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健康关系论文十篇

环境与健康关系论文篇1

[关键词]生态系统；环境管理；关系

中图分类号：U2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01-0354-01

环境问题是人们在社会发展中一直遇到的问题，人们为了解决环境问题采取了很多的措施，但是却不能从本质上解决环境问题。环境问题不是一个区域的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难题。气候变暖、水资源减少等问题破坏了生态系统，给生态系统的健康带来严重的影响。因此为了改善生态环境，保证生态系统健康，需要对环境进行管理。而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下，环境管理的措施要从整体的系统出发，使生态系统更加健康。

一、生态系统健康的理论基础

生态系统健康最为关心的是生态系统功能紊乱的辨识、诊断方案、有效指标的设计及健康评价体系，生态系统健康学另一关心的问题是生态系统功能的幅值，组织结构的负荷能力，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和生态系统的扩散能力，从这一点上讲它又是多门学科的交叉科学。生态系统健康学的理论基础强调人类科学、医学、预防医学与环境科学、生物学、生态学的理论交叉。生态系统健康的目的是为人类提供健康的生存环境、为人类提供健康的食品，从这一点上可见，生态系统健康学必须依据人类科学、医学、预防医学和环境科学、生物学、生态学的理论为基础。生态系统健康同时也要关心社会的持续发展、关心人类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和经济生态系统的协调性、耦合性，因此，社会科学、经济科学方面的理论也是生态系统健康的理论基础生态系统健康学的有关问题，必须综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健康科学等多门学科的理论知识才能得到解决。可见，生态系统健康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科学的实践。

二、生态系统健康的评价体系

评价生态系统健康首先要选用能够表征生态系统主要特征的参数；其次要对这些特征进行归类区分，分析各个特征的生态健康的意义；再次是对这些特征因子进行度量，确定每个特征因子在生态系统健康中的权重系数，每类特征因子在生态系统健康中的比重；最后确定生态系统健康的评价方法，建立生态系统健康的评价体系。针对不同区域范围的生态系统、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其特征因子、特征因子的权重、各类特征因子的比重及评价指标体系是不一样的，它要依据生态系统的组织结构、演变规律、服务目标、经营目的的不同而不同。

三、生态系统健康与环境管理

社会在不断的变化，在环境管理中也要与社会的发展形势一致，寻找新的管理方式，保证环境管理有效。而生态系统健康就是新的管理方式中的一种。如果生态系统是健康的，这就意味着，我国的生态系统在社会的发展中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以健康的生态促进社会的发展。我国的生态系统健康与环境管理的关系如图1显示，具体的表现如下：

1、在环境管理中最基础的环节就是生态系统健康，怎样才能保证生态系统的健康就要从生态系统的本身出发，对于生态系统中的规律以及结构都要十分的清楚，同时也要了解生态系统的功能，生态系统健康一般具有两种功能，一种的直接功能；另外一种是潜在功能，而判断生态系统是否健康，要看生态系统中的功能发挥的程度如何。查看生态功能发挥的效果就是环境管理所要开展的工作。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之下，有许多的子系统，而环境管理要求生态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的内部能够和谐，从而保证环境管理的有效性。

2、生态系统是人类生活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系统一旦遭到破坏，就会带来一些环境问题，给人类的生活和发展都造成严重的影响。而面对环境问题开展的环境管理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保证人类的生态系统健康。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社会系统联系密切，如果生态系统健康，可以为人类经济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服务，同时也能好保证社会的稳定。而环境管理也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因此从作用上看，生态系统健康与环境管理是和谐统一的。

3、人们都很清楚生态系统的作用，但是怎么样才能使生态系统发挥最佳的功能是需要人们去思考的问题。如图1可知，从总体上看，生态系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而每一个环节中又包括几个小的环节。从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生态系统为环境管理提供技术的支持，另一方面，又为环境管理提供有效的管理措施。技术和管理相结合，才能使环境管理的效果达到最佳，因此，要保证生态系统健康也要从技术和管理两个方面考虑，生态系统健康促进环境管理发展，而环境的管理又保证了生态系统健康，因此在采取促使进行环境管理的时候，要以技术和管理为主，保证生态系统健康，从而使生态系统的功能得到合理的发挥。

4、生态系统健康程度是环境管理中的主要生态问题。生态系统健康与否，主要体现在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活力、恢复力、扩散力等特征上。功能紊乱、结构退化的生态系统必定造成恢复力弱、负荷能力小的结果。如衡量土地生态系统不健康的特征有：侵蚀量大、肥力丧失、水文反常、某些物种非经常性的数量爆发或莫名其妙的局域性灭绝、农林产品产量减少和质量退化等，这些特征的出现或其中某些特征的出现均反映出土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紊乱，即不健康的标志。这些现象也称生态系统危困综合症。这些问题同样也是环境管理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它直接制约着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5、优化的环境管理是生态系统健康的社会保障

优化的环境管理和生态系统健康是分不开的，二者缺一均不能实现，优化的环境管理为生态系统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生境，提供了社会保障。生态系统健康是优化环境管理的目的。二者作用于区域复合生态系统，促使区域复合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健康发展。生态系统健康是探讨区域生态系统和环境因子的作用机制，探讨区域生态系统内部因子间的作用规律，环境管理是保障生态系统健康发展的先决条件。二者存在复杂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

四、结束语

由上述可知，可以清楚的知道生态系统健康与环境管理的关系。人们进行环境管理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保证生态系统健康，而生态系统健康又包括很多方面，尽管生态系统健康涉及的环节多，但是在生态系统健康中，任何一个环节都要渗透环境管理。生态系统健康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结构，环境管理中要以整体的生态系统健康为管理的核心，从而提高环境管理的科学性。

参考文献

[1] 陈颖.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研究[D]。 西北师范大学 2013

[2] 李莹.城市生态安全评价研究[D]。 浙江理工大学 2014

环境与健康关系论文篇2

关键词：健康决定因素；终身体育；体育生活方式；体育健康促进

中图分类号：G8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7)11-1534-03

1现代健康观和健康决定因素及其启示

1．1现代健康观与健康决定因素人类对自身健康的认识，受时代、环境，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与制约，人们对健康的认识水平是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人们争取健康权利的科学基础。受传统观念和世俗文化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把有无疾病作为健康的判断标准，认为“无病即健康”，机械的把健康与疾病看成单因果关系。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了健康新定义：“健康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完好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这个定义包含3个意义［1］：一是突破了“无疾病即健康”的狭隘、消极的、低层次的健康观；二是对健康的解释从“生物人”扩大到“社会人”的范围，把人的社会交往、人际关系和健康联系起来，同时强调了社会、政治和经济对健康的影响；三是从个体健康扩大到群体健康，以及人类生存空间的完美，这里强调了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要求人们主动协调人类机体与环境的关系，保持人的健康与社会环境和物质环境的高度统一。1974年，前加拿大卫生与福利部长Marc Lalonde提出了影响健康的4大因素，即，人类生物学、生活方式、环境以及卫生服务的可得性。它代替了“所有健康的改善都来自于医学”的狭隘观点，使人们理解了许多慢性病的发生和发展主要与不良生活方式有关。这一理论的提出，引起了人们对社会、物质、经济和政治环境因素对健康的影响的重视，同时导致了许多社会机构和政府组织实施健康促进项目来帮助人们建立科学的生活方式。目前普遍认为，决定健康的因素为以下几大类［2］：1）社会经济环境：社会地位、个人收入、社会关系、教育、就业和工作条件、人文环境等，支持人们作出健康选择的社会环境是影响健康的关键因素，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2）物质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生物环境和人造环境等。3）遗传和发育状态：获得性体质、性别和人生早期阶段（围生期和婴幼儿期）的发育状态。4）生活方式：如健康生活的知识、态度和行为习惯，这是社会文明程度的缩影和体现，许多不良卫生习惯和不良生活行为是当今人类健康的重要威胁。5）卫生服务：健全的卫生机构、完备的服务网络、一定的经济投入、合理的资源配置，是维持和促进健康、预防疾病和损伤的直接保障。

1．2健康责任和学校体育改革的思考

1．2．1社会环境深刻影响个人行为及其生活方式，并成为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美国学者J.Thomas Butler认为，在人类健康（疾病与死亡）归因中，遗传因素占16％，环境因素占22％，卫生服务占8％，生活方式占54%［3］。生活方式对于健康的重要作用已逐步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人们似乎认为，生活方式完全取决于个人行为。20世纪70年代，许多研究机构以大量的案例调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多数健康问题都可以追溯并归因于个人的生活习惯”，美国学者John Knowles认为，个人健康最大的敌人就是人本身。但是，也有许多社会学家对强调个人在健康方面的责任的结论提出批评。Rob Crawford指出：过分强调个人在健康方面的责任实际上是在“谴责受害者”，因为这种观点忽视了社会环境对个人决定和个人行动的影响，掩盖了环境对健康造成的危害，也忽视了人类行为科学，忽视了个人正越来越无法控制自己的健康环境。社会流行病学家S．L eonard Syme和Linda Balfour认为：即便某个人的不良行为可以改变，但形成不良行为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如果不发生变化，那么上一代人所遭遇过的不利社会环境还将在下一代人面前重演，更何况大社会背景的某些负面作用会成为个人行为改变的阻力［4］。事实上多数个人行为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紧密相关，某种行为在社会的流行也都是具有深刻社会根源的，个人的决策与行为是在大社会背景下进行的，它受社会环境的制约日趋深刻。

1．2．2学校体育不是学生体质健康的权威学校体育具有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功能。多年以来，教育界和体育界普遍认为“学校体育就是专为学生健康而设立的”，因此，人们习惯于把学生健康状况与学校体育联系在一起，一旦学生健康发生问题，就总是从学校体育寻找原因。近年来我国学生体质健康的多项指标逐年下降，引来许多“学校体育怎么啦？”的责问声。但是，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健康是受多方面影响的，体育对健康有积极的影响，却不能包揽健康问题，尽管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已达到较高水平，尽管近年来学校体育不断加大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力度，但是体育法规政策、体育资源及其分配制度、体育健康服务体系尚不健全，某些社会现象的负面影响，直接威胁人们的健康，并削弱学校体育对学生的健康促进作用。因此，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学校体育对于学生健康水平的提高显然是杯水车薪，学校体育的健康促进功能大打折扣。笔者认为，学校体育不能包揽学生的健康问题，学校体育充其量也只能是促进健康水平提高的有效手段之一，而不是唯一的手段，学生健康问题不能由学校体育单方面承担。因此，应当理性审视学生的健康问题，改变学校体育对学生健康大包大揽的观念，给学校体育一个客观的定位。同时也要求全社会共同关注、支持青少年儿童的健康问题，共同承担责任、共同努力，改变学生体质健康持续下降的局面。

