且同时具有能动性，只有通过科学的观察以及实验的方法才能熟悉掌握，人们也可以因此掌握很多的自然知识，并且可以利用掌握的自然知识来征服世界。同时，也有哲学家认为人生下来是没有任何的思想的，也就是说思想是一块白板，但在在后天会与外界不断的接触，那么在与外界接触和学习的时间段就会在思想的白板上留下很多不可磨灭的痕迹。经验论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崇尚思想的自由，并且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在后天的学习中会使人获得幸福。

（三）唯理论的公平

唯理论认为在自然界中是客观存在着各种事物和对象的，但是如果只是通过人的感情经验是靠不住的，只有自由人的理性才是可以把握住的，也就是只有通过人类的思考才能证明人物的存在，也就是说人从生下来就有理性，并且这种与生俱来的理性才是最可靠的。也就是说，世界上的所有观念在人类生下来就已经蕴藏在人类的脑海中了，但是只有经过后天的一些刺激才能显示出来，被人们所熟知。更有甚者，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存在的万事万物从人类生下来就会被人们所感知，甚至认为哪怕是经过后天的经验所得到的知识也是属于人类知觉的。理性是实现人类自由平等的基础，只有拥有理性的人才是自由的。

二、西方哲学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启示

人类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与其接收教育的程度非常相关，但同时也是需要以人的本性为基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们都应该从自己出发，但是人与人之间又有着必然的联系，所以现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处理好个体与个体的关系，同时也要处理好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例如个体与社会、个体与国家以及个体与自然。从西方哲学视域下，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自由、平等、公平和公正，从这一视域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和理论下的社会主义价值在字面上是一样的，但是从本质上看来，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不能将其将简单的认为是一样的。在西方很多哲学家的思想中，常常把现实社会中的人给抽象化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一般是从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的，在现实社会中往往没有考虑到人的个性差异和层次不同，所以最终导致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错误和片面，在理解价值观上存在偏差，只是追求一些空洞的理论，表现出一种抽象的形式，出现了很多与社会现实不相符合的现象，并且容易受到别人价值观的影响。从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看，人和社会是不可分离的，不但生于社会，并且最终也会回归社会，人从本质上看是属于社会动物，如果脱离了社会那么人的价值就不知如何体现，也无从追求。最后，西方视域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阶级基础也是不一样的，马克思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最重要的创造者，但是西方视域下却认为人类历史是少数人创造的。例如由英雄或者上帝而创造，而广大的人民大众都是被少数人统治的无价值人群。

三、结语

社会主义价值观从西方视域下来看与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本质上存在着不同，首先是出发点不同，一个是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一个是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另外分析的基础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人类历史上的所有群众一个是人类历史上的少数人。

参考文献：

[1]胡慕贤.西方哲学视域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启示[J].哲学研究，2015，51（24）：132-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