1．2．3把握健康因素，和谐发展学校体育健康决定因素的复杂性警示我们，必须把影响健康的因素纳入学校体育改革视野，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充分利用和发挥有利条件，避免一切影响健康的负面因素。WHO在《阿拉木图宣言》中重申：“健康实际上是人权。达到尽可能的健康水平，是世界范围内一项重要的社会目标”［5］。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所有的人都应该获得最基本的健康资源，包括和平、适当的经济资源、食物和住所、稳定的生态系统和可持续性资源的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提示人的整体性以及人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和谐统一，既考虑人的自然属性，又侧重人的社会属性，即兼顾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因此，学校体育改革一方面要根据人类行为科学规律，积极干预学生的体育健康行为，另一方面要为学生提供更丰富的体育资源和平等享用资源的权利，做到多因素发展的和谐统一，这应该成为未来学校体育改革的导向。进入21世纪以来，学校体育改革的焦点集中在体育课程改革，给学校体育带来一片生机。课程改革吸引了学校体育工作者和教育主管部门的所有眼球，虽然体育课程历来被认为是学校体育的核心，但是，局限于体育课程改革，必将给我们带来困惑。实践“健康第一”思想和“终身体育”目标，决不是体育课程单方面所能完成的，政策法规、社会环境、健康服务体系将成为实践“健康第一”思想和“终身体育”目标的基础和保障。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已经进入相对发达阶段，物质条件相对丰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形势下，学校体育改革应该与之相适应，使体育课程改革与体育政策法规、社会环境、体育健康服务体系等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和谐发展，确实为学生当前的健康服务，为终身体育奠定基础。

2创建学校“体育健康促进”模式，实现“终身体育”目标

2．1实现“终身体育”应以形成科学体育生活方式为核心大量研究表明，体育运动有益健康，科学合理的体育运动是提高生活质量、保证健康生活方式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把科学的体育锻炼作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可以调节并改善人们的不良习惯，调适人们生活中的心理和行为状态，有益于身心健康。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体育作为促进健康的重要手段已经受到普遍采用，体育正以一种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体育生活方式”是指：在一定社会客观条件的制约下，社会中的个人、群体或全体成员为一定的价值观所制导的满足多层次需要的全部体育活动的稳定形式和行为特征［6］。科学体育生活方式是一种与人的生命质量关系密切，与现代人生理、心理、社会健康休戚相关的特殊生活方式［7］。宣传、教育科学的体育生活方式内容，可以使人们树立“终身体育”思想，并在获得科学锻炼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稳定而又健康的锻炼习惯［8］。

2．2学校“体育健康促进”将成为实现“终身体育”的有效策略学校“体育健康促进” 广义的说，是健康促进在学校体育的延伸，是以体育为手段、以学校体育体系为平台的健康促进策略。结合健康促进理论，笔者把学校“体育健康促进”定义为：以体育为手段，通过学校、家长和学校所在社区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给学生提供完整的、积极的经验和知识结构，包括体育课程和非体育课程，创建安全的体育活动环境，提供合适的体育健康服务，以促进学生健康，逐步形成科学健康的体育生活方式，为实现终身体育奠定坚实基础的过程。这是一个通过组织和政策支持等举措，针对学生进行干预，减少环境中的危险因素，促使学生建立科学体育生活方式的策略，是一个全面影响学生学习和生活的过程，其目标是促进学生健康，为“终身体育”奠定基础。科学体育生活方式是“终身体育”的核心和集中体现，是实现“终身体育”的载体，而学校“体育健康促进”是促进形成科学体育生活方式的具体措施，因此，可以认为，学校“体育健康促进”将成为实现“终身体育”的有效策略。依托学校体育体系，构建和实施学校“体育健康促进”策略，具有坚实的基础和现实意义。事实上，已经有一些“健康促进”的研究在学校体育教育中出现［9-10］，尽管它们还只是初步的、小范围的尝试，是个体行为层面的干预，但已经预示学校“体育健康促进”的端倪及其广阔的前景。

2．2．1学校“体育健康促进”的内容构成构成学校“体育健康促进”体系的内容应该是综合的、多层面的、全方位的、全面影响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与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之中。因此，借鉴学校健康促进理论，结合学校体育特点，学校“体育健康促进”内容应包括政策与规划保障、体育健康教育、体育健康环境、体育健康服务、社区联系、个人体育健康技能培养等(图1)。

2．2．2学校“体育健康促进”的组织功能构成根据学校“体育健康促进”内容设置具有相应功能的组织机构，以保证整体策略的实施，如图2所示。参与的范围几乎是学校的所有部门和人员，各部门的工作是通过技能培养、行为干预、环境的潜移默化来达到促进学生形成科学体育生活方式的。

2．3PRECEDE-PROCEED理论模式的应用学校“体育健康促进”从属于健康促进，操作上有健康促进模式的基本特征，因此，完全可以运用健康促进模式的组织框架。目前已有若干健康行为群体干预理论，其中最著名、应用最广泛、发展成熟的是由美国学者劳伦斯・格林（Lawrence W.Green）提出的PRECEDE-PROCEED理论模式，这个模式前后相互呼应，为方案发展和实施的计划指定、执行和评价过程提供了一个连续的操作图式［3］(图3)。如图所示，行为干预计划开始前要进行问题诊断，包括五个方面的诊断，即社会学、流行病学、行为和环境、教育和组织以及管理和政策诊断。计划制定后要进行执行与评价，评价包括过程评价、因素评价和效果评价。PRECEDE-PROCEED模式有若干个步骤，各步骤的工作内容如下：1) 社会诊断：是确定人们的健康需求和生活质量状况的过程，它通过参与旨在了解社区的活动来实现。2) 流行病学诊断：通过流行病学和医学调查确定目标人群健康问题的程度、分布和原因。3) 行为与环境诊断：行为诊断是描述可能影响健康的有关活动。环境诊断系统的评估影响健康的社会和环境因素。行为和环境因素交互作用于健康。4) 教育与组织诊断：发现教育和组织中的问题。5) 管理与政策诊断：是对制定和执行计划的组织及管理能力的评估。通过组织发动、协调、制定政策与完善政策等不同的干预策略，以实施计划。6) 因素评价：确定能引起行为和环境过程发生改变的因素，Green和Kreuter将这些因素归纳为三大类：①倾向因素(predisposingfactors)：通常先于行动，是产生某种行为的动机条件，主要包括知识、态度、信念、价值观及个人的技能等。②促成因素(enablingfactors)：是促使某种行为动机或愿望得以实现所必须的环境条件，包括卫生保健服务和各种社会资源。③强化因素(reinforcing factors)：它存在于行为发生之后，是对行为积极的或消极的反馈，主要来自社会支持、同伴的影响和领导、亲属以及保健人员的劝告和态度，也包括人们对行为后果的感受等。7．执行和评价：应该强调，评价不是最后的步骤，评价工作贯穿于整个过程。

该模式应用于学校体育，可以促使体育生活方式与健康促进的一体化，从而形成“学校体育健康促进”模式，它对于学校体育具有科学方法论意义，对于学校体育和健康教育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3结束语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健康决定因素的权重也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社会对体育的需要也不断的发展着。学校体育也因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虽然学生健康问题不可能单纯由学校体育承诺，但学校体育应该力求得到全社会的支持，争取学校各部门把自己的工作与学生健康联系起来，努力维护和增进学生的健康，促进学校体育事业的发展，促进社会的发展。学校体育自有其相对完整的体系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它应当与时具进，不断汲取新的科学成果，借鉴不同学科的经验，丰富自身内涵，适当扩展外延。体育课程和体育教学是学校体育的核心，但是，当轰轰烈烈的学校体育课程改革取得可喜成果，而学生体质健康却逐年下降时，我们是否应该抬起头来，放眼社会，洞察、分析被我们所忽略的健康因素和社会因素，调整改革策略，促使学生逐步形成科学的体育生活方式，使学生受益一辈子，真正落实“终身体育”和“健康第一”思想。学校体育运用健康促进理论和操作模式，构建学校“体育健康促进”策略，正是以“终身体育”为目标，动员家长、学校、社区共同努力，通过创建体育健康支持性环境，以人类行为学为理论依据，科学干预和影响学生的体育行为，促进学生形成科学体育生活方式。它将为当前学校体育改革提供新视野、新思路、新方法、新策略。

参考文献：

［1］ 卢元镇，主编．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概论高级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8．

［2］ 傅华，李枫主编．现代健康促进理论与实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0．

［3］ 胡俊峰，候培森主编．当代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2．

［4］ 王正伦．运动锻炼的阻力［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2，16（5）：1－3．

环境与健康关系论文篇3

关键词 经济；环境；健康；内生性；固定效应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6-0169-05

我国经过近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环境和健康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而环境和健康问题的产生及其解决又都与经济增长密不可分。研究经济、环境与人口健康的关系，对于我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目标是对我国90年代初至今省区层面上经济、环境与人口健康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系统性的实证分析。这种分析的难点在于，第一，收入水平、环境质量和人口健康是彼此依赖、互为因果的，也就是具有内生性，使用普通估计方法易产生偏误；第二，估计结果会受到不可观测固定因素的干扰。本文构建了一个描述经济、环境与健康之间关系的联立方程模型，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克服了内生性问题；使用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模型，消除了不可观测固定因素的影响。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通过回顾相关文献，对经济、环境与健康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第二部分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数据；第三部分给出本文的实证结果；第四部分得出结论。

1 经济、环境与健康之间的关系

研究经济、环境与健康之间关系的文献很多，但把三者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系统性考察的还很少见，绝大多数现有文献是对其中某两个变量的关系进行分析。

1.1 经济与环境

在以工业为支柱的现代经济中，经济增长通常会导致环境恶化。然而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随着工业化的完成，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从这种经验关系出发，经济学家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简称EKC）假说，又称“环境倒U假说”，即：环境恶化程度与人均收入水平呈倒U形关系［1］。EKC仅仅是基于经验观察提出的一个假说，它并没有说明经济增长为什么对环境质量产生这种动态影响。后来的研究者们对此提出了多种可以互相补充的解释［2］，包括产业结构变化、收入效应、“门槛”效应、环保活动的规模收益递增等。

不仅经济增长会影响环境，环境也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包群和彭水军［3］使用我国1996-2000年的省区面板数据估计了一个由产出方程和污染方程组成的联立方程组，发现在6类工业污染物中，有3类具有负的产出效应，另外3类则对产出影响不显著。

1.2 经济与健康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良好的健康状况不仅在微观层面有利于提高个人收入，在宏观层面也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两者都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Liu et al.［4］考察了中国9省的家庭收入与家庭成员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发现收入受到健康状况的强烈影响，在农村地区尤其如此。Bloom et al.［5］使用生产函数方法估计了104个国家人口健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对人均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

另一方面，收入水平的提高无疑有利于改善个人和人口健康状况。许多实证研究表明，个人健康与收入水平的相关关系是非线性的，健康状况随收入水平提高而改善，但改善程度逐渐降低［6］。这种非线性关系在宏观层面上依然成立［7］。

应当指出，现有的研究多数沿着经济与健康之间双向因果关系中的某一个方向展开，有很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只有对内生性作出恰当的处理，才能对经济和健康之间的关系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

1.3 环境与健康

针对不同国家的大量流行病学和毒理学研究显示，人们的健康受到环境的显著影响。许多污染物与特定疾病之间有着直接联系，会给个人健康带来即时的和长期的损害，并表现在宏观层面，使发病率和死亡率上升［8］

虽然健康对环境没有什么直接影响，但可以通过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少数研究考虑了环境与健康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结果发现环境恶化对人口健康的负面影响仍然显著［9］。

我国已有的相关研究集中在环境污染对个人健康的影响，也有一些研究测算了我国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害的经济成本。共同的结论是，环境污染对个人健康的负面影响是显著的；其所导致的经济成本是巨大的。但环境恶化是否对更大范围内的人口健康有显著影响？国内对此还缺少实证研究。本文的研究将有助于澄清这个问题。

2 研究方法和数据

由以上文献综述可见，经济、环境与健康之间存在密切而错综的关系。应把三者纳入同一框架加以系统性考察是十分必要的。根据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所揭示的经济、环境与健康的关系，本文建立如下联立方程计量模型：

其中，Y，E，H分别为人均收入，环境质量和人口健康状况；I为物质资本投入，L为劳动力数量，EDU为教育状况，P为人口数量；S为产业结构，T为环保技术采用情况；M为医疗状况，A为人口年龄结构；下标i，t分别代表地区和年份；ε，μ，ν为误差项。Y，H，E为内生变量，假设其他变量均为外生变量。

在模型中，收入方程（1）的经济含义是，总产出取决于物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包括健康和教育状况）和自然资本（即环境）的投入量或消耗量，总量生产函数为柯 布-道格拉斯型。

环境方程（2）的含义是，环境质量受到人均收入、产业

结构和环保技术采用状况的影响。各变量均取对数，以刻画它们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减少异方差性的影响。

健康方程（3）的含义是，人口健康状况取决于人均收入、环境质量、教育状况和医疗状况。各变量也都取对数。使用死亡率代表人口健康状况时引入了一个代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量，因为总死亡率与人口年龄结构有关。使用预期寿命作为健康指标时则不需要这个变量。

本文建立的联立方程计量模型中共有3个内生变量，7或8个外生变量，每个方程中都至少有1 个其他方程中没有的外生变量。很明显，该模型是能够识别的，可以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其进行估计。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只使用横截面数据，估计结果中会包含各省区固有的、而模型又未能包含的一些特征所引起的虚假相关。为了得到较为准确的结果，本文采用了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模型，这样可以有效地排除地区固定效应的干扰。

本文使用两组样本来对模型（1）进行估计。第1组是我国30个省区[注:不含香港、澳门、台湾；也不含自治区，因其经济状况特殊，统计资料也欠完整。]1997-2006年的面板数据，其中人口健康指标为死亡率；第2组是我国29个省区[注:重庆于1997年设为直辖市，故1990年只有29个省区（不含香港、澳门、台湾、自治区）。]1990年和2000年的面板数据，其中人口健康指标为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所有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对两组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3 实证结果

3．1 收入方程估计结果

使用控制了省区固定效应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其中收入方程的估计结果见表2。从第1组样本的估计结果看，大部分变量的系数估计值都符合预期：物质资本投入、劳动力数量和教育对人均收入有显著正影响；人口对人均收入具有负影响。死亡率的系数估计值为正，与预期不符，但很不显著。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对人均收入有显著的负影响。第2组样本的回归结果不清晰，主要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样本容量较小；二是两个时间点间隔较长（10年），反映的是中长期内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两组结果所显示的环境对收入的影响不尽相同，还可能与考察时段的差异有关，因为第1组样本覆盖的时段较为晚近，各省区的收入水平比起在第2组样本中都有很大提高（参见表1，第1行），相应地，经济增长方式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总地说来，表2中的实证结果显示，90年代初至今我国的人口健康状况对经济增长并无显著影响；工业污染对

表3给出了环境方程的估计结果。从中可见，不同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变化模式。总体而言，人均工业气体污染物排放量随人均收入水平上升而增加；人均未达标工业废水排放量则随人均收入水平上升而减少。虽然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在第1组样本中估计值显著为负，但表3的最后两行显示，使用第1组样本中90年代的观测值，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的估计值为正，与第2组样本的估计结果一致。这表明这两种污染物的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能在近几年发生了变化。第三产业比重的估计值有时不显著，但只要显著，其符号均为负，与预期相符，说明发展第三产业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

当使用工业废气或废水处理设施数作为环保技术采用状况的变量时，其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这并不能说明环保技术不起作用或只起反作用，因为这里明显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越是污染严重的省区，越倾向于安装更多的污染处理设施。当使用废水处理率该变量的变量时，系数估计值则显著为负，说明广泛采用环保技术是遏制污染的有效手段。

3．3 健康方程估计结果

健康方程的估计结果见表4。使用不同的人口健康指标和环境指标，得到的结果十分一致：人均收入对人口健康有显著正影响；工业污染对人口健康有显著负影响

教育对改善人口健康的作用不明显。医疗状况与人口健康呈负相关，应该主要是由反向因果关系造成的。

4 结 论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在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方面，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工业废水的排放量随经济增长而下降，工业气体污染物（SO2、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排放量则随经济增长而上升，但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排放量的上升趋势在近几年有所逆转；工业污染的增加对经济增长没有正面作用，而是阻碍着经济增长。在经济与健康的关系方面，主要是人均收入对人口健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人口健康对经济增长则没有显著影响。在环境与健康的关系方面，各种工业气体污染物和工业废水都对人口健康有显著的负影响。此外，教育状况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人口健康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减少工业污染，改善环境质量。

本文的分析框架和实证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第一，经济、环境和健康是三个既紧密联系、又相对独立的范畴，三者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必须改变那种一切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思路，要充分认识环境和健康自身的内在价值。第二，工业污染对经济增长有阻碍作用，“以环境换增长”的做法不可取，尽早致力于对污染排放的控制与监督才是上策；虽然我国还处于工业化中期，人均收入水平不高，但一些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已出现随经济增长而下降的趋势，这说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收到了实效，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应再接再励，进一步加强环境综合治理。第三，环境对人口健康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环境恶化部分地抵消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健康成果；除了通过医疗卫生系统加强对环境所致疾病的预防和诊治之外，还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最后，教育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有力的因素，应进一步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Grossman G M, Krueger A B．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110 (2)：353～377．

［2］Managi S．Are There Increasing Returns to Pollution Abatement? Empirical Analytics of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in Pesticides ［J］．Ecological Economics，2006，58 (3)：617～636．

［3］包群，彭水军．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基于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估计［J］．世界经济，2006，（11）：48～58．［Bao Qun, Peng Shuijun．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 Simultaneous：Equation Estimate Based on Panel Data［J］．The J ournal of World Economy，2006，（11）：48～58．］

［4］Liu G G et al．Income Productivity in China: On the Role of health ［J］．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2007，doi:10.1016/j.jhealeco.2007.05.001.

［5］Bloom D E, Canning D, Sevilla J．The Effect of Health on Economic Growth: A Production Function Approach［J］．World Development，2004，32 (1)：1～13．

［6］Ecob R, Smith G D．Income and Health: What Is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J］．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1999，48 (5)：693～705．

［7］Deaton A．Health,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3，41 (1)：113～158．

［8］Dominici F, Sheppard L, Clyde M．Health Effects of Air Pollution: A Statistical Review［J］．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Review，2003，71 (2)：243～276.

［9］Gangadharan L, Valenzuela M R．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Income,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Extending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J］．Ecological Economics， 2001，36 (3)：513～531．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Growth, Environment and Population Health: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ina's Provincial Data

QI Liangsh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环境与健康关系论文篇4

【关键词】生态心理学；体育生态文化；生态校园

1.研究缘起

心理和谐发展已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焦点，也是高校思想教育的核心任务之一。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通过多元的和互动的观点来理解人的心理，来理解人的心理与环境的关系。[1]由于大学生所处社会环境的特殊性，在生活和学习中的高度张力的抗争性作用下，校园生态文化的议题和所学专业之间产生了论辩关系，这种论辩关系势必会影响到他们心理认知的多元性。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社会竞争更为激烈，必然要求大学生具备更强的心理应变能力、耐负荷能力和自我调控能力。[2]体育生态文化作为一种原生态的文化，可以有效增强和调控高校师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大学校园作为整个教育环境中的一个生态子系统是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场所，担负着教化育人主要功能，其生存状况影响着高等教育的目标达成。[3]其中，生态校园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之一。建设生态校园，即从生态视野去审视和实践校园文化建设理念。[4]它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探究人类心灵与世界的关连，进而形成师生生态主体的生态世界观。生态世界观将世界看成是“人——社会——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整体性是这个系统最主要的客观性质和特征。[5]在整体性特征下，只有充分解除阻碍校园体育生态文化发展的潜意识，才能最终实现高校师生生态主体的真正健康，做一个心智健全的人。

2.生态心理学和生态校园的定义

2.1 生态心理学

生态心理学一词在1992年首度出现在The Voice of the Earth一书中。[6]它是顺应时代而产生的一门学科，从生态系统的观点研究心理问题，是心理学研究领域的新突破。从总体上看人的心理是一个生态系统，心理健康则是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并且这个子系统平衡是实现打的系统的基础。心理健康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是自我的平衡和自我与环境的平衡。[7]

生态心理学是一个泛概念，它是心理学研究的一种态势。就目前来说，心理学应该跳脱出自己切割出来的边界，更宏观地从“我在其中”的生态脉络来理解人类，去探讨人类持续破坏生态以及精神危机愈趋严重的深层原因。[8]鉴于这些深层次的原因，我们必须在特定的环境下研究解决的办法。而恰恰生态心理学是强调环境或背景性因素的重要性，反对脱离环境孤立地研究有机体的心理或行为。因此，本文认同学者杜惟玮的观点，所谓的生态心理学是从生态学出发的研究，去考察生态环境和生态危机中人的心理行为问题。[9]

2.2 生态校园

环境是人生存的必需，校园是文化的校园，人类有着结成群体的本性，在这种本性下校园文化是靠人类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又一代一代向前发展的。校园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是由人化的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态系统共同组成。[10]校园是社会的一部分，它在各种环境共同作用下组成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的生态。生态学的出现不仅仅是一个新兴学科的诞生，而且是一种思考方式的形成。[11]这种思考方式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作用，这种文化建设的主旨即是为师生生态主体的心理健康服务。因此，心理健康在更高程度上应是人的可持续性发展与自然生态整体的可持续性发展的辩证统一。

校园文化是“在教育活动中产生、形成和发展的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形态。[12]它在弥散性、渗透性、暗示性的潜在影响下，实现隐性课程的作用。由于校园文化建设这一变量很难作并加以测量，[13]使得校园文化与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常常出现偏离教育的既定生态轨迹，各个整体之间因需要相互适应而产生了一个震荡曲线，导致整个心理健康生态系统的失衡。这种失衡是内在文化的失衡，也是大学基本理念的失衡。内在于各种文化现象之中，并具有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得以展开能力的基本理念或基本精神。[14]

基于以上对校园文化的论述，这里认同裴献堂学者的观点，生态校园是“教育生态学”所倡导的在校园特定环境中以生命成长为中心，对生命的发展起着制约和调控作用的N维空间和特定的环境系统。[15]

3.构建生态校园的影响

3.1 生态思维——更新校园文化建设理念

人类发展总是发生于某种特定社会群体背景之中，对于高校校园的师生生态主体来说，校园文化是溶于整个社会生态环境的。生态心理学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研究机体与环境之间渐进的、相互适应的过程。人作为环境的机体，同时也是积极主动、不断成长、具有高度心理复杂的人，那么环境是对人的行为生态产生巨大作用。行为生态观强调内、外因的互动与平衡。[16]在互动与平衡中，校园生态主体的心理健康不是被外在的异化的力量所支配，而是用非线性原因、理解行为的做法来实现教育的使命。正是这种非线性原因、理解行为的做法具有对人的发展和精神需要的满足起作用，才能把师生生态主体置于适应性的、接纳性的教育框架下形成非概念化的动态发展。

体育生态文化对高校师生生态主体的心理环境产生多种外在因素刺激和影响，形成在生态文明背景下新的理念的统一性震荡，从而达到师生生态主体修生养性的内外平衡。

3.2 生态意蕴——优化校园文化环境

对环境的关注是生态心理学的共识。[17]在高校社会人文化境和自然环境的作用下，师生生态主体对心理健康的渴望具有动态超越性，随着校园生态文化的不断推进，这种适应社会的心理升华磅礴的生命力。生态心理学强调研究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18]校园生态文化不仅塑造了师生生态主体概念性的健康，还使高校心理健康生态系统产生了自我调节、自我修复和自我延续的能力。就像人的文化参与的主观能动性在生态常理作用下如何高扬，但我们仍视之为具有生态意蕴的一种综合环境的生态性存在。

校园体育生态文化建设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具有交叉性。生态校园要求师生生态主体具有正确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价值取向，以适应社会主流，提升其社会适应力，寻找群体的归属感。在个体社会化过程的同时，作为一种群体文化，寻找群体共同价值观，使学生更具群体归属感。[19]所以，优化校园文化环境，就是优化人的心理生活，帮助师生生态主体寻找和追求高质量生活的真谛，形成和发展高质量的生态体验。

3.3 生态智慧——增加校园文化活动的吸引力

高校要培养的是具有健康心理的人，就必须在适宜的校园生态环境下培养师生生态主题的群体感和文化力。其中，人际环境既是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又是一种适应创新，它的构建，就是使人的心理健康发展符合可持续发展观。生态心理学主要希望治愈人与自然环境的疏离，[20]挖掘个体的最大潜能以获得自我实现，客服人际交往的生态危机。解决生态危机的办法就是解除对生态潜意识的抑制，建立生态自我。[21]

体育生态文化是基于人类自体存在的平衡态及文化状态。大学是包容性的大学，在不同文化出现冲突时，社会承认遵守价值更大的文化规则的行为便体现出高校的生态智慧。师生生态主体追求的心理健康要把“心理学关于人性的主张主要体现在人性的本质属性和人性的价值定位两个维度上。”[22]因而生态心理健康维度将全面综合考虑人的社会适应能力，增加对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关注程度。

4.建议

4.1 构建以体育生态文化建设为主线的高校生态环境

高校在对体育生态文化和其它校园文化整合的基础上，努力构建系统的、整体的、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高校生态环境，重视生态价值观的引领。通过构建宜人的生态环境，综合运用自然选择的驱动力，在各类文化的传播和吸收上产生共性，实现师生生态主体的健康发展。

4.2 开展体育生态文化活动，发挥校园文化环境的心理功能

开展体育生态文化活动，不但有利于发挥校园文化环境的心理功能，还有利于实现校园生态环境的平衡，更重要的是在校内外形成建设生态校园文化上的共识。通过这些活动，使师生生态主体对自然的领略感悟贯穿于情感与理解的全部心理过程，增强生态主体的团队意识，培养生态主体的集体荣誉感。

4.3 注重生态校园的内涵建设

注重生态校园的内涵建设，是高校对师生生态主体在心理建构、文化内涵、精神境界上实现丰富和充盈。要在体育校园文化的生态理念上进行自内而外的变革，要充分发挥各生态要素的有利条件，利用各要素对体育生态文化的反馈作用并在不断建设充实的环境内涵中折射心理内涵，促进构建生态校园的个生态要素向良性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傅荣，翟宏.行为、心理、精神生态学发展研究[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版），2000（5）：109-114.

[2]汪子为.校园文化与创造力的培养[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21-25.

[3]王勇.我国地方高校的生态校园建设研究[J].当代教育科学，2009（19）：47-49.

[4]薄方林.创生环境文化、建设生态校园[J].教育科研论坛，2007（12）：25-26.

[5]张忠，陈家麟.生态哲学视野下的心理健康观——兼论心理健康概念的内涵[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8（2）：22-25.

[6]Roszak，Theodore.The Voice of the Earth：An exploration of ecopsychology[M].NY：Simon & Schuster，1992.

[7]肖志翔.生态心理学思想反思[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66-68.

[8]释传法.从生态心理学看心理学的发展潜能[J].Conference on Psychology and Social Harmony，2012：51-56.

[9]葛鲁嘉.心理学研究的生态学方法论[J].社会科学研究，2009（2）：140-144.

[10]杜惟玮，等.生态校园建设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四川环境，2005（3）：30-34.

[11]葛鲁嘉.心理学研究的生态学方法论[J].社会科学研究，2009（2）：140-144.

[12]高汉运，等.校园文化环境与学生心理健康[J].中国学校卫生，2002（1）：90-95.

[13]逯苗.校园文化与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J].宿州学院学报，2010（6）：95-97.

[14]毕文波.当代中国新文化基因若干问题思考提纲[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1（2）：27-31.

[15]裴献堂.构建生态校园、关注生命成长[J].基础教育参考，2012（9）：33-34.

[16]郑日昌.心理辅导新进展[J].心理科学，2000（5）：599-603.

[17]Michael F，Yong，etal.Situations，interaction，process and affordance：an ecological psychology perspective[J].Instr-uctional Sicience，2002，30：47-63.

[18]徐传来.现象学心理学和生态心理学的比较研究[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6）：24-27.

[19]李文成，成敏.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策略[J].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12）：73-75.

[20]Roszak.T.The Voice of the Earth[M].op.cit：320.

[21]刘婷，陈红兵.生态心理学研究述评[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2）：83-85.

环境与健康关系论文篇5

劳动条件环境卫生健康

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认识到人与环境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著名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中曾提出“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的观点，认为自然界是人类生命的源泉，人与自然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左传》载有“土薄水浅，其恶易觏，……土厚水深，居之不疫。”西晋《博物志》指出“居无近绝溪，群冢，狐蛊之所，近此则死气阴匿之处也。”[1]社会科学发展至今，人类文明要求我们所对健康的关注不能低于古人；学术发展，百家争鸣，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就是以人类及其周围的环境和劳动条件为研究对象，阐明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及人体对环境的作用所产生的反应，即各环境与机体间的相互作用。

1学科体系概述

1.1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性质与研究内容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是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它是研究劳动条件、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与人群健康的关系，揭示环境因素和职业性有害因素对人群健康影响的发生、发展规律；并研究利用有利环境因素，控制不利环境因素和职业性有害因素的对策，预防职业病和与环境有关的疾病，以保障人群健康的一门科学。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大致有以下的研究方向：环境化学毒物的毒理学、环境与职业流行病学，热与毒物耐受的分子机制，水污染对健康的危害与防治。

2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与健康

2.1健康健康是指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是包括身体、心理、社会方面的完好状态。人体机能最好的状态当属健康状态，可受环境多种影响，还有多种不理想的状态，如亚健康，亚临床，疾病状态。亚健康状态下，人的机体虽无明显的疾病，但活力降低，适应能力成不同程度减退的一种生理状态，是由机体各系统的生理状态现状、生理功能代谢低下所导致，是介于健康、疾病之间的一种“第三状态”。现阶段调查研究表明，多数社会人的健康状况整体下滑，问题不可小觑。其中当以亚健康人群居多。

2.2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与健康的关系

人类赖以生活的自然环境、生活环境及劳动条件都与健康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作用关系错综复杂态。我国人群健康现状与环境作用研究及其问题分析，以及近年来的环境污染事件增多，职业病的患病增加，这些都说明不良的环境的持续作用会对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了极大地危害和威胁，后果严重性已表现出来态。

3讨论

3.1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的发展与健康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研究环境与人群健康关系，以保护和增进人体健康为目的。环境卫生工作是该学科理论知识体系指导下的环境卫生实践工作，其目的是防止环境污染，预防疾病，提高人群的健康水平。环境卫生工作能丰富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的内容，是其理论的具体体现；而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源于环境卫生工作实践，但又高于实践，对环境卫生的工作实践具有指导作用。目前全国正在进行卫生防病体制的改革，以便能够适应中国社会和经济建设发展的要求，提高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也给环境卫生工作和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及新的任务和希望。

3.2发展战略

3.2.1加强研究环境中存在的大量化学，物理，生物因素均可对人群健康产生影响。大量的环境污染物对人体健康产生明显的危害。由于环境化学污染物种类繁多，成分复杂，数量巨大，污染面广，其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也最大。因此，化学性污染对健康的危害仍是今后的研究重点。但不同污染物由于其存在形式，人体接触的途径，暴露量，个体敏感性的不同及多种因素的联合作用等，对机体的作用模式和效应可能有所不同，这就更增加了环境因素健康效应研究的复杂性。

3.2.2 新技术，新方法在环境卫生工作中的应用由于环境卫生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交叉学科，在环境卫生工作中提倡创新性思维，及时创建和引进新的研究技术和方法对于提高环境卫生工作质量和研究水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引进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的研究技术和分子流行病学方法对于深刻揭示环境与健康关系的内在本质至关重要。引进分析化学，仪器分析技术有利于快速检测有害物质，可增强处理环境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提高对新化学污染物的识别能力；应用新的微生物检测技术可快速检测环境介质中的致病性微生物。总之，及时引进和应用相关学科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将会给环境卫生工作和环境卫生学研究带来崭新的局面。

3.2.3 加强卫生工作1997年中国政府提出“以农村为重点，预防为主”的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为今后的环境卫生工作指明了方向。最近20多年来，由于大量乡镇企业的兴起，城市污染企业的转移，滥施农药化肥等造成的污染以及在村镇建设中缺乏合理的整体规划等，给农村环境卫生工作带来诸多新的问题。因此，加强农村环境卫生工作是中国环境卫生工作者的重要任务。2007年11月6日 ，卫生部、国家环保总局等18个部委局办联合了《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充分表明了我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落实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态度与决心，为顺利推进环境与健康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参考文献：

[1]郭新彪.环境健康学[M].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6.1.

[2]李蓉.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7.1.

[3]李鲁.社会医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2.

[4]宋晓明，花小川，郭新彪等.公众对环境与健康工作需求现状的调查分析[J].环境与健康管理，2009.23-28.

[5]傅华. 新公共卫生与21世纪人群健康策略[J].上海预防医学杂志，2001，13（1）：6-8.

[6]李晓明，姚孝元.我国环境与健康标准体系现状及问题分析[J].环境与健康杂志，2011（3）：267-269.

环境与健康关系论文篇6

关键词： 环境与健康；风险管理；损害赔偿

中图分类号：D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2）06-0039-06

由于快速工业化进程所导致的严峻的环境污染形势没有得到根本遏制，我国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正逐步加强。与环境污染相关的一些疾病，如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和出生缺陷等问题凸显，环境污染导致的人体健康问题越来越突出，加强环境与健康管理已迫在眉睫。环境与健康立法是实施环境与健康管理的重要依据，然而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还存在较大缺陷，不能有效推进环境与健康管理。笔者对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进行梳理，分析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的建议。

一、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现状

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的规定散见于环境保护相关法规之中。笔者通过法律检索工具，收集了环境与健康相关法律政策文件30部，其中与环境和健康相关的内容共135条。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是探索式前进的，奉行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思路。伴随着实践中问题的凸显和理论研究的深入，环境与健康立法也在逐步制定，这可从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时间表中看出。这种立法思路，是我国国情决定的。由于我国进行环境保护工作的经验不是很丰富，环境与健康工作更是处于起步阶段，只能逐步开展环境与健康立法。哪些部分的立法条件成熟了，就先进行此部分的立法，对于尚未成熟的，不匆忙立法。

（一）法律位阶

如图1所示，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位阶分布按数量依次为根本法1件、基本法律2件、行政法规4件、普通法律11件以及行政规章12件。单纯从数量可以看出法律（包括基本法律和普通法律）最多，行政规章次之，除根本法外，行政法规数量相对较少。

（二）立法主体

环境与健康的立法部门分布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环境与健康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我国环境与健康的立法主体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环境保护部（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卫生部、涉及环境与健康管理工作的多部门联合。如图2所示，其中全国人大占比10%，全国人大常委会占比37%，国务院占比14%，各部委（包括原国家环保总局、卫生部以及多部门制定）占比39%。

（三）内容范围

环境与健康相关政策的内容范围及对应条款数量如图3所示，依次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23条）、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应急处理（22条）、环境重点区域保护（17条）、环境标准制定（13条）、立法目的（13条）、环境影响评价（12条）、环境监测（12条）、主要环境污染物控制（10条）、环境管理机制（8条）、清洁生产（4条）以及原则性规定（1条）、环境犯罪（2条）。可以看出环境损害赔偿和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应急处理在环境与健康相关政策法规中涉及内容较多，环境重点区域保护次之，清洁生产和原则性规定内容涉及较少。

目前环境与健康立法内容基本上可以形成了事前、事中、事后三大部分。如下图所示：

（四）相关性

在以上立法中，内容与健康的相关性分为直接相关与间接相关。135条相关条款中，与健康直接相关的条款为50条，占37%；与健康间接相关的条款为85条，占63%（如图4所示）。其中根本法（1条）与健康间接相关；法律13条（包括2条基本法律和11条普通法律）中直接相关为1条，间接相关为12条；行政法规（4条）中直接相关2条，间接相关2条；行政规章（12条），直接相关5条，间接相关7条（如图5所示）。可见，环境与健康立法中，多数是与健康间接相关，而直接相关的条款数量相对较少。

从环境与健康立法相关性上看，直接相关的政策法规位阶分布情况如下：根本法1，普通法律1，行政法规2，部门规章5。

因此，笔者以为，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基本状况是：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工作已经开展，形成了一些条文；立法主体分散，主要的主体是国家环境保护部（原国家环境保护局）；立法内容庞杂，包括损害赔偿、突发环境事故应急处理、环境重点区域保护、环境标准、立法目的、环评、环境监测、主要环境污染物控制、管理体制、清洁生产以及原则性规定、环境犯罪等，并分散于《环境保护法》、《侵权责任法》等多部文件中。上述内容中，多数与环境健康间接相关，少数直接相关。

二、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存在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已经为数不少，在主要的制度领域或多或少形成了一些规定，对于开展环境与健康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应当看到，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整体上仍显滞后，在体系和内容上均存在一些问题。

（一）法律体系缺陷

由于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秉持成熟一部、制定一部的思路，虽可逐步推进环境与健康法制建设，但是却带来立法的不同步、分散和冲突，需要进行统合和整理。

1.根本法依据较弱

宪法第26条第1款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对环境与健康管理、环境与健康政策法规体系的形成未给予明确规定。环境与健康相关政策法规缺乏直接相关的根本依据，未来的环境与健康政策法规的立法依据在宪法中并不明确。

2.分散立法

围绕环境与健康制定的法律规范，分散在若干的文件中，尚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法规、规章对环境与健康作出系统的规定。环境与健康分散立法易于产生规范的重叠或冲突。规范重叠会造成立法资源的浪费，规范冲突则会造成法律体系的混乱和法律适用的困难。例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24条与《环境保护法》第41条、《侵权责任法》第65条在环境健康侵权的构成要件上就有所不同，以致实践中会有达标排污而不承担责任的案例出现。

3.法律的主要渊源为政策性文件

环境与健康法律的主要渊源包括：《卫生部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健康工作协作机制》、《关于成立国家环境与健康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等。特别是《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涉及了环境与健康管理的主体、职责以及协调机制，提出了环境与健康宏观管理的主要内容和工作目标，因此可作为环境与健康法律的主要渊源。上述文件都属政策性文件，没有上升为法律。政策性文件作为主要环境与健康法律体系的主要渊源，存在着法律位阶较低、权威性不足、稳定性较差等问题，难以满足环境与健康法律关系调整的要求。

（二）立法内容缺失

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在内容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内容偏事后性和行政性，条文的相关性差，制度内容上有所缺失。

1.偏事后性和行政性

从条文数量上讲，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事后救济规范偏多，事前预防规范较少。环境损害赔偿与应急处理的条款为43条，环评、监测与标准制定的调控为37条，总体看，内容偏重于事后的应急和救济，与环境和健康管理所要求的事前预防原则不相符合。在调整方法上，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具有行政性，多采取强制性手段。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的内容主要是行政性条款，调整方法上采用行政管制措施，对于民事方法比较忽视，特别在环境污染致人体健康损害方面没有足够重视，对于公民权利保护不够。

2.条文关联性较差

条文的关联性较差是指环境与健康立法条文或者属于原则性条款，或者属于一般性条款，与环境与健康法律关系调整的关联性差。

第一，一些条文属于环境与健康立法的原则性条款，如宪法的依据性条款、立法目的条款等。这类条款没有具体的权利义务内容，因而其指导性和宣示性意义大于操作性和实际性意义。虽然从表面上看这类条文属于环境与健康立法，但是对环境与健康法律关系的调整意义不大。

第二，多数条文都不是专门规定环境与健康的，而是从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制度，特别是污染防治的制度中引申出来，如环境标准、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环境预警、环境应急等。之所以将其纳入环境与健康立法范畴，原因在于上述规范的实施也能起到保护人体健康的作用。但此类条文在性质上更多属于一般性的环境污染治理条文，而非专门规范环境与健康的。这类条文从表面上难以看出是否属于环境与健康立法，在法律适用上经常被忽视。

3.制度内容不完整

从实证法来看，环境与健康立法内容主要在管理体制、应急管理、损害赔偿、立法目的等几个方面，环境与健康很多重要的制度缺失，导致环境与健康立法体系运行不畅。环境与健康立法制度内容还缺乏健康风险管理制度、健康准入制度等重要制度，制度体系上有重大缺口，制度运行上有阻塞。同时，已有制度，如环境与健康管理体制、环境健康标准、环境健康监测、环境健康事故应急、环境健康损害赔偿等也比较粗糙，内容上很不完备。

三、完善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的对策建议

为了推进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必须将风险管理与损害赔偿相结合，重点从健康风险管理入手，完善现有立法。

（一）风险管理与损害赔偿相结合

《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环境与健康工作规划》指出：“立足风险管理是环境与健康工作的核心任务。环境风险管理是基于科学决策的管理模式，体现了防患于未然的管理理念。”[1]从环境与健康立法的国际经验来看，主要有两种管理立法模式：一是风险管理导向的立法体系，一是损害赔偿为核心的立法体系，二者在不同的国家分别得以体现和运用。美国是典型的风险管理模式，[2]而日本则是典型的损害赔偿模式，[3]但无论是哪种模式，都没有将风险管理和损害赔偿割裂，而是相互结合。特别是在日本，其环境与健康立法起初走的是末端损害赔偿之路，但是也逐渐发展出环境风险管理制度，与传统的健康损害赔偿制度相结合，摸索出了一套损害赔偿与风险管理相结合的模式。风险管理和损害赔偿相结合是指环境与健康立法既要注意事前预防性质的风险管理，又要在环境污染事故发生之后，充分保护相对人的权利，构建完善的损害赔偿制度。

风险防范原则是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环境健康领域亦是如此。一旦发生了污染事故，将可能对人体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危害。这种危害后果可能是无法挽回的，也无法用金钱完全弥补，因此，做好事前风险防范是最佳选择。同时，风险管理有利于环保部门进行管理，是环境与健康管理的有力抓手。另一方面，环境损害赔偿也是必不可少的。环境损害赔偿可以从经济上遏制排污者的排污冲动，维护受害者的权益。环境健康风险管理做得再好，也不能避免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环境与健康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得依赖于环境健康损害赔偿机制。

基于上述理由，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应当秉持健康风险管理与健康损害赔偿相结合的思路，着力加强健康风险管理，构建环境与健康事故的防火墙。

（二）构建环境健康风险管理的立法

依照上述思路，必须重视环境健康风险管理立法，推进环境健康风险评价、人体健康准入等支柱性制度的建设。

1.革新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

首先，应当将“降低环境风险，保障人体健康”作为环境立法目的的重要部分，在修改《环境保护法》和污染防治单行法时予以落实。

其次，确立人体健康保障的优先地位。《环境保护法》第一条规定：“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制定本法。”可见，这部法律从根本上还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应该在立法目的上明确规定，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这样才能确保环境保护工作的优先地位，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再次，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变为风险防范原则。[4]防治结合的原则看似合理，但其中却包含了允许一定的环境污染和破坏存在，这实际上在人们的心理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即如果没能得到预防，还是可以治理的。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环境污染形势没有得到根本遏制，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做法在实践中被证明是不可行的，风险防范原则必须要得到重视。风险防范原则要求人们及时评估风险，及时发现事故苗头，控制风险转化为事故，是彻底的预防思路。

2.确立环境健康管理体制

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和环境保护部门的健康保护职责和环境健康风险防控责任。应当确定环境保护部门为环境与健康事务的主管部门、卫生部门等相关管理部门在各自职责领域内负责的管理体制。

3.构建环境健康风险管理制度

风险管理是安全管理的重要方法，在内容上至少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控制三个环节。第一，国家进行环境与健康风险管理，制定环境健康风险物质清单，对纳入清单的物质进行重点和优先控制，实行总量控制和风险预防，清单由国务院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第二，从源头上识别健康损害风险，即识别人类活动带来的人体健康损害风险源。必须实施全天候监测和监控，建立环境健康标准，特别是特征污染物的环境健康标准。根据环境健康标准，识别健康风险。第三，建立健康风险评价制度。我国环境法体系有环境影响评价，却无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环境健康风险评估，是环境与健康管理的前提，通过风险评估确定重点控制污染物和确立风险等级。建议在修改《环境影响评价法》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时，将建设项目和规划的健康影响评价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的范畴，对建设项目和规划的环境健康影响进行评价。第四，完善环境健康突发事件应急制度，减少环境污染突发事件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三）完善环境健康损害救济制度

我国的环境健康损害附属于《侵权责任法》和《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文件中，没有考虑到环境健康损害的特殊性。笔者以为，应当建立环境污染健康损害与环境污染财产损害二元归责机制，并在环境健康损害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

1.环境健康损害与环境财产损失的二元归责

环境健康损害和环境财产损害的二元归责是指在坚持环境污染致人体健康损害无过错责任时，确立环境污染致财产损害的过错责任。

我国现行法将环境侵权统一确定为无过错责任。笔者以为，应当将环境污染导致财产损害的规则从统一的环境侵权规则中分离出来，即环境健康侵权仍然坚持无过错责任，但环境污染导致财产损害应当为过错责任。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如果环境侵权采取一刀切的一元规则，是没有认识到人身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本质区别的结果，这种做法忽视了人身健康之于物质财富的价值优位，在赔偿能力一定的情形下，很可能使得环境健康侵权得不到充分的赔偿。同时，一元模式加重了排污者的负担，排污者的责任过重，这对排污者是不公平的，也可能会遏制社会经济的发展。

2.惩罚性赔偿

根据《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文件的规定，我国环境健康损害赔偿以补偿为原则。如果被告因为其侵权行为所获得的收益大于其应当支付的赔偿费用，那么损害赔偿便不足以阻止加害行为的发生。人们常说，我国环境健康侵权领域是“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5]。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在于赔偿责任对排污者没有足够的威慑性。故需要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6]加大赔偿的额度，从而改善上述局面。但也应当注意，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应当加以限定。笔者认为，环境健康侵权领域的惩罚性赔偿适用于两种情形：未进行排污申报登记而偷排的和故意超标排污的。两种行为的行为者主观恶性较大，符合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机理。排污者有上述两种情形之一的，应当双倍赔偿受害者的损失。

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工作虽然已经开展，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远远跟不上实践的需求，其突出问题是立法分散，和环境与健康法律关系的调整关联性不大。为了推进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必须坚持健康风险管理和损害赔偿相结合的立法思路，着重从风险管理入手，构建健康损害评估等制度。当然，环境健康损害赔偿领域的革新也需跟进。例如，构建环境健康损害与环境财产损失的二元规则，在环境健康损害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

参考文献：

[1]文雯.防范环境风险 管理怎么跟上？[N].中国环境报，2011-04-03.

[2]贺桂珍，吕永龙.美国、加拿大环境和健康风险管理方法[J].生态学报，2011，（2）：557.

[3]程凌香.日本的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法律体系及其启示[J].公民与法，2012，（3）：64.

[4]王灿发.论我国《环境保护法》的修改[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32.

环境与健康关系论文篇7

一、方法科学，内容系统

该书整体内容系统、全面，论述方法科学得当。该书聚焦健康养生的时代背景，研究了当前亟待解决的焦点问题，通过从音乐教育、音乐欣赏、歌唱训练和音乐表演艺术等多个领域对音乐与养生的内在关系进行论述，生动叙述了健康养生与音乐艺术的内在关联。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康养文化的价值主要表现为：第一，康养文化中蕴含了独特的情感意境和人文意境，在乡村振兴环境下，各类文化高度共享、自由开放，借助智慧媒介不断传播、交流，形成了新的文化传承体系。因此，想要破解康养文化的断层问题，就需要对不同文化理念进行合理收集、多元整合和时代转化，构建符合全新乡村振兴环境的文化传承机制。第二，我国康养文化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和传播载体，其中汇集了浓厚的人文景观、民俗气息和文化资源，既是我国整个文化体系中的特色内容，也是见证农业文明生动变迁的有效记载。因此，在大众聚焦健康养生的时代环境下，充分挖掘康养文化所蕴含的独特音乐元素，对其中所诠释、传递的情感理念进行全方位、生动展示，能更好保留乡村文化的精神本质，进而为乡村文化提供最真实的情感记忆。

二、融合性强，框架完善

该书融合性突出，通过讲述名人、老年人等不同群体与音乐养生的关系、叙述了传统八音乐器、五行与音乐养生的内在关联，并且结合音乐艺术的不同类型，生动讲述了与音乐艺术的内在关联，全面彰显了该书的论述框架。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将音乐元素与康养文化相融合，其背景主要表现为：首先，在现代智能设备和智慧系统助力下，挖掘康养文化中的音乐元素，使其全面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具备基础可能。同时，要充分发挥、借助新媒体平台的开放性和内容的多元性优势，为大众生动挖掘、全面展示康养文化的音乐元素和多元内涵。其次，乡村振兴推动康养文化进入全新发展、传承环境，尤其在现代文化体系建设影响下，康养文化的发展空间更加完善，文化形态进一步丰富。音乐对大众身心健康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积极、健康的音乐通过诠释情感、传递思想，能够积极感染听众。康养文化的本质是一种休闲、健康的养生文化，通过选择合适的音乐元素，合理发挥音乐功能，使居民及游客将音乐艺术作为重要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态度。最后，在大众聚集健康养生的全新环境下，康养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康养文化中凝聚了养生、旅游和文化休闲、娱乐体验等多种产业要素，形成了完善、融合的产业集群，造就了庞大的产业规模。将音乐元素与康养文化生动融合，丰富了产业价值，满足了大众多元化的文化需求。

三、聚焦现实，融入实践

环境与健康关系论文篇8

人口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都强调在决策时有必要思考长期目标，综合考虑环境、社会和经济因素，人口健康是可持续发展的五大优先发展的目标之一，没有健康的人口可持续发展就不可能实现。 1992 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有关环境和发展的联合国会议上进一步完善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指定了人类在此发展中所处位置: “人类处在可持续发展所关注的中心”。

没有比人口健康更重要地测量发展的可持续性了，传染性疾病在全球越来越多地出现或者重新出现，可能是当今世界对公共健康问题的最大挑战。如果没有一个更宽广的研究视野，一个全新的范式―一个包括生物复杂性的新的概念框架以促进新的理论和模型，这个问题就不能理解和解决。

1 人口健康及其决定因素

按照生物医学的观点，健康是“一个有机体或有机体的部分处于安宁的状态，它的特征是有机体有正常的功能，以及没有疾病”，即“无病就是健康”，与其说是健康的定义，不如说是没有疾病的定义，因此被认为是一个消极的概念。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早期的健康概念，即“一种身体、精神以及社会福利的完美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身体虚弱的现象”。根据这个定义，健康所需要的条件不仅包括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和对环境灾害提供保护所需资源的有效性，而且还需要有安全感和安宁感。这一定义超越了传统的“生物医学”、“消极”的方面，比如死亡、疾病和残疾等，并因其对健康的综合性以及强调更广、“积极”、社会心理的方面而受到欢迎，被无数次引用。这个定义从不同维度为健康提供了一个广为接受并有说服力的思考，比如对物理（结构及功能）、社会、角色、心理（情感和智力）以及健康状况的总体理解，从过去仅仅对健康的物理因素的关注向前推进了重要的一步，算得上第一个较为完整的定义。

尽管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概念提出了不同方面的界限，但它不是一个综合的方法，并且各个方面又很难测量，福利也没有被明确定义出来，而且，它还缺乏文化上的考虑。这个福利的完美状态和这个理想化定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每个人都缺乏健康。

目前国际上对人口健康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它被公认为起源于社会科学领域的现代“健康观”。现代健康观认为健康是一种能力或资源，它使我们有能力获得教育和技能，实现人生目标，提高和满足个人愿望。

加拿大在人口健康研究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1989年，加拿大高级研究院（the Canadi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search）提出了人口健康的概念以及影响人口健康的因素（如图1），认为“人口健康是指用健康指标来衡量，以及通过社会经济和物理环境、个人卫生习惯、个人能力和应变技巧、人类生物学、早期儿童发展和卫生保健服务所影响的总人口或特定子人口的健康” 。并提出每个健康的决定因素并不是孤立的起作用的，各个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对健康产生更深远的影响。例如，失业或导致社会隔离和贫困，它反过来又影响一个人的心理健康和应对技巧。 这些因素一起又可以导致更差的健康状况。

资料来源：Evans, R.and Stoddart. G. ‘Producing Health, Consuming health Care’. CIAR Program in Population Health, Working paper No.6 p51, Toronto, April, 1990

早在1974年，加拿大政府在对健康问题进行了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著名的“the Lalonde报告”，在理论上全面地阐述了非传染性疾病流行学所发现的公共卫生问题，用更为广泛的“健康领域概念（health field concept）”替代传统的“所有的健康改善都源自医学”的狭隘观念，提出了影响健康的“力量-- 领域”模型。该模型认为，影响人口健康的因素可以分成4个主要力量：1）环境；2）人类生物学；3）生活方式；4）卫生保健服务的可及性。

与传统健康护理的概念不同，人口健康的研究对象不只是病人，而且还包括健康人口和亚健康人口，其目的是促进整个人口的健康并消除人群之间健康状况的不平等，它关注的是影响人们健康的生活和工作的条件，这些条件促使或支持人们做出健康选择以及促进和保护健康的服务，这种方法认识到健康比一个好的卫生保健体系的含义更广。

2 传统生物医学途径的局限性

一直在帮助患者治病、康复中起主要作用的医疗保健，也就是生物医学模式现在正处在危机之中。一方面世界各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医疗保健的支出也在不断高涨，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公共健康的费用急剧增长，不仅体现在具体的数字上，也表现在它在国民生产总值（GNP）中所占的份额上（如表1 ）。如果照这样持续增长下去，健康可能会成为一种大多数人消费不起的物品，到21世纪末期，很多工业化国家的GNP将全部被医疗保健所消耗，这就是所谓的“成本爆炸”问题，它决定单纯生物医学模式的不可持续。

资料来源：OECD（1990）WHO（2005）。

寿命的增加速度减缓伴随着健康保健支出的持续增长，我们不能得出医疗服务的边际生产力是下降的结论。这种反比关系也可能是个人对增强健康的努力减少或者其他因素，特别是环境因素。

流行病的统计资料和科学研究已证实，人类的健康水平与其周围的生活环境，诸如空气、水、食品等的污染与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新的传染病已表现出了空前的增长率，而且这种增长的趋势还会持续下去。各种新老传染性疾病目前的传播和增长倾向，反映了在人类生态学中人口统计学、商业、环境、行为、技术和其它方面的快速变化。因此，如今应当从整个生态体系范围内来研究传染性疾病。而这些因素对人类健康造成的影响，传统生物医学模式是无能为力的。

另外，虽然生物医学途径在诊断和处理大部分疾病时是有效的，但是它是一种以病人为中心的途径，其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主要集中在分析何种疾病和如何处理上，并且在人类史上大部分治疗过程中都采用这种途径。其次，它更重视疾病的起因而不是健康的决定性因素，关注的是患者而不是一个人口群体。

资料来源：J.A. VanLeeuwen, etc. Evolving Models of Human Health Toward an Ecosystem Context. Ecosystem Health, Vol. 5 No.3 September 1999

而且，传统生物医学途径主要关注病理学、生物化学和疾病生理学等物理过程，它在病因产生和治疗过程以及疾病预防过程中并没有把人的精神、社会和生态系统的作用考虑进去。所以这个途径对促进人口健康和帮助预防新的疾病可能不是有效的。人口健康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生物医学问题,它还应该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

3 人口健康的生态系统途径

我们的健康状况密切反应了我们周围各种环境的健康状况，这是生态系统途径提出的基础。生态系统途径认识到人类与他们所处的生物物理、社会和经济环境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些联系最终反应人口健康状况。生态系统可广泛地分为生物物理方面（BP环境）和社会经济方面（SE环境）（如图2），生态系统中BP环境要素形成了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生态支持系统。而SE环境则是整个人类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

生态系统同时也是多层次的，因此又分为不同的内部BP和SE环境和外部BP和SE环境。位于任何生态系统边界之外的是近邻生态系统的BP和SE环境，能够影响独特生态系统内部的BP和SE环境。例如水和空气污染在生态系统中自由流动会在邻近的生态系统中产生问题。同样，在邻近的和相隔很远的生态系统中有大量的社会和经济活动。外部BP和SE环境对生态系统的BP和SE环境可能有巨大的影响，因此它应该作为影响生态系统中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健康的主要影响因素的代表。一个生态系统的内部BP和SE环境与外部BP和SE环境之间也存在相互作用和反馈。

此外，一生态系统的内部BP和SE环境是对于其它生态系统影响的外部BP和SE环境。当然，由于一生态系统的BP和SE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外部BP环境不仅将直接影响一个生态系统的内部BP环境，而且作为适应变化着的内部BP环境的生态系统的成员也间接影响这个生态系统的内部SE环境。同样也适应于外部SE环境。

生态系统的途径给人类健康的社会和生态决定因素带来一个系统的视角，它把人类健康放在生态系统的背景之下，并发展了对生态系统健康与人类健康关系的整体理解。因此，为了改善人类健康，生态健康对于健康的决定因素通过生态系统和社会赋予的权利的更好的管理而实现。

因此，为了增进人口健康，我们需要跨越生态系统的生物物理特性，同时考虑到全体人口，包括病人、健康人口和亚健康人口，包括人类和他们的生物物理、社会和经济环境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些已经反映在了个人的健康当中。

4 生物医学模式与生态系统途径的比较

生物医学模式与生态系统途径对于人口健康的促进来说是两种不同的方法，存在着许多差异。首先，两者关注的重点不同，因而研究视角也不同。生态系统途径对于环境管理、经济因素以及社区愿望给予同等的重视，而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关注后面两者，忽视了环境因素。

两者的理论基础也不同，因而其指导思想、基本主张、方法基础和实施结果也会不同（如表2）。

资料来源：Stachtchenko & Jenicek 1990; Rose 1985; Labonte 1981; 1991

生态健康的主要挑战是从公共健康到生态健康途径，即：1）分析特定生态系统中多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2）利用跨学科，大众参与以及社会平等的方法战略；3）从单一的医疗服务到生态系统管理的视角，意味着部门间的规划和政策。

生态系统途径是为了人类的健康和福祉，以人类为中心围绕寻求最佳平衡管理着生态系统，而不仅仅是环境保护。因此，它的目标不是把环境保护得像人类居住环境出现之前的样子。人类的存在创造了一种新的动力，据此需要考虑到人们的社会和经济愿望，尤其是自从人们有能力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控制、发展和使用或者滥用环境。

生态系统途径的实施离不开多学科之间跨学科合作的重要性，如社会科学、卫生经济学、环境、生态和生命科学等。例如，在对生物多样性长远未来的双重威胁（包括来自人类的威胁）这个问题上，就需要结合生态学专家、生物学专家、流行病学专家、病毒学专家以及健康专家的研究专长，以人类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途径来解决这些问题。另外，生态系统途径的实施也离不开大众的参与，以及社会公平和性别平等。

参考文献：

1 ［美］F.D.沃林斯基.健康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2 郑晓瑛.人口健康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2；6

3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人口研究，2007；1

4 Jean Lebel. Health: an ecosystem approach,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Ottawa, Canada, 2003

5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the concise report,2001

6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ealth and environment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ive years after the earth summit, Geneva, 1997

7 Anthony J. McMichael. Population health as a primary criterion of sustainability, EcoHealth, 3,182-186, 2006

环境与健康关系论文篇9

关键词： 心理健康标准 争论 整合

“心理健康――新认识，新希望”是世界卫生组织（WHO）2001年度卫生报告的主题，报告指出：“心理健康――被忽视得太久了，它是个体、社会和国家健康的关键因素，必须被赋予新的认识。”我国正处在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的时期。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使人们面临许多心理压力与危机，心理健康的问题已然成为关系到国家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要问题，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心理健康标准是心理健康研究领域中和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中十分重要的基本问题，因为心理健康表的制定，心理健康的诊断，心理健康教育目标和内容体系的构建，以及心理健康的维护等，无一不建立在心理健康标准的基础之上。让我们打开眼界，看一看前人对这个既令人困惑又令人迷醉的问题提出的那些富有创造性的见地。

一、心理健康概念

论及心理健康标准，必须首先从心理健康概念上进行把握，这样才能获得科学性认识。对于什么是“心理健康”，至今尚无一个公认的定义。第三届国际卫生大会（1946年）认为：“所谓心理健康，是指在身体、智能及情感上与人的心理健康不相矛盾的范围内，将个人心境发展成最佳状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心理健康是指个体在本身及环境许可的范围内所达到的最佳功能状态，但不是指十全十美的绝对状态。”日本学者松田岩男认为：“所谓心理健康，是指人对内部环境具有安定感，对外部环境能以社会认可的形式适应这样一种心理状态。”还有诸如波孟、板格森等学者也给出了不同表述的定义。

二、心理健康标准

心理健康标准是心理健康概念的具体化。由于心理健康这个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学者们对它理解的角度不同，所以关于心理健康标准的论断观点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一）纵向分析

从纵向上来看，学者们大体上有三种界定心理健康标准的原则。

1.“非病态原则”标准

以Freud最有代表性，他以病态人为研究对象，认为心理变态的原因是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的冲突造成的。从起病态观点出发，引申出心理健康发展水平的病理学标准，即心理健康就是没有心理病态。按照这个标准，绝大多数人都是心理健康的人，它是非常宽松的标准。

2.“众数原则”标准

“众数原则”：假定社会成员中绝大多数人的心理行为是正常的，偏离这一正常范围的心理和行为可视为异常，这一原则集中体现于常态分配标准。如今用以鉴别心理健康的量表的编制是遵循常态分配原则的，所以说众数原则是当今被广泛应用的确立心理健康标准的依据。

3.“精英原则”标准

以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为主要代表的研究者对“众数原则”提出了异议。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人生来就有天性，且天性本善，也就是说人类本性中固有完善、善良、自我实现等积极的方面。如果环境适宜，人就能顺其天性发展出良好的人格或心理品质;反之，便会使个体产生不健全的心理品质。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环境本身就是异常的、压抑人性的，那么在此条件下的多数人都将不能顺其本性发展，结果出现多数人心理不健全的情况。这样，众数所代表的人格就不是健全的人格，以众数作为衡量心理健康的标准便是荒唐的。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心理健康标准研究思路，马斯洛本人称之为“尖端样本统计学”原则。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的人是其内在本性发展得最为充分的人，拥有这种心理的人才健康。由于能自我实现的人仅是少数且位于正态分布的极端，所以将其称之为“尖端样本统计学”原则。其他人本主义者的思想也基本一致，都强调人的内在潜能的充分发挥。

（二）横向分析

1.西方学者的心理健康标准

关于心理健康的标准，西方学者从不同方面作了许多评述，代表性的有：

（1）心理健康是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

早在1929年，美国举行的第三次儿童健康及保护会议就指出：“心理健康是指个人在其适应过程中，能发挥其最高的智能而获得满足，感觉愉快的心理状态，同时在其社会中，能谨慎其行为，并有敢于面对现实人生的能力。”［1］

（2）心理健康能充分发挥自身的潜能

心理学家英格里士（H.B.English）指出，心理健康是指一种持续的心理状态，当事人在那种情况下，能作出良好的适应，具有生命的活力，而且能充分发挥其潜能。这是一种积极的、丰富的情况，不仅仅是没有心理疾病。

（3）心理健康是对社会环境的适应

精神医学专家曼宁吉认为，心理健康是指人们对于环境及相互间具有最高效率及快乐的适应情况，不只是要效率，也不只是能有满足之感，或是能愉快地接受生活的规范，而是需要三者结合兼备。心理健康的人应能保持平静的情绪、敏锐的智能、适应社会环境的行为和愉快的气质。

2.我国现代学者的心理健康观

结合西方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心理健康观，我国有些学者认为心理健康并不是固定的状态，而应看成是富有伸缩性的，它不是使所有的人变成一个样子，而是使各人依据自己的情况获得充分的发展，走上健康之路。

学者们提出了划分心理健康标准的七种依据：①以统计学上的常态分布作为标准;②以合乎社会规范为标准;③以社会生活适应状况为标准;④以医学上的症状存在与否为标准;⑤以个人主观经验为标准;⑥以心理成熟与发展水平为标准;⑦以心理机能的充分发挥为标准。以不同的依据标准［2］［4］，现代学者提出了众多的心理健康标准，具有代表性的有：

1991年，张春兴提出：了解自己并肯定自己;掌握自己的思想行动;自我价值感与自尊心;能与人建立亲密关系;独立谋生意愿和能力;理想追求不脱离现实。

2001年，刘华山提出：对现实的正确认知;自知自尊和自我接纳;自我调控能力;与他人建立人际关系的能力;人格结构的稳定和协调;生活热情与工作效率。

2002年，姚本先提出：智力正常;情绪适中;意志坚定;人格统一完整;自我意识正确;人格关系和谐;社会适应良好;心理特点符合年龄特征。［3］

综观中外学者有关心理健康标准的论述，虽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有大多数学者都赞同的提法，如基本上都承认心理健康是一种心理状态;大都认为心理健康是一种内外协调统一的良好状态;都把适应（尤其是社会适应）良好看作是心理健康的重要表现或重要特征;都强调心理健康是具有一种积极向上发展的心理状态。

3.对心理健康标准界定的争论

（1）是否与社会协调之争

社会性心理健康标准倾向于从社会层面来确定标准，认为是否与社会协调是判断心理健康与否的重要指标。社会规范标准、生活适应标准等都属于社会性标准。社会规范标准以行为是否符合社会规范作为衡量标准，行为符合公认的社会规范为健康、正常，规范视为异常;生活适应标准以生活适应状况为指标，善于适应生活者为正常，生活适应困难者为异常。个体性心理健康标准倾向于从个体层面来确定标准，个体的无病症程度、机能发挥程度、成熟程度等被认为是心理健康的评估指标。医学症状标准、心理成熟与发展水平标准等均属于个体性标准。

（2）社会适应是否心理健康标准之争

社会适应标准之争是社会性标准与个体性标准之争的延伸，二者具有相关性，但并不是完全等同的。有的学者承认心理健康标准的社会性，但并不承认社会适应标准。在社会适应是否心理健康标准问题上，一些心理学家把社会适应看成是心理健康的本质，认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心理健康就是判断一个人是否适应社会。更多的人把社会适应看成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并不是全部。就各学者提出的心理健康标准来看，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社会适应应该纳入心理健康标准。但是，有的人把社会适应理解为人对社会环境的完全顺从，或把社会适应看成是一种从众行为。由于一个完全顺从社会环境和从众的人不会是一个心理健康的人，于是社会适应也就不能成为心理健康的标准。

三、心理健康标准的整合――系统心理健康标准的建立

（一）建立心理健康标准的纵向层次性系统

分析心理学的学家曾把精神分析的层次分为三层：“安其不安，医心和心理治疗；安其所安，安心和心理教育；安之若命，明心和心性成长。”无独有偶，约2500年前孔子也把人格分为三个层次：大人（即圣人）、君子、小人，并对三者的标准作了具体描述，如：“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等。由此我们可以受到启发，将“非病态原则”、“众数原则”、“精英原则”整合起来，建立心理健康标准的纵向层次性系统，将心理健康标准分为非健康水平、一般健康水平和高于一般健康水平三个层级。

确立了心理健康的层次性后，单纯的精英原则和众数原则都是有局限的，因为众数原则仅承认一般心理健康水平，单纯的精英原则仅承认极端的健康水平。把心理健康标准看成是一个动态的层次系统，意味着把众数原则和精英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众数原则形成的标准是较低层次的标准，精英原则形成的标准则是较高层次的标准。

显然，这样的层次性系统让我们对心理健康标准的认识更加清晰全面，富有条理性。

（二）建立心理健康标准的横向全面性系统

马克思历史唯物观告诉我们，个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与社会不是对立的，二者具有不可分离性，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互动的、双向的，个人积极地奉献社会，社会给个人以积极的反馈，在这种良性的互动中社会得到发展，个人的心理得到成长，人生价值得以实现。社会的发展就是要为更多的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实现这种互动，实现人的全面充分的发展。因此，我们应建立心理健康标准的横向全面性系统，将个体内部的协调与外部的适应相结合，视心理健康为一种内外协调的良好状态。建立心理健康标准的横向全面性系统，首先就是要建立个体内部与外部社会两个心理健康标准系统。因此，衡量一个人心理健康状况应兼顾内外两个方面，即个体内部系统与外部社会系统是不可或缺的，心理健康标准应该包括个体性与社会性两个大的系统。这两个大的方面内部还可以细分为多个维度。从内部状况来说，还包括心理机能健全、人格结构完整、能积极地满足自我的基本需要等维度;从外部关系来说，还包括行为符合规范、能与他人和社会保持一种亲和状态等维度。这样心理健康标准就形成了由内部各标准和外部各标准共同构成的全面性系统。如果建立了这样的心理健康标准系统，个体性与社会性的争论就可以化解了。

斯登伯格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三元智力理论。该理论认为智力应由三部分组成：成分智力、经验智力和背景智力。其中背景智力大概涉及主体在我们的进化史中选择压力的行为。它有三种形式：一是适应，指人们通过发展有用的技能和行为使自己适应环境的能力；二是选择，指人们在环境中找到自己适当位置的能力；三是塑造，如果个人不能或不能很好地适应他的环境，或不能选择一个新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智力活动可能对环境本身进行塑造。［5］可见，个人对环境的适应并不只是被动地遵从这么一种，也不应是只此一种，否则社会如何进步呢？在历史的进程中总会出现思想见地超出当时社会主流的“英雄”，他们引领时代的潮流，带领人类向更加合理、更加丰富、更加符合人的天然本性的社会迈进。如上世纪解放全中国，把这个灾多难的民族带出历史的最低谷的共产党人，我们能说他们的心理是不健康的吗？因此，社会适应也应该分为被动和能动的适应两种，而后者应被看作更高层次的适应，以此纳入心理健康标准的整合系统当中。这样，社会适应是否心理健康标准之争也就化解了。

最后，我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人的心理如此复杂，很难列出一定的标准，把人一刀切式地标定为健康或不健康。如马斯洛所描述的自我实现的人中既有建功立业、功成名就的伟人，如林肯、爱因斯坦，也有普普通通、名不见经传的“一般人”。他曾经谈到一个连基本的正规教育都没有接受过的妇女，她没有让人羡慕的外貌、工作、社会背景，但她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母亲、厨师、妻子，只要她在，她的家庭就会充满轻松温馨的氛围。难道这不是一种平实而精彩的生活智慧？若在心理健康的整合系统下给她评分的话，那她一定在某些方面分数不高，甚至很低，但我们能说她的心理不健康吗？因此，我们应该有更加灵活地对心理健康进行评定的方法。

四、结论

大浪淘沙始见金，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心理健康标准的认识似乎逐渐清晰明朗起来：心理健康标准是一个横向和纵向上都向外延伸展的整合系统，这使我们想到它与对智力的评定系统十分类似，我们不应困于心理健康标准这一概念无法自拔，而应该向对智力的评定那样引入心理健康指数对其进行综合评定，在以心理健康指数对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大体评价的基础之上，还可以画出心理健康结构图对其进行更加细致具体的分析。以此对心理健康标准进行补充，这无疑会使我们对心理健康的评价体系更加全面、灵活和科学。

参考文献：

［1］吴增强等.学校心理辅导通论――原理・方法・实务［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10-19.

［2］叶一舵.心理健康标准及其研究的再认识［J］.东南学术，2001，（6）：112-117.

［3］杨志稳.关于心理健康标准的再认识.云南电大学报，2005.3.

环境与健康关系论文篇10

关键词：  亚健康状态;脾胃病;辨证论治

亚健康状态是近年来国际医学界提出的新概念。目前医学界对此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中医学已开展了亚健康状态的相关研究，但较多文献只是笼统地把亚健康状态分为几种中医证型进行辨治，却很少将其作为某一系统的病前状态去具体地细化研究。这样研究就不可能深入，也就不能取得较为满意的成果。针对中医亚健康研究的困惑，笔者从剖析亚健康状态相关概念入手，并以消化系统(中医脾胃)亚健康状态为例，探讨中医亚健康状态的辨治思路。

1对亚健康状态的思考

11对亚健康状态概念的理解20 世纪70 年代末，医学界依据疾病谱的改变，将过去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发展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20 世纪80 年代中期，西方学者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观点基础上提出了健康和疾病之间存在着“第三状态”，即亚健康状态的观点。前苏联学者N·布赫曼教授最先将其称为第三状态，我国学者王育学[1]首先提出“亚健康”这一名词。亚健康状态就是不健康但又没有疾病的状态，是介于健康与疾病状态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是一个动态过程，又是一个独立的阶段。这一观点已被众多学者所认可。

因亚健康状态是介于健康与疾病状态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故若要确切理解此概念，则应先界定健康和疾病的概念。1979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曾经把健康定义如下：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病痛，而且是一种躯体上、精神上以及社会上的完全良好状态。“完全良好”这种提法，是把健康概念绝对化了。这种“完全良好状态”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只能成为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和理想。实际上，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绝对”的健康标准。此外，所谓“社会上的完全良好状态”的含义也不够具体，缺乏明确的衡量标准。因此“健康”的定义只是一个相对概念。之后有人把WHO对健康所下的定义修改、补充如下：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病痛，而且是一种躯体上、精神上以及社会上的良好状态;这种良好状态有赖于机体内部结构与功能的协调，有赖于多种调节环境稳定的维持。一个健康的人必须具有在他本人所处的环境中进行有效的活动和工作的能力，并且能够与环境保持协调关系[2]。由此可知，并没有普遍适用的健康标准;在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体，或者个体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健康的程度或水平，可以各不相同。

关于疾病的概念，根据目前的认识可将其概括如下：疾病是机体在内外环境中一定致病因素的作用下，因稳态(homeostasis)破坏而发生的内环境紊乱和生命活动的障碍。在多数疾病中，机体对致病因素所引起的损害发生一系列防御性的抗损害反应。内环境的紊乱、损害和抗损害反应，表现为疾病过程中各种复杂的机能、代谢和形态结构的病理性变化，这些变化又可使机体各器官系统之间以及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发生障碍，从而可以引起各种症状、体征和社会行为的异常，特别是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劳动能力的减弱甚至丧失。应当指出，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有症状、体征和社会行为的异常。例如，早期的动脉粥样硬化、早期结核病，甚至早期癌症，都可能没有相应的症状和体征。这些早期疾病，只有在仔细地检查时才被发现。随着科学的发展，疾病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充实。

由上可知，健康和疾病的概念是在不断发展着的，尤其是疾病的内涵，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新检测手段的不断出现还在进一步扩展中。因此，健康和疾病的概念具有相对性，由此则亚健康状态的内涵和外延也具有相对性。亚健康状态的内涵丰富，外延广泛。可以说，健康概念的范围有多大，亚健康状态的涵盖范围就有多大;疾病和病症谱涉及领域有多宽，亚健康状态谱的涉及范围就有多宽。因此，对亚健康的界定必须以发展的眼光来审视。

12对目前有关亚健康状态几种观点的思考

目前对亚健康状态的理解可归纳为以下几种观点：(1)低质状态论：有学者[3-4]认为，所谓亚健康状态是指人的身心处于疾病与健康之间的一种低质状态，机体虽无明确的疾病，但在躯体上、心理上出现种种不适应的感觉和症状，从而呈现活力和对外界适应力降低的一种病理生理状态。这种观点揭示了亚健康的本质，体现了亚健康的共性，但个性化的阐释不够，范围笼统而不深入，临床研究不易操作。(2)个别系统功能紊乱论：有学者[5]认为亚健康状态是由于心理、社会、生物诸因素导致机体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整体协调失衡和功能紊乱而致。这种观点已触及到相关的系统，范围较为具体但不全面。(3)综合征论：此种观点[6-7]是把国际上相对正式命名的综合征等同于亚健康状态。如更年期综合征、慢性疲劳综合征、不定陈述综合征等。此种观点临床易于把握，但内涵不足，有以偏概全之嫌。(4)中医“未病学”论：此观点[8-9]把中医“治未病”思想和现代医学的“亚健康状态”联系起来。中医学中的“未病”不能等同于现代医学的“亚健康”, 但二者在内容上存在着层次上的涵盖。“亚健康”是“未病”四态(健康未病态、潜病未病态、欲病未病态、传变未病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此观点对中医治则的确立有较强的临床指导意义，但在具体辨证方面又显简单化和概念化，研究不够深入。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各有优点，但亦均有不足。亚健康状态、健康和疾病统属同一内涵，研究亚健康状态就如研究疾病一样，应具体化，避免抽象化、概念化，要体现亚健康状态的动态化特点，避免对其进行机械地静止地研究;应意识到人体不同系统的不同疾病具有其各自的病前状态或潜状态，也就是各有其不同的亚健康状态表现。只有这样，研究才能有的放矢。而目前的研究现状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同样，中医学对亚健康状态的研究，很多文献亦只是笼统地把亚健康状态分为几种中医证型进行辨治，即使是做一些量表的研究(很有必要)，也只是把亚健康作为一个系统去研究，却很少把它作为某一系统的病前状态去具体地研究细化。这样研究就不可能深入，也就不能取得较为满意的成果。这也是目前中医界在研究亚健康方面遇到的一些困惑。多数文献及相关亚健康的学术会议停留在探讨“亚健康状态”的概念上，真正解决有关亚健康状态的实质性问题的学术文章却乏善可陈。事实上，在临床工作当中，有较多的功能性疾病(轻微)均可包含在亚健康范围之内。各个系统的病前状态(亚健康状态)按中医辨证分型，则各有其独特的临床表现。故结合人体各系统来研究亚健康状态的中医证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对提高临床疗效更具有实际意义。以下试以消化系统(中医脾胃)亚健康状态为例来阐述此观点